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fe

 [德] 斯特凡妮·博格特 著，寿雯超 译，《适应复杂：让管理像拼图一样有序省力》，江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6月，ISBN: 9787210102052 复杂性　是神话还是现实？ 欧洲方面则谴责美国，打着人道主义援助的幌子追求利益最大化。但这场争论中的三方至少在一点上达成了统一，即这是一个多层面的冲突，包括粮食援助、转基因玉米、经济和政治。赞比亚副总统伊诺克·卡文德勒曾在一次采访中一语中的：2002年的赞比亚危机揭露了欧洲和美国在南部非洲进行着怎样的暗中角逐。他说：“两象争斗，草地遭殃。” 如果人人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划船，那么船根本无法前行。 ——斯瓦希里谚语 陷阱1　简化带来成功 我们总喜欢去简单地描述一种因果关系，却没有意识到事实上它并不简单。我们也常常会认为，自己能阐明简单的因果关联，却忽视了只有在反复回顾后才能对它进行恰当表述。 陷阱2 将错综复杂等同于难于处理 当了解相应特征时，将困难的体系、事实和任务状况与其他情况加以区别，它们就并不困难了。 无法预估因果时，我们必须进行试验。 您或许在日常管理中常会遇到困难的任务或问题，这时您就要安排相应的专家，解决相应的问题。但也许不是面对每个问题时，您都能在您的团队或企业中找到最好的专家。但没有关系，其实您可以问问熟悉情况的员工。专家会给您提供所有可能的分析，陈述对事实的研究，并确定如预算、期限和可能的方案等框架内容。您也很有可能预先就在心中确立了一个筛选方案的标准：低成本、见效快、出色或简单等。这就是我们解决问题的一贯方式，它没有什么新意，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问您团队中的专家：“情况怎样？”，而不再是“是否可行”，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出他们的作用。 面对错综复杂的问题，您需要保证团队中专家和非专业通才的人数均衡。这些非专业通才对知识的了解可能不够深入，但他们却能找到事物之间的关联，注意到彼此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他们由于缺乏专业背景提出的稍显天真的质疑却恰恰能激发出富于创意的新想法。 管理一个复杂的体系首先意味着推进自组织建设，强化自我管理。领导者和管理者属于主管机构，负责评估判断，并在必要时进行一定的干预。干预时，没有必要抓住每一个异常的情况，关键是要修正体系的整体方向，评估体系是否正在朝着目标的正确方向发展，是否实现了相应的成效。达成目标的方案将不再是既定的，而是由团队中所有的员工共同寻找。他们必须要共同参与，勇于提供观点并进行尝试，勇于面对可能出现的失败。 难于处理和错综复杂是两回事。 困难体系是可预测的，有多种可能的解决方案。 陷阱3 专家能搞定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它们恰恰说明了最巧妙的方案和想法往往并不是源于有目的的分析或系统的研发。扩展适应并非是一个结构化的过程，而是一个可以加以利用的巧合。在错综复杂的情境中，我们在前行时也要多留意一下周边的事物，特别那些错误和疏忽带来的后果，和那些不属于我们专业领域内的想法 陷阱8 竞争带来活力 这种竞争势必无法带来革新、创意和效率，它最多只能把每个人都变成一棵“胡桃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种树木的叶子有毒，毒素可以到达根部，影响到其他物种的生长，排挤周边的“竞争者”。长此以往，唯一能在胡桃树周边生长的就只剩下荨麻草了。 对于现实生活而言，“两报还一报”的方式或许更为适合。只有当对方出现了两次背叛行为后，人们才会用背叛的方式去回应对方。这种策略原谅了偶尔的失误，留出了更多的余地。

[英]菲利普·费尔南多-阿梅斯托，赵竞欧 译，《观念的跃升》，中信出版集团，2023年1月，ISBN: 9787521747492 观念塑造我们栖居的世界。我们无力掌控限制人类能力的非人力因素：进化、气候、遗传、无序、微生物的随机突变以及强烈的地震。但是这些因素无法阻止我们重新构想这个世界并努力实现心中所愿。观念强于自然中的一切。思想者们可以被抨击、被焚烧、被埋葬，但他们的思想永存。 “发达”社会的一个悖论是，越来越多的休闲活动并未解放我们，反而让工作变得烦琐，人们压力倍增。 城市是人类的头脑为改造环境设计出来的最为激进的手段——扼杀自然风景以换取一片新的栖居地。在城市里，一切都被彻底设计、精心打造，以满足只有人类可能想出的目的。 有宗教信仰的人，平均来看和其他所有人一样有可能作恶。我非常勤劳地、坚持不懈地去教堂，但除此之外，也没做什么高尚的事。鉴于宗教是让人向善的手段，它为什么没有效果呢？ 社会变革增加了可用于科学的时间和资产，从事科学的人也增多了，这是当时西方社会背景的另一方面。正如我们已经提过的，中世纪大多数从事科学工作的都是神职人员。剩下的则是工匠（或艺术家，其社会地位并没有高到哪里去）。然而，在17世纪，随着贵族经济活动的多样化，从事科学在世俗贵族中成了受人尊敬的职业。 16、17世纪西方世界许多科学革命的伟大人物，一开始都对魔法感兴趣或者一直保持着兴趣。约翰内斯·开普勒是鲁道夫的门客之一。牛顿是一名兼职炼金术士。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也在学习象形文字和犹太神秘学符号。历史学家过去认为，西方科学起源于西方传统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或许确实如此，但文艺复兴时期的魔法也功不可没。 从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强国论的意识形态开始将传统元素融入现代版的神话，将日本人都定义为天照大神的后代。天皇是这位女神的直系后裔。他的权威相当于一家之主的权威。 19世纪的经历和一些希望及宣传是相符的。美国先后成为模范共和国、模范民主国家、新兴帝国、吸引移民的国家、早熟的工业化国家和超级大国。 相比于中国和日本，西方的传统在印度更容易被吸收而没有屈从感，因为“雅利安人”的神话——数千年前散布在欧亚大陆，据说最早使用印欧语系的人——创造了将印度和欧洲文化视为同类、同一起源的可能性。斯瓦米·维韦卡南达（又译辨喜）坚定地认为印度思想和欧洲思想是平等的，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宗师（gurus）。因此，印度可以接受选择性的西化而不会牺牲自己的身份和尊严。 1902年，庞加莱发表了对传统科学思想的批判。三年后，爱因斯坦从他默默无闻的平凡岗位中横空出世，像一个地道里的挖矿人，引爆了一个可怕的炸弹。当时他正在瑞士专利局担任二级技术员。学术界的钩心斗角将他排挤在学术界之外。但这也许是一种好的安排。爱因斯坦无须对任何人溜须拍马，也不用维护有声望的老教授的错误。不受学术束缚的他，充满创造力。 以牺牲人性和怜悯为代价的秩序意识形态总结了现代性的矛盾：技术进步，道德却倒退，至少看上去停滞不前。 遗传学包含了一个悖论：每个人的天性都是与生俱来的，但可以被操纵。 心智是重要的；观念是历史的驱动力（不是环境，不是经济，也不是人口，尽管它们都决定着我们的想法）；观念就像艺术品，是想象的产物。另一些结论颠覆了进步的幻觉：很多好的观念是旧的，坏的观念是新的；观念能够生效不是因为它们的优点，而是因为环境允许它们传播和引起人们的注意；真理并不比人们相信的谬误更有影响力；我们头脑中产生的想法可以让我们就像没有头脑那样疯狂。

