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 on Yu Vision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Sat, 25 Jul 2026 00:00:00 +0000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作者: 钱穆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年: 2001

ISBN: 9787108015280

页数: 161

装帧: 平装

定价: 12.00元

第一讲汉代

一、汉代政府组织

讲中国传统政治，可以径从秦汉讲起，以前暂略不论。秦代只是汉代之开始，汉代大体是秦代之延续。所以秦代暂亦不讲，而只讲汉代。现在专说汉代政府究是怎样组织的？我们要看政府的组织，最重要的是看政府的职权分配。在此方面，我亦只想提出两点来加以申说。第一是皇室与政府之职权划分，第二是中央与地方的职权划分
不过在那时，还留下一个很大的问题：便是皇室和政府的关系。皇室是不是即算政府？若把皇室和政府划开，这两边的职权又怎样分？这是秦汉时代首先遇到的一个大问题，也是此下中国政治史上一向要碰到的一个大问题。拿历史大趋势来看，可说中国人一向意见，皇室和政府是应该分开的，而且也确实在依照此原则而演进。皇帝是国家的唯一领袖，而实际政权则不在皇室而在政府。代表政府的是宰相。
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称三公，丞相管行政，是文官首长；太尉管军事，是武官首长；御史大夫管监察，辅助丞相来监察一切政治设施。
再说汉代的九卿，那是：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
中国历史上的地方政府以县为单位，直到现在还没有变。汉时县的上面是郡，郡县数当然也随时有变动。大体说，汉代有一百多个郡，一个郡管辖十个到二十个县。大概汉代县数，总在一千一百到一千四百之间。中国历史上讲到地方行政，一向推崇汉朝，所谓两汉吏治，永为后世称美，这一点值得我们的注意。若以近代相比，今天的地方行政区域，最高为省。一省之大，等于一国，或者还大过一国。一省所辖县，有六七十个以至一二百个，实在太多了。但就行政区域之划分而论，汉制是值得称道的。

二、汉代选举制度

我们从此看出：这一制度在当时政治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青年跑进太学求学，毕业后，派到地方服务。待服务地方行政有了成绩，再经长官察选到中央，又须经过中央一番规定的考试，然后才始正式入仕。那是当时入仕从政的唯一正途。

三、汉代经济制度

汉武帝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讨匈奴，通西域，军费浩繁，大司农的钱用完了，连他父亲（景帝），祖父（文帝）几辈子积蓄下来的财富都花光了。政府支出庞大，陷入窘地，这又怎样办呢？农民的田租，三十分之一的定额，制度定了，又不便轻易再变更，再增加。
汉武帝不禁要想：你们的钱究竟由哪里来的呢？岂不是都由我把山海池泽让给你们经营，你们才能煮盐冶铁，发财赚钱。现在我把少府收入都捐献给国家，而你们不响应，那么我只有把全国的山海池泽一切非耕地收还，由我让给政府来经营吧！这便是汉武帝时代有名的所谓盐铁政策。

四、汉代兵役制度

于是中国的政治理论，早和现实政治融化合一了。否则为什么皇帝和宰相定要分权呢？为什么仕途必经察举和考试呢？为什么田租该力求减轻呢？为什么商业资本要加节制呢？为什么国民兵役要到二十三岁才开始呢？
汉代的国民兵役，又分几种。一种是到中央作“卫”兵，一种是到边郡作“戍”卒。一种是在原地方服兵“役”。每一国民都该轮到这三种，只有第三种，从二十岁便开始了。
国家除了服兵役之外，还要服力役，这是春秋战国直至秦汉以下历代一向有的一个大问题，现在我们则变成历史事件来讲述了。力役是每个壮丁替国家做义务的劳工。好像现在要修飞机场，造公路，就召集民工一般。只古代是纯义务的。全国壮丁按册籍编定，每人每年一个月，替国家义务做工，这在汉代唤做更卒，更是更替轮番的意思。如是则一个农民，既要到中央当卫兵，又要到边疆当戍卒，还要在地方上服国民兵役，都试譬如我们开一个秋季运动大会，这还比较轻松，而每年一月的更役，却比较国民兵役吃力些。但若不去践更（上番），按当时规定，出两百个钱给政府，也可以代替。
当时规定，奴隶也须缴人口税，而且须加倍缴。但这是由养奴隶的主人家负担的，不干奴隶自身事。因此汉代的奴隶特别多

五、汉制得失检讨

汉光武自身是一好皇帝，明帝，章帝都好，然而只是人事好，没有立下好制度。因此皇帝好，事情也做得好。皇帝坏了，而政治上并不曾有管束皇帝的制度，这是东汉政治制度上的一个大问题。也是将来中国政治制度史上一个大问题。
惟其一切制度都不会永久好下去，才使我们在政治上要继续努力，永久改进。制度也只是历史事项中之一目，人类整部历史便没有百年不变的，哪能有一项制度经过一两百年还算得是好制度呢？

第二讲唐代

一、唐代政府组织

唐代政府和汉代之不同，若以现在话来说，汉宰相是采用领袖制的，而唐代宰相则采用委员制。换言之，汉代由宰相一人掌握全国行政大权，而唐代则把相权分别操掌于几个部门，由许多人来共同负责，凡事经各部门之会议而决定。
国家一切最高政令，一经政事堂会议决定后，便送尚书省执行，尚书省是政府里最高最大的行政机构。尚书省共分六部，即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此六部制度，自唐代以至清代末年，推行了一千多年，不过六部次序有时略有改动
唐代地方行政最低一级为县，和汉代一样。唐玄宗时，全国有一千五百七十三个县，比汉代多出两百多县。县级以上为“州”，唐之“州”与汉“郡”是平等的。

二、唐代考试制度

说到考试两字之原始意义，考是指的考绩，试是指的试用。
现在再说到每项制度之变，也该有一可变的限度，总不能惟心所欲地变。所贵的是要在变动中寻出它不变的本源，这便是所谓历史传统。传统愈久，应该此大本大源之可靠性愈大。换言之，即是其生命力益强。就中国以往政治论，宰相权给皇帝拿去一定坏，用人无客观标准，一定也要坏。九品中正制，本想替当时用人定出一客观标准，还是不失此项制度所应有的传统精神的。但后来却变成拥护门第，把觅取人才的标准，无形中限制在门第的小范围内，这便大错了。唐代针对此弊，改成自由竞选，所谓“怀牒自列”，即不需地方长官察举，更不需中央九品中正评定，把进仕之门扩大打开，经由个人各自到地方政府报名，参加中央之考试。
当知近代西方所谓的民主革命，乃由政权不开放而起。而中国则自唐以下，便已犯了政权开放之流毒。以水救水，以火救火，不仅是药不对病，而且会症上加症。若要解决中国社会之积弊，则当使知识分子不再集中到政治一途，便该奖励工商业，使聪明才智转趋此道。然结果又很易变成资本主义。在西方是先有了中产社会，先有了新兴工商资本，然后再来打开仕途，预闻政治。而中国则不然，可说自两汉以来，早已把政权开放给全国各地，不断奖励知识分子加入仕途，而同时又压抑工商资本。只鼓舞人为大学者，当大官，却不奖励人为大商人，发大财。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大体上是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策。政治措施，存心在引导民间聪明才智，不许其为私家财力打算无限制的发展。于是知识分子竞求上政治舞台去做官，仕途充斥，造成了政治上之臃肿病。读书人成为政治脂肪。若再奖励他们来革命，来争夺政权，那岂得了？可见任何制度有利亦有弊，并不是我们的传统政治知识专制黑暗，无理性，无法度，却是一切合理性有法度的制度全都该不断改进，不断生长

四、唐代兵役制度

后方兵员枯竭，政府有钱有势，不在乎，临时买外国人当兵。边疆上逐渐都变成外国兵。安禄山、史思明，看他们名字是中国式的，而且是中国边疆大吏，寄付与国防重任的，实际上就都是外国人。打平安史之乱的李光弼，与郭子仪齐名，其实李光弼也就是外国人。这是唐代一个特殊现象。这因唐代武功太大，四围都成中国的下属，唐太宗已被称为天可汗，这如称皇帝的皇帝，唐代实在太富太强了，他们忽忘了民族界线，他们不懂害怕外国人，不懂提防外国人，大量使用外国人当兵作将，结果才弄得不可收拾。于是唐代的府兵一变而成为藩镇，军阀割据，胡族临制。那真是惊天动地的大变迁，那何尝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的变动呢？所以我们要研究政治制度，也该放大眼光，不要单就制度来看制度才得呀！

五、唐代制度综述

论选贤与能：结束了上半段的乡举里选制，而开创了下半段的科举考试制。论租税制度，结束了上半段的田租力役土贡分项征收制，而开创了下半段的单一税收制。

第三讲宋代

宋代制度，一面是相权衰落，另一面则是中央集权。讲到中国的地方行政，只能说是汉代好，唐代比较还好，宋代就太差了

第四讲明代

一、明代的政府组织

到了明太祖洪武十三年，据正史记载，因宰相胡维庸造反，明太祖受了这个教训，从此就废止宰相，不再设立。他并说以后他的子孙也永远不准再立宰相。所以明代政府是没有宰相的，清代也没有。所以我们说，中国传统政治，到明代有一大改变，即是宰相之废止。
然而明太祖规定不准立宰相，这是他后人遵守了，始终没有敢违背。至于不准太监干预政事，他后人却没有遵守。明代太监预政，就比任何朝代干预得厉害。这哪里是太祖始料所及呢？

二、明代考试制度

汉代培养人才的是掾属。唐代培养人才在门第。宋代培养人才在馆阅校理之职。到明清两代，始把培养人才的机构归并到考试制度里.
八股文考试真是中国历史上最斲丧人才的。大家知道：八股文没有什么意思，但为什么政府偏要用此来考试呢？当然有人要说，这岂不是专制皇帝故意的愚民政策吗？
然而明代推行八股文，早已在衰世。那时的皇帝，哪里会用心创造这样用意刻毒的制度来？当知任何一制度，很难说有一二人所发明，所制定。正因当时应考人太多了，录取标准总成为问题。从前唐代考试，一定要考律诗，就因为古诗不容易定标准，判优劣，律诗要限定字句，平平仄仄，要对得工整，一字不合法度就不取。标准较易具体而客观

三、明代赋税制度

自明迄清，国家对于赋役，都有一种重要的册籍，名叫黄册和鱼鳞册。黄册是登记户口的，鱼鳞册是登记田亩的。直到清代后期一百多年间，黄册没有了，户口很久不调查，但鱼鳞册则相沿至今，纵有许多改进，但依然还是明代创制传下。这是值得提及的。
田地以丘相挨，如鱼鳞然，故称鱼鳞图。图中田地，或官有。或民有，或是高田，或是污田，或埂或瘠，或山或荡，都详细注明，并添注上业主的姓名。其有田地卖买，则一年一注。人户纵然流动，田地则一定不移。因此，当时人称为以田为母，以人为子，子依于母，亲切可据。

四、明代兵制

专就政治讲，每一制度，只要推行到两三百年的，总不免出毛病。明代大体上已过了两三百年的太平日子，无论当初制度怎么好，也会腐化，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两三百年的长时间，人们的精神不会始终紧张，维持原状的。它也会放松一下
而且动员打仗，譬如打满洲吧，依照制度，要全国平均分调，不是随便单从某一地方调拨的。这说来并不错，但结果，全国各地的兵卒，几十万人集中到中央，早已是全国骚动了。而且他们间风俗习惯语言面貌，都是陌生的。打开武库，里面所藏兵器衣装，不知已是若干年前做好存贮在那里。拿出来，铁也锈了，缝的线也烂了。这也不能怪政府。当然不能经常隔三年两年要做二三十万套军装摆在那里让它一次一次霉烂的。纵是今天的美国人，也是临到不得已，才努力制造军用飞机的。
据说明代那时，这条牛就杀不死。为何呢？这因武库的刀藏得太久了，锈了钝了，所以杀不死一条牛。祭旗杀牛用的刀还如此，几十万士兵手里拿得更可向。我们今天却不能单凭此等事骂中国文化不好，甚至说我们民族已衰老。这实在是因于承平过久，自然把战斗生活淡忘了。

第五讲清代

二、清代的部族政权

西方人讲政治，一定先要讲主权。他们的政治思想，很多是建立在主权观念上。所以西方有神权、王权、民权的分法，到现在便是国家主权在民众。中国讲政治，一向不讨论主权在哪里。譬如说明代的政治主权在哪里？这种思想，中国很少见。中国人讲政治，一向看重在职责。只论政府该做些什么事？它的责任该是些什么？它尽了职没有？而并不讲主权在哪里。主权的背后，则是一种自由意志。譬如这一只茶杯，若说主权属于我，便是我可自由使用此茶杯。这是权利，非道义。若不论主权而论职责，职责所在，应有尽力践行之道义，便无所谓自由。这是双方政治思想上一绝大的歧义。

三、清代部族政权下的政府

清代政权，始终要袒护满洲人，须满洲人在后拥护，才能控制牢固，这便是这一政权之私心。在这种私心下，他就需要一种法术。所以我们说，清代政治，制度的意义少，而法术的意义多。明代废了宰相，清代便把此制度沿袭下来，还是用内阁大学士掌理国政，这对于满洲人是一种方便。因为废了宰相是利于皇帝专制的。而皇帝则显然是满洲人。

《人类的终极问题》

Sat, 09 May 2026 00:00:00 +0000

《人类的终极问题》

作者: 袁越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副标题: 未来篇

出版年: 2022-9

页数: 326

定价: 59.00元

装帧: 平装

ISBN: 9787108074119

序：我也喜欢琢磨一些现实的问题

在这3个现实问题当中，我首先选择了农业，因为这是现代文明的基础，也是人类改造地球的开始。但是，如今已有超过一半的地球人离开了农村，很多人都已忘记了一日三餐是怎么来的。事实上，地球上的大部分优质土地都已被开发成了农田和草场，农业和畜牧业对地球生态环境的破坏程度一点也不亚于工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甚至有可能更高。
接下来我选择了材料，这是被很多人忽视的一种重要资源，很多可持续发展议题里都缺乏材料的身影。其实材料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基础之一，早期人类发展史的各个阶段都是以材料的名字来命名的。材料还和不同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比如瓷器和玻璃的不同性质可以部分地解释东西方文明发展的不同走向。材料还扮演了现代社会润滑剂的角色，因为不同类型的材料是很难相互替代的，人类对特殊材料（而不是食品）的需求拉开了世界贸易的序幕。
至于能源，其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事实上，生命本身即建立在能量的不断消耗之上，所有生物都是能源的囚徒。 对于人类来说，能源的消耗量更是直接决定了我们的生活质量，被誉为现代社会分水岭的工业革命正是从能源革命开始的。而这一革命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气候变化，这件事也已成为人类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最大障碍。
因为疫情的原因，我无法再出国采访，材料和能源话题的采访只能在国内完成。好在中国是世界材料大国，我们的水泥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一半以上，砂石产量也占世界的一半以上，塑料的产量和消费量的占比均超过了全球的1/3。 在能源领域，中国同样是世界第一强国，尤其在新能源领域的发展速度更是惊人。目前中国的光伏和风力发电占比分别达到了全球的1/3和2/5，中国不但拥有全球最大的电网，也是全球唯一拥有交直流混合电网的国家。中国的动力电池企业在全球十强中占据了7个席位，计划新增核电站的数量和装机容量均居世界第一。所有这一切，使得中国在材料和能源这两个领域均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中国的情况就可以近似地推导出世界的走向。

第一章人类未来吃什么

农业一万年

古城里有价值的东西自然早就被搬进了博物馆，遗址处只剩下一个大坑，里面有一段古城墙的遗址，以及一个圆锥形的石头建筑。“这座建筑是古人建造的粮仓，这说明此处的农业很发达，粮食有了富余，这才有能力建造起一座城市。”导游指着那座圆锥形建筑对我们说，“城里养着一群不从事粮食生产的工匠和官员，这就是城市和村庄的最大区别。”
生活在21世纪的现代人很容易产生一种错觉，以为人类是这个世界的主人，我们有很强的自由意志，想干啥就干啥。其实人类一直是地球生态系统中的一员，必须遵守这个系统的基本法则，没有例外。
别看农业有那么多缺点，但农业有一项优势，那就是丰年时能够支撑的人口数量远比狩猎采集多得多。在冷兵器时代，100个老弱病残一定能打败一个强壮的猎手，这就是为什么当两个部落发生冲突时，农业部落总能获胜的原因。
稻米虽然产量高，但营养成分较为单一，缺乏一些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矿物质，比如维生素A和铁元素等，也许这就是东亚人身材普遍较矮的原因。稻米不但是所有谷物当中铁含量最低的，而且大米中含有的植酸（Phytates）能够和铁元素相结合，防止其他食物中含有的铁元素被肠胃吸收。因此，以大米为主食的儿童易患贫血症和维生素A缺乏症，后者不但会降低人的免疫力，甚至还会导致失明。科学家们曾经用转基因的方式培育出一种不含植酸，同时又富含胡萝卜素（可以在体内转化为维生素A）的“黄金大米”，能够帮助那些以大米为主食的穷人解决这两个问题。可惜因为部分发达国家的“反转”势力太过强大，这种充满人道主义关怀的新品种一直没能在全世界普及开来。
那么，古代人是如何解决大米营养缺乏这个问题的呢？答案就是多吃菜。 凡是吃米饭的地方蔬菜的品种都异常丰富，除了特别穷的人家，每顿饭都会配好几样菜，远比吃面食的地区丰富得多。所有的蔬菜当中，豆类富含蛋白质，是谷物最好的伙伴。中国人的饮食中包含大量以大豆（黄豆）为原材料的豆制品，印度人则喜欢在米饭旁边配一勺用咖喱汤煮出来的扁豆，以色列人的解决办法就是把鹰嘴豆压成豆泥，配以橄榄油和各种调味料，做成胡姆斯（Hummus）酱，搭配用面粉做成的大饼（Pita），这个吃法味道可口，营养齐全，被誉为以色列的国民饮食。
南美洲除了为人类贡献了玉米，还贡献了西红柿、土豆、辣椒和烟草，它们对于人类的重要性不必多言。值得一提的是，这四种农作物都是茄科植物。除了茄子最早是被印度人驯化的，世界上绝大部分茄科植物都是被美洲原住民驯化的，因为大部分野生的茄科植物只分布在中北美洲。这个例子充分说明了传统农业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那就是因地制宜。任何一个地方的农民，只能从当地野生植物的宝库中去寻找可被驯化的品种，没有例外。比如新几内亚岛的原住民虽然独立地发展出了农业，但因为岛上缺乏适合驯化的草本植物，当地人只有芋头（Taro）可种，这玩意儿无论营养价值还是产量都极差，岛上的原住民之所以没有发展出先进的文明，与当地的农业效率低下有着直接的关系。
正常情况下，土壤侵蚀的速度并不快，每年最多只有几毫米，一个普通农民甚至种一辈子地都不会注意到这个变化。但这个速度比土壤形成的速度快了几十倍，时间一长问题就显现出来了。事实上，凡是农业开始得早的地区几乎都存在土壤流失的问题，我们的黄河之所以叫“黄”河，就是因为曾经遍布黄土高原的农耕土壤被雨水冲进了河里。同理，中东地区之所以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原因也是农业导致的土壤侵蚀。研究表明，自1万年前农业开始以来，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出海口向外延伸了将近200公里，形成了一个总面积高达数千平方公里的冲积平原，组成这个冲积平原的泥土全都来自上游的新月沃地，而后者则因为土壤的流失而逐渐成为不适合耕作的半沙漠地区。中东地区的政治动荡很大原因就在于环境恶化导致农业衰落，当地人养活不了自己，只能铤而走险。
有一个例外值得一提，那就是水稻产区的土壤往往保护得比较好，这是因为水稻田常年被一层水覆盖，风吹不走。稻田的灌溉系统往往也会比较健全，暴雨带来的洪水会被储存起来，以便干旱时使用。农业史研究专家罗宾逊教授认为，这一点足以解释为何种水稻的文明往往会延续得比较久，比如中国和印度就是如此。
李比希的植物营养学说否定了腐殖质理论，打开了化肥取代有机肥的大门。氮磷钾这三大营养元素当中，磷和钾的需求量相对较低，来源也比较广泛，问题还不算大，最难搞的是氮。空气中虽然充满了氮气，却都是惰性氮，植物无法直接利用。1909年，德国化学家弗里茨·哈伯（Fritz Haber）和卡尔·博世（Carl Bosch）为了生产炸药，研究出了从氮气中合成氨的方法。此法只要稍加变通就可以生产出廉价的氮肥，化肥工业由此开始腾飞，农业正式进入了工业化的时代。

未来的粮食

换句话说，化肥很像举重运动员使用的类固醇，短期内确实很有效，但长期使用对身体有害。相比之下，有机质中含有的营养元素是在微生物的作用下缓慢释放到土壤中去的，这就相当于一种缓释化肥，能够持续不断地为土壤增加肥力，还不容易污染环境，整体效果要比化肥好得多。
自从5000年前被发明出来之后，犁耕法便迅速传遍了整个世界，说明这项技术确实有很大优势。古代农民在播种前几乎都会用犁把土地翻耕一遍，一方面将土翻松，便于出苗，另一方面也可以将上一季留下的作物残茬和新长出来的杂草清理干净。有些农民还会在翻耕土壤的同时把肥料埋进土里，播种、除草、施肥三件事一起干了。
就这样，来自世界各地的农民把地球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表层土壤翻耕了无数遍，谁也没觉得不妥，直到1934年全球大旱，北美大平原爆发了严重的沙尘暴，漫天黄沙一直持续了3年，逼得当地居民不得不背井离乡，去其他州给别人打工，这就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沙碗事件”（Dust Bowl）。这次事件终于让美国科学家们开始质疑耕地的做法，怀疑这种耕作方式造成了土壤水分的丧失和耕层土壤的流失，最终引发了沙尘暴。
基于同样的理由，魏刚也不会尝试不同作物的轮作，或者在冬季休耕期间种植覆盖作物，因为这两个做法都需要钱，当地农民是不会出的。但在蒙哥马利提出的保护性耕作体系里，这是非常重要的两个环节，因为轮作（尤其是谷物和豆科植物轮作）可以增加土壤肥力，同时防止病虫害。种植覆盖作物（比如苜蓿）同样可以增加土壤的有机质含量，同时满足了土壤常年被植被覆盖的要求，减少水土流失。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可持续农业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柱，同时还要求农民们不过度追求产量。但中国人口压力太大，经济基础薄弱，这两条要求都无法满足，这就是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障碍。
“如果单纯按照土地面积来计算，我们的粮食年平均单产还是可以的，不比农业发达国家差多少。但人家每年只种一季，我们种两季，我们每季的单产只有人家的60%，两季加起来甚至还比人家多一点呢。”中国农业大学国家农业绿色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张福锁对我说，“但这么做的结果就是我们的土地一直在不停地种，地力严重透支，只能依靠化肥农药上的高投入来维持一定的产出，资源浪费严重，环境代价太大。”
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张福锁团队开始在农民中提倡“水肥后移”，即把浇水和施肥的时间都往后移。以前每个种植季要浇4～5遍水，现在只浇2～3遍就可以了。实践证明这么做既节约了成本，又解决了叶片过密致使病虫害加重和容易倒伏的问题，植株根系也长得更好，更容易吸收土壤中的营养物质，于是化肥使用量也跟着降了下来，产量反而有所提高。
“这两项技术说起来似乎很简单，但也都花了好几年时间才推广下去，因为中国农民喜欢坚持自己的老经验，什么新技术都要观望观望才敢亲自尝试。”张福锁说，“另外，中国小农户的学习能力千差万别，导致新技术的到位率较低，和试验田的差距较大。同样在华北地区，我们的玉米试验田产量已经可以达到每公顷14～15吨了，农民的产量只有6～7吨。”

未来的瓜果蔬菜

他们认为有机食品的生产过程对环境更友好。这是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认真对待。有机农场确实在很多方面值得普通农场学习，比如强调不同作物的轮作和间作，以及有机肥的广泛使用等。但与此同时，因为过于强调遵从古法，有机农场在另外一些方面却并不环保，是不可持续的耕作方式。另外，有机农业拒绝一切高科技的态度也和保护环境的初衷背道而驰，比如对转基因技术的排斥就是一例。目前广泛使用的转Bt基因技术可以减少农药的使用，而Bt基因的产物Bt毒蛋白一直是有机农业允许使用的有机杀虫剂，因此有机行业对于这项新技术的排斥是毫无道理的，反而会破坏环境。
农业从本质上讲绝不是一个天然的过程，一块地无论怎样耕种都会产生负面影响，有机也不例外。既然如此，那就应该想办法提高耕种的效率，用尽可能少的土地面积和化学品投入获取尽可能多的长期回报，这才是最环保的做法。从这个意义上讲，有机农业相当于奢侈品，少数富人愿意为此买单，这没问题，但如果强行将其推广至全世界，无论是对自然环境还是对普通消费者来说都没有任何好处。
磨皮村是个彝族村，建在一座小山之上，上山的公路显然是新修的，又宽又平。公路两边种着成片的柑橘树，叶子绿油油的，和周围的几座秃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滴灌的起源已经被写过好多次了，很多人都知道这项技术的发明人叫西姆查·布拉斯（Simcha Blass），是个出生在波兰的犹太裔水利工程师。他年轻时响应号召移民以色列，和几位同行一起开创了以色列国家自来水公司，为所有居民提供淡水。上世纪30年代时，一位以色列农民找到他，提醒他注意一棵生长在沙漠里的大树。经过一番研究，他发现原因是一根埋在地下的输水管道在那棵树附近破了个小洞，水一滴一滴地漏了出来。他把这件事记在心里，直到50年代他退休后终于有了空闲时间，这才发明出了世界上第一个滴灌喷头。
所有滴灌喷头的原理都是一样的，就是通过在主输水管旁边加一个分流装置，通过复杂的管道设计把分流装置里的水速降下来，以实现滴水的目的。
在李萨易看来，滴灌就是一项非常典型的精准农业技术。所谓“精准农业”，就是采用各种技术手段让植物始终处在最佳生长状态，同时又让所有的外部输入（比如水肥、农药等）尽可能高效地被植物吸收利用，把浪费减少到最低，上文提到的励志果业的水肥一体化系统就是精准农业的绝佳案例。
“西方国家的食品浪费主要发生在消费端，而中国主要发生在供应链的前端，所以这方面的提升空间是很大的。另外，很多食品浪费是隐性的，比如蔬菜如果采后处理不当的话，大量维生素就会损失掉。你以为买到的是营养，其实只是水而已。”刘珍对我说，“问题在于，保鲜技术的研究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技术含量却不算高，很难发论文。而中国的科研体系一直是以论文为导向的，因此没人愿意在这方面花时间。中国至今没有建立一个研究采后保鲜技术的研究机构，导致中国在这方面的技术水平非常落后。”

未来的蛋白质

从生物化学的角度讲，蛋白质贵得很有道理。三大营养物质当中，碳水化合物唯一的功能就是提供能量，脂肪的主要功能也是如此，唯有蛋白质，不但可以提供能量，还承担着很多重要的生理功能，比如酶的主要成分就是蛋白质，肌肉的主要成分也是蛋白质。另外，蛋白质不像碳水化合物和脂肪那样可以很方便地储存起来留到明天再用，所以我们每天都必须摄入一定量的蛋白质，否则就只能消化自己的肌肉了。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只能靠一种食物来维持生命，那么蛋白质是唯一合理的选择。
具体来说，要想生产出廉价肉，有3个因素必不可少。第一个因素是品种改良，这是所有农业项目的共同特征。就拿鸡来说，1957年时美国养鸡场的一只鸡养到56天时的平均体重为0.9公斤，1978年时这个数字变成了1.8公斤，2005年时这个数字又变成了4.2公斤！这个变化背后的主要原因就是科学家们培养出了速生鸡品种，饲料转化成肉的速度越来越快。这一方面节约了时间成本，另一方面也节约了饲料成本，因为鸡每多活一天就会多消耗一点饲料，这在生产商眼里属于浪费。
根据《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所做的统计，1985年大型养鸡场的饲料转化比约为2.5∶1，即每消耗2.5公斤谷物饲料才能换回1公斤鸡肉。如今这个比例已经达到了惊人的1.3∶1，快要接近理论极限了。
为了加快猪的生长速度，多长瘦肉，饲料中的蛋白质含量还必须很高才行，大豆就这样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时代。蛋白质分子的含氮量非常高，只有会固氮的豆科植物才有能力生产出那么多蛋白质。大豆榨油后剩下的豆粕蛋白质含量非常高，是最好的精饲料。中国之所以每年都要进口将近1亿吨大豆，原因就在这里。如果没有这1亿吨大豆，中国人要想维持现有的饮食水平几乎是不可能的。假如我们打算自己种的话，这1亿吨大豆将占用1/3的现有耕地，这同样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巴西人去哪里种大豆呢？答案就是亚马孙热带雨林。为了扩大大豆种植面积，这些年巴西人不断地放火清理雨林，最近爆发的亚马孙森林大火就是这一做法的必然结果。
巴西人清理雨林的另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扩建养牛场，这样就可以直接出口牛奶和牛肉了。牛本来是吃草的，1900年时的一头奶牛平均每天要吃15公斤干草，每年能产2000升牛奶。但今天一头奶牛每天吃5公斤干草，外加15公斤精饲料，每年能产1万升牛奶，这就是为什么如今就连发展中国家的孩子们都能每天喝上一杯牛奶的真正原因。
和牛、猪相比，鸡肉是最环保的肉类，不但饲料转化率高，而且碳排放和水源污染等问题也远比牛和猪要小。难怪有人将鸡比作电动车，意思是说如果你想保护环境，却又不愿放弃吃肉的话，那么吃鸡肉也许是最好的折中方案。
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全球畜牧业正面临着品种越来越单一化的问题，导致高产品种对传染病的抵抗力持续下降，最近暴发的猪瘟就是一例。以后类似这样的事情只会越来越多，未来畜牧业的不稳定性肯定要高于粮食和蔬菜。
地球是不需要拯救的，环保主义者拯救地球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拯救人类自己。但是，此前已经有无数案例证明，人类是一种缺乏远见的生物，善于追求即时快感。这就好比吸烟的危害再大，也挡不住烟民们追求那种“赛神仙”的快感，因为烟草造成的危害是若干年之后才会发生的事情，烟民们没这个远见。同理，畜牧业影响的是未来的环境，但眼前这碗红烧肉实在是太香了，根本无法拒绝。因此，要想让人类为了保护未来的环境而牺牲近在眼前的幸福，简直比登天还难。
“历史证明，人类的口味是一直在变的。”这家公司的推销员对我说，“古代欧洲人不吃土豆，现在土豆成了主粮；以前人们喜欢精细的白面包，现在喜欢粗糙的全麦面包；过去很多人不喜欢绿菜花，现在很多沙拉里都有它。只要我们能把道理讲清楚，我相信未来是会有人喜欢我们的产品的。”

第二章人类未来用什么

人类文明曾经被材料改变过很多次，未来仍然会继续如此

引言未来的材料

钢筋混凝土、塑料和纤维是人类使用量最大的3种材料，对环境造成的污染也是最大的。人类对于材料的生产和使用方式到了必须加以改变的时候。
正常情况下，因纽特人会用海象牙或者兽皮和低纬度地区的人们交换工具，一把钢制小刀的价值要比一件毛皮大衣大多了。同理，古代社会不同部落之间最先开始交换的东西并不是美食，而是制造工具所需的特殊材料。比如，非洲最早的贸易网络就是为了交换黑曜石（Obsidian）而搭建起来的，这种石材只有在火山附近才能找到，在原始人学会提炼金属之前，黑曜石是制造切削刀具的最佳材料，无法替代。再比如，人类走出非洲之后建立的第一个贸易网络是为了交换铅和锡，这两种金属都是制造青铜所必需的原材料，同样无法替代，而且储量稀少。
人类文明曾经被材料改变过很多次，未来仍然会继续如此，因为我们本质上都是那位因纽特老人，一旦离开了材料就不再是文明人了。同理，人类对于材料的生产和使用方式也到了必须加以改变的时候了，因为如果再不改革的话，我们也不再是文明人了。

被材料改变的人类

只用一句话就足以说明材料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性：人类进化史的三大阶段都是用材料的名字来命名的。事实上，人类早期文明的每一个重大变化都可以用材料来解释，有些变化甚至就是直接源于材料的革新。
奥杜威石器（Oldowan）是一大类刀片型石器的统称，基本上只能用来切肉，没有别的功能。不过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些粗糙的石片，它们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终于从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走上了一条通往地球霸主宝座的光辉大道。
生物进化本身是有上限的，生化反应再强大也合成不出钢筋混凝土，遗传规则限制了动物们的想象力。奥杜威石器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祖先终于摆脱了生物的遗传限制，获得了近乎无限的上升空间。
人类获得的这种超能力并不完全来自工具的使用，因为人类并不是唯一会用工具的动物。一些猩猩会用石块砸开坚果，还有一些鸟类会用树枝从树洞里钓虫子吃。但几乎所有动物都只是把自然界早已存在的东西直接拿来用而已，顶多做一点简单的加工。比如某些鸟类会把太长的树枝咬断，做成长度适合的抓虫工具。奥杜威石器的制作过程则要复杂得多，需要先找到一块质地坚硬的石头当锤子，不断地敲打另一块质地较软的石头（称为石核，通常是鹅卵石），直到将石核的一侧敲出锋利的断口。整个过程耗时很长，不但需要精心挑选石材，还要耐心细致地敲打。人类是地球上唯一具备这种耐心和智力的生物，直到今天也找不出第二例。
奥杜威石器的基本形态一直保持了将近100万年，其间没有发生任何重大变化，由此可见早期人类的技术革新速度是多么地慢。直到距今170万年左右才又出现了一种新型石器，因其最早发现于法国的圣阿舍尔而取名“阿舍利石器”（Acheulean）。这也是一大类石器的总称，主要由形似水滴的手斧组成，可切可削可砸可撬，被誉为“石器中的瑞士军刀”。这种多功能石器自出现后便迅速取代了功能单一的奥杜威石器，而发明阿舍利石器的直立人很可能因为掌握了这种新式工具而终于走出了非洲，随即迅速扩散至整个欧亚大陆。
阿舍利石器的制作难度比奥杜威石器大很多，需要用不同的石锤对同一件石核做精细加工，整套工艺包含5～6个工序，很多步骤都要预先设计好，顺序不能错，对制造者的智力水平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件事充分说明，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大家能够使用的原材料都差不多，技术才是核心竞争力。
从工具制造的角度来看，无论是鹅卵石、黑曜石，还是木材或兽皮，其加工过程都是在做减法，既无法重新来过，也很难拼贴，所以这几种原始材料的使用范围非常有限，影响力也不大。
人类最早学会使用的金属大概是铜，时间大约在距今1万年前，地点是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两河流域）。这一时期人类使用的都是天然的纯铜，有很强的延展性，可以通过简单的加热和敲打改变形状，非常适合用于制造钱币和箭镞。另一种很早就被人类熟悉的金属就是金，这种稀有金属的延展性比铜还好，可以敲打成薄片，同时又不太容易被氧化，永远保持鲜艳的颜色，所以更适合用来制造高档首饰或钱币。
纯铜有个很大的缺点，那就是质地太软，所幸这个问题很快就因一次意外事故而被解决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工匠们发现，如果铜矿石中混入了一点含砷的矿石，做出来的合金铜要比纯铜坚硬很多。可惜砷有毒，不少铜匠因此死于非命，于是大家又尝试了其他金属矿石，终于发现添加10%左右的锡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就这样，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青铜在中东地区首次出现了。
最先爆发的部落战争很可能就是为了争抢制造青铜器所需的金属锡。中国境内的铜矿和锡矿都很丰富，无须担心缺少资源，对此没有切身体会，但地中海沿岸地区严重缺乏锡矿，当地人只能派出商队四处寻找，最远甚至到达过今天的阿富汗和英格兰。英格兰岛过去曾经叫作“锡岛”，原因就是英国的康沃尔地区蕴藏着储量丰富的锡矿。

钢筋水泥的功与过

石灰石的主要成分为碳酸钙，这是地球上的钙元素最常见的存在形式。如果把石灰石和木炭放在一起高温煅烧，碳酸钙中的碳元素会和氧气结合成二氧化碳并释放到大气中，剩下的白色块状物就是生石灰，其主要成分为氧化钙。生石灰是人类最早学会使用的一种凝胶建筑材料，因其加水后会变软，风干后又会变硬，因此又被称为“气硬性无机凝胶材料”。
作为一种建筑材料，石灰最大的问题就是硬度不足，只能用来刷墙或者砌砖。工业革命开始后，英国人对建筑材料的需求量暴涨，迫切需要发明一种比石灰更坚固的新材料。一位名叫约瑟夫·阿斯普丁（Joseph Aspdin）的英国建筑工人受古罗马建筑的启发，研制成功一种新型凝胶材料，凝固后无论是硬度还是颜色都很像英国波特兰地区特有的一种石材，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波特兰水泥。
自然界还有一种情况能够提供这样的高温，这就是火山爆发。意大利的波佐利（Pozzuoli）地区火山活动频繁，留下了大量火山灰，只要往里面加入石灰就制成了一种近似现代水泥的建筑材料，史称“罗马水泥”。这种水泥遇水后会逐渐变硬，不用等到风干，所以又被称为“水硬性无机凝胶材料”。
古罗马人学会了把岩石变为液体，塑形后再变回岩石的诀窍。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几种材料，无论是陶土、金属还是玻璃，本质上都是这种能够在液体和固体之间发生转变的物质。
和其他建筑材料相比，水泥最大的优点并不是坚固，而是廉价。制造水泥的主要原材料就是普通的石灰石，储量非常丰富，开采也相对容易，用混凝土盖的房子物美价廉，就连最穷的人家稍微努力一下也能住得起，古人“居者有其屋”的理想终于得以实现。混凝土不但可以盖房子，也可以用来造桥修路，于是人类的活动范围大大扩展，普通人也可以很容易地出门旅行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水泥是继铁器之后出现的第二种非常“民主”的原材料，水泥生产技术的进步使得人类的平权运动终于有了实现的可能。
单纯的混凝土有个最大的缺陷，那就是它虽然正面抗压能力优秀，但却无法承受侧向的拉扯，因此混凝土只能作为地基、廊柱或者圆屋顶的建筑材料，无法用于横梁或者悬垂楼面，因为这些部位会受到弯曲应力，一点小小的裂缝就会导致整个结构的崩塌。
最终解决这个问题的是一位名叫约瑟夫·莫尼耶（Joseph Monier）的巴黎园艺家，他用钢圈做骨架搭了个模具，再灌入水泥，做成了一个花盆，结果这个花盆既能抗压又能抗拉，是建筑师梦寐以求的绝佳建筑材料。于是，大名鼎鼎的钢筋混凝土诞生了。
钢筋和混凝土是天生的一对。钢筋出色的抗拉性能正好弥补了混凝土在这方面的先天不足，而水泥的包裹则可以防止钢筋生锈。更妙的是，这两种材料的热膨胀系数居然也完全相同，这就保证了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建筑物无论在哪种温度下都不会变形。
水泥本质上是一种黏合剂，其作用就是把掺入的骨料黏在一起。骨料的主要成分是砂石，也就是体积很小的砂子和体积稍大一点的砾石的混合物。沙漠里的砂子经过多年的风吹雨打，棱角都磨没了，对水泥的附着力太弱，没法用。海滩上的砂子因为含有氯离子，对水泥有腐蚀性，也不能用于工程建设，否则会严重降低建筑物的使用寿命。

塑料，想说爱你不容易

19世纪时的1万美元可是一笔巨款，于是一位名叫约翰·海耶特（John Hyatt）的报纸印刷工人立刻把自己的家改装成一个化学实验室，开始疯狂做实验。他用硝酸处理木浆，再把得到的硝酸纤维素溶于樟脑溶剂中，获得了一种神奇的物质，这种物质高温下会变软，塑形后再降温又会变硬，无论是手感还是硬度都和象牙相差无几，这就是全世界公认的第一种商业塑料，商品名叫作赛璐珞（Celluloid）。
作为塑料的有机大分子大都是由一个简单的单体结构不断重复扩展而成，科学术语称之为聚合物（Polymer），最常见的单体是乙烯（C2H4）、丙烯（C3H6）和氯乙烯（C2H3Cl），它们的聚合物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聚乙烯、聚丙烯和聚氯乙烯。这几种聚合物早在19世纪中期就被发现了，但因为制备方法太复杂，成本太高，并没有立刻商业化。
万绿达和某知名口罩生产商签了3个月合同，每个月帮他们处理800吨口罩边角料。这玩意儿虽然成分复杂，但也就那么几样，处理起来并不难。相比之下，塑料瓶看似简单，其实不同品牌的塑料瓶成分非常多样化，瓶身可以是聚酯、聚乙烯和聚丙烯，不同的厂家还会使用不同的增塑剂，以及其他一些添加剂。瓶子上的贴膜则主要是聚氯乙烯，绝不能和瓶身混起来用。而塑料瓶盖子有的是用低密度聚乙烯制造的，有的是用高密度聚乙烯制造的，区分起来并不容易。万一操作者不小心弄混了，做出来的再生塑料质量就会很差，卖不出好价钱。
塑料很可能是继铁器和混凝土之后人类发明的最“民主”的材料，它的主要成分是地球上最丰富的碳、氢、氧，顶多再加一点氯、氮、硫而已。人类用现代科技手段将这些最普通的元素结合在一起，变成了一种轻质、耐用、功能多样、性能优异的原材料，几乎可以取代人类已经习惯使用的绝大部分其他材料，包括木材、金属、玻璃、橡胶和纸张等等。
复杂的问题往往需要复杂的解决方案，塑料问题就是如此。我们不应指望任何一种单一方案能够解决塑料污染问题，也不应指望完全依靠技术进步来帮助人类摆脱困境，而是应该多管齐下，一方面勇敢地向消费主义宣战，主动减少塑料产品的使用，另一方面必须采取实用主义策略，针对不同的塑料分别采取替代、回收、焚烧和填埋等方法加以处理。商家也必须立即行动起来，承担起自己应负的责任，只有这样才能彻底解决塑料问题，最终和这种人类有史以来发明得最全能的材料和平共处。

穿衣服的学问

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曾经是个纺织工业极度落后的国家，直到上世纪70年代中国人买衣服还要布票，每人每年分到的布票甚至连裁一条裤子都不够，所以才会有“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说法。那个时候每件衣服都得穿到实在不能穿了才会被扔掉，自然不会有人愿意花钱买别人穿过的旧衣服，所以那段时期中国城镇居民淘汰下来的旧衣服都归民政部管，由他们统一收上来之后，经过分类整理再发给贫困地区的人。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很多贫困地区逐渐富裕起来，不太需要这些旧衣服了，于是现在的大部分旧衣服都是由环卫部门当作垃圾收上来，卫生条件和品质都无法保证，这就是为什么关于旧衣买卖的相关法规迟迟未能出台，国内二手衣市场全都处于灰色地带。其实最近几年网络上的二手衣买卖十分活跃，非正规渠道的旧衣交易市场也一直存在。那些非洲人也不要的旧衣服大都被集中到浙江温州的苍南地区，在那里被拆解成再生纤维，用于家具和建材的填充物，相当于降级使用。
请问，18～19世纪全球产量增长最快的产品是什么？答案不是钢铁，也不是混凝土，而是棉布。英国人发明的飞梭技术、珍妮纺纱机、水力纺纱机和蒸汽机极大地提高了纺织工业的生产效率，工业革命由此开端。
据统计，1815～1860年间棉花出口占全美国出口总值的一半以上，可以说是棉花为美国挣到了第一桶金。但常年无休的耕种把整个密西西比河三角洲的土地肥力消耗殆尽，土壤沙化严重，最终导致了一场席卷整个美国南方的沙尘暴，大批农民被迫流离失所，成为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批生态难民。
另一种天然纤维则在21世纪接过了棉花的班，差点儿毁掉了地球上最后一片大草原，这就是羊毛。据2019年1月30日出版的《科学》杂志的报道，因为羊绒衫（Cashmere，又名开司米）的需求量大增，蒙古人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大量饲养山羊，导致蒙古大草原严重退化。目前蒙古境内已有12%的河流和21%的湖泊完全干涸，70%的蒙古大草原很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退化成沙漠。
中国老百姓最早接触尼龙这种材料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那时中国从日本进口了一批尿素用作化肥，装尿素的袋子就是尼龙做的。当年中国纺织品奇缺，于是不少人把用完的化肥袋子洗干净后重新剪裁做成了裤子，可袋子上面的“尿”字怎么也洗不掉，于是这种特殊的裤子就成了那个年代的一个著名标志。

第三章未来的能源

能量正是让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有趣的原动力。

引言能源：人类想象未来的无限可能

人类存在的终极目标就是消耗更多的能量，以此来生产更多的优质信息，比如知识、创新和想象力，这就是为什么人类的能源需求是永远不会封顶的。核聚变将是人类的终极能源形式，人类对于宇宙的终极想象，将会依靠核聚变来实现。
但能源就不同了。一个人的幸福程度，几乎总是和他的能源消耗量成正比。一个生活在发达国家的现代人的营养摄入量并不比人类祖先们高多少，但他的平均能耗却是狩猎采集者的50倍以上。充足的能源供应让这个现代人能够生活在几乎恒温的房子里，随时和相隔千里的亲朋好友通话，一高兴就可以用比古时候快100倍的速度去和朋友会面。
被公认为未来经济支柱的人工智能（AI）更是潜在的电老虎，因为现阶段的人工智能仍然离不开暴力计算。当年战胜李世石的谷歌围棋程序AlphaGo是一个总功率高达100万瓦的庞然大物，而人脑的功耗仅为20瓦左右。缩小两者之间差距所需要的关键技术，距离现实还很遥远，导致任何一个基于人工智能的软件系统都耗电惊人。据一项来自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的研究显示，训练一个错误率小于5%的图像识别模型所需费用高达1000亿美元，产生的碳排放与纽约市一个月的碳排放相当。如果要想将错误率减半，理论上至少需要再增加500倍以上的计算资源，其成本将是天价，碳排放更是让人难以承受。
人类历史上发生过两次大的能源转型，分别是从木柴到煤炭，再从煤炭到石油。这两次能源转型都是因为我们找到了能量密度更高的能源形式，转换起来顺理成章，无须干预。这个规律还能延续下去吗？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我们开发出了核能。核能是宇宙间能量密度最高的能源形式，不但完全符合人类的能源发展规律，而且几乎没有碳排放，是当前最应该大力发展的新型能源。

人类能源简史

战马在战争年代虽然很有用，但在和平年代却经常被牛替代。牛的速度比马慢得多，做功效率只有马的一半，寿命也比马短5～10年，看似不是个好选择，但牛是反刍动物，可以消化普通草料，无须跟人争食，这一优势让牛比马更受农民们的欢迎，毕竟耕地不需要速度，但粮食却是非常宝贵的资源。
事实上，人类社会的很多特征都可以从能源的角度加以解释。比如，在农业时代结束之前，人口总数超过1000万的超级城市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城里人烧饭取暖都需要能源，而在工业革命之前这部分能源基本上只能从城市周围的森林中获取。干柴的能量密度不算太低，但树木的生长速度十分缓慢，因此一座城市的能源需求至少需要50～150倍的森林面积来支撑。城市所在的纬度越高，所需的森林面积就越大。古代交通不便，森林面积不可能比城市大太多，所以古代社会不可能出现超级大城市。这不是因为政治原因，也不是因为粮食不够吃，而是因为城市居民的能源需求无法满足。
英国和中国一样盛产煤矿，但英国的煤质量不好，硫的含量高，烧起来呛人，所以一直没人愿意用。即使后来英国人意识到岛上的森林已经快砍光了，大家也不愿烧煤，因为森林毕竟还没有全用光，总还剩下那么一点点。这个案例充分说明，要想依靠民众的觉悟来保护环境是很不可靠的，人类基因里缺乏“未雨绸缪”这样的意识。
炼铁行业同样不喜欢烧煤，因为硫一旦掺进了铁，就会让铁变得很脆。有意思的是，铁匠和酿酒师傅们似乎从不往来，焦炭的制造工艺直到100多年后才被一个叫亚伯拉罕·达比（Abraham Darby）的人带进了炼铁厂。他早年曾经在一家酒厂工作过一段时间，亲眼看到了焦炭的制造过程。1709年，他制造了世界上第一台焦炭鼓风高炉，从此炼铁业也可以不用高价木炭了。
这两个例子充分说明，要想保护环境，不但需要开发出新的技术，还要让技术流转起来，两者缺一不可。
煤炭很重，需要解决运输问题，于是一个名叫亨廷顿·比尔蒙特（Huntington Beaumont）的人于1604年发明了用两根铁轨铺设而成的“马车轨道”（Wagon-way），方便用马车来运煤。接下来的故事顺理成章，一个名叫理查德·特里维西克（Richard Trevithick）的人把一台瓦特蒸汽机安装在了车头上，火车就这样诞生了。火车是工业革命的第三根支柱，不但节约了原材料的运输成本，提高了工厂效率，而且还极大地扩展了人类的活动范围，这一点对于提高人类生活质量的作用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1824年，27岁的卡诺将他的理论写进了《论火的动力》一书中，他也因这本书而被后人尊称为“热力学之父”。顾名思义，热力学（Thermodynamics）是研究热与力相互转换的学问，这门新学科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不同能量形式之间的换算问题，尤其是动能和热能这两个最被大家熟悉的能源形式。这个难题最终是被詹姆斯·普雷斯科特·焦耳（James Prescott Joule）解决的，他通过精密的实验发现，1磅水（约等于454克）的温度升高1华氏度所需的能量，等同于772磅重的物体下降1英尺所释放的动能。
这个实验非常难做，需要精确测量极其细微的温度变化。据说焦耳的眼力非常好，能够看出温度计上1/200华氏度的差异，这就是为什么只有他测出了这个值，而且他测的值和后来采用现代仪器测出的正确值相差不到1%。
早年的石油工业主要以生产煤油为主，其余的成分大都被当作废物倒掉了。后来一个名叫约翰·洛克菲勒（John Rockefeller）的商人学会了如何把各种长度的碳链从“废料”中分离出来，分别制成各种化工产品，一个崭新的行业——石油化工行业从此诞生了。再后来，人们又学会了如何从石油中生产合成塑料和人造纤维，人类的物质生活从此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但是，汽油和柴油这两种成分一直找不到合适的用途，被洛克菲勒当作普通燃料廉价地卖掉了。19世纪末期，德国人发明了用汽油做燃料的轻型内燃机，并把它装在了马车上。1903年，一位名叫亨利·福特（Henry Ford）的人成立了福特汽车公司，并开发出了全世界第一款面向普通民众的廉价汽车（Model T），汽油摇身一变，成为紧俏商品。原油中的汽油含量通常只有15%～18%，有人改进了冶炼方法，用高温高压来裂解长链烃，终于把汽油的产量提高到了45%以上。
虽然煤炭在取暖和发电市场仍然占有很大份额，但便利的交通对于现代人生活品质的提升作用实在是太明显了，于是大家倾向于把1859年当作人类社会正式迈入石油时代的开始。从某种角度讲，人类至今仍然生活在石油时代，下一个能源时代还没有到来。
相比于石油时代，更多的人喜欢用电气时代来定义今天的世界。其中“气”这个字指的是早年间控制电路的气动开关，后来被电磁式继电器开关取代了。
电池相当于把储存于某些特殊材料中的化学能直接转变成电能，但这个方法极为昂贵，很难大规模应用。转折点出现在1831年，英国科学家迈克尔·法拉第（Michael Faraday）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证明电能和动能可以在磁场的作用下很方便地相互转换，这就是发电机和电动机的工作原理。但因为各种技术原因，直到1878年英国人才建造了世界上第一座水电站，把水的势能转化成了廉价的电能，电这才终于走进了普通人的生活。
从这个例子看出，能量密度自始至终都是衡量能源可用性的最高标准。但来自石油的碳氢化合物已经是自然界能够提供的化学能量密度最高的物质了，要想进一步提高能量密度，必须用彻底改变能量的物理学。
研究显示，触发一次极端缺氧事件所需要的大气二氧化碳浓度是工业革命前平均水平的4倍，活跃的火山活动需要维持几千甚至上万年才能达到这一水平。如今地球二氧化碳浓度已经达到了工业革命前的1.5倍，预计到本世纪中期将会达到2倍。如果我们没有立刻开始减排行动的话，到本世纪末时地球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就将达到工业革命前的4倍，那时的人类后代便将“有幸”亲眼目睹“大洋缺氧”这一极端事件的发生。

可再生能源的未来

一群正在光伏板下吃草的羊把我拉回了现实。这里当然不是什么火星基地，而是国家电力投资集团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黄河公司）精心打造的光伏产业园。我所在的地方是园内的百兆瓦太阳能发电实证基地，148种各式各样的光伏发电产品在这里同场竞技，看看哪一种电池板发电效率最高？固定式和追踪式支架哪一种经济上最划算？到底是三元锂电池还是磷酸铁锂电池更适合作为光伏电站的储能配套设施？这些问题都是太阳能发电企业非常想知道的，但只有通过实际操作才能得知真相。
如果我们的思维再发散一点，把全中国130万平方公里的沙漠和戈壁滩全都铺上太阳能电池板的话，那么总的发电量足够全世界用的了。事实上，根据一家总部位于伦敦的新能源智库“碳追踪倡议”（Carbon Tracker Initiative）所做的研究，我们只需将总面积45万平方公里，即大致相当于摩洛哥那么大的一块热带沙漠地区铺满高效太阳能电池板，所发的电就已经够全人类使用了。
如此高额的投入必须要有巨额回报作为支撑。这个海上风场的投资额约为55亿元人民币，总装机功率为30.16万千瓦。这片海域的年均可发电小时数约为2500～2600，比陆地多1/3。算下来这个风场每年平均可以发出8亿度电，按照0.79元/度的电价计算，每年光靠卖电就可以获得6亿多元人民币的收入。海上风机的设计寿命最低也是20年起，所以这笔投资从长远来看肯定是可以赚钱的。事实上，中国已经连续3年成为全球海上风电的最大市场了，2020年新增装机超过了300万千瓦，占全球增量的一半以上。
2021年10月22日出版的《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杂志发表了一篇由中美科学家联合撰写的研究报告，作者分析了42个主要国家1980～2018年的能源和气象数据，发现即使不添加储能配套设施，仅靠风光发电就能满足绝大部分国家80%以上的用电需求，国土面积越大、纬度越低的国家在这方面的优势就越明显。按照这篇论文的分析，俄罗斯、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和中国是最适合发展风光电站的国家，而德国、韩国、瑞典和波兰等国家在风光领域的资源禀赋就要差很多。
运煤需要火车，运石油需要管道，输电只需一根电线就可以了。电能在电线中以光速传播，看似迅捷无比，但由于电阻生热而产生的能量损耗却是个大麻烦。爱迪生发明的直流系统就是在这个问题上败给了特斯拉发明的交流系统，最终由后者一统江湖。
“交流电网很像是一个弹性力学系统，节点和节点之间仿佛连着一根根弹簧，遇到冲击会缓冲和振荡起来，所以交流电网的优点是对扰动冲击的自适应性非常好，不太依赖控制，缺点是一旦遇到太强的冲击可能会把弹簧拉断，也就是电网失去稳定性。”秦晓辉对我解释说，“因此，如果要靠交流电网来做远距离大容量输电的话，必须把沿途的电网全部加强一遍，还要求沿途各节点的电压支撑都要达到一定水平，代价较大。而直流输电是相对刚性的，高度依赖精准控制。虽然它的抗扰性和交流输电相比不占优势，但它能实现点对点的大容量远距离输电。如果传输距离超过1000公里的话，经济上要比交流输电划算。”

电氢之战

根据IEA所做的统计，目前人类活动所消耗的初级能源可以按照用途的不同大致分为三大类，各占1/3左右。第一类是居住耗能，其中的23%被电灯、电话、电视、电脑等家用电器消耗掉了，其余的77%被用于调节室内温度，包括暖气、空调和风扇等。这一类能耗理论上都是可以被清洁能源所替代的，目前这个比例也已经达到了26%，而且正处在迅速增加的过程中。第二类是工农业生产耗能，其中的75%被用于各种加热过程，比如炼钢和水泥制造等等。这部分能耗比较难以解决，但起码从理论上讲也不是不可能的。剩下的25%是生产过程中的耗电，这当然是可以被清洁能源替代的。
第三类是交通耗能，占比32%。四大交通工具当中，火车的问题最容易解决，因为铁轨的位置是固定的，可以很方便地连接交流电网。事实上，如今遍布中国的动车组用的全都是来自电网的高压交流电，这部分能耗理论上完全可以用可再生能源来解决。但火车能耗只占交通耗能的3%左右，汽车、轮船和飞机才是大头。这三种交通工具没法使用交流电网，只能自带能源，而它们的移动属性对所带能源的能量密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汽油和柴油是目前最好的选择。生物质燃料（比如玉米酒精）可以替代一部分，但这需要占用宝贵的农田资源，发展潜力极其有限，因此目前交通领域的能耗有96.7%来自化石能源，这部分碳排放又很难通过碳捕捉技术被处理掉，所以交通领域被公认为是实现碳中和的最大障碍。
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于是很多行业都有属于自己的“不可能三角”。金融行业的版本是资本自由流动、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这三者之间不可兼得；医疗体系的版本是便宜、高效和服务好这三者不可兼得；电动汽车行业有点特殊，至少有三个不同的版本：续航、快充和廉价这三者不可兼得；续航、快充和安全这三者不可兼得；电网安全、出行自由和出行成本这三者不可兼得。
为了提高电池的能量密度，工程师们想尽了各种办法，但效果都不尽如人意。目前表现最好的三元锂电池也仅仅做到了单体能量密度每公斤300瓦时左右，大致相当于汽油的1/40。另一种常用的磷酸铁锂电池的能量密度大约只有三元锂电池的一半，但它不含钴这种贵金属，从而避免了很多麻烦，价格也更便宜，所以受到一部分车企的欢迎。另外，三元锂电池的安全性不好，一旦发生事故很容易发生短路并自燃，需要从电池设计、材料安排、保护电路和定期检查等很多方面提高它的安全性，这就进一步提高了三元锂电池的价格。磷酸铁锂电池虽然安全性更好，寿命也比三元锂电池长，但它不耐低温，不适合中国北方使用，这就严重限制了它的应用范围。
充电速度慢源于动力电池的第二个特性，即它的功率密度比汽油低太多了。为电池充电是一个反向的电子移动过程，我们可以将这个过程想象成一群观众进入一个空着的体育场，通道越宽敞，座位安排得越稀疏，人们找到空位子的速度就越快，但体育场能够容纳的总人数就越少，所以电池的能量密度和功率密度是成反比的，电极做得越厚，能量密度就越高，电极做得越薄，功率密度就越大。制造商只能在中间找平衡，不可能两者兼得
另一方面，观众们跑得越快，找到位置所花的时间也就越短，这就相当于充电温度越高，充电速度也就越快。但锂电池不耐高温，长时间高温充电会导致电解液分解，缩短电池寿命，所以锂电池的充电速度不可能做得太快。有一种新技术据说可以让锂电池在充电前迅速升温，快充10分钟后再迅速降温，这样可以有效地避免上述问题，不过目前该技术尚未大规模商业化，效果怎样还不好判断。
要想真正实现快充，光有好的电池还不够，还要有足够强劲的电源，这就需要克服电网的物理限制。一般家用电源插头的最大输出功率只有3千瓦，需要20小时才能充60度电。目前市面上常见的商业快充插口的输出功率大约是60千瓦，充满60度电仍然需要一个小时的时间。据说特斯拉的快充技术已经可以做到150千瓦了，但特斯拉电池比较大，充满80%的电还是需要半个小时的时间。如果将来电动车全面普及了，节假日的高速公路上肯定还是会排队。
相比之下，一般加油枪的输出功率如果换算成电的话相当于5000千瓦，这就是为什么加一次油用不了一分钟却能跑500公里的原因。电动车的补能要想做得和燃油车一样快，只有换电这一条路可走。
电动车电池也可以采用干电池模式，业内术语称之为“车电分离”。这么做有几个显而易见的好处，比如补能（换电）时间短，用户体验堪比燃油车；消费者可以通过买车租电池的方式降低一次性购车成本；电池充电可以由专业人士统一管理，延长电池使用寿命等等。但是，这么做的缺点也不少，比如电池包必须标准化，增加电动车设计难度，整车厂不满意；需要准备很多电池作为备份，盈利模式又不明确，换电站也不满意；等等。所以目前只有蔚来、北汽和奥动新能源等少数几家企业全力支持换电模式，其他企业大都持观望态度。
2021年6月30日，中电智慧综合能源有限公司在延庆的氢能产业园建成了北京市第一座对外开放的70兆帕加氢站，我专程前往参观，发现加氢口的设计和加油枪非常相似，好像是在特意提醒大家，加氢的体验和加油一模一样。
“氢燃料电池技术日本最强，他们的氢车已经不需要配锂电池了。”公司总经理张越对我说，“发展氢能是日本的国家战略，李克强总理2018年去日本考察了丰田的氢车，第二年‘发展氢能’就写进了我国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国的氢能产业终于正式启动了。”
氢燃料电池需要用到铂这种稀有金属作为催化剂，而铂的外号叫白金，价格非常昂贵，但这并不是氢燃料电池成本高的主要原因。我参观了国家电投集团下属氢能公司的膜电极中试基地，工程师祁毓俊告诉我，铂只占催化剂成本的20%～30%，其在燃料电池总成本中的占比更是不到5%，而且未来肯定还会进一步下降。
氢燃料电池贵就贵在其生产工艺特别复杂，而且很多关键设备目前都还需要进口。燃料电池的核心部件是膜电极，一个膜电极包含催化剂层、扩散层、质子交换膜和双极板等很多组件，组装过程十分烦琐，对产品质量的要求也格外地高。再加上氢能膜电极的电压太低，一个电堆需要串联几百个这样的膜电极才能达到合适的电压，这就进一步增加了氢燃料电池的生产难度。中国在这方面还是个新手，技术和经验都很欠缺。但随着产量的提升，降价空间还是很大的，中国的锂电池行业就是个好例子。
正是因为氢能起步太晚，导致国家法规严重滞后。张越告诉我，氢气一直被中国有关部门列为危化品，对氢能的发展带来了很大影响。延庆产业园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突破了法规障碍，为后来的各种氢能应用蹚出了一条路。“实际上，氢能比汽油和锂电池都要安全。”张越对我说，“一来氢气太轻了，万一泄漏出来后会立刻向高空扩散，即使着火了也烧不到下面的设备。二来氢气很容易检测，只要在加氢站周围多安装几个检测仪，再和风机做联动，一旦检测到泄漏就自动吹风，氢气很容易被吹散。
氢能发展的滞后，和电动车的“抢跑”有关。曾经电动车和氢车都被视为取代燃油车的潜力股，而电动车只需解决电池问题就可以了，因为电网是现成的，不需要操心补能的问题。但氢车除了燃料电池，还需解决氢气的制造、储存、运输和加氢等问题，产业链太长了，需要各方联动才能运转。于是电动车先行一步，迅速占领了新能源车市场，别的技术已经很难挤进来了。
如果想办法解决了“氢脆”问题（氢和钢发生的脆化反应），我们甚至可以用天然气管道来输送纯氢，彻底取代天然气的烹饪和取暖功能。
氢是最适合用于新能源大规模长期储存和远距离运输的能量载体。相比之下，电池更适合小规模短期储能，两者是互补关系，不必相互竞争。
未来氢气将有两大作用。一个是直接作为燃料，全面替代汽油和柴油。另一个是作为化工原料，全面替代石油和天然气。这两个作用不但可以帮助中国摆脱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增进中国的能源安全，而且也都是仅靠风光发电无法完全实现的，只能靠氢。
- 第一个作用当中，前文只提到了汽车，其实航空和航运业才是未来氢能源的主战场，因为这两个行业的碳排放各自占到全球碳排放总量的3%左右，绝对不容忽视。如果说乘用车还可以靠电池来驱动，那么航空和远洋航运都不太可能，因为电池的物理限制很难被突破，未来只能依靠绿氢驱动氢燃料电池来为飞机和轮船提供动力，或者开发出能够直接烧甲醇或者液氨的发动机。
- 第二个作用也绝不仅限于工业原材料，而是在炼钢的过程中代替焦炭，用作还原剂。要知道，全球钢铁产业的碳排放约占人类活动排放总量的8%，必须想办法解决。但目前氢气的价格太贵，无论是化工厂还是钢铁厂都用不起。只有当未来的绿氢成本降到足够低之后，碳中和的目标才有可能实现。
人类的能源史，可以用能量密度的增加来解释；交流电网的普及，可以用电磁定律来解释；可再生能源的兴起，可以用能量守恒定律来解释……
既然人类一直在追求能量密度的增加，为什么能量密度极低的太阳能和风能会成为热门产业呢？这一点可以用二氧化碳的温室效应来解释。正是因为这个物理效应的存在，人类被迫中止了对能量密度的不懈追求，把目光转向了更加清洁的可再生能源。

核能：人类的终极能源

让我们再次搬出物理定律，预测一下能源的未来。我们将会发现，既然人类对能量密度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而密度最大的能源形式是核能，那么核能一定会是人类的终极能源。

《社会学的想象力》

Mon, 06 Apr 2026 00:00:00 +0000

[美] 查尔斯·赖特·米尔斯 / 李钧鹏闻翔主编，李康译，

《社会学的想象力》，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3月，ISBN: 9787303212842

在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时，最富收益的区分或许就是“源于周遭情境的个人困扰”（the personal troubles of milieu）与“关乎社会结构的公共议题”（the public issues of social structure）。这种区分是社会学想象力的基本工具，也是社会科学中所有经典研究的共有特征。
而议题所涉及的事情，则必然会超出个体所置身的这些局部环境，超出他内在生活的范围。它们必然涉及许多这类情境是如何组合成作为整体的历史社会的各项制度，而各式各样的情境又是如何相互交叠，彼此渗透，以形成社会历史生活的更宏大的结构。议题是一种公共事务：公众觉得自己所珍视的某种价值受到了威胁。至于那种价值究竟是什么，威胁它的到底是什么，往往众说不一。
我们不妨从这些角度来看看失业问题。在一座拥有10万人口的城市中，如果只有一个人失业，那这就是他的个人困扰。要想施以救济，我们应该看看这人的性格，还有他的技能，看看他眼前有什么机会。但在一个拥有5000万就业人口的国度里，如果有1500万人失业，这就成了公共议题，我们不能指望在任何一个个人所面临的机会的范围内就能找到解决之道。因为机会的结构本身已经崩溃。要想正确地表述问题所在，并找出现实可行的解决办法，我们就必须考察整个社会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而不只是零散个体的个人处境和性格。
不仅如此，在许多人看来，所谓“科学”与其说是一种创造精神、一种定向手段，不如说是一套“科学机器”，由技术专家操作，受商界和军界的人控制，而对于作为精神和取向的科学，这些人既无法体现，也无从理解。与此同时，以科学的名义发言的哲学家们又往往把科学变成“唯科学主义”，把科学的体验视同人的体验，宣称只有借助科学方法，才能解决人生问题。以上种种使许多文化工作者越来越觉得，所谓“科学”只是一种自命不凡的虚幻的弥赛亚，充其量不过是现代文明中一种相当暧昧的成分。
所谓价值，就是共享符号系统的一个要素，充当着某种判据或标准，以便从某个情境中固有的开放可用的多个取向替换方案中做出选择。
科学的认识论依附于物理学家——无论是理论物理学家还是实验物理学家——所使用的方法。
社会科学中的混乱既是“科学性的”，也是道德性的；既是学术上的，也是政治上的。而试图对这一事实视若不见，正是这种混乱挥之不去的原因之一。
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就在于秉笔直录人间世事，但这样来陈述目标，其实过于简化，带有欺骗性。
在一个社会中，科学的技术、科学的合理性被赋予了核心的位置，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就会理性地生活，不再有任何神话、欺诈与迷信。
以合理性方式组织起来的各种社会安排并不一定是增加自由的手段，对个体来说是这样，对社会来说也是这样。实际上，倒往往有人借助这些社会安排，实施暴政和操纵，剥夺理性思考的机会，剥夺人们作为一名自由人行事的能力。

《走近钱学森》

Sun, 22 Mar 2026 00:00:00 +0000

《走近钱学森》

作者: 叶永烈

出版社: 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 2016-7

页数: 560

定价: 58

装帧: 平装

ISBN: 9787220098017

小引：形形色色的评价

工程师偏重于实践，解决具体问题，不善于上升到理论高度；数学家则擅长理论分析，却不善于从一般到个别去解决实际问题。钱学森则集两个优势于一身，高超地将两只轮子装到一辆战车上，碾出了工程控制论研究的一条新途径

火箭专家返回红色中国

跟钱学森一起回到中国的，有他的夫人、歌唱家蒋英以及七岁的儿子钱永刚、五岁的女儿钱永真。
经过漫长的航行，1955年10月8日早上，“克利夫兰总统号”到达香港九龙。港英当局以所谓“押解过境”的名义，把钱学森一家送到深圳罗湖口岸。
钱学森献身于新中国的“两弹一星”这一宏伟的事业。“两弹一星”最初是指导弹、原子弹和人造卫星。“两弹”中的一弹原子弹，后来演变为原子弹和氢弹的合称。“两弹一星”的实现，是中国国力迅速崛起的标志，也是中国大国地位的象征。

“怀疑的乌云扫过我的头上”

当时，数学家华罗庚从美国回到新中国，在通过罗湖口岸前夕，发表了一封《告留美同学的公开信》，使钱学森为之动容：“中国在迅速进步着。1949年的胜利，比一年前人们所预料的要大得多，快得多……朋友们，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建立我们的工作基础，为了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
1950年2月9日，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麦卡锡在西弗吉尼亚威灵市的共和党妇女团体集会上，发表了惊人的演说，矛头直指民主党人、国务卿艾奇逊。麦卡锡扬言，手中握有“一份205人的名单”，“这些人全都是共产党和间谍网的成员”，“国务卿知道名单上这些人都是共产党员，但这些人至今仍在草拟和制定国务院的政策。”麦卡锡的演说，如同一颗猛烈的炸弹在美国政坛爆炸。尽管麦卡锡夸大其辞，在人们的追问下把“秘密名单”上的共产党员从205人减到81人，最后减到57人。然而，在麦卡锡的大声鼓噪之下，美国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清共运动”，从美国国务院扩大到方方面面，尤其是军事机要部门。麦卡锡因此一举成名，他的反共排外的政治主张被称为“麦卡锡主义”。美国著名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原子弹之父奥本海墨，也都被列进了黑名单。
6月19日，当联邦调查局干员再度光临的时候，钱学森把一份事先准备好的声明交给他们。钱学森在声明中写道：“当年我成为一位受欢迎的客人的情境已经不再了，一片怀疑的乌云扫过我的头上，因此，我所能做的事就是离开。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金贝尔在电话中说了一句“名言”：他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一个钱学森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师，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
后来，钱学森经过5年的漫长抗争，终于回到北京，金贝尔又说了一句“名言”：放钱学森回中国是美国曾做过的最愚蠢的事。

牢狱之灾突然降临

钱学森在1935年从中国到美国留学，那时候才24岁，似乎不可能是共产党员。钱学森在1947年暑假，回中国探亲，并在上海与蒋英结婚，然后返回美国。既然美国联邦调查局认定钱学森在1939年加入美国共产党，那么钱学森就犯了“在1947年进入美国的时候隐瞒共产党员的身份”的“罪行”，犯了“欺骗美国政府罪”。于是，就可以逮捕钱学森，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被监控的生活是痛苦的

得知儿子在美国遭到软禁，父亲钱均夫写信勉励他：“吾儿对人生知之甚多，在此不必赘述。吾所嘱者：人生难免波折，岁月蹉跎，全赖坚强意志。目的既定，便锲而不舍地去追求；即使弯路重重，也要始终抱定自己的崇高理想。相信吾儿对科学事业的忠诚，对故国的忠诚；也相信吾儿那中国人的灵魂永远是觉醒的……”
在足球场上，球员避开对方盯梢的办法是不断移动自己的位置。为了尽量避开美国联邦调查局监视的眼睛，钱学森不断地搬家。他的租房合同往往只签一年。到期后就搬家。那些从海关退回的总重量达800千克的8个大木箱，钱学森再没打开过，一直放在那里，以便一旦有机会离开美国，随时可以再度交船托运。夫人蒋英还准备好三个手提箱，放着随身用品，一旦获准回国，可以提起就走。

在工程控制论中闪光

失去了安全认可证，钱学森无法从事原先与军事相关的喷气推进研究工作，他改变了自己的研究方向，把目光投向一片崭新的领域——工程控制论。
控制论是法国物理学家和数学家A.M. 安培在1834年提出的，最初的定义是“管理国家的科学”。1948年，美国数学家N.维纳把控制论运用于动物体内自动调节和控制过程的研究，把控制论建立为一门新的学科。思想敏锐的钱学森，把控制论运用到工程系统的控制之中，创立了新的学科——工程控制论。钱学森把控制论概括为“一个系统的不同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的定性性质，以及由此决定的整个系统总体的运动状态”，把工程控制论定义为“研究控制论这门科学中能够直接用在控制系统工程设计的那些部分”。

中美在日内瓦的较量

1954年4月，美、英、法、中、苏五国外长在日内瓦举行会议，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以及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来到日内瓦，出席会议，象征着新中国首次以五大国的地位和身份出现在世界上。在会场，中美两国代表相遇时，冷漠而又尴尬，没有握手，没有寒暄，甚至连点一下头都没有，彼此都把对方视为陌路人。

躲过特工寄出至关重要的信

为了确保能够寄出这封信，钱学森连每一个细节都精心打理：他让蒋英用左手写，模仿儿童的笔迹，在信封上写了妹妹的地址，以使联邦调查局的特工认不出是蒋英的笔迹。

父亲是第一位老师

钱均夫按照钱家“继承家学，永守箴规”八字论辈取名，新生儿属“学”字辈。至于名字，沿用“木”字旁，因为他的同辈堂兄弟，除了都用“学”字辈之外，名字都用“木”之旁，诸如钱学榘、钱学梁、钱棠（钱棠按辈分应名钱学棠，因其母亲名字中有“学”字，为避讳取单名钱棠）
出身豪门，章家宽绰的财力，加上父亲作为教育家的指点，钱学森可以说是走过了一条最正规的循序渐进的学习途径：蒙养院→小学→中学→大学→留学→硕士→博士→副教授→教授。
一颗丰满的种子，落在肥沃的土壤和良好的气候中，茁壮成长为亭亭大树。优秀的主观条件和优越的客观环境相结合，便打造出名牌科学家钱学森。所谓十年树木，所谓百年树人，钱学森就是这样炼就的，这位导弹专家就是这样在扎扎实实的学业基础上腾飞的。

打下“基础的基础”

当时主持科技领导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方毅请出了“王牌”——钱学森的老师邓颖超。邓颖超约钱学森到中南海谈话。邓颖超说，“这好办，我告诉政协机关，叫他们平时不找你的麻烦。”
“邓老师”的这番谈话，说服了钱学森。

17位深刻影响钱学森的人

钱学森曾亲笔写下一份珍贵文件，回忆在他的一生中给予他深刻影响的人，总共17位：

1）父亲：钱家治——写文言文

2）母亲：章兰娟——爱花草

3）小学老师：于士俭——广泛求知，写字

4）中学老师：董鲁安（于力）——国文，思想革命，俞君适——生物学，高希舜——绘画、美术、音乐，李士博——矿物学（十级硬度），王鹤清——化学（原子价），傅种孙——几何（数学理论），林砺儒——伦理学（社会发展）；

5）大学老师：钟兆琳——电机工程（理论与实际）、陈石英——热力学（理论与实际）；

6）预备留美：王助——经验设计；

7）留美：Theodore von Karman（引者注：即冯·卡门）；

8）归国后：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

跨进交通大学校门

虽然北京有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那样的名牌大学，但是钱学森却要报考上海的交通大学，那是因为铁道机械工程，属于铁道部主管，当时只有直属铁道部的交通大学才设有最棒的铁道机械工程专业。
1929年9月，钱学森考取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攻读铁道机械工程专业。如今，当人们称呼钱学森为中国“航天之父”、“导弹之父”的时候，几乎忘掉了钱学森当初是学铁道机械工程的。
南洋公学建校之初，从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购来成套教科书，依照美国大学课程进行教学。后来，交通大学逐渐明确“以理科为基础、工科为重点、兼有管理学科”，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为蓝本。这样，到了20世纪30年代，交通大学有了“东方的MIT”（即东方的麻省理工学院）的美誉。

伤寒突然袭来

钱学森后来回忆说：“我在上海读书时患了伤寒，请一位中医看，命是保住了，但是却留下了病根。那位中医没有办法去根，就介绍我去找铁路上的一个气功师调理，结果除了病根。练气功在屋里可以进行，很适合我，所以在美国时也没有中断。
钱学森对中医和气功产生浓厚的兴趣，最初就始于这场伤寒症。在钱学森晚年，仍坚持每日练气功。
后来，他与女高音歌唱家蒋英结为百年之好，对于音乐的共同爱好使他们成为知音。1950年至1955年，钱学森在美国遭到软禁，他常常吹木箫，夫人蒋英弹吉他，两人在家一起演奏17世纪的古典室内乐，以排遣心中的无限郁闷。

从地上跑的到天上飞的

当时，交通大学实行四年制。钱学森从1929年入学，中间因病休学一年，到193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照理，他可以顺顺当当去做铁道工程师。然而，钱学森在交通大学学习期间，却把专业志向从关注地上跑的火车，转移到天上飞的飞机。
促使钱学森在专业方向上的大转变，那是上海的上空出现了机翼上漆了红色“膏药”的轰炸机。倾泻而下的炸弹，震惊了正在埋头读书的钱学森。
在中国，最早提出“航空救国”响亮口号的是孙中山先生，而最早为“航空救国”付出心血的是中国飞机设计师冯如。

进京赶考

夏日的南京，在没有空调的岁月，热不可耐，号称中国的三大“火炉”之一。1934年8月，刚从交通大学机械系铁道工程专业毕业的钱学森，从上海乘坐火车沿沪宁铁路前往当时的首都南京。他是“进京赶考”，一年一度的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又称“官费生”）在南京的中央大学举行——虽然是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但是考试并不在清华大学。
“庚子赔款”要求赔偿的是14国军队来华所花费的军费，而中国驻美公使梁诚在1904年发现美国“浮报冒报”军费达一倍多，经过艰苦谈判，美国政府同意退还中国“庚子赔款”中超出美方实际损失的部分，用这笔钱“帮助中国办学”，并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
这“帮助中国办学”，办的就是1910年新建的“清华学堂”（即清华大学前身）。1911年，“清华学堂”更名为“清华学校”（留美预备学校），专门培养、派遣赴美留学生。1928年，“清华学校”改建为国立清华大学。这样，当时全国各地的大学毕业生想要公费留学美国，就要报考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
清华大学“航空工程组”的“二王”，成了钱学森的导师。这“二王”，即王助教授和王士倬教授。

横渡太平洋

没有出现在这张照片上的，还有一位中国学生，名叫贝聿铭，后来成为闻名世界的建筑大师。贝聿铭当时只有18岁，不是大学生，而是上海圣约翰大学附属中学毕业的高中生。他也不是公费生，而是自费生。他的父亲贝祖诒曾任中国银行行长，家境富裕，所以贝聿铭在高中毕业之后就到美国去读大学。

戴上硕士方尖帽

“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缩写：MIT）其实是清朝时的译名，那时候把马萨诸塞州译为马萨诸塞省，于是也就译为麻省理工学院。学校创建于1861年，如今拥有6个学院、8个研究所，早已是大学规模，而马萨诸塞州如今按照标准的音译应为马萨诸塞州，所以“麻省理工学院”准确的译名应是“马州理工大学”。只是“麻省理工学院”这译名用惯了，也就一直沿用至今。

冯·卡门的传奇人生

钱学森离开麻省理工学院，转往加州理工学院，是冲着冯·卡门教授而来。冯·卡门是航空动力学专家。钱学森从航空机械工程转向航空动力学，便决意拜冯·卡门教授为师。

在冯·卡门麾下

钱学森记得，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冯·卡门讲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术思想，美国人叫“good idea”（好点子）。有人问：“冯·卡门教授，你把这么好的思想都讲出来了，就不怕别人超过你？”冯·卡门说：“我不怕，等他赶上来，我又跑到前面很远去了。”

冯·卡门访华受到高规格接待

7月7日下午六时，在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兼航空研究所所长顾毓秀教授陪同下，冯·卡门乘火车刚离开北平，卢沟桥就爆发了“七七事变”。从此北平与南京之间的火车中断了12年，冯·卡门庆幸自己在无意之中赶上了最后一班列车。

“卡门-钱近似公式”

空气动力学是力学的一个分支，是航空工程的基础理论。航空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如何获得飞行器所需要的举力、减小飞行器的阻力和提高它的飞行速度，这正是空气动力学需要研究和解决的课题。

《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

Sat, 28 Feb 2026 00:00:00 +0000

《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

作者: [英]齐格蒙特·鲍曼

出版社: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品方: 燧石

原作名: Work, Consumerism and the New Poor

译者: 郭楠

出版年: 2021-9

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所有人都知道“有付出才有收获”，获取之前需要先给予。
在工业化的早期，工作伦理就进入了欧洲人的视野，之后则以多种形式贯穿于整个现代化的曲折进程中，成为政治家、哲学家和传教士们嘹亮的号角（或借口），帮助他们不择手段地拔除其时的普遍性恶习：大多数人都不愿被工厂雇佣，也拒绝服从由工头、时钟和机器设定的生活节奏。这种恶习被视为建立一个美丽新世界的最大障碍。
在过去，工人通过自己设定目标、自己控制进程获得工作的意义和动力，但现在，他们只能被动地完成由他人设置和控制的任务，工作对他们而言失去了意义。在这种转变之下，如何驱动工人运用自己的技能完成这些没有意义的任务，是现代化的开拓者面临的真正问题。解决方案是机械地训练工人，让他们习惯于不假思索的盲从，并且剥夺他们完善工作的自豪感。
工作伦理希望一石二鸟：解决迅速发展的工业化所需的劳动力问题，并处理后传统社会不得不面对的最令人头疼的问题——必须为那些由于种种原因无法适应环境变化、无法在新体系下维持生计的人提供生活必需品。
如果穷人生活得很痛苦，他们的数量就会大大减少。这是所有捕鼠者都知道的秘密：堵上粮仓的缝隙，用持续的猫叫声、警报声和陷阱的开关声折磨它们，这些负担就会消失，不再出现。如果被许可，更简单的方法是用砒霜，或其他一些略温和的方法。
工作伦理似乎主要是欧洲人的发明。大多数美国社会历史学家都认为，推动美国工业前进的是企业精神和跻身上层阶级的愿望，而非工作伦理。工作，专心致志地工作，越来越专心致志地工作，从一开始就被移民到美国和出生在美国的工人视为一种手段而非价值，视为一种生活方式或一种使命：工作是获得更多财富，从而更加独立的手段，是摆脱令人厌恶的必须为他人工作这种境遇的手段。
如果消费者无法对任何目标保持长期关注和欲望，如果他们没有耐心、焦躁、冲动，尤其是容易激动，又同样容易失去兴趣，“即时满足”就达到了最佳效果。
想要提高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就不能让他们休息。他们需要不断地接受新的诱惑，持续处于永不枯竭的兴奋之中，持续处于怀疑和不满之中。诱使他们转移注意力的诱饵需要肯定这种怀疑，同时提供一个宣泄的出口：“你以为这就是全部？好戏还在后头呢！
人们常说，消费市场诱惑了消费者。但要做到这一点，成熟的、热衷于被诱惑的消费者也必不可少，就像工厂老板能够指挥工人，是因为存在遵守纪律、发自内心服从命令的工人。在正常运转的消费者社会中，消费者会主动寻求被诱惑。他们的生活从吸引到吸引，从诱惑到诱惑，从吞下一个诱饵到寻找另一个诱饵，每一个新的吸引、诱惑和诱饵都不尽相同，似乎比之前的更加诱人。他们生活于这种轮回，就像他们的先辈，那些生产者，生活于一个传送带和下一个传送带之间。
工作技能、就业场所以及职业规划是人们努力构建的社会身份中最主要的决定因素。一旦选定身份，人们就终其一生去构建这个身份，终其一生于他们的工作、职业或事业。社会身份的构建是平稳的、持续的，需要经历一系列泾渭分明的阶段（难怪要用“构建”来描述“社会身份”的实现），人们的职业生涯也是如此。职业生涯的稳定持久和人们贯穿终身的社会身份构建非常契合。
然而，稳定、持久、连续、逻辑一致、结构密实的职业生涯不再是一个普遍有效的选择。现在，只有极少数情况下，才能通过从事的工作来定义永久身份，更不用说确保这个身份。长期的、有保障的、确定性的工作已经很少见。那种古老的、“终身制”的、甚至是世袭的工作岗位，只限于少数古老的行业或职业，数量也正迅速萎缩。新的工作机会设置了期限，到期后的安排另行通知，或者干脆是兼职。它们经常和其他岗位合并，没有任何持续性保障，更不用说永久就业。
沙滩上无法建立牢固的城堡。简而言之，在工作的基础上构建终身身份，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至少在目前，除了少数高技能、高特许职业的从业者外）是死路一条。
无论人们渴望的身份是什么，都必须像当下的劳动力市场一样，具有灵活性。它必须能够适应紧急通知甚至没有通知的变化，必须遵循“拥有尽可能多的选择，最好拥有所有选择”的原则。未来必然充满不确定性，如果不这样做，就等于自己放弃机会，放弃那些未来曲折命运以及难以预料的生活带来的未知的、只能模糊感觉到的利益。
就实际意图和目的而言，重要的是手段而非到达的终点。履行消费者的责任意味着更多地做选择，无论这最终是否带来更多的消费。拥抱消费者模式意味着首先要热衷于选择，消费只能居于次席，也并非不可或缺。
生产者只能集体完成使命，生产是一种集体性事业，需要分工、合作和协调。个别情况下，某些局部可以独立运行，但是，如何与其他部分衔接以创造最终产品仍是任务的关键，常思于执行者的脑中。生产者即使彼此独立，也会聚集在一起工作。每个人的工作只有在交流、沟通、融合中才有收获。
消费者恰恰相反。消费彻头彻尾是一种个人的、独立的乃至孤独的活动。这种活动通过不断地满足和唤醒、缓释和激发某种欲望实现，这种欲望通常是一种私人的、难以言表的感觉。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集体消费”。
娱乐式工作是一种最令人羡慕的特权，那些有幸得到这种特权的人，一头扎进工作提供的强烈感官享受和令人兴奋的体验中。“工作狂”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7×24小时地专注于工作的挑战。这些人并非过去的奴隶，而是当下幸运和成功的精英。
这种新获得的全球流动自由消减了补充劳动力的经济负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新鲜、顺从、没有被宠坏的劳动力正在远方招手。
罗伯特·赖希（Robert Reich）提出，目前在劳动力市场上存在四类职业。第一类是“引导者”——发明家、广告商、推广者和商人。第二类是各领域、各层次的教育工作者， 他们积极从事于可雇佣劳动力的再生产，把劳动力塑造成可供购买和消费的商品。第三类是从事“消费市场服务”的人，他们的工作是激活他人的消费能力，大部分是产品的销售者和培养消费者购买欲望的人。第四类是“常规劳动者”（routine labourers），被配置于传统的流水线，或“新改进”的自动化电子设备终端，比如说超市收银台。
“失业者”虽然暂时没有工作，但一旦环境好转，他们就有望回到生产者的行列，一切也将回到正轨。“过剩”的人则不同，他们是多余的、编外的，不被需要。他们要么出生在一个“饱和”的社会里（即社会的续存无需更多的人从事生产），要么由于经济和技术进步（即有了新的生产力，较少的人员参与就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商品和服务需求），变得不再必要。
永远不缺少机会，我们不都是活生生的例子吗？但是，必须具备发现机会的能力，具备拥抱它们的能力：一些智慧、一些意愿和一些努力。
生存的方式多种多样，但每个社会只会选择它偏爱或容许的方式。如果我们把某个人类的集合称为“社会”，那就意味着这些人归属于同一个集合，构成了一个整体。

《数学的雨伞下：理解世界的乐趣》

Tue, 17 Feb 2026 00:00:00 +0000

《数学的雨伞下：理解世界的乐趣》

作者: [法] 米卡埃尔·洛奈（Mickaël Launay）

出版社: 人民邮电出版社

出品方: 图灵新知

副标题: 理解世界的乐趣

原作名: Le théorème du parapluie: ou L’art d’observer le monde dans le bon sens

译者: 欧瑜

出版年: 2023-6

对于所有这些数据，本福特每次得到的观察结果都和我们的一样：首位数字分布不均衡。其中约有30% 的数以1开头，18% 的数以2开头，这一百分比持续下降，直到数字9，以9开头的数仅占5%
本福特定律理解起来并不复杂，但解释起来几句话说不清楚。这条定律背后的数学原理简单而深刻。我们面对的不是一道忽然间顿悟并惊呼“啊，原来如此，我明白了！”就能得出答案的谜题。需要改变的是我们对数字的理解和计数方式。如果说本福特定律在我们看来并非一目了然，那是因为我们的思维方式不对头。我们必须学会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自以为已经很了解的事物，我们必须审视自己。
那么，如何才能把这些直觉性的思考纳入数学的范畴呢？答案就在数量级这个微妙的概念之中。
基本的思路很简单，但功能非常强大。按数量级去思考，就是采取乘法思维，而不是加法思维。
在我们比较两个数时，无论比较的背景为何，大多数时候，我们会本能地以乘法思维去思考。如果在你常去的超市里，一件价格为200欧元的产品涨了8欧元，这或许会让你感到有些不快，但如果是2欧元的产品涨了8欧元，你就会感到大为不快了。因为在后一种情况中，价格变成了10欧元，相当于原来的5倍！这就不止是让人感到不快了，而是让人觉得上当受骗。但是，二者的增量却是一样的。
回过头来想想你所有的感觉：触觉、视觉、味觉、听觉、嗅觉。甚至还可以想想你对逝去的时间、通过的距离的感知，并以更为主观的方式想想你情绪的强烈程度。一旦开始以乘法而非加法的思维去思考这些事物，你就会更好地适应所有这些朝你扑面而来的感知了。
“切中要点”总会带来一种挖掘出某些深刻而珍贵之物的兴奋感、一种揭开了神秘面纱的兴奋感。不变量揭示了将不同先验事物聚集在一起的东西。这是一种共同点，就像隐藏在后台的齿轮，一旦让它露出真容，你就会因为了解了事物的运转原理而获得这种既欢欣又从容的满足感。
如果你不如鸽子灵巧，那就让鸽子变得不如你灵巧。解决重大问题并不总是得更聪明、更强大或更迅速。最重要的是找到窍门。
纳皮尔花了二十多年才发展出这一理论并制定出加法 / 乘法表。他当然是在没有计算器的情况下进行的。所有的计算都是他手工完成的。他在1614年发表了一部名为《奇妙的对数表的描述》(Mirifici logarithmorum canonis descriptio)的作品，并借机发明了“对数”这个词，用来指称乘法世界和加法世界之间的那座桥梁。更确切地说，对数是从乘法轴到加法轴的通道：8的对数是3，16的对数是4，依此类推。
在一份没有特殊风格的普通文本中，E 占去了所用字母中的15.87%，约为仅占0.24% 的字母Y 的66倍。我们可以在售卖备用部件的网店买到单个的替换键帽。你会毫不意外地看到，销售量最高的替换键帽是E 键，A 键和N 键紧随其后。
温度的例子更加引人入胜。1742年，瑞典天文学家安德斯·摄尔修斯(Anders Celsius)为自己的气象研究设计了一种新型温度计，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的名字也被用作这种温度计温标的单位，称为“摄氏度”。时至今日，绝大多数温度计以摄氏度为单位。
在接下来的路途中，我们还会用到很多雨伞。雨伞，是观点的改变，是差异，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待事物的艺术，一种更适合、更有效的角度。
为此，数学家制造出很多导航工具，其中有两个指南针：一个名叫“实用”，一个名叫“优雅”。“实用”引导我们创造出最贴近现实的抽象世界，在这些抽象世界中进行的研究能够轻松地转化为关于我们宇宙的知识。“优雅”告诉我们要完全抛开现实，并沉醉在抽象世界的奇观中。那里有许许多多美丽的事情要做——如果一件事是无用的，那它就更美了
凡旋转的都在掉落：卫星朝着行星掉落，行星朝着太阳掉落。而在牛顿之后很久，天文学家们还会发现，我们在天空中看到的所有星星都在以一种螺旋运动的形式相互掉落，就此形成了我们的星系——银河系。
这一如此简单而深奥的原理，将如此的优雅与力量集于一身。万物落在万物之上，一刻不停，一切都得到了解释。
牛顿选择用一种从未在天文学上使用过的数学概念将其模型化，而今天，我们把这一概念称为向量。向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种带有指南针的数。如果你把一个向西的数和一个向南的数加起来，就会获得一个向西南的数。很抽象，但行得通！得益于这种表述和其他一些描述，一切都奇迹般地进展顺利。牛顿成功地用简明而优雅的数学对引力做出了描述。现在，他可以计算苹果、月球、行星和所有受到引力的物体的轨道了。
事实胜于雄辩。你的理论可以富丽堂皇，满是强大而令人信服的论据，处处可见华丽的数学证明，但如果现实说了“不”，那就是“不”。
事后对失败者进行评判，总是很容易，但针锋相对的论战绝对是知识进步的必要条件。
在几个世纪中，亚里士多德的错误理论在丝毫没有受到质疑的情况下被教授和传播，这等于浪费了大量的时间。科学的进步总会伴随着令人扫兴的事情。如果一种理论能够抵御对它最为致命的攻击，那么这些攻击也会变为成就这一理论的主要推手。
《世界概况》中测得的加拿大海岸线的长度是202080千米，而世界资源研究所测得的长度则是265523千米。两个测量值之间相差了60000多千米！长度差异再一次超过了30%。而地球上几乎所有的海岸线都遇到了类似的情况。
曼德博的结论毋庸置疑，我们越是精确地测量英国的海岸线，其长度就会越长。添加越来越小的细节只会令测量值无限度地增加（图3.2）。如果我们不想做出任何让步，那么这个问题的唯一答案就是：英国的海岸线无限长。
卡斯纳决定把这个数叫作“古戈尔”(googol)。这个词是他9岁的外甥创造出来的，后来成了企业家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和拉里·佩奇(Larry Page)的灵感之源。当年，两人创建了一个用于信息搜索的网站，也就是后来的谷歌(Google)。
这些计算直捣人心，它们就艺术创造的本质向我们发出了声声考问。撰写书籍究竟是发明还是发现？一个作家能否声称自己创造了什么？因为他 / 她出版的每一本书都不过是数学的抽象巨型图书馆中业已存在的某一本书的有形实现。
我们就以图像为例。数码相机就像你的眼睛，无法捕捉到无穷无尽的不同颜色和形状。数码相机受限于像素，人眼受限于视网膜中数量有限的感光细胞。**诚然，在正常的一生中，一个人永远无法看到两次完全相同的事物，场景总会发生微小的变化。但如果你获得了永生，情况就会大不相同。**你的眼睛可能看到的潜在图像的数量会是巨大的，但仍是有限的，而当你达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年龄时，你就注定只能看到那些你已经见过的事物。
对数学界来说，这种构造犹如一种启示。就在此前几年，还没有人会相信一条线可以填满整个面。佩亚诺曲线成功地把狄多的切割推向了无穷。迦太基城创始人的牛皮条很细，但仍有一定的厚度。如果狄多能够切割出佩亚诺曲线，那么这条曲线就能把整个地球、太阳系、银河系等统统收入囊中
总的来说，我们可以把这些思考简化成一个句子：一个图形的维度是定位该图形的点的位置所需坐标的个数。一个坐标：一维。两个坐标：二维。三个坐标：三维。
模糊的关键在于不变的概念。对象各有不同，但由于存在共同点而理应具有相同的名称。情况各有不同，但可能以相同的方式运转。研究这些共同点和运转方式，相当于一下子想到千百种不同的事物，却不知所言为何物。这么做绝非徒劳之举，而是一个丰富的过程，可以引导我们对世界具有全面和深刻的了解。
我们所说的模糊、不精确或模棱两可，实际上有一个我们已经知道的名字：抽象。
平面球形图都是变形的。因为地球是圆的，或者说几乎是圆的，而地图是平的，所以必须扭曲现实才能将地球转换成地图。相等的距离在地球仪上和在地图上可能会有所不同，反之亦然。图4.14中的航线图是用墨卡托投影绘制的。在这幅图中，两极附近的区域比赤道附近的区域大。格陵兰岛看上去比美国还大，但实际上前者是后者的1/5。
小时候在坐火车时，我有时会站在列车中间的走廊里做跳跃实验。我心想，跳在空中的时候，我就不再和火车有接触了，那么它就不会再带着我一起前进了
E=mc2
老实说，卡路里是个古老的单位，现在已经被科学家们弃用。科学家们现在只使用焦耳。但由于单位的使用不总会遵循物理学家的建议，因此卡路里在营养学中仍被广泛使用，所以这两个单位一般都被标示在营养成分表中。
物理学家之所以如此青睐能量，首先是因为能量是宇宙的至高不变量。无论你做什么，一个系统的整体能量都将保持不变。
爱因斯坦的想法往往相当激进。这位德国物理学家不是一个喜欢修补蹩脚理论的人。在出现问题时，他就将一切夷为平地，以便重建其他东西。就像光速的问题，爱因斯坦将通过改变几何来彻底改变引力。他的假设很简单，但很强大：我们生活在非欧几何中会是怎样一番情形？在这样一种变形几何中，《几何原本》和《原理》中的定理将不会完全为真。
因此，时空是一种弹性物质，只要里面有质量，其几何就会发生变形。而正是在这种几何中，天体的轨迹才遵循其路线。质量改变了几何，几何改变了质量的轨迹。通过这种时空和物质之间的永恒交换，巨大的天体时钟运转不停。
时空呈现为一个二维网格，太阳的质量在这个网格中挖了一个洞，就好像它被放置在一张有弹性的画布上。其原理有点儿类似于绘制世界地图的原理：想要理解各大洲的变形和飞机的轨迹，你就得把这张地图放置在三维地球仪上。平面球形图的变形可以用我们星球的曲率来解释。同样，这种描绘通过时空的曲率解释了爱因斯坦的几何。就好像每个天体都在里面挖了一个洞，天体越重，洞就越大。因此，从太阳的一侧到另一侧，绕过它的路线确实要比进入洞内的路线要短。

