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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李怀印 著，《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 尽管如此，在整个非西方世界，中国是少数几个在帝国主义冲击下得以幸存的国家（其他几个这样的国家包括日本、暹罗／泰国、波斯／伊朗以及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更令人称奇的是，晚清中国不仅幸免于列强的征服，而且开始向主权国家全面转型，且一直将自己的边疆（包括蒙古、新疆和西藏等）大体保存完好。 中国到底有何凭借，使其能够抵抗帝国主义的冲击，保持领土的大体完整？晚清中国当然算不上是非西方世界在卷入世界国家体系之后最为成功的国家，尤其是跟邻近的日本相比的话。不过1949年之前和之后流行于中国的民族主义历史书写只突出晚清以来的“百年屈辱”，远不足以全面概括中国在这一个世纪所经历的突破和坎坷。 中国从1640年代至1940年代长达三个世纪的国家转型过程，产生了这样一个政治实体，它不仅地域辽阔，而且就权力结构而言也很坚固。既“大”且“强”，亦即超大规模的领土和人口，与一个高度强势的政府体制之间独一无二的结合，乃是今日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最大特征。 中国和其他非西方国家的区别之处，在于其兼具幅员辽阔的国土和强大的行政力量。 这里的一个终极问题是，今天的中国是否为一具有历史合法性的“民族国家”？作为一个现代国家，中国为何具有如此超大的规模，且具有如此强固的组织结构？今后的中国国家是否能够维持“既大且强”的格局？进而言之，中国的国家转型过程至今有没有结束？ 中国的国家转型是一个连贯的历史过程，包含如下三个关键环节。 其一，将中国由明朝所代表的以汉人为主体的原初型族群国家，经过清朝至1750年代为止的军事征讨和行政整合，再造为一个多族群的疆域国家。 其二，再将中国由一个自居于周边各国之上的疆域国家，重构为一个近代主权国家。国家重建的关键，是通过变法自强，融入世界范围的国家体系 其三，将中国由一个军事上和行政上非集中化的国家，经过重建和整合，改造为一个高度集权、统一的现代国家。 地缘、财政、认同 以下三个因素是理解国家重建过程之关键所在： 一是地缘政治环境。在此环境中，国家针对来自国内、国外的挑战和机会，制定相应的战略优先目标，而这些目标又进一步决定了国家对各种资源的需求程度。 二是财政军事实力。它取决于经济规模的大小，经济资源在多大程度上可供国家抽取，以及国家通过税收、借贷、征用、动员或其他手段将资源转化成真正的财政收入和军事实力的能力。 三是政治认同。它决定了国家对所掌握的资源进行再分配和加以使用的有效程度。 世界历史上各帝国的建立，其驱动力均来自宗教诉求或来自统治者对土地、人口和财富的贪得无厌，而不是出于自身防卫的需要。清朝正好相反；它之所以将外蒙古、新疆和西藏等地变成自己的边疆，并不是因为对这些地方的财富感兴趣，更不是为了传播宗教，而是由于这些边疆在地缘战略上的重要性。清朝仅仅是在其防卫受到来自外部（主要是准噶尔部落）的威胁之后，才发动一系列征讨，导致边疆的扩大。也正因为如此，清朝治理边疆的目标，并不是要那里提供贡赋或税款，以增加自身的税收，而是要确保边疆的稳定，使之对其核心地带和核心利益起到保障作用。 中国道路的独特性 中国迈向现代民族国家的道路，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可归诸前近代和近代的三项历史遗产。 首先是汉族人口的巨大规模和同质性。此一人群所共享的文化、族群以及疆土的归属感，带来了华夏文明之异乎寻常的生命力及强大的向心力，并驱动历代的军事竞争者致力于结束分裂、混战的局面，建立大一统国家。 第二项遗产是清代国家的边疆建设。如前所述，清朝之所以把有效治理范围扩展至外蒙、新疆和西藏，并不是觊觎其财富或者出于宗教原因，而是为了捍卫其地缘战略上的核心利益。它在治理边疆上所采取的实用主义策略，培育了边疆地区的世俗和宗教领袖对朝廷的忠诚，或者至少是使他们为了自身特权和地位合法而不得不仰赖朝廷。 第三项遗产是国家财权、军权和行政权的地方化。这首先是晚清自强新政的动力和结果，它既使清朝在太平天国之后的数十年间得以继续生存，也导致地方督抚的大权独揽，使得朝廷在清末最后十年收回权力的努力付诸东流。 第二章　早期近代疆域国家的形成：清朝前期和中期的中国 和世界历史上那些出于宗教目的或为了获得更多土地、人口和财富而进行领土扩张的帝国不同，清朝对准噶尔的军事行动基本上是防御或防范性质的，其基本的出发点是国家的战略安全；发动宗教圣战或渴望更多土地、财富，并不是出兵的原初意图。 对大清君主来说，同样具有挑战意义的是，如何治理好这个幅员辽阔且经济、人口、文化和宗教差异甚大的国家。能否将国家的不同部分凝聚在一起，使国祚延绵不断，端看统治者有无能力在如此多样的族群中间塑造自己的合法性，使之产生对朝廷的认同，这要比单纯使用暴力驱使被征服的民众更为重要。 比起历代的汉人王朝，清朝统治者更具有弘扬儒学的雄心和热忱。对于儒学精英和清朝统治者来说，落实儒家说教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施政之时努力体现出最富儒学意涵的“仁政”。轻徭薄赋因此成为清朝统治者的核心执政理念，贯彻于18和19世纪。 第四章　地方化集中主义：晚清国家的韧性与脆性 满人统治者与汉人精英之间的联手，实质上是有条件的：它建立在儒家的君臣伦常观念之上，即“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换言之，君臣关系是互惠的，君待臣以应有之道，乃是臣忠于君的前提条件。在双方关系遭受考验的关键时刻，如果其中一方不做出妥协，危机便会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幸运的是，对清廷而言，曾国藩毕竟是一位老谋深算的政治家，既熟谙儒家伦理传统，又具有治国才略，始终能够凭其机警和克制，驾驭一再出现的危机。在某种程度上，他对清廷的有条件的忠诚，可以被视为对清廷在过去两个世纪里尊崇儒学并且在任用官员方面缩小满汉差异的一个回报。 第五章　从内陆到沿海：晚清地缘战略的重新定向 确有部分资金被用来购置新的战舰。1875—1884年添置新战舰的资金共444万两，超出北洋水师总支出的34%（包括购置两艘铁甲舰的费用，1894年它们仍然是最重要的战舰），但是1885—1894年间，这项费用仅280万两，占这一时期北洋水师总支出的12%（主要用于购置4艘巡洋舰和1艘鱼雷艇）。同样，这些资金还被用于进口武器。 不幸的是，自1888年建成后，由于高昂的人事经费，也由于清廷挪用海防资金用于自身消遣，北洋水师便停止采购新的军舰和升级其武器系统。 清政府之所以在海防上如此吝啬，并非完全因为它缺乏财力，而是因为它缺乏加大北洋水师和其他舰队投入力度的决心，而这又可进一步归咎于清廷对地缘政治形势的认知，这才是甲午战败的最根本原因 第六章　迈向现代民族国家：清末新政时期的国家重建 不幸的是，在慈禧太后去世前后，那些有阅历、可信赖的汉人疆吏也先后谢世，其中最杰出的李鸿章死于1901年，刘坤一死于1902年，王文韶死于1908年，张之洞死于1909年。结果，1908年之后，控制朝廷的新一代清朝皇室跟各省及中央的汉人官僚均乏私交，只好将自己孤立在了满人圈子里。他们在管理国家事务上缺乏经验，又不愿轻信汉人官僚。 清末十年所发生的一切正好与这些前提背道而驰：（1）清廷力图剥夺督抚们的财权和军权，以再次集权于中央，结果侵犯了他们的利益；（2）在清末最后数年，满人亲贵所控制的朝廷与汉人官员间不再相互信任，随之而来的便是满汉鸿沟在思想意识和政治行动上进一步扩大。 第七章　集中化地方主义：民国前期财政军事政权之勃兴 皖系和直系内部之缺乏团结，与奉系的集权式行政、军事组织形成鲜明对比。事实上，阻碍皖系或直系建立起自己的集权式财政军事整体的原因之一，是这些派系所属各省在地理上分布于不同区域，与敌对派系的各省交织在一起。 简言之，奉系的强项，在于其有能力将东三省整合成一个强人集中领导下单一的行政、财政和军事实体。这个实体中的三个省，分开来看，没有一个算得上是中国的富省。例如，1925年，江苏省预算收入1660万元，远高于奉天省（东北三省中的首富）；另外两个内地省份（四川和广东）的岁入高于或接近奉天（见表8） 阎锡山之所以能长期据守山西，固然得益于阎本人在各方势力的角逐中善于骑墙、随机应变，加上该省经济落后，对省外的军事强人也没有多大吸引力。不过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他充分利用山西地理位置封闭的有利条件，在全省范围内建设和维持一个高效且高度集权的政治军事体系，使其在日本入侵之前，基本上免于社会动荡和战火蔓延。