赫布·柴尔德里斯 著，杨益 译，《学历之死：美国博士消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9月，ISBN: 9787208181632 对于现代教育而言，“大学”的理想目标及其现实困境始终是学者们讨论的热点话题。在《学历之死：美国博士消亡史》一书中，作者赫布·柴尔德里斯就从非终身制大学教师的角度切入，描绘了即将入行的教师如何进入到不同层级的教育体系，为我们展现出大学这座象牙塔中的金字塔结构。 正如柴尔德里斯所展现的美国临时教师与学生所遭遇的困境，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普通人手里的牌就是这么烂，除了精打细算还能做什么”的“功利主义”指南，也展现出了考生和家长们不得不面对的阶层分化现状——对于普通家庭而言，分数是报考学校与专业的基本条件，专业与就业密切相关，而就业与收入才是学子们寒窗苦读的朴实追求。 从这本书中，我们能看到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历史与当下的对比、高校与教师的博弈，也能看到这一行业曾经的幻梦落下帷幕，准备迎接前方的危机与挑战。 在高等教育领域，阵容强大的“临时教师”被冠以五花八门的称谓：兼职教师（adjunct faculty）、兼职讲师（part-time lecturer）、访问学者（visiting scholar）、博士后研究人员（postdoctoral fellow）、实践类教授（professor of the practice）、驻校艺术家（artist in residence）。它们掩盖了一个万变不离其宗的隐性条件：根据课程或学年需求得到工作，不保证长期聘用，报酬常常少得可怜，且不享有任何福利待遇。文雅的措辞使人们越发看不清事实的真相，我们不妨直截了当一些：大学教师的工作，本质上变成了一份“零工”（a pickup job），就像给优步（Uber）当司机，或是在“跑腿兔”网站（TaskRabbit）接单一样，本质上毫无区别。 “终身教职”一词本身就足够吸引人了——考察期满，保证录用。更重要的是，“终身制”这个称谓意味着，学校在乎他们，所以会为他们的职业发展进行投资；信任他们，所以把开启“学术自治”之门的钥匙交到他们手里。 中产阶级院校效法此举的同时还另有他法。它们推出研究生课程，吸引最有诚意的那些学生，让他们再花2—3年的时间来证明自己的实力（学生发现学士学位已经不足以使自己从一大群就业者中脱颖而出，因为在25—29岁的青年人中，已有超过1/3的人拥有本科学历）。 这就是为什么最近几年有这么多院校将校名从“学院”改成“大学”：大学才能开设研究生课程，而研究生课程正呈上升趋势。在过去20年里，拥有硕士及以上学历的青年人数翻了一番，现已超过10%。 为了追求更高的教育质量，花费更多的钱总是可行的。于是，学校总是不断地提出新的课程方案，然后想方设法地为其买单。幸运的是，有无数个人和机构（或多或少）愿意慷慨解囊。 科研资助与上述情况大同小异，它也是一个努力让大学进入公众视野的过程。和橄榄球队一样，除极个别顶尖院校项目外，其余那些科研资助项目通常也无法自负盈亏。俄亥俄州立大学前任校长卡伦·霍尔布鲁克（Karen Holbrook）曾在2014年写道：“大学科研的实际成本，与支持大学科研的可用资金之间存在巨大差距。研究人员需要更多的行政及财务管理的支持，这意味着需要挖掘新的外部资金渠道来支付间接费用，包括人手、器材、教育资源、差旅费用等。” 这说明养一只会下金蛋的鹅是要下血本的。 高等教育体系中的“种群死亡”也是无数决定带来的结果，每个决定本身都有理有据，但最后却造成某一种群的生存危机。我们培养的学术新人太多，派上用场的却太少。

因为工作性质原因，每年的7~8月份就到了相对比较自由的时间。虽然不会各种出去旅游，但是一天下来有好几个小时都能自由自配，无须担心突然“砸下来的任务”。 当可支配的时间增多时，看事情或者处理事情的角度会放得长远些，比如说，可能不会主要考虑明天后天做什么，而是可以试一试之前没空去探索、没精力去准备的以后的事情。暂时可支配的时间增多了，可以想一想，（1）接下来的大半年、1~2年主要去做什么；（2）上半年没空去弄的，比如n8n到底怎么去安装和设置，从而实现自动化流程；（3）问题，问题，能否提出更有意义的问题？ 好奇心趋势下，我去问了DeekSeek，他给出的回答真是。。。（你怎么看。。。） 提问： 我现在有了1个月的空闲时间，不会去旅行，仅仅在当地或者宅家，可以支配一些时间时间，你那有什么好的建议么？ R1回答： 根据您的专业背景和对高效时间利用的需求，以下是为期1个月的本地/宅家提升方案，兼顾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 一、专业深度提升计划 前沿技术追踪（第1周） 系统学习 **IEEE智能交通系统汇刊（IEEE ITS）**最新3期关键论文 精读 TRB（Transportation Research Board）2024年会 智慧交通领域白皮书 推荐工具：使用 Zotero 建立个人文献库（含自动同步/标签分类功能） 技能强化实训（第2-3周） 技能模块 推荐资源 实践项目目标 交通仿真 Aimsun Next官方教程 构建1个包含CAV的交叉口模型 大数据分析 Python交通流分析实战 完成1个行程时间预测案例 项目申报书精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智慧交通领域近3年立项清单分析 优化在研项目技术路线图 学术产出准备（第4周） 整理实验数据撰写 技术报告（可转化为未来项目申报附件） 构思1篇 SCI三区快报论文（例如《交通流短时预测的轻量化模型》框架） 制定 新学期教学案例更新计划：将前沿技术融入《智能交通系统》课程 二、跨界知识储备计划 每天90分钟主题学习 人工智能：《交通场景图神经网络》（清华大学李力教授MOOC） 低碳政策：研读欧盟《可持续城市交通规划指南》(SUMP 3.0) 城市科学：《新城市科学》原著精读+GIS基础操作练习（QGIS实操） 本地交通微调研（周末机动时间） 使用 OpenStreetMap + SUMO 仿真居住地周边路网 用手机采集 15分钟生活圈交通节点延误数据 形成微报告《改善住区通勤体验的5个技术切入点》 三、健康管理增值方案 学者精力保持法：每工作90分钟进行10分钟NASA推荐的高效休息训练 智能设备辅助：使用AutoSleep/Watch+运动手环建立睡眠-效率优化模型 知识内化技巧：每日傍晚用Feynman技法复述当日所学（录音自检） 执行要点：建议用Notion创建日跟踪表，着重记录技术洞见/申报启发/数据资产三类产出。此方案预计日均投入4小时，兼顾深度学术积累与身心调适，最终形成可转化的专业资本。 需要任何资源链接或工具操作指南，我可随时提供详细路径。

