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on Yu Vision

《优秀的绵羊》

Mon, 27 Jul 2026 00:00:00 +0000

《优秀的绵羊》

作者: [美] 威廉·德雷谢维奇

译者: 林杰

出版社: 九州出版社

出品方: 阳光博客

出版年: 2016-4

ISBN: 9787510842252

页数: 232

装帧: 平装

定价: CNY 42.00

原作名: Excellent Sheep

前言

当时的我与很多今天的孩子一样（当时的孩子也一样），像个僵尸一样走进大学校园。对你们来说，大学是一片空白。大学是“接下来要考虑的事”。你去上大学，学点儿东西，然后再去做很多其他事情，比如说很可能去读个研究生。前方是一些你不太清楚的目标：地位、财富、往上爬——总之，“成功”。至于选择什么大学，那完全是为了满足炫耀的需要，因此你当然会选最好的大学。至于教育到底是什么，你为什么要读大学，大学如何帮助你找到自我，或者说大学如何帮助你独立思考，找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这些问题你根本想都没想过。与今天的孩子一样，我只是被动地去做那些周围所有人都认为理所当然的事。
我认为，反思能力是精神生活的关键，而独处则是反思的前提。学生们想了一下，反思——独处——精神生活，之前似乎从未有人让他们思考过这个问题。然后一名学生似乎恍然大悟：“所以您是说，我们其实都是一群优秀的绵羊？”
当前系统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大都聪明，富有天分，而且斗志昂扬，但同时又充满焦虑、胆小怕事，对未来一片茫然，又极度缺乏好奇心和目标感——他们被包裹在一个巨大的特权泡泡里，所有人都在老实巴交地向着同一个方向前进。他们非常擅于解决手头的问题，但却不知道为什么要解决这些问题。2008年，在即将辞去耶鲁教职之际，我发表了一篇文章来讨论这些问题。文章的名字叫《精英教育的劣势》（The Disadvantage of an Elite Education），文章发表在《高等教育》杂志（American Scholar）上。因为这只是一家小型文学季刊，所以我想这篇文章最多只能吸引几千名读者的注意。

第一部分优秀的绵羊

就算是那些曾经赢得无数奖项的最成功的学生，他们也会在某个时刻停住脚步思考这一切是否都值得。在他们三四十岁的时候，他们是社会公认的有成就的医生、律师、学者、商人，但他们往往让人感到，他们不过是一群在终生竞争的集中营里茫然的生还者。其中有些人说，他们最终从事的职业是出于他人的希望，或者他们随波逐流并不假思索地加入了目前从事的职业。经常有人会说，他们没有去体会自己的青春，他们从没有生活在当下，他们总是在追逐一些未经深思熟虑的目标。他们总会思索，曾经的努力是否都值得？

第1章那些头顶光环的年轻人

“超人”作家詹姆斯·阿特拉斯（James Atlas）曾经这样描述一群典型的精英名校大学生：他们双修专业，擅长体育，谙熟多种乐器，掌握几门外语，并参加为世界某贫穷地区组织的援助项目，而且仍有精力发展几项个人爱好。总之，于内，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于外，扶贫济困魅力无限。我们似乎不得不向这一群内外兼修、无所不能的精英名校生投以一种羡慕敬仰的目光。像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一样，这些年轻人的身上散发的是自信、自乐和自足。在《自由》（Freedom）一书中，约翰·弗伦岑（Jonathan Franzen）这样描述顶尖文理学院的学生们，“他们似乎对任何东西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高度悟性”。
斯坦福大学在2006年就本校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组建了一支行动组，斯坦福大学的副校长提出警告：“我们见到越来越多的学生在心理上出现了轻重不等的问题，有自卑、发展性障碍、沮丧、焦虑、饮食疾病、自残、精神分裂症和自杀倾向，等等。”另外一所大学的校长也曾经向我表示，我们的年轻一代似乎“被一场抑郁的流行病所包围”。
斯坦福学生中流传着一个名词叫“斯坦福狂鸭症”（Stanford Duck Syndrome）。想象一下，一只悠闲的鸭子在湖面上逍遥自在地漂过，水面之上的平静掩盖了水面之下鸭掌的疯狂拨动。在麻省理工学院一位学生的个人网站上，发布了一篇标题为《崩溃》（Meltdown）的文章，这是一位大二学生在发泄自己的无用和愧疚以及常常伴有的“压倒式的孤独感”。这篇文章得到疯传，至少有十几所高校的同学都产生了共鸣。有人留言说：“谢谢你的分享。其实我们经常有过同样的感受，但是很少会去承认。感谢你的勇气，能够把自己的心声公之于众。”来自波莫纳学院的学生曾告诉我，在这所号称全美大学幸福指数排名第四的高校里，学校为了维护快乐的形象，费尽心思推动校园活动，学生们备感压力，却必须展现给公众一个完美的形象。
《有目标地工作》（Work on Purpose）一书作者拉拉·加林斯基（Lara Galinsky）曾经与我交谈，她指出，年轻人并不擅长关注与他们有内在联系的事物。我之前的一位耶鲁大学学生告诉我：“你不可能告诉一个耶鲁学生，去找你的挚爱吧。我们大多数人不知道怎么去找。我们只对成功充满热情。这就是我们初到耶鲁时最真实的状态。”
哈佛大学的本科学院前院长曾经说过：“太多的学生，在头一两年里就如同在跑步机上循环，突然有一天感受到危机骤然降临，如美梦初醒一般，对自己之前所有努力付出而到底为了什么感到惶恐。”一位来自康奈尔大学的女生更加坦白地总结了自己的过去、现状和将来：“我讨厌自己的活动；讨厌自己的课程；厌恶高中里所做的一切，而将来的工作也将会是令人厌恶的。我将如此度过余生。”
你若了解这些骄子在整个过程中是如何被培育，如何极其苛刻地被筛选，那么他们在学术上有如此高的造诣，自然是理所当然之事。这群年轻人如果在体育竞技场上，那么他们就是全明星运动员，从小就已经接受严格训练。无论你要求他们做什么，他们都会做到。不管他们面前放置了什么样的障碍，他们都会清除。我的一位在顶尖大学教书的朋友，曾经要求她的学生背诵18世纪诗人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写的一首30行的诗歌，她课上的每一位学生，都能够逐字逐句地背诵，而且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当她在课堂上让学生默写出这首30行的诗歌时，就如同在看一群汗血宝马竞赛。
问题关键在于，许久以来，学生们对教育的认知已经固化：回答问题，完成作业，考试得高分。在他们的教育中，大局的认知是很薄弱的。他们懂得如何做好一位“学生”，但不懂得如何思考。在一次跟一位在州立大学分校教书的朋友交谈时，这位朋友抱怨他的学生不懂得独立思考；相比之下，耶鲁学生虽然会思考，但也只是在我们要求他们这么做的前提之下才会去做。进一步来说，我所任教过的常春藤盟校的学生往往都是聪颖、有创意并思维缜密的年轻人。我非常喜欢跟他们交流并向他们学习。但是总体来讲，大部分的学生只是甘于服从学校给他们设计好的框架。鲜有对思考本身抱有极大热情者。更少有人能够领悟到，高等教育是人的一生中智慧的成长和探索的一部分，而且这个旅程必须是学生本人为自己设计和践行的。
19世纪美国哲学家阿兰·布鲁姆（Allan Bloom）曾经说过，所有的教育体系都会教出有着自己特点的人才。如果你从小接受的是精英教育，那么你从小就学会了去争取并珍惜那些能够衡量你在每个阶段向精英迈进的指标，比如成绩以及奖杯。获得这些你将会被认可并得到赞美，你的父母将为你沾沾自喜，你的老师将颜面有光，但你的对手将咬牙切齿。当然，顶尖大学的录取将会是最具分量的，最能彻底地向世界展示，你已经成为精英的一分子。当我们认为顶尖大学的录取终于给自己的奋斗画上句号时，其实这才是这场游戏的序幕。在进入大学之后，游戏愈演愈烈。这次游戏中的筹码是GPA、优等生联谊会、富布莱尔奖学金、医学院入学考试、哈佛法学院、高盛等等。这些游戏的筹码不仅仅代表了你的命运，也代表了你的身份，可能更代表了你的价值观。这些筹码就是你和你的价值。
这场游戏的最终信条就是资质至上。每个人的课外活动无节制的忙碌，忽视学习和探索，做任何事情都必须考虑为自己的简历加分，生命就是不断地积累证书，就是不断地竞争。一位斯坦福大学教授曾经建议：如果你想让更多的人来参与一个活动，那么一个高效的方法就是提高入门门槛。
多纳特在个人的哈佛回忆录《特权》（Privilege）一书中提到，学术上的偷工减料普遍存在，知识分子们不再为了学习而学习。以前学生或学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在学术领域自由探索，随心选择并尝试一些专业之外的选修课，他们可能在这个自由的探索过程中偶遇自己喜欢甚至热爱的新鲜事物。这也是美国高等教育的魅力所在。但是现在不同了。如今的学生必须要取得一个认证，因此双学位盛行。一个偶然机会，我遇见了一位同时修4个专业的学生，他以此为豪，自认为自己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那么根源何在？为什么如此多的名校毕业生最终选择了金融和咨询这两种行业？这又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信息呢？仅仅是欲望吗？当我们回头去看这些人的成长之路，你会发现，这些年轻人已经非常习惯于迎接挑战，因为克服种种困难才能够出人头地，才让人觉得有安全感，才让人觉得有价值。比如说在高中期间，这群优秀的学生都以进入最顶尖的名校为共同的目标，也经历了种种类似的挑战。当进入大学之后，目标就不那么明确了。方向多重，道路多样。
你将来的发展空间有多大？这些名校年轻人肯定听说过，他们的选择是无限的。他们对这种说法司空见惯。当然，一旦你做出选择，那么其他的可能性也就消失了。我的一位耶鲁学生，在毕业多年之后给我发了一篇原创文章，标题是《潜在可能性的自我矛盾》（The paradox of potential）。耶鲁的学生，如同干细胞，在决定成为什么之前，事业的选择是无限的。但是一旦决定了，那么无限就转变成了有限。“我和我的朋友并非去尝试过上千种职业道路，游遍了世界各地，才决定自己要做什么。事实上，我们都是抱着从众心理，在一条久经测试过的职业道路上，步步谨慎，步步为营，确保自己能够在几年之后有所收获。同时还是能做回干细胞，与大家一样，充满着无限的可能。”
顶尖的咨询公司完全利用了这种心态。首先，它们每年会空降到顶尖学府的校园，鼓励多数人来申请，但最后只招聘少部分人，整个过程让人觉得竞争门槛很高。这些工作经历不仅仅能够为你的个人简历增色，同时在你从事咨询工作之后，还是照样可以做其他任何事情。这样的机会简直太吸引人了。咨询性质的工作本身极其类似于大学：深刻的研究分析，各类信息的融合，清晰有效的沟通。完成这类工作并不要求经济学背景，甚至咨询公司经常会招聘一些人文学科的学生，只要你聪慧、勤奋并精力充沛。当然，我们不能不提，这样的工作会给你带来丰厚的收入。
在这几个选择中，不管是什么性质的，这些职业本身并没有问题。虽然在表面上这些工作的背后是丰厚的收入，也因此让我们错误地认为，名校生受钱所驱使才选择了这些工作，但是学生选择这些职业的最根本动机并非个人欲望，而是一种行为惯性，是在大学之前以及大学期间所形成的生活、做事和思考的惯性。他们在完成大学学业之后，并没有了解自己内在的生活意义是什么。对这些年轻人来讲，最大的疑问是：除了这些工作之外，还有哪些工作是值得去做的。
我在耶鲁的所见所闻，在美国的其他高校也普遍存在。每个人看起来都极其正常，每个人看起来又高度一致；没有披头士，没有“小混混”，没有艺术学校类型的学生或者文艺青年，没有女汉子形象的女同性恋者，也没有穿着卡西基的黑人学生。极客看起来不再是那么极客范儿，时尚的也不再那么时尚。每个人的穿着似乎在时刻准备着去工作面试。我很想告诉这些学生，你们都很年轻，为什么不闯一闯呢？
表面上我们在呼吁“多元化”，但现实就是香草味，只不过是挑出了32种不同口味的香草而已。我并不是惋惜那个已经消逝的学生运动年代，那时大学曾经被公认是一个尝试和挖掘不同自我的舞台，但是如今的大学生似乎都在向一个方向靠拢，在校期间就已经开始模仿中上阶层的白领。我之前的一位学生曾经写信总结耶鲁：“不论耶鲁的大一新生有多么多元，耶鲁的毕业生都严重同质化。”
精英的矛盾心理是一种全球现象，并非美国专属。美国高校的录取标准和条件已经影响了全世界，无论是上海的、首尔的还是孟买的学生，都在按照美国高校的录取标准来规划和准备。目前美国已经有大约10%的学生来自海外，他们主要来自加拿大，英国，尤其是东亚和南亚，比如印度、新加坡、中国、韩国、菲律宾和日本。“我为你的这本书对现代教育的完美诉讼表示由衷感谢，”一位在加拿大读医学院的学生与我通信时这么说，“你的书里所描述的精英心理状态超越了常春藤盟校。”“在印度，我们有自己的常春藤盟校，它们是印度理工学院和印度管理学院。你书中所讲的每个现象我都曾经在印度目睹过。”
哈佛大学资深的本科招生办主任威廉·R.费茨蒙斯有几句很精辟的评语：就算是那些曾经赢得无数奖项的最成功的学生，他们也会在某个时刻停住脚步思考这一切是否都值得。在他们三四十岁的时候，他们是社会公认的有成就的医生、律师、学者、商人，但他们往往让人感到，他们不过是一群在终生竞争的集中营里茫然的生还者。其中有些人说，他们最终从事的职业是出于他人的希望，或者他们随波逐流并不假思索地加入了目前从事的职业。经常有人会说，他们没有去体会自己的青春，他们从没有生活在当下，他们总是在追逐一些未经深思熟虑的目标。他们总会思索，曾经的努力是否都值得？
令人不能接受的是，我们现在的教育系统培育出了高智商、有成就的二十几岁年轻人，但却没有教育他们领悟生命的追求，他们甚至不知道如何去寻找生命的意义。他们按部就班地生活，缺乏新生活的想象力，在内心深处，他们也缺乏勇气和自由来创造自己的道路。