《那些科学家们彻夜忧虑的问题》

Mon, 26 Jan 2026 00:00:00 +0000

书名：《那些科学家们彻夜忧虑的问题》

作者: [美] 约翰·布罗克曼

出版社: 浙江人民出版社

原作名: What Should We Be Worried About? Real Scenarios That Keep Scientists Up at Night

译者: 靳清 / 王娟 / 靳心蝶

出版年: 2017-3

ISBN: 9787213077074

术业有专攻，是指用以谋生的职业，越专业越好，因为竞争激烈，不专业没有优势。但很多人误以为理解世界和社会，也是越专业越好，这就错了。世界虽只有一个，但认识世界的角度多多益善。学科的边界都是人造的藩篱，能了解各行业精英的视角，从多个角度玩味这个世界，综合各种信息来做决策，这不显然比死守一个角度更有益也有趣么？
1981年，我成立了一个名为“现实俱乐部”（Reality Club）的组织，试图把那些探讨后工业时代话题的人们聚集在一起。1997年，“现实俱乐部”上线，更名为Edge。
我们确实看到很多富裕的技术官僚生活更加优裕了，但我们也见证了有史以来最深刻的转变：技术扩散的民主化和均等性。便宜的晶体管收音机、电视机、手机和笔记本电脑——现在则是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它们将无远弗届的全球联系置于几十亿双手之中。这颗星球变得如此信息透明，若在40年前，没有人能想象得出来。
保护人们免受复杂系统带来的灾难是政府能做也应该做的，要把注意力转移到现代复杂系统的脆弱性可能带来的众多威胁上来。只有提前识别出那些最致命的危险，才能未雨绸缪，想出应对措施。
选民看到的只是超级简短的口号，而年轻一代会“进化”成新型人类：注意力短暂，喜欢短笑话，并拥有能适应智能手机的短小手指。
科学素养和定量思维对决策者来说越来越重要。
在过去，技术是追随着人类想象力的，而在未来，由电子工业所引发的工程学成就即将超过人类想象力的发展速度，从而使人类像机器一样去思考，最终失去感知、爱和恐惧的能力。
知识让人们获得自由，但条件是人们拥有判断什么更为重要的能力，而不受使用的平台支配。言论自由不仅关乎所传播的不同思想的数量，更关乎选择好思想的决策能力，提高我们共同生活的能力。
这个世界，它的观众逐年减少，产品和服务市场逐年萎缩，能够选择的劳动者一年比一年稀少，还有一个膨胀着的老年群体需要照顾。
如果人口增长是一个物种成功的标尺，那么对智人来说，20世纪简直是惊人地成功。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在世的人口从16亿增加到了61亿，净增45亿人。
与其担心世界人口，更明智的做法是聚焦于真正的挑战，去调和我们矛盾的愿望：把所有人都带进现代和繁荣，同时也要把他们的无穷需求稳定下来。问问自己：如果你的生活水平，跟那些在缅甸南部伊洛瓦底三角洲种水稻的人保持一致，你需要放弃什么？好消息就是，和手忙脚乱地修补人类生殖率相比，买一间简洁的小屋，坐公交车，吃食物链低端的东西，这些都是容易做到的。它所需要的是重新定义我们眼中的“成功”。
政府往往向人们许诺养老金和医疗保健，来解决劳动力短缺、产量下降和政治不安定，但随着支付变得越来越遥不可及，这个药方正在失效。这也是越来越多的国家想要提高生育率的原因。有没有其他办法可以预防这种危机的发生呢？当然，你可以延长退休年龄，让适龄工人多工作几年，但这似乎不切实际。其原因之一是如果这个方法行得通，许多国家的退休年龄会因此而推迟到七十多岁。
数字技术强化了我们对延迟的敏感度和抗拒度，对新刺激到来前的空白时间更加不能容忍。因为时间体验对我们的生活体验来说十分重要，所以我非常关注技术对人类知觉系统的影响。在任何情况下，如果你愿意花点时间的话，这都是值得你进一步思索的事情。
有两种傻瓜：一种傻瓜说，老旧的就是好的；另一种傻瓜说，新潮的东西更好。自有人类以来，就有了二者的争论，但是随着技术指数型的进步，二者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而且比从前任何时候都不可调和。我最大的担心就是这种认知鸿沟将成为阻碍，使技术创新没办法用来解决人类所面临的最严峻挑战。
我担心随着技术解决问题的能力越来越强，我们的判断能力会下降。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琐碎的，哪些根本就是伪问题，我们可能会越来越分不清
这里有一个特别的理由让人担心当下迷信在兴起——人口学原因。正如埃里克·考夫曼（Eric Kaufmann）在他的《世界属于信教的人？》（Shall the Religious Inherit the Earth?）中提供的证明，在所有重要宗教派别的内部，不管是逊尼派、什叶派、犹太教、天主教、新教、摩门教还是阿米什，极端派都比温和派繁衍得快。两者相差悬殊且差距还在扩大。
但数学表明，不断增长的耦合是“塞壬的歌声”，会导致复杂系统变得脆弱。在经济学理论或商业实践中，只有群体中的个人保持独立或接近独立，群体的智慧才会起作用。松弛耦合的群体是唯一明智的选择。
人脑是目前所知的最为精致的耦合系统，大脑不同区域的耦合已经被进化所磨合，这使得我们拥有注意力、记忆、知觉和意识的精妙。耦合过多会导致病态的同步，癫痫发作通常表现出“有节奏的抽搐、意识丧失”这样的症状。
数据就是权力。随着个人的度量标准变得比以往更容易收集和储存，数据权力必须得到再平衡，并稳固地回归到个人和公民手中。让医药企业有选择地甚至误导性地控制临床实验数据，其实是在阻碍医学的进步
我的意思不是让人把手剁掉，而是我们正不知不觉却又急切地把越来越多的手工技艺外包给机器。这导致我们的思想开始脱离身体和周围的现实世界，只全神贯注于不断发展的技术领域。
但我们使用它们的方式正在改变。现在我们很少花时间亲手制作东西或种植作物，而是把大量时间用于不停地按键和刷屏。我们的大脑在总体结构上几乎没有变化，但大脑的功能变了。对娱乐、竞争和交流的强烈愿望引领我们进入浩瀚的网络信息领域，使我们疏远了周围的人。“我们”是谁？当思想与身体脱节时，我们自己也在变化。一个人变得身在这里，心却不停地游走在各大网站和论坛之间，他更像一个数码实体，而不是真实的人。
显然，监管者不再代表公共利益去监督行业，而是可耻地沦为了被监管行业的工具。这个把监管者从“看门狗”变成“哈巴狗”的过程，即公认的“规制俘虏”。
对许多国家来说，确保水资源能够不断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和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这是复杂且昂贵的平衡措施。从全球来看，每年用于水资源管理的资金是6 000亿美元，堪比生产天然气所花资金的总额，这还不包括其他行业部门的开支——从农业到制造业——都会影响到水资源利用的程度。
正如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所说的，只有自己当家作主、能够满足自尊心需要的人类，才能够获得真正的自我实现。马斯洛认为，可以把人统一描述为有5种不同层次的需求：（1）避开当前危险；（2）寻求舒适和人身安全；（3）发现能够融入其中的社会环境；（4）在那种环境中努力赢得自尊；（5）主控大局的意向。当一种需求得到满足，下一个层次的需求就会启动，需要人们更加用心地竞争。
当我们说一个人“聪明”时，很大程度上，我们的意思是指他学得很快。在大多数学生具有七年级阅读水平的情况下，“天才”学生掌握了他们学业的全部内容。曾三次当选纽约市年度最佳教师的约翰·泰勒·加托（John Taylor Gatto）介绍说，总课程主要包括六门功课。但在我看来，这些功课可以归纳为一个词：顺从。
与屏幕在一起的生活似乎把我们留给了不停的连接。我们不再能利用时间独自思考，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只想用连接填充时间。
关键是，在纷繁复杂的思想领域里，在充斥各种想法的领域里，英雄是科学的“病毒传播者”。这非常重要，因为如果现代民主能够起作用，我们就需要更多人知道科学究竟是什么。
自从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和G.E.摩尔（G.E.Moore）发现“是—应该”的问题，即事实陈述（事物存在的方式）与价值陈述（事物应该存在的方式）之间矛盾的问题，大多数科学家都承认哲学家们在决定人的价值、道德和伦理方面的优势，也同意科学只能描述事实是什么，从不会告诉我们它们应该是怎样的。这显然是个错误。

《李光耀谈治国、管理和人生》

Thu, 01 Jan 2026 00:00:00 +0000

[新加坡] 李光耀，《李光耀谈治国、管理和人生》，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8月，ISBN: 9787532775866

◆ 独立

一九六五年八月九日，李光耀在新加坡广播电视台的电视记者会上宣布，新加坡已骤然与马来西亚分家，取得独立。
因为假如我们在竞争力方面不是名列前茅，那我们的港口、机场和航空公司还要来做什么？一个独立自主的新加坡又有何理由存在？道理就是如此简单。

◆ 领导

高素质的部长级领导是无可替代的。再好的行政人员也无法取代部长本身在岗位上所展现的睿智、魄力、想象力、创意、冲劲和干劲。哪怕有再好的军师从旁指点，需要别人提示才能给予的回复，远比不上一个灵活、学识渊博和不受拘束的头脑自发的反应……在好些先进国家，资质平平的领导人能依靠背后实力强大的团队蒙混过关。
我认为，在成就任何事情之前，你必须先获得人民的信任，证明自己不是随便承诺或者说讨人喜欢的话，而是言出必行。无论成功或失败，说到的事就必须尽力而为。
记住这一点：好的部长不仅仅是会亲吻宝宝、会微笑、会主持对话会的人。你可以没完没了地举办对话会。很好。你一直听啊听的。但到头来，你得做出很困难、让人很不开心、很不受欢迎的决定，还要笑着跟人民解释，最后更要向他们指出：看，事情有转机了，有数据为证。这才是执政之道。
你一定要有信念。如果你缺乏信念，只是为了个人荣耀、宣传或声望而这么做，那就算了。去做别的事吧。你若要从政，就必须像我原来的团队那样看待这份工作：‘这是一辈子的事业。’这是第一，你必须有坚持到底的信念，不是为了个人荣耀，而是因为你觉得这是自己必须做的事。

◆ 民主

好政府是什么？这要视人民的价值观而定。亚洲人所重视的，未必就是美国人或欧洲人所重视的。西方人崇尚个人权利和自由。身为一名拥有中华文化背景的亚洲人，我更看重一个诚实、有效和有效率的政府——能够保护人民，让人人有机会在一个稳定有序的社会里自我提升和过上好日子，并让他们的孩子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让我以最简明扼要的方式说明，我们这一边认为什么是民主制度。这样的制度意味着每一个人都同样有权利活在这个世上，而大多数的人有可能无需诉诸武力也能改变社会秩序。从政治的角度来说，这就等于让每个人都能投票、有权决定由谁来执政，以及在特定的任期内要如何治理国家。这也意味着在任期结束时，人们有权利评价这个政府的表现，以及任何有意代表人民的候选人。
问题是要如何建立一个机制，一种符合宪法的方式，不是要干预政府的运作，而纯粹是用一种防御性的、反应性的方法，阻止政府做一些它无权做的事情，例如掏空储备金、让不合适的人选担任要职或降低公共部门的素质……因此我说我们要有一个由人民选出来的总统，但他拥有的否决权必须是有限的。

◆ 法律劳动力土地

为了在这个第三世界地区达到第一世界水平，我们着手把新加坡打造成热带的花园城市……我们没有把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活动的地区划分开来。英国人过去把东陵和总督府一带规划为白人区，这个地区的环境比‘本地人’的地区整洁、干净和翠绿。民选政府若这么做，可谓一大政治败笔。
每一个品种的树木都要有合适的生长环境——阳光、雨水、地底下要有充分的空间让树根生长，环境不能太污染。在绿化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之前，我并未发现，每一棵种在马路边的树木都是一个有待解决的工程难题。

◆ 世界

国际关系中的友谊，并非建立在善意或个人感情的基础上。我们必须扮演有用的角色，其他国家才会希望看到我们以独立主权国家的身份继续生存和繁荣。新加坡不能把自己的价值视为必然。小国在国际体系当中并不起着至关重要或无可替代的作用。新加坡必须不断重塑自己，保留对世界的价值，并创造其政治和经济空间。这对新加坡的经济而言是必要的。
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和周边国家有所不同，并要有竞争优势……新加坡反复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如何让自己有别于邻国，才能够与之竞争并生存下来，但同时又要和它们和睦共处。这是我们长期面对的外交挑战。
我们的房子虽小，但里头的桌、椅、床要如何摆放，完全是我们自己的事，与朋友或邻居无关。没有人有权利叫我们把床挪到那里，或是把椅子移到这里。这是我们的房子。它虽然不大，却是我们的财产。新加坡人民有权利根据自己的意愿去治理新加坡。”

◆ 社会

我的基本信念是：无论你的出身背景如何，你必须在生活、教育、医疗卫生和营养等方面享有平等的机会。你或许不能像有钱人一样大鱼大肉，但所摄取的营养足以让你发育健全，并能在生活中发挥所长和达致最佳表现。
你必须要发掘自己的强处……一个好的教育制度就应该让人发现自己和别人的不同之处。你究竟有什么专长？”

◆ 过去未来

过去的经验之所以宝贵，是因为它显示我们如何一路走到现在，帮助我们了解危险和断层线在哪里，并警惕我们不要忽视。它们不会在二十、三十或四十年内消失。但如果我们知道它们存在，这就如同知道自己身在地震区一样。我们可以建造能抵御剧烈摇晃的大楼。这是我的愿望。

◆ 策略

我得出的结论是：一个位于东南亚的城市岛国要生存下去，就不能普普通通。我们必须特别努力让人民更加团结、更加刚强坚毅，且更善于应变。我们做事要比邻国做得好，成本却要更低。因为他们一心要绕过我们，让我们失去身为区域转口贸易港和中间人的优势。我们要与众不同。

◆ 团队

我们要吸引并留住人才。人才不单指聪明的读书人，还包括足球明星、网球明星、歌手、摇滚乐手等等。这样我们才有活力。一个国家的成长，必须从城市一个个建设起来。一个城市的成长，则从领域一个个建设起来。他们分析了四种人才：发明家、企业家、导师和超级导师。美国人之所以比其他人优胜，是因为他们拥有这四种人才。他们的文化能吸引人才。
最后，我认定壳牌公司拥有当中最好的制度，而政府也把四十种特质简化成三种。他们将之统称为‘宏观透视力’，并予以推行。那么一来，他们就能在世界各地以此评估他们的主管，评价他们的‘宏观透视力’。
‘宏观透视力’包含什么？分析能力：对事实有合理的掌握，专注于基本要点，从中领悟出道理。你若能在数学方面取到高分，你就具备这样的特质。但这是不足够的。杰出的数学家未必是好的主管。他们必须懂得认清现实，知道什么是可行的。但如果你只是一个很现实的人，你就会变得迂腐、平庸，你会失败的。因此，你必须敢于突破现实说：‘这也是可能的。’——要有想象力。
壳牌后来又提出了一些其他的特质，如领导力和魄力。那是一种推动自己和身边人付出努力的天赋……而这样的本领确实是与生俱来的。知识能靠后天努力掌握，但倘若你没有这样的能力就是没有。这包括善于提问的本事。你能否看穿一个人，一方面听着他的声音和他所说的话，但另一方面能凭他的眼神和面部表情知道，他其实是口是心非？一个很会提问的人就能做到这一点。

◆ 规划

我每隔几年再度走访某个选区时，就会看到周围的环境有所改善。人们的衣着更加光鲜，看上去更健康，神情也更轻松自在……我们之所以能成就这一切，是因为我们把自己组织起来、早做规划，并充分利用每一个偶然的机遇。你可以好运不断，但如果你没有打起精神做好准备，好好把握机会，再多的好运也会从你身边溜走。
新加坡人不能靠运气或他人的怜悯求存；我们只有在仔细规划后有力地落实我们的计划，才能生存……我们必须让新加坡的干船坞和浮船坞成为日本和欧洲之间，船只添加燃油和进行维修的最佳选择。我们一旦将自己打造成修船和造船中心，就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这个优势。因为无论是机场、港口或是船厂，一旦取得了领先地位，别人就很难取代我们。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一个设备更优越、技术与技能更高超，并拥有忠实客户的成熟竞争对手。”
“对于自己是否要在一九九〇年底退下，确实是一道难题。我问自己：哪样比较困难？趁我还能帮助新总理组织好团队和步上轨道时就退下，还是要等到下一个五年任期后自己年纪更大、反应更慢时才功成身退？最终我选择还是趁健康时卸任比较好。”

◆ 经营方针

“我要确保每一个按钮都能操作。就算你只是偶尔才会用到，也请保证它每天早上都操作正常。万一我在的时候它不能操作，有人的日子就会不好过，因为我绝不容忍别人做事马虎。”
我们接受人的天性本就如此，然后以此作为我们的制度基础。你的制度必须接受人的本性就是这样，要通过赏罚措施激励人们为社会竭尽全力。如果最顶层的人被你抽走太多应得的报酬，他们就会移民他国
解决方案是谁提出来的并不重要。只要行得通我们就用。假如他脑子里还有很多点子，那就说服他到我们这一边来。
我一向尽量做正确的事，而不是政治正确的事。
谁想要管理新加坡，就得有铁打的意志，否则免谈。这不是在打牌。这关系到你我的人生。我用一生把它建立起来。只要我还在管事，就没有人能把它击垮。

◆ 健康之道

我以前打高尔夫球，但发现它无法让我充满活力，因为它是一种懒散的运动……打一场九个洞的高尔夫球要花一个半到两个小时。我跑二十分钟就感觉更好。所以，成本效益考量让我放弃了高尔夫球。
现在，我每天在跑步机上走三次——上午十二分钟、午餐后十五分钟、晚餐后十五分钟。
我从未想过自己会活到八十岁，而我为自己能活得相当健康而感恩。感谢我的医生让我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虽然得放慢脚步，但我还是能够工作、出远门和做自己以前所做的大部分事情。有很多好听的话，像是什么步入黄金岁月、优雅老去等等。假如是真的就好了。政府都知道必须建立好老年医疗护理体系，那些话有多不可信。眼前，我很庆幸自己还能够缓缓地步入暮年。”
“关于生死的问题，除了死亡本身，没有什么可以为它寻找定论。无论从哲学、逻辑、医学、道德或法律的角度来看，我们都是有缺点的人。不管是个人还是社会都不是完美的。新加坡也不是一个完美的社会。但我希望，尽管有这些不完美，你们仍能在这里度过愉快的时光。”

◆ 学习

如果有一天，你再也不能适应、再也无法改变，那就是你枯萎、凋零的开始，仅此而已。假如有一天，我再也无法学习新事物，并与世界脱节，那我就成了废人
有时候，情况会有所改变，让原本舒适安逸的生活受到冲击。这时，你就要有心理准备为克服挑战作出艰难的选择，从而攀上新的高度。通往高处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环境总是在改变，甚至是体制内也会发生变化。但你要有咽下苦口良药的准备。
生活不仅仅是吃吃喝喝、看电视和看电影……人的大脑必须有自发性的创造力；它不能单靠各种玩意儿自娱。

《适应复杂：让管理像拼图一样有序省力》

Sat, 08 Nov 2025 00:00:00 +0000

[德] 斯特凡妮·博格特著，寿雯超译，《适应复杂：让管理像拼图一样有序省力》，江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6月，ISBN: 9787210102052

复杂性　是神话还是现实？

欧洲方面则谴责美国，打着人道主义援助的幌子追求利益最大化。但这场争论中的三方至少在一点上达成了统一，即这是一个多层面的冲突，包括粮食援助、转基因玉米、经济和政治。赞比亚副总统伊诺克·卡文德勒曾在一次采访中一语中的：2002年的赞比亚危机揭露了欧洲和美国在南部非洲进行着怎样的暗中角逐。他说：“两象争斗，草地遭殃。”

如果人人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划船，那么船根本无法前行。 ——斯瓦希里谚语

陷阱1　简化带来成功

我们总喜欢去简单地描述一种因果关系，却没有意识到事实上它并不简单。我们也常常会认为，自己能阐明简单的因果关联，却忽视了只有在反复回顾后才能对它进行恰当表述。

陷阱2 将错综复杂等同于难于处理

当了解相应特征时，将困难的体系、事实和任务状况与其他情况加以区别，它们就并不困难了。
无法预估因果时，我们必须进行试验。
您或许在日常管理中常会遇到困难的任务或问题，这时您就要安排相应的专家，解决相应的问题。但也许不是面对每个问题时，您都能在您的团队或企业中找到最好的专家。但没有关系，其实您可以问问熟悉情况的员工。专家会给您提供所有可能的分析，陈述对事实的研究，并确定如预算、期限和可能的方案等框架内容。您也很有可能预先就在心中确立了一个筛选方案的标准：低成本、见效快、出色或简单等。这就是我们解决问题的一贯方式，它没有什么新意，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问您团队中的专家：“情况怎样？”，而不再是“是否可行”，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出他们的作用。
面对错综复杂的问题，您需要保证团队中专家和非专业通才的人数均衡。这些非专业通才对知识的了解可能不够深入，但他们却能找到事物之间的关联，注意到彼此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他们由于缺乏专业背景提出的稍显天真的质疑却恰恰能激发出富于创意的新想法。
管理一个复杂的体系首先意味着推进自组织建设，强化自我管理。领导者和管理者属于主管机构，负责评估判断，并在必要时进行一定的干预。干预时，没有必要抓住每一个异常的情况，关键是要修正体系的整体方向，评估体系是否正在朝着目标的正确方向发展，是否实现了相应的成效。达成目标的方案将不再是既定的，而是由团队中所有的员工共同寻找。他们必须要共同参与，勇于提供观点并进行尝试，勇于面对可能出现的失败。
难于处理和错综复杂是两回事。困难体系是可预测的，有多种可能的解决方案。

陷阱3 专家能搞定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它们恰恰说明了最巧妙的方案和想法往往并不是源于有目的的分析或系统的研发。扩展适应并非是一个结构化的过程，而是一个可以加以利用的巧合。在错综复杂的情境中，我们在前行时也要多留意一下周边的事物，特别那些错误和疏忽带来的后果，和那些不属于我们专业领域内的想法

陷阱8 竞争带来活力

这种竞争势必无法带来革新、创意和效率，它最多只能把每个人都变成一棵“胡桃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种树木的叶子有毒，毒素可以到达根部，影响到其他物种的生长，排挤周边的“竞争者”。长此以往，唯一能在胡桃树周边生长的就只剩下荨麻草了。
对于现实生活而言，“两报还一报”的方式或许更为适合。只有当对方出现了两次背叛行为后，人们才会用背叛的方式去回应对方。这种策略原谅了偶尔的失误，留出了更多的余地。

《观念的跃升》

Sun, 20 Jul 2025 00:00:00 +0000

[英]菲利普·费尔南多-阿梅斯托，赵竞欧译，《观念的跃升》，中信出版集团，2023年1月，ISBN: 9787521747492

观念塑造我们栖居的世界。我们无力掌控限制人类能力的非人力因素：进化、气候、遗传、无序、微生物的随机突变以及强烈的地震。但是这些因素无法阻止我们重新构想这个世界并努力实现心中所愿。观念强于自然中的一切。思想者们可以被抨击、被焚烧、被埋葬，但他们的思想永存。
“发达”社会的一个悖论是，越来越多的休闲活动并未解放我们，反而让工作变得烦琐，人们压力倍增。
城市是人类的头脑为改造环境设计出来的最为激进的手段——扼杀自然风景以换取一片新的栖居地。在城市里，一切都被彻底设计、精心打造，以满足只有人类可能想出的目的。
有宗教信仰的人，平均来看和其他所有人一样有可能作恶。我非常勤劳地、坚持不懈地去教堂，但除此之外，也没做什么高尚的事。鉴于宗教是让人向善的手段，它为什么没有效果呢？
社会变革增加了可用于科学的时间和资产，从事科学的人也增多了，这是当时西方社会背景的另一方面。正如我们已经提过的，中世纪大多数从事科学工作的都是神职人员。剩下的则是工匠（或艺术家，其社会地位并没有高到哪里去）。然而，在17世纪，随着贵族经济活动的多样化，从事科学在世俗贵族中成了受人尊敬的职业。
16、17世纪西方世界许多科学革命的伟大人物，一开始都对魔法感兴趣或者一直保持着兴趣。约翰内斯·开普勒是鲁道夫的门客之一。牛顿是一名兼职炼金术士。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也在学习象形文字和犹太神秘学符号。历史学家过去认为，西方科学起源于西方传统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或许确实如此，但文艺复兴时期的魔法也功不可没。
从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强国论的意识形态开始将传统元素融入现代版的神话，将日本人都定义为天照大神的后代。天皇是这位女神的直系后裔。他的权威相当于一家之主的权威。
19世纪的经历和一些希望及宣传是相符的。美国先后成为模范共和国、模范民主国家、新兴帝国、吸引移民的国家、早熟的工业化国家和超级大国。
相比于中国和日本，西方的传统在印度更容易被吸收而没有屈从感，因为“雅利安人”的神话——数千年前散布在欧亚大陆，据说最早使用印欧语系的人——创造了将印度和欧洲文化视为同类、同一起源的可能性。斯瓦米·维韦卡南达（又译辨喜）坚定地认为印度思想和欧洲思想是平等的，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宗师（gurus）。因此，印度可以接受选择性的西化而不会牺牲自己的身份和尊严。
1902年，庞加莱发表了对传统科学思想的批判。三年后，爱因斯坦从他默默无闻的平凡岗位中横空出世，像一个地道里的挖矿人，引爆了一个可怕的炸弹。当时他正在瑞士专利局担任二级技术员。学术界的钩心斗角将他排挤在学术界之外。但这也许是一种好的安排。爱因斯坦无须对任何人溜须拍马，也不用维护有声望的老教授的错误。不受学术束缚的他，充满创造力。
以牺牲人性和怜悯为代价的秩序意识形态总结了现代性的矛盾：技术进步，道德却倒退，至少看上去停滞不前。
遗传学包含了一个悖论：每个人的天性都是与生俱来的，但可以被操纵。
心智是重要的；观念是历史的驱动力（不是环境，不是经济，也不是人口，尽管它们都决定着我们的想法）；观念就像艺术品，是想象的产物。另一些结论颠覆了进步的幻觉：很多好的观念是旧的，坏的观念是新的；观念能够生效不是因为它们的优点，而是因为环境允许它们传播和引起人们的注意；真理并不比人们相信的谬误更有影响力；我们头脑中产生的想法可以让我们就像没有头脑那样疯狂。

《学历之死：美国博士消亡史》

Tue, 08 Jul 2025 00:00:00 +0000

赫布·柴尔德里斯著，杨益译，《学历之死：美国博士消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9月，ISBN: 9787208181632

对于现代教育而言，“大学”的理想目标及其现实困境始终是学者们讨论的热点话题。在《学历之死：美国博士消亡史》一书中，作者赫布·柴尔德里斯就从非终身制大学教师的角度切入，描绘了即将入行的教师如何进入到不同层级的教育体系，为我们展现出大学这座象牙塔中的金字塔结构。
正如柴尔德里斯所展现的美国临时教师与学生所遭遇的困境，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普通人手里的牌就是这么烂，除了精打细算还能做什么”的“功利主义”指南，也展现出了考生和家长们不得不面对的阶层分化现状——对于普通家庭而言，分数是报考学校与专业的基本条件，专业与就业密切相关，而就业与收入才是学子们寒窗苦读的朴实追求。
从这本书中，我们能看到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历史与当下的对比、高校与教师的博弈，也能看到这一行业曾经的幻梦落下帷幕，准备迎接前方的危机与挑战。
在高等教育领域，阵容强大的“临时教师”被冠以五花八门的称谓：兼职教师（adjunct faculty）、兼职讲师（part-time lecturer）、访问学者（visiting scholar）、博士后研究人员（postdoctoral fellow）、实践类教授（professor of the practice）、驻校艺术家（artist in residence）。它们掩盖了一个万变不离其宗的隐性条件：根据课程或学年需求得到工作，不保证长期聘用，报酬常常少得可怜，且不享有任何福利待遇。文雅的措辞使人们越发看不清事实的真相，我们不妨直截了当一些：大学教师的工作，本质上变成了一份“零工”（a pickup job），就像给优步（Uber）当司机，或是在“跑腿兔”网站（TaskRabbit）接单一样，本质上毫无区别。
“终身教职”一词本身就足够吸引人了——考察期满，保证录用。更重要的是，“终身制”这个称谓意味着，学校在乎他们，所以会为他们的职业发展进行投资；信任他们，所以把开启“学术自治”之门的钥匙交到他们手里。
中产阶级院校效法此举的同时还另有他法。它们推出研究生课程，吸引最有诚意的那些学生，让他们再花2—3年的时间来证明自己的实力（学生发现学士学位已经不足以使自己从一大群就业者中脱颖而出，因为在25—29岁的青年人中，已有超过1/3的人拥有本科学历）。这就是为什么最近几年有这么多院校将校名从“学院”改成“大学”：大学才能开设研究生课程，而研究生课程正呈上升趋势。在过去20年里，拥有硕士及以上学历的青年人数翻了一番，现已超过10%。
为了追求更高的教育质量，花费更多的钱总是可行的。于是，学校总是不断地提出新的课程方案，然后想方设法地为其买单。幸运的是，有无数个人和机构（或多或少）愿意慷慨解囊。
科研资助与上述情况大同小异，它也是一个努力让大学进入公众视野的过程。和橄榄球队一样，除极个别顶尖院校项目外，其余那些科研资助项目通常也无法自负盈亏。俄亥俄州立大学前任校长卡伦·霍尔布鲁克（Karen Holbrook）曾在2014年写道：“大学科研的实际成本，与支持大学科研的可用资金之间存在巨大差距。研究人员需要更多的行政及财务管理的支持，这意味着需要挖掘新的外部资金渠道来支付间接费用，包括人手、器材、教育资源、差旅费用等。” 这说明养一只会下金蛋的鹅是要下血本的。
高等教育体系中的“种群死亡”也是无数决定带来的结果，每个决定本身都有理有据，但最后却造成某一种群的生存危机。我们培养的学术新人太多，派上用场的却太少。

《血酬定律》

Mon, 16 Jun 2025 00:00:00 +0000

吴思著，《血酬定律》，语文出版社，2014年5月，ISBN：9787802411197

血酬定律有三个要点：

一、血酬就是以生命为代价从事暴力掠夺的收益。

二、当血酬大于成本时，暴力掠夺发生。

三、暴力掠夺不创造财富。

在暴力掠夺发生时，人类必定权衡成本和收益。成本至少有四类：

1、良心。同情心和正义感。

2、机会成本。在权衡中，与卖命并列的还有卖力、卖身和卖东西等选项，人们会比较血、汗、身、财的付出与收益。

3、人工和物资的消耗。

4、暴力对抗带来的风险。无论是暴力镇压，暴力反抗，还是暴力掠夺者之间的竞争，暴力掠夺都要面临一定的伤亡风险。

强盗、土匪、军阀和各种暴力集团靠什么生活？靠血酬。血酬是对暴力的酬报，就好比工资是对劳动的酬报、利息是对资本的酬报、地租是对土地的酬报。
消除潜规则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允许受害者监督控制官吏，而让羊群监督甚至控制牧羊犬是很危险的，是可能导致变天的。正如老子和韩非所说，官爵赏罚和军队一样，乃“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低水平的马贼，拦路抢劫，打家劫舍，收入不稳而且风险巨大，这是性命与钱物的直接交换，属于破坏性比较强的低级阶段。高水平的马贼，发出通知（喊票），立下规矩，坐等人家纳贡交费，与官府收税相似。此时，性命换来的乃是一种制度，这是收入稳定而且破坏性较小的高级阶段。
顺便再提一句，海瑞借用孟子的话“非礼之礼、非义之义”来形容的东西，正是我努力描绘的潜规则。此时的海瑞已经明白了，他抵制和对抗的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犯罪行径，而是另外一套规范着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并且获得双方认可的义礼体系。海瑞强调了这套规则与正式规则的不同，但是他还没有找到一个简明概念。
于是，形格势禁之中，县官的真实身份也势必改变，成为他本来不应该是的东西。那么县官不是县官又是什么呢？海瑞的结论是：“县官真做了一个驿丞（招待所所长）”。
徐霞客是我们的文化精英，但《徐霞客游记》也难免凝结着我们潜规则的文化传统。他旅游的许多费用，就是凭借捆绑和鞭挞的官府之威，违反中央规定，转嫁到了农民身上。在躲避逃亡的农民眼里，这等横吃横喝的过客无异于黑帮。
“灰牢”就是非正式监狱的意思，这是我杜撰的词。我经常犯杜撰新词的毛病，其实也是被逼无奈。按照法律法规，这东西不该存在，不过考察历史和现实，这东西又随处可见，而且各有公开认可的名称，并未躲躲闪闪。这种说黑不黑、说白不白的东西见多了，想给个统称，一时又找不到，只好临时杜撰一个。
看了上述故事，自然可以明白小黑屋和学习班是什么东西了。那是一个权威部门用来关押“有过失”的人的地方，在这里，关押是强制实施的，是作为惩戒手段使用的，是对人身自由的剥夺。具有这些特征的地方正是监狱。然而，乡镇政府和管理区属于行政部门，没有权力建立监狱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因此我们又不好称之为监狱。如果不叫“灰牢”的话，我们就只能向当地人一样称之为学习班或小黑屋。
专门研究延安时期的学者朱鸿召和我谈起过当时常用的一个手段，就是把人扣下开会学习，不转变立场不放人。他提到1942年10月召开的一次西北局高干会，毛泽东作开幕报告，为了让那些与毛主席不是一条心的人转变过来，会期竟长达88天，不转变就不散会。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立刻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猜测那些被扣下的领导该如何打小算盘：脱离权位越久，自己的影响就越小，被别人代替的可能性就越大。再不转变，想闹二心也没本钱了。
农民天经地义的观念并没有明显变化，干部方面却有变化。他们要盖超标准的办公楼和宿舍楼，要买高级小车。天经地义应该由政府出面该做的事情，譬如蠲免赈济，却公然撒手不管了。
据1926年3月《东方杂志》报道：“四川自军兴以来，各种税捐，如云而起，或原有其税，从而加重；或同一税捐，重复征收；或就驻所区段，各立关卡；或藉各种名目，巧为搜括。就其取费之名称言之，有护送费、江防费、送船费、护商费、验放费、船厘、团防费、清乡费、估本费、验船费、统捐费、护农费、红十字费、落地费、临时军费、盖戳费、划子费、公票费、乐捐费、兴学费、出口税、抵岸费，其他名称，不一而足。
由此看来，中国人民挂洋旗，入洋教，确有一番不得已——这是寻求不被人任意宰割的基本权利，寻求对人民负责的政府和军队。
现在的问题是：洋旗的价值应该如何定性？换句话说，洋旗带来的钱，到底属于什么钱？属于劳动报酬吗？属于土地厂房之类的租金吗？属于投资或存款的利息吗？在我看来，这笔钱应该叫法酬——法规或制度造成的收益。
在潜规则当中，谁最有动力和能力消灭潜规则？当然是受害的一方。受害者便是被搜刮的百姓，他们人多，眼睛多，感受深，坑害他们的坏事很难逃过他们的眼睛。一旦官员的命运和前程掌握在他们的手里，潜规则发挥作用的空间必定大幅度下降。这就是消除潜规则的关键。

《潜规则》

Sun, 08 Jun 2025 00:00:00 +0000

吴思著，《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15年11月，ISBN：9787309063660

长话短说。我跟踪此事达数年之久，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不是我最初想象的道德善恶问题，我面对的是大多数人处于一种利害格局中的寻常或者叫正常的行为，它基于大家都可以理解的趋利避害的现实计算。不触动这种格局，报道或调查通报乃至撤职处分，说好听点也不过是扬汤止沸，在我的个人经验中，由于扬汤的勺子太小太少，连止沸也办不到。后来，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化肥供应增加，政府退出，市场放开，现在化肥供求起伏波动，时常过剩，市场的供求规则取代了官场潜规则。
收入本书的这些随笔，大体都在讲中国传统社会是如何“淘汰清官”的，解释清官为何难以像公开宣称的那样得志得势，为何经常遭遇被淘汰的命运，以至青天大老爷竟成为我们民族梦的一部分。
他这种进退自如的处境，用古代民间谚语的话说，叫作“官断十条路”——案情稍有模糊之处，官员的合法选择就有十种之多。怎么断都不算错。
段光清的哥哥接受建议，召集同乡开了会，果然大家踊跃掏钱，贼开花的问题就这样得到了双方满意的解决。
经过调查，张集馨发现，那些白交还要遭受两重刁难的号草，按规定竟要由政府向民间购买。国家规定的收购价格是一文钱一斤。折算为现在的货币和度量单位，大概就是两毛多钱一公斤。当地每年收驿草十多万斤，财政拨款将近人民币两万元，但是这笔钱根本就到不了百姓手里。张集馨写道：“官虽发价而民不能领，民习安之。”
我有点不满的只是他们收了钱还要拖你半年以上，不催几次，不走后门，安装工人就不来给你装。我当时也知道安装工人上门，按规矩还要塞给他们一二百元的辛苦钱，至少要塞他们两条好烟，不然装上了电话也未必能接通。就连这笔费用我也愿意掏，只要你别再没完没了地拖下去。我认可半年的拖延，也认可辛苦费，如果电话公司强迫我买他们的电话机，我也准备认可。这就是我眼中的第二等公平，也是我真正指望的公平。在整个过程中，一切都是我主动的，并没有人拿刀子逼我排队装电话，更没有人逼我往工人手里塞钱塞好烟，我愿意认账，我也不会告状和揭发。
不公平的感觉是一种易燃易爆的危险品，几个好汉在公平奇缺的世界上敲出了几颗火星，全中国便翻卷起逼人的热浪。令人感叹的是：太平天国实际展现出来的内部关系，与他们那面漂亮旗号的差距，并不比《大清会典》与黑秤的差距近多少。
更明白地说，一个变质的政府，一个剥削性的越来越强，服务性越来越弱的政府，自然也需要变质的官员，需要他们泯灭良心，心狠手辣，否则就要请你走人。这就是此前300年陈奉与冯应京相替换的背景，也是此前1700年司马直自我淘汰的背景。在这种背景下，清官和恶棍的混合比例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定向选择的结果。恶政好比是一面筛子，淘汰清官，选择恶棍。
在权力大小方面，皇上处于优势，官僚处于劣势。但是在信息方面，官吏集团却处于绝对优势。封锁和扭曲信息是他们在官场谋生的战略武器。你皇上圣明，执法如山，可是我们这里一切正常，甚至形势大好，你权力大又能怎么样？我们报喜不报忧。我们看着领导的脸色说话。
清朝官场通行的送礼名目叫“三节两寿”。三节是指春节、端午和中秋，两寿是指官员本人和夫人的生日。
我效法古人任命官员，将他们派往全国各地。没想到刚刚提拔任用的时候，这些人既忠诚又坚持原则，可是让他当官当久了，全都又奸又贪。我严格执法，决不轻饶，结果，能善始善终干到底的人很少，身死家破的很多。
理解中国历史和国情的关键，恰恰在于搞清楚隐蔽在漂亮文章下边的实际利害格局。没有这种格局的保障，那些规定不过表达了政府的善良愿望或者骗人唬人的企图。
“潜规则”本来就是对一种大家并不陌生的社会现象的提示，这个词可以唤醒各种各样的个人知识，启发有心人继续探索，给出定义反倒有僵化之虞。定义不过是一块垫脚石，彼岸莽莽社会丛林中的真实生态，才是真正要紧的关注对象。
下边是我想到的垫脚石：
- 1、潜规则是人们私下认可的行为约束；
- 2、这种行为约束，依据当事各方的造福或损害能力，在社会行为主体的互动中自发生成，可以使互动各方的冲突减少，交易成本降低；
- 3、所谓约束，就是行为越界必将招致报复，对这种利害后果的共识，强化了互动各方对彼此行为的预期的稳定性；
- 4、这种在实际上得到遵从的规矩，背离了正义观念或正式制度的规定，侵犯了主流意识形态或正式制度所维护的利益，因此不得不以隐蔽的形式存在，当事人对隐蔽形式本身也有明确的认可；
- 5、通过这种隐蔽，当事人将正式规则的代表屏蔽于局部互动之外，或者，将代表拉入私下交易之中，凭借这种私下的规则替换，获取正式规则所不能提供的利益。
在潜规则的生成过程中，当事人实际并不是两方，而是三方：交易双方再加上更高层次的正式制度代表。双方进行私下交易的时候确实是两个主体，但是，当他们隐蔽这种交易的时候，就变成以正式制度为对手的一个联盟。隐蔽本身就是一种策略，这种策略的存在，反映了更高层次的正式制度代表的存在。
张献忠凭什么理由进行这等规模的大屠杀呢？张献忠在成都立过一块七杀碑，上边刻着他的理由：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
原来，大屠杀也是以天道为根据的，而且仔细想想，张献忠的推理并未违反逻辑。天道居然可以被合乎逻辑地打扮成这副凶相，不能不叫人刮目相看。
这些年我们老说假货泛滥，以为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似乎过去就没假货，至少是没有那么多假货，看来这是偏见。实际上，不仅我国制造和贩卖假货的技艺高超、历史久远，假货的普及程度恐怕也不在今天之下。
我猜想，古今中外的地摊和行贩行为都差不多。大店名店则另是一路。造成重大差别的不是时间、地域和民族，而是具体的商业制度。
当时的心理似乎就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人类不懂的东西很多，别真出什么事。这是一种非理性的恐惧。这种恐惧和担心，直到我过了二十五岁才彻底打消。当然，什么事也没有出。可是这种预言对我内心的影响却是真实有力的。将心比心，我估计深受算命看相之类的预言影响的人，数量不会太少。
说规章制度和执行情况都很严格，但是你不可能整天盯着她。只要有一点空子她就贪污，而一点空子也没有是根本不可能的。我说你为什么不逐步换人呢？他说换过人，新来的还是这德行。这时我想起了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定：人是理性自利的，人们都要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只要贪污的风险不大，贪污就是他们的最佳策略。我说，那你就认帐吧，她们贪污是很自然的事情，别大惊小怪的，这是你必须付出的成本，只要别太过分就行。你就把这笔钱当成管理费用吧。他想了一会，说，也只好如此了。
我们还没有建立一个能够保证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人间制度。我们看惯了好人倒霉和恶人得势。这就是“迷信”生根开花结果的沃土。“迷信”斩钉截铁地告诉你，天下的事情终究是公平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善行必得善报，恶行必得恶报。现世不报来世报，活着不报死了报。所以马克思说，宗教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对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社会来说，秦帝国的建立结束了长达数百年的战乱和半无政府状态，为社会确立了秩序，展现了结束无休止的征战的希望，因而深受欢迎[94]。但是，帝国制度在解决老问题的时候又造成了官僚集团瞒上欺下追求代理人利益的新问题。同时，帝国无可匹敌的强大导致了统治集团不受制约的自我膨胀，导致了对被统治者的过度侵害，自耕农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被沉重的劳役和刑罚制度所取代，帝国的根基破坏了，秦帝国二世而亡。
帝国制度是在多种暴力-财政实体并存、优胜劣汰的环境中逐步建立和完善的组织形式。这套制度调动资源的能力、战争能力和稳定程度接近了当时的生产和技术条件所允许的最大化。这是一套经过上百个国家二十多代人断断续续的积累和摸索，将不同领域和不同层次的制度组合匹配而成的高效率的体系
在统治集团眼里，他们与物质生产者之间的关系，类似牧人与羊群的关系，而羊群对生长条件的要求、羊群的好恶和承受能力对牧人的行为是有重大影响的。为了长期利益的最大化，牧人必须约束自己，必须付出努力，提供并维护羊群的生长条件。
官僚代理人的个人利益与帝国和部门的利益也远非一致。他们扩张自身特殊利益的形式，体现为税外加税、费外加费、层层加码的一套潜规则体系，一套通过自身的膨胀而架空了统治集团对被统治集团正式承诺的体系，一套并不明说的、由各种利害主体在实际生活的冲突中挤压出来的、勾勒出真实的人际关系和集团关系边界的规则体系。
小农经济对贪官污吏的耐受性很强，对帝国官僚制度的适应能力很高，直接结果便是支持了帝国的统治方式——就好像耐粗饲的家畜品种支持了粗放的牧养方式一样，小农经济也支持帝国粗放迟钝的管理，并且间接抑制对帝国统治方式的耐受性较弱的工商集团的发育。
帝国制度轮回十余次而基本结构不改，根本的原因，是不能形成冲出农业文明的力量。因此既不能解决人口与资源关系的长期性问题，也不能形成构造新型政治均衡的社会力量，从而解决统治集团堕落的周期性问题。小农经济的基础不变，诱导或胁迫帝国制度发生根本变迁的利害格局就不能形成，王朝循环就不会终止。

《我们脑中那些挥之不去的问题》

Thu, 05 Jun 2025 00:00:00 +0000

卓克著，《我们脑中那些挥之不去的问题》，机械工业出版社，2019年6月，ISBN: 9787111622222

03 转基因三文鱼是一场阴谋吗？

作为现代人，我们如果非常担心，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找到专业机构对这些风险的评估结论。如果发现这些新事物的风险并不高于生活中对应的传统事物，那就放心接纳新事物吧，因为它们可以带给我们更多益处。可我们更经常见到的是盲从的人，从旁观者的角度看，他们实际上采取的是不同标准，比如他们担心基站天线的辐射，却享受在阳光下散步，他们不知道阳光的辐射比手机高成千上万倍。

07 什么样的星球上才会有高级生命？

总之，我们目前对生命的理解仅限于地球。接触过统计学的人都知道，根据小样本做推理得出的结果大都错得离谱。有时候科学探索的模式好像分形结构，资料匮乏时有相当多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但随着资料丰富起来，问题未必就逐渐消失，相反，往往还有新的问题在越来越细枝末节的层次上生长出来，站在每个知识点上面对的未知都是相同的。当然，这些不断出现的悬念才是科学探索的魅力。

12 假如地球上没有光合作用会怎样？

地球历史上大气中含氧量变化很大，虽然有很多不同模型估测含氧量，但大致结论是一致的：从5亿年前到今天，含氧量变化从12%到35%，当前是21%。
我们在能量上对比了无氧呼吸和有氧呼吸放出能量的效率，两者差异巨大。能量在食物链上的传递存在转换效率。如果每一级的效率只有2%，那食物链可能总共只有2级；如果每一级的效率有40%，那食物链可能会有4～5级。所以地球早期没有复杂动物，有复杂动物就说明有氧呼吸是主要生存模式了。

13 如何理解引力公式？

公理是人类认知上最基础的一级，没法再追问公理为什么是正确的。
物理学家是在公理的基础上进行测量和研究的，他们是“最激进的保守主义者”。这句话是一个曾经参加过曼哈顿计划的美国物理学家惠勒说的。物理学家的保守体现在：大部分人都会尽量使用现有的理论做研究，直到新的发现用现有理论实在不能解释了，误差实在大到无法接受的地步为止。这就是一种奥卡姆剃刀的精神：如无必要，勿增实体。
那么牛顿的时空观错了吗？没有错，只是牛顿提出的时空模型在更精确的测量中不那么准确了。现在科学家使用广义相对论这个模型可以更好地吻合测量结果。所以，我们的真实世界既不是牛顿描述的那样，也不是广义相对论描述的那样。那真实世界是怎样的呢？这样的问题没有多大意义，因为我们测出什么样，它就是什么样。我们不仅要测量，还寄希望于找到一套理论可以圆满地解释测出的所有结果。
所以，如果你对“世界是什么样的”“什么是存在”这样的问题感兴趣，了解当前物理学的理论、知道如何测量、学懂数学是最有效率的方式。

14 电火花是怎么产生的？

哪些系统是科学无法解释的呢？它们大都拥有以下特征：目标不易测量，结果受多种因素叠加的影响，而且叠加效果并不是线性的。那些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现象都是这样，而研究者一旦有了分析非线性系统的方法，这些学科也会出现突飞猛进的发展。

15 为什么会堵车？

我们再回到特大城市的交通问题上。城市的道路资源有限，车辆太多是一个重要因素，但不遵守交通规则乱开、乱骑、乱走的人是破坏秩序的根源。而且只要20个人里面有1个破坏了规则，就会让这个城市整体的交通图景一团糟。实际上不严格遵守交通规则的人比例远远高于5%。看看那些电动车闯红灯、非机动车道随便停车，还有见到前车减速就来回变道的情况，就能对这一比例有一个了解。
到底本质问题是什么呢？是人口问题，开车上路的人太多了。有交通部门通过摄像头统计过高速公路上的车辆，70%的车是单人驾驶。这个比例在市区也大致类似。留出安全行驶的距离后，一辆车行驶时需要占用30米×6米的路面资源，停车时需要占用7米×4米的路面资源。而这么大面积大多数时候仅仅解决了一个人的出行问题。
秩序既包含井然有序，也包含乱成一锅粥。不论哪种局面，都是系统里众多个体按各自规则行事后，全局所呈现出的样子。
在系统中个体与个体之间还会互相影响，这种影响的大小不但难以测量，而且还经常非线性叠加，这就增加了用科学原理解释秩序形成的难度。
在社会生活中出现的秩序有两个重要的成因：一个是自上而下的，一般是规章制度、法律条文；一个是自下而上的，一般是个人意愿和行为习惯。两者共同塑造了秩序。如果一定要分出先后，我认为个人习惯和意愿比规章制度出现得更早。法律是这些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用比较精准的语言抽象出来的文字条款。道德也是在这个抽象化的过程中产生的，只不过底线比法律要高。

16 为什么净化器上的PM2.5数值不准？

空气净化器并没有很高的技术含量。如果你拆开过净化器，会发现它主要的功能是通过风扇+滤网来实现的，但这只是其中一类净化器，叫滤网式净化器。滤网式净化器中空气经过滤网完成净化，所以风扇必不可少。这种滤网叫HEPA滤网（HEPA是一种净化标准），全靠它过滤PM2.5颗粒。只要符合HEPA标准的滤网，各种品牌的净化器都差不多，就算把HEPA滤网绑在电风扇上也照样可以起到净化的作用。
看完以上的介绍，你可能觉得那些售价1000元以上的滤网式净化器都不太值，其实它们卖得贵还是有道理的。首先就是那个塑料外壳，想充分利用滤网的每个角落就需要设计一个良好的风道，让滤网的每个区域都能均匀地出风，这个目标就要通过外壳来实现。此外，净化器工作时要想静音，风扇转速和噪声的控制就需要更智能。这些功能都是有成本的，尤其是把PM2.5数值测准并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远不如测量电压、电流这些参数简单。
原因是它们采用了最便宜的方式，也就是利用红外光散射法测试PM2.5。这种测试仪的腔体内有一个LED灯头，它发出950纳米波长的红外光，比人眼可以见到最红的光波长略长一些。红外光照射到腔体内空气中的微小颗粒会发生散射。从宏观上看，散射就是光线不沿着光路入射、折射、反射，而是向四周各处发散，所以我们在入射光和障碍物这条光路之外一个偏转角很大的区域安装一个探测器，这个探测器专门收集散射过来的光信号。
这种测量单位是多少“个”颗粒，但PM2.5数值的单位是微克每立方米，所以还需要把颗粒的个数通过一个公式换算成质量才行。这是一个经验公式，通过大量统计规律可以找到公式的系数。
你是不是觉得美国大使馆公布的数值很可靠？也不尽然。他们的仪器虽然很先进，但先进的仪器也需要专业的人员来维护和校准，不同环境下的零点值是不同的。美国大使馆公布PM2.5数值的大小、时间间隔、测试仪安装位置，全都违反了测试规范。从这个角度看，我怀疑美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可能没有能力对他们的仪器进行校准。该仪器的校准十几天要进行一次。所以，即便是美国大使馆这种机构公布的数值，我们也不用迷信。
我们在媒体上经常可以看到某某产品的评测，但很少有文章能说出真正的缺点。总体上看，99%的文章都是软文。也就是网站和厂商签了广告年单，年单里除了约定有广告位露出外，还会承诺新品评测文章的数量。这样的评测肯定以突出产品特点和提升品牌美誉度为目的，几乎不会说真正的缺点。但这只是新品评测说不到点上的次要原因，更主要的原因是评测人员并不了解工程细节。
每个产品领域的工程师都有一套“产品工作原理”。一个负责任的厂商会在原理基础上对产品进行定位，在功能上有所取舍。比如一些媒体评价某款新能源汽车单位距离下耗电量大，殊不知是因为厂家在使用体验和电池容量上做了取舍。

17 为什么很多事情找不到原因？

这项统计莎士比亚著作词汇分布的事儿真的有人做了，最后得到β值等于1.132。这个分布图形如果按我刚刚说的规律画出来，和各国GDP的图像是一致的。而这个规律不论你多么熟悉莎翁的作品都是想不出来的。数据的这种分布规律有个专有名词，叫幂律。幂律分布就和我们刚刚说的泊松分布完全不同了。如果我们再把莎士比亚著作中的词汇频率统计加和一下，就会发现20%的单词用掉了全部著作80%的篇幅。这就是著名的二八定律，比如：20%的人占据了80%的社会财富，20%的人喝掉了80%的啤酒，公司里20%的人做了80%的具体工作，20%的畅销书占据了80%的市场。而这背后的规律就是因为这些东西按幂律分布。
还有一些你根本想不到的场景中存在幂律，比如微博上转发次数的排序、森林火灾、大洪水、地质灾害，它们发生的规模和频率也一样呈现幂律。我们经常会花时间和精力分析一个特殊事件——有时候是天大的好事，有时候是天大的坏事——发生的原因，总结经验，希望今后再次成功；或者吸取教训，希望今后避免。这是因为作为灵长类中的人类，我们十分渴求规律，我们需要把事物简化，好让信息进入大脑。想记住完全随机的信息是件极其困难的事，所以找出引人注意的大事件发生的原因是我们的天性。但其实很多大事件的发生没有特殊原因，只不过它们在幂律下必然会发生。
刚刚我们说了，对符合幂律分布的事件而言，通过找平均值来解决问题是没希望的。但至今关于幂律分布的知识还没有出现在教材中，这主要是因为凡是和幂律相关的事情往往包含非常复杂的过程，我们甚至没法收集完整数据，比如地震、火山爆发。另一个原因是幂律往往包含人的因素，大都不是理工科的研究对象，文科类专业即便学统计学也不会比理工科更深入。幂律分布其实分析起来比较复杂，相当多种类的幂律分布是根本不存在期望值和方差的。而在统计学这门课中，核心内容就是期望值、方差、线性回归之类的内容，所以导致不少人对幂律不熟悉。
我们在生活和工作中总是避免不了用非理性的习惯去找原因。那么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考虑呢？我们怎么做出一件轰轰烈烈的事情？比如不少人在公司负责新媒体的运营，希望早点出现单篇阅读量10万+的文章。通常的做法就是，搞个抽奖活动或者多发文章，但这些不能常态化的做法收效甚微。这时我们不妨想想沙堆的例子，沙堆之所以会有大型崩塌，并不是因为落下来的那粒沙子比其他沙子重、下落速度快，而是因为之前每一粒沙子之间有紧密的摩擦关系，是所有沙子共同的作用让它们在地球的重力场下形成了一个沙堆样子的东西。只要沙堆出现了，在你洒沙子的过程中，总有机会形成一次大型崩塌。如果这些沙粒之间没有紧密的作用，而是像水一样平铺开来，就很难有崩塌出现。新媒体运营也是如此，产生巨大的传播效果就好像让沙堆崩塌那样，当你每篇文字都能激起读者的共鸣，你就一定程度上轻轻地把读者联系起来了。当你写出很多这样的内容，你的沙堆就会越堆越高并最终崩塌。任何一个做得好的公众号都有这样的特性。这种分布规律形成了，就不用担心没有流量和传播效果了。
幂律无处不在，但它在生活中很多地方经常以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现，有时候甚至可以告诉我们一个更深一层的道理：很多看上去不得了的事情，它的发生并没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理由。知道了这一点，我们就能更坦然地面对大事件，而不会经常陷入一些无意义的思考。
当一件事情发生，尤其是当这件事已经是灾难，或者已经极为显著而不能忽略时，我们总希望找到原因。找原因的念头有时候非常强烈。但这篇文章就专门列举了很多服从幂率分布的场景，在这种条件下，根据传统思路去找原因一定会失败。
幂率分布什么时候会出现呢？在样本的分布不独立，即互相影响时。这一点是复杂系统通常都具有的特性。复杂系统很难建立数学模型，只有在某些特殊条件下才能进行分析。什么是复杂系统？比如人群的行为就是。每个人如何行事，不光由他自己当前的状态决定，也由周遭其他人的行为决定。所以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听上去好像是文科，其实它们在科学化的方向上有极大发展空间。
科学不能解释的很多东西都是因为它们属于复杂系统。这种复杂系统在短期还可以模拟，长期演化下则没有数学模型可以预测。所以，凡是能对复杂系统中出现的事件煞有介事地分析出其中原因的，都不可信。有时候那些分析貌似极有道理（比如股票预测），但其实只是另一种形式的心理安慰。毕竟给一个显著的事情找到原因，心里会感觉踏实些。
一件事的发生有时候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能坦然地接受这样的结论会让我们内心多一分平静，这可能是这类思考方式带来的直接好处。

18 锂电池应该怎么用？

移动设备里大都只有一块锂电池，而且基本上都是三元锂电池。三元的意思是三种元素：镍、钴、锰。三元材料电池就是用它们做正极材料Li（NiCoMn）O2的。

《清代八股文》

Sun, 01 Jun 2025 00:00:00 +0000

邓云乡著，《清代八股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1月，ISBN: 9787543453326

产生的基础

八股文是在中国语言、文字、考试制度等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萌芽、产生、发展形成的。没有特定的客观条件和历史因素，不可能有八股文。世界上其他语言条件、文字条件的民族和国家，不可能产生八股文。

八股文与科举考试关系之二

科举考试制度，给千百年来读书人，用现在的话说，叫“知识分子”吧，一个平等的竞争机会，而这种竞争是和平的，不是用暴力方式取得的。这样反过来又对社会、国家都起到一种重要的稳定作用，和平作用。
在几百年中八股文科举考试的竞争中情况多种多样，说也说不完。而其间最重要也最现实的，就是有的人少年科第，十分顺利，很快在二十来岁就考中进士，甚至得中三鼎甲。有的人就十分困难，进学成了秀才之后，经过好几年，才艰难考中举人，又过许多年，才考中进士，等到这时，人也老了。更有一些人，努力了几十年，却根本考不进，考不中，不仅进士、举人考不中，甚至连个学也进不了，岁数很大了，还是一个童生。

八股文与私塾教育

私塾的教育方法，真正能做到因材施教，因人而异。比如同时十来个学生，不但可以分别按不同程度读不同种类的书，比如三个读启蒙读物、《三字经》、《千字文》这类书的，两个读《论语》的，两个读《孟子》的，三个读《诗经》的，两个读《左传》的……都可以同在一个老师的教导下、一个房间中共同高声朗读。
老师点句领读、学生跟读之后，就是初步完成了教读的任务，然后学生自己去读，一遍又一遍，大概读一二个小时，然后按规定时间到教师前放下书，背转身来背诵。
学写八股文的过程，是分开来逐步学习这个格式的。先学写“破题”，然后再学写“承题”、“起讲”等部分，直到学会写完整的八股形式的文章，谓之“完篇”，这才算初步学会写八股文了。

八股文教育特征

传统习惯就是高声或低声诵读，总之是要读出声音来，这与汉语的声节特征有关，纵使重复几十遍、上百遍，也不会疲劳，而且易于记忆。这种方法，从很古就已形成，而且读的很节奏，有腔有调，即所谓“弦歌之音”。
即现代西方教育从启发儿童思维入手，而中国传统教育则是从利用儿童记忆力强、理解力差的特征入手，先强调记忆，从中国传统悠久文化讲，掌握中国传统文化，必须先学习读熟中国传统文化开始时，从无到有的几部经典古书。
经史典籍，学生自读。温习背诵，直接领会。思维训练，高速有效。扎实细致，自然学好。也就是：教师不大说话，最大限度发挥学生学习的记忆和思维能力，学生真正是自己学习。

历史作用试析

五百来年中，始终一致，这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朝廷统治、国家政治安定，又起到极为巨大的作用。这是有明、清史实足以证明的。
二是读好“四书”，才能作好八股文；作好八股文，才能考试得中；考试得中，才能改变社会地位，才能参加更高级的考试，才能作官。这样就所有读书人，都读“四书”，都读“五经”，国家鼓励这样做，社会上以此为荣，而且一延续就是几百年。
八股文教育的重点，大约是放在德育与智育二点上。德育是读圣人的书，受孔孟学说的影响，这在前面政治思想影响方面已说过，不再多赘。只说智育这方面，也可分为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是文化知识传授继承，识字、读书，读“四书”、“五经”，读唐诗，读《史》、《汉》，唐宋古文等等，以继承中国全部传统文化，一年一年，一代一代。这是知识教育，益于理解。二是思维的训练，这就是八股文教育更重要的方面。
命题作文，是限制思维的训练，即把作文人的思维限制在题目的范围内。而题目又出自“四书”的范围内，这就是更小范围的限制。而题目又多种多样，有的有内容、有话可说，有的却无内容，或过空，或过小，或不可理解，这样就把作者的思维限制在一个极小的圈子中。天长日久，这样习惯于这种思维的人，思维习惯，便易于集中。遇事不会漫无边际去乱想。

八股文的历史负作用

八股文最大的弊端还不在于读书范围窄、读书少，也不在于八股文全是空话和聪明才智之士，一生有用之精神，尽消磨于无用八股之中。更在于长期受限制思维之严格训练，思想习惯于束缚状态，天分极高之人，或能突破束缚，有超时之见识、应变之才能，而一般天分的人，思想只习惯于处在这样束缚状态之中，像孙悟空一样，在紧箍咒中大显神通。而各朝皇帝正需要这样的人，才有利于他的统治。
八股文在历史上是一种教育和考试的专用文体，它不是阐述各种学术观点的论文，也不是什么文学艺术作品，不能用《史记》、《汉书》、古人著述以及诗、词歌赋、小说戏曲和它相提并论。它所起的作用是文化教育、思维训练、考试选材等方面的作用。而所遴选的人才是为当时朝廷办事的官吏人选，并非专门学者，更非文学家、艺术家等等。

《被统治的艺术：中华帝国晚期的日常政治》

Wed, 28 May 2025 00:00:00 +0000

[加] 宋怡明著，[新加坡] 钟逸明译，《被统治的艺术：中华帝国晚期的日常政治》，中国华侨出版社，2019年12月，ISBN：9787511380326

导论

动员民众参军是国家不得不面对的最常见的挑战之一。在历史上的几乎每个国家中，都有一部分人或自愿、或不自愿地以当兵的方式为国家服务。如何动员民众参军？国家的抉择，对军队的方方面面——从指挥结构到军事战略，从筹措军费到后勤补给——均意义重大，亦深刻地影响着在伍服役的士兵。
本书讨论的是：在明代（1368—1644）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国家的军事动员决策所带来的影响。重点不在于相关决策造成的军事、后勤或财政后果，而是其社会影响，即军事制度如何形塑普通百姓的生活。
本书由四部分组成，每部分的空间和时间背景各不相同。第一部分的时间设定在明代军户制度创立伊始的14世纪末，地点则是明军士兵原籍所在的乡村。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的时间则来到15世纪和16世纪，主要探讨明代军事制度在进入成熟期后的运作方式。第二部分的故事发生在士兵戍守的卫所，第三部分的故事则发生在士兵垦辟的军屯。到第四部分时，我们会回到卫所，看看明朝灭亡后那里的情况。

第一部分在乡村

重要的是，每个家族都会使用某种叙事解释他们的处境。我们要分析的核心问题是，他们为什么采用特定的叙事，而没有选择另一些叙事。
“入籍”意味良多。首先，它指一桩具体事项：家族之始祖（通常是生活在14世纪末的那位先祖）的姓名被记录在“黄册”（一种特定类型的官方簿册）里面。黄册一式四本，其中一本和其他官方文书一起收藏于后湖黄册库。该府库位于明初首都南京附近的后湖（今玄武湖）群岛上，以防失火。所有军户理论上都被录于黄册。还有一套名为“卫选簿”的文书，用来登记拥有世袭军职的军户。本书插图中有一页卫选簿记录，起首登记的户主是蒲妈奴。
我希望借助倪五郎的人生轨迹，揭示出该体制的四个要素：征兵与入籍制度、分派与调转制度、补伍与勾军制度、定居制度。在此过程中，我还将利用倪五郎的故事，解释我在本书其他地方使用的一些专业术语。
在本书中登场的大多数军户家族，都是明初军士的后裔。他们的祖先，要么此时直接被强征入伍，要么随着14世纪80年代的“垛集”征兵随家人一同成为军户，要么则是受封的世袭军。
“卫”是一个军事单位，最高长官为指挥使。一个“卫”，按规定应有5600人，下辖五个“千户所”，每个“千户所”各有1120人。
位于华中的河南固始县，共有1730个在册军户。他们的正军被分派到358个不同的卫所，如图6所示，这些卫所遍布全国各地。因此，至少在明初，整个军户制度正常运作时，云南一名正军的死亡，会引发勾军的官僚程序，最终导致四千多里地之外的某个河南军户遣人补伍。明史大家黄仁宇将明朝强征劳力的整个制度比喻为“从深井中汲水，不仅仅是一桶一桶地，也是一滴一滴地”。具体到征兵制度，该比喻可谓十分切近。
但是，15世纪初，军队的官员发现，将士兵及军眷一道安置在卫所是件利大于弊的事。每当军队调至新的卫所，都会出现一大波逃兵潮。“因无家屡逃。”31鼓励士兵落地生根，或许有助于减少逃兵的出现。而且，军眷在卫所安家，当需要勾军补伍时，事情也会方便得多。如果能在卫所找到正军的儿子或弟弟，便会免去诸多烦琐的官僚程序。勾军官员只需给京师的黄册库和军户原籍的县令送去一纸公文，通知他们更新簿册即可。如此一来，向军户原籍发出勾军命令，在当地寻找补伍之人，再把补伍者送至卫所这一整套烦琐程序，便可统统免去。
另一方面，有明一代，数以千万计的军士并没有当逃兵。族谱透露出他们如何精心谋划补伍事宜，如何努力降低不当逃兵的代价，以及希望从中捞取怎样的好处。因此，族谱能够告诉我们军户制度在明代及其后所造成的更广泛的影响。
明初福建军户有三种应对征兵的基本策略，可以分别称之为“集中”（concentration）、“轮替”（rotation）和“补偿”（compensation）。它们不是互相排斥，而是互相重叠。许多家族会同时采取两到三种策略。“集中”策略，即家族的共同义务集中由一人履行。该人或代表自己，或代表自己的子孙，承担起整个军户的服役重任。我们之前已经见过“集中”策略的两个实例：勇于代兄从军的郑家次子，以及精明惜财的朱尚忠（当然，两人之所以形象迥异，是因为我们对前者的认识来自郑家的内部史料，而对后者的认识则来自谈及朱家的外部史料）。
在人类历史上，不计其数的国家会要求部分国民服兵役。无论在什么地方，士兵及其家庭都努力将服兵役的代价和不确定性降至最低，同时最大化所能享受到的种种特权。
一个家族，无论是独立军户，还是和其他家族组成复合军户，抑或拥有着多重户籍，其策略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将下述情况发生的可能性降至最低：正军因死亡、负伤、衰老或逃逸造成缺伍而军户却无法以最小的代价立即自动遣员顶补。
碰巧，有一个经济学术语很适合形容这类行为：制度套利（regulatory arbitrage）。它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被频繁使用。
“制度套利”指利用不同规管制度之间的差异，或者某人的真实处境与他在规制中的身份——规管制度对他的定位——之间的差异谋利的努力。在此不妨举一个非常简单的现代制度套利的例子：假设某人发明了一种新的草药配方，如果以之作为药物售卖，则会受到相应规管制度的严格约束；如果以之作为食品售卖，相应规管制度则宽松一些。因此，该人选择了后者，尽管他明知大家是以药用为目的购买配方。此时，他的所作所为就是制度套利（当然，导致房贷危机的行为比这个例子要复杂得多）。
当士兵被鼓励于卫所定居时，各方的利弊权衡出现了变化。定居政策的出台，旨在将卫所士兵更彻底地纳入国家结构之中，斩断他们与原籍之间的关系（即“解域化”），从而方便朝廷的调度部署，满足迫切的军事需求。但是，随着卫所士兵落地生根，建起新的社群，定居政策又反过来开启新的“再域化”历程。对原籍军户而言，关切的重点不再是出丁补伍，而是搜集证据，证明本户并未缺伍。
尽管远隔千山万水、世事变幻无常，军户的两支都希望与彼此搞好关系，最显而易见的目的是管控勾军的风险。
就这样，世袭兵役制度和安家卫所政策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鼓励相隔千里的宗亲长期保持联系。百姓绝对不是“自然而然”地希望维持这种联系。学者还将注意到，几百年后，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侨家庭也在设法保持与家乡父老的团结。孔飞力等学者认为，中国人的这种能力，肯定是由在国内浪迹、客居异乡的士人、商人和劳力的长期经验磨炼出来的。

第二部分在卫所

卫所的整体分布规律，使明王朝对各地安全威胁的认知和重视程度一目了然：首先，抵御边疆地区的游牧民族和外国势力的威胁；其次，确保皇室的安全；再次，护卫大运河上源源不断向京师输送的税赋；第四，维持国内的稳定；最后，在东南沿海地区，控制海疆的“倭寇”和走私活动。
朱元璋的对外贸易政策有三大要素。
- 第一，他将外国对华贸易限制在朝贡贸易的范围之内。
- 第二，他严禁对外出口贸易。中国商人被禁止出海做生意。这两项措施的实行未能尽如人意。
- 朱元璋对外贸易政策的第三个要素即沿海卫所制度，这也是本书的关注重点。该制度旨在落实前两个要素，并维护明代海洋秩序。
此外，无论是走私者、“倭寇”还是奉公守法的商人，都紧紧地嵌入了沿海地区社会。如早期镇压倭患的朱纨注意到，海上贸易与沿海居民的生活福祉息息相关，乃至于“三尺童子，亦视海盗如衣食父母”。几乎各个阶层的沿海居民，从贫穷的渔民到富裕的盐商，再到林希元这样的地方精英，都在某种程度上参与着非法海上贸易。
军事家谭纶曾撰文探讨沿海卫所驻军战斗力的下降，文中列举出官兵与军眷从事的各种职业。他对该问题深感兴趣，认为导致军队战斗力降低的罪魁祸首正是卫所居民职业的多元化。
戴思哲（Joseph Dennis）也已证明，将地方志视为一成不变的文本是有问题的。这个结论同样适用于族谱。
军官及其部下利用自己在一个规管制度——军队——中的有利地位，在另一个规管制度——国际贸易体制——中捞取好处。镇守东南沿海地区的士兵，主要的军事任务是维持海上秩序、消灭走私和海盗行为。平定“倭寇”是他们的职责所在，但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却正是那可怕的“倭寇”。
旨在限制中国与世界各地之经济联系的明代制度，事实上却在构建这一联系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那些谋划着在军事制度中如何更好地生活、操纵着体制为自己谋利、决定着在何种程度上接受或拒绝国家控制的军户家庭，则在中国海外侨民及全球贸易网络的发展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卫学——如陈用之创办的那间——在作为社区的卫所的历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这同样是朝廷始料未及的。
和一般的府州县学不同，卫学起初没有“廪生”（领取国家津贴的生员）或“贡生”（被推荐入读京师国子监的生员）的名额。直到15世纪中叶，亦即陈用之生活的年代，此种制度性歧视方被纠正，卫学获得相应名额。

第三部分在军屯

鄢家努力让军籍带来的好处尽可能惠及更多的族人，同时将其带来的负担尽可能限制在一个最小的范围内。他们显然认为身为军户有利可图。数百年后，明王朝行将就木之际，他们依然在表面上尽职尽责地执行着军中的任务。
明代军队的士兵，大多数其实根本不是真正的士兵，至少不是大家想象的那种从戎之徒，而是务农之人。即使是在明初，各卫所中仅有少数正军做着我们通常认为的士兵工作——练武、出操、巡逻或偶尔奔赴战场。其余正军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夫。他们很像民户，但与民户绝不相同。
“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 9这句长久以来为人津津乐道，但很可能是后人捏造的话，很好地概括了朱元璋解决军队后勤补给问题的方针。
为了实现军队的自给自足，明初，朝廷恢复了一项历史悠久的制度：屯田制。“屯田”一词的核心含义便是由士兵开垦并耕作田地。
我们有理由说，军屯体制的历史就是一个持续衰落、最终失败的故事。毕竟从长期来看，军屯制确实未能实现令卫所自给自足的预期目标。但是，我们在这里无意探讨军屯制的失败原因，也不想描述其衰落过程，正如我写本书的宗旨不在于展现明代军事制度的失败一样。我想要揭示的是，随着明代军事制度演变，百姓如何顺势变通地与之打交道，如何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利用制度的具体特征实现趋利避害。即使军屯制没有实现其初衷，它势必对一般民众——无论军户还是民户——的生活影响深远。
拥有土地是一种稳健的、低风险的投资。这为制订策略创造了可能性。如我们所见，获授军屯分地的军户日后可能出于各种原因失去对屯地的使用权：或是为规避赋税负担而逃逸；或是被部署到其他地方、投入其他任务；又或是自愿出售、转让屯地以换取现金。若地价上涨、土地升值，他们便会努力索还屯地，从而大赚一笔。为达目的，他们在一个独特的规管制度内申说自己的特殊诉求。易言之，他们是在利用军屯土地与一般私田之间的差异进行套利。
制度套利就是利用差异谋取好处，或是自身的真实处境和自己在管理制度中的位置之间的差异，或是多种管理制度之间的差异。
明朝覆灭后，顾炎武撰写了一部体大思精的历史地理著作，表达了对明朝灭亡的无限惋惜。他总结了明朝后期福建军屯制的种种弊端，写道：“或有田无军，或有军无田。”
在特殊的土地登记制度下，屯田无论怎样私有化，都始终有别于一般的私有土地。军户经常试图利用自己可以索还屯田的特权浑水摸鱼。他们把屯田当作私有土地卖给民户，然后凭借自己的军籍身份，不用掏任何费用就能讨回土地。
经济史专家业已证明，中国人善于利用土地所有权维持并提高自身地位。农村居民发展出各种策略，以类似于当代金融工具的手段“金融化”自己的土地使用权。拥有屯田的军户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他们不仅利用自己的土地使用权，还利用某些土地和某些家庭所享权利的模糊性，尽可能地为己谋利。民田和屯田的管理制度，各自独立却又相互重叠，为他们创造了套利空间。

第四部分余音

新生的清政权面临统治一个复杂社会的挑战，刚打下江山的满洲人自然而然地借鉴了距离自己最近的明代模式。清政权的合法性，部分地建立在接受天命、恢复秩序的基础上，而使行将崩溃的制度复苏，正是证明这一点的手段。因此，无论是出于现实方面的原因，还是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量，满洲人沿用了许多明朝的制度。实际上，早在顺治元年（1644）清兵入关、清王朝正式建立之前，满洲人就已经开始采用明朝各种制度了。入关不过是加速了这个过程罢了。
顺治元年（1644），首位清朝皇帝在北京登基，之后清朝用了整整四十年才结束动乱，恢复太平。
康熙五十年（1711）以来，每当游神之时，关帝被抬出庙宇，上街巡行，这可不仅是净化人心、护佑众生的宗教仪式，同时也在纪念新组织的成立。甚至可以说，游神会就是庆祝合同订立的仪式。
国家创制档案，档案作为一种工具，主要是为了帮助统治者了解百姓的状况。
清初官员大多满足于利用明代留下来的簿册材料，因为其他选项的成本似乎太高了。这一决定，为档案与现实之间形成制度性落差创造了条件。

《小镇喧嚣》

Mon, 03 Mar 2025 00:00:00 +0000

吴毅著，《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2月，ISBN: 9787807682158

这样一来，用林靖南自己的话来说，在40岁以前，他就完成了从“耍嘴皮子”（教书）到“拿笔杆子”（给领导当秘书），再到“扛枪杆子”（到乡镇当党委书记，从事基层领导工作）的人生历程三大转折。
林书记对我说：“如果一个乡镇政府的食堂到了中午却没有多少客人来吃饭，那这个地方的经济也就没有什么指望了。”
这是我初识林书记之后他给我留下的第一句颇带理论意味的话，接下来的第二句话也同样令我思考。他说：“作为书记，上面的领导来了，你不能不陪；区里各科局的领导来了，也不好不陪；遇有重要的客商就更是不能怠慢。这些人可都是小镇发展的希望。这样，吃饭就不仅是招待客人，更重要的是在工作。喝酒就更是乡镇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功，因为必须要把客人陪好。你要做乡镇调研，就一定要从吃饭和喝酒开始。”说这话的时候，林书记端起一大杯枝江大曲与我相碰，然后一饮而尽。
一次交谈中，林书记就这样对我说：“乡镇是最低一级政府，谁都可以检查你，你却不可以去检查人家，只有扛着。”
于是，除了人口、孕妇数等最为紧要的数据不敢凭想象填写之外，其他数据是如何产生的便只能由你自己去揣度了。这倒让我想起了双村肖书记讲过的一句话：“你要什么数字，我给你什么数字；你要多大的数字，我给你多大的数字。
老罗说：“村里户与户之间很不平衡，工商户的收入不好估计，从（年收入）几万到几十万的都有，真正的大户多搬到区里去了，纯农户的年人均收入在2200元左右。我们村上报的数字是人均3050元，但那是一个政治数字，哄人的。上面每年都要下达一个人均收入的递增数，去年是15％，今年也是，我们只好去适应。如今这种虚假数字哪里都一样，也不必太认真，但撇开这些数字，我们村在镇里也还是最强的。”
“农民就是这样，你再减他也嫌多，巴不得一分钱都不收。再说，由于不能强制性收费，一些人不缴，你也拿他没有办法，结果造成了相互攀比，大家都不愿意缴。”
要权力集中的现象不完全改变，运动型政治其实也就不可能完全消失，小镇此次的税改迎检就再突出不过地表现出了这一点。当县乡政权面临上级所下达的时间紧、压力大、任务重的突击性任务时，县乡政权重拾动员型的政治运作武器其实是十分方便并且得心应手的，在这种时候，压力型体制便与动员型政治自然地结合起来。
这就决定了我们工作的思路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
- 一是以加快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业加工企业发展为抓手，推动农业产业化进程；
- 二是以盘活现有企业和引进民营企业为抓手，推动工业化进程；
- 三是以加强镇区管理和扩展城镇规模为抓手，推动城镇化建设。这也就是人们目前经常提到的产业化、工业化和城镇化，通过这‘三化’才谈得上现代化。
老洪倒是不避讳：“所谓‘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就是针对某个农户的具体情况，制定特殊对策，背着其他农户，有针对性地做这一家人的工作。”
一次交谈中，老罗说，这村干部确实算不得什么正经的职业，它叫人以痞来应对和消磨人生。当时，老罗用“青皮手”三个字来给村干部的角色特点进行定位，说这“青皮手”既非红道，也非黑道，是近似于过去江湖上青洪帮一类的人物；他们无正当职业，无所事事，不愿以体力劳动谋生，却通过协助官府维持地方秩序来获得自己在地方上的生存空间；这类人好吃懒做，却又头脑灵活，嘴巴乖巧，颇多心计，一句话，“是官刁死民”（即比纯朴的农民油滑）。
“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有钱就收，无钱就走。”凭借着上级领导奉送给广大农村基层干部的这四句经典之言而与整个村庄的农户作战，让他们缴税就意味着胜利。
他收税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对这种风格，我称为“讨饭战术”——一种强者有意向弱者“示弱”以换取后者合作的权力技术。皮在向农户开口之前，总是要先把自己矮化，将对方置于优势地位，然后以这种着意虚构的场域让纳税人感到不缴就过意不去。
财政的增长既是一个政绩和形象的问题，也是一个利益实现的问题。
“税源不够，靠关系去协调”，这是心直口快的皮德友的说法。即通过各种关系，请别人帮忙，主要是请税源好的乡、镇、街道让一部分税源到小镇的名下，把别处的税缴到小镇。“而这就要依靠国税和地税部门出面做工作了。”
皮德友说：“钱缴了上去，区里按国、地税不同税种的比例与上级分成，余下来的又在区镇之间再分成。例如，一般地税是70％以上返还乡镇，大头在乡镇，国税也会返还一部分，大头在上面。”总的来说，税收得越多，乡镇的财政盘子就越大，这就叫作压力与希望同在。所以，武镇长就说：“这个圈子还是画得圆。”田国全也说：“你把这叫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把税征回来就好。
黄院长他们正是吃准了乡村干部的这种心态才一个劲杀价的，他们知道，开出来的价只要高于现行的亩平农民负担数，范家坝村的地就是非租不可的。
陈志华书记告诉我：“上面号召我们搞过三次结构调整，第一次种油菜，第二次种榨菜，第三次种黑玉米，都失败了。要么是没有市场，要么品种的效果没有宣传的好，结果老百姓费时费工，没有见到效益，渐渐地也就不信了，就是政府出钱补贴，村民也不愿意再配合，村里也是一样。几乎各个村都是这种情况，上面的各种数字和面积（指关于农业结构调整方面的）大都是吹出来的，如果结构调整能见效，种田能致富，也就不会有那么大面积的土地抛荒了。”
可以说是肺腑之言，其中的核心就是强调要结合本地实际，适应市场需要，调动基层和农民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变上级的政绩工程为基层和农户发展的内生需要。也就是说，像农业结构调整这一类地方特色极强的工作，最好由基层自己来决定方向和内容，上级政府只扮演号召者和指导者而非决策者的角色，只有这样，方有成功的可能。可以说，这样的思路是有相当道理的。
办什么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要能够找一个名目圈到地。而要圈地就得抓住机遇。
或者，也可能如武镇长在一次闲聊中对我所说的，这些人中的相当一些人其实本来就是在玩空手道，自己并没有多少钱，但通过各种关系，一方面想办法从银行贷款圈地，另一方面又通过圈地发财，只要搞成了就是一本万利。如今胆子大的人可是要发横财的，只是苦了谢书记和谢张村的一班干部，包括广大普通的村民了，黄鹤一去不复返，他们大概又得忍受几年困窘的日子了。
说到这里，常副区长又重复了一次他的观点：“第一，合同不能单方面撕毁；第二，面对现实，谋求妥善解决；第三，买断。”
显然，话是有些明显偏袒镇、村这一边了，于是，常副区长又反过来讲了几句安抚安总的话：“最近发生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情，镇里要多做工作，电要送，门被拆了，要重新装上，派出所要立案调查，老百姓的素质低，政府和村里要教育，要加强联防，这些事情都不能再发生了，这样闹下去对洲头的开发也没有什么好处。”
在小镇，土地开发有两种形式：一是国家的建设性征地，如穿越小镇的京珠高速公路及其绿化带的占压性征地；另一种是地方招商引资的征地，一般来讲，前者的补偿低，后者要稍微高一些。但是，无论低和高，只要钱经过各级政府和组织，就难免不被层层截留，所以，农民最后所能拿到手的，往往就只有原来政策规定价格的几分之一。
博弈双方的力量对比从一开始就是不对等的。看起来不断处于“进攻”态势的农民其实恰恰处于最弱势的地位，这就有些像小孩儿哭着闹着向大人提要求，大人反复哄着让着一样，看起来不懂事的小孩儿通过不断哭闹，似乎得到了一些他们想要的东西，但是，在多数情况下，这些东西与其说是小孩儿通过自己有理与无理的要求争来的，还不如说它们本来就是大人们准备满足他们的，而真正不想给的东西，再怎么闹也不会给。
见于祖文没有反应，汪书记继续独白：“我们的运作是单线联系，只有我汪达海知道谁签了字，谁没有签，你要想知道，等签了字之后自然会告诉你。如果十几户都签了，你还没有签，那我们可以摊牌，到那个时候你就被动了。你是个明白人，不要搞得那么被动。”汪书记攻人攻心，他想要拨动的是于祖文心中那根猜疑、要面子和自我保护的弦。
由是，“慢慢地与农民媒”与“政府要干的事你还能拦得住”，便成为小镇的乡村干部用来形容农村工作特点的两句极富表现力的话语。
“不要看他话讲得硬，私下里也有想法。场子停了，对镇里和企业办都没有好处，况且还要他们出钱，自然也不高兴。但是，屁股决定脑袋，上面让停就必须停，这是行政行为，由不得个人怎么想。
从杨宏军家里出来，我问老罗今天为何要采取替业主着想这样一种立场说话。他说，今天是他主动找上门，肯定要先拉近与各位业主的关系，以免日后自己站在政府的立场上做工作时别人会说他不近情理，因为“我已经站在你们的立场上为你们考虑过，所以，日后我行使工作职责时，就是你们有什么不满之处，也请多包涵了”。
在小镇正在进行的开发和建设过程中，镇村有镇村的打算，农民有农民的理性，而生活告诉农民，不是他们谋利就是他们被谋利，因此，他们不能不打起精神来应对种种事关自身利益得失的事件。
钱书记：“就是这个队长，在我那个湾子办了两个鸭场，占了村里的土地，已经有两年的承包费没交。他要办什么手续，对不起，一五一十地先给我把所有的东西结清再说。”
在缺乏对村干部的有效控制机制与手段的情况下，如果“擂”不体现为包括拉关系、套近乎、说好话、吃饭、喝酒、玩牌、拟亲缘化等在内的各种“软武器”的施展的话，是很难设想它会有什么实际行政效用的。
“农民既可怜又可嫌”是我在征收中听到的最有意思的一句话。农民可怜是我们一直知道并且深为认同的，他们生活在社会底层，无权无势，经济贫困，靠外出打工为生，这无疑是当代中国农民留在城市人心目中的经典形象。
其实，这恰恰是单向性的中国道德与政治文化评价标准占据主流地位的结果，也是泛意识形态大话语与日常生活世界的“地方性知识”相互隔离与屏蔽的结果。
由于争取资金需要动用各种关系网络，打通相关关节，结果，可以想象，资金在不停地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往返流动中，必然会发生总量损耗。
损耗的这一部分或者是被干部们以各种名义吃掉花掉，或者是以礼物等其他方式送到了那些能掌握项目或资金审批权的相关组织和人物手中。结果，这种被小镇干部们比喻为“资金空转和损耗”的过程，虽然没有解决农业和农业税的问题，却给压力型体制与政绩取向的反复互动增添了润滑剂。
所谓“种房”，多见于城郊接合部地区。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征用周边地区的农村土地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与这一趋势相伴随，一些城乡接合部地区的农民便趁开发之前，纷纷抢建住房，其中，除一部分是因为各种原因确需修建，且为政府部门同意之外，更多的却是没有得到政府批准的违章建筑。对于这股在待征农地上刮起的抢建风，人们戏称为“种房”。
农民也的确有下赌注的理由，他们是看准政府的软肋下招的，这个软肋就是政府忌惮于矛盾激化，酿成事端，影响稳定。加之镇政府自身所能调动的力量有限，又没有执法权力，事情出了，只能向上汇报，不敢擅自行动，而上级政府的工作千头万绪，若非矛盾激化，或者亟待开发，一般也顾不了那么多，结果，这一拖就拖出了若干段的“事实婚姻”。
从通行的法律与道德规范上看，“种房”无疑是违规与越轨的行为，因此，“种房”的农民也自然是所谓的“刁民”。这些“刁民”不仅“种房”，还会以各种借口向征地者提出种种要求，甚至也会狮子大开口地漫天要价。但问题是，在此时此刻，分清楚这些要求中哪些合理，哪些无理，哪些是讨价还价，哪些又是漫天要价真有那么重要吗？农民欲抓住这个“跳海”之前的最后机会，从开发商和政府嘴里再多抠一点儿利出来也许才是最为重要的。
我感觉到，农民“种房”，赌的是开发，赌注却是自己的尊严，农民以牺牲自身社会尊严的方式来给我们的社会虚构出一个强弱“错置”的场景，并通过这一错置的场景达到“以弱制强”的目的。对于如此狡黠而又居然有效的生存技术，我不知道应该是欣赏还是悲哀。
然而，分析归分析，现实归现实，当我从对理论的联想回归到现实中时，我开始思考石场业主们马上就要面临的现实处境，区、镇方面真的会在关闭石场的事件中完全不顾及业主的利益吗？业主们又是否真的会像他们所说的那样起而抗争？如果抗争，又将是一种什么样的结局？这一切的一切都使我在一时之间找不到答案，就是在这样一种对于局势无解的彷徨之中，我度过了2003年的元旦和春节。
其次，要摸清他们下一步的想法和动向，未雨绸缪，个别人有激进动向，我们要阻止，要防止出事。他们扬言要上京，我们要做好劝阻工作，防止出现群体性上访，如果出现了，那说明我们的前期工作没有做好。但是退一步讲，就是上京了，石头飞上天还是要落地，事情出在哪里最后还是要由哪里来解决。
有此思维的转换，我开始重新设想，除非在某些特殊的场合，更多情况下，一个公务人员，即使他（她）身为警察，在乡村公务中又未尝不会尽量地将公事与私事分开，在履行职务的同时也表达出对工作对象作为人与人之间本应具有的友谊与亲善。
“当务之急是要做好几件事情：一是地里的芝麻、花生，能收的要尽快收起来，耽误了季节会影响产量，中秋之前最好能栽下去，所以，地里的作物要收起来，迟芝麻实在收不起来，由我们想办法补偿，总之要赶快把地腾出来；二是要把路清出来，地埂上的草要组织人砍，不然，种子到时候运不进去，耽搁时间。”
一位镇干部对时下一些地方的基层政府不惜经济代价和管理成本进行农业结构调整的分析。那位干部这样说：“前些年搞结构调整是‘逼民致富’，但现在这种情况少了，现在一般都是采取引导的方法，如果农民不动，就先给农民看得见的好处，包他们只赚不亏。例如由政府或村里提供种子、肥料等，而且还通过与农户签订合同承诺包收购，等于就是用一定的利益来诱导农民跟着政府做，所以，可以说是‘诱民致富’了。要‘诱民致富’，政府就得花钱，而且，这些钱往往都收不回来，这等于就是把结构调整的风险和成本都转由政府承担，这样，农民得了利，政府却背上了包袱。所以，过去是‘逼民致富，逼死农户’，现在可以说是‘诱民致富，政府致负’。但你包得了一个村，还能包得了全镇？所以，这还是为了政绩和形象工程的需要，没有持久生命力的。
“计成本？计成本就搞不成。”武镇长说出一句他以为平常、我却以为经典的话。
农民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历年来屡试屡败的农业结构调整已经在他们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迹，而每一次的失败，不仅使政府破财，也让农民劳神耗力，白白辛苦。久而久之，只要一听说政府又要搞什么新花样，农民就总不免担心又要吃苦受累瞎折腾，甚至还有一些吃够了苦头的人干脆就总结出一条反其道而行之的经验——“越是政府让搞的越不能搞”。
“差智力”成了干部们对农民态度的解释。根据我的观察，干部的这种解释不是全无道理，现在留在村里的农人大多是老人和妇女，他们一般来讲文化偏低，没有见过世面，已经习惯于传统作物的种植，对于新生事物不熟悉，自然也就有些信心不足，加之前些年结构调整失败给他们留下的心理阴影，致使他们普遍地抱着宁愿少赚也不愿意尝试冒险的心态。然而，更加深入的观察却又使我体会到，“差智力”还仅仅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还是农民们对政府有些“信不足”，政府的权威感在他们心目中早就已经大打折扣，以至于干部常态化的劝说和引导已经无用，迫不得已只有用一些“另类”的方式去重新唤起农民对政府的信任，而话都说到发誓赌咒和教人使坏这个份儿上，也就由不得你不信了。而且，话又说回来了，地方上的各种农业技术服务组织早已经名存实亡，在农民和市场之间缺乏中间性的信息媒介，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不相信政府又还能相信谁呢？
考察，其实也就是从一个新手的角度观察它的生产流程和设备种类，然后依葫芦画瓢地照搬照抄。
其实，合作是假，想现场偷师学艺倒是真，但毕竟从未搞过，哪能看一次就能理解和记住？就是生产豆制食品所需要的机器设备的种类和品名，也不是一次就能记牢的，当着主人的面又不好多问，更不敢做记录，还得不懂装懂，以免被看出破绽。所以，今天打探好了教授不在，又专程赶来，目的是要看看对方究竟有哪些设备，记下产品的名称、牌子和用途，也好照着去买。
为了迅速地由生变熟，镇里又帮小岳村联系了H大学生命科学院的田教授，由他负责菌种培养，并且最终还真的将H市农大附近那家企业的掌舵老师傅以每月1200元工资的待遇挖了过来，传授酿造和生产工艺。这样，经过近半年的筹备，到了2004年开春之后，一切就都安排和准备妥当，并且试生产出了第一批酱豆。现在，他们只等着选择一个吉日，宣布开张正式生产。
随着调查的深入，我自己也悟出了武镇长这句话中所蕴含着的深刻道理。但凡在涉及与政治和政绩相关联的任务上，经济的计算往往都得服从于政治的考虑。在这个时候，人们首先要计算的不是经济上的收益，而是政治上的获得，是算政治账，而不是经济账。这里的政治所指涉的也已经不单是让农民致富，更为根本的还是地方主要领导主抓的中心工作是否能够得到贯彻落实。既然如此，自然得全力以赴，不惜代价，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经济利益服从政治利益，小损失服从大收获。只有站在这个角度看问题，一个乡镇领导才叫作有高度、讲大局、讲政治。与这个高度、大局和政治相比较，花多少钱就都是技术和行政层面的问题。况且，考虑到在数量化考评机制之下各个乡镇之间还要讲贡献、比能力、比排名，你不讲政治别人也要讲政治，那么，对于一个乡镇领导来说，做出类似的决定也就更是可以理解的。
当一个场合下的征收者在另一个场合下碰巧成为被征收者的时候，他也可能成为同样的为难者。一方面，辛劳无果的村干部会因为农业税征收的受挫而大骂那些有钱不缴的农户是“刁民”；但另一方面，当他们回到自己的家里，面对着前来向自己收取各种管理经营费用的公务人员时，他们却也有可能迅速“变脸”，像那些被他们骂为“刁民”的人一样，与收费者玩起种种催收与拖欠的游戏，以尽可能少缴甚至逃避规费。
在中国人的关系秩序里，一起服过役的战友就跟同学一样，是特别值得珍视的谊缘关系，就算现在双方的地位有差别，但都在一个地方，老战友喊明了要你来吃饭，这个面子还是得给的。
若从国家行政管治和经济汲取能力的方面来衡量，我们却又会发现，透过小镇酒家和镇贤酒楼的这两场官商角力，一个可以被归纳出来的结论是：现代“国家政权建设”（state-making）过程之于中国基层乡村社会的力度还远非如人们所想象的那么成功；至少，当不具有持久延续能力的泛政治化强控制被常态化世俗生活的复苏所消解之后，乡镇社会又重新呈现出国家正规性的管治化努力与民间社会逃逸管治这两种力量之间的反复博弈。这种博弈我们已经在乡村干部缺失强力支撑的收税场景中看见过，现在又在工商所与个体工商户的互动之中再次看到。
亲戚们给作为镇干部的刘涛面子，却不等于刘涛可以甘于自享这一精神礼物的馈赠而不做出相应的回赠。在熟人社会和亲缘网络中，面子总是相互给予，形成一种特殊的“礼物的流动”，物质形态的礼物如此，文化和精神形态乃至于政治层面的馈赠也是如此。一定程度上，也正是这一“礼物的互惠”才构筑并生产出得以继续维系的社会网络，所以，即使是处于这一社会网络上端的刘涛，也不得不遵从“互惠”的规则而做出相应的表示（哪怕只是表示出一种回赠“面子之礼”的姿态），以期能够借助于这一“礼物的流动”而继续生产出他所期望绵延的日常权威感。
既然陈同年已经选择法律之路，硬气在他那里也就再也派不上用场，或者说，在体制的碾磨之下，陈同年已经失去了以争强斗狠来求得问题解决的勇气，此时的他也只能将索回土地的期望寄托于那并不怎么可靠、按镇村干部说来则是完全无望的司法裁判上。
当然，陈同年也可以无视法律的裁判，不去理睬法院做出的要他赔偿对方230元经济损失的判决。对于这一点，对方的确也没有什么办法，到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费时费力，显然得不偿失，而且也同样未必有效。可那对陈同年来说又顶什么用呢？相对于1.9斗土地，陈向辉才不会真的稀罕这230块钱呢，你不给正好，这不又找到了不归还土地的理由？于是，陈同年发现自己当初一步走错，如今步步被动，法律这一现代性的武器似乎并不能有效地帮助自己解决问题。而这一起不大不小的土地纠纷看起来也如同农村日常生活中诸多不易解开的纠纷一样，还得继续去经受时间的碾磨。
由于国家现在执行严控土地的政策，园区的开发实际上已经陷入停顿，要像潭湖对岸的君山和龙岛那样获得开发的机遇，恐怕得等到下一轮开发高潮的到来，洲头显然已经搭不上现在这班车了。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就是一个机遇，撞上就发了，错过就只有等下一次，而下一次是什么时候也不知道。汪书记有些无可奈何，他不知道自己这个书记还能不能当到那一天。
俗话说“有权就有威，在位能做事”，所以，无论是出于一种精神和事业上的寄托，还是出于利益方面的考虑，他都希望这个地能够在自己的手上卖出去，开发能够在自己的手里搞起来。但是，如今这件事情好像也已经由不得他个人做主，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也已经不是由区里的领导说了算，大的经济环境和政策限制了洲头村的发展空间，只要这一点不变，洲头的开发也就不可能有大的突破。所以，汪书记难免有些沮丧，这缺乏热情的背后，实则也是出于对大局无法把握的一种无奈。
但是，到了2004年的年底，又听老罗来电话讲，石场业主们又“翻翘”了，他们又组织了第三次上京，还去了17个人。业主们仍然坚持要赔偿固定资产，还提出要房屋撤迁补偿，因为当初在石场建临时住房也是生产的需要。看来，业主们好像不是在屈服，而是改变了博弈的策略，既然不能一步到位，就步步为营，一点一滴地蚕食，先签字，等把政府答应给的补偿款拿到手之后，又提出新的要求，逼政府做出进一步的让步。业主们开始玩起“不守信用”的游戏来了，而回忆起来，这似乎还真的就是他们的一种有规律可循的抗争策略。
看来，纠纷仍然没有结束，业主们仍然不愿意放弃，但是，当政府当真不准备让步时，业主“不守信用”的游戏，也可能根本就不会产生什么效果。
你说这个检查是真的，它也蛮真，是假的，也蛮假，就看你怎么看了。说是真的，是因为即使被检查者有些弄虚作假之处，但在大原则上还是没有犯规，基本的硬指标肯定能够确保，而且，通过这样反复的检查，形成一种持久的压力，也的确能够促进工作。如果没有检查督促形成的压力，依中国人的品行，还真难保证能够做好工作。这些年的轻松，其实也正是得益于前些年的高压。所以，上面就是知道你在小节上有些虚，他也相信检查对于督促工作是很重要的。
但为什么又说有假呢？就是说在技术细节上，有的东西实际上是很难做到精确的。现在的人口流动很快，有的指标，如计划生育优质服务的一些指标，实际上是不好统计的。上面也不可能不知道许多数字有水分，但他仍然鼓励你通过这种作假去得高分。人都有虚荣心，你受到鼓励，得了高分，下一次就没有台阶下了，就要继续重视，继续追求完美，这样，他的目的也就达到了。上面说我们‘有完美意识’，其实他这种检查机制本身就鼓励你去追求完美，去创造完美，他就是知道你在作秀，但戏做得真了，也就达到了目的，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让你去认真对待，不得马虎。所以，检查本身就是推进和督促工作的一种手段。不检查，有的事情就落不到实处，不仅计划生育工作是如此，其他工作也都是如此，什么是国情？这就是国情。