吴思 著，《血酬定律》，语文出版社，2014年5月，ISBN：9787802411197 血酬定律有三个要点： 一、血酬就是以生命为代价从事暴力掠夺的收益。 二、当血酬大于成本时，暴力掠夺发生。 三、暴力掠夺不创造财富。 在暴力掠夺发生时，人类必定权衡成本和收益。成本至少有四类： 1、良心。同情心和正义感。 2、机会成本。在权衡中，与卖命并列的还有卖力、卖身和卖东西等选项，人们会比较血、汗、身、财的付出与收益。 3、人工和物资的消耗。 4、暴力对抗带来的风险。无论是暴力镇压，暴力反抗，还是暴力掠夺者之间的竞争，暴力掠夺都要面临一定的伤亡风险。 强盗、土匪、军阀和各种暴力集团靠什么生活？靠血酬。血酬是对暴力的酬报，就好比工资是对劳动的酬报、利息是对资本的酬报、地租是对土地的酬报。 消除潜规则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允许受害者监督控制官吏，而让羊群监督甚至控制牧羊犬是很危险的，是可能导致变天的。正如老子和韩非所说，官爵赏罚和军队一样，乃“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低水平的马贼，拦路抢劫，打家劫舍，收入不稳而且风险巨大，这是性命与钱物的直接交换，属于破坏性比较强的低级阶段。高水平的马贼，发出通知（喊票），立下规矩，坐等人家纳贡交费，与官府收税相似。此时，性命换来的乃是一种制度，这是收入稳定而且破坏性较小的高级阶段。 顺便再提一句，海瑞借用孟子的话“非礼之礼、非义之义”来形容的东西，正是我努力描绘的潜规则。此时的海瑞已经明白了，他抵制和对抗的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犯罪行径，而是另外一套规范着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并且获得双方认可的义礼体系。海瑞强调了这套规则与正式规则的不同，但是他还没有找到一个简明概念。 于是，形格势禁之中，县官的真实身份也势必改变，成为他本来不应该是的东西。那么县官不是县官又是什么呢？海瑞的结论是：“县官真做了一个驿丞（招待所所长）”。 徐霞客是我们的文化精英，但《徐霞客游记》也难免凝结着我们潜规则的文化传统。他旅游的许多费用，就是凭借捆绑和鞭挞的官府之威，违反中央规定，转嫁到了农民身上。在躲避逃亡的农民眼里，这等横吃横喝的过客无异于黑帮。 “灰牢”就是非正式监狱的意思，这是我杜撰的词。我经常犯杜撰新词的毛病，其实也是被逼无奈。按照法律法规，这东西不该存在，不过考察历史和现实，这东西又随处可见，而且各有公开认可的名称，并未躲躲闪闪。这种说黑不黑、说白不白的东西见多了，想给个统称，一时又找不到，只好临时杜撰一个。 看了上述故事，自然可以明白小黑屋和学习班是什么东西了。那是一个权威部门用来关押“有过失”的人的地方，在这里，关押是强制实施的，是作为惩戒手段使用的，是对人身自由的剥夺。具有这些特征的地方正是监狱。然而，乡镇政府和管理区属于行政部门，没有权力建立监狱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因此我们又不好称之为监狱。如果不叫“灰牢”的话，我们就只能向当地人一样称之为学习班或小黑屋。 专门研究延安时期的学者朱鸿召和我谈起过当时常用的一个手段，就是把人扣下开会学习，不转变立场不放人。他提到1942年10月召开的一次西北局高干会，毛泽东作开幕报告，为了让那些与毛主席不是一条心的人转变过来，会期竟长达88天，不转变就不散会。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立刻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猜测那些被扣下的领导该如何打小算盘：脱离权位越久，自己的影响就越小，被别人代替的可能性就越大。再不转变，想闹二心也没本钱了。 农民天经地义的观念并没有明显变化，干部方面却有变化。他们要盖超标准的办公楼和宿舍楼，要买高级小车。天经地义应该由政府出面该做的事情，譬如蠲免赈济，却公然撒手不管了。 据1926年3月《东方杂志》报道：“四川自军兴以来，各种税捐，如云而起，或原有其税，从而加重；或同一税捐，重复征收；或就驻所区段，各立关卡；或藉各种名目，巧为搜括。就其取费之名称言之，有护送费、江防费、送船费、护商费、验放费、船厘、团防费、清乡费、估本费、验船费、统捐费、护农费、红十字费、落地费、临时军费、盖戳费、划子费、公票费、乐捐费、兴学费、出口税、抵岸费，其他名称，不一而足。 由此看来，中国人民挂洋旗，入洋教，确有一番不得已——这是寻求不被人任意宰割的基本权利，寻求对人民负责的政府和军队。 现在的问题是：洋旗的价值应该如何定性？换句话说，洋旗带来的钱，到底属于什么钱？属于劳动报酬吗？属于土地厂房之类的租金吗？属于投资或存款的利息吗？ 在我看来，这笔钱应该叫法酬——法规或制度造成的收益。 在潜规则当中，谁最有动力和能力消灭潜规则？当然是受害的一方。受害者便是被搜刮的百姓，他们人多，眼睛多，感受深，坑害他们的坏事很难逃过他们的眼睛。一旦官员的命运和前程掌握在他们的手里，潜规则发挥作用的空间必定大幅度下降。这就是消除潜规则的关键。

吴思 著，《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15年11月，ISBN：9787309063660 长话短说。我跟踪此事达数年之久，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不是我最初想象的道德善恶问题，我面对的是大多数人处于一种利害格局中的寻常或者叫正常的行为，它基于大家都可以理解的趋利避害的现实计算。不触动这种格局，报道或调查通报乃至撤职处分，说好听点也不过是扬汤止沸，在我的个人经验中，由于扬汤的勺子太小太少，连止沸也办不到。后来，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化肥供应增加，政府退出，市场放开，现在化肥供求起伏波动，时常过剩，市场的供求规则取代了官场潜规则。 收入本书的这些随笔，大体都在讲中国传统社会是如何“淘汰清官”的，解释清官为何难以像公开宣称的那样得志得势，为何经常遭遇被淘汰的命运，以至青天大老爷竟成为我们民族梦的一部分。 他这种进退自如的处境，用古代民间谚语的话说，叫作“官断十条路”——案情稍有模糊之处，官员的合法选择就有十种之多。怎么断都不算错。 段光清的哥哥接受建议，召集同乡开了会，果然大家踊跃掏钱，贼开花的问题就这样得到了双方满意的解决。 经过调查，张集馨发现，那些白交还要遭受两重刁难的号草，按规定竟要由政府向民间购买。国家规定的收购价格是一文钱一斤。折算为现在的货币和度量单位，大概就是两毛多钱一公斤。当地每年收驿草十多万斤，财政拨款将近人民币两万元，但是这笔钱根本就到不了百姓手里。张集馨写道：“官虽发价而民不能领，民习安之。” 我有点不满的只是他们收了钱还要拖你半年以上，不催几次，不走后门，安装工人就不来给你装。我当时也知道安装工人上门，按规矩还要塞给他们一二百元的辛苦钱，至少要塞他们两条好烟，不然装上了电话也未必能接通。就连这笔费用我也愿意掏，只要你别再没完没了地拖下去。我认可半年的拖延，也认可辛苦费，如果电话公司强迫我买他们的电话机，我也准备认可。这就是我眼中的第二等公平，也是我真正指望的公平。在整个过程中，一切都是我主动的，并没有人拿刀子逼我排队装电话，更没有人逼我往工人手里塞钱塞好烟，我愿意认账，我也不会告状和揭发。 不公平的感觉是一种易燃易爆的危险品，几个好汉在公平奇缺的世界上敲出了几颗火星，全中国便翻卷起逼人的热浪。令人感叹的是：太平天国实际展现出来的内部关系，与他们那面漂亮旗号的差距，并不比《大清会典》与黑秤的差距近多少。 更明白地说，一个变质的政府，一个剥削性的越来越强，服务性越来越弱的政府，自然也需要变质的官员，需要他们泯灭良心，心狠手辣，否则就要请你走人。这就是此前300年陈奉与冯应京相替换的背景，也是此前1700年司马直自我淘汰的背景。在这种背景下，清官和恶棍的混合比例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定向选择的结果。恶政好比是一面筛子，淘汰清官，选择恶棍。 在权力大小方面，皇上处于优势，官僚处于劣势。但是在信息方面，官吏集团却处于绝对优势。封锁和扭曲信息是他们在官场谋生的战略武器。你皇上圣明，执法如山，可是我们这里一切正常，甚至形势大好，你权力大又能怎么样？我们报喜不报忧。我们看着领导的脸色说话。 清朝官场通行的送礼名目叫“三节两寿”。