他将自己的亲信安插在关键的军事职位上，这些人多来自其故乡五台，或者至少来自省内。但是，他也注重政治和军事官员们的才能，因而也任用一些符合条件的应征人员，而不论其地域来源；其中许多人因此从普通百姓晋升高级职位，并对阎终身感戴。时人因此这样描述道，“山西省的军事和行政圈子，就像一个大家庭，阎先生是元老，所有士兵都是其弟子”（转引自王续添2000：61）。为了把乡村地区纳入其有效控制，阎推动了所谓的“村本政治”，乡村社区借此进行“编村”，每村包含约300户，分成若干闾，每闾再分成五邻，每邻为五户。 为了把山西建立成一个独立的行政和军事体系，阎锡山还投入相当大的精力，促进当地经济的持续发展和自给自足。他在山西乡村倡办“六政”（即水利、植树、蚕桑、禁烟、天足和剪辫）和“三事”（种棉、造林和畜牧），旨在增进乡村社区的文明和繁荣（贺渊1998：243）。其政府还在现代工业和交通方面进行大规模投资，并以这些投资为基础，于1930年代初成立西北实业公司，经营范围囊括采矿、冶炼、发电，以及机械、化学、建筑材料、纺织和皮革制品、消费品制造等各行业。但最重要和最成功的项目则是著名的太原兵工厂，为1920和1930年代中国三大兵工厂中最大、最先进的一所（其他两所位于湖北汉阳和奉天沈阳），生产各种枪炮和弹药。 但是有两个因素阻碍该省成为全国范围内强大的军事竞争者。第一是地缘格局。江苏地处长江下游，平原遍布，与邻近各省之间没有任何地理障碍可以用来隔绝和保护自己。作为中国最富饶的省份，它是外来军阀们争相控制的目标，但是由于各派系对该省竞相争夺，因此没有任何一个军阀能够长期独霸江苏。令军阀们无法以集权的方式控制江苏的第二个因素，是该省存在一个强有力的绅商阶层，对军阀们试图从该省榨取过多税收进行了有效抵制。 然而，导致孙失败的一个更根本的原因，是1925年前其政府没有能力创造足够的财政收入，而这又与1920年代初广东支离破碎的政治地图有关。 蒋之所以能够崛起为国民党的新领袖，并在随后的北伐中战胜华北军阀，最重要的原因是他控制了上海以及全国最富庶的长江下游地区，因而能够充分利用这一区域丰富的财政资源。 1930年以后，南京政府为统一财政所采取的最大胆和最成功的步骤，是废除厘金，代之以“统税” 第八章　半集中主义的宿命：国民党国家的成长与顿挫 无论国民党国家是又一个腐败无能、迫害异己的军阀政权，还是一支致力于现代化的力量，有两个跟它相关的基本事实是无法否认的：一是它有能力经受住日本的进攻，并在八年全面抗战中生存下来。 另一个基本事实，当然是国民党政权在内战中迅速崩溃，从而证实了其与生俱来的脆弱性。 内战的关键数年里变得不堪一击。第七章在考察1920年代国民党国家的起源时，曾把国民党在全国各地方势力的竞争中所取得的成功，归之于三个因素，即（1）苏俄的支援，促使国共合作和军队的重新组建；（2）国民党之注重意识形态的灌输，在不同社会政治背景的势力之间打造政治认同，从而提高了国民党军队的士气，在北伐战场上所向披靡；以及（3）最为重要的是国民党对其财政能力的打造。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蒋介石表示决心领导全民抗战，最终确立了自己无可争议的国家领袖地位，所有半自主地区的军事力量，包括共产党人，都一致同意团结起来，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下共同抗日。 第九章　国家建造的全面集中主义路径：一系列历史性突破之交汇 而在苏皖根据地，研究发现，在日军占领该地区和国民党政权撤退之后，中共之所以在那里获得成功，原因在于发展出一套复杂的策略，即对上层精英晓以民族大义，以赢得其支持，同时进行温和的改革和选举，以重建基层的经济和政治关系（Chen 1986）。 关于内战的传统观点，通常将共产党在1946年之后数年的成功，归因于其通过土地改革动员农村人口，招募大量农民士兵并得到村民提供的后勤服务（如Pepper 1978），同时把国民党失败归咎于政府官僚在接收沿海城市后上上下下贪腐盛行，失去斗志；蒋介石坚持发动内战，不得人心；城市物价飞涨，百姓怨声载道；而最致命的则是国民党各部队间缺乏协作（Eastman 1974，1984；Pepper 1978）。晚近的解读越来越重视军事因素，尤其是东北的战事在整个内战中的关键作用，同时也不贬低土地改革对共产党增强实力的意义（Levine 1987；Tanner 2013，2015）。也有研究强调毛泽东的高超领导和战略思维，以及其手下将领的战场经历（Cheng 2005；Lew 2009）；或只关注国民党在东北及华东战事中的战略、战术上的失误，而忽视土地改革对中共的重要性以及国民党政权的经济和金融政策失败对其合法性的破坏（Westad 2003）。 ...

美食总是让人难以拒绝。对各类肉类的烹饪，对蛋白的喜爱，让人们发挥了各种才能来烹饪美食。 对肉的最常用的评价标准，便是 外焦里嫩。通过对火候的把握，将肉弄熟，同时用油、用烤等各种手段将表皮焦脆。只是吃肉，吃多了，难免会腻，配上少许小菜，酸口开胃。酸姜、酸萝卜、海带丝。。。再蘸上一些干辣椒调料调味。 猪肉、牛肉、鱼肉、鸭肉、鸡肉都不错，但是对羊肉情有独钟～

大早上的重庆，少不了一碗重庆小面的开始。小面+红油，美滋滋。 重庆火锅，蘸料的油很关键，提香增味。 正宗重庆火锅的锅底相当实在，一层层辣椒，牛油、红油。好的火锅锅底，越煮越辣，然后到最后，仍然是清澈的锅底，不浑浊。 新鲜的各种配料，毛肚、虾hua、鸭肠、黄喉。和潮汕火锅不同，吃重庆火锅，牛羊肉不是关键，下水才是王道。一个是鲜香、一个是辣爽，各具特色。

重庆的地势非常适合街拍，走走停停。 来重庆，不吃火锅，那就可惜了。在朋友的招待下，来到南山，这片地区都是火锅，而巴倒烫的火锅，装修极具特色。依山而起，每层的风景都有变化。半露天吃火锅，边品美食，边赏山景。 来回往返都是东航，云下可能是乌云密布，但云层之上只会是晴空万里。

[中国] 罗翔，《圆圈正义》 往往是那些善良的愿望, 把人类带入了人间地狱。 几次对调, 试验者发现, 不论再用什么刺激白鼠, 它都不愿再跑——它已经疯了。老鼠之所以发疯,是因为失去了对未来的合理预期, 它不知道世界为什么突然变了。对未来的合理预期是所有生物存活的基本条件。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更是需要合理预期, 法律必须保障人们的这种需要, 让人免于恐惧。 唯有真理的光照, 才能学会谦卑, 走出自我的偏狭, 从而自由而不放纵, 独立而不狂狷, 尽责而不懈怠。 版样就是印刷的模板, 如印钞票, 就需要一个货币的“版样”。无论是作为人们效仿的“榜样”, 还是印刷钞票的“版样”, 它们的性质都是一样的, 都具有可复制性,可以批量生产。 其次, 我想对获奖的同学说, 榜样是必然会腐朽的。无论是“榜”, 还是“样”, 它都是“木”字旁, 这提醒我们,榜样是会朽坏的。无论是何种“榜样”, 何种“楷模”, 都如草上之花, 草必枯干, 花必凋败。 让幸福感持续的唯一方法就是以感恩的心、谦卑的心接受一切成功与失败。 一个朋友说, 一瓶饮料, 便利店里3元, 饭店30元。一个人的价值取决于他所在的位置。我认为这是错误的: 一个人的价值在于他处于高位, 成为30元的水, 而他自知自己本就是便利店里3元一瓶的水。 一个卓越的法大人, 并不取决于你的知识、财富、官职, 而取决于你是否坚守了良知的底线。 罗素酷爱写作。据说一个最大的原因在于他发现写作于他易如反掌, 而且可以靠此获得丰厚的收入。他每天清晨要出去独自散步一个小时, 构思出一天所要写的东西, 回来之后用早上余下的时间进行写作。他下笔非常轻松愉快, 没有丝毫的修改。 我的外公也是一位教师, 他离开这个世界快8年了。他给后世子孙留下了一纸遗嘱, 没有多少财产的分配, 主要是一些人生建议, 其中第一条就是: 你当自卑视己, 切勿狂妄自大。 但是, 动辄站在道德制高点教训他人的人, 往往自己是败类中的败类, 越高调往往越败坏。只要对历史有基本的熟悉, 就不难明白这个道理。 不要对人性抱以过高的期待, 永远要警惕人性深处的幽暗。法治的前提就是对人性败坏的假设, 所以任何人组成的权力机构都要受到法律严格的约束, 权力从来就不应被完全信任。 每个人的内心中都有邪恶的成分, 因此, 一种合理的制度一定要尽力约束人性中的邪恶, 而一种糟糕的制度则会不断激发人性深处的幽暗。 法律的训练让我对曾经的侠客梦至少有两点反思: 首先, 个体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 有许多隐秘的事情我们并不知晓, 因此个人对于正义的理解一定是片面的。凭借个体对正义的有限理解去“匡扶正义”很有可能出现灾难性的后果。其次, 正常的社会并不是黑白分明、非此即彼的, 有时善与善也会发生冲突。人的有限性很容易让我们在自己所看重的事情上附上不着边际的价值。 ...