《南明史》

Sun, 02 Feb 2025 00:00:00 +0000

顾诚著，《南明史》，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年08月，ISBN: 9787511213273

原版序论

如果就时间来探讨，南明史的上限过去和现在的史学家大抵是以弘光朝廷在南京继统为标志，本书作者认为南明的历史应该从甲申三月十九日北京被大顺军攻克、崇祯朝廷覆亡开始。这是因为朝廷虽然覆亡，明朝政权仍然控制着江南半壁江山，尽管在具体时间上（即1644年三月至五月）相差不远，但我们应该着眼于全国形势的演变，而不能拘泥于南明帝位的继统。如果因为甲申三月十九日到同年五月初三日明朝统治区没有皇帝（或监国）而把这段时间排除在南明史以外，就会在后来的历史叙述中难以自圆其说，因为弘光帝被俘在1645年五月，隆武帝继统在同年闰六月；隆武帝被擒杀在1646年八月，永历帝继统在同年十月，其间都有一两个月的帝位空缺。“国统”三绝不等于南明史三绝，这是稍加思索就能明白的道理。
这本书同过去各种南明史著（自清初以来）相比较，有两个主要的特点。一是它基本上是以大顺军余部、大西军余部、“海寇”郑成功等民众抗清斗争为主线，而不是以南明几个朱家朝廷的兴衰为中心。二是贯串全书的脉络是强调历时二十年汉族和其他民族（如西北等地的回族、西南等地的多种少数民族）百姓反抗满洲贵族征服斗争终归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内部矛盾重重、勾心斗角，严重分散、抵消了抗清力量。多尔衮、福临等满洲贵族不仅代表着一种比较落后的生产方式，而且兵力和后备兵员非常有限，单凭自己的八旗兵根本不可能征服全国，汉族各派抗清势力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己打倒了自己。说得准确一点，明清易代，是中华民族内部一个落后的人数不多却又是骠悍的满族上层人士勾结汉族中最反动的官绅地主利用矛盾坐收渔翁之利，窃取了农民大起义的胜利果实。满洲贵族入主中原以后，在较为先进的汉文化影响下，自身发展取得阶段性的飞跃。清王朝在一段时期里是朝气蓬勃的，国势相当强盛，对于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奠定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然而，就另一方面来说，满洲贵族推行的民族歧视政策引起国内政局大动荡，打断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正常进程，也是不容忽视的。
清朝统治的建立是以全国生产力大幅度破坏为代价的，稳定后的统治被一些人大加吹捧，称之为康雍乾盛世。正是当中国处于这种“盛世”的一百多年里，同西方社会发展水平的距离拉得越来越大。“盛世”过后不到五十年（如果按照某些学者吹捧康、雍、乾三帝的思路来看，乾隆之后在位二十五年的嘉庆也应该算是个励精图治的好皇帝，至少不能说是无道昏君），爆发了中英鸦片战争，随之而来一幕幕丧权辱国的悲剧，使大清帝国的腐朽落后暴露无遗。

第一章明朝覆亡后的全国形势

公元1644年，在中国干支纪年中为甲申年。这一年的历史上充满了风云突变、波涛叠起的重大事件，阶级搏斗和民族征战都达到高潮，又搅合在一起，在中华大地上演出了一幕幕可歌可泣、惊心动魄的场面。拿纪年来说，在明朝是崇祯十七年，清朝是顺治元年，大顺政权是永昌元年。三种纪年代表着三个互相敌对的政权，从此开始了逐鹿中原的斗争。
甲申三月十九日，大顺军攻克北京，明朝崇祯皇帝朱由检自缢身死，当天大顺皇帝李自成进入北京，标志着明朝的覆亡。在短短的两三个月里，大顺政权凭借兵威和深得民心，迅速地接管了整个黄河流域和部分长江流域的大片疆土，统治区包括了现在的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山西、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全境以及湖北、江苏、安徽的部分地方。
当时，明朝残余势力盘据的地方还很大。除了张献忠领导的大西军正处于进军四川途中以外，江淮以南的半壁江山仍然在明朝委任的各级官员统治之下，他们自居正统，继续奉行崇祯年号，从这个意义上说，南明的历史是从北廷的覆灭开始的，至于立君继统则是拥明势力内部的事。
历史曾经给予李自成为首的大顺政权统一全国的机会。1644年春天，大顺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迅速接管了包括山海关在内的黄河流域全部疆土，推翻了以朱由检为代表的明朝二百七十七年的统治。摆在李自成面前的任务是怎样才能站稳脚根，实现一匡天下的目的。这一任务实际上取决于两点：一是他应当认识到辽东兴起的满洲贵族建立的清政权是同大顺政权争夺天下的主要对手，加强针对辽东的防务是新生的大顺政权存亡的关键。二是在汉族文官武将大批倒向自己的情况下，大顺政权必须在政策上作出重大调整，尽量缩小打击面，由打击官绅地主改为保护他们的利益。这二者是互相关联的。崇祯朝廷的覆亡除了它的腐败以外，主要原因是战略上两线作战，陷于左支右绌的窘境，造成两大对手力量不断的膨胀。大顺政权既然继承了明王朝的“遗产”，避免重蹈崇祯朝廷的覆辙，理应在最大程度上争取汉族各阶层的支持。自明中期以后，缙绅势力已经成为社会上举足轻重的力量，能不能争取到他们的支持直接关系到大顺政权在管辖区内的稳定和遏制并随后解决辽东的民族对抗。
应当承认大顺政权追赃助饷政策的革命性，它证明李自成虽然已经即位称帝，大将们受封侯、伯等爵，他们并没有忘记自己的穷苦兄弟，没有放弃维护农民利益的基本宗旨。处于十字路口的大顺政权在关键时刻跟不上形势，陷于茫然失措的境地。
按情理说，李自成在西安决策大举东征，以推翻明王朝为目标时，就应当对下一步迎战清军做到胸有成竹。事实却完全相反，他几乎没有意识到清军将是同自己争夺天下的主要对手。这首先表现在他在北京地区集结的军队不足以抵御清军大规模的进犯。大批主力部队分布在西北、湖广襄阳等四府、河南等地；进占山西、畿辅、山东以后，兵力进一步分散。这种部署对于稳定大顺政权统治区的局势虽然有积极作用，但是分兵驻防的结果势必造成在京师和京东地区缺乏足够的兵力。
可见，大顺政权之所以站不住脚，不是因为领导层变质，失去贫苦群众的支持；恰恰相反，由于它尚未完成质变，继续执行打击官绅地主的政策，引起缙绅们的强烈不满，因而不可能稳定自己的统治区，把汉族各阶层人士结成抗清的一致势力。军事上部署的失误又导致满洲贵族得以勾结汉族官绅，构成对大顺军压倒的优势。
山海关战役的意义标志着：一、大顺军的历史使命从此由推翻明王朝转变为抗清斗争；二、清廷统治者梦寐以求的入主中原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三、以吴三桂为倡首在汉族官绅中迅速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拥清派。

第二章弘光朝廷的建立

自从大顺军兵临北京城下之日起，朝廷的一切政令无法发出，南京的高级官员大概在接到崇祯皇帝“命天下兵勤王”的诏书以后就再收不到邸报了。
他本人不可能得到新天子的信任还在其次，真正的关键在于按伦序应继承帝位的朱由崧眼看将被东林诸公排斥，为了登上大宝不得不求助于武将，这样才造成了本来无功可录的武将一个个以定策元勋自居。
任何一个国家政权要想有所作为，必须首先保持内部稳定。内部稳定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朝廷威望和文武官员的齐心合力。纵观明代史事，文臣、武将势力虽有消长，朝廷的威信却是至高无上的。

第三章弘光朝廷的偏安江淮

在弘光立国的一年时间里，特别是在其前期，朝廷上下几乎全都沉浸在借用满洲贵族兵力扫灭“流寇”的美梦中。可以说“联虏平寇”（或称“借虏平寇”）是弘光朝廷的基本国策。
弘光朝廷拥有淮河以南辽阔的地盘，在北都覆亡以前，明朝廷每年要从江南各地搜括大量粮食、银钱、布帛等财物，弥补北京宫廷、诸多衙门以及九边庞大的耗费。按理说，北方各地既已相继沦没，分属大顺和清方，弘光朝廷在财政上应该是绰有余裕的，百姓的负担至少不应加重。实际情况却并不是这样。由于豢养大批只知祸国殃民的军队，统治集团的贪欲有增无已，弘光朝廷的财政竟然入不敷出。
古语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句话对弘光朝廷来说是最恰当不过的了。弘光君臣既然一厢情愿地“借虏平寇”，自身毫无振作之意，一味满足于偏安江左。他们只想利用江南富庶的物质条件过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其腐朽程度较之崇祯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六章清廷统治者推行的民族征服和民族压迫政策

1645年夏天，清廷在军事上取得的胜利是十分惊人的。到这年五月，大顺农民军不仅失去了全部占领的地方，其领袖李自成——大顺国皇帝也在清阿济格部追击下逃入湖北通山县被乡团打死，大顺政权已经名实俱亡了，只剩下一支还有相当实力的武装，史学界一般称之为大顺军余部。
剃发令在清初各地引起的震动极为重大，它激起了汉族各阶层人士的反对，导致了长期的政局不稳以至生灵涂炭。
满洲贵族、官兵通过圈地和接纳投充掠夺畿辅地区汉族居民的土地数量十分惊人。如遵化州由于圈占和投充，剩下的纳税民地不到原额的百分之一；蓟州不到原额的百分之二；东安县更是彻底，“尽行圈丈讫，并无余剩”。清初诗人方文有诗云：“一自投充与圈占，汉人田地剩无多”，真切地描绘了当时的状况。
尽管清朝统治者一再标榜“满汉一体”，实际上以征服者自居，奉行崇满歧汉政策。严厉惩办窝藏逃人就是这种政策的一项体现。

第七章各地抗清运动的兴起

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情况下，爵禄不用于劝奖抗清有功官员，而以是否效忠于己为依据。南明之不竞，与此颇有关系。

第九章隆武政权的作为和覆败

郑芝龙原先是海盗，受明政府招抚后，在崇祯年间曾奉命镇压福建、江西、广东的“山寇”和“海寇”，由参将逐步升到总兵官。弘光时加封南安伯。他的接受招安，既为明王朝效力，使东南沿海地区相对稳定；主要意图却是借用朝廷命官身分，扫除海上异己势力，垄断福建、广东等地的对外贸易。到明朝覆亡的时候，他在福建已经拥有左右地方军事和经济的实力。1645年六月，他的弟弟郑鸿逵拥立唐王朱聿键，在福州建立隆武政权，自然是得到他的同意的。
许多南明史籍叙述隆武朝廷的覆亡都简单地归咎于郑芝龙的降清，如杨凤苞所说：“福京之亡，亡于郑芝龙之通款。”这自然包含部分真实。但隆武帝鉴于郑芝龙的跋扈自雄，寄希望于何腾蛟派精兵迎驾，移跸江西，等了半年多终归落空，何腾蛟实难辞其咎。历来的南明史家大抵以是否死节作为忠佞的惟一标准，带有很大的片面性。临危授命固然值得肯定，因为他们在最后关头表现了民族气节；但如果就因此而掩盖何腾蛟之流的卑污心理，导致大局全盘逆转，一味赞美，称之为“忠臣”，奉之为圭臬，显然不符合事实。

第十章大顺军联明抗清

在后期抗清斗争中，大顺军未能作出较大贡献，最重要的原因是没有自己的具有相当人力、物力的后方基地作保障，长期在南明顽固派势力和清方的夹缝中勉强支撑，这说明在李自成牺牲以后，东路大顺军组织的混乱和领导人的缺乏魄力。

第十二章郑成功起兵与鲁监国在浙闽抗清

成功曰：“吾父所见者大概，未曾细料机宜，天时地利，有不同耳。清朝兵马虽盛，亦不能长驱而进。我朝委系无人，文臣弄权，一旦冰裂瓦解，酿成煤山之惨。故得其天时，排闼直入，剪除凶丑，以承大统。迨至南都，非长江失恃，细察其故，君实非戡乱之君，臣又多庸碌之臣，遂使天下英雄饮恨，天堑难凭也。吾父若藉其崎岖，扼其险要，则地利尚存，人心可收也。”
隆武帝即位之后，郑芝龙已成为定策元勋，郑森才在父亲的带领下拜见朱聿键。隆武帝见他风度翩翩，一表人材，对答如流，非常赏识，深憾自己没有女儿嫁给他，就赐他姓朱，改名成功，“以驸马体统行事”。这一殊荣自然也具有笼络郑芝龙的意图。郑森自称和被称为朱成功、赐姓、赐姓成功、国姓成功、国姓爷、郑成功都是由此而来。

第十三章永历朝廷的建立

绍武政权的建立，在历史上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它只能说明朱聿、苏观生在日暮途穷之时，急于过一下皇帝瘾、宰相瘾罢了。
绍武政权从建立到覆亡不过一个多月，它的“业绩”就是打了一场争夺帝位的内战和导致广东一省的陷没。其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因为南明残山剩水本已不多，广东又是财赋充溢、人才密集的地方，一旦易手，南明朝廷回旋余地大为缩小，财源和人力更加捉襟见肘。

第十七章北方各省的反清运动

刘泽清是同山东地方势力联合反清，王道士案则是以弘光朝文武官员为主串通河南反清势力进行密谋。这两个事件虽然都被清政府破获，参与人员均遭捕杀，然而联系到1649年（顺治五年）金声桓、李成栋、姜瓖、王永强、丁国栋、米喇印等人的反清，说明了一个事实，就是这些人降清以后不仅受到满洲贵族的歧视，而且察觉清廷实力有限，认为大可一试身手。

第十八章 1648—1649年湖南战局

何腾蛟一手挑起了内衅，既报了私仇，又抢了收复宝庆的功劳，欣欣然自以为得计。可是从整体战略上看，明军收复湖南，同江西会师的时机就此错过。这不仅导致了大局的逆转，就他自己的命运而言也种下了覆亡的根苗。南明朝廷重臣之短视大抵如此。

第十九章永历朝廷内部的党争

明末党争剧烈，官僚士大夫往往结党营私，争权夺利，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多次给民族带来重大灾难。如果说在弘光以前的东林、魏党之争表面上还以“君子”、“小人”为分野，到永历时期就完全变成了争夺朝廷权力的内部倾轧。
换句话说，“吴”、楚党争的内涵原来是东、西军阀的争权，后来却衍伸为对待原农民军的态度上的分歧。
在永历朝廷大臣中，何腾蛟、瞿式耜联为一体，竭力维护崇祯朝以来的“正统”观念，歧视和排斥原农民军。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他们仍然保持着极深的阶级偏见，妄图凭借残明的文武官绅势力实现“中兴”，这实际上是一条自取灭亡的道路。他们的这种政治态度在南明官绅中显然有一定代表性。由于他们自己的军事力量相当弱，不得不同反正来归的文官武将互相勾结，形成所谓的楚党。

第二十一章大西军的联明抗清

在南明史籍中，指斥孙可望“胁封”的文字多极了，其中不少出自忠于明室的遗民之手。他们似乎从未想过孙可望提出联明抗清时大西军拥有十万左右的兵力和云南一省的地盘，求一个王爵千难万阻；后来孙可望兵败失势，仅带了一百多名官兵向清朝投降，顺治皇帝立即派人赶赴湖南封他为义王，毫不吝惜爵位俸禄。相形之下，多少可以看出清廷为什么能胜利，南明为什么失败的原因。

第二十三章孙可望部署的湘、桂、川全面反攻

真正断送复明运动良机的是孙可望个人野心恶性膨胀，举动乖张，先误于调令李定国全军入湘，以致退入广东的清军乘虚而入，重占梧州、桂林，使刚刚收复的广西未能稳定；接着又逼走李定国，导致复湘之举功败垂成。

第二十七章李定国迎永历帝入云南和孙可望的降清

永历帝移居昆明以后，李定国、刘文秀仍然希望孙可望能够以大局为重，捐弃前嫌，共图兴复。从刘文秀统兵北上四川可以证明他们没有料到孙可望为了恢复自己独揽大权的地位会不惜动用武力大打内战。
清廷对于孙可望的来归极为重视，这年十二月，特旨封孙可望为义王。为了体现赏不逾时，清廷派内翰林弘文院学士麻勒吉为正使，礼部尚书兼内翰林秘书院学士胡兆龙、礼部右侍郎祁彻白为副使赍册、印，专程前往湖南行册封礼。
此后，孙可望的处境益发难堪了，正如古语所说“神龙失势，与蚯蚓同”。顺治十七年（1660）六月，他被迫上疏请求辞去义王封爵和册印。这时，南明永历皇帝虽然已经逃入缅甸，西南大势已定，但以李定国为首的明军残部仍在边境地区坚持斗争。清廷认为把孙可望虚有其名的义王封号撤掉并不策略，因此，顺治皇帝特地发布了一件措辞大有讲究的圣旨：“王自南方孑身投诚，朕心嘉尚，特锡王封。乃举国臣工，意怀轻忽，容或有之。王以孤踪疑畏，控辞册印，理亦宜然。但封爵出自朕裁，孰敢陵侮？虽系孤踪，不必疑畏，册印著仍只受。”
刘文秀在病危之时对国家大事仍萦绕于心，所提建议都是从大局出发，不仅不赞成歧视原大西军部分兵将，还主张应该同以原大顺军为主体的夔东十三家兵马紧密团结，共赴国难。言外之意是对李定国执掌朝廷大权后在用人行政上的失误提出了批评。

第二十八章清军大举进攻西南及永历朝廷的播迁

由于李定国在平定孙可望叛乱后，举措不当，不仅没有及时部署针对清方必然乘衅发起的攻势，反而为了“整顿”内部把久经战阵的领兵大员调回昆明，从而严重削弱了同清方接境地区的防御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清军的三路进攻贵州进展得极为顺利。

第二十九章郑成功、张煌言长江之役

1658年（顺治十五年、永历十二年），清军三路进兵西南，李定国等战败，永历朝廷形势危急。郑成功见清方主力集中于西南，认为这是扩大以自己为首的东南抗清基地的大好时机，决定率领主力乘船北上，展开长江战役。
郑成功在南京之役中失利，主要原因是犯了轻敌的错误，导致清军能够扬长避短。“北儿马，南儿船”，自古如此。从整个战役来看，南京城内的清军直到七月十五日梁化凤部入城之时，马匹很少，几乎没有什么优势可言；郑成功军的水师占压倒优势，陆战主要是依赖装备有火器、铁盔甲的步兵，利于攻守城池，不利于野战。若能抓紧战机，乘清军骑兵未集之时猛攻南京，取胜的把握颇大。
郑成功的长江战役虽然以失败告终，仍不失为明清之际历史上光辉的一页。它是清初反对满洲贵族推行暴虐的民族征服政策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战役；它曾经使清廷统治者闻风丧胆，坐卧不宁，各地仁人志士为之兴高采烈、翘首以待；在我国军事史上很难找到类似的战例。

第三十章永历朝廷的覆亡

从复明事业来看，永历帝慌不择路地进入外邦避难，标志着旗帜半倒，给各地的复明志士在心理上蒙上了一层浓厚的阴影。对李定国、白文选等人来说，既要在穷山僻壤的边境地区继续抗击清军，又要耽心在缅甸的永历帝的安全，弄得顾此失彼，心力交瘁。
经过这番咒水之难，朱由榔真正成了孤家寡人，小朝廷实际不存在了，只有内地和沿边的一些复明势力仍然遥奉这位顾影自怜的天子。
四月二十五日，朱由榔、朱慈烺和国戚王维恭的儿子被处死。据记载，行刑前吴三挂主张拖出去砍头，满洲将领不赞成，爱星阿说：“永历尝为中国之君，今若斩首，未免太惨，仍当赐以自尽，始为得体”；安南将军卓罗也说：“一死而已，彼亦曾为君，全其首领可也。”于是，把朱由榔父子和王维恭子抬到门首小庙内，用弓弦勒死。随即命昆明知县聂联甲带领员役搬运柴薪把三人棺木焚化于北门外。次日，清兵至火化处拾取大骨携回作证。云南人民不忘故主，以出城上坟为借口，寻得未烬小骨葬于太华山。南明最后一帝至此烟消云散。

第三十一章郑成功收复台湾

郑成功为人志大才雄，遇事独断于心，具有极其坚毅的性格。在决策收复台湾问题上又一次显示了他的这种性格特征。

第三十二章夔东抗清基地的覆灭

本书作者认为，1664年夔东抗清基地的被摧毁，应当视为南明史的结束。理由是，永历帝虽然在两年以前被俘杀，以明朝为正朔的夔东抗清复明运动仍在继续，他们有永历朝廷委派的全权代表，有相当可观的旗帜鲜明的军队，有地方政权，维护和行使明朝的制度。至于台湾、厦门一带的郑经、郑克塽虽然遵奉永历正朔，一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施琅率军攻克澎湖，刘国轩等劝郑克轩降清为止，从这一角度来看，明朔尚存，衣冠未改，似乎也可以列入南明史内。但是，我们不应忘记康熙十二年（1673）发生了三藩之变，郑经同耿精忠有一段联合与分裂的历史。把三藩之变扯进南明史显然不大合适。

《自动驾驶之争》

Mon, 07 Oct 2024 00:00:00 +0000

[美] 亚历克斯·戴维斯著，李雨嘉译，《自动驾驶之争》，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2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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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Waymo对决优步

安东尼·莱万多夫斯基，如同事们预料的那样，被一群律师簇拥着，出现在会议室里。近年来，莱万多夫斯基被那场自动驾驶领域的世纪诉讼搞得焦头烂额，充满讽刺意味的是，他本人是自动驾驶行业的开创者之一，却因此麻烦缠身。

莱万多夫斯基加入优步之前，曾效力于谷歌多年。Waymo声称，2015年12月11日，莱万多夫斯基从Waymo的服务器下载了多达1.4万份技术文件到公司配发的笔记本电脑上，其中许多文件内容涉及谷歌至关重要的激光雷达、视觉感知的内部工作成果。莱万多夫斯基还将一张SD卡插入电脑长达8个小时，然后安装了一个新的操作系统来清除下载证据。

第1章　祖母测试，DARPA大挑战赛的源头

The Grandma Test

飞机可以在天上飞行，但无人车不仅需要避开所有由于重力作用而在地面上的东西，例如树木、岩石、建筑物、人和其他交通工具等，还要知道对方是什么，它们可能如何运动，以及自己的运动将对周围环境造成什么影响。开车可能是人类经常从事的最复杂的任务，尽管没人意识到这一点。
这些纷繁的工作都源于DARPA的根本特征：灵活性。该机构的工作方式与军队的其他部门完全不同。它通常雇用不超过几百人，基本上不受官僚主义的束缚，尽管官僚主义支配着政府的大部分工作。虽然DARPA的局长身处要职，但是机构的研究方向来自项目经理，他们占了总人数的一半以上。这些人包括物理学家、化学家、生物学家、工程师、学者、实业家和军人等。他们的工作是为自己遇到的棘手问题提出潜在的解决方案，比如一种新的通信设备、装甲或导航系统。他们向局长推荐自己想要运营的项目，如果获得批准，就为公司、大学或任何可以实现他们想法的人提供资金。项目经理通常只工作一两年，很少有人超过4年。DARPA倾向于不断进行更新，优先考虑新想法，而不是过往经验，特别是令人失望的经验。当一个项目成功时，DARPA会把它交给军方或私营部门进行商业化，然后再去进行下一个大胆的冒险。
1995年的夏天，波默洛和约赫姆迫不及待地想要看看，安装在一辆灰色庞蒂克运输车里的RALPH程序如何在有着不同道路标志的高速公路和不同类型的高速公路上行驶，他们发起了一场名为“解放双手穿越美国”的越野驾驶（由于研究重点是道路视觉系统，所以他们负责踩油门和刹车）。在9天的时间里，计算机科学家们一边听着有声书《星际迷航》（Star Trek）打发时间，一边行进了大约4 586千米到达圣迭戈，完全由汽车来完成转向工作。
无人车这个想法看起来就像一个永恒的研究项目，一个建立在稳定的、渐进的发展之上的项目，将产生源源不断的博士论文。
特瑟认为此时的关键在于整合而不是发明，要找到合适的方法将所有现有技术整合在一起。他追求的是“配方”，所以“厨师”不能太多。特瑟想引进新鲜血液，即那些与国防部或DARPA无关的有潜力的人才，特瑟只需要找到这些人，并把他们领到“厨房”就够了。

第2章　极客和国债，每次都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失败

Geeks and Govvies

莱万多夫斯基更喜欢在智识上胜人一筹，而不是靠勤奋胜过别人。他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不断追求捷径，不断突破规则，来寻求新的方法。和附近硅谷的许多科技界人士一样，他认为这不是欺骗，而是一种优秀的策略。如果要花无尽的时间帮助客户解决普通的计算机问题是他生意的出路，莱万多夫斯基宁愿找别的事做。
但惠特克对建造桥梁毫无兴趣，他想制造机器人，他从小就对这件事抱有热情，小时候曾用从家附近的垃圾场收集来的零件组装机器人。他说：“我在寻找一种可以改变世界的东西，一种能用自己双手完成的东西，一种在我的时代就会发生的东西。”惠特克认为，正在兴起的机器人技术研究将为自己提供施展拳脚的空间。
在那里，他研发了第一辆自动驾驶汽车“Terregator”，它配备了摄像头、声呐和激光雷达，这个被称为自动驾驶汽车的6轮机器人看起来像一个冰箱，它以步行的速度在人行道上穿行，机器人通过从4楼计算机实验室窗口伸出的约90米长的电缆与它的“大脑”相连。
20世纪末期，他和他的同事还有学生们一起，制造了数十个非常棒的机器人，这些机器人在某些领域、某些危险的地方，做了不少弱小的人类无法完成的事情。比如有些机器人爬进了南极洲和阿拉斯加的火山；有些机器人很好地执行检查机场上覆盖的17 000块地砖的任务；有些机器人奔波于废弃的煤矿；有些机器人准备探索太阳系。当惠特克不在校园里或带着最新发明外出时，他就会去城外的养牛场工作。他在20世纪90年代买下了养牛场，除了通过举重来保持体形外，还能在农场做些体力活儿。
生活不是听任别人的安排，他嘲笑卡内基梅隆大学高层对参加DARPA大挑战赛的犹豫。此外，他总是喜欢有明确目标的项目，没有比第一个到达那里更明确的了。
2003年3月13日，惠特克正式宣布参加DARPA大挑战赛，这是DARPA获得的第一个正式的参赛者。惠特克在用来记录生活的网络博客中明确表示特瑟不是唯一一个有天赋成就大事的人。“一年后的今晚，我们在洛杉矶拉斯维加斯机器人比赛中的表现将永载史册。
5年后，厄姆森设计了一款机器人用来寻找南极洲的陨石，并可在航空轨道上组装太空站。当DARPA宣布举办大挑战赛时，厄姆森住在一个亮黄色的帐篷里，这里满是微生物。在即将完成博士学位论文的时候，厄姆森正尝试让这个太阳能机器人在不需要人类帮助的情况下爬行1千米。
与此同时，惠特克一直在打电话找资金，说服他在机器人领域认识的以及不怎么熟的人，让他们成为赞助商，捐款或提供昂贵的零部件。英特尔提供了电脑，卡特彼勒(30)捐赠了雷达，谷歌送来了现金，固特异送来了轮胎。波音公司不仅提供了进入其机器车间的机会，还提供了两名工程师的全职帮助。最终，惠特克筹集了50万美元的现金，获得了40多家公司的支持，还有数百万美元的技术和工时支持。没有别的团队会得到接近这个水平的支持，尽管如此，这一切还是低于惠特克的期望，只是勉强达到了他的要求。
在室外工作时，不可避免的强光和不断变化的照明条件让计算机识别变得更加困难。但摄像头还是可以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所以团队为沙暴车添加了一对摄像头，每个都有三四个网球那么大。

第3章　沙暴车，孤儿优先

Orphans Preferred

《白银帝国》

Mon, 09 Sep 2024 00:00:00 +0000

徐瑾著，《白银帝国：一部新的中国货币史》，中信出版社，201702

中国货币史和“白银纠缠”

宋代属于开放经济，势必与周边国家的货币经济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系。虽然北方的辽、西夏和金，南方的东南亚诸国，都有自己的钱币，但是只有宋钱（主要是铜钱）可以成为周边各国接受的“硬通货”。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论是宋朝疆域之内，还是宋与周边国家之间，不同币种之间需要“汇率”，而汇率则需要有基准货币或者本位货币。例如，交子曾以铁钱为本位，会子曾以铜钱为本位。但是，铜和铁终究属于贱金属，加之多次发生钱荒，所以，能够作为基准货币的唯有贵金属。很可能因为黄金过度稀缺，在纸币通胀的压力下，相对丰裕的白银脱颖而出，白银的地位甚至超出了黄金，且成为国内外通行的通货，这似乎是一种自然过程。
徐瑾注意到了钱穆先生所言的“宋、元两代用钞票，均有滥发之弊病”的观点，捕捉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逻辑，“在白银作为主角最终登上中国货币舞台之前，从宋代开始曾经有一段并不算短的纸币试验。这一宏大的纸币试验构成了中国金融史的转折点，甚至正是这一试验，最终奠定了中国货币白银化的基础”，进而得出宋代因为通胀引发白银崛起的结论。
明朝(1368—1644 )历经十二世、十六位皇帝，国祚276年，略长于清朝。在明代的经济史，特别是明代货币史中，16世纪40年代是重要的拐点。中国从此开启了奉行长达500年左右的实银通货或者“称量货币”，即“自由银”货币制度。而这种“自由银”货币制度强烈地刺激了巨大的白银需求，中国开始成为世界上对白银需求最大和吸纳全球白银资源最多的国家；日本和南美洲成为向中国输入白银资源的主要地区，也因此成就了中国成为当时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其实，相比清代，明朝并没有那么糟糕。清朝时期，有意毁灭大量明史资料，对明史颇有歪曲。
之所以清代还是“白银帝国”，主要因为白银自始至终是财富的基本形态：白银是基准货币；白银是国内跨地区贸易的交易货币；白银流入的数量以及白银价格的变化，直接影响货币供给规模；银价是物价的主要机制；政府财政收入主要税种与白银密不可分；白银是窖藏的货币财富；白银是会计制度基础。一言以蔽之，白银支撑着国民经济的运行，若是没有白银，整个货币体系必然陷入混乱，甚至倒塌。

绪论　白银的诅咒

对比西方人对于黄金的迷恋，国人对于白银可谓念念不忘。从古至今，中国历史上对于白银的偏好几乎随着时间日益加深，而白银成为中国本位货币的艰难历程，恰恰也隐藏着中国历史大变迁的隐秘纬线。
从“不为币”到最终的法定货币，白银在中国的货币化历程不无曲折。战国至秦汉时期，更多用金与钱，进入六朝、隋、唐是钱帛并行，宋、金、元至明初则是钱钞流通。五代后白银才开始逐渐用作支付，两宋后白银逐步进入民间，与钱并行使用，直到明代中晚期，白银正式完成在中国的货币化。从此之后直到20世纪30年代，这500多年间，中国经历了大小战争，浩劫无数，始终固守白银，其间银两和银元通用。
对比中西货币史，从一开始中国与西方的货币制度就呈现出不一样的特点。古代西方小国林立、国际贸易发达，虽然一国之内国王可以规定何为货币、价值几何，这些规定却无法在其他国家疆域内使用，真正能够被国际市场接受的流通物，从很早开始就被锁定为贵金属铸币。早在公元前7世纪，小亚细亚的希腊小国吕底亚就已经开始铸造固定总量、标明价值的金银合金铸币（而中国迟至清朝末年才开始白银铸币），从此塑造了西方货币史注重贵金属铸币的路径。
相比之下，在明朝中期之前，大部分时间内各种贱金属铸币（铜钱、铁钱）构成中国货币的主要形态，中间间杂着货币史上的早熟传奇，即北宋到明初400余年最终失败的纸币试验。
即使白银在明中期得以货币化之后，白银在中国大部分情况下也仅仅是作为称量货币使用，而非西方早已习惯的铸币方式。从古代银两形态来看，隋唐以前称银两为银铤、银饼或银笏，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古代“铤”通“锭”，从宋代开始一般称呼银铤为银锭，而把银锭叫作“元宝”始自元朝。据说元朝至元三年（1266年）以平准库的白银熔铸成“锭”，重量达50两者叫元宝，即“元朝之宝”的意思。
历史细密经纬之中，白银始终是一根连绵不绝又隐匿无比的线。要重新认知中国货币史，把握白银在中国货币化的关键进展，就必须结合经济史、政治史、财政史、军事史等研究，从更大的视野重新审视中国历史。换言之，理解货币必须在货币之外，其前提是重新厘清中国历史的关键脉络。
对于传统中原王朝而言，为维护王朝统治，必须应对内外两方面的挑战。过去史书多聚焦帝国内部挑战，外部挑战在传统叙事中往往被忽略，但事实上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中并非短暂过客，千百年来北方草原游牧民族随时虎视眈眈，长城内外枕戈待旦之卒动辄以百万计。和平要么是赢来的，要么是暂时的，无论哪种，都对中原王朝的军事能力及其资源汲取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更紧要的是，以庞大物资支持的军队，天然地更容易效忠于带领他们的将军，而不是远在天边的朝廷，在军队忠诚度与军队战斗力之间，皇帝们往往陷入两难。这构成了棘手的内部挑战。
权力醉人，可如何保护权力？帝国内部的权力纷争背后，也隐含着制度变迁的动力。西周选择的是相信血缘宗族力量，封土建国以统领万方，却最终以兼并战争与秦汉大统一而结束。从秦汉直到唐，朝廷一直在试验各种方式，以对抗幽灵不散的地方豪族与割据军阀的潜在反叛势力，试图将军事权力牢牢掌握在手中，其可悲的失败在安史之乱中达到高潮。相应地，军制也在征兵制（如府兵制）与募兵制之间反复摇摆：征兵制方式简单、效力惊人，但要么依赖于草原民族的血勇氏族精神，要么难以持久；而募兵制不仅耗用浩大，维持军队忠诚亦不易。
内外冲击之下，王朝的资源汲取能力也在不断经受考验。王朝兴起之初，无主土地众多，各类均田制度可以顺利实施，以实物税为主的各类财税措施也容易落实。时间一久，由于土地兼并与大户蒙荫，朝廷财力难得保障，各类货币化税收改革方案不得不出台，杨炎、王安石、张居正、雍正的改革时隔近千年而前后相继，其本质都是为支撑王朝政府对财税收入的欲求。
进入近代，在白银全球流入流出的牵引冲刷之下，中国经济乃至国事都受到诸多影响，从明朝灭亡到鸦片战争，以及随后多次政治战乱与经济危机，莫不如此。讽刺的是，民国在艰难告别白银、迈入纸币时代后，却紧接着进入恶性通胀之中，几乎重复了多年前南宋的纸币故事，中国货币的千年跃进近乎被一笔抹杀。
白银与落后，是无意巧合还是因果关系，白银是否为中国落后的根源？梳理数百年白银历史，我们看到白银的命运伴随着一个古老帝国的挣扎与纠结，白银嬗变背后，不仅是王朝更迭，更是文明兴衰。借助白银之眼，我们可以一窥中国现代化之路。
古希腊哲学中曾有“金银铜铁”理论：人都是一土所生，彼此开始为兄弟，但是老天铸造他们的时候，分为三种人，第一种人身上加入了黄金，因而是最宝贵的，是统治者，其次则加了白银，这是辅助者或者军人，最后则是铜铁，往往是农民及其他技工。
以此而论，如果纸币发行得当，数量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不仅有益于政府财力，对于经济其实也是极大的红利与跃升。换言之，纸币本身可谓金属货币到信用货币的一次“升维”，运用得当的话对于经济大有裨益，典型如英镑对于英国崛起的决定意义。
然而历史没有如果，战争逻辑与皇权思维主导之下，纸币创新带来的不是繁荣而是滥发。在宋元明三朝，中国试图跳过银本位直接进入纸币本位，但这一过早诞生的纸币最终却因为缺乏约束遭遇了挫败。在与纸币的竞争中，白银作为一种替代物，对于民众来说有保值和储存的便利，最为关键的是，白银具有免于被权力轻易掠夺的货币本性，朝廷至少无法“印”出白银来。因此，白银天然是市场的选择。
中国纸币的命运，是成熟的古老帝国又一次过早开出的文明之花，一切聪明与机心，在缺乏约束与边界之际，最终都会自我毁灭。回看白银近千年的故事，其竞争对手纸币的作用如此巨大，从交子开始，堪称白银货币化的开篇，以法币结束，也是白银货币化的归宿。
正如货币金融学大家弗雷德里克·S.米什金(Frederic S.Mishkin )所言，金融系统是经济的神经。而生生不息流动的白银，则是中国经济的白色血液，其动静变化，牵动中国经济的神经，引发一次次兴奋与痉挛乃至紊乱。即使坐拥白银，帝国斜阳依旧。换言之，白银很重要，但是拥有白银不等于拥有繁荣，甚至白银流入更多可视为中国经济货币化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决定帝国命运成败的核心，仍旧是帝国制度的固有缺失。
中国在明清之后号称建立了银本位，但是这种名义上的银本位存在很多问题。白银一直没有作为铸币使用，现实之中多数情况是银两、碎银、银元并行，又因重量纯度各有区分，因此除了不同重量纯度的“实银两”，换算中还有作为实银价值衡量的“虚银两”并存，因地因用各有划分，共上百种之多。
由于白银各种度量单位不一，导致中国货币制度空前混乱，而混乱的币制进一步造成经济金融的萎靡落后，与国家的孱弱分裂彼此牵引。用银，也因此成为一种落后的象征，甚至被看作一种白色的诅咒，成为帝国落后的镜面投射与无奈注脚。
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中央集权加大，中国终于有能力“废两改元”。国民政府原本计划是从银本位过渡到金本位，但由于世界经济危机以及美国《白银收购法案》，中国再次“升维”，跳过金本位，直接进入法币阶段。法币原本是中国货币制度的全新升级，堪称统一货币的一次成就，但在内忧外患之下，金融再次沦为政治的附庸，其结果也并不美好。法币滥发无法遏制，而取代法币的金圆券的滥发更是史无前例。于是，纸币在近代中国上演了最疯狂的一幕，创出惊人的通胀纪录，其惨烈程度超出多数人的预期。这一次的纸币试验仍旧以一个政府的陨灭为结果。而白银在纸币被遗弃之后，又在民间暗中复燃。
白银与纸币的博弈，其实也是保守与贪婪的较量。如此博弈，如果通过权力制衡，其实也可以有不一样的结果，就此而言，纸币是中国未能把握的制度红利。英格兰银行成立于1694年，此后英国才开始发行英镑，比起宋代的交子晚了大概六七百年。英镑最初只是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而已，而英格兰银行成立之初也不过是一家私人银行。尽管如此，英镑诞生之后，在200多年内维持了稳定的币值，英镑的坚挺为英国从一个欧洲边陲国家跃居为日不落帝国奠定了伟大的基础。
中国政治即人事，其短处在于纠缠中国千年的人治弊端。根据日裔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近年建构的理论，秩序良好的社会需要三要素结合，即国家(the state)、法治(the rule of law)、负责制政府(accountable government)结合在稳定的平衡中。这看似简单的“政治三明治”并不容易达到，国民政府在内部权力的分散以及外部强敌的环伺之下，最终无法摆脱印钞之路。
金融本质是信用，正因如此，金属货币在专制时代对于民众来说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而纸币试验只有在能保证遏制政府的贪婪之手的政治体系之中才可能成功。这种方式往往出现在现代，而且还很不完美。
财政强弱影响着帝国政制，隐形税费成为名义财政的影子。随着名义赋税之外的各种苛捐杂费不断滋长，帝国贪腐持续恶化，这变成一个新的循环。面对这种模式，中央试图通过“一条鞭法”、养廉银等方式将各种隐性财政纳入正式财政，不过是一次又一次开列新的税费清单，而帝国始终也走不出“黄宗羲定律”状态。正因如此，日本学者岩井茂树将明清财政的机制形容为“原额财政主义”，即在额定财政和隐形财政之间，一次又一次扩大额定财政范围，却无助于隐形财政的消失甚至减少，最终帝国不得不在财政危机中走向没落。
财政失序导致政治治乱循环的根源在于，一方面缺乏下对上的有效监督，另一方面对于贪腐根源也没有彻底解决，用经济学的术语讲，激励不兼容。这事实上说明，皇帝或帝国体制代表表面上是在与腐败官员做斗争，其实是一种堂吉诃德式的斗争，即与强大的体制惯性抗争。
真正的市场经济意味着人类合作秩序的拓展，在过去地大物博而又拥有勤劳人民的中国古代，之所以无法衍生出更广阔的合作秩序，正是因为从封闭的经济状态走向开放的经济状态需要所有权等制度保证。正如秘鲁经济学家赫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所言，所有权的主要效应包括：确定资产中的经济潜能、把分散的信息综合融入一个制度、建立责任制度、使资产能够互换、建立人际关系网络、保护交易等功能。
为什么东方在近代之后落后于西方，这可以视为有名的李约瑟之谜(Needham Puzzle)的衍生回音，或者说经济史的圣杯，迄今仍旧引发无数回应。历史学家纠缠于工业革命之类的宏大事件，而经济学则摸索于手工业方面的细节。值得注意的是，货币金融的维度很少被提及。实际上，欧洲在工业革命之前已经有了金融革命，而这种金融革命正是资本主义得以起飞的原因。
无论纸币还是白银，中国货币体系前现代化的症结之一，在于一直没有实现银行化。中国货币无法银行化，导致中国的纸币化道路失败，不得不走上白银之路。没有银行，没有白银铸币化，就谈不上从银行券路径创造纸币，货币只能以称量货币的形式存在，导致各种混乱与落伍；没有银行，中国的储蓄无法资本化，因为唯有贷款等业务才能解放资本的约束，创造更复杂的信贷交易；没有银行，中国的商业机构也无法公司化，既无法做大也无法走出人际关系限制；还是因为没有银行，货币发行也因此未能集中化，无法衍生出中央银行之类的银行。
银行在中国难以生根的历史，也对应着白银在中国的挣扎历程，二者构成中国经济史的隐匿金融主线，也隐匿着国家权力与市场力量不断博弈的历史。
历史是不断的回溯，而金融是不断的创新，二者间的互动共同构成了创造性破坏的动态过程。金融不是一张白纸，金融史不仅是关于货币的秘密，更是一窥兴衰起合的独特视角与隐约主线。回顾白银的历史，我们除了看到白银命运之骤然崛起与无可奈何，更多看到的是帝国的兴衰。在路径锁定之下文明的必然出路，正在于逃逸历史的惯性与制度的钳制。一声叹息之外，往昔成败足以对照当下。

第一章　东西：白银的不同命运

无论是中国古人的造字，还是后人的演绎，或多或少都暗示了一个普遍的认知，那就是货币起源于交换，这与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的见解不无类似，他似乎认为货币是以物易物的一种简化，尤其是金、银等贵金属，“假如他用以交易的物品，不是牲畜，而是金属，他的问题就容易解决了，他可只按照他目前的需要，分割相当分量的金属，来购买价值相当的物品”。
谈论货币，不可不谈金银。作为一名革命理论家，马克思对于货币理论也分外热情，他的名言之一就是“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这句话已经为金银的自然属性适于担任货币的属性而得到证明。由金融史可知，人们过去习惯将贵金属铸造成硬币在交易中使用，因此今天的货币名称往往也来自当年的遗迹，也就是这些货币含有多少贵金属的重量，便士、磅、马克甚至中国的银两都曾是度量衡单位。
银字的形态也可看出端倪，银由金、艮构成，艮意为“边界”，银的本意据说就是“价值仅次于黄金的金属”。
金银之间的历史博弈，最终以金本位胜出，除了英国率先采用金本位这一看似偶然的因素，过去欧洲热衷的金银复本位过于麻烦也是重要原因。黄金和白银如何确定比价是金银复本位的一个难题，该比例往往因为产量波动等外部因素而变化，这就造成了麻烦。
为什么这么多国家偏爱金银复本位？很重要的原因是黄金产量少而币值稳定，适合国际支付，但是黄金价值刻度过大又不符合日常支付需要，反对金本位的人曾经嘲笑“金币被当作富人的零花钱”。欧洲各国历史上往往是金银复本位制，甚至英国即使转向金本位之后也维持了白银的法偿地位若干年，白银的非货币化直到1774年才发生，到了1821年，白银在小额交易中的法偿地位才完全废除。金银复本位的本质是保证金银可以共同在市面上流通。
金银复本位看起来是两条腿走路，过去多数欧洲人笃信其可以调节金银比例。在理想的情况之下，市场会根据金银比价自动调节，从而达到稳定状态；实际上它更多时候随着资本流动而波动，比如巴西黄金在17世纪被运入英国，这样的外生效应会诱使人们利用金银之间不同比价套利，从而加大了比价之间的不对等，实质上导致了金银复本位制度的跛足情况，甚至不如一条腿便利
这一情况也诞生了著名的格雷欣法则(Gresham’s Law)，也就是所谓“劣币驱逐良币”法则。这一法则在金银复本位之下最典型的表现是，当银币或金币市场比价与法定比价不同时，市场比价比法定比价高的货币（良币）将逐渐减少，而市场比价比法定比价低的货币（劣币）将逐渐增加。因此，不同国家官方定价的不同，往往引发国际资本流动。比如14世纪，法国将黄金与白银的比价定为1∶11.11，而英国则略高，为11.75，这意味着在英国白银被低估，黄金被高估，最终的结果自然就是白银流向法国，黄金流向英国，即使国王利用严刑峻法阻止贵金属外流也无法解除市场的自由意志。
尽管后世褒贬不一，但作为金融家的牛顿在历史上确实留下了重要的一笔。他的任期正好对应着英国转向金本位的重大时刻。在英国白银外流、货币重铸泛滥之际，牛顿在1717年将黄金价格定为每金衡盎司3英镑17先令10.5便士——牛顿如何核定这一比价无从考证，但是他的这一举措对于英国金融历史的意义，几乎等于那一枚不知为何砸中他脑袋的苹果。
这一比价并不完美，甚至是一个错误，仍旧过高的金银比价导致了一连串效应，却也产生了出其不意的结果，故事的发展对英国是利好：正是源自牛顿的定价，白银仍旧继续流出英国，英国从此全面拥抱金本位制度。一个世纪后，也就是在牛顿确定黄金价格99年后的1816年，英国开始从法律上宣布成为金本位国家，而这一制度与比价奇迹般地维持到现代。最为苛刻的金融史学家也不得不承认，正是那一年牛顿或许源于无知无畏的举措，导致金本位元年是1717年。无论如何，历史如此记载，“1717年英镑按黄金固定了价格，这个价格一直延续到1931年，其中从1797年至1819年和1914年至1925年中断过”。
宏观经济学大师凯恩斯做出了一语中的的评价，他早早就将人们对于黄金的一场狂热指斥为“野蛮的遗迹”——野蛮看似贬低，但也道出黄金对于世人的强大吸引力，毕竟野蛮背后是本能。

第二章　宋元：纸币试验

从交子到会子，结果都是因为财政危机而遭遇贬值命运。铜钱紧缩带来的钱荒使得纸币发行数量增加，而纸币的增加与准备不足又导致纸币贬值，其根源其实在于，作为抵押物的宋代财源不断因战争备受侵蚀，步入滥发贬值之路。不论交子还是会子，最开始时往往是私人发行，不可避免会造成局部的混乱，比如最早私营交子的富商经营不善、遭遇挤兑，于是国家开始介入发行，增强民间对其信任，私人纸币也因此被挤出市场。这意味着最开始国家发行的纸币有着比私人纸币更高的信用度，甚至溢价使用。不过国家一旦过分滥用这样的信用，滥发货币，最终必然遭遇贬值，被市场抛弃。最后，宋朝陨灭也成为必然的命运，“变成了一个寄生政府，受到自己臣民的遗弃”。
中国人往往以宋代纸币为骄傲，然而战争使得一切都归于虚空。我们见证了宋代民间社会的创造力以及官僚灵活的经济治理水平，但战争失利导致财政失控，失控的财政政策必然导致失控的货币政策，交子最终敌不过财政货币化的悲剧。交子、会子等货币最终成为一个通胀的历史悲剧故事，也是宋朝统治者未能把握的改革红利。宋代纸币退出了舞台，但是贪婪与愚蠢永远存在，尤其越到末代王朝，越是穷凶极恶地试图通过纸币掠夺民间财富，宋如此，金如此，元也未能幸免，明则完成纸币在中国古代的最后一幕。
关键在于，国家信用的边界。法币的流通意味着国家信用的放大，而在强势政府之下，政府行为决定了货币政策走向与效率，正如一句老话所言，“统治者通过控制货币供给来管理经济”。问题在于，谁来监管监管者？从历史来看，政府接管私人纸币的发行之后，初期往往能够发挥纸币的优点，缓解通货紧缩而对经济有所裨益。可惜的是，这样的美好开局从来没有被坚持到最后，滥发的诱惑在没有约束之下往往随之滋长。
因此，更深一层讨论的要点在于，如何避免权力滥用或者说过度滥用纸币。无论是否在商品本位之下，纸币都是一种信用安排，这个时候即使有一个强而独立的中央银行作为货币机构，可能都难以完全避免政府之手的介入。
人性的悲剧在于，贪婪往往胜过理性，纸币的便利往往掉头转向灾难。每当遭遇战事之时，国家往往求助于印钞或者降低币值，这对于战胜战败的双方都有巨大代价。以南宋开禧年间（1205—1207年）的战争为例，虽然金获得了胜利，但是其国内的纸币数量数十年间增加了十多倍。

第三章明代：银本位与全球化

这一看法无疑过分简单。事实上，明朝宛如经历时空穿梭，在有限的时间之内，经历了从中世纪性质的洪武体制向近代商品化经济发展的历程。明朝一度可谓走出了中国历史的数千年，其中的教训以及成败堪称中国历史的集合。
明代大明宝钞不能兑换铜钱或其他任何金属货币，这样的规定几乎成为法币的前身，但没有足额储备金作为保证，其结果自然可想而知。在市场上，大明宝钞从一开始就不受欢迎，民众拒绝使用，钱与白银仍旧流行，而顽固的明太祖直到统治末年，仍旧重申禁银命令。到了英宗一代才开始放松用银禁令，但对于拒绝使用钞票仍旧有责，甚至有全家戍边的可能，“阻钞者追一万贯，全家戍边”。
纸币熄火，白银复燃。历史的往复往往如此迷人又痛苦，纸币的诱惑与危险在于，看似可以随意滥发，最终必然玩火自焚，这一点历代的掌权者往往会忘记。当纸币闹剧在中国告一段落，数百年后又“从出口转内销”，粉墨登场，引发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最为惊人的通胀历史，甚至导致了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
禁止白银是为了推广纸币，不让白银与纸币竞争，反过来说，纸币的没落与退出，则源于白银的胜利与地位的确立。根据经济学家塔洛克的研究，明朝纸币的退出存在临界点，也就是14世纪90年代早期。明朝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铜钱流通被暂时禁止，但到1400年纸币已经跌到了其面值的3%，即使明朝官员自身也怨声载道。
帝国政权的经济命脉在于金钱，溃败总是先从财政开始，又以财政结束。无论永乐皇帝朱棣迁都北京还是日后郑和下西洋，如此政治上的大手笔意味着需要经济上的支撑，这些变化使得白银在官方系统中有机可乘。
郑和之败，不是技术，也不是资金。后人考证，郑和船队无论规模还是吨位，都十倍于哥伦布的舰队，但是一个是炫耀国威，一个是探索未知，加上郑和之后没有持续的机制来保证出海，最终导致结果的不同。汉学家费正清就强调郑和与哥伦布在推动力以及动机上的巨大区别，中国船队不仅缺乏绕道非洲前往欧洲的推动力，甚至也没有动力建立贸易据点，“中国和葡萄牙的航海人员能力相似，这使他们动机上的差异显得更为突出。中国人完全缺乏欧洲人那种力求扩张的强烈欲望，这一事实就使两者的成果大不一样”。
中国虽然最早发明了交子，但是随后纸币滥发而退回商品货币，混乱状况中甚至不乏铜钱乃至米之类的实物交换，最终金属货币获得市场承认。此1 000年内，前500年是纸币的试错与崩溃，后500年是白银的确认及胜出，白银在中国经济中开始扮演主要角色，甚至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才最终放弃银本位制。白银的流动对于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如此深远，以致乐于反对“西方中心论”者从白银流入中国来验证中国曾经的地位，宣传“全球市场的轮子是用白银的世界性流动来润滑的”
白银不仅刺激了中国经济，还催生了诸多的社会变革。白银流入对于晚明意义重大，正是在那时形成了一个因商业而快速世俗化的新世界，“通过推进货币增长，提高商品交换效率，以及促使中国官员实行延误已久的赋税改革等方式，日本和墨西哥银元在成就中国晚明声望的充满活力的经济膨胀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这一经济膨胀的影响涉及明朝各个地区，但对南方和东南地区的影响则尤为明显，在此，城市人口激增，农业也更加商品化，工商业则一片繁荣”。
白银浸淫之下的中国明末，经济高度商业化，全球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为何未能产生资本主义？这是历史的天问，却对后人充满诱惑，相关研究层出不穷，其中最为著名的提问者有两位。
首先是著名社会学大师马克斯·韦伯，他曾经提出疑问：工业革命为何没有首先发生在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的中国？这也就是传说中的韦伯疑问。随后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在研究中国的科技发明之际，也萌生了著名的李约瑟之谜：中国发明在古代遥遥领先于其他文明，但为何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
白银流入似乎只是流入中国惯有制度的历史黑洞之中，只有局部的改变，却无制度性的飞跃。在某种程度上，西门庆属于白银时代的企业家，却无法走出清河县的历史惯性，源于中国缺乏培育现代企业家的土壤。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制度环境尤其法治环境以及契约精神的支撑，资本主义就无从谈起
更进一步来说，白银带动西门庆之类的新商人崛起，可是他们的崛起往往不是加入旧阶层就是以为官为归属，这样的企业家对于社会以及经济的市场拓展贡献，似乎更多只是起到了分蛋糕而没有做大蛋糕的作用。
世界变化之际，中国商人们的点滴努力虽借助白银生出别样灿烂，却仍旧如同涓涓细流，囿于清河县一隅，无法冲破历史钟罩的层层束缚从而汇聚成资本的汪洋洪流。没有法治与信用，就没有企业家成长的空间与历史环境，现代资本主义的诞生也无从谈起。
明代白银的使用普及，首先是经济自身的货币化需求，就外在供给而言，也依赖于海外白银的流入，这是中国海外贸易与地理大发现的因缘际会。白银繁荣于大明帝国之际，无意之间，也埋下毁灭的种子
显然过低的官员俸禄并非好消息，因为这必然引发更为严苛的搜刮。以清官形象在历史中存在的海瑞，似乎就是为了印证明代的腐朽。像海瑞这样的朝廷命官，依赖俸禄过活的结果是其毕生清苦，生前为母亲祝寿买两斤肉都可以成为新闻。他虽然最终官至御史，高达二品，死后赠太子太保，谥忠介，然而身后无子，只留下白银20两，甚至丧事也靠他人凑钱。
黄仁宇在《大历史不会萎缩》中有一个比喻，称中国明清社会结构类似“潜水艇三明治”，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即文官集团或知识分子，下面一块长面包是清一色农民，至于中间结构，则一直孱弱而无关紧要，“工商业没有本身存在的价值”，其法律地位和社会地位可想而知
当时中国白银的来源之一正是日本。日本银矿丰富，号称银岛，有人记载“日本夷商唯以银易货，非若西蕃之载货交易也”，这部分流入虽然比不上其他途径，但测算下来也相当可观。
和美洲白银在欧洲引发剧变类似，金钱的作用不仅仅在于物价变化，更在于通过物价变化达到财富再分配，进而影响社会结构。日本在丰臣秀吉时代之前，基本都用中国钱币，往往以进贡、贸易、打劫等方式获取中国钱币，而中国钱币的大量流入对日本产生巨大影响。

第四章晚清：混乱中崩塌

进一步追究，这实际上是传统中原汉族帝国面临的老大难问题，即如何应对来自草原的军事威胁。代之而起的清朝，对这一问题提供了远比明帝国更好的方案：清朝构建起南北两院制的二元帝国体系，长城之北以大可汗身份统领女真、蒙古各部落，长城之南以皇帝权威治理官僚体系及其下属臣民；南方的税赋足以支持清帝打消贵族分权企图，而草原骑兵则为帝国提供了冷兵器时代最强大的军力。因此，和平终于在血腥屠杀之后来临，中国经济也在清初“永不加赋”“与民休息”等政策护持之下快速恢复。
马士曾抱怨，“银两兑换也是可以把人弄糊涂的一个问题，它会使一个普通人无法了解中国税制的奥妙。中国除铜‘钱’外，没有铸币，目前10 000铜钱约等于1英镑，2 000铜钱约等于1美元。中国白银货币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全国有不下几百种标准；就在一个地方也会有十几种标准，彼此相差数额可以达到10%以上。甚至库平银，也仅在帝国国库方面使用，它在国内其他各地只是一种会计上的货币”。
这种混乱事实上延续了数百年，即使到了近代也是一本糊涂账。从晚清到民国，中国往往被视为银本位，事实上，更确切的说法，中国是没本位，正如1914年北洋政府的自白，“今日中国所大患者，无本位也”。其间，不仅银两、银元不同种类混用，铜钱、洋币也流行，钞票有外国银行和钱庄“私票”，就是银两也分为虚银和实银，实银分为宝银（元宝）、中锭、裸子、小镙、散碎银等，元宝又分为各地的成色，如上海的“二七宝银”和天津的“白宝”等。单单就称量实银的秤来说，也各有不同，在北洋政府时期据说有上百种之多。各种虚银更是形形色色，如库平银、广平银、海关银、漕平银等。
系统溃败的代价显而易见。它徒然大量增加了交易成本，也使得钱庄“旅途中为转运和护送所需的费用，而且由于长途跋涉，所费时间，不是以日计而是以月计的”。不仅天子无法彻底改变这一情况，官僚集团本身也越来越强大，甚至已经到了反腐即亡国的地步，导致后来推行币制统一遭遇很多阻力。
金融财税相生相伴，财税被认为是普天之下财富的流通与再分配的源泉。谈到与中国币制混乱相对应之处，则不得不提中国租税的混乱。在大部分时间里，财税的变革才是真正的历史。《说文解字》里面曾说“税，租也”，联系经济学里面租金的概念，所谓税收，其本质就是执政者收取的保护费。
一个事实在于，单纯就经济而言，中国似乎不需要世界也可以活得很好，而从政治来看，中国通过选择性的通商也可以达到政治上的目的，朝贡制度似乎可以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
在中国的明清朝贡体系之中，中国处于中心地位，除了政治因素，也与中国的经济地位有关。通过与朝贡贸易圈以及世界的联系，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具有微妙的地位——经济学家甚至认为具有重要地位，原因在于中国的特殊性：一方面，中国是瓷器、丝、茶等产品的垄断者；另一方面，中国也是全球白银的终极“秘窖”。
历史的惊奇转折也往往蕴含于偶然细节。鸦片在清代的流行甚至为患，与吸食方法的改变大有关系。英国人将鸦片溶于水饮用（每年消耗10吨—20吨），这种食用方式的镇静作用颇为轻微，被认为不足为虑，对比之下，中国人的方式是吸食鸦片，这种方式据说最早来自爪哇，经过台湾（或福建）传入大陆，成瘾更为剧烈。二者差别多大呢？历史学家说就好比咀嚼古柯叶和将其在烟斗中点燃吸食的差异那样，“英国毒贩故意忽视其中的差别，可道光皇帝并没有，于是1839年鸦片战争爆发了”。
鸦片是战争的引线，更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道德焦虑与民族隐患的双重隐喻：外来的鸦片带走了中国的白银，而中国留下了“东亚病夫”的世界印象，甚至吸食鸦片上瘾也成为中国输出的恶习。鸦片进而成为身份的象征，从晚清到民国，很多军事政权都与鸦片有着重要的关系。在鸦片名下，中国成为带有道德瑕疵的被迫害者。
在这一点上，李鸿章的看法不无洞察力。他于1881年致信英国禁烟协会，如是表示：“中国从道德的立场看待这个问题，而英国是从财政的角度来看。
从专业上说，中国的造币方法一直是“范铸”方法，即模铸法，往往先以泥制模。这属于原始的手工业方法，产量受限，而且费用不低，这一方法被认为2 000多年以来没有进步。
正因如此，外洋流行可谓引导中国货币文化的“一次大革命”，带动中国自制银元的萌生，比如“龙洋”“袁大头”等。尽管如此，直到民国，外洋始终流通。根据货币专家的考证，早期中国自制银元与外洋成色接近，大概都在27克左右，纯度约在9成。民间对于银元的喜爱，到底还是因为其分量十足、制作精美，陈存仁的记载亦印证鹰洋在清朝时普遍流行，甚至与“龙洋”“袁大头”等在同一时期等价使用，“银元每一个，是用白银七钱三分铸成，库秤是七钱二分，银质最标准的是墨西哥铸成的，上面有一只‘鹰’，所以又称为‘鹰洋’”
外洋刺激了中国机制银元的诞生，二者并行不悖，也为民众在动荡年代提供更多选择。我反复强调货币是竞争的游戏，其实当时也有人这么认为。
放在历史场景之中，所谓中国货币主权的淡薄或缺失，一方面是贵金属时代的通病，另一方面也是中国货币制度落后的特征。中国往昔如此紊乱的货币体系，看起来是今天货币非国家化者们乐见的自由竞争天堂，对于商业却不啻为一个烦琐转换的地狱，甚至到了民国也未见改善，一位国民政府的长期外国顾问阿瑟·恩·扬格如此评价中国的币制，“任何一个重要国家里所仅见的最坏制度”。
白银与外洋流行的根本原因，除了主权货币意识淡薄或者政府金融上的无心无力，也有中国铸钱技术落后的因素（铸币成本高企本来就是私人铸币能够存在的主要理由）。在主权货币乃至主权国家意识都缺位的情况之下，谈论主权货币未免奢侈，将中国明清发展的停滞以及落后归结于此更是妄想。白银是一根关键线索，白银也导致明清社会诸多变化，但根本原因在于这个僵化的体制对于变化世界的迟钝应对。主权货币并非没有尝试，从明清案例可以看出，缺乏信用的中央政府发行的信用货币，只能葬送帝国。
鸦片战争无疑是中国的一道伤痕，但是对于中国的最大打击则是来自甲午战争。甲午战争之后，中日两国命运的不同走向戏剧化终点。其结果之一是，金本位在日本落地生根，而中国与之擦肩而过。
为什么日本走向了金本位而中国没有？首先，正是因为中国倚重白银，部分阻碍了中国转向金本位。比起国人热衷于单方面讨论货币主权，其实更应该讨论货币制度以及国家制度对比。亚洲国家有货币主权并成功转向金本位者，主要指日本，但日本的货币主权，不仅体现在白银自产，也体现在货币铸造。
就货币与国运而言，在17世纪暂别之后，中日命运在19世纪再度交叉。从中国明清铜钱受东亚欢迎到中国拥抱白银，再到日本自制银元甚至日本银元倒流中国，起点与终点何以有如此大的差距？答案或许应该回到江户时代，追溯中日不同传统。
江户时代日本通往外界的主要门户是长崎，当时日本与中国以及荷兰的贸易是主流。与荷兰的贸易因后来的西化引起很多关注，事实上与中国的贸易也有独到之处，甚至影响更为普遍，只是日益现代化的日本与中国拉开距离，昔日的中日贸易有意无意地被忽略了。
历史是一张吹弹欲破的纸，误读与遮蔽无处不在。事实上，不仅当时中日贸易十分普遍，而且中国对于日本的现代化也有相当影响，尽管这种影响更多是以自身败北作为无意识的“榜样”效果。
在历史上，日本对于中国的借鉴，从唐到清，从正到负，皆是并存，正如有种说法，“巧引中国无色线，织出日本斑斓锦”。中国1840年鸦片战争的失败震撼了幕府，当1853年美国马修·佩里司令的4艘威力强大的炮舰（“黑船事件”）出现之时，幕府屈服了，开放了下田与箱馆的门户。随后，不平等条约引发的不满导致幕府政治的破产与明治维新的到来。
深陷白银问题的同时，中国亦遭遇鸦片战争以及太平天国运动，日本则开始了明治维新，并全力追赶，其结果就是中日相对实力的变化，最终以甲午战争作为高潮。对比《海国图志》在中日命运的迥异，梁启超曾经如此评价，“其术在今日之中国，不过束阁覆瓿之价值。然日本之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西乡隆盛辈，皆为此书所刺激，间接以演尊攘维新之活剧”。
中国和日本的对比始终耐人寻味，当曾经的天朝上国变为邻国眼中的野蛮邻邦之际，变化也不可避免地开始。现代化的进程就是彼此刺激反哺，中国也迎来另一个“自强”的时代。
对于中国而言，白银如此重要，可谓经济的血脉。一方面，白银长期依赖海外进口；另一方面，国内货币其实更多在民间而不是中央，可谓没有货币政策。外来供给起伏，导致晚清之际诸多变化。正因如此，银钱比价是理解晚清社会变化的重要脉络，战乱、“中兴”甚至清末改革都与白银关系莫大。
内因之一确实是使用不便，譬如历次赔款之中，磅亏（所谓磅亏，其实就是汇率损失）成为惯例，而国外银元的存在，也影响了中国的铸币税。最极端的例子是，1842年签署《南京条约》之后，清政府向英国赔款2 100万银元，因为国内银元、银两成色问题，最终使用西班牙银元来支付，折算下来大概是1 470万两白银。
大清帝国之外的世界，并不会因大清的停滞而裹足不前。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进展，金融也随之演进。随着新世界银矿的发现，金银复本位弊端日渐显明，白银越发贬值，两种金属的不同比价往往导致重新铸造，从而进一步引发价格失衡。对欧洲各国而言，银子往往是麻烦的开始，币值不稳定引发的经济波动也让它们吃过不少苦头。在这些国家，银的比重逐渐降低，逐渐走上“非货币化”道路。
稳定的金本位成就了英国，而动荡的银本位则使得中国饱受煎熬。无论中国如同传统观点认为的那样是在工业革命之后落后西欧，还是如同加州学派的学者彭慕兰认为的那样，从19世纪东西方的大分流才变得显而易见，“原先很阔的”中国在20世纪初的落后毋庸置疑，而且是从金融到经济的全面落后，磅亏只是一个和世界货币格局脱轨的小注脚。
按照此前叙述，不难看出晚清政府并没有货币政策、货币主权等意识，民间币制也是一团乱麻，按照民国经济学家赵兰坪的说法，“吾国历来，仅有货币，而无币制”。
黄金是当时的世界主流，主要国家纷纷改行金本位，1897年日本确定金本位制，美国也在1900年实行金本位制。为何在清朝币制改革中，最终却是银本位胜出呢？从日后来看，1904年春天的“精琦方案”不仅是近代币制史首个系统性方案，或许也是中国距离金本位最近的一次大讨论。
清朝时期，白银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完满解决，一次次讨论最终化为历史的扼腕叹息。中国之所以在币制问题上深陷泥淖，不得解脱，主要原因从上述过程中可见一斑，即使金本位是更符合历史方向的政策，却始终没有有能力的政治权威推动，利益集团也无法撼动。

第五章　民国：告别白银，迎接通胀

清帝逊位之后，北洋时代开始。北洋政府在币制改革中所做的最大一件事，是1913年公布《国币条例》，正式规定重量七钱二分、成色89%的银元为货币单位，也就是所谓的“袁大头”。虽然袁氏当国有很多争论，但就货币史而言，袁大头几乎是中国近代最成功的自制货币了。按照民国时人陈存仁的回忆，“银元每一个，是用白银七钱三分铸成，库秤是七钱二分”，而其中银质最标准的是墨西哥鹰洋。
汇丰银行的英文名“HSBC”代表“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这不仅标示着汇丰银行与中国的渊源，更标示着昔时上海的显赫。当时上海不仅是最大城市，也是通商口岸，对长三角以及华北的辐射能量巨大。1865年上海人口有65万，而当时的香港人口只有11.5万。汇丰银行在1865年3月3日正式在香港创立后一个月，就在上海的分行开始营业，其老地址就是今天的外滩标志性建筑，即今日的浦发银行大厦。
昔日钱庄在20世纪初所能起到的作用不是今天能够想象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指出，除了近代外国银行在为国际贸易提供资金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外，1911年以前的中国银行体系几乎完全不能超出山西票号式的汇兑银行和地方性钱庄的范围。
从北洋到国民政府这一时期，正是一个从自由到垄断不断加深的过程。从政府角度来看，垄断有利于集中力量，应对战争；就金融角度而言，统一也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但是垄断的问题就在于无法解决政府“闲不住手”的问题，因此从自由到垄断，表面是结束混乱，其实也埋下了货币滥发、通胀等弊端。
“京钞风潮”与“抗兑令”背后，不仅折射出中国银行业与银行家转瞬即逝的黄金时代，也暗示了一个教训：政府无信用情况下，民众往往更偏好白银之类的金属货币，金属货币的存在其实天然对于纸币的通胀是一个束缚，若非如此，不受控制地发行纸币必然引起通胀，引发金融动荡。可惜这一教训并不被后来的国民政府所接受，在白银退出历史舞台之后，纸币的效应被放大再放大，民国政府在通胀的道路上一路狂奔，直至灭亡。
中国在抗日战争爆发前10年的历史，其实是一个现代国家从无到有的过程，其中也伴随着中央权力的加强，财政首当其冲。1929年，宋子文表示政府能够控制财政的省份只有江苏、浙江、安徽与江西这四个，而能够交出多余部分的只有江苏和浙江。随着国民政府权力稳固，对于金融统一的规划也着手进行，第一步就是控制银行。
美国脱离金本位之后，对于中国而言，一项影响更大的举措跟随而来，那就是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34年6月19日签署了《白银收购法案》。在该法案推出之前，白银价格连连下跌，从1928年每盎司58美分下跌到1932年年底的25美分，然而在法案推出后，白银价格在1935年一路走高，甚至上涨到每盎司超过80美分，当年4月27日哄抬到每盎司0.81美元。
对于法币，海外也有人不满，其中最为失落者自然是日本。陈光甫直言日本对新币制无好感，甚至有意破坏。日本一直期待西方承认自身在中国的特殊利益，而日本在华（尤其是在东北）投资的增长也颇为迅速，1930年达到14.12亿美元。法币改革刚刚宣布，日本军部表示中国币制改革是对日本的“公开挑战”，甚至以此为借口要求在华北收兑的5 000多万银洋不许南运。日后的抗日战争也开辟了另一个战争，即“元”的战争，法币与日元在中国的厮杀刚刚开始。等到1937年，孔祥熙与摩根索在华盛顿敲定第二批购银协议的前一天，卢沟桥事变发生了。
法币出台是一次金融洗牌的开始，统一货币也使得中国金融进入垄断统制阶段，甚至早在法币推行之前中国就开始为金融集中铺平道路。借助强行参股，国民政府基本控制了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家银行，这三大银行资本额超过全国银行的四成，存款占接近六成，国家银行和私营银行的实力对比已经出现了变化。
从此，中国有了自己的“元”——法币。法币可谓中国货币制度的一个巨大跃升，不仅是从银到纸的变化，更是从金属货币变为信用货币，本质是传统经济到信用经济的转变先声。而白银与中国的诸多纠葛，从银两到银元，从混乱两制到银钱并用，看起来似乎也终于到了落幕的一天。

* 通胀的尾声与启示

法币的诞生，让中国金融史与白银的数百年纠缠跌宕看似暂告一段落，中国金融也由相对自由进入逐步统制阶段。但是历史并非总是线性直行，而是充满了反复与倒退，白银并没有一步退出历史舞台，法币却如同历史中的其他中国纸币，从稳定到轻微通胀，再一步步陷入高度通胀而不可自拔，最终导致了金圆券的推出。民间白银和黄金外汇一起，再度成为被掠夺的对象，演绎了中国金融史上最为疯狂的一幕。
法币起初得到英美支持，在抗日战争初期相对稳定，但随后入不敷出的国民政府不得不走向赤字财政压力下的印钞。财政赤字比例最高曾达86.9%，这使得印刷法币成为维持战争的生命线。然而印钞的速度也无法追赶财政收入的下降，随着军费开支飙升，法币开始无可避免地滑向通胀深渊。法币失败的根本原因和历史案例不无相似，仍旧是战争失败与财政危机的双重叠加，国民政府企图以货币的形式拖延时间，却最终失去了时间。
在过去，很多都认为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是一条战线，其实在20世纪20年代末，两者已经渐行渐远，等到40年代的民国末期，两者已形同陌路。1948年，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中恐吓逮捕银行家李铭、周作民等，不过是两者正式决裂的高潮而已，这也是国民政府排除一切异己却将所有潜在同谋推向对立面的又一个案例。当中国资本遭遇专制权力，结果往往凄凉，有“中国的摩根”之称的陈光甫在日记中对于江浙财阀这一说法表示厌恶，而张公权则表示江浙财阀其实与日本财阀不可比，“实则此数人者，并非如日本之三井、安田等家族之拥有实力，号称财阀可比。仅凭借各人之地位，兼得民众之信仰而已。且全国人民因久乱思治，故诸人者不难因势利导也”。
金融市场变化的背后，其实是中国历史的又一次治乱循环。若政府太弱，国家难以建设，市场难以扩大；若政府过强，缺乏制度约束，最终也会扼杀市场。这种强弱并不等同于政府治理能力，而是表示权力边界的界定，强势政府在杀鸡取卵的诱惑之下即使能够出手扼杀市场，随后也难以解决其本身问题，一如始终为经济问题苦恼的国民政府在控制商业银行之后，不仅没有摆脱其财政窟窿，反而滑向更暗淡的深渊。从白银变局可以一窥中国历代政经的得失，在政治与资本之间，中间力量总是弱势甚至缺失，资本要么得不到政治保护而湮灭，要么就是汲汲寻求政治保护而自我窒息。商业的失败与成功往往与政治休戚相关，金融尤其如此，然而如果中间力量得不到发展，商业则过于压抑，最终政治也会溃败。
民国财政困境放在今天也不陌生，这是纠缠中国千年的人治弊端。美籍学者福山认为秩序良好的社会需要三要素结合，即国家、法治、负责制政府结合在稳定的平衡中。可惜的是，在乱世之中，这看似简单的“政治三明治”在内部权力的分散以及外部强敌环伺之下，不仅造成了民国晚期财政赤字缠身、货币贬值的悲剧，也最终走向了政治悲剧。
以海外白银流入开始，以收缴真金实银结束，这就是中国白银数百年的循环。其间有历代王朝的兴起与陨落，也有不少人杰的努力与奔走，一切都在历史之中回响。历史的循环之中，有无数天问等待答案。答案是白银，也是人性的贪婪，更是制度的大失败。

《白银与文明》

Sun, 01 Sep 2024 00:00:00 +0000

[美] 菲奥娜·琳赛·舍恩著，刘秀婕 / 张焕香 / 韩菲译，《白银与文明》，浙江教育出版社，202312

前言　白银，人类文明的开启与超越大自然的杰作

霍尔的长颈细口瓶上的标记是英国的金匠公司检测办公室打下的，该机构的历史可以追溯至700年前，而对银器纯度进行官方认证的做法则可以追溯至更早的年代。这是因为银和金一样，一直是人们积累财富的一种方式，如果银贬值，其价值就会降低。

第1章　银为何如此重要

银是一种诱惑。它是一种闪亮的、反光强烈的金属。它用炫目的光芒照射我们的眼睛，就像翻转的银元、德拉克马或比索那样，使我们看不到它的危险，然后它会在无形中将人类和帝国推向灭亡。
银的原子序数为47，其原子核内有47个带正电荷的质子，原子核周围有47个带负电荷的电子，这些原子在被称为“金属键”的有序系统中结合在一起，形成晶体。当金属原子结合在一起时，有些电子会从原子中分离出来，进入“电子海”，即形成自由移动的电子。
我们如今重视银的原因之一是银本身的结构对电子不间断的移动非常有利，它在所有金属中导电性最好，因此可用于制造高性能的电子和电气系统。不过，由于银的成本较高，目前银的竞争对手铜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更广泛，如用于制造电线。
银富有延展性，可以被塑造成多种形状，比如平展的银片或无缝的圆形容器，甚至可以拉成丝。有些金属（如钛和钢）需要加热才会变得柔软，而金和银这样的金属在常温下就相对柔软。银匠就是利用银的这种特性，用纤细的银线制作精致的掐丝装饰品。
在元素周期表上，银的元素符号是Ag，源自拉丁语中的argentum，其词根在拉丁语和希腊语中的意思都为“白色”或“闪亮”。银具有完美的光泽，这是因为它具有极高的反射率。在人类可见光谱的波长范围（380～780纳米）内，即在我们能看到的绚丽多彩的世界里，银的反射率恒定不变。在这一点上，银胜过了其他所有金属。
银与金、铂等其他部分金属一起被归类为贵金属，这意味着银具有较强的化学稳定性。
虽然几个世纪以来，银一直被用于净化水或给伤口消毒，但直到最近人们才了解银是如何杀灭细菌的。它的抗菌性能只有在电离态的银发生化学反应时才能被激活。也就是说，当银原子失去一个电子时，就会变成带正电荷的银离子。像所有有机物一样，细菌依靠酶来维持生命和繁衍，而银离子攻击和破坏的正是这些酶，这会导致细菌细胞在短时间内脱水、萎缩并死亡。还有个意想不到的情况是，接触到银的死亡细胞会“传染”邻近的健康细胞，使细菌持续地大面积死亡。科学家将此现象记录下来，并称之为“僵尸效应”。
寻银既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科学，因为没有一模一样的矿床，而且微小的矿脉隐匿于周遭的大片矿石之中，极难被发现。虽然银比金更常见，但银在地壳中的含量仅为亿分之七。7能够幸运地发现富含银的岩层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惯例，但在欧洲人们通常会信任金匠做的标记，这样既能确保国家货币的纯度，又能保障消费品的完整性。在文艺复兴初期的意大利，金匠不仅是工匠，还是公务人员。他们监督造币厂的运作，有时还监督硬币的流通。金匠的标记既是物品纯度的保证，也是金匠诚信的保证。

第2章　哪里有银矿，哪里就有奴隶

从挪威到新西兰，从阿拉斯加到阿根廷，这些地方都有银矿。阿根廷这个国家的英文名称来自拉丁语，意思就是“白银之地”。
与地球上的某些事物一样，银是来自远古恒星的“核废料”，这些恒星早在地球诞生之前就已经死亡了。
约阿希姆斯塔尔造币厂于1519年或1520年开始铸造硬币，它的产品中最著名的是一种高价值的银币，被称为“约阿希姆斯塔尔币”（Joachimsthaler），简称“塔尔币”。欧洲大部分地区都在效仿制造这种货币，在英语中，人们称其为“美元”（dollar）。
戴德斯海默受蜂巢结构的启发，发明了一个以立方体形状堆叠木材的系统，该系统后来被称为“方形木支架”，这些模块化的木支架结构使矿工能够在卡姆斯托克矿脉所特有的宽阔地形中安全地挖掘丰富的矿藏。
纵观金属开采的历史，矿山有开采前景，就会吸引人们大量涌入，从而推动新兴城镇建设，促进当地的财富积累和经济转型。但历史上因开采银矿而富裕起来的人，远远少于因投资不利而失望、沮丧甚至破产的人。在银矿开采热潮的历史中，可能有令人振奋的“发财”故事，但更多的是悲剧和损失惨重的故事。
从澳大利亚内陆到科罗拉多山脉，在世界各地都有被遗弃的“锡尔弗顿”（Silverton）(9)，它们的名字中蕴含着希望，而在它们的旧址上则满是残垣断壁。
锡尔弗拉多（Silverado）就是这样一个小镇，它建于19世纪70年代，坐落于加州南部、洛杉矶东南方向80千米处的圣安娜山脉山脚下的峡谷中（图2-10是加州圣安娜山脉的锡尔弗拉多小镇如今的面貌）。“锡尔弗拉多”这个名字本身就暗示了太多的希望和错误的判断，而这又源于人们对西班牙殖民者理想中的“黄金国”（El Dorado）、“黄金城”、“镀金王国”或“黄金之城”的曲解——西班牙殖民者在南美洲苦苦寻找黄金，但徒劳无获。
史蒂文森曾在那里度过蜜月的旧金山北部的锡尔弗拉多，其发展历史也充满了欺诈。有一个说法称该矿是个“巨大的骗局”，是为出售一文不值的股票而制造的幌子。据说，到了晚上，人们赶着成群的骡马把装在旧雪茄盒里的银偷运上山，并送进矿井里，然后在矿井里用当地的岩石将银压碎，再将其作为矿山的产物运下山。
石见银山遗址于200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它虽然比名录中的其他遗迹都要隐蔽得多，但在此后的一年里仍然吸引了近百万名游客。通常情况下，那些为发展旅游业而宣传银矿景观的人会借助这里绝妙的地形，从大家疑惑的如何重建等角度激发人们更多的想象和兴趣。就石见银山而言，幸存下来的是一片“遗迹景观”。这里保留着银矿开采的每一个过程，即从开采矿石到矿石研磨再到冶炼的全过程。在这里，17世纪至19世纪的建筑遗迹都被保存了下来，这些建筑揭示了一个包括士兵、富商、牧师、繁荣的家族企业和农民在内的社会形态。17世纪初，生产力达到巅峰时，这里有上万人受雇于采矿业。这些银矿山坡上记述的故事无论有多么晦涩难懂，讲述的都是无数小型劳动密集型企业如何在短时间内成倍增长，如何形成日本最高产的银矿区，以及其繁荣的贸易网络如何遍及整个东亚的故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强调，银矿所处的特殊地理环境也为此地深厚的人文景观奠定了基础。

第3章　从凡尔赛宫到寻常百姓家

制作银器最基本、最常见的工艺是锤揲，又称锤击。银匠先选定一块银锭（银铸块，现在更常用的是薄银片），然后将其放在木桩上锤打。银的质地柔软，冷锤就可以将其轻轻延展开，形成凹形器皿的形状。
自人们能够从矿石中冶炼银之后，范铸这项工艺便逐渐得以完善。最早的范铸方式是“开模”，即先将沙土或黏土压制成模具，或将石头雕刻成模具，然后将熔化的银倒入模具中，犹如把水倒入冰格中制成冰块一样。当然，这种方法的缺点之一是成品必然有一侧是扁平的。
中国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发明了一种工艺更为复杂的铸造方法——失蜡法。首先制作一个实物大小的蜡模，然后在蜡模外面涂上石膏或黏土，并对蜡模进行加热，融化后的石蜡会经专门的通道流出，再将熔化的银倒入模具中，待银冷却后脱模。
20世纪末，人们尝试运用新技术进行范铸，由此引入了新的范铸材料，例如贵金属黏土。黏土由混合在有机黏合剂中的大量银颗粒组成，因此质地柔软而有韧性，可以压入硅胶模具中。模具干燥后，把黏土取出烧制，烧掉黏合剂后剩下的便是固体银铸件。

第4章　帝国崛起，两枚改变世界的银币

建立一个帝国需要资金。当然，需要的不仅是资金，就如同生火不只需要燃料一样，文化、意识形态、对土地和资源的需求也都得发挥应有的作用，但资金是最基本的。有了资金，就可以购买军舰、装备军队、维持帝国的政府机构、资助促进公民身份认同感的公民计划和建筑项目。世界通用货币通过贸易伙伴关系和税收协定将各国和各大洲联系在一起。对一个帝国的臣民来说，每天都要使用的钱币上的图像会让他们随时想到自己的君主。
奴隶在当时的一些官方文件中被称为“人牛”。这些奴隶大多不是罪犯，而是战俘——奴隶制是爱琴海周边国家无休止的战争的高利润副产品。
然而，与大多数帝国一样，雅典帝国虽有吞并领土的野心，却没有维持帝国稳定的能力。最终，雅典帝国的宿敌斯巴达在波斯帝国的帮助下推翻了雅典帝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使雅典帝国屈服的也是一次海战。公元前405年，在羊河战役中，雅典帝国的舰队毁于一旦，城邦被围。最终，雅典帝国于公元前404年因城内粮绝而被迫投降。
16世纪中叶，人们在墨西哥西部的马德雷山脉发现了储量丰富的银矿。但真正的大奖——银山，是在现今玻利维亚境内的安第斯山脉的波托西发现的。
生活在安第斯山脉地区的印第安人有着长达3 000年的冶金历史，他们使用金、银和青铜制造器物的时间比墨西哥人要早很多。他们的大多数金属制品似乎都是服务于宗教的，而不是用作财富的储备。
墨西哥在16世纪50年代采用了一种提炼低品级矿石的方法，这种破坏环境的“混汞法”是将碎矿石与盐和汞（这些汞来自万卡韦利卡的大型汞矿）混合，然后加入试剂促使银与汞发生化学反应，形成汞齐，再加热汞齐，蒸发去汞，留下精炼的银。波托西于16世纪70年代采用这一工艺后效果显著，银滚滚而来，就像打开了水龙头一样。十六世纪八九十年代，银的产量几乎翻了3倍。16世纪90年代，银的年产量达到顶峰，为200吨。
历任西班牙君主一再下令，禁止奴役帝国的印第安臣民，教皇也明确谴责奴役的做法。但为了规避法令带来的不便，一个变通的办法就是建立印加的米塔（mita）制度(15)。作为履行贡赋义务的一种手段，原住民传统的做法是以短期轮流的方式为帝国的工程提供劳动力。从1574年起，在波托西实施的米塔制度成为西班牙帝国黑暗统治的缩影。西班牙的米塔制度远比印加的米塔制度残酷，它从富饶的矿山上撒下一张绵延数百千米的大网，来围捕矿山所需的一半劳动力。偏远地区的村落，每年被迫从年龄在18～50岁的男性中征召1/7，成为服役的“米塔尤”（mitayos）。这些米塔制度的被迫参与者要长途跋涉1 000千米，通常需要几周时间才能到达波托西，然后开始为期一年的劳役。

