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密关系》

罗兰•米勒 (Rowland Miller) 著，王伟平译，《亲密关系》，第六版。

人类是非常社会化的动物。如果剥夺了和他人的紧密接触，这会令人很痛苦，人类社会属性的核心部分正是对亲密关系的需要。
如果没有智能手机、脸谱网和艾滋病，就像回到了遥远的古代。其实只要看看1960年代，那时我们的祖辈正决定是否结婚。当时美国人通常20岁刚出头就已经结婚了，通常女性不到21岁，男性不到23岁。没有结婚人们不会同居，因为大家都这样。未婚生育更是天方夜谭；1960年代美国出生的儿童中，95%儿童的父母都已结婚。成家后妻子很可能不再工作（大多数妈妈都不再工作），孩子上学前妈妈也许整天待在家里抚养孩子，当时大多数妈妈都这样。而他们的孩子（即你的父辈）在成长过程中，每天晚上全家都能聚在一起，共享天伦之乐。
随着时间的推移，同居情侣结婚的可能性逐渐降低，但分手的可能性却不下降；同居5年后，分手和继续在一起的可能性就非常接近了（婚姻的基本模式则完全不同。夫妻婚期越长，离婚的可能性越低 [Wolfinger，2005]）。
草率同居原本用来测试伴侣能否和睦共处，却好像会损害人们对婚姻的积极态度和维持婚姻的决心，这种态度和决心是幸福婚姻的支柱（Rhoades et al.，2009）。
尽管同居很流行，人们普遍把同居当成“试婚”，但这是越来越少的人结婚，越来越少的婚姻能持续（与1960年代相比）的原因之一。
高性别比率的社会（女性较少）倾向于支持老式、传统的两性性别角色（Secord，1983），即男主外女主内，妻子在家相夫教子，丈夫外出工作养家。这种文化形态在性生活上也相对保守。
描述文化这种特性的指标就是性别比率（sex ratio），计算方法很简单，就是看特定人群中每100位女性对应多少位男性。如果性别比率高，则男多女少；如果性别比率低，则男少女多。
相形之下，低性别比率的社会（男性较少）则倾向于颠覆传统，也更为宽容。鼓励妇女外出工作以自立，默许（虽不提倡）婚外性关系的存在。如果不慎怀孕，成为未婚妈妈也无可厚非（Harknett，2008）。
古罗马时代性别比率低，以骄奢淫逸而闻名。维多利亚时期的英格兰性别比率高，以贞洁守礼而著称。
人际关系专家认为这种文化波动并非偶然现象（Guttentag & Secord，1983）。在他们看来，社会规范的演变总是要满足那些掌握经济、政治和法律权力的强势人群的利益。在上面提到的文化中，强势人群是男性。因而，当男女数量发生变化时，人际关系的规范总是向着有利于男性的方向变化。
当性别比率居高时，妇女稀缺。假若某男幸运地得到某女的芳心，他当然想长相厮守。方法之一是鼓励该女子成为家庭主妇，从而使她在经济上要依赖丈夫；方法之二是反对离婚（这正是20世纪60年代的情形）。反之，当性别比率偏低，妇女过剩，男人就不太想被一个女人拴住。这样，妇女就得工作，推迟结婚，不满意的话还可方便地离婚。
必须指出，性别比率影响过程（即人际关系规范的变化偏利于男性）的假设只是一种猜想。然而，社会文化中的两性比例和人际关系规范的确存在粗糙却真实的关联，这也是文化影响人际关系的有力佐证。我们对人际关系的期望和接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所处的时代和地区的标准。
人际关系还受到个体经历和经验的影响，最好的例子就是对人际关系总体取向有重大影响的依恋类型（attachment styles）。
个体差异才是影响人际交往的更重要的力量。
表达性低的人（不怎么热情、温柔、敏感）不太容易表现出热情和温柔；也不怎么充满深情（Miller et al.，2003）。因此，长期来看，与表达性低的人结婚就不如与那些更敏感、贴心和友善的人结婚过得满意.
