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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戴维·S·兰德斯，《国富国穷》 作者兰德斯是国际知名的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从教于哈佛大学。他以历史学者的眼光，本着理性的态度，避开单纯的经济分析和经济理论框架，把地理、科技、哲学、宗教、国际政治、传统文化等因素糅和在一起，通过几百年来的大量实例，对世界各国的贫富兴衰作了多层次的论述，探讨“富国”与“穷国”形成和发展的原因。 医疗卫生的进步说明了一个更为普遍的现象：将科学和知识应用于技术，会取得回报。它使我们有理由对当前和未来一些问题的解决抱有希望，并鼓励我们追求幻想中的生命的永恒，甚或永远年轻。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不平等和多样性的世界里。这个世界上的国家粗略地分为三种类型：有些国家的国民不惜花费巨资来减肥；有些国家的国民仅能维持生计；有些国家的居民则食不果腹，吃了上顿没有下顿。 人类现在面临的巨大挑战与威胁是因贫富不均而导致的财富和健康方面的差距。它们常被称为“北方”和“南方”，这种划分主要是地理上的。 财富的吸引力是不可抗拒的，而贫穷则是有引爆危险的潜在污染源。既然不能与世隔绝，那么，从长远看，我们的和平与繁荣则依赖于他国的富足。 理解这一问题的最佳途径是探讨现状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为什么富国如此富有？为什么穷国如此贫弱？为什么欧洲（西方）在世界的变化中一路领先。 像生活一样，大自然是不平等的，有自己的偏好；进一步说，大自然的不平等是难以消除的。从产值和人均收入来看，富国位于温带，特别是北半球的温带；穷国则位于热带和亚热带。 我个人以为，地理学虽然不该声誉受损，却也丧失了声誉，这是由其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它告诉我们一个令人不愉快的真理，即：像生活一样，大自然是不平等的，有自己的偏好；进一步说，大自然的不平等是难以消除的。像我们这样的文明有着追求优胜的动力，并不希望自己的愿望被挫败，不赞成令人气馁的言辞。 世界从来不是公平的竞技场，无论做什么都要付出代价。 从理性上说，人类对困难有厌弃的倾向。只有贪婪——寻找和开发金矿和石油——和科学探究的任务能使人类克服这一倾向，并证明有必要付出代价。 在温暖的气候条件下，由害虫引起的疾病非常猖獗。且不管诗人如何评判冬季，冬天是人类的好朋友：寂静的白色杀手，害虫和寄生虫的天敌，毒虫的清洁剂。 要了解世界经济的历史就必须研究中国。中国最为早熟，在相当长时期里，中国是世界上发展最成功的国家。中国的耕地面积约占世界的7%，养活的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的21%。中国有一句老话非常简明扼要：“地少人多。” 眼睛的问题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在40岁左右时，眼睛的晶体发生硬化，出现类似远视的状况（即老花眼）。 侧重于投射能力的做法与铸钟的经验相结合（铸钟金属可转化为武器所需要的金属，两种铸造技术也是相通的），使得欧洲成为世界上火炮与军械制造技术最先进的地区。 1.缺少自由市场和产权制度。中国政府时常干涉私营企业——接管获利颇丰的行业，禁止另一些行业，操纵价格，索取贿赂，没收私人财富。拙劣的政府扼杀创造力，提高了交易成本，将才智从商业和工业中引开。 2.社会价值观。一位著名的社会历史学家（历史社会学家）认为，性别关系是一个重大障碍：例如，妇女基本上困于家庭事务，使得以工厂形式发展获利的机械纺织业不可能出现。 缺乏自由，习惯势力，以及被视为哲理的舆论。 正是国家控制扼杀了中国的技术进步。这不仅表现在凡是违背或似乎违背国家当局利益的事物均被扼杀于萌芽状态之中，而且也表现在一切以国家利益为重的观念所牢牢树立的习俗。墨守成规，因循守旧，对任何创新都表示怀疑，任何非奉命提出和预先经过批准的倡议都不会被接受，这种抱残守缺的氛围不利于自由探索的精神。 简言之，没有人尝试。何苦去尝试呢？ 犹太教和基督教都认为自然从属于人类。这与广泛传播的泛灵论信仰及其实践有明显的不同。 犹太教和基督教对时间的思维是线式的。另一些社会却认为时间是环形的，可以回到早期状态，然后重新开始。线式时间只有进步或倒退，走向更好或从早期欢乐的状态衰落。对中世纪欧洲人而言，进步的观点占上风。 归根结底，我强调市场的价值。 华盛顿的国立美术馆决定举行其500周年画展时，平光纸印刷的厚厚的目录中竟然没有哥伦布。（5）画展包含着其他的世界，公元1492年前后发生的其他事件。最重要的事件却被刻意忽略了。历史被删改了。 战争自有办法使自己的理由合法化并庆祝其征服成果。这些新十字军也如此：诗人们赋诗赞颂他们的事迹，他们的暴力掠夺被升华为骑士风范。 战争需要金钱。这些“贵族”的探求模式是传统的、封建的“商业”企业。 种植甘蔗需要大量的集体劳动力，而这是自由民所不愿从事的，所以种植者希望能使用奴隶劳动。这正是十字军占领地中海的塞浦路斯等岛屿时所发现的：阿拉伯的制糖业使用奴隶劳动，而奴隶大多来自东非。 如果欧洲人要在甘蔗田使用黑奴劳动，他们需要在远方实现这一目的。 把行动建立在“做而后知”的基础之上，葡萄牙的这种战略收效良好。每一次航行都建立在前次航行的基础上；每次，他们都会向前推进一步；每次，他们都记下纬度，修改地图并留下他们的标记物。 首次获益（一点点胡椒）和随后更大收益的承诺，对西方冒险家而言，是强有力的刺激；而对中国人而言，金钱的计算等于零。这种考虑，与当前美国对超级对撞机和太空站等项目的态度非常相似。 向后看，我们认为自己知道发生的一切；向前看，我们就不得不考虑各种不同的可能出现的结局。这些问题关注因果关系，帮助我们区分主次、直接和间接影响，提出被忽略的可能性。 对制图者而言，地图变得短命，由于新的信息迭出，不得不一再重新绘制。地图上海怪和其他装饰性的图像不见了，新大陆的轮廓变得越来越清晰。 平静而宜人的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小岛屿最终成为西班牙、葡萄牙人的殖民地，玛雅文明和印加文明无法传承下去，而逐步成为甘蔗种植园和殖民大农场。苦难的岛屿也是黑人奴隶的劳作地，它们衰落了、贫穷了。 如果说商品上的互通有无很重要，那么思想上的互通有无要更加重要得多。 我们所说的荷兰，在当年是荷兰人所称的尼德兰联省（共和国）。它是一个邦联，其北半部的一批城市、伯国和公国曾经是北欧最有生气和早熟的城市文明的地区，后来却成为封建诸侯讨价还价和联姻买卖中的抵押品和奖品。 在这场斗争中，殿后的是阿姆斯特丹。它一直谨慎小心，对占领者采取合作态度。直到起义者已经打赢了，它才站到争取独立者的一边。靠了它的谨慎，也许正是由于它的谨慎，它径直成为独立的邦联的首都和商业中心。它在道义上不足，却靠常识得到了弥补。有时，没有原则倒得了便宜。 英国人就像波涛汹涌的潮水一样，他们是那样地锲而不舍、充满活力，并且不可抗拒。他们会使尽浑身解数去得到想要的东西，甚至不惜动用武力。荷兰人聪明能干，好静并颇有耐性。如果可能的话，他们总是通过劝说的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尽量不动用武力。爪哇很可能会有天被英国人征服。 ——爪哇王子约1780年 罗马人有这样一句话，Pecunia non olet——钱无气味。