第5章　从新大陆流入中国的银之河

波托西的运银船一到巴拿马，船上所有的货物就被卸下，然后由骡队运输。骡队要经陆路，穿越巴拿马地峡，穿过阴郁的、疾病肆虐的查格勒斯河河谷。因为在这条路上有数百人死于疾病和事故，所以这条路被称为“十字架之路”（Road of the Crosses）。骡队的目的地是加勒比海岸的迪奥斯港，该港口的周围是沼泽和荆棘丛生的灌木丛，那里瘟疫肆虐，海盗横行，其中也包括海盗德雷克。海盗们劫掠西班牙人的白银和奴隶，令人尴尬的是，他们有一次还劫掠了一船西班牙的官方和私人信件。
还有一场灾难不仅影响了西班牙帝国，还波及了全世界。就像血液中血糖过高会引发低血糖反应一样，大量银涌入市场会导致大范围的经济崩溃。从美洲涌出的银越多，它的价值和购买力就越低。西班牙帝国的君主们发现了这样一条令人不安的经济原则：富足既是福也是祸，因为货币供应扩张会推高物价。6随着通货膨胀的加剧，生活成本在17世纪下半叶翻了一番。西班牙王室征收同样数额的税，但银的价值却低了很多，西班牙帝国因此负债累累，经济持续恶化，农民挨饿，愤怒的民众在欧洲各地起义。这场“物价革命”的影响波及了全世界。
1626年，塞维利亚的商人抱怨：“外国人很富有，而西班牙对待自己的子民根本不像生母，反而像养母，让外人富足，却忽视了自己人。”7放高利贷的欧洲银行家可能就属于这一类“外人”，但西班牙人的不满很可能指向更遥远的东方，特别是中国。美洲开采的银有1/3～1/2最终流入中国的“银渠”。8中国仿佛是一片汪洋大海，无数的银像河流一样源源不断地汇入其中。中国有着悠久而深厚的银器制作传统，那里制作的银器既用于宗教活动，也用于日常生活，但大多数出口到中国的银却被用于满足完全不同的需求。
在明代，银在中国的价值大约是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两倍。例如，在南方的港口城市广州，黄金与白银的价值之比为1∶7；在西班牙，这一比例为1∶14。12换句话说，在中国，可以用更少的白银来购买黄金；而在欧洲，黄金可以换来更多的白银。那些精明的商人就利用这一差价进行交易，导致中国的黄金大量流失。
显然，这种套利交易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贸易自由，而明代在很长的时期内采用限制性贸易政策，并不具备贸易自由这种开放性特征。那么这些早期的套利者是如何进入货币交易市场的呢？答案在于菲律宾的马尼拉。
当地的中国人与殖民者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相互依赖却互不信任的关系。马尼拉不过是西班牙在太平洋上的一块踏板，它的唯一用途是中国商品和西班牙白银的交易中心。无论如何，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都要在这里进行碰撞和融合。殖民者指望中国人购买他们的白银，同时又依赖中国的工匠、厨师、工人、渔民、牙医、面包师和家庭佣人。16然而，殖民者憎恨中国人，他们憎恨中国人数量庞大，憎恨中国人谈判敏锐，可能也憎恨在他们努力劝中国人皈依基督教时对方表现出来的那种顽固态度。殖民者一再要求驱逐中国人，对中国人的交易征收重税，并残酷镇压中国人的抗议。
美洲人和欧洲人对中国丝绸的渴求似乎与中国人对白银的渴求一样强烈。即使在穿越太平洋和大西洋之后，中国丝绸也能使商人获得可观的利润。与银一样，丝绸就像河流一样流动，人们用丝绸为波托西的圣母雕像制作斗篷，为阿卡普尔科的牧师制作法衣，为墨西哥城的女士制作长袍，为塞维利亚的贵妇制作长袜，为阿姆斯特丹阔气的汉堡店制作地毯。
大量的白银经由马尼拉运抵中国，另外，据估计每年还有150吨白银经由欧洲运抵中国，这其中的很大一部分是经由阿姆斯特丹运抵中国的。
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荷兰语缩写为VOC）成立，这促使阿姆斯特丹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商业中心之一。荷兰东印度公司从印度尼西亚进口香料，从中国进口瓷器和茶叶，从加勒比海进口盐和糖，从地中海进口水果和坚果，并向中国供应产自欧洲和日本的银。

第6章　银在现代社会中的新角色

几千年来，银因稀缺而备受重视。作为一种可兑换的财富，它在制作钱币、珠宝和餐具方面表现出色。银之所以备受青睐，一是因为其价值高昂，二是因为其诱人、闪亮的外观。然而，如今全球一半以上的银被用于工业用途，这与这种金属的稀缺性和美观的外表无关。几十年来，银独特的化学和物理特性引发了新的需求。
工匠们不再将金属粉末混入熔化的混合物，而是将硝酸银或氯化银等银化合物添加到黏土等黏合剂中制成糊状物，然后将糊状物涂在透明玻璃上，再放到窑炉中烧制。烧制过程中的化学反应使糊状物呈现黄色。根据窑炉的温度、烧制时间和浆料的厚度，其颜色可呈现从浓郁的蛋黄色到淡金色等不同的色调。
不仅地面交通需要银，空中交通也依赖银。飞机发动机能在高温下持续地安全运转，就是因为有镀银轴承。由于银具有抗腐蚀性且摩擦力小，它可以在快速移动的钢制部件之间充当润滑剂。虽然银的用量很小，每个轴承只需几纳克银，但这少量的银对重型机械在高应力条件下的平稳运行影响巨大。
当银被用于开关或电路板时，它的结构和化学特性能确保电流不间断流动；作为润滑剂，银能使机器保持运转；氧化银纽扣电池则为手表和计算器提供动力。银不仅能促进能量流动，还能以太阳能的形式储存能量。

第7章　银器，地位的象征

人类不仅用银铸造货币，而且用银创造谚语：“含着银汤匙出生”（born with a silver spoon in one’s mouth）、“放在银盘子里”（presented on a silver platter）、“每朵云都有银边”（every cloud has a silver lining）。从“银舌”（silver-tongued）到“银弹”（sillver bullet），人类的语言中充斥着大量这样的表达，这说明我们赋予了银复杂的含义。
我们可以说，金银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但更有趣的是探究其中的原因，找出金银是如何在数千年的时间里，在不同的文化中保持相当稳定的意义的。关于银，有两个观念似乎与它闪闪发光的事实一样无法改变：一个是银象征着地位，另一个是银代表着纯洁。
自从人类学会了从地下开采银以来，银就一直被用来彰显地位。含银的矿石在地球上分布不均匀，只有局部地区才有，因此银很早就被认为是稀有和珍贵的，是需要经过努力才能提炼出来的。经过精心打磨后，银器表面变得光洁，泛着均匀的光泽，这使银器更加令人垂涎。银器可以赋予其所有者地位，这时银的价值便从物品上转移到了人身上。我们珍视稀有物品，我们也珍视闪闪发光的物品。在人类看来，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最闪亮的金属。进化心理学最近的研究表明，人们容易被光泽吸引的背后有一个有趣的原因：闪闪发光的表面会使人们想起维持生命所必需的水。此外，正如在历史上拥有洁净的水一直是权力的标志一样，拥有闪亮的、令人向往的物品也曾经是威望的标志，这种观念深深根植于人们的大脑中。尽管人们认为闪耀等同于精致，但这很可能是人类的“蜥蜴脑”促使我们这样想的。
银一直被视作稀有、昂贵之物。此外，银的延展性好、光泽度高，这意味着银可以被加工成各种形状，以便体现出其所有者的品位、学识和时尚感。除了餐桌，还有什么地方更适合展示银器呢？在餐桌上，地位之争和尔虞我诈不可避免。某人该坐在餐桌的什么位置？旁边是谁？离主人多远？离盐罐这样看似无关紧要的物品多远？该上什么菜？具体用什么食材？先给谁上菜？这些都体现了宴会上的地位之争。

第8章　圣洁的银，美与文明的传承

佛陀坐在菩提树下，悟出了世事无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后来在该地建造的摩诃菩提寺却是个奢华的庆典场所。
佛陀的话语敦促信徒们切莫贪恋世俗的奢侈品，但随着佛教传播到世界各地的，是工匠用贵金属制作的代表着虔诚的物品，这些物品供寺庙和个人使用。佛陀劝诫人们不要留恋尘世的财宝，但他的话语可能就记载在银器上。佛教传入中国后，以一种独特的形式发展起来：在数百座寺庙里，数千位僧人煞费苦心地抄写佛经。从16世纪起，蒙古人也开始自己生产纸张，在18世纪至19世纪，他们用金墨或银墨将佛经抄写在黑色的纸张上，极尽奢华。

《价格革命：一部全新的世界史》

Tue, 20 Aug 2024 00:00:00 +0000

202408-价格革命

[美]大卫·哈克特·费舍尔著，X. Li 译，《价格革命：一部全新的世界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12

数字使我们得以见微知著，拼接出事情的全貌。它使我们能够将原本大相径庭的事件进行对比。它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正以何种方式运行。

引言世界历史中的巨浪

价格上涨在过去一直是一个问题，但是其节奏、速度或时间都不是恒定的。一些时期比其他时期面临更严峻的通胀问题。有一些时期则经历了长期的价格均衡，甚至通货紧缩。
在我们开始研究这些关系之前，有必要提出一些警示。读者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我们所研究的动态是波动，而非循环。重申一遍：不是循环，而是波动。
循环的节奏是固定而有规律的。它们的时间阶段具有高度的可预测性。波动则更加多样化，而比较不具有可预测性。它们在持续时间、量级、速度和势头方面均有所不同。
许多熟读经济学著作的读者会记起凯恩斯的名句—“从长远来看，我们都死了”的特殊含义。20世纪诸多事件已经表明，从最普遍的适用来看，这种理念大错特错。美国经济学家赫伯特·斯坦在华盛顿工作一段时间后，于1979年懊悔地写道：“我们一觉醒来，却发现自己还面临长期的问题，并且正因为懒于顾及而饱受折磨。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这部历史作品将从七个多世纪以前讲起，那是中世纪一座拥有大教堂的城镇的赶集日。那一天是1224年9月8日；地点是法国的沙特尔。

第一次浪潮中世纪价格革命，1180—1350

1224年9月8日，沙特尔，适逢圣母诞辰节。通向这座大教堂城的路上挤满了朝圣者，这样的情况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星期。
12世纪人口和财富的增长呈现出大体均衡的态势。价格在这个时期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唯一重大的经济问题，是11和12世纪所谓的“钱荒”(money-famine)—纵观整个近现代历史，各个价格均衡时期大都难逃此劫。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繁荣提升了人们对通用货币的需求。由于贵金属供给不足，欧洲人民开始使用被历史学家大卫·赫利希称为“替代货币”的东西—既不是以物易物，也不是商品货币，而是被称为“莫比利亚”(mobilia)的高价值的流动资产，比如银饰、皮草、精美的织物，甚至书籍。
劳动收入与资本收益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这是近现代历史中价格革命的典型表现。其社会影响也是如此：每一次长期通胀的后期，都会出现急速加剧的不平等。
人数日增的农民将贫瘠的土地投入耕种，引发了劳动生产率的下降。更多的工人抢着更少的工作机会，薪酬却被物价甩在了后头。随着实际薪酬的下降，生与死之间的距离变得如纸一样薄。在越来越危险的时代，在任何危机面前，保障都变得越来越少。中世纪的欧洲已经走到了灾难的边缘。
1314年到1348年间，价格的巨浪达到顶峰，然后破碎成惊天之灾。随着它的走势，欧洲人民遭遇了他们历史中的至暗时刻：一个充斥着饥荒和瘟疫、暴乱和战争、迫害和政治动乱的时代。这不仅仅是中世纪欧洲经济的崩溃，而且意味着中世纪文明的覆灭。

第二次浪潮 16世纪价格革命

1491年，佛罗伦萨城有许多值得庆祝的事。“城市安享太平，”该城的历史学家圭恰迪尼写道，“掌权的人团结一心且彼此亲近，他们的政权如此强大，没有人胆敢反抗。每一天，人民都享受着表演、欢宴和新奇事物；城市的物资充盈，而所有的贸易都欣欣向荣。天资和才干在这里开花结果，因为所有艺术家、文学家和能人异士都在这里受到欢迎和尊重。在本城内，社会安定、秩序井然；而在海外，该城也享有极高的荣耀和声望。”
最初的信号与中世纪危机时的那些相似。在16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欧洲经济同样遭遇了物价飞涨和工作机会减少同时发作的悲惨局面，这在20世纪末被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们称为“滞胀”
短缺的另一个结果，是犯罪的增加。这样的情况与14世纪的大致相同。当食物价格暴涨时，犯罪就会激增；当价格下跌时，犯罪行为也会减少。从中世纪直到我们今天的每一次价格革命的后期阶段，这种相关性都十分显著。

第三次浪潮 18世纪价格革命

1812年，拿破仑从他的欧洲占领区征召了大量军队，直奔向东，意欲毁灭俄国。与此同时，英法之间的半岛战争达到了其野蛮残暴的顶点。同时，英美之间还爆发了另一场战争。各地的体系都在绷紧，达到了濒临崩溃的临界点。英国政府在1812年处在破产的边缘，美国则在1814年濒临解体。最终，土崩瓦解、血肉模糊的，是拿破仑的帝国。

第四次浪潮 20世纪价格革命

伦敦今昔的深刻差异，更多地表现在不那么看得见摸得着的方面—最重要的在于它对过去的记忆和对未来的憧憬。1897年，城中几乎所有的居民都在稳定和相对和平的时代中度过了他们的一生。
1907年，一场更大的恐慌引发了一次短暂但剧烈的收缩。美国的失业率于1908年从2%上升到8%。那一年，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商品出厂价格都有所下跌。但是繁荣在几个月之内就恢复了。到1909年，所有指数都再度上涨。薪酬上涨。利润上涨。就业率上升。农业收入达到了历史高位。
1937年，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主要是为了确保在亚洲大陆的市场和资源。历史学家R. A. C．帕克发现：“日本东京的文职政府，比军队还要好战。”这是一场包藏着经济野心的战争，在亚洲前后持续了八年。1939年，德国袭击波兰，最主要的目的是寻求所谓的“生存空间”，即为德国的农民争夺土地，为德国的工厂掠夺原料。

我们这个时代的困境

生产下降。失业率激增。美元对其他货币贬值，而美国的收支平衡迅速恶化。这一路走来，通胀顽固地与经济停滞搅和在了一起，这就是“滞胀”(stagflation)，而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可能是首先发明这个说法的人。
理查德·尼克松总统走马上任时，被迫面对一个经济上的烂摊子。为了应对滞胀，这位风格极为保守的总统突然变成了凯恩斯干涉主义经济学的信徒，这令他的支持者大惊失色，而他的敌人则喜形于色。“现在我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尼克松对一位深感震惊的电视记者霍华德·K．史密斯这样说道。这位总统的“新经济政策”将大量强势的凯恩斯主义财政刺激措施与史无前例的和平时期价格薪酬管制制度结合了起来。
20世纪70年代晚期，美国的消费价格再度加速暴涨，这是另一波不断加剧的波动。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卡特尔垄断再一次扮演了主导性角色。1978—1979年，它无情地将油价提高到迫使美国不得不每年向产油国支付将近一万亿美元的地步。1980年，消费价格的年通胀率达到了13.5%，这刷新了美国和平时期的历史纪录。
在这里，价格均衡期再一次地以相反的趋势为特征。物质方面的不稳定、高通胀率使得家庭和个人都面临沉重的压力。简而言之，被美国人认定为该国最紧迫的三个社会问题—犯罪、毒品和家庭的崩坏—其趋势全都与通胀率相关。
威廉·奥斯勒爵士发现：“人类有三大劲敌—热病、饥荒和战争。”这些全都发生在了非洲。饥荒在萨赫勒地区蔓延。索马里的政府垮台，秩序崩溃；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都陷入饥荒，军阀们却杀害了前来施援的救灾工作者。在乌干达和扎伊尔，新的传染病以比14世纪更加恐怖的形式出现。在卢旺达和布隆迪，部族战争导致对整个民族的大规模屠杀。
在世界的另一地区，危机呈现出不同的形式。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从阿富汗到阿尔及利亚，许多伊斯兰国家都处于骚动之中。二战后，现代世俗精英用混合了伊斯兰思想和西方理念的方式实行统治。经济增长率高，但人口增长率更高。除了石油资源富集的阿拉伯各酋长国，伊斯兰世界遭遇了与其他国家同样的经济压力。价格革命发挥了影响。生活成本陡增。实际薪酬下降。不平等现象加剧。那片广袤土地上有着世界上最糟糕的人满为患的贫民窟。
伊斯兰国家的许多人将他们遭遇的麻烦归结于西方价值观的影响。原教旨主义运动开始横扫伊斯兰世界。世俗政权一个接一个遭到攻击，其中有些被摧毁。1979年，伊朗的巴列维王朝倒台。1981年，埃及的世俗领导人安瓦尔·萨达特遭到刺杀。阿富汗的世俗政权被一场原教旨主义革命摧毁。1992年，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救世阵线赢得了大选，却被拦阻而无法掌权；结果发生内战，数以百计的阿尔及利亚世俗领导人遭到谋杀。1993年，土耳其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焚烧了一座酒店，而世俗领袖们正在那里开会。四十人在大火中丧生。巴勒斯坦人民转投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怀抱。他们年事渐高的世俗领袖们在绝望中与以色列讲和，却没能缔造和平。1996年，中东的普遍危机才刚刚开始。其结局究竟会走向何方，仍充满疑问。
20世纪90年代，哪怕最强大国家的经济，也发出了压力巨大的信号。日本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它都被视为世界上最有活力和成就的经济体。20世纪90年代初，危机初露端倪。越来越大的压力来自亚洲的竞争者们，也来自美洲的贸易伙伴。日本自身发生了一场经济信心危机。劳动力成本很高；生产利润被其他国家甩在了后面。1994—1995年间，日本经济出现了负增长。日本股市暴跌，而个人投资者损失惨重。到1995年，经济压力异常巨大，该国整体上开始大规模的价格通缩。
与其他国家类似，文化异化逐步在日本大行其道。邪教迅速传播。一个伪佛教风格的激进派邪教，自称为奥姆真理教，相信世界将会在1997年终结，于是教徒开始疯狂地制造一种致命的神经毒素，叫沙林。1995年3月，他们在日本拥挤的地铁系统中释放了这种毒气，杀死了十一位乘客，并令数百人受伤。警方迅速展开打击行动。该邪教的教主麻原彰晃被逮捕，但这个事件将现代工业社会的脆弱性暴露无遗。
奥姆真理教的支持者包括一些受教育程度极高的日本年轻人，他们将自己的才智和学识奉献给了毁灭祖国的勾当。这种恶性事件可能发生在任何地方。而它却发生在日本，这展现了工业社会普遍存在深刻和广泛的问题。
20世纪晚期的种种事件，越来越令人想起过去的价格革命。世界各种体系再一次陷入危机。这已不是传统意义上那种事物悬而未决时的危机。
另外，各国中央银行继续把通胀当作头号危险来应对。当经济系统展现出复苏的信号时，他们提高利率，减缓货币供应的增长，并且用其他方法“冷却”经济。在许多年中，各大央行都在扮演与通胀搏斗的英雄角色。条件反射式的反通胀行动，在经济体系中被制度化—比通胀本身更甚。
结果又与过去如出一辙。1996年，通胀率下降，但并无绝迹的苗头。反通胀政策加剧了由通胀本身带来的苦难。20世纪90年代，其结果一直持续：实际薪酬的下降，不平等现象的增加，经济增长的放缓，以及政治和社会制度不稳定性的加剧。
在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当诸多可能性势均力敌、情势岌岌可危时，很多事情都取决于我们的决策智慧。明智的选择又要求有聪明睿智的领袖和知情明理的选民。但聪明和睿智，甚至我们最需要的信息，在世界各国的首都都难觅其踪。
随着20世纪的巨浪接近其巅峰，许多国家的情况令人想起了一部梅尔维尔的小说，或是一首梅斯菲尔德的诗歌。国家的舰船勇往直前，冒着恶劣天气穿越远洋。风帆全部扬起，舵柄打向一如既往的方向。在后甲板上，几群短视的船员斜着眼，朦胧地瞥见后面的乌云。下方是他们亲切的船长，他想要这些心情黯淡的船员的爱戴。头等舱的旅客在奢华的船舱中寻欢作乐，对低等舱位里的疾苦所知甚少，对身边的危险更是一无所知。在船中部的甲板上，一位书呆子模样的旅客形单影只，他立起领子、挡住来风，不安地将身体探过背风处的栏杆，试图解读天空中的种种信号。

结语过去和未来之间

即便未能应验，预言也不过是改头换面，随后再次走俏。它们令人想起了塞缪尔·米勒牧师的职业生涯，这位19世纪新英格兰地区的浸信派牧师，曾预言世界将在1843年12月31日之前终结。当这个死亡末日逼近时，这位预言家发现自己的计算有误，便宣称，最终审判的喇叭将会改在1844年3月21日吹响。他的信徒增加到了几百人。他们披上特制的“复活袍”并聚集在一起，等待审判之日的降临。但塞缪尔·米勒又发现了一个算术上的错误，并再次将世界末日推迟到了1844年10月22日。不过虔诚的信众并未受影响。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多，到那一天，连新英格兰部分地区的商业活动都停止了。然而塞缪尔·米勒又一次修改了他的数字，并且继续作出末日预言，直到他自己的末日来临—这件事倒是事先毫无预警—他死于1849年。
那些相信经济的未来向他们显示的人，应当铭记塞缪尔·米勒的故事。他们还可以回想一下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的至理名言：“经济预言者最大的共同品质不在于知道，而在于不知道自己无知。他最大的优势是：所有的预言，无论对错，都很快会被遗忘。
历史学家们则有理由特别谨慎行事，因为他们会想起以前那些窥探未来者的命运。而且他们总是对过去抱着质疑的态度。况且他们理解，预言之所以无法应验，不只是因为历史知识的有限，而且因为历史本身的属性。
我们不仅是历史的客体，也是历史的主体。未来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人类有意识的选择而决定的，其方式常常出人意料。人类的选择并不总是理性的。它们既出自希望，也出自恐惧；既基于真理，也基于谬误；既源于记忆，也源于梦想。在作出选择前，它们无法预料，有时甚至无从想象。
价格的历史给出了许多例子。没有哪个经济预言家能够料到（哪怕想象）像理查德·尼克松这样保守的总统在1971年竟然成了凯恩斯经济学的信徒，像吉米·卡特这样的自由派总统竟然在1978年采用了保守的财政政策，或者任何一位理智尚存的总统会拥护1981年里根经济政策的所谓“供给侧”妙计。
不过，我们虽没有预言的力量，但过去与未来之间还有其他的重要联系。历史研究永远无法确定无疑地告诉我们将会发生什么，但它会使我们受益于过去来之不易的经验，还会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自身对未来的意向。为了达到这些目的，让我们回顾我们已发现的定式，并思考我们面临的选择。

价格革命：结构上的类似点

本项研究的起点，是关于现代世界中的价格动态的历史描述。其首要目的是描述贯穿过去八百年变迁的主线。其核心发现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我们发现从12世纪开始，发生了四场价格革命：四次漫长的涨价浪潮，间隔以长时段的价格相对均衡。这不是一种周期循环的模式。价格革命并没有固定和规律的周期频率，有的短至八十年，有的长达一百八十年。它们的持续时间、速度、量级和冲击力各不相同。
同时，这些长期动态也有着一些共同的特质。它们全都呈现出波状结构，并且开始方式大致相同。第一个阶段，是悄无声息的开端和缓慢的推进。价格在一段漫长的繁荣时期缓慢上升。增长的幅度依然在过去的波动范围之内。起初，这绵长的波动似乎仅仅是又一次短期事件。不过后来，它展现出一种新的长期趋势。
新趋势的新颖之处不仅在于通胀的事实，而且在于通胀的形式。相关价格的表现尤其发人深省。食物和燃料引领着物价上涨的动态。制成品和服务的价格落在了后面。这些模式表明：主要的动力是过剩的总需求，其产生的原因是人口的加速增长或生活水平的提高，或者是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二阶段情况大不相同。当物价打破之前平衡期的界限时，就迈入了这个阶段。这通常在其他事件的介入下发生—常见的是由前段时期逐渐养成的傲慢狂妄引发的野心勃勃的战争。例子包括：13世纪皇帝和教皇们之间的竞逐、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建立国家的冲突、18世纪中期王朝和帝国之间的缠斗，以及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这些事件令物价暴涨又大跌，这样的状态既是不稳定本身的症状，也是其原因。其结果包括政治混乱失序、社会分崩离析，以及文化焦虑情绪的滋长。
第三阶段始于人们发现价格通胀是一种长期趋势，并且开始将它当作一种无可避免的情况时。他们对此的反应是作出令价格进一步高涨的选择。政府和个人扩大货币供应，并提高了其周转速率。价格通胀一次次被更加精巧地制度化。
在新的制度化通胀成为大势所趋时，第四阶段就开始了。物价变得更高，且极不稳定。它们开始暴涨，并且以更加瞬息万变的态势下降。严重的价格冲击也反映在商品动态上。货币供应时而扩张，时而收缩。金融市场变得不稳定。政府开支比收入增长得更快，并且公共债务激增。在每次价格革命中，那些最强大的民族国家都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16世纪的西班牙、18世纪的法国，以及20世纪的美国。
另一些不平衡甚至更加危险。薪酬起初还能跟上物价，此时却落在了后面。劳动力收入下降，而土地和资本的收益上升。富人变得更富有，中间阶层的人们处境不利，穷人则境遇凄凉。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加剧。而忍饥挨饿、无家可归、违法犯罪、暴力行为、酒类消费、毒品滥用和家庭崩坏的现象也增多了。
这些物质方面的情况引发了文化上的反响。在文学和艺术领域，每次价格革命的倒数第二阶段都是阴暗的，弥漫着躁动不安的梦魇。这是一段丧失了对体制的信念的时期，也是一段绝望地寻求精神上的价值的时期。各种教派和邪教迅速滋生，常常充满愤怒和非理性因素。知识分子转而猛烈地攻击他们身处的社会环境。年轻人对过去和未来都不确定，于是陷入精神异化和文化颓废的状态。
最终，在一场充斥着人口下降、经济崩溃、政治革命、国际战争和社会暴力现象的文化危机中，这股巨浪达到了顶峰，并以摧枯拉朽的力量轰然崩溃。这些事件释放了种种压力，正是这些压力发动了价格革命。结果，首先是物价、地租和利息的迅速下跌。短期但非常急剧的通货紧缩之后，是一段延续七八十年的均衡期。长期的通胀停止了。物价稳定下来，随后进一步下降，并且再一次稳定。实际薪酬开始上升，而资本和土地的收益下降了。
均衡的恢复有着重要的社会影响。首先，不平等现象继续滋长，这是此前价格革命的余波未了。但随着新动态成为大势，社会不平等程度开始降低。这段时间对劳动者、工匠和普通民众更为有利。地主们压力沉重，但大多数人改善了经济状况。家庭得以巩固；犯罪率下降；毒品滥用和酒类消费降低；对外战争变得不再那么频繁和暴力，追求统一的内战却变得更加常见和成功。
每个均衡期都有其独特的文化特征。其后期阶段都以秩序与和谐思想的出现为特征，比如12世纪的文艺复兴、15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18世纪初的启蒙运动以及维多利亚时期。
总之，历次价格革命都经历了五个阶段：高度繁荣时段的缓慢启动，暴涨和下跌的时期，觉察和体制化的时期，不平衡和不稳定加剧的时期，以及最终的大危机时期。这个高潮之后，接着就是物价的下降、稳定的恢复，以及一段较长的物价相对均衡期。从一次巨浪到另一次，这些动态的社会和文化影响都在变动。速率提升，而变数降低。在人口方面，价格革命的破坏力在一次接一次地下降，而在社会影响方面，却更加所向披靡。
历史著作中有七种主要的因果关系模型：货币主义的，马尔萨斯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农业的，新古典主义的，环境的，以及历史主义的。它们对我们都很有助益，但没有一个能全面解释价格革命的起源和发展。
对于价格革命这一主题，历史主义有助于我们理解：每次巨浪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事件，并且细节会造成很大差异。但历史主义无法解释自中世纪以来反复多次发生的这个总体模式。
本项研究得到的证据表明，我们生活在一次非常绵长的价格革命的后期阶段，或许是关键阶段。它还表明，这是全球性的进程。如今，我们的命运与全人类的境遇息息相关。过去的情况也表明：未来会发生什么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选择。人类并不能掌握一切，但是我们塑造历史进程的集体力量，在过去的八百年中取得了长足进步。我们可以明智或者愚蠢地使用这种力量。但毫无疑问，我们的抉择将会影响子女和孙辈，以及尚未出生的世代。
为了从历史角度研究这个问题，就需要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它。长期通胀，或者更准确地说，长期通胀所代表的社会和经济力量，给人类带来了大规模的深重的苦难。主要问题并不在于通胀本身，而在于与通胀相关的不平衡、不稳定和不平等现象。

学习长远思考

首先，我们应当学习历史地思考我们的境况。历史不只是关于过去的记载。它也与变革和存续相关。最重要的是，它是关于长期远景的。经济计划的两个主要错误是：对长期问题进行短视的思考，并且采取不合时宜和泥古不化的政策，而没有看到世界的变化。军事史上有一条箴言：将军们受到的训练，都是针对上一次战争的。同样，在经济史中，计划者和管理者获得的教育，都是关于如何阻止上次的危机再度发生。而下一次的情况，总是有所不同。
如果我们对价格革命进行历史性的思考，会得出两个重要的结论。
- 第一，价格动态是历史的进程，其量级、结构、起因和结果都具有很大的变数。
- 第二，这些变数形成的模式，我们只是刚刚开始有所理解。对于他们所面对的经济发展进程，许多政府首脑、公司领导、商业经理人、经济理论家和私人投资者都没有多少历史性的理解。从一时的（常常是非常近期的）历史环境中得出的观念和解决方案，被应用在另一些并不合适的情境中。纠正方法不是仅仅依靠历史知识，还要采用历史性的思考方式
其次，我们需要更多关于长期趋势和大背景的具体信息。我们的世界充斥着海量的信息，但这些并不是我们最急需的信息。公共和私人机构粗制滥造出堆山填海的经济数据。

《大分流》

Tue, 28 May 2024 00:00:00 +0000

[美] 彭慕兰著，黄中宪译，《大分流：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北京日报出版社，202104

导论欧洲经济发展的比较、关联与叙事

只有把棉花当成主角，把英国的创新视为西欧成长引擎的这种简化过的成长模式，才能支持兰开夏棉业是核心地区工业化所不可或缺的这个论点。
气候、土壤等方面的差异，可能赋予不同区域不同的前工业时代发展潜力。但欧洲似乎不大可能在那些发展潜力上都优于其他人口稠密地区，特别是因为本书后面会提出的证据间接表明，直到走上工业化之路很长时间后，欧洲才变得比东亚富裕许多。

第一部分有着惊人相似之处的世界

第一章欧洲领先亚洲？从人口、资本积累与技术解释欧洲发展

第二章欧洲与亚洲的市场经济体

中国与欧洲境内的家庭劳动：“内卷”与“勤劳革命”
尽管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比欧洲更切合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准则，但黄宗智仍然主张，中国经济在清朝时还是以西欧所未有的方式“内卷化”了。他主张，生产与交换的扩张，有赖于运用愈来愈多无偿的家庭劳动力，而这种家庭劳动力的单位劳动所得很少（而且还愈来愈少）。这类所得有助于家庭支应其大体上固定的消费需要，但却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低利润加上近乎零的隐含工资，投资节省劳动力之机器就变得没有意义，使人始终只能从事低生产力的工作，无法壮大“糊口性产品之外”的产品市场。在这样的情况下，乡村工业虽然能成长，但劳动生产力却无法成长。
原始工业化不是工业未来的先兆，而是死胡同，而英格兰（但并非英格兰的所有纺织工）凭借外源性技术突破，才得以走出这个死胡同。
有人舍弃闲暇，以换取家人为市场工作的机会。“闲暇”一词包括各种活动（猜字谜、听音乐或制作音乐、做爱和参加家人的寿宴之类）；而在任何文化里，都有人比其他人更愿意牺牲其中某些活动以增加收入（从而增加花钱取得满足的机会）。

第二部分从新风气到新经济？消费、投资与资本主义

新世界最终变得至关紧要一事，与其说是因为新世界（如某些学者所主张的）对资本积累来说至关紧要，不如说是因为新世界的资源有助于欧洲摆脱生态限制和劳动力密集的发展路径（也就是中国、日本所走的路径），并使欧洲得以走上大量使用能源和土地等转型作用大上许多的路子。

第三章奢侈性消费与资本主义的兴起

像是乾隆皇帝的一段话，大概是反映这一心态的最著名陈述。他在1793年告诉来华的英国使节，中国所需的东西全可自制，对西方所能拿出的精巧玩物完全不感兴趣；因此他认为没理由扩大贸易关系。对许多史学家来说，这段话典型地反映了“中国人”长久以来的心态，这个心态被认为与好奇、贪婪和充满活力的“西方心态”背道而驰。

第四章看得见的手欧洲与亚洲境内的商行结构、社会政治结构和“资本主义”

至少就中国来说，我们可以说，靠既有的田赋通常就能维持运作的国家，其对国内商人的干预，少于欧洲诸国对商人的干预；但相对的，这种国家为本国商人创造的机会和特别有利的发展空间也较少。
对西班牙帝国来说，情况就比较复杂些。白银一直是当时西班牙帝国最重要的出口物，且其最主要的需求不是来自欧洲，而是来自中国。当时，中国这个世上最大的经济体，在经历了一连串失败的纸币和大幅贬值的铜币尝试之后，正渐渐转换为以白银为主要基础的经济体制。
当时还出现了某些“做中学”（learning-bydoing）的效应，举例来说，人们先是懂得以精确镗削技法制作枪炮，后来才发现同一技法可用来改良蒸汽机；但其他类工艺（例如钟表制造）也教授这些技法，而且没有迹象显示与战争有关的工作提供了特别良好的技艺训练。
当然，海外征服在某种程度上是欧洲内部激烈军事竞争的产物。那一竞争促成军事技术与战术的显著进步，使欧洲人得以弥补补给线过长和海外兵力有限的缺陷。但切不可遽然将欧洲的海外成就过度归功于“军事革命”。欧洲人在亚洲的获益，有许多可归因于其所遭遇的敌人不习惯于为争夺土地而打仗（通常是为掠夺俘虏而打仗），因而主动放弃土地给欧洲人（如在东南亚部分地方所见），或敌人内斗使小股武装精良的欧洲人就能大幅改变局势（如在孟加拉所见）。
只有在新世界，欧洲人的冒险作风才得到特别丰硕的回报，传染疾病在此至少扮演了和军事技术或组织一样重要的角色。
由于缺乏母国政府的支持，中国人在海外的乡村定居地一直类似于为获取短期暴利而建造的临时营地，而未（像新世界种植园那样）成为日益壮大之移民群体的核心。

第三部分超越亚当·斯密与马尔萨斯从生态限制到持续性工业成长

第五章共有的限制生态不堪负荷的西欧与东亚

一个简单的做法是利用人口趋势。根据马立博所编的数据，我们能算出人口增长与森林消失之间的平均关系：在广东每增加一人，就表示森林减少约0.4公顷，在广西每增加一人，则表示减少0.6公顷[106]（广东除了开垦森林也开辟海埔新生地，还有许多非常集约的稻田，以及与广西不同的，也进口稻米，因此两广之间的这个差距可以说得通）。
中国边陲地区的生态安全余裕相对较小，这使那些地区易因为官方效率或投入心力的降低而受害。官方心力的投入有助于处理这些问题，但这一投入在19世纪中叶时剧减。富裕的长江三角洲长久以来被认为会处理自己大部分的水资源控制和其他生态问题，因而较不受这一降低的伤害，但却大大受害于19世纪的内战和鸦片进口暴增等国家新忧患与新走向的问题。
人们一旦靠着集约式农业和燃料收集来养家活口，就很难改弦更张、改采欧洲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而日后的事实表明，欧洲的那些土地与生态问题可以通过殖民地、技术和化学予以解决。[131]反观中国，即使是在当代的条件下，也很难（如欧洲那样）使足够多的中国人口投入出口导向型工业、进口更多的初级产品。这不只是因为要动用到的人口太多，还因为许多这类“剩余”的劳动者不像在原始工业里的“剩余劳动者”，无法在不加剧农业产出短缺的情况下投入工厂生产。
只有通过后见之明，我们才能较清楚地知道欧洲的问题之所以比中国更易解决，是因为有技术变革、制度上的迎头赶上和新世界资源这三者的共同加持。18世纪晚期的东亚，相较于欧洲，无法被判定为“人口过剩”，因为东亚有较多的人生活水平和欧洲人一样高，而且在许多方面其生态吃紧的程度还低于欧洲。
与旧世界的边陲地区进行贸易以取得资源：以斯密式办法解决准马尔萨斯问题一事的共通模式和限制自由劳动型边陲地区里的进口替代。
既然“男耕女织”这个家庭分工理想偶尔也会有不敌现实需要的时候，因此我们或许可将它视为一种被许多家庭心向往之的生活方式。而随着长江中游于18世纪晚期时开始变得愈加富裕，该地区就会有更多家庭能实现此一理想（这非常类似于在某些西方国家，当男人的收入负担得起让女人专职持家时，就会限制女人只能操持家务）。既然文化偏好并非自行落实（湖南男人得学会如何种植棉花，湖南女人得学会如何纺棉纱和织棉布），因此清朝官府借由传播耕织知识以鼓励家庭男耕女织之举，很可能就对文化偏好的普及有所影响。

第六章废除来自土地的限制美洲这个新型边陲地区

在所有核心地区中，就只有一个地区逃出了原始工业的死胡同，并在技术允许时将手工业转化为现代工业：这个地区就是西欧。而西欧之所以能做到，主要得拜剥削新世界之赐，使其不必多动用庞大的劳动力；尽管如果真的这么做，欧洲也能提供足以让19世纪人口保持增长的初级产品（当时的欧洲如果要以更集约、更有助于生态永续的方式来利用自己的土地，本来需要多动用这些劳动力）。新世界既生产“实物资源”，也生产贵金属。
与此同时，墨西哥、秘鲁和后来的巴西则把大量贵金属送到欧洲。其中有些贵金属直接来自对殖民地的榨取，例如西班牙、葡萄牙国王从他们领地的所有开采成果抽取的份额。
在使西欧至少与东亚诸核心地区分道扬镳上，似乎只有三个因素很可能起了差不多重要的作用。其中一个，颇为吊诡，会是欧洲的生态“落后优势”。这一落后留下未被开发利用的资源，从而在19世纪时提供了生态上的喘息空间。然而，我们已知道英国（或低地国家）在某些极重要的商品上（尤其是纤维作物和木头）并未享有这些优势，而且这些优势还会被生态劣势给抵消掉。第二个可能的因素是英国煤矿床有利的地理位置及此有利位置和整个煤／蒸汽复合体之发展的关系。第三个因素则是工业创新浪潮本身。这个因素仍未得到充分探明，而且诚如先前已分析过的，它异常重要，因为它与丰富的煤和拜新世界之赐而得以纾解其他资源限制一事密不可分。
要使跨大西洋贸易成为绝无仅有的自我扩张途径，前述这些在大体上属于欧洲之外且无关市场的因素都是不可或缺的。借由这一途径，欧洲（尤其是英国）能利用自己的劳动力和资本来纾解其吃紧的土地压力，从而把扩展速度（与东亚的情况不同）远超农业的人口扩张和原始工业扩张，都转化为有利于日后发展的资产。若没有这些因素，人口与原始工业的扩张可能会是日后一场浩劫的基础，或者可能会受阻于19世纪愈来愈高的初级产品价格，或可能会因为需要以劳动力密集程度更高的方式来利用并保存有限的土地基础一事而受到大力抑制。
原本没什么特别优势的西欧核心地区，为何能获得独一无二的突破，得天独厚地成为19世纪新的世界经济中心，并得以让剧增的人口享有前所未见的高水准生活？要解释这个问题，我们理当要把市场以外的因素和欧洲境外的形势视为最关键的因素。而在跨地区比较的路途上走了这么远之后，我们至少已经对本书一开始曾谈到的方法论问题，找到了一部分的解决办法。这趟探索之旅表明，与其假设自己正在寻找工业化前夕诸多真正独立自主之实体间的差异，我们更应该承认那些业已存在的关联在创造这些差异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人口战略》

Tue, 16 Apr 2024 00:00:00 +0000

梁建章著，《人口战略——人口如何影响经济与创新》，中信出版社，202304

经济学上最根本的问题是，如何使一个国家更加富裕？除了创新，还有许多关键因素可以使一个国家变得富裕。这些因素包括稳定的政府、产权保护、良好的基础设施、健全的金融体系、良好的教育和开放的贸易

创新力的模型

一个比喻是，人类社会就像大脑，人就像神经元，神经元越多（人口），活跃（个人能力）神经元之间的连接越多（内部和外部交流量），大脑就会越发达。
用公式表示如下：创新力=人口数量×人口能力×（内部交流量+外部交流量）

政府如何促进创新

我们的政府首先要提供公平、开放、可预期的竞争环境，提供适合公司经营发展的税收政策，最重要的是，要提供培育创新力要素的环境——在人口数量、人口能力以及内部和外部交流性上下功夫。
为什么说培育人口数量非常难呢？这是因为无论是制定符合国情的对外人口政策还是提高生育率都是一个综合工程，要提高生育意愿就要有高质量的学校（学习负担不能太重）、宜居的城市（房价不能太贵），还有向家庭倾斜的福利政策和其他各方面民生的保障。

城市规模和拥堵问题

如何规划拥有4 0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呢？一个城市的人口增长，主要受限于通勤时间。一般来说，可忍受的通勤时间上限是单程1个小时，如果按照普通地铁的速度，城市半径一般在25千米左右。如果以25千米为半径画一个圆，形成的面积差不多是2000平方千米，按照每平方千米10000人的人口密度计算，城市差不多可以容纳2000万人，这也基本上是世界上最大城市的一个人口上限。

人员交流和流动效应

创新是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这个巨人是全球的知识积累。书本上的知识只是很小一部分，大量的知识是在各种学术论文里，凝聚在企业和商品里，而且更多的是在全球科研人员的脑子里面。因此，国家要保持信息、商品和资金流通，还要保持人员交流的畅通。
高素质的本国人口，如果能够具有很好的国际流动性，即经常到国外考察、旅游、学习，又能把国外的视野和人脉运用到本国的创新活动中，就会具有更强的创新力。换句话说，越具有流动性的人口，其创新力就越旺盛。历史上的大都市都是交通的枢纽，现在的国际大都市很多是国际航空的枢纽，方便的国际交流吸引了来自全世界的人群，这种跨地区、跨国家的人员交流促进了思想的碰撞和创新。

人口和贫富差距

人们往往用中国长城上的游客摩肩接踵，来说明人口众多对旅游业的负面影响。但在现实中，人口众多实际上对旅游业发展有好处，因为从长远来看，更高的需求将导致更多的投资，从而可以建立更多和更好的景点。从历史上看，中国之所以能建成如紫禁城和长城这样宏伟的项目，正是由于其庞大的人口规模。今天，随着旅游需求的增加，不断有新的长城段被开发为旅游景点。

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

在一个国家内部，资源丰富的地区一般都比较贫穷，而人口密集的地区则更富裕一些。在美国，大多数人都居住在距离海岸50英里[1]之内的地方，多数大公司、大学和研究机构也都位于沿海地区。二战之后，美国之所以成为最强大的国家，不是因为它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而是因为它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

中国人口的危机

为什么中国的生育率比大多数发达国家低？除了实行限制生育的政策之外，还有以下几个主要原因。
- 第一，中国大城市的住房支出，占据了一个普通工薪阶层的很大一部分收入。
- 第二，中国小孩的教育压力和成本也是最高的。中国独特的高考制度，催生了庞大的补课产业。
- 第三，在中国养育孩子，还面临着严重的看护困难。

移民政策和人才的战争

中国是除美国本土外第一大生源国，2019年共6300多名中国籍博士毕业，其中科学工程学科占91%。

昔日的创新之王

对英国而言，英语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英国的优秀人才更容易融入美国，从而流失到美国；另一方面，在娱乐业等某些行业中，英国企业可以把庞大的英语语系国家当作自己的本土市场。此外，英语也是吸引移民的优势之一。最后，考虑到英语的语言优势，美国甚至中国的跨国公司更可能将地区总部或者研发中心落户英国。

中国高房价的成因

中国的大城市还有大幅度增加住宅用地的空间，可以缓解大城市的普遍高房价。但是实际的情况是，中国近几年实行了控制大城市人口规模的政策，限制了大城市的土地供应，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大城市的高房价。相对比，中国的建设供地更多的是在人口流出的中西部地区，造成了那些地方的住宅和其他建设用地供过于求。

人口流动和贫富差距

东北真正的问题是低生育率问题。由于东北人大多是在国企或者体制内工作，所以受到严格的计划生育的限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东北三省的生育率几乎是全国最低的，黑龙江、吉林、辽宁的生育率分别为0.76、0.88、0.9，比全国的平均水平低了很多。其后果是不仅东北的农村人口在减少，而且东北的大城市的人口也增长乏力，经济萧条与其他人口增长的大城市形成鲜明的对比。

教育系统的效率黑洞

现在大多数国家的教育体系，是参照工业化鼎盛时期的欧洲尤其是德国的体系，推行小学6年、初高中6年的通识教育或者职业教育，部分人可以到大学本科接受3～4年的专业教育。这个体系已经将近100年没有变化，可以说根深蒂固，非常不容易改动，任何改革的阻力都会被体制内的人说成是不尊重教育规律。
虽然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在加强教育，但是中国教育的竞争和内卷可以说是世界上较严重的。中国的学生和家长几乎是世界上最辛苦的，而且还不得不花很多时间和金钱补课。中小学教育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是现行的高考和中考制度。其他国家也有统一的考试，但是不同学校和专业会综合考核学生其他方面的表现。只有中国只用一个总分公式来决定不同大学不同专业的录取，这个统考统招的体制是中国仅有的，造成的后果是中学阶段尤其是高中阶段的学习的几乎唯一目的就是为高考准备，这种应试教育是对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
十几年前的大学生扩招政策曾饱受争议，但事后看来，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拥有数量庞大的高素质劳动力，正是中国目前的优势所在。其实在大学扩招以后，大学生和工人的起薪差距的确越来越小，甚至发生了逆转。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在其他发达国家也很普遍。大学生虽然起薪低，但是无论从事本专业或者非本专业的职业，长期职业生涯的收入都会更高。2而且在未来的智能社会，现在的很多低技能工作如司机会消失，有些职业如农民会升级成管理智能农场的高技能职业。

缩短学制和教育改革

缩短学制是相对容易的提效措施。如果要进一步提升教育系统的效率，必须彻底改革现有的考试制度和教育体系。下面我就提一些教育体制的改革方向：第一，大学教育通识化和普及化；第二，淡化高考；第三，取消中考。
我预测，如果不让名牌大学掐尖生源，名牌大学可能会主动放弃本科教育，而集中精力培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这可能是更高效地使用优质教育资源的一种方式。

总结

中国在对外开放方面，有些地方是做得不错的，如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方面，但在某些方面，例如信息和人员交流，还不够开放，尤其是在人员交流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除了要提高签证的便利性，关键是要让外国人在中国的生活变得更加便利，比如提供更多的英语标识，更方便的网络和手机支付，更加国际化的教育医疗服务。
另外，要加强对外形象的宣传，消除对中国的一些误解，塑造中国人友好包容的形象，提高中国对外国人的吸引力，让更多的外国人到中国来旅游、学习、工作或者是移民，这不仅可以带动经济的发展，而且可以促进交流，提升创新力。

育产假

在中国，女职工的法定产假为98天；但是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没有对男职工休陪产假的明确规定，主要是看各地政府和公司的规定。各地制定了不同的规则，一般规定男方陪产假是7～10天，晚婚晚育可延长至10～15天，这是相对比较短的。现在很多地方政府推出延长育产假的新规，但是我认为同样重要的是提供男女相对平等的育产假，这样有利于让男性承担更多的育儿责任。

女随母姓

二孩政策的放开，使“二宝跟谁姓”成为许多家庭的议题。我的看法是，应该改变子女跟随父姓的传统习俗，尤其是应当提倡女儿跟妈妈的姓。

《未来能源》

Tue, 02 Apr 2024 00:00:00 +0000

[德]克里斯蒂安·霍勒等，周婷译，《未来能源：我们能做些什么》，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302

能量！

接下来出场的是本书最重要的一个数值：10个小时产生1千瓦时的能量。这意味着1名自行车手每天能生产1千瓦时的能量，因此，如果全年无休的话，他每年能生产365千瓦时的能量

太阳能

太阳是一个巨大、炽热的气体球，它会辐射出巨大的能量，表面温度超过5500摄氏度。幸运的是，地球距离太阳1.5亿千米，再近一点的话对我们人类来说，实在太热了。但如果我们离太阳更远一点，又会太冷了，所以现在的距离刚刚好。太阳为风、天气、温度和地球上所有的生命提供动力能量。
如果我们只是需要用热量来取暖或者洗澡，那么建议选择太阳热能设备，因为它们的效率非常高，它们可以将到达地球的太阳能中的50%到65%转化为热量。然而，大部分热量产于夏季，那时我们其实最不需要的就是热量。因此，我们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过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将相当一部分太阳能为我们所用，这就是好消息。

生物质能

综上，植物只储存了一小部分的太阳能。那么我们如何使用它呢？基本上有三种选择：生物燃料、沼气或直接燃烧。
关键问题是我们应该利用哪种类型的生物质。单一栽培的能源作物与粮食生产直接争夺土地，也损害生物多样性并且会降低土壤肥力。相比之下，天然混交林的木材虽然产量低，但能够可持续地用于能源生产。有机肥料作为能源也是有效益的，但只能利用一部分，因为土壤需要碳来维持腐殖质，而这些碳会通过牛粪之类的肥料中的秸秆返回到土壤中。如果牛粪中的所有能量都用于沼气电站，那就没有了碳循环，腐殖质最终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被消耗殆尽。

风能

为什么风里会含有能量呢？这是因为风是移动的空气，任何移动的质量都包含动能。决定能量大小的是风的质量和速度。谈到质量，人们可能会认为风几乎是没有质量的，但这其实是误解：空气的“重量”比你想象的要大，每立方米（m3）空气的质量为1.25千克。就速度而言：风的速度可以变得相当快，在海边，每小时40千米的速度并不少见
风能有一个理论上的效率最大值，即所谓的贝茨定律中的极限值（Betz-Limit）。该定律表明，我们最多可以将59%的风能转化为电能。为什么不是100%呢？因为效率达到59%之后，风速会降为零。
更有趣的是，风力涡轮机仅用三个叶片就可以做到，而且只需要很小一部分区域留在风中，不过即使有更多的叶片，也并不会让风力涡轮机效率变得更高。
陆地上一个16平方米的风电场所生产的能量与我们的1名自行车手生产的一样多，即每天1千瓦时。在海上，由于风速更高、更恒定，只需要8平方米的风电场。你可能还记得：光伏发电每天产生1千瓦时的能量需要2平方米的土地，用于安装光伏组件，而空地光伏设备大约需要4平方米的土地。这比风能所需面积少，但风能和光伏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在风电场中，风力涡轮机之间的大部分区域都是闲置的，可以有其他用途，比如可以用于农业生产。

《毛姆写作笔记》

Sat, 09 Mar 2024 00:00:00 +0000

毛姆著，张俊贤译，《毛姆写作笔记》，黑龙江美术出版社，202004

1897

T在某个火车站。一个女人走到他面前，说T曾在一次刑事诉讼中起诉过自己，而当时他特别和善，因此她想感谢T。她当时最想做的就是让T相信自己是清白的。T则对她的样貌没有任何印象。于她而言，那是一场悲惨可怕的折磨，对于T，却不过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1901

生命的尽头。就像人在傍晚读书，他读啊读啊，没有发现光线在变暗，后来，他突然停下来片刻，才发现天都黑了；光线太暗了，他再低头看书的时候，就什么都看不见了，书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自然选择所做的这些努力，都是为了什么呢？所有这些社会活动，除了帮助芸芸众生获得食物、繁衍生息之外，还有什么好处呢？
有时我会在夜里自问白天都做了些什么，有什么新思想或新观点，有什么特别的情感，是什么让它与众不同；而大部分时候，一天对我来说都显得无关紧要、毫无裨益。
我很乐意把生活看作一局国际象棋游戏，它的基本游戏规则不容讨论。没人问为什么马可以这样奇怪地跳来跳去，为什么车只能走直线，为什么象只能斜着走。这些规则是死的，人们只能接受，下棋的时候必须遵守。抱怨规则的话就太蠢了。
每一代人都认为，前一代人比自己这代更有活力，品德更加高尚。人们总在抱怨世风日下，在希罗多德（Herodotus）的史学著作中，在罗马共和国晚期作家的作品里，在蒙田（Montaigne）以及当今作家的文章里都能找到这种抱怨。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人们讨厌变化，恐惧变化。习惯会变，但人不变。
前一代人的假设往往就成了下一代人的信条，此时若去怀疑它们就有些荒唐。但是再过一代，人们就会发现它们无用、过时、荒谬，于是弃之不顾。

1902

在我看来，平凡的人类并不适合永生这样伟大的事情。人类有着自己的一些小热情、小美德和小恶习，与这个平淡无奇的现实世界非常相称。但永生的概念太过宏大了，不能用如此小的模子铸造出来。我不止一次目睹人们死去，或平静，或悲惨，但在他们临终前，我从未见过任何能够表明他们精神永恒的迹象。他们就这么死去，和一条狗死去没什么两样。
对待人生，除了保持幽默，随遇而安，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态度更能让人心安了。

1908

成功。我认为它对我不会有任何影响。比方说，我总是期待着它，而当它到来的时候，我会觉得它是件很自然而然的事情，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对我而言，它唯一一个不容置疑的价值，是让我摆脱从未离开我脑海的对经济方面的担忧。我讨厌贫穷，我讨厌为了收支相抵而不得不攒钱。我想我没有十年前那么自负了。
他是个慈善家。他的工作很重要，意义深远。他工作勤奋，公正无私。他虽平凡，却也伟大。他把酒看作一种祸害，尽管他很忙，但还是抽出时间在全国各地进行戒酒讲座。他不允许他的家人碰酒。在他的房子里有一个房间是锁着的，不允许任何人进入。有一天他突然去世了，葬礼结束后不久，他的家人就把房间的门撬开了，一直以来他们对这个房间都很好奇。他们发现里面到处都是空瓶子，有白兰地、威士忌和杜松子酒的酒瓶，也有查特酒、法国甜酒和莳萝利口酒的酒瓶。很明显，他把瓶子一个接一个地带了进来，喝掉了里面的酒却不知道怎么处理酒瓶。我真想知道当他做完戒酒班的讲座回到家，在锁着的门后啜饮着绿色的查特酒时，脑子里想的是什么。

1917

他有着强壮的体魄，与之对应的是他坚毅的性格。他冷酷、明智、谨慎，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说到底，他身上有一些可怕的东西。他那想象力丰富的脑子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想法，既微妙又大胆。他的工作错综复杂，他则把自己当作一个艺术家，从中取乐。当他跟你讲他设想的一个计划或者他的某次成功脱险经历时，他的蓝色小眼睛就会闪闪发光，脸上露出魔鬼般的笑容。他对人的生命有一种英雄式的漠视，会令你觉得，为了这个事业，他会毫不犹豫地牺牲他的朋友或儿子的生命。没有人能怀疑他的勇气，艰难险阻对他来说算不了什么，他都可以轻松面对，不仅如此，他还能以同样的心态去面对困苦和无聊。他是个勤俭节约的人，可以长时间不寝不食。他从不爱惜自己，也从不会想到去爱惜别人。他的精力充沛得惊人。他虽然冷酷无情，但看上去脾气很好；他能够随意杀死一个人，却丝毫不表现出对那个人的敌意。如果忽略掉他对上等雪茄的极度渴望，他似乎只有一种激情，那就是爱国主义。他有很强的纪律性，无条件地服从领导指示，也要求下属无条件地服从自己。
我对学习一门语言有自己的看法。我认为只要能流利地阅读和谈论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就够了，再学下去也是浪费时间。若要真正地熟悉一门外语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而这些努力得不偿失。
健康的人能够发挥他所有的才能，他自己内心感到幸福，也努力为他人创造幸福；他充沛的生命力使他能够利用和完善大自然赋予他的天赋；他成熟的智力使他的思想变得复杂，从而更加充实；他的想象力使他能够掌控时空；他的感官经过良好的熏陶和教育，能够更好地发现世界的美。他越来越完整。但是苦难会压抑活力，使道德的线条变得更加粗糙，而不是愈发精细；它不会使人进步，反而会使人变坏。有时候苦难的确能教会我们忍耐，而忍耐也的确能够陶冶情操。但是忍耐不是一种美德，它只不过是为了达到目的而使用的一种手段，仅此而已。

1921

如果人们能记住他，那一定不是因为他演的戏剧，而是因为他的那句话——“the long arm of coincidence（无巧不成书）”

1936

每个人都给了我同样的答案：这对他们没有任何影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因火山喷发而破产，他们的一切都付之一炬了，但当他们从震惊中恢复过来后，还是尽最大的努力去继续生活，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他们对信仰的虔诚没有增减，他们既没变善良也没变邪恶。我想，这大概是因为人类有一种韧性，一种健忘的力量，或者也许仅仅是一种迟钝，这样人类才得以从自诞生以来所遭受的无数恐慌中幸存下来。

1937

爱伦·坡以为自己动动脑筋便可以获得故事的新奇性和独创性。他错了。不断地改变自己是获得新生的唯一途径，而保持原创性的唯一途径是增加、扩大并深化你自己的个性。

1941

旅美外国人一定会注意到，尽管大多数人都认识一大群人，但很少有人有真正的朋友。他们有生意上的伙伴、打桥牌的牌友、高尔夫球场上的玩伴，有一起钓鱼、射击或航海的伙伴，有一起喝酒的酒友、一起战斗的战友，但也就仅此而已。
她热情地问我：“出名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我想这个问题我已经被问过二十次了，我从来都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但是今天，我突然想到了答案，只是太迟了。 “这就像有人送你一串珍珠。它很漂亮，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如果你还能想起它的话，你就会怀疑它们到底是真的还是人造的。” 现在我已经准备好了答案，但我也不指望会有人再问我这个问题了。
人生既悲剧又琐碎，人生就是一出通俗剧，剧中人们最高尚的情感也不过是为了激起庸俗观众的廉价情感而已，太悲哀了！

1944

很明显，除非一个人很健康，否则他不能指望自己的老年时光过得有多快乐。此外，他还得有足够的收入，这份收入不必很高，因为一个人的必需品并不太多。恶习才是费钱的，而人在年老时很容易变得有德行。但要是又老又穷，那就太糟糕了，在生活必需品上依赖别人更糟糕。
我有很好的记忆力（除了记不住名字和面孔），我几乎能过目不忘。我这样也有不好的地方，现在我已经把世界上所有伟大的小说都读了两三遍，再读它们的时候就没那么津津有味了。
当我想到浩瀚的宇宙、无数的星星、数光年的空间时，我的心中充满了震撼，但我的想象力有限，实在无法想象它的创造者。我愿意把宇宙当作一个人类智慧无法解开的谜团。对于生命的存在，有的人认为存在一种“心身”物质，它是生命的萌芽，而这种物质“心”的方面是“进化”这一复杂过程的根源，这一观点，我并不排斥。但这一切的目的（如果有目的的话）是什么，这一切的意义（如果有意义的话）是什么，对我来说，仍然一如既往地难以窥探。我只知道，哲学家、神学家或神秘主义者对它的任何说法都无法说服我。但是，如果上帝存在，并且关心世间之事的话，那么他一定足够通情达理，能够像一个理性之人一样宽容地对待人类的弱点。
我这一辈子过得还是相当不错的，也许比大多数人的生活都好，但我认为没有必要再来一遍。再读一遍你以前读过的侦探小说也一样无聊。但假设真有转世轮回（世界上四分之三的人口都对此深信不疑），而且自己可以选择是否要重返人间新生的话，我过去有时倒是想过自己应该愿意尝试一下，去体验一番以前因为条件限制和个人癖好制约而未能体验的事情，去学习一下我没有时间和机会去学习的东西
我认为，在人类面对疯狂世界的英雄气概中，存在着一种比艺术之美更伟大的美。我从帕迪·菲纽肯的无畏姿态中看到了这种美。他纵身跳下，向他所在中队的飞行员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就这样了，伙计们。”我还从奥茨船长的冷静决心中看到了这种美，他在冰冷的夜里独自赴死，而不愿成为战友们的负担。我还从海伦·瓦利亚诺的坚贞不屈中看到了这种美，她既不年轻，也不漂亮聪慧，她忍受着地狱般的折磨，宁死也不出卖自己的朋友（不是为了自己的祖国）。
但这些都是严肃的话题，即使我有能力处理，这里也不是讨论这些问题的地方。因为我就像一个在战时码头等船的乘客，我不知道哪一天启航，但我已准备好了，随时可以上船。我没有去参观这座城市的景色，我不愿意看到我永远无法在上面驰骋的漂亮的高速公路，也不愿意看到我永远也坐不进去的崭新的带着各种现代化设备的大剧院。我看看报纸，翻翻杂志，但是当有人要借给我一本书看时，我会拒绝，因为我可能没有时间来把它读完，而且无论如何，在面对接下来的这段旅程时，我也不会对这本书感兴趣。我在酒吧或牌桌上会认识一些人，但我不愿与其深交，因为那些人很快就要与我分离。我在路上。

《筚路维艰》

Thu, 29 Feb 2024 00:00:00 +0000

萧冬连著，《筚路维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01

前言

我认为，从执政党的建国方略、发展模式和基本政策角度考察，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路径经历了五次选择，即实行新民主主义、仿效苏联模式、追寻赶超之路、发动继续革命和转向改革开放。这五次选择呈现两个过程，即从走入传统社会主义（或称苏联模式）到走出传统社会主义，走上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第一章实行新民主主义

一 “新民主主义”的源流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任务是，在多种所有制基础上发展生产力，实现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为向社会主义转变准备条件。
中共二大接受列宁和共产国际的指导，确定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先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第二步再进行推翻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
对于这两步革命怎么衔接，革命胜利后怎样过渡到社会主义去问题，中共内部有过长时间讨论，但未有定论。
经过长时间思考，毛泽东提出了“联合政府”的口号。“联合政府”并不是共产党期望的理想结局，但基于时局和力量对比，这是可以去争取的目标。从策略上说，提出“联合政府”的口号，旨在联合各中间力量逼迫国民党开放党禁，承认各政党合法地位，结束一党独裁，实行民主改革，争取中共在战后重建中取得主导权。事实上，也产生了这样的效果。
所谓联合政府，不只是联合各中间党派，如果国共两党坐不到一起，联合政府无从谈起。为此，中共在策略上做了调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对蒋介石虽然“批评九分”，但也还“留有余地”，有些话没有说透。当时，毛泽东估计，联合政府有三种前途，一是国民党要共产党“交出军队去做官”；二是形式上民主，承认解放区，实质仍是蒋介石的独裁；第三种前途是以共产党为中心。前两种前途都是以蒋介石为首，第三种前途才是毛泽东心目中的“联合政府”。他说：“我们要建设的国家就是这样一个国家”，不过“报告不这样写”。
毛泽东对出现前两种前途是有所准备的，他甚至没有完全拒绝到国民政府做官的可能，认为这至少可以“做宣传工作”。当然，军队和解放区是绝对不交出的。如果联合政府能够达成，社会革命的任务推延到比较遥远的下一阶段，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二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建国构想

从众多资料看，中共领导人是从两个方面考虑过渡条件的：一是生产力的性质，即工业化发展阶段；一是人民是否准备好接受社会主义前途。我们不难发现，前者是一个确定的指标，是人为难以移易的历史发展阶段；而后者带有随机性，取决于力量对比和执政党的动员能力。这种过渡条件的二元视角，对后来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存废有着重要影响。

三新民主主义纲领的实

延揽如此多的党外人士进入政府，曾引起中共党内许多人的不满。毛泽东解释说：这样“好处很多”，“第一，可以‘赚’人，各方面的非党人物都有当副主席、部长、司令员的，‘朝里有人’，国民党不打自垮……第二，可以‘赚’来四万万人民，‘赚’来土地改革。第三，可以‘赚’一个社会主义。这叫做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吸引很大一部分具有管理经验、专业知识和社会名望的精英进入政府，集聚到共产党周围，对于瓦解旧势力、收拢人心、治理和建设国家都有帮助。更重要的是，把民主党派精英吸纳到政府，也就使他们与共产党同在一条船上，这条船确定无疑是驶向社会主义的。

五酝酿放弃新民主主义

五反运动后，在所有较有规模的私人企业中建立了中共党支部，企业内部实行“工人监督，资本公开，技术公开，财政公开”，虽然承诺资本家仍有财产所有权、经营管理权和用人权，[93]事实上资本家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受到很大限制，他们感到前途渺茫，有的请求国家“计划他”。

第二章仿效苏联模式

一优先发展重工业

工业化从何处起步，是一个“苦苦思索”的问题。各有关部门提出过不同的设想，经过“反复权衡和深入讨论”，最后“大家认为必须从发展原材料、能源、机械制造等重工业入手。
在东西方冷战白热化的1950年代，中国没有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台湾）那种在世界自由贸易体系内发挥“比较优势”的条件；很难设想，在冷战白热化的年代，以强国为目标的中共领导人能长期忍耐“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30]的局面。周恩来说：“任何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总要有一点独立的能力，更不用说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不然一旦风吹草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支援我们完全解决问题”。

三高潮是如何出现的

党组织正是利用了农民的这种心态，实行“依靠贫民、下中农，团结中农，孤立、分化、改造地主富农”的阶级路线，造成“贫农下中农的优势”。这个政策十分奏效，形成“羊群效应”。
本来，中共没有打算急于制定宪法，因为1949年通过的《共同纲领》具有临时宪法的性质，不仅民主党派满意，共产党也认为在过渡时期仍管用。以《共同纲领》为基础，以政协为平台，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正处在一个愉快合作的“蜜月期”。1952年10月，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出访苏联，向斯大林表达了中共的这一意向。然而，斯大林建议，中国应尽快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定宪法。刘少奇解释说，我们目前使用《共同纲领》，《共同纲领》在人民及各党派中威信很好。如果两三年内制定宪法，势必重复《共同纲领》，承认资本家的财产及剥削雇佣劳动为合法。再过七八年以后又要把资本家的企业国有化，再制定社会主义宪法，似乎有些不好。然而，斯大林坚持他的看法，他提出三条理由：其一，确立中共执政的合法性。他说，未经人民选举，没有宪法，人家就可以说你们的政权是建立在刺刀上的。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就可以拿掉他们的借口。其二，防止泄密。他说，你们的政府是联合政府，不能只对一党负责而应向各党派负责，国家机密很难保障。其三，通过选举向“一党政府”转换。他说，如果选举结果共产党员占大多数，就可以组成一党政府。其他党派落选了，可以给以恩惠，在政府中任用一些其他党派的人，继续在经济上合作，不使统一战线破裂。
中共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议，刘少奇从苏联回国，即刻启动制宪工作，并开始筹备召开全国人大。宪法的起草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基本框架模仿苏联宪法。宪法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新民主主义制度，但明确规定了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总目标。
1952年6月20日，毛泽东致信斯大林，提出“我们拟参考联共（布）中央的经验加强我们党的中央机构”。随后调高岗、邓子恢、邓小平、饶漱石、习仲勋到中央，戏称“五马进京”。同时将6个行政区改为中央派出机构，不再是一级地方政府。增设国家计划委员会，与政务院平行，统管全国经济，史称“经济内阁”。后来，林彪、刘伯承、叶剑英、陈毅、贺龙等人也相继调京。据高岗秘书赵家梁观察，调各路“诸侯”进京，毛泽东是一石三鸟：一则加强中央领导力量；二则形成刘少奇（党务）、高岗（经济）、周恩来（外事及统战）三足鼎立，分解周恩来的职权，并制约刘少奇；三则“调虎离山”，削弱大区权力，防患“山头主义”于未然。鉴于20世纪中国长期分裂的教训，防范“山头”坐大，加强中央集中统一，是毛泽东考虑的重要问题。高饶事件加快了撤销大区的步伐，1954年10月，各行政大区及其相关党政机构已不复存在。
文化改造的重要领域是教育界。对教育的重视不言而喻，马叙伦说：教育“是一种控制人类行为和思想的有效工具”。
院系调整虽然适应了国家工业化对专业人才的急需，但也导致了一系列问题，诸如忽视人文学科、理工分家、专业设置狭窄、拆散名牌大学、削弱综合性大学、中断民间办学传统等。
院系调整的政治含义是削弱欧美教育传统，引进苏联教育模式。凯洛夫《教育学》以及大量苏联高校和中专学校的教材被引进中国，1950年创办的中国人民大学和1951年创办的哈尔滨工业大学成为仿效苏联教育的样板，从培养目标、学制、专业设置到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方法、组织机构和师资培训全部依照苏联经验，随后苏式教育的影响在全国扩展。
1948年当选的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共81人，去美国的12人，随国民党政府迁往台湾的9人，留在大陆或从海外回大陆的60人，占74%。
中国知识分子政治上有“左、中、右”的分野，但共同点是爱国，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深厚传统。他们中的多数并不了解和认同共产主义，对共产党存有疑惧，但他们痛恨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的腐败却是实情。
为什么发动一系列文化批判，一方面，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阶层的大多数是依附于资产阶级的，政治上难以信任他们；另一方面，他又清楚地知道，国家建设离不开知识分子的服务。因而，他的政策是改造和使用两手，通过思想改造促使知识分子皈依马克思主义，至少是拥护新政权，为国家建设出力。首先是打掉知识分子的道德优越感，使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在非党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名声扫地”。

第三章追寻赶超之路

1956年2月，苏共召开的二十大，引发毛泽东等领导人“以苏为鉴”、走中国自己道路的思考，并在经济改革与扩大民主两方面进行了有价值的尝试。然而，这种思考和探索后来却演绎出一场以“大跃进”和公社化为标志的乌托邦运动。其核心是双重赶超：用全民动员的办法创造增长奇迹，赶超英美；通过建立“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超越苏联，为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一种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新模式。这个运动以一场全国性大饥荒宣告失败了，它留给人们的启示是深刻的。

一苏共二十大引出的改革思考

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大，揭露斯大林的错误，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转折意义。它为各国党独立思考，探索本国改革之路，提供了一个历史机遇。
“一五”计划是毛泽东时代执行得最好的一个五年计划。但照搬别人的经验，毛泽东“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
据薄一波回忆，苏共二十大之前，毛泽东就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更加明确地提出了避免苏联弯路，走“中国式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不只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也都做了很多思考。这种思考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1.改革经济管理体制

《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今天看，毛泽东的思考走得并不远，仅限于发展经济的方法，没有涉及经济体制的两大核心：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这两条在当时是不可移易的社会主义原则。毛泽东自己也说：“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
在不少场合我们都可以看到，领导层总要在意识形态目标与现实之间做出权衡。即使是毛泽东本人，有时候也不得不向现实做某种妥协。
对于苏联式计划经济没有好感的，恰恰是毛泽东。刻板的计划平衡和照章办事，与毛泽东全民动员的思路格格不入。他认为，这限制了基层和群众的活力及创造性，并助长官僚化的趋势。[16]然而，毛泽东对计划经济的不满没有按照逻辑导向对市场的重视。我们看毛泽东讲了十大关系，却缺少市场与计划的关系，这不是疏忽。他的思路是中央向地方适当分权，更多地发挥地方积极性，在建设一批大型骨干企业的同时，更多地发展地方工业和农村中小工业，通过发动群众运动，最大限度地动员民力来突破计划的平衡和填补资金的缺口，创造高速度。这是毛泽东的工业化思路不同于斯大林的主要之点。

2.扩大民主的尝试

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的种种暴行，对中共高层是有触动的。他们意识到，权力过分集中会带来弊端。李慎之当年听胡乔木讲述：“苏联揭露的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暴虐的统治。毛主席日思夜想走出一条比苏联好的路子来。”值得注意的是，一段时间毛泽东等人在苏美对比中，表现出对美国政治的某种肯定。据邓小平说，对于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美、法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
毛、刘、周都考虑过借鉴西方民主的“某些形式”来弥补制度上的缺陷，流露出少有的开放心态。当然，中共领导人从来没有设想过实行西方式的多党制和议会政治，他们是把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某些民主形式严格加以区别的。
不过，健全法制的话题没有引起广泛关注。在100多份大会发言中，很少有涉及法制问题的，甚至没有人提到1954年宪法。现在留下的毛泽东在八大筹备和召开期间的诸多文字，对于国家法制未赞一词。对于习惯于人治、习惯于政策治国的中共领袖和干部来说，从革命秩序转到法制秩序，是一个很难越过的坎。
对于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当时在国外引起很大反响，认为毛在搞自由化。东欧国家社会各界“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匈牙利的反对派甚至把毛泽东引为知己。但这些国家的领导层大都担心，“百花齐放”会“放”出思想混乱来。在苏联领导层更是引起“深刻的怀疑”，赫鲁晓夫深表不满和担忧，认为毛泽东是在玩火，或者是在设局。
毛泽东扩大民主有三层考虑：
- 一是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动员知识分子为实现他的建设宏图出力。1956年初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其主旨是要通过调整政策，动员知识分子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离不开知识分子贡献力量。毛泽东说：“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昧无知的命，单靠大老粗，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1957年初，他仍然说：“知识分子是相当值钱的，我们一天也离不开他们。尽管他在政治上仍然不完全信任知识分子，但必须团结他们，并逐步改造他们。
- 二是有意借助党外的批评冲击官僚机构的沉闷空气。
- 三是希望树立一种比苏联自由、开放的社会主义新形象。然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所提倡的自由、民主，并不是基于五四宪法已经规定的公民权利，而是执政党的一个动员工具。在“双百方针”提出之日就设定了两个界限：一是“争鸣”不涉及政治问题，一是只给人民自由，不给反革命分子自由，毛泽东说：“反革命议论不让发表，这是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料定知识分子的“争鸣”不会逾越雷池。

二 1957年的“大转弯”

到1958年7月运动结束时，全国共划右派分子55万多人，与最初估计的4000人相比，扩大了130多倍。还有众多未戴帽子的“中右”分子，一些人虽未划为“右派”或“中右”也被处理了，伤及的人数远超于此。在这55万右派中，党外是主体，党内也不少。除了那些被广为关注的高层民主人士和著名文化人外，还有一个数量庞大的“小人物”右派群体。据有学者研究，由低层干部、中小学教师和青年学生等构成的右派分子占到70%～80%，其中中小学教师占比近50%。这些“小人物”右派往往被忽略了，他们的遭遇其实更凄惨。群众运动具有不可控和过激化的特性，而出身于工农的多数党员干部对知识分子充满不信任，对于发动知识分子鸣放更有抵触情绪，反击右派的号令一下达，自然是“奋勇战斗”。
反右的直接后果，不只是中国的知识精英受到整体伤害，更深远的后果在于，由此在相当一段时间阻塞了中国走向民主和法治轨道的可能性。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集体失声，共产党再也听不到党外批评。即使在1961年至1962年上半年的调整期，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仍然不置一词，“夹着尾巴做人”。另一个深远影响是，轻易地放弃了中共八大政治路线，重新强调阶级斗争是主要矛盾。

三赶超模式的大实验

如果要找一个毛泽东心目中的中国模式，那就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莫属。1955年秋冬，迅猛到来的社会主义高潮曾让毛泽东欣喜，但有一点却使他不安：中国仍然“一穷二白”，经济落后，文化落后，被人瞧不起。美国人对中国的敌视和傲慢，更是强烈地刺激了毛泽东。1956年9月，毛泽东对来访的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说：“我们是弱国，不是强国。美国怕苏联，但是不怕我们，它知道我们的底子。”“我们什么也没有，只有六亿人口。人家看我们不起”。
各种指标层层加码、节节拔高。赶超英国的时间不断提前，从15年到10年、7年甚至二三年；赶上美国的时间，也只需要再加七八年，甚至更短。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报告则是以“一天等于二十年”来形容当前中国经历着的“伟大时期”。
然而，像1958年那样，把造假变成公开的理直气壮的竞赛，达到“亩产13万斤”的离奇程度，却没有人敢提出质疑，仍然是史上罕见的。从根上看，是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加码，以高压推行高指标逼出来的。上面急切想看到“奇迹”，下面便极力迎合，添油加醋；媒体推波助澜，天天放卫星，批驳各种怀疑的声音。事实上，造假者很少受到追究，说真话的干部却无一例外地受到处罚。毛泽东对造假现象虽不鼓励，但相当宽容，明确提出要保护广大干部的积极性，对说假话的干部要耐心说服，不予处分。在领导层，并不是没有人看出假来，但是谁都不愿明说。也许起初造假者只是把它看成一场数字竞赛的政治游戏，并没有想到它的后果。事实上他们也不是后果的主要承担者，最终农民为此付出了饥饿甚至生命的代价。

四滑向大饥荒

毛泽东私下对田家英等人说：“大跃进和公社化，搞好了可以互相促进，使中国的落后面貌大为改观；搞得不好，也可能变成灾难。
一般认为，灾荒是1959年下半年以后出现的，其实1958年底，一些地方就已经出现饥馑、疾病和饿死人的现象。1958年秋天，安徽灵璧县、河北邯郸专区、云南省都有报告，已有饿死人，许多人卧床不起，云南全省浮肿病38.8万多人，死亡3.9万人。
1959年上半年，毛泽东感叹说：“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让陈云来主管财经工作“比较好”。
这件事的教训是，一个执政的大党任何时候都应保持理性，避免受突发事件的过度干扰。

五思想和体制透视

对于一个后进国家的领导者来说，赶超世界先进国家，是一个无法抗拒的诱惑，只是不同国家所依托的体制和所能调动的资源差别极大。基于独特的近代历史背景，在中国推行赶超战略，有着广泛的社会认同。然而，正如许多建立伟业的历史人物都可能自我膨胀一样，毛泽东和许多领导人也过分相信改造社会的能力。他们认为，只要将亿万人动员起来，苦战几年，就可以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如刘少奇所说“几年辛苦，万年幸福”。他们自信掌握了“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和通向人类美好社会的钥匙，自信通过人民公社可以把人们带进一个理想社会。在这样一个理想社会里，人人平等、富足、高尚，商品和货币都要取消，没有工资，实行供给制，人人都到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甚至家庭也要消灭。
毛的个人崇拜及不受制约的权力，使他有能力在一个有960万平方公里、6亿多人口的国度里，进行一场有巨大不确定性的社会实验。薄一波回忆说：一位老战友曾不止一次告诫他：“毛主席讲的话，如果你觉得不对，千万不要讲，你回去想想，慢慢就会知道毛主席是正确的。长期以来，在我们的脑筋里，的确形成了一个思想框框：毛主席说对，就对；说错，就错，人人都以毛主席的是非为是非”。
我们还应看到，“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是一个集体行为。从战争中走出来的各级领导干部，大都急于建功和敢于冒险，他们往往把毛泽东的一些想法加以发挥，添油加醋，生出各种奇思妙想，做出各种标新立异的事情。如毛泽东主张深耕，就把1米以下的土翻上来；毛泽东提倡密植，就植得密不透风；毛泽东要求多积肥，就把农民的土坯房扒掉肥田；毛泽东赞扬“一大二公”，就搞一县一社。
理想是提升社会的明灯，现实则是一个试错改良的过程，把理想直接拿来进行社会试验，必然带来灾难。理想越崇高、目标越远大、权威越强大，带来的灾难可能就越大。

第四章发动继续革命

一危机下的退却与分歧

“大跃进”失败后，许多领导人从狂热中冷静下来，回归到常识理性：社会主义首先必须发展经济，让老百姓吃饱肚子。为此，政策应当更加灵活，包括允许包产到户。按邓小平的话说：“不管黄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二毛泽东的继续革命

针对知识界的文化革命，1964年就提出来了。毛泽东对知识界的不信任根深蒂固，认定各个文化领域藏污纳垢，“大学、中学、小学大部分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富出身的人垄断了”。不过，毛泽东的重点不在文化界。他认为在党里、政府里、军队里都混进了一大批“走资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因此，毛泽东决心撇开党政体系，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发动群众起来造反，夺回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
毛泽东要通过演习达到什么目的？一则要充分揭露黑暗面，让各色人等都出来表演一番，从而鉴别谁是左派，谁是右派，谁是动摇不定的中间派。二则想“练练兵”，让没有经过战争考验的青年人“到大风大浪中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使他们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三则要改造人性，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毛泽东历来相信，人性是可以改造的，也必须改造；只有改造才能培养出“新人”，只有“新人”才能建设新社会。而人性改造一要经受体力劳动的净化，二要经受阶级斗争的炼狱。
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只有毛泽东说了才算。每当党内出现意见分歧，毛泽东总是把问题提到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高度，这足以让所有持不同意见者都失去自我辩驳的能力。
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由来已久。一般把林彪、康生视为造神运动的魁首，这不错，但更应把个人崇拜看成一种政治文化生态，所有人包括刘少奇都为此做出了“贡献”。远的不说，在庐山会议上，领导者们即便内心赞成彭德怀的看法，却都把维护毛泽东的形象和权威看成头等大事，表示对毛泽东要绝对忠诚，甚至于“驯服”，决不“犯上”“反水”。过去生死与共的战友越来越像君臣。在党内，刘、周、朱、陈、林、邓等人都有很高威望，但没有人可与毛比肩而立。刘是仅次于毛的第二号人物，但不是一位魅力型领袖。毛泽东一出现在老百姓面前，就会被山呼万岁所淹没，刘少奇却没有那么多光环，他1961年在湖南农村做调查时，甚至遇到冷眼和辱骂。在高级干部和将领中，刘似也没能让多数人服膺。党内高层没有任何人有挑战毛泽东权威的意志，更没有这种力量。所有人只能或主动或被动、或自觉或违心跟着毛泽东的决策走。
文化大革命被称为“史无前例”，就在于它自下而上发动群众起来造反。没有红卫兵和群众组织及其造反夺权运动，就没有文化大革命。
如何解释普通民众“积极”投身“文革”，有人提出“两个文革”的说法，一个是毛泽东开展权力斗争的“文革”，一个是人民的“文革”，即下层群众趁机造反。
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允许自由结社是有限度的。群众组织可以冲击各级党政机关，造各级领导干部的反，但绝不允许反对整个共产党，反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绝不允许反对毛泽东及其“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
当然，普通群众卷入运动并非都经过理性计算，群众为寻求社会承认和团体保护，摆脱恐惧、孤独、被抛弃、被歧视等心理需求，都会转化为参与群众组织的冲动。对青春躁动的学生来说，文化大革命类似一个狂欢节。停课闹革命、围观批斗、仪式化活动、冲出校园“破四旧”、全国大串连等，本身就是释放过盛激情的快事。到各地大串连的红卫兵，怀有明确政治理想的并不在多数。免费旅游，见世面，何乐而不为？
王力评论说，毛泽东“原想是作为一次反修防修的大演习，要让所有的人都表演一番。但魔鬼放出来以后，收不回去了”。
毛泽东希望，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前提下，实现“安定团结”，对老干部派与文革派左敲右打，驾驭两股力量，维持权力平衡。江青、张春桥等中央文革派扛起维护“文革”的大旗，符合毛泽东的意图；但他们借机向周、邓发难，却超出了毛泽东的限度。毛泽东并不希望再次出现大乱。
把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分别讲的三句话并列起来，提出“三项指示为纲”，将经济建设提升到“纲”的位置，为整顿提供依据，实际上偷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概念。

第五章转向改革开放

一中国改革的缘起

据官方估计，“文革”对经济造成的损失达5000亿元，相当于建国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
1978年9月，邓小平对地方领导人说：“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陈云在同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建国快三十年了，现在还有要饭的。老是不解决这个问题，农民就会造反。支部书记会带队进城要饭。”
在邓小平主导下，历时两年制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小心地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以维护政治连续性和正当性；与此同时，对毛泽东思想做重新诠释，把“毛泽东晚年错误”与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以“科学的”毛泽东思想否定“毛泽东晚年错误”，以“发展主义”取代“阶级斗争”确立为新的意识形态，为改革提供合法性，预留了试验空间。

二中国市场化转轨之路

一般都认为，中国改革与苏联东欧改革有“渐进”与“激进”之别。所谓渐进式改革，首先是先经济、后政治的改革次序选择，保证了政府控制改革进程和协调利益的政治能力。其次是经济改革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通过不断的试验逐步推进，允许不同选择进行竞争和比较，减少了掉进“理性自负”陷阱的机会。1980年代的决策者有一个指导思想，就是改革要让多数人受益。改革措施的出台考虑社会的承受力，注重照顾各方面的利益，对利益受损实行补偿，避免了可能的社会震荡，争取了支持者。有学者认为，所谓渐进改革实质是一种“增量改革”或“体制外改革”，就是在计划体制的主体部分不能做重大改革的情况下，允许和扶持集体企业、个体经济、私营企业、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的发展，这几种经济的所有制性质不同，但都处在计划体制之外，以市场为导向，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到1990年代初，体制内与体制外两块经济几乎可以“平分天下”了，这就造成了一种竞争态势，迫使受制于旧体制的国有部门不得不进行“制度创新”。这就是中国改革实际走过的路。
需要补充的是，改革初期并没有清晰的路线图。当时，从领导人到经济学家都意识到必须改，但谁都说不清楚究竟应当怎么改，更没有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最终目标。中国改革是一个不断试验和学习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说，“摸着石头过河”是唯一可能的选择，许多情况下是实践推动政策走。市场机制具有为自己开辟疆域的力量，观念和政策的突破往往是对事实的追认，所谓“与时俱进”也可称之为“顺势而为”。渐进式改革尽管不是一个理想的改革模式，但它是一个可行的改革模式，可以分散风险，减少阻力，同时给执政党、干部队伍和普通民众一个学习和适应的过程。真正使干部队伍观念发生转变的，是改革本身的不断发展和取得的成就。
计划经济消灭了竞争也就消灭了大多数人的工作动力，消磨掉了劳动者和管理者的进取心和创造力，致使经济发展失去内在动力，尤其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必须不断地进行政治的、思想的动员，以保持民众的持续热情，从外部注入经济社会驱动力，这也是为什么毛泽东时代总是运动不断的重要原因之一。
人类总应该从历史中学得聪明一些，不能总在两个极端之间来回摇荡。传统社会主义试验不成功，不意味社会主义追求的基本价值失去意义。
中国未来之路应当警惕任何一种理性自负的陷阱，如果能避免拉美一些国家总是在“两个鸡蛋上跳舞”，避免中东一些国家出现的转型乱局，那是中国之幸，百姓之幸。

历次转向都有国际背景的影响牛大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比如，第一次转向，1949～1956年，中国要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条道路，是因为世界在1947年出现了两大对立的阵营，共产党国家怎么办？中国卷进去选边了，选的是对苏“一边倒”，也就是联苏反美。而且，到朝鲜跟美国进行了一场战争。这种情况下，中国的选择余地就比较小，当然也不是一点余地也没有。但它选择了苏联的模式，而且是斯大林的模式。其实，即使苏联模式，也还有新经济政策模式，还有后来的赫鲁晓夫模式。后来，毛泽东认为，不能稳固新民主主义，要加快向社会主义过渡，也跟中国在国际上这次选边有关系：在两大阵营对抗、朝鲜战争的背景下，肯定要加速农业合作化，保障快速工业化，牺牲私营，以国营为主来增强国力。
第二次转向是在1956～1958年，这跟斯大林去世后的国际形势有关。斯大林去世的后果显现了，有了一轮“苏东波”，国际共运也出现了理论发展和权力转移的空间，这就影响了中国的那次转型。
外部因素的影响，体现在这几次转型都有一个大的国际背景。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感觉，得自己面临着一个外部侵略战争的压力，而且战争可能很快就要发生。这样，使中国的发展道路受到影响，要快、要抓紧、要转向，要早过渡，要“大跃进”，要抓阶级斗争，要继续革命，一直走向“文革”。最后，对战争与革命的世界形势的估计转变了，现实了，就转为改革开放。因此，外部的战争压力，是一个因素。
1960年代走向“文革”，背景就是中国在国际两大阵营的冷战中做了选择：要反帝反修。从1960年代开始，到“文革”结束，从高层到基层几乎完全破除了对苏联社会主义的迷信，而恰恰在“文革”后期又和美国走近了，走向了一个跟美国的关系最好的一个历史时期，走到“联美反苏”的地步了。改革开放是在中美和好、中苏决裂的国际背景下发生的。同时，还有一个国际环境，就是出现了亚洲四小龙的模式。特别是新加坡模式，给了中国一个信心——东亚后发外源型现代化是可以赶超西方先发的内源型现代化的。
此外，我对萧老师刚才陈述的论点，还有几点不同意见。例如，说“文革”中的群众造反是“奉旨造反”，不是“趁机造反”。这个论断是不是有些绝对了。“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也包括革命造反的积极性。对“均贫富、等贵贱”这些“理想”的追求，是几千年传下来的民粹传统，也是现代共产革命所着意点燃的激情。共产党执政以后，干部的素质、当权派的作风等变化其实是很快的，出现了变质、蜕化、腐败、脱离群众、欺压百姓等趋向。即使不用阶级斗争这套话语系统来概括和描绘，老百姓也会用自己的话语来概括，并有所诉求，会从不满走向反抗。
毛泽东看到了人民群众中蕴藏着这种不满和反抗，他要释放这个东西，“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没有对民意的这种准确把握，是断然不敢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放手发动群众去打烂和重建党和国家机器的。他力排众议，给了人民群众一个“造反有理”、自我表达的机会。而这么多（亿万）人民群众，能在那么短暂的动员下，那么热烈地起而响应，冲破层层压力和阻力，很快就到了“欲罢不能”的失控地步。这当然是抓住机会，释放长期怨恨的表现，是“趁机造反”。至于后果，则是后来才看清并凝聚相对共识的。如果不从民众自身寻找大革命和大动乱的动因，恐怕也是不能全面总结历史教训的。
又如说，邓小平这样的领导人可能对这场改革没有明确的目标，也没有路线图。对此，我有怀疑。我认为，邓小平可能心里有数，但嘴上不说。在他心目中，改革向什么方向走，至少是明确的。后来，他的做法显示，他的改革之路走得还是比较直的，一直没有变向。目标应该是，在保持共产党一党执政的前提下，使中国融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经济体系。他没明说，只有只言片语。他推行的承包、特区、证券交易、市场化等，都是向着这个目标直行。有时候，停一停，看一看，但没动摇，继续走下去。

路径选择受多重因素制约章百家

前些年，我比较仔细地研究了新中国成立后前七年经济体制的演变。我发现，共产党最初设想和后来实际发生的情况差别很大。最初的设想并非如此，但最后走成了那样，其中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因素在发挥作用。研究历史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当事人的主观意愿未必有后人认定的那么大的作用，客观条件会像无形的手左右历史进程。

《穿透》

Sat, 24 Feb 2024 00:00:00 +0000

严飞著，《穿透》，上海三联书店，202011

序言

“在一座拥有10万人口的城市中，如果只有一个人失业，那这就是他的个人困扰。但在一个有5000万就业人口的国度里，如果有1500万人失业，这就成了公共议题。”这句话出自上世纪中叶，美国“新左派”社会学家米尔斯（C. Wright Mills）的名著《社会学的想象力》。
米尔斯解释道：“具备社会学的想象力的人，就更有能力在理解更大的历史景观时，思考它对于形形色色的个体的内在生命与外在生涯的意义。

前言

人性是一个复杂的存在。经济学家喜欢强调人类是理性的动物，在理性的思维之下，人们喜欢计算利益的得失，规避风险，降低成本，追求利益和利润的最大化。这几乎是人性的本能。而社会秩序就是由无数利己的“经济人”相互交易而形成的，市场则变成了“一只看不见的手”，政府要扮演的则是“守夜人”（night watchman）的角色。换句话说，经济学家认为人类利益性的理性追求，为社会生活领域中的秩序奠定了理性的基础。但是，在社会学家的分析框架中，人们则是要挣脱理性的囚笼，摆脱祛魅的世界，因为人们不仅仅是理性人，更是社会人。

第一章社会学的诞生与进化

社会学的起源：

倘若将所有的学科按照它们各自的重要性进行排序，放在一个金字塔图案上，那么社会学就会站在金字塔的塔尖，统领其他所有学科。社会学之后，依次则是生物学、物理、机械、天文学和数学。数学排在所有学科的最后。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想修读社会学，就必须先精修数学、天文学、机械工程学、物理学、生物学，逐级而上，最后才可以有资格修读社会学。
“每一种社会学的分析都可以有三类考虑，一个比一个更复杂：即个人的社会存在状态，家庭，以及社会；从科学意义上说，涵盖最广的是人类总体。
社会学虽然被孔德誉为“皇后之学”，我们并不是去比较社会学和经济学、物理学的优劣，而是想告诉大家，社会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使用的是严谨的实证研究方法。