家庭和工作原因，5月份连着两周去了两次重庆，吃火锅，见亲友，搬砖。。。 山城重庆依山而建，有些楼层的顶楼很可能只是另一些楼层的第1层，城中各种高架和快速路将各个点有机相连。 走着走着，仅仅是两个不同的方向，左侧就很可能不断上山，在山城驾车，极度考验驾驶技巧。突然想到，对于在重庆考驾照的朋友，若是有一点山路需要半坡起步，不知道离合得熄火多少次才能成功起步。 很有个性的摩托穿梭在高架之下。 重庆仿佛是个多维城市，高架上有地铁或汽车，高架下有汽车或行人，然后傍山、沿江而建的楼房，在山中亦在江边。

不知不觉，“YU VISION”已有8年，从最开始简单记录旅游生活、与留学生活点滴，到现在以书摘为主，生活记录为辅，不得不说，也是一种变化。 书摘的意义在于，找到感兴趣的书籍，然后，记录感兴趣的章节。有些时候，书中的内容无需全部记录，里面的要点、思路记住了，就很不错了。比如说刚看完的《激荡四十年》系列，就讲了轰轰荡荡的40年，中国企业家们怎么一步步发展。有些时候，不少事情的背后，可能仅是一个不错的契机，然后就是持之以恒的投入。 回国之前，在纪念馆买的Keweenaw的铜矿标本，还是挺有意义的。 最近喜欢上了骑车，抽出1～2小时来，骑个一段距离。

[中国] 吴晓波，《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下）》 第三部　1993—1997民族品牌进行曲 1993 扭转战局 ”1993年上半年，全国生产资料价格总指数上涨44.7%，华西村的吴仁宝就狠狠地赚了一笔。与此同时，在供求失衡的情形下，金融秩序也变得有点紊乱，地下钱庄格外活跃，民间的资金拆借利率越来越高，官方利率形同虚设，那些有门道的人如果能以9%的利率从银行贷到钱，转手就能以20%甚至30%的利率倒出去。面对这一局势，6月，朱镕基亲自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央行下文严令“各企业单位必须把钱存进银行，要走正路，不许搞体外循环”。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央政府决心严肃处理沈太福“长城事件”——在领导者看来，如果纵容沈式融资的存在，那么金融管制根本无从谈起。 带着一片赞誉声，朱镕基回到北京。第二天他就召开全国清理“三角债”电话会议，他用长途电话、传真、电报向全国各地政府下达了一道口气强硬的“军令”：“各地务必在1991年9月20日21时以前，将你省（区、市）固定资产投资拖欠注入资金情况（银行贷款、自筹资金和清理项目数），报至国务院清欠办公室。如果做不到，请省长、自治区政府主席、市长直接向朱镕基副总理汇报，说明原因。”朱镕基还明令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给予监督，详细披露各地清欠的进展情况。在此后的半年多时间里，朱镕基限时清欠，令出必行，让各地官员无从躲避。到1992年5月，全国总计清理固定资产项目4283个，收到了注入1元资金清理3.5元欠款的效果。困扰中央和各地政府、企业数年的“三角债铁链”终于被解开。经此一役，朱镕基以前所未有的务实和强硬风格确立了自己的治理权威。 除了靠分税制拯救危机中的中央财政之外，朱镕基另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金融决策是，力排众议实行汇率改革，让人民币大幅贬值。 在朱镕基看来，中国当今的企业问题已非改革之初可比，当时只有国营企业一支力量，不把它们搞活国家当然振兴无望，而如今，乡镇企业已经异军突起，占到了半壁江山，外资企业也蜂拥而入，自是另一股可以借助的商业力量。同时，随着民间资本的日渐充沛，两大股市又可代替国家财政成为向国企输血的工具。在这种新的局势下，国营企业的改革就不应该关起门来，老是在经营体制的转变上绕圈圈，而应当将它们放到市场中去，中央政府则要在整个经济体制的重新构造上多下力气。朱镕基对陈光在山东诸城搞的企业改革十分感兴趣，专门派国家体改委副主任洪虎前往调查。也是在这一年前后，“抓住少数、放活多数”的思路开始渐渐萌芽。 周叔莲在《光明日报》撰文《关于国有企业产权的两个问题》，论述“所有制是发展生产力的手段，而不仅仅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目的”。由这个判断出发，周叔莲以及其他学者提出，不能把所有的企业都抱在怀里，这样做既不必要，也不可能。国家只要抓住关键少数，搞好500～1000家大公司、大集团，就会为众多的中小企业提供广阔的生存空间。那些没有竞争力，也无关国计民生的中小企业将被“放掉”，政府将主抓那些有成长潜力、具备资源优势的大型企业及赢利能力强的产业。周叔莲的观点得到决策层的赞赏。很显然，这是一种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改革思想，它意味着国营企业的改革从放权式的体制转换阶段进入了“重点扶持、其余放活”的结构调整阶段，同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公司的成长路径。 最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在2月的全国两会上，代表们就餐第一次不再需要缴纳粮票。5月10日，北京市政府正式宣布，从这一天起，取消粮票。从1955年开始，全国居民购买粮食都需要这种定额分配的票证。从此之后，各种带有明显计划经济色彩的票据从人们的生活中一一消失了。 1994 青春期的躁动 而商业历史实在很难以常规的逻辑来进行复盘重演，以巨人集团当时的技术储备和制造能力，能否在惨烈的电脑价格战中立足仍是一个未知数，史玉柱敢于抛弃已有的产业成就，实施产业战略转移，也需要极大的勇气和决断力。这是一个看上去文弱寡言，而内心却仿佛堆着一座枯柴山的男人，只要有一点火星，就可以燃起他的冲天激情。在他看来，迅猛成长中的国内市场，有太多比电脑业更有商业价值的暴利行业在诱惑着他。 在1994年，他首次提出了“日清日高”这个新奇的管理名词，“日清”指完成当日目标，但日清之后还有更高的目标，这就是“日高”。它的内涵是要求每一个工人和管理者学会管理自己的时间和目标。海尔的研究者们称之为“OEC管理法”（Overall Every Control and Clear），意为全方位地对每天、每人、每事进行清理控制。在人才管理上，张瑞敏提出“人人是人才，赛马不相马”。正 万科再次逃过一大劫。此事让王石刻骨铭心、终生难忘。他借用美国一本财经书的书名，将资本活动家称为“门口的野蛮人”，但在客观上，这也最终迫使他下决心走专业化的道路。以后几年，他先后卖掉了饮料公司、扬声器厂和供电服务公司，而将全部心思放在房地产上。他提出了两个后来成就万科事业的战略准则：一是“两个70%原则”，即万科集团70%的盈利必须来自房地产，而城市居民住宅项目又必须在房地产业务中占到70%，这使得万科的主业特征十分清晰；二是“高于25%利润不做的原则”。 王石后来的生意搭档、企业家宁高宁评论说：“在成长的道路上，万科几乎犯过所有可能犯的错误，可是它是幸运的。幸存者的幸运在于，他们在错误还没有把他们毁灭的时候醒悟了。” 当时中关村几乎所有的知名电脑公司都放弃了最艰难的自主品牌经营，退而做跨国品牌的代理——长城做的是IBM，方正做DEC（美国数字设备公司），四通做康柏，而业界风头最劲的史玉柱则已经宣布转战保健品，这些对联想高层的决策都有不小的影响。就是在这一点上，公司的两大灵魂人物柳传志和倪光南发生了致命的分歧。退缩或转行，都不是他们的选择，分歧发生在突围的方向上。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电脑以及家电产业一直在“贸易”、“制造”与“技术”的发展优先次序上摇摆徘徊。联想跟中关村的所有公司一样，都是靠贸易起家，逐渐形成工业制造能力，进而在技术上寻求进步，而家电业的海尔、长虹及科龙等公司都是从引进生产线起家，然后在市场营销上获得了成功。因此，“贸工技”和“工贸技”是两大成长模式，其中无一例外的是，技术都是核心能力中最薄弱和滞后的一环。而当这些企业逐渐壮大，与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上展开正面竞争的时候，技术落后的现状便非常清晰地显现出来。在此刻，何去何从，敏感又无比关键。在中国企业史上，柳倪之争带有很强的寓意。它展现了中国企业家在面临国际化竞争和技术发展瓶颈的时候，做出了怎样的思考和选择。 1995 收复之役 在产品制造上，他则强令杨元庆“必须把成本降下一半”。杨元庆团队居然做到了，他们推出的“中国第一款经济型电脑”在保证同等性能的前提下，比跨国品牌便宜40%～50%。杨元庆在一份报告中称：“我们把每台机器的组装成本由150元降到了38元。”《慧聪计算机商情》在评论中说：“新机箱的钢板很薄，工艺粗糙，但是造价只有200元，是进口机箱的1/8。” 1996 500强梦想 “抓大放小”的战略，看上去很容易理解，执行起来却绝不容易。譬如“抓大”，抓哪些大、如何抓，都是难题。在1996年，当这个战略刚刚被提出来的时候，“抓大”是跟火热蓬勃的民族企业振兴运动结合起来的，它的背后有一个光芒万丈的“500强梦想”。 三九集团的赵新先是最早嗅出“抓大放小”所蕴含的商机的企业家之一。夏天，他对部下们说：“社会上有这么多资产闲置，是三九下山摘桃子的大好机会，千万不能错过，过了这个村，就没了这个店。”三九是当时中国效益最好的中成药企业。 由于所有的企业都处在相同的技术层面上，所以“内战”的武器还是价格战，以及一轮又一轮的以“技术创新”为噱头的“概念大战”。