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fe

[美] 亚历克斯·戴维斯 著，李雨嘉 译，《自动驾驶之争》，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2306 ─────────────── 推荐序　江湖依旧在人已是传说 英特尔研究院的定位是3年内商业化的不做、产品部门做，5～7年商业化的也不做、通过大学合作来做，自己只做3～5年的商业化。 自动驾驶当时是归入5～7年商业化的范畴，所以与大学合作。大学合作常常有三种模式：直接赞助教授或研究联合体；与大学教授成立联合课题组；在一些大学设立所谓的小实验室（Lablet），派驻全职研究员与大学教授紧密合作。 硅谷的人才，不仅仅学术好，而且深谙商业模式。比如特龙即使和佩奇关系好，也不是傻傻地毛遂自荐，而是先自己开一家公司，然后让佩奇收购。莱万多夫斯基就更不用说了，服务谷歌的时候又私下搞了2家自己的公司与谷歌做生意。他要转投优步，也是谋算妙到毫巅，先拿谷歌的大奖金包，再自己创立一家无人卡车公司（貌似和谷歌、优步无关），再被优步收购，全程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当然，特龙是阳谋，莱万多夫斯基是阴谋。书里有很多细节，这些技术奇才是如何与老板谈判激励机制的，让人拍案叫绝。 从2009年开始，郑南宁院士、王飞跃老师和李德毅院士等也开展了中国的“大挑战赛”——中国智能车未来挑战赛，培养了一大批人才，我所在的驭势科技的CTO姜岩博士和一些核心主力工程师正是从挑战赛中成长起来的。记得2016年10月参加常熟挑战赛的时候，还出了一个意外。突然很多车辆的GPS接收装置受到了干扰，最后查出来是因为我们和北京理工大学合作车辆的后备箱里装了一个高功率的无线路由器。这跟2005年第二次大挑战赛红队的GPS受到大屏幕干扰如出一辙。这再次印证了木桶原理，自动驾驶走不得捷径。 达克效应降临了，从愚昧之巅，到了绝望之谷。大家忽然意识到那个冷冰冰的现实，对于自动驾驶来说，99分=0分。无论是第一代的Waymo，还是第二代的Aurora、Nuro、Cruise和Argo.ai，包括百度和以图森未来为代表的中国L4高度自动驾驶(6)产业公司，都卡在了99分、几百台的规模。每年最尴尬的是董事会，股东们看着没啥变化的数字、对着曾经的诺言，充满疑惑和不解。 对于那些豪气遮天的L4公司来说，它们灵魂深处的信念产生了动摇。特别是学院派，常常用研究思维思考，而商业化还需要工程思维，这两种思维，厄姆森和莱万多夫斯基各擅胜场。研究思维是优雅地取得一个新问题的突破，扩展人类的知识边界，1万次当中成功1次就行了，但是工程思维是采用最经济有效的方式解决问题，1万次当中失败1次都不成。 即使厄姆森这样稳重的人，也从来不掩饰自己的骄傲，以及对其他路线的轻视。在他那个圈子里，有两句著名的话：“去月球，别总想着从梯子开始（Don’t try to build a ladder to the moon）”，“别以为天天努力地学跳高，有一天就能飞起来（That’s like me saying if I work really hard at jumping，one day I will be able to fly，）”。他们轻视的，叫作渐进路线。 渐进路线的代表是两类： 特斯拉、Mobileye和绝大多数主机厂代表的是L2辅助驾驶，它们有量，有数据，可以逐步升级到L3和L4。辅助驾驶的逻辑就是你考不到100分，就让老师随时敲打你（车主负责、随时接管）； 另一类是加了约束的L4自动驾驶公司，又分成两类： 从机场、港口、矿山、制造业这样的限定场景产业应用出发，小题库可拿100分； 或从最后几公里的低速应用出发，比如公交、配送、环卫等，题库不小、题也不简单，但因为车小且慢，考不到100分出不了大事。 第二代公司的逻辑是，“梯子”是无法到达月球的，学“跳”是不可能进化到“飞”的。然而，包括特斯拉在内的这些公司证明了渐进路线有强大的生命力，更可持续发展。 中国有更多在场景端切入自动驾驶的公司，这些公司在各自所属的场景中逐步走出自己的道路，这，是美国没有的。 前言　Waymo对决优步 安东尼·莱万多夫斯基，如同事们预料的那样，被一群律师簇拥着，出现在会议室里。近年来，莱万多夫斯基被那场自动驾驶领域的世纪诉讼搞得焦头烂额，充满讽刺意味的是，他本人是自动驾驶行业的开创者之一，却因此麻烦缠身。 莱万多夫斯基加入优步之前，曾效力于谷歌多年。Waymo声称，2015年12月11日，莱万多夫斯基从Waymo的服务器下载了多达1.4万份技术文件到公司配发的笔记本电脑上，其中许多文件内容涉及谷歌至关重要的激光雷达、视觉感知的内部工作成果。莱万多夫斯基还将一张SD卡插入电脑长达8个小时，然后安装了一个新的操作系统来清除下载证据。 第1章　祖母测试，DARPA大挑战赛的源头 The Grandma Test 飞机可以在天上飞行，但无人车不仅需要避开所有由于重力作用而在地面上的东西，例如树木、岩石、建筑物、人和其他交通工具等，还要知道对方是什么，它们可能如何运动，以及自己的运动将对周围环境造成什么影响。开车可能是人类经常从事的最复杂的任务，尽管没人意识到这一点。 这些纷繁的工作都源于DARPA的根本特征：灵活性。该机构的工作方式与军队的其他部门完全不同。它通常雇用不超过几百人，基本上不受官僚主义的束缚，尽管官僚主义支配着政府的大部分工作。虽然DARPA的局长身处要职，但是机构的研究方向来自项目经理，他们占了总人数的一半以上。这些人包括物理学家、化学家、生物学家、工程师、学者、实业家和军人等。他们的工作是为自己遇到的棘手问题提出潜在的解决方案，比如一种新的通信设备、装甲或导航系统。他们向局长推荐自己想要运营的项目，如果获得批准，就为公司、大学或任何可以实现他们想法的人提供资金。项目经理通常只工作一两年，很少有人超过4年。DARPA倾向于不断进行更新，优先考虑新想法，而不是过往经验，特别是令人失望的经验。当一个项目成功时，DARPA会把它交给军方或私营部门进行商业化，然后再去进行下一个大胆的冒险。 1995年的夏天，波默洛和约赫姆迫不及待地想要看看，安装在一辆灰色庞蒂克运输车里的RALPH程序如何在有着不同道路标志的高速公路和不同类型的高速公路上行驶，他们发起了一场名为“解放双手穿越美国”的越野驾驶（由于研究重点是道路视觉系统，所以他们负责踩油门和刹车）。在9天的时间里，计算机科学家们一边听着有声书《星际迷航》（Star Trek）打发时间，一边行进了大约4 586千米到达圣迭戈，完全由汽车来完成转向工作。 无人车这个想法看起来就像一个永恒的研究项目，一个建立在稳定的、渐进的发展之上的项目，将产生源源不断的博士论文。 特瑟认为此时的关键在于整合而不是发明，要找到合适的方法将所有现有技术整合在一起。他追求的是“配方”，所以“厨师”不能太多。特瑟想引进新鲜血液，即那些与国防部或DARPA无关的有潜力的人才，特瑟只需要找到这些人，并把他们领到“厨房”就够了。 第2章　极客和国债，每次都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失败 Geeks and Govvies 莱万多夫斯基更喜欢在智识上胜人一筹，而不是靠勤奋胜过别人。他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不断追求捷径，不断突破规则，来寻求新的方法。和附近硅谷的许多科技界人士一样，他认为这不是欺骗，而是一种优秀的策略。如果要花无尽的时间帮助客户解决普通的计算机问题是他生意的出路，莱万多夫斯基宁愿找别的事做。 但惠特克对建造桥梁毫无兴趣，他想制造机器人，他从小就对这件事抱有热情，小时候曾用从家附近的垃圾场收集来的零件组装机器人。他说：“我在寻找一种可以改变世界的东西，一种能用自己双手完成的东西，一种在我的时代就会发生的东西。”惠特克认为，正在兴起的机器人技术研究将为自己提供施展拳脚的空间。 在那里，他研发了第一辆自动驾驶汽车“Terregator”，它配备了摄像头、声呐和激光雷达，这个被称为自动驾驶汽车的6轮机器人看起来像一个冰箱，它以步行的速度在人行道上穿行，机器人通过从4楼计算机实验室窗口伸出的约90米长的电缆与它的“大脑”相连。 20世纪末期，他和他的同事还有学生们一起，制造了数十个非常棒的机器人，这些机器人在某些领域、某些危险的地方，做了不少弱小的人类无法完成的事情。比如有些机器人爬进了南极洲和阿拉斯加的火山；有些机器人很好地执行检查机场上覆盖的17 000块地砖的任务；有些机器人奔波于废弃的煤矿；有些机器人准备探索太阳系。当惠特克不在校园里或带着最新发明外出时，他就会去城外的养牛场工作。他在20世纪90年代买下了养牛场，除了通过举重来保持体形外，还能在农场做些体力活儿。 生活不是听任别人的安排，他嘲笑卡内基梅隆大学高层对参加DARPA大挑战赛的犹豫。此外，他总是喜欢有明确目标的项目，没有比第一个到达那里更明确的了。 2003年3月13日，惠特克正式宣布参加DARPA大挑战赛，这是DARPA获得的第一个正式的参赛者。惠特克在用来记录生活的网络博客中明确表示特瑟不是唯一一个有天赋成就大事的人。“一年后的今晚，我们在洛杉矶拉斯维加斯机器人比赛中的表现将永载史册。 5年后，厄姆森设计了一款机器人用来寻找南极洲的陨石，并可在航空轨道上组装太空站。当DARPA宣布举办大挑战赛时，厄姆森住在一个亮黄色的帐篷里，这里满是微生物。在即将完成博士学位论文的时候，厄姆森正尝试让这个太阳能机器人在不需要人类帮助的情况下爬行1千米。 与此同时，惠特克一直在打电话找资金，说服他在机器人领域认识的以及不怎么熟的人，让他们成为赞助商，捐款或提供昂贵的零部件。英特尔提供了电脑，卡特彼勒(30)捐赠了雷达，谷歌送来了现金，固特异送来了轮胎。波音公司不仅提供了进入其机器车间的机会，还提供了两名工程师的全职帮助。最终，惠特克筹集了50万美元的现金，获得了40多家公司的支持，还有数百万美元的技术和工时支持。没有别的团队会得到接近这个水平的支持，尽管如此，这一切还是低于惠特克的期望，只是勉强达到了他的要求。 在室外工作时，不可避免的强光和不断变化的照明条件让计算机识别变得更加困难。但摄像头还是可以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所以团队为沙暴车添加了一对摄像头，每个都有三四个网球那么大。 第3章　沙暴车，孤儿优先 Orphans Preferred ...