社会进化论：

很多人以为“适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一词是达尔文首创使用的，其实不然，斯宾塞才是首创该词并且第一个使用该词的人。斯宾塞早期受到英国人口学家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的影响。

第二章金钱是我们时代的上帝

劳动的异化：

所谓异化实际上就是我们所创造出来的东西，反过来又统治着我们、束缚着我们的生活。
譬如在工作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加班就成了一种趋势。很多人都应该深有体会，在今天竞争如此激烈的大环境下，从大公司到中小微企业，每个上班族都会感觉到，加班的次数越来越多，加班的时间越来越长，工作越来越劳累，我们自己可以掌握的休息、生活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甚至有的公司以加班到十点以后可以报销车费这样的名目，不断地激励大家多多加班，号召员工都要和公司一起去成长，一起去创造辉煌。
紧张忙碌了一整天，即便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里，很多人也依旧得对着电脑、对着微信在拼命地打字和进行工作上的联系，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做到真正的身心放松和自由，回想起来还真不一定知道自己这一天里面到底做了什么，或者是说这样做的意义和价值何在。这就是我们被异化的生活。

商品拜物教：

在当今时代，消费越来越主导我们的日常行为。你能不能消费，消费什么，似乎都构成了你的社会地位、身份与声望。为了追求这样的地位、身份、声望，我们对商品越来越迷恋，越来越依赖，越来越喜欢在我们的朋友圈、在我们的微博上晒出我们新买的衣服和包包，也越来越需要琳琅满目的商品来装点我们的生活。这种对商品的迷恋和崇拜，就是今天我们要探讨的社会学问题。它背后的理论，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商品拜物教。

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

量化知识产品的价值，是一项非常复杂、难度极大的“科研项目”。这里我们只能提出一些思路。知识产品的价值，总体上讲在于促进社会系统的功效。比如科学发现是技术创新的基础，科学推动技术发展，技术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都是我们可以观察到的知识的效用。对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它的价值就更难找到量化的依据了。尽管这类知识的价值难以量化，但是我们并没有否认基础理论研究的价值和作用，我们从长远的眼光，依旧能够看到基础理论研究对我们的社会生产和人类的精神文明产生的价值。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在韦伯的《儒教与道教》（The Religion of China: Confucianism and Taoism）一书中，他进一步讨论了在儒家和道家价值信仰体系支配下的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资本主义。
首先，是社会结构上的障碍。中国的社区组织是由一个个严密的、有血缘关系的氏族家族所组成，其中人们之间的行为互动皆严守传统的律法规矩，长幼有序、上下有别，家族长老具有无上权威，发号施令，人人不可违背。每个氏族家庭是完全自我独立为营的，鲜少与社区中其他的氏族家族发生关系。
其次，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政府是世袭的。政府的运作是靠传统、特权及施惠来维持，政府行政机构的运转，也不是以理性为基础的科层制架构，而更多体现出人治的色彩。
最后，是重视经学教育的儒家思想所造成的障碍。一个人要想晋身仕途，就必须要熟读四书五经这些古典书籍，并且还要擅长诗词书法和绘画。我们看到，历朝各代的科举考试，都是通过考察经义、诗赋这些来选拔人才。
在韦伯看来，儒教伦理不同于新教伦理，前者强调的是适应社会而不是改造社会，认为人性本善，而非新教的人性本恶。更重要的是，新教的价值理念存在上帝，存在一个现实世界之外、与现实世界相对立的超越世界，两个世界充满张力，因此新教徒要积累物质财富、奉行禁欲节俭、做好本职工作才能获得救赎进入超越世界。而儒教不同，不存在这样一个超越世界和外在的最高造物主，儒教注重世俗的伦理秩序，主张顺应天道、接受现状，强调个人的自我圆满。对于追求功利、忙于累积财富的价值观念，是为儒家伦理所不齿的。另外，儒教奉行古法，不喜变革，重义轻利，这些都不利于追逐利益、强调经济的资本主义产生。

金钱与现代生活：

对于金钱的重视，创造了一个物化的世界。社会愈发功利化，以追求金钱的成功作为最高标准。而当社会成功学泛滥，当对金钱和权力开始产生种种不切实际的渴望和幻想之时，就是社会的精神走向堕落、社会出现失范的开始。
什么是美国梦呢？美国梦就是“我以前一无所有，但是我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改变自己的阶层划分，开始过上大房子、好车子的生活”。然而美国梦并不是这么容易实现的，至少如果选择合法的途径去追求成功，实现美国梦就需要一段较长的个人奋斗期。但是整个社会的气氛，又是金钱至上的成功学导向，社会推崇的是那种一夜暴富的成功人士，这就无形中给每一个人很大的压力，梦想着和这些人一样，在短时间内就可以拥有金钱和地位，摇身一变，自己也晋身成为所谓的成功人士。
这在默顿看来，是非常危险的信号，是社会失序的前兆，因为“当社会把成功的标志看作是财富的积累的时候，反社会行为就是一种正常的反应”。
正如默顿所说：“（当）文化上强调所有人都重视金钱成功，而社会结构却又过分地限制了许多人实际地运用正当手段，这样便产生了一种压力，迫使人们寻求不符合制度规范的革新行为。”[3]其实，不仅仅是在默顿所处的20世纪中期的美国，我们看到，在今天的中国社会，社会功利化的趋势也日益严重，对金钱和权力的追逐，对“成功”不加掩饰的炫耀，都已然是演化成了社会的一股劣气。而这背后，其实正是那把看不见的金钱匕首在屠杀社会的良心。

第三章社会秩序的基础是道德

有机团结：

所谓“制度”（institution），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的定义：“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

失范论：

社会的失范，对人的心理会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在涂尔干的《自杀论》一书中，他就专门研究了失范型自杀。涂尔干认为，社会失范的程度越高，自杀率就越高。无论是经济动乱还是经济上升时期，自杀事件都会急剧增加，因为在上述两个时期里，人们均会处于一种崭新的社会环境中，原有的准则和规范失去了约束作用，生活因此变得混乱不堪，自杀便容易发生。
暴力的浪潮中，施暴者可以为自己辩解说：“我并不是唯一一位施暴的人，我不是捅第一刀的人，也不是捅最后一刀的人。”——正如同人永远不知道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

秩序是自然的法：

滕尼斯指出：“社会的本质和意志是由和睦、习俗和宗教组成的，在其生命的过程中，在有利的条件下，形成极为丰富多彩的方式和形式，所以任何群体和任何自主的人，在他自己的意志和意志范围内，因而也在他的思想意识、他的性情和良知里，同样在他既定的环境里、他的财产里，和在他感到自然的、习惯的、责无旁贷的活动中，都感到对此有某种的参与。每一个自主的人，其力量的根源就在其中。”
良善有序的社会也不是一日形成的，需要现代社会中的每个人反躬自省每一次看似理性的抉择是如何背叛了自己天然的意志，需要在制度层面设立完善的组织规则和社会规范，需要通过外在的强制执行和内在的价值认同，约束人们行为，维持相互依赖，推进不同社会群体和成员之间的互助互信，从而实现社会秩序的增进和有序的变迁。

第四章每个人都成了机器上的一个齿轮

人性两重论：

你我皆凡人，当善念战胜一切，深刻理解了对生命的敬畏之时，或许就成了一个平民英雄。善念与恶念之间的切换，人性的变幻不只发生在颠沛流离、人性面临极度考验的战争年代，其实时时刻刻都发生在我们生活的细枝末节里，生命的关键转折中

社会分工：

无论是婚姻家庭中的分工，其他组织内的分工，还是整个社会的大分工，其实都伴随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自身的定位，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尊重、责任和爱。当我们谈论了相关社会学大家的经典理论、社会分工的意义、现实的思考之后，更希望可以为大家打开一扇思考的大门，通过分工，找到自己和他人、和整个世界的相处方式。

人性的铁笼：

在未来，人类社会进入到一个理性高效的新时代。伴随着生产力的空前发展，人们的欲望与消费力也一起无止境的蔓延，其结果是，人类的资源逐渐走向枯竭。为了最大化地高效利用资源，人必须与人工智能配合起来共同运转，保证社会的分工与资源的利用精准对应，分毫不差。
自大学出现以来，学术界一直奉行对知识的忠诚、对真理的忠贞、对人的关怀等许多的学术原则都在学术资本主义的压力下开始为斗米而折腰。国内外学术界都曾爆出学者为了科研经费和名誉，学术造假、论文抄袭。出现这样的现象不排除是有一些人自身的道德败坏，但是现实中，由于现在大学的考核制度，导致许多的老师和同行，迫于保存工作饭碗的压力，选择放弃自己的学术兴趣和热爱，转而追求单一的论文发表，成了论文生产的机器，而从事学术真正的本心，却早已经丢在了一边。

第五章鼓荡心灵的诗歌和宗教化为虚空

世界的祛魅：

换句话说，社会作为一个系统，整体是为了各个部分而存在；但同时，社会各个部分又受到整体的制约，人和人之间的互动，会创造出独特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模式。而这一切，都不是技术可以取代的。
所以，在一切强调理性化、祛魅的时代，我们更要清醒地知道，科学的目的应该是服务人类，造福人类。我们当然需要大力支持科技的发展，但同时也要看清科技和人类发展的正向关系。对于未来，我们要有孩童般的初心；对于未知，我们也要保有敬畏之心。

社会是一件艺术品：

一个真正有魅力的城市，一定是有独特性格和韵感的城市。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中，我们就需要找到这座城市的性格，主动发掘与塑造城市的面貌，城市才可以有效运作，散发其应有的活力。城市的吸引力不在于有多少高楼大厦，有多少国际化的标杆和口号，而在于它所展现出来的生活的无限可能，从而能够安放不同个体的自由诉求。

时尚的哲学：

譬如说人民日报的微信公号，每天晚上10点前后，都会准时发布一条心灵鸡汤文章“夜读”，谈人生如何追求梦想，谈家庭如何处理好爱情与亲情，谈职场如何打扮如何谈吐，等等不一而足。倘若有一天如果这一条推送没有准时出现，人民日报微信端的后台就会涌入大量的留言，询问今天什么时候更新，很多人都在等待这一条推送，更有用户表示，不读到这一条心灵鸡汤文章，就睡不着觉。
为什么这一篇心灵鸡汤的文章，会有如此巨大的魔力呢？研究就发现，原来人民日报有大量的用户，都是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大城市里漂泊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怀揣着在大城市奋斗扎根的梦想，成为北漂、沪漂、深漂。他们白天在写字楼里紧张工作，晚上回到自己出租的一间几平方到十几平方不等的小房间里，身心俱疲之下，在大城市中独自打拼的孤独与焦虑感就会愈加浓烈，这个时候，就特别需要一篇打着鸡血的心灵鸡汤文章，告诉他们如何在职场上更快地取得成功，如何增强自己的人际交往能力，或者如何打卡城市中有特色的网红店，如何评价热播电视剧的主题剧情等。这些文章通过人民日报这样权威的账号发布，也更加带有公信力，使人信服。因此阅读了这些文章之后，这些在城市中漂泊的异乡人，可以深切感受到在城市中的奋斗是有前路的，感受到自己是和这座城市里的其他人融为一体的，大家都在关注着共同的美食、电视剧和时尚潮流，仿佛自己也和城市的脉动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这项研究从一个侧面也证实了，时尚对于社会阶层较低的群体，是会帮助他们产生对于更大社会群体的认同，从而至少在心理层面提升自己的认同感。按照齐美尔的说法，就是：“时尚满足了社会调适的需要；它把个人引向每个人都在行进的道路，它提供一种把个人行为变成样板的普遍性规则。
在我看来，时尚作为一个社会的产物，本身是无辜的，是现代生活的重要组成。时尚是一面镜子，折射了当下的光怪陆离、善恶交织和社会的螺旋式发展。希望我们每个人都不掉入一些由时尚而起，却又因为人心而变的陷阱和套路中，植根于内心的修养，保有内心的自由。

大城市与精神生活：

我们作为细胞的短暂的存在是属于这整个历史生活的，我们的任务不是谴责或原谅，而仅仅是理解。

结语

归根结底，秩序的背后是人性，是我们作为个人在现代世界中的处境和命运、抉择与改变。人不能脱离社会而单独存在，作为社会人的我们，按照米尔斯所言，应该成为理性的人、自由的人、公共的人、道德的人，因为只有“所有人都成为具有实质理性的人，他们的独立理性将对他们置身的社会、对历史和他们自身的命运产生结构性的影响”

《中国粮食安全》

Sun, 18 Feb 2024 00:00:00 +0000

王宏广著，《中国粮食安全》，中信出版集团，202011

第一篇新粮食安全观

人类种粮1万多年，至今没有告别饥饿！多少家庭因吃不饱饭而妻离子散，多少朝代的辉煌被粮荒中断，多少国家为粮食而战，多少政府以“分田地均贫富”开篇，人类发展史就是与饥饿和营养不良做斗争的历史。
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府与科学家认为，信息科技革命之后，生物技术将引领新科技革命。美国生物与医药领域用了政府科研经费的50%，写了60%的论文，申请了37%的发明专利，基因组、蛋白组、脂类组、代谢组、细胞工程等领域的“根技术”（也称源头技术）90%以上都在美国，美国仍可能是生物科技革命的引领者，我国可能再次与新科技革命失之交臂。
美国遏制我国可能通过12种非常规战，目前刚刚用了一半——制度战、体制战、贸易战、科技战、货币战、人才战已经不同程度地开始，网络战、粮食战、石油战、生物战、空间战和局部军事战争等6种非常规战随时可能爆发。
吃饱、吃好、吃得安全，是人类对吃的三个基本需求。疫后世界新格局需要新的粮食安全观：粮食安全不同于口粮安全、需要“大粮食”“大市场”的观念；粮食安全不只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安全，需要全球视野考虑粮食安全；粮食安全不再是平时的安全，必须准备危机时的安全。
粮食可分为狭义的粮食与广义的粮食。狭义的粮食就是谷物（cereal grain），即稻谷、小麦、玉米、谷子、高粱等禾本科作物，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国际机构常用这一粮食概念。我国通常讲的粮食是指广义的粮食（grain），包括谷物、豆类和薯类之和，豆类又包括大豆、蚕豆、绿豆、豌豆、豇豆等，薯类包括木薯、红薯、马铃薯等。
从粮食安全1.0~粮食安全4.0的演变进程来看，前三个阶段强调的重点是数量、质量、经济安全，粮食安全4.0阶段重点强调了生态、技术、社会安全，但它们都是主要围绕粮食数量或质量评估粮食安全与否的。
人类发展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与饥饿做斗争的历史，粮食危机、粮食战从未间断，总有人吃不饱，总有国家用粮食对别国施加干预。人类在粮食生产、加工、储备、流通等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使地球能够养活77亿人口，但在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的今天，人类仍然没有彻底摆脱饥饿的困扰，粮食危机始终困扰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一些国家或地区甚至把粮食作为武器，威胁、干涉别的国家或地区，人类经历的粮食危机可能反复出现。
进入21世纪，国际大型企业集团强化了对全球粮食产业链的控制，国际四大粮商（美国ADM、美国邦吉、美国嘉吉和法国路易达孚）垄断了世界粮食交易量的80%，控制了美国、巴西和阿根廷等主要原料市场和全球运输及仓储系统，全方位进入中国粮食市场的竞争。
所以，如何在气候变化中趋利避害是保障粮食安全面临的又一个问题。

第二篇世界粮食安全

世界粮食安全的现状是：总量不足、分配不均，粮食过剩与粮食短缺并存，食物鸿沟难以消除，40多个国家缺粮，10亿人口营养不良，6.9亿人口处于饥饿状态，10亿人口偏胖或超重。
人均预期寿命增长一倍多，人口再生产类型发生转变。1949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不足35岁，2018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增长到77岁，预期寿命增长了42岁（见图12-3），是人口大国、经济大国中增长最多的。
世界卫生组织统计，中国超重和肥胖人群（体重指数BMI≥25千克/平方米）的比例由1978年的9.9%上升至2018年的36.7%，40年增长了3.7倍，肥胖率（体重指数BMI≥30千克/平方米）达10.5%。

第五篇中国粮食安全：战略与对策

粮食安全对策：八管齐下，实施两大工程；要粮与技、生粮于地、产粮于海、存粮于山、生粮于改、储粮于友、节粮于用、稳粮于共同体，实施8亿吨粮食安全工程、大豆进口替代工程。
1962年，美方提出中方用黄金储备向美国购买300万~500万吨小麦，或者中国放弃对台湾岛的主权要求，那么美方将同意以长期和低息赊销的方式每年出售上千万吨小麦给中国。虽然中国没有屈服于美国的压力，但国内大量人口承受了饥饿的痛苦。

《中国食辣史》

Wed, 07 Feb 2024 00:00:00 +0000

曹雨著，《中国食辣史》，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06

第一章中国食辣的起源

第一节辣椒何时进入中国？

辣椒原产美洲，大约在十六世纪下半叶进入中国，即隆庆-万历年间。辣椒进入中国后长期作为观赏植物栽培，直到康熙年间才开始逐渐进入中国饮食。
有趣的是，葡萄牙人在果阿种植辣椒是以食用为目的的，而辣椒在其原产地中美洲也早就被当做调味料使用。但是中国商人们似乎并不了解这一点，在辣椒从葡萄牙人手上传到中国人手上的过程中，物的本体传过去了，但使用辣椒的信息丢失了。这就好比一个中国人给了欧洲人一方砚台，却没有说明它的用途，这样一来，砚台的使用信息就丢失了，那个收到了砚台的欧洲人百思不得其解，只好把砚台当做一块异域石头充作摆设了。
广州和宁波是辣椒传入中国的最重要的两个港口，辣椒传入中国之后的传播路径非常复杂，但几乎都可以追溯到这两个港口，其中尤以宁波为重要。

第二节辣椒的名称是怎么来的？

辣椒传入中国以前，“椒”字一般指花椒，辣椒在借用中国传统香辛料名称的同时，也继承了中国人对香辛料的各种想象和隐喻。
海椒是辣椒在西南地区普遍的叫法，“海”字明确指出了辣椒来自海外，与“番”字的意义差不多。由于西南地区离海很远，因此“海”字也提示了辣椒是从东南沿海地区传来的，这一名称也暗示了辣椒在中国的传播路径，即先到达沿海，再逐渐传入内陆。

第三节中国人真的能吃辣吗？

许多中国人都对自己的吃辣能力颇为自豪，俗语说“湖南人不怕辣，贵州人辣不怕，四川人怕不辣”。在许多北美、西欧人的印象中，辣味也是中餐的标志性味道之一，中国人真的很能吃辣吗？
辣椒属植物下有五大栽培品种（指生物分类学的种，Species），分别是一年生辣椒（C.annuum）、灌木状辣椒（C.frutesces）、浆果辣椒（C.baccatum）、茸毛辣椒（C.pubescens）、中华辣椒（C.chinense）。这五大品种中，以一年生辣椒最为常见，中国的杭椒、线椒、朝天椒都属于这一品种，几乎没有辣味的甜椒也属于这一品种。
海南黄灯笼辣椒属于中华辣椒种，世界上最辣的辣椒，包括娜迦毒蛇、哈瓦那辣椒、印度鬼椒都属于这一品种。其余的三种在中国很少栽培。
辣椒的辣素是辣椒素（Capsaicin），且只在茄科植物辣椒中有；蒜、葱、韭的辣素是蒜辣素（Allicin），分子式是不一样的，但是作用于人体的受体是一样的，因此吃起来都有相近的刺激感。姜的辣素成分很复杂，不单纯是触觉，花椒的麻的感觉也是一种触觉，来自于花椒α麻素（Hydroxy α-Sanshool），受体相同，但是产生的是50赫兹的震颤，因此有麻的感觉。蒜辣素受热容易分解，因此蒜和葱烧熟了就不太辣了，辣椒素很稳定，因此熟了仍然很辣，这种特性就使得辣椒非常适于习惯将食材与调味料一同烹煮的中餐。
在漫长的历史中，不断有外来食物加入中国饮食，历史上有三个高峰时期：第一个是西汉凿通西域，原产自中亚和西亚的胡椒、蒜、孜然、芝麻、小茴香都是这个时期进入中原的。第二个是盛唐时期，大量的产自印度和南洋的香辛料进入中原，有丁香、肉桂、豆蔻等数十种之多。第三个是明末清初，美洲原产作物进入中国，包括辣椒等茄科植物。可以说中国饮食是调味料的集大成者，历史上用过的，至今仍然常用；海外引进的，一样视同己出。而中国本土南北之距离也给予了种植这些调味料最好的环境，从热带到亚寒带的植物都可以在中国种植。可以说中国饮食的特点是一菜多味，百菜千味。

第四节辣不是味觉

辣是一种痛觉，比赛吃辣实际上是较量忍耐疼痛的能力，而夸耀这种能力实际上是通过展示忍受疼痛的能力从而证明自己在身体对抗上占优势。
良性自虐机制（benign masochism）可以用于解释人为什么热衷于吃辣椒，辣椒使人产生痛觉，从而欺骗大脑释放内啡肽，但又不会使人处于实际的危险当中。这种机制与人热衷于乘坐过山车，或是跳楼机，或是长跑（缺氧），或是看恐怖电影的机制是相同的。都是欺骗大脑释放内啡肽而产生愉悦感的行为，又并不处于真正的危险当中，因此称为良性自虐。

第五节中国——辛香料大国

原产自中国的辛香料，至今常用的有姜、花椒、葱、韭菜这四种基本上可以确定原产于华夏故地，有文献记载的资料可以上溯到西周时期。不过即使是这四种辛香料中的三种即姜、花椒、葱亦不一定被华夏先民认为是土产。
外来的农作物进入中国有三波高潮，第一波是张骞凿通西域时带回了大量的外来物产，如胡荽（芫荽）、胡蒜（大蒜）、胡桃、胡麻（芝麻）、胡瓜（黄瓜）、苜蓿、葡萄等。第二波是唐代置安西都护府，外来物产经由唐帝国保护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原，这一波引进的外来物种有菠菜、西瓜、茉莉花、胡椒、阿月浑子、胡萝卜等，前两波引进的外来物种大多带有“胡”字。第三波是明末，这个时期美洲大陆被发现，大量的农作物被欧洲人带回欧亚大陆，中国也在航海大发现时代得到了这些物产，包括辣椒、番茄、茄子、马铃薯、番薯、菠萝、玉蜀黍（玉米）、番豆（花生）、葵花、南瓜、腰果、豆角、烟草等原产于美洲的作物。

第六节辣椒进入中国饮食

辣椒传入中国以后，最早出现文字记载的是在浙江，然而在中国人得到辣椒以后的相当长时间内，辣椒并未进入中国饮食，而是作为观赏花卉在小范围内栽培。辣椒是怎样进入中国饮食的呢？中国人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重新发现了辣椒的食用价值？
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说，辣椒进入中国的四百年，正好可以被分成四个阶段，
- 第一个百年（1600—1700）是由“不可食”变成“可食”的阶段，这是辣椒进入中国饮食的第一阶段，中国人重新发现了“作为食物的辣椒”；
- 第二个百年（1700—1800）是辣椒在地域饮食中缓慢扩散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更多的中国人接触到了作为食物的辣椒，并且以自己的方式对辣椒命名，对其进行经验性的概念总结，形成了中医对辣椒的认知，并用类比隐喻的方法，使得辣椒借用了中国原有辛味调味料的经验性概念；
- 第三个百年（1800—1900）是辣椒地域饮食中迅速扩散的时期，在这个阶段中，中国人对辣椒的理解开始超越经验性概念的范畴，进入了符号化概念的阶段，虽然这些概念往往早已有之，只不过转借予辣椒罢了，这个阶段也使得辣椒的地域版图得以相对稳定，形成了现代中国人所认知的“传统食辣区域”；
- 第四个百年（1900—2000）是辣椒在中国饮食中全面蔓延的阶段，革命和移民赋予了辣椒新的、原生性的、符号化的概念，使之在中国政治经济格局剧变的世纪中脱颖而出，成为了中国饮食中的重要一部分。

第七节为什么食用辣椒首先发生在贵州

要知道辣椒是怎样成为一种食物的，必须先认定辣椒在饮食中的地位，无疑辣椒是属于副食的一种，而副食是边缘化，可以增减的，体现口味偏好和阶级差距的，辣椒体现的副食价值尤为突出。然而副食又可以被细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摄取食物的营养价值为目的的，如肉类、甜食、菜蔬、水果之类，还有一种是以调味为目的而食用的，如泡菜、油制辣椒、酱油、豆豉、豆腐乳之类，特征是调味极重，很难单独食用，一般用以佐食主食。
长期的粮食短缺，造成了中国饮食的独特风格，即少肉食、多菜蔬、重调味的风格。众所周知，在中国内地农业条件下，豢养家畜需要消耗大量的粮食，因此中国农民的肉食一直比较少。菜蔬占地不多，消耗的精力也有限，随时可以采摘，显然是副食的不二之选，因此菜蔬在中国饮食文化中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以至于原来专指“草之可食者[5]”的“菜”，成为副食的通称。
中国饮食中用以“下饭”的调味副食大致上可以分为三类，即酸味、咸味和辣味，且可以相互搭配。
出国的留学生往往会抱怨欧美的甜品太重糖而难以入口，中国人喜闻乐见的零食大多是以咸辣味觉元素为突出特征的，比如各种香辣豆制品和肉脯，常年在网络零食销售排行榜上占据前几名的位置。
另外，辣椒食用起源于中国境内的土、苗少数族群，也印证了中国饮食文化是典型的多源文化（heterogeneous culture）。辣椒作为调味料的历史是中国饮食文化中的重要篇章，而其源自于土、苗。还有一些发酵肉食的食俗也源自于西南少数民族。

第八节清季辣椒的扩散

自康熙末年以来，历经雍正（1723年—1735年）、乾隆年间(1736年─1795年），贵州各地的方志记载已经普遍大量食用辣椒了。乾隆年间与贵州相邻的云南镇雄和贵州东部的湖南辰州府也开始食用辣椒。嘉庆(1796年─1820年）以后，黔、湘、川、赣几省辣椒种植普遍起来，嘉庆时各地方志已经记载当时辣椒的传播情况，江西、湖南、贵州、四川等地已经开始“种以为蔬”。
根据《清稗类钞》饮食类的记载，道光年间(1821年─1850年），贵州北部已经是“顿顿之食每物必蕃椒”，“居民嗜酸辣，亦喜饮酒”，“滇、黔、湘、蜀人嗜辛辣品”，“湘、鄂之人日二餐，喜辛辣品，虽食前方丈，珍错满前，无椒芥不下箸也。汤则多有之。”。同治时(1862年─1874年），贵州人是“四时以食”海椒。
辣椒在进入中国的最初一百年，即1571年的《遵生八笺》到1671年的《山阴县志》，作为观赏植物种植，偶尔作为药用植物（外用），然后沿长江商业航道传到湖南，再由湖南传至贵州缺盐的苗侗地区，于十八世纪初开始了在中国饮食中作为调味料的历程，历经二百年逐渐蔓延开来，向北扩散到湖北；向东扩散到湖南、江西；向南扩散到广西北部；向西扩散到渝州、四川、云南。在二十世纪初，业已形成了一个以贵州为地理中心的“长江中上游重辣地区”，也就是在中国进入二十世纪之初的辣椒调味分布状况。

第二章中国文化中的辣椒

第二节辣椒的“个性”

当代中文语境下，“辣妹子”一词的文化隐喻，已经不同于古汉语中的“辣手”、“辣浪”、“毒辣”，反而更偏向于正面的说话直接了断，做事果断勇敢，待人大方爽朗，且有隐喻体态和容貌的美好的意味，呈现出辣椒文化含义从贬义向褒义的转化。

第四节 “上火”与“祛湿”

“上火”与“祛湿”是民间对于辣椒常见的食疗认知，这种认知的背后有着深刻的文化认同因素，也是不同地区的人们对自身饮食习惯的合理化解释。而这种话语体系一旦形成，对族群和饮食偏好和边界建构都有深远的影响。
中医一般认为民间概念的上火泛指人体阴阳失衡后出现的内热症。其特点是：长痘、牙龈肿痛、咽喉不适，甚至口角溃烂、嘴唇长泡，还可表现为大便干燥、肛门炽热等。
外地人当中保持吃辣习惯的，都特别强调了辣椒“祛湿”的作用，他们认为广东属于气候潮湿的地方，吃辣可以有助于身体排出“湿气”，有利于身体健康。笔者认为，无论是“热气”，还是“祛湿”，都不是人们不食用或者食用辣椒的原因，反而是一种补充的心理慰藉。喜好香辛料是一个族群长久的饮食文化传统，人们只不过是利用了中医理论给自己找了一个可以心安理得地享用自己喜好食物的理由罢了。广东人不喜好香辛料，于是用中医理论说“热气”；西南人喜好香辛料，于是用中医理论说“祛湿”。在享用美食之余还可以慰藉心灵，认为自己做了对健康有好处的事情。

第五节辣椒的性隐喻

辣味调味料的催情作用来源于人类最原始的直观医学见解，传统的西方医学的发端在希腊，希波克拉底为代表的古希腊医学将人分为胆汁质、多血质、黏液质、抑郁质四种类型。

第六节挂一串辣椒辟邪

门口悬挂应时装饰物是中国人很早就有的习俗，从文献上看，早在汉时就已经有这样的习惯，根据时令不同，悬挂的物件也有不同，如清明时分门上插柳，端阳时分门上悬艾草。
门口悬挂辣椒还有辟邪的作用，民间对于气味强烈的香辛料往往归类于有驱虫，乃至于辟邪的功效，如中古以前在门户上悬菖蒲、艾草、山茱萸等物，其起源可归于驱虫之效，五月因疟疾丛生而被视为“恶月”，当以气味强烈的药物禳助。然而年岁日久，逐渐形成民俗以后，便有了精神上的辟邪意味。

第七节南北差异

辣椒在中国南方和北方作为调味料的形态也有极大的差异。辣椒作为调味料，从加工的简单到复杂依次是干辣椒、辣椒粉、辣椒酱。生辣椒在制成辣椒粉的过程中，被干燥、研磨，但一般未添加其他物质，是辣椒作为调味品的比较纯粹的状态，这也是辣椒在中国北方饮食中使用的主要状态。生辣椒在制成辣椒酱的过程中，添加了其他物质，并被盛在人造的中介物中加以腌渍，因此是人为痕迹最重的一种烹饪方式。制成的辣椒酱，大部分情况下是一种发酵食品，辣椒酱也是辣椒在中国南方饮食中使用的主要状态。辣椒粉和辣椒酱都是辣椒的调味品形式，在不同地域的中国饮食中，有不同的叫法，一般来说辣椒粉、辣椒面都是指辣椒干燥研磨后的状态；油泼辣子则是辣椒粉加入热油、芝麻等物，也可以被归类于辣椒粉。
辣椒传入中国以后，基本上都在长江流域和沿海地区传播，辣椒进入中国饮食中后，以贵州为起点向周边省份扩散，但接受辣椒的省份大多以米食为主，辣椒在北方面食地区的传播要晚于在南方米食地区的传播，而陕西则是辣椒在北方传播的重要起点。辣椒进入陕西关中地区以后，其食用的方式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更加符合与面食的搭配，如一般以油泼辣子的形式添加到面食中，或者用于蘸食。
南方的辣椒酱是高度复杂的酱料，由于原材料的多样化和制作工艺的复杂，容易形成差异的口味，也就是说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秘方，生产出来的辣椒酱口味都不太一样，甚至在四川有百家百味的说法。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辣椒的发酵是一个难以准确控制的过程，从而产生了变化多样的风味。
中国北方的语言是高度统一的，地貌则以便于交通的平原和高原为主，而北方的辣椒粉也如北方的地貌和语言同样一致，北方的辣椒粉的生产是大规模的，以男性为主力，是一个公开的过程。
南方与北方对辣椒的加工方式和食用方式的迥异，体现了南北方基于各自的地理条件基础而衍生出的一系列自然与人文特征。体现在南方的辣椒酱和北方的辣椒粉上，则是辣椒酱的复杂对应辣椒粉的单一；米食对应面食；个体对应集体；融杂对应独立；私密对应公共；女性对应男性。究其根本，辣椒酱与辣椒粉所体现出来南北方差异，其背后是南北方自然条件与人文精神的根本差异，这种差异性在许多方面都有体现，辣椒酱与辣椒粉的差异不过是其中之一。

第三章辣椒与阶级

第一节中国饮食文化的阶级谱系

如果打一个不太贴切的比方，那么原来的中国饮食文化就好比一套四合院，有正房、跨院、影壁、东西厢房、倒座房，如同饮食文化中有各种阶级、地域、体系的传承。而革命以后，就好比把四合院的房子全部拆散了，原来的结构荡然无存，但是当我们重新在原址上建起一座新楼时，使用了很多原来的砖块，这些砖块就是原有的菜式做法和片段化的仪式、习俗，然而在新建楼房时，大厅也许用原来来自影壁的砖块，也可能用了原来跨院的砖块，把原来并不属于同一结构的砖块拼凑到了一起，形成了新的结构。这就是中国饮食文化近百年来最显著的特征，即打破原有结构，使体系碎片化，再重新构成新的结构，我们可以在一些片段上依稀看见以往的痕迹，但通观整体，再也不是以前的那个四合院了。

第三节辣椒走向江湖

中国南北两路的点心，根本性质上有一个很大的区别。简单的下一句断语，北方的点心是常食的性质，南方的则是闲食。我们只看北京人家做饺子馄饨面总是十分茁实，馅决不考究，面用芝麻酱拌，最好也只是炸酱；馒头全是实心。本来是代饭用的，只要吃饱就好，所以并不求精。

第七节边疆的辣椒

在中国的西南边疆地区，主要是云南的食辣饮食文化中，来自缅甸、泰国的东南亚饮食元素是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滇西、滇南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其食辣饮食文化的风味特征很容易让食客联想到东南亚的饮食，而不是中国的饮食。在滇北，其食辣饮食文化的风味特征比较接近于四川和贵州，中国饮食的风味特征比较明显。

《车轮上的历史》

Sun, 04 Feb 2024 00:00:00 +0000

[英] 汤姆·斯丹迪奇著，李晓霞译，《车轮上的历史》

今天看似可以快速解决问题的方法，很可能会在明天产生严重且出乎意料的长期后果。从马车到汽车的转变，看似是一个美妙且及时的技术解决方案，事实却并非如此，因为汽车以各种出乎意料的方式改变了世界——从城市地理到石油地缘政治——并衍生出各种各样由其自身带来的问题。

贵族在左，平民在右

从18世纪80年代开始，苏格兰工程师约翰·马卡丹进行了一系列实验，提出一项相当关键的技术改进——用边缘锋利的压碎了的岩石子铺路，而不是圆圆的鹅卵石。这些小石子笔直的边缘使它们能够在车辆经过时更紧密地贴合在一起，而不是分散开来。马卡丹的方法后来被称为“马卡丹碎石路面”，在19世纪20年代被英国正式采用，并传播到其他国家。

机械马上的动作宛若溜冰

德雷斯随后出版了一本插图小册子来描述该设计，其他人看到后也开始尝试制造自己的“德雷斯机”（在图纸中，德雷斯巧妙地将用绳子操纵的刹车机制隐藏在骑手的一条腿后面，让那些未经授权的仿制者无从发现）。
1868年，发表在《科学美国人》杂志上的一封信这样写道，让两轮自行车“保持直立的姿态，在肤浅的观察者看来，是实用力学中最惊人的壮举之一”。
与此同时，其他方面的创新也在稳步推进，成为后来众所周知的“自行车”（英文为bicycle）标准设计的一部分。这些创新包括：使用滚珠轴承来保持车轮的平稳转动；使用钢管框架减轻重量；改善刹车；采用带有钢丝辐条的轻型金属轮；采用飞轮装置，让驾驶者不需要蹬踏板就可以滑行。
给车轮外围包上橡胶圈，并由此演变出充气轮胎；采用后轮链传动技术，解决了直接蹬踏安装在前轮上的踏板所带来的影响转向的问题。到19世纪80年代末，所有这些元素都被组合在一起，构成一个耀眼的、有两个大小相同的轮子，被称为“安全双轮自行车”（safety bicycle）的现代设计。这个名字想要强调的是，自行车，曾经被认为是富有的年轻人昂贵而危险的玩具，现在已经成为普通人的选择。

汽车之路

蒸汽火车证明，不用马匹奔跑，出行也可以迅疾飞速；自行车证明，不用马车的遮篷，出行也可以私密得悄无声息。有可能二者兼有吗？有没有这样一种交通工具，可以像火车一样飞速奔驰，像自行车一样方便隐蔽，还能像马车一样在现有的道路上行驶？有一种方法发明家一直没有放弃，就是像屈尼奥和特里维西克所做的那样，在马车上安装蒸汽机。19世纪30年代，在大西洋两岸，蒸汽铁路的成功重新激发起人们对“蒸汽马车”的兴趣。英国城市甚至短暂尝试过几次提供蒸汽公共马车服务。但是出于种种原因，“蒸汽马车[1]”并没有流行起来。
一辆真正的汽车，奔驰专利机动车，诞生于1886年。

橡胶轮胎横空出世

一开始它只是一个科学实验，接着就成了冒险家的工具，然后做富人的玩具，之后又成就了穷人的野心，最后成为所有人的仆人。
世界上第一次家庭自驾游就这样发生了！这次旅行为汽车技术带来了几项改进，在妻子的建议下，卡尔·本茨额外增加了一个较低挡位，让汽车在爬坡的时候，不需要人在车后撅臀振臂，奋力推动了。因为刹车片在下坡时的减速效果不佳，本茨还改进了刹车系统，保留了伯莎的创新——在刹车片上覆盖一层皮革。最重要的，妻子的这趟旅行以及由此带来的惊喜让本茨信心爆棚，让他的发明得以继续推进，让车辆距离上市更近了。
可以说汽车时代是从一场不寻常的比赛开始的。比赛的组织者是在法国广受欢迎的《小日报》，一家在利用宣传噱头提高发行量方面颇负盛名的报纸。报社希望可以将人们对无马马车新技术日益增长的兴趣转化为商业利益。但是这些交通工具的实用性到底如何？它们有哪些局限性？哪类车的前景最为广阔？“到19世纪末，人类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创造了蒸汽、燃气、电力以及一些其他种类的驱动力，但是，这样的创造力仍然没有让人们找到以机械形式的驱动装置代替马匹的方法。”《小日报》在1893年12月写道，“《小日报》希望可以在1894年解决的正是马车的替换问题，但愿我们能够取得重大进展”。
在日内瓦和瑞士的其他地方，当地政府采取了相应措施，在道路上铺设“防尘层”，即热的煤焦油或柏油。事实证明，用这种方法铺路能有效地减少汽车扬尘，有些人甚至自己花钱在自家房前的道路上铺设“防尘层”。但是对所有现有的道路进行这样的处理似乎不切实际，因为成本太高了。因此，人们开始呼吁更严格的速度限制，或是对特定路线的限制。

改变一切的那款车

到了1908年，想买车的美国人已经有的选了。潜在的客户可以在那一年的汽车广告上看到数十家汽车制造商，品牌之多，令人眼花缭乱。这些汽车如今多数已销声匿迹。那时汽车广告的共同特点便是特别强调有车一族的社会地位。这也不奇怪，因为当时的汽车相当贵：那一年，美国自产汽车的平均售价为2 834美元（约为现在的8万美元），而一辆进口欧洲车的平均售价更是高达6 730美元（约为现在的20万美元）。
一种全新的制造方式——流水线作业，成为T型车降低生产成本的关键。T型车不仅重新定义了汽车的制造方式，还为各类消费品的大规模生产创建了20世纪的模型。

什么颜色都可以，只要是黑的

T型车的生产过程总共被拆解为7 882个独立任务。如此高的专业化程度，再加上流水装配线的有序协调，量产的效率达到了一个新水平。一辆汽车的生产时间从12小时降至93分钟，每3分钟就有一辆新车下线。
越是优化单一车型的生产，福特就越难跟上时代的步伐。作为第一辆面向大众的汽车，T型车让全世界数百万人获得了自己的汽车，成为有车一族。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T型车的比例已经占到美国道路上行驶的汽车的一半。但是，这也正是问题所在：美国人开始想要一些不同的东西。T型车便宜可靠，但买家想要更多。

与福特背道而驰

通用汽车庞大的汽车品牌组合与专注于单一车型的福特汽车形成了鲜明对比。但是市场已经发生变化。
斯隆不仅仅使通用汽车成为汽车行业的典范，还对公司进行了重组，以确保日常决策按步骤下放给每个部门的经理，但财务监督权仍集中在公司高层。每个部门以标准化的形式汇报其财务状况，获得所需资源。正如亨利·福特为高效的大规模生产制定了模式，阿尔弗雷德·斯隆为20世纪的多部门公司创建了新模式，也由此成了地球上最著名的商人。通用不仅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制造商，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公司。
通用汽车这种将汽车作为地位象征的模式，本是轮式车辆一经出现就伴随而至的一个古老概念，但是通用将它提升到了一个新水平——“开什么样的车，你就是什么样的人”——车如其人！突出设计的重要性，每年进行型号更新，分期付款，经常升级。这些始于20世纪20年代的通用汽车公司的理念，一直延续到今天。福特汽车彻底改变了汽车的制造模式，而通用汽车彻底改变了汽车的营销模式。

沉默的警察与密尔沃基蘑菇

伊诺的座右铭是“从混乱中寻找秩序”。他制定的规则主要是将现有约定俗成的一些做法正式固定下来。驾驶者被要求靠右行驶，靠左超车；转弯时使用手势；为紧急车辆让路；不要超过“安全合理”的速度（尽管没有给出实际数字）。伊诺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想法。他最重要的创新是“绕大弯”或者“更向外”的转弯概念，也就是当车辆左转时，司机不应该简单地直接转向，抄近过马路，而是应该尽可能地先向前开，晚些时候再转弯，就像开车绕过路中央一个想象中的桩子一样。

红灯停ﾠ绿灯行

1917年，底特律一位名叫威廉·波茨的警察添加了一个琥珀色的信号灯，表示信号即将改变，从而缓解了因红绿两种指示灯瞬间切换导致的交通事故。
汽车界最有效的策略，就是让政府站在自己这边。1924年12月，为了起草一套全美通用的交通安全规则，当时还是商务部长的赫伯特·胡佛组织召开了第一次全美道路与高速公路安全会议。汽车行业成功地让胡佛放下了他最初对汽车的敌意，并在一些关键委员会中安插了自己的代表，其中包括统计委员会。统计委员会开始向媒体报告事故统计数据，并将大多数事故归咎于行人。由此，这些数据现在得到了一个本应公正客观的政府机构的认可。
1934年颁布的一项新法律废除了所有城市以及新建高速公路的速度限制。新建高速公路是专为汽车使用而修建的公路网络（因此得名autobahn）。

通用汽车为你搭建的未来

“未来奇观”为决策者和美国公众普及了高速公路的概念，为战后高速公路建设的繁荣奠定了基础。1956年出台的《高速公路法》，明确了拨款数十亿美元建设州际高速公路系统，因此该法规是美国高速路建设中最闪耀的明星。
美国城市学家刘易斯·芒福德曾经在1961年写道，郊区就是“许多统一的、不具备性格特征的房屋，在统一的道路旁，靠近没有树木遮挡的公共垃圾场，以统一的距离一成不变地排列着。房屋里住着同一阶级、同一收入、同一年龄群的人，他们观看着同样的电视节目，吃着从同样的冰箱里取出来的同样无味无趣的预制食品，从外表到内心都符合一种共同的模式”。郊区的平淡无奇被认为是孤独、疏离和青少年犯罪的罪魁祸首。小说和电影描绘了郊区在虚假的幸福快乐与循规蹈矩的外表下的黑暗现实。

从快车到快餐

如果汽车可以变成剧院的私人包厢，那么它也可以变成一家私人餐厅。公路旁的快餐店帮助人们实现了这一愿望。赶时间的司机想吃得快一些，而汽车工业正好为标准化产品的快速制造提供了模式。在美国高速公路沿线涌现的免下车餐厅，或称汽车餐厅，以快捷的服务、统一的品牌，以及对口味绝对一致的承诺，让时间紧迫又急于果腹的司机们可以迅速填饱肚子，快餐这个现代概念由此诞生。和汽车文化的许多其他方面一样，第一家汽车餐厅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美国，汽车餐厅的理念在战后得到完善，然后扩展到全球。
由汽车餐厅引导的快餐模式，可以追溯到1921年，杰西·柯比在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和沃斯堡之间的高速公路上开办了第一家汽车餐厅——“猪摊”（Pig Stand）。
麦当劳取消了“汽车应侍”，要求顾客下车，到窗口点餐。当意识到汉堡在餐厅销售的比例超过80%时，他们精简了菜单，把提供的食品从25种减至9种。餐厅里不再有托盘、盘子、玻璃器皿和餐具，因为这些东西有可能被打碎或偷走，取而代之的是一次性的纸袋、包装纸和杯子。最重要的是，他们从汽车工业的大规模生产技术中汲取了灵感，彻底改变了汉堡的制作方法。参考规模化、系统化是如何被应用到莱维敦的房屋建筑上的，他们想到，为什么不将同样的方法应用到食品加工上呢？餐厅的新运行模式要求每个员工只专注于一项任务，不管是接单，还是烧烤，或是包装汉堡。这使得新员工培训变得更容易、更迅速，也确保了员工不会浪费时间切换任务，同时意味着不再需要熟练的厨师。大部分的食物都是预先准备好的，每个汉堡用的都是同样的调味品，顾客不用再做选择，也就不会再因此耽误时间。汉堡组装并包装好后，在加热灯下保持温度。厨房也进行了重新安排，确保员工不会互相妨碍。为了优化厨房布局，两兄弟在网球场上反复用粉笔画来画去，绘制并评估厨房里不同位置的实物大小地图。兄弟俩将这一成果命名为“快速服务系统”。

另一条没选的路

从石油中提取煤油会产生一种更轻的副产品——汽油，而汽油最初被认为几乎毫无价值。油漆店或一般日用品商店会少量出售作为溶剂和清洁剂的汽油，但是石油生产商通常只是简单地将其倾倒在地上，让其蒸发或冲入河流。（据说在主要产油区俄亥俄州，如果把滚烫的煤从汽船上扔到凯霍加河里，河水就会着起火来。）然而，19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电气化的发展，煤油作为照明燃料的需求骤减。与此同时，随着第一批汽车的出现，以及固定汽油发动机在农场和工厂的安装，人们对汽油作为发动机燃料的需求迅速增加。汽油价格从1899年的1加仑7美分涨到1902年的20美分。到1910年，它已经取代煤油成为石油工业的主要产品。
然而，通用汽车的工程师也发现了另一种防止“爆震”的方法：在汽油中加入铅。在每加仑汽油中加入3克铅与加入15%的酒精具有相同的抗爆震效果，但是便宜得多。这样一来，通用汽车就可以生产拥有更强大发动机的大型汽车，而不用担心发动机因“爆震”而损坏。

石油危机与电动汽车带来的失望

也有人曾经预测，耗油量巨大的汽车的可持续性令人担忧，人们可能因此转向电动汽车。但是，电动汽车技术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几乎没有什么进步。最大的问题依然是电池：铅酸电池仍然非常笨重，单位重量无法储存太多能量。其他不同材料（如镍氢）的可充电电池，也不比铅酸电池好，而且会更贵。
然而，电动汽车在21世纪的重新出现，依然可以追溯到石油危机时代。1972年，埃克森石油公司（Exxon）的研究员斯坦利·惠廷厄姆对一种基于锂的新电池设计进行了研究。锂是元素周期表上最轻的金属，每千克重量的锂在电池中存储的电荷是铅的15倍。
1991年，索尼公司推出了第一款商用锂离子电池，用于便携式电子设备，如便携式摄像机。索尼的工程师通过增加安全功能对原设计进行了改进。锂离子电池在过度充电的情况下，会变得过热、解体并着火。索尼为锂离子电池添加了一种多孔聚合物，如果电池过热，这种聚合物就会融化，将电池关闭。该公司还开发了一种“智能”充电器，可以在电池充满时停止充电。到21世纪初，锂离子电池已经成为笔记本电脑和移动电话的首选电源。
2003年，两人决定将一辆原型车的电池组由铅酸换成锂离子。他们用6 800个小型锂离子电池组装了新的电池组，这些小型锂离子电池原本是用于笔记本电脑、电动工具和摄像机的。小型锂离子电池比大型锂离子电池要便宜得多，因为它们被用于消费型电子产品，所以产量也大得多。新电池组比旧的轻了1/4，却可以存储三倍于旧电池组的能量，将tzero的续航里程从90英里延长到250英里左右。这辆车还可以在不到4秒钟的时间内，从0英里加速到每小时60英里。
2003年末，就在通用汽车开始回收并粉碎EV1汽车时，tzero引起了两位美国科技企业家及汽车爱好者的注意，他们就是马丁·埃伯哈德和埃隆·马斯克。两人都对tzero的表现印象深刻，同时也对EV1的终结感到愤怒，他们分别敦促科科尼和盖奇将tzero投入生产，以证明通用汽车的错误。
2006年，马斯克（2008年接替埃伯哈德担任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在一篇博客文章中称，“Tesla Roadster”是“特斯拉汽车总体计划”的第一步：我们的长期计划，是要打造多种车型，包括价格合理的家庭用车。这是因为特斯拉汽车的首要目标（也是我资助该公司的原因）是帮助促进从以开采-燃烧为模式的碳氢经济向太阳能电力经济的加速转变。我相信，这是一个主要的，但不是唯一的，可持续的解决方案……特斯拉的战略是，首先进入高端市场，客户愿意支付溢价，然后尽可能快地压低市场价格，每一款后续车型的销量都会更高，价格都会更低……在不透露过多信息的情况下，我可以说，第二款车型将是一款运动型四门家庭用车，价格约为目前89 000美元的Tesla Roadster的一半，第三款车型将更加实惠……当人们购买Tesla Roadster时，他们实际上是在帮助支付低成本家庭汽车的研发费用。
2019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了斯坦利·惠廷厄姆、约翰·古迪纳夫和吉野彰，以表彰他们在锂离子电池开发方面的工作。评奖委员会宣布：“这种重量轻、可充电、功能强大的电池现已广泛应用于从手机到笔记本电脑和电动汽车的方方面面。自1991年首次进入市场以来，锂离子电池已经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它们为一个无线的、无化石燃料的社会奠定了基础，令人类受益无穷。

电动汽车与气候变化

电动汽车将在多大程度上帮助我们应对气候变化？在全球范围内，交通运输（包括陆地、海洋和空中）占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24%，而汽车（包括货运和客运车辆）的排放量占交通运输排放的72%。总的来说，汽车的排放量占全球总排放量的17%。在这些排放中，约1/3是由主要以柴油为动力的重型车辆（如卡车和公共汽车）产生的，另外2/3是由主要以汽油为动力的轻型车辆（如轿车和厢式车）产生的。因此可以说，使用电动汽车，或减少使用汽车，将会为缓解气候变化做出重大贡献。
此外，历史经验表明，你如果认为，从一种动力形式转换到另一种动力形式，并不会影响其他方面的事情照原样继续发展，那将是幼稚的。汽车取代马车后，其他的一切也跟着发生了变化。有些人认为，现在不仅要重新思考驱动汽车的推进技术，还要重新思考“拥有汽车”这个整体概念。100年前，托马斯·爱迪生在锂离子电池技术方面的探索以失败告终；100年后，埃隆·马斯克取得了成功。如今，锂离子电池技术不仅支撑着电动汽车，也支撑着智能手机。正是由于智能手机的发展，21世纪初才出现了许多探索新型交通模式的试验，人们希望能够在私人车辆与公共交通之间找到可以交错的空间。与人们对电动汽车的思考一样，其中一些想法的根源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深。

从历史深处看拼车

小公共汽车”的吸引力在于它的灵活性，让司机可以在他们想干的时候才干，但这也意味着，“小公共汽车”司机作为一个群体，根本无法与人脉广泛的有轨电车公司及其商业和政治上的支持者较量。
今天关于网约车服务的许多争论，与一个世纪前关于“小公共汽车”的争论非常相似。私家车价格昂贵，但是灵活性更强；公共交通系统对乘客来说更便宜，但运行路线和时间表都是固定的。企业家再一次试图在这两者之间寻找到一种新的、响应更加迅速的交通方式。而反对者再一次声称，这样的交通方式在保险、安全和税务等方面都不守规矩——这样说也不无道理。但是网约车与“小公共汽车”有一个重要的不同点，那就是“小公共汽车”司机无法发出集体的声音，在与监管机构、有轨电车信托公司和出租车公司的对抗中几乎没有取胜的机会。相比之下，网约车平台拥有雄厚的资金，而且早已成为熟练的说客。网约车平台虽然做不到随心所欲，而且也不应该随心所欲，但是它们的出现却意味着，一种新的、更灵活的交通服务将会比一个世纪以前拥有更好的前景，为司机、乘客和城市本身带来更多好处。
新技术与新商业模式结合，为我们提供了越来越多的交通选择。总的来说，网约车、微移动和按需租车为越来越多的人提供了新的出行方式，为不需要自己拥有私家车的人提供了便捷。

自动驾驶汽车大赛开始了

在20世纪50年代对自动驾驶汽车进行的实验中，汽车是通过在道路上放置电线或磁铁进行引导的（贝尔·格迪斯在“未来奇观”中设想的就是一种类似的方法）。但是，DARPA想要的自动驾驶汽车，是能够像人类驾驶那样，在任何地方都能运行，且不需要任何特殊的基础设施。它希望通过设立奖金鼓励来自不同背景的创新者，而不仅仅是通常的军事供应商，去找寻制造这种汽车的方法。果不其然，申请参加比赛的团队超过了100个，其中一些来自顶尖大学、工程公司、机器人公司和初创公司，也有一些团队是由爱在自家车库里摆弄汽车的技术狂热爱好者组成的。经过严格选拔，来自21个团队的车辆进行了为期5天的资格测试。这些车需要在一条封闭的赛道上穿越一条1英里长的障碍跑道，以确保它们能够避开危险，并在没有人工协助的情况下沿着预定的路线行驶。在2004年3月13日举行的比赛中，15辆车参加了比赛。就像1894年7月在巴黎一样，在起跑线上蓄势待发的车辆各式各样，外观看起来非常不同。
塞巴斯蒂安·特龙是雷德·惠特克在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前同事，他领导了斯坦福大学的团队。他们的汽车被命名为“斯坦利”，原型是一辆蓝色大众SUV，车顶安装了一连串激光扫描仪。
两年后，也就是2007年11月，DARPA组织的第三次比赛进一步提高了标准，要求车辆在模拟的城市环境中完成任务，应对道路标志、交通信号和其他车辆。有6个团队完成了这个更复杂的挑战，卡内基梅隆大学获得了冠军，斯坦福大学位居第二。

自动驾驶汽车的工作原理

制造一辆完全自动驾驶的汽车需要解决三个彼此独立的问题：感知（弄清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什么）、预测（确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和驾驶策略（向左还是向右转弯，加速还是刹车）。
自动驾驶汽车是通过相机、雷达和激光雷达等传感器组合来感知世界的。激光雷达是一种类似雷达的技术，它利用不可见的光脉冲，而不是无线电波，来创建周围环境的高分辨率三维地图。（自动驾驶汽车车顶上的那个圆顶状或圆柱状的小设备，就是旋转的激光雷达扫描仪。）这些传感器可以说各有利弊。摄像头价格便宜，可以看到路面上的标线，但不能精准测量距离；雷达可以测量距离和速度，但无法看到细节；激光雷达可以提供细节，但价格昂贵，而且会在下雪的环境中犯糊涂。
汽车驾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常识，以及人们对这个世界运行方式的理解（例如，小孩是不会飞起来的）。人类认为这些事情是理所当然的，但计算机不这样认为。

《置身事内》

Mon, 22 Jan 2024 00:00:00 +0000

兰小欢著，《置身事内》

第一章　地方政府的权力与事务

我国规模超大，人口、面积、经济总量都与一个大洲的体量相当，各省份的规模也大都抵得上一个中型国家，且相互之间差异极大：新疆的面积是海南的47倍；广东的人口是西藏的33倍，GDP总量是后者的62倍；北京的人均GDP是甘肃的5倍。这种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远大于美国各州。美国最富的纽约州人均GDP也不过是最穷的密西西比州的2.3倍。(1)不仅如此，我国各地风俗、地理、文化差异也大，仅方言就有上百种，治理难度可想而知。

第一节　政府治理的特点

央地关系历来是研究很多重大问题的主线。一方面，维持大一统的国家必然要求维护中央权威和统一领导；另一方面，中国之大又决定了政治体系的日常运作要以地方政府为主。历史上，央地间的权力平衡需要各种制度去维护，一旦失控，王朝就可能分裂甚至覆灭。

第二节　外部性与规模经济

我国经济中有个现象：处在行政交界（尤其是省交界处）的地区，经济发展普遍比较落后。
这一俗称“三不管地带”的现象，也可以用公共物品规模效应和边界的理论来解释。这些因素在民国时期已存在，所以“三不管地带”才为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广阔空间。家喻户晓的革命圣地井冈山，就位于湖南、江西交界处的罗霄山脉之中。其他很多著名的革命根据地也在省界处，比如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鄂豫皖边区、湘鄂赣边区等。红军长征中非常重要的“四渡赤水”，就发生在川黔滇边界的赤水河地区。

第三节　复杂信息

信息复杂性和权力分配是个普遍性的问题，不是中国特色。在各国政府中，资深技术官僚都有信息优势，在诸多事务上比频繁更换的领导实权更大。
获取和传递信息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精力，上级要不断向下传达，下级要不断向上汇报，平级要不断沟通，所以体制内工作的一大特点就是“文山会海”。作为信息载体的文件和会议也成了权力的载体之一，而一套复杂的文件和会议制度就成了权力运作不可或缺的部分。
正因为信息复杂多变，模糊不清的地方太多，而政府的繁杂事权又没有清楚的法律界定，所以体制内的实际权力和责任都高度个人化。我打个比方来说明规则模糊不清和权力个人化之间的关系。大学老师考核学生一般有两种方式：考试或写论文。若考卷都是标准化的选择题，那老师虽有出题的权力，但不能决定最后得分。但若考卷都是主观题，老师给分的自由度和权力就大一些。若是研究生毕业论文，不存在严格的客观判断标准，导师手中的权力就更大了，所以研究生称导师为“老板”，而不会称其他授课教师为“老板”。
因为信息复杂，不可信的信息比比皆是，而权力和责任又高度个人化，所以体制内的规章制度无法完全取代个人信任。上级在提拔下级时，除考虑工作能力外，关键岗位上都要尽量安排信得过的人。

第四节　激励相容

如果一方想做的事，另一方既有意愿也有能力做好，就叫激励相容。政府内部不仅要求上下级间激励相容，也要求工作目标和官员自身利益之间激励相容。
上级政府想做的事大概分两类，一类比较具体，规则和流程相对明确，成果也比较容易衡量和评价。另一类比较抽象和宽泛，比如经济增长和稳定就业，上级往往只有大致目标，需要下级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调动资源去达成。对于这两类事务，事权划分是不同的。
对于更宏观的工作，比如发展经济，涉及方方面面，需要地方调动各种资源。激励相容原则要求给地方放权：不仅要让地方负责，也要与地方分享发展成果；不仅要能激励地方努力做好，还要能约束地方不要搞砸，也不要努力过头。做任何事都有代价，最优的结果是让效果和代价匹配，而不是不计代价地达成目标。若不加约束，地方政府要实现短期经济高速增长目标并不难，可以尽情挥霍手中的资源，大肆借债、寅吃卯粮来推高增长数字，但这种结果显然不是最优的。
激励相容原则首先要求明确地方的权利和责任。我国事权划分的一大特点是“属地管理”：一个地区谁主管谁负责，以行政区划为权责边界。
其次是权力和资源的配置要制度化，不能朝令夕改。无论对上级还是对下级，制度都要可信，才能形成明确的预期。制度建设，一方面是靠行政体制改革（比如前文中的工商和环保部门改革）和法制建设，另一方面是靠财政体制改革。明确了收入和支出的划分，也就约束了谁能调用多少资源，不能花过头的钱，也不能随意借债，让预算约束“硬”起来。
事权划分的三大原则：公共服务的规模经济、信息复杂性、激励相容。

第五节　招商引资

地方政府是城市土地的所有者，为了招商引资发展经济，会把工业用地以非常优惠的价格转让给企业使用，并负责对土地进行一系列初期开发，比如“七通一平”（通电、通路、通暖、通气、给水、排水、通信，以及平整场地）。
地方政府还可以为企业提供补贴和税收优惠。补贴方式五花八门，比如研发补贴和出口补贴等。

第二章　财税与政府行为

我很喜欢两部国产电视剧，一部是《大明王朝1566》，一部是《走向共和》。这两部剧有个共同点：开场第一集中，那些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人物们，出场都没有半点慷慨激昂或阴险狡诈的样子，反倒都在做世上最乏味的事——算账。大明朝的阁老们在算国库的亏空和来年的预算，李鸿章、慈禧和光绪则在为建海军和修颐和园的费用伤脑筋。然而算着算着，观众就看到了刀光剑影，原来所有的政见冲突和人事谋略，都隐在这一两一两银子的账目之中。
要真正理解政府行为，必然要了解财税。道理很朴素：办事要花钱，如果没钱，话说得再好听也难以落实。要想把握政府的真实意图和动向，不能光读文件，还要看政府资金的流向和数量，所以财政从来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了财政的定位和功能：“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

第一节　分税制改革

财政包干造成了“两个比重”不断降低：中央财政预算收入占全国财政预算总收入的比重越来越低，而全国财政预算总收入占GDP的比重也越来越低。不仅中央变得越来越穷，财政整体也越来越穷。
主席说，“手里没把米，叫鸡都不来”。
其实即使在今天，中央重大政策出台的背后，也要经过很多轮的征求意见、协商、修改，否则很难落地。成功的政策背后是成功的协商和妥协，而不是机械的命令与执行，所以理解利益冲突，理解协调和解决机制，是理解政策的基础。
广东当年提的要求中有一条，“以1993年为基数”。这条看似不起眼，实则大有文章。地方能从“税收返还”中收到多少钱，取决于它在“基年”的增值税收入，所以这个“基年”究竟应该是哪一年，差别很大。中央与广东的谈判是在1993年9月，所以财政部很自然地想把“基年”定为1992年。时光不能倒流，地方做不了假。可一旦把“基年”定在1993年，那到年底还有三个多月，地方可能突击收税，甚至把明年的税都挪到今年来收，大大抬高税收基数，以增加未来的税收返还。
企业所得税是我国的第二大税种，2018年占全国税收收入的23%。2002年改革之前，企业所得税按行政隶属关系上缴：中央企业交中央，地方企业交地方。地方企业比中央企业多，所以六成以上的所得税交给了地方。地方政府自然就有动力创办价高利大的企业，比如烟厂和酒厂，这些都是创税大户。

第二节　土地财政

给定税率的情况下，想要增加税收收入，要么靠扩大税源，要么靠加强征管。分税制改革之后，全国预算收入占GDP的比重逐步上升，部分原因可以归结为加强了征管力度，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扩大了税源。
2001年的税改中，中央政府又拿走了所得税收入的60%，加剧了地方财政压力。地方不得不另谋出路，寻找资金来源，轰轰烈烈的“土地财政”就此登场。
1998年发生了两件大事，城市土地的真正价值才开始显现。第一是单位停止福利分房，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商品房和房地产时代的大幕拉开。1997—2002年，城镇住宅新开工面积年均增速为26%，五年增长了近4倍。第二是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开始实施，基本上锁死了农村集体土地的非农建设通道，规定了农地要想转为建设用地，必须经过征地后变成国有土地，这也就确立了城市政府对土地建设的垄断权力。
所谓经济发展，无非就是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尽量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而我国是一个自然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在经济起步阶段，能利用的资源主要就是人力和土地。过去几十年的很多重大改革，大都和盘活这两项资源、提高其使用效率有关。与人力相比，土地更容易被资本化，将未来收益一股脑变成今天高升的地价，为地方政府所用。所以“土地财政”虽有种种弊端，但确实是过去数年城市化和工业化得以快速推进的重要资金来源。
经济学家张五常曾做过一个比喻：地方政府就像一家商场，招商引资就是引入商铺。商铺只要交一个低廉的入场费用（类似工业用地转让费），但营业收入要和商场分成（类似增值税，不管商铺是否盈利，只要有流水就要分成）。商场要追求总体收入最大化，所以既要考虑入门费和租金的平衡，也要考虑不同商铺间的平衡。一些商铺大名鼎鼎，能为商场带来更大客流，那商场不仅可以免除它们的入门费，还可以降低分成，甚至可以倒贴（类似地方给企业的各种补贴）。

第三节　纵向不平衡与横向不平衡

2000年初，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写信，信中的一句话轰动全国：“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个“三农问题”，就成了21世纪初政策和改革的焦点之一。
“乡财县管”和“省直管县”改革，实质上把我国五级的行政管理体制（中央—省—市—区县—乡镇）在财政管理体制上“拉平”了，变成了三级体制（中央—省—市县）
以2018年为例，苏浙粤的人均财政收入和人均GDP是云贵甘的2.7倍，但由于中央的转移支付，这些省份的人均财政支出基本持平，人均财政支出的差距在过去20年中也一直远小于人均财政收入。
**扩展阅读：**华中科技大学吴毅的著作《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2018年新版）是一份非常详细和生动的记录。这本社会学著作以50万字的篇幅记录了21世纪初中部某小镇上发生的很多事，大都围绕经济问题展开。故事本身以及作者的评论，都很精彩，能让人看到“上面”来的改革对基层个体的重大影响。

第三章　政府投融资与债务

暨南大学附近有个地方叫石牌村，是广州最大的城中村之一，很繁华。前两年有个美食节目探访村中一家卖鸭仔饭的小店，东西好吃还便宜，一份只卖12元。中年老板看上去非常朴实，主持人问他：“挣得很少吧？”他说：“挣得少，但是我生活得很开心。因为我自己……我告诉你，我也是有……不是很多钱啦，有10栋房子可以收租。”主持人一脸“怪不得”的样子对着镜头哈哈大笑起来：“为什么可以卖12元？因为他有10套房子可以收租！”老板平静地纠正他：“是10栋房哦，不是10套房哦，10栋房，一栋有7层。”主持人的大笑被这突如其来的70层楼拍扁在了脸上……
再穷的国家也有大片土地，土地本身并不值钱，值钱的是土地之上的经济活动。若土地只能用来种小麦，价值便有限，可若能吸引来工商企业和人才，价值想象的空间就会被打开，笨重的土地就会展现出无与伦比的优势：它不会移动也不会消失，天然适合做抵押，做各种资本交易的压舱标的，身价自然飙升。土地资本化的魔力，在于可以挣脱物理属性，在抽象的意义上交易承诺和希望，将过去的储蓄、现在的收入、未来的前途，统统汇聚和封存在一小片土地上，使其价值暴增。由此产生的能量不亚于科技进步，支撑起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巨大投资。经济发展的奥秘之一，正是把有形资产转变成为这种抽象资本，从而聚合跨越空间和时间的资源。

第一节　城投公司与土地金融

苏州工业园区是规模最大也是最成功的国家级开发区之一，占地278平方公里。2019年，园区GDP为2 743亿元，公共财政预算收入370亿元，经济体量比很多地级市还大。
政府付费使用私营企业开发建设的基础设施（如产业园区），不算什么新鲜事。这种模式叫“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PPP），源于海外，不是中国的发明。如果非要说中国特色，可能有二。第一是项目多，规模大。截至2020年5月，全国入库的PPP项目共9 575个，总额近15万亿元，但真正开工建设的项目只有四成。第二个特色是“社会资本”大都不是民营企业，而是融资平台公司或其他国企，比如本节中提到的成都文旅集团、兆润集团、中新集团等。

第二节　地方政府债务

但要想在城市建设开发中引入银行资金，需要解决三个技术问题。第一，需要一个能借款的公司，因为政府不能直接从银行贷款；第二，城建开发项目繁复，包括自来水、道路、公园、防洪，等等，有的赚钱，有的赔钱，但缺了哪个都不行，所以不能以单个项目分头借款，最好捆绑在一起，以赚钱的项目带动不赚钱的项目；第三，仅靠财政预算收入不够还债，要能把跟土地有关的收益用起来。
国开行是世界上最大的开发性银行，2018年资产规模超过16万亿元人民币，约为世界银行的5倍。

第三节　招商引资中的地方官员

几年前，我参加中部某市的招商动员大会，有位招商业绩不错的干部分享心得：“要对招商机会有敏感度，要做一个执着的跟踪者，不能轻言放弃。要在招商中锻炼自己，做到‘铜头、铁嘴、顺风耳、橡皮腰、茶壶肚、兔子腿’。”铜头，是指敢闯、敢创造机会；铁嘴，是指能说会道，不怕磨破嘴皮；顺风耳和兔子腿，指消息灵通且行动敏捷；茶壶肚，指能喝酒、能社交。这些形容非常形象，容易理解。我当时不太懂什么是“橡皮腰”，后来听他解释：“要尊重客商，身段该软的时候要能弯得下腰，但在谈判过程中也不能随便让步，若涉及本市重要利益，该把腰挺起来的时候也要挺直了。
经济学家注重研究有形的“奖惩”，强调外部的激励机制和制度环境，但其实内心的情感驱动也非常重要。任何一个组织，无论是公司还是政府，都不可能只靠外部奖惩来激励员工。外部奖惩必然要求看得见的工作业绩，而绝大多数工作都不像送快递，没有清清楚楚且可以实时衡量的业绩，因此需要使命感、价值观、愿景等种种与内心感受相关的驱动机制。“不忘初心”“家国情怀”“为人民服务”等，都是潜在的精神力量。而“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干部选拔原则，也正是强调了内在驱动和自我约束的重要性。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我国的腐败现象有两个显著特点。
- 第一，腐败与经济高速增长长期并存。
- 第二，随着改革的深入，政府和市场间关系在不断变化，腐败形式也在不断变化。

第四章　工业化中的政府角色

现实世界没有黑白分明的“市场”和“政府”分界，只有利益关系环环相扣的各种组合。

第一节　京东方与政府投资

2020年“双11”期间，戴尔27寸高清液晶显示屏在天猫的售价为949元。2008年，戴尔27寸液晶显示器售价7 599元，还远达不到高清，不是窄边框，也没有护眼技术。2020年，3 000多元就可以买到70寸的高清液晶电视，各种国产品牌都有。而在2008年，只有三星和索尼能生产这么大的液晶电视，售价接近40万元，是今天价格的100倍，在当时相当于北京、上海的小半套房。
惊人的价格下跌背后是技术进步和国产替代。显示屏和电视，硬件成本近八成来自液晶显示面板。
在这一快速扩张阶段，京东方的基本融资模式都是“扩充资本金+银团贷款”。地方政府投资平台既可以参与京东方股票定向增发来扩充其资本金，也可以用土地使用权收益入股
京东方和华星光电等企业的崛起，带动了整个光电显示产业链向我国集聚。这也是规模效应的体现，因为规模不够就吸引不到上下游企业向周围集聚。一旦行业集聚形成，企业自身的规模经济效应就会和行业整体的规模经济效应叠加，进一步降低运输和其他成本。光电显示面板产业规模大、链条长，目前很多上游环节（显示材料、生产设备等）依然由国外厂商主导，利润率高于面板制造环节。但京东方等国内面板生产企业的发展，拉动了众多国内企业进入其供应链，而其中用到的很多技术和材料，也可以用于其他产业（比如半导体），从而带动了我国很多相关行业的发展。不仅如此，无论是京东方的竞争对手还是合作伙伴，诸多海外企业纷纷在我国设厂，也带动了我国上游配套企业的发展
规模经济和产业集聚也会刺激技术创新。市场大，利润就大，就能支撑更大规模的研发投入。产业的集聚还会带来技术和知识的外溢，促进创新当然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动力，但创新是买不来的，只能靠自己做。创新必须基于知识和经验的积累，所以只能自己动手“边做边学”，否则永远也学不会。只有自己动手，不是靠简单的模仿和引进，才能真正明白技术原理，才能和产业链上的厂商深入交流，才能学会修改设计以适应本土客户的要求，也才能逐步实现自主创新。
“东亚经济奇迹”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政府帮助本土企业进入复杂度很高的行业，充分利用其中的学习效应、规模效应和技术外溢效应，迅速提升本土制造业的技术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第二节　光伏发展与政府补贴

2001年，施正荣在无锡市政府的支持下创办了尚德，占股25%，无锡的三家政府投资平台（如无锡国联发展集团）和五家地方国企（如江苏小天鹅集团）共出资600万美元，占股75%。可以说无锡政府扮演了尚德“天使投资人”的角色。
所以新能源技术必须在没有竞争优势的时候就进入市场，这时候只有两个办法：第一是对传统能源征收高额碳税或化石燃料税，增加其成本，为新能源的发展制造空间；第二是直接补贴新能源行业。
无论是补贴也好、贸易保护也罢，政策最多可以帮助企业降低一些财务风险和市场风险，但政府不能帮助企业克服最大的不确定性，即在不断变化的市场中发展出足够的能力和竞争优势
所以不管有没有政府扶持，要害都不是“重复建设”，而是“保持竞争”。市场经济的根本优势不是决策优势。面对不可知的未来，谁也看不清，自由市场上，失败也比成功多得多。市场经济的根本优势是可以不断试错，在竞争中优胜劣汰。能保持竞争性的产业政策，与只扶持特定企业的政策相比，效果往往更好。

下篇　宏观现象

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这种模式的第一个特点是城市化过程中“重土地、轻人”，优点是可以快速推进城市化和基础设施建设，缺点是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推高了房价和居民债务负担，拉大了地区差距和贫富差距。

第五章　城市化与不平衡

教书久了，对年轻人不同阶段的心态深有体会。大一新生刚从中学毕业，无忧无虑，爱思考“为什么”；大四毕业生和研究生则要走向社会，扛起工作和生活的重担，普遍焦虑，好琢磨“怎么办”。大多数人的困境可以概括为：有心仪工作的城市房价太高，而房价合适的城市没有心仪的工作。梦想买不起，故乡回不去。眼看着大城市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却难觅容身之所。为什么房子这么贵？为什么归属感这么低？为什么非要孤身在外地闯荡，不能和父母家人在一起？这些问题都与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有关。
这种以土地为中心的城市化忽视了城市化的真正核心：人。地价要靠房价拉动，但房价要由老百姓买单，按揭要靠买房者的收入来还。所以土地的资本化，实质是个人收入的资本化。支撑房价和地价的，是人的收入。忽略了人，忽略了城市化本该服务于人，本该为人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更高的收入，城市化就入了歧途。

第一节　房价与居民债务

房地产常被称作“经济周期之母”，根源就在于其内在的供需矛盾：一方面，银行可以通过按揭创造几乎无限的新购买力；而另一方面，不可再生的城市土地供给却有限。这对矛盾常常会导致资产泡沫与破裂的周期循环，是金融和房地产不稳定的核心矛盾。而房地产不仅连接着银行，还连接着千家万户的财富和消费，因此影响很大。
要化解居民债务风险，除了遏制房价上涨势头以外，根本的解决之道还在于提高收入，尤其是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鼓励他们到能提供更多机会和更高收入的地方去工作。让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和收入差距成为低收入人群谋求发展的机会，而不是变成人口流动的障碍。

第二节　不平衡与要素市场改革

城市化的核心不应该是土地，应该是人。要实现地区间人均收入均衡、缩小贫富差距，关键也在人。要真正帮助低收入群体，就要增加他们的流动性和选择权，帮他们离开穷地方，去往能为他的劳动提供更高报酬的地方，让他的人力资本更有价值。同时也要允许农民所拥有的土地流动，这些土地资产才会变得更有价值。

第三节　经济发展与贫富差距

并没有什么神秘的经济力量会自动降低收入不平等，“先富带动后富”也不会自然发生，而需要政策的干预。不断扩大的不平等会让社会付出沉重的代价，必须小心谨慎地对待。

结语

我国的城市化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 第一阶段是1994年之前，乡镇企业崛起，农民离土不离乡，城市化速度不快。
- 第二阶段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乡镇企业式微，农民工进城大潮形成。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土地的城市化速度远远快于人的城市化速度，土地撬动的资金支撑了大规模城市建设，但并没有为大多数城市新移民提供应有的公共服务。
- 第三个阶段是党的十八大以后，随着一系列改革的陆续推行，城市化的重心开始逐步从“土地”向“人”转移。

第六章　债务与风险

人们在乐观时往往会低估负债的风险，过多借债。当风险出现时，又会因为债务负担沉重而缺乏腾挪空间，没办法应对。
债务负担重的家庭也面临至少三大风险。
- 一是债务缺乏弹性。若顺风顺水发了财，债务不会跟着水涨船高；可一旦倒了霉，债务也一分不会少。
- 二是收入变化弹性很大。影响个人收入的因素数之不尽，宏观的、行业的、公司的、领导的、同事的、个人的……谁能保证自己未来几十年收入只涨不跌？就算不会失业，收入也不下降，但只要收入增长缓慢或不增长，对于高负债的家庭就已经构成了风险。既要还本又要付息，每个月紧巴巴的“月光”生活，能挺几年？
- 第三个风险来自家庭支出的变动。突然有事要用钱怎么办？家里老人生病怎么办？要养孩子怎么办？

第二节　债台为何高筑：欧美的教训

国际资本流入美国，也有美国自身的原因，否则为什么不流入其他国家？美元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储备货币，以美元计价的金融资产也是最重要的投资标的，受到全球资金的追捧，所以美国可以用很低的利率从全球借钱。大量资本净流入美国，会加剧美国贸易逆差，因为外国人手里的美元也不是自己印出来的，而是把商品和服务卖给美国换来的。为保持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美国的对外贸易可能需要常年保持逆差，以向世界提供更多美元。但持续的逆差会累积债务，最终威胁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这个逻辑也被称为“特里芬悖论”。

第四节　化解债务风险

任何国家的债务问题，解决方案都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是偿还已有债务；二是遏制新增债务，改革滋生债务的政治、经济环境。
我国目前的货币政策比较谨慎，国务院和央行都数次明确表态不搞“大水漫灌”，“不搞竞争性的零利率或量化宽松政策”。(41)主要原因可能有二：第一，政府不愿看到宽松的货币政策再次推高房价，“房住不炒”是个底线原则；第二，货币政策治标不治本，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债务负担背后的经济增速放缓问题，因为这是结构性的问题，是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问题。
好比一个人胡吃海塞成了大胖子，要想重获健康，少吃虽然是必须的，但简单粗暴的节食可能会出大问题，必须小心处理肥胖引起的很多并发症。
反过来看，当年种下的“因”，也有当年的道理，或干脆就是不得已而为之。当下债务问题的直接起因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当时金融海啸一浪高过一浪，出口订单锐减，若刺激力度不够，谁也不知道后果会如何。虽然现在回过头看，有不少声音认为“4万亿”计划用力过猛，但历史不能假设。

结语

债务问题不是简单的货币和金融问题，其根源在于我国经济发展的模式和结构，所以在降债务的过程中伴随着一系列深层次的结构性改革。然而导致目前债务问题的直接起因，却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几年后的欧债危机。这两次危机对世界格局的影响，远超“9·11”事件。为应对巨大的外部冲击，我国迅速出台了“4万亿”计划，稳定了我国和世界经济，但同时也加剧了债务负担和产能过剩。
产能过剩可以从三个角度去理解。
- 第一是生产效率下降。宏观上表现为GDP增速放缓，低于债务增速，所以宏观债务负担加重。微观上表现为地方政府过度投资、不断为一些“僵尸企业”输血，扭曲了资源配置，加重了政府和企业的债务负担。而且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模式过度依赖地价上涨和房地产繁荣，推升了房价和居民债务负担，也加大了银行风险。
- 第二个角度是国际失衡。地方政府重视投资、生产和企业税收，相对忽视消费、民生和居民收入，造成经济结构失衡，分配体制偏向资本，劳动收入偏低，所以消费不足，必须向国外输出剩余产能。我国和韩国、日本等东亚邻居不同，体量巨大，所以对国际经济体系冲击巨大，贸易冲突由此而来。
- 第三个角度是产业升级。因为产能过剩，我国制造业竞争激烈，价格和成本不断降低，不仅冲击了外国的中低端制造业，也冲击了本国同行。要想在国内市场上存活和保持优势，头部企业必须不断创新，进入附加值更高的环节。所以我国制造业的质量和技术含量在竞争中不断上升，在全球价值链上不断攀升，也带动了技术创新和基础科学的进步，进一步冲击了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

第七章　国内国际失衡

第二节　中美贸易冲突

美国可以吸纳其他国家的对外净输出，当然离不开美国的经济实力和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美国每年进口都大于出口，相当于不断从国外“借入”资源，是世界最大的债务国。但这些外债几乎都以美元计价，原则上美国总可以“印美元还债”，不会违约。换句话说，只要全世界还信任美元的价值，美国就可以源源不断地用美元去换取他国实际的产品和资源，这是一种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实实在在的“挥霍的特权”（exorbitant privilege）。(19)在美国的所有贸易逆差中，与中国的双边逆差所占比重不断加大，从21世纪头几年的四分之一上升到了最近五年的五成到六成。因此美国虽和多国都有贸易冲突，但一直视中国为最主要对手。
对站在科技前沿的国家来说，新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一般从科学研究和实验室开始，再到技术应用和专利阶段，然后再到大规模工业量产。但对一个后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很多时候顺序是反过来的：先从制造环节入手，边干边学，积累技术和经验，然后再慢慢根据自身需要改进技术，创造一些专利。产品销量逐步扩大、技术逐步向前沿靠拢之后，就有了更多资源投入研发，推进更基础、应用范围更广的科研项目。

第三节　再平衡与国内大循环

2019年，我国GDP相当于1960年全球GDP的总量（扣除物价因素后）。但过去的发展模式无法持续，经济结构内外失衡严重，而国际局势也日趋复杂，中央于是在2020年提出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一个发展战略上的转型。

结语

经济结构再平衡，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往往伴随着国内的痛苦调整和国际冲突。
至于说落后的工业国在崛起过程中与先进国之间的种种冲突，历史上是常态。盖因落后国家的崛起，必然带有两大特征：一是对先进国的高效模仿和学习；二是结合本土实际，带有本国特色，发展路径与先进国有诸多不同之处。虽然第一个特征也常被先进国斥为“抄袭”，但第二个特征中所蕴含的不同体制以及与之伴生的不同思想和意识，先进国恐怕更难接受
未来不可知，对中国经济的观察者而言，真正重要的是培养出一种“发展”的观念。一方面，理解发展目的不等于发展过程，发达国家目前的做法不一定能解决我们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另一方面，情况在不断变化，我们过去的一些成功经验和发展模式也不可能一直有效。若不能继续改革，过去的成功经验就可能成为负担甚至陷阱。要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抛开意识形态，不断去解决实践中所面临的问题，走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第八章　总结：政府与经济发展

有一段时间，美国经济学会年会还专门设置了脱口秀环节，供本专业人士吐槽。有个笑话是这么讲的。一个物理学家、一个化学家和一个经济学家漂流到孤岛上，饥肠辘辘。这时海面上漂来一个罐头。物理学家说：“我们可以用岩石对罐头施以动量，使其表层疲劳而断裂。”化学家说：“我们可以生火，然后把罐头加热，使它膨胀以至破裂。”经济学家则说：“假设我们有一个开罐头的起子……”
强调政府的作用，当然不是鼓吹计划经济。过去苏联式的计划经济有两大特征。第一是只有计划，否认市场和价格机制，也不允许其他非公有制成分存在。第二是封闭，很少参与国际贸易和全球化。如今这两个特点早已不复存在，硬谈中国为计划经济，离题万里。

第二节　政府的发展与转型

从国防到社会治安，从基础设施到基本社会保障，都要花钱，所以有效的政府必须要有足够的收入。可收税从来都不容易，征税和稽查能力也需要长期建设，不断完善。就拿征收个人所得税来说，政府要有能力追踪每个人的各种收入，能核实可以抵扣的支出，能追查和惩处偷税漏税行为。这需要强大的信息追踪和处理能力。即便在以个人所得税为最主要税种的欧美发达国家，足额收税也是个难题。

第三节　发展目标与发展过程

行之有效的发展战略和政策，必须符合本国国情，受本国特殊历史和社会条件的制约。哪个国家也不是一张白纸，可以随便画美丽的图画。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每个国家不一样。本书阐述的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有三大必要组件：掌握大量资源并可以自主行动的地方政府，协调和控制能力强的中央政府，以及人力资本雄厚和组织完善的官僚体系。这三大“制度禀赋”源自我国特殊的历史，不是每个国家都有的。
经济发展必然要改变旧有的生活方式，重新分配利益，所以必然伴随着矛盾和冲突。政府的关键作用之一，就是调控改变速度的快慢。社会变化过程快慢之间，对身处其中的人而言，感受天差地别。对于环境的变化，人们需要时间去适应。人不是机器部件，不可能瞬间调整，也没有人能一直紧跟时代，所以稳定的改革过程要留下足够的时间和资源去缓冲。这种“渐进性改革”中的各种缓冲机制，往往会拖低效率，所以常常被解读为“扭曲”和“资源错配”。但任何成功的转型过程都离不开缓冲机制。

结语

经济学是对经济现象的解读。现象复杂多变，偶然因素非常重要，过往并非必然，未来也不能确定。但经济学研究依然是有意义的。它能从过往事件的来龙去脉中提取一些因素，思考这些因素的不同组合，形成对事件的多种解读，给人启发。但什么是相关因素？怎么组合？又如何解读？这些都与所研究事件的所在环境密不可分。任何合格的理论当然都能自圆其说，但应用理论要跳出理论本身，才能审视其适用性和实用性，这种应用因时、因地、因人而异。
无论如何，经济学的主要作用仍是发现和提出问题，而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只能在实践中摸索和产生。学术的这一“提问”作用不应被夸大，也不应被贬低。世事复杂，逻辑和理论之外的不可控因素太多，所以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案，只能在实践中不断权衡、取舍、调整、改进。但发现和提出好的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且“提问”本身，往往已蕴含了对解决思路的探索。切中要害的问题，必然基于对现实情况的深刻理解。因此，无论是理论家还是实践者，“实事求是”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都是不会过时的精神。
**参考文献：**冯军旗（2010），《中县干部》，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知识机器》

Sun, 07 Jan 2024 00:00:00 +0000

【美】迈克尔·斯特雷文斯著，任烨译，《知识机器》

第一部分方法大辩论

第1章　发掘科学方法

因此在1919年年底，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科学态度就是批判态度，不寻求证实，而是寻求决定性的检验。这些检验虽然永远不可能建立理论，但却可以反驳被检验的理论。
既要做探索新理论可能性的创新者，也要做无论在哪里都能无情揭露谎言的批评者，这就是波普尔派的理想。科学家不仅是依靠经验的战士，也是有直觉力的艺术家，同时具备独创性、对新思想的开放性以及智性上认为一切都值得怀疑的诚实。
科学家和其他人一样，在任何时候都是从某种特定的世界观出发来观察和理解事物的。这听起来可能没什么，但它却让科学家丧失了认识真正的新奇事物的能力。要想掌握一种新的世界观，你需要从另一种世界观的角度去理解它。你不可能从这种新世界观（也就是它自己）的角度去理解它，因为你还没有掌握新世界观的基本框架。但是如果旧世界观和新世界观不相容，那你也不能从旧世界观的角度去看待新世界观，因为你根本看不到它。
科学既无聊乏味，又令人沮丧。或者说至少在99%的时间里是这样的。科普读物的读者们看到的是剩余的1%：有趣的现象、引发争议的理论、让人印象深刻的实验反驳或验证。

第2章　人性的脆弱

科学家太爱争论，在道德和智性上都太过脆弱，以至于无法始终如一地遵循任何方法。
但是，科学推理本应纠正这些人类原始的倾向，而这也应当是科学取得非凡成就的原因。根据卡尔·波普尔的说法，科学知识机器是由强烈的批判精神与无情的证伪原则驱动的。
如果说从辛苦的测量和计算过程以及天文摄影弯曲值数字的公开透明中可以看出科学的系统性和客观性的话，那么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中则会看到科学的主观性和任意性：爱丁顿用几句话就把支持牛顿理论的数字排除在外，他在英国科学机构的支持者也宣称这些数字不重要，最终它们从教科书中被完全删去，只留下巴西的另一台望远镜和普林西比岛的望远镜提供的更偏向爱因斯坦的数字，然后据此做出否定牛顿，而支持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决定。
商业利益团体有时会资助独立的科学研究，希望找到有助于他们获利的事实。调查发现，如果有两组科学家在研究同一个问题，而只有一组由企业资助的话，那么受到资助的那一组更有可能得到商业上有利的结果，即使这个团队里的科学家都来自大学，与企业没有任何其他关系。
科学家个人……可能会极其固执，过分迷恋自己钟爱的理论，而对新证据不屑一顾，还无视自己的错误……但作为一项共同的事业，（科学）可以很好地进行自我修正。

第3章　科学本质上的主观性

科学推理的逻辑本质上就是主观的。
每个人都依照自己的合理性排名来估计出现故障的可能性，因此，尽管他们遵循的是完全相同的准则，但他们在准则指引下对待证据的看法是不同的。

第二部分科学是如何运作的

第4章　解释的铁律

引入定义近现代科学并赋予它空前的知识创造力的准则。
蒙太古更在乎能被解释的证据的数量，凯普莱特则更注重解释的高品质——简洁、美观、精确。这是强度与范围、严谨性与覆盖面之间的较量。
解释的铁律”的方法论戒律。这条规则的内容很简单：它让科学家通过经验性检验来解决他们意见上的分歧，而不是通过喊叫、打斗、高谈阔论、道德说教、联姻或者请求位高权重的人介入，仅此而已。它的目的并不是解读证据、判定胜负。事实上，它的作用与其说是解决争端，倒不如说是延长争端。戏剧性冲突本身的这种永存性是科学方法的本质，作为首席永存者，这条铁律成为科学研究的心脏、灵魂与生命力。
铁律是这样的： 1．力图通过经验性检验来解决所有的争论。 2．要通过经验性检验在一对假设之间做出选择，需要进行实验或者测量，实验或测量的结果可以用某个假设（和所属的理论群）而非另一个假设来解释。
科学争论与大多数其他形式的争论不同，它会产生一种有价值的副产品，那就是数据。铁律鼓励、指示、要求，或者说强迫相互竞争的科学家仅利用可观察的事实展开争论。
科学的博弈并不总是在对抗直接的竞争对手。有时候，它更像是一屋子的单人纸牌游戏玩家，每个人都努力在竞争中超越其他人，以解决大自然带来的各种问题。但是，只有当所有人都在不变的监管制度下努力时，这场比赛才有意义。

第5章　培根趋同

《新工具》建议用同样的方法来研究从闪电到喉炎再到生命本身的所有自然现象：收集某种现象发生的条件、不发生的条件、它的变化规律，然后找到能解释所有事实——发生的情况、不发生的情况和变化——的规律。这个假设就是你要寻找的理论，就是真理。
宇宙的秘密就藏在细微的结构中，存在于几乎难以分辨的细节里，存在于只有最灵敏、最易损和最昂贵的仪器才能探测到的规律中，这个结论非常重要，因此它应该有个名字。我以16世纪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的名字，将其命名为“第谷原则”。

第6章　科学解释的原料

解释如何变得客观，如何产生锻造铁律所用的材料，从而统一所有科学家的认知（铁律的第一种创新）。
对大自然的研究就这样永远地改变了。笛卡儿体系依靠的那种深刻的哲学见解不再被当作开启知识王国的钥匙。牛顿的做法似乎是在敦促人们先不要考虑基本的问题，而是致力于构建这样一种因果原理：它们给出的预测紧紧贴着可观察世界的轮廓。与牛顿同时代以及之后的思想家们，一个个地明白了这个道理。

第7章　追求客观性

意识形态：科学争论只涉及经验性检验的客观含义。现实：科学推理基本上依赖于对经验性检验的主观解读。
推理是科学家在头脑中进行的过程，目的是从检验结果得出观点、看法和行动计划。他们通过这种方式来判断某个理论是一定错误、可能正确，还是不太确定；判断某个研究项目是过时、愚蠢，还是有风险。
但很大胆；以及判断某种疗法或者实验步骤是可靠、徒劳，或者只是未经证实而已。合理性排名对于这个过程至关重要，它会提供科学推理依据的所有辅助假设。正是因为合理性排名本质上是主观的，所以科学推理本质上也是主观的。
科学论文的一个功能是充当科学棋局中的走子。杀菌通过限制走子的方式，会让游戏规则尽可能地简单明了，从而加强近现代科学中的程序共识。经过杀菌的论文只包含经验性检验的结果，以及对某个或其他理论群能够解释或者无法解释这些结果的证明（或者把这些结果归因于某种可能性）。所有科学家都知道并且认同解释的浅因果概念将决定怎样做才符合这套标准。因此，一篇合法论文的写作规则就像国际象棋的游戏规则一样简单。每位科学家都可以相信，他们的同行即使可能会质疑他们写作的水平，但也不会对基本的合理性产生怀疑。有了这样的认知，他们就会全身心地投入比赛中去。
科学论文的另一个功能是充当档案：它们是对科学家进行的经验性检验的永久记录。杀菌让这些档案成为一个规范化的体系，对于那些可能不太认同论文作者先入之见的读者很有帮助。经过杀菌的论文只包含经验性检验的结果以及这些结果与某个或多个理论群之间的解释关系，它就像一个建筑工具箱，其他科学家可以用它来构建自己的论证。简而言之，杀菌后的论文所具备的档案功能就是收集证据，使其处于一种随时可供子孙后代使用的不带任何预设的蛰伏状态。
科学证据和论证的提出尽管可能达不到完全客观，但仍在很大程度上发挥出了基本的功能：为子孙后代留下有关检验结果及其与理论解释关系的资料，将科学家的精力和注意力从个人看法、说服和谩骂转移到提供细致入微的经验事实上。