第2章　「哈耶普」的上位史

这一切是如何演变到今天的呢？我们的大学招生录取标准支撑起了整个教育系统，或者说教育围绕着招生而运转。学生从孩提时代到青春期，从大学到进入职场，不论是教育方式还是教育结果，无不受制于大学招生这根指挥棒。你是否好奇，今日的招生标准从何而来？对于这一问题的解答，我们不能仅看过去10年或者15年的情况，而应追溯历史。毋庸置疑，今天的精英学生相较于20年或40年前的精英，两者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程度。因为教育这个系统工程影响了几代人，当今的美国职场人、中产阶级、精英阶层，那些掌控我们政府、经济、文化的人都经历了教育的洗礼，追溯教育系统的根源也就是研究这些人的根源。要做好这件事，就要回到起始。
在南北战争结束之后，E.迪毕·波茨尔（E.Digby Baltzell）在他的著作《新教当权者》（The Protestant Establishment）中谈到了慢慢改变的格局。工业经济的爆炸式发展，催生了新的财富以及财团控制的政府。铁路系统把原来分散的区域连成了整体的网络，区域经济演变成国家经济。原有的地方性精英开始意识到，应该成为全国性的精英，并想方设法巩固自己的阶级地位。新贵们需要通过交际让自己成为被众人接受的贵族；与此同时，面对来自南欧和东欧汹涌的移民浪潮（这些移民大部分是天主教徒和犹太人），所有的新贵为了竭力保护自己的阶级地位，上层社会开始了强大的反犹太教和反天主教的运动，其中最有名的一个阶层是新教徒的盎格鲁-撒克逊裔美国人。
盎格鲁-撒克逊贵族为自己的阶层创建了形式丰富的学府和机构。到了1880年，私密会所开始出现，如巴港和纽波特已经建立起来。第一家乡村俱乐部于1882年成立。格罗顿学校于1884年成立，它虽然不是新英格兰地区的第一所大学预备学校，但它却是第一所模仿英国贵族学校而建立起来的学校。《社会登记》（The Social Register）于1887年开始出版。美国革命女儿会（Daughter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于1890年成立。在很短的时间内，贵族们开始逃离大都市，向乡下搬迁，如费城的主线（Main Line）就是新的聚居地，全国性乡村学校的创建也拉开了序幕。
盎格鲁-撒克逊贵族设立了不少机构，其中有一种机构虽然并非是他们建立的，但是他们对它却有绝对的影响。当时的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各自都开始招兵买马，书写自己的历史：哈佛是“黄金海岸线”富家子弟的聚集地；《耶鲁的斯托弗》（Stover at Yale）是当年相当有名的一本关于耶鲁本科生生活的小说；普林斯顿的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Scott Fitzgerald）是《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作者。这类精英学校为富裕家庭的年轻绅士们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平台，方便了他们与来自全美各地的类似背景的家庭搭建人脉，巩固自己的价值系统，并相互认可彼此在社会顶层的地位。与此同时，大学为了吸引新贵，着手弱化自己给人的“书呆子”形象，大力鼓励课外活动。而体育，特别是竞技类运动，比如能够充分彰显“男子汉”形象的美式橄榄球，也就是在那段时间诞生并一直延续到现在的。
目睹哥伦比亚大学的经历，三驾马车有了前车之鉴，想尽办法不重蹈覆辙。为了阻挡犹太申请者，一系列新的入学要求开始实施：教师推荐信，校友面试，对运动员或者有“领导特质”学生的偏好，给校友的子女加分，更加强调家庭背景，减弱学术能力的比重等等。学校宁愿录取来自美国中西部新教背景家庭的孩子，也不要录取来自纽约市布鲁克林区“勤奋的草根”，即便中西部的孩子不是最聪明的。
三驾马车的生源主要还是来自大学预备高中，而这些学生往往都是富家子弟。学校虽然没有官方说法，但是犹太学生常常被有意限制。原来的老男孩俱乐部那一套文化还在继续发展，诸如闭门握手言事、对口学校输送学生等等。即便到了20世纪50年代，哈佛大学平均10个位置也只有13位申请者竞争，而耶鲁大学的录取率为46%。一般而言，在申请之前，你就知道被录取的概率，如果概率不大，那也就没必要申请了。
布鲁斯特于1963年开始担任耶鲁大学校长，他出台了一系列的新政策：在短短两年之内就把学术潜能提到录取标准之首；推翻了“全能手”的录取思路，取而代之的是“某方面有建树的特长生”；减弱了对体育健将和校友子女的偏向；整体取消了个人外表特征的考虑（最后一条的改变也导致新一届学生身高平均下降了1.2厘米）；学校结束了与对口学校的亲密关系，不再限制犹太学生数量，并为低收入人群提供了全额助学金；少数族裔学生的平等政策也在20世纪60年代末出炉。1969年，耶鲁从单纯男校转变成了一所男女混校。
原有的顶尖大学招生录取无疑是依照顶层家庭背景而设计的，后来布鲁斯特校长提倡对学术高标准的追求，这超出了顶层家庭所擅长的范围。如今我们有一系列的标准化衡量标准，如SAT、AP、GPA、奖学金证书，等等。现在我们的学生不仅要拥有原来的贵族阶层特质，而且还要展现出现代贵族特征。难怪他们是如此的繁忙和惶恐啊！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富裕家庭通过各种方式占尽了优势：聘请SAT私人教师帮助提分，雇用自荐信导师（也就是代笔者），以校友捐助的名义影响录取结果等等。另一方面，大学鼓励，越多的AP课程越有竞争力。如果学生想要在高中最后两年上更多的AP课，那么他最好从初中开始就有所规划。
如果高校之间、家庭之间的竞争还不够激烈的话，那么1983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American News and World Report）发布的前所未有的大学排名真的把名校游戏炸开了锅。对高校来讲，录取数据一直以来代表了名校的声誉和地位，如今竟出现第三方机构发布统一的数据，囊括所有大学，并为大学排名。
在过去半个世纪里任意选择一个时间点，你会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之后的录取竞争比之前更残酷。美国的婴儿潮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大学入学新生数量一直在减少，直到1997年，局面才开始扭转。在接下来不到10年时间里，大学新生就已回到了婴儿潮入学时的水平。回顾过往的20多年时间，美国大学生源已走向全球化。大学变得更擅于做市场营销，明明知道有些学生根本不会被录取，但是大学还是鼓励所有学生都来申请，为的就是降低录取率和得到漂亮的招生录取数据，这些数据不仅仅象征着学校的社会地位，而且更有实际意义。高校就如同商业机构，运营一所学校需要经费，因此也时常需要贷款。金融机构对学校信贷的考量标准之一就是录取数据。商业机构在乎的是自己的利润，学校在乎的当然就是录取数据了，而且这些数据需要逐年美化。
在1981年我进入大学的时候，身边进入顶尖名校的同龄人通常上3门AP课，参加3项课外活动。如今的水平通常是7或8门AP课，9或10项课外活动。在2008年，我作为耶鲁大学的一名教员有机会轮值一天参加招生办录取工作，观察并学习招生办的工作流程。学生的课外活动列表在招生办里被称为“个人炫富”名单。如果你的课外活动只有五六项的话，招生官从一开始就会注意到，这样的申请简直就是出师不利。《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罗斯·多纳特在他的书《特权》中谈及，一位学生有12项课外活动，多纳特称其为“典型的全能冠军型哈佛履历”。而我指导的一位耶鲁学生就考了11门AP课程。
建立这么一套评判标准并非招生办的责任，他们无非是执行来自高层的指令而已。在招生办工作的一天，招生办团队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招生官不仅仅要在漫长的冬季整理上万份申请材料，他们各自还需要非常熟悉自己负责的地区。那天我所在的小组负责审阅宾夕法尼亚州的东部区域，实际上就是费城周边的乡村。一位大概30岁出头年轻的招生官，对该地区的特点有着惊人的熟悉程度。他通过无数次的现场招生咨询，对每所高中了如指掌，并与辖区高中里的升学指导员、当地的校友以及第三方协助资源建立了紧密的关系。
我当时参与招生办工作时已是春季，因此提前申请环节已经结束。所有的申请者，根据他们档案里的各种指标（如SAT考试成绩、GPA、成绩排名、教师推荐信、有专长的运动员、校友子女、多元性等），每位学生会得到一个综合性评分，从1分到4分。1分代表最具有竞争力的人群，他们将会没有任何悬念被录取。
在那天午餐休息时间，我想看一个1分水准的申请，招生办给我展示了一位英特尔科学奖得主的申请。除了1分的人群之外，3分和4分占了剩余申请者的3/4，而这群人被录取的希望渺茫，除非是国家级运动员或者是最高级别的捐赠家庭。后者几乎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会被录取的。我们花时间最多的是2分的人群。在6个小时的招生委员会讨论过程中，我们排除掉100-125个申请，平均速度是每三四分钟一个学生。该区域总共有40个名额，我们的任务是从2分的人群里选出最合适的10-15名学生。
面对这么多卓越的申请者，我们寻找的是有特殊品质的学生。个人品质（Personal Quality），英文缩写“PQ”，要通过咀嚼推荐信或者学生的自荐信去体会。虽然高分和漂亮的履历是必需的，但是如果学生只有这两点，往往会被拒绝。而拒绝的原因大概会有“缺乏让人眼前一亮的闪光点”，“不是一位团队建设者”或者“与大众雷同”。
总的来说，你既要“全能”又要“偏才”。你可能早就对自己对科学和数学不感兴趣心知肚明，但是你还是要修微积分，为的就是提高你的课程难度，并且你还要尽力取得优异的成绩，这样才能保证你的高中平均成绩和在学校的排名。你有可能是一位对诗歌或者计算机编程有着执着热爱的“异类”，但是你还是需要会吹一种乐器、参加体育活动并且最好是创建一个俱乐部，还要马不停蹄地去赶场。
总而言之，你必须要顾及方方面面，取得全A的成绩，争取领导职位，积累更多的课外活动，这样你就可以将自己打造成一位“超人”。
从我过去多年的全美旅行和交流中发现，这种疯狂在更大范围的大学里广泛存在，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来自弗吉尼亚大学的学生可能没有八九项课外活动，但是他们起码也有六七项。我曾接触过来自密西西比大学荣誉学院的学生，他们可能没有修过七八门AP课，但是他们也完成了五六门。即使这些院校学生的抱负、天资、痴狂症以及家长的经济背景可能比顶级院校的稍逊色一些，但是他们的思考方式和价值观与前者大同小异。
每年被哈佛拒绝掉的33000名学生照样会进入到其他大学。到了2012年，65所大学院校的录取率已低于33%，再加上另外二三十所录取率差不多的学校和一些略高于这个录取线的学校（比如女子学校，本来申请的人数就会少一些），那么大概总计有100所高校是属于精英梯队的。事实上，这也仅仅是个保守的估测。有一些不知名的区域性质的文理学院，也见证了类似的问题。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估计，全美每年大概有10%～15%的高中毕业生卷入了为争取名校席位的竞赛中，也就是40万大军，这是个系统性问题。