人们也许不喜欢钱的样子或是制造钱的人，但他们喜欢钱，并且想办法去得到它。从另一种意义上讲，钱又是有气味的，而且很强烈，会把远近的人们都吸引到它身边。 与荷兰人一样，英国人在16世纪末来到了印度洋。他们就像入侵者和劫掠者，与其说他们是在做贸易，还不如说是在抢劫。只是后来他们才谨慎小心地转而经商了。 解决的办法当然是找出中国人所想要的东西。最后找到的就是鸦片，它生长于孟加拉，它让人上瘾，能打开市场。在这方面，英国人比荷兰人占有优势。原则上说，两国商人对这种商品都有竞争的权利，但是英国人利用他们在孟加拉地区日益增长的政治势力，把荷兰人挤了出去——这对荷兰人来说真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莫卧儿人是逊尼派穆斯林，不同于西邻波斯的什叶派穆斯林。他们对印度国内占多数的印度教徒一般采取宽容态度，甚至加以依靠。但是他们使印度北部具有穆斯林气质，而与南方形成差别。 从印度这张大餐桌上纷纷掉下一些面包屑，养肥一批经纪人、律师、掮客、珠宝商、证券中间人、走私者、骗子和投机商。 东印度公司把它的收获视为永久性的——“人的明智能使之保持多久就会有多久”（1766）。因此，它要“保护和珍爱居民……他们的利益和福祉如今已是我们关注的首要事情”——这也是为了公司自身的利益。印度被比作一座庄园，庄园的佃户和地主的利益是一致的。 对某些国家来说，比如西班牙，地理大发现招致财富、腐化和矫饰——这依然是旧方式的延续，但规模更为宏大。对英国、荷兰等另几个国家而言，却意味着用新方式处理新事物，抓住技术进步潮流的机会。对其余人比如美洲印第安人和澳洲塔斯马尼亚人来说，它是大灾变，是外部强加的悲惨命运。 不论他们留下来还是离去。这是市场社会的人口流动之法则：人们外出追求境遇的改善，这样会给留下的人增加讨价还价的能力；而在他们的新家，他们创造或攫取财富（食物、木材、矿物或制成品），并将它们运回或带回祖国。 意外之财对人有害无利。它表明，短期暴富将导致立即发生畸变，以后更会悔恨不已。 历史憎恶跳跃，大的变化和经济革命都不是突然来临的，它们必定是经过了周全的和长期的准备。可是，连续性并不排除变化，甚至是剧烈的变化。 由此可见，强调的重点在于深，而不在于快。工业大革命的非凡技术进步不是成就于一夜之间，这不会令任何人感到奇怪。没有什么发明是一跳出来就很成熟。相反，需要经过大大小小的许多改进，才能使一个想法转化成为一项技术。 创新之所以有感染力，是因为某一种技术所依据的原理，也可以表现为别的许多形式，找到多种用途。钻孔技术既然用于火炮，也就可以用于蒸汽机的汽缸。既然可以用滚筒给纺织品印花（代替慢得多的平板印花），那就可以用同样的办法给墙纸印花，还可以印刷文字，比一上一下的平台印刷机快得多，因而可以成千成万份（册）。 观察与精确表述的结合反过来又使复制和验证成为可能。任何其他事物也未曾如此有效地破坏过权威性。什么人说过些什么话并不重要；关键是说了些什么；重要的不是感觉，而是实际。我能看见你说你看见过的东西吗？ 但是到了16世纪末叶，从伽利略开始，实验才变为一个系统。这不仅需要进行重复的和可重复的观察，而且需要深思熟虑的简化作为观察复杂事物的窗口。想要发现坠落物体的时间、速度和覆盖距离之间的关系吗？那就把这些物体从一个倾斜的平面上慢慢地滚动下来吧。 一个地方所发生的事情很快就会被别的地方知道，部分是由于使用了做学问的共同语言——拉丁文；部分是由于超前发展的信使和邮递服务，而最重要的是因为人们总是四面八方地迁徙。在17世纪，这些联系被制度化了，首先是通过诸如马林·梅森（1588—1648）那种自命为人际交换机、在科学家之间不断传播信息的个人，尔后则是通过学术团体的形式，这些团体设有通信秘书，频繁举行会议，定期出版刊物。最早的学术团体出现在意大利，即1603年罗马的猞猁科学院和1653年佛罗伦萨短暂的奇门托科学院。 甚至到了17世纪末期，依然有罗伯特·胡克这样古怪的人物。他是皇家学会的积极会员，他的座右铭或许就是“那是我首先想到的”。 一般说，声誉是对科学家的激励，而且即使在那个早期的年代，科学也曾经是一种领先的比赛。 所有这一切都花费了时间。这就是为什么，从长远看，工业革命的到来还必须等待。它不可能发生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更不可能发生在古希腊。技术的基础还有待于奠定，发展进步的各个溪流还必须汇聚到一起。 从短期看，答案在于各种因素的结合，在于供求关系，在于价格和灵活性。只有技术是不够的。所需要的是起强大杠杆作用的技术性变革，它通过市场发现共鸣并且改变资源的配置。 技术革新过程总有这种情形：教新手学新招比起教老手练新把式要容易得多。 工人们喜欢摆脱纪律的约束，喜欢享有随心所欲地停机离开的特权。工作的节奏反映出这种自主性。典型的是织布工人，他们长时间歇着玩着，混上大半个礼拜，然后快到周末时，为了在礼拜六交货领取工资才最后努力工作。礼拜五，他们可以干通宵。礼拜六晚上是喝两杯的时间，而礼拜天则大喝各种啤酒。礼拜一（即所谓“神圣的礼拜一”，是很少工作的日子）同样是神圣不可侵犯，而礼拜二需要从如此多的神圣中恢复过来。 为了科学的用途，人们很需要一种好的时钟，但是造出一台时钟却曾花了约400年。科学家毕竟是具有独创性的人，终于找到了办法来提高自己那些还不具备钟摆的、还不具备游丝的精确的计时器。一种方法是使用装有非常巨大轮盘的时钟，轮盘上有几百根甚至上千根的轮齿。 早期的钟采用的是控制器（摆动杆或环），其频率随着施加的力而变化。经过改进（一切发明都需要改进），一台好的摆式钟能够保持在每天只差几秒。 在农业中，日益增高的效益的优势是很明显的。首先，粮食生产中生产率的提高可以把劳力解脱出来用于其他活动，如工业制造业和各种服务业等等。其次，这支新生的劳动大军需要越来越多的食物。如果这些食物不能从国内获得，那就只好将部分收入和财富拨付于食品的进口。 在这一点上，英格兰却从别的国家自己造成的伤痛中受益匪浅。在16世纪，来自荷兰南部的织布工到英格兰寻求避难，带来了织造“新摺饰”的秘密，而荷兰农民则给英格兰引进了排水和进一步精耕细作的技术。在17世纪，犹太人和隐瞒身份的犹太人，其中不少人是在西班牙等地受迫害的第三和第四期马兰诺，把公私理财的经验带到了英格兰；而胡格诺派教徒，包括商人和手工艺人这些做生意和理财的老手，把他们的宗教和家族关系一同带了过来。 马车客运业对这种时间敏感性作出了反应：时间表精细到以分钟安排，大做广告；到站和转乘车次的时间精密计算；车夫是否遵守时间表受到密封的钟表的核查；重视速度胜过舒适；累死了许许多多的马匹。在这一点上，请注意同法国的明显差别：在法国，政府限制了马车速度，而且为了保护道路，要求使用行驶起来沉重而又缓慢的宽缘车轮。乘客们显然不在乎。他们喜欢省钱甚于节省时间，而且十分正确地发现速度同舒适是矛盾的。 为什么他们不动呢？有些解释的根据是能量守恒的固有定律。劳力的供应有伸缩性，所以雇用额外工人比起探求技术革新更容易、更划算，例如可以从贱民和贫困妇女中间雇用纺纱工，从农业劳动者中雇用织布工。这很可能就是全部事情的来龙去脉。 金属制品——工具、设备、机械——则当做另论。它们是工业革命所需要的，而印度当时并不具备。“在印度，人们很少试图用机器去完成任何可以靠人力做成的事情。”这种“普遍冷漠”的一个原因是：似乎谁也没有浓厚的兴趣来简化和减轻工作任务。工人和雇主都把繁重的劳动认为是工人的命运而且理应如此。 到了19世纪情况依然如此：从事印度铁路建筑的工程师们了解到，印度劳力虽然价格低廉，却是用手来搬运土和石头；但是他们却想当然地认为印度人会使用手推车。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印度人习惯于把沉重物品用筐子盛上，顶在头上进行搬运，并且拒绝改变。 ...