另一方面，低工具性的人（缺乏自信和个人魄力的人）往往不如那些高工具性的人（任务导向的技能高的人）自尊程度高和适应能力强（Stake & Eisele，2010）。
今天我们仍期望和鼓励男人具有工具性，女人具有表达性（Heilman & Wallen，2010），这些性别角色期望正是使亲密关系变得错综复杂的重要因素。
外向的人坦率开朗，随和的人善良友好，他们往往招人喜爱。尽责的人努力工作，做事有条理，他们往往会墨守成规，因而他们在高中并不太受人欢迎（van der Linden et al.，2010），但他们长大成人后，能成为值得依赖、信守承诺的亲密伴侣。
如果对自己的能力和特质持正面评价，自尊水平就高；如果怀疑自己，自尊水平就低。因为高自尊的人一般比低自尊的人活得更健康、更幸福（Crocker & Luhtanen，2003），所以人们普遍认为自我感觉良好有益身心（Swann & Bosson，2010）。
高自尊的人因为对伴侣给自己的爱恋和关心充满信心，即使亲密关系出现困难也能和伴侣拉近距离。相反，低自尊的人则持续地怀疑伴侣对自己的关心和信赖，所以一旦关系变糟就从伴侣身边离去，以保护自己免受伤害。
低自尊者的自我怀疑和敏感脆弱使他们从无数的琐事中制造出堆积如山的问题。他们错误地以为爱情之路上的磕磕碰碰是伴侣拒绝承诺的不祥之兆。然后，又表现出令人反感、自我打击式的伤害和愤怒，完全隔断了自己渴望的伴侣的安慰。
高自尊者对同样的小磕绊完全不以为意，信心十足地期待伴侣对自己的接纳和正面评价。
女性比男性更关注长期伴侣的经济前景和社会地位。
男性看重长相，女性珍视收入。
虽然全世界都在进行关系科学的研究，但本书介绍的大部分研究都来自特定的文化，即西方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业化的、相对富裕和民主的文化，所以研究参与者都显得有点怪异。
人际关系学经常出现这样左右为难的情况：必须做出选择，但没有一个选项是完美无缺的。
作为人际关系科学的明智读者，你应该尝试像科学家那样思考：没有一项研究是完美的。再次提醒你，各种不同的研究方法都是有价值的。智慧需要时间的历练，但真理就在不远处，我们正不断地向它靠近。
远距的人际关系奖赏价值也低；在文字或声音中表达出的爱意远不如脸颊上真实的一吻那样打动人。因而，分居两地的亲密关系一般不如朝夕相伴的亲密关系令人满意（Sahlstein，2006）。
重复地接触他人（甚至只要看到他人照片）通常能增加我们对他们的喜欢程度，而不会导致厌烦，此即曝光效应（mere exposure effect）（Zajonc，2001）。
现代男性普遍偏爱体型对称、娃娃脸面孔、腰臀比例低的女性，现代（受孕期内的）女性普遍偏爱体型对称、男子气、精力充沛的男性。这种偏爱是演化而来的倾向，它根源于人类的本性而不是特定文化传承的结果。
对未来伴侣的期望值=伴侣的外表吸引力×伴侣接纳自己的可能性
真正有用的是选择性地故作清高——也就是说，除了你想吸引的人之外，任何人想要得到你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Walster et al.，1973）。那些能付出代价拒绝大多数人却又能高兴地接纳我们的人，才是最有吸引力的未来伴侣。
遇上喜欢我们的人具有奖赏意义。如果能遇上和我们恰好相像的人，与我们有同样的背景、兴趣和品位，也令人感到愉悦快乐。的确，人际吸引最基本的原则之一就是相像律：同性相吸（相类似的人彼此吸引对方）。谚语“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绝对是正确的（Fehr，2008）。
- 首先就是在年龄、性别、种族、教育程度、宗教信仰和社会地位等人口统计学上的相像。
- 其次是态度和价值观的相像。伴侣间态度相同的程度和彼此的吸引力有着简单直接的关联：共同点越多，彼此越喜欢（Byrne & Nelson，1965）。
- 最后，伴侣们还可能有着相似的性格。处事风格和人格特质相像的人往往在彼此邂逅时就能和睦相处；性格相似的人的比性格不同的人婚姻更幸福（Gaunt，2006）。
人们总是会与旗鼓相当的人配成一对，同性相吸（相类似的人彼此吸引对方）就发生了。