徐瑾 著，《白银帝国：一部新的中国货币史》，中信出版社，201702 中国货币史和“白银纠缠” 宋代属于开放经济，势必与周边国家的货币经济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系。虽然北方的辽、西夏和金，南方的东南亚诸国，都有自己的钱币，但是只有宋钱（主要是铜钱）可以成为周边各国接受的“硬通货”。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论是宋朝疆域之内，还是宋与周边国家之间，不同币种之间需要“汇率”，而汇率则需要有基准货币或者本位货币。例如，交子曾以铁钱为本位，会子曾以铜钱为本位。但是，铜和铁终究属于贱金属，加之多次发生钱荒，所以，能够作为基准货币的唯有贵金属。很可能因为黄金过度稀缺，在纸币通胀的压力下，相对丰裕的白银脱颖而出，白银的地位甚至超出了黄金，且成为国内外通行的通货，这似乎是一种自然过程。 徐瑾注意到了钱穆先生所言的“宋、元两代用钞票，均有滥发之弊病”的观点，捕捉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逻辑，“在白银作为主角最终登上中国货币舞台之前，从宋代开始曾经有一段并不算短的纸币试验。这一宏大的纸币试验构成了中国金融史的转折点，甚至正是这一试验，最终奠定了中国货币白银化的基础”，进而得出宋代因为通胀引发白银崛起的结论。 明朝(1368—1644 )历经十二世、十六位皇帝，国祚276年，略长于清朝。在明代的经济史，特别是明代货币史中，16世纪40年代是重要的拐点。中国从此开启了奉行长达500年左右的实银通货或者“称量货币”，即“自由银”货币制度。而这种“自由银”货币制度强烈地刺激了巨大的白银需求，中国开始成为世界上对白银需求最大和吸纳全球白银资源最多的国家；日本和南美洲成为向中国输入白银资源的主要地区，也因此成就了中国成为当时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其实，相比清代，明朝并没有那么糟糕。清朝时期，有意毁灭大量明史资料，对明史颇有歪曲。 之所以清代还是“白银帝国”，主要因为白银自始至终是财富的基本形态：白银是基准货币；白银是国内跨地区贸易的交易货币；白银流入的数量以及白银价格的变化，直接影响货币供给规模；银价是物价的主要机制；政府财政收入主要税种与白银密不可分；白银是窖藏的货币财富；白银是会计制度基础。一言以蔽之，白银支撑着国民经济的运行，若是没有白银，整个货币体系必然陷入混乱，甚至倒塌。 绪论　白银的诅咒 对比西方人对于黄金的迷恋，国人对于白银可谓念念不忘。从古至今，中国历史上对于白银的偏好几乎随着时间日益加深，而白银成为中国本位货币的艰难历程，恰恰也隐藏着中国历史大变迁的隐秘纬线。 从“不为币”到最终的法定货币，白银在中国的货币化历程不无曲折。战国至秦汉时期，更多用金与钱，进入六朝、隋、唐是钱帛并行，宋、金、元至明初则是钱钞流通。五代后白银才开始逐渐用作支付，两宋后白银逐步进入民间，与钱并行使用，直到明代中晚期，白银正式完成在中国的货币化。从此之后直到20世纪30年代，这500多年间，中国经历了大小战争，浩劫无数，始终固守白银，其间银两和银元通用。 对比中西货币史，从一开始中国与西方的货币制度就呈现出不一样的特点。古代西方小国林立、国际贸易发达，虽然一国之内国王可以规定何为货币、价值几何，这些规定却无法在其他国家疆域内使用，真正能够被国际市场接受的流通物，从很早开始就被锁定为贵金属铸币。早在公元前7世纪，小亚细亚的希腊小国吕底亚就已经开始铸造固定总量、标明价值的金银合金铸币（而中国迟至清朝末年才开始白银铸币），从此塑造了西方货币史注重贵金属铸币的路径。 相比之下，在明朝中期之前，大部分时间内各种贱金属铸币（铜钱、铁钱）构成中国货币的主要形态，中间间杂着货币史上的早熟传奇，即北宋到明初400余年最终失败的纸币试验。 即使白银在明中期得以货币化之后，白银在中国大部分情况下也仅仅是作为称量货币使用，而非西方早已习惯的铸币方式。从古代银两形态来看，隋唐以前称银两为银铤、银饼或银笏，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古代“铤”通“锭”，从宋代开始一般称呼银铤为银锭，而把银锭叫作“元宝”始自元朝。据说元朝至元三年（1266年）以平准库的白银熔铸成“锭”，重量达50两者叫元宝，即“元朝之宝”的意思。 历史细密经纬之中，白银始终是一根连绵不绝又隐匿无比的线。要重新认知中国货币史，把握白银在中国货币化的关键进展，就必须结合经济史、政治史、财政史、军事史等研究，从更大的视野重新审视中国历史。换言之，理解货币必须在货币之外，其前提是重新厘清中国历史的关键脉络。 对于传统中原王朝而言，为维护王朝统治，必须应对内外两方面的挑战。过去史书多聚焦帝国内部挑战，外部挑战在传统叙事中往往被忽略，但事实上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中并非短暂过客，千百年来北方草原游牧民族随时虎视眈眈，长城内外枕戈待旦之卒动辄以百万计。和平要么是赢来的，要么是暂时的，无论哪种，都对中原王朝的军事能力及其资源汲取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更紧要的是，以庞大物资支持的军队，天然地更容易效忠于带领他们的将军，而不是远在天边的朝廷，在军队忠诚度与军队战斗力之间，皇帝们往往陷入两难。这构成了棘手的内部挑战。 权力醉人，可如何保护权力？帝国内部的权力纷争背后，也隐含着制度变迁的动力。西周选择的是相信血缘宗族力量，封土建国以统领万方，却最终以兼并战争与秦汉大统一而结束。从秦汉直到唐，朝廷一直在试验各种方式，以对抗幽灵不散的地方豪族与割据军阀的潜在反叛势力，试图将军事权力牢牢掌握在手中，其可悲的失败在安史之乱中达到高潮。相应地，军制也在征兵制（如府兵制）与募兵制之间反复摇摆：征兵制方式简单、效力惊人，但要么依赖于草原民族的血勇氏族精神，要么难以持久；而募兵制不仅耗用浩大，维持军队忠诚亦不易。 内外冲击之下，王朝的资源汲取能力也在不断经受考验。王朝兴起之初，无主土地众多，各类均田制度可以顺利实施，以实物税为主的各类财税措施也容易落实。时间一久，由于土地兼并与大户蒙荫，朝廷财力难得保障，各类货币化税收改革方案不得不出台，杨炎、王安石、张居正、雍正的改革时隔近千年而前后相继，其本质都是为支撑王朝政府对财税收入的欲求。 进入近代，在白银全球流入流出的牵引冲刷之下，中国经济乃至国事都受到诸多影响，从明朝灭亡到鸦片战争，以及随后多次政治战乱与经济危机，莫不如此。讽刺的是，民国在艰难告别白银、迈入纸币时代后，却紧接着进入恶性通胀之中，几乎重复了多年前南宋的纸币故事，中国货币的千年跃进近乎被一笔抹杀。 白银与落后，是无意巧合还是因果关系，白银是否为中国落后的根源？梳理数百年白银历史，我们看到白银的命运伴随着一个古老帝国的挣扎与纠结，白银嬗变背后，不仅是王朝更迭，更是文明兴衰。借助白银之眼，我们可以一窥中国现代化之路。 古希腊哲学中曾有“金银铜铁”理论：人都是一土所生，彼此开始为兄弟，但是老天铸造他们的时候，分为三种人，第一种人身上加入了黄金，因而是最宝贵的，是统治者，其次则加了白银，这是辅助者或者军人，最后则是铜铁，往往是农民及其他技工。 以此而论，如果纸币发行得当，数量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不仅有益于政府财力，对于经济其实也是极大的红利与跃升。换言之，纸币本身可谓金属货币到信用货币的一次“升维”，运用得当的话对于经济大有裨益，典型如英镑对于英国崛起的决定意义。 然而历史没有如果，战争逻辑与皇权思维主导之下，纸币创新带来的不是繁荣而是滥发。在宋元明三朝，中国试图跳过银本位直接进入纸币本位，但这一过早诞生的纸币最终却因为缺乏约束遭遇了挫败。在与纸币的竞争中，白银作为一种替代物，对于民众来说有保值和储存的便利，最为关键的是，白银具有免于被权力轻易掠夺的货币本性，朝廷至少无法“印”出白银来。因此，白银天然是市场的选择。 中国纸币的命运，是成熟的古老帝国又一次过早开出的文明之花，一切聪明与机心，在缺乏约束与边界之际，最终都会自我毁灭。回看白银近千年的故事，其竞争对手纸币的作用如此巨大，从交子开始，堪称白银货币化的开篇，以法币结束，也是白银货币化的归宿。 正如货币金融学大家弗雷德里克·S.米什金(Frederic S.Mishkin )所言，金融系统是经济的神经。而生生不息流动的白银，则是中国经济的白色血液，其动静变化，牵动中国经济的神经，引发一次次兴奋与痉挛乃至紊乱。即使坐拥白银，帝国斜阳依旧。换言之，白银很重要，但是拥有白银不等于拥有繁荣，甚至白银流入更多可视为中国经济货币化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决定帝国命运成败的核心，仍旧是帝国制度的固有缺失。 中国在明清之后号称建立了银本位，但是这种名义上的银本位存在很多问题。白银一直没有作为铸币使用，现实之中多数情况是银两、碎银、银元并行，又因重量纯度各有区分，因此除了不同重量纯度的“实银两”，换算中还有作为实银价值衡量的“虚银两”并存，因地因用各有划分，共上百种之多。 由于白银各种度量单位不一，导致中国货币制度空前混乱，而混乱的币制进一步造成经济金融的萎靡落后，与国家的孱弱分裂彼此牵引。用银，也因此成为一种落后的象征，甚至被看作一种白色的诅咒，成为帝国落后的镜面投射与无奈注脚。 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中央集权加大，中国终于有能力“废两改元”。国民政府原本计划是从银本位过渡到金本位，但由于世界经济危机以及美国《白银收购法案》，中国再次“升维”，跳过金本位，直接进入法币阶段。法币原本是中国货币制度的全新升级，堪称统一货币的一次成就，但在内忧外患之下，金融再次沦为政治的附庸，其结果也并不美好。法币滥发无法遏制，而取代法币的金圆券的滥发更是史无前例。于是，纸币在近代中国上演了最疯狂的一幕，创出惊人的通胀纪录，其惨烈程度超出多数人的预期。这一次的纸币试验仍旧以一个政府的陨灭为结果。而白银在纸币被遗弃之后，又在民间暗中复燃。 白银与纸币的博弈，其实也是保守与贪婪的较量。如此博弈，如果通过权力制衡，其实也可以有不一样的结果，就此而言，纸币是中国未能把握的制度红利。英格兰银行成立于1694年，此后英国才开始发行英镑，比起宋代的交子晚了大概六七百年。英镑最初只是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而已，而英格兰银行成立之初也不过是一家私人银行。尽管如此，英镑诞生之后，在200多年内维持了稳定的币值，英镑的坚挺为英国从一个欧洲边陲国家跃居为日不落帝国奠定了伟大的基础。 中国政治即人事，其短处在于纠缠中国千年的人治弊端。根据日裔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近年建构的理论，秩序良好的社会需要三要素结合，即国家(the state)、法治(the rule of law)、负责制政府(accountable government)结合在稳定的平衡中。这看似简单的“政治三明治”并不容易达到，国民政府在内部权力的分散以及外部强敌的环伺之下，最终无法摆脱印钞之路。 金融本质是信用，正因如此，金属货币在专制时代对于民众来说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而纸币试验只有在能保证遏制政府的贪婪之手的政治体系之中才可能成功。这种方式往往出现在现代，而且还很不完美。 财政强弱影响着帝国政制，隐形税费成为名义财政的影子。随着名义赋税之外的各种苛捐杂费不断滋长，帝国贪腐持续恶化，这变成一个新的循环。面对这种模式，中央试图通过“一条鞭法”、养廉银等方式将各种隐性财政纳入正式财政，不过是一次又一次开列新的税费清单，而帝国始终也走不出“黄宗羲定律”状态。正因如此，日本学者岩井茂树将明清财政的机制形容为“原额财政主义”，即在额定财政和隐形财政之间，一次又一次扩大额定财政范围，却无助于隐形财政的消失甚至减少，最终帝国不得不在财政危机中走向没落。 财政失序导致政治治乱循环的根源在于，一方面缺乏下对上的有效监督，另一方面对于贪腐根源也没有彻底解决，用经济学的术语讲，激励不兼容。这事实上说明，皇帝或帝国体制代表表面上是在与腐败官员做斗争，其实是一种堂吉诃德式的斗争，即与强大的体制惯性抗争。 真正的市场经济意味着人类合作秩序的拓展，在过去地大物博而又拥有勤劳人民的中国古代，之所以无法衍生出更广阔的合作秩序，正是因为从封闭的经济状态走向开放的经济状态需要所有权等制度保证。正如秘鲁经济学家赫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所言，所有权的主要效应包括：确定资产中的经济潜能、把分散的信息综合融入一个制度、建立责任制度、使资产能够互换、建立人际关系网络、保护交易等功能。 为什么东方在近代之后落后于西方，这可以视为有名的李约瑟之谜(Needham Puzzle)的衍生回音，或者说经济史的圣杯，迄今仍旧引发无数回应。历史学家纠缠于工业革命之类的宏大事件，而经济学则摸索于手工业方面的细节。值得注意的是，货币金融的维度很少被提及。实际上，欧洲在工业革命之前已经有了金融革命，而这种金融革命正是资本主义得以起飞的原因。 无论纸币还是白银，中国货币体系前现代化的症结之一，在于一直没有实现银行化。中国货币无法银行化，导致中国的纸币化道路失败，不得不走上白银之路。没有银行，没有白银铸币化，就谈不上从银行券路径创造纸币，货币只能以称量货币的形式存在，导致各种混乱与落伍；没有银行，中国的储蓄无法资本化，因为唯有贷款等业务才能解放资本的约束，创造更复杂的信贷交易；没有银行，中国的商业机构也无法公司化，既无法做大也无法走出人际关系限制；还是因为没有银行，货币发行也因此未能集中化，无法衍生出中央银行之类的银行。 银行在中国难以生根的历史，也对应着白银在中国的挣扎历程，二者构成中国经济史的隐匿金融主线，也隐匿着国家权力与市场力量不断博弈的历史。 历史是不断的回溯，而金融是不断的创新，二者间的互动共同构成了创造性破坏的动态过程。