2020.02~2023.05，新冠开始大范围出现，是在2020年春节之前，从武汉开始。经过断断续续的管控，到去年年底的管控解除（2022.12），每个人的人生轨迹上或多或少都受到了疫情的影响。 就自身而言，当时还在国外，各种惴惴不安，疫情将当时的工作，生活都打乱了，线上的生活就这样突然出现，大家开始各种线上活动，线上购物，线上会议等等，也催生了Zoom等线上会议软件。因为是新的病毒，有太多的不了解与不确定，对于未知，大家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担忧和恐惧。 这三年，对新冠的了解和应对大概分为三个阶段： （1）阶段一，2020，被动防守：因为对新冠的传播模式，伤害力，病毒的变异性等各方面的不了解，只能是见招拆招，加大科研以尽快了解病毒，并尽可能控制病毒影响范围。在这一阶段，我也经历了购买高价机票曲折回国、近1个月的隔离、各种测核酸和体温等过程。 （2）阶段二，2021~2022，僵持阶段：这一阶段，大家已有一定的疫苗（mRNA，灭活），对初期的病毒有一定的针对性，但是病毒也在不断变异，也就出现了各种变异的新冠病毒。在这一阶段，基本上没有跨市跨省出行，基本都是线上完成相关大型活动。 （3）阶段三，20222023，大流行尾声：日子在管控和解封中不断反复，病毒在不断变异，传播力增强，但伤害力减弱，人们也打了23次疫苗，同时封控的成本越来越大，不少中小企业难以生存，然后在2022年12月，一切突然转向，一波波人陆续感染，降温药和止咳药供不应求，长痛不如短痛，大家艰难地迈过了这道坎。2023的春节大家基本回复，以前的日子慢慢回来了。2023年的五一也一片复苏的现象。2023年5月6日，世卫组织宣布新冠不在是“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标志性的新冠全球疫情网站，也于2023年3月10日停止数据更新。 这三年可谓是难以忘记，人生又有多少个三年呢。多锻炼身体，身体健康是本钱。 另外，今天是汶川特大地震十五周年的纪念日，祝一切安好，

最初开始用墨水屏阅读器应该是在2015年左右，用的是Kindle的paperwhite系列，这样算起来，我用kindle也有了8年了。kindle具有便于携带、自带背景灯的优点，也就非常适用于旅行、通勤、睡前。因此，用于看看小说、杂文、通俗历史书籍还是挺方便的。逐渐地，我也就用着Kindle看了不同类型的电子书。大部分时间，我都是用于睡前看10～20分钟的电子书，偶然有一次尝试了阅读经济学人杂志，发现特别适合作为睡前读物。里面生涩的英文、已经国际政治经济内容，我基本上看上10分钟就会昏昏欲睡。 第二台kindle应该是我在佛州旅行之后购买的，大概在2019年初，Kindle的便携性是我最看重的，我认为看kindle上的闲书，这样总比消耗在碎片化的手机新闻、消息好一些。 近年来Kindle退出了中国市场，想在亚马逊中国支持正版读物，都做不到了。同时也发现，目前的电池已经有些老化，耗电量速度变快了不少。 在这个契机下，也就开始选择入手新的电子阅读器，经过对比文石、爱悦、小米等品牌，最终选定了爱悦的Ocean 3 系列，对标的是 Kindle Oasis系列，算是电子阅读器的高端版了。 Kindle pwX 和 iReader Ocean 3 相比，大小差不多，Ocean 3因为有着物理按键，会方方正正一些。 Ocean 3 的手感还是不错的，但是由于物理按键的缘故，屏幕在挤压下会受到更多的应力，因而与kindle pw相比，屏幕更容易碎，而且不防水。。。但是总体下来，新的电子产品还是有一定进步的。 还在探索Ocean 3中，接下来拿一本书来试一试。

[中国] 马伯庸 著，《显微镜下的大明》 长久以来，历史在我们脑海中的印象，是烛照万里的规律总结，是高屋建瓴的宏大叙事。这虽然是正确的，但视角实在太高了，高到没什么人情味。即使有些讲述者有意放低视角，也只停留在庙堂之上、文武之间，关心的是一小部分精英，再往下，没了，或者说记录很少。 大明地方官员一向的治政思路是以稳定为主，不出事什么都好说，至于讲不讲道理还在其次。下头老百姓们也明白这个逻辑，所以碰到什么纠纷，甭管有理没理，先闹一阵。闹成了，官府往往就会按闹分配；闹不成，也是法不责众嘛。 帅嘉谟到底是数学学霸，在探究人心方面不及文科学霸杨教谕。他不明白徽州知府的冷漠是考虑到稳定和仕途，跟技术性问题无关。帅嘉谟把一个战略性错误当成了战术性错误，一味钻牛角尖去查考细节，等于媚眼抛给了瞎子看。 这个方案是典型的和稀泥思路：它把黄册与《大明会典》抛在一边，也不去计较丝绢税的来历——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总之现在大家各退一步，各自吃了小亏，这事就算完了，别闹了。 在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里，政策的执行是有惯性的（比如说在大明）。政策一旦形成惯例，即使周围情况发生变化，官员仍旧会机械地继续执行，不会主动求变，甚至畏惧变化。所谓“祖宗成法”，就是这么来的。 大明的正税不多，杂税和隐形税却无比繁重，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在体制内悄然形成的。积弊一旦生垢，便难以清除，积少成多，演变出无数散碎、复杂的短途税链，赋税比账面上要沉重数倍。 人丁丝绢6145两，仍由歙县承担，但他们负担的均平银，则减少2530两。这笔均平银怎么补足呢？由徽州府军需银抽出1950两、金衢道解池州府兵饷银抽出580两，合计2530两，转入均平银账目冲抵。 明代知县的地位很微妙。他在一县之内并非乾纲独断的土皇帝，更像是一个“各宜体谅”的协调角色。朝廷下发的训谕政令要落实，乡宦豪强的需求要安抚，贫民寒户的生计要照顾，军队与地方的关系要斡旋，甚至连衙门里的胥吏都不得不有所顾虑——诸房小吏都是世袭职位，熟知当地情形和文牍技术，真想搞出什么猫腻，一个外来的流官很难查知。 谭昌言的这一篇公告文，可以说是明代知县施政思路的一个实例，体现出了高超的平衡手腕。士绅们虽然出了钱，但保住了龙脉；灰户们虽然没了营生，但得了实利；官方居中协调，分文不出，即把一大片山地收归国有，可谓皆大欢喜。 官员的办事原则是：拿住首犯，略施薄惩，以吓阻压制为主，不求根治问题，只要别在我任内出事就好。仔细回想一下，历任知县——除了赵昌期之外——对待保龙的态度，实际上都未曾偏离过这条主线。 玄武湖这个名字的来历，据传说是人们曾在湖里发现两条黑龙——其实就是扬子鳄，黑色属北方，北方有神兽曰玄武，玄武湖的方位恰好又是在建康城北方，因此得名。 你的战略规划听着很棒，但具体怎么落地？凭什么“养其民”，凭什么“收用巴、蜀”，又凭什么定三秦、图天下？ 确定了田地数量，税赋就有了出处；确定了人口数量，徭役就有了来源。这两样掌握住，政权就稳了。 经过户帖推广这一场全国大普查的洗礼，朱元璋锻炼出了一大批精通计算又深谙基层内情的官吏。他们具备了清丈土地的能力以及丰富的地方行政经验，技术层面不存在障碍。 湖心有五座人造岛屿，号称“五洲”，分别是老洲、新洲、趾洲、长洲和麟洲，对应如今的环、樱、菱、梁、翠。 中国自古有两股力量始终在纠缠对抗。一股力量来自中央，千方百计想要搞清楚基层情况；另外一股力量则来自基层，千方百计不让中央知道实际情况。 从弘治十二年（1499年）开始，有疑点的黄册不再驳回重造，只把问题项单独开列成总册下发。地方只需将问题项进行改正，单造一页送至后湖。驳查人员审核无误以后，将改正后的单页补进原先的黄册中，并附页说明改正缘由，用印标记。 