三节是指春节、端午和中秋，两寿是指官员本人和夫人的生日。 我效法古人任命官员，将他们派往全国各地。没想到刚刚提拔任用的时候，这些人既忠诚又坚持原则，可是让他当官当久了，全都又奸又贪。我严格执法，决不轻饶，结果，能善始善终干到底的人很少，身死家破的很多。 理解中国历史和国情的关键，恰恰在于搞清楚隐蔽在漂亮文章下边的实际利害格局。没有这种格局的保障，那些规定不过表达了政府的善良愿望或者骗人唬人的企图。 “潜规则”本来就是对一种大家并不陌生的社会现象的提示，这个词可以唤醒各种各样的个人知识，启发有心人继续探索，给出定义反倒有僵化之虞。定义不过是一块垫脚石，彼岸莽莽社会丛林中的真实生态，才是真正要紧的关注对象。 下边是我想到的垫脚石： 1、潜规则是人们私下认可的行为约束； 2、这种行为约束，依据当事各方的造福或损害能力，在社会行为主体的互动中自发生成，可以使互动各方的冲突减少，交易成本降低； 3、所谓约束，就是行为越界必将招致报复，对这种利害后果的共识，强化了互动各方对彼此行为的预期的稳定性； 4、这种在实际上得到遵从的规矩，背离了正义观念或正式制度的规定，侵犯了主流意识形态或正式制度所维护的利益，因此不得不以隐蔽的形式存在，当事人对隐蔽形式本身也有明确的认可； 5、通过这种隐蔽，当事人将正式规则的代表屏蔽于局部互动之外，或者，将代表拉入私下交易之中，凭借这种私下的规则替换，获取正式规则所不能提供的利益。 在潜规则的生成过程中，当事人实际并不是两方，而是三方：交易双方再加上更高层次的正式制度代表。双方进行私下交易的时候确实是两个主体，但是，当他们隐蔽这种交易的时候，就变成以正式制度为对手的一个联盟。隐蔽本身就是一种策略，这种策略的存在，反映了更高层次的正式制度代表的存在。 张献忠凭什么理由进行这等规模的大屠杀呢？张献忠在成都立过一块七杀碑，上边刻着他的理由： 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 原来，大屠杀也是以天道为根据的，而且仔细想想，张献忠的推理并未违反逻辑。天道居然可以被合乎逻辑地打扮成这副凶相，不能不叫人刮目相看。 这些年我们老说假货泛滥，以为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似乎过去就没假货，至少是没有那么多假货，看来这是偏见。实际上，不仅我国制造和贩卖假货的技艺高超、历史久远，假货的普及程度恐怕也不在今天之下。 我猜想，古今中外的地摊和行贩行为都差不多。大店名店则另是一路。造成重大差别的不是时间、地域和民族，而是具体的商业制度。 当时的心理似乎就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人类不懂的东西很多，别真出什么事。这是一种非理性的恐惧。这种恐惧和担心，直到我过了二十五岁才彻底打消。当然，什么事也没有出。可是这种预言对我内心的影响却是真实有力的。将心比心，我估计深受算命看相之类的预言影响的人，数量不会太少。 说规章制度和执行情况都很严格，但是你不可能整天盯着她。只要有一点空子她就贪污，而一点空子也没有是根本不可能的。我说你为什么不逐步换人呢？他说换过人，新来的还是这德行。这时我想起了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定：人是理性自利的，人们都要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只要贪污的风险不大，贪污就是他们的最佳策略。我说，那你就认帐吧，她们贪污是很自然的事情，别大惊小怪的，这是你必须付出的成本，只要别太过分就行。你就把这笔钱当成管理费用吧。他想了一会，说，也只好如此了。 我们还没有建立一个能够保证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人间制度。我们看惯了好人倒霉和恶人得势。这就是“迷信”生根开花结果的沃土。“迷信”斩钉截铁地告诉你，天下的事情终究是公平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善行必得善报，恶行必得恶报。现世不报来世报，活着不报死了报。所以马克思说，宗教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对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社会来说，秦帝国的建立结束了长达数百年的战乱和半无政府状态，为社会确立了秩序，展现了结束无休止的征战的希望，因而深受欢迎[94]。但是，帝国制度在解决老问题的时候又造成了官僚集团瞒上欺下追求代理人利益的新问题。同时，帝国无可匹敌的强大导致了统治集团不受制约的自我膨胀，导致了对被统治者的过度侵害，自耕农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被沉重的劳役和刑罚制度所取代，帝国的根基破坏了，秦帝国二世而亡。 帝国制度是在多种暴力-财政实体并存、优胜劣汰的环境中逐步建立和完善的组织形式。这套制度调动资源的能力、战争能力和稳定程度接近了当时的生产和技术条件所允许的最大化。这是一套经过上百个国家二十多代人断断续续的积累和摸索，将不同领域和不同层次的制度组合匹配而成的高效率的体系 在统治集团眼里，他们与物质生产者之间的关系，类似牧人与羊群的关系，而羊群对生长条件的要求、羊群的好恶和承受能力对牧人的行为是有重大影响的。为了长期利益的最大化，牧人必须约束自己，必须付出努力，提供并维护羊群的生长条件。 官僚代理人的个人利益与帝国和部门的利益也远非一致。他们扩张自身特殊利益的形式，体现为税外加税、费外加费、层层加码的一套潜规则体系，一套通过自身的膨胀而架空了统治集团对被统治集团正式承诺的体系，一套并不明说的、由各种利害主体在实际生活的冲突中挤压出来的、勾勒出真实的人际关系和集团关系边界的规则体系。 小农经济对贪官污吏的耐受性很强，对帝国官僚制度的适应能力很高，直接结果便是支持了帝国的统治方式——就好像耐粗饲的家畜品种支持了粗放的牧养方式一样，小农经济也支持帝国粗放迟钝的管理，并且间接抑制对帝国统治方式的耐受性较弱的工商集团的发育。 帝国制度轮回十余次而基本结构不改，根本的原因，是不能形成冲出农业文明的力量。因此既不能解决人口与资源关系的长期性问题，也不能形成构造新型政治均衡的社会力量，从而解决统治集团堕落的周期性问题。小农经济的基础不变，诱导或胁迫帝国制度发生根本变迁的利害格局就不能形成，王朝循环就不会终止。

卓克 著，《我们脑中那些挥之不去的问题》，机械工业出版社，2019年6月，ISBN: 9787111622222 03 转基因三文鱼是一场阴谋吗？ 作为现代人，我们如果非常担心，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找到专业机构对这些风险的评估结论。如果发现这些新事物的风险并不高于生活中对应的传统事物，那就放心接纳新事物吧，因为它们可以带给我们更多益处。可我们更经常见到的是盲从的人，从旁观者的角度看，他们实际上采取的是不同标准，比如他们担心基站天线的辐射，却享受在阳光下散步，他们不知道阳光的辐射比手机高成千上万倍。 07 什么样的星球上才会有高级生命？ 总之，我们目前对生命的理解仅限于地球。接触过统计学的人都知道，根据小样本做推理得出的结果大都错得离谱。有时候科学探索的模式好像分形结构，资料匮乏时有相当多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但随着资料丰富起来，问题未必就逐渐消失，相反，往往还有新的问题在越来越细枝末节的层次上生长出来，站在每个知识点上面对的未知都是相同的。当然，这些不断出现的悬念才是科学探索的魅力。 12 假如地球上没有光合作用会怎样？ 