年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女性到了中年绝经后就不能再生育了，漂亮之所以重要在于它与健康的身体有大致的关联（Thornhill & Gangestad，2006）。
女性对伴侣年龄的偏爱不会随着年龄增加而发生变化；女人终其一生都喜欢嫁给比自己略大几岁的男人（Dunn et al.，2010）。女性以年轻、美貌交换男性的社会地位、经济资源，这样的夫妻匹配非常普遍（Mathes & Kozak，2008）。
如果“相异”看起来相互吸引，也许人们是在用一种优势交换伴侣的另一种优势，以便得到伴侣类似的社会地位，所以正是他们类似的适配价值，而非任何外在的“相异”，使得他们彼此相吸。
当伴侣第一次相遇，彼此的吸引力主要建立在“刺激”信息基础上，包括年龄、性别、长相等明显的外部特征。随后就进入“价值观”阶段，吸引力取决于彼此态度和信念的相像程度，人们开始了解彼此是否喜欢同样的比萨、电影和度假方式。再往后，“角色”的相容性才变得更重要，此时伴侣们最终发现他们在养育方式、事业、居家等基本的生活要务上是否一致。问题是伴侣们对彼此的政治观点、娱乐格调可以十分满意，但可能根本意识不到对于定居在什么地方、是否生养子女、生养几个存在根本的分歧。有时候重大的差异只有在婚后才凸现出来；尽管存在这些差异，夫妻仍可能生活在一起，但这并不是因为相异而相吸。
具体而言，如果伴侣在一些重要的议题上能和我们保持一致，将特别具有奖赏价值。
如果伴侣双方有不同的技能，一方往往乐于让另一方在其优势项目上发挥特长（Beach et al.，2001）。这样的行为就是取长补短，即互补性（complementarity），它能弥补我们的不足，因此具有吸引力。
在未婚的青年男女身上，研究者有时会观察到一种有趣的行为模式，叫做罗密欧与朱丽叶效应（Romeo and Juliet effect）：父母越是干涉子女的恋爱自由，他们彼此之间就会越加相爱。
女性挑选丈夫，更看重良好的品格而非英俊的外表。她们在思索持久的亲密关系时，更看重热情、忠诚、社会地位和经济资源标准，而不是长相吸引力和活力标准（Fletcher et al.，2004）。
男性的优先性则不同。和女性相同的是他们也看重热情和忠诚，但不同的是，在长期亲密关系中，他们更看重吸引力和活力而非社会地位和经济资源（Fletcher et al.，2004）。
在评价未来的伴侣时，男人往往首先确保女友至少有普通的长相，然后再来寻找尽可能多的热情、友善、诚实、坦率、稳定、幽默和智慧等等特征（Li et al.，2002）。绝世容貌是男人所渴求的，但不如高水平的热情和忠诚重要（社会地位和经济资源屈居第三位）。女人往往首先确保男友至少有点金钱和前途，然后再来寻找尽可能多的热情、友善、诚实、坦率、稳定、幽默和智慧等等特征（Li et al.，2002）。金钱与财富是女人所渴求的，但不如高水平的热情和忠诚重要，长相排在第三位。
男人专注于长相，女人专注于资源，但人人似乎都期望伴侣友善、随和、可爱和亲切，男人和女人在这方面没什么差别。只要女伴姿色中等，只要男伴金钱足够，两性都想尽可能得到更多的热情和忠诚。
第一印象很重要。第一次与人短暂的谋面后，对别人所形成的印象深刻而持久，初期的认知在数月之后还影响着人们的判断。
最保险的策略是在心中这样假定：即便是你最亲密的伴侣也很少能真正理解你所有行为的原因。
幸福美满的伴侣常以君子之心来衡量彼此，从而能快乐相处；而痛苦不满的伴侣则以小人之心来忖度对方，那么不管双方表现如何友善都不能令人满意。
在谈恋爱时显得非常端庄得体的人——不沐浴更衣、穿戴整齐后决不出来吃早饭——常常在结婚后变成这样的配偶：穿着内衣坐在桌旁，没有洗漱，又是抓痒又是剔牙，还叉走了最后一个炸面包圈。这很有讽刺意义。人们在谈恋爱时，凭借优雅的举止赢得浪漫伴侣的爱情后，却再也不肯努力在爱人面前保持风度。
沟通双方更多的注视行为，不仅能表露单纯的兴趣，而且能传递关爱之情。
身体姿势还能显示人的地位高低。地位高的人常表现出开放的、不对称的姿势，身体的左右两侧摆出不同的姿势（Carney et al.，2010）。他们占据的空间更大。相形之下，地位低的人常表现出封闭、对称的姿势，相对狭小。如果强势的老板和下属面对面地坐在一起谈话，只要观察一下你一般就能分出他们的身份（Bente et al.，2010）。