不是说旧档难改吗？那么只要设法让旧档彻底消失，就没问题了。虽然后湖戒备森严，人很难进去，但不代表别的东西进不去。 最初黄册是用糨糊，每一页的右侧刷一条浆子，逐页压实，形成一册。明代的糨糊多用鱼鳔或树胶熬制，可民间嫌麻烦，大多是用米、麦、菱藕磨碎成粉，加酸酒进去加热而成。这种淀粉质地的糨糊，加固效果还行，但特别容易招虫子。 正德年有一位经历过数次驳查的官员史鲁，他曾经哀叹说：“承平日久，弊伪渐滋。中间埋没、诡寄、不明违例等项，一次多于一次，一年甚于一年。牛毛茧丝，不足以喻其繁；条分缕析，不足以语其劳。” “牛毛茧丝”四个字，当真是这场黄册攻防战的最好比喻。那一道道作弊手段，正是缠绕在堑壕之前的铁丝网，密不透风，滋生孽长，一处被摧毁，立刻就有好几重围堵上来。这些铁丝网把大明的阵地逐渐切割成一块块零碎的孤岛，截断流向，使之无法互相支援交通。 在黄册库投入运营之后，朱元璋是这么安排的：所有的官员和监生相关支出，由国子监负责，如果不够，则由都税司以及江宁、上元二县补足；纸墨之类的文具支出，由刑部、都察院负责，不够的话，再由应天府补足；房屋、册架、过湖船只、桌椅板凳之类，由工部负责添造修理；至于其他琐碎支出，则由户部负责。 任何一个部门，在不涉切身利益的事情上都会消极怠工，所以KPI必须和他们的职责相对应。户部和国子监负责的部分还好，毕竟是本管业务。像刑部、都察院、都税司之类的机构，跟黄册库关系不大，凭什么每年给你钱啊？ 南京部委足球队高举着“不敷”这面大旗，开始了精妙的传球。国子监推给都税司，都税司推给江宁、上元二县；户部推刑部，刑部推都察院，都察院推应天府，应天府呢，自然也往下甩锅，又推给下辖的江宁、上元二县。 供养黄册库的费用，被一层层挪移转嫁，最终尽数落到了江宁、上元两县头上。这两个县就在南京城外，离后湖最近。两县实在是推无可推了，只能含泪把负累扛下来，向基层征派。 每次新黄册入库，不是要监生驳查吗？从前驳查出问题，会打回原籍勒令重造，现在咱们不妨多加一条规矩：凡是驳查出了问题的黄册，当地主管部门就要被罚款，叫作“赃罚纸价”，又称“驳费”。 黄册库和地方官吏不需要面对面勾结，他们只需要在自己的位置稍做发挥，就会产生一层一层的涟漪，让利益顺着最有利的方向流动。上头得了中利，中间得了大利，底层赚点小利，大家皆大欢喜。至于倒霉的王叙一家，并没人关心。 翻开正德之后的诸代实录，荒唐与不荒唐的后湖借款事例比比皆是。黄册驳费就像是一根长长的牛尾巴，从头到尾都攀附着密密麻麻的虻虫，上至皇帝、诸部尚书，下到里长、算手，上上下下都参与到这一场盛会中来，尽情地从中吸血，无限畅饮。长此以往，虻虫们固然越来越肥硕，老牛可是日渐消瘦起来。 大明官场有一个特点：上头重视什么，下面未必会重视，往往得三令五申；但上头如果不重视什么，下头立刻心领神会，迅速废弛，堕落速度之快，令人咂舌。 中国古代有造纸甲之法，把软纸一层层相叠捶实，剪裁成甲，防御效果不错。黄册都是上好绵纸所制，正是做纸甲的好材料。另外明军装备了大量火器、火箭，将绵纸搓成细条蘸上火药，即是上好的药捻和引火折。 这是一幕极具象征意味的画面。曾令大明江山永固的黄册，在风雨飘摇中被一一扯碎。漫天的纸屑飞舞于后湖之上，万亿大明子民的户籍化为甲胄和火器，以毁灭自己的方式，试图成为挽救这个王朝的最后希望。 玄武湖如今在梁洲上设有一栋二层小楼，里面是明代黄册库遗址文化展。虽然几乎没什么实物，但设计上颇有可观之处。当我踏入二楼时，看到册架旁立有赵官泥塑一尊。

又是一篇姗姗来迟的更新，去年共跑了76次，共计324km。本来还想着冲刺一下80次，350km的目标。只可惜24号跑完，人就在家躺着了。歇息了3个月才敢有氧。 2022的跑步，呈现相当的非均匀分布特性，12月、78月基本没怎么跑，36月、912月，尤其是12月跑得相当频繁，原因可能是看起来闲的时候，反而抽不开身；日程比较紧凑的时候，反而想方设法抽出时间去跑一跑，大部分原因应该是越是忙的时候，身体就越感疲劳，大脑也运转不快，这时候，反而需要反其道为之，离开小房间一小会，让大脑放松下。 今年（2023）要跑得比去年长，那是很有难度的，前两天跑了一次本年度（目前为止）最长最快：6.66km，46min完成。那就换个目标：多游泳几次、多骑车，让锻炼方式多元化一些。 祝好~

[英] 赫克托·麦克唐纳 著，刘清山 译，《后真相时代》 Hector Macdonald, Truth: How the Many Sides to Every Story Shape Our Reality 我们将会看到，各行各业有经验的沟通者会通过片面的事实、数字、故事、背景、吸引力和道德呈现某种世界观，从而影响现实。 每个故事都有多面性。如果对一句谚语稍做调整，我们可以说，任何一组事实通常可以得出不止一个真相。我们很早就知道这一点：每个新手辩论者和犯错误的小学生都知道如何挑选最有利于自己的真相。 许多时候，你可以通过许多方式描述一个人、一起事件、一件事物或者一项政策，这些描述可能具有同等的真实性。 我将它们称为“竞争性真相”（competing truth）。 “黄金机遇”故事将描述激动人心的新技术发展，它们可以帮助企业满足关键细分市场日益增长的需求，打造繁荣的、利润丰厚的未来。不过，只有当每个人都愿意支持即将实施的转型计划时，公司才能抓住这个黄金机遇。相比之下，“燃烧平台”故事将会反映该组织最近的失败及其导致的深层次文化问题，这个问题引发的冷漠和结果恶化的恶性循环可能会在5年内毁掉企业。只有当每个人都愿意支持即将实施的转型计划时，公司才能避免这样的命运。 两个故事都是真实的。公司的确面临着一个很好的新机遇，如果不抓住这个机遇，公司就会面临倒闭的危险。这两种表述真相的方式是为了产生相同的结果：让员工支持艰难而痛苦的转型。 思维模式是指我们关于自己和周围世界的一组信念、思想和意见。我们的思维模式决定了我们对于事物的看法以及我们选择的行为。 我们往往更容易接受与我们现有思维模式相符的真相，抗拒那些与我们内心观点相冲突的真相。 我们都在通过不同视角看待世界，这些视角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听到和读到的不同真相塑造而成的。其他人经常会有意或无意地引导我们看到真相的某些方面或某些解释。 我们的看法涉及的空间、时间和事物超出了我们的直接观察范围。因此，我们不得不根据其他人的说法和我们的想象将它们拼接在一起。”其他人的说法成了我们感知到的现实的一部分。由于我们根据感知行动，因此其他人的说法也会影响客观现实。 竞争性真相在道德上是中性的，这和一支装好子弹的枪或者一盒火柴类似，其使用方式决定了它们的影响。 事实上，说谎常常是没有必要的。你可以在不使用任何谎言的情况下完成许多有效的欺骗。 真相是散落成无数碎片的镜子，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看到的一小片是完整的真相。 问题是，没有人真正拥有整个画面。生活是极为复杂的，你不可能看到整个画面。 大多数人都是这样。我们从几个狭窄的渠道了解新闻和意见。我们往往会和想法一致的朋友或同事讨论问题。证实性偏差是普遍存在的。我们会下意识地滤除与我们的想法存在冲突的思想或数据。因此，我们很容易对非常重要的问题做出极具选择性的描绘。在许多问题上，我们只能听到很小的一部分竞争性真相。 那么，亚马逊是什么？这取决于你把哪些真相排在前面。书店摧毁者、作者救星、垄断恶霸、小企业助力者、杂货店、避税者、阅读推动者、电影工作室、技术革新者、专制雇主、虚拟市场、全球分销商，或者销售冠军。你可以随意选择。当你下次听到它的名字或者在门口地垫上看到它的品牌包装时，你可能没有足够的时间或意愿去回忆该公司的众多面目。