金融不是一张白纸，金融史不仅是关于货币的秘密，更是一窥兴衰起合的独特视角与隐约主线。回顾白银的历史，我们除了看到白银命运之骤然崛起与无可奈何，更多看到的是帝国的兴衰。在路径锁定之下文明的必然出路，正在于逃逸历史的惯性与制度的钳制。一声叹息之外，往昔成败足以对照当下。 第一章　东西：白银的不同命运 无论是中国古人的造字，还是后人的演绎，或多或少都暗示了一个普遍的认知，那就是货币起源于交换，这与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的见解不无类似，他似乎认为货币是以物易物的一种简化，尤其是金、银等贵金属，“假如他用以交易的物品，不是牲畜，而是金属，他的问题就容易解决了，他可只按照他目前的需要，分割相当分量的金属，来购买价值相当的物品”。 谈论货币，不可不谈金银。作为一名革命理论家，马克思对于货币理论也分外热情，他的名言之一就是“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这句话已经为金银的自然属性适于担任货币的属性而得到证明。由金融史可知，人们过去习惯将贵金属铸造成硬币在交易中使用，因此今天的货币名称往往也来自当年的遗迹，也就是这些货币含有多少贵金属的重量，便士、磅、马克甚至中国的银两都曾是度量衡单位。 银字的形态也可看出端倪，银由金、艮构成，艮意为“边界”，银的本意据说就是“价值仅次于黄金的金属”。 金银之间的历史博弈，最终以金本位胜出，除了英国率先采用金本位这一看似偶然的因素，过去欧洲热衷的金银复本位过于麻烦也是重要原因。黄金和白银如何确定比价是金银复本位的一个难题，该比例往往因为产量波动等外部因素而变化，这就造成了麻烦。 为什么这么多国家偏爱金银复本位？很重要的原因是黄金产量少而币值稳定，适合国际支付，但是黄金价值刻度过大又不符合日常支付需要，反对金本位的人曾经嘲笑“金币被当作富人的零花钱”。欧洲各国历史上往往是金银复本位制，甚至英国即使转向金本位之后也维持了白银的法偿地位若干年，白银的非货币化直到1774年才发生，到了1821年，白银在小额交易中的法偿地位才完全废除。金银复本位的本质是保证金银可以共同在市面上流通。 金银复本位看起来是两条腿走路，过去多数欧洲人笃信其可以调节金银比例。在理想的情况之下，市场会根据金银比价自动调节，从而达到稳定状态；实际上它更多时候随着资本流动而波动，比如巴西黄金在17世纪被运入英国，这样的外生效应会诱使人们利用金银之间不同比价套利，从而加大了比价之间的不对等，实质上导致了金银复本位制度的跛足情况，甚至不如一条腿便利 这一情况也诞生了著名的格雷欣法则(Gresham’s Law)，也就是所谓“劣币驱逐良币”法则。这一法则在金银复本位之下最典型的表现是，当银币或金币市场比价与法定比价不同时，市场比价比法定比价高的货币（良币）将逐渐减少，而市场比价比法定比价低的货币（劣币）将逐渐增加。因此，不同国家官方定价的不同，往往引发国际资本流动。比如14世纪，法国将黄金与白银的比价定为1∶11.11，而英国则略高，为11.75，这意味着在英国白银被低估，黄金被高估，最终的结果自然就是白银流向法国，黄金流向英国，即使国王利用严刑峻法阻止贵金属外流也无法解除市场的自由意志。 尽管后世褒贬不一，但作为金融家的牛顿在历史上确实留下了重要的一笔。他的任期正好对应着英国转向金本位的重大时刻。在英国白银外流、货币重铸泛滥之际，牛顿在1717年将黄金价格定为每金衡盎司3英镑17先令10.5便士——牛顿如何核定这一比价无从考证，但是他的这一举措对于英国金融历史的意义，几乎等于那一枚不知为何砸中他脑袋的苹果。 这一比价并不完美，甚至是一个错误，仍旧过高的金银比价导致了一连串效应，却也产生了出其不意的结果，故事的发展对英国是利好：正是源自牛顿的定价，白银仍旧继续流出英国，英国从此全面拥抱金本位制度。一个世纪后，也就是在牛顿确定黄金价格99年后的1816年，英国开始从法律上宣布成为金本位国家，而这一制度与比价奇迹般地维持到现代。最为苛刻的金融史学家也不得不承认，正是那一年牛顿或许源于无知无畏的举措，导致金本位元年是1717年。无论如何，历史如此记载，“1717年英镑按黄金固定了价格，这个价格一直延续到1931年，其中从1797年至1819年和1914年至1925年中断过”。 宏观经济学大师凯恩斯做出了一语中的的评价，他早早就将人们对于黄金的一场狂热指斥为“野蛮的遗迹”——野蛮看似贬低，但也道出黄金对于世人的强大吸引力，毕竟野蛮背后是本能。 第二章　宋元：纸币试验 从交子到会子，结果都是因为财政危机而遭遇贬值命运。铜钱紧缩带来的钱荒使得纸币发行数量增加，而纸币的增加与准备不足又导致纸币贬值，其根源其实在于，作为抵押物的宋代财源不断因战争备受侵蚀，步入滥发贬值之路。不论交子还是会子，最开始时往往是私人发行，不可避免会造成局部的混乱，比如最早私营交子的富商经营不善、遭遇挤兑，于是国家开始介入发行，增强民间对其信任，私人纸币也因此被挤出市场。这意味着最开始国家发行的纸币有着比私人纸币更高的信用度，甚至溢价使用。不过国家一旦过分滥用这样的信用，滥发货币，最终必然遭遇贬值，被市场抛弃。最后，宋朝陨灭也成为必然的命运，“变成了一个寄生政府，受到自己臣民的遗弃”。 中国人往往以宋代纸币为骄傲，然而战争使得一切都归于虚空。我们见证了宋代民间社会的创造力以及官僚灵活的经济治理水平，但战争失利导致财政失控，失控的财政政策必然导致失控的货币政策，交子最终敌不过财政货币化的悲剧。交子、会子等货币最终成为一个通胀的历史悲剧故事，也是宋朝统治者未能把握的改革红利。宋代纸币退出了舞台，但是贪婪与愚蠢永远存在，尤其越到末代王朝，越是穷凶极恶地试图通过纸币掠夺民间财富，宋如此，金如此，元也未能幸免，明则完成纸币在中国古代的最后一幕。 关键在于，国家信用的边界。法币的流通意味着国家信用的放大，而在强势政府之下，政府行为决定了货币政策走向与效率，正如一句老话所言，“统治者通过控制货币供给来管理经济”。问题在于，谁来监管监管者？从历史来看，政府接管私人纸币的发行之后，初期往往能够发挥纸币的优点，缓解通货紧缩而对经济有所裨益。可惜的是，这样的美好开局从来没有被坚持到最后，滥发的诱惑在没有约束之下往往随之滋长。 因此，更深一层讨论的要点在于，如何避免权力滥用或者说过度滥用纸币。无论是否在商品本位之下，纸币都是一种信用安排，这个时候即使有一个强而独立的中央银行作为货币机构，可能都难以完全避免政府之手的介入。 人性的悲剧在于，贪婪往往胜过理性，纸币的便利往往掉头转向灾难。每当遭遇战事之时，国家往往求助于印钞或者降低币值，这对于战胜战败的双方都有巨大代价。以南宋开禧年间（1205—1207年）的战争为例，虽然金获得了胜利，但是其国内的纸币数量数十年间增加了十多倍。 第三章 明代：银本位与全球化 这一看法无疑过分简单。事实上，明朝宛如经历时空穿梭，在有限的时间之内，经历了从中世纪性质的洪武体制向近代商品化经济发展的历程。明朝一度可谓走出了中国历史的数千年，其中的教训以及成败堪称中国历史的集合。 明代大明宝钞不能兑换铜钱或其他任何金属货币，这样的规定几乎成为法币的前身，但没有足额储备金作为保证，其结果自然可想而知。在市场上，大明宝钞从一开始就不受欢迎，民众拒绝使用，钱与白银仍旧流行，而顽固的明太祖直到统治末年，仍旧重申禁银命令。到了英宗一代才开始放松用银禁令，但对于拒绝使用钞票仍旧有责，甚至有全家戍边的可能，“阻钞者追一万贯，全家戍边”。 纸币熄火，白银复燃。历史的往复往往如此迷人又痛苦，纸币的诱惑与危险在于，看似可以随意滥发，最终必然玩火自焚，这一点历代的掌权者往往会忘记。当纸币闹剧在中国告一段落，数百年后又“从出口转内销”，粉墨登场，引发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最为惊人的通胀历史，甚至导致了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 禁止白银是为了推广纸币，不让白银与纸币竞争，反过来说，纸币的没落与退出，则源于白银的胜利与地位的确立。根据经济学家塔洛克的研究，明朝纸币的退出存在临界点，也就是14世纪90年代早期。明朝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铜钱流通被暂时禁止，但到1400年纸币已经跌到了其面值的3%，即使明朝官员自身也怨声载道。 帝国政权的经济命脉在于金钱，溃败总是先从财政开始，又以财政结束。无论永乐皇帝朱棣迁都北京还是日后郑和下西洋，如此政治上的大手笔意味着需要经济上的支撑，这些变化使得白银在官方系统中有机可乘。 郑和之败，不是技术，也不是资金。后人考证，郑和船队无论规模还是吨位，都十倍于哥伦布的舰队，但是一个是炫耀国威，一个是探索未知，加上郑和之后没有持续的机制来保证出海，最终导致结果的不同。汉学家费正清就强调郑和与哥伦布在推动力以及动机上的巨大区别，中国船队不仅缺乏绕道非洲前往欧洲的推动力，甚至也没有动力建立贸易据点，“中国和葡萄牙的航海人员能力相似，这使他们动机上的差异显得更为突出。中国人完全缺乏欧洲人那种力求扩张的强烈欲望，这一事实就使两者的成果大不一样”。 中国虽然最早发明了交子，但是随后纸币滥发而退回商品货币，混乱状况中甚至不乏铜钱乃至米之类的实物交换，最终金属货币获得市场承认。此1 000年内，前500年是纸币的试错与崩溃，后500年是白银的确认及胜出，白银在中国经济中开始扮演主要角色，甚至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才最终放弃银本位制。白银的流动对于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如此深远，以致乐于反对“西方中心论”者从白银流入中国来验证中国曾经的地位，宣传“全球市场的轮子是用白银的世界性流动来润滑的” 白银不仅刺激了中国经济，还催生了诸多的社会变革。白银流入对于晚明意义重大，正是在那时形成了一个因商业而快速世俗化的新世界，“通过推进货币增长，提高商品交换效率，以及促使中国官员实行延误已久的赋税改革等方式，日本和墨西哥银元在成就中国晚明声望的充满活力的经济膨胀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这一经济膨胀的影响涉及明朝各个地区，但对南方和东南地区的影响则尤为明显，在此，城市人口激增，农业也更加商品化，工商业则一片繁荣”。 白银浸淫之下的中国明末，经济高度商业化，全球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为何未能产生资本主义？这是历史的天问，却对后人充满诱惑，相关研究层出不穷，其中最为著名的提问者有两位。 首先是著名社会学大师马克斯·韦伯，他曾经提出疑问：工业革命为何没有首先发生在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的中国？这也就是传说中的韦伯疑问。随后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在研究中国的科技发明之际，也萌生了著名的李约瑟之谜：中国发明在古代遥遥领先于其他文明，但为何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 白银流入似乎只是流入中国惯有制度的历史黑洞之中，只有局部的改变，却无制度性的飞跃。在某种程度上，西门庆属于白银时代的企业家，却无法走出清河县的历史惯性，源于中国缺乏培育现代企业家的土壤。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制度环境尤其法治环境以及契约精神的支撑，资本主义就无从谈起 更进一步来说，白银带动西门庆之类的新商人崛起，可是他们的崛起往往不是加入旧阶层就是以为官为归属，这样的企业家对于社会以及经济的市场拓展贡献，似乎更多只是起到了分蛋糕而没有做大蛋糕的作用。 世界变化之际，中国商人们的点滴努力虽借助白银生出别样灿烂，却仍旧如同涓涓细流，囿于清河县一隅，无法冲破历史钟罩的层层束缚从而汇聚成资本的汪洋洪流。没有法治与信用，就没有企业家成长的空间与历史环境，现代资本主义的诞生也无从谈起。 明代白银的使用普及，首先是经济自身的货币化需求，就外在供给而言，也依赖于海外白银的流入，这是中国海外贸易与地理大发现的因缘际会。白银繁荣于大明帝国之际，无意之间，也埋下毁灭的种子 显然过低的官员俸禄并非好消息，因为这必然引发更为严苛的搜刮。以清官形象在历史中存在的海瑞，似乎就是为了印证明代的腐朽。像海瑞这样的朝廷命官，依赖俸禄过活的结果是其毕生清苦，生前为母亲祝寿买两斤肉都可以成为新闻。他虽然最终官至御史，高达二品，死后赠太子太保，谥忠介，然而身后无子，只留下白银20两，甚至丧事也靠他人凑钱。 黄仁宇在《大历史不会萎缩》中有一个比喻，称中国明清社会结构类似“潜水艇三明治”，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即文官集团或知识分子，下面一块长面包是清一色农民，至于中间结构，则一直孱弱而无关紧要，“工商业没有本身存在的价值”，其法律地位和社会地位可想而知 当时中国白银的来源之一正是日本。日本银矿丰富，号称银岛，有人记载“日本夷商唯以银易货，非若西蕃之载货交易也”，这部分流入虽然比不上其他途径，但测算下来也相当可观。 和美洲白银在欧洲引发剧变类似，金钱的作用不仅仅在于物价变化，更在于通过物价变化达到财富再分配，进而影响社会结构。日本在丰臣秀吉时代之前，基本都用中国钱币，往往以进贡、贸易、打劫等方式获取中国钱币，而中国钱币的大量流入对日本产生巨大影响。 第四章 晚清：混乱中崩塌 进一步追究，这实际上是传统中原汉族帝国面临的老大难问题，即如何应对来自草原的军事威胁。代之而起的清朝，对这一问题提供了远比明帝国更好的方案：清朝构建起南北两院制的二元帝国体系，长城之北以大可汗身份统领女真、蒙古各部落，长城之南以皇帝权威治理官僚体系及其下属臣民；南方的税赋足以支持清帝打消贵族分权企图，而草原骑兵则为帝国提供了冷兵器时代最强大的军力。因此，和平终于在血腥屠杀之后来临，中国经济也在清初“永不加赋”“与民休息”等政策护持之下快速恢复。 马士曾抱怨，“银两兑换也是可以把人弄糊涂的一个问题，它会使一个普通人无法了解中国税制的奥妙。