第3章　「天才」背后的「魔鬼」式训练

用“杞人忧天”来描述百姓家庭的心态可能有过分的嫌疑，但是普通大众确实有足够的理由为自己孩子的未来担忧。社会流动性停滞不前，竞争已经全球化，中产阶层艰难生存，资本阶层变得越来越遥不可及。自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特别是在年轻人眼里，对未来的憧憬要比在过去任何时间看起来都更令人胆寒。在这种环境之下，大学文凭被无数人奉为一种不可或缺的必需品。虽然也有人会怀疑，但是大部分人普遍认同一种观点：大学的名气越响亮，教学质量越高。在这样一个“赢家通吃”的社会环境之下，唯一可靠的办法就是让自己的孩子成为赢家之一。
美国大学录取的狂风暴雨一直在进行中，这股狂潮席卷全球接近50年，而并非只有7年（从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因此你要睁大眼睛看清楚这种疯狂的本质。这个游戏的主题并不是社会底层或者中产阶层突破自己更上一层楼，甚至也不是上中产阶层维持自己的社会地位，实质上，这是资本阶层家庭确认自己在这个阶层里具体排位的游戏。法洛斯先生所估测的10%～15%的高中生人群竞争一流大学，他们并不是高收入人群的前10%～15%，其中有一部分人群是来自低收入家庭的，特别是移民家庭。在2012年，家庭收入排在前15%的起点为117000美金。
生活在富裕小城镇上的家庭或大城市里的富有人群在竞争一流大学时，他们的游戏规则不再是能否进入一流大学，而是进入哪一所一流大学，比如说到底是选择宾夕法尼亚大学还是塔夫斯大学，而不是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之间的对比（因为后者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哈佛学院院长哈里·R.路易斯用了一个很巧妙的词表述了这种现象的本质——“幼龄化”。路易斯院长观察到，身边的学生似乎并不排斥被当作小孩子对待。大学生毕业之后重新搬回与父母居住，在2008年金融危机出现之前就早已存在，而且这似乎已形成了一个趋势，如今我们也不足为奇了。但我好奇，天下到底有多少父母喜欢孩子又回到了自己的身边并为之窃喜呢。
孩子在这两种方式的培育下，就如同父母的衍生品：“直升机式父母”要求孩子达到他们设定的目标；“溺爱式父母”通过孩子表达自己对自由和稳定的向往。
现实生活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位妈妈就是虎妈蔡美儿（Amy Chua）。她于2011年出版的《虎妈战歌》（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一书对美式的“惰性”教育方式进行了斥责，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许多人抗议她的育儿方式，同时也有不少人赞赏她的风格。暂且抛开双边的激辩，蔡美儿作为母亲所呈现的是中上阶层家庭中的一个极端典范：她对两个女儿的教育，除了无情的压力，就是对“个人成绩”的无限追求。这是大错特错的行为。阅读她的书就如同在阅读一本小说，其主人公完全没有意识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的背后意义。
快乐并不是重点，控制才是本质。她认为，“在中国的文化里，子女是自己生命的延伸”。既然如此，蔡美儿本人并不像一位母亲，她是一位在自己的母亲眼里永远长不大、永远被母亲监管着、不停地需要呵护和爱抚的小孩儿。她无法以批判式的眼光去审视自己被教育的方式和被灌输的价值观。她女儿的哈佛录取并不能证明她育儿方式的成功，哈佛大学对这种培养方式的认可恰恰反映了哈佛以及整个系统的弊端。
追求卓越的学生就如同“瘾君子”，“药物”对“瘾君子”的作用已经不仅仅是带来快感，更是为了消除痛苦，而这种痛苦恰恰是来自对药物的依赖。以此类比，追求卓越的学生往往需要“外界的肯定和赞美”，才能够感受到父母的爱，自己才能心安。每一次取得“A”，就如同“瘾君子”每一次用药，能给自己带来短暂的慰藉，就像针对失败的恐惧注射了一剂镇静剂。
爱丽丝·米勒（Alice Miller）的心理分析经典之作《天才儿童的悲剧》（The Drama of The Gifted Child）清晰地揭示了问题的实质：一位有成就的孩子的自我意识就是建立在为了满足父母对成就渴望的基础之上的，而这些父母自己很有可能是在类似的环境下长大的，自己也比较脆弱。就是如此，孩子理解父母，并依照父母对自己的期望来引导自己，但是父母的需求和期望是无止境的，而且满足感也总是短暂的，那么，孩子会永远觉得不够，因此必须不断追求完美。一旦这种想法被内化，那么不管是需要被父母认可还是其他，所有的成就都是为了得到肯定。米勒写道：“当一个孩子追求的是受人肯定甚至被人羡慕，那么这样的需求就是个无底洞，因为它与追求被人爱是没有关系的。”
为了迎合父母的需求而建立起来的“自我”是一种“伪自我”。当一个孩子力争满足父母的要求时，往往自己的感受和渴望会被忽视，久而久之，这个孩子将失去关怀自己感受和渴望的能力。米勒医生发现，这样的父母不会容忍自己有一个“沮丧的、有需求的、生气的、愤怒的”孩子。现代的父母急于保护孩子尽量不受“痛苦、挫折以及不愉快”的折磨，其结果就是造就了头顶光环的年轻人的一些共性：圆滑、能干、世俗化。与此同时，他们的内心和自我价值观并没有得到发展，而是需要依赖于外界权威给他们一些象征性的认可，才能构建出自己的存在价值。
为了配合升学的游戏规则，我们从求学到为升学而包装个人经历，到如今，为了升学去主动策划将来容易被包装的个人经历。在申请大学之时，个人的成长经历将被浓缩成一篇大学申请材料。《纽约时报》曾经报道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升学咨询公司专注于策划可以浓缩成一篇大学申请材料的暑期活动，如围绕文艺复兴主题策划的意大利游学；三周的创意性写作课程；担任两周的话剧表演助教；花“一整天”时间沉浸于“异类”艺术家之中，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学生会迫不及待地把这样的经历添加到自己的简历中去，因为他对“这一天简直太有感受了！”（我们并没有听到那些艺术家的看法，我相信他们当然是乐意帮忙的）。米歇尔·L.史蒂文（Mitchell L.Stevens）在他的《创造一个阶级》（Creating a Class）一书中说道：私人升学顾问的角色就是教会学生如何包装自己，刺激招生官胃口。最终我们教会学生的是，自我是可以被包装的，最起码看起来是如此。
在我所了解的家庭中，包括中上流阶层的，不同意虎妈蔡美儿育儿方式的不在少数，但是在实际生活中照做的，也不在少数。父母在升学游戏中力争平衡所付出的努力，与大学生在顺从大环境的游戏规则和鼓起勇气探索自己的路之间的挣扎有异曲同工之妙，其根源都是这个系统自己已经失去了理智。不管眼前的河流有多湍急，我们都可以选择不再随波逐流，反对举手投降。如果我们想要孩子活出自我，我们必须以自己真实的方式来培养他们。

第4章　一流名校是如何运行的？

大多数学校课程结构的广度只能通过辅修课得到体现。而形形色色的辅修课如同一本天书，由字母A到C，或者D与F分类，分别代表着数量推理，语言和文学，世界文化等。这些选择之间并不存在任何紧密的衔接性，学生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在过程中随心所欲捡起几块石头来满足大学的毕业要求。大学生修双学位的趋势越来越显著，部分原因是由于高校选修课系统相对传统专业的无逻辑性和无秩序性，选修制度本身鼓励了学生利用学分的灵活性获取最大化收益的学位。
教育最根本的问题远比社会需求的复杂或官僚制度的混乱更根深蒂固。现代美国高等教育把文理学院的博雅教育植入到研究型大学里，是最初两种办学理念之间抗衡的产物，但是该形式经不起考验。虽然大学教授同时承担授课和课题研究的责任，但是后者往往是他们所熟悉的本职，因此研究型大学在高等教育领域中自然占据了优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要成为教授以及获取终身教职并不需要博士学位或者发表论文，而行业的标准则逐步紧缩。尤其是在美国和苏联的太空争霸上演之后，美国联邦政府向课题研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因此大学的资源分配在教学和研究之间竞争时，后者轻松胜出。20世纪70年代由于博士的过剩，导致高校学术类就业市场的崩溃，高校对学术岗位的要求也就水涨船高。当学术交流变得愈加普遍，课题研究也随之更加细化。教授面对教学任务时，因为他们被赋予了无限的自由，所以他们的教学内容往往就是他们极其专业化的研究领域，由此，碎片化和专业化的课题主导了本科教育。
问题在于，你参与的事情越多，你能做好的事情就越少，并且最后什么事情都做得不理想。我之前的一位学生曾写过一篇名为《低水平要素》（The Suckage Factor）的论文，这篇论文后来成为新生入校阅读材料的一部分。低水平要素衡量的是一个人参与过的事情而最后事情完成质量的程度。这一数据是把一天24小时除以个人花在每一项学习和课外活动上的时间得出的。
依赖排名来代表学校的学术质量与利用SAT分数来反映学生的质量都是一本糊涂账。尽管道理清晰，但是学校如今严重受制于排名，就好比学生严重受制于SAT成绩一样，两者都被几个数字绑架了。
大学在自身言行方面存在诸多矛盾和虚伪之处。比如大学在宣扬自己的多元化并提倡社会平等价值观的同时，在现实中又热衷于为精英行业培养精英式人才，而正是这些人，将成为经济实力雄厚的校友，源源不断地为母校提供资金。
大学对学生职业发展所采取的态度是，重视收入，淡化职业的个人价值体现。就算某些职业有可能阻碍社会进步，大学也一定不会加以制止的。这就是目前教育系统筛选并培养学生的方向。

第二部分　自我

“教育是当你忘记了所学的一切之后所存活下来的那一部分。”虽然这是一种通俗的定义，但提出此观点的哈佛大学前校长詹姆斯·B.柯南特的初衷是严肃的：我们在大学的大部分所学必然会慢慢淡忘，剩余的部分其实就是你自己。