一两个关键真相会占据你的意识。亚马逊是什么？这取决于你的选择。 我们面对的大多数问题和实体过于复杂，无法得到完整描述；我们不得不表述片面真相，因为生活过于复杂，我们无法做出全面的表述。因此，倡导者和误导者可以通过选择支持个人意图的真相来影响现实。我们应该对政客、评论家和社会活动家保持警惕，因为他们一定会呈现出最适合自己的局部，而不是向我们展示整个画面。同时，我们也有机会从复杂的主题中选择简单的真相，从而更加有效地表达自己。只要我们选择强调的角度能够比较准确地呈现我们知道的事实，那么简化和选择对于沟通者和听众都是一件好事。 我的一位历史老师曾将历史比作一碗意大利面。他说，许多面条被混在了一起，历史学家需要选择一根面条，将其从其他面条之中抽出来，以便描绘出关于过去的连贯画面。我现在仍然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比喻。每根意大利面都是一个竞争性真相：你选择抽出来的那根面条将决定你对过去的理解，而你的理解又会影响你现在的行动。 物体并不仅仅是物体——它拥有背景，这影响了我们对它的看法。 一款沐浴露产品的市场宣传材料称：“原始薄荷茶树沐浴露浓缩了7 927片真实薄荷叶。”数字7 927以很大的字号印在瓶子上。7 927片薄荷叶很多吗？我不知道。制作几毫升精华油需要几千朵玫瑰，所以这个数字也许并不多。不过，这款产品显然暗示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当某人试图说服你相信一个数字特别重要时，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其转换成包含相关背景的更具启发性的真相。百分率往往可以比数字本身提供更多信息。 为了削弱政府支出给人带来的印象，政客们喜欢用每日成本代替每年成本，甚至使用每个纳税人或公民的成本。皇家《每日快报》的一则新闻标题是“多么划算！王室每年只会给你带来56镑成本”（纳税人这一年花费了3 570万英镑）。 要想让数字变大，只需把时间线拉长：“政府最近确认了对自行车和步行的支持，它将在本届国会期间为此投入超过3亿英镑资金。” 在图表上，误导者可以改变图像的标度，或者使用不是从0开始的轴线，从而改变真相。 常言道：“世界上有三种谎言，谎言、该死的谎言、统计学。” 当政客真实地谈论一个州或国家的平均班级规模时，这个数字低于一个孩子所在班级的平均人数。同样的技巧也适用于过度拥挤的监狱、火车、医院等。国家或州的均值总会低估普通人的经历。 没有变化，就没有故事。如果你的英雄在开头和结尾完全相同，你讲述的就不是故事。 原因和结果是一切故事的核心。 将因果关系和变化结合在一起，你就获得了剧作家所说的“诱发事件”，即变化过程开始的原因。 北面（The North Face）和巴塔哥尼亚（Patagonia）的创始人为满足自己的探险需求而设计工具包和服装的故事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品牌形象。 我们之所以购买XYZ品牌而不是另一个更加便宜的品牌，是因为我们相信它的名字、标志、色彩组合或吉祥物所隐含的承诺：XYZ产品或服务为会我们带来某种（通常是没有表达甚至无法表达的）利益。为了维持这个承诺的信誉，为了在反复交易中维持它的价值，它需要——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真实的。 新的名字是新的真相：如果它能带来关于现实的全新感知，它可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银行、公共服务规划和基础设施开发等复杂环境下的预测注定会受到意外情况的影响。不过，要想取得任何成绩，我们不得不进行预测。每个组织都需要清晰的前进方向和预定目标，而且需要知道前进过程中可能遇到什么情况。我们将这种预测看作关于未来的有条件真相，它可能在未来某一天得到修正。没有这种真相，我们将一无所获。 我们可以将信仰定义为某人相信的、无法被证实或证伪的思想。

[中国] 叶兆言 著，《南京传》 “陈”，金文中，左为旌旗，右为车轮，上为戈矛的会意，是不是与上古战车有某种关联？ 在这本书里，拉克伯里讲了一个惊人的观点。中国的黄帝，原本是古巴比伦的一个国王，名叫Nakhunte。这个名字的读音，就是“黄帝”二字的转音。 所谓“百姓”，不是现在人们理解的百家之姓。“百姓”，其实是巴克族的转音（Bak tribes－Bak Sing）。 在命垂一线之时，在最基本、最原始的需求迫使下，一些猿人选择了邪恶。 太平天国之乱，江南富庶之地不再，皖南人肉每斤三十文，南京附近，句容、溧水、溧阳人肉价为每斤八十文。这些在曾国藩的日记中有过记录。 现代人类学把人种分为三类：高加索人种，即白种人；尼高拉人种，即黑种人；蒙古人种，即黄种人。一般人理解，白人是雅弗的后裔，黑人是含的后裔，黄种人是闪的后裔。 进化论是当下解释世界的主流视角。众多的疑点让人怀疑，进化论也属于所有神话传说中的一种，所不同的只是，这是一个逻辑严密的传说。 南京地区位于地球东经118度，北纬31度左右，地处中国腹部。 所谓龙盘虎踞，金陵王气，只因是上亿年前地壳的褶皱隆起，形成独特的风水，从而造就了南京这座千年古城说不完、道不尽的成败兴亡。 南京曾用名甚多，称“建邺”“应天”，以表号令四方之雄图；贬“秣陵”，以压其地之王气；名“江宁”，则是惨经苦难之后那一点微薄的希冀与乞望了。 人生而平等只是愿望，人生而不平等才是事实。人死而平等才是事实，人死而不平等只是愿望。 在永恒的时空中，一切存在都是虚无。一切具象无论何其庞大，都可忽略不计。 当分母为无穷大时，无论分子是任何实数，都归于零。这个数学常识说明了一切。 我突然理解了宗教。宗教才是人类面对永恒时空的惊骇中，一剂镇惊的苦药。 勾践、范蠡回到越国，文种已经准备好了“灭吴七术”。这个七术，也算是权谋学的经典之作，两千多年了，依然屡试不爽。白话转录如下： 一、送金钱宝物，取悦吴国君臣。 二、高价买进吴国粟米，减少吴国屯粮。 三、选送美女，消磨吴王斗志。 四、输送优良木材以及能工巧匠，让吴国多建宫殿娱乐设施。 五、派能言善辩之徒，花言巧语，扰乱吴国抉择。 六、离间吴国能臣，除掉吴王臂膀。 七、积财练兵，暗中提高越国国力。 公元前333年，楚威王于南京清凉山设金陵邑，为南京城区行政建置之始。 两千多年前，南京地区有四座城邑。江北的棠邑、高淳的濑渚邑以及位于城区内的范蠡城及金陵邑。 更多的平头百姓无法有太多的讲究，所以，安心的“安”字的甲骨文中有“宀”，为一间房子，房子里有个女人。有间房子住，能找到一个老婆，谢天谢地，心满意足了。 在那个时代，连阴谋也发挥到了极致，对人性的剖析刀刀见血，精彩绝伦。兵家法家倡导的那些东西，本质是教人放弃道德底线，扬恶抑善的骗术、权谋。事实是，不择手段获得成功的代价是人类永如长夜，接近人道的社会迟迟不会到来。 楚汉之争，刘邦是胜出者。获得的是天下，即财产与权力的占有。这一切，是用放弃为人的一切底线换取的，不惜沦为无赖。 楚汉之争，项羽失了天下，却赢得了人格的磊落。人世间，除了财产、权力的多少之外，还有美的状态。这个美态，甚至超越生命。 相传诸葛亮于赤壁之战前夕出使东吴，曾赞秣陵，“钟山龙盘，石头虎踞，此帝王之宅也”。 《桃花源记》不是凭空想象的人间仙境，而是取自避乱的坞堡。它是魏晋乱世出土的一块满是泪滴与血痕的化石。正是出自如此苍凉的背景，对每个无路可逃的人来说，那便是他们最后的精神坞堡。 布罗代尔认为，佛教在中国的成功，是本土的儒教、道教长期误会的结果，这种误会是对中国文明的一次完善与补充。 