中国除铜‘钱’外，没有铸币，目前10 000铜钱约等于1英镑，2 000铜钱约等于1美元。中国白银货币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全国有不下几百种标准；就在一个地方也会有十几种标准，彼此相差数额可以达到10%以上。甚至库平银，也仅在帝国国库方面使用，它在国内其他各地只是一种会计上的货币”。 这种混乱事实上延续了数百年，即使到了近代也是一本糊涂账。从晚清到民国，中国往往被视为银本位，事实上，更确切的说法，中国是没本位，正如1914年北洋政府的自白，“今日中国所大患者，无本位也”。其间，不仅银两、银元不同种类混用，铜钱、洋币也流行，钞票有外国银行和钱庄“私票”，就是银两也分为虚银和实银，实银分为宝银（元宝）、中锭、裸子、小镙、散碎银等，元宝又分为各地的成色，如上海的“二七宝银”和天津的“白宝”等。单单就称量实银的秤来说，也各有不同，在北洋政府时期据说有上百种之多。各种虚银更是形形色色，如库平银、广平银、海关银、漕平银等。 系统溃败的代价显而易见。它徒然大量增加了交易成本，也使得钱庄“旅途中为转运和护送所需的费用，而且由于长途跋涉，所费时间，不是以日计而是以月计的”。不仅天子无法彻底改变这一情况，官僚集团本身也越来越强大，甚至已经到了反腐即亡国的地步，导致后来推行币制统一遭遇很多阻力。 金融财税相生相伴，财税被认为是普天之下财富的流通与再分配的源泉。谈到与中国币制混乱相对应之处，则不得不提中国租税的混乱。在大部分时间里，财税的变革才是真正的历史。《说文解字》里面曾说“税，租也”，联系经济学里面租金的概念，所谓税收，其本质就是执政者收取的保护费。 一个事实在于，单纯就经济而言，中国似乎不需要世界也可以活得很好，而从政治来看，中国通过选择性的通商也可以达到政治上的目的，朝贡制度似乎可以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 在中国的明清朝贡体系之中，中国处于中心地位，除了政治因素，也与中国的经济地位有关。通过与朝贡贸易圈以及世界的联系，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具有微妙的地位——经济学家甚至认为具有重要地位，原因在于中国的特殊性：一方面，中国是瓷器、丝、茶等产品的垄断者；另一方面，中国也是全球白银的终极“秘窖”。 历史的惊奇转折也往往蕴含于偶然细节。鸦片在清代的流行甚至为患，与吸食方法的改变大有关系。英国人将鸦片溶于水饮用（每年消耗10吨—20吨），这种食用方式的镇静作用颇为轻微，被认为不足为虑，对比之下，中国人的方式是吸食鸦片，这种方式据说最早来自爪哇，经过台湾（或福建）传入大陆，成瘾更为剧烈。二者差别多大呢？历史学家说就好比咀嚼古柯叶和将其在烟斗中点燃吸食的差异那样，“英国毒贩故意忽视其中的差别，可道光皇帝并没有，于是1839年鸦片战争爆发了”。 鸦片是战争的引线，更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道德焦虑与民族隐患的双重隐喻：外来的鸦片带走了中国的白银，而中国留下了“东亚病夫”的世界印象，甚至吸食鸦片上瘾也成为中国输出的恶习。鸦片进而成为身份的象征，从晚清到民国，很多军事政权都与鸦片有着重要的关系。在鸦片名下，中国成为带有道德瑕疵的被迫害者。 在这一点上，李鸿章的看法不无洞察力。他于1881年致信英国禁烟协会，如是表示：“中国从道德的立场看待这个问题，而英国是从财政的角度来看。 从专业上说，中国的造币方法一直是“范铸”方法，即模铸法，往往先以泥制模。这属于原始的手工业方法，产量受限，而且费用不低，这一方法被认为2 000多年以来没有进步。 正因如此，外洋流行可谓引导中国货币文化的“一次大革命”，带动中国自制银元的萌生，比如“龙洋”“袁大头”等。尽管如此，直到民国，外洋始终流通。根据货币专家的考证，早期中国自制银元与外洋成色接近，大概都在27克左右，纯度约在9成。民间对于银元的喜爱，到底还是因为其分量十足、制作精美，陈存仁的记载亦印证鹰洋在清朝时普遍流行，甚至与“龙洋”“袁大头”等在同一时期等价使用，“银元每一个，是用白银七钱三分铸成，库秤是七钱二分，银质最标准的是墨西哥铸成的，上面有一只‘鹰’，所以又称为‘鹰洋’” 外洋刺激了中国机制银元的诞生，二者并行不悖，也为民众在动荡年代提供更多选择。我反复强调货币是竞争的游戏，其实当时也有人这么认为。 放在历史场景之中，所谓中国货币主权的淡薄或缺失，一方面是贵金属时代的通病，另一方面也是中国货币制度落后的特征。中国往昔如此紊乱的货币体系，看起来是今天货币非国家化者们乐见的自由竞争天堂，对于商业却不啻为一个烦琐转换的地狱，甚至到了民国也未见改善，一位国民政府的长期外国顾问阿瑟·恩·扬格如此评价中国的币制，“任何一个重要国家里所仅见的最坏制度”。 白银与外洋流行的根本原因，除了主权货币意识淡薄或者政府金融上的无心无力，也有中国铸钱技术落后的因素（铸币成本高企本来就是私人铸币能够存在的主要理由）。在主权货币乃至主权国家意识都缺位的情况之下，谈论主权货币未免奢侈，将中国明清发展的停滞以及落后归结于此更是妄想。白银是一根关键线索，白银也导致明清社会诸多变化，但根本原因在于这个僵化的体制对于变化世界的迟钝应对。主权货币并非没有尝试，从明清案例可以看出，缺乏信用的中央政府发行的信用货币，只能葬送帝国。 鸦片战争无疑是中国的一道伤痕，但是对于中国的最大打击则是来自甲午战争。甲午战争之后，中日两国命运的不同走向戏剧化终点。其结果之一是，金本位在日本落地生根，而中国与之擦肩而过。 为什么日本走向了金本位而中国没有？首先，正是因为中国倚重白银，部分阻碍了中国转向金本位。比起国人热衷于单方面讨论货币主权，其实更应该讨论货币制度以及国家制度对比。亚洲国家有货币主权并成功转向金本位者，主要指日本，但日本的货币主权，不仅体现在白银自产，也体现在货币铸造。 就货币与国运而言，在17世纪暂别之后，中日命运在19世纪再度交叉。从中国明清铜钱受东亚欢迎到中国拥抱白银，再到日本自制银元甚至日本银元倒流中国，起点与终点何以有如此大的差距？答案或许应该回到江户时代，追溯中日不同传统。 江户时代日本通往外界的主要门户是长崎，当时日本与中国以及荷兰的贸易是主流。与荷兰的贸易因后来的西化引起很多关注，事实上与中国的贸易也有独到之处，甚至影响更为普遍，只是日益现代化的日本与中国拉开距离，昔日的中日贸易有意无意地被忽略了。 历史是一张吹弹欲破的纸，误读与遮蔽无处不在。事实上，不仅当时中日贸易十分普遍，而且中国对于日本的现代化也有相当影响，尽管这种影响更多是以自身败北作为无意识的“榜样”效果。 在历史上，日本对于中国的借鉴，从唐到清，从正到负，皆是并存，正如有种说法，“巧引中国无色线，织出日本斑斓锦”。中国1840年鸦片战争的失败震撼了幕府，当1853年美国马修·佩里司令的4艘威力强大的炮舰（“黑船事件”）出现之时，幕府屈服了，开放了下田与箱馆的门户。随后，不平等条约引发的不满导致幕府政治的破产与明治维新的到来。 深陷白银问题的同时，中国亦遭遇鸦片战争以及太平天国运动，日本则开始了明治维新，并全力追赶，其结果就是中日相对实力的变化，最终以甲午战争作为高潮。对比《海国图志》在中日命运的迥异，梁启超曾经如此评价，“其术在今日之中国，不过束阁覆瓿之价值。然日本之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西乡隆盛辈，皆为此书所刺激，间接以演尊攘维新之活剧”。 中国和日本的对比始终耐人寻味，当曾经的天朝上国变为邻国眼中的野蛮邻邦之际，变化也不可避免地开始。现代化的进程就是彼此刺激反哺，中国也迎来另一个“自强”的时代。 对于中国而言，白银如此重要，可谓经济的血脉。一方面，白银长期依赖海外进口；另一方面，国内货币其实更多在民间而不是中央，可谓没有货币政策。外来供给起伏，导致晚清之际诸多变化。正因如此，银钱比价是理解晚清社会变化的重要脉络，战乱、“中兴”甚至清末改革都与白银关系莫大。 内因之一确实是使用不便，譬如历次赔款之中，磅亏（所谓磅亏，其实就是汇率损失）成为惯例，而国外银元的存在，也影响了中国的铸币税。最极端的例子是，1842年签署《南京条约》之后，清政府向英国赔款2 100万银元，因为国内银元、银两成色问题，最终使用西班牙银元来支付，折算下来大概是1 470万两白银。 大清帝国之外的世界，并不会因大清的停滞而裹足不前。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进展，金融也随之演进。随着新世界银矿的发现，金银复本位弊端日渐显明，白银越发贬值，两种金属的不同比价往往导致重新铸造，从而进一步引发价格失衡。对欧洲各国而言，银子往往是麻烦的开始，币值不稳定引发的经济波动也让它们吃过不少苦头。在这些国家，银的比重逐渐降低，逐渐走上“非货币化”道路。 稳定的金本位成就了英国，而动荡的银本位则使得中国饱受煎熬。无论中国如同传统观点认为的那样是在工业革命之后落后西欧，还是如同加州学派的学者彭慕兰认为的那样，从19世纪东西方的大分流才变得显而易见，“原先很阔的”中国在20世纪初的落后毋庸置疑，而且是从金融到经济的全面落后，磅亏只是一个和世界货币格局脱轨的小注脚。 按照此前叙述，不难看出晚清政府并没有货币政策、货币主权等意识，民间币制也是一团乱麻，按照民国经济学家赵兰坪的说法，“吾国历来，仅有货币，而无币制”。 黄金是当时的世界主流，主要国家纷纷改行金本位，1897年日本确定金本位制，美国也在1900年实行金本位制。为何在清朝币制改革中，最终却是银本位胜出呢？从日后来看，1904年春天的“精琦方案”不仅是近代币制史首个系统性方案，或许也是中国距离金本位最近的一次大讨论。 清朝时期，白银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完满解决，一次次讨论最终化为历史的扼腕叹息。中国之所以在币制问题上深陷泥淖，不得解脱，主要原因从上述过程中可见一斑，即使金本位是更符合历史方向的政策，却始终没有有能力的政治权威推动，利益集团也无法撼动。 第五章　民国：告别白银，迎接通胀 清帝逊位之后，北洋时代开始。北洋政府在币制改革中所做的最大一件事，是1913年公布《国币条例》，正式规定重量七钱二分、成色89%的银元为货币单位，也就是所谓的“袁大头”。虽然袁氏当国有很多争论，但就货币史而言，袁大头几乎是中国近代最成功的自制货币了。按照民国时人陈存仁的回忆，“银元每一个，是用白银七钱三分铸成，库秤是七钱二分”，而其中银质最标准的是墨西哥鹰洋。 汇丰银行的英文名“HSBC”代表“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这不仅标示着汇丰银行与中国的渊源，更标示着昔时上海的显赫。当时上海不仅是最大城市，也是通商口岸，对长三角以及华北的辐射能量巨大。1865年上海人口有65万，而当时的香港人口只有11.5万。汇丰银行在1865年3月3日正式在香港创立后一个月，就在上海的分行开始营业，其老地址就是今天的外滩标志性建筑，即今日的浦发银行大厦。 昔日钱庄在20世纪初所能起到的作用不是今天能够想象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指出，除了近代外国银行在为国际贸易提供资金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外，1911年以前的中国银行体系几乎完全不能超出山西票号式的汇兑银行和地方性钱庄的范围。 从北洋到国民政府这一时期，正是一个从自由到垄断不断加深的过程。从政府角度来看，垄断有利于集中力量，应对战争；就金融角度而言，统一也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但是垄断的问题就在于无法解决政府“闲不住手”的问题，因此从自由到垄断，表面是结束混乱，其实也埋下了货币滥发、通胀等弊端。 “京钞风潮”与“抗兑令”背后，不仅折射出中国银行业与银行家转瞬即逝的黄金时代，也暗示了一个教训：政府无信用情况下，民众往往更偏好白银之类的金属货币，金属货币的存在其实天然对于纸币的通胀是一个束缚，若非如此，不受控制地发行纸币必然引起通胀，引发金融动荡。可惜这一教训并不被后来的国民政府所接受，在白银退出历史舞台之后，纸币的效应被放大再放大，民国政府在通胀的道路上一路狂奔，直至灭亡。 中国在抗日战争爆发前10年的历史，其实是一个现代国家从无到有的过程，其中也伴随着中央权力的加强，财政首当其冲。1929年，宋子文表示政府能够控制财政的省份只有江苏、浙江、安徽与江西这四个，而能够交出多余部分的只有江苏和浙江。随着国民政府权力稳固，对于金融统一的规划也着手进行，第一步就是控制银行。 美国脱离金本位之后，对于中国而言，一项影响更大的举措跟随而来，那就是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34年6月19日签署了《白银收购法案》。在该法案推出之前，白银价格连连下跌，从1928年每盎司58美分下跌到1932年年底的25美分，然而在法案推出后，白银价格在1935年一路走高，甚至上涨到每盎司超过80美分，当年4月27日哄抬到每盎司0.81美元。 对于法币，海外也有人不满，其中最为失落者自然是日本。陈光甫直言日本对新币制无好感，甚至有意破坏。日本一直期待西方承认自身在中国的特殊利益，而日本在华（尤其是在东北）投资的增长也颇为迅速，1930年达到14.12亿美元。法币改革刚刚宣布，日本军部表示中国币制改革是对日本的“公开挑战”，甚至以此为借口要求在华北收兑的5 000多万银洋不许南运。日后的抗日战争也开辟了另一个战争，即“元”的战争，法币与日元在中国的厮杀刚刚开始。等到1937年，孔祥熙与摩根索在华盛顿敲定第二批购银协议的前一天，卢沟桥事变发生了。 法币出台是一次金融洗牌的开始，统一货币也使得中国金融进入垄断统制阶段，甚至早在法币推行之前中国就开始为金融集中铺平道路。借助强行参股，国民政府基本控制了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家银行，这三大银行资本额超过全国银行的四成，存款占接近六成，国家银行和私营银行的实力对比已经出现了变化。 