地球历史上大气中含氧量变化很大，虽然有很多不同模型估测含氧量，但大致结论是一致的：从5亿年前到今天，含氧量变化从12%到35%，当前是21%。 我们在能量上对比了无氧呼吸和有氧呼吸放出能量的效率，两者差异巨大。能量在食物链上的传递存在转换效率。如果每一级的效率只有2%，那食物链可能总共只有2级；如果每一级的效率有40%，那食物链可能会有4～5级。所以地球早期没有复杂动物，有复杂动物就说明有氧呼吸是主要生存模式了。 13 如何理解引力公式？ 公理是人类认知上最基础的一级，没法再追问公理为什么是正确的。 物理学家是在公理的基础上进行测量和研究的，他们是“最激进的保守主义者”。这句话是一个曾经参加过曼哈顿计划的美国物理学家惠勒说的。物理学家的保守体现在：大部分人都会尽量使用现有的理论做研究，直到新的发现用现有理论实在不能解释了，误差实在大到无法接受的地步为止。这就是一种奥卡姆剃刀的精神：如无必要，勿增实体。 那么牛顿的时空观错了吗？没有错，只是牛顿提出的时空模型在更精确的测量中不那么准确了。现在科学家使用广义相对论这个模型可以更好地吻合测量结果。所以，我们的真实世界既不是牛顿描述的那样，也不是广义相对论描述的那样。那真实世界是怎样的呢？这样的问题没有多大意义，因为我们测出什么样，它就是什么样。我们不仅要测量，还寄希望于找到一套理论可以圆满地解释测出的所有结果。 所以，如果你对“世界是什么样的”“什么是存在”这样的问题感兴趣，了解当前物理学的理论、知道如何测量、学懂数学是最有效率的方式。 14 电火花是怎么产生的？ 哪些系统是科学无法解释的呢？它们大都拥有以下特征：目标不易测量，结果受多种因素叠加的影响，而且叠加效果并不是线性的。那些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现象都是这样，而研究者一旦有了分析非线性系统的方法，这些学科也会出现突飞猛进的发展。 15 为什么会堵车？ 我们再回到特大城市的交通问题上。城市的道路资源有限，车辆太多是一个重要因素，但不遵守交通规则乱开、乱骑、乱走的人是破坏秩序的根源。而且只要20个人里面有1个破坏了规则，就会让这个城市整体的交通图景一团糟。实际上不严格遵守交通规则的人比例远远高于5%。看看那些电动车闯红灯、非机动车道随便停车，还有见到前车减速就来回变道的情况，就能对这一比例有一个了解。 到底本质问题是什么呢？是人口问题，开车上路的人太多了。有交通部门通过摄像头统计过高速公路上的车辆，70%的车是单人驾驶。这个比例在市区也大致类似。留出安全行驶的距离后，一辆车行驶时需要占用30米×6米的路面资源，停车时需要占用7米×4米的路面资源。而这么大面积大多数时候仅仅解决了一个人的出行问题。 秩序既包含井然有序，也包含乱成一锅粥。不论哪种局面，都是系统里众多个体按各自规则行事后，全局所呈现出的样子。 在系统中个体与个体之间还会互相影响，这种影响的大小不但难以测量，而且还经常非线性叠加，这就增加了用科学原理解释秩序形成的难度。 在社会生活中出现的秩序有两个重要的成因：一个是自上而下的，一般是规章制度、法律条文；一个是自下而上的，一般是个人意愿和行为习惯。两者共同塑造了秩序。如果一定要分出先后，我认为个人习惯和意愿比规章制度出现得更早。法律是这些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用比较精准的语言抽象出来的文字条款。道德也是在这个抽象化的过程中产生的，只不过底线比法律要高。 16 为什么净化器上的PM2.5数值不准？ 空气净化器并没有很高的技术含量。如果你拆开过净化器，会发现它主要的功能是通过风扇+滤网来实现的，但这只是其中一类净化器，叫滤网式净化器。滤网式净化器中空气经过滤网完成净化，所以风扇必不可少。这种滤网叫HEPA滤网（HEPA是一种净化标准），全靠它过滤PM2.5颗粒。只要符合HEPA标准的滤网，各种品牌的净化器都差不多，就算把HEPA滤网绑在电风扇上也照样可以起到净化的作用。 看完以上的介绍，你可能觉得那些售价1000元以上的滤网式净化器都不太值，其实它们卖得贵还是有道理的。首先就是那个塑料外壳，想充分利用滤网的每个角落就需要设计一个良好的风道，让滤网的每个区域都能均匀地出风，这个目标就要通过外壳来实现。此外，净化器工作时要想静音，风扇转速和噪声的控制就需要更智能。这些功能都是有成本的，尤其是把PM2.5数值测准并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远不如测量电压、电流这些参数简单。 原因是它们采用了最便宜的方式，也就是利用红外光散射法测试PM2.5。这种测试仪的腔体内有一个LED灯头，它发出950纳米波长的红外光，比人眼可以见到最红的光波长略长一些。红外光照射到腔体内空气中的微小颗粒会发生散射。从宏观上看，散射就是光线不沿着光路入射、折射、反射，而是向四周各处发散，所以我们在入射光和障碍物这条光路之外一个偏转角很大的区域安装一个探测器，这个探测器专门收集散射过来的光信号。 这种测量单位是多少“个”颗粒，但PM2.5数值的单位是微克每立方米，所以还需要把颗粒的个数通过一个公式换算成质量才行。这是一个经验公式，通过大量统计规律可以找到公式的系数。 你是不是觉得美国大使馆公布的数值很可靠？也不尽然。他们的仪器虽然很先进，但先进的仪器也需要专业的人员来维护和校准，不同环境下的零点值是不同的。美国大使馆公布PM2.5数值的大小、时间间隔、测试仪安装位置，全都违反了测试规范。从这个角度看，我怀疑美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可能没有能力对他们的仪器进行校准。该仪器的校准十几天要进行一次。所以，即便是美国大使馆这种机构公布的数值，我们也不用迷信。 我们在媒体上经常可以看到某某产品的评测，但很少有文章能说出真正的缺点。总体上看，99%的文章都是软文。也就是网站和厂商签了广告年单，年单里除了约定有广告位露出外，还会承诺新品评测文章的数量。这样的评测肯定以突出产品特点和提升品牌美誉度为目的，几乎不会说真正的缺点。但这只是新品评测说不到点上的次要原因，更主要的原因是评测人员并不了解工程细节。 每个产品领域的工程师都有一套“产品工作原理”。一个负责任的厂商会在原理基础上对产品进行定位，在功能上有所取舍。比如一些媒体评价某款新能源汽车单位距离下耗电量大，殊不知是因为厂家在使用体验和电池容量上做了取舍。 17 为什么很多事情找不到原因？ 这项统计莎士比亚著作词汇分布的事儿真的有人做了，最后得到β值等于1.132。这个分布图形如果按我刚刚说的规律画出来，和各国GDP的图像是一致的。而这个规律不论你多么熟悉莎翁的作品都是想不出来的。数据的这种分布规律有个专有名词，叫幂律。幂律分布就和我们刚刚说的泊松分布完全不同了。如果我们再把莎士比亚著作中的词汇频率统计加和一下，就会发现20%的单词用掉了全部著作80%的篇幅。这就是著名的二八定律，比如：20%的人占据了80%的社会财富，20%的人喝掉了80%的啤酒，公司里20%的人做了80%的具体工作，20%的畅销书占据了80%的市场。而这背后的规律就是因为这些东西按幂律分布。 还有一些你根本想不到的场景中存在幂律，比如微博上转发次数的排序、森林火灾、大洪水、地质灾害，它们发生的规模和频率也一样呈现幂律。我们经常会花时间和精力分析一个特殊事件——有时候是天大的好事，有时候是天大的坏事——发生的原因，总结经验，希望今后再次成功；或者吸取教训，希望今后避免。这是因为作为灵长类中的人类，我们十分渴求规律，我们需要把事物简化，好让信息进入大脑。想记住完全随机的信息是件极其困难的事，所以找出引人注意的大事件发生的原因是我们的天性。但其实很多大事件的发生没有特殊原因，只不过它们在幂律下必然会发生。 刚刚我们说了，对符合幂律分布的事件而言，通过找平均值来解决问题是没希望的。