在之后的几年里，中国家电企业不断宣布自己实现了革命性的技术突破，有人曾经将这些“新技术”做过一个黑色幽默般的描写，譬如“光触媒空调”被宣称是“21世纪空调业的重大突破”，其实就是在过滤器上加装一张含有“活性炭的过滤网”，活性炭潮湿了，拿出来晒晒太阳，其成本不到1元钱；“无菌冰箱”被宣告是“冰箱进入绿色时代的标志”，其实是在冰箱的塑料部件上注入一些药剂，成本不到10元，却可以靠这个技术概念拉抬200元的售价；采用了“数码景深电路”的“数字彩电”，其实是把彩电技术中的电子束原理进行了一个新的概念描述；“环形立体风空调”是某大型空调企业投入上亿元开发出来的专利性技术，其实就是在风叶上装了一个定时器，让它定时上下左右变换而已。 关于“一人机制”最戏剧性的一幕出现在1992年9月。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到三九集团视察，看后十分满意，临走时朱镕基提出要跟药厂的领导合影留念，他对赵新先说：“老赵，把你的那些副厂长叫来一起照。”赵新先说：“副总理，我这没有副厂长，领导就我一个人，我是厂长、书记、总工程师一身兼。” 1997 “世界不再令人着迷” 黄琳告诉他，这部电视片名叫《邓小平》，是刚刚拍摄的，有12集。他什么也不说，只一集一集地看下去。黄琳知道他耳背，听不见，就俯身靠在他的耳边把台词一一复述。每当电视里有一些颂扬他的话时，黄琳看到老人的脸上总会绽出一丝异样的羞涩。 50天后的2月19日，这个93岁的政治家走到了生命的终点。 保健品市场的信用崩盘和急速萎缩，祸及业内所有的激进企业。 当我们回望1997年的时候，总是会想起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的那句名言：“世界不再令人着迷。”（the 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中国最出色和成长最快的企业大多数出现在日用消费品和家用电器领域。1997年发生的这些崩塌，意味着这两大明星产业的“狂飙时代”已经基本结束。 当时的“抓大”思路是，“由国家主导，重点扶持若干家优势企业向财团模式发展，使之成为有国际竞争能力、代表中国实力的巨型公司”。可是日韩财团在金融风暴中暴露出的脆弱，让中央政府对这条路径彻底失去了信心。连大宇这样的企业都无法抵抗国际金融资本的袭击，那么中国的“类大宇”企业们能够逃脱这种命运吗？于是，一种新的“国退民进”的新战略出现了，它的基本思路是，国有资本从完全竞争领域中大面积退出。在一份报告中，专家们建议国有企业应该从164个竞争性行业中“坚决撤出”，同时在上游能源性行业中强势地形成垄断格局，这些行业包括钢铁、能源、汽车、航空、电信、电力、银行、保险、媒体、大型机械、军工等。在这些领域，政府将竭力排斥民间及国际资本的竞争，通过强化垄断来保证国有企业的既得利益，作为国有资本的所有者，国有企业的角色不是被削弱而是更为增强了。 在晦明不定的1997年，还是有令人兴奋的商业事件发生。值得记住的起码有两件：第一件当然还是出现在互联网产业，丁磊、王志东和张朝阳三个年轻人把中国带进了“互联网元年”；另一件也很有历史意义，那个创办了深圳华为公司的任正非搞出了一个“基本法”。 这年6月，26岁的丁磊在广州创办了网易公司，员工三人，注册资金20万元，办公面积7平方米。丁磊的想法很简单，如果人们要在互联网上联系，那一定要一个自己的“房间”和“信箱”吧。于是，他写出了第一个中文个人主页服务系统和免费邮箱系统，网站域名他想到用数字163来表示。至于网易怎么赚钱，他日后说：“如果当初就想靠做站点赚钱，我可能就把路走错了，当时我一心想着靠写软件赚钱。”丁磊无意中证明了中国互联网产业的一个“真理”——“唯有免费才能生存”。 便是在这时，任正非想出了一个外国同行做梦也不会想到的方法：他游说各地电信局，由华为与电信职工集资成立合资企业。在华为的一份内部文件中，任正非如此阐述他的策略：“通过建立利益共同体，达到巩固市场、拓展市场和占领市场之目的。利益关系代替买卖关系；以企业经营方式代替办事处直销方式；利用排他性，阻击竞争对手进入；以长远市场目标代替近期目标……” 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华为陡然做大，成为国内增长最快、暴利率最高的电信企业。1997年，华为的销售额实现41亿元，同比增长60%。 为了组建这些合资公司，任正非日夜奔波于全国。他个性内向，脾气暴烈，不喜与人交流，但是与电信部门的谈判却无往不利，其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他开出的合作条件实在让人难以拒绝。在后来的很多年里，他一直拒绝接受任何采访，屏蔽了自己与传媒界的任何关系。而在电信行业，无论是省部级官员还是一个小县城里的局长，只要是能够给华为带来业务的，他都来者不拒，亲自接待。他说：“我只见给我市场的人，因为他们是我的衣食父母。”对于竞争，他则说得更为直接：“华为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客户肯选择我们的产品而不是别人的。” 跟同时代的企业家相比，任正非的超人之处是，在从事不无争议的原始积累的同时，他也正在进行一场坚决的自我救赎。从三年前开始，他聘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吴春波等人为华为起草一个企业战略规划。它参照当时的《香港基本法》，很有想象力地被命名为《华为基本法》。任正非要求吴春波等学者弄清楚三个问题：华为是谁？华为从哪里来？华为要到哪里去？1997年3月27日，八易其稿、103条的《华为基本法》通过最后一次审稿。日后，它被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制定的第一部企业管理大纲。 在《华为基本法》中的第一条，任正非就明确提出：“华为的追求是在电子信息领域成为世界级领先企业。” 《华为基本法》还确定了两条十分惊世骇俗的原则。一是实行员工持股制度，“普惠认同华为的模范员工，结成公司与员工的利益与命运共同体。将不断地使最有责任心与才能的人进入公司的中坚层”。作为企业的创始人，任正非大量稀释自己所拥有的股份。据他自己透露，“我在公司中占的股份微乎其微，只有1%左右。华为70%的管理层和员工拥有华为的股份”。二是在技术开发上近乎偏执地持续投入，任正非坚持将每年销售收入的10%用于科研开发，这在中国著名企业中是一个无人可及、无人敢及的高比例。 2003年12月，史玉柱以11.7亿港元的价格把脑白金出售给北京四通的段永基。一个有趣的细节是，段永基在发布收购新闻的时候，竟直言“脑白金什么都不是”。他说：“脑白金就其技术含量来说，什么都不是。但是，就这么个东西他能卖得这么好，而且持续6年，现在还在持续增长。真的白金卖出白金价，不是本事；而把不是白金的东西卖出了白金价，那才是真功夫。 2004年，上海盛大游戏在纳斯达克上市，31岁的陈天桥成为中国首富。同在上海城的史玉柱大为心动，他突然决定转战网络游戏业，按他的说法，他原本就是IT中人，现在是“回归本业”。为了熟悉网络游戏，已经42岁的史玉柱通宵达旦地泡在游戏中，竟成了一个骨灰级的玩家。当时的网络游戏有两大主流趋势：一是陈天桥创造出的点卡销售模式，二是美国游戏业的3D浪潮，几乎所有中国游戏公司都在这两个方向寻求创新和突破。只有史玉柱一眼就看到了第三条道路，他一直深信“市场大于技术”，已经被很多公司抛弃的2D游戏却可能是一块刚刚肥沃起来的土地，所以他收编了一个被陈天桥抛弃了的团队，将一款不被人看好的、几乎没有任何技术优势的2D游戏定名为《征途》。接着，他又颠覆了陈天桥的赢利模式，跟当时的所有网络游戏不同的是，《征途》是一款免费游戏，只有玩家需要添置“装备”的时候才需要出钱。 史玉柱自称是“中国最著名的失败者”，因此，为了向世界证明自己，他甚至把这个目标自我崇高化，不择手段，最终蔑视社会的道德底线。这种商业成功，充满了野性的血腥、冷酷和道德麻木。史玉柱的身上，折射出这个商业年代所有的矛盾。 在纽交所上市之后，史玉柱对记者说：“退休前我只会干网游这一件事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其他所有行业的中国企业家大概都悄悄地松了一口气。 第四部 1998—2002在暴风雨中转折 1998 闯地雷阵 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 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朱镕基，1998年 吴小莉的问题是：“外界称你是经济沙皇，你喜欢这个称呼吗？”朱镕基答：“我不喜欢这个称呼。”紧接着，他讲了一番慷慨激昂、日后常常被人品味的话。他说：“这次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对我委以重任，我感到任务艰巨，怕辜负人民对我的期望。但是，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闯“地雷阵”和“万丈深渊”的形容，将中国改革推向深入的艰巨性表露无遗。朱镕基将任满一届总理，他承诺在这4年内完成三件事情：一是力保人民币不贬值；二是激活经济，启动内需；三是用三年时间让国有企业摆脱困境。 在两星期的托市行动中，中方投入资金1637亿港元。张五常教授用他惯有的语气评论说：“做衍生工具交易的，没有一家背后有无穷资本支持。假如是那样，你就肯定赢，但也没人敢和你做对家。中国政府在金融大鳄阻击港币汇率时放话力挺，最后那些投机的炒家被吓跑了。” 1998年1月，地产业的标志性人物王石突然接到通知，让他从深圳速赴北京，有中央领导人想要接见他。当他赶到北京的时候，才知道那个人居然是朱镕基总理。王石后来回忆说，“朱总理向我询问了对房地产市场走势的看法”。日后看，这是一个很有意味的细节。 如同过去的很多年一样，“国退民进”被视为拥护改革的标准动作，各地官员纷纷表态支持。