第5章　大学的使命

“投资与回报”直截了当地概括了人们对大学教育的认知和态度。大家总是习惯于计算投入与产出之间的量化关系，却往往忽略了大学给予的回报应该是什么。大学的回报是否仅仅只是金钱呢？言外之意，受高等教育的唯一目的就是就业（即产出和回报）吗？我们必须探究的最根本的问题是，上大学究竟为了什么。
我们对高等教育现状的激烈争论不外乎以下几个：不断飙升的学费、严重膨胀的学生贷款以及令人担忧的应届毕业生就业市场。关于高等教育的未来，我们关注的是预算削减、远程学习、大规模网络公开课以及大学存在的形式等。若倾听更高层面的讨论，人们会听到国家竞争力、21世纪劳动力、工程和科技的发展以及未来的繁荣前景等关键词。在种种讨论、对话和激辩中，我们妄自认为，铸成幸福生活及健康社会，只需要经济实力足矣。
诚然，每个人都需要有一份工作，但是每个人更需要懂得生活。既然我们从实用主义角度去计算上大学的回报是什么，那么我们为何不可以去计算为人父母的回报，与自己的密友共度时光的回报，享受音乐的回报以及阅读书籍的回报呢？任何值得做的事情，是因为事情本身有意义。任何人要是告诉你教育的唯一目的就是培养职业能力，那么他已经把你贬低成一名高效的职员，一名容易动心的消费者，一个听话的顺民。之所以我们要去探究大学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要保证自己至少还能够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为什么大学如此重要？不少人轻视大学，认为它是个象牙塔，是一个“非真实的无菌世界”，但是它的“非真实性”恰恰是它的独特优势，即所谓“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世外桃源。大学给每位学子提供了一次真正思考的机会：远离社会，暂时摆脱来自家庭影响和职业规划的束缚，站在远处以纯净并批判的眼光审视整个世界。
真正的教育，好比真正的宗教，哺育我们成为与众不同的个体，在有必要的时候，可以全然不顾他人对你的评论。这种教育的目标当然要超越仅仅为国家贡献GDP的工人或者有公众意识的合格公民。自我意识是一个极其私密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你能找到自己的力量、安全感、自主、创造力和快乐。
若从全新的角度去诠释，大学的使命就是把青少年转变为成人。虽然学校并非必需品，但既然你已经在学校了，那么不如认真完成这种改变。既来之则安之，大学的4年，也就是青少年向成年转变最黄金的4年，倘若仅仅是为了职业做准备，而忽视了其他方面的培养，那简直是荒谬至极。如果有人真的以此相加于你，那么他已经对你进行了一次掠夺。如果你在大学毕业之际与你入学初期并无区别，你的信念、价值观、愿望以及人生目标依旧如故，那么你全盘皆输，必须重新开始。
加拿大小说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通过笔下人物感言：“我不如就获得一次教育。这听起来让人感觉教育是物品，如同一件可以获取的女士外衣。”显而易见，这里最大的问题，也是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是“你”，而不是教育。“教育并不能被获取，反之，教育是在影响或改造你。”“教育是当你忘记了所学的一切之后所存活下来的那一部分。”虽然这是一种通俗的定义，但提出此观点的哈佛大学前校长詹姆斯·B.柯南特的初衷是严肃的：我们在大学的大部分所学必然会慢慢淡忘，剩余的部分其实就是你自己。

第6章　创建自己的生活

“自我价值”很重要也很必要，但是我们不能不考虑工作，工作是当下急需我们面对的现实，不是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当然要发展个人职业并实现个人价值，但是职业发展并非驱动“自我价值”的全部理由。
《有目标地工作》的作者拉拉·加林斯基在她的书中建议读者向自己提问。“我擅长做什么？”“我关心什么？”“我坚信什么？”诸如此类问题在职业发展的转折点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年轻人过于实际，急于求成，往往忽视这些问题，就如同威廉·达蒙在《通往目标之路》中提到的，这种做法终将适得其反，因为当一个人不清楚自己到底为什么而奋斗时，他是迷茫的，也将得不到满足感。探讨“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可能过于抽象，脱离实际生活，但是当我们尝试改变方式提问，“我的生命意义是什么”，我们很快发现，事实上“自我了解”是一件最实用的工具，它帮助我们找到自我的价值所在并找到合适自己的职业。有谁希望人到中年，蓦然回首，才发现自己必须要赤裸裸地去面对诸多如此尖锐的问题。呜呼哀哉！
真正意义上的自信本来就不会太在意考试成绩。真正的自信是不管他人试图给你灌输了什么理念，自己都始终坚信“我”的价值远远超于成绩，真正的自信是自己决定了什么是成功。
在今天，我们同样被各种网困住。比如来自外界的一种典型质疑声，“你（读了这个专业）准备要干什么”就是一张网。“寻觅自己有何意义，不如寻找工作”则是另外一张网。当我与学生讨论这些话题的时候，学生一次又一次向我表达了困扰他们的一种心态——“自我任性”。比如，“专修哲学，而没有选择其他更有实用性的专业，是否是一种自我任性？”“我的大学文凭能带来巨大的机会，倘若一味追求精神生活，难道不是自我任性吗？”“我想在大学毕业之后先花一些时间旅行，这是否是自我任性？”这些问题仅仅是冰山一角，现在的年轻人不过是在思考一段略有不同的选择，而他们的内心却备感压力，不得不质疑自己的选择。
文学评论家德威特·麦克唐纳德（Dwight MaCdonald）多年前曾说：“我们认为，一个人一辈子专注于诗歌写作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我们会认为，一个人花一辈子推广百事可乐，与竞争对手可口可乐抢占市场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如果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不可思议的事情比比皆是。我曾经与一位极具天赋的年轻音乐家交好，而我却费尽口舌说服他，音乐能给人们带来价值。我们会羡慕有人从名校退学创业，成为下一个马克·扎克伯格，但却不能理解有人完成大学教育仅仅是为了成为一名社会工作者。我们嘴边经常挂着“改变世界”或“回报社会”，但是这两者如果不能给你带来更高的声望或其他利益，那么我们所提倡的“利他主义”将会大打折扣。我们的高中生为了竞争名校，不惜一切展现自己的创造力和为他人服务的精神，但是没有人会“愚蠢”到以此作为职业追求。
核心问题是，我们如何寻找属于自己的使命呢？或者更通俗地说，如何寻找属于自己的热爱呢？年轻人一直习惯于完成近期目标，这样的一个问题令他们措手不及，难以作答。虽然没有完美的答案，但是我不妨提供几个建议。选择做一些自发纯粹的事情，就如同你小时候那样；选择做一些即使没有外在奖励你也会选择做的事情；选择做一些你可以废寝忘食地专注去做的事情；做你最喜欢做的事，不是你认为自己喜欢或者应该喜欢的，而是你的真爱。
学术界就积极心理学课题已经做了充足的研究，其结论无外乎两点：在满足基础物质条件之上，一个人的幸福感来自健康的社交圈以及从事有意义的工作。这些阐述并非什么新闻，早在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宣称，人就是社交体，每个人的幸福来自他发挥出个人的能力之时。严格来讲，这种个人能力就是你所擅长的。当你所从事的工作直接对接你最强大的能力时，你的幸福感就自然而然从心中升起，转化成快乐和自主。
做自己喜欢的事本来就是一碗实用性极高的鸡汤。很多学生可能主动或被动地选择数据类工作，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是适合的。当你不擅长工程，选择工程就不具实际意义。当你选择你感兴趣的事情，你将会更加努力，将会收获更多，将有机会更加成功。
大卫·布鲁克斯坚持认为，“大部分人并不会主动形成自我并领导自己的生活。相反，很多人是遇到问题，解决问题，逐步形成了自我”。我同意他观点的前半部分：一个学生不可能静坐在自己的宿舍里就可以建立一个自我。大学仅仅是开端，它给每个人提供了培养自我反思能力的机会和平台。
经过几年的社会历练，尤尼斯对生活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她承认：“当你从耶鲁大学毕业时，你感受到为个人简历继续添砖加瓦的压力，而且也必须是名牌。但是事实上，这又是给谁看呢？”如今，外界的评价对她的影响大大降低，她对物质的追求和拥有也看得更清楚了，人也变得更加理智。回想起在摩根士丹利每天12小时的工作强度，她做了简单的总结：“当你心不在焉，任何的竞赛都是一种无意义的投入。当你回到家，你应该是开心的。”人有欲望，但是我们的生活，引用尤尼斯精辟的回答，应该是“可持续性的生活”。
创建属于自己的生活的前提是，我们首先要铲除整个教育系统潜移默化地在我们心中播下的那颗种子：恐惧失败。斯坦福大学教授威廉·达蒙一直强调面对失败的态度，绝不能知难而退，反而要学会坦然面对，这就是成长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经历失败最大的收获应该是，让每个人清楚地意识到失败并非世界末日。
萨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的警世名言告诫我们“虽败犹荣”的道理，这里的“荣”指的是个人的收获和成长。倘若我们设定的标准是真正为自己负责，那么在尝试达到标准的过程中，我们经历的应该是不断的失败。我们或许因为取得全A的成绩、完美地达到大众统一的标准而沾沾自喜，但这种成功与真正的卓越显然不能相提并论。
精英式的职业发展路径具有高度的可预见性，是一道极其乏味无趣的风景线。精英们体味不到不确定性的愉悦，总是在求稳；从未任由生活自由发展，总是要保持冷静和秩序；从未追随理想，总是要对自己的一言一行完全负责。请问如此生活的意义何在？美国哲学家拉尔夫·爱默生喜欢引用英国杰出军事将领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的一段话，“一个人，只有不知道自己的路将伸向何方的时候，他才能达到顶峰”。从另一个角度思考，当你试图拒绝不确定性，那么你就拒绝了生命的意义。
你想攀登顶峰吗？很可惜并没有顶峰。无论你攀得多高，总是有人在你之上。梅勒可能想达到海明威的高度，海明威可能想竞争乔伊斯的地位，而乔伊斯深刻地认识到，他与莎士比亚将永远存在距离。文学界如此，其他行业也无一例外。
与其为成功而工作，不如为工作本身而全身心投入，这个原则成了在黑夜中一直伴随着我的北极星。当我开始过度关注外在奖励时，我提醒自己必须重新关注工作本身，努力把工作做到尽善尽美。当我心无旁骛地投入到工作中去时，快乐便油然而生；一旦我违背了这一原则，痛苦、迷茫就随之而来。
作家杰夫·戴尔（Geoff Dyer）精辟地总结了一句话：“为了事情自身而做事情，不计较结果，都是值得的。”事情最终是否能够得到外界的认可不受你控制，但是，你可以掌握在手心里的是事情本身和你对它的热爱——任何工作的最终收获也是如此。最后的评分只有一个：你是否过上了一种自己满意的生活。
不论是讨论大学的目的，建立自我的重要性，独立精神的价值还是勇于面对风险的态度，我们都无法忽略一个大前提——现实。其中首要因素是金钱。我们都需要养活自己，我们还要面对诸多大学生还未考虑或接触到的现实压力。比如，来自富裕家庭背景的孩子，如果他们希望自己将来拥有房子就要考虑房贷；即使不拥有，那也要考虑房租。如果有计划成家育子，那么就要考虑家庭生活费用。当然，还要考虑如何保障自己的退休生活。这些都需要经济实力，但是《圣经》提醒众人，金钱本身并不邪恶，邪恶的是人类对金钱的狂热和贪婪。
我相信，大学不仅仅是发现你是谁的好机会也是造就你是谁的好机会，当然发现和造就的程度因人而异。思想可以扩展，价值观可以改变，但是我们的个性一旦形成就很难变化。我们有些人自出生就是乐天派；同时，也有人一辈子总觉得别人的更好。
我意识到，现今学生的挣扎来源之一是，面对无穷的选择无从下手。这个问题被我之前一位学生比喻成“干细胞现象”，即我们一直认为自己可以成就任何事情。我自己也曾经经历过内心的矛盾：我想永远年轻，永远拥有无穷的选择；同时我伤感于自己必将要做出选择，从而失去无穷的可能性。纠结之后的茅塞顿开至今刻骨铭心，我终于明白，我不是要选择一项事业而要放弃所有其他的事业，而是，当我不能全身心投入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将什么都不是。
同样的道理，你不需要担心自己一辈子只能选择一次，不需要在第一次就做终极选择。即使做了这样的选择，你应该做好改变的准备。你选择了一条路，在这条道路上克服千辛万苦徒步前进，你会遇见不同的人，发现新鲜未知的世界，从而你会思考这个世界能够给你带来什么（况且这个世界无时无刻在变），以及你能够给这个世界带来什么。通过这个过程，遇见那个更好的自己。
创建自己的生活也并不意味着世界围绕着自己转动。没有人可以鱼与熊掌兼得！没有绝对完美的工作，就如同我在路易斯克拉克工作的朋友所言，工作感觉起来总像是工作。每份工作都有一些繁杂琐碎的环节；每个人都必须权衡取舍。有些人可能是独行侠，比如作家；或者是在一个不健全的环境之下工作，如老师或者医生；或者是没日没夜地苦干，经营多年之后才能见到曙光，如企业家。
创建自己的生活并非不思进取。你还是要努力工作，尤其是在起步阶段。不同的是，当你所做的事情具有强大的使命感时，你会感受到无比的成就感。
做到这些容易吗？当然不容易，而且一直不容易。生活是一场悲剧，你并不能拥有一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你会徘徊，你会犯错误，你会失去信心。在这段时间内，你必须要经得起来自同伴们、父母的朋友们以及陌生人的不解和嘲笑。有人会好奇你到底怎么了，在高中时期不是很出色吗？你甚至会经历焦虑甚至抑郁。像我的话，就不只一次经历过这些。这些不愉快的体验是生活的一部分，不管在大学期间还是大学之后，你最好能够找到支持你的力量，就算只是几位同情你的朋友也是有作用的。你要相信自己能够克服困难，从逆境中走出来，创建自己的生活。