但至今关于幂律分布的知识还没有出现在教材中，这主要是因为凡是和幂律相关的事情往往包含非常复杂的过程，我们甚至没法收集完整数据，比如地震、火山爆发。另一个原因是幂律往往包含人的因素，大都不是理工科的研究对象，文科类专业即便学统计学也不会比理工科更深入。幂律分布其实分析起来比较复杂，相当多种类的幂律分布是根本不存在期望值和方差的。而在统计学这门课中，核心内容就是期望值、方差、线性回归之类的内容，所以导致不少人对幂律不熟悉。 我们在生活和工作中总是避免不了用非理性的习惯去找原因。那么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考虑呢？我们怎么做出一件轰轰烈烈的事情？比如不少人在公司负责新媒体的运营，希望早点出现单篇阅读量10万+的文章。通常的做法就是，搞个抽奖活动或者多发文章，但这些不能常态化的做法收效甚微。这时我们不妨想想沙堆的例子，沙堆之所以会有大型崩塌，并不是因为落下来的那粒沙子比其他沙子重、下落速度快，而是因为之前每一粒沙子之间有紧密的摩擦关系，是所有沙子共同的作用让它们在地球的重力场下形成了一个沙堆样子的东西。只要沙堆出现了，在你洒沙子的过程中，总有机会形成一次大型崩塌。如果这些沙粒之间没有紧密的作用，而是像水一样平铺开来，就很难有崩塌出现。新媒体运营也是如此，产生巨大的传播效果就好像让沙堆崩塌那样，当你每篇文字都能激起读者的共鸣，你就一定程度上轻轻地把读者联系起来了。当你写出很多这样的内容，你的沙堆就会越堆越高并最终崩塌。任何一个做得好的公众号都有这样的特性。这种分布规律形成了，就不用担心没有流量和传播效果了。 幂律无处不在，但它在生活中很多地方经常以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现，有时候甚至可以告诉我们一个更深一层的道理：很多看上去不得了的事情，它的发生并没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理由。知道了这一点，我们就能更坦然地面对大事件，而不会经常陷入一些无意义的思考。 当一件事情发生，尤其是当这件事已经是灾难，或者已经极为显著而不能忽略时，我们总希望找到原因。找原因的念头有时候非常强烈。但这篇文章就专门列举了很多服从幂率分布的场景，在这种条件下，根据传统思路去找原因一定会失败。 幂率分布什么时候会出现呢？在样本的分布不独立，即互相影响时。这一点是复杂系统通常都具有的特性。复杂系统很难建立数学模型，只有在某些特殊条件下才能进行分析。什么是复杂系统？比如人群的行为就是。每个人如何行事，不光由他自己当前的状态决定，也由周遭其他人的行为决定。所以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听上去好像是文科，其实它们在科学化的方向上有极大发展空间。 科学不能解释的很多东西都是因为它们属于复杂系统。这种复杂系统在短期还可以模拟，长期演化下则没有数学模型可以预测。所以，凡是能对复杂系统中出现的事件煞有介事地分析出其中原因的，都不可信。有时候那些分析貌似极有道理（比如股票预测），但其实只是另一种形式的心理安慰。毕竟给一个显著的事情找到原因，心里会感觉踏实些。 一件事的发生有时候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能坦然地接受这样的结论会让我们内心多一分平静，这可能是这类思考方式带来的直接好处。 18 锂电池应该怎么用？ 移动设备里大都只有一块锂电池，而且基本上都是三元锂电池。三元的意思是三种元素：镍、钴、锰。三元材料电池就是用它们做正极材料Li（NiCoMn）O2的。

邓云乡 著，《清代八股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1月，ISBN: 9787543453326 产生的基础 八股文是在中国语言、文字、考试制度等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萌芽、产生、发展形成的。没有特定的客观条件和历史因素，不可能有八股文。世界上其他语言条件、文字条件的民族和国家，不可能产生八股文。 八股文与科举考试关系之二 科举考试制度，给千百年来读书人，用现在的话说，叫“知识分子”吧，一个平等的竞争机会，而这种竞争是和平的，不是用暴力方式取得的。这样反过来又对社会、国家都起到一种重要的稳定作用，和平作用。 在几百年中八股文科举考试的竞争中情况多种多样，说也说不完。而其间最重要也最现实的，就是有的人少年科第，十分顺利，很快在二十来岁就考中进士，甚至得中三鼎甲。有的人就十分困难，进学成了秀才之后，经过好几年，才艰难考中举人，又过许多年，才考中进士，等到这时，人也老了。更有一些人，努力了几十年，却根本考不进，考不中，不仅进士、举人考不中，甚至连个学也进不了，岁数很大了，还是一个童生。 八股文与私塾教育 私塾的教育方法，真正能做到因材施教，因人而异。比如同时十来个学生，不但可以分别按不同程度读不同种类的书，比如三个读启蒙读物、《三字经》、《千字文》这类书的，两个读《论语》的，两个读《孟子》的，三个读《诗经》的，两个读《左传》的……都可以同在一个老师的教导下、一个房间中共同高声朗读。 老师点句领读、学生跟读之后，就是初步完成了教读的任务，然后学生自己去读，一遍又一遍，大概读一二个小时，然后按规定时间到教师前放下书，背转身来背诵。 学写八股文的过程，是分开来逐步学习这个格式的。先学写“破题”，然后再学写“承题”、“起讲”等部分，直到学会写完整的八股形式的文章，谓之“完篇”，这才算初步学会写八股文了。 八股文教育特征 传统习惯就是高声或低声诵读，总之是要读出声音来，这与汉语的声节特征有关，纵使重复几十遍、上百遍，也不会疲劳，而且易于记忆。这种方法，从很古就已形成，而且读的很节奏，有腔有调，即所谓“弦歌之音”。 即现代西方教育从启发儿童思维入手，而中国传统教育则是从利用儿童记忆力强、理解力差的特征入手，先强调记忆，从中国传统悠久文化讲，掌握中国传统文化，必须先学习读熟中国传统文化开始时，从无到有的几部经典古书。 经史典籍，学生自读。温习背诵，直接领会。思维训练，高速有效。扎实细致，自然学好。也就是：教师不大说话，最大限度发挥学生学习的记忆和思维能力，学生真正是自己学习。 历史作用试析 五百来年中，始终一致，这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朝廷统治、国家政治安定，又起到极为巨大的作用。这是有明、清史实足以证明的。 二是读好“四书”，才能作好八股文；作好八股文，才能考试得中；考试得中，才能改变社会地位，才能参加更高级的考试，才能作官。这样就所有读书人，都读“四书”，都读“五经”，国家鼓励这样做，社会上以此为荣，而且一延续就是几百年。 八股文教育的重点，大约是放在德育与智育二点上。德育是读圣人的书，受孔孟学说的影响，这在前面政治思想影响方面已说过，不再多赘。只说智育这方面，也可分为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是文化知识传授继承，识字、读书，读“四书”、“五经”，读唐诗，读《史》、《汉》，唐宋古文等等，以继承中国全部传统文化，一年一年，一代一代。这是知识教育，益于理解。二是思维的训练，这就是八股文教育更重要的方面。 命题作文，是限制思维的训练，即把作文人的思维限制在题目的范围内。而题目又出自“四书”的范围内，这就是更小范围的限制。而题目又多种多样，有的有内容、有话可说，有的却无内容，或过空，或过小，或不可理解，这样就把作者的思维限制在一个极小的圈子中。天长日久，这样习惯于这种思维的人，思维习惯，便易于集中。遇事不会漫无边际去乱想。 八股文的历史负作用 八股文最大的弊端还不在于读书范围窄、读书少，也不在于八股文全是空话和聪明才智之士，一生有用之精神，尽消磨于无用八股之中。更在于长期受限制思维之严格训练，思想习惯于束缚状态，天分极高之人，或能突破束缚，有超时之见识、应变之才能，而一般天分的人，思想只习惯于处在这样束缚状态之中，像孙悟空一样，在紧箍咒中大显神通。而各朝皇帝正需要这样的人，才有利于他的统治。 八股文在历史上是一种教育和考试的专用文体，它不是阐述各种学术观点的论文，也不是什么文学艺术作品，不能用《史记》、《汉书》、古人著述以及诗、词歌赋、小说戏曲和它相提并论。它所起的作用是文化教育、思维训练、考试选材等方面的作用。而所遴选的人才是为当时朝廷办事的官吏人选，并非专门学者，更非文学家、艺术家等等。