从此，中国有了自己的“元”——法币。法币可谓中国货币制度的一个巨大跃升，不仅是从银到纸的变化，更是从金属货币变为信用货币，本质是传统经济到信用经济的转变先声。而白银与中国的诸多纠葛，从银两到银元，从混乱两制到银钱并用，看起来似乎也终于到了落幕的一天。 * 通胀的尾声与启示 法币的诞生，让中国金融史与白银的数百年纠缠跌宕看似暂告一段落，中国金融也由相对自由进入逐步统制阶段。但是历史并非总是线性直行，而是充满了反复与倒退，白银并没有一步退出历史舞台，法币却如同历史中的其他中国纸币，从稳定到轻微通胀，再一步步陷入高度通胀而不可自拔，最终导致了金圆券的推出。民间白银和黄金外汇一起，再度成为被掠夺的对象，演绎了中国金融史上最为疯狂的一幕。 法币起初得到英美支持，在抗日战争初期相对稳定，但随后入不敷出的国民政府不得不走向赤字财政压力下的印钞。财政赤字比例最高曾达86.9%，这使得印刷法币成为维持战争的生命线。然而印钞的速度也无法追赶财政收入的下降，随着军费开支飙升，法币开始无可避免地滑向通胀深渊。法币失败的根本原因和历史案例不无相似，仍旧是战争失败与财政危机的双重叠加，国民政府企图以货币的形式拖延时间，却最终失去了时间。 在过去，很多都认为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是一条战线，其实在20世纪20年代末，两者已经渐行渐远，等到40年代的民国末期，两者已形同陌路。1948年，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中恐吓逮捕银行家李铭、周作民等，不过是两者正式决裂的高潮而已，这也是国民政府排除一切异己却将所有潜在同谋推向对立面的又一个案例。当中国资本遭遇专制权力，结果往往凄凉，有“中国的摩根”之称的陈光甫在日记中对于江浙财阀这一说法表示厌恶，而张公权则表示江浙财阀其实与日本财阀不可比，“实则此数人者，并非如日本之三井、安田等家族之拥有实力，号称财阀可比。仅凭借各人之地位，兼得民众之信仰而已。且全国人民因久乱思治，故诸人者不难因势利导也”。 金融市场变化的背后，其实是中国历史的又一次治乱循环。若政府太弱，国家难以建设，市场难以扩大；若政府过强，缺乏制度约束，最终也会扼杀市场。这种强弱并不等同于政府治理能力，而是表示权力边界的界定，强势政府在杀鸡取卵的诱惑之下即使能够出手扼杀市场，随后也难以解决其本身问题，一如始终为经济问题苦恼的国民政府在控制商业银行之后，不仅没有摆脱其财政窟窿，反而滑向更暗淡的深渊。从白银变局可以一窥中国历代政经的得失，在政治与资本之间，中间力量总是弱势甚至缺失，资本要么得不到政治保护而湮灭，要么就是汲汲寻求政治保护而自我窒息。商业的失败与成功往往与政治休戚相关，金融尤其如此，然而如果中间力量得不到发展，商业则过于压抑，最终政治也会溃败。 民国财政困境放在今天也不陌生，这是纠缠中国千年的人治弊端。美籍学者福山认为秩序良好的社会需要三要素结合，即国家、法治、负责制政府结合在稳定的平衡中。可惜的是，在乱世之中，这看似简单的“政治三明治”在内部权力的分散以及外部强敌环伺之下，不仅造成了民国晚期财政赤字缠身、货币贬值的悲剧，也最终走向了政治悲剧。 以海外白银流入开始，以收缴真金实银结束，这就是中国白银数百年的循环。其间有历代王朝的兴起与陨落，也有不少人杰的努力与奔走，一切都在历史之中回响。历史的循环之中，有无数天问等待答案。答案是白银，也是人性的贪婪，更是制度的大失败。

 [美] 菲奥娜·琳赛·舍恩 著， 刘秀婕 / 张焕香 / 韩菲 译，《白银与文明》，浙江教育出版社，202312 前言　白银，人类文明的开启与超越大自然的杰作 霍尔的长颈细口瓶上的标记是英国的金匠公司检测办公室打下的，该机构的历史可以追溯至700年前，而对银器纯度进行官方认证的做法则可以追溯至更早的年代。这是因为银和金一样，一直是人们积累财富的一种方式，如果银贬值，其价值就会降低。 第1章　银为何如此重要 银是一种诱惑。它是一种闪亮的、反光强烈的金属。它用炫目的光芒照射我们的眼睛，就像翻转的银元、德拉克马或比索那样，使我们看不到它的危险，然后它会在无形中将人类和帝国推向灭亡。 银的原子序数为47，其原子核内有47个带正电荷的质子，原子核周围有47个带负电荷的电子，这些原子在被称为“金属键”的有序系统中结合在一起，形成晶体。当金属原子结合在一起时，有些电子会从原子中分离出来，进入“电子海”，即形成自由移动的电子。 我们如今重视银的原因之一是银本身的结构对电子不间断的移动非常有利，它在所有金属中导电性最好，因此可用于制造高性能的电子和电气系统。不过，由于银的成本较高，目前银的竞争对手铜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更广泛，如用于制造电线。 银富有延展性，可以被塑造成多种形状，比如平展的银片或无缝的圆形容器，甚至可以拉成丝。有些金属（如钛和钢）需要加热才会变得柔软，而金和银这样的金属在常温下就相对柔软。银匠就是利用银的这种特性，用纤细的银线制作精致的掐丝装饰品。 在元素周期表上，银的元素符号是Ag，源自拉丁语中的argentum，其词根在拉丁语和希腊语中的意思都为“白色”或“闪亮”。银具有完美的光泽，这是因为它具有极高的反射率。在人类可见光谱的波长范围（380～780纳米）内，即在我们能看到的绚丽多彩的世界里，银的反射率恒定不变。在这一点上，银胜过了其他所有金属。 银与金、铂等其他部分金属一起被归类为贵金属，这意味着银具有较强的化学稳定性。 虽然几个世纪以来，银一直被用于净化水或给伤口消毒，但直到最近人们才了解银是如何杀灭细菌的。它的抗菌性能只有在电离态的银发生化学反应时才能被激活。也就是说，当银原子失去一个电子时，就会变成带正电荷的银离子。像所有有机物一样，细菌依靠酶来维持生命和繁衍，而银离子攻击和破坏的正是这些酶，这会导致细菌细胞在短时间内脱水、萎缩并死亡。还有个意想不到的情况是，接触到银的死亡细胞会“传染”邻近的健康细胞，使细菌持续地大面积死亡。科学家将此现象记录下来，并称之为“僵尸效应”。 寻银既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科学，因为没有一模一样的矿床，而且微小的矿脉隐匿于周遭的大片矿石之中，极难被发现。虽然银比金更常见，但银在地壳中的含量仅为亿分之七。7能够幸运地发现富含银的岩层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惯例，但在欧洲人们通常会信任金匠做的标记，这样既能确保国家货币的纯度，又能保障消费品的完整性。在文艺复兴初期的意大利，金匠不仅是工匠，还是公务人员。他们监督造币厂的运作，有时还监督硬币的流通。金匠的标记既是物品纯度的保证，也是金匠诚信的保证。 第2章　哪里有银矿，哪里就有奴隶 从挪威到新西兰，从阿拉斯加到阿根廷，这些地方都有银矿。阿根廷这个国家的英文名称来自拉丁语，意思就是“白银之地”。 与地球上的某些事物一样，银是来自远古恒星的“核废料”，这些恒星早在地球诞生之前就已经死亡了。 约阿希姆斯塔尔造币厂于1519年或1520年开始铸造硬币，它的产品中最著名的是一种高价值的银币，被称为“约阿希姆斯塔尔币”（Joachimsthaler），简称“塔尔币”。欧洲大部分地区都在效仿制造这种货币，在英语中，人们称其为“美元”（dollar）。 戴德斯海默受蜂巢结构的启发，发明了一个以立方体形状堆叠木材的系统，该系统后来被称为“方形木支架”，这些模块化的木支架结构使矿工能够在卡姆斯托克矿脉所特有的宽阔地形中安全地挖掘丰富的矿藏。 纵观金属开采的历史，矿山有开采前景，就会吸引人们大量涌入，从而推动新兴城镇建设，促进当地的财富积累和经济转型。但历史上因开采银矿而富裕起来的人，远远少于因投资不利而失望、沮丧甚至破产的人。在银矿开采热潮的历史中，可能有令人振奋的“发财”故事，但更多的是悲剧和损失惨重的故事。 从澳大利亚内陆到科罗拉多山脉，在世界各地都有被遗弃的“锡尔弗顿”（Silverton）(9)，它们的名字中蕴含着希望，而在它们的旧址上则满是残垣断壁。 锡尔弗拉多（Silverado）就是这样一个小镇，它建于19世纪70年代，坐落于加州南部、洛杉矶东南方向80千米处的圣安娜山脉山脚下的峡谷中（图2-10是加州圣安娜山脉的锡尔弗拉多小镇如今的面貌）。“锡尔弗拉多”这个名字本身就暗示了太多的希望和错误的判断，而这又源于人们对西班牙殖民者理想中的“黄金国”（El Dorado）、“黄金城”、“镀金王国”或“黄金之城”的曲解——西班牙殖民者在南美洲苦苦寻找黄金，但徒劳无获。 史蒂文森曾在那里度过蜜月的旧金山北部的锡尔弗拉多，其发展历史也充满了欺诈。有一个说法称该矿是个“巨大的骗局”，是为出售一文不值的股票而制造的幌子。据说，到了晚上，人们赶着成群的骡马把装在旧雪茄盒里的银偷运上山，并送进矿井里，然后在矿井里用当地的岩石将银压碎，再将其作为矿山的产物运下山。 石见银山遗址于200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它虽然比名录中的其他遗迹都要隐蔽得多，但在此后的一年里仍然吸引了近百万名游客。通常情况下，那些为发展旅游业而宣传银矿景观的人会借助这里绝妙的地形，从大家疑惑的如何重建等角度激发人们更多的想象和兴趣。就石见银山而言，幸存下来的是一片“遗迹景观”。这里保留着银矿开采的每一个过程，即从开采矿石到矿石研磨再到冶炼的全过程。在这里，17世纪至19世纪的建筑遗迹都被保存了下来，这些建筑揭示了一个包括士兵、富商、牧师、繁荣的家族企业和农民在内的社会形态。17世纪初，生产力达到巅峰时，这里有上万人受雇于采矿业。这些银矿山坡上记述的故事无论有多么晦涩难懂，讲述的都是无数小型劳动密集型企业如何在短时间内成倍增长，如何形成日本最高产的银矿区，以及其繁荣的贸易网络如何遍及整个东亚的故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强调，银矿所处的特殊地理环境也为此地深厚的人文景观奠定了基础。 第3章　从凡尔赛宫到寻常百姓家 制作银器最基本、最常见的工艺是锤揲，又称锤击。银匠先选定一块银锭（银铸块，现在更常用的是薄银片），然后将其放在木桩上锤打。银的质地柔软，冷锤就可以将其轻轻延展开，形成凹形器皿的形状。 自人们能够从矿石中冶炼银之后，范铸这项工艺便逐渐得以完善。最早的范铸方式是“开模”，即先将沙土或黏土压制成模具，或将石头雕刻成模具，然后将熔化的银倒入模具中，犹如把水倒入冰格中制成冰块一样。当然，这种方法的缺点之一是成品必然有一侧是扁平的。 中国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发明了一种工艺更为复杂的铸造方法——失蜡法。首先制作一个实物大小的蜡模，然后在蜡模外面涂上石膏或黏土，并对蜡模进行加热，融化后的石蜡会经专门的通道流出，再将熔化的银倒入模具中，待银冷却后脱模。 20世纪末，人们尝试运用新技术进行范铸，由此引入了新的范铸材料，例如贵金属黏土。黏土由混合在有机黏合剂中的大量银颗粒组成，因此质地柔软而有韧性，可以压入硅胶模具中。模具干燥后，把黏土取出烧制，烧掉黏合剂后剩下的便是固体银铸件。 第4章　帝国崛起，两枚改变世界的银币 建立一个帝国需要资金。当然，需要的不仅是资金，就如同生火不只需要燃料一样，文化、意识形态、对土地和资源的需求也都得发挥应有的作用，但资金是最基本的。有了资金，就可以购买军舰、装备军队、维持帝国的政府机构、资助促进公民身份认同感的公民计划和建筑项目。世界通用货币通过贸易伙伴关系和税收协定将各国和各大洲联系在一起。对一个帝国的臣民来说，每天都要使用的钱币上的图像会让他们随时想到自己的君主。 奴隶在当时的一些官方文件中被称为“人牛”。这些奴隶大多不是罪犯，而是战俘——奴隶制是爱琴海周边国家无休止的战争的高利润副产品。 然而，与大多数帝国一样，雅典帝国虽有吞并领土的野心，却没有维持帝国稳定的能力。最终，雅典帝国的宿敌斯巴达在波斯帝国的帮助下推翻了雅典帝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使雅典帝国屈服的也是一次海战。公元前405年，在羊河战役中，雅典帝国的舰队毁于一旦，城邦被围。最终，雅典帝国于公元前404年因城内粮绝而被迫投降。 16世纪中叶，人们在墨西哥西部的马德雷山脉发现了储量丰富的银矿。但真正的大奖——银山，是在现今玻利维亚境内的安第斯山脉的波托西发现的。 生活在安第斯山脉地区的印第安人有着长达3 000年的冶金历史，他们使用金、银和青铜制造器物的时间比墨西哥人要早很多。他们的大多数金属制品似乎都是服务于宗教的，而不是用作财富的储备。 墨西哥在16世纪50年代采用了一种提炼低品级矿石的方法，这种破坏环境的“混汞法”是将碎矿石与盐和汞（这些汞来自万卡韦利卡的大型汞矿）混合，然后加入试剂促使银与汞发生化学反应，形成汞齐，再加热汞齐，蒸发去汞，留下精炼的银。波托西于16世纪70年代采用这一工艺后效果显著，银滚滚而来，就像打开了水龙头一样。十六世纪八九十年代，银的产量几乎翻了3倍。16世纪90年代，银的年产量达到顶峰，为200吨。 历任西班牙君主一再下令，禁止奴役帝国的印第安臣民，教皇也明确谴责奴役的做法。但为了规避法令带来的不便，一个变通的办法就是建立印加的米塔（mita）制度(15)。作为履行贡赋义务的一种手段，原住民传统的做法是以短期轮流的方式为帝国的工程提供劳动力。从1574年起，在波托西实施的米塔制度成为西班牙帝国黑暗统治的缩影。西班牙的米塔制度远比印加的米塔制度残酷，它从富饶的矿山上撒下一张绵延数百千米的大网，来围捕矿山所需的一半劳动力。偏远地区的村落，每年被迫从年龄在18～50岁的男性中征召1/7，成为服役的“米塔尤”（mitayos）。这些米塔制度的被迫参与者要长途跋涉1 000千米，通常需要几周时间才能到达波托西，然后开始为期一年的劳役。 第5章　从新大陆流入中国的银之河 波托西的运银船一到巴拿马，船上所有的货物就被卸下，然后由骡队运输。骡队要经陆路，穿越巴拿马地峡，穿过阴郁的、疾病肆虐的查格勒斯河河谷。因为在这条路上有数百人死于疾病和事故，所以这条路被称为“十字架之路”（Road of the Crosses）。骡队的目的地是加勒比海岸的迪奥斯港，该港口的周围是沼泽和荆棘丛生的灌木丛，那里瘟疫肆虐，海盗横行，其中也包括海盗德雷克。