第7章　聪明人的道德和责任

如今，要成为一名出色的学生，每位大学申请者都要以领导者自居，要把自己想象成未来社会的领导者。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在一次大学毕业典礼上宣称：“我们的毕业生将成为社会的领导阶层，并要改善这个世界。”听起来，成为领导阶层和改善世界两者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必然联系。事实上，顶级大学所倡导的领导力与社会进步的关系相当薄弱，与过去大学所提倡的社会进步更相去甚远，更不用说与领导力的本意所存在的距离了。尽管如此，大学仍旧趋之若鹜。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对官僚体制本身提出的质疑：能者为何经常被埋没在大浪中，中庸之辈却手握大权？归其原因是因为，在这种体制下，上升的速度取决于个人在体制内周旋的娴熟程度，而非专业背景的卓越。奉承上司，排斥下属，积极出入鸡尾酒社交活动，善于官场术，充分借助大师余威狐假虎威，直到最后在背后插上一刀。广交人脉的最好办法就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不必为原则承担风险或者根本不需要原则。生活在某种体制下，你既不需要信奉该体制，也无须质疑它。你只需要成为他人希望看到的守业者，最终你将成为一名如作者康拉德笔下的那位负责人，那种内心空洞的人。
做一位逆袭者需要强大的意志力，作为独立思考者和领导者同样需要强大的意志力。但是如今，我们的下一代在一片喝彩声中长大，并吸收着各种社交技巧。我们鼓励他们学会团队合作，我们教育他们要开朗、灵活、合群，强调追求集体共识或个人妥协。我们似乎过度关注团体的和谐与一致性，有意回避容易引发我们内心以及彼此之间痛楚的事由，极力反对任何冒犯行为、排他行为、冲突以及诸多作为人类应该经历的现实。最终，我们的下一代成了一群没有棱角的新生儿，毫无斗志可言。
政治是一场丑陋的、漫长的战争。参与这场战争的绝大多数人都处于第一线。有不少顶尖大学毕业生深入首府华盛顿参与政策制定工作，但是极少数真正竞选从政。一位正在一个小型的中西部城市当市长的名校毕业生告诉我，“从政就意味着居住在不毛之地，从基层开始一步一步向上爬”。
思考之余，我们就会发现，所谓的服务到最后并不是为他人服务，而是服务于自己，为的是给自己的个人简历加分。“做好事就有好发展”一直以来都是指导精神。我们是否能接受纯粹的“做好事”呢？这样的目标不够有吸引力吗？“服务他人”与“领导力”如同孪生兄弟，各自的存在是因为有对方。布朗大学的一位教授朋友告诉我，年轻人有拯救世界的意愿，但是这些行为背后的认知往往是，通过某些过程最终为自己争得最高的社会地位或者权利。
我所建议的第一件事是，大学应该教会年轻人学会思考。批评家雷纳尔·崔林（Lionel Trilling）引用了他同事一篇文章的标题——《做一位聪明人是道德和责任》。这里强调的并非是要求每个人拥有高智商，并非强调天资，而是需要学生学会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并以诚信和伦理的方法实现。我们不需要顶级的学生，只需要拥有质疑能力的学生。“质疑”的原意是“去审察”，因此质疑者就是会审视的人。倘若一个人真的如愿以偿地坐上了首席的位子，但没有质疑的能力或习惯，他虽然头顶领导头衔，也不过就是一位平凡的附庸机会主义者。这样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的国家不完美，但一直在走向完美的路上，一直在朝着构建完美的美国的目标而前进。由此可见，大学教育的意义的确远超个人教育。如果你就是大学本意要培养的那种领导者，那么至少你就应该具备质疑的能力，并且首先应该质疑你自己所接受的大学教育。忙于完善个人简历，不如先开始完善我们的思想。独善其身，兼济天下！

第三部分　我们到底应该在大学里得到什么？

一份研究发现，“大学毕业生普遍在沟通以及团队合作上存在明显不足，不能够从多角度对待一个复杂的工程。只有1/4的学生具备胜任工作的思考和写作能力”。而这些软实力恰恰就是博雅教育所致力培养的。从长远来看，现实似乎已经印证了美国前财政部部长、哈佛大学校长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所言：“我们所学的在10年内就会被淘汰。最重要的是学会如何学习。”

第8章　博雅教育与人文经典

创造自我、认识自我、培养独立的思辨能力，相信是每个家庭的教育追求，但究竟应从何下手呢？大学又能够提供什么呢？经久不衰的最佳方案就是以人文为中心、由敬业的教授主导小班教学的博雅教育。这并非新鲜事物，但是的确需要人力和物力的投入。
那么什么是博雅教育？博雅教育并非政治学里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其中“Arts”也不仅仅是指艺术，它的含义表述为人文（Humanities）更为恰当。博雅教育定义涵盖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简单来讲，博雅教育追求学识的目的是学识本身，即一种纯净的求学理念。引用哈佛大学英国文学系教授路易斯·门纳德的语言：“博雅教育并不为职业技能、经济回报或某种意识形态而服务。”与它相对立的是应用学科或职业技术类学科，如护理、师范、商科、法学、医学等。博雅教育是探究和追求真理的教育，而非为了任何形式的实用性回报。
博雅教育所探究的是知识的产生过程，是对知识的溯源，而不是去接受现有的知识；学生不是吸收知识，而是对新旧知识进行思辨。面对任何信息，我们要判断它的真实性；我们要思考信息背后的其他问题；不论是学习生物化学、政治学还是美国文学，我们要了解各自的假设框架，并清楚如何进行进一步分析。更确切地讲，我们学习的根本目的不是收集信息，而是论证。大学的教育是熟悉并掌握论证能力的过程：学会收集论据、分析现有的权威观点、预见驳论、合成新的论点、最后义正词严地表达结论。学会分析他人观点，并独立阐述自己的观点，这个过程必将是艰难的、缓慢的，而大学4年仅仅是个开端。
历史学家西蒙·施玛（Simon Schama）在哈佛授课之后，曾有学生抱怨自己在听课之后变得更加迷茫。是的，本应如此。大学教育本该让我们开始了解到，我们之前所知道的，其实并不是那么简单或者不变的。
在人们眼里，学术界总是在玩弄理论、故弄玄虚、把事情复杂化，简直就是自娱自乐。简单来讲，大学学习就是与现实的正面交锋。这个世界充满了复杂微妙的事物，如酵酶的结构、莎士比亚戏剧的语言、现代经济的运作等等。虽然我们努力去整理庞杂的世界，但是真相总是难寻。有些信息已经演变成事实，如热力学定律、法国革命的日期，对此我们也许能轻松接受；但是，对于最前沿的发现或许只能摸着石头过河，通过一系列的尝试、犯错以及保持小成功之后的虚心，方能拨云见日。
在美国，博雅教育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广度。也许你只钻研某一个领域，但是你同时会接触到一系列其他科目。你不仅仅学会思考，而且要学会不同的思考方式。你也许会从心理学的角度了解人类行为特点，但你也会从文学的角度去体会人类行为。你也许会先从哲学的角度认识现实，但你也会从数学或物理的角度思考现实。通过诸多角度的比较，你的头脑才会变得更加敏锐，更加灵活；你也因此变得更加善于质疑，思想更加严谨。最重要的是，你学会了自我引导。
我越来越深信，人类在这世界上所成就的最伟大事业，是以最朴素简要的语言表达出自己的所见。在上百人的大会谈天说地的人中，也许只有一人会思考；在上千个会思考的人中，也许只有一人能洞察。洞察把诗歌、预言、宗教结合为一体。
我们相信科学，我们的生活也变得更加富有科学性，从而我们认为，只有可以量化的科学性信息才是客观的，才算是知识。从此，人文艺术受到了巨大的挑战，更谈不上如何带领我们寻得真理了。但是科学和人文各有特点，并不矛盾。考古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史蒂芬·古尔德（Stephen Gould）认为，艺术、科学和人文“三足鼎立”，各自拥有自己的使命。
科学性知识所表达的是内心之外的世界，有助于我们客观地观察事物。人文知识表达的是我们对世界的感受和体会。画家通过作品，主观表达了自己的所见，尤其在现代社会，其内容包含了人类因自己所见而产生的梦想和恐惧。小说家努力营造氛围，让我们体会到生活在不同时代的酸甜苦辣。
科学工作者通常使用最客观的语言，因此数据是他们习惯的语言。艺术工作者讲述个人经历，意在引起他人的共鸣。人文知识不存在方程式或者定律，它因人而异，因文化而异，因此它无法被证明，无法被量化，也无法被复制。我们只能解读人文知识，无法计算人文知识。在欣赏一首诗、一件雕塑或者一段音乐的时候，我们关心的不是它的大小，它的流行程度或者它的制作材料，而是它的意义。也许针对一个科学现象，我们会问：“这是真实的吗？”但是学习人文知识，我们会问：“这与我的关系是什么呢？”
艺术与其他形式的刺激的本质区别在于：它不仅仅为读者提供了生活榜样，而且也提供了质疑艺术本身的方法。阅读文学作品要求的是一份审慎的态度，而非冲动。我们要思考伊丽莎白的生活方式有什么局限？史蒂芬对自己会有什么顾虑？霍尔顿是否确信自己是正确的？亚哈船长最后是明智的吗？如果博雅教育意在挑战已成定数之事，那么人文艺术专注的是伦理学和存在学，即我们应该如何待人处世，我们到底是谁。
描绘一件物品必须看透它，就如同维多利亚时期的诗人马修·阿诺德所言，你要看到“它真实的内在”。“内在”并非指人，而是个人欲望。这个道理不仅适用于观察物品，也适用于观察人。我们往往以自我为中心，把他人或他物视为自己的延伸或附属品。体验艺术就是允许自己在最亲密的氛围下去体验他人，不论是阿基里斯，安娜·卡列尼娜，还是艾米丽·狄更森。从中我们获得最根本的收获在于：我们知道了自己并非世界中心，他人并非为我而存在。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尊严和对世界的认识。
那么问题来了，博雅教育真的能改变你的生活吗？一位学生的提问我至今记忆犹新。答案是肯定的，而且博雅教育同样会改变你身边其他人的生活。如今的理想化年轻人热衷社会科学，如政策和大数据，俨然一派专家治国的气势。但是，我们能够衡量的只限于我们所知道的存在，甚至连已知的也很困难。在我们急于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之前，康德提醒我们，我们要先明白“人性的这根曲木”，即我们到底为谁创造将来。
如今的文化资本是通过模仿而得到传播的：一位学生会模仿毕业于顶级高中的同学的言行举止和海外旅行的消费习惯，吸收他们认可的前沿思想，甚至购买与他们相似的生活日用品。
此外，有人认为人文艺术适合于无须担心温饱问题的富裕家庭的孩子，但是名校的其他学生为了求生存，就应该更务实，学习与数据相关的专业，比如工程、计算机或经济学。这种说法并不鲜见，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在百年之前就曾说过：“我们需要一些人接受博雅教育，我们也需要另外一些人，也许是更大的人群，放弃接受博雅教育的权利，参与具体的劳力工作。”百年之后，劳力工作成了技术性工作，但此说法依旧成立。支持博雅教育并非精英主义的拥趸，把博雅教育预留给少数人才是真正的精英教育。不论人文艺术的价值到底是通向启蒙的道路，还是职场的文化资本，只要是有价值的，那么每个人都应该拥有。
培养公民意识是学习古典学的首要目标，但是更关键的事情是学习名著，而不仅限于西方范畴的名著。这好比为自己找到一把斧子，用锋利一面砍下去，你就会达到目的。暂且不谈是谁在何时创造了这把斧子，只要能够产生一些影响，让你能够触动内心就好。对于一位真正的读者来讲，不会只关心西方经典中的书籍，他会创建自己的书单，而其中必定包含很多对他影响深远的书籍。
在我们的现代语言里，行动相对于思量；在文艺复兴时期，武装相对于艺术；在古罗马，休闲相对于谈判。而博雅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合二为一的，学生在博雅教育中所获得的智慧将贯穿未来的任何专业或领域，我们将不再刻意区分左边是工作，右边是生活；上面是通识，下面是专业。它们是融合的统一体，是相互渗透的。
当然，我们在职场上所从事的工作必定是具体的、专业的，但是我们的思考方式可以是超越领域范畴的、触类旁通的。博雅教育所培养的思辨习惯，对艺术、历史、哲学的造诣将会帮助一位职场人，把人类的智慧和个人的经历融入到工作中去。作为一名医生，你将是一名疗愈者，医治的对象是人，而非疾病。作为一名教授，你将会是一名导师，教授的对象是学生，而非课程。
即使是来自美国最顶尖的文理学院的学生，他们选择的课程所体现的也是极其狭隘的专业范畴，这是上一代人无法想象的。其导致的结果是，学生面对复杂的问题，不能自如地跨领域、全方位分析原因……我们的大学培养了一批认知狭隘的精英。
大量的教师、社会学者、心理咨询师、医生都有一个共识：我们为了追求高效的社会，过度依赖标准、测试、规章制度、精神药物、电子表格，甚至对它们上瘾。社会的每个角落似乎都要依赖公司的各项管理机制来运营，人的社会参与已经不是全人，更像是机器人。因此我认为，人文艺术教育是改变现状的第一步。
那我们到底追求什么呢？难道是希望每个人都不满足现状，学会挑战现有的公共秩序以及工作制度吗？是的，就是如此。美国就是一个共和国，原义就是大家共同治国。
在《婚姻情节》（The Marriage Plot）这本小说中，作家杰弗里·尤金奈德斯（Jeffrey Eugenides）讲述了一群20世纪80年代布朗大学毕业生的故事。当时，也是美国学习符号语言学的高峰年代。在那个年代，学生的口头禅是“你怎么看？”学生对话中会引用法国理论学家的话，学生会因读过奥地利作家罗伯特·穆齐尔的作品而受人尊重，他们对认为文学不过是一堆语言修辞的人群不屑一顾。书中的主人公在大学最后一个学期完成的宗教学对他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这门课的期末考核是一份在家完成的开放试卷。学生可以参考任何书籍。没有人曾经思考过这些问题，因此也就不存在答案，学生也不可能作弊。主人公米歇尔的领悟完美地体现了人文艺术的价值：
在他回答问题的时候，他已经全然忘记了这是一份学校试卷。他已经不是为了成绩在答题，而是在思考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身边同龄人一直以来共同挣扎的矛盾和未知。虽然笔下明明在引用蒂利希和海德格尔等人所阐述的观点，但是浮现在他脑海里的是自己和他的朋友们……虽然论文论点趋向理论，但是他的答案出现了不少与实际生活相关的内容。他在思考他的存在以及如何过自己的生活。这是一种多么完美的状态。大学毕业之际，4年的经历终于开启了生活的旅程。这难道不是对大学教育最完美的诠释吗？