人际距离的亲密区（intimate zone）从我们的前胸向外延伸至46厘米处（Hall，1966）。
这里有个小点子：请看别人的眼睛。女性比男性花更多时间看别人的眼睛，这似乎是她们能更准确地解读他人表情的一个原因。
女性之间的谈话比男性更可能讨论她们亲密关系中的情感问题，以及生活中的其他私人问题。在女性的谈话和即时通讯中，经常出现的是情感和人物话题（Fox et al.，2007）。相形之下，男性倾向于谈论更客观、不带个人色彩的内容，比如物品和活动，聊些名人和政治人物而非朋友，找些乐子而非支持和忠告（McHugh & Hambaugh，2010）。因此，与女性之间的谈话不同，男性彼此倾向于不太亲密和不带私人色彩的话题（Reis，1998）。
有些人把思想和情感组织成文字的速度很快——不管心里想的是什么都能脱口而出，因而交谈得以活跃地、快速地进行——但另一些人用言语表达情感时则比较缓慢、深思熟虑、犹豫不决。
的确，男性比女性更看重工具性的沟通技能，比如给出明确指示和命令的能力。女性比男性更看重表达性的沟通技能，比如表达关爱和情感的能力。不过，男性和女性都认为在亲密关系中，表达性技能比工具性技能更为重要（Burleson et al.，1996）。
相互依赖理论认为，人们就像购物那样在人际商厦里浏览。所有人都在寻找最合意的商品。我们在寻求以最小代价获取能提供最大奖赏价值的人际交往，我们只会与那些能提供足够利益的伴侣维持亲密关系（Rusbult et al.，2001）。
人际交往中的奖赏指的是，我们与他人接触时所获得的令人高兴的经验和物品。
交往中所有令人沮丧或苦恼的后果都是代价。
结果=奖赏-代价
相互依赖理论的一个深刻的观点就认为，人际交往的结果是正还是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评价结果的两个标准。第一个标准是我们的期望，第二个标准是假如没有现在的伴侣，我们认为自己会过得怎样。
无论我们是否乐意，我们都会用到第二个标准，即替代的比较水平（comparison level for alternative，CLalt），来确定我们在其他的亲密关系中是否会更好。CLalt是指如果我们抛弃目前的亲密关系，而转投可以选择的更好的伴侣或情境，所能得到的交往结果。
总而言之，社会交换的三个重要因素是人们关系的结果、比较水平（CL）和替代的比较水平（CLalt）。
实际上，有研究比较了在问题解决的任务中，人们与自己的配偶及与完全陌生的人交往方式的差别（Vincent et al.，1975）。如果与自己不太了解的人讨论问题，参与者显得彬彬有礼、意气相投；他们会压抑批评、隐瞒异议并且掩盖自己的受挫感。相反，与伴侣在一起时，人们就会表现得比较令人讨厌。他们打断爱人的讲话，贬低其观点，公开唱反调。亲密和相互依赖看起来纵容了伴侣之间的无礼行为，而非表现出谦恭有礼、体贴周到。
实际上，要保持满意的亲密关系，我们或许需要保持至少5:1的奖赏-代价比率。
这一结论也是人类动机的自我延伸模型（self-expansion model）的核心思想，该理论认为，能扩展我们的兴趣、技能和经验的伴侣关系就能吸引我们（Aron & Aron，2000）。
满意的夫妻往往具有低神经症和高自尊的特征；即使讨论棘手的难题也带着关爱和幽默，不会滋生愤怒；他们遭遇的应激源（如经济困难和健康问题）也相对较少（Anderson et al.，2010；Lavner & Bradbury，2010）。
的确，对亲密关系之未来保守而慎重的期望远比浪漫的理想主义更明智和理性。
在某种意义上，美满的亲密关系仍然需要努力奋斗和无私奉献，人们如果对亲密关系抱持一种不切实际、美化夸大的期望，即使做得比其他人都好，其亲密关系也只能以失望告终。
如果不考虑其他方面，这一观点提醒了我们始终不渝的责任，要尽可能和蔼愉悦地对待自己所珍视的伴侣。我们期待美满的关系结果，伴侣也一样，即使他们喜欢我们，如果我们不能给予他们足够的奖赏，他们也会移情别恋。
如果人们需要彼此，宽容大度地对待对方是非常有益的，能增加伴侣的利益，从而使他/她留在自己身边。
在交换关系（exchange relationship）中，人们为他人付出期望得到同等的回报。如果他们得到别人的善意帮助，就觉得有义务回报别人，做到两不相欠。