399年，一个老者从长安上路了，同行的有慧景、道整、慧应、慧嵬四人。 对百姓来说，改朝换代不过是把挂在乡里坊间的旗帜换个颜色，皇帝变个名字而已。户口一样要登记，赋税一样要交，交多交少，全看皇帝如何折腾。 一个社会文明的标尺，往往取决于对弱势群体关注的细节。仅仅从南京的史料即可知之，宋朝的城市，已经常设慈幼、养老、病患等福利机构。 人类为什么要依附于家族、国家这样的团体生存？因为强和弱，永远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最原始的愿景应当是，当个人处于弱势时，能够受到团体的关爱。 建康通判杨邦乂誓死不降被剖心，为今天的南京留下剖心碑、铁心桥等历史遗迹。 牌子两面有字，一面书“入静”，一面书“出恭”。由此，“出恭”即成了上厕所的雅指。 在宋代，还因一种水稻的推广，改变了农耕文明的进程。这就是占城稻。 占城位于越南，那里出产一种优良稻子，称之为占城稻。 朱元璋亲问安邦之计。朱升对以“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九字三策，深得朱元璋认同，遂以此为问鼎天下之根本方略。 当然，建文帝的失败，还源于一条无奈的法则，君子斗不过流氓，有底线的，必定输给没有底线的。一切善念都不属于丛林。 宝船厂遗址在南京市鼓楼区，东临漓江路，西靠长江滨江大道。今辟有大型遗址公园，内设宝船博物馆，有古船坞及宝船复制品可供参观。 郑和七下西洋，从1405年于南京始，1433年于南京终，历时二十八年。 郑和墓位于今南京市江宁区牛首山南麓。今已按伊斯兰风格重新修建，供游人参观。墓园附近有守坟田，不远处即郑家村，为世居守墓人。 尤其令他不解的是，中国人最广为信仰的不是严格的宗教，而是“某天，某个时辰是好的，哪天又不宜做什么事情”，“出生在什么日子决定了一生的命运、幸福或是苦难”，“出门，做事都要看时辰”。 很多人知道上海徐家汇，那是徐光启的墓地及他子孙繁衍的地方。很少人知道南京石鼓路，那是徐光启受洗成为天主教徒的地方。 皇帝雇用官僚，管理一个庞大的、沉默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底层社会，以获取财富。官僚与底层之间的接续，则是文人（知识分子）。 “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对高举屠刀的清军铁骑来说，杀戮的辨别竟是如此简明。 人类的一切战争与暴力征服，都是一只可怕的筛子，筛选掉的，是最硬的骨头。漏下去的，多半是奴性。 所谓气节，从来都是谈的人多之又多，做的人少之又少。大明江山没有了，辫子十分屈辱地耷在脑后。苟活的遗民还得委婉地表达他们的存在。这多少有些为难。 正黄、镶黄、正白为上三旗，由皇帝统领。 清朝的社会管理，是八旗制度。八旗制源于满族狩猎组织，后历经完善，最终定型。每旗之下，以三百人为一牛录（略近今天军队的一个营），五牛录为一甲喇，约一千五百人，五甲喇为一固山，固山即旗。每旗约七千五百人。这既是战斗组织，也是生活组织，每旗都有家眷跟随，非常适合逐草而居、征战而居的游牧民族。正黄、镶黄、正白为上三旗，由皇帝统领。 南京旗人的命运，其本是清政权的投影。其兴也忽，其衰也忽，亦如《桃花扇》的唱词，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放眼望去，华丽的楼房终归都是废墟。 拜上帝教借用了基督教的外壳与形式，其具体做法，更接近本土帮会秘教的礼仪行规。洪秀全的癫狂之梦，杨秀清的上帝传言，萧朝贵的耶稣附体，都是传统的降神巫术。与陈胜起义鱼腹藏书，东汉太平道，之后的白莲教一脉相承。 大清得以苟延，因为一支称作湘军的军队；湘军得以存在，因为一个叫作曾国藩的枭雄。 新学蓬勃兴起，导致师资奇缺。张之洞又奏办南京三江师范学堂，成为中国第一所设计最新、规模最大的师范学校。校址设南京北极阁之南（今东南大学校园内）。

[中国] 万木杨 编著, 《大话处理器: 处理器基础知识读本》 你对以往知道的愈多，对未来就看得愈远。 ——温斯顿·丘吉尔 要做快、做好一件事，基本上有三种方法。一是把事情本身缩短、少做事，这就是处理器流水线效率、分支预测命中率等等技术的发展，体现在软件上就是更好的算法和更短的代码关键路径。二是做得更快、更勤些，这就是处理器上更多的浮点计算单元、更高效的缓存、新的高效指令集直到AVX这样的高密度向量计算指令。三是让别人去做或者和别人一起做，这就是并行，多线程和多进程的并行工作。 程序员这个职业一般被认为是男性职业，就像我所在的公司，写软件的男女比例都快到10：1了，不想第一位程序员却是个女人，而且是个诗人的女儿，历史真是把玩笑开大了。 图灵也是人工智能的先驱，他提出了一个模仿游戏试验，后人称为“图灵测试”。该实验把被提问的一个人和一台计算机分别隔离在两间屋子，让提问者对人和计算机进行问答测试。如果提问者分不清回答者是人还是机器，那就证明计算机已具备人的智能。 约翰·阿塔纳索夫将设计计算机的思路毫不保留地告诉了毛奇莱（John William Mauchly），1946年，毛奇莱和艾科特（John Presper Eckert）建成了ENIAC计算机，并在世界上首次取得了专利。 冯·诺依曼有句名言：“如果人们不相信数学很简单，只是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生活有多复杂。” 冯·诺依曼定义EDVAC分为5个部分：①运算单元，②控制单元，③存储单元，④输入单元，⑤输出单元，现在的计算机也都使用这个结构，人们把这个结构的计算机称为“冯·诺依曼机”。 701计算机研制的动力来自于1950年的朝鲜战争，当时老托马斯询问美国政府：公司能为战争做什么？他马上被告知：给国防部捐一台大型的计算机。 整本书的主题是要想生存，就必须敏感的感受变化，拥抱变化，并采取行动。或许这句话翻译成“唯有惶者才能生存”可能更好，而这句话正是另一企业家任正非的名言，可见英雄通常所见略同。 1992年，著名作家罗伯特·克伦格利正式将微软命名为“微软帝国”。借助强大的市场优势和金钱实力，微软就像一个大鲨鱼，运用从任我行那里学到的“吸星大法”，将许多公司创造的技术纳入自己的Windows中，使其成为一个无所不能、无所不包的百宝箱。凡是微软想打击的公司，都逃不出它的魔掌，如Sun公司、网景公司等。 盖茨在哈佛学的就是法律专业，盖茨的老爸在退休前，是Preston Gates & Ellis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这家律师事务所后来更名为K&L Gates，是全美十大律师事务所之一。 当我们把计算机和人做类比时，硬件就相当于人的身体，软件就相当于人的三魂七魄（中国古代的说法），或者灵魂（西方宗教的说法），或者思维（现代的说法）。 光、电、磁等特性可以作为存储介质，光盘使用光特性，内存和U盘使用电特性，现在硬盘的存储介质还是以磁盘为主，使用磁特性。 在处理器行业，Intel是老大，在半导体存储器行业，三星半导体是老大。三星是最大的DRAM和闪存生产公司。 南桥和北桥有明确的分工，北桥负责处理器与那些需要较高通信带宽部件间的通信，主要是存储器和显卡，南桥负责处理器与较低速度部件间的接口，通常连接各种输入输出设备，如USB、硬盘等。 计算机的性能主要来源于CPU、内存和显卡的性能，但是，如果没有适合的主板和芯片组，处理器与其他部件的数据通信就会受到限制，影响处理器的运行速度，就好比再好的跑车，在乡间小路上也是跑不快的。 