第9章　教师的本职与学生最核心的能力

教育既不是为解决工程类问题存在的，也不是为灌输大量知识而存在的。“教育”的拉丁语本意是“激发”。教师工作的本质是激发并唤醒潜伏在每个学生体内处于睡眠状态的能量。如果我们有幸在自己的生命中遇见过这样的良师，对这种经历就不会陌生。苏格拉底曾经在柏拉图的《会饮篇》说过，老师如同一位“接生婆”，倘若“你的灵魂受孕了”，老师将帮助你释放无数的思想。那么，到底是你先“受孕”还是因为老师而产生呢？两者兼有：你体内已经存在你所不知的“助孕”能量，老师帮助你发现它的存在，并迎接它的到来。
思考是一项复杂浩大的工程，由多种技能组成，但思考的培养与身体方面技能的培养并不存在本质差异。比如打球或者制作陶艺，并非仅仅依赖书本或者视频就能学会，而是需要在一位资深老师的引导下，不停地模仿和实践，并慢慢融入自己的特色和变化。学习新事物需要在小班环境中得到足够的机会尝试和锻炼，并根据自己的天资和需求接受一对一的辅导。再打个比方：当你学习吉他的时候，老师会手把手地教你正确的姿势和手指的位置，你要一遍一遍地重复直到熟练。我们的大脑也有“手”，而且这只手可以做成千上万种事情。
我们不要忘却，大学致力于培养学生的最核心的能力是学会分析他人的观点并阐述自己的观点。如果掌握一项技能需要一万个小时的练习，那么培养思考技能所需要的时间就是本科、硕博士以及工作时间的总和。如果要压缩一万小时到本科四年，那么一个人必须做到每周不间断地思考50个小时，一年保证50周。
大学的课堂，与其他课堂一样，是一个缓慢的、艰苦的过程。正因为如此，教学是无法量化产出或自动化的。作为老师，你必须了解每一位学生，了解他们的思想，完全掌握每一位学生的特点。我的教授卡尔·克洛贝一直坚信，一位真正的教师是在教学生，并非教课。
作为一名教师，教学方法可以变化多样，但个人的教学能力最终来源于每个人的生活经历。评论家莱斯利·福利尔德（Leslie Frielder）感言：“教师，非领域专家也。他并非在教授一门课，而是在分享他的人生。他能够化腐朽为神奇。教学就是一种艺术。”在求学的时候，我逐渐归纳出如何判断老师质量的一个规律。如果某位教授从来不透露一些与个人相关的信息，比如自己的孩子或者同事的趣闻轶事，那么我敢断定，从他身上将学不到太多的东西。我并不是要求老师交代一切，而是希望教师让学生感受到他的真实和存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贝娄在分析芝加哥大学的过去和未来时，提及“哲学系教授摩尔提莫·贝娄对亚里士多德的《伦理论》颇有研究，但是打过交道之后，你会发现，他对如何生活给不了有价值的见解”。
美国高校的设计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内在矛盾，这来自学院和大学之间的本质区别。自19世纪末开始至今，高校的地位以及教授个人地位已发展成以做学问为主、以教学为辅的模式。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安德鲁·德尔班科注意到，从20世纪初期开始，“壮志凌云的学术界认为，本科教学是一种负担和分心”。这种变化是循序渐进的。到了1923年，布朗大学研究生院院长警告全职教授不要过于投入教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是为了同苏联进行太空竞赛，美国国家注入了源源不断的资金用于科研，因此整个大学系统很轻松地接受并将重心转向学术研究。作家路易斯·蒙纳德观察到，“研究型教授成了教授的标准”。从1960年至1990年，美国联邦政府的研究经费翻了4倍，但是教授的平均教学时间却减少了一半。
在教授圈子里有一种共识：要么发表（论文），要么出局。即只有研究方面取得进步才是被认可的。因此教授把自己的时间分配给同事、硕博士生（课题研究助手）、参加领域会议或者职业性组织、向学术刊物投稿等，唯独本科生不在大学教授的视线之内。教授的发展只需要提高自己在领域内的造诣，不需要向自己的学校表示忠诚。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博士产出过剩，为大学提供了充足的人才储备，因此造成了大学的招聘条件水涨船高。学术刊物和大学出版物数量爆炸式上升，教授们被迫发表更多文章，质量则难免令人担忧。另外，最近的科技进步实现了科研成果私有化，学校用研究成果的使用权换取了更多的收入。这种新的利益模式进一步鼓励学校加大科研投入，竭尽其能招聘善于吸金的明星教授，免除他们几乎所有与教学相关的责任，不相信的话，你去看看哈佛就明白了。
这种竞争是全民的，即每一位教授都力争成为明星教授，每一所高校都是参赛者。就连第二梯队的公立学校（一般是某某州立大学），如密歇根州立大学，都会把本州的领头羊——密歇根大学定为自己的竞争对手。
你是否可以想象哪个大学在自己的网站上会打出这样的宣传语：“我们拥有一支不出色的教师队伍。”大学生有一天会发现，他们最喜爱、最受欢迎的教授竟然未能取得终身教职，进而恍然大悟，原来学生的发展和需求并非大学的考虑重点。
面对这种尴尬，高校采用了一种默认的逻辑为自己解围：越出色的学者就是越优秀的教师，当然这是令人啼笑皆非的。严格的学术研究所必备的技能恰恰削弱了教学所需要的能力。一位好老师的言语通俗易懂，变抽象为实际，变枯燥为生动，能够被大众接受，但是学术界所使用的术语却不被常人所理解。一位好老师能够把生活带进课堂，触类旁通，但是学术界分工细致，每个人专注的领域极其狭窄，颇有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境界。
大学质量的优劣学生心知肚明。尽管耶鲁大学的师生比为1：6，在全美范围内首屈一指，但是我的一位学生告诉我，在大学四年里能够影响她的思想深度的教授屈指可数。另外有学生向我倾诉，一对一的互动机会太稀缺了，与教授进行有深度的思想碰撞的机会更是可遇不可求。耶鲁大学在教学质量方面，至少在顶尖大学圈里，算是值得自豪的。当我提及教学问题的时候，我的一位哈佛教授朋友满脸惊讶，因为哈佛根本没把它放入议程。更有西北大学的学生反馈，他们还要为获得老师的注意力相互竞争。也难怪2005年的一份大一新生的调查问卷显示，不到1/6的新生对教学表示“非常满意”。另外一份大四学生的问卷显示，超过1/3的学生表示课堂很无聊。
MOOC运动表面上是为了促进教育平等，但这只是一件华丽的外衣而已。它的本质是巩固高校系统里的论资排辈，进一步扩大顶尖学校的名气。哈佛学生有机会与自己的教授现场互动，那么圣何塞州立大学学生就只能通过视频观看哈佛师生的互动。
人们常说，大学生活是泡沫，但我认为MOOC才是真正的泡沫。尽管近些年我们向MOOC投入了大量的财力和人力，MOOC模式到目前仍不能证明它的优势和作用。其中，自始至终完成一门课的MOOC用户只占整体的4%。这其中的大部分学生为成人，他们清楚自己的需求，因此寻求特定方向的进修机会。“自我定位”原本是在大学里获取的一种能力。当公司以“网络学习证书”标准来招聘新人，安排他们从事复杂的工作并给予后期专业的培训，公司将很快发现MOOC的真实含金量。
解决教学质量问题的最彻底的办法就是尊重教学，赋予教学更高的地位。从具体操作层面来讲，首先，学校要有改革意愿，其次就是要有充足的资金。两者齐头并进才能够扭转目前发展已久的以临时工和学术研究为主的模式。如果大学希望培养高素质的职业人士、思想家、优秀公民和领导者，那么学校就应该善待甚至优待培养下一代的老师，我们所需要的是全职的教授。目前，教授的待遇是丰厚的，但问题是教授的数量不足。就算是在目前的基础上翻倍，也不过分。另外，调整教授入职门槛将会大大吸引更多最优秀的学生从事这份职业。
学生希望自己的老师是睿智的，对自己的科目是自信的，但是这两种特性都不需要教授是领域的带头人。在耶鲁任职这么多年，我认识到，最优秀的、也是最善于交流的老师，是那些长期在一线讲授入门英国文学课程的同事。既然我们已经拥有了良好的教学团队，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赋予他们同等的师资待遇，而不是让他们成为学术界的附庸呢？
教学并非灌输信息，也不是娱乐节目；教学是互动，是激励，而这种经历只有在小班研讨形式的环境下才能发生。这种教学方式并非天方夜谭，其在基础教育的教室里每天都在上演，即面对面、个性化、消耗人力的方式。当然，我们可以选择捷径，但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播什么种子，结什么果！