在家务劳动的分配和照料小孩这两个敏感问题上，保证公平是明智之举。如果这些杂务由双方平均分担，夫妻们往往都会对婚姻感到满意：“当平均分担了家务的重担，夫妻一方都可能会欣赏另一方的贡献，并且会有更多休闲时间来进行共同活动”（ Amato et al.，2007，p.166）。
婚姻专家对当代夫妻的告诫一般是，“男人要多做家务、照料小孩、维系爱情，这样才能拥有幸福快乐的妻子”。
整体而言，投入模型认为在以下三种情况下人们希望与现有的伴侣保持亲密：感到幸福；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离开的代价太高。
事实上，如果夫妻双方没有共同的朋友，这样的婚姻通常很艰难。如果夫妻双方都没有一个共同的朋友，配偶们就会面临更多的婚姻问题。
女性的友谊是“面对面”（face-to-face），而男性的友谊则是“肩并肩”（side-by-side）。两性朋友谈论的话题不同：女性更可能探讨人际关系和私人问题，而男性更可能探讨客观事件，比如体育比赛等。
爱情的第一个成分是亲密（intimacy），包括热情、理解、沟通、支持和分享等爱情关系中常见的特征。第二个成分是激情（passion），其主要特征为性的唤醒和欲望。激情常以性渴望的形式出现，但任何能使伴侣感到满足的强烈情感需要都可以归入此类。爱情的最后一个成分是承诺（commitment）。
三角理论认为相伴之爱是亲密和承诺的结合，但我们可以更充分地把它描绘成“对可爱伴侣的舒心的、温情的、信任的爱恋，它以深厚的友谊为基础，包含相伴相随、共同的爱好活动、互相关注和一起欢笑”（Grote & Frieze，1994，p.275）。它的表现形式是丰富、忠诚的友谊，而对方就是与我们的生活相互交织的人。
美国人在描述坠入爱河的体验时，比中国人更强调恋人的俊美容貌和共同点，而中国人比美国人更多提及温和的性格、别人的看法和自己的生理唤醒（Riela et al.，2010）。
友善的直接手段包括（1）通过接受责任或者做出让步或妥协表明解决问题的意愿；（2）通过复述表明支持对方的观点；（3）用“第一人称陈述”进行自我表露；（4）提供赞许和关爱。
如何成功地与爱恋之人协商，这里有一些有益的建议。首先，保持乐观。要坚信创造性合作，彼此慷慨地关照对方能解决（大部分）问题。其次，尊重你自己及伴侣的意见。最后，在激烈的讨论中偶尔暂停一下，尤其在有人感到厌烦或恼怒的时候（Sanford & Grace，2011）。
随意的同居看来会导致：（1）对婚姻制度的不尊重；（2）对婚姻结果的不利期望；（3）更强烈的离婚意愿（Rhoades et al.，2009b），所有这些都使人们更可能离婚。
我们婚姻的质量取决于我们是谁（脆弱）、我们遭逢的环境（应激）和我们应对环境的方式（适应）三者的相互作用，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这三个重要的因素还会彼此影响。
总的来说，就当前阶段的PAIR项目看来，有两个结论看来是正确的。首先，浪漫爱情变化的大小和速度能最好地预测夫妻是否会离婚，其次，夫妻们带入婚姻的问题决定了离婚的快慢。
坏的比好的更有力量，我们与伴侣偶尔刻薄或挑剔的交往比我们为他们做的千桩好事更有影响力。
在现实的世界里，那些热衷于徒步旅行、骑车、跳舞或者参加音乐会、演讲和演出的人，比那些只是待在家里看电视的人，认为他们的婚姻质量更高（Strong & Aron，2006）。抽出时间进行富有创造性的玩乐有益于亲密关系。
一起快乐生活的重要性。说服伴侣在日常生活的基础上一起重视玩乐。
能改变伴侣观点和行为的承诺所具有的力量。鼓励伴侣以长期的眼光来看待他们一起努力创造的未来。
当研究者要求100对婚龄持续了45年的满意夫妻解释他们成功的原因 (Lauer et al., 1990)，他们的回答是：
- 他们珍视婚姻，并认为婚姻是长期的承诺和忠诚；
- 幽默感非常有益于婚姻；
- 他们非常相似，在大部分事情上都能达成一致意见；
- 他们真正地喜欢自己的配偶，喜欢与配偶共度美好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