现在用的QWERTY键盘最早来自于打字机，专家们发现，QWERTY键盘的效率并不是最高，又提出了一套DVORAK的键盘。但是很多东西，人们一旦熟悉了，就不想再改变了，因此一直以来，人们都习惯于屏幕，认为只有屏幕才能显示。习惯是非常可怕的，习惯淹没了人们的创造性。不过还是有很多人打破常规，想到了一些特别的东西。 HDMI全称是High Definition Multimedia Interface，于2002年4月，由日立、松下、飞利浦、索尼、汤姆逊、东芝和Silicon Image等7家公司联合组成HDMI组织。 《非诚勿扰2》中有句经典台词：“婚姻怎么选都是错，长久的婚姻就是将错就错。”秉持这一理念，Intel决定一条路走到黑，将兼容性进行到底，但是CISC架构很难提升性能的压力却仍然摆在Intel面前。不过世界上没有什么迈不过去的坎，任何困难都有解决的方法，David B. Papworth和他的同事一起设计了Pentium Pro处理器，它的微架构是Intel著名的P6，在很多教科书上都会介绍。在这个处理器中，x86指令集被先解码为类似于RISC指令的微操作（microoperations，简称为uops），以后的执行过程采用RISC内核，这种架构一直延续至今，成为一代经典。CISC这种古老的架构，通过巧妙的设计，又一次焕发新春，可以说是老树发新芽的典范，Papworth也因此在Intel内获得很多奖项，成为Intel Fellow。 “复杂”外表下的“简单”芯 这种处理器结构相较于没有兼容性压力的纯RISC处理器要复杂，但好在有兼容性的优势来保证市场。 RISC和CISC都是时代的产物，也无所谓谁好谁坏。RISC作为新兴事物，在很多思想上要更先进，不过CISC也有它的一些优点。 处理器有两大核心技术，一是芯片制程工艺（32nm、22nm等）；二是处理器微架构。 Intel处理器开发有一个非常著名的tick-tock（工艺年，架构年）战略。Tick-Tock就是时钟的“嘀嗒”，一个嘀嗒代表着一秒，而在Intel的处理器发展战略上，每一个嘀嗒代表着两年一次的处理器升级。 ARM和x86可以说是处理器领域商业上最成功的两个架构，ARM只是一家小公司，它的人数不到2000人，ARM架构之所以这么受欢迎，在于它从设计之初就将低功耗、低成本的优先级放在了高性能的前面。 与x86竞争的面向高性能的处理器都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而ARM却与x86相反，侧重于低功耗、低成本，虽然技术实力存在不小的差距，却活得很滋润。 ARM公司自己不生产芯片，而是向半导体公司提供指令集授权、内核授权，其他公司使用ARM的处理器内核设计生产自己的处理器芯片。 MIPS全称为Microprocessor without Interlocked Piped Stages，无内部互锁流水级的微处理器。 想当初，苹果和IBM是两个死对头，在个人计算机市场打得你死我活，而如今为了共同的利益，对付Wintel联盟，它们又走到了一起，可见，在商场上，没有永远的对手，只有永远的利益。 每天早上，一只非洲羚羊醒来，它就知道要比跑得最快的非洲雄狮还要快，否则它就会被吃掉；每天早上，一只非洲雄狮醒来，它就知道必须比跑得最慢的羚羊要快，否则它就会饿死。不管你是狮子还是羚羊，太阳升起的时候你就得开始跑了。同样的一幕在处理器行业也一样发生着。 人们买东西都会有一个特点：喜欢去人多的地方买。越拥挤，就会觉得店子越好，就越要挤进去。股市也有类似的一句话，叫：追涨杀跌。 大端、小端这两个术语来源于小说《格利弗游记》（Gulliver’s Travels）。小人国里的小人们分成了两大阵营：一派敲破鸡蛋“大”的一头吃鸡蛋，一派敲破鸡蛋“小”的一头吃鸡蛋。其实怎么吃都没有关系，只是习惯不同。 其实内存也不是不能提速，只是这一切都是个成本问题。古人很早就告诉我们：鱼和熊掌不能兼得，速度快的存储器单位成本下的容量小，容量大的存储器速度慢。总之，越快的存储器越贵，成本越高。 现实生活中常常会出现因为沟通不畅而导致的扯皮，一方改变了某些东西，又没有及时通知到另一方，导致两方掌握的信息不一致，这就是一致性问题。 算法的优化，能明显的减少执行程序所需要的指令数，也即运算量。比较有名的快速算法包括：FFT算法（快速傅里叶变换）、快速排序算法等。

[美] 斯文·贝克特（Sven Beckert）著，译者: 徐轶杰 / 杨燕，《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 绪论 棉花帝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奴隶和种植园主、商人和政治家、农民和商人、工人与工厂主不断进行全球斗争的场所。在这一点，还有其他很多方面，棉花帝国开创了现代世界。 棉花应用在我们平时花的纸币上、早上用来醒脑的咖啡滤纸上、做饭用的植物油中、盥洗用的肥皂里以及人类战争中的火药里。 棉织产品在世界上无处不在，在2013年，全世界出产了至少1.23亿包棉花，每一包大约有400磅重。足可以为地球上每个人生产20件T恤衫。这么多包的棉花如果堆叠在一起，将可以堆成一座四万英里高的巨塔；如果将其前后相接，可以绕地球一圈半。 由于棉花产业以这些新方式将各大洲织在一起，它为理解现代世界、现代世界典型的极大的不平等及全球化漫长的历史和资本主义不断变化的政治经济等问题提供了一把钥匙。 我们常常紧盯着城市而忽视农村，紧盯着欧洲和北美现代工业奇迹，而忽略工业与世界各地原材料生产者和市场的联系。我们往往倾向于把奴隶制、攫夺剥削、殖民主义等事实从资本主义的历史中抹去，渴望塑造出一个更高贵、更纯洁的资本主义史。我们倾向于将工业资本主义描述为以男性为主导，然而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女性的劳动缔造了棉花帝国。 第1章　一种全球性商品的兴起 在接下来的1000年里，家庭种植棉花与其他作物之间有一种微妙的平衡状态。家庭在种植粮食作物的同时种植棉花，在自己和社区对粮食和衣物的需求与统治者对贡品的需求之间取得平衡。 简单来说，棉花对于欧洲人是一种异国事物。棉花生长在遥远的地方，据说许多欧洲人想象棉花是植物和动物的混合——一种“植物绵羊”。中世纪的欧洲还流传故事说，小绵羊长在树上，夜里弯腰喝水；此外，还有关于绵羊通过低茎长在地上的传说。 精明的观察家肯定注意到，欧洲第一批棉纺织品生产者，无论意大利北部人还是德意志南部人，失败的部分原因是他们没有征服供应他们棉花原材料的人。这是一个不会被忘记的教训。随着16世纪接近尾声，一个全新的棉花产业崛起，其重点将是大西洋，而不是地中海。欧洲人理所当然地认为，只有国家权力的介入才能保证在这些新贸易区中获得成功。 第2章　缔造战争资本主义 棉花种植和生产的方式与地点发生了剧烈的改变，同时棉花作物以一种令人震惊的方式将整个世界整合在一起。对棉花产业的重铸最初并不是来自技术进步，也不是来自生产组织方式的优势，而是源于一个更为简单的原因：跨越大洋投入资本和力量的能力和意愿。 当欧洲人涉足生产领域后，他们将其经济命运与奴隶制捆绑在一起。帝国扩展、掠夺土著和奴隶制这三个步骤，在建造全新的全球经济秩序，以及资本主义的最终出现中，处于核心位置。 帝国扩张以及欧洲人日益在全球棉花贸易中占主导地位，进一步促使亚洲知识向欧洲转移。欧洲制造商感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取得这些技术，以在价格和质量上与印度制造商竞争。事实上，欧洲开始制造棉产品，是建立在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工业间谍活动上的。 