[加] 宋怡明 著，[新加坡] 钟逸明 译，《被统治的艺术：中华帝国晚期的日常政治》，中国华侨出版社，2019年12月，ISBN：9787511380326 导论 动员民众参军是国家不得不面对的最常见的挑战之一。在历史上的几乎每个国家中，都有一部分人或自愿、或不自愿地以当兵的方式为国家服务。如何动员民众参军？国家的抉择，对军队的方方面面——从指挥结构到军事战略，从筹措军费到后勤补给——均意义重大，亦深刻地影响着在伍服役的士兵。 本书讨论的是：在明代（1368—1644）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国家的军事动员决策所带来的影响。重点不在于相关决策造成的军事、后勤或财政后果，而是其社会影响，即军事制度如何形塑普通百姓的生活。 本书由四部分组成，每部分的空间和时间背景各不相同。第一部分的时间设定在明代军户制度创立伊始的14世纪末，地点则是明军士兵原籍所在的乡村。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的时间则来到15世纪和16世纪，主要探讨明代军事制度在进入成熟期后的运作方式。第二部分的故事发生在士兵戍守的卫所，第三部分的故事则发生在士兵垦辟的军屯。到第四部分时，我们会回到卫所，看看明朝灭亡后那里的情况。 第一部分 在乡村 重要的是，每个家族都会使用某种叙事解释他们的处境。我们要分析的核心问题是，他们为什么采用特定的叙事，而没有选择另一些叙事。 “入籍”意味良多。首先，它指一桩具体事项：家族之始祖（通常是生活在14世纪末的那位先祖）的姓名被记录在“黄册”（一种特定类型的官方簿册）里面。黄册一式四本，其中一本和其他官方文书一起收藏于后湖黄册库。该府库位于明初首都南京附近的后湖（今玄武湖）群岛上，以防失火。所有军户理论上都被录于黄册。还有一套名为“卫选簿”的文书，用来登记拥有世袭军职的军户。本书插图中有一页卫选簿记录，起首登记的户主是蒲妈奴。 我希望借助倪五郎的人生轨迹，揭示出该体制的四个要素：征兵与入籍制度、分派与调转制度、补伍与勾军制度、定居制度。在此过程中，我还将利用倪五郎的故事，解释我在本书其他地方使用的一些专业术语。 在本书中登场的大多数军户家族，都是明初军士的后裔。他们的祖先，要么此时直接被强征入伍，要么随着14世纪80年代的“垛集”征兵随家人一同成为军户，要么则是受封的世袭军。 “卫”是一个军事单位，最高长官为指挥使。一个“卫”，按规定应有5600人，下辖五个“千户所”，每个“千户所”各有1120人。 位于华中的河南固始县，共有1730个在册军户。他们的正军被分派到358个不同的卫所，如图6所示，这些卫所遍布全国各地。因此，至少在明初，整个军户制度正常运作时，云南一名正军的死亡，会引发勾军的官僚程序，最终导致四千多里地之外的某个河南军户遣人补伍。明史大家黄仁宇将明朝强征劳力的整个制度比喻为“从深井中汲水，不仅仅是一桶一桶地，也是一滴一滴地”。 具体到征兵制度，该比喻可谓十分切近。 但是，15世纪初，军队的官员发现，将士兵及军眷一道安置在卫所是件利大于弊的事。每当军队调至新的卫所，都会出现一大波逃兵潮。“因无家屡逃。”31鼓励士兵落地生根，或许有助于减少逃兵的出现。而且，军眷在卫所安家，当需要勾军补伍时，事情也会方便得多。如果能在卫所找到正军的儿子或弟弟，便会免去诸多烦琐的官僚程序。勾军官员只需给京师的黄册库和军户原籍的县令送去一纸公文，通知他们更新簿册即可。如此一来，向军户原籍发出勾军命令，在当地寻找补伍之人，再把补伍者送至卫所这一整套烦琐程序，便可统统免去。 另一方面，有明一代，数以千万计的军士并没有当逃兵。族谱透露出他们如何精心谋划补伍事宜，如何努力降低不当逃兵的代价，以及希望从中捞取怎样的好处。因此，族谱能够告诉我们军户制度在明代及其后所造成的更广泛的影响。 明初福建军户有三种应对征兵的基本策略，可以分别称之为“集中”（concentration）、“轮替”（rotation）和“补偿”（compensation）。它们不是互相排斥，而是互相重叠。许多家族会同时采取两到三种策略。“集中”策略，即家族的共同义务集中由一人履行。该人或代表自己，或代表自己的子孙，承担起整个军户的服役重任。我们之前已经见过“集中”策略的两个实例：勇于代兄从军的郑家次子，以及精明惜财的朱尚忠（当然，两人之所以形象迥异，是因为我们对前者的认识来自郑家的内部史料，而对后者的认识则来自谈及朱家的外部史料）。 在人类历史上，不计其数的国家会要求部分国民服兵役。无论在什么地方，士兵及其家庭都努力将服兵役的代价和不确定性降至最低，同时最大化所能享受到的种种特权。 一个家族，无论是独立军户，还是和其他家族组成复合军户，抑或拥有着多重户籍，其策略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将下述情况发生的可能性降至最低：正军因死亡、负伤、衰老或逃逸造成缺伍而军户却无法以最小的代价立即自动遣员顶补。 碰巧，有一个经济学术语很适合形容这类行为：制度套利（regulatory arbitrage）。它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被频繁使用。 “制度套利”指利用不同规管制度之间的差异，或者某人的真实处境与他在规制中的身份——规管制度对他的定位——之间的差异谋利的努力。在此不妨举一个非常简单的现代制度套利的例子：假设某人发明了一种新的草药配方，如果以之作为药物售卖，则会受到相应规管制度的严格约束；如果以之作为食品售卖，相应规管制度则宽松一些。因此，该人选择了后者，尽管他明知大家是以药用为目的购买配方。此时，他的所作所为就是制度套利（当然，导致房贷危机的行为比这个例子要复杂得多）。 当士兵被鼓励于卫所定居时，各方的利弊权衡出现了变化。定居政策的出台，旨在将卫所士兵更彻底地纳入国家结构之中，斩断他们与原籍之间的关系（即“解域化”），从而方便朝廷的调度部署，满足迫切的军事需求。但是，随着卫所士兵落地生根，建起新的社群，定居政策又反过来开启新的“再域化”历程。对原籍军户而言，关切的重点不再是出丁补伍，而是搜集证据，证明本户并未缺伍。 尽管远隔千山万水、世事变幻无常，军户的两支都希望与彼此搞好关系，最显而易见的目的是管控勾军的风险。 就这样，世袭兵役制度和安家卫所政策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鼓励相隔千里的宗亲长期保持联系。百姓绝对不是“自然而然”地希望维持这种联系。学者还将注意到，几百年后，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侨家庭也在设法保持与家乡父老的团结。孔飞力等学者认为，中国人的这种能力，肯定是由在国内浪迹、客居异乡的士人、商人和劳力的长期经验磨炼出来的。 第二部分 在卫所 卫所的整体分布规律，使明王朝对各地安全威胁的认知和重视程度一目了然：首先，抵御边疆地区的游牧民族和外国势力的威胁；其次，确保皇室的安全；再次，护卫大运河上源源不断向京师输送的税赋；第四，维持国内的稳定；最后，在东南沿海地区，控制海疆的“倭寇”和走私活动。 朱元璋的对外贸易政策有三大要素。 第一，他将外国对华贸易限制在朝贡贸易的范围之内。 