在1998年年初的报刊上，处处可见官员的高调表态，江苏省省长舒圣佑提出“不求其纯，但求其佳，不要拘泥于比重问题而束缚自己”。湖北省省长蒋祝平说：“要全面摒弃那种把股份制同私有制联系在一起的传统观念，消除出售国有资产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疑虑。”安徽省省长回良玉更是催促说：“现在是早改早主动，晚改就被动，不改没有出路。”最早搞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安徽凤阳县更是在一年之内就把数百家集体企业全部卖给了私人，县委书记说，过去我们敢“包”，打破了农村的“一大二公”，现在我们敢“卖”，打破城镇里的“一大二公”，凤阳今后不再搞单一公有制的企业了。国有企业的退出速度和比例成了改革政绩考核的一个指标，很多城市将上百家企业一起“打包出售”以求其快。最轰动的新闻事件发生在2003年2月，西安市政府宣布一揽子出让600亿元的国有资产。 辛苦创业14年、没有任何理由地被宣布“辞职”，潘宁几乎没有做任何“反抗”或解释，他迅速做出了移民加拿大的决定，从此不问科龙事。为表示自己的彻底隐退，他与科龙约法三章：“不保留办公室，不拿科龙一分钱退休金，不要科龙一股股份。”他对媒体记者发表的最后一段讲话是：“现在退下来，我觉得非常荣幸。因为好多知名的企业家，有的升了官，有的没有后继力，还有的犯了错误，极个别的上了刑场。像我这样干到65岁的企业家，屈指可数。我光荣退休，确实好荣幸。”他对外宣称有6个“退休计划”：学打高尔夫，学摄影，学开车，学太极拳，读点近代史，陪太太外游。一位科龙旧部曾记录了一个细节：老潘临别科龙时，曾“口占一绝”留赠部下做纪念：“服务乡企数十年，纵横家电愤争先。闯破禁区成骏业，寄语同仁掌霸鞭。” 1999 庄家“恶之花” 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庄家这朵“恶之花”是一个制度性的产物。 ...

[中国] 吴晓波，《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上）》 1958年秋，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到河南检查工作。一日，他到南阳卧龙岗武侯祠游览，见殿门两旁悬挂着这样一副对联：“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胡耀邦念罢此联后，对陪同人员说：“让我来改一改！”说完，他高声吟诵：“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 中国是世界上文字记录最为完备的国家，也是人口最多、疆域最广、中央集权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如何长治久安，如何保持各个利益集团的均势，是历代治国者日日苦思之事。两千余年来，几乎所有的政治和经济变革均因此而生，而最终形成的制度模型也独步天下。 即便走得再远，我对历史的所有好奇，也全部来自现今中国的困顿。因为我发现，中国的经济制度变革，若因循守旧，当然不行，而如果全盘照搬欧美，恐怕也难以成全，中国改革的全部难处和迷人之处，即在于此。所以，与历史修好，在过往的经验中寻找脉络，或许是解读和展望今日及未来中国的一条路径。能否在传统国情与普世规律之中探寻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之路，实在是我们这代人的使命。 尽管任何一段历史都有它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可是，1978—2008年的中国，却是最不可能重复的。在一个拥有近13亿人口的大国里，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日渐瓦解，一群小人物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它在众目睽睽之下，以不可逆转的姿态向商业社会转轨。 我还将在日后的写作中证明，在这个至今充满神怪气质的地方，以下描述已经被一再地证实：任何被视为奇迹的事物，往往都很难延续，因为它来自一个超越了常规的历程，身处其中的人们，因此而获得巨大利益的人们，每每不可能摆脱那些让他们终生难忘的际遇，他们相信那就是命运，他们总希望每次都能红运高照，每次都能侥幸胜出，最后，所有的光荣往往都枯萎在自己的光环中。 任何貌似理所当然的神话，往往都是不可信的，越是无懈可击，往往就越值得怀疑。我们从来相信，事物的发展是粗劣的，是有锋芒和缺陷的。当一个商业故事以无比圆滑和生动的姿态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首先必须怀疑，而所有的怀疑，最终都会被证明是正确的，或者至少是值得的。 第一部 1978—1983没有规则的骚动 1978 中国，回来了 1978年11月27日，中国科学院计算所34岁的工程技术员柳传志按时上班，走进办公室前他先到传达室拎了一把热水瓶，跟老保安开了几句玩笑，然后从写着自己名字的信格里取出了当日的《人民日报》，一般来说他整个上午都将在读报中度过。20多年后，他回忆说： “记得1978年，我第一次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一篇关于如何养牛的文章，让我激动不已。自打‘文化大革命’以来，报纸一登就全是革命，全是斗争，全是社论。在当时养鸡、种菜全被看成是资本主义尾巴，是要被割掉的，而《人民日报》竟然登载养牛的文章，气候真是要变了！” 客观地说，邓小平奠定了中国变革的思想基础，并在他掌控的时间里主导了整场变革的节奏。这个小个子的四川人有着惊人的坚忍和洞察一切的政治决断力。据与他亲近的人回忆，当面临重大决定时，他喜欢一个人坐在屋子里默默地抽熊猫牌香烟。当他做出某种决策后，却很少有人能够变更它。 当年，共有6000人参加了这次科学大会，其中仅有150多人在35岁以下。在大会的后排，坐着一位名叫任正非的33岁的青年人，他是解放军派来的代表，因为刚刚获得了全军技术成果一等奖而意外地得此殊荣，此刻他正在为父亲的平反以及自己能否入党而发愁，而他不会料到的是，再过10年他将漂泊到南方的深圳，以微不足道的两万元创办一家叫作华为的电子公司，然后，这家公司将以其严苛的军事化管理和犀利的低价战略迅速崛起，并让全世界的同行们深感头痛。 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是，1978年全国高考610万人报考，录取40.2万人。翻阅这一年“全国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语文试卷”，第一部分是给一段文字加上标点符号，而第一题就跟经济有关： 实现机械化要靠人的思想革命化有了革命化才有机械化机械化不是一口气吹出来的要经过一番艰苦奋战才能成功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要肃清他们的流毒促进人们的思想革命化一个软懒散的领导班子是挑不起这副重担的。 访日之后，邓小平旋访新加坡。李光耀在《经济腾飞路：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一书中回忆了这段经历。李光耀对邓小平印象深刻，以至在书中写道：“邓小平是我所见过的领导人当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尽管他只有五英尺高，却是人中之杰。虽已年届74岁，在面对不愉快的现实时，他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想法。” 1978年年底，美国《时代周刊》将邓小平评为“年度人物”。这家在国际上影响重大的周刊用整整48页的系列文章介绍了年度人物邓小平和打开大门的中国，其开篇之作即《新中国的梦想家》（Visions of a New China）。 1978年以前，中国是一个封闭自守的经济体，与世界经济体系基本“绝缘”。高度集中的经济列车在运行了20多年后，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末陷入了空前的泥潭。从1958年到1978年，20年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不到4元，农民则不到2.6元，全社会的物资全面紧缺，企业活力荡然无存 1979 新的转机和闪闪的星斗 跟霍英东相比，法国人皮尔·卡丹受到的欢迎程度似乎要更高一点，3月他来到了中国，他是第一位来到这里的国际级服装大师，这位兼具艺术家和商人双重气质的法国人率领12名服装模特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了一场服装表演会。 在1979年3月3日发表的《中国有多少可以出口？》一文中，《经济学人》分析说：“作为一个与美国和苏联类似的大陆型国家，中国的长期出口增长率可能维持在4%～5%，足够使中国在1990年前后成为中等规模的贸易国。中国拥有的是土地、能源、劳动力，而现在所缺少的是市场经济的经验和意识。” 《经济学人》大胆地预言，尽管从眼前看，中国需要大量的进口，这将刺激工业发达国家的生产，但是长远而言，“洪水猛兽般的中国出口品会成为必然”。 1979年，富有戏剧性的是，这一年，中国最著名的企业家是一个名叫乔光朴的虚构人物。 周冠五是那种舞台越大越亢奋的人，成为“试点”后，他迅速地提出了一个让人耳目一新的管理法——“三个百分百”：每个职工都必须百分之百地执行规章制度；出现违规违制，都要百分之百地登记上报；不管是否造成损失，对违制者要百分之百地扣除当月全部奖金。 