海盗们劫掠西班牙人的白银和奴隶，令人尴尬的是，他们有一次还劫掠了一船西班牙的官方和私人信件。 还有一场灾难不仅影响了西班牙帝国，还波及了全世界。就像血液中血糖过高会引发低血糖反应一样，大量银涌入市场会导致大范围的经济崩溃。从美洲涌出的银越多，它的价值和购买力就越低。西班牙帝国的君主们发现了这样一条令人不安的经济原则：富足既是福也是祸，因为货币供应扩张会推高物价。6随着通货膨胀的加剧，生活成本在17世纪下半叶翻了一番。西班牙王室征收同样数额的税，但银的价值却低了很多，西班牙帝国因此负债累累，经济持续恶化，农民挨饿，愤怒的民众在欧洲各地起义。这场“物价革命”的影响波及了全世界。 1626年，塞维利亚的商人抱怨：“外国人很富有，而西班牙对待自己的子民根本不像生母，反而像养母，让外人富足，却忽视了自己人。”7放高利贷的欧洲银行家可能就属于这一类“外人”，但西班牙人的不满很可能指向更遥远的东方，特别是中国。美洲开采的银有1/3～1/2最终流入中国的“银渠”。8中国仿佛是一片汪洋大海，无数的银像河流一样源源不断地汇入其中。中国有着悠久而深厚的银器制作传统，那里制作的银器既用于宗教活动，也用于日常生活，但大多数出口到中国的银却被用于满足完全不同的需求。 在明代，银在中国的价值大约是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两倍。例如，在南方的港口城市广州，黄金与白银的价值之比为1∶7；在西班牙，这一比例为1∶14。12换句话说，在中国，可以用更少的白银来购买黄金；而在欧洲，黄金可以换来更多的白银。那些精明的商人就利用这一差价进行交易，导致中国的黄金大量流失。 显然，这种套利交易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贸易自由，而明代在很长的时期内采用限制性贸易政策，并不具备贸易自由这种开放性特征。那么这些早期的套利者是如何进入货币交易市场的呢？答案在于菲律宾的马尼拉。 当地的中国人与殖民者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相互依赖却互不信任的关系。马尼拉不过是西班牙在太平洋上的一块踏板，它的唯一用途是中国商品和西班牙白银的交易中心。无论如何，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都要在这里进行碰撞和融合。殖民者指望中国人购买他们的白银，同时又依赖中国的工匠、厨师、工人、渔民、牙医、面包师和家庭佣人。16然而，殖民者憎恨中国人，他们憎恨中国人数量庞大，憎恨中国人谈判敏锐，可能也憎恨在他们努力劝中国人皈依基督教时对方表现出来的那种顽固态度。殖民者一再要求驱逐中国人，对中国人的交易征收重税，并残酷镇压中国人的抗议。 美洲人和欧洲人对中国丝绸的渴求似乎与中国人对白银的渴求一样强烈。即使在穿越太平洋和大西洋之后，中国丝绸也能使商人获得可观的利润。与银一样，丝绸就像河流一样流动，人们用丝绸为波托西的圣母雕像制作斗篷，为阿卡普尔科的牧师制作法衣，为墨西哥城的女士制作长袍，为塞维利亚的贵妇制作长袜，为阿姆斯特丹阔气的汉堡店制作地毯。 大量的白银经由马尼拉运抵中国，另外，据估计每年还有150吨白银经由欧洲运抵中国，这其中的很大一部分是经由阿姆斯特丹运抵中国的。 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荷兰语缩写为VOC）成立，这促使阿姆斯特丹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商业中心之一。荷兰东印度公司从印度尼西亚进口香料，从中国进口瓷器和茶叶，从加勒比海进口盐和糖，从地中海进口水果和坚果，并向中国供应产自欧洲和日本的银。 第6章　银在现代社会中的新角色 几千年来，银因稀缺而备受重视。作为一种可兑换的财富，它在制作钱币、珠宝和餐具方面表现出色。银之所以备受青睐，一是因为其价值高昂，二是因为其诱人、闪亮的外观。然而，如今全球一半以上的银被用于工业用途，这与这种金属的稀缺性和美观的外表无关。几十年来，银独特的化学和物理特性引发了新的需求。 工匠们不再将金属粉末混入熔化的混合物，而是将硝酸银或氯化银等银化合物添加到黏土等黏合剂中制成糊状物，然后将糊状物涂在透明玻璃上，再放到窑炉中烧制。烧制过程中的化学反应使糊状物呈现黄色。根据窑炉的温度、烧制时间和浆料的厚度，其颜色可呈现从浓郁的蛋黄色到淡金色等不同的色调。 不仅地面交通需要银，空中交通也依赖银。飞机发动机能在高温下持续地安全运转，就是因为有镀银轴承。由于银具有抗腐蚀性且摩擦力小，它可以在快速移动的钢制部件之间充当润滑剂。虽然银的用量很小，每个轴承只需几纳克银，但这少量的银对重型机械在高应力条件下的平稳运行影响巨大。 当银被用于开关或电路板时，它的结构和化学特性能确保电流不间断流动；作为润滑剂，银能使机器保持运转；氧化银纽扣电池则为手表和计算器提供动力。银不仅能促进能量流动，还能以太阳能的形式储存能量。 第7章　银器，地位的象征 人类不仅用银铸造货币，而且用银创造谚语：“含着银汤匙出生”（born with a silver spoon in one’s mouth）、“放在银盘子里”（presented on a silver platter）、“每朵云都有银边”（every cloud has a silver lining）。从“银舌”（silver-tongued）到“银弹”（sillver bullet），人类的语言中充斥着大量这样的表达，这说明我们赋予了银复杂的含义。 我们可以说，金银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但更有趣的是探究其中的原因，找出金银是如何在数千年的时间里，在不同的文化中保持相当稳定的意义的。关于银，有两个观念似乎与它闪闪发光的事实一样无法改变：一个是银象征着地位，另一个是银代表着纯洁。 自从人类学会了从地下开采银以来，银就一直被用来彰显地位。含银的矿石在地球上分布不均匀，只有局部地区才有，因此银很早就被认为是稀有和珍贵的，是需要经过努力才能提炼出来的。经过精心打磨后，银器表面变得光洁，泛着均匀的光泽，这使银器更加令人垂涎。银器可以赋予其所有者地位，这时银的价值便从物品上转移到了人身上。我们珍视稀有物品，我们也珍视闪闪发光的物品。在人类看来，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最闪亮的金属。进化心理学最近的研究表明，人们容易被光泽吸引的背后有一个有趣的原因：闪闪发光的表面会使人们想起维持生命所必需的水。 此外，正如在历史上拥有洁净的水一直是权力的标志一样，拥有闪亮的、令人向往的物品也曾经是威望的标志，这种观念深深根植于人们的大脑中。尽管人们认为闪耀等同于精致，但这很可能是人类的“蜥蜴脑”促使我们这样想的。 银一直被视作稀有、昂贵之物。此外，银的延展性好、光泽度高，这意味着银可以被加工成各种形状，以便体现出其所有者的品位、学识和时尚感。除了餐桌，还有什么地方更适合展示银器呢？在餐桌上，地位之争和尔虞我诈不可避免。某人该坐在餐桌的什么位置？旁边是谁？离主人多远？离盐罐这样看似无关紧要的物品多远？该上什么菜？具体用什么食材？先给谁上菜？这些都体现了宴会上的地位之争。 第8章　圣洁的银，美与文明的传承 佛陀坐在菩提树下，悟出了世事无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后来在该地建造的摩诃菩提寺却是个奢华的庆典场所。 佛陀的话语敦促信徒们切莫贪恋世俗的奢侈品，但随着佛教传播到世界各地的，是工匠用贵金属制作的代表着虔诚的物品，这些物品供寺庙和个人使用。佛陀劝诫人们不要留恋尘世的财宝，但他的话语可能就记载在银器上。佛教传入中国后，以一种独特的形式发展起来：在数百座寺庙里，数千位僧人煞费苦心地抄写佛经。从16世纪起，蒙古人也开始自己生产纸张，在18世纪至19世纪，他们用金墨或银墨将佛经抄写在黑色的纸张上，极尽奢华。

出差三天，在西安待着的时候，钟楼、回民街等都“遥不可及”，搬砖不易。 西安房价贵的地方。 公路交通人才培养的“黄埔军校”，公路学院每年本科新生近500人。 人行天桥 大学家属楼 回南京了。

202408-价格革命 [美]大卫·哈克特·费舍尔 著，X. Li 译，《价格革命：一部全新的世界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12 数字使我们得以见微知著，拼接出事情的全貌。它使我们能够将原本大相径庭的事件进行对比。它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正以何种方式运行。 引言 世界历史中的巨浪 价格上涨在过去一直是一个问题，但是其节奏、速度或时间都不是恒定的。一些时期比其他时期面临更严峻的通胀问题。有一些时期则经历了长期的价格均衡，甚至通货紧缩。 在我们开始研究这些关系之前，有必要提出一些警示。读者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我们所研究的动态是波动，而非循环。重申一遍：不是循环，而是波动。 循环的节奏是固定而有规律的。它们的时间阶段具有高度的可预测性。波动则更加多样化，而比较不具有可预测性。它们在持续时间、量级、速度和势头方面均有所不同。 许多熟读经济学著作的读者会记起凯恩斯的名句—“从长远来看，我们都死了”的特殊含义。20世纪诸多事件已经表明，从最普遍的适用来看，这种理念大错特错。美国经济学家赫伯特·斯坦在华盛顿工作一段时间后，于1979年懊悔地写道：“我们一觉醒来，却发现自己还面临长期的问题，并且正因为懒于顾及而饱受折磨。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这部历史作品将从七个多世纪以前讲起，那是中世纪一座拥有大教堂的城镇的赶集日。那一天是1224年9月8日；地点是法国的沙特尔。 第一次浪潮 中世纪价格革命，1180—1350 1224年9月8日，沙特尔，适逢圣母诞辰节。通向这座大教堂城的路上挤满了朝圣者，这样的情况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星期。 12世纪人口和财富的增长呈现出大体均衡的态势。价格在这个时期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唯一重大的经济问题，是11和12世纪所谓的“钱荒”(money-famine)—纵观整个近现代历史，各个价格均衡时期大都难逃此劫。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繁荣提升了人们对通用货币的需求。由于贵金属供给不足，欧洲人民开始使用被历史学家大卫·赫利希称为“替代货币”的东西—既不是以物易物，也不是商品货币，而是被称为“莫比利亚”(mobilia)的高价值的流动资产，比如银饰、皮草、精美的织物，甚至书籍。 劳动收入与资本收益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这是近现代历史中价格革命的典型表现。其社会影响也是如此：每一次长期通胀的后期，都会出现急速加剧的不平等。 人数日增的农民将贫瘠的土地投入耕种，引发了劳动生产率的下降。更多的工人抢着更少的工作机会，薪酬却被物价甩在了后头。随着实际薪酬的下降，生与死之间的距离变得如纸一样薄。在越来越危险的时代，在任何危机面前，保障都变得越来越少。中世纪的欧洲已经走到了灾难的边缘。 1314年到1348年间，价格的巨浪达到顶峰，然后破碎成惊天之灾。随着它的走势，欧洲人民遭遇了他们历史中的至暗时刻：一个充斥着饥荒和瘟疫、暴乱和战争、迫害和政治动乱的时代。这不仅仅是中世纪欧洲经济的崩溃，而且意味着中世纪文明的覆灭。 第二次浪潮 16世纪价格革命 1491年，佛罗伦萨城有许多值得庆祝的事。“城市安享太平，”该城的历史学家圭恰迪尼写道，“掌权的人团结一心且彼此亲近，他们的政权如此强大，没有人胆敢反抗。每一天，人民都享受着表演、欢宴和新奇事物；城市的物资充盈，而所有的贸易都欣欣向荣。天资和才干在这里开花结果，因为所有艺术家、文学家和能人异士都在这里受到欢迎和尊重。在本城内，社会安定、秩序井然；而在海外，该城也享有极高的荣耀和声望。” 最初的信号与中世纪危机时的那些相似。在16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欧洲经济同样遭遇了物价飞涨和工作机会减少同时发作的悲惨局面，这在20世纪末被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们称为“滞胀” 短缺的另一个结果，是犯罪的增加。这样的情况与14世纪的大致相同。当食物价格暴涨时，犯罪就会激增；当价格下跌时，犯罪行为也会减少。从中世纪直到我们今天的每一次价格革命的后期阶段，这种相关性都十分显著。 第三次浪潮 18世纪价格革命 1812年，拿破仑从他的欧洲占领区征召了大量军队，直奔向东，意欲毁灭俄国。与此同时，英法之间的半岛战争达到了其野蛮残暴的顶点。同时，英美之间还爆发了另一场战争。各地的体系都在绷紧，达到了濒临崩溃的临界点。英国政府在1812年处在破产的边缘，美国则在1814年濒临解体。最终，土崩瓦解、血肉模糊的，是拿破仑的帝国。 第四次浪潮 20世纪价格革命 伦敦今昔的深刻差异，更多地表现在不那么看得见摸得着的方面—最重要的在于它对过去的记忆和对未来的憧憬。1897年，城中几乎所有的居民都在稳定和相对和平的时代中度过了他们的一生。 1907年，一场更大的恐慌引发了一次短暂但剧烈的收缩。美国的失业率于1908年从2%上升到8%。那一年，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商品出厂价格都有所下跌。但是繁荣在几个月之内就恢复了。到1909年，所有指数都再度上涨。薪酬上涨。利润上涨。就业率上升。农业收入达到了历史高位。 1937年，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主要是为了确保在亚洲大陆的市场和资源。历史学家R. A. C．