第二，他严禁对外出口贸易。中国商人被禁止出海做生意。这两项措施的实行未能尽如人意。 朱元璋对外贸易政策的第三个要素即沿海卫所制度，这也是本书的关注重点。该制度旨在落实前两个要素，并维护明代海洋秩序。 此外，无论是走私者、“倭寇”还是奉公守法的商人，都紧紧地嵌入了沿海地区社会。如早期镇压倭患的朱纨注意到，海上贸易与沿海居民的生活福祉息息相关，乃至于“三尺童子，亦视海盗如衣食父母”。几乎各个阶层的沿海居民，从贫穷的渔民到富裕的盐商，再到林希元这样的地方精英，都在某种程度上参与着非法海上贸易。 军事家谭纶曾撰文探讨沿海卫所驻军战斗力的下降，文中列举出官兵与军眷从事的各种职业。他对该问题深感兴趣，认为导致军队战斗力降低的罪魁祸首正是卫所居民职业的多元化。 戴思哲（Joseph Dennis）也已证明，将地方志视为一成不变的文本是有问题的。这个结论同样适用于族谱。 军官及其部下利用自己在一个规管制度——军队——中的有利地位，在另一个规管制度——国际贸易体制——中捞取好处。镇守东南沿海地区的士兵，主要的军事任务是维持海上秩序、消灭走私和海盗行为。平定“倭寇”是他们的职责所在，但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却正是那可怕的“倭寇”。 旨在限制中国与世界各地之经济联系的明代制度，事实上却在构建这一联系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那些谋划着在军事制度中如何更好地生活、操纵着体制为自己谋利、决定着在何种程度上接受或拒绝国家控制的军户家庭，则在中国海外侨民及全球贸易网络的发展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卫学——如陈用之创办的那间——在作为社区的卫所的历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这同样是朝廷始料未及的。 和一般的府州县学不同，卫学起初没有“廪生”（领取国家津贴的生员）或“贡生”（被推荐入读京师国子监的生员）的名额。直到15世纪中叶，亦即陈用之生活的年代，此种制度性歧视方被纠正，卫学获得相应名额。 第三部分 在军屯 鄢家努力让军籍带来的好处尽可能惠及更多的族人，同时将其带来的负担尽可能限制在一个最小的范围内。他们显然认为身为军户有利可图。数百年后，明王朝行将就木之际，他们依然在表面上尽职尽责地执行着军中的任务。 明代军队的士兵，大多数其实根本不是真正的士兵，至少不是大家想象的那种从戎之徒，而是务农之人。即使是在明初，各卫所中仅有少数正军做着我们通常认为的士兵工作——练武、出操、巡逻或偶尔奔赴战场。其余正军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夫。他们很像民户，但与民户绝不相同。 “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 9这句长久以来为人津津乐道，但很可能是后人捏造的话，很好地概括了朱元璋解决军队后勤补给问题的方针。 为了实现军队的自给自足，明初，朝廷恢复了一项历史悠久的制度：屯田制。“屯田”一词的核心含义便是由士兵开垦并耕作田地。 我们有理由说，军屯体制的历史就是一个持续衰落、最终失败的故事。毕竟从长期来看，军屯制确实未能实现令卫所自给自足的预期目标。但是，我们在这里无意探讨军屯制的失败原因，也不想描述其衰落过程，正如我写本书的宗旨不在于展现明代军事制度的失败一样。我想要揭示的是，随着明代军事制度演变，百姓如何顺势变通地与之打交道，如何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利用制度的具体特征实现趋利避害。即使军屯制没有实现其初衷，它势必对一般民众——无论军户还是民户——的生活影响深远。 拥有土地是一种稳健的、低风险的投资。这为制订策略创造了可能性。如我们所见，获授军屯分地的军户日后可能出于各种原因失去对屯地的使用权：或是为规避赋税负担而逃逸；或是被部署到其他地方、投入其他任务；又或是自愿出售、转让屯地以换取现金。若地价上涨、土地升值，他们便会努力索还屯地，从而大赚一笔。为达目的，他们在一个独特的规管制度内申说自己的特殊诉求。易言之，他们是在利用军屯土地与一般私田之间的差异进行套利。 制度套利就是利用差异谋取好处，或是自身的真实处境和自己在管理制度中的位置之间的差异，或是多种管理制度之间的差异。 明朝覆灭后，顾炎武撰写了一部体大思精的历史地理著作，表达了对明朝灭亡的无限惋惜。他总结了明朝后期福建军屯制的种种弊端，写道：“或有田无军，或有军无田。” 在特殊的土地登记制度下，屯田无论怎样私有化，都始终有别于一般的私有土地。军户经常试图利用自己可以索还屯田的特权浑水摸鱼。他们把屯田当作私有土地卖给民户，然后凭借自己的军籍身份，不用掏任何费用就能讨回土地。 经济史专家业已证明，中国人善于利用土地所有权维持并提高自身地位。农村居民发展出各种策略，以类似于当代金融工具的手段“金融化”自己的土地使用权。拥有屯田的军户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他们不仅利用自己的土地使用权，还利用某些土地和某些家庭所享权利的模糊性，尽可能地为己谋利。民田和屯田的管理制度，各自独立却又相互重叠，为他们创造了套利空间。 第四部分 余音 新生的清政权面临统治一个复杂社会的挑战，刚打下江山的满洲人自然而然地借鉴了距离自己最近的明代模式。清政权的合法性，部分地建立在接受天命、恢复秩序的基础上，而使行将崩溃的制度复苏，正是证明这一点的手段。因此，无论是出于现实方面的原因，还是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量，满洲人沿用了许多明朝的制度。实际上，早在顺治元年（1644）清兵入关、清王朝正式建立之前，满洲人就已经开始采用明朝各种制度了。入关不过是加速了这个过程罢了。 顺治元年（1644），首位清朝皇帝在北京登基，之后清朝用了整整四十年才结束动乱，恢复太平。 康熙五十年（1711）以来，每当游神之时，关帝被抬出庙宇，上街巡行，这可不仅是净化人心、护佑众生的宗教仪式，同时也在纪念新组织的成立。甚至可以说，游神会就是庆祝合同订立的仪式。 国家创制档案，档案作为一种工具，主要是为了帮助统治者了解百姓的状况。 清初官员大多满足于利用明代留下来的簿册材料，因为其他选项的成本似乎太高了。这一决定，为档案与现实之间形成制度性落差创造了条件。

5月11日是世界防治肥胖日。今年开始，国家亲自下场喊你减肥，并宣布实施“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减重，成为今年互联网最热的话题。 这个口号还是很有必要的。。。前几天称了称重，体重已经到了最高值，而且最麻烦的是体脂率太高了，达到了30%，也就说明内脏脂肪过厚，有必要有目的有意识地制造“热量缺口”，简单的说就是：“迈开腿、管住嘴”。 迈开腿 除了平常有机会去撸铁以外，得加有氧运动，之前虽然有游泳，但是估计游速比较慢，心率没上来，也就强度不够，仅仅是帮助活动关节、动动脖子。现在看来，还是得有意识：爬楼梯、慢跑。查了下资料，“开合跳+休息”、跳绳等方式可能也不错。就是不知道跳起来，动态作用对膝盖损伤如何。保险起见，还是以爬楼梯为主，慢走慢跑为辅，特殊情况试试开合跳 或 跳绳（绳已买好，还没解封呢。。。） 管住嘴 这个其实更难，现在获取食物的方式太轻松，而且无形之中糖、盐、油都会摄入过多。因此，早中晚餐、平常的零食得多控制。 加油吧～ 参考资料 世界防治肥胖日丨国家喊你减肥，但很多人第一步就错了！ 开合跳：10分钟消耗热量竟比慢跑多！你还在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