第10章　隐藏的常春藤

我一般不习惯为多元性而吹嘘“多元性”的价值，但是我不得不承认，多元背景在公立大学课堂上的贡献和美妙之处。在我教授的一门研讨课上，其中有位女生来自巴基斯坦，有位来自孟加拉，有位是黑人，有位是坐轮椅的，还有一位是以色列人，该群体的多样性彻底影响了有关东方文化的学术讨论。在这种氛围下，没有人敢以抽象的概念或引用他人的分析结论滥竽充数。
教学和人文学科是博雅教育的核心，但是在选择大学时你必须考虑其他资源。不少大学在新生入学时，简单地把课程目录交到学生手里，举办一场迎新仪式，然后退场让学生开始摸石头过河。虽然学生能与指导老师见几次面，但那不足以满足新生的需求。最理想的方法是，让大一新生参加研讨课，引导学生开始了解大学教育的目的，而不仅是开设一门写作课或选课指导。
引导学生入门可以有多种方式，威斯康星州的劳伦斯大学自1945年开始，为学生提供为期两个学期的大一新生课程，“博雅教育入门”就是值得借鉴的例子。这门课旨在激发学生的学术冒险精神以及构建学术性社区。在课堂上，学生会讨论人生和人性相关的大问题，比如，过上好生活是什么意思。课程大纲是基于人文学科的，但是教学内容吸收了各个学科的精髓，涵盖了爱因斯坦、史蒂芬·古尔德、柏拉图、弗吉尼亚·伍尔夫、史特拉汶斯基等等。几乎所有的课（小班15人）都是由全职教授任教。其中一位教授欣然说道：“这样的课程迫使学生拓展自己未来的专业选择。他们会发现自己原来对历史、艺术、物理等都具有浓厚的兴趣。”
大学总是有瑕疵的，在最理想的条件之下也在所难免。培养一个人的灵魂肯定不能完全依赖于大学的教学大纲或固定的学期制度；培养一个人的想象力和勇气与教学大纲严格的框架也并非完美兼容。大学所提供的教育也许并不理想，但是我们还是需要一个基础，之后才能在基础之上腾飞，因此放弃大学教育并非明智之举。
不论就读于哪所大学，一定要学会主宰自己的教育，而不是让教育来支配你。首先，毋庸置疑，教师是关键，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初到大学，我们要以敏锐的嗅觉迅速寻找良师，并要勇于在课堂之外同他们建立关系，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再者，大学教育要先帮助我们成人，后帮助我们获取某领域的专业技能，因此选课的原则就是如此。至于具体的专业选择，那要听从你的直觉，一定要选择一个让你能够兴奋四年的专业。大学是完全属于你自己的，大学代表着人生一次机会，善待这次机会，不要着急去成为自己心中早已计划好的那个人，而是成为你自己从未遇见的那个人，遇见那个更好的自己！做到这点，最重要的因素并不是你就读的学校，而是你自己本身。

第四部分　社会

社会正义意味着你需要放弃一些你拥有的东西，从而让别人能够拥有更多。这才是我们在思考这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时所需要面对的问题。我们真的要继续维持一个“赢家通吃”的社会吗？我们真的要继续人为地让教育资源处于匮乏状态，同时让我们的孩子为有限的空间相互厮杀，并进而陷入绝望和恐惧吗？我们真的要继续浪费我们共同的人力资源，而不是动员所有人的才能来实现更大利益吗？我们真的要成为一个帮派社会，每个人都袖手旁观，听任整个社会慢慢毁灭吗？

第11章　看不见的「特权堡垒」

统计数据说明了一切。1985年，美国250所重点大学中，有46%的学生来自美国收入前25%的家庭；而到了2000年，这一比例达到了55%。到2006年（该年统计数据样本要小一些），这一比例为67%。据统计，在2006年大学入学新生中，仅有15%的学生来自收入低于中间值的家庭；稍前时候的一项研究表明，仅有3%的新生来自收入最低的1/4的家庭。学校越是显赫，它的学生构成就越是不平等。
SAT的本意是摸清学生们的学习能力；但实际上，它摸清的却是学生们的家庭收入。在过去30年间，高收入和低收入家庭孩子的学习成绩差距扩大了40%。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现在，高收入和低收入家庭孩子们完成大学教育的人数差距扩大了50%。来自低收入家庭的高分学生中，申请就读四年制大学的人数不到一半。先停下来，仔细想想，这一数字到底意味着什么。正如保罗·克鲁格曼所言：“穷人家的聪明孩子拿到学位的可能性要低于有钱人家的不聪明的孩子。”一位曾在一所高级私立高中就读的学生告诉我，有钱人家的孩子，包括那些最笨和最捣蛋的，如今都过得不错，他们“太有钱了，不可能失败”。
精英学校不仅无力逆转这个越来越不平等的社会，它们甚至在雪上加霜。种种迹象表明，重点学校选拔生源时，不会给低收入家庭学生任何优惠，但同时却会更加照顾其他群体，尤其是高收入家庭的学生。在《入学的代价：美国统治阶级是如何花钱进入精英学校的》（The Price of Admission：How America’s Ruling Class Buys Its Way into Elite Colleges）一书中，作者丹尼尔·古登（Daniel Golden）详细描述了精英学校录取学生时，会给予特殊照顾的三类人：捐款人、潜在捐款人，以及名人子女；教工子弟；运动员和校友子女（人数最多）。每一类人所占的比例大约从10%到25%不等。
米歇尔·L.史蒂文在《创造一个阶层》一书中写道，这些学校的录取流程“复杂、繁琐而且昂贵，已经成为当代美国社会特权的主要方式”。在我看来，这本书仅凭书名就应该获得一个奖项，更何况作者还在书中深度讲述了一所重点博雅教育大学的招生过程。虽然申请大学确实会让一些中上层阶层子弟有些焦虑，但这个漫长的过程“本质上只是走走形式”。真正重要的并不是你是怎么做的，而是你已经被允许参与进来了。可能最后有的人会去布朗大学，有的人会去布兰迪斯大学 13 ，但别忘了，绝大多数孩子根本就没有机会申请这些大学，他们最终只能选择那些经费明显不足的州立大学，或者预算总是吃紧的社区学院，或者干脆不读大学。
而且我还很清楚一点：抛开宗教因素不说，我的生长路径，如今正变得越来越普遍。整个社会在使用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日趋分化，但实际上，导致分化的根源在于收入水平。如今的美国社会结构僵化，有钱人变得更有钱，他们的孩子会进入私立学校或近似于私立学校的公立学校，这一切都使得上层阶层从一出生就开始脱离其他社会阶层，而不是从大学起才开始脱离。当初我所经历的受到庇护的狭隘抚养方式如今已经成为普遍模式，特别是对那些自小就进入私立学校的孩子们来说更是如此。当然，他们也不会遇到“水管工”这样的人。
大学也是一样。精英教育不仅会带你进入上层社会，它还会帮助你为上层社会的生活做好准备。“当耶鲁在为学生提供奖学金，帮助他们去中国学习或去纽约看一场百老汇表演时，”一位学生写道，“当校方出钱为学生提供一些比较奢侈的教育，比如说如何拓展思维宽度或如何更有教养时，他们其实是在教你如何成为有钱人。
很多年轻人写信问我，有什么办法能避免成为与世隔绝、自以为是的小混蛋呢？我也不知道，我最多只能建议他们去公立大学看看。要想真正懂得与自己背景不同的人，你只能实际进入他们的世界：不是去进行所谓的“奉献”，更不是请人喝杯咖啡，带着屈尊俯就的态度去向“下层人民”嘘寒问暖一番。你要做的，是真正把对方当成与你平等的人。