帕克发现：“日本东京的文职政府，比军队还要好战。”这是一场包藏着经济野心的战争，在亚洲前后持续了八年。1939年，德国袭击波兰，最主要的目的是寻求所谓的“生存空间”，即为德国的农民争夺土地，为德国的工厂掠夺原料。 我们这个时代的困境 生产下降。失业率激增。美元对其他货币贬值，而美国的收支平衡迅速恶化。这一路走来，通胀顽固地与经济停滞搅和在了一起，这就是“滞胀”(stagflation)，而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可能是首先发明这个说法的人。 理查德·尼克松总统走马上任时，被迫面对一个经济上的烂摊子。为了应对滞胀，这位风格极为保守的总统突然变成了凯恩斯干涉主义经济学的信徒，这令他的支持者大惊失色，而他的敌人则喜形于色。“现在我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尼克松对一位深感震惊的电视记者霍华德·K．史密斯这样说道。这位总统的“新经济政策”将大量强势的凯恩斯主义财政刺激措施与史无前例的和平时期价格薪酬管制制度结合了起来。 20世纪70年代晚期，美国的消费价格再度加速暴涨，这是另一波不断加剧的波动。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卡特尔垄断再一次扮演了主导性角色。1978—1979年，它无情地将油价提高到迫使美国不得不每年向产油国支付将近一万亿美元的地步。1980年，消费价格的年通胀率达到了13.5%，这刷新了美国和平时期的历史纪录。 在这里，价格均衡期再一次地以相反的趋势为特征。物质方面的不稳定、高通胀率使得家庭和个人都面临沉重的压力。简而言之，被美国人认定为该国最紧迫的三个社会问题—犯罪、毒品和家庭的崩坏—其趋势全都与通胀率相关。 威廉·奥斯勒爵士发现：“人类有三大劲敌—热病、饥荒和战争。”这些全都发生在了非洲。饥荒在萨赫勒地区蔓延。索马里的政府垮台，秩序崩溃；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都陷入饥荒，军阀们却杀害了前来施援的救灾工作者。在乌干达和扎伊尔，新的传染病以比14世纪更加恐怖的形式出现。在卢旺达和布隆迪，部族战争导致对整个民族的大规模屠杀。 在世界的另一地区，危机呈现出不同的形式。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从阿富汗到阿尔及利亚，许多伊斯兰国家都处于骚动之中。二战后，现代世俗精英用混合了伊斯兰思想和西方理念的方式实行统治。经济增长率高，但人口增长率更高。除了石油资源富集的阿拉伯各酋长国，伊斯兰世界遭遇了与其他国家同样的经济压力。价格革命发挥了影响。生活成本陡增。实际薪酬下降。不平等现象加剧。那片广袤土地上有着世界上最糟糕的人满为患的贫民窟。 伊斯兰国家的许多人将他们遭遇的麻烦归结于西方价值观的影响。原教旨主义运动开始横扫伊斯兰世界。世俗政权一个接一个遭到攻击，其中有些被摧毁。1979年，伊朗的巴列维王朝倒台。1981年，埃及的世俗领导人安瓦尔·萨达特遭到刺杀。阿富汗的世俗政权被一场原教旨主义革命摧毁。1992年，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救世阵线赢得了大选，却被拦阻而无法掌权；结果发生内战，数以百计的阿尔及利亚世俗领导人遭到谋杀。1993年，土耳其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焚烧了一座酒店，而世俗领袖们正在那里开会。四十人在大火中丧生。巴勒斯坦人民转投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怀抱。他们年事渐高的世俗领袖们在绝望中与以色列讲和，却没能缔造和平。1996年，中东的普遍危机才刚刚开始。其结局究竟会走向何方，仍充满疑问。 20世纪90年代，哪怕最强大国家的经济，也发出了压力巨大的信号。日本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它都被视为世界上最有活力和成就的经济体。20世纪90年代初，危机初露端倪。越来越大的压力来自亚洲的竞争者们，也来自美洲的贸易伙伴。日本自身发生了一场经济信心危机。劳动力成本很高；生产利润被其他国家甩在了后面。1994—1995年间，日本经济出现了负增长。日本股市暴跌，而个人投资者损失惨重。到1995年，经济压力异常巨大，该国整体上开始大规模的价格通缩。 与其他国家类似，文化异化逐步在日本大行其道。邪教迅速传播。一个伪佛教风格的激进派邪教，自称为奥姆真理教，相信世界将会在1997年终结，于是教徒开始疯狂地制造一种致命的神经毒素，叫沙林。1995年3月，他们在日本拥挤的地铁系统中释放了这种毒气，杀死了十一位乘客，并令数百人受伤。警方迅速展开打击行动。该邪教的教主麻原彰晃被逮捕，但这个事件将现代工业社会的脆弱性暴露无遗。 奥姆真理教的支持者包括一些受教育程度极高的日本年轻人，他们将自己的才智和学识奉献给了毁灭祖国的勾当。这种恶性事件可能发生在任何地方。而它却发生在日本，这展现了工业社会普遍存在深刻和广泛的问题。 20世纪晚期的种种事件，越来越令人想起过去的价格革命。世界各种体系再一次陷入危机。这已不是传统意义上那种事物悬而未决时的危机。 另外，各国中央银行继续把通胀当作头号危险来应对。当经济系统展现出复苏的信号时，他们提高利率，减缓货币供应的增长，并且用其他方法“冷却”经济。在许多年中，各大央行都在扮演与通胀搏斗的英雄角色。条件反射式的反通胀行动，在经济体系中被制度化—比通胀本身更甚。 结果又与过去如出一辙。1996年，通胀率下降，但并无绝迹的苗头。反通胀政策加剧了由通胀本身带来的苦难。20世纪90年代，其结果一直持续：实际薪酬的下降，不平等现象的增加，经济增长的放缓，以及政治和社会制度不稳定性的加剧。 在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当诸多可能性势均力敌、情势岌岌可危时，很多事情都取决于我们的决策智慧。明智的选择又要求有聪明睿智的领袖和知情明理的选民。但聪明和睿智，甚至我们最需要的信息，在世界各国的首都都难觅其踪。 随着20世纪的巨浪接近其巅峰，许多国家的情况令人想起了一部梅尔维尔的小说，或是一首梅斯菲尔德的诗歌。国家的舰船勇往直前，冒着恶劣天气穿越远洋。风帆全部扬起，舵柄打向一如既往的方向。在后甲板上，几群短视的船员斜着眼，朦胧地瞥见后面的乌云。下方是他们亲切的船长，他想要这些心情黯淡的船员的爱戴。头等舱的旅客在奢华的船舱中寻欢作乐，对低等舱位里的疾苦所知甚少，对身边的危险更是一无所知。在船中部的甲板上，一位书呆子模样的旅客形单影只，他立起领子、挡住来风，不安地将身体探过背风处的栏杆，试图解读天空中的种种信号。 结语 过去和未来之间 即便未能应验，预言也不过是改头换面，随后再次走俏。它们令人想起了塞缪尔·米勒牧师的职业生涯，这位19世纪新英格兰地区的浸信派牧师，曾预言世界将在1843年12月31日之前终结。当这个死亡末日逼近时，这位预言家发现自己的计算有误，便宣称，最终审判的喇叭将会改在1844年3月21日吹响。他的信徒增加到了几百人。他们披上特制的“复活袍”并聚集在一起，等待审判之日的降临。但塞缪尔·米勒又发现了一个算术上的错误，并再次将世界末日推迟到了1844年10月22日。不过虔诚的信众并未受影响。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多，到那一天，连新英格兰部分地区的商业活动都停止了。然而塞缪尔·米勒又一次修改了他的数字，并且继续作出末日预言，直到他自己的末日来临—这件事倒是事先毫无预警—他死于1849年。 那些相信经济的未来向他们显示的人，应当铭记塞缪尔·米勒的故事。他们还可以回想一下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的至理名言：“经济预言者最大的共同品质不在于知道，而在于不知道自己无知。他最大的优势是：所有的预言，无论对错，都很快会被遗忘。 历史学家们则有理由特别谨慎行事，因为他们会想起以前那些窥探未来者的命运。而且他们总是对过去抱着质疑的态度。况且他们理解，预言之所以无法应验，不只是因为历史知识的有限，而且因为历史本身的属性。 我们不仅是历史的客体，也是历史的主体。未来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人类有意识的选择而决定的，其方式常常出人意料。人类的选择并不总是理性的。它们既出自希望，也出自恐惧；既基于真理，也基于谬误；既源于记忆，也源于梦想。在作出选择前，它们无法预料，有时甚至无从想象。 价格的历史给出了许多例子。没有哪个经济预言家能够料到（哪怕想象）像理查德·尼克松这样保守的总统在1971年竟然成了凯恩斯经济学的信徒，像吉米·卡特这样的自由派总统竟然在1978年采用了保守的财政政策，或者任何一位理智尚存的总统会拥护1981年里根经济政策的所谓“供给侧”妙计。 不过，我们虽没有预言的力量，但过去与未来之间还有其他的重要联系。历史研究永远无法确定无疑地告诉我们将会发生什么，但它会使我们受益于过去来之不易的经验，还会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自身对未来的意向。为了达到这些目的，让我们回顾我们已发现的定式，并思考我们面临的选择。 价格革命：结构上的类似点 本项研究的起点，是关于现代世界中的价格动态的历史描述。其首要目的是描述贯穿过去八百年变迁的主线。其核心发现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我们发现从12世纪开始，发生了四场价格革命：四次漫长的涨价浪潮，间隔以长时段的价格相对均衡。这不是一种周期循环的模式。价格革命并没有固定和规律的周期频率，有的短至八十年，有的长达一百八十年。它们的持续时间、速度、量级和冲击力各不相同。 同时，这些长期动态也有着一些共同的特质。它们全都呈现出波状结构，并且开始方式大致相同。第一个阶段，是悄无声息的开端和缓慢的推进。价格在一段漫长的繁荣时期缓慢上升。增长的幅度依然在过去的波动范围之内。起初，这绵长的波动似乎仅仅是又一次短期事件。不过后来，它展现出一种新的长期趋势。 新趋势的新颖之处不仅在于通胀的事实，而且在于通胀的形式。相关价格的表现尤其发人深省。食物和燃料引领着物价上涨的动态。制成品和服务的价格落在了后面。这些模式表明：主要的动力是过剩的总需求，其产生的原因是人口的加速增长或生活水平的提高，或者是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二阶段情况大不相同。当物价打破之前平衡期的界限时，就迈入了这个阶段。这通常在其他事件的介入下发生—常见的是由前段时期逐渐养成的傲慢狂妄引发的野心勃勃的战争。例子包括：13世纪皇帝和教皇们之间的竞逐、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建立国家的冲突、18世纪中期王朝和帝国之间的缠斗，以及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这些事件令物价暴涨又大跌，这样的状态既是不稳定本身的症状，也是其原因。其结果包括政治混乱失序、社会分崩离析，以及文化焦虑情绪的滋长。 第三阶段始于人们发现价格通胀是一种长期趋势，并且开始将它当作一种无可避免的情况时。他们对此的反应是作出令价格进一步高涨的选择。政府和个人扩大货币供应，并提高了其周转速率。价格通胀一次次被更加精巧地制度化。 在新的制度化通胀成为大势所趋时，第四阶段就开始了。物价变得更高，且极不稳定。它们开始暴涨，并且以更加瞬息万变的态势下降。严重的价格冲击也反映在商品动态上。货币供应时而扩张，时而收缩。金融市场变得不稳定。政府开支比收入增长得更快，并且公共债务激增。在每次价格革命中，那些最强大的民族国家都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16世纪的西班牙、18世纪的法国，以及20世纪的美国。 另一些不平衡甚至更加危险。薪酬起初还能跟上物价，此时却落在了后面。劳动力收入下降，而土地和资本的收益上升。富人变得更富有，中间阶层的人们处境不利，穷人则境遇凄凉。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加剧。而忍饥挨饿、无家可归、违法犯罪、暴力行为、酒类消费、毒品滥用和家庭崩坏的现象也增多了。 这些物质方面的情况引发了文化上的反响。在文学和艺术领域，每次价格革命的倒数第二阶段都是阴暗的，弥漫着躁动不安的梦魇。这是一段丧失了对体制的信念的时期，也是一段绝望地寻求精神上的价值的时期。各种教派和邪教迅速滋生，常常充满愤怒和非理性因素。知识分子转而猛烈地攻击他们身处的社会环境。年轻人对过去和未来都不确定，于是陷入精神异化和文化颓废的状态。 最终，在一场充斥着人口下降、经济崩溃、政治革命、国际战争和社会暴力现象的文化危机中，这股巨浪达到了顶峰，并以摧枯拉朽的力量轰然崩溃。这些事件释放了种种压力，正是这些压力发动了价格革命。结果，首先是物价、地租和利息的迅速下跌。短期但非常急剧的通货紧缩之后，是一段延续七八十年的均衡期。长期的通胀停止了。物价稳定下来，随后进一步下降，并且再一次稳定。实际薪酬开始上升，而资本和土地的收益下降了。 均衡的恢复有着重要的社会影响。首先，不平等现象继续滋长，这是此前价格革命的余波未了。但随着新动态成为大势，社会不平等程度开始降低。这段时间对劳动者、工匠和普通民众更为有利。地主们压力沉重，但大多数人改善了经济状况。家庭得以巩固；犯罪率下降；毒品滥用和酒类消费降低；对外战争变得不再那么频繁和暴力，追求统一的内战却变得更加常见和成功。 每个均衡期都有其独特的文化特征。其后期阶段都以秩序与和谐思想的出现为特征，比如12世纪的文艺复兴、15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18世纪初的启蒙运动以及维多利亚时期。 