《邓小平时代》

Sat, 16 Dec 2023 00:00:00 +0000

【美】傅高义 (Ezra.F.Vogel) 著，冯克利译，《邓小平时代》

导言这个人和他的使命

1979年3月，港英总督麦理浩爵士（Sir Murray MacLehose）飞往北京，就香港问题作出说明。麦理浩通晓汉语，且广受敬重。他事先只被告知将与一位高级官员见面，抵京之後才高兴地获悉，即将与他会面的是刚被任命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邓小平。这次不公开的会见在人民大会堂进行，麦理浩向邓小平谈到香港正面临日益增多的困难。
邓小平深知当时的中国是一个烂摊子。在上一个十年开始的时候，大跃进已造成三千多万人死亡；国家仍因文革的混乱而步履蹒跚——在文革中，年轻人被动员起来批判高级干部，依靠毛的支持把他们拉下马，使这个接近十亿人的国家陷入一片混乱。当时占人口总数80%的中国农民人均年收入只有区区40美元，人均粮食产量还不及1957年的水平。
毛确实犯了严重的错误，但在邓小平看来，更大的问题是导致这些错误的制度缺陷。政治体系控制到每家每户的做法搞过了头，造成了恐惧和主动精神的丧失；对经济体系的控制也搞过了头，导致的是失去活力的僵化。中国的领导人究竟怎样才能做到既维持国家稳定，又为社会松绑？
1978年时，邓小平对於如何做到民富国强并无清晰的蓝图，他承认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并且一再重复这句如今已广为人知的话。不过，他在思考如何开展工作时，确实有一个框架。
作为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并不认为自己的任务是提出新思想，他认为自己要负责的是设计和建立新体制这一颠覆性的过程。他要承担最後责任，作出正确判断。他要挑选一个与他共事的核心班子，在引导这个体制的过程中能够与他分担责任；他必须迅速建立起一套组织，使他们能够一起有效地开展工作。他要得到有关国内真实情况和国际形势的最佳信息。
虽然邓小平身材矮小，但担任最高领导人的他在房间一露面，就能展现出夺人的气势，自然而然地成为众人瞩目的中心。有不止一位观察家说过，他似乎能给房间带来电流。他在解决重大问题时专注而果断，既有战时军队司令员那种天生的沉着，又有半个世纪里接近权力中心处理重大问题养成的自信。他经历过官场沉浮，在妻子儿女和亲密同事的支持下又东山再起，所以对自己的处境已经泰然自若。
如果他不了解某事，他随时乐於承认。
最重要的是，由於邓小平从1952年到1966年一直置身於北京的权力中心，他才得以跟毛泽东近距离共事，思考有关中国发展和外交问题的战略。毛把邓小平当作自己潜在的接班人之一，让邓小平参加政治局会议，并在1956年以後与其他五位国家最高官员一起参加政治局常委会。他是筹划和建立以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国有化为特点的社会主义体制的核心人物之一，在西南区的土地改革中也发挥着核心作用。从1959年到1961年，在大跃进失败後的社会主义结构调整中，他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总之，1978年的邓小平，在思考中国最高领导人领导国家的战略方面已积累了50年的经验。
邓小平十分聪明，在班级里一向名列前茅，在1920年四川广安县赴法考试中，他是84名过关的学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个。他幼年接受儒家教育时就很优秀，学会了背诵大段的儒家经典。从事地下工作时他学会了不留下任何字迹，只把事情记在脑子里。邓小平不用稿子就能做一个小时条理分明的讲话。毛泽东曾把他称为会走路的百科全书。大事当前，邓小平喜欢独自一人静静思索，考虑他要说什麽，当时机一到，他便能作出清晰、明确的表述。
目睹过自己的同志死於战争和党内清洗，邓小平养成了一种强硬的性格。他见过许多朋友变成敌人、敌人成为朋友的事例。他曾三次受到整肃：先是在江西苏区、然後在1966年文革中受到猛烈批判，1976年又一次挨批。邓小平养成了一种刚毅的品格，能够做到不论愤怒还是受挫都不形於色，不让情绪左右自己的决策，而是把它建立在对党和国家需要的认真分析之上。
邓小平的同事们知道，他认为统治中国是一件严肃的大事，虽然他可以很风趣，但他在与同事交往时总是一本正经。他对他们的个人生活不感兴趣，也不在乎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是专注於提供大多数人认为中国最为需要的坚强领导，并使他们的共同事业有一种方向感。他头脑清醒，做事有条理，不会反覆无常。众所周知，他只抓大事，具体工作留给别人去做。他不是那种事必躬亲的人。
这个人的使命：建设富强的中国。
在1978年以前的将近二百年里，中国的其他领袖人物和邓小平一样，一直试图找到一条富民强国的道路。这个与罗马大约同时建立的帝国体制取得了不凡的成就。尽管经历过一些中断和调整，它不但在统治的人口之众、延续时间之长上超过世界上的任何政府，而且创造了一个伟大的文明。在这样偌大的一个国度里，从这头到另一头要花上一个月的时间，因而朝廷官员不可能严密监督每个城镇和乡村执行全国性法规的情况。朝廷发明了令人赞叹的科举制度，择优选出官员，培训他们，并在予以监督的同时也赋予他们很大的地方自主权。
在完成这项使命的过程中，邓小平在不同时期扮演了大不相同的角色。1949年以前他是革命家，建国以後他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者。从1967年到1973年的文革期间，他利用下放农村的时间思考改革的必要。1974年和1975年时毛泽东仍然在世，邓被委以整顿国家的职责，这为他後来的工作打下了基础。他在1977年成为改革家，先是在华国锋手下工作，然後在1978年成为最高领导人。
邓小平1974年会见一个美国的大学代表团时说：「我没有上过大学，但我一向认为，从我出生那天起，就在上着人生这所大学。它没有毕业的一天，直到去见上帝。」邓小平终其一生都在不断地学习和解决问题。他引导着中国的转型——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使得这个国家和他1978年接手时相比，变得几乎难以辨认。

第1章革命者、建设者、改革者：1904–1969

中国学生大多来自殷实之家，因学业优异而获选留学，都是些想学习现代科技以报效国家的英才。可在法国，他们只能找到连法国工人都不愿干的工作，在重工业、化学工业的工厂和矿山做没有技术含量的苦力活。此外，中国工人最初多半只能当学徒，薪水甚至比普通工人还要低。
两个法国学者曾仔细研究过邓小平在法国五年期间的活动，他们说：「在法国，邓小平发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劳工世界、党的组织工作、中国的地位、社会和地区差别以及他的安身立命之本。」法国也影响了邓小平的嗜好，他喜欢喝红酒咖啡，吃乳酪面包。更重要的是，当邓小平在21岁那年离开法国时，他已经成了立场坚定、富有经验的革命领导人，他的自我认同已经与对党和党内同志的认同密不可分。从那时起直到70年後去世，中国共产党始终是邓小平生活的中心。
还在莫斯科时，21岁的邓小平就萌生了一些对於一个年轻人而言非同寻常的想法，而且这些想法终生未曾改变。不妨举个例子，他在1926年8月12日的课堂作业中写道：「集中的权力要自上而下地行使。服从上级命令是绝对必要的。允许多少民主，要视周围的环境变化而定。
为了避免暴露，邓小平采用各种伪装，练就了他一生都在使用的本领：从不把党内活动记在纸上，从不丢弃可能给其他党员带来麻烦的纸屑。事实上，从此以後，他总是把重要人物的姓名和地址记在脑子里，不留任何字迹。
和毛泽东一样，邓小平也认为共产党必须建立农村根据地，等到有足够的实力後再向对手发起挑战。然而中央领导却指责邓小平追随罗明（一名福建籍干部）的失败主义政策，在打击敌军上不够积极主动。在後来所谓邓小平「三起三落」的第一落中，他被撤销了会昌县委书记一职，并和三个同事（毛泽东的胞弟毛泽覃、谢唯俊和古柏）一起受到严厉批评，後被派往外地以示惩罚。
邓小平和卓琳育有三女（邓林、邓楠、邓榕）二子（邓朴方和邓质方）。除了邓在危险环境中作战时两人不在一起外，直到五十八年後邓小平去世以前，他们一直共同生活，是中共领导人中比较稳定的家庭之一。邓小平并不亲近自己的父亲，可是他的妻子儿女却是他面对繁重工作压力时的避风港。与家人的亲密关系并没有延伸到政治事务上。邓小平严守党纪，从不把党内高层的议论告诉家人。
邓小平在担任处理党内日常工作的主角时，得以亲身观察毛泽东如何判断国家面对的重大问题以及如何作出影响全国的决策。毛虽然在晚年犯下灾难性的错误，但他当时仍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杰出政治领袖。
邓小平作为执行者，要比毛泽东这个哲学家、诗人和梦想家更加务实；毛泽东看重邓小平和林彪等人，也是因为他们既能直率地向他说出自己的看法，又很少公开去讲。像党内许多忠诚的干部一样，邓小平很清楚大跃进时的毛泽东不愿听取不同意见，因此他也没有批评毛。此外，他和不少人都认为，毛泽东在内战和统一全国的过程中作出的决策往往都被证明是正确的，所以他们宁愿把怀疑放在一边，一心执行毛的命令。邓小平後来对女儿说，他很後悔自己没有作出更多的努力，阻止毛泽东犯下这些严重错误。
对大跃进的普遍不满让毛泽东怒气冲天。例如，刘少奇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指责毛泽东要为大跃进的失败负责，并且拒绝为自己当初的支持承担全部责任。这使毛泽东十分气愤，决心把他除掉。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之後继续和刘少奇一起密切工作，也让毛泽东感到不快。因此当1966年毛泽东整刘少奇时，也把矛头指向邓小平，说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第二号人物」。
1967年，毛泽东把邓小平夫妻软禁在中南海（紧邻天安门，是党的高层领导生活和办公的地方）的家中。子女被赶走以後，他们便同外界失去了联系，两年间不知孩子们的下落。他们把时间用於读报、看书和听广播，每天打扫门前的道路。他们的处境比很多挨整的干部要好得多：在中南海里，他们得以免受红卫兵的批斗，并被允许保留自己的厨师和一名警卫，还能够用节余的工资购买必需品。毛泽东既要在邓小平的个人效忠问题上给他点教训，也为日後重新启用他留有余地。
邓小平在去江西时已经深信，中国的问题不仅是由於毛泽东的错误，也是由於体制的深层缺陷——是它造就了毛泽东，导致了大跃进和文革的灾难。1949年中共掌权时，作为革命家的邓小平成了建设者，致力於建设新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当他动身去江西时，他已经开始思考中国需要进行哪些改革。此时，他已经在最高层积累了有关党政军各方面工作的不同寻常的深厚经验，熟知所有重大的内政外交问题，这构成了他反思中国如何进行改革的基础。

第2章从放逐到返京：1969–1974

文革对国家、对邓小平本人和家庭的影响让他感到痛心。但是，据在江西最後两年的大多数时间跟父母住在一起的邓榕说：「他没有意气用事，没有情绪消沉，没有放弃哪怕是最後的一线希望。」
毛泽东曾经利用他在延安那段被封锁隔绝的时间思考中共夺取政权後全国的整体战略，邓小平也利用了他在江西的时光，思考着他所要进行的改革的大方向。
毛泽东无论作为个人还是作为领袖，都是个强势人物：他功高盖世，整起好同志来也毫不留情；他精於权谋，任何人在对他的评价上都很难做到不偏不倚。邓小平的一生与毛泽东难分难解，就更难以做到这一点。
甚至在文革期间被毛泽东留用的干部也承认，为了国家的稳定和发展，需要那些文革前任职的干部的强而有力的领导。
在罹患癌症的早期，周恩来殚精竭虑，继续想办法让不同背景的人一起工作。在需要个人高超的协调手腕才能应对的形势下，无人能够取得周恩来那样的成就。
跟善於抓大放小的邓小平不同，对细节有着惊人把握能力的周恩来是大事小事一起抓。毛泽东一给他活动空间，他便运用自己过人的记忆力，对很多文革中受到迫害的人表达了特别的关照。受迫害者及其家属都万分感激周恩来救了他们的命，减轻了他们的痛苦。
一个月後，即1973年1月，江西省委书记白栋材给邓小平带来了这个好消息。2月20日工厂的工人来给邓小平道别後，邓小平与家人乘汽车前往鹰潭，在那儿登上了返京的列车。离开江西时，邓小平说：「我还可以干20年。」确实，一直到19年又8个月以後，邓小平才在党的十四大上退出政治舞台。
毛泽东熟谙千百年来中国统治者如何处理继位的问题，并利用了这些知识谋划自己的战略。他的做法是，先不把话说死，对自己的意图给出暗示或信号，静观其变，既维持着自己的大权，又能随时改变主意。从1971年到1972年9月，他把三个有前途的省级年轻干部调到北京在党中央工作：先是华国锋，然後是王洪文和吴德。他在1972年底选中了王洪文作为最有前途的人。王洪文是个年轻力壮的造反派，对毛泽东和共产党忠心耿耿。毛泽东喜欢他是工人出身，又参过军，有大胆泼辣的领导作风。
纵观中国历史，皇帝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之後，往往不再理会朝内衮衮诸臣，只跟内宫善於阿谀奉承的太监打交道。
1956年以後邓小平成了党的总书记，他和周恩来的关系在党内事务上有时变得很尴尬：周恩来在党内排名上高於邓小平，可是他要向负责党内日常事务的邓小平汇报工作和接受指示。周恩来在文革期间也没有保护邓小平。
受到批判的周恩来癌症病情加重。为了做手术他於1974年6月1日住进305医院，之後大多数时候都住在医院一个舒适的套房里，直到1976年1月去世。周恩来很能体谅人，他知道邓小平在1973年底批他是因为有毛的压力。1974年初他已经开始和邓小平密切合作处理外交问题。
毛泽东决定派邓小平去纽约，是因为他考虑到周恩来太软弱，不是一个能让他放心的代表。王洪文则不够老练，可能会碰到难题。毛泽东一定要让一个老资格的领导人站在联合国的讲台上。

第3章在毛泽东手下整顿秩序：1974–1975

在毛泽东看来，王洪文和邓小平是个很有前途的组合。王洪文原是造反派头头，对毛泽东感恩戴德，又没有自己独立的权力基础，因此可以认为他将领导中共继续沿着毛泽东的革命道路走下去，忠实於毛本人的路线。邓小平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又有可靠的领导能力，能够领导外交事务和复杂的政府工作。
邓小平不可能像解决徐州铁路局的问题那样，对另一些问题付出同样多的精力，但是这个案例鲜明地体现着邓小平克服混乱、为其他地方树立典型的方法：他尽量让毛泽东站在自己这一边；依靠有成功经验的干部；发文件，召开群众大会，利用军队使群众相信文革的政策不会轻易回潮；把阻碍进步的人抓起来，并督促建立新的领导班子。而且，他做起这一切来雷厉风行。
1976年10月王洪文作为「四人帮」成员之一被捕後，有人说他是个无能的激进派，既鲁莽又下流，沉溺於锦衣玉食的奢华生活。实际上，王洪文曾作过一系列的努力以承担起主持党的日常工作的职责；有些了解他的人觉得，他并没有参与「四人帮」犯下的罪行。但是北京城里有众多有经验的优秀干部，像王洪文这样一个年轻的新贵，突然之间窜升到更有经验、更能干的干部之上，很难赢得一个高层领导人不可缺少的尊重。
毛泽东打算进一步重用邓小平的第一个明确迹象出现在1975年4月18日，这一天他让邓小平陪同他一起会见金日成。他对金日成说：「我不谈政治，由他来跟你谈了。此人叫邓小平。他会打仗，还会反修正主义。红卫兵整过他，现在无事了。那个时候打倒了好几年，现在又起来了，我们要他。」

第5章在毛时代终结时靠边站：1976

从1975年12月到1976年9月短短一年内，中国有四位高层领导人离开了人世。先是康生，秘密警察头子，专替毛泽东做见不得人的事，在他布置下有数百名被控背叛革命的干部遇害；他於1975年12月去世。接着是总理周恩来，他死於1976年1月8日凌晨。然後是朱德，红军缔造者，早期军队领袖；他死於1976年7月。1976年9月，高居万民之上的毛主席撒手人寰。随着这些人的去世和「四人帮」在1976年10月的被捕，一个被奉若神明的革命家只手就能撼动整个国家的时代结束了。
尽管如此，「四人帮」的覆灭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一种想通过不断革命和阶级斗争去改造世界的希望的破灭。中国人在这种局势的转折中表现出的兴奋和释然，後来将会变成支持改革开放务实政策的深厚基础。

第6章在华国锋时期复出：1977–1978

华国锋是个「耳聪目明却平淡无奇的人，他的突出特点是谨慎。他对材料掌握得还算充分，但没有表现出丝毫超常的智慧或魅力。华看起来是一个理想的过渡人物，在内政外交领域都不太可能采取不同寻常的举措。⋯⋯我怀疑华缺乏长期主政必不可少的眼光和领导能力，⋯⋯我认为将会出现更有能力的新领导人，⋯⋯单调乏味的华国锋先生在完成他的历史使命之後，将被迫靠边站」。
毛泽东位居党政军之首，统治了中国27年，使别人很难向他发起挑战，但他权力的核心一直是个人性的。他的权威不是来自他的官方职位，而是源於他在领导革命取得军事胜利上的非凡成就，源於他对权力纯熟的使用、恢弘的想像以及借助於纪律严明的党和受到控制的宣传工具在人们心中激起的希望和敬畏。
华国锋缺少毛泽东和邓小平那种英雄般的革命经历、宏大的历史眼光、解决问题的稳健意识以及他们的沉着与自信。
在1949年中共掌权之前，毛泽东和他的同事已经花了20多年时间筹划掌权之後应该做什麽，华国锋却几乎没有准备的时间。过去白手起家建国和制定政策的革命家有宽广的视野，为华国锋和他这一代人所不能及，因为他们的成长过程是学习如何贯彻而不是制定大政方针。华国锋在1976年1月突然得到提拔，取代王洪文成为接毛泽东班的第一候选人之前，他对担任最高领导人毫无准备。即便是在1976年1月成为代总理之後，他也一直忙於应付一些紧迫的问题——周恩来逝世、天安门事件、毛泽东之死、逮捕「四人帮」，几乎无暇考虑重大的战略问题。
安排邓小平复出：1976年10月–1977年4月
邓小平知道中国亟须提高普通民众的文化和科学知识水平，但他关注的是更高的目标：能够取得科学突破，推动工业、农业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研究。在他看来，「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邓小平不断会见获诺贝尔奖的美国华裔科学家李政道、杨振宁和丁肇中。提问的焦点始终如一：中国能为提高自身的科学水平做些什麽？邓小平对科学在中国的复兴中所起的作用持有一种近乎着魔的信念，并因此批准了一些相关项目。有人问过他，中国的现代化努力刚刚开始，为什麽要花那麽多钱搞离子加速器？他说，为了促进中国科学的发展，必须向前看。

第7章三个转折点: 1978

当年毛泽东谋划点燃中国革命时，曾写下着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与此相对应，胡耀邦说，邓小平的东北之行（1978年9月13日至19日）也点燃了将使中国发生巨变的星星之火，而这些变化就反映在当年秋天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或许他还应再加上一句，这些变化也包括邓小平登上头号领导人的位置。邓小平自己後来回忆说，他去各地为改革开放计划「点燃星星之火」有三个重要时刻。第一次是1977年11月在广州，他与叶剑英接见解放军和地方干部时，让他们搞活广东经济。第二次是1978年2月出访缅甸和尼泊尔时在四川停留，当时他与赵紫阳见面，讨论了农村和城市改革问题（在四川时，他曾嘲笑那些说农民养三只鸭子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的人。邓小平说，这种抱着僵化教条不放的人应该开开窍，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第三次便是这次他出席北韩劳动党建党30周年庆典後归途中的东北之行。
就像他过去多次讲过的那样，他再次建议首先看大局，然後再想局部；先讲大道理，再讲小道理。他说，在吸收外国投资和技术之前，首先需要国内的稳定。国家只有稳定了，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因此至关重要的是，要避免让群众和外界产生中国存在权力斗争的印象。
邓小平在讲话中并没有提出新的政策，因为他既没有时间，也没有人手作这样的准备。他向齐聚一堂的中共领导干部概述了他在新时代的思路。讲话反映着他对自己当时苦苦思索的一些大问题的想法：如何鼓励新思想，同时尽量减少保守派干部的抵制；如何既尊重毛泽东，又要摆脱他的路线；如何既保持乐观，又要避免以後的失望；如何既维护稳定，又开放经济；如何既给予地方干部灵活空间，又能维护国家的发展重点。
在12月13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邓小平一开口就直奔主题：「今天我主要讲一个问题，就是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邓小平充满自信，做事坚决果断，稳健踏实，因此他们害怕邓有可能变得跟他的导师毛泽东一样。於是他们决定不给他全部头衔，并在他和另一个旗鼓相当的人——陈云——之间维持权力平衡。给邓小平实际权力，却不给他正式的名衔，这种奇怪的安排能够运转，是因为大家都明白内情，也因为邓小平本人更感兴趣的是实权，而不是名衔。他愿意在没有正式名分的条件下接过工作，不要求公开张扬。
在1979年，用西方的话来说，华国锋是个不能当家的软弱的董事会主席，但他仍有一些支持者，他们的观点也不能轻视。邓小平当时还没有成为高居於华国锋之上的头号领导人，他尚未配备好自己的团队和自己的统治架构。但是邓小平有权有势，又具备削弱华国锋权力基础的政治技巧。
当三中全会上开始提升邓小平的权力时，离天安门数百米远的地方，示威者们正在往墙上贴大字报，他们直接或间接地支持邓小平，批判林彪和「四人帮」；有些人甚至大胆抨击毛泽东本人。没过多久，一些大字报甚至开始批评中共和邓小平。这些大字报不只让邓小平头痛，还迫使他处理一个在他担任头号领导人期间始终纠缠着他的问题：应当允许多大程度的自由？党和政府应当以何种尺度和方式为异见的公开表达划定界线？

第8章为自由设限：1978–1979

文化大革命其实是一场「反文化的革命」，它攻击了旧文化，却并没有创造出新文化

第9章苏联和越南的威胁：1978-1979

外交一向是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核心工作。
毛泽东会见外国人时散发着帝王般的自信，谈论哲学、历史和文学，纵论天下大势。周恩来在国内外会见外宾时，则表现得博学而儒雅，他态度亲切，体贴入微，对客人照顾得十分周到。他既谈大事，也愿意讨论细节。
但是1920年他去法国时曾在新加坡停留过两天，这让他对新加坡在其後五十八年间所取得的进步大为惊叹，因为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仍在贫困中挣扎。邓小平当时尚未决定在中国实行什麽政策，但新加坡使他更加坚信中国需要进行根本性的变革。邓小平曾感慨道：「如果我只管上海，我也许能让它迅速改变面貌，可是我得管整个中国。」

第10章向日本开放：1978

邓小平於1978年10月19日抵达日本，当时他尚未成为中国头号领导人，但已被当作中国的代言人看待。邓小平在日本的行程安排得很满。作为一个对纪律严明深信不疑的前司令员，他对於东道主为其行程所作的精心安排，不可能不留下深刻印象。他们就像日本工厂里的质量控制工程师一样，对细节的关注无微不至。
邓小平对他的东道主说，他来日本有三个目的：一是互换和平友好条约的批准文件，二是向几十年来致力於改善中日关系的日本友人表达中方的感谢，三是像徐福一样来寻找「仙草」。日本人听後都笑了起来，因为他们都很熟悉徐福的故事。传说中，两千两百多年前秦始皇曾派他东渡扶桑，寻找能使人长生不老的仙草。邓小平又说，他所说的仙草，其实是指如何实现现代化的秘密。他说，他要来学习现代技术和管理。日本国会下院议长保利茂随後善意而风趣地说，最好的仙草就是良好的日中关系。
在参观日本的现代化工厂时，邓小平意识到好的技术需要有效的管理，而出色的管理又同整个国家的制度联系在一起。他表示有兴趣学习日本的经验，即它如何从二战时期的政府指令性封闭经济向1950年代以来更开放和有活力的经济转型。
日本广播公司（NHK）全程报道了邓小平参观工厂的经过，展示了一个精力充沛、观察力敏锐而又自信的邓小平。他充满好奇和热情，但并没有对他看到的日本新技术一味说奉承话。如果过於谦恭的话，他可能会受到「崇洋媚外」的指责，因此他得把握好分寸。在邓访日之後，中国的小学生被教导说，当记者问邓小平对新干线列车有什麽看法时，他给出了完美的回答：只是简单地说了一句「快，真快！」——他既承认外国技术的价值，又没有伤害中国人的自尊。

第11章向美国敞开大门：1978–1979

六个星期之後，邓小平和妻子卓琳、伍德科克和妻子莎朗以及邓小平的随行人员登上了飞往美国的波音707飞机。随行人员说，在这次长途飞行的大部分时间，邓小平处於清醒和警觉的状态，他既不阅读也不说话，只是沉思默想。从某种角度说，邓小平一定感到极其愉快，他不但成功地与美国建交，而且从个人角度来看，他在第三次被撤职後又重新成为中国的头号领导人，而且即将成为第一位作为美国国宾的中共领导人。
万斯在这份13页的备忘录中说，邓小平是一个「非凡人物——急躁、好胜、自信、坦率、直接、强硬、头脑精明」。
布热津斯基说，卡特要与中国恢复邦交时，遇到过美国国内亲台湾的游说团体的麻烦，他问邓小平是否在国内也有类似的麻烦。邓小平敏捷地答道：「我也有啊，台湾的1,700万中国人就反对。」
卡特对邓小平的描述是：「聪明、强硬、机智、坦率、勇敢、有风度、自信且友好。
邓小平访美对中国的作用，甚至比对美国的影响更大。邓小平的访问改变了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而在中国，他的访问使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未来观发生了一系列的巨变。邓小平访美使中国民众了解了现代生活方式，其作用甚至大於他对日本和东南亚的访问。中国电视上每天播出的新闻和邓小平访美期间制作的纪录片，展现了美国生活十分正面的形象——不仅是美国的工厂、交通和通讯，还有住着新式住宅、拥有各种现代家俱和穿着时髦的美国家庭。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被呈现给中国人，让他们趋之若鹜。

第12章组建领导班子：1979–1980

邓小平在黄山的住处也有记者在迎候，他对记者们说：「黄山这一课，证明我完全合格。」
北京一些政治嗅觉灵敏的干部认为，邓小平登黄山，就像毛泽东着名的游长江一样，他要让人们看到一个健康的领导人，准备在国内政坛上大干一场。不过，毛泽东1966年7月畅游长江，是针对当时人们担心73岁的主席的健康而刻意安排的，且被中国的宣传报道过度渲染，精明的读者很难相信，年迈的毛泽东能够像宣传中所说的那样创下游泳速度的世界纪录。而邓小平登黄山则被当作一件平常事来看待，它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他身体非常健康，要精力充沛地做一些事情。
比邓小平小十到二十岁的那一代人几乎都没有上过大学，但邓小平选定的高层政治领导是尊重教育并能在工作中自我教育的人。邓小平为他的班子选出了三个他认为适合、并相信有能力领导中国现代化的干部：胡耀邦（1915年生）、赵紫阳（1919年生）和万里（1916年生）。胡耀邦已证明他能领导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赵紫阳在四川开展了很有前途的企业重组试验。
万里对铁路秩序进行过成功的整顿。这三人又能提携那些了解中国在现代科技和工程领域所需的年轻干部，领导他们实行管理创新。

第13章邓小平的治国术

邓小平无法忍受令毛泽东感到陶醉的个人崇拜。与毛时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公共建筑里基本不摆放邓小平塑像，人们家中也几乎见不到悬挂他的画像。很少有歌颂他成就的歌曲和戏剧。他也从未担任过党的主席或总理。
如果说毛泽东像一个高居云端的皇帝，博通文史、签发诏令，那麽邓小平更像是一个总司令，审慎考察着自己的作战计划是否得到正确部署和落实。
邓小平的作息很有规律。他八点用早餐，九点到办公室。妻子卓琳和秘书王瑞林为他准备好要阅读的材料，包括大约15份报纸、从外国媒体翻译的参考资料、一大堆来自各部委和各省党委书记的报告、新华社搜集的内部报道以及送交他批准的文件草稿。为了解最新动向，邓小平主要依靠书记处和中共中央办公厅整理的情况汇总。邓小平阅读时不做笔记。文件在上午十点前送达他的办公室，他当天就会批覆。他不在办公室留下纸片，那里总是乾净整洁。
在上午三个小时的阅读时间里，邓小平很少会客，但中间他会花20到30分钟到院子里散步。在家用过午饭後，他一般会继续看材料，有时会让干部来家中见面。如有重要外宾来访，他会到人民大会堂的某个房间会见他们，有时也与他们一起用餐。
邓小平自早年起就享有一种声誉——他善於区分大事小事，将精力集中在能给中国带来最大变化的事情上：制定长期战略、评价可能决定长期目标成败的政策、争取下级干部和群众的支持、宣传能体现他想实行的政策的典型。在一些重要但复杂的领域，例如经济或科技领域，邓小平依靠其他人去思考战略，然後向他说明不同的选择，最後由他拍板。在另一些问题上，例如国防、与重要国家的关系和高层干部的选拔，邓小平会花更多时间摸清情况以便亲自制定战略。
邓小平晚年时尤其注意保存体力，而会见外人时，人们则看到他机警、活泼，甚至热烈。
邓小平的家人觉得他亲切宽厚、言谈风趣，但在家人之外，他不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同事和其他人都对他敬重有加，却不像对胡耀邦，或当年对周恩来那样爱戴他。他们知道，在紧要关头，邓小平会做他认为最有利於国家的事，而未必考虑这样做是否有利於自己的手下人。实际上，有些人觉得与周恩来和胡耀邦相比，邓小平待人就像对待工具，视其是否有用。邓小平16岁离开家乡後再没有回去过，他以此清楚地表明，他要报效的是整个国家，而不是任何地域、派别或朋友。与毛泽东不同，他既不心机复杂，也不怀恨报复，尽管也有极少的例外。下属认为他是一个严厉、急切、要求高但讲道理的监工，他们怀着敬畏与他保持距离。他是献身於事业的同志，不是可以违背组织需要的仗义朋友。毛泽东性情多变，而邓小平作为最高领导人则行为一贯、治国方式始终如一。
根据长远目标作出短期决策。邓小平在1978年成为头号领导人时已经70多岁了。他经历过无数变故，他领导的国家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他自然会对国力的盛衰持一种长远眼光。邓小平上台後，不必面对短期选举，因此他能着眼於长远目标，例如从1980年到2000年让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或在21世纪中叶使中国成为小康社会。他也能为香港和台湾提供回归之後实行一国两制、至少50年不变的政策。在考虑制定年度或五年计划时，邓小平也把它们放在长期目标的视野之内。
邓小平确实用很多时间分析自己的决定的潜在後果，但在重大问题上，他往往愿意在摸清全部事实之前就大胆推进。
他的「猫论」——「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就是一种很有创意的方式，它为减少毛泽东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赢得了广泛支持，它意味着干实事要比遵循某种意识形态更重要。如果他直接说「意识形态不重要」，将会引起极大争议，而他的「猫论」会让人听後付之一笑。
说到底，民主集中制要求每个人必须加入合唱，表态支持具体的政策。对於他们认为适当的政策，他们会给予认可，因为跟得不紧有可能吃亏。在邓小平看来，成功的领导人不仅要决定正确的长期战略方向，还应当知道如何去营造「气氛」，如何选准时机采取大胆的步骤，在干部群众都愿意支持时迅速采取行动。

第14章广东和福建的试验：1979–1984

习仲勳及其同事根据谷牧的建议提出，允许广东全省实行特殊政策，使其能够采取灵活措施，吸引生产出口商品所必需的外资、技术和管理方式。国家为工厂提供必要的土地、运输设备、电力和劳动力，提供外国人所需的饭店、餐厅、住房和其他设施。北京中央政府支持广东和福建两省，除了一般工作外，集中精力抓好广东的三个经济特区（毗邻香港的深圳，与澳门接壤的珠海和广东东北部沿海地区的汕头）和福建的一个经济特区（厦门）。
对於香港的工厂主来说，中国的开放可谓恰逢其时：由於香港劳动力短缺，工资和成本上升，他们已经开始在国际市场失去竞争力。而边境另一边低成本的劳动力，不但能够挽救香港服装厂、玩具厂和电子元件厂的厂主，还可以为他们提供广阔的机会。
在整个1980年代，广东的变化步调一直领先於全国其他地方，激励着中国各地的干部继续尝试现代化的新路径。邓小平很好地利用了广东，把它作为全国其他地方仿效的标杆。1992年邓小平退休前所作的最後一次政治姿态，也是回到广东，向人们作出保证：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的南大门将继续保持开放。

第15章经济调整和农村改革：1978–1982

邓的小儿子邓质方曾对一个美国熟人说：「我父亲认为戈巴卓夫是个傻瓜。」在邓小平看来，戈巴卓夫从政治体制改革入手，分明是误入歧途，因为「他将失去解决经济问题的权力。经济问题解决不了，人民会把他撤职的」。
和华国锋一样，邓小平内心里属於希望看到快速进步的建设派。他喜欢项目管理者，因为他们能在逆境中完成重大项目，让人看到切实的进步。对细致的计算没有多少耐心的邓小平认为，平衡派虽然必要，却很烦人。

第16章加快经济发展和开放：1982–1989

尽管邓小平避免与陈云公开闹翻，但在华国锋失势後，邓在政治斗争中已经不需要陈云的合作，因而他开始加大推动现代化和经济扩张的力度。有一次，邓小平含蓄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实际增长率与计划增长率相差那麽大，这是不是有用？陈云则回答说，生产超过计划目标没有问题。事实上，在陈云看来，制定比较低的目标而後超越，比制定高目标要好。因为下面的干部正干劲十足，如果目标定得太高，他们会冲劲过大，超过经济能够承受的限度。结果会造成供应短缺和通货膨胀，很快就会导致混乱，并使增长受阻。
1982年12月上海全国人大代表团去陈云在上海的冬季寓所看望他时，他用黄克诚的一个比喻来说明自己的观点：「〔经济〕就好比一只鸟，鸟不能揑在手里，揑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对於那些想使经济更加开放、更快增长的人来说，陈云这种「鸟笼经济学」成了阻碍市场发展的过时思维的象徵。
当时首当其冲的大问题是，如何在维持中国经济运行的同时，使它转向更加开放、更少管制的体制。世行报告建议中国要更加注重利用价格，从价格入手促进更有效的投资决策，推进更灵活的对外贸易。它还建议让国内人口更加自由地流动，使劳动力的使用变得更有效率。但是它也主张价格变动和其他改革都不宜操之过急。
应邓小平请求，1984年世行再度派出人员齐备的代表团前往中国，仍由林重庚带队。依据中方合作者、世行人员及相关顾问的研究，世行於1985年发布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对制定「七五」计划（1986年–1990年）起了重要作用。它的结论是，20年内翻两番的目标是可行的。这无疑让邓小平感到放心。报告认为，中国通过重点抓工业生产，或者通过促进包括服务业在内的各部门平衡发展，都有望实现这一目标。中国选择了以工业作为重点的道路。
邓小平的做法是步步推进，不搞「大爆炸」（big bang，亦称「休克疗法」）式的一步到位。俄罗斯在1991年後听从了某些经济学家的建议，以「大爆炸」的方式迅速开放市场。与之相反，邓小平根据世行推荐的专家建议，接受了突然开放市场将导致混乱的观点。很多把制度视为理所当然的西方经济学家所不理解的事，他却深谙其中的道理：要建立全国性的制度，并为之配备能够适应当地文化与环境的体制、规章、法律和训练有素的人员，这是一项费时而又至关重要的工作。中国缺少必要的经验、规章、精明的企业家或私人资本，不可能突然转向市场经济。

第17章一国两制：台湾、香港和西藏

邓小平经常说，他希望自己能活着看到香港回归，但是他在1997年2月19日去世，当时距中国恢复行使主权仅差几个月。如果他能活到1997年6月30日，他无疑会为自己在创立「一国两制」政策中所起的作用感到自豪。一国两制使香港重新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尽管它保留了另一种制度。邓小平也会同意钱其琛外长对那一天的描述：「主权交接仪式的一整天都在下雨，但是我相信普天下所有中国人都会觉得，这是为中国人洗刷耻辱的一场雨。」

第19章政治的潮起潮落

1980年8月18日，一位中国公民对中共干部作出了严词批评，堪称邓小平时代最辛辣、最全面的批评之一。他指责他们「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陈规，机构臃肿，人浮於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这位公民是谁？邓小平。他和毛泽东一样，也希望确保中共干部能一如既往地得到人民的支持。

第22章站稳脚跟：1989–1992

邓小平说，麻烦在於一些坏人混在学生和围观的群众中间，他们的最终目的是推翻共产党，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成为西方的附庸。邓小平问道：「以後我们怎麽办？我说，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
全会还正式批准了高层的人事变动。赵紫阳被免去一切职务，任命江泽民为党的总书记，宋平和李瑞环得到提拔，与江泽民、李鹏和乔石共同组成了政治局常委会。新的领导班子表示，要继续沿着邓小平及其同事开辟的道路前进。
邓小平还指示他的接班人如何应付西方仍在继续的制裁和可能的指责。他说：「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
在天安门悲剧之後的困难时期和苏联解体的时期，邓小平不断重复着一句口头禅：「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有所作为。

第23章邓小平时代的终曲——南巡：1992

在20世纪後几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的不断革命断送了它的许多英雄。邓小平本人就经历过三起三落，但他在晚年要比任何一位同侪更幸运，他们中间的很多人结局凄惨甚至是悲剧。1976年「四五」示威之後，毛泽东在生前最後几个月所面对的现实是，北京的老百姓抛弃了他的文化大革命和阶级斗争，他们更喜欢周恩来的四个现代化。周恩来在去世前知道自己仍然受到毛泽东和他为之奉献了一生的党的批评。刘少奇在「文革」中受到批判，因得不到适当治疗在软禁中死去。胡耀邦被无情罢免後，最後两年受到与他共过事的领导人的冷落。赵紫阳在监禁中去世，生前官方对他闭口不谈，只允许他接待寥寥几个经过选择的客人。华国锋靠边站後受到羞辱。叶帅愉快地退了休，在他所熟悉的家乡安享晚年，但他对北京的变化已不再感到很舒心。
邓小平曾说，他要让人们记住一个真实的他。他希望人们好好地记住他，但不想让人们像吹捧毛泽东那样为他大唱赞歌。毛主席自视为功高盖世的皇帝，邓小平则从不自视为「天子」。他只想让人们记住他是一个凡人，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邓小平最後一次公开露面是1994年春节。此後他的健康状况恶化，再也没有力气参加会议了。他於1997年2月19日午夜後去世，享年92岁，死因是帕金逊综合症和肺部感染。他要求自己的葬礼简单朴素。

第24章转型的中国

邓小平於1992年退出政治舞台时，完成了一项过去150年里中国所有领导人都没有完成的使命：他和他的同事找到了一条富民强国的道路。在达成这个目标的过程中，邓小平也引领了中国的根本转型，不论在它与世界的关系方面，还是它本身的治理结构和社会方面。在邓小平领导下出现的这种结构性转变，确实可以称为自两千多年前汉帝国形成以来，中国最根本的变化。
邓小平於1977年恢复的统一高考制度，并不是专门为选拔干部而设，而是一种为各行各业的大机构选拔最有才华的年轻人的制度。但是，所有被选为干部的人，都要首先在各级教育考试中证明自己。
有意思的是，邓小平时代开始的开放性的流动，与毛泽东那种为社会设置重重障碍的所谓革命相比，对社会结构产生了更加深远的革命性影响。从以农村为主的社会向以城市为主的社会的过渡以及共同的国家文化的传播，是中国自公元前221年统一以来发生的最根本的社会变化之一。
就像俗话所说，毛泽东时代是一切「向前看」，邓小平时代则是一切「向钱看」。
1991年8月，听到苏联领导人亚纳耶夫（Gennady Yanayev）对戈巴卓夫发动政变的消息後，王震给党中央发电报，提出中国应当表示支持亚纳耶夫的政变，邓小平回答说：「韬光养晦，绝不当头，有所作为。」在邓小平看来，中国不应插手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
从2010到2011年，经过几个月的争论——其中一些中国领导人主张更多采取攻势，这场讨论以赞成中国继续与各国保持和谐友好的关系而收场。人们无法预见中国未来的领导人将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假如邓小平还活着，他一定会说：中国绝不应当称霸，绝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应当与各国保持和睦关系，集中精力搞好国内的和平发展。

《李光耀观天下》

Sun, 05 Nov 2023 00:00:00 +0000

[新加坡] 李光耀著，《李光耀观天下》

中国：一个强大的中央

一个强大的中央

五千年来，中国人一直认为，只要中央政权是强大的，这个国家就安全。如果中央虚弱了，国家就会紊乱。一个强大的中央会带来一个和平繁荣的中国。每个中国人都这样认为，这是他们从根深蒂固的历史教训中吸取的基本原则。在短期内，人们不可能背离这一原则。这种心态比共产主义的历史要长，已存在数个世纪，甚至数千年了。
从“乌坎事件”可以得出两点结论：一是共产党能保持它的掌控地位，在党的支持下恢复秩序。二是共产党可以运用软硬两手控制局势。在态势还没有升级前，它可以派非常强大的国家安全机器制止动乱，将问题控制在萌芽状态。另一方面它支持村民反对腐败的地方官。那种认为共产党彻底腐败的想法是过于简单了。事实上，在整个抗议过程中，乌坎村民一直小心地在横幅上表明，他们支持共产党，反对腐败的地方官。
中共能控制腐败吗？党的最高领导人可以试图保持清廉。但他们无法控制地方上的腐败。腐败不会使这个制度垮台，但会阻碍它有效地运转。关系能决定升职或任命，还可以影响政策的执行，也使这个国家不可能得到最理想的发展。
问：中国的经济一直发展非常快，但在政治方面的变化却比较缓慢。
- 答：我认为，你必须从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中寻找答案。在中国历史上，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意味着一个和平的国家。一个软弱的中央意味着紊乱。在军阀时期就是这样。每个人都可以各行其是。因此，你不太可能看到他们会背离这个原则。
问：他们对新加坡政治制度的哪些方面感兴趣？
- 答：他们对我们的基层经常出席接见选民活动、居民委员会、人民协会等感兴趣。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了解基层的情况，并着手解决存在的问题。我想他们已下令实施了，至于能否真正实行，那是另一回事了。但他们已下令与基层保持接触，关照他们。但是，当你与开发商勾结，迫使农民放弃农田供开发用途，也不给他们合理的补偿时，又怎么能同我们的制度相提并论呢。

韬光养晦：不露锋芒，保持谦逊

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心胸宽广的人，用中国的话说是“大气”，与之相反的是“小气”，他绝不是胸襟狭隘。他考虑问题很有深度，不愿炫耀才华。他没有江泽民那样随和，也不像胡锦涛那样拘谨。他显得很庄重，这是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再考虑到他曾受过困苦磨难，1969年他作为一个年轻人被发配到陕西省的农村生活。他从不抱怨或发牢骚，努力工作，慢慢地证明自己。因此我将他列为纳尔逊•曼德拉一级的人物。
中国的官员越来越多地接触西方的教育，了解世界，并能说写流利的英语英文。从严格的字面意义上说，他们已不再是共产党人了，而是实用主义者，决心要塑造一个富裕发达、拥有先进技术的国家。
前四位最高领导人都留下了各自独特的印记。毛泽东留下的是不断革命，邓小平是改革开放，江泽民是巩固发展，胡锦涛是和谐社会，特别是减少贫富差距。习将留下什么遗产呢？
邓使中国进入了一个不同的轨道，他的功绩值得称颂。在他提出开放时，许多老一代领导人表示反对。但他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他不管这些人怎么说，坚持并实现了自己的主张。没有他，不可能发生这么大的转折，因为唯有他经历过长征，在资历上超过所有怀疑者。他虽然身材矮小，却是一位伟大的领导人。毋庸置疑，他是我所见过的印象最深的国际领导人。
现在很难预言习近平在掌政的10年中，会采取什么样的政策，会留下什么样的遗产。中国领导人在上台前绝不会宣布他今后的计划，他们情愿保持低调。中国正处在面临许多国内挑战的关键阶段，他希望集中精力处理这些问题。此外，许多方面还取决于他突然遇到的外部突发事件。当你面临未预料到的严峻问题时，再好的计划也会失败。然而，我相信他会沉着应对，不会惊慌失措。他是有影响力的，我相信他会得到党的支持。他的军方背景也有利于他对军队发挥影响力。
中国人知道，在这个地区他们是老大，随着其国力增强，中国可以期待邻国能更加尊重他们的利益。美国人在亚太地区保持显著的力量，以平衡中国，这符合包括东盟各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的利益，如果没有美国的制衡，亚洲小国就没有回旋的余地。当你有两棵树，而不是一棵树时，你可以选择在任何一棵树下遮阳。对美国来说，留在太平洋也是重要的，因为如果美国在这里失去了优势，在世界其他地区的优势也会失去。
在20年至30年内，双方的力量最终会对等，实现平衡。第一次平衡，中国将把美国人赶出12海里的界限，第二次平衡将把他们赶出中国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一旦他们能做到这样，他们就成为这个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了。
美中两国间会出现的最大危机是在台湾问题上。但是我认为，美国不会为了维护台湾的“独立”与中国交战，这得不偿失。你可以交战并赢得第一回合，但美国人是否准备打仗、打仗、再打仗？
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是否最终准备付出中国愿意付出的代价？请记住，没有一位中国领导人，如果台湾在他执政期间失去，会继续掌权。因此，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课题。即使中国在第一轮打输了，也会返回来打第二轮、第三轮、第四轮，不断地打，直至胜利，这对美国来说不值得。台湾方面即使现在还不明白，以后也会明白的。
我认为，这并不会使他感到得意洋洋，而到处耀武扬威。他是一个能缜密思考的人，懂得这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因此我对他的印象是，他将继续邓小平的不露锋芒、保持谦逊的原则，即韬光养晦。
（这种民调）是毫无意义的。如果你是一名台湾人，你是希望“独立”，还是保持现状，或者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台湾的未来能按你的想法确定吗？南部的台湾人绝对不希望与中国融合，他们将始终是这样。但是他们的观点能得到大家的赞同吗？台湾的前途不是根据台湾人民的意愿确定的，而是由台湾与大陆力量对比的现实，以及美国是否打算进行干预来确定的。这不是以民意调查来决定的，如通过了就要实现统一，大多数反对就否决。
中国不愿意让朝鲜被韩国呑并，这将会使韩国和美国的军队逼近鸭绿江。中国认为，这不符合他们的国家利益，他们将尽力维持现状。
我们发现，美国人多少还比较仁慈，他们不会逼迫你。他们确实希望大家都成为民主国家，但他们绝对不会迫使你接受。中国人不在乎你实行民主还是专制，他们只是希望你顺应他们的要求。这是完全不同的方式。他们不相信自己的政府模式能给你带来福音，让你接受。他们是从不同的角度考虑他们所能发挥的作用。

新中国：人民、社会、经济

中国面临更为迫切的问题是如何处理那些低效的国有企业。在这方面，中国面对的是个人激励这个根本问题。
问：由于非常迅速的经济转型，您认为中国正在出现什么问题？
- 答：我从两个方面看到了他们的脆弱。一是没有治理制度，个人不服从领导人。二是他们没有法治，是掌权的人在统治。因此每当领导人更换，就意味着高级领导人员的若干个层面或层级将发生变化。这是造成不安定的因素
我的意思是民主的基本原则和真正的考验是：你能否通过选举改换政府？仅此而已。他们曾研究我们是如何保持执政地位的，我们是赢了选票。当我们失去部分选票，我们不得不为下一轮做准备。我们也许会失去更多的席位，或者稳住席位，或者收复了那些席位。换句话说，你可以通过选票改换政府。哈罗德*拉斯基曾对这个问题做过一个经典的总结：你可以通过认可或者暴力进行革命。我认为他们不会通过选票进行革命，也不会靠选票解决问题。

美国：陷入困境但优势仍在

一个例子是，越南是最不乐于看见中国势力不断扩张的国家之一。邓小平为教训越南武装入侵柬埔寨，于1979年派兵攻打了越南北部。他在摧毁了几个城镇和村庄后撤兵，目的只为了对越南发出一个严厉的警告：“我可以直捣河内，将你占领。”越南人是不会忘记这个教训的。越南政府可能已在商讨的策略，是如何开始同美国建立长期的安全关系。

最终的较量

美国的成功在于它活力十足的经济，而这活力的来源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能力，不仅能以更少资源去实现同等的产出，还能不断创新，创造出很快被世界认为有用、可取的全新商品和服务。苹果手机、苹果平板电脑、微软、互联网——这些都是在美国而非其他地方创造的。与美国相比，中国有才华的人更多，可是他们为什么就没能有类似的发明？显然的，他们缺乏美国人所拥有的火花。而这点火花，意味着美国人能够不时想出可改变游戏规则的新发明，使这个国家又走在前沿。
美国是一个会吸引并留住人才的社会。它已经吸收了亚洲最优秀的人才。看看美国的银行和大学里的印度人数量，例如花旗银行的前首席执行官潘伟迪（Vikram Pandit)。一些新加坡人到美国深造后也选择留在那里。这就是为什么我更倾向于把奖学金得主送到英国留学，因为我肯定他们会回来。在英国，你不会想要留下，因为那里不欢迎你，而且那里的经济较没活力，就业机会较少。
美国竞争力的另一来源，是有许多遍布全国各地并相互竞争的卓越中心。东岸有波士顿、纽约、华盛顿；西岸有伯克利、旧金山；中部有芝加哥和得克萨斯。这些中心十分多元化并会互相挑战，不会墨守成规。德州人发现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后，身为德州人的前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就试图在休斯敦建立一个可挑战波士顿或纽约的中心。
每个中心都认为本身能媲美其他中心，它所需要的是资金和人才，而这些都是可以募集的。没有人会认为必须惟华盛顿或纽约马首是瞻。如果你有钱，就可以建立另一个中心。正因为如此，美国社会有一定的多元性，其竞争精神可以不断产生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新思路和新产品。中国采取的当然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套方式。中国人相信的是当中央强大时，中国就会繁荣。这里有一种必须合乎习惯的态度，要求每个人都遵从于一个单一中心，要求人们不可标新立异。在这方面，就连英国和法国也无法比拟美国。在法国，所有的聪明人都进了精英学府。在英国则是牛津与剑桥。这些国家相对小、密集，因此更为相同。

债务问题

美国教育的可能失败之处，正体现在这一群学生之中，它忽视了基础教育和技术教育。在一些公立学校，为数不多的政府拨款在金融危机期间进一步削减，至今仍未恢复。有人认为财政吃紧，意味着拨款可能永远无法完全恢复。
撇开空话不谈，美国人从根本上相信明天会更好。这说明他们为何会倾向于消费，借贷，再消费。中国人和日本人却总是认为随时可能发生地震或其他灾难，所以觉得有必要储蓄以未雨绸缪。我很佩服美国社会的乐观主义：他们乐于尝试的生活态度；认为只要有了相关资源，每一个问题都可以解决；以及什么东西都可以分解、分析和重新定义。但是我可能不会想永久居住在美国。如果我是个难民，如流亡加利福尼亚州的前南越总理阮高祺，我大概会选择去英国，那里的社会压力会小些。

我所认知的美国

在这方面，中国的外交政策方针更为明智。他们不认为改变别人的制度关他们的事。制度怎么样，他们就怎么样去应对，并尽量从中获取好处，而不把自己套牢。美国人的问题是，他们带着相信自己有能力改变制度的想法介入，结果是一次又一次证明他们错了，他们没有改变世界。他们可能可以改变斐济、瓦努阿图这些新兴且文明未深的社会，并且可以通过如基督教来征服它们。但是他们可以改变中国或印度吗？它们可是本身有古老传统的国家
问：罗纳德•里根呢？您过去对他相当推崇。
- 答：里根，对，我很尊敬他。他没有优秀的头脑，但处事合乎情理。他总是安排能人在身边，进而制定了良好的政策。他懂得如何挑选能人，让他们为他工作。

欧洲：衰退与分歧

欧元的根本问题是，如果财政尚未整合，就不可能实行货币一体化，尤其是当一个地区同时有德国与希腊这—种消费和节俭习惯如此迥异的国家。这样的不协调最终将破坏整个制度。因此，欧元注定会困难重重，灭亡早已存于其基因。
在美国，一种货币可以在50个州使用，是因为它有一个联邦储备局和一个财政部长。一个州一旦出现经济困难，中央可以通过对该州人民的社会支出以及展开政府项目，对它实行慷慨的财政转移。
当一群杂牌军尝试听命于同一个鼓手时，结果是什么？
这就是欧元区面临的情况：有些国家迅速发展，其他国家挣扎跟上。在经济上掉队的国家，即使政府税收减少，在选举压力下还是被迫保持甚至增加公共开支。
比较可能却不太理想的结局是欧元区解体，让各国回归本身的货币。对所有相关者来说，这将是痛苦和混乱的。假设你是个希腊人或葡萄牙人或西班牙人，而你以欧元借钱，现在你必须以欧元偿还贷款，但以什么汇率偿还呢？加盟前的旧利率？还是一些任意设定的新汇率？解体过程将是混乱而且代价高昂的。在解体之前，银行很可能面对挤兑的风险，谣言驱使一般民众由于担心积蓄在一夜之间可能被强制换成一种新的货币，而且币值可能大大不如欧元，进而促使他们涌向银行以欧元提取存款。
欧洲人如果想避免持续懒散，并恢复曾经闻名一时的活力和勤奋，就必须展开大刀阔斧并伴有痛苦的改革，简化其复杂的福利制度，放宽公司雇用和解雇员工的法规。
福利社会最坏的影响，不在于其僵化或难以为继的本质，而是它削弱人们努力奋斗的动力。如果社会保障体系设计成不管一个人努力工作还是悠闲过活都能得到同样的好处，那他为什么还要努力？他根本没有向前走的推动力。
欧洲人不如美国人那样欢迎移民，他们尚未成功地融合原有的移民。美国基本上是一个移民社会，所以更容易接受新来者；其清教徒先辈移民其实不过是约400年前才抵达的。许多移民攀上了美国社会顶层，如台湾出生的企业家、互联网公司雅虎的联合创办人杨致远。欧洲则是由古老成熟的国家组成，对自身的文学、文化和悠久历史深感自豪。
可惜，所有的迹象都指向欧洲不可能完全融合。欧洲国家迄今未能成功让单一货币行得通，要进一步发展到单一外交政策或单一军队的可能性更小。欧洲国家有各自可追溯到好多个世纪前的历史，每个国家对自身的传统深感自豪。尤有甚者，它们都想保留本身的语言，因为语言背后有着荣耀和文学。美国决定重新开始，而创建了新文学，但欧洲却无法这样做。尽管英语在其他国家已是第二语言，欧洲大陆国家永远也不会接受它作为唯一的工作语言。
如果英国留给我的新加坡是如法国或比利时那样的状况，我不确定我有能力将新加坡建设成今天的样子。英国人离开时不失风度，末任总督顾德将总统府主楼完好无缺地移交出来，一切都井然有序。他拉着我，为我一一介绍管家之后才离开。之后，他去了北婆罗洲一会儿，然后退休了。对于英国的制度及其有风度的离开，我们应该心怀感激。
问：欧洲移民不融入社会的问题之一是国内滋生恐怖主义。我们看到了这方面的一些例子……
- 答：不，这跟融合没有关系。他们就是恐怖分子。即使融入了，他们还是会成为恐怖分子，因为他们是通过互联网自我激进化的。

日本：走向平庸

日本眼前最严峻的挑战是人口问题。它的人口正在迅速老龄化，生育率也达不到人口替代水平。其他如经济停滞不前及政治领导班底虚弱等问题，相比之下是小巫见大巫。日本若不解决人口问题，前景将非常黯淡。
新加坡也面对低生育率问题，情况和日本的没什么不同。但这其中有一个关键的差别：新加坡引进移民，稍微减缓了这个问题，而日本却对接纳外国移民极为抗拒。由于保持种族纯洁性的观念是那么根深蒂固，日本人从未尝试公开讨论其他选择。无论是对日本公众还是政治精英而言，一个多元种族的日本都是无法想象的。
问：您曾经说过，当日本人到了绝境的时候，作为一个民族，就会有所反应。基于文化的影响，他们会奋起反击。您为何就不认为他们能克服人口问题？
- 答：你说的是他们对抗外人时的情况。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是在和自己人对抗。他们的女性和男性都得改变态度，才能提高生育率。但日本女性的生活方式已经改变，不再甘心只当父母、公公婆婆、丈夫和孩子的侍奉者。她们已群起反抗。
问：那么，日本人会紧握美国人的友谊之手？
- 答：这是他们最好的选择。但与此同时，他们仍会到中国投资，和中国人交朋友，从中获得一些商机。
问：您认为20年后的日美同盟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一本有趣又有料的科学书》

Fri, 20 Oct 2023 00:00:00 +0000

[中国] 大象公会编著，《一本有趣又有料的科学书》

每个国家的国旗上面的图案都具有特别的意义，而绝大多数的欧洲国家都采用三种颜色的旗帜作为自己国家的国旗，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从总体来看，欧洲国家的三色旗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三种颜色水平排列的和三种颜色竖直排列的，两类三色旗有着不同的起源。
把条纹水平排列的国旗多是“纹章传统色旗”，国旗的颜色通常取自王室徽章的颜色。纹章标记颜色放在上方，盾的颜色放在下方。这一类旗帜在中欧尤其常见，奥地利、德国、匈牙利、卢森堡、摩纳哥、波兰、圣马力诺、西班牙、乌克兰的国旗都来源于此。
把条纹竖直排列的国旗则带有明确的革命含义，它们诞生在法国大革命以后。法国国旗是最典型、影响也最大的三色国旗，蓝白红三色被称作“法兰西色”，象征“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但这三种颜色最初结合的时候与这种象征含义无关。
革命意义的国旗喜欢带上象征，传统的水平排列旗难免也跟风“与时俱进”。比如德国国旗，黑红金三色最初取自神圣罗马帝国徽章颜色，后来固定为德意志民族的传统色，今天则解释为：黑色代表勤勉与力量，红色象征国民热情，金色代表重视荣誉。
iPad 或者其他电子设备的显示器的确能造成视觉疲劳乃至诱发近视，但是这些负面效应同等地出现在纸张等传统媒体上，用纸张取代显示器没有可取的实践意义。只有避免长时间视物过近，经常参加户外活动，才是保护视力的真正方法。
在我们年少时，有许多个“第一次”：第一次学走路，第一次挨打，第一次见到小狗，第一次考试，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恋爱……每天还要学习新知识。随着年纪的增长，对这个世界更加熟悉，一个事件成为新异刺激的门槛越来越高，于是，日常生活中能激发我们新鲜感的东西变少了。
另外，步入职场后，大部分人从事的工作在或多或少地投入时间后，都会变得以重复劳动为主。因此，我们会觉得新异刺激频繁出现的童年时期过得很慢，而缺乏刺激的成年生活则相对过得很快。
麦克林托克将这一研究成果发表在《自然》杂志上，并指出影响女性生理周期的物质是信息素。自此以后，女性生理同步的现象就被科学家们称为“麦克林托克效应”。
截至2013年，因为众多实验都无法验证“麦克林托克效应”，一篇科学评论性文章总结称，所谓月经同步不过是一个错误说法。至此，可以认为科学界主流已经否认了“月经周期趋同”的存在。
持续进食者通常能够获得充足而稳定的食物来源，即便雨旱交替的东非大草原，草食动物们也能追逐水草以保证食物供应，所以为了抵御掠食者，以极高的速度长大，在体形上压倒对方就成了一种非常可行的方案。而且个头越大越好，不但要超过所有的潜在掠食者，还要超过自己的同类，争夺交配的优先权，这就形成了非常强烈的选择压力。突击掠食者则不然，它们没有必要对抗最大的猎物，量力而行即可。而且更大的体形意味着更大的食物需求和更大的运动负担，令捕猎收获的能量难以弥补消耗的能量，也就不得不选择更大的猎物，面对更大的狩猎风险，所以单纯的大体形对掠食者的进化优势非常有限，反而可能成为劣势。
经过不断的制冷循环，室内的温度越来越低，湿度也随之降低。干燥的室内环境和鼻腔，将使鼻病毒更容易扩散并接触上呼吸道黏膜；而使用空调需要关闭门窗，也让病毒更长时间滞留于室内，这都增加了人们在夏季接触鼻病毒的机会，尤其是在多人共用的办公室或起居室，危害更加明显。比起感冒，更大的威胁是空调内部的各种细菌。空调滤网和散热器湿润密闭的环境能保持许多细菌的活性，使它们安全休眠甚至生长繁殖。大量细菌经过送风系统扩散到整个室内后，人们感染呼吸道疾病甚至过敏的机会自然大大增加。
那么，现代汉语中正儿八经的“黄色”是如何变成色情、淫秽的代名词的呢？中国人民大学的黄兴涛、陈鹏在其发表在2010 年第 6 期《历史研究》上的《近代中国“黄色”词义变异考析》一文中做出了详细的论述。简而言之，这是来自美国的“黄色新闻”在近代中国历史语境中流传、变异的结果。
1928年7月16日，上海的灯泡制造商亚浦耳公司向上海社会局公用局呈文，建议规定220V和50Hz分别作为中国标准电压和标准频率。
母鸡也不例外，它们在产卵期选择固定地点每一两天进去下一个蛋，下满10个左右的时候就认为数量足够，停止产卵和进食，坐在上面连续抱窝。为了保持均匀的湿度和温度还会时不时地翻动鸡蛋，直到3个星期以后雏鸡孵化。所以母鸡的特别之处不在于每天下蛋，而在于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每天下蛋。这是为什么呢？
鸡是否开始抱窝主要由鸡蛋数量的视觉信号来调控，但在家养环境下，鸡蛋一旦产下就会被取走，母鸡迟迟得不到“一窝蛋”的视觉刺激，就会日复一日地继续产卵了。加上人类在漫长的驯化中不断选育产蛋效率高的品种，并且用高营养饲料和人工灯光延长鸡的产卵期，蛋鸡往往能以每月28颗的效率全年下蛋300颗以上。
火箭发射时使用倒计时，真正的作用在于确认火箭发射的时间零点。如果把从火箭固定上发射架到任务完成的整个任务过程，以时间轴为数轴的话，那么发射的时刻就可以作为数轴的零点，或被命名为 T0。T0 时刻对于轨道计算十分重要，当火箭发射时，T0 时刻就会自动传输到所有的测控站。
在规划完成后，负责火箭发射的所有部门就从 T0 倒推各项工序和部件的完结时间，并按各部门各自的归结时间继续前推。随后，火箭发射的各个部门在完成其任务时从数月、数周、数天开始不断归结，到发射前的数小时、一小时、半小时、一刻钟、五分钟、一分钟……直至指令员宣读 T0 之前的最后十个数，将全体工作人员的任务归结以最极端、最为具象的方式表现出来，这才是火箭发射倒计时的最完整体现。

《分析与思考》

Fri, 29 Sep 2023 00:00:00 +0000

[中国] 黄奇帆著，《分析与思考》（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35149551/）

降杠杆与风险化解

一关于宏观经济领域去杠杆
- 说到去杠杆，大家一般想到的是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还有降成本、补短板。“三去一降一补”，讲到的都是实体经济的东西。实际上去杠杆的重点在于宏观经济去杠杆，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目前的国民经济中的宏观经济杠杆率比较高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四个指标与世界各个国家相比，我们显得比较高或者说特别高。
二关于加强金融产品创新中的风险防范问题
- 金融的本质就是三句话：（1）为有钱人理财，为缺钱人融资；（2）金融企业的核心要义就在于信用、杠杆、风险三个环节，要把握好三个环节的度；（3）一切金融活动的目的是为实体经济服务。习近平总书记批评金融系统这段时间乱象横生，这个乱象主要发生在哪呢？主要发生在资管业务上、表外业务上、小银行的金融机构上，发生在这三类业务的金融产品创新上。
- 我们可以看到2016年初，宝能买万科股份的钱里面最底层的原始资产有70亿元万能险，这是它自己公告的，这70亿元去买每股十几块的万科股票，只能买几亿股，所以它嫌杠杆不够。它就把这70亿元放到两个基金里，跟两个私募基金合作，这就通过几个通道形成嵌套，以基金投资的名义，把这70亿元放银行，存一贷二，银行放贷200多亿元给他们，银行的200多亿元加上万能险的70亿元就280亿元了，280亿元买万科的股票，平均价格每股十六七块，买了十七八亿股，占18%，已经变成第一大股东，然后通过股权抵押融资融券变成450多亿元，占万科2000多亿元的近25%，就进一步跟万科提出董事会改组。这是第一个故事，情况就是这样。
- 这件事在法理上违反了几个法规。一是保险公司万能险占比70%以上是有问题的；二是多通道叠加嵌套形成高杠杆融资是穿透式违规行为；三是短期资金可以购买股票理财，但将万能险作为股权资本购买长期法人股权违反了国际资本市场规则。总之，这个案例从更深层提醒我们要加强监管，特别是跨领域的综合性监管；要加强法制建设，特别是对金融产品创新中的负面清单、法律制度的建设要加快、加大、加强。逻辑上讲，这件事把刚才说的六个要素，高息揽储、刚兑、资金池、错配、多通道叠加、多抽屉协议嵌套，六种杠杆工具统统都用上了，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跨领域、穿透式、高杠杆的投融资不规范的案例。
- 重庆要求的上面这五条约定他们都是遵守的，重庆的金融系统、政务系统没有任何违规，而重庆这五条都是符合中国银监会要求的。问题出在ABS发行上，蚂蚁金服把30多亿元资本金通过2.3倍的拆解融资形成了90多亿元网上小额贷款，又利用中国证监会一个金融工具ABS，一个贷款余额拿到证券市场交易所发ABS债券，90亿元进去可以发90亿元，那90亿元拿来以后又变成贷款，出去以后再发一次，这样循环了多少次呢？循环了40次。这就造成了30多亿元资本金发放3600多亿元网上小贷，形成了上百倍的高杠杆。这件事如果因其高杠杆“一刀切”停摆了，对于企业发展是严重冲击，而且证交所并没有设定ABS循环的次数，企业也没违规。事实上，常规的非网上的金融机构的贷款资产中ABS资金循环一次往往要半年到一年，一般循环三四次，底层的首次贷款已经两年时间，早就收回了。而网络贷款周转效率高，一笔债券融资，一到两周就循环了，这是老革命遇上新问题，传统ABS规则不适应网贷业务的问题。
- 一是网络贷款的ABS不应无限循环，可以约定转四次左右。二是贷款资本金通过银贷放大2.3倍不变，与ABS环节叠加杠杆比控制在10倍左右，30亿元资本金也就能放300多亿元贷款。三是蚂蚁金服在重庆的贷款公司资本金分三年从30多亿元增加到300亿元。
- 最后总结几句话。第一，全部金融的要义就是信用、杠杆、风险，不管宏观和微观都要管控风险，用足信用，合理杠杆。第二，要宏观上去杠杆和微观上去杠杆双管齐下。微观上去杠杆主要是在监管方面下功夫，主要是监管金融产品创新的风险杠杆管理，主要是把六种工具黏结剂和十八种常规金融牌照组合的时候，审查它们的杠杆率和各方面的问题。但是绝不阻止和取消金融产品创新，因为它本质上是要求在合理信用基础上把杠杆用足，然后创造新的产品方法灵活为实体经济服务，做得好是实体经济的助推剂；但做得不好就是鸡飞蛋打，需要我们引以为戒。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与实务

“三去一降一补”是当前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切入点和关键点，从长远来看，要着力从生产端入手改善供给结构，围绕具有重大潜在红利的供给侧问题，推动一批聚财型、生财型、资源优化配置型的改革事项。
美国《拜杜法案》规定，凡是使用政府科技或企业资本投入产生的成果，其获得的收益“一分为三”：三分之一归学校或公司，三分之一归研发团队，三分之一归负责转化成果的中小创新企业。
这个跟我国的不同在哪？以前计划经济的时候，一切专利归国家和集体所有；党的十五大后，成果发明人可以获得25%—50%的专利权；最近两年，进一步放开，成果发明人享有的股权可以达到50%甚至75%。政策的着力点主要是针对研发人员。仅仅这样，还是不够的。要知道，能搞出“0—1”的不一定搞得出“1—100”，设计发明人与科普转化者、生产工艺转化者、生产制造组织者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体系。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给了发明人50%、75%的股权，最后好像没看到太多的千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出来，因为他们所有的成果没有变成现实生产力，还是0。

互联网金融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原则、特征、路径和风险防范

从理论上说，五大现代信息科技在安全问题上存在“三元悖论”，即安全、廉价、便捷三者不可能同时存在。
从国际经验看，一般性互联网平台公司绝不敢随意染指金融业务，美国的Facebook、亚马逊、雅虎等平台公司都很大，股价市值可以达到数千亿、上万亿美元，但它们再大都不敢轻易染指金融业务。这至少与四个因素有关：其一，成熟的商人懂得术业专攻，懂得长期坚守自己，不断创新自己才能使自己炉火纯青，获得足够的行业地位，才有可能获得超额利润；其二，一般性的互联网商品销售平台，其底层技术的安全等级无法满足金融要求，要满足金融业务要求，必须投入巨额成本，这往往得不偿失；其三，美国对金融公司有非常严格的监管要求，一般性互联网公司从事金融业务，一旦发生风险，公司根本承担不起动辄数十亿美元的巨额罚款；其四，鉴于所有业务点的风险都可能迅速转化为金融风险，而金融风险反过来又会拖垮所有非金融业务，所以成熟商人绝不愿去冒这么大的风险。

货币的“锚”及发行制度分析

值得说明的是，“二战”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即“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双挂钩”制度，其实质也是一种“金本位”制度，而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也正式标志着美元放弃了以黄金为本位的货币制度，随之采取的是“主权信用货币制”。
与美国以金融市场为主导的金融体系不同，中国的金融体系是银行主导的。

未来十年我国房地产业发展的结构性趋势及房产企业运行和地方政府管控方式的转变

我的判断是今后十几年，中国每年的房地产新房的交易量不仅不会继续增长翻番，还会每年小比例地有所萎缩，或者零增长，或者负增长。十几年以后，每年房地产的新房销售交易量可能下降到10亿平方米以内，大体上减少40%的总量。
这个建设量、生产量主要体现在三个热点地方。一个是中心城市。所谓中心城市，除了省会城市之外也包括一些同等级别的区域性中心城市。
第二个就是大都市圈。超级大城市辐射会形成城市圈，城市圈里的那些中小城市会成为房地产发展热。
第三个热点地区是城市群。城市群里的大中型城市往往也会是今后十几年房地产开发的热点。
今后十几年，房价趋于稳定，既不会大涨，也不会大跌，房价的平均增长率将低于等于GDP的增长率。全国城市新开发房屋的平均交易价格1998年是每平方米2000元，2018年全国平均上涨到了8800元，大账上说的是翻了两番。
在这件事上，李嘉诚让我印象很深。他1993年在浦东搞了一个别墅小区世纪雅园，因为是自有资金，所以2000年造好以后也不急着卖，先租10年，到2010年，世纪雅园的房子已经从2000年的每平方米1万元变成7万元，他就把租赁合同到期的房子全部收回，然后他又去每平方米花了一万多元装修一下，统统按照每平方米8万元卖掉，立马全部卖光。500套别墅他赚了许多钱。
答／学／生／问
- 我们转变发展方式，如果看到今后十几年，房产发展的趋势总量是逐步在收缩的，那么政府就不能再那么依赖于房地产搞发展，政府本身就要主动地转轨，在制造业里面找税收，在新兴服务业中找效益。通过这样一个转轨过程，如果到了十年以后，房地产只占整个中国贷款资源的四分之一了，政府的财政中房地产只占15%了，这个时候，可能整个中国经济会更加的欣欣向荣。

美国搞贸易摩擦的五个谬论、六个错误和我们的应对

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有过一番评论，大概意思是说：“当今世界有个奇特的怪圈，发展中国家辛辛苦苦给发达国家打工，好不容易收入了美元，又将这些美元低利息地、上万亿美元地借给发达国家，买了发达国家的国债，而发达国家又将这些低息外汇，投资到发展中国家，赚取10%以上的高额回报。”这个论断被经济学界称为斯蒂格利茨怪圈。
答／学／生／问
- 长远看，打打停停、停停打打，今后十年二十年，会经常发生，这个是崛起的老二和守成的老大之间必然发生的一种现象。我相信，中国因为是一个和平的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用最负责任的大家互惠互利的方式来走。相信未来是好的，因为什么力量也阻挡不了中国的崛起。

近十年美国政府债务演变格局和风险含义

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表面上恢复很快，但是结构不好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在新增GDP占比中制造业一路走低，金融与房地产占比一路走高，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贫困人口占比从十年前9%上升到20%。

附录

《邓小平在上海提出的金融观点》记录了1992年2月邓小平同志视察上海时的指示。当时邓小平同志“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的论断在我的脑海里深深地扎下了根，后来成为我学习金融知识、处理金融事务的思想指引和动力源泉。

《大众的反叛》

Tue, 22 Aug 2023 00:00:00 +0000

[西班牙] 奥尔特加•加塞特著，《大众的反叛》

群体在智力和理性上总是低于个人，但在感情及其激起的行动上却要表现得比个人更好或更差。它固然常常是犯罪群体，但也常常是英雄主义群体，能创造出历史奇迹。
动员群众的手段主要有三种：一是断言，二是重复，三是传染。做出简洁有力的断言，不理睬任何推理和证据，是让某种观念进入群众头脑最可靠的办法。而且要不断地、尽可能措辞不变地重复这些断言，并使其传染开去，这样就形成某些流行意见，或者说形成一种支配性的舆论。
“大众人”有两个特点：一是由自由权利和工业技术的发展调动起来的各种生命欲望（常常只是物欲）的急剧增长；二是，他们由于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来的，也就不知道维持这种发展以及平衡需要怎样的智慧。
速度是由空间和时间构成的，它并不比其构成要素更有意义，但它可以使时间和空间归于无效，一种荒谬只有通过另一种荒谬来克服。
但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大幅度实质性扩张，最终并不在于它那越来越宽广的维度，而在于它包容了越来越多的事物。每一种事物——我们在最宽泛的意义上使用“事物”（things）一词——都是我们可以渴求、想望、使用、取消、遭遇、享受或抵制的，所有这些概念都意味着生命的活力（vital activities）。
在知识领域，他们现在发现了更多的“思维方法”（paths of ideation）、更多的问题、更多的资料、更多的学科、更多的视角。
我们的生活作为诸种可能性的复合体，是恢宏繁盛的，它优越于人类有史以来的其他一切时代。但是，恰恰由于它的范围过于宽广，故而它覆盖并溢出了传统遗留给我们的一切渠道、原则、规范与理想。它较以前所有的时代蕴涵了更多的生活，因而也就更加疑窦重重。它无法从过去获得坐标和方向 (1) ，所以，不得不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今天支配着公共生活——不论是政治的，还是非政治的——的大众人，究竟是什么样子？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也就是说，他们是如何产生的呢？
随着一个人对生活认识程度的加深，他会越来越领略到这一点：大多数的男人和女人，除了对强加在自己身上的外部压力做出本能式的反应之外，实在无法表现出更大的努力。所以，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很少能遇到几个能够自发而欢愉地做出努力的人，在芸芸众生中，他们犹如鹤立鸡群，卓尔不凡。这些少数人就是精英，唯有他们才称得上是贵族，也唯有他们的生活才是奋发有为的，而不是消极被动的；对他们来说，生活是一个持久的奋斗过程，是一种永无止境的磨炼。所谓磨炼就是苦行（Training=askesis），他们才是真正的苦行修道者。
我们还面临着智者与愚人的永恒划分：明智之士总是感到自己有沦为愚人的可能，所以他竭力逃避这种稍有疏忽就会降至的愚蠢，他的努力取决于他的智慧；而另一方面，愚顽之人则从不怀疑自己，他总是认为自己是最明智、最谨慎的人，所以他对自己的愚蠢安之若素、怡然自得。就像一些昆虫无法走出它们安居的洞穴一样，愚顽之人无法摆脱愚蠢，走出蒙昧状态，也没有什么办法迫使他们将其钝化的视觉与其他更为敏锐的视觉比照。
大众人一旦陷入了思维定式的泥淖之中就无力自拔，各种陈词滥调、先入之见、零敲碎打的思想、空洞无物的言辞，统统胡乱地堆积在他的大脑中；他还到处贩卖、兜售这些破烂，这种厚颜无耻的虚妄行径恐怕只能由他头脑简单、智力低下来解释。
它不在于平庸的人认为自己是不平凡的，是出类拔萃的；而在于平庸的人不但承认自己是平庸的，而且还宣称平庸是一种权利，并要求执行这种权利。
我们很容易被这样的想法所欺骗：生活在一个富足的世界中，远比生活在一个需要不断与匮乏做斗争的世界中更美好。这是一个幻觉，事实并非如此。
任何一种世袭贵族制都摆脱不了循环起落的永恒悲剧。也就是说，贵族的继承人将发现他所拥有的那些身份、地位以及生活条件，其中没有一样是他自己所创造或挣得的，因此，它们无法构成他个人生命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由继承得来的“贵族”名号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生活呢？是他自己的生活，还是另一个人，即他那高贵祖先的生活？两者都不是！他注定要扮演他人，因而也就既无法成为他人，也无法成为他自己。他的生活将不可避免地失去真实，转变为他人生活的一种纯粹象征或幻影。他被迫利用的那些庞大资源容不得他过自己的生活，把握自己的命运：他的生命在萎缩、衰退。一切的生活都意味着为实现自我而奋斗、努力。（All life is the struggle, the effort to be itself.）
一个人在实现自我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那些艰难困苦，恰恰唤醒并激发了他的活力与才能：倘若没有他的躯体承载在他的身上，他将寸步难行；倘若没有空气负压着他，他就会感到自己的身体仿佛悬浮在真空中，飘来荡去，游移不定，缺乏根基。同样的道理，对那些继承的“贵族”来说，他的整个存在、他的个性将由于缺乏实际的运用和必要的努力，而变得暧昧、模糊。其结果就造成了“我们古老贵族”所特有的愚蠢，这种愚蠢与众不同，严格说来，它内在的悲剧性机制至今尚未被描述，而正是这种悲剧性机制导致一切世袭贵族制都要走向无可挽回的没落。
只有当其可利用的资源与其所面临的难题达到一种平衡时，人类的生活才会形成与拓展；不仅在物质层面是这样，而且在精神层面也是如此。譬如，以人类物质生存中一个非常具体的方面为例：我们或许会想到人类最初得以繁衍生息的地方，恰恰就是我们这个星球上炎热季节与酷寒季节交替互补的地区。
实验科学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那些资质异常平庸，甚至连平庸都算不上的人所做的工作。换言之，现代科学——我们当代文明的根基与象征——为那些智力平庸的人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使他们能够在这里富有成效地工作。这种情况得以发生的原因在于机械化，机械化主导着新的科学和文明，并成为它的象征。然而，机械化却既是新科学和文明的最大福祉，同时也是新科学和文明的最大威胁。在物理学和生物学中，必定有相当数量的工作属于机械性的心智活动，这些工作几乎是任何人都可以完成的。由于无穷无尽的研究工作可以通过把科学分为若干个小的部门来进行，所以，科学家可以只关注其中的某一个部门而忽略其他的部门。方法上的可靠性和精确性允许了这种暂时的但却非常实用的知识脱节，运用这些方法进行工作就仿佛是在使用一台机器，纵使操作这台机器的人对它的意义与工作基础不甚了了，也可以取得极为丰富的成果。因此，大多数科学家一方面促成了科学的普遍进步，另一方面又把自己封闭在实验室的狭小空间内，犹如蜂房中劳作的蜜蜂与转动烤肉叉的转叉犬。所有这一切造就了一类异常怪异的人。就像自然界某一项新事实的发现者那样，他必然会从中体验到一种权力感和自我肯定感，并多少有些道理地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有知识的人”。
文明使他变成了专门人才，结果把他禁锢在自己的局限性之中，并且使他对此颇为满足；但正是这种对自己的价值及其重要性的自我肯定，同时也诱导他僭越自己的专业，妄图支配一切。
最糟糕的是，这些为科学而劳作的工蜂甚至不能保证科学的真正进步，因为科学需要对自己的发展不时做出必要的调整，不断进行重新组合；正如我已经指出的，这需要统一化的努力，但这种努力现在变得越来越困难，因为它涉及日渐拓宽的知识领域。
大众生来就是被指导、被影响、被代表、被组织的——甚至可以说就是为了不再成为大众，或者至少说以这种可能性为目标。但它来到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单靠自己就可以做任何事情的，它需要把自己的生活托付给一个更高的权威，也就是少数精英。至于谁是杰出的精英这个问题，或许可以没完没了地争论下去，但不管他们是什么人，若没有了精英，人类将丧失其本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尽管欧洲对这个问题采取鸵鸟政策已经有一个世纪了，它以为把头埋到翅膀底下就可以避开这个显白的真理，实在是自欺欺人。
由恺撒和克劳狄一手缔造的罗马帝国，毫无疑问是一架值得钦佩的机器，单单作为一个人造物来看，它比贵族世家所建立的古老共和国不知要高超多少；但历史是惊人的巧合，就在它的发展臻于巅峰的时候，社会实体随即开始解散。
不过，这一设想确实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大概的轮廓、一种观念或者说观念系统。通过这种办法，我们观察事实就像领航员借助象限仪（quadrant）一样，只能获得一个近似的印象。但这正是科学方法之所在，更准确地说，这也是整个知识之所在。
每一个概念，无论是最普通的概念还是最具技术性的概念，都有其反讽的支架，就好像切割得方方正正的钻石需要放置在金制的底座上一样。概念向我们传递的信息是极为严肃的：“这是A，那是B。”但这种严肃却是别人在和你开玩笑时装出来的那种严肃，那种紧咬着嘴唇才勉强保持住的严肃，一旦忍不住时，他就会开怀大笑。实际上，概念同和你开玩笑的人一样，都清楚地知道，事情并不那么简单，A不仅仅是A，B也不仅仅是B。
构成人类生活的现实世界实在是太浩瀚、太纷繁复杂了，以至于人们不得不借助概念来澄清自己在现实世界中的位置。生活就是一场与世界上各种事物的搏斗，以维护自己的存在，而概念就是我们为了回击进攻而制订的战略计划。
人的一生，就其本质而言，注定要奉献于某些事物：从事一项荣耀或卑微的事业；接受一种显赫或平凡的命运。我们所面临的境遇是陌生而又冷酷无情的，但它却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存息息相关。一方面，活着就是要求每一个人为自己做分内的事情；另一方面，如果我的生活只属于我自己，只关乎我自己，而不是在我的引导之下有所追求，那么，生活将会变得支离破碎，缺乏必要的张力和外在形式。
就我个人的观点而言，在欧洲的巨大潜能与其得以发挥的政治组织形式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失衡，正是这种不均衡导致了这一时期欧洲人的萎缩感、挫折感和无力感，欧洲的活力必然由此受到沉重的压制。
不管我们愿意与否，人类的生活总是始终如一地关注着未来。在当前的任何一个时刻，我们都会关注继之而来的下一个时刻。因此，生活永远是一种无休止的、绵延不绝的作为（doing）。而所有的作为无非就是要让属于未来的事物得以实现，即使当我们沉浸在对过去的回忆之中时也是如此。我们在当前这个时刻唤起的记忆就是要对接下来的时刻中出现的事物产生影响，甚至可以说，这是我们回顾过去时的唯一乐趣。这种适度但隐秘的乐趣在转眼之间就会由一种值得向往的愿望变成现实，因此，我们对过去的回忆实际上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可以断言，任何事物除非它能指向未来，否则它对人类就没有任何意义。

《九十九种垃圾加一记妙想》

Tue, 08 Aug 2023 00:00:00 +0000

[英] 特雷弗·诺顿著，《九十九种垃圾加一记妙想》

发明家的成就，应该归功于他们的智慧和顽强，或者，是他们的运气，还有“借鉴”并采纳其他发明家成果的眼光。
罗马人在英国建造了上好的马路，然而罗马灭亡之后，它们就一直荒废了。1767年，詹姆斯·瓦特骑在马背上从格拉斯哥前往伦敦，因为道路不平，马车无法行驶。到了19世纪初，终于有人想到了改良英国的道路，这都要多亏托马斯·特尔福德，他是苏格兰牧羊人的儿子，后来被称为“铺路的巨人”。到1784年，他已经铺设了1600公里道路，建造了1200座桥梁，包括威尔士的梅奈吊桥。
得益于一次意外的沥青溢出事故，埃德加·胡利想到了将沥青与碎石混合以制造坚固路面的方法，他将这样铺就的路称为柏油路面，并用“塔马克”的商标推广。
潜艇设计的先驱们遇到了两个难题：第一，他们没有在水下推进潜艇的有效手段，因为引擎会释放出有毒气体；第二，潜艇无法在水下击中远处的敌人。先进的霍兰潜艇一举解决了这两个难题：第一，它使用的是没有污染的电动马达，马达由60节电池驱动，它们都在潜艇浮出水面时由内燃机充电；第二，它还携带了5枚鱼雷。
海蒂和乔治意识到，无线电发报机和接收机需要同步调整，使得发出的信号能够从一个波长变成另一个，而接收机也要同时调到那个波长。在拦截者看来，这种变化是随机发生的，根本无法干预。
10.安全第一
如果说一知半解是危险的，那么又到哪里去找那个全知全能、脱离危险的人呢？
重力是无情的，早期的飞机往往着陆以后就再也飞不起来。它们的强度仅相当于火柴棍搭成的模型，飞行员得不到保护，根本无法安全回到地面。轻飘飘地降落到地面是一个古老的梦想。
有人对碰撞中死难的司机做了伤口的解剖检验，结果发现一根腰带仍然是不够的。在腰带之外再加一根肩带，就能确保压力被胯部和肩部吸收，而这两处都是身体上较为强韧的部位。1959年，沃尔沃的技术员尼尔斯·布林发明了我们今天所使用的腰带和斜向肩带。
11.看见光
炼金术士发现，在琥珀上摩擦毛皮之后，琥珀就能吸起小片的羊皮纸，就像磁铁会吸附铁屑一样。摩擦会产生所谓的“静电”，就是这股能量使你在梳头的时候头发直立，或者在触摸车门的时候遭受电击——那是你自己在释放静电，不是轿车。伊丽莎白一世的御医威廉·吉尔伯特将这种吸引力命名为“electrica”，根据的是希腊语中表示琥珀的“electron”。
科学家一旦掌握了电流，许多发明家就开始设法改善人工照明了。数千年来，世界都是由蜡烛和黑漆漆的小油灯照亮的。早期的街灯只放一根蜡烛，每天都要更换。当年布鲁内尔的工人在巴斯附近挖掘3.2公里长的鲍克斯隧道，每天都要使用143000根蜡烛，一直持续了两年半。
这两个人的性格可谓天差地远。爱迪生不修边幅，研究的时候喜欢逐一尝试，直到成功。特斯拉则仪表整洁，长于思考。他有着过目不忘的本领，能够想象出一部感应电动机，并在脑海中排除一切故障，最后制造出一部无懈可击的机器。
1893年，威斯汀豪斯申办了芝加哥世界博览会的照明工程，报价只有爱迪生的一半。他用10万只灯泡呈现了一场美轮美奂的表演，一举证明了交流电才是代表未来的技术。在那之后，爱迪生只能让步，并在威斯汀豪斯的授权下用起了交流电。虽然这一役打了败仗，但爱迪生的事业依旧欣欣向荣。他一生申报了近1100项专利，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发明家。他赢得过好几项荣誉，却拒绝了诺贝尔奖，因为他事先听说特斯拉将和他一起领奖。一家报纸的民调将他评为当时最伟大的美国人。当他逝世，全美的电灯都熄灭1分钟致哀。
特斯拉总共申请了100多项专利，包括荧光灯管和垂直起降飞机。虽然全世界都是由他发明的系统照亮的，但是今天除了物理学家之外，已经没有人再记得他了。在他死后的第16年，科学界将电磁感应强度的正式单位确定为“特斯拉”。
13.电线传音
贝尔在麻省理工学院见到了声波记振仪，这种装置利用一块金属板上的碳粉表现人声的波形。他意识到，要传送说话的声音，就必须对声波加以调制，使之与人类的嗓音相配。约翰·赖斯等人已经用开/关电流制造了一个数字信号，而实际需要的却是一个连续调制电流，也就是一个模拟信号。
阿尔蒙·斯特罗格是美国堪萨斯的一位殡仪馆老板，他信不过接线员，认为她们把客人打给自己的电话都接到了竞争对手那里。偏执驱使他发明了一种“没有姑娘，不说坏话，不会出错，也不必等候”的电话。他不是机械师，却根据自己的设想制作了一台机器，它由几根大头针、一支铅笔和一只放假领子的圆形盒子构成。信不信由你：这东西实际上就是一台自动电话交换机。在制作完成的自动交换机上，你只要依照正确的顺序按键，它就会发出几个脉冲，通知一只鼓转动一定的角度，由此接上正确的线路。电话公司一旦改用了自动交换机，接线员就成了冗员，只有在客户打长途电话的时候才用得上了。
更大的难题是铺设横跨大西洋的电话线，它也因此是在很久之后才实现的。这次照例有人质疑，说海水的压力肯定会挤压电缆，把通话者的声音压成老鼠的吱吱尖叫。但实际的问题是信号会随着距离而衰减。因为这个，第一条横跨大西洋的电话电缆直到1956年才铺设完成。它一共动用了50个放大器才把信号传送过去。即便到了这时，一根电缆一次也只能负载一场通话，一个3分钟的越洋长途就要花掉当时每周平均工资的2倍。
14.在波峰上
虽然源于军事，但雷达技术已经潜入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没有雷达，机场连目前流量的一小部分都无法应付，撞机事故也将频频发生，因为现在的机场都是靠雷达波束线将飞机引上跑道，并给准备着陆的飞机排列次序的。轮船也是依靠雷达扫描避免相撞的。
1950年，斯宾塞为第一台微波炉申请了专利，它有近2米高，售价3000美元。
15.在时间中留影
随着羊皮纸、莎草纸和木浆纸取代了石板，图书管理员和读者的负担也减轻了。他们将芦苇和羽毛浸入栎瘿制成的墨水中书写，但这是一件缓慢的工作
在留声机发明之前，无线电广播的节目，包括比赛在内，都是现场直播的。BBC意识到有了录音技术就可以把节目复制下来，并传送到不同时区的国家播放了。不过他们采用的金属磁带系统可把技术员们吓坏了：这种磁带如剃刀一般锋利，而且运转极快，一旦发生断裂，它就会像空中断头台一般在房间里上下翻飞。在美国，多亏平·克劳斯贝坚持提前录制广播节目，用磁带录音成了电台和录音室的标准做法。磁带录音的好处在于录制的素材可以编辑和擦除，这对于某些现代音乐来说可真不是一件坏事。
1961年，荷兰的飞利浦公司发明了磁带较窄的迷你卡带。他们破天荒地允许其他公司使用这项专利，目的就是要使迷你卡带成为行业标准。直到1967年，索尼的“微缩式”磁带录音机依然有沉甸甸的18磅（8公斤）重。但是12年后，他们就生产出了玲珑小巧的随身听，那一副耳机，使得多少人变成了人行道上的僵尸和心不在焉的慢跑者。
照相是感光物质的化学反应，史上的第一台照相机使用的是一种出人意料的化学物质。1816年，法国化学家尼塞福尔·涅普斯用薰衣草油稀释了沥青漆，将它涂在一块白镴板上，然后在阳光下暴晒了8个小时。他接着将柔软的沥青洗掉，留下变硬的化合物，那显示了他书房窗口外面的风景。他的这幅“太阳摄影”昏暗而粗糙，但里面还是能依稀分辨出几片房顶和一株遥远的树木。他记录下了一个时刻，并为后世储存了下来。
1871年，另一个英国人理查德·麦道克斯博士把胶棉换成了明胶，这种胶体在干燥时变硬，在遇水时膨胀，使显影剂能接触到里面的银。这种“干版”法比处理湿润的负片方便得多，因而成为行业标准，同样成为标准的还有福克斯·塔尔博特的溴化银印相纸。
数码的未来是难以想象的。谁会想到在2013年，伊利诺伊州的几位研究者会发明一部可溶解相机？是的，一部可以溶解的相机，它已经作为间谍装备推向了市场。
一台电影摄影机只需要快速地拍摄图像，而对于一台电影放映机来说就有更高的要求了。如果胶片持续不断地跑过放映机，图像就会变得一片模糊。要让每一帧都被看到，胶片就必须在快门打开时在镜头后面驻留片刻。这就是电影的悖论：要让画面流动，胶片必须定格。每一幅画面必须在人的眼前呈现一段时间，这样人脑才能感觉到流畅的动态。
16.猫须接收器
平均而言，每天观看6小时电视的人比完全不看电视的人要早死5年。说来也怪：我们在耗费大段生命观看电视的同时，自己也在电视上被别人观看着。闭路电视的普及使人想起了乔治·奥威尔笔下人人受到监视的情节。
20.内部消息
X射线之后最重大的进展是计算机辅助断层摄影，也就是操纵X射线扫过身体，在不流一滴血的情况下绘制出体内组织或器官的横截面影像。这样拍摄的一张张“切片”可以在屏幕上分开观看，也可以由计算机组合成三维模型。
这项技术的发明人是高弗雷·豪斯费尔德，他当时正供职于电力及音乐集团，也就是EMI。20世纪60年代末，EMI凭借披头士乐队的唱片积累了巨大财富，并将触须伸向了高科技的医疗器械领域。豪斯费尔德的CAT（计算机轴向断层摄影术）扫描仪能够展现人体内部的非凡细节。它拍摄到的信息实在太多，以至于需要专门编写计算机程序，使之根据既有的知识猜测扫描结果，并根据新取得的信息不断修改。今天，这个巧妙的程序已经得到了广泛应用，专门处理大量数据。
25.数字骚动
人类之所以使用十进制，大概是因为我们有10个手指，但是打孔卡片据以工作的体系却只有两个答案——“是”或者“否”。这也是你的电脑所使用的二进制。