1998年，中国改革开放20周年之际，《南风窗》记者多方寻访，总算在芜湖市再次找到61岁的年广久，他们用下列文字描述这位当年的“中国第一商贩”：他有些蓬乱的头发明显留着仓促起床的痕迹，一身藏蓝色的西装也不见平整挺括，被烟熏得发黄的手上留着长长的指甲，一枚硕大的金戒指在干瘦的手指上显得分外惹眼，消瘦的脸上透着市井生意人特有的精明。 年广久对自己的评价是：大错不犯，小错不断。而许多跟他有过往来的人则说他：小事精刁，大事糊涂。 袁庚应该是在他离休前便意识到了他的那个“错误”。于是，他在任内的最后一项重要决定便是，排除众议让蛇口的三个下属公司走出体制外，实行股份化。这三个公司，一家是招商银行（它的前身是蛇口工业区内部结算中心），它后来居上，一跃成为中国第一高效率银行（在世界也排名第七）；一家是平安保险公司，它成为中国最具活力的保险机构，它的当家人是袁庚早年的司机马明哲，斯人后来竟成为“中国首富”；还有一家是南山（港口）开发公司。“如果把整个蛇口都如此放出体制外，今日蛇口又将如何？”这是晚年袁庚常常与人聊起的话题。 事实上，每一个强大的个人，当他面对顽固的制度性障碍的时候，依然会表现得那么软弱无力。当袁庚被派遣到蛇口的时候，他的领导者是希望靠他这个“强壮而精明”的武士“杀出一条血路来”。他确实完成了这个任务，而麻烦的是，他居然还想顺便完成另一项更重大的任务，在这个新开拓的土地上构筑与原来全然不同的制度，这显然已经超出了他的“使命”。于是，最后的落寞便已经命中注定。 1980 告别浪漫的年代 深圳的第一块土地出租协议，便签订于1980年的1月1日。第一个吃螃蟹的香港商人名叫刘天竹，跟他谈生意的就是那个在《列宁全集》中找到了恩格斯原话的骆锦星。据骆日后回忆，当时的谈判对话是这样的，刘说：“只要划出一块合适的地皮就行。由我组织设计，出钱盖房，在香港出售，赚得的钱中方得大头，我得小头。”骆说：“东湖公园附近，可以划出一块地方来，如何？”刘说：“那好，所得利润，你拿七，我拿三。”骆摇摇头：“你拿得太多了。”刘笑道：“你拿八，我拿二，如何？”骆说：“我拿八点五，余下的是你的！”刘说：“我们初次打交道，往后要做的事还很多，这次就依你的！”这样的对话果然已经是在谈生意了。 回国后，他向上级写报告提出，中国应该建设自己的“硅谷”，他写道：“美国高速度发展的原因在于技术转化为产品特别快，科学家和工程师有一种强烈的创业精神，总是急于把自己的发明、专有技术和知识变成产品，自己去借钱，合股开工厂。”陈春先的脑子里也已经有了“中国硅谷”的具体地点，那就是中科院、北京大学等聚集所在的中关村 1981 笼子与鸟 邓小平的思路非常清晰：一保中央财政，采取紧急刹车的措施，全面压缩计划外投资，借用地方财政存款、向企业和地方政府发行国库券、暂时冻结企业存在银行的自有资金、紧缩银行贷款。1981年的基建投资比上年减少126亿元，积累率回落到28.3%，让全年赤字控制在35亿元以内。这些措施直接造成的结果就是各地的投资热度大减，与国外谈判的项目一一搁浅。其二则是力保国有企业。 1982 春天并不浪漫 《经济学人》在一篇观察稿中写道：“在深圳投资的客商十有八九是从内地移居香港或者澳门的中国人，它们比西方投资者更容易适应中国模糊的法律。考虑到香港的前景，他们中的许多人把在这块地方投资当作赌博……然而这些华人投资者仍旧小心谨慎。深圳将近70%的外资投资都集中在办公楼、宾馆以及其他旅游设施上，仅仅只有7.3%是投资于工业项目。” 到1982年，满城疯魔君子兰，这株秀气小巧的植物成为长春人生活的唯一主题。它的价格一涨再涨，倒手赚钱者大有人在。年初，市面上出现了5万元一盆的君子兰，很快，10万元的也出现了，到9月，在城里最热闹的红旗街花市上，最贵的一盆叫价竟达15万元！这几乎是所有长春人一辈子都没有看到过的金钱数字。就这样，一种除了观赏别无他用的植物在开放之初的东北无比诡异地诱发了一场经济泡沫 沧海横流，历史从来浩荡向前。“八大王”身份渺小，命运如蚁，举重若轻的“符合中央精神”六个字似乎已算是还了他们一个公道。 1983 步鑫生年 “三不原则”改成了16字方针：“允许存在，加强管理，兴利抑弊，逐步引导。”而在那时，私营业主雇用大量劳动力的现象已经比比皆是，在舆论上也已经没有任何的争议了。 摸着石头往前走，不争论，也不做政策上的明确界定，让最终发生的事实来定义前行的方向。这种改革思维使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经济试验场和冒险乐园，所有的激情和野心都被无限地激发出来，从社会底层喷发出来的火浆终于让大地熊熊燃烧，只要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累积，一切都似乎百无禁忌，中国社会的道德底线和法制底线一次次地受到挑战和冲击，公共价值观念变得越来越世俗化和物质化。 在1983年的1月，所有的这一切都刚刚开始。12日，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指出，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今后的很多年里，他一再地提到“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成为他最著名的改革格言之一。它也跟“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等名言一起构成了邓式变革的思想基础。 被抓进去的牟其中和发玉米财的王石，在当时有一个共同的、贬大于褒的民间称谓，叫“倒爷”。 在80年代初，随着经济的日渐恢复和民众购买能力的复苏，物资（包括消费品和生产原料）全面短缺。与此同时，控制在国家手中的流通渠道则仍然低效而僵化，这在农村市场上直接诱发了沿海农村小商品及专业市场的发育，而在城市市场，则形成了一个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地下流通势力，这些被称为“倒爷”的人，有的具有超强的商品嗅觉和运作能力，有的则有可依靠的裙带背景，他们在国家统购统销的流通体制外建立了一个庞大而繁杂的物流网络，从中牟取差价利益。 跟义乌相比，温州是一个更具传奇色彩的地名。在中国当代改革史上，温州可被视为“圣地”。这里诞生了第一批工商个体户、第一批专业市场、第一批私人公司，这里也因而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压力，每一次观念交锋之际，这里都成为千夫所指的众矢之的。在上一年开始的治理整顿中，温州已经成了被重点关注的对象，“八大王事件”的发生并非偶然。整治一度让纷乱热闹的温州经济突然降温，不过潜伏在民间的水流却从未断绝过。 第二部 1984—1992被释放的精灵 1984 公司元年 在科学史、艺术史和商业史上，当一个流派或国家正处于鼎盛的上升期时，便会在某一年份集束式地诞生一批伟大的人物或公司。这个现象很难用十分理性的逻辑来推导，它大概就是历史内在的戏剧性吧。 在美国企业史上，这个伟大年份是1886年。这一年，纽约的图书推销员大卫·麦可尼在推销《莎士比亚选集》时惊喜地发现，他随书赠送的香水备受顾客的青睐，于是他用莎士比亚故乡一条河流的名字“Avon”（雅芳）为名，创建了雅芳香水公司；这一年，“可口可乐”诞生于亚特兰大，它的第一瓶形状“怪异”的产品被推向市场；这一年，大名鼎鼎的乔治·伊斯曼研制出第一架自动照相机，并给它取名“柯达”；全球大宗邮购与零售业的始祖西尔斯·罗巴克也在这一年创立，直到1992年前，它一直身居全球零售业霸主地位。花旗集团在这一年诞生，它后来成为全球最大的银行机构；强生公司也在这一年成立，它一开始制造医药诊断产品，后来才生产出畅销全球的润肤露、香波和邦迪创可贴。如果再加上卡尔·奔驰在德国发明出世界公认的第一辆汽车，那么，在1886年出现的这些公司名字，竟可以勾勒出其后100年的世界公司成长线。 1984年的特殊气质，在元旦刚过不久就散发了出来。除了出国，一直坐镇北京的邓小平突然决定到南方看看。此刻的国内，由高密度宣传步鑫生改革而煽动起来的改革热情已日益高涨，但是，举国四望，有哪个地区的改革是过去几年里最有成效，也最值得大书特书的呢？邓小平把目光放到了预先没有列入中央规划、后来也没有得到中央财政特别扶持，而此刻正饱受争议之苦的深圳特区身上。 为了整治工厂，张瑞敏上任后就制定了13条规章制度，其中第一条是“不准在车间随地大小便” 不夸张地说，1984年是属于珠江三角洲的。邓小平的南方视察以及深圳等地的示范效应，在这一年终于发酵。无数胸怀野心的青年人如孔雀东南飞，纷纷奔赴此地。 在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19岁的一年级医学系学生迈克尔·戴尔看到了乔布斯的这则令人印象深刻的电脑广告，这直接刺激了他的创业欲望，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常常逃课，躲在寝室里痴迷地组装电脑。乔布斯的广告让他确信，电脑这一工具将极大地改变人们工作的方式，而且成本将逐渐降低。 把19岁的戴尔与40岁的柳传志做一个对比，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他们在开创事业的第一天都遇到了IBM，前者的思路是通过直销的方式全面颠覆已有的电脑销售模式，后者则成了电脑巨人在中国的一个渠道代理商。 戴尔和思科的出现，基本上代表了日后新技术公司的两种成长路径：独一无二的商业渠道模式，或高度垄断的核心技术优势。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公司与美国公司之间的距离，并不在于创始资本的大小，而在于各自对产业成长的视野和理解的差距。 1985 无度的狂欢 当时国企存在问题： ...