总之，历次价格革命都经历了五个阶段：高度繁荣时段的缓慢启动，暴涨和下跌的时期，觉察和体制化的时期，不平衡和不稳定加剧的时期，以及最终的大危机时期。这个高潮之后，接着就是物价的下降、稳定的恢复，以及一段较长的物价相对均衡期。从一次巨浪到另一次，这些动态的社会和文化影响都在变动。速率提升，而变数降低。在人口方面，价格革命的破坏力在一次接一次地下降，而在社会影响方面，却更加所向披靡。 历史著作中有七种主要的因果关系模型：货币主义的，马尔萨斯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农业的，新古典主义的，环境的，以及历史主义的。它们对我们都很有助益，但没有一个能全面解释价格革命的起源和发展。 对于价格革命这一主题，历史主义有助于我们理解：每次巨浪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事件，并且细节会造成很大差异。但历史主义无法解释自中世纪以来反复多次发生的这个总体模式。 本项研究得到的证据表明，我们生活在一次非常绵长的价格革命的后期阶段，或许是关键阶段。它还表明，这是全球性的进程。如今，我们的命运与全人类的境遇息息相关。过去的情况也表明：未来会发生什么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选择。人类并不能掌握一切，但是我们塑造历史进程的集体力量，在过去的八百年中取得了长足进步。我们可以明智或者愚蠢地使用这种力量。但毫无疑问，我们的抉择将会影响子女和孙辈，以及尚未出生的世代。 为了从历史角度研究这个问题，就需要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它。长期通胀，或者更准确地说，长期通胀所代表的社会和经济力量，给人类带来了大规模的深重的苦难。主要问题并不在于通胀本身，而在于与通胀相关的不平衡、不稳定和不平等现象。 学习长远思考 首先，我们应当学习历史地思考我们的境况。历史不只是关于过去的记载。它也与变革和存续相关。最重要的是，它是关于长期远景的。经济计划的两个主要错误是：对长期问题进行短视的思考，并且采取不合时宜和泥古不化的政策，而没有看到世界的变化。军事史上有一条箴言：将军们受到的训练，都是针对上一次战争的。同样，在经济史中，计划者和管理者获得的教育，都是关于如何阻止上次的危机再度发生。而下一次的情况，总是有所不同。 如果我们对价格革命进行历史性的思考，会得出两个重要的结论。 第一，价格动态是历史的进程，其量级、结构、起因和结果都具有很大的变数。 第二，这些变数形成的模式，我们只是刚刚开始有所理解。对于他们所面对的经济发展进程，许多政府首脑、公司领导、商业经理人、经济理论家和私人投资者都没有多少历史性的理解。从一时的（常常是非常近期的）历史环境中得出的观念和解决方案，被应用在另一些并不合适的情境中。纠正方法不是仅仅依靠历史知识，还要采用历史性的思考方式 其次，我们需要更多关于长期趋势和大背景的具体信息。我们的世界充斥着海量的信息，但这些并不是我们最急需的信息。公共和私人机构粗制滥造出堆山填海的经济数据。

炎炎夏日，7~8月基本上就是宅的季节，这几天都有40度的高温，不在空调房待着，太难受。 有时会还会有水晶天，但是在外面待久了，不可行。 南京为何频频“水晶天” 南京之所以频繁出现“水晶天”，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1. 高温天气：夏季高温天气下，容易形成对流，把污染物和扬尘带走，稀释空气中的悬浮颗粒物，因此天气格外晴朗。 2. 降雨作用：降雨有助于洗尘，清洁空气，使得雨后的天空更加湛蓝，能见度极高。 3. 空气质量改善：近年来，南京市通过实施严格的环境保护措施，如“大气攻坚40条措施”，有效减少了大气污染物排放，改善了空气质量，使得“水晶天”出现的频率增加。 4. 自然气象条件：大风大雨大雪之后天气转晴，PM2.5值降到较低水平，大气中伴有高层云，天空呈现清澈的蓝色，形成“水晶天”现象。 5. 空气垂直运动：夏季高温导致近地面气温升高，而高空空气相对较冷，空气产生垂直运动，干净的高空空气被带到近地面，提升了空气质量。 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得南京在特定季节，尤其是夏季，容易出现美丽的“水晶天”景象。 南京为何能在40度高温下发生冰雹？ 南京在40度高温下发生冰雹的现象，与强烈的上升气流和夏季容易出现的强烈对流活动有关。根据江苏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吴海英的说法，尽管近期晴热高温是江苏天气的主旋律，但副热带高压边缘的弱波动影响下，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极容易出现对流天气，这种天气的特点是分布不均且发展剧烈。例如，盐城局部出现了12级的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超过了80毫米，而镇江、常州、南京的局部地区还出现了冰雹。 此外，气象专家分析，高温的强盛原因是目前副热带高压主体控制了江淮、江南大部分地区，而江苏处于相对其控制的核心区域。预计此次高温过程将持续到8月上旬末期，随着副热带高压略有减弱南退，高温强度也将稍有减弱。8月10日到13日全省有明显降水过程，届时高温将有所缓解。南京市气象台专家表示，本周南京高温天气仍将持续，但受冷空气和降水影响，11日起南京高温天气将有效缓解，预计全市最高气温可降至34℃左右。

为参加2小时的会议，来回用了3天。。。离开南京的时候，正下着雨；来到广州，雷阵雨，还好，有太阳。 待了1天，才记起来，广州的雷阵雨还有点不一样：本来是晴空万里，忽然就飘来几朵乌云，然后就哗啦啦地下了起来。 远处还是晴天，眼前就是阵雨。 真是因为这雷阵雨，中午的航班✈️，等到下午3点登机，正准备起飞，又是一逛雨，结果尴尬了，飞机油不够飞了，大家又被赶出飞机，在候机室等候。。。又拖了3个多小时，晚上7点多，飞机取消了。这一天基本就在机场度过了。 利用AI大模型，简单了解下 广州 和 南京的雨季。 广州的雨季一般持续多久，有哪些季节性的天气变化？ 广州的雨季和季节性天气变化有以下特点： 雨季持续时间： 广州的雨季一般从三月底开始，持续到九月底 。 4至6月为前汛期，7至9月为后汛期 。 季节性天气变化： 春季（3～5月）：春季是由冬季到夏季的过渡季节，气温和降水均处在上升时期。这个时候天气变化较大，可能出现春光明媚的春天，也可能出现持续的低温阴雨及倒春寒天气。雨季通常在4月份开始，各地先后进入前汛期 。 夏季（6～8月）：夏季受海洋气团的影响，普遍吹偏东南风，带来丰沛的雨水。6月份是前汛期的降雨高峰期，广州市出现暴雨的机会较多。同时，7～8月是受热带气旋影响的主要时段，全年影响广州市的热带气旋一半以上出现在这个季节。7月是最热的月份，月平均气温达28.7℃ 。 秋季（9～11月）：冷空气开始影响广东，气温逐渐下降。此时多晴朗天气，降水渐少，开始进入干季。但9月份热带气旋影响仍比较多 。 冬季（12～2月）：盛行东北风或北风，来自北方的寒冷空气经过长途跋涉后变性、增湿，强度大为减弱，到达广州时风速变小、气温偏高，所以冬季较温暖。冬季是广州的干季，降水较少，多晴好天气，光照充足 。 降水和湿度： 广州市年平均降雨量为1800多毫米，降水主要集中在4～9月的汛期，占全年雨量的80%左右 。 相对湿度最高的月份是4月、5月和6月，分别为84% 。 气温： 广州年平均气温在21.5～22.2℃之间，最热的月份是7月，月平均气温达28.7℃，最冷的月份是1月，月平均气温为9～16℃ 极端天气： 广州的暴雨是主要的灾害性天气之一，容易导致城市内涝等灾害 。 夏季长，冬季短，降水量大，雨季明显 。 南京的雨季一般持续多久，有哪些季节性的天气变化？ 南京的雨季和季节性天气变化如下： 雨季持续时间： 南京的梅雨季节通常从6月18日开始，7月10日结束，一般持续时间约为23天 。 季节性天气变化： 春季：春季风和日丽，气候温和。 梅雨季节：6月中下旬开始进入梅雨季节，此时阴雨绵绵，湿度较大。 夏季：梅雨过后进入盛夏，天气晴燥，常会形成伏旱，夏季炎热 。 秋季：秋天干燥凉爽，是南京年度最佳气节，适宜旅游 。 冬季：冬季寒冷、干燥，受欧亚大陆气团影响，天气晴朗 。 气候特点： 南京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具有四季分明，冬冷夏热、雨量充沛，光照充足，热量丰富的特点 。 极端天气情况： 有些年份可能会出现“短梅”或“空梅”，即梅雨不明显或没有连续阴雨天气 。 历史上曾有特别长的梅雨，如1954年，导致长江流域全流域性洪水 。

临时接到通知，需要参加一个会议，也就匆匆订票，本打算尝试当天往返，可惜能力有限，还是缓一下再回。 去机场前，设计了一下路线，还是坐地铁3号线，直接去机场比较方便。去珠江新城附近坐地铁。 也不知道王老吉赞助了多少钱，在这个地标上立了一个王老吉罐子。 雨过天晴，进城的车不少。 走着去珠江新城的路上，居民区、高楼、蓝天白云。 桂林米粉。。。 雨后，镜面反射。 消防车🚒 行车水漂 路边找个店，来一顿烧鹅，皮脆肉鲜，还不错～

这次是来出差，胖东来超市都没机会过去。 许昌市，河南省辖地级市，古称许州，别称莲城、许都、魏都、汉魏故都，位于河南省中部。截至2023年末，许昌市常住人口438.3万人。许昌古文化有史前文化系列、汉文化系列、三国文化系列、寺庙建筑文化系列、钧瓷文化系列等。许昌是河南省政府批复确定的中原城市群地区性中心城市、中原经济区交通和物流枢纽城市、全国重要先进制造业基地、汉魏历史文化名城。 许昌市胖东来商贸集团有限公司，总部位于河南省许昌市，曾用名许昌市胖东来烟酒有限公司，创建于1995年3月，河南省四方联采成员之一，河南商界具有知名度、美誉度的商业零售企业巨头。现任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为于东来。胖东来旗下涵盖专业百货、电器、超市。胖东来百货在许昌市、新乡市等城市拥有30多家连锁店、7000多名员工。 以后估计要失业了，用大模型试了下，帮忙介绍一下许昌，写的还不错。。。。 AI提示词 请简要介绍一下“许昌”这个城市，字数控制在1000字以内。 AI大模型介绍许昌 许昌，位于中国河南省中部，是一座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作为中原地区的重要城市之一，许昌不仅在地理位置上具有战略意义，而且在历史上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历史背景 许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但真正使其名声大噪的是三国时期。这里是曹操的根据地，也是三国时期重要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曹操在这里建立了魏国，许昌因此被称为“魏都”。 地理位置 许昌地处河南省中部，东临周口，西接平顶山，北靠郑州，南界漯河，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 经济发展 许昌市经济发展迅速，是河南省重要的工业基地和农业大市。工业以装备制造业、食品加工、纺织服装等为主导。农业方面，许昌是河南省的主要粮食生产基地之一。 文化遗产 许昌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包括但不限于： 三国文化：许昌是三国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有许多与三国相关的遗迹和纪念地。 钧瓷文化：许昌的钧瓷是中国四大名瓷之一，以其独特的釉色和工艺闻名。 古遗址：如曹操的铜雀台遗址等。 旅游资源 许昌的旅游资源十分丰富，除了三国文化相关的景点外，还有许多自然景观和现代旅游设施。例如： 曹魏古城：复原了三国时期的城市风貌。 许昌博物馆：收藏有大量三国时期的文物。 禹王台：传说是大禹治水时的登高台。 教育与科技 许昌注重教育和科技发展，拥有多所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为城市的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提供了支持。 社会生活 许昌的社会生活丰富多彩，市民热情好客，生活节奏适中。这里的饮食文化也非常有特色，如许昌烩面、许昌豆腐等地方美食。 总结 许昌是一座集历史、文化、经济和自然景观于一体的城市。无论是对历史感兴趣的游客，还是寻求经济发展机遇的商人，许昌都是一个值得探索的地方。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许昌正逐渐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现代化城市，同时保持着其独特的历史韵味和文化特色。

因为工作的原因，这次第一次去绵阳，去了才知道，这是四川第二大城市，之前都没有刻意了解过，好像感觉去四川，第一想法就是去成都，其它城市的存在感很低。 主要去过的地点有：绵阳师范学院、绵阳中学、东辰中学、铁牛广场、越王楼。 绵阳中学很有特色的高中，一届毕业生有3000+人，大约50+个班，这种规模实在是很巨无霸了。 越王楼，李贞任绵州刺史时由李贞督建，越王李贞为唐太宗李世民的第八子。与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并称为“唐代四大名楼”。目前的越王楼是2011年重建而成的，其主楼高99米，内外15层，底面东西宽66米，南北长88米，主体工程为钢筋混凝土框架仿古结构。 来到四川，果然要想不吃辣，太难了。吃了两天餐馆，吃是很美味，但是肠胃就开始“闹革命”了。 感觉最深的印象是，高铁站和机场离市中心真近，要是住在这种城市，出行还是挺方便的。而且，坐高铁去成都也就30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