《在工作中，看到中国》

Mon, 17 Jul 2023 00:00:00 +0000

[中国] 网易人间，《在工作中，看到中国》

这是一个工作在不断侵蚀、挤压生活的时代，工作有时就像一个莫比乌斯环，人置身事外，又身处其中，工作和生活的边界似乎越发模糊，天枰两端似乎再难维持平衡。
2021年，中国股市开始复苏，大量资金涌入股票型基金，造就了“公募基金大年”。这些新入市的投资者以90后为主，大多并未经历过国内股市的高潮与低谷，他们看着身边一个个朋友晒出的盈利被诱惑入市，却不知在山崩之时有多少人能够平安离场。
“华尔街中无新事，因为投机像山一样古老，今天在市场中发生的事，过去早已发生过，未来也必将再次发生。”
回头想想，每个跑车的都像吉普赛人，去哪里是货源决定，在哪里都是外地人。每个人都想从半挂车微薄的利润中获取一点，也从不会有人想与下一秒就离开的半挂车们去建立哪怕是一丝一毫的情感。
但即便如此，依旧有无数人，一直奔波在路上。
听盛老师上课，确实是一种享受。教材里什么地方该重点讲，什么地方该略讲，什么地方该整合起来讲，用什么形式去讲，不同的老师有不同的处理方式。而盛老师总能挠着“痒处”，众口难调却能使宾客尽欢，这可是天大的本事。
遇到需要讨论的问题，就临时拉个群；有单独的话题，就再拉个群，为了搞清楚究竟遇到了什么问题，时常得前前后后翻上几十页。
没多久，我的微信和钉钉群就达到了60多个，好多甚至都是同一拨人。生活从此成功地与工作完全融为一体了。加班到晚上八九点，回到家也离不开手机——晚上九十点还有老板或其他部门的同事在群中发声，不回自然是不合适的。绝大多数时候，也并没有什么实际问题需要解决，身心却时时刻刻处在待命状态，让人着实有些疲惫。
不同类型的公司背后隐藏着不同的企业文化。而这些所谓的文化，看起来虚幻，实际上却触手可及，譬如你晚上愿不愿意依旧保持在线状态，或者能不能习惯自己20页的专业分析建议，仅仅因为某个领导的一句话就变成废纸一张……而这些，说到底只基于我们的选择而已。
决定去适应还是退出，这无关能力，只是价值选择。问题是，意义和选择，从来没有人能替你去做。人到中年，除了承受着生存压力，还要找到生活和工作的意义。是我们确实要求得太多了？还是在这个阶段注定要承受一些人生重量？我也没有答案。

《盛世的崩塌》

Tue, 11 Jul 2023 00:00:00 +0000

[中国] 郭建龙，《盛世的崩塌》

在所有王朝中，最在乎人命、极力避免内斗和滥杀的王朝恰恰是宋朝，而汉、唐两朝偏偏是杀伐之气最重、内斗最激烈的朝代。这里不去说汉朝的情况，仅以唐朝为例。
唐代和宋代的区别在于，宋代正是吸取了前朝的教训，制定了严格的权力制约体系来限制某个人拥有过大的武力，使得没有人能够轻易威胁别人的生命安全。这种制约体系在很长时间内是非常成功的。久而久之，宋代就形成了这样的皇家和官僚传统：权力斗争以不威胁政敌的生命为底线，大多数时候以将对手罢官或者流放为目的。这种对生命的尊重造就了中国文治的最高峰。
但谁也没有想到，这位名声赫赫的皇帝到了晚年却差点儿因一个小国栽了跟头，明君形象险些毁于一旦。这个小国就是当年坑苦了隋炀帝和隋朝的高句丽。
唐代查不清户籍和土地造成了两方面的结果。一个结果是，由于政府查不清，反而骚扰更少，征税机器的低效让民间经济受到了保护，促成了贞观之治。但坏处则是，由于政府找不到足够的土地和人口来缴税，唐代的税收一直不够用。
唐代皇帝解决政府财政的思路是这样的：既然政府的正规税收总是收不上来，或者收不够，那么，不如把每一个衙门都变成一个自我经营式的企业，皇帝拨给每个衙门一些土地，再给他们一些现钱，让这些官府依靠经营土地和发放贷款获得收入，再利用这些收入来养活官员和维持政府运转。这样，实际上唐代的每一个政府机构都是一个可以赚钱的企业
王忠嗣的死亡，表明一个边将在功高震主之时，哪怕他表现得再忠勇，依然无法获得整个官僚系统的信任。但是，他的冤枉又是众所周知的。在他遭难前后，部下李光弼曾经劝说他随波逐流，不能只考虑国家利益而忘了自己的生死。下狱后，接替他的名将哥舒翰又以死相保。这表明在这个系统中的人们都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但仍然无法阻止皇帝对王忠嗣的打压。
事实上，他们两人都处于唐代的一张大网中，这张网决定了没有人能够获得足够的安全感，他们的生命都受到对方的威胁，除了杀死对方，没有解决办法。

《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

Sat, 24 Jun 2023 00:00:00 +0000

[中国] 李怀印著，《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

尽管如此，在整个非西方世界，中国是少数几个在帝国主义冲击下得以幸存的国家（其他几个这样的国家包括日本、暹罗／泰国、波斯／伊朗以及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更令人称奇的是，晚清中国不仅幸免于列强的征服，而且开始向主权国家全面转型，且一直将自己的边疆（包括蒙古、新疆和西藏等）大体保存完好。
中国到底有何凭借，使其能够抵抗帝国主义的冲击，保持领土的大体完整？晚清中国当然算不上是非西方世界在卷入世界国家体系之后最为成功的国家，尤其是跟邻近的日本相比的话。不过1949年之前和之后流行于中国的民族主义历史书写只突出晚清以来的“百年屈辱”，远不足以全面概括中国在这一个世纪所经历的突破和坎坷。
中国从1640年代至1940年代长达三个世纪的国家转型过程，产生了这样一个政治实体，它不仅地域辽阔，而且就权力结构而言也很坚固。既“大”且“强”，亦即超大规模的领土和人口，与一个高度强势的政府体制之间独一无二的结合，乃是今日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最大特征。
中国和其他非西方国家的区别之处，在于其兼具幅员辽阔的国土和强大的行政力量。
这里的一个终极问题是，今天的中国是否为一具有历史合法性的“民族国家”？作为一个现代国家，中国为何具有如此超大的规模，且具有如此强固的组织结构？今后的中国国家是否能够维持“既大且强”的格局？进而言之，中国的国家转型过程至今有没有结束？
中国的国家转型是一个连贯的历史过程，包含如下三个关键环节。
- 其一，将中国由明朝所代表的以汉人为主体的原初型族群国家，经过清朝至1750年代为止的军事征讨和行政整合，再造为一个多族群的疆域国家。
- 其二，再将中国由一个自居于周边各国之上的疆域国家，重构为一个近代主权国家。国家重建的关键，是通过变法自强，融入世界范围的国家体系
- 其三，将中国由一个军事上和行政上非集中化的国家，经过重建和整合，改造为一个高度集权、统一的现代国家。
地缘、财政、认同
以下三个因素是理解国家重建过程之关键所在：
- 一是地缘政治环境。在此环境中，国家针对来自国内、国外的挑战和机会，制定相应的战略优先目标，而这些目标又进一步决定了国家对各种资源的需求程度。
- 二是财政军事实力。它取决于经济规模的大小，经济资源在多大程度上可供国家抽取，以及国家通过税收、借贷、征用、动员或其他手段将资源转化成真正的财政收入和军事实力的能力。
- 三是政治认同。它决定了国家对所掌握的资源进行再分配和加以使用的有效程度。
世界历史上各帝国的建立，其驱动力均来自宗教诉求或来自统治者对土地、人口和财富的贪得无厌，而不是出于自身防卫的需要。清朝正好相反；它之所以将外蒙古、新疆和西藏等地变成自己的边疆，并不是因为对这些地方的财富感兴趣，更不是为了传播宗教，而是由于这些边疆在地缘战略上的重要性。清朝仅仅是在其防卫受到来自外部（主要是准噶尔部落）的威胁之后，才发动一系列征讨，导致边疆的扩大。也正因为如此，清朝治理边疆的目标，并不是要那里提供贡赋或税款，以增加自身的税收，而是要确保边疆的稳定，使之对其核心地带和核心利益起到保障作用。
中国道路的独特性中国迈向现代民族国家的道路，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可归诸前近代和近代的三项历史遗产。
- 首先是汉族人口的巨大规模和同质性。此一人群所共享的文化、族群以及疆土的归属感，带来了华夏文明之异乎寻常的生命力及强大的向心力，并驱动历代的军事竞争者致力于结束分裂、混战的局面，建立大一统国家。
- 第二项遗产是清代国家的边疆建设。如前所述，清朝之所以把有效治理范围扩展至外蒙、新疆和西藏，并不是觊觎其财富或者出于宗教原因，而是为了捍卫其地缘战略上的核心利益。它在治理边疆上所采取的实用主义策略，培育了边疆地区的世俗和宗教领袖对朝廷的忠诚，或者至少是使他们为了自身特权和地位合法而不得不仰赖朝廷。
- 第三项遗产是国家财权、军权和行政权的地方化。这首先是晚清自强新政的动力和结果，它既使清朝在太平天国之后的数十年间得以继续生存，也导致地方督抚的大权独揽，使得朝廷在清末最后十年收回权力的努力付诸东流。

第二章　早期近代疆域国家的形成：清朝前期和中期的中国

和世界历史上那些出于宗教目的或为了获得更多土地、人口和财富而进行领土扩张的帝国不同，清朝对准噶尔的军事行动基本上是防御或防范性质的，其基本的出发点是国家的战略安全；发动宗教圣战或渴望更多土地、财富，并不是出兵的原初意图。
对大清君主来说，同样具有挑战意义的是，如何治理好这个幅员辽阔且经济、人口、文化和宗教差异甚大的国家。能否将国家的不同部分凝聚在一起，使国祚延绵不断，端看统治者有无能力在如此多样的族群中间塑造自己的合法性，使之产生对朝廷的认同，这要比单纯使用暴力驱使被征服的民众更为重要。
比起历代的汉人王朝，清朝统治者更具有弘扬儒学的雄心和热忱。对于儒学精英和清朝统治者来说，落实儒家说教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施政之时努力体现出最富儒学意涵的“仁政”。轻徭薄赋因此成为清朝统治者的核心执政理念，贯彻于18和19世纪。

第四章　地方化集中主义：晚清国家的韧性与脆性

满人统治者与汉人精英之间的联手，实质上是有条件的：它建立在儒家的君臣伦常观念之上，即“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换言之，君臣关系是互惠的，君待臣以应有之道，乃是臣忠于君的前提条件。在双方关系遭受考验的关键时刻，如果其中一方不做出妥协，危机便会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幸运的是，对清廷而言，曾国藩毕竟是一位老谋深算的政治家，既熟谙儒家伦理传统，又具有治国才略，始终能够凭其机警和克制，驾驭一再出现的危机。在某种程度上，他对清廷的有条件的忠诚，可以被视为对清廷在过去两个世纪里尊崇儒学并且在任用官员方面缩小满汉差异的一个回报。

第五章　从内陆到沿海：晚清地缘战略的重新定向

确有部分资金被用来购置新的战舰。1875—1884年添置新战舰的资金共444万两，超出北洋水师总支出的34%（包括购置两艘铁甲舰的费用，1894年它们仍然是最重要的战舰），但是1885—1894年间，这项费用仅280万两，占这一时期北洋水师总支出的12%（主要用于购置4艘巡洋舰和1艘鱼雷艇）。同样，这些资金还被用于进口武器。
不幸的是，自1888年建成后，由于高昂的人事经费，也由于清廷挪用海防资金用于自身消遣，北洋水师便停止采购新的军舰和升级其武器系统。
清政府之所以在海防上如此吝啬，并非完全因为它缺乏财力，而是因为它缺乏加大北洋水师和其他舰队投入力度的决心，而这又可进一步归咎于清廷对地缘政治形势的认知，这才是甲午战败的最根本原因

第六章　迈向现代民族国家：清末新政时期的国家重建

不幸的是，在慈禧太后去世前后，那些有阅历、可信赖的汉人疆吏也先后谢世，其中最杰出的李鸿章死于1901年，刘坤一死于1902年，王文韶死于1908年，张之洞死于1909年。结果，1908年之后，控制朝廷的新一代清朝皇室跟各省及中央的汉人官僚均乏私交，只好将自己孤立在了满人圈子里。他们在管理国家事务上缺乏经验，又不愿轻信汉人官僚。
清末十年所发生的一切正好与这些前提背道而驰：（1）清廷力图剥夺督抚们的财权和军权，以再次集权于中央，结果侵犯了他们的利益；（2）在清末最后数年，满人亲贵所控制的朝廷与汉人官员间不再相互信任，随之而来的便是满汉鸿沟在思想意识和政治行动上进一步扩大。

第七章　集中化地方主义：民国前期财政军事政权之勃兴

皖系和直系内部之缺乏团结，与奉系的集权式行政、军事组织形成鲜明对比。事实上，阻碍皖系或直系建立起自己的集权式财政军事整体的原因之一，是这些派系所属各省在地理上分布于不同区域，与敌对派系的各省交织在一起。
简言之，奉系的强项，在于其有能力将东三省整合成一个强人集中领导下单一的行政、财政和军事实体。这个实体中的三个省，分开来看，没有一个算得上是中国的富省。例如，1925年，江苏省预算收入1660万元，远高于奉天省（东北三省中的首富）；另外两个内地省份（四川和广东）的岁入高于或接近奉天（见表8）
阎锡山之所以能长期据守山西，固然得益于阎本人在各方势力的角逐中善于骑墙、随机应变，加上该省经济落后，对省外的军事强人也没有多大吸引力。不过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他充分利用山西地理位置封闭的有利条件，在全省范围内建设和维持一个高效且高度集权的政治军事体系，使其在日本入侵之前，基本上免于社会动荡和战火蔓延。他将自己的亲信安插在关键的军事职位上，这些人多来自其故乡五台，或者至少来自省内。但是，他也注重政治和军事官员们的才能，因而也任用一些符合条件的应征人员，而不论其地域来源；其中许多人因此从普通百姓晋升高级职位，并对阎终身感戴。时人因此这样描述道，“山西省的军事和行政圈子，就像一个大家庭，阎先生是元老，所有士兵都是其弟子”（转引自王续添2000：61）。为了把乡村地区纳入其有效控制，阎推动了所谓的“村本政治”，乡村社区借此进行“编村”，每村包含约300户，分成若干闾，每闾再分成五邻，每邻为五户。
为了把山西建立成一个独立的行政和军事体系，阎锡山还投入相当大的精力，促进当地经济的持续发展和自给自足。他在山西乡村倡办“六政”（即水利、植树、蚕桑、禁烟、天足和剪辫）和“三事”（种棉、造林和畜牧），旨在增进乡村社区的文明和繁荣（贺渊1998：243）。其政府还在现代工业和交通方面进行大规模投资，并以这些投资为基础，于1930年代初成立西北实业公司，经营范围囊括采矿、冶炼、发电，以及机械、化学、建筑材料、纺织和皮革制品、消费品制造等各行业。但最重要和最成功的项目则是著名的太原兵工厂，为1920和1930年代中国三大兵工厂中最大、最先进的一所（其他两所位于湖北汉阳和奉天沈阳），生产各种枪炮和弹药。
但是有两个因素阻碍该省成为全国范围内强大的军事竞争者。第一是地缘格局。江苏地处长江下游，平原遍布，与邻近各省之间没有任何地理障碍可以用来隔绝和保护自己。作为中国最富饶的省份，它是外来军阀们争相控制的目标，但是由于各派系对该省竞相争夺，因此没有任何一个军阀能够长期独霸江苏。令军阀们无法以集权的方式控制江苏的第二个因素，是该省存在一个强有力的绅商阶层，对军阀们试图从该省榨取过多税收进行了有效抵制。
然而，导致孙失败的一个更根本的原因，是1925年前其政府没有能力创造足够的财政收入，而这又与1920年代初广东支离破碎的政治地图有关。
蒋之所以能够崛起为国民党的新领袖，并在随后的北伐中战胜华北军阀，最重要的原因是他控制了上海以及全国最富庶的长江下游地区，因而能够充分利用这一区域丰富的财政资源。
1930年以后，南京政府为统一财政所采取的最大胆和最成功的步骤，是废除厘金，代之以“统税”

第八章　半集中主义的宿命：国民党国家的成长与顿挫

无论国民党国家是又一个腐败无能、迫害异己的军阀政权，还是一支致力于现代化的力量，有两个跟它相关的基本事实是无法否认的：一是它有能力经受住日本的进攻，并在八年全面抗战中生存下来。
另一个基本事实，当然是国民党政权在内战中迅速崩溃，从而证实了其与生俱来的脆弱性。
内战的关键数年里变得不堪一击。第七章在考察1920年代国民党国家的起源时，曾把国民党在全国各地方势力的竞争中所取得的成功，归之于三个因素，即（1）苏俄的支援，促使国共合作和军队的重新组建；（2）国民党之注重意识形态的灌输，在不同社会政治背景的势力之间打造政治认同，从而提高了国民党军队的士气，在北伐战场上所向披靡；以及（3）最为重要的是国民党对其财政能力的打造。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蒋介石表示决心领导全民抗战，最终确立了自己无可争议的国家领袖地位，所有半自主地区的军事力量，包括共产党人，都一致同意团结起来，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下共同抗日。

第九章　国家建造的全面集中主义路径：一系列历史性突破之交汇

而在苏皖根据地，研究发现，在日军占领该地区和国民党政权撤退之后，中共之所以在那里获得成功，原因在于发展出一套复杂的策略，即对上层精英晓以民族大义，以赢得其支持，同时进行温和的改革和选举，以重建基层的经济和政治关系（Chen 1986）。
关于内战的传统观点，通常将共产党在1946年之后数年的成功，归因于其通过土地改革动员农村人口，招募大量农民士兵并得到村民提供的后勤服务（如Pepper 1978），同时把国民党失败归咎于政府官僚在接收沿海城市后上上下下贪腐盛行，失去斗志；蒋介石坚持发动内战，不得人心；城市物价飞涨，百姓怨声载道；而最致命的则是国民党各部队间缺乏协作（Eastman 1974，1984；Pepper 1978）。晚近的解读越来越重视军事因素，尤其是东北的战事在整个内战中的关键作用，同时也不贬低土地改革对共产党增强实力的意义（Levine 1987；Tanner 2013，2015）。也有研究强调毛泽东的高超领导和战略思维，以及其手下将领的战场经历（Cheng 2005；Lew 2009）；或只关注国民党在东北及华东战事中的战略、战术上的失误，而忽视土地改革对中共的重要性以及国民党政权的经济和金融政策失败对其合法性的破坏（Westad 2003）。

《圆圈正义》

Thu, 08 Jun 2023 00:00:00 +0000

[中国] 罗翔，《圆圈正义》

往往是那些善良的愿望, 把人类带入了人间地狱。
几次对调, 试验者发现, 不论再用什么刺激白鼠, 它都不愿再跑——它已经疯了。老鼠之所以发疯,是因为失去了对未来的合理预期, 它不知道世界为什么突然变了。对未来的合理预期是所有生物存活的基本条件。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更是需要合理预期, 法律必须保障人们的这种需要, 让人免于恐惧。
唯有真理的光照, 才能学会谦卑, 走出自我的偏狭, 从而自由而不放纵, 独立而不狂狷, 尽责而不懈怠。
版样就是印刷的模板, 如印钞票, 就需要一个货币的“版样”。无论是作为人们效仿的“榜样”, 还是印刷钞票的“版样”, 它们的性质都是一样的, 都具有可复制性,可以批量生产。
其次, 我想对获奖的同学说, 榜样是必然会腐朽的。无论是“榜”, 还是“样”, 它都是“木”字旁, 这提醒我们,榜样是会朽坏的。无论是何种“榜样”, 何种“楷模”, 都如草上之花, 草必枯干, 花必凋败。
让幸福感持续的唯一方法就是以感恩的心、谦卑的心接受一切成功与失败。
一个朋友说, 一瓶饮料, 便利店里3元, 饭店30元。一个人的价值取决于他所在的位置。我认为这是错误的: 一个人的价值在于他处于高位, 成为30元的水, 而他自知自己本就是便利店里3元一瓶的水。
一个卓越的法大人, 并不取决于你的知识、财富、官职, 而取决于你是否坚守了良知的底线。
罗素酷爱写作。据说一个最大的原因在于他发现写作于他易如反掌, 而且可以靠此获得丰厚的收入。他每天清晨要出去独自散步一个小时, 构思出一天所要写的东西, 回来之后用早上余下的时间进行写作。他下笔非常轻松愉快, 没有丝毫的修改。
我的外公也是一位教师, 他离开这个世界快8年了。他给后世子孙留下了一纸遗嘱, 没有多少财产的分配, 主要是一些人生建议, 其中第一条就是: 你当自卑视己, 切勿狂妄自大。
但是, 动辄站在道德制高点教训他人的人, 往往自己是败类中的败类, 越高调往往越败坏。只要对历史有基本的熟悉, 就不难明白这个道理。
不要对人性抱以过高的期待, 永远要警惕人性深处的幽暗。法治的前提就是对人性败坏的假设, 所以任何人组成的权力机构都要受到法律严格的约束, 权力从来就不应被完全信任。
每个人的内心中都有邪恶的成分, 因此, 一种合理的制度一定要尽力约束人性中的邪恶, 而一种糟糕的制度则会不断激发人性深处的幽暗。
法律的训练让我对曾经的侠客梦至少有两点反思: 首先, 个体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 有许多隐秘的事情我们并不知晓, 因此个人对于正义的理解一定是片面的。凭借个体对正义的有限理解去“匡扶正义”很有可能出现灾难性的后果。其次, 正常的社会并不是黑白分明、非此即彼的, 有时善与善也会发生冲突。人的有限性很容易让我们在自己所看重的事情上附上不着边际的价值。

《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下）》

Thu, 25 May 2023 00:00:00 +0000

[中国] 吴晓波，《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下）》

第三部　1993—1997民族品牌进行曲

1993 扭转战局

”1993年上半年，全国生产资料价格总指数上涨44.7%，华西村的吴仁宝就狠狠地赚了一笔。与此同时，在供求失衡的情形下，金融秩序也变得有点紊乱，地下钱庄格外活跃，民间的资金拆借利率越来越高，官方利率形同虚设，那些有门道的人如果能以9%的利率从银行贷到钱，转手就能以20%甚至30%的利率倒出去。面对这一局势，6月，朱镕基亲自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央行下文严令“各企业单位必须把钱存进银行，要走正路，不许搞体外循环”。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央政府决心严肃处理沈太福“长城事件”——在领导者看来，如果纵容沈式融资的存在，那么金融管制根本无从谈起。
带着一片赞誉声，朱镕基回到北京。第二天他就召开全国清理“三角债”电话会议，他用长途电话、传真、电报向全国各地政府下达了一道口气强硬的“军令”：“各地务必在1991年9月20日21时以前，将你省（区、市）固定资产投资拖欠注入资金情况（银行贷款、自筹资金和清理项目数），报至国务院清欠办公室。如果做不到，请省长、自治区政府主席、市长直接向朱镕基副总理汇报，说明原因。”朱镕基还明令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给予监督，详细披露各地清欠的进展情况。在此后的半年多时间里，朱镕基限时清欠，令出必行，让各地官员无从躲避。到1992年5月，全国总计清理固定资产项目4283个，收到了注入1元资金清理3.5元欠款的效果。困扰中央和各地政府、企业数年的“三角债铁链”终于被解开。经此一役，朱镕基以前所未有的务实和强硬风格确立了自己的治理权威。
除了靠分税制拯救危机中的中央财政之外，朱镕基另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金融决策是，力排众议实行汇率改革，让人民币大幅贬值。
在朱镕基看来，中国当今的企业问题已非改革之初可比，当时只有国营企业一支力量，不把它们搞活国家当然振兴无望，而如今，乡镇企业已经异军突起，占到了半壁江山，外资企业也蜂拥而入，自是另一股可以借助的商业力量。同时，随着民间资本的日渐充沛，两大股市又可代替国家财政成为向国企输血的工具。在这种新的局势下，国营企业的改革就不应该关起门来，老是在经营体制的转变上绕圈圈，而应当将它们放到市场中去，中央政府则要在整个经济体制的重新构造上多下力气。朱镕基对陈光在山东诸城搞的企业改革十分感兴趣，专门派国家体改委副主任洪虎前往调查。也是在这一年前后，“抓住少数、放活多数”的思路开始渐渐萌芽。
周叔莲在《光明日报》撰文《关于国有企业产权的两个问题》，论述“所有制是发展生产力的手段，而不仅仅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目的”。由这个判断出发，周叔莲以及其他学者提出，不能把所有的企业都抱在怀里，这样做既不必要，也不可能。国家只要抓住关键少数，搞好500～1000家大公司、大集团，就会为众多的中小企业提供广阔的生存空间。那些没有竞争力，也无关国计民生的中小企业将被“放掉”，政府将主抓那些有成长潜力、具备资源优势的大型企业及赢利能力强的产业。周叔莲的观点得到决策层的赞赏。很显然，这是一种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改革思想，它意味着国营企业的改革从放权式的体制转换阶段进入了“重点扶持、其余放活”的结构调整阶段，同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公司的成长路径。
最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在2月的全国两会上，代表们就餐第一次不再需要缴纳粮票。5月10日，北京市政府正式宣布，从这一天起，取消粮票。从1955年开始，全国居民购买粮食都需要这种定额分配的票证。从此之后，各种带有明显计划经济色彩的票据从人们的生活中一一消失了。

1994 青春期的躁动

而商业历史实在很难以常规的逻辑来进行复盘重演，以巨人集团当时的技术储备和制造能力，能否在惨烈的电脑价格战中立足仍是一个未知数，史玉柱敢于抛弃已有的产业成就，实施产业战略转移，也需要极大的勇气和决断力。这是一个看上去文弱寡言，而内心却仿佛堆着一座枯柴山的男人，只要有一点火星，就可以燃起他的冲天激情。在他看来，迅猛成长中的国内市场，有太多比电脑业更有商业价值的暴利行业在诱惑着他。
在1994年，他首次提出了“日清日高”这个新奇的管理名词，“日清”指完成当日目标，但日清之后还有更高的目标，这就是“日高”。它的内涵是要求每一个工人和管理者学会管理自己的时间和目标。海尔的研究者们称之为“OEC管理法”（Overall Every Control and Clear），意为全方位地对每天、每人、每事进行清理控制。在人才管理上，张瑞敏提出“人人是人才，赛马不相马”。正
万科再次逃过一大劫。此事让王石刻骨铭心、终生难忘。他借用美国一本财经书的书名，将资本活动家称为“门口的野蛮人”，但在客观上，这也最终迫使他下决心走专业化的道路。以后几年，他先后卖掉了饮料公司、扬声器厂和供电服务公司，而将全部心思放在房地产上。他提出了两个后来成就万科事业的战略准则：一是“两个70%原则”，即万科集团70%的盈利必须来自房地产，而城市居民住宅项目又必须在房地产业务中占到70%，这使得万科的主业特征十分清晰；二是“高于25%利润不做的原则”。
王石后来的生意搭档、企业家宁高宁评论说：“在成长的道路上，万科几乎犯过所有可能犯的错误，可是它是幸运的。幸存者的幸运在于，他们在错误还没有把他们毁灭的时候醒悟了。”
当时中关村几乎所有的知名电脑公司都放弃了最艰难的自主品牌经营，退而做跨国品牌的代理——长城做的是IBM，方正做DEC（美国数字设备公司），四通做康柏，而业界风头最劲的史玉柱则已经宣布转战保健品，这些对联想高层的决策都有不小的影响。就是在这一点上，公司的两大灵魂人物柳传志和倪光南发生了致命的分歧。退缩或转行，都不是他们的选择，分歧发生在突围的方向上。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电脑以及家电产业一直在“贸易”、“制造”与“技术”的发展优先次序上摇摆徘徊。联想跟中关村的所有公司一样，都是靠贸易起家，逐渐形成工业制造能力，进而在技术上寻求进步，而家电业的海尔、长虹及科龙等公司都是从引进生产线起家，然后在市场营销上获得了成功。因此，“贸工技”和“工贸技”是两大成长模式，其中无一例外的是，技术都是核心能力中最薄弱和滞后的一环。而当这些企业逐渐壮大，与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上展开正面竞争的时候，技术落后的现状便非常清晰地显现出来。在此刻，何去何从，敏感又无比关键。在中国企业史上，柳倪之争带有很强的寓意。它展现了中国企业家在面临国际化竞争和技术发展瓶颈的时候，做出了怎样的思考和选择。

1995 收复之役

在产品制造上，他则强令杨元庆“必须把成本降下一半”。杨元庆团队居然做到了，他们推出的“中国第一款经济型电脑”在保证同等性能的前提下，比跨国品牌便宜40%～50%。杨元庆在一份报告中称：“我们把每台机器的组装成本由150元降到了38元。”《慧聪计算机商情》在评论中说：“新机箱的钢板很薄，工艺粗糙，但是造价只有200元，是进口机箱的1/8。”

1996 500强梦想

“抓大放小”的战略，看上去很容易理解，执行起来却绝不容易。譬如“抓大”，抓哪些大、如何抓，都是难题。在1996年，当这个战略刚刚被提出来的时候，“抓大”是跟火热蓬勃的民族企业振兴运动结合起来的，它的背后有一个光芒万丈的“500强梦想”。
三九集团的赵新先是最早嗅出“抓大放小”所蕴含的商机的企业家之一。夏天，他对部下们说：“社会上有这么多资产闲置，是三九下山摘桃子的大好机会，千万不能错过，过了这个村，就没了这个店。”三九是当时中国效益最好的中成药企业。
由于所有的企业都处在相同的技术层面上，所以“内战”的武器还是价格战，以及一轮又一轮的以“技术创新”为噱头的“概念大战”。在之后的几年里，中国家电企业不断宣布自己实现了革命性的技术突破，有人曾经将这些“新技术”做过一个黑色幽默般的描写，譬如“光触媒空调”被宣称是“21世纪空调业的重大突破”，其实就是在过滤器上加装一张含有“活性炭的过滤网”，活性炭潮湿了，拿出来晒晒太阳，其成本不到1元钱；“无菌冰箱”被宣告是“冰箱进入绿色时代的标志”，其实是在冰箱的塑料部件上注入一些药剂，成本不到10元，却可以靠这个技术概念拉抬200元的售价；采用了“数码景深电路”的“数字彩电”，其实是把彩电技术中的电子束原理进行了一个新的概念描述；“环形立体风空调”是某大型空调企业投入上亿元开发出来的专利性技术，其实就是在风叶上装了一个定时器，让它定时上下左右变换而已。
关于“一人机制”最戏剧性的一幕出现在1992年9月。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到三九集团视察，看后十分满意，临走时朱镕基提出要跟药厂的领导合影留念，他对赵新先说：“老赵，把你的那些副厂长叫来一起照。”赵新先说：“副总理，我这没有副厂长，领导就我一个人，我是厂长、书记、总工程师一身兼。”

1997 “世界不再令人着迷”

黄琳告诉他，这部电视片名叫《邓小平》，是刚刚拍摄的，有12集。他什么也不说，只一集一集地看下去。黄琳知道他耳背，听不见，就俯身靠在他的耳边把台词一一复述。每当电视里有一些颂扬他的话时，黄琳看到老人的脸上总会绽出一丝异样的羞涩。
50天后的2月19日，这个93岁的政治家走到了生命的终点。
保健品市场的信用崩盘和急速萎缩，祸及业内所有的激进企业。
当我们回望1997年的时候，总是会想起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的那句名言：“世界不再令人着迷。”（the 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中国最出色和成长最快的企业大多数出现在日用消费品和家用电器领域。1997年发生的这些崩塌，意味着这两大明星产业的“狂飙时代”已经基本结束。
当时的“抓大”思路是，“由国家主导，重点扶持若干家优势企业向财团模式发展，使之成为有国际竞争能力、代表中国实力的巨型公司”。可是日韩财团在金融风暴中暴露出的脆弱，让中央政府对这条路径彻底失去了信心。连大宇这样的企业都无法抵抗国际金融资本的袭击，那么中国的“类大宇”企业们能够逃脱这种命运吗？于是，一种新的“国退民进”的新战略出现了，它的基本思路是，国有资本从完全竞争领域中大面积退出。在一份报告中，专家们建议国有企业应该从164个竞争性行业中“坚决撤出”，同时在上游能源性行业中强势地形成垄断格局，这些行业包括钢铁、能源、汽车、航空、电信、电力、银行、保险、媒体、大型机械、军工等。在这些领域，政府将竭力排斥民间及国际资本的竞争，通过强化垄断来保证国有企业的既得利益，作为国有资本的所有者，国有企业的角色不是被削弱而是更为增强了。
在晦明不定的1997年，还是有令人兴奋的商业事件发生。值得记住的起码有两件：第一件当然还是出现在互联网产业，丁磊、王志东和张朝阳三个年轻人把中国带进了“互联网元年”；另一件也很有历史意义，那个创办了深圳华为公司的任正非搞出了一个“基本法”。
这年6月，26岁的丁磊在广州创办了网易公司，员工三人，注册资金20万元，办公面积7平方米。丁磊的想法很简单，如果人们要在互联网上联系，那一定要一个自己的“房间”和“信箱”吧。于是，他写出了第一个中文个人主页服务系统和免费邮箱系统，网站域名他想到用数字163来表示。至于网易怎么赚钱，他日后说：“如果当初就想靠做站点赚钱，我可能就把路走错了，当时我一心想着靠写软件赚钱。”丁磊无意中证明了中国互联网产业的一个“真理”——“唯有免费才能生存”。
便是在这时，任正非想出了一个外国同行做梦也不会想到的方法：他游说各地电信局，由华为与电信职工集资成立合资企业。在华为的一份内部文件中，任正非如此阐述他的策略：“通过建立利益共同体，达到巩固市场、拓展市场和占领市场之目的。利益关系代替买卖关系；以企业经营方式代替办事处直销方式；利用排他性，阻击竞争对手进入；以长远市场目标代替近期目标……”
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华为陡然做大，成为国内增长最快、暴利率最高的电信企业。1997年，华为的销售额实现41亿元，同比增长60%。
为了组建这些合资公司，任正非日夜奔波于全国。他个性内向，脾气暴烈，不喜与人交流，但是与电信部门的谈判却无往不利，其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他开出的合作条件实在让人难以拒绝。在后来的很多年里，他一直拒绝接受任何采访，屏蔽了自己与传媒界的任何关系。而在电信行业，无论是省部级官员还是一个小县城里的局长，只要是能够给华为带来业务的，他都来者不拒，亲自接待。他说：“我只见给我市场的人，因为他们是我的衣食父母。”对于竞争，他则说得更为直接：“华为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客户肯选择我们的产品而不是别人的。”
跟同时代的企业家相比，任正非的超人之处是，在从事不无争议的原始积累的同时，他也正在进行一场坚决的自我救赎。从三年前开始，他聘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吴春波等人为华为起草一个企业战略规划。它参照当时的《香港基本法》，很有想象力地被命名为《华为基本法》。任正非要求吴春波等学者弄清楚三个问题：华为是谁？华为从哪里来？华为要到哪里去？1997年3月27日，八易其稿、103条的《华为基本法》通过最后一次审稿。日后，它被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制定的第一部企业管理大纲。
在《华为基本法》中的第一条，任正非就明确提出：“华为的追求是在电子信息领域成为世界级领先企业。”
《华为基本法》还确定了两条十分惊世骇俗的原则。一是实行员工持股制度，“普惠认同华为的模范员工，结成公司与员工的利益与命运共同体。将不断地使最有责任心与才能的人进入公司的中坚层”。作为企业的创始人，任正非大量稀释自己所拥有的股份。据他自己透露，“我在公司中占的股份微乎其微，只有1%左右。华为70%的管理层和员工拥有华为的股份”。二是在技术开发上近乎偏执地持续投入，任正非坚持将每年销售收入的10%用于科研开发，这在中国著名企业中是一个无人可及、无人敢及的高比例。
2003年12月，史玉柱以11.7亿港元的价格把脑白金出售给北京四通的段永基。一个有趣的细节是，段永基在发布收购新闻的时候，竟直言“脑白金什么都不是”。他说：“脑白金就其技术含量来说，什么都不是。但是，就这么个东西他能卖得这么好，而且持续6年，现在还在持续增长。真的白金卖出白金价，不是本事；而把不是白金的东西卖出了白金价，那才是真功夫。
2004年，上海盛大游戏在纳斯达克上市，31岁的陈天桥成为中国首富。同在上海城的史玉柱大为心动，他突然决定转战网络游戏业，按他的说法，他原本就是IT中人，现在是“回归本业”。为了熟悉网络游戏，已经42岁的史玉柱通宵达旦地泡在游戏中，竟成了一个骨灰级的玩家。当时的网络游戏有两大主流趋势：一是陈天桥创造出的点卡销售模式，二是美国游戏业的3D浪潮，几乎所有中国游戏公司都在这两个方向寻求创新和突破。只有史玉柱一眼就看到了第三条道路，他一直深信“市场大于技术”，已经被很多公司抛弃的2D游戏却可能是一块刚刚肥沃起来的土地，所以他收编了一个被陈天桥抛弃了的团队，将一款不被人看好的、几乎没有任何技术优势的2D游戏定名为《征途》。接着，他又颠覆了陈天桥的赢利模式，跟当时的所有网络游戏不同的是，《征途》是一款免费游戏，只有玩家需要添置“装备”的时候才需要出钱。
史玉柱自称是“中国最著名的失败者”，因此，为了向世界证明自己，他甚至把这个目标自我崇高化，不择手段，最终蔑视社会的道德底线。这种商业成功，充满了野性的血腥、冷酷和道德麻木。史玉柱的身上，折射出这个商业年代所有的矛盾。
在纽交所上市之后，史玉柱对记者说：“退休前我只会干网游这一件事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其他所有行业的中国企业家大概都悄悄地松了一口气。

第四部 1998—2002在暴风雨中转折

1998 闯地雷阵

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朱镕基，1998年

吴小莉的问题是：“外界称你是经济沙皇，你喜欢这个称呼吗？”朱镕基答：“我不喜欢这个称呼。”紧接着，他讲了一番慷慨激昂、日后常常被人品味的话。他说：“这次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对我委以重任，我感到任务艰巨，怕辜负人民对我的期望。但是，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闯“地雷阵”和“万丈深渊”的形容，将中国改革推向深入的艰巨性表露无遗。朱镕基将任满一届总理，他承诺在这4年内完成三件事情：一是力保人民币不贬值；二是激活经济，启动内需；三是用三年时间让国有企业摆脱困境。
在两星期的托市行动中，中方投入资金1637亿港元。张五常教授用他惯有的语气评论说：“做衍生工具交易的，没有一家背后有无穷资本支持。假如是那样，你就肯定赢，但也没人敢和你做对家。中国政府在金融大鳄阻击港币汇率时放话力挺，最后那些投机的炒家被吓跑了。”
1998年1月，地产业的标志性人物王石突然接到通知，让他从深圳速赴北京，有中央领导人想要接见他。当他赶到北京的时候，才知道那个人居然是朱镕基总理。王石后来回忆说，“朱总理向我询问了对房地产市场走势的看法”。日后看，这是一个很有意味的细节。
如同过去的很多年一样，“国退民进”被视为拥护改革的标准动作，各地官员纷纷表态支持。在1998年年初的报刊上，处处可见官员的高调表态，江苏省省长舒圣佑提出“不求其纯，但求其佳，不要拘泥于比重问题而束缚自己”。湖北省省长蒋祝平说：“要全面摒弃那种把股份制同私有制联系在一起的传统观念，消除出售国有资产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疑虑。”安徽省省长回良玉更是催促说：“现在是早改早主动，晚改就被动，不改没有出路。”最早搞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安徽凤阳县更是在一年之内就把数百家集体企业全部卖给了私人，县委书记说，过去我们敢“包”，打破了农村的“一大二公”，现在我们敢“卖”，打破城镇里的“一大二公”，凤阳今后不再搞单一公有制的企业了。国有企业的退出速度和比例成了改革政绩考核的一个指标，很多城市将上百家企业一起“打包出售”以求其快。最轰动的新闻事件发生在2003年2月，西安市政府宣布一揽子出让600亿元的国有资产。
辛苦创业14年、没有任何理由地被宣布“辞职”，潘宁几乎没有做任何“反抗”或解释，他迅速做出了移民加拿大的决定，从此不问科龙事。为表示自己的彻底隐退，他与科龙约法三章：“不保留办公室，不拿科龙一分钱退休金，不要科龙一股股份。”他对媒体记者发表的最后一段讲话是：“现在退下来，我觉得非常荣幸。因为好多知名的企业家，有的升了官，有的没有后继力，还有的犯了错误，极个别的上了刑场。像我这样干到65岁的企业家，屈指可数。我光荣退休，确实好荣幸。”他对外宣称有6个“退休计划”：学打高尔夫，学摄影，学开车，学太极拳，读点近代史，陪太太外游。一位科龙旧部曾记录了一个细节：老潘临别科龙时，曾“口占一绝”留赠部下做纪念：“服务乡企数十年，纵横家电愤争先。闯破禁区成骏业，寄语同仁掌霸鞭。”

1999 庄家“恶之花”

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庄家这朵“恶之花”是一个制度性的产物。

《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上）》

Mon, 22 May 2023 00:00:00 +0000

[中国] 吴晓波，《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上）》

1958年秋，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到河南检查工作。一日，他到南阳卧龙岗武侯祠游览，见殿门两旁悬挂着这样一副对联：“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胡耀邦念罢此联后，对陪同人员说：“让我来改一改！”说完，他高声吟诵：“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
中国是世界上文字记录最为完备的国家，也是人口最多、疆域最广、中央集权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如何长治久安，如何保持各个利益集团的均势，是历代治国者日日苦思之事。两千余年来，几乎所有的政治和经济变革均因此而生，而最终形成的制度模型也独步天下。
即便走得再远，我对历史的所有好奇，也全部来自现今中国的困顿。因为我发现，中国的经济制度变革，若因循守旧，当然不行，而如果全盘照搬欧美，恐怕也难以成全，中国改革的全部难处和迷人之处，即在于此。所以，与历史修好，在过往的经验中寻找脉络，或许是解读和展望今日及未来中国的一条路径。能否在传统国情与普世规律之中探寻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之路，实在是我们这代人的使命。
尽管任何一段历史都有它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可是，1978—2008年的中国，却是最不可能重复的。在一个拥有近13亿人口的大国里，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日渐瓦解，一群小人物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它在众目睽睽之下，以不可逆转的姿态向商业社会转轨。
我还将在日后的写作中证明，在这个至今充满神怪气质的地方，以下描述已经被一再地证实：任何被视为奇迹的事物，往往都很难延续，因为它来自一个超越了常规的历程，身处其中的人们，因此而获得巨大利益的人们，每每不可能摆脱那些让他们终生难忘的际遇，他们相信那就是命运，他们总希望每次都能红运高照，每次都能侥幸胜出，最后，所有的光荣往往都枯萎在自己的光环中。
任何貌似理所当然的神话，往往都是不可信的，越是无懈可击，往往就越值得怀疑。我们从来相信，事物的发展是粗劣的，是有锋芒和缺陷的。当一个商业故事以无比圆滑和生动的姿态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首先必须怀疑，而所有的怀疑，最终都会被证明是正确的，或者至少是值得的。

第一部 1978—1983没有规则的骚动

1978 中国，回来了

1978年11月27日，中国科学院计算所34岁的工程技术员柳传志按时上班，走进办公室前他先到传达室拎了一把热水瓶，跟老保安开了几句玩笑，然后从写着自己名字的信格里取出了当日的《人民日报》，一般来说他整个上午都将在读报中度过。20多年后，他回忆说： “记得1978年，我第一次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一篇关于如何养牛的文章，让我激动不已。自打‘文化大革命’以来，报纸一登就全是革命，全是斗争，全是社论。在当时养鸡、种菜全被看成是资本主义尾巴，是要被割掉的，而《人民日报》竟然登载养牛的文章，气候真是要变了！”
客观地说，邓小平奠定了中国变革的思想基础，并在他掌控的时间里主导了整场变革的节奏。这个小个子的四川人有着惊人的坚忍和洞察一切的政治决断力。据与他亲近的人回忆，当面临重大决定时，他喜欢一个人坐在屋子里默默地抽熊猫牌香烟。当他做出某种决策后，却很少有人能够变更它。
当年，共有6000人参加了这次科学大会，其中仅有150多人在35岁以下。在大会的后排，坐着一位名叫任正非的33岁的青年人，他是解放军派来的代表，因为刚刚获得了全军技术成果一等奖而意外地得此殊荣，此刻他正在为父亲的平反以及自己能否入党而发愁，而他不会料到的是，再过10年他将漂泊到南方的深圳，以微不足道的两万元创办一家叫作华为的电子公司，然后，这家公司将以其严苛的军事化管理和犀利的低价战略迅速崛起，并让全世界的同行们深感头痛。
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是，1978年全国高考610万人报考，录取40.2万人。翻阅这一年“全国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语文试卷”，第一部分是给一段文字加上标点符号，而第一题就跟经济有关：实现机械化要靠人的思想革命化有了革命化才有机械化机械化不是一口气吹出来的要经过一番艰苦奋战才能成功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要肃清他们的流毒促进人们的思想革命化一个软懒散的领导班子是挑不起这副重担的。
访日之后，邓小平旋访新加坡。李光耀在《经济腾飞路：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一书中回忆了这段经历。李光耀对邓小平印象深刻，以至在书中写道：“邓小平是我所见过的领导人当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尽管他只有五英尺高，却是人中之杰。虽已年届74岁，在面对不愉快的现实时，他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想法。”
1978年年底，美国《时代周刊》将邓小平评为“年度人物”。这家在国际上影响重大的周刊用整整48页的系列文章介绍了年度人物邓小平和打开大门的中国，其开篇之作即《新中国的梦想家》（Visions of a New China）。
1978年以前，中国是一个封闭自守的经济体，与世界经济体系基本“绝缘”。高度集中的经济列车在运行了20多年后，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末陷入了空前的泥潭。从1958年到1978年，20年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不到4元，农民则不到2.6元，全社会的物资全面紧缺，企业活力荡然无存

1979 新的转机和闪闪的星斗

跟霍英东相比，法国人皮尔·卡丹受到的欢迎程度似乎要更高一点，3月他来到了中国，他是第一位来到这里的国际级服装大师，这位兼具艺术家和商人双重气质的法国人率领12名服装模特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了一场服装表演会。
在1979年3月3日发表的《中国有多少可以出口？》一文中，《经济学人》分析说：“作为一个与美国和苏联类似的大陆型国家，中国的长期出口增长率可能维持在4%～5%，足够使中国在1990年前后成为中等规模的贸易国。中国拥有的是土地、能源、劳动力，而现在所缺少的是市场经济的经验和意识。”
《经济学人》大胆地预言，尽管从眼前看，中国需要大量的进口，这将刺激工业发达国家的生产，但是长远而言，“洪水猛兽般的中国出口品会成为必然”。
1979年，富有戏剧性的是，这一年，中国最著名的企业家是一个名叫乔光朴的虚构人物。
周冠五是那种舞台越大越亢奋的人，成为“试点”后，他迅速地提出了一个让人耳目一新的管理法——“三个百分百”：每个职工都必须百分之百地执行规章制度；出现违规违制，都要百分之百地登记上报；不管是否造成损失，对违制者要百分之百地扣除当月全部奖金。
1998年，中国改革开放20周年之际，《南风窗》记者多方寻访，总算在芜湖市再次找到61岁的年广久，他们用下列文字描述这位当年的“中国第一商贩”：他有些蓬乱的头发明显留着仓促起床的痕迹，一身藏蓝色的西装也不见平整挺括，被烟熏得发黄的手上留着长长的指甲，一枚硕大的金戒指在干瘦的手指上显得分外惹眼，消瘦的脸上透着市井生意人特有的精明。年广久对自己的评价是：大错不犯，小错不断。而许多跟他有过往来的人则说他：小事精刁，大事糊涂。
袁庚应该是在他离休前便意识到了他的那个“错误”。于是，他在任内的最后一项重要决定便是，排除众议让蛇口的三个下属公司走出体制外，实行股份化。这三个公司，一家是招商银行（它的前身是蛇口工业区内部结算中心），它后来居上，一跃成为中国第一高效率银行（在世界也排名第七）；一家是平安保险公司，它成为中国最具活力的保险机构，它的当家人是袁庚早年的司机马明哲，斯人后来竟成为“中国首富”；还有一家是南山（港口）开发公司。“如果把整个蛇口都如此放出体制外，今日蛇口又将如何？”这是晚年袁庚常常与人聊起的话题。
事实上，每一个强大的个人，当他面对顽固的制度性障碍的时候，依然会表现得那么软弱无力。当袁庚被派遣到蛇口的时候，他的领导者是希望靠他这个“强壮而精明”的武士“杀出一条血路来”。他确实完成了这个任务，而麻烦的是，他居然还想顺便完成另一项更重大的任务，在这个新开拓的土地上构筑与原来全然不同的制度，这显然已经超出了他的“使命”。于是，最后的落寞便已经命中注定。

1980 告别浪漫的年代

深圳的第一块土地出租协议，便签订于1980年的1月1日。第一个吃螃蟹的香港商人名叫刘天竹，跟他谈生意的就是那个在《列宁全集》中找到了恩格斯原话的骆锦星。据骆日后回忆，当时的谈判对话是这样的，刘说：“只要划出一块合适的地皮就行。由我组织设计，出钱盖房，在香港出售，赚得的钱中方得大头，我得小头。”骆说：“东湖公园附近，可以划出一块地方来，如何？”刘说：“那好，所得利润，你拿七，我拿三。”骆摇摇头：“你拿得太多了。”刘笑道：“你拿八，我拿二，如何？”骆说：“我拿八点五，余下的是你的！”刘说：“我们初次打交道，往后要做的事还很多，这次就依你的！”这样的对话果然已经是在谈生意了。
回国后，他向上级写报告提出，中国应该建设自己的“硅谷”，他写道：“美国高速度发展的原因在于技术转化为产品特别快，科学家和工程师有一种强烈的创业精神，总是急于把自己的发明、专有技术和知识变成产品，自己去借钱，合股开工厂。”陈春先的脑子里也已经有了“中国硅谷”的具体地点，那就是中科院、北京大学等聚集所在的中关村

1981 笼子与鸟

邓小平的思路非常清晰：一保中央财政，采取紧急刹车的措施，全面压缩计划外投资，借用地方财政存款、向企业和地方政府发行国库券、暂时冻结企业存在银行的自有资金、紧缩银行贷款。1981年的基建投资比上年减少126亿元，积累率回落到28.3%，让全年赤字控制在35亿元以内。这些措施直接造成的结果就是各地的投资热度大减，与国外谈判的项目一一搁浅。其二则是力保国有企业。

1982 春天并不浪漫

《经济学人》在一篇观察稿中写道：“在深圳投资的客商十有八九是从内地移居香港或者澳门的中国人，它们比西方投资者更容易适应中国模糊的法律。考虑到香港的前景，他们中的许多人把在这块地方投资当作赌博……然而这些华人投资者仍旧小心谨慎。深圳将近70%的外资投资都集中在办公楼、宾馆以及其他旅游设施上，仅仅只有7.3%是投资于工业项目。”
到1982年，满城疯魔君子兰，这株秀气小巧的植物成为长春人生活的唯一主题。它的价格一涨再涨，倒手赚钱者大有人在。年初，市面上出现了5万元一盆的君子兰，很快，10万元的也出现了，到9月，在城里最热闹的红旗街花市上，最贵的一盆叫价竟达15万元！这几乎是所有长春人一辈子都没有看到过的金钱数字。就这样，一种除了观赏别无他用的植物在开放之初的东北无比诡异地诱发了一场经济泡沫
沧海横流，历史从来浩荡向前。“八大王”身份渺小，命运如蚁，举重若轻的“符合中央精神”六个字似乎已算是还了他们一个公道。

1983 步鑫生年

“三不原则”改成了16字方针：“允许存在，加强管理，兴利抑弊，逐步引导。”而在那时，私营业主雇用大量劳动力的现象已经比比皆是，在舆论上也已经没有任何的争议了。
摸着石头往前走，不争论，也不做政策上的明确界定，让最终发生的事实来定义前行的方向。这种改革思维使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经济试验场和冒险乐园，所有的激情和野心都被无限地激发出来，从社会底层喷发出来的火浆终于让大地熊熊燃烧，只要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累积，一切都似乎百无禁忌，中国社会的道德底线和法制底线一次次地受到挑战和冲击，公共价值观念变得越来越世俗化和物质化。
在1983年的1月，所有的这一切都刚刚开始。12日，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指出，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今后的很多年里，他一再地提到“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成为他最著名的改革格言之一。它也跟“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等名言一起构成了邓式变革的思想基础。
被抓进去的牟其中和发玉米财的王石，在当时有一个共同的、贬大于褒的民间称谓，叫“倒爷”。
在80年代初，随着经济的日渐恢复和民众购买能力的复苏，物资（包括消费品和生产原料）全面短缺。与此同时，控制在国家手中的流通渠道则仍然低效而僵化，这在农村市场上直接诱发了沿海农村小商品及专业市场的发育，而在城市市场，则形成了一个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地下流通势力，这些被称为“倒爷”的人，有的具有超强的商品嗅觉和运作能力，有的则有可依靠的裙带背景，他们在国家统购统销的流通体制外建立了一个庞大而繁杂的物流网络，从中牟取差价利益。
跟义乌相比，温州是一个更具传奇色彩的地名。在中国当代改革史上，温州可被视为“圣地”。这里诞生了第一批工商个体户、第一批专业市场、第一批私人公司，这里也因而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压力，每一次观念交锋之际，这里都成为千夫所指的众矢之的。在上一年开始的治理整顿中，温州已经成了被重点关注的对象，“八大王事件”的发生并非偶然。整治一度让纷乱热闹的温州经济突然降温，不过潜伏在民间的水流却从未断绝过。

第二部 1984—1992被释放的精灵

1984 公司元年

在科学史、艺术史和商业史上，当一个流派或国家正处于鼎盛的上升期时，便会在某一年份集束式地诞生一批伟大的人物或公司。这个现象很难用十分理性的逻辑来推导，它大概就是历史内在的戏剧性吧。
在美国企业史上，这个伟大年份是1886年。这一年，纽约的图书推销员大卫·麦可尼在推销《莎士比亚选集》时惊喜地发现，他随书赠送的香水备受顾客的青睐，于是他用莎士比亚故乡一条河流的名字“Avon”（雅芳）为名，创建了雅芳香水公司；这一年，“可口可乐”诞生于亚特兰大，它的第一瓶形状“怪异”的产品被推向市场；这一年，大名鼎鼎的乔治·伊斯曼研制出第一架自动照相机，并给它取名“柯达”；全球大宗邮购与零售业的始祖西尔斯·罗巴克也在这一年创立，直到1992年前，它一直身居全球零售业霸主地位。花旗集团在这一年诞生，它后来成为全球最大的银行机构；强生公司也在这一年成立，它一开始制造医药诊断产品，后来才生产出畅销全球的润肤露、香波和邦迪创可贴。如果再加上卡尔·奔驰在德国发明出世界公认的第一辆汽车，那么，在1886年出现的这些公司名字，竟可以勾勒出其后100年的世界公司成长线。
1984年的特殊气质，在元旦刚过不久就散发了出来。除了出国，一直坐镇北京的邓小平突然决定到南方看看。此刻的国内，由高密度宣传步鑫生改革而煽动起来的改革热情已日益高涨，但是，举国四望，有哪个地区的改革是过去几年里最有成效，也最值得大书特书的呢？邓小平把目光放到了预先没有列入中央规划、后来也没有得到中央财政特别扶持，而此刻正饱受争议之苦的深圳特区身上。
为了整治工厂，张瑞敏上任后就制定了13条规章制度，其中第一条是“不准在车间随地大小便”
不夸张地说，1984年是属于珠江三角洲的。邓小平的南方视察以及深圳等地的示范效应，在这一年终于发酵。无数胸怀野心的青年人如孔雀东南飞，纷纷奔赴此地。
在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19岁的一年级医学系学生迈克尔·戴尔看到了乔布斯的这则令人印象深刻的电脑广告，这直接刺激了他的创业欲望，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常常逃课，躲在寝室里痴迷地组装电脑。乔布斯的广告让他确信，电脑这一工具将极大地改变人们工作的方式，而且成本将逐渐降低。
把19岁的戴尔与40岁的柳传志做一个对比，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他们在开创事业的第一天都遇到了IBM，前者的思路是通过直销的方式全面颠覆已有的电脑销售模式，后者则成了电脑巨人在中国的一个渠道代理商。
戴尔和思科的出现，基本上代表了日后新技术公司的两种成长路径：独一无二的商业渠道模式，或高度垄断的核心技术优势。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公司与美国公司之间的距离，并不在于创始资本的大小，而在于各自对产业成长的视野和理解的差距。

1985 无度的狂欢

当时国企存在问题：

《激荡十年，水大鱼大：中国企业 2008—2018》

Wed, 17 May 2023 00:00:00 +0000

[中国] 吴晓波，《激荡十年，水大鱼大：中国企业2008—2018》

我们的国家就是一艘驶往未来的大船，途经无数险滩、渡口，很难有人可以自始至终随行到终点。每一代人离去之时，均心怀不甘和不舍，而下一代人则感念前辈却又注定反叛。
历史的目的就是把时间收集到一起，从而所有的人都在对时间的同一探求和征服中成为兄弟和伙伴。
一个大国的崛起，意味着新的利益调整周期的开始。这是一个漫长而充满着不确定性的调适周期，迄今，身处其间的各方仍未找到最合适的相处之道
“是世界更需要中国，还是中国更需要世界？”这是一个无解却又时常被提及的问题，在这一纠结的背后，体现出了西方世界及周遭各国对中国崛起的复杂心态。
其一是制度的创新与勇气，如20世纪70年代末的农村改革、90年代末的外向型经济和城市化运动，以及数十年间一直处于徘徊探索中的国有企业改革和金融改革，都展现出中国式制度创新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其二是技术带来的破壁效应，它绕过了既有的政策和管制壁垒，从而在一个貌似固化的产业里别开生面，譬如微博、微信对公共舆论和思想市场的促进，以及电子商务对制造、流通和金融业的再造。
一个国家的成长高度，当然不是由摩天大楼决定的，它取决于全体国民的现代性。与高楼、高铁和奢侈品相比，中国近十年的变化，更多地体现在阶层丰富化和价值观的衍变上。
在2011年出版的《论中国》里，基辛格引用了唐代诗人李白的诗句：“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

2008 不确定的开始

一方面，在经历了长达三十年的高速成长之后，中国变得空前自信，即将在8月8日举办的北京奥运会被认定是宣示“大国崛起”的标志性时刻。另一方面，全球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似乎正在发生一些让人不安的变化。
在7月的一份内部邮件中，马云用严峻的口吻写道：“经济将会出现较大的问题，未来几年，经济可能进入非常困难的时期。我的看法是，整个经济形势不容乐观，接下来的冬天会比大家想象的更长！更寒冷！更复杂！我们准备过冬吧！”就在马云写这份邮件时，在香港上市的阿里巴巴的股价已经从最高时的40港元，惨跌至10港元，到10月，更是腰斩到了5港元。港媒调侃说：“去年不可一世的阿里巴巴，现在只能用可怜巴巴来形容了。”
2008年1月10日到31日，就在春节即将到来之际，大半个中国，从宁夏、陕西到湖北、江苏等10多个省份出现百年一遇的特大暴雪，其中仅在湖北及安徽两省，就有超过800万人受灾，5万多人被紧急转移。
2008年8月8日晚上8点整，奥运会在北京如期举办。曾经的“体操王子”、已经做了18年企业家的李宁从天而降，在一片欢呼声中点燃火炬。在经历了“天崩地裂”的全民悲恸之后，这个国家真的需要一场喜庆运动来提振一下。
首富被捕、荣家谢幕、股市大鳄坠楼，2008年的中国企业界乱云飞渡。不过在这一年，最具象征性也最轰动的事件却还不是这一些，它发生在9月的奶制品行业。
与此同时，利欲熏心的奶站在供应给乳厂的奶源中添加三聚氰胺。这是一种无味的白色单斜晶体化学物质，分子式显示其含氮量高达66%。添加了这种化学物质的牛奶，含氮量立即大幅上升，从而使其蛋白质含量“虚高”。后遗症则是，婴儿食用了添加三聚氰胺的奶粉后，将罹患肾结石病，严重者可能危及生命。

2009 V形反弹的代价

“四万亿计划”、“十大产业振兴计划”和创业板的推出，互为勾连呼应，以极其激进的姿态构成了2009年中国经济的新基本面。
汽车被称为工业文明桂冠上的明珠，它的制造链涉及70多个行业，是产业配套要求最高，同时也是对制造及消费经济拉动最大的产业。1908年，亨利·福特在底特律生产出世界上第一辆属于普通百姓的汽车——T型车，世界汽车工业革命就此开始。自1910年起，美国大力发展汽车业，在短短的二十年时间里，把汽车产量从18万辆增加到533万辆，从而成为“车轮上的国家”。在此后的一个世纪里，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在汽车领域能够挑战美国，底特律更是成为世界汽车工业之都。
马斯克与汽车几乎沾不到一点边，他是一个荷尔蒙无比充沛的互联网创业者，曾创办在线内容出版软件Zip2、电子支付X.com和国际贸易支付工具PayPal，还投资1亿美元创办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在遍地都是冒险家的硅谷，他以擅长编织梦想著称，并让人相信梦想能够成真。2004年，马斯克突发奇想，收购陷入困境的特斯拉，试图抛开传统的发动机、变速箱和离合器，打造一辆纯电动的“互联网汽车”。在后来的几年里，硅谷替代底特律成为新能源汽车革命的策源地，而马斯克也被看成是“钢铁侠”式的新一代美国英雄。
沃尔沃已有83年历史，是瑞典最大的轿车公司，在全球汽车品牌中以安全著称，是一个血统纯正的“贵族”
2009年10月28日，福特宣布以吉利汽车为首的收购团队成为沃尔沃的优先竞购方。到12月23日，赶在西方圣诞节到来之前，双方正式对外宣布，已就主要商业条款达成一致。吉利以18亿美元的价格对沃尔沃汽车实施100%股权收购，后者变成吉利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其实在最后时刻，李书福还是没有筹足钱，福特贷给他2亿美元，以达成交易。吉利所购买的沃尔沃包括品牌、研发体系、营销体系、海外网络、四个工厂（50多万辆产能的生产设施）和高素质人才团队，以及原有的发动机厂、合资的变速箱厂、四驱系统与整个的开发设施。
2008年4月，饱受假货困扰的马云决定新开一个叫淘宝商城的平台，入驻者均需要证明自己是一家合法的公司。后来的阿里巴巴集团总裁、当时担任淘宝CFO的张勇被任命为淘宝商城的总经理。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整个B2C（企业对个人）行业处于聋哑阶段，淘宝商城更是发展缓慢，消费者几乎分不清淘宝网与淘宝商城的区别。 5月的一天，张勇与他的伙伴们讨论，似乎可以在秋季搞一个类似美国感恩节大促销的活动，他们为日子的选择想破了头，不知是谁突然提议：“要不就在11月11日吧，光棍节，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忽悠他们上网来购物。 ”
很多年后，张勇在湖畔大学授课，回望这一段历史时很感慨地说：“大部分今天看来成功的所谓战略决策，常常伴随着偶然的被动选择，只不过是决策者、执行者的奋勇向前罢了。”

2010 超越日本

在世界第一的“中国制造”背后，有一个事实必须被认真地记录：至少有1.3亿名像马向前、郭金牛这样的农民工，常年背井离乡。他们领取低廉的收入，在令人难以想象的恶劣生存环境下劳作及生活，他们以极大的牺牲换取了“中国制造”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在现实生活中，他们是被边缘化和被漠视的族群，更让人遗憾的是，人们似乎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在他们与政治家、企业家和文学家之间，隔着一道“冰墙”。
台湾《商业周刊》在一篇题为《手机巨人为何倒下？100分的输家》的报道中感慨：“诺基亚犯的错，就是把自己的优点极大化后，没留余地让自己冒险，最后，成为100分的输家。”
对腾讯的不满，被归结为三宗罪：“一直在模仿，从来不创新”“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垄断平台，拒绝开放”。
奇虎360的当家人周鸿祎，是一位比马化腾年长一岁的互联网老兵。他的名字不太好念，常常被叫成“周鸿伟”，所以就索性整天穿一件红色T恤，被戏称为“红衣主教”。
在中国互联网史上，3Q大战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也是个人电脑时代最为血腥的“最后一战”。它证明在一个法治缺失的时代，丛林法则是唯一的公约，而任何以“公平”的名义发动的战争，最终都是为了实现另外一种垄断。对垄断的厌恶及迷恋，如同人的本性一样，根深蒂固而
在3Q大战中，真正获得实际利益的是周鸿祎。他的冒险取得了空前的商业成功。大战之后，他的知名度暴增，成为颠覆式创新的标志人物，360用户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周鸿祎借势更进一步，迅速启动上市计划。2011年3月30日，奇虎360在美国纽交所上市，融资1.75亿美元，当日市盈率高达360倍，一度成为市值第三的中国互联网上市公司。
如今的希腊，只是地中海边上一个风光妍丽的小国，以旅游和港口为主要收入，全球萧条彻底摧毁了它的经济体系，青年人的失业率居然超过50%。2009年12月，全球三大评级公司集体下调希腊主权信用评级，其中，穆迪更是直接下调4级，将其定为“垃圾级”。希腊总理只剩下“耍无赖”的本领，他公开表示，完全没有能力偿付欠债，如果得不到援助，希腊即将破产
在2009年的四万亿投资中，到底有多少被分配给了国有企业部门，一直是一个谜。有人猜测是95%，有人说是八成，这大概是一个永远无法计算的数字，但是民企集团的被边缘化则是一种显而易见的集体心理。联想的柳传志在一次发言中坦言：“这块蛋糕民企没有拿到什么，基本分到国企，我们民企根本没有打算拿这钱。
《南方人物周刊》认为，微博的现实，就是中国社会的写实，“在一个个喊冤求助的帖子背后，是渴求解决问题的心；在一条条带着强烈情绪发泄的微博后面，是无数压抑已久的灵魂；在名人的打情骂俏里面，透露的是名利场的百态。这分明就是一个微缩的社会图景”。
在经典的学术语境中，知识分子与企业家有不同的责任模式，前者供应观念，后者供应财富。

2011 “中国要歇菜了吗？”

成功了，就是一道风景，失败了，就是美好回忆。这世界上总有一些人好像老在做着让人察觉不到的小事，还总是失败，还总是不放弃。 ——电影《钢的琴》
雷军没有发现偏居广州一隅的张小龙。在腾讯主管邮箱业务的他几乎同时盯上了Kik，他带着一支不到十人的小团队——其中两个是刚刚入职的大学毕业生，用60多天的时间完成了第一代研发。2011年1月21日产品推出，定名
雷军没有发现偏居广州一隅的张小龙。在腾讯主管邮箱业务的他几乎同时盯上了Kik，他带着一支不到十人的小团队——其中两个是刚刚入职的大学毕业生，用60多天的时间完成了第一代研发。2011年1月21日产品推出，定名“微信”。
微信的开屏界面是张小龙亲自选定的，“我们的设计师给出了好几个方案，其中一个是月球表面图，有很浩瀚的宇宙感，我建议改成地球。上面是站一个人、两个人还是很多人，也讨论了一阵，最终决定，只站一个人”。
8月16日，身穿黑色T恤和蓝色牛仔长裤的雷军出现在小米手机的发布会上，现场因为拥进过多的粉丝而拥挤不堪，甚至连凡客的陈年都因迟到而被堵在场外。第二天的媒体报道描述说：“雷军昨日的出场扮相，像极了乔布斯，而整个小米手机发布会现场也与每年苹果的产品发布会如出一辙。”雷军用长长的两个小时，向全国的媒体记者和他的发烧友们描绘了即将诞生的手机，“它是国内首款双核1.5G手机，全球主频最快智能手机”。他介绍说，苹果iPhone 4是单核1G的CPU，小米手机是双核1.5G的CPU，单是从这个指标方面，小米手机的运算速度是苹果iPhone 4的3倍。“我强烈推荐所有移动互联网的同行同时使用iPhone和Android。唯一遗憾是我的iPhone没电了，小米手机还有60%电量。
雷军的此次发布会是中国制造史上的一个经典时刻，它堪比1984年的海尔张瑞敏砸冰箱。如果说，后者意味着标准化制造和质量意识的苏醒，那么，8月16日则是互联网精神对传统制造业的一次致命突袭，它以十分突兀和另类的方式完成了革命性的融合。
所有制造业者来说，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奇迹。雷军提出“专注、极致、口碑、快”的经营七字诀，全面颠覆了制造业的自信和核心价值观。他还有一个“风口说”，在这个风云荡漾的大时代，你必须勇敢地拥抱趋势，“站在风口上，连猪都会飞起来”
雷军提出“专注、极致、口碑、快”的经营七字诀，全面颠覆了制造业的自信和核心价值观。他还有一个“风口说”，在这个风云荡漾的大时代，你必须勇敢地拥抱趋势，“站在风口上，连猪都会飞起来”。
李宁的危机是结构式的，渠道能力的萎缩导致库存的激增。同时对新生代消费者而言，李宁的传奇属于父辈，与他们已经没有任何人格上的共鸣。
李宁在转型和品牌升级上所遭遇的尴尬，几乎是所有“中国制造”的一个缩影。在针对李宁产品的调查中发现，如果一双标价800元的耐克鞋和一双标价700元的李宁鞋同时摆在消费者面前，消费者会选择耐克；如果一双标价330元的李宁鞋和一双标价250元的安踏鞋摆在消费者面前，消费者却会选择安踏。
团购模式看上去简洁轻快，但是随着加入者的激增，很快衍变成一个劳动力和资本的双密集型战场。一方面，团购公司需要在数以百计的城市里雇用员工，设立站点，完成网站与地面店家的合作契约，这是一个比拼体力和速度的过程，几乎所有号称全国性的团购企业都起码雇用2000名以上的地推人员。另一方面，为了拉拢店家参与和吸引消费者注册，团购公司必须进行大规模的补贴，它实际上演化为一场惨烈的烧钱大战。很快，团购便与“
一方面，团购公司需要在数以百计的城市里雇用员工，设立站点，完成网站与地面店家的合作契约，这是一个比拼体力和速度的过程，几乎所有号称全国性的团购企业都起码雇用2000名以上的地推人员。另一方面，为了拉拢店家参与和吸引消费者注册，团购公司必须进行大规模的补贴，它实际上演化为一场惨烈的烧钱大战。很快，团购便与“共享经济”无关，而成了如假包换的折扣游戏。
今年2月，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落马。过去几年，中国的高速铁路工程得到迅猛发展，从而改变了东南沿海优先发展的局面，推动了整个中部地区的重新崛起。
除了列车技术，中国在路基建设上也颇有突破，北京到广州的高铁几乎建在一座从北到南的没有弯曲的大桥上，CRH列车可以用380公里的速度跑完全程而无须减速，石家庄和太原之间的客专更是用一个隧道穿过了整座太行山。相比之下，日本的“东海线”有许多转弯，列车必须减速才能通过，它的真实速度只有中国高铁的一半。
2010年7月，铁道部下属的工厂推出了中国第三代动车组CRH380，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快的有轮子的火车”。与前两代相比，这一动车组的核心技术均由中国掌握专利权或自行研制。除了列车技术，中国在路基建设上也颇有突破，北京到广州的高铁几乎建在一座从北到南的没有弯曲的大桥上，CRH列车可以用380公里的速度跑完全程而无须减速，石家庄和太原之间的客专更是用一个隧道穿过了整座太行山。相比之下，日本的“东海线”有许多转弯，列车必须减速才能通过，它的真实速度只有中国高铁的一半。
商业是一场持久战，一开始比的是灵感、勇猛和运气，接下来拼的是坚忍、格局和理性。

《国富国穷》

Tue, 16 May 2023 00:00:00 +0000

[美] 戴维·S·兰德斯，《国富国穷》

作者兰德斯是国际知名的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从教于哈佛大学。他以历史学者的眼光，本着理性的态度，避开单纯的经济分析和经济理论框架，把地理、科技、哲学、宗教、国际政治、传统文化等因素糅和在一起，通过几百年来的大量实例，对世界各国的贫富兴衰作了多层次的论述，探讨“富国”与“穷国”形成和发展的原因。
医疗卫生的进步说明了一个更为普遍的现象：将科学和知识应用于技术，会取得回报。它使我们有理由对当前和未来一些问题的解决抱有希望，并鼓励我们追求幻想中的生命的永恒，甚或永远年轻。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不平等和多样性的世界里。这个世界上的国家粗略地分为三种类型：有些国家的国民不惜花费巨资来减肥；有些国家的国民仅能维持生计；有些国家的居民则食不果腹，吃了上顿没有下顿。
人类现在面临的巨大挑战与威胁是因贫富不均而导致的财富和健康方面的差距。它们常被称为“北方”和“南方”，这种划分主要是地理上的。
财富的吸引力是不可抗拒的，而贫穷则是有引爆危险的潜在污染源。既然不能与世隔绝，那么，从长远看，我们的和平与繁荣则依赖于他国的富足。
理解这一问题的最佳途径是探讨现状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为什么富国如此富有？为什么穷国如此贫弱？为什么欧洲（西方）在世界的变化中一路领先。
像生活一样，大自然是不平等的，有自己的偏好；进一步说，大自然的不平等是难以消除的。从产值和人均收入来看，富国位于温带，特别是北半球的温带；穷国则位于热带和亚热带。
我个人以为，地理学虽然不该声誉受损，却也丧失了声誉，这是由其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它告诉我们一个令人不愉快的真理，即：像生活一样，大自然是不平等的，有自己的偏好；进一步说，大自然的不平等是难以消除的。像我们这样的文明有着追求优胜的动力，并不希望自己的愿望被挫败，不赞成令人气馁的言辞。
世界从来不是公平的竞技场，无论做什么都要付出代价。
从理性上说，人类对困难有厌弃的倾向。只有贪婪——寻找和开发金矿和石油——和科学探究的任务能使人类克服这一倾向，并证明有必要付出代价。
在温暖的气候条件下，由害虫引起的疾病非常猖獗。且不管诗人如何评判冬季，冬天是人类的好朋友：寂静的白色杀手，害虫和寄生虫的天敌，毒虫的清洁剂。
要了解世界经济的历史就必须研究中国。中国最为早熟，在相当长时期里，中国是世界上发展最成功的国家。中国的耕地面积约占世界的7%，养活的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的21%。中国有一句老话非常简明扼要：“地少人多。”
眼睛的问题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在40岁左右时，眼睛的晶体发生硬化，出现类似远视的状况（即老花眼）。
侧重于投射能力的做法与铸钟的经验相结合（铸钟金属可转化为武器所需要的金属，两种铸造技术也是相通的），使得欧洲成为世界上火炮与军械制造技术最先进的地区。
- 1.缺少自由市场和产权制度。中国政府时常干涉私营企业——接管获利颇丰的行业，禁止另一些行业，操纵价格，索取贿赂，没收私人财富。拙劣的政府扼杀创造力，提高了交易成本，将才智从商业和工业中引开。
- 2.社会价值观。一位著名的社会历史学家（历史社会学家）认为，性别关系是一个重大障碍：例如，妇女基本上困于家庭事务，使得以工厂形式发展获利的机械纺织业不可能出现。
缺乏自由，习惯势力，以及被视为哲理的舆论。
正是国家控制扼杀了中国的技术进步。这不仅表现在凡是违背或似乎违背国家当局利益的事物均被扼杀于萌芽状态之中，而且也表现在一切以国家利益为重的观念所牢牢树立的习俗。墨守成规，因循守旧，对任何创新都表示怀疑，任何非奉命提出和预先经过批准的倡议都不会被接受，这种抱残守缺的氛围不利于自由探索的精神。
简言之，没有人尝试。何苦去尝试呢？
犹太教和基督教都认为自然从属于人类。这与广泛传播的泛灵论信仰及其实践有明显的不同。
犹太教和基督教对时间的思维是线式的。另一些社会却认为时间是环形的，可以回到早期状态，然后重新开始。线式时间只有进步或倒退，走向更好或从早期欢乐的状态衰落。对中世纪欧洲人而言，进步的观点占上风。
归根结底，我强调市场的价值。
华盛顿的国立美术馆决定举行其500周年画展时，平光纸印刷的厚厚的目录中竟然没有哥伦布。（5）画展包含着其他的世界，公元1492年前后发生的其他事件。最重要的事件却被刻意忽略了。历史被删改了。

战争自有办法使自己的理由合法化并庆祝其征服成果。这些新十字军也如此：诗人们赋诗赞颂他们的事迹，他们的暴力掠夺被升华为骑士风范。

战争需要金钱。这些“贵族”的探求模式是传统的、封建的“商业”企业。
种植甘蔗需要大量的集体劳动力，而这是自由民所不愿从事的，所以种植者希望能使用奴隶劳动。这正是十字军占领地中海的塞浦路斯等岛屿时所发现的：阿拉伯的制糖业使用奴隶劳动，而奴隶大多来自东非。
如果欧洲人要在甘蔗田使用黑奴劳动，他们需要在远方实现这一目的。
把行动建立在“做而后知”的基础之上，葡萄牙的这种战略收效良好。每一次航行都建立在前次航行的基础上；每次，他们都会向前推进一步；每次，他们都记下纬度，修改地图并留下他们的标记物。
首次获益（一点点胡椒）和随后更大收益的承诺，对西方冒险家而言，是强有力的刺激；而对中国人而言，金钱的计算等于零。这种考虑，与当前美国对超级对撞机和太空站等项目的态度非常相似。
向后看，我们认为自己知道发生的一切；向前看，我们就不得不考虑各种不同的可能出现的结局。这些问题关注因果关系，帮助我们区分主次、直接和间接影响，提出被忽略的可能性。
对制图者而言，地图变得短命，由于新的信息迭出，不得不一再重新绘制。地图上海怪和其他装饰性的图像不见了，新大陆的轮廓变得越来越清晰。
平静而宜人的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小岛屿最终成为西班牙、葡萄牙人的殖民地，玛雅文明和印加文明无法传承下去，而逐步成为甘蔗种植园和殖民大农场。苦难的岛屿也是黑人奴隶的劳作地，它们衰落了、贫穷了。
如果说商品上的互通有无很重要，那么思想上的互通有无要更加重要得多。
我们所说的荷兰，在当年是荷兰人所称的尼德兰联省（共和国）。它是一个邦联，其北半部的一批城市、伯国和公国曾经是北欧最有生气和早熟的城市文明的地区，后来却成为封建诸侯讨价还价和联姻买卖中的抵押品和奖品。
在这场斗争中，殿后的是阿姆斯特丹。它一直谨慎小心，对占领者采取合作态度。直到起义者已经打赢了，它才站到争取独立者的一边。靠了它的谨慎，也许正是由于它的谨慎，它径直成为独立的邦联的首都和商业中心。它在道义上不足，却靠常识得到了弥补。有时，没有原则倒得了便宜。
英国人就像波涛汹涌的潮水一样，他们是那样地锲而不舍、充满活力，并且不可抗拒。他们会使尽浑身解数去得到想要的东西，甚至不惜动用武力。荷兰人聪明能干，好静并颇有耐性。如果可能的话，他们总是通过劝说的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尽量不动用武力。爪哇很可能会有天被英国人征服。 ——爪哇王子约1780年
罗马人有这样一句话，Pecunia non olet——钱无气味。人们也许不喜欢钱的样子或是制造钱的人，但他们喜欢钱，并且想办法去得到它。从另一种意义上讲，钱又是有气味的，而且很强烈，会把远近的人们都吸引到它身边。
与荷兰人一样，英国人在16世纪末来到了印度洋。他们就像入侵者和劫掠者，与其说他们是在做贸易，还不如说是在抢劫。只是后来他们才谨慎小心地转而经商了。
解决的办法当然是找出中国人所想要的东西。最后找到的就是鸦片，它生长于孟加拉，它让人上瘾，能打开市场。在这方面，英国人比荷兰人占有优势。原则上说，两国商人对这种商品都有竞争的权利，但是英国人利用他们在孟加拉地区日益增长的政治势力，把荷兰人挤了出去——这对荷兰人来说真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莫卧儿人是逊尼派穆斯林，不同于西邻波斯的什叶派穆斯林。他们对印度国内占多数的印度教徒一般采取宽容态度，甚至加以依靠。但是他们使印度北部具有穆斯林气质，而与南方形成差别。
从印度这张大餐桌上纷纷掉下一些面包屑，养肥一批经纪人、律师、掮客、珠宝商、证券中间人、走私者、骗子和投机商。
东印度公司把它的收获视为永久性的——“人的明智能使之保持多久就会有多久”（1766）。因此，它要“保护和珍爱居民……他们的利益和福祉如今已是我们关注的首要事情”——这也是为了公司自身的利益。印度被比作一座庄园，庄园的佃户和地主的利益是一致的。
对某些国家来说，比如西班牙，地理大发现招致财富、腐化和矫饰——这依然是旧方式的延续，但规模更为宏大。对英国、荷兰等另几个国家而言，却意味着用新方式处理新事物，抓住技术进步潮流的机会。对其余人比如美洲印第安人和澳洲塔斯马尼亚人来说，它是大灾变，是外部强加的悲惨命运。
不论他们留下来还是离去。这是市场社会的人口流动之法则：人们外出追求境遇的改善，这样会给留下的人增加讨价还价的能力；而在他们的新家，他们创造或攫取财富（食物、木材、矿物或制成品），并将它们运回或带回祖国。
意外之财对人有害无利。它表明，短期暴富将导致立即发生畸变，以后更会悔恨不已。
历史憎恶跳跃，大的变化和经济革命都不是突然来临的，它们必定是经过了周全的和长期的准备。可是，连续性并不排除变化，甚至是剧烈的变化。
由此可见，强调的重点在于深，而不在于快。工业大革命的非凡技术进步不是成就于一夜之间，这不会令任何人感到奇怪。没有什么发明是一跳出来就很成熟。相反，需要经过大大小小的许多改进，才能使一个想法转化成为一项技术。
创新之所以有感染力，是因为某一种技术所依据的原理，也可以表现为别的许多形式，找到多种用途。钻孔技术既然用于火炮，也就可以用于蒸汽机的汽缸。既然可以用滚筒给纺织品印花（代替慢得多的平板印花），那就可以用同样的办法给墙纸印花，还可以印刷文字，比一上一下的平台印刷机快得多，因而可以成千成万份（册）。
观察与精确表述的结合反过来又使复制和验证成为可能。任何其他事物也未曾如此有效地破坏过权威性。什么人说过些什么话并不重要；关键是说了些什么；重要的不是感觉，而是实际。我能看见你说你看见过的东西吗？
但是到了16世纪末叶，从伽利略开始，实验才变为一个系统。这不仅需要进行重复的和可重复的观察，而且需要深思熟虑的简化作为观察复杂事物的窗口。想要发现坠落物体的时间、速度和覆盖距离之间的关系吗？那就把这些物体从一个倾斜的平面上慢慢地滚动下来吧。
一个地方所发生的事情很快就会被别的地方知道，部分是由于使用了做学问的共同语言——拉丁文；部分是由于超前发展的信使和邮递服务，而最重要的是因为人们总是四面八方地迁徙。在17世纪，这些联系被制度化了，首先是通过诸如马林·梅森（1588—1648）那种自命为人际交换机、在科学家之间不断传播信息的个人，尔后则是通过学术团体的形式，这些团体设有通信秘书，频繁举行会议，定期出版刊物。最早的学术团体出现在意大利，即1603年罗马的猞猁科学院和1653年佛罗伦萨短暂的奇门托科学院。
甚至到了17世纪末期，依然有罗伯特·胡克这样古怪的人物。他是皇家学会的积极会员，他的座右铭或许就是“那是我首先想到的”。
一般说，声誉是对科学家的激励，而且即使在那个早期的年代，科学也曾经是一种领先的比赛。
所有这一切都花费了时间。这就是为什么，从长远看，工业革命的到来还必须等待。它不可能发生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更不可能发生在古希腊。技术的基础还有待于奠定，发展进步的各个溪流还必须汇聚到一起。
从短期看，答案在于各种因素的结合，在于供求关系，在于价格和灵活性。只有技术是不够的。所需要的是起强大杠杆作用的技术性变革，它通过市场发现共鸣并且改变资源的配置。
技术革新过程总有这种情形：教新手学新招比起教老手练新把式要容易得多。
工人们喜欢摆脱纪律的约束，喜欢享有随心所欲地停机离开的特权。工作的节奏反映出这种自主性。典型的是织布工人，他们长时间歇着玩着，混上大半个礼拜，然后快到周末时，为了在礼拜六交货领取工资才最后努力工作。礼拜五，他们可以干通宵。礼拜六晚上是喝两杯的时间，而礼拜天则大喝各种啤酒。礼拜一（即所谓“神圣的礼拜一”，是很少工作的日子）同样是神圣不可侵犯，而礼拜二需要从如此多的神圣中恢复过来。
为了科学的用途，人们很需要一种好的时钟，但是造出一台时钟却曾花了约400年。科学家毕竟是具有独创性的人，终于找到了办法来提高自己那些还不具备钟摆的、还不具备游丝的精确的计时器。一种方法是使用装有非常巨大轮盘的时钟，轮盘上有几百根甚至上千根的轮齿。
早期的钟采用的是控制器（摆动杆或环），其频率随着施加的力而变化。经过改进（一切发明都需要改进），一台好的摆式钟能够保持在每天只差几秒。
在农业中，日益增高的效益的优势是很明显的。首先，粮食生产中生产率的提高可以把劳力解脱出来用于其他活动，如工业制造业和各种服务业等等。其次，这支新生的劳动大军需要越来越多的食物。如果这些食物不能从国内获得，那就只好将部分收入和财富拨付于食品的进口。
在这一点上，英格兰却从别的国家自己造成的伤痛中受益匪浅。在16世纪，来自荷兰南部的织布工到英格兰寻求避难，带来了织造“新摺饰”的秘密，而荷兰农民则给英格兰引进了排水和进一步精耕细作的技术。在17世纪，犹太人和隐瞒身份的犹太人，其中不少人是在西班牙等地受迫害的第三和第四期马兰诺，把公私理财的经验带到了英格兰；而胡格诺派教徒，包括商人和手工艺人这些做生意和理财的老手，把他们的宗教和家族关系一同带了过来。
马车客运业对这种时间敏感性作出了反应：时间表精细到以分钟安排，大做广告；到站和转乘车次的时间精密计算；车夫是否遵守时间表受到密封的钟表的核查；重视速度胜过舒适；累死了许许多多的马匹。在这一点上，请注意同法国的明显差别：在法国，政府限制了马车速度，而且为了保护道路，要求使用行驶起来沉重而又缓慢的宽缘车轮。乘客们显然不在乎。他们喜欢省钱甚于节省时间，而且十分正确地发现速度同舒适是矛盾的。
为什么他们不动呢？有些解释的根据是能量守恒的固有定律。劳力的供应有伸缩性，所以雇用额外工人比起探求技术革新更容易、更划算，例如可以从贱民和贫困妇女中间雇用纺纱工，从农业劳动者中雇用织布工。这很可能就是全部事情的来龙去脉。
金属制品——工具、设备、机械——则当做另论。它们是工业革命所需要的，而印度当时并不具备。“在印度，人们很少试图用机器去完成任何可以靠人力做成的事情。”这种“普遍冷漠”的一个原因是：似乎谁也没有浓厚的兴趣来简化和减轻工作任务。工人和雇主都把繁重的劳动认为是工人的命运而且理应如此。
到了19世纪情况依然如此：从事印度铁路建筑的工程师们了解到，印度劳力虽然价格低廉，却是用手来搬运土和石头；但是他们却想当然地认为印度人会使用手推车。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印度人习惯于把沉重物品用筐子盛上，顶在头上进行搬运，并且拒绝改变。

《显微镜下的大明》

Sat, 06 May 2023 00:00:00 +0000

[中国] 马伯庸著，《显微镜下的大明》

长久以来，历史在我们脑海中的印象，是烛照万里的规律总结，是高屋建瓴的宏大叙事。这虽然是正确的，但视角实在太高了，高到没什么人情味。即使有些讲述者有意放低视角，也只停留在庙堂之上、文武之间，关心的是一小部分精英，再往下，没了，或者说记录很少。
大明地方官员一向的治政思路是以稳定为主，不出事什么都好说，至于讲不讲道理还在其次。下头老百姓们也明白这个逻辑，所以碰到什么纠纷，甭管有理没理，先闹一阵。闹成了，官府往往就会按闹分配；闹不成，也是法不责众嘛。
帅嘉谟到底是数学学霸，在探究人心方面不及文科学霸杨教谕。他不明白徽州知府的冷漠是考虑到稳定和仕途，跟技术性问题无关。帅嘉谟把一个战略性错误当成了战术性错误，一味钻牛角尖去查考细节，等于媚眼抛给了瞎子看。
这个方案是典型的和稀泥思路：它把黄册与《大明会典》抛在一边，也不去计较丝绢税的来历——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总之现在大家各退一步，各自吃了小亏，这事就算完了，别闹了。
在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里，政策的执行是有惯性的（比如说在大明）。政策一旦形成惯例，即使周围情况发生变化，官员仍旧会机械地继续执行，不会主动求变，甚至畏惧变化。所谓“祖宗成法”，就是这么来的。
大明的正税不多，杂税和隐形税却无比繁重，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在体制内悄然形成的。积弊一旦生垢，便难以清除，积少成多，演变出无数散碎、复杂的短途税链，赋税比账面上要沉重数倍。
人丁丝绢6145两，仍由歙县承担，但他们负担的均平银，则减少2530两。这笔均平银怎么补足呢？由徽州府军需银抽出1950两、金衢道解池州府兵饷银抽出580两，合计2530两，转入均平银账目冲抵。
明代知县的地位很微妙。他在一县之内并非乾纲独断的土皇帝，更像是一个“各宜体谅”的协调角色。朝廷下发的训谕政令要落实，乡宦豪强的需求要安抚，贫民寒户的生计要照顾，军队与地方的关系要斡旋，甚至连衙门里的胥吏都不得不有所顾虑——诸房小吏都是世袭职位，熟知当地情形和文牍技术，真想搞出什么猫腻，一个外来的流官很难查知。
谭昌言的这一篇公告文，可以说是明代知县施政思路的一个实例，体现出了高超的平衡手腕。士绅们虽然出了钱，但保住了龙脉；灰户们虽然没了营生，但得了实利；官方居中协调，分文不出，即把一大片山地收归国有，可谓皆大欢喜。
官员的办事原则是：拿住首犯，略施薄惩，以吓阻压制为主，不求根治问题，只要别在我任内出事就好。仔细回想一下，历任知县——除了赵昌期之外——对待保龙的态度，实际上都未曾偏离过这条主线。
玄武湖这个名字的来历，据传说是人们曾在湖里发现两条黑龙——其实就是扬子鳄，黑色属北方，北方有神兽曰玄武，玄武湖的方位恰好又是在建康城北方，因此得名。
你的战略规划听着很棒，但具体怎么落地？凭什么“养其民”，凭什么“收用巴、蜀”，又凭什么定三秦、图天下？
确定了田地数量，税赋就有了出处；确定了人口数量，徭役就有了来源。这两样掌握住，政权就稳了。
经过户帖推广这一场全国大普查的洗礼，朱元璋锻炼出了一大批精通计算又深谙基层内情的官吏。他们具备了清丈土地的能力以及丰富的地方行政经验，技术层面不存在障碍。
湖心有五座人造岛屿，号称“五洲”，分别是老洲、新洲、趾洲、长洲和麟洲，对应如今的环、樱、菱、梁、翠。
中国自古有两股力量始终在纠缠对抗。一股力量来自中央，千方百计想要搞清楚基层情况；另外一股力量则来自基层，千方百计不让中央知道实际情况。
从弘治十二年（1499年）开始，有疑点的黄册不再驳回重造，只把问题项单独开列成总册下发。地方只需将问题项进行改正，单造一页送至后湖。驳查人员审核无误以后，将改正后的单页补进原先的黄册中，并附页说明改正缘由，用印标记。
不是说旧档难改吗？那么只要设法让旧档彻底消失，就没问题了。虽然后湖戒备森严，人很难进去，但不代表别的东西进不去。
最初黄册是用糨糊，每一页的右侧刷一条浆子，逐页压实，形成一册。明代的糨糊多用鱼鳔或树胶熬制，可民间嫌麻烦，大多是用米、麦、菱藕磨碎成粉，加酸酒进去加热而成。这种淀粉质地的糨糊，加固效果还行，但特别容易招虫子。
正德年有一位经历过数次驳查的官员史鲁，他曾经哀叹说：“承平日久，弊伪渐滋。中间埋没、诡寄、不明违例等项，一次多于一次，一年甚于一年。牛毛茧丝，不足以喻其繁；条分缕析，不足以语其劳。”
“牛毛茧丝”四个字，当真是这场黄册攻防战的最好比喻。那一道道作弊手段，正是缠绕在堑壕之前的铁丝网，密不透风，滋生孽长，一处被摧毁，立刻就有好几重围堵上来。这些铁丝网把大明的阵地逐渐切割成一块块零碎的孤岛，截断流向，使之无法互相支援交通。
在黄册库投入运营之后，朱元璋是这么安排的：所有的官员和监生相关支出，由国子监负责，如果不够，则由都税司以及江宁、上元二县补足；纸墨之类的文具支出，由刑部、都察院负责，不够的话，再由应天府补足；房屋、册架、过湖船只、桌椅板凳之类，由工部负责添造修理；至于其他琐碎支出，则由户部负责。
任何一个部门，在不涉切身利益的事情上都会消极怠工，所以KPI必须和他们的职责相对应。户部和国子监负责的部分还好，毕竟是本管业务。像刑部、都察院、都税司之类的机构，跟黄册库关系不大，凭什么每年给你钱啊？
南京部委足球队高举着“不敷”这面大旗，开始了精妙的传球。国子监推给都税司，都税司推给江宁、上元二县；户部推刑部，刑部推都察院，都察院推应天府，应天府呢，自然也往下甩锅，又推给下辖的江宁、上元二县。
供养黄册库的费用，被一层层挪移转嫁，最终尽数落到了江宁、上元两县头上。这两个县就在南京城外，离后湖最近。两县实在是推无可推了，只能含泪把负累扛下来，向基层征派。
每次新黄册入库，不是要监生驳查吗？从前驳查出问题，会打回原籍勒令重造，现在咱们不妨多加一条规矩：凡是驳查出了问题的黄册，当地主管部门就要被罚款，叫作“赃罚纸价”，又称“驳费”。
黄册库和地方官吏不需要面对面勾结，他们只需要在自己的位置稍做发挥，就会产生一层一层的涟漪，让利益顺着最有利的方向流动。上头得了中利，中间得了大利，底层赚点小利，大家皆大欢喜。至于倒霉的王叙一家，并没人关心。
翻开正德之后的诸代实录，荒唐与不荒唐的后湖借款事例比比皆是。黄册驳费就像是一根长长的牛尾巴，从头到尾都攀附着密密麻麻的虻虫，上至皇帝、诸部尚书，下到里长、算手，上上下下都参与到这一场盛会中来，尽情地从中吸血，无限畅饮。长此以往，虻虫们固然越来越肥硕，老牛可是日渐消瘦起来。
大明官场有一个特点：上头重视什么，下面未必会重视，往往得三令五申；但上头如果不重视什么，下头立刻心领神会，迅速废弛，堕落速度之快，令人咂舌。
中国古代有造纸甲之法，把软纸一层层相叠捶实，剪裁成甲，防御效果不错。黄册都是上好绵纸所制，正是做纸甲的好材料。另外明军装备了大量火器、火箭，将绵纸搓成细条蘸上火药，即是上好的药捻和引火折。
这是一幕极具象征意味的画面。曾令大明江山永固的黄册，在风雨飘摇中被一一扯碎。漫天的纸屑飞舞于后湖之上，万亿大明子民的户籍化为甲胄和火器，以毁灭自己的方式，试图成为挽救这个王朝的最后希望。
玄武湖如今在梁洲上设有一栋二层小楼，里面是明代黄册库遗址文化展。虽然几乎没什么实物，但设计上颇有可观之处。当我踏入二楼时，看到册架旁立有赵官泥塑一尊。