[中国] 吴晓波，《激荡十年，水大鱼大：中国企业2008—2018》 我们的国家就是一艘驶往未来的大船，途经无数险滩、渡口，很难有人可以自始至终随行到终点。每一代人离去之时，均心怀不甘和不舍，而下一代人则感念前辈却又注定反叛。 历史的目的就是把时间收集到一起，从而所有的人都在对时间的同一探求和征服中成为兄弟和伙伴。 一个大国的崛起，意味着新的利益调整周期的开始。这是一个漫长而充满着不确定性的调适周期，迄今，身处其间的各方仍未找到最合适的相处之道 “是世界更需要中国，还是中国更需要世界？”这是一个无解却又时常被提及的问题，在这一纠结的背后，体现出了西方世界及周遭各国对中国崛起的复杂心态。 其一是制度的创新与勇气，如20世纪70年代末的农村改革、90年代末的外向型经济和城市化运动，以及数十年间一直处于徘徊探索中的国有企业改革和金融改革，都展现出中国式制度创新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其二是技术带来的破壁效应，它绕过了既有的政策和管制壁垒，从而在一个貌似固化的产业里别开生面，譬如微博、微信对公共舆论和思想市场的促进，以及电子商务对制造、流通和金融业的再造。 一个国家的成长高度，当然不是由摩天大楼决定的，它取决于全体国民的现代性。与高楼、高铁和奢侈品相比，中国近十年的变化，更多地体现在阶层丰富化和价值观的衍变上。 在2011年出版的《论中国》里，基辛格引用了唐代诗人李白的诗句：“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 2008 不确定的开始 一方面，在经历了长达三十年的高速成长之后，中国变得空前自信，即将在8月8日举办的北京奥运会被认定是宣示“大国崛起”的标志性时刻。另一方面，全球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似乎正在发生一些让人不安的变化。 在7月的一份内部邮件中，马云用严峻的口吻写道：“经济将会出现较大的问题，未来几年，经济可能进入非常困难的时期。我的看法是，整个经济形势不容乐观，接下来的冬天会比大家想象的更长！更寒冷！更复杂！我们准备过冬吧！”就在马云写这份邮件时，在香港上市的阿里巴巴的股价已经从最高时的40港元，惨跌至10港元，到10月，更是腰斩到了5港元。港媒调侃说：“去年不可一世的阿里巴巴，现在只能用可怜巴巴来形容了。” 2008年1月10日到31日，就在春节即将到来之际，大半个中国，从宁夏、陕西到湖北、江苏等10多个省份出现百年一遇的特大暴雪，其中仅在湖北及安徽两省，就有超过800万人受灾，5万多人被紧急转移。 2008年8月8日晚上8点整，奥运会在北京如期举办。曾经的“体操王子”、已经做了18年企业家的李宁从天而降，在一片欢呼声中点燃火炬。在经历了“天崩地裂”的全民悲恸之后，这个国家真的需要一场喜庆运动来提振一下。 首富被捕、荣家谢幕、股市大鳄坠楼，2008年的中国企业界乱云飞渡。不过在这一年，最具象征性也最轰动的事件却还不是这一些，它发生在9月的奶制品行业。 与此同时，利欲熏心的奶站在供应给乳厂的奶源中添加三聚氰胺。这是一种无味的白色单斜晶体化学物质，分子式显示其含氮量高达66%。添加了这种化学物质的牛奶，含氮量立即大幅上升，从而使其蛋白质含量“虚高”。后遗症则是，婴儿食用了添加三聚氰胺的奶粉后，将罹患肾结石病，严重者可能危及生命。 2009 V形反弹的代价 “四万亿计划”、“十大产业振兴计划”和创业板的推出，互为勾连呼应，以极其激进的姿态构成了2009年中国经济的新基本面。 汽车被称为工业文明桂冠上的明珠，它的制造链涉及70多个行业，是产业配套要求最高，同时也是对制造及消费经济拉动最大的产业。1908年，亨利·福特在底特律生产出世界上第一辆属于普通百姓的汽车——T型车，世界汽车工业革命就此开始。自1910年起，美国大力发展汽车业，在短短的二十年时间里，把汽车产量从18万辆增加到533万辆，从而成为“车轮上的国家”。在此后的一个世纪里，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在汽车领域能够挑战美国，底特律更是成为世界汽车工业之都。 马斯克与汽车几乎沾不到一点边，他是一个荷尔蒙无比充沛的互联网创业者，曾创办在线内容出版软件Zip2、电子支付X.com和国际贸易支付工具PayPal，还投资1亿美元创办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在遍地都是冒险家的硅谷，他以擅长编织梦想著称，并让人相信梦想能够成真。2004年，马斯克突发奇想，收购陷入困境的特斯拉，试图抛开传统的发动机、变速箱和离合器，打造一辆纯电动的“互联网汽车”。在后来的几年里，硅谷替代底特律成为新能源汽车革命的策源地，而马斯克也被看成是“钢铁侠”式的新一代美国英雄。 沃尔沃已有83年历史，是瑞典最大的轿车公司，在全球汽车品牌中以安全著称，是一个血统纯正的“贵族” 2009年10月28日，福特宣布以吉利汽车为首的收购团队成为沃尔沃的优先竞购方。到12月23日，赶在西方圣诞节到来之前，双方正式对外宣布，已就主要商业条款达成一致。吉利以18亿美元的价格对沃尔沃汽车实施100%股权收购，后者变成吉利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其实在最后时刻，李书福还是没有筹足钱，福特贷给他2亿美元，以达成交易。吉利所购买的沃尔沃包括品牌、研发体系、营销体系、海外网络、四个工厂（50多万辆产能的生产设施）和高素质人才团队，以及原有的发动机厂、合资的变速箱厂、四驱系统与整个的开发设施。 2008年4月，饱受假货困扰的马云决定新开一个叫淘宝商城的平台，入驻者均需要证明自己是一家合法的公司。后来的阿里巴巴集团总裁、当时担任淘宝CFO的张勇被任命为淘宝商城的总经理。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 整个B2C（企业对个人）行业处于聋哑阶段， 淘宝商城更是发展缓慢， 消费者几乎分不清淘宝网与淘宝商城的区别。 5月的一天， 张勇与他的伙伴们讨论，似乎可以在秋季搞一个类似美国感恩节大促销的活动， 他们为日子的选择想破了头， 不知是谁突然提议：“要不就在11月11日吧， 光棍节， 闲着也是闲着， 不如忽悠他们上网来购物。 ” 很多年后，张勇在湖畔大学授课，回望这一段历史时很感慨地说：“大部分今天看来成功的所谓战略决策，常常伴随着偶然的被动选择，只不过是决策者、执行者的奋勇向前罢了。” 2010 超越日本 在世界第一的“中国制造”背后，有一个事实必须被认真地记录：至少有1.3亿名像马向前、郭金牛这样的农民工，常年背井离乡。他们领取低廉的收入，在令人难以想象的恶劣生存环境下劳作及生活，他们以极大的牺牲换取了“中国制造”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在现实生活中，他们是被边缘化和被漠视的族群，更让人遗憾的是，人们似乎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在他们与政治家、企业家和文学家之间，隔着一道“冰墙”。 台湾《商业周刊》在一篇题为《手机巨人为何倒下？100分的输家》的报道中感慨：“诺基亚犯的错，就是把自己的优点极大化后，没留余地让自己冒险，最后，成为100分的输家。” 对腾讯的不满，被归结为三宗罪：“一直在模仿，从来不创新”“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垄断平台，拒绝开放”。 