帝国扩张、奴隶制、土地掠夺——战争资本主义——为欧洲各国国内依然很小且技术落伍的棉纺织业奠定了基础。 通过缔造战争资本主义幅员辽阔的领域，奉行与欧洲本身完全不同的规则，欧洲人不仅仅创造了“大分流”和工业革命的条件，而且还反过来在欧洲本土创造加强国家力量的条件，这相应地又对创造棉花帝国至关重要。到1780年，整个欧洲，尤其是英国，已经成为世界棉花网络的中心。 第3章　战争资本主义的收益 正如20世纪20年代一位观察家所写的，凭借战争资本主义的收益，格雷格及其同时代的人“用一代人的精力将棉花帝国从东方强夺过来”，改写了全球棉花制造的整个地理格局。 在工业资本主义的核心创造这样一个状态，是各种不同利益关系的复杂的博弈的结果。崛起的制造商集团极力要求自己的利益得到承认，与此同时，政治家和官员也逐渐认识到，自己在世界上尊贵的地位依赖于大不列颠迅速增长的制造能力。制造商集团同与其竞争的利益集团（如东印度公司）和精英集团（如贵族地主）展开了斗争。然而，由于商人和制造商积累了大量国家仰赖的资源，因此资本家可以将他们对国家经济不断增长的重要性转变为其政治影响力。 第4章　攫取劳动力和土地 人类曾经如同植物一样，就在命运创造它们的地点生活并死去，我们已经远离了这个时代……但是在所有出于好奇心、野心或对奢侈品的热爱而展开的旅程中，没有哪个在成果的重要性、广度和施加的影响力上，能与这不起眼的灌木产物的运输相比，也不能与制造业让棉树产品走上的旅程相比。棉花产品的变化无穷，正如我们自己的渴求和欲望一样。 第5章　奴隶制盛行 棉花种植的迅速扩张更容易实现，这是因为烟草和棉花存在着大量相似性；此前积累的前者的耕种知识可以用于后者。此外，一些原来用于将烟草运送到世界市场上的基础设施可以转而用于运送棉花。而且在18世纪的革命期间，种植园主和奴隶在西印度群岛和北美之间反复往来，带来关于棉花种植的更深入的知识。例如，1788年，圣克罗伊岛的奴隶主在美国售卖一名奴隶时，夸奖他“熟悉棉花种植”。西印度群岛发明的奴隶－棉花种植模式此时已经传播到北美大陆。 1803年，路易斯安那购地案使得美国的领土几乎增长了一倍，1819年，美国从西班牙手中得到佛罗里达，1845年吞并了得克萨斯。所有这些获得的土地都有非常适宜棉花农业的土地。事实上，到1850年，美国有67%的棉花产自半个世纪前还不属于美国的土地。羽翼渐丰的美国政府建立了一个军事－棉花综合体。 被攫取的土地、奴隶劳动，以及给予了奴隶主对劳动力极大处置权的国家统治，这三者的特殊结合给那些拥抱它的人带来了极其丰厚的利润：早在1807年，密西西比州的一个棉花种植园据说返还了22.5%的投资。 第6章　工业资本主义起飞 渴望利润的企业家和渴望权力的统治者结合成完美的团队，机械化的棉花工业借助他们的力量，成功地将维瑟河谷、巴利亚多利德和世界大片地区殖民化了。 第7章　动员劳动力 将工人迁入工厂的能力成为棉花帝国胜利的关键。结果，一道鸿沟横跨在世界上那些能够动员劳动力的政治家和资本家与那些做不到的人之间。要想说服成千上万的人放弃他们所知道的唯一的生活方式，其复杂程度不亚于安装新的机器。 从18世纪80年代开始到1861年的棉花帝国实际上依靠两种截然不同的劳动力形式、两种截然不同的生产组织形式。大西洋西岸是充满活力、不断扩张和利润丰厚的奴隶种植园，这是欧洲人自16世纪以来一直在建立的非常活跃的战争资本主义的最新产物。在欧洲本身以及在新英格兰地区和世界上其他一些地区，也出现了一个更加新颖和更有活力的生产组织：工业资本主义，有着以受薪劳动力为基础的纺纱和织造工厂，生产力十分强劲。通过一群商人的中介作用，这两个系统并肩成长，互相靠拢。资本以商人为代表，促进了奴隶棉花种植园和受薪劳动力棉花工厂的迅速扩张，将两个看似相对立的遗产连接起来——直到其中一个倒塌的那一天。 第9章　一场震荡世界的战争 正如《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s）在1861年所说，美国在世界棉花市场上取得了这样的成功，是因为种植者的“土壤肥沃无比，不必花费任何成本；其劳动力一直非常充沛，而且不断地持续增加中；用来清理和运输棉花的安排和商业组织都很到位”。 第12章　新棉花帝国主义 事实上，这些国家持续面临的核心问题与1865年美国棉花工人解放时的问题相同：如何激励农村种植者为世界市场种植棉花，即如何实现农村的转型。正如法国殖民地棉花协会所说的，获得土地很容易，但土地“需要武器，即劳动力”。 第13章　重回全球南方 棉花工业化进入中国的时间比美国、日本、印度或巴西晚。这并不是因为中国缺乏棉花制造经验、难以获得原棉、缺乏市场或资本，或无法获得现代制造技术。我们知道，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古老和最大的棉花生产复合体之一，事实上，直到19世纪中叶，中国农民才是全球最重要的棉花种植者，而且几乎所有棉花都在国内制成纱线和布料。 第14章　结语：经线和纬线 今天的棉花帝国依然和过去250年一样，跨越巨大的地理距离，将种植者、贸易商、纺织商、制造商和消费者在不断变化的空间安排中联系在一起。这种根本性的创新，即跨越空间的联系，最初是在战争资本主义的罪恶的熔炉中将奴隶制和雇佣劳动联系起来而形成的，此后一直是棉花帝国的核心。然而，这些联系的地理位置发生了根本变化。曾经是棉花帝国中心的节点（例如兰开夏郡）已经被边缘化，而以前不重要的节点，特别是中国，已经成了它的核心。 资本主义革命毕竟永久地重建了我们的世界，就像世界上的织机永久地制造出新材料一样

[美] 吉姆·兰德尔(Jim Randel) 著，舒建广 译，《时间管理：如何高效利用你的每个24小时！》 1. 自我意识是先决条件。 只有当你真正意识到你是如何支配时间的，你才能去管理你的时间。建议记录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日志，观察一下在哪些方面你可以重新分配你的时间支出。 2. 目标设定是第一步。 除非你确定了你想要达到的目的和想要达成的目标，否则不必为时间的流逝而担心。 3. 选择是艰难的。 目标达成就是做出艰难的选择，就是在许多需要你付出时间的、相互竞争的需求中做出选择。 4. 你可以“创造”时间。 寻找方法将非生产性时间转变为生产性时间。找出一天或一周中空闲时间。你可以富有成效地利用这些时间，而不是坐在那里等待事情发生。 5. 拖延是大敌。 试着将自己设想成，你要么在前进，要么在后退。 6. 要有一颗“似水之心”。 如果你能够清理你的工作区域、你的生活，并最终清理你思想中的杂波，你将会显著增加你的工作成效。 7. 计划和准备是值得花精力去做的。 通过提前考虑你想在某一特定事件中或在某一个特定时期内达到什么样的目标，你可以增加成功实现自己所要做的事情的预期。 8. 通过确定优先次序，你可以做到去芜存精。 通过确定哪些是最重要的项目，对你的每一天和生活进行组织，你可以增加你想要达成自己目标的可能性。确定优先次序的方法之一是要记住二八定律，也就是说，导致达成你目标的80%的进展来自你20%的活动。 9. 专心致志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通过减少干扰并将注意力集中于手头的工作，你可以使自己努力的效果成倍增长。 10. 选择对你来说行之有效的时间管理技巧。 你可以对不同的方法进行试验和尝试。关键是要努力把你的每一小时使用得尽可能合理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