《后真相时代》

Wed, 19 Apr 2023 00:00:00 +0000

[英] 赫克托·麦克唐纳著，刘清山译，《后真相时代》

Hector Macdonald, Truth: How the Many Sides to Every Story Shape Our Reality

我们将会看到，各行各业有经验的沟通者会通过片面的事实、数字、故事、背景、吸引力和道德呈现某种世界观，从而影响现实。
每个故事都有多面性。如果对一句谚语稍做调整，我们可以说，任何一组事实通常可以得出不止一个真相。我们很早就知道这一点：每个新手辩论者和犯错误的小学生都知道如何挑选最有利于自己的真相。
许多时候，你可以通过许多方式描述一个人、一起事件、一件事物或者一项政策，这些描述可能具有同等的真实性。我将它们称为“竞争性真相”（competing truth）。
“黄金机遇”故事将描述激动人心的新技术发展，它们可以帮助企业满足关键细分市场日益增长的需求，打造繁荣的、利润丰厚的未来。不过，只有当每个人都愿意支持即将实施的转型计划时，公司才能抓住这个黄金机遇。相比之下，“燃烧平台”故事将会反映该组织最近的失败及其导致的深层次文化问题，这个问题引发的冷漠和结果恶化的恶性循环可能会在5年内毁掉企业。只有当每个人都愿意支持即将实施的转型计划时，公司才能避免这样的命运。
两个故事都是真实的。公司的确面临着一个很好的新机遇，如果不抓住这个机遇，公司就会面临倒闭的危险。这两种表述真相的方式是为了产生相同的结果：让员工支持艰难而痛苦的转型。
思维模式是指我们关于自己和周围世界的一组信念、思想和意见。我们的思维模式决定了我们对于事物的看法以及我们选择的行为。
我们往往更容易接受与我们现有思维模式相符的真相，抗拒那些与我们内心观点相冲突的真相。
我们都在通过不同视角看待世界，这些视角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听到和读到的不同真相塑造而成的。其他人经常会有意或无意地引导我们看到真相的某些方面或某些解释。
我们的看法涉及的空间、时间和事物超出了我们的直接观察范围。因此，我们不得不根据其他人的说法和我们的想象将它们拼接在一起。”其他人的说法成了我们感知到的现实的一部分。由于我们根据感知行动，因此其他人的说法也会影响客观现实。
竞争性真相在道德上是中性的，这和一支装好子弹的枪或者一盒火柴类似，其使用方式决定了它们的影响。
事实上，说谎常常是没有必要的。你可以在不使用任何谎言的情况下完成许多有效的欺骗。
真相是散落成无数碎片的镜子，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看到的一小片是完整的真相。
问题是，没有人真正拥有整个画面。生活是极为复杂的，你不可能看到整个画面。
大多数人都是这样。我们从几个狭窄的渠道了解新闻和意见。我们往往会和想法一致的朋友或同事讨论问题。证实性偏差是普遍存在的。我们会下意识地滤除与我们的想法存在冲突的思想或数据。因此，我们很容易对非常重要的问题做出极具选择性的描绘。在许多问题上，我们只能听到很小的一部分竞争性真相。
那么，亚马逊是什么？这取决于你把哪些真相排在前面。书店摧毁者、作者救星、垄断恶霸、小企业助力者、杂货店、避税者、阅读推动者、电影工作室、技术革新者、专制雇主、虚拟市场、全球分销商，或者销售冠军。你可以随意选择。当你下次听到它的名字或者在门口地垫上看到它的品牌包装时，你可能没有足够的时间或意愿去回忆该公司的众多面目。一两个关键真相会占据你的意识。亚马逊是什么？这取决于你的选择。
我们面对的大多数问题和实体过于复杂，无法得到完整描述；我们不得不表述片面真相，因为生活过于复杂，我们无法做出全面的表述。因此，倡导者和误导者可以通过选择支持个人意图的真相来影响现实。我们应该对政客、评论家和社会活动家保持警惕，因为他们一定会呈现出最适合自己的局部，而不是向我们展示整个画面。同时，我们也有机会从复杂的主题中选择简单的真相，从而更加有效地表达自己。只要我们选择强调的角度能够比较准确地呈现我们知道的事实，那么简化和选择对于沟通者和听众都是一件好事。
我的一位历史老师曾将历史比作一碗意大利面。他说，许多面条被混在了一起，历史学家需要选择一根面条，将其从其他面条之中抽出来，以便描绘出关于过去的连贯画面。我现在仍然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比喻。每根意大利面都是一个竞争性真相：你选择抽出来的那根面条将决定你对过去的理解，而你的理解又会影响你现在的行动。
物体并不仅仅是物体——它拥有背景，这影响了我们对它的看法。
一款沐浴露产品的市场宣传材料称：“原始薄荷茶树沐浴露浓缩了7 927片真实薄荷叶。”数字7 927以很大的字号印在瓶子上。7 927片薄荷叶很多吗？我不知道。制作几毫升精华油需要几千朵玫瑰，所以这个数字也许并不多。不过，这款产品显然暗示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当某人试图说服你相信一个数字特别重要时，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其转换成包含相关背景的更具启发性的真相。百分率往往可以比数字本身提供更多信息。
为了削弱政府支出给人带来的印象，政客们喜欢用每日成本代替每年成本，甚至使用每个纳税人或公民的成本。皇家《每日快报》的一则新闻标题是“多么划算！王室每年只会给你带来56镑成本”（纳税人这一年花费了3 570万英镑）。
要想让数字变大，只需把时间线拉长：“政府最近确认了对自行车和步行的支持，它将在本届国会期间为此投入超过3亿英镑资金。”
在图表上，误导者可以改变图像的标度，或者使用不是从0开始的轴线，从而改变真相。
常言道：“世界上有三种谎言，谎言、该死的谎言、统计学。”
当政客真实地谈论一个州或国家的平均班级规模时，这个数字低于一个孩子所在班级的平均人数。同样的技巧也适用于过度拥挤的监狱、火车、医院等。国家或州的均值总会低估普通人的经历。
没有变化，就没有故事。如果你的英雄在开头和结尾完全相同，你讲述的就不是故事。
原因和结果是一切故事的核心。
将因果关系和变化结合在一起，你就获得了剧作家所说的“诱发事件”，即变化过程开始的原因。
北面（The North Face）和巴塔哥尼亚（Patagonia）的创始人为满足自己的探险需求而设计工具包和服装的故事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品牌形象。
我们之所以购买XYZ品牌而不是另一个更加便宜的品牌，是因为我们相信它的名字、标志、色彩组合或吉祥物所隐含的承诺：XYZ产品或服务为会我们带来某种（通常是没有表达甚至无法表达的）利益。为了维持这个承诺的信誉，为了在反复交易中维持它的价值，它需要——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真实的。
新的名字是新的真相：如果它能带来关于现实的全新感知，它可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银行、公共服务规划和基础设施开发等复杂环境下的预测注定会受到意外情况的影响。不过，要想取得任何成绩，我们不得不进行预测。每个组织都需要清晰的前进方向和预定目标，而且需要知道前进过程中可能遇到什么情况。我们将这种预测看作关于未来的有条件真相，它可能在未来某一天得到修正。没有这种真相，我们将一无所获。
我们可以将信仰定义为某人相信的、无法被证实或证伪的思想。

《南京传》

Sun, 16 Apr 2023 00:00:00 +0000

[中国] 叶兆言著，《南京传》

“陈”，金文中，左为旌旗，右为车轮，上为戈矛的会意，是不是与上古战车有某种关联？
在这本书里，拉克伯里讲了一个惊人的观点。中国的黄帝，原本是古巴比伦的一个国王，名叫Nakhunte。这个名字的读音，就是“黄帝”二字的转音。
所谓“百姓”，不是现在人们理解的百家之姓。“百姓”，其实是巴克族的转音（Bak tribes－Bak Sing）。
在命垂一线之时，在最基本、最原始的需求迫使下，一些猿人选择了邪恶。
太平天国之乱，江南富庶之地不再，皖南人肉每斤三十文，南京附近，句容、溧水、溧阳人肉价为每斤八十文。这些在曾国藩的日记中有过记录。
现代人类学把人种分为三类：高加索人种，即白种人；尼高拉人种，即黑种人；蒙古人种，即黄种人。一般人理解，白人是雅弗的后裔，黑人是含的后裔，黄种人是闪的后裔。
进化论是当下解释世界的主流视角。众多的疑点让人怀疑，进化论也属于所有神话传说中的一种，所不同的只是，这是一个逻辑严密的传说。
南京地区位于地球东经118度，北纬31度左右，地处中国腹部。
所谓龙盘虎踞，金陵王气，只因是上亿年前地壳的褶皱隆起，形成独特的风水，从而造就了南京这座千年古城说不完、道不尽的成败兴亡。
南京曾用名甚多，称“建邺”“应天”，以表号令四方之雄图；贬“秣陵”，以压其地之王气；名“江宁”，则是惨经苦难之后那一点微薄的希冀与乞望了。
人生而平等只是愿望，人生而不平等才是事实。人死而平等才是事实，人死而不平等只是愿望。
在永恒的时空中，一切存在都是虚无。一切具象无论何其庞大，都可忽略不计。当分母为无穷大时，无论分子是任何实数，都归于零。这个数学常识说明了一切。
我突然理解了宗教。宗教才是人类面对永恒时空的惊骇中，一剂镇惊的苦药。
勾践、范蠡回到越国，文种已经准备好了“灭吴七术”。这个七术，也算是权谋学的经典之作，两千多年了，依然屡试不爽。白话转录如下：
- 一、送金钱宝物，取悦吴国君臣。
- 二、高价买进吴国粟米，减少吴国屯粮。
- 三、选送美女，消磨吴王斗志。
- 四、输送优良木材以及能工巧匠，让吴国多建宫殿娱乐设施。
- 五、派能言善辩之徒，花言巧语，扰乱吴国抉择。
- 六、离间吴国能臣，除掉吴王臂膀。
- 七、积财练兵，暗中提高越国国力。
公元前333年，楚威王于南京清凉山设金陵邑，为南京城区行政建置之始。两千多年前，南京地区有四座城邑。江北的棠邑、高淳的濑渚邑以及位于城区内的范蠡城及金陵邑。
更多的平头百姓无法有太多的讲究，所以，安心的“安”字的甲骨文中有“宀”，为一间房子，房子里有个女人。有间房子住，能找到一个老婆，谢天谢地，心满意足了。
在那个时代，连阴谋也发挥到了极致，对人性的剖析刀刀见血，精彩绝伦。兵家法家倡导的那些东西，本质是教人放弃道德底线，扬恶抑善的骗术、权谋。事实是，不择手段获得成功的代价是人类永如长夜，接近人道的社会迟迟不会到来。
楚汉之争，刘邦是胜出者。获得的是天下，即财产与权力的占有。这一切，是用放弃为人的一切底线换取的，不惜沦为无赖。
楚汉之争，项羽失了天下，却赢得了人格的磊落。人世间，除了财产、权力的多少之外，还有美的状态。这个美态，甚至超越生命。
相传诸葛亮于赤壁之战前夕出使东吴，曾赞秣陵，“钟山龙盘，石头虎踞，此帝王之宅也”。
《桃花源记》不是凭空想象的人间仙境，而是取自避乱的坞堡。它是魏晋乱世出土的一块满是泪滴与血痕的化石。正是出自如此苍凉的背景，对每个无路可逃的人来说，那便是他们最后的精神坞堡。
布罗代尔认为，佛教在中国的成功，是本土的儒教、道教长期误会的结果，这种误会是对中国文明的一次完善与补充。
399年，一个老者从长安上路了，同行的有慧景、道整、慧应、慧嵬四人。
对百姓来说，改朝换代不过是把挂在乡里坊间的旗帜换个颜色，皇帝变个名字而已。户口一样要登记，赋税一样要交，交多交少，全看皇帝如何折腾。
一个社会文明的标尺，往往取决于对弱势群体关注的细节。仅仅从南京的史料即可知之，宋朝的城市，已经常设慈幼、养老、病患等福利机构。
人类为什么要依附于家族、国家这样的团体生存？因为强和弱，永远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最原始的愿景应当是，当个人处于弱势时，能够受到团体的关爱。
建康通判杨邦乂誓死不降被剖心，为今天的南京留下剖心碑、铁心桥等历史遗迹。
牌子两面有字，一面书“入静”，一面书“出恭”。由此，“出恭”即成了上厕所的雅指。
在宋代，还因一种水稻的推广，改变了农耕文明的进程。这就是占城稻。占城位于越南，那里出产一种优良稻子，称之为占城稻。
朱元璋亲问安邦之计。朱升对以“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九字三策，深得朱元璋认同，遂以此为问鼎天下之根本方略。
当然，建文帝的失败，还源于一条无奈的法则，君子斗不过流氓，有底线的，必定输给没有底线的。一切善念都不属于丛林。
宝船厂遗址在南京市鼓楼区，东临漓江路，西靠长江滨江大道。今辟有大型遗址公园，内设宝船博物馆，有古船坞及宝船复制品可供参观。
郑和七下西洋，从1405年于南京始，1433年于南京终，历时二十八年。
郑和墓位于今南京市江宁区牛首山南麓。今已按伊斯兰风格重新修建，供游人参观。墓园附近有守坟田，不远处即郑家村，为世居守墓人。
尤其令他不解的是，中国人最广为信仰的不是严格的宗教，而是“某天，某个时辰是好的，哪天又不宜做什么事情”，“出生在什么日子决定了一生的命运、幸福或是苦难”，“出门，做事都要看时辰”。
很多人知道上海徐家汇，那是徐光启的墓地及他子孙繁衍的地方。很少人知道南京石鼓路，那是徐光启受洗成为天主教徒的地方。
皇帝雇用官僚，管理一个庞大的、沉默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底层社会，以获取财富。官僚与底层之间的接续，则是文人（知识分子）。
“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对高举屠刀的清军铁骑来说，杀戮的辨别竟是如此简明。
人类的一切战争与暴力征服，都是一只可怕的筛子，筛选掉的，是最硬的骨头。漏下去的，多半是奴性。
所谓气节，从来都是谈的人多之又多，做的人少之又少。大明江山没有了，辫子十分屈辱地耷在脑后。苟活的遗民还得委婉地表达他们的存在。这多少有些为难。
正黄、镶黄、正白为上三旗，由皇帝统领。
清朝的社会管理，是八旗制度。八旗制源于满族狩猎组织，后历经完善，最终定型。每旗之下，以三百人为一牛录（略近今天军队的一个营），五牛录为一甲喇，约一千五百人，五甲喇为一固山，固山即旗。每旗约七千五百人。这既是战斗组织，也是生活组织，每旗都有家眷跟随，非常适合逐草而居、征战而居的游牧民族。正黄、镶黄、正白为上三旗，由皇帝统领。
南京旗人的命运，其本是清政权的投影。其兴也忽，其衰也忽，亦如《桃花扇》的唱词，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放眼望去，华丽的楼房终归都是废墟。
拜上帝教借用了基督教的外壳与形式，其具体做法，更接近本土帮会秘教的礼仪行规。洪秀全的癫狂之梦，杨秀清的上帝传言，萧朝贵的耶稣附体，都是传统的降神巫术。与陈胜起义鱼腹藏书，东汉太平道，之后的白莲教一脉相承。
大清得以苟延，因为一支称作湘军的军队；湘军得以存在，因为一个叫作曾国藩的枭雄。
新学蓬勃兴起，导致师资奇缺。张之洞又奏办南京三江师范学堂，成为中国第一所设计最新、规模最大的师范学校。校址设南京北极阁之南（今东南大学校园内）。

《大话处理器:处理器基础知识读本》

Thu, 22 Dec 2022 00:00:00 +0000

[中国] 万木杨编著, 《大话处理器: 处理器基础知识读本》

你对以往知道的愈多，对未来就看得愈远。 ——温斯顿·丘吉尔

要做快、做好一件事，基本上有三种方法。一是把事情本身缩短、少做事，这就是处理器流水线效率、分支预测命中率等等技术的发展，体现在软件上就是更好的算法和更短的代码关键路径。二是做得更快、更勤些，这就是处理器上更多的浮点计算单元、更高效的缓存、新的高效指令集直到AVX这样的高密度向量计算指令。三是让别人去做或者和别人一起做，这就是并行，多线程和多进程的并行工作。
程序员这个职业一般被认为是男性职业，就像我所在的公司，写软件的男女比例都快到10：1了，不想第一位程序员却是个女人，而且是个诗人的女儿，历史真是把玩笑开大了。
图灵也是人工智能的先驱，他提出了一个模仿游戏试验，后人称为“图灵测试”。该实验把被提问的一个人和一台计算机分别隔离在两间屋子，让提问者对人和计算机进行问答测试。如果提问者分不清回答者是人还是机器，那就证明计算机已具备人的智能。
约翰·阿塔纳索夫将设计计算机的思路毫不保留地告诉了毛奇莱（John William Mauchly），1946年，毛奇莱和艾科特（John Presper Eckert）建成了ENIAC计算机，并在世界上首次取得了专利。
冯·诺依曼有句名言：“如果人们不相信数学很简单，只是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生活有多复杂。”
冯·诺依曼定义EDVAC分为5个部分：①运算单元，②控制单元，③存储单元，④输入单元，⑤输出单元，现在的计算机也都使用这个结构，人们把这个结构的计算机称为“冯·诺依曼机”。
701计算机研制的动力来自于1950年的朝鲜战争，当时老托马斯询问美国政府：公司能为战争做什么？他马上被告知：给国防部捐一台大型的计算机。
整本书的主题是要想生存，就必须敏感的感受变化，拥抱变化，并采取行动。或许这句话翻译成“唯有惶者才能生存”可能更好，而这句话正是另一企业家任正非的名言，可见英雄通常所见略同。
1992年，著名作家罗伯特·克伦格利正式将微软命名为“微软帝国”。借助强大的市场优势和金钱实力，微软就像一个大鲨鱼，运用从任我行那里学到的“吸星大法”，将许多公司创造的技术纳入自己的Windows中，使其成为一个无所不能、无所不包的百宝箱。凡是微软想打击的公司，都逃不出它的魔掌，如Sun公司、网景公司等。
盖茨在哈佛学的就是法律专业，盖茨的老爸在退休前，是Preston Gates & Ellis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这家律师事务所后来更名为K&L Gates，是全美十大律师事务所之一。
当我们把计算机和人做类比时，硬件就相当于人的身体，软件就相当于人的三魂七魄（中国古代的说法），或者灵魂（西方宗教的说法），或者思维（现代的说法）。
光、电、磁等特性可以作为存储介质，光盘使用光特性，内存和U盘使用电特性，现在硬盘的存储介质还是以磁盘为主，使用磁特性。
在处理器行业，Intel是老大，在半导体存储器行业，三星半导体是老大。三星是最大的DRAM和闪存生产公司。
南桥和北桥有明确的分工，北桥负责处理器与那些需要较高通信带宽部件间的通信，主要是存储器和显卡，南桥负责处理器与较低速度部件间的接口，通常连接各种输入输出设备，如USB、硬盘等。
计算机的性能主要来源于CPU、内存和显卡的性能，但是，如果没有适合的主板和芯片组，处理器与其他部件的数据通信就会受到限制，影响处理器的运行速度，就好比再好的跑车，在乡间小路上也是跑不快的。
现在用的QWERTY键盘最早来自于打字机，专家们发现，QWERTY键盘的效率并不是最高，又提出了一套DVORAK的键盘。但是很多东西，人们一旦熟悉了，就不想再改变了，因此一直以来，人们都习惯于屏幕，认为只有屏幕才能显示。习惯是非常可怕的，习惯淹没了人们的创造性。不过还是有很多人打破常规，想到了一些特别的东西。
HDMI全称是High Definition Multimedia Interface，于2002年4月，由日立、松下、飞利浦、索尼、汤姆逊、东芝和Silicon Image等7家公司联合组成HDMI组织。
《非诚勿扰2》中有句经典台词：“婚姻怎么选都是错，长久的婚姻就是将错就错。”秉持这一理念，Intel决定一条路走到黑，将兼容性进行到底，但是CISC架构很难提升性能的压力却仍然摆在Intel面前。不过世界上没有什么迈不过去的坎，任何困难都有解决的方法，David B. Papworth和他的同事一起设计了Pentium Pro处理器，它的微架构是Intel著名的P6，在很多教科书上都会介绍。在这个处理器中，x86指令集被先解码为类似于RISC指令的微操作（microoperations，简称为uops），以后的执行过程采用RISC内核，这种架构一直延续至今，成为一代经典。CISC这种古老的架构，通过巧妙的设计，又一次焕发新春，可以说是老树发新芽的典范，Papworth也因此在Intel内获得很多奖项，成为Intel Fellow。
“复杂”外表下的“简单”芯这种处理器结构相较于没有兼容性压力的纯RISC处理器要复杂，但好在有兼容性的优势来保证市场。
RISC和CISC都是时代的产物，也无所谓谁好谁坏。RISC作为新兴事物，在很多思想上要更先进，不过CISC也有它的一些优点。
处理器有两大核心技术，一是芯片制程工艺（32nm、22nm等）；二是处理器微架构。
Intel处理器开发有一个非常著名的tick-tock（工艺年，架构年）战略。Tick-Tock就是时钟的“嘀嗒”，一个嘀嗒代表着一秒，而在Intel的处理器发展战略上，每一个嘀嗒代表着两年一次的处理器升级。
ARM和x86可以说是处理器领域商业上最成功的两个架构，ARM只是一家小公司，它的人数不到2000人，ARM架构之所以这么受欢迎，在于它从设计之初就将低功耗、低成本的优先级放在了高性能的前面。
与x86竞争的面向高性能的处理器都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而ARM却与x86相反，侧重于低功耗、低成本，虽然技术实力存在不小的差距，却活得很滋润。
ARM公司自己不生产芯片，而是向半导体公司提供指令集授权、内核授权，其他公司使用ARM的处理器内核设计生产自己的处理器芯片。
MIPS全称为Microprocessor without Interlocked Piped Stages，无内部互锁流水级的微处理器。
想当初，苹果和IBM是两个死对头，在个人计算机市场打得你死我活，而如今为了共同的利益，对付Wintel联盟，它们又走到了一起，可见，在商场上，没有永远的对手，只有永远的利益。
每天早上，一只非洲羚羊醒来，它就知道要比跑得最快的非洲雄狮还要快，否则它就会被吃掉；每天早上，一只非洲雄狮醒来，它就知道必须比跑得最慢的羚羊要快，否则它就会饿死。不管你是狮子还是羚羊，太阳升起的时候你就得开始跑了。同样的一幕在处理器行业也一样发生着。
人们买东西都会有一个特点：喜欢去人多的地方买。越拥挤，就会觉得店子越好，就越要挤进去。股市也有类似的一句话，叫：追涨杀跌。
大端、小端这两个术语来源于小说《格利弗游记》（Gulliver’s Travels）。小人国里的小人们分成了两大阵营：一派敲破鸡蛋“大”的一头吃鸡蛋，一派敲破鸡蛋“小”的一头吃鸡蛋。其实怎么吃都没有关系，只是习惯不同。
其实内存也不是不能提速，只是这一切都是个成本问题。古人很早就告诉我们：鱼和熊掌不能兼得，速度快的存储器单位成本下的容量小，容量大的存储器速度慢。总之，越快的存储器越贵，成本越高。
现实生活中常常会出现因为沟通不畅而导致的扯皮，一方改变了某些东西，又没有及时通知到另一方，导致两方掌握的信息不一致，这就是一致性问题。
算法的优化，能明显的减少执行程序所需要的指令数，也即运算量。比较有名的快速算法包括：FFT算法（快速傅里叶变换）、快速排序算法等。

《棉花帝国》

Thu, 22 Dec 2022 00:00:00 +0000

[美] 斯文·贝克特（Sven Beckert）著，译者: 徐轶杰 / 杨燕，《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

绪论

棉花帝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奴隶和种植园主、商人和政治家、农民和商人、工人与工厂主不断进行全球斗争的场所。在这一点，还有其他很多方面，棉花帝国开创了现代世界。
棉花应用在我们平时花的纸币上、早上用来醒脑的咖啡滤纸上、做饭用的植物油中、盥洗用的肥皂里以及人类战争中的火药里。
棉织产品在世界上无处不在，在2013年，全世界出产了至少1.23亿包棉花，每一包大约有400磅重。足可以为地球上每个人生产20件T恤衫。这么多包的棉花如果堆叠在一起，将可以堆成一座四万英里高的巨塔；如果将其前后相接，可以绕地球一圈半。
由于棉花产业以这些新方式将各大洲织在一起，它为理解现代世界、现代世界典型的极大的不平等及全球化漫长的历史和资本主义不断变化的政治经济等问题提供了一把钥匙。
我们常常紧盯着城市而忽视农村，紧盯着欧洲和北美现代工业奇迹，而忽略工业与世界各地原材料生产者和市场的联系。我们往往倾向于把奴隶制、攫夺剥削、殖民主义等事实从资本主义的历史中抹去，渴望塑造出一个更高贵、更纯洁的资本主义史。我们倾向于将工业资本主义描述为以男性为主导，然而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女性的劳动缔造了棉花帝国。

第1章　一种全球性商品的兴起

在接下来的1000年里，家庭种植棉花与其他作物之间有一种微妙的平衡状态。家庭在种植粮食作物的同时种植棉花，在自己和社区对粮食和衣物的需求与统治者对贡品的需求之间取得平衡。
简单来说，棉花对于欧洲人是一种异国事物。棉花生长在遥远的地方，据说许多欧洲人想象棉花是植物和动物的混合——一种“植物绵羊”。中世纪的欧洲还流传故事说，小绵羊长在树上，夜里弯腰喝水；此外，还有关于绵羊通过低茎长在地上的传说。
精明的观察家肯定注意到，欧洲第一批棉纺织品生产者，无论意大利北部人还是德意志南部人，失败的部分原因是他们没有征服供应他们棉花原材料的人。这是一个不会被忘记的教训。随着16世纪接近尾声，一个全新的棉花产业崛起，其重点将是大西洋，而不是地中海。欧洲人理所当然地认为，只有国家权力的介入才能保证在这些新贸易区中获得成功。

第2章　缔造战争资本主义

棉花种植和生产的方式与地点发生了剧烈的改变，同时棉花作物以一种令人震惊的方式将整个世界整合在一起。对棉花产业的重铸最初并不是来自技术进步，也不是来自生产组织方式的优势，而是源于一个更为简单的原因：跨越大洋投入资本和力量的能力和意愿。
当欧洲人涉足生产领域后，他们将其经济命运与奴隶制捆绑在一起。帝国扩展、掠夺土著和奴隶制这三个步骤，在建造全新的全球经济秩序，以及资本主义的最终出现中，处于核心位置。
帝国扩张以及欧洲人日益在全球棉花贸易中占主导地位，进一步促使亚洲知识向欧洲转移。欧洲制造商感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取得这些技术，以在价格和质量上与印度制造商竞争。事实上，欧洲开始制造棉产品，是建立在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工业间谍活动上的。
帝国扩张、奴隶制、土地掠夺——战争资本主义——为欧洲各国国内依然很小且技术落伍的棉纺织业奠定了基础。
通过缔造战争资本主义幅员辽阔的领域，奉行与欧洲本身完全不同的规则，欧洲人不仅仅创造了“大分流”和工业革命的条件，而且还反过来在欧洲本土创造加强国家力量的条件，这相应地又对创造棉花帝国至关重要。到1780年，整个欧洲，尤其是英国，已经成为世界棉花网络的中心。

第3章　战争资本主义的收益

正如20世纪20年代一位观察家所写的，凭借战争资本主义的收益，格雷格及其同时代的人“用一代人的精力将棉花帝国从东方强夺过来”，改写了全球棉花制造的整个地理格局。
在工业资本主义的核心创造这样一个状态，是各种不同利益关系的复杂的博弈的结果。崛起的制造商集团极力要求自己的利益得到承认，与此同时，政治家和官员也逐渐认识到，自己在世界上尊贵的地位依赖于大不列颠迅速增长的制造能力。制造商集团同与其竞争的利益集团（如东印度公司）和精英集团（如贵族地主）展开了斗争。然而，由于商人和制造商积累了大量国家仰赖的资源，因此资本家可以将他们对国家经济不断增长的重要性转变为其政治影响力。

第4章　攫取劳动力和土地

人类曾经如同植物一样，就在命运创造它们的地点生活并死去，我们已经远离了这个时代……但是在所有出于好奇心、野心或对奢侈品的热爱而展开的旅程中，没有哪个在成果的重要性、广度和施加的影响力上，能与这不起眼的灌木产物的运输相比，也不能与制造业让棉树产品走上的旅程相比。棉花产品的变化无穷，正如我们自己的渴求和欲望一样。

第5章　奴隶制盛行

棉花种植的迅速扩张更容易实现，这是因为烟草和棉花存在着大量相似性；此前积累的前者的耕种知识可以用于后者。此外，一些原来用于将烟草运送到世界市场上的基础设施可以转而用于运送棉花。而且在18世纪的革命期间，种植园主和奴隶在西印度群岛和北美之间反复往来，带来关于棉花种植的更深入的知识。例如，1788年，圣克罗伊岛的奴隶主在美国售卖一名奴隶时，夸奖他“熟悉棉花种植”。西印度群岛发明的奴隶－棉花种植模式此时已经传播到北美大陆。
1803年，路易斯安那购地案使得美国的领土几乎增长了一倍，1819年，美国从西班牙手中得到佛罗里达，1845年吞并了得克萨斯。所有这些获得的土地都有非常适宜棉花农业的土地。事实上，到1850年，美国有67%的棉花产自半个世纪前还不属于美国的土地。羽翼渐丰的美国政府建立了一个军事－棉花综合体。
被攫取的土地、奴隶劳动，以及给予了奴隶主对劳动力极大处置权的国家统治，这三者的特殊结合给那些拥抱它的人带来了极其丰厚的利润：早在1807年，密西西比州的一个棉花种植园据说返还了22.5%的投资。

第6章　工业资本主义起飞

渴望利润的企业家和渴望权力的统治者结合成完美的团队，机械化的棉花工业借助他们的力量，成功地将维瑟河谷、巴利亚多利德和世界大片地区殖民化了。

第7章　动员劳动力

将工人迁入工厂的能力成为棉花帝国胜利的关键。结果，一道鸿沟横跨在世界上那些能够动员劳动力的政治家和资本家与那些做不到的人之间。要想说服成千上万的人放弃他们所知道的唯一的生活方式，其复杂程度不亚于安装新的机器。
从18世纪80年代开始到1861年的棉花帝国实际上依靠两种截然不同的劳动力形式、两种截然不同的生产组织形式。大西洋西岸是充满活力、不断扩张和利润丰厚的奴隶种植园，这是欧洲人自16世纪以来一直在建立的非常活跃的战争资本主义的最新产物。在欧洲本身以及在新英格兰地区和世界上其他一些地区，也出现了一个更加新颖和更有活力的生产组织：工业资本主义，有着以受薪劳动力为基础的纺纱和织造工厂，生产力十分强劲。通过一群商人的中介作用，这两个系统并肩成长，互相靠拢。资本以商人为代表，促进了奴隶棉花种植园和受薪劳动力棉花工厂的迅速扩张，将两个看似相对立的遗产连接起来——直到其中一个倒塌的那一天。

第9章　一场震荡世界的战争

正如《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s）在1861年所说，美国在世界棉花市场上取得了这样的成功，是因为种植者的“土壤肥沃无比，不必花费任何成本；其劳动力一直非常充沛，而且不断地持续增加中；用来清理和运输棉花的安排和商业组织都很到位”。

第12章　新棉花帝国主义

事实上，这些国家持续面临的核心问题与1865年美国棉花工人解放时的问题相同：如何激励农村种植者为世界市场种植棉花，即如何实现农村的转型。正如法国殖民地棉花协会所说的，获得土地很容易，但土地“需要武器，即劳动力”。

第13章　重回全球南方

棉花工业化进入中国的时间比美国、日本、印度或巴西晚。这并不是因为中国缺乏棉花制造经验、难以获得原棉、缺乏市场或资本，或无法获得现代制造技术。我们知道，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古老和最大的棉花生产复合体之一，事实上，直到19世纪中叶，中国农民才是全球最重要的棉花种植者，而且几乎所有棉花都在国内制成纱线和布料。

第14章　结语：经线和纬线

今天的棉花帝国依然和过去250年一样，跨越巨大的地理距离，将种植者、贸易商、纺织商、制造商和消费者在不断变化的空间安排中联系在一起。这种根本性的创新，即跨越空间的联系，最初是在战争资本主义的罪恶的熔炉中将奴隶制和雇佣劳动联系起来而形成的，此后一直是棉花帝国的核心。然而，这些联系的地理位置发生了根本变化。曾经是棉花帝国中心的节点（例如兰开夏郡）已经被边缘化，而以前不重要的节点，特别是中国，已经成了它的核心。
资本主义革命毕竟永久地重建了我们的世界，就像世界上的织机永久地制造出新材料一样

《时间管理》

Sat, 26 Nov 2022 00:00:00 +0000

[美] 吉姆·兰德尔(Jim Randel) 著，舒建广译，《时间管理：如何高效利用你的每个24小时！》

1. 自我意识是先决条件。

只有当你真正意识到你是如何支配时间的，你才能去管理你的时间。建议记录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日志，观察一下在哪些方面你可以重新分配你的时间支出。

2. 目标设定是第一步。

除非你确定了你想要达到的目的和想要达成的目标，否则不必为时间的流逝而担心。

3. 选择是艰难的。

目标达成就是做出艰难的选择，就是在许多需要你付出时间的、相互竞争的需求中做出选择。

4. 你可以“创造”时间。

寻找方法将非生产性时间转变为生产性时间。找出一天或一周中空闲时间。你可以富有成效地利用这些时间，而不是坐在那里等待事情发生。

5. 拖延是大敌。

试着将自己设想成，你要么在前进，要么在后退。

6. 要有一颗“似水之心”。

如果你能够清理你的工作区域、你的生活，并最终清理你思想中的杂波，你将会显著增加你的工作成效。

7. 计划和准备是值得花精力去做的。

通过提前考虑你想在某一特定事件中或在某一个特定时期内达到什么样的目标，你可以增加成功实现自己所要做的事情的预期。

8. 通过确定优先次序，你可以做到去芜存精。

通过确定哪些是最重要的项目，对你的每一天和生活进行组织，你可以增加你想要达成自己目标的可能性。确定优先次序的方法之一是要记住二八定律，也就是说，导致达成你目标的80%的进展来自你20%的活动。

9. 专心致志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通过减少干扰并将注意力集中于手头的工作，你可以使自己努力的效果成倍增长。

10. 选择对你来说行之有效的时间管理技巧。

你可以对不同的方法进行试验和尝试。关键是要努力把你的每一小时使用得尽可能合理有效。

《许倬云说美国》(下)

Sun, 20 Nov 2022 00:00:00 +0000

[台湾/美] 许倬云(Cho-yun Hsu) 著，《许倬云说美国》。

许倬云，1930年生于江苏无锡，1962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先后执教于台湾大学、美国匹兹堡大学，其间多次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美国夏威夷大学、杜克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校讲座教授。1986年荣任美国人文学社荣誉会士。代表著作有《西周史》、《汉代农业》、《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万古江河》、《说中国》、《中国文化的精神》等。

第八章独特的城乡二元结构

美国初期发展，从波士顿到纽约，以至于新奥尔良都是这种临海城市。不过，欧洲人在北美建立的临海城市，由于原住民的每周人民已被欧洲移民强力驱赶和消灭，外围不在有对立的人群了。欧洲的新移民从进入美洲开始，就是借重临海城市的立足点，一步一步往内陆扩张。他们建立新城市，腹地是空旷的内陆，四周并没有乡郊的异民族。于是，美洲出现历史上崭新的城市形态：城郊乡野之间的关系是逐步扩散的，并未长期维持城市压迫或控制郊野的紧张关系。
上述四座大城市（波士顿、纽约、费城、华盛顿），分别具有政治、文化、经济上的重要性，聚合为人口密集的聚落带。四个中心各有彼此独特的功能，也可以互补。在此后的三百余年发展中，这庞大的人口中心吸引了更多的人口和资源，发展成为巨型都会区。
以中西部这一个大地区而论，芝加哥地区、大湖区向西建立据点，其南部的顶点既是大湖区的中心。从纽约到芝加哥之间，先有运河后有铁路，之后芝加哥成为中西部与东部、北部连接的枢纽；从这里向东、向南、向西扇形发展，向北则是沿着大湖的边缘发展。以芝加哥为中心的庞大内陆，是美国开国以后逐步西向开拓重要的中转区域。这里有广大的农田，后来又是重工业的集中处。以芝加哥为中心，铁路网密布，东、南、西三方面的重要城市，都是从芝加哥辐射出去的。芝加哥往北则是沿着河边扩散，有几个北方湖区的中心。这些中心周围都是广大的农田，人烟较少。因此，中西部人口不可能像东北“波、纽、华”大三角地带那样密集。
二战之后，美国政府设立军人复员的奖学金，让回乡的军人进入大学深造，学习新的技能。与之相对，美国各州都增加了州立大学，或以原有的学校扩大、升级，或者增设新的学校培养各种人才。
一个美国大都会之中，最大多数的居民乃是中产阶层；他们寻求的是安定和一定程度的生活需求。然而，也就在他们肘腋之下，却是有接触而无来往的另外一个阶层——过去中产阶层与劳工阶层之间的密切关系已经无复当初。中产阶级和雇主群的富豪之间原本关系相当密切，现在由于富豪迁移他处，只留下旧日豪宅改装为若干户共居的集体住宅，与他们的中产阶层雇员之间也彼此脱了节。
如此转变，使美国的都市形态和城乡关系呈现整体的变化：城中心区最穷困破烂，市区只有白天是公司开门工作的时候，晚上除了饮食店以外没有长住居民。过去城内的大公寓成为贫民区，有若干地带竟沦落为荒芜和贫穷的代名词。…虽然各城都有不一样的发展，只是基本上大同小异：同一趋势的人群分裂和冲突激化。

第九章阶层固化的社会现实

以我亲眼所见，以匹兹堡外围的变化为例，197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的工业结构出现转变。战后，欧洲和亚太地区复苏，各地出现新的产业结构，比美国的工业更为发达。美国的工业本来是领先世界，但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却逐步落后了。第一批落后的是轻工业，包括家用物品如纺织、电器等类。通常，欧亚的产品都比美国的更为先进和价廉，在轻工业方面美国很快就失去了领导世界的优势。
接着是1980年到2000年之间，在重工业方面也发生了变化：钢铁业、汽车业和大型机械工业方面，美国的产品因为设备与生产方式陈旧、工人工资不断地提升，其市场价格无法和新兴工业国家的产品竞争。最严重的困境呈现于匹兹堡的钢铁工业和底特律的汽车工业。欧洲和日本的钢铁卖到匹兹堡的大钢厂门口，还比本地的物品价廉物美。德国、日本的汽车，甚至于法国、意大利的汽车，在设计和成本方面都比美国更具优势。于是，美国本国的汽车市场，一半沦陷于外商的汽车。底特律汽车产业受到的伤害非常严重，到今天才逐渐恢复。
整个大湖区从匹兹堡到芝加哥，原本是美国的工业带，在那时侯以后，却得到了一个新外号——“铁锈带”。产业结构改变的连锁反应，带来了全国各处工业结构的纷纷转变。在城乡关系方面最显著的变化出现在原来旧工业的干部，如工程师和管理人员身上。他们原来都是中上阶层收入，所从属的工业垮了，这里面的资深人员也就纷纷失业或是退休，提早结束他们的职业生涯。
后来，中高层收入的人发现自己已经失去了优势，不得不改变生活方式，或者退休到物价比较低廉的其他城市，或者将自己的豪宅出售，搬进城内购买翻新的旧宅。这些反向的人口移动，将城内贫困人口本来占有的社区处处翻新改建，这些人又不得不移向郊外；他们移入的大概就是离城比较近的近郊——离城稍远的豪宅地区，他们还没有购买能力。如此内外对换的形态，使得城乡之间的主客关系也因此颠倒。日常生活所需的商店又移入城内，郊外的那些购物中心和商业大厦，有的拆除，有的荒废。一个比较富足的城内，不再是有许多贫困人口的袋型地区；整个城市周边的小社区，则是贫穷住户的安身之所。周围的近郊区房价低落，治安也频频出现问题。
美国两百多年发展的城乡形态，实际上已经将半数以上的全国人口纳入若干城市都会区。这些都会区的居民生活，出现了一些城居生活的特色：社区居民的多元和异化，而且这些异化的趋向，不断分类、重组又分类；产业结构的改变引发不断迁移，于是城市中的居民，无论其文化或是利益都只有分歧和离散，难得出现凝聚的现象。每一个人在他一生之中可能都要迁移若干次：或者是跨城，从这个职业转到另一个职业，从这个地区搬移到另一个地区；或者旧在本市之内，由于收入增减而不断地搬家。
小家庭结构之下，子女长大之后各自展翼飞向他处，组织新的家庭。社区迁移、离散，在社区之内邻居之间没有交流，更不谈守望相助、嘘寒问暖的交情。
美国都市化现象以后，除了城市之内的贫富差距以外，有另一种状态出现：小城市的发展机会越来越少。小城市集中的人口少，能够掌握的资源原本单薄。虽然有些小城市也曾经有过光辉的时代，例如俄亥俄州的阿克伦（Akron），本来是以汽车橡胶轮胎业为主的工业城，曾经非常富足；天然橡胶被石化橡胶代替以后，这座城市的工业完全倒闭，今天几乎如同死城。这一类城市和它周围的人口几乎全部仰赖其特定产业工作求生，一旦情况改变，整个地区全部遭灾，阿克伦这座城市已经衰败无法重振。
在农村地区和内陆，许多当地原有的教会宗派还是维持他们的教区和教堂。只是愿意到乡村服务的神职人员愈来愈少，内陆和远郊的居民维持地方教会的财力也逐渐薄弱。
一般的理解而言，南部和内陆福音教会的传道人并不真正以教义服务信众，而是将娱乐和信仰混合为一。更为众人诟病者，这一地区最活跃的传教人，信仰之虔诚远不如敛财的倾向。
今天的美国梦有两个。一个是外国来的新移民：他们的美国梦是在世界最富的国家有立足之地，以美国低收入的工资，换算成他们故乡中等以上的生活标准；另外的美国梦则是城市中的中产阶层。他们的孩子以为可以从新兴的产业中，由于创新或者冒险，靠着一个新的发明或是新的服务项目忽然变成另外一个盖茨，或是另外一个索罗斯。后者有梦，却难以实现。那些心怀不平的失落者，已不能理解也不愿面对世界正在变化的情况。
整体言之，美国内陆和远郊，已与城市愈行愈远。而在城市之中，芸芸众生熙来攘往，满街是人，却都是社会学家所谓寂寞的人群。这是美国人的特色，也会士世界其他各处，跟着美国模式发展至一定地步即难免出现的共同特色。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代替了温暖，合作变成了一时互助之间的利用——这是美国文化和社会结构最大的隐忧。当人与人之间只能以“利”相处时，人们不再会有人类情感，也不会在有共同信仰。美国社会将会退化：城市之中处处是人，却随处可见低头独行的孤独者，在各处挣一口食、过一天日子。
在一个新大陆，曾经是人类寄托理想的地方。这一个国家，也曾经昂首前进。过去一百年来，人类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这一片土地，曾经是难民们最后一处安全的庇护所；他们也曾经托庇美国援手，重建战火破坏的家园。今日，美国内部竟然出现如此衰象！能不令人感慨？

第十章动态更新的美国政治

到今天，美国的国家制度还没有完全定型：美国究竟走向何方？当下面临的社会分裂该如何选择？以目前呈现的方向展望，这个空前未有的新制度，可能踏向为财富贪欲服务的公权力。城头变幻大王旗：现在看来极有可能，这幅王旗的图案是一个庞大的“$“符号！我们只是盼望，这个趋向还有改变的可能性，庶几我们不致沉沦于无限的贪壑。
“五月花”号移民留下的设计理念，确与后来美国整个政治制度设计密切相关。这一批移民带来的是一个社区的自治精神：他们登陆以后，致力建设一个立足点，组织自卫、自治的社区——他们界定这是所有参与者有意识地组织的一个共同体。这种共同体，用今天法律学上的名词是法人（incorporated）凡参与这个共同体的成员，归属于这个团体，也有意识地共同管理这个团体。
虽然持枪规定已经不断造成灾难，不少人也想启动立法程序废除第二条修正案，但至今竟无法撼动这一条款。这一条款代表的意义，是人民有权推翻政府。人类历史上，自从有了政府以后，大概只有美国开动了一个例子：“造反有理”，人民可以合法地推翻政府。
联邦政府的总统是全民选举的，其权力之大俨然君王。但是，总统有任期，一任四年，两任八年，最多两任之后必须退出政坛，让新人来接替——这就不是任何世袭君王可以做到的了。
民主政治号称汇集民意，代表人民的意见和利益，制定国家行政的方针。然而，美国现行的制度中立法这一环，可能如此地迁就不同利益团体地利益，而借民意使各个有关方面获得最大地私利！
美国总统制地另一缺陷，则是行政权过分寄托于总统个人，而不是寄托在民意依据之上的集体单位——政党。
特朗普的当选也是划时代的现象，这一位总统无知、乖张，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可是，他能够得到40%铁票；虽然第一年的执政可说一无可取，而他的铁票支持率屹立不能动摇。这40%的支持者，陷在无法自拔的泥沼里，将要成为美国式的印度种姓制度的底层。这一股力量的涌现，是社会败坏的后果，不是这些人的过错——他们乃是牺牲者，不是造孽者。这种力量支持出来的政权，也是柏拉图五种整体之一：民粹政治。美国开国元老麦迪逊早就担忧：如果社会底层大众心有不满，这一群知识程度较差的“群众”可能冲动之下，拥护出“僭主”，凭借大位胡作非为。今日美国的情形，被麦迪逊不幸言中。
当美国建国成功不久，一位法国的学者专程访问美国，此人即是著名的托克维尔。他回去以后，将所见所闻撰述为旅美的见闻录。托氏向欧洲报告：这个新兴的共和国，具备了不起的构想，落实人民自由民主，其理想之高超，目标之远大，值得欧洲知识界钦佩，也盼望美国的实验能够成功。
然而，他也指出了美国如此设计的构思，将会留下一些后遗症。首先，一个民主社会的隐忧，乃是极端的个人主义，或引向以个人主义来代替自由——可能终于因为强烈个人主义导致的散漫，造成国家共同体的崩解。其次，在强大的国家公权力之下，可能会产生个体无法抗衡国家公权力的问题。最后，这种政治体制下，完全以数量来计算民意之所向，公民本身的素质参差不齐，有智慧的高低、知识的有无，也有是否能控制私欲的修养问题。这些条件一旦失控，纯粹按多数表决送进一批不够格的代议员，以及不适任的总统，国家可能沦入无可挽回的境地。这些公职人员代表的是数量庞大的群众，他们凭借意气行事，或是过分考虑私利；他们的种种行为选民们不能判断，也无法监督——如此一来，依托民意选出的政府，可能会产生多数专制的危机，也就相当于民粹主义的暴政。

第十一章不断发展的文化脉络

任何大的人类共同体，其谋生的部分是经济、其组织的部分是社会，其管理的部分是政治，而其理念之所寄、心灵之所依则是文化。以个人生命作为比喻，文化乃是一个共同体的灵魂。
“五月花”号的移民，是欧洲宗教革命之后最崇仰自由的一批加尔文派信徒。他们坚持单一神信仰，并且以为神和信众之间有直接的感应，每一个信徒都是直接承受神的恩典。这一理念，使加尔文派新教的信徒以其坚定信仰获得最强烈的自信心。他们以为自己所作所为是根据神的指示，绝对没有错误；他们能够成功，本身就是神的意旨的落实——他们成为选民，是神已经决定的。因此，每个选民必须要以自己的成就，彰显神的庇佑和神的抉择。
“五月花”号的移民来自英国，而英国当时信奉新教，是依据王权向教权夺来的信仰自主权。英国的国教会，只是一个独立于罗马的公教会而已。“五月花”号上的移民虽然来自英国，他们的宗教信仰却是西欧大陆上最激烈的加尔文主义。在到达北美之后，虽然理论上他们还接受英国王室的统治，只是在海外建立英国政府所管辖的殖民地而已，但实质上，登岸之时他们就已有决定，要在这个新的土地上创建一个新的制度：神恩的庇护下，落实每个人应有的平等和自由。
这一段开拓的经历，无论如何是相当辛苦的过程。如果没有清教徒秉持神恩的勇往直前，这些殖民者很难在陌生的新大陆上，获取坚持开拓的勇气和能力。从那时候开始，一波一波的新移民进入美国又推向内陆。那些新到的人群，有的是同一个宗派的教徒，有的是基于经济动机的移民。这些陆续前来的开拓部队，是在欧洲没有发展余地的人群。他们宁可抛弃一切进入美国，前途未知却勇往直前：他们在颠簸的蓬车上，翻山越岭、渡河过江，在洪荒新世界觅得站定脚头的空间。这些开拓者的精神，是美国的史家特纳特予强调，可以代表美国立国的精神。向西开拓的历史，既是美国整个历史的定调。
从好的方面说，这种精神一方面是承受着神恩，要以自己的行为彰显神的恩典：这一种个人主义如此有恃无恐，这些开拓者才有勇气和决心一步步往前走。可是，从另外一个方面看，这些依仗上帝眷顾的个人，自以为是神的选民，对他们而言，“神的选民”四个字，就让他们自己的地位和其他人有了区隔。异教徒不能蒙受神恩，乃是异类；那些他们认为是野蛮人的原住民，简直是羞以为伍的异类。这些自以为蒙受神恩的个人主义者，可以理直气壮地任意处置他们眼中地“异类”。在美国历史上，正因为这种不成理由地“理由”，百万计的原住民被他们驱赶离开自己的土地——甚至于以近代的武器对付手持弓箭的原住民，对其任意地杀戮和驱赶。从他们手上夺取地资源和土地，白人可以理直气壮地据为己有。这些错失，在今天看来是人类历史上的污点，但是在当时那些开拓者的心目中，却正是以这种理由毫不留情地将新大陆占为已有。
在工业发展地阶段，工商业的园地就等于是向西开拓时候的内陆；龙腾虎跃的战场，成功与失败的标志都是以金钱衡量。那些镀金时代的大亨，努力工作聚集庞大财富，创建企业帝国，他们的动机，也就是上述特纳所指的开拓精神。好处在于他们能勇往直前地工作，实现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就以匹兹堡出生地卡耐基而言，据说他每日工作十七八个小时，睡眠时间只有四个小时左右；他饮食清淡、生活简单，卧室是一张相当于行军床地单人床。
这些人物努力工作，要求地回报不是物质上的享受，也不是贪得无厌的欲望，而是实践神拣选了“我”后“我”对神的回应。
正是在如此认知和体现利他情操的时代，美国却也出现另一潮流：个人主义转向满足个人欲望的享乐主义。二战以后，美国迅速地繁荣，俨然跃登世界领导者地霸主地位。国家聚积了巨大财富，于是，国民在工作之余也寻求娱乐。如此取向催生了娱乐和体育这两项吸金的产业。而且，由于平等原则，人人盼望获得如此满足的机会：这就启动了全民同乐。这一转变导致在文化、经济和政治各个领域，均出现巨大冲击。
娱乐产业和体育产业，都是不能有累积的产业。虽然说一部电影佳作等于一部好的小说，可以永垂不朽，但实际上一百多年的好莱坞，真正称得上“名著”的电源作品，大概双手可以数得出来。运动场上一场球赛下来，等于一阵风飘过水面，当时会激起涟漪，在场会感到兴奋，后面没有累积，也不会成为人类试探体力的极限。在我自己看来，这两个行业在文化意义和社会意义上，正如罗马帝国从盛而衰的时候斗兽场和格斗场上的活动，乃是人群虚空的浪费。
中国俗语“富不过三代”，以家族继承而言，乃是必然的后果。今日美国则不然：巨大财产的继承者，竟然是有法人身份的信托基金，基金只会成长和累积，而不会发散。若干巨富的财产，由各自巨大的信托基金来管理运营，在美国财富总量中占有惊人的比例。如果不是有这种大型的财团法人作为投资的源头，一时之间，任何事业无论公、私，都很难有所成就。
一个信托基金实际上就是一个狩猎团队，也可以说是草原上的狼群。无数平民的小小积蓄，存入银行或者保险基金，但是最后都合并在许多庞大的基金之下，在市场上兴风作浪，各处并吞——昨天我正在并吞别人，没想到今天自己已经被并吞了。不仅同业之间彼此竞争，胜负由财力决定；各个行业之间，也常常有不同程度的利害冲突。
每次大选就是钱与钱之间的肉搏，不但每一个候选人都要找财团支持——民主、共和两党本来就因为各自自由和保守的趋向，有一些利益相符合的财团金主，此时更是白刃相见，争夺其他财团的支持，而以未来施政的政策作为交换。
资本主义本身是图利为主，因此，金钱污染美国文化，成为难以避免的困扰。从美国立国以来，金钱决定社会地位，金钱决定教育修养，金钱也决定政治权利何所归属。这就是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特色。
新教伦理延伸而来的个人主义，应该是美国价值观的主体；以资本主义为基础而凝聚成的“好利”的价值趋向，则是其实践。美国的工业化和都市化这两大浪潮，冲散了原本聚合个人的社区与社群。科学知识的普遍和文化的多元，卷去了教会的约束，也削弱了人们对信仰的依靠。
凡事都有正负两面，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抉择，也可以不拘一格，因应时代而修正改变。美国一般人的群体性格就是如此，充满动力，同时也冲动、浅薄。美国的文化遂表现为实用，是以科技成就多于理论玄想，重视法律、政见而忽略历史、哲学。这是一个科技挂帅，但在教育、修己方面有待补强的年轻文化。目前它刚达盛年，可以重实用而轻理想、重开展而轻持守、重今天而无视过去。然而，一旦面临衰老时，将何以自处？此乃美国人应该早日反省的课题。

第十二章美国时代潮流的变化（上）

美国历史的早期，在文学上主要呈现于散文和诗歌。那时候，一般人并没有经常阅读的习惯；他们的心灵活动，主要在于阅读《圣经》和聆听牧师讲道，读小说或短篇故事较少。当时美国的艺术和音乐，也都取自欧洲的国家。整体言之，美国还没有发展出自己的文化特色。
在19世纪中叶，美国出现了短片故事和类似小说的长篇叙事。有一部分是反映开拓者的生活：他们在开拓的过程中与印第安人接触，有时和好有时对抗。有关印第安人生活的叙述，以及白人与印第安人之间的恩仇，都成为西方开拓故事的泉源。
美国文化从移民到达之时开始，就充满着实利主义与清教徒气氛。酒类的禁酿和禁售，是这一时期清教主义的象征。
奉劝读者诸君：如果有任何机会到了新地方，务必张开眼睛，仔细看看周围环境和各种人的行为，你会看见许多书上读不到的事物。这也就是我在离开台湾前，以为老朋友吴克先生告诉我的：“你要去读‘美国人和美国社会’这本大书。”
回忆过去半个实际多的变化，我在芝加哥车站上看见的景象，以及进入南方参加打破族群隔离的活动（白人和华人可以坐在黑人的车厢，劝说他们去坐在白人车厢）所见的种种南方生活现象，和今天全美国在女权方面的变化，有不同的主题，有不同的成就：两者相比，为之感慨不已。

第十三章美国时代潮流的变化（下）

二战前后，美国历史进入现代阶段。因此，这一时代的社会与文化，作为下篇在本章加以阐述。
在工业化资本主义极度发达的美国，工人就等于是机器的延伸而已：在资本家眼中，这都是另一个方式的劳力。资方以其财力优势剥削劳工。
战后从海外归来的两代美国年轻人，与各地不同民族接触，他们警觉即使欧洲大部分是信仰基督教，可是至少有三四个大的教派——东正教、天主教以及新教之中的两种主流，即马丁·路德的一派和加尔文的一派。他们也发现，欧洲的农业和美国实在不一样，欧洲农村即使也有和美国一样现代化的农业，然而生活习惯却大量地保留小农经营的色彩。欧洲不同的城市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习以为常的习俗和生活方式。凡此异国情调，刺激着美国年轻人认真思考人生的意义。
更大的冲击是来自东方，他们发现佛教和印度系统的玄学如此神秘，可是又如此发自内心地令人感到亲切。中国的儒家文化孕育的百姓，举动行为既不是个人主义，也不是集体主义，却是乡党邻里与亲戚朋友编织为庞大的人际网络，联系个人、笼罩社会。这些见过世面的归国青年，经过不同文化地区的经验，开始理解美国的“常态”其实乃是“独特”的情况，未必出现于别的地方。每个地区的人类，都有自以为是的想法和做法：美国自己的想法，未必是“普世”“必然”。
经历了战争的美国人也会理解，国与国之间，主义与主义之间，各自肯定自己一方的理想——但是谁能真正验证自己坚持的主张？一切优越性，是否终于不过是相对的？
在这存在主义的浪潮之下，出现了两批人：一批是所谓的“垮掉的一代”，另外一批是“嬉皮士”。前者出现较早，主要参与者应是学者、作家等一群比较专业的知识分子。后者出现较晚，即受前者的影响，也反映战争经验的刺激，他们大多是青年尤其是大学生，主要特点表现于行为，而非文学创作方面。
传统美国社会中产阶层分裂了：一部分成为新贵，一部分则沦于被挤压的下层。今天，这两个阶层之间几乎没有共通语言，也没有什么接触。美国的确已经裂解，成为贫富隔绝的国家了。特朗普就任后，美国竟然如同进入两个阶级处处对立的局面。
现在，已有人看到重组美国的方案：今年美国国庆前后，《纽约时报》和《大西洋杂志》分别报道，两个地方社区分别出现地方人士，也就是一些普通市民站出来协力合作，推动重组社群，挽救经济颓势。这两处社区一处是宾夕法尼亚州东部小城兰开斯特（Lancaster），另一处是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的长滩（Long Beach）。
凡此，都可看到美国社会重组新阶段共同体的努力。由此可见，美国仍然拥有强劲的潜在能量，可以峰回路转，不断更新——这才是一个自由社会的真正价值。第十四章未成的帝国和败坏的资本主义
美国的生存环境得天独厚，不必担心外患，可以逐步扩展来控制新大陆，进而介入旧大陆的斗争，终于取得了世界霸权的位置。美国向外扩充并不是建国时的构想，反之，华盛顿总统在离任的时候曾经留下对于后人的嘱咐。这份文件之中的主要部分，就是告诫后来的美国人不要介入旧大陆的事务：旧大陆各国之间的恩恩怨怨和复杂额国际关系都与美国无关，让我们好好地在这个新的土地上，发展自己的国家，实现自己的理想。
美国是资本主义的帝国，商业利益的重要性高于一切其他部分。在美国势力所及的范围，“老大哥”并不容许“小弟兄们”挑战其权威。日本在20世纪后半段的情形颇可显示美国的如此作风。
面对皮凯蒂陈述的现象，美国社会的中产人士的却是愿意参与讨论和推行的主力。这些人士，尤以学术界、管理、科技、各项专业和公众媒体的从业者为骨干。他们的立场，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三类。
- 一类是保守分子，主张人生就是公开竞争，由此决定每个人一己的命运。
- 另一部分人则是传统的自由主义者，觉得人应该负有人道责任，对别人的困难同情而伸与援手。
- 第三类则是现在的自由主义者，他们不在相信命运，认为人的智力、体力不同，可是不应该剥夺弱者生存的机会。
我认为，对于美国政治的匡正之道，首先在于纠正个人主义的偏颇：人之为人，在“人”有提升心灵性情的可能，“人”也有合作乐群之需求。循此二端，“个人”不在自私，也无复孤独。

第十五章未来的世界与中国

今天，我们也看见世界走向全球化，但是，“群众”拥护的僭主，却将美国启动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当作灾害，宁可向全世界挑战，以保持美国优越的地位。这一种现象，也正是希腊历史上柏拉图所指出的、几乎难以避免的困扰：在五种政治制度之中，群众专政是最没有理性的一项。这一个现象，也正是美国开国元首之一麦迪逊在起草美国宪法时非常担忧的情况，而今天“僭主政治”居然出现了。
“僭主政治”之外，我们也看见这几十年来，财富越来越集中，占总人口中0.1%以下的富人，却掌握了美国一半以上的财富。
中国正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世界，由此警惕，或能避凶趋吉，走出一条顺利通畅的路径。
- 第一点，美国都市化现象导致社会的解体、个人粒子化以及社区之间的分裂和对立。最可怕的是在水泥丛林之中，每个人都是迷失的个人，孤独而迷茫。
- 第二点，在中国的文化体系之内，人有生存的价值，每个人都应该有生存的机会。自己希望能够存活，就不要剥夺其他人存活的权利。
- 第三点也是有关政体的问题。若干人民生活必需的公用事业，例如交通、能源及补助收入不足者的共有住宅建设，应当收为公有，由国家以各个层次的公权力，组织管理这些与民生有关的各种事业。
- 第四点，中国人的人身自由，应该有宪法的保障。只是，管理国家应当是相当专业的工作。
- 第五点，政治是处理大众意志和处理大众委托事务的制度。
- 第六点，美国的制度是总统制，而且有一定的任期，一个适任的总统，做了八年也够累了；如果总统不适任，只忍耐一年于国于民也非常痛苦。
凡此一轮，乃是野叟献曝，以备将来参考。我年已八八，侨居海外，故国种种，我已经没有发言的资格。只是赛马依风，越鸟栖南，总盼望中国一天一天更好，也希望这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大民族，能在世界上采取列国体制之长处，创立一个最好的综合体制，为亿万百姓求福祉，为天下万世开太平：建设一个大同世界的楷模——愿以“过客”个人管见，结束六十年的见闻。

《许倬云说美国》(上)

Sun, 13 Nov 2022 00:00:00 +0000

[台湾/美] 许倬云(Cho-yun Hsu) 著，《许倬云说美国》。

全世界人类曾经走过的路，都算我走过的路

本文节选自访谈节目《十三邀》第四季第八期，主持人许知远采访许倬云先生的录音整理稿。

一、抗战经历影响了一辈子

许知远：您1970年来到这里教书的时候，能非常清晰地感觉到美国的力量吗？

许倬云：没错，晚上半边天是红的，白天半边天是黑的。

许知远：红与黑。最初来时美国力量这么强，这几十年，您看到这种力量的变化是什么？

许倬云：衰了，1980年以后衰得很。每隔几个月，就听到哪一个工厂关了，每隔几个月，哪个工厂办了。搬一个工厂就表示一个镇的人失业，关一个工厂就表示几万人没活，惨得很。工人都是技术工人，有经验、有能力、有尊严。到那个时候，黄昏，你到市场、超市去看，当天卖不完的都搁到后门口。老工人头上戴个帽子，压得眉毛低低的，领子拉得高高的，奔到后门去，搁在那就是让他们拿的。罐头、面包，他们拿着就跑得快快地。有尊严的人过那样的日子就惨了，到今天都没有恢复过来。

许知远：您小时候看他们种地，其实抗战时期，就是农业文明的挽歌，到这儿您又看到工业文明的挽歌。不断地看到挽歌，您是什么感受？

许倬云：农村没有挽歌。我们打了八年是靠农村撑起来的，农村的力量是强大的。连前带后，我们一千多万兵员阵亡，四川一个省二百万壮丁，基本上都没回家。草鞋、步枪、斗笠、一批批出去。那时候各地撤退的人，或者拉锯战的时候从前线撤到后方农村的人，农村人一句闲话不说，就是接纳难民。多少粮食拿出来以期吃，大家一起饿，没有一句怨言。满路的人奔走，往内陆走，没有人欺负人，挤着上车，挤着上船，都是先把老弱妇女往上推，自己留在后面。多少老年人，在大路上奔走，走不动了，跟孩子们说你们走，走。

二、为常民写作

许知远：那您觉得怎么重建？

许倬云：要许多人合作。心情要有敏感的心情，要有同情的心情。同情的心情，就是将心比心，才能够看出四周围无处不是诗，无处不是画，无不不是拿我跟人放在一起，拿自然放在我心里，这样他的精神生活是丰富的。

许知远：现在的美国力量，您怎么描述它？

许倬云：本来把大家结合在一起的宗教信仰，聚合在的族群，都被都市化的关系打散开，散开以后美国无法凝聚。但有两个转机，一个是头脸人物的聚集，吸收新的血液，以及强固他们的团结性。这在我看来是不好的，后来就会变成少数寡头政治继续延续，并端到台面上来。第二个是好的，是小社区在自己求活。

三、受教育是为了超越未见

许知远：在那么长段的文化尺度下，人显得那么小。那您觉得人怎么样获得自身的意义和价值？

许倬云：…人受教育的功能，不是说受的教育换得吃饭的工具，也不是说受了教育知道人跟人相处，和平相处。要有一种教育，养成远见，能超越你未见。我们要想办法设想我没见到的世界还可能是什么样，要扩展这种可能性。

许知远：您说过后现代世界都陷入某种精神危机。人无法安身立命，西方、东方都有相似的危机。

许倬云：现在全球性的问题是，人找不到目的，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于是无所适从。而世界上诱惑太多，今天我们的生活起居里，有多少种科技产品，这些东西都不是家里自己做出来的，都是买的。今天你没有金钱，你不能过日子。必须要过这种生活，就不能独立，既然不能独立，你就随着大家跑，大家用什么，你跟着用什么。

许知远：您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许倬云：叫每个人自己懂得怎么想，看东西要看东西本身的意义，想东西要想彻底，不是飘过去。今天的文化是舞台式的文化，是“导演”导出来的文化。

第一章我的美国六十年

另一桩大事，则是1957年10月，当时苏联发射了“太空伴侣”号（Sputnik）。美国的第一个反应是要迎头赶上，不仅在科学上要重新争回领导权，在国防上也开始发展太空战争的机制。从此以后，列强之间的军备竞赛不再是武器层面而已——整个的科技发展，几乎都在为军备竞赛做技术储备。从那时以来，美国的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逐渐失去了为了知识而知识的目的，转变成了为了安全，或是为了利润；美国科学的发展，更注重于现实实际的需求和应用。这一转变，就变成先后程序倒置的形势了。
我也目睹大型钢铁业等在20世纪黄金时代兴起的基础工业，如何经过它们的辉煌岁月，又如何逐渐蜕变，以至最近的新科技，包括医疗和信息，又在匹兹堡生根、发芽以至于茁壮。许多华人陪你过有在这些企业单位服务。他们在不同年次一批批进来，又一批批离开。有人原来有着稳定的生活，忽然随着工作变动搬家，或者因为工厂减缩甚至倒闭而失去工作。这些经历于我而言非常切身。将近五十年来，我在近距离中观察到人生的喜怒哀乐，命运的变化无常。更重要的是，我学习到如何在个人的命运之中看到美国大环境。

第二章开疆辟土的历程

我们一般人对美国的印象，总以为1620年“五月花”号载来一船乘客，是欧洲白人进入北美的第一次移民。其实在那以前，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移民已经在中南美和北美的南端有相当大的发展。英国在北美的移民也早于“五月花”号。就在今日佐治亚州的海边，一批移民建设了詹姆斯敦（Jamestown）基地。不过1607年的这次努力并不很成功，基地维持不久人员就全部死亡，只剩下遗址供后人凭吊。“五月花”号到达美洲，确实是西欧白人第一次成功地长久留在北美。每年庆祝感恩节，大家都知道为了感谢当时在普利茅斯附近的原住民。他们慷慨热情地帮助这些新来的白人度过最困难地一个冬天。然而，很少人还记得，从此以后鹊巢鸠居，这些白人反客为主，终于将原住民排挤于边缘。感恩节，说穿了，是个忘恩的节日。
在欧洲纷乱时，尤其是拿破仑在欧洲称霸时期，法国人顾不上新大陆的殖民地，将这一大片南方的土地以一千五百万镑的价格卖给美国。这里就变成美国新的疆土，被称为南方腹地（Deep South）。这里的移民有相当多是法国后裔和西班牙后裔，其中后者是从南美洲和加勒比海的西班牙殖民地转移到大陆的。这片被称为“路易斯安那”的土地在出售给美国前，因为气候适宜种植棉花和烟草，发展出了种植经济作物的农业形态。
新西班牙曾经拥有比宗主国更多的人口、更大的疆域，但是西班牙人的通知并不是十分有效率。以美国部分而言，他们所建立的治理体系大致不外是贸易站和天主教的传教据点——今天加利福尼亚州州和西南各州的地名，带“圣”字的名称很多，都是这些传教据点留下来的遗迹。
华人在西岸的遭遇，与美国其他移民族群相比前所未有的残酷和不公。除了挖掘金矿和淘洗金沙的工作以外，更多的劳苦任务是开拓山后谷地，包括开拓水源、清理丛莽等等。还有两片美国的领土是最后正式并入美国的：一片是阿拉斯加，另一片是夏威夷。
1867年，这一交易以美金七百二十万成交。这块阿拉斯加冰原，面积是美国五十州最大的一块，计算单价大概合两美分一亩。成交时，有人讽刺美国政府“买了一个大冰箱”。但是，20世纪初期此地发现黄金，到20世纪中叶又发现是石油。将来地球暖化，北冰洋可以通航时，阿拉斯加的地位将另有一番重要性。1959年，阿拉斯加成为美国的第四十九州，疆域最大，人口极少。
整体言之，美国是一个由移民创造的国家，它的领土一片一片由白人移民开拓，也由白人移民占领。回顾15世纪末，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及白人航海家各处寻找新领土以来，白人在北美大陆和中南美成立了许多国家——凡此都是窃据原住民的土地反客为主，反而将原住民压在底层。
最近一二十年来，一方面，白人在邻近人口众多地区的保留地内开设赌场，因为那里是美国法律以外的地区；同时，又有法令鼓励印第安人离开保留地，加入外面的主流社会。这些印第安后裔没有经受足够的训练和教育，如何能在主流社会与人竞争？白人在保留区内设立的观光和娱乐设施又改变了他们的生活环境，这些原住民将来又如何自存？
言念至此，不能不感慨：美国的建国理念，何等高尚！在我初到时，对于这个国家保持何许理性。经过半世纪的体验方才明白，建立这一国家，有多少弱势人群遭受不公不义的待遇。难道人类的历史，就不能逃离如此残酷的矛盾？搔首问天，天也无言。

第三章农业形态的变迁

美国历史就是一部向西开发的历史：向西不断开展，一次又一次将已经稀薄的群体观念继续冲淡。所以美国到今天，个人是主题，从个人到大社会之间没有人情伦理、天然的集合体，只有志愿加入的社会团体。一旦社会的流动性更强烈，例如，城市化的现象更为显著时，自然形成的集合体也愈来愈显示其短期的暂时特色。这是美式文明的重要因素：个人为自己负责，不负担其他人的责任。向西开发的运动，乃是一次又一次加强这种文化特色的过程。在中国文化的理念，这种态度是人情淡薄；从美国文化的发展背景看，这是启动活力的必要之举。
南方的黑奴劳力完全被纳入资本主义市场分工的一环，他们不过被视为会说话的牲口，没有机器以前的“机器”。
人类历史上，处处都充满了人剥削人、人掠夺人的丑恶现象。美国的开拓，是人类值得骄傲的成绩，可也是充满了“人吃人”现象的罪恶。这大片处女地的开发，也留下生态环境的损失、族群之间的冲突。美国独立精神显示了个人主义代表的自由观念，过度发挥则出现人情冷漠、趋利忘义的严重弊端。种种利弊之间，如何加减乘除？实在令人困惑难解。

第四章工业化的过程

19世纪下半期，是美国工业化的重要转折点。这一时期天降英才，在市场经济的制度下，出现了许多影响美国整个经济形态的重要人物，他们龙腾虎跃，各擅胜场。在传统的国家，重要的领导者是帝王将相，在美国则是一群大企业家主导着社会的发展，上述的卡耐基是其中之一。紧接着钢铁与煤矿业的发展，第二阶段的美国经济就有电力业、汽车业和石油业这几个主要的产业。在钢铁和煤矿发展将近成熟的时候，这几个主要产业陆续开花结果，每个行业也都具有代表性的领头人物。
也许有人会问：在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的初期，有许多产业界的明星出现，为什么在20世纪以后，却很少出现这种大人物呢？我想主要的原因在于，美国的科学研究与技术发展经过几度合作，形成了良好的分工体系：学校的学术研究开启科技新领域，提供机会让有心人利用这种技术创业，进而转化为大规模生产应用。在20世纪以后，就很难真正找到谁是发明人，大多数的发现都是集体的成就。
20世纪，全世界曾经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一战的影响将全世界拉入大恐慌，二战的出现实际上是一战未了的许多问题积累爆发的结果。这两次战争中，美国都是先以局外人的身份旁观一个时期，然后在关键性的时刻投入参战。两次战争对美国的经济尤其是工业的发展，有极大的正面影响。一战的正面影响被大恐慌抵消了，二战的影响却是引导了美国开展另一轮的产业发展，其强大的动力至今延续未歇。
珍珠港事件使得美国投入战场，以其庞大的生产能力，发挥史无前例的能量。举例言之，为了应付两面作战，美国的生产能力发挥到最高峰时，可以每天有一艘“胜利轮”下水；每个小时，可以有一辆坦克出厂。战争刚开始时，各国的空军都没有巨大的货运机，而到了战争末期，美国已有以百计的“空中堡垒”，在欧、亚两个战场上运送人员和物质。
就科学本身的发展而言，有了信息科技和电子科技以后，人们获得新的工具，使得人类对于宇宙的基本结构有了更深的了解。大到外太空究竟是几层宇宙，还是多大、小宇宙，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都已经列入我们研究的课题。
学术工作原来是以“读书明理”为目标。现在，经过如此转折，学术研究竟以“追逐财利”为其任务。学术变质了，知识阶层的性质也改变了。对人类存在的根本意义而言，如此变化是福还是祸？难以测度。
美国过去成功，未必完全是因为美国制度的“优越性”，其中还有罕见内外条件才造成它如此辉煌的成绩。从今以后，美国不能脱离世界，也不在能独占优势——美国的产业将是世界产业的一部分。如何规划美国产业的未来，兹事非小。可惜今日美国的精英，尤其政治的领导人，往往只看近利、只看眼前，天天忙于争权夺利，少见有人未雨绸缪，认真规划未来的方向。

第五章多族群社会及其问题（上）

美国曾经坚持这个新的国家是一个“大熔炉”，将许多不同来源的人们融合于以英语为国语的文化，而各种种群自己带来的文化成分，仍旧隐藏在各自社群之内。因此，到了20世纪的后半段，有学者提出，“大熔炉”的口号并不真实，真实的情况应当是像七彩玻璃的镶嵌。更有人主张美国的民族融合是一盘沙拉，盘中的各种成分并没有合在一起，只是表面上有一层沙拉酱，勉强将胡萝卜、白菜、洋葱、肉片等黏合在一起。
美国的发展过程中，曾经有三大移民潮。1820-1920年之间的一百年，形成美国持续百年的移民潮。
1820年至1860年，是第一波移民潮，这些移民的主要工作是开拓美洲内陆——那个阶段正是欧洲法国大革命以后引起的剧变时期，拿破仑的兵锋所及，处处都引发民族战争和民主革命。社会结构完全破碎，兵氛弥漫，人民流离失所，很多人因此离家奔往新大陆，寻找避难之处。因为这一次的大移民，美国人口才迅速地从四五百万跃升到超过七千五百万人。
第二批新移民潮，则是发生在19世纪后半段开始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期间。这一阶段需要的劳力以熟练的技术劳工为主题，以及在欧洲行有余力的资产阶层。
第三批移民，配合着美国基础工业的起飞和新兴工业的出现，即前面所说的钢铁业、石油业、汽车业、电器业等重要工业飞速发展的时期。
在20世纪中期之后，美国出现了第四波移民潮。其时间持续超过半个世纪，对于美国现代的文化自觉和社会公理的自觉有极大的影响。二战期间欧洲战乱不停，更由于希特勒的排犹政策，大批犹太裔的科学家和学者不得不寻找避难之处。战后的欧洲残破凋零，美国的经济确实正在繁荣向上，欧洲中产以上的移民也大批进入美国。
在东方的世界，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使得东亚处处烽烟。二战前后，美国在东方树立霸权的活动也使得战争不断。于是，二战、朝鲜战争、越战之后，华人、菲律宾人、韩国人、越南人、印度人大批进入美国——这第四波的移民潮，就不仅限于欧洲的白人了。这一波移民潮的不同之处在于，各地进入美国的新移民有许多是当地的精英，他们带来了自己文化，也具备一定程度的特长与才能。因此，二战前后出现的移民潮，将美国文化的复杂性提升了一层，同时也出现主客竞争的尖锐对立。
苏格兰人信奉的是长老会，爱尔兰人信奉的是天主教，这个信仰分野比族群渊源还要深刻。他们从英伦三岛迁移到匹兹堡附近，苏格兰人群来得较早，颇有在匹兹堡附近从事农耕得条件。爱尔兰人则是之后大批逃荒进入美国的。他们到达时一贫如洗，也正好赶上了匹兹堡正在发展钢铁业等基本工业的时代。爱尔兰人移民的工作，大致是进入工厂担任一般劳务，或者在新兴的城市区从事种种杂务。两相对比，苏格兰移民的后代秉承基督新教长老会的行为模式，努力争取社会地位。乘着工业化的潮流，苏格兰移民后裔出现了卡耐基、梅隆这一类的企业家，而爱尔兰人只能靠工作糊口。
意大利人擅于经营，颇有人事业成功，进入中产阶层以上甚至列名富豪。纽约和附近地区的意大利政客，也颇多当选地方首长。他们在戏剧演艺这一行业之中，也有相当的地位。
意大利人的家庭稳定，族群内婚姻非常普遍；家族关系相当密切，一个大家族团聚在一处，即使离家出去了，和老家的关系也始终连绵不断。凡此内部凝聚力的现象，乃是意大利族群在美国长保优势的原因。
意大利人另有一项特殊的地位：意大利半岛尖端西西里的黑手党，自从中古以来，在地中海的确就是地下社会的强大力量。黑手党的主要活动是在港口地区，他们霸占码头谋取利益，在法律的灰色地带刀口舔血，却也救苦济贫。
在美国的大城市中，银行借贷和汇兑的活动会通过犹太人兴办的银行，其他族群的财经活动也脱不开犹太人的经营。
在学术圈和艺术音乐圈之中，犹太人具有特殊的地位。他们传统好学，在世界的学术界，犹太人的贡献无可置疑。每年诺贝尔奖中有关学术的四个奖项，犹太人往往占有四分之一乃至三分之一的人数。在美国的大学中，假如抽掉犹太学者，很多科系就失去了主力。

第六章多族群社会及其问题（下）

在美国的东亚族群今天人数也不少，这些亚洲人的受教育程度和西欧、中欧移民的水平相差不多。尤其中国人和印度人的受教育程度，可能时美国各族群之中具有大学学历者比例最大的群体。东亚族群分别来自中国、日本、韩国、越南以及菲律宾。至于印度人，虽然号称亚洲族群，却并不属于东亚圈之内。
先说日本族群。他们进入美国最多的地区是夏威夷和加利福尼亚州。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当局有鉴于领土狭小，想开拓海外领地，曾经有计划地集体移民。目标之一是夏威夷，此外则是秘鲁、巴西和墨西哥。等到日本赢得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后来兼并了台湾岛和朝鲜半岛后，其野心转变为在东亚扩张，上述有计划地移民运动就终止了。今天到夏威夷的大岛希洛岛（Hilo），还可以看见若干日裔居民的村落，其布局和景观宛然如日本本土。
朝鲜半岛和越南的移民，颇多是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的美军眷属：战争结束，回国的军队解甲归田，他们的家属也取得美国国籍，随同回到美国。
韩、越两个族群的凝聚性强固，他们的教育程度相对于白人而言相当于中产阶层。因此，他们的职业通常选择是专业工作，如医生、会计师和工程师，也有一些进入教育界担任教职：总体言之，也大致在中等的上下之间。尤其因为这些人都有美国亲属，这层关系使得他们更容易得到当地白人的合作。
至于华人的情况，截至2015年最新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亚裔美国人已达两千一百万，华裔依旧以近五百万人居首，其次分别为几乎四百万人的印度裔和菲律宾裔。华裔美国公民和移民主要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州、纽约和夏威夷。
华人到达匹兹堡的时间也相当早，在19世纪中叶就有华人从西岸进入匹兹堡，其中大多数是修筑跨大陆铁路系统的华工和他们的后代。
华人真正有良好表现之处，应当还是在专业和学术圈内。美国的好大学有众多优秀的中国学者任教，在追寻知识的道路上他们表现优异。
最后，我们必须说明两个面临最不幸的族群：一个是西语系的居民，另一群则是非洲后裔的居民。这两个美国的族群，从美国建国至今始终滞留在收入最少、工作最疲劳，而且社会地位最低的状态。他们的不幸，有一大部分原因是在号称族群平等的国家里，起步就在最弱势的地位；再者，这两个族群本身没有深厚的文化传统，缺乏自尊，也就缺乏上进的动机。
在本章，我们陈述了美国各种族群的情况和他们在美国发展的机会。成败荣枯，各族情形都不一样。综合地观察，每一个族群进入美国时都多多少少带来了他们地文化传统。笼统言之，欧洲进来的白人，最大的区别是天主教群与新教群之间的差别。前者将一切信托于上帝的安排，只要求告上帝、仰赖神的福佑，也就是一种听天由命的态度。在竞争激烈的新大陆上，如果只是听天由命，这个族群将很难有取胜的机会。反之，新教的后裔，不管是盎格鲁-撒克逊人，还是苏格兰的长老会信徒或是西欧加尔文信徒的后代，则都因为他们的信仰，相信只有经由自己的努力才能符合上帝对人们的盼望——上帝的拣选可能是预定的，可是，上帝会等待信众以自己的行为证实上帝拣选的准确，这一动机就与听天由命不一样了。
来自东方的亚洲移民，华裔、韩裔、越裔以及日裔，都曾经接受儒家传统文化遗产的洗礼。他们努力的动机相当旺盛，只要给予机会都会力争上游。只是亚裔的起跑时间比较晚近，许多上层的位置和资源已经牢牢地掌握在白人手中，只有犹太人有欧洲带来地经验，能够在财政界挣得一杯羹，东方族群地后裔在财经领域中目前还没有足够的实力。然后，亚裔后代和犹太人后代一样，对于求知识的动机非常旺盛，这些族群和犹太人一样，也就在学术界和文化界占有一定的地位。

第七章经济运作的模式

美国工业发展的时期，也就是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期的那一段，是“镀金”的时代。那时候，美国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世界的工业化过程中跃登首位。时势造英雄，洛克菲勒、卡耐基等任务都成为世界巨富。在各自行业之中，这几个大人物的麾下，也不再有其他人可以占一足之地。
梁启超显示指出这种现象的弊病：一则在于，这些企业找到了他们以为最好的生产方式以后，就不再允许其他的生产技术和方法出现，亦即独占排他的现象；二则，某个行业占满了市场，其他代替品因为性质类似，很难与已经占满市场的原有产品竞争。这也就造成了工业不容易逐渐升级、汰旧换新以及开拓新的产业和工业领域。在中国高度发展的太阳能，在美国却是始终无法大规模采用，就是因为原有的能源企业不愿意看见风能、太阳能、生物能发电出现。在医药制造方面更是明显可见，美国大规模生产的药厂经常以某一种有效药物的专利权长期把持市场，不允许新药轻易出现。如果有新药，也是大药厂自己发展以后，设法与原有已经获利的药物互相补足，而不是代替原有产品。
在19、20世纪生产业是主力，经济秩序主要是基于技术、资本和市场这三个因素。在今日，凯恩斯魔法师的魔杖乃是货币本身。货币的流通是由经济部门操纵，货币与生产脱节，大量货币流通出现了荣景，如果美国有适当的生常量与生产力相配合，则这种荣景不免是空虚的。
21世纪初期十年左右，美国经济的秩序大乱。2008年出现了经济大衰退，就是经济失序走火入魔的后果。那时候，每一家市场经营的金融机构，都在做种种的包装，将质量混杂的项目推入市场。例如，最著名的“次级房贷”，便是将各种房屋贷款的单独项目绑成一包，当作一个整批交易的“产品”。银行将自己的贷款凭据——无论是否到期，无论是否已经烂尾——低价出售换取现金收入。在市场上购买这些凭据的客户，无法检验包装内部实际的情形。于是，各种混杂的包装里不仅有房贷、还有保险、创业风险贷款。买主明知是笔“糊涂账”，又将其用于抵押换取现金。一路过手之后，每家银行的账面上都有大量的盈余，而实际上都是空头游戏。大多数的金融机构明知故犯，内部没有检查机制，外部也没有人监督，金融纪律荡然无存。那中百年老店，例如雷曼兄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环节露了馅，进而拉动一片，最终导致公司破产崩溃。
证券市场上还有一种操作，就是所谓的对冲基金。这种基金的操作者，在一个包裹内分别包含各种多头与空头，或者债券与股权的混合基金，从多、空买卖中获取利润。早作者每时每刻都在运作，他的客户却完全不知道操作者如何运作。其后果往往是客户赚微小的利润，而操作者赚大利——盈利了归自己，将损亏推给客户。某些两三年内让客户取得甜头，第三年将所有款项席卷而逃，或者以破产脱身。这种掠夺性的行为乃是利用人类贪利的弱点，明目张胆地偷窃客户的资金。
美国的经济发展是由开拓荒地、增加农产品的供应，进而提升国民的购买力开始；然后设立工厂生产基本原材料，例如钢铁以及机械，最后生产日常的消费品。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货币支付设备和劳动的费用，也许还要加上运输以及土地的取得成本。在这个生产成本上，单位产品的成本加上原始资本应当获得的利息，成为消费品的价格。投资者取得利润，也就是以利息为代表的赢利。各个阶级的工作者，包括从生产线上的工人到最后一个阶段替顾客包扎货物的店员，经由劳动领取薪资，这是正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和交换体系构成的经济制度。
到了今天，经过了一百多年的演变，高度工业化以及科技研究成果带来的不断更新的生产模式——如此制度优越的现代工业文明，居然陷入一个虚假泡沫的信用经济！信用经济不断地以膨胀维持繁荣，以刺激欲望来增加消费量，而且唯恐其流转地速度不够迅速。本章后半段叙述的种种行为，维持了这个泡沫不断扩大。无论经济理论如何玄妙地解释，以常识而论，这种制度体制并不扎实。经济全球化地时代，别处的经济体制正在成长中日趋充实，而美国却是日趋空洞。美国的经济霸权，如何能持久不塌？特朗普不明白这一现象，却号称要恢复“美国第一”，宁非梦想？

《下沉年代》

Wed, 30 Jun 2021 00:00:00 +0000

[美] 乔治·帕克 (George Packer) 著，刘冉译，《下沉年代》

《亲密关系》

Sun, 21 Feb 2021 00:00:00 +0000

罗兰•米勒 (Rowland Miller) 著，王伟平译，《亲密关系》，第六版。

《像火箭科学家一样思考》

Thu, 18 Feb 2021 00:00:00 +0000

【美】奥赞·瓦罗尔著，李文远译，《像火箭科学家一样思考》

《霍乱时期的爱情》

Sun, 14 Feb 2021 00:00:00 +0000

[哥伦比亚] 加西亚·马尔克斯著，杨玲译，《霍乱时期的爱情》

《上瘾五百年》

Sun, 31 Jan 2021 00:00:00 +0000

戴维·考特莱特著，薛绚译，《上瘾五百年：烟、酒、咖啡和鸦片的历史》

《不确定世界的理性选择》

Thu, 28 Jan 2021 00:00:00 +0000

雷德·海斯蒂 (Reid Hastie) / 罗宾·道斯 (Robyn M. Dawes) 著，谢晓非 / 李纾译，《不确定世界的理性选择：判断与决策心理学》

《活着活着就老了》

Fri, 25 Dec 2020 00:00:00 +0000

无意间翻了翻之前的电子书，随手把冯唐地《活着活着就老了》粗略地扫了一遍。有些语句还真是有点意思。

《人类简史》

Fri, 18 Sep 2020 00:00:00 +0000

人类简史三部曲之《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尤瓦尔·赫拉利作品，林俊宏译。

《未来简史》

Tue, 15 Sep 2020 00:00:00 +0000

人类简史三部曲之《未来简史: 从智人到智神》，尤瓦尔·赫拉利作品，林俊宏译。

《今日简史》

Sat, 12 Sep 2020 00:00:00 +0000

人类简史三部曲之《今日简史：人类命运的大议题》，尤瓦尔·赫拉利作品，林俊宏译。

《面纱》

Sat, 22 Aug 2020 00:00:00 +0000

《面纱》, [英] 毛姆著, 阮景林译

《刀锋》

Wed, 01 Jul 2020 00:00:00 +0000

《刀锋》, [英] 毛姆著, 周煦良译

“The Razor’s Edge”, W. Somerset Maugham

《提问》

Sat, 20 Jun 2020 00:00:00 +0000

杨澜，2020年，《提问》

《万历十五年》

Sat, 06 Jun 2020 00:00:00 +0000

《万历十五年》，黄仁宇

《菊与刀》

Mon, 25 May 2020 00:00:00 +0000

《菊与刀》，鲁思·本尼迪克特

《围城》

Tue, 19 May 2020 00:00:00 +0000

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大中国史》

Thu, 30 Apr 2020 00:00:00 +0000

粗略地将吕思勉的《大中国史》扫读了一遍。书，是本不错的书。可惜的是，好多看不懂。

《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

Mon, 20 Apr 2020 00:00:00 +0000

花了几个月，终于把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看了一遍。

书摘 on Yu Vision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第一讲 汉代

一、汉代政府组织

二、汉代选举制度

三、汉代经济制度

四、汉代兵役制度

五、汉制得失检讨

第二讲 唐代

一、唐代政府组织

二、唐代考试制度

四、唐代兵役制度

五、唐代制度综述

第三讲 宋代

第四讲 明代

一、明代的政府组织

二、明代考试制度

三、明代赋税制度

四、明代兵制

第五讲 清代

二、清代的部族政权

三、清代部族政权下的政府

《人类的终极问题》

序：我也喜欢琢磨一些现实的问题

第一章 人类未来吃什么

农业一万年

未来的粮食

未来的瓜果蔬菜

未来的蛋白质

第二章 人类未来用什么

引言 未来的材料

被材料改变的人类

钢筋水泥的功与过

塑料，想说爱你不容易

穿衣服的学问

第三章 未来的能源

引言 能源：人类想象未来的无限可能

人类能源简史

可再生能源的未来

电氢之战

核能：人类的终极能源

《社会学的想象力》

《走近钱学森》

小引：形形色色的评价

火箭专家返回红色中国

“怀疑的乌云扫过我的头上”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牢狱之灾突然降临

被监控的生活是痛苦的

在工程控制论中闪光

中美在日内瓦的较量

躲过特工寄出至关重要的信

父亲是第一位老师

打下“基础的基础”

17位深刻影响钱学森的人

跨进交通大学校门

伤寒突然袭来

从地上跑的到天上飞的

进京赶考

横渡太平洋

戴上硕士方尖帽

冯·卡门的传奇人生

在冯·卡门麾下

冯·卡门访华受到高规格接待

“卡门-钱近似公式”

《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

《数学的雨伞下：理解世界的乐趣》

《那些科学家们彻夜忧虑的问题》

《李光耀谈治国、管理和人生》

◆ 独立

◆ 领导

◆ 民主

◆ 法律 劳动力 土地

◆ 世界

◆ 社会

◆ 过去 未来

◆ 策略

◆ 团队

◆ 规划

◆ 经营方针

第一讲汉代

第二讲唐代

第三讲宋代

第四讲明代

第五讲清代

第一章人类未来吃什么

第二章人类未来用什么

引言未来的材料

第三章未来的能源

引言能源：人类想象未来的无限可能

◆ 法律劳动力土地

◆ 过去未来

复杂性　是神话还是现实？

陷阱1　简化带来成功

第一部分在乡村

第二部分在卫所

第三部分在军屯

第四部分余音

第一章明朝覆亡后的全国形势

第二章弘光朝廷的建立

第三章弘光朝廷的偏安江淮

第六章清廷统治者推行的民族征服和民族压迫政策

第七章各地抗清运动的兴起

第九章隆武政权的作为和覆败

第十章大顺军联明抗清

第十二章郑成功起兵与鲁监国在浙闽抗清

第十三章永历朝廷的建立

第十七章北方各省的反清运动

第十九章永历朝廷内部的党争

第二十一章大西军的联明抗清

第二十三章孙可望部署的湘、桂、川全面反攻

第二十七章李定国迎永历帝入云南和孙可望的降清

第二十八章清军大举进攻西南及永历朝廷的播迁

第二十九章郑成功、张煌言长江之役

第三十章永历朝廷的覆亡

第三十一章郑成功收复台湾

第三十二章夔东抗清基地的覆灭

推荐序　江湖依旧在人已是传说

前言　Waymo对决优步

第1章　祖母测试，DARPA大挑战赛的源头

第2章　极客和国债，每次都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失败

第3章　沙暴车，孤儿优先

绪论　白银的诅咒

第一章　东西：白银的不同命运

第二章　宋元：纸币试验

第三章明代：银本位与全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