奇虎360的当家人周鸿祎，是一位比马化腾年长一岁的互联网老兵。他的名字不太好念，常常被叫成“周鸿伟”，所以就索性整天穿一件红色T恤，被戏称为“红衣主教”。 在中国互联网史上，3Q大战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也是个人电脑时代最为血腥的“最后一战”。它证明在一个法治缺失的时代，丛林法则是唯一的公约，而任何以“公平”的名义发动的战争，最终都是为了实现另外一种垄断。对垄断的厌恶及迷恋，如同人的本性一样，根深蒂固而 在3Q大战中，真正获得实际利益的是周鸿祎。他的冒险取得了空前的商业成功。大战之后，他的知名度暴增，成为颠覆式创新的标志人物，360用户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周鸿祎借势更进一步，迅速启动上市计划。2011年3月30日，奇虎360在美国纽交所上市，融资1.75亿美元，当日市盈率高达360倍，一度成为市值第三的中国互联网上市公司。 如今的希腊，只是地中海边上一个风光妍丽的小国，以旅游和港口为主要收入，全球萧条彻底摧毁了它的经济体系，青年人的失业率居然超过50%。2009年12月，全球三大评级公司集体下调希腊主权信用评级，其中，穆迪更是直接下调4级，将其定为“垃圾级”。希腊总理只剩下“耍无赖”的本领，他公开表示，完全没有能力偿付欠债，如果得不到援助，希腊即将破产 在2009年的四万亿投资中，到底有多少被分配给了国有企业部门，一直是一个谜。有人猜测是95%，有人说是八成，这大概是一个永远无法计算的数字，但是民企集团的被边缘化则是一种显而易见的集体心理。联想的柳传志在一次发言中坦言：“这块蛋糕民企没有拿到什么，基本分到国企，我们民企根本没有打算拿这钱。 《南方人物周刊》认为，微博的现实，就是中国社会的写实，“在一个个喊冤求助的帖子背后，是渴求解决问题的心；在一条条带着强烈情绪发泄的微博后面，是无数压抑已久的灵魂；在名人的打情骂俏里面，透露的是名利场的百态。这分明就是一个微缩的社会图景”。 在经典的学术语境中，知识分子与企业家有不同的责任模式，前者供应观念，后者供应财富。 2011 “中国要歇菜了吗？” 成功了，就是一道风景，失败了，就是美好回忆。这世界上总有一些人好像老在做着让人察觉不到的小事，还总是失败，还总是不放弃。 ——电影《钢的琴》 雷军没有发现偏居广州一隅的张小龙。在腾讯主管邮箱业务的他几乎同时盯上了Kik，他带着一支不到十人的小团队——其中两个是刚刚入职的大学毕业生，用60多天的时间完成了第一代研发。2011年1月21日产品推出，定名 雷军没有发现偏居广州一隅的张小龙。在腾讯主管邮箱业务的他几乎同时盯上了Kik，他带着一支不到十人的小团队——其中两个是刚刚入职的大学毕业生，用60多天的时间完成了第一代研发。2011年1月21日产品推出，定名“微信”。 微信的开屏界面是张小龙亲自选定的，“我们的设计师给出了好几个方案，其中一个是月球表面图，有很浩瀚的宇宙感，我建议改成地球。上面是站一个人、两个人还是很多人，也讨论了一阵，最终决定，只站一个人”。 8月16日，身穿黑色T恤和蓝色牛仔长裤的雷军出现在小米手机的发布会上，现场因为拥进过多的粉丝而拥挤不堪，甚至连凡客的陈年都因迟到而被堵在场外。第二天的媒体报道描述说：“雷军昨日的出场扮相，像极了乔布斯，而整个小米手机发布会现场也与每年苹果的产品发布会如出一辙。”雷军用长长的两个小时，向全国的媒体记者和他的发烧友们描绘了即将诞生的手机，“它是国内首款双核1.5G手机，全球主频最快智能手机”。他介绍说，苹果iPhone 4是单核1G的CPU，小米手机是双核1.5G的CPU，单是从这个指标方面，小米手机的运算速度是苹果iPhone 4的3倍。“我强烈推荐所有移动互联网的同行同时使用iPhone和Android。唯一遗憾是我的iPhone没电了，小米手机还有60%电量。 雷军的此次发布会是中国制造史上的一个经典时刻，它堪比1984年的海尔张瑞敏砸冰箱。如果说，后者意味着标准化制造和质量意识的苏醒，那么，8月16日则是互联网精神对传统制造业的一次致命突袭，它以十分突兀和另类的方式完成了革命性的融合。 所有制造业者来说，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奇迹。雷军提出“专注、极致、口碑、快”的经营七字诀，全面颠覆了制造业的自信和核心价值观。他还有一个“风口说”，在这个风云荡漾的大时代，你必须勇敢地拥抱趋势，“站在风口上，连猪都会飞起来” 雷军提出“专注、极致、口碑、快”的经营七字诀，全面颠覆了制造业的自信和核心价值观。他还有一个“风口说”，在这个风云荡漾的大时代，你必须勇敢地拥抱趋势，“站在风口上，连猪都会飞起来”。 李宁的危机是结构式的，渠道能力的萎缩导致库存的激增。同时对新生代消费者而言，李宁的传奇属于父辈，与他们已经没有任何人格上的共鸣。 李宁在转型和品牌升级上所遭遇的尴尬，几乎是所有“中国制造”的一个缩影。在针对李宁产品的调查中发现，如果一双标价800元的耐克鞋和一双标价700元的李宁鞋同时摆在消费者面前，消费者会选择耐克；如果一双标价330元的李宁鞋和一双标价250元的安踏鞋摆在消费者面前，消费者却会选择安踏。 团购模式看上去简洁轻快，但是随着加入者的激增，很快衍变成一个劳动力和资本的双密集型战场。一方面，团购公司需要在数以百计的城市里雇用员工，设立站点，完成网站与地面店家的合作契约，这是一个比拼体力和速度的过程，几乎所有号称全国性的团购企业都起码雇用2000名以上的地推人员。另一方面，为了拉拢店家参与和吸引消费者注册，团购公司必须进行大规模的补贴，它实际上演化为一场惨烈的烧钱大战。很快，团购便与“ 一方面，团购公司需要在数以百计的城市里雇用员工，设立站点，完成网站与地面店家的合作契约，这是一个比拼体力和速度的过程，几乎所有号称全国性的团购企业都起码雇用2000名以上的地推人员。另一方面，为了拉拢店家参与和吸引消费者注册，团购公司必须进行大规模的补贴，它实际上演化为一场惨烈的烧钱大战。很快，团购便与“共享经济”无关，而成了如假包换的折扣游戏。 今年2月，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落马。过去几年，中国的高速铁路工程得到迅猛发展，从而改变了东南沿海优先发展的局面，推动了整个中部地区的重新崛起。 除了列车技术，中国在路基建设上也颇有突破，北京到广州的高铁几乎建在一座从北到南的没有弯曲的大桥上，CRH列车可以用380公里的速度跑完全程而无须减速，石家庄和太原之间的客专更是用一个隧道穿过了整座太行山。相比之下，日本的“东海线”有许多转弯，列车必须减速才能通过，它的真实速度只有中国高铁的一半。 2010年7月，铁道部下属的工厂推出了中国第三代动车组CRH380，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快的有轮子的火车”。与前两代相比，这一动车组的核心技术均由中国掌握专利权或自行研制。除了列车技术，中国在路基建设上也颇有突破，北京到广州的高铁几乎建在一座从北到南的没有弯曲的大桥上，CRH列车可以用380公里的速度跑完全程而无须减速，石家庄和太原之间的客专更是用一个隧道穿过了整座太行山。相比之下，日本的“东海线”有许多转弯，列车必须减速才能通过，它的真实速度只有中国高铁的一半。 商业是一场持久战，一开始比的是灵感、勇猛和运气，接下来拼的是坚忍、格局和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