第12章　精英教育的自我救赎

“出类拔萃之辈” ：这个流传几十年的陈词滥调确实是一个绝妙的讽刺。显然大家都已经忘记了，这个说法原本是20世纪一本讥讽越战设计者的书的书名，因为正是这群“出类拔萃之辈”的狂妄自大，才将整个美国拖入泥潭。没错，这群人的确够聪明，够优秀，但你见过有比这群人更自恋的领导者吗？这世上还有比这群家伙更失败的吗？如今这种被各种光环围绕的精英治理，正在把我们再次拉进一个史无前例的大衰退，而不断为其输送新鲜血液的教育体制，正是这个系统的最佳体现。是时候该做些什么了，我们不仅要从上至下发动一场变革，还要开始思考另一种形式的领导模式，甚至是另一种模式的社会制度。
所有领导阶层都会发展一套证明自己权力合法性的意识形态。比如说盎格鲁-撒克逊贵族提出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日耳曼人之所以能统治世界，是人类生存演化的自然结果。现在又冒出来一个查尔斯·穆雷（Charles Murray），他在《钟形曲线》（The Bell Curve）一书中大谈“认知精英”和智商遗传等。如果有人指出这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穆雷等人就会悄悄地把“努力”替换为“天赋”，把“勤奋”替换为“基因遗传”。就好像那位哈佛学生所说的那样，他们会告诉自己，我之所以拥有今天的地位，完全是因为我工作够努力（显然，他认为其他人都是在混日子），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本身就低我一等。有钱人之所以有钱又有权，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精英”。
说到“高智商笨蛋”，除了可怜的杜卡基斯之外，我还可以举一个更有名的例子，美国的现任总统奥巴马。他的新书被称为《无畏的希望》（The Audacity of Hope），可真正无畏的，只是他个人的野心。作为一名骑墙派人士，一个实用主义者，一个总是寻求妥协和共识的人，他像整个系统的其他产品一样，凡事都喜欢求稳。他会披上一层外衣，把自己打扮成一个“高瞻远瞩的人”，但实际上，他的远见本身就是一种技术——所以他才会大谈那些“常识性的解决方案”。如果说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那么奥巴马作为一位领导人，他的失败就在于他无法去想象更多的可能性，他只懂得在现实的框架内活动。
就好像有些学生因为怕考不好而不敢选某门课一样，奥巴马也会刻意回避那些比较难处理的事。他竟然还给自己列了一份成绩清单（是的，你没看错），而且他给自己任期的前两年打了70分（也就是说，他认为自己完成了预期任务的70%）。换句话说，他给自己打分的时候相当慷慨——典型的精英阶层心态！可选民好像并不这么认为，所以2010年的民意调查结果让奥巴马“颇感震惊”。由于没有意识到正在发生的灾难，他竟然在中期考评时给自己打了个A！——这让他后来的总统任期更加难堪。
考虑到我们这个系统正在批量生产越来越多的同类，你可能会觉得，人们可能会需要一些不同的大脑或者说不同的人。可问题是，一旦精英主义开始内部繁殖，它就会绵绵不绝。所以那些位高权重的人，虽然他们个个出身显赫，却总是会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相同的错误。结果就是，美国整个国家的命运都可以追溯到小学，或者更贴切地说，追溯到子宫。
精英治理不仅自我封闭，自我强化，它还会假公济私。如今我们到处可以看到权力阶层在滥用职权，去伤害那些他们发誓要效忠的人：医生会接受医药公司的好处，即便有更安全更便宜的药，他们还是会向病人推荐医药公司的新产品；大学教授一边提高学费，一边压缩预算，同时给自己猛涨工资；政客们放弃政治生涯，为了赚钱而充当利益集团的说客；立法人员纷纷离职，去他们之前监管的公司就职；CEO们掠夺自己的公司；投资银行相互串通去欺骗客户；会计公司和信用评级机构做假账。
总而言之一句话，我们的领导阶层不是在为人民服务，而是在与大众为敌。因此毫不奇怪，在当今这个精英治理的时代，虽然很多精英人士披上一层自由民主的外衣，但他们信奉的仍然是里根主义——二者的逻辑都是一样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似乎没有人认为领导本身就意味着机遇和责任。没有人觉得不应该事事从自己的生活方式出发。路易斯·拉普曼（Lewis Lapham）一针见血地指出：“精英们只效忠自己的野心，其他一切都不重要。”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恐怕要数英国石油前任CEO托尼·海沃德（Tony Hayward）了，在自己的公司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环境灾难之后，他竟然当众大哭，说希望自己的生活能恢复正常。他的公司把整个墨西哥湾变成了一滩污水，而他真正关心的却只有一个人：他自己。
20世纪30年代，美国深陷经济危机，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B.柯南特开始推行精英治理思想，统治阶级开始应对现实，他们一方面扶持正在上升的社会群体，发动整个国家的精英人士，另一方面，开始直面自己灾难性的失败。1929年的大萧条让这些往日的贵族们意识到，自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一时期盎格鲁-撒克逊贵族的所作所为确实令人称道，其中一点就是，他们，至少是他们当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不管出于什么动机，开始去慢慢地（虽然有些不情愿）为权力的交替做准备。他们战胜了自己，他们把整个国家的利益放到了自己的利益之上——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这两个利益并不一致了。他们最终还是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完全不同的新的阶级将势必取代自己的位置。
今天的情形与当时惊人的相似。当时的贵族和今天的精英阶层都曾经辉煌一时：前者的兴盛期是从19世纪80年代到1929年，后者的兴盛期则是从20世纪60年代到2008年。但其他方面则有很大不同。今天的统治阶层——至少是当权派——似乎还没有人从刚刚发生的危机中获得教训。
精英治理起源于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它的教育系统也是为一个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而设计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主要靠各种大型官僚机构来发展，而运行这些机构的，是各种科技和社会科学专业人士。当时主导美国社会的是福特汽车公司、福特基金会、NASA、五角大楼和贝尔实验室这样的机构，而且这种局面似乎会永远持续下去。在这样的背景下，通过考试来评定人才，并训练他们成为社会机器中的一环，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做法。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很多年里，世界都处在冷战时代，在这样一种静态的全球系统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管理和应对现状，尤其是当现状似乎会一直持续下去的时候，更是如此。但现在我们要面对的，是一种经常变化的环境，经济和社会时刻在变化，四处潜藏着各种无法预料的危险和机遇。我们需要一种截然不同的思路。
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录取流程，问题在于常春藤盟校本身——在于它和其他学校所享有的地位。问题在于，我们把培训未来国家领导人的工作外包给了一群私立机构。无论这些机构如何宣扬自己的使命感，无论他们怎样信誓旦旦地要服务全社会，从根本上来说，他们都会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所以他们终究只会是富人的宠物。这种安排对学校来说是好事，因为学校的财富和影响力会继续扩大，但问题是，难道就因为哈佛需要校友捐款，我们就要放任它继续强化当前的阶级系统吗？
自我救赎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它与所谓的“服务”，与你在把别人害苦了之后又去帮助别人时的“慈善感”，完全不是一回事。你真的想要帮助那些不太幸运的人吗？那就别挡着他们的路。换句话说，不要拿走所有的资源。社会正义意味着你需要放弃一些你拥有的东西，从而让别人能够拥有更多。这才是我们在思考这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时所需要面对的问题。我们真的要继续维持一个“赢家通吃”的社会吗？我们真的要继续人为地让教育资源处于匮乏状态，同时让我们的孩子为有限的空间相互厮杀，并进而陷入绝望和恐惧吗？我们真的要继续浪费我们共同的人力资源，而不是动员所有人的才能来实现更大利益吗？我们真的要成为一个帮派社会，每个人都袖手旁观，听任整个社会慢慢毁灭吗？
在《无名的裘德》（Jude the Obscure）一书中，托马斯·哈代讲述了一个贫穷而又才华横溢的年轻人的故事。由于没能进入精英大学，他错过了改变自己人生的机会。多年之后，又一个年轻人出现在他家门前——可能是他的亲生骨肉，也可能不是。要不要接受这个年轻人呢？他告诉自己：血统真的是一个很愚蠢的问题。为什么要考虑这个问题呢？当你想要培养一个孩子时，他到底是不是你的亲生骨肉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这个时代的所有孩子，都是这个时代成年人的孩子，都应该得到所有成年人的照顾。
如果我们想要创造一个体面的社会，一个正义的社会，一个明智而繁荣的社会，一个孩子们因为爱学所以学、人们因为爱工作而工作的社会，我们就必须接受托马斯·哈代的这一理念。我们不一定非要去像爱自己一样爱我们的邻居，但我们要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爱邻居的孩子。我们已经尝试过贵族统治，尝试过精英治理，接下来是该试试民主治理的时候了。

《大众的反叛》

Tue, 22 Aug 2023 00:00:00 +0000

[西班牙] 奥尔特加•加塞特著，《大众的反叛》

群体在智力和理性上总是低于个人，但在感情及其激起的行动上却要表现得比个人更好或更差。它固然常常是犯罪群体，但也常常是英雄主义群体，能创造出历史奇迹。
动员群众的手段主要有三种：一是断言，二是重复，三是传染。做出简洁有力的断言，不理睬任何推理和证据，是让某种观念进入群众头脑最可靠的办法。而且要不断地、尽可能措辞不变地重复这些断言，并使其传染开去，这样就形成某些流行意见，或者说形成一种支配性的舆论。
“大众人”有两个特点：一是由自由权利和工业技术的发展调动起来的各种生命欲望（常常只是物欲）的急剧增长；二是，他们由于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来的，也就不知道维持这种发展以及平衡需要怎样的智慧。
速度是由空间和时间构成的，它并不比其构成要素更有意义，但它可以使时间和空间归于无效，一种荒谬只有通过另一种荒谬来克服。
但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大幅度实质性扩张，最终并不在于它那越来越宽广的维度，而在于它包容了越来越多的事物。每一种事物——我们在最宽泛的意义上使用“事物”（things）一词——都是我们可以渴求、想望、使用、取消、遭遇、享受或抵制的，所有这些概念都意味着生命的活力（vital activities）。
在知识领域，他们现在发现了更多的“思维方法”（paths of ideation）、更多的问题、更多的资料、更多的学科、更多的视角。
我们的生活作为诸种可能性的复合体，是恢宏繁盛的，它优越于人类有史以来的其他一切时代。但是，恰恰由于它的范围过于宽广，故而它覆盖并溢出了传统遗留给我们的一切渠道、原则、规范与理想。它较以前所有的时代蕴涵了更多的生活，因而也就更加疑窦重重。它无法从过去获得坐标和方向 (1) ，所以，不得不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今天支配着公共生活——不论是政治的，还是非政治的——的大众人，究竟是什么样子？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也就是说，他们是如何产生的呢？
随着一个人对生活认识程度的加深，他会越来越领略到这一点：大多数的男人和女人，除了对强加在自己身上的外部压力做出本能式的反应之外，实在无法表现出更大的努力。所以，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很少能遇到几个能够自发而欢愉地做出努力的人，在芸芸众生中，他们犹如鹤立鸡群，卓尔不凡。这些少数人就是精英，唯有他们才称得上是贵族，也唯有他们的生活才是奋发有为的，而不是消极被动的；对他们来说，生活是一个持久的奋斗过程，是一种永无止境的磨炼。所谓磨炼就是苦行（Training=askesis），他们才是真正的苦行修道者。
我们还面临着智者与愚人的永恒划分：明智之士总是感到自己有沦为愚人的可能，所以他竭力逃避这种稍有疏忽就会降至的愚蠢，他的努力取决于他的智慧；而另一方面，愚顽之人则从不怀疑自己，他总是认为自己是最明智、最谨慎的人，所以他对自己的愚蠢安之若素、怡然自得。就像一些昆虫无法走出它们安居的洞穴一样，愚顽之人无法摆脱愚蠢，走出蒙昧状态，也没有什么办法迫使他们将其钝化的视觉与其他更为敏锐的视觉比照。
大众人一旦陷入了思维定式的泥淖之中就无力自拔，各种陈词滥调、先入之见、零敲碎打的思想、空洞无物的言辞，统统胡乱地堆积在他的大脑中；他还到处贩卖、兜售这些破烂，这种厚颜无耻的虚妄行径恐怕只能由他头脑简单、智力低下来解释。
它不在于平庸的人认为自己是不平凡的，是出类拔萃的；而在于平庸的人不但承认自己是平庸的，而且还宣称平庸是一种权利，并要求执行这种权利。
我们很容易被这样的想法所欺骗：生活在一个富足的世界中，远比生活在一个需要不断与匮乏做斗争的世界中更美好。这是一个幻觉，事实并非如此。
任何一种世袭贵族制都摆脱不了循环起落的永恒悲剧。也就是说，贵族的继承人将发现他所拥有的那些身份、地位以及生活条件，其中没有一样是他自己所创造或挣得的，因此，它们无法构成他个人生命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由继承得来的“贵族”名号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生活呢？是他自己的生活，还是另一个人，即他那高贵祖先的生活？两者都不是！他注定要扮演他人，因而也就既无法成为他人，也无法成为他自己。他的生活将不可避免地失去真实，转变为他人生活的一种纯粹象征或幻影。他被迫利用的那些庞大资源容不得他过自己的生活，把握自己的命运：他的生命在萎缩、衰退。一切的生活都意味着为实现自我而奋斗、努力。（All life is the struggle, the effort to be itself.）
一个人在实现自我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那些艰难困苦，恰恰唤醒并激发了他的活力与才能：倘若没有他的躯体承载在他的身上，他将寸步难行；倘若没有空气负压着他，他就会感到自己的身体仿佛悬浮在真空中，飘来荡去，游移不定，缺乏根基。同样的道理，对那些继承的“贵族”来说，他的整个存在、他的个性将由于缺乏实际的运用和必要的努力，而变得暧昧、模糊。其结果就造成了“我们古老贵族”所特有的愚蠢，这种愚蠢与众不同，严格说来，它内在的悲剧性机制至今尚未被描述，而正是这种悲剧性机制导致一切世袭贵族制都要走向无可挽回的没落。
只有当其可利用的资源与其所面临的难题达到一种平衡时，人类的生活才会形成与拓展；不仅在物质层面是这样，而且在精神层面也是如此。譬如，以人类物质生存中一个非常具体的方面为例：我们或许会想到人类最初得以繁衍生息的地方，恰恰就是我们这个星球上炎热季节与酷寒季节交替互补的地区。
实验科学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那些资质异常平庸，甚至连平庸都算不上的人所做的工作。换言之，现代科学——我们当代文明的根基与象征——为那些智力平庸的人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使他们能够在这里富有成效地工作。这种情况得以发生的原因在于机械化，机械化主导着新的科学和文明，并成为它的象征。然而，机械化却既是新科学和文明的最大福祉，同时也是新科学和文明的最大威胁。在物理学和生物学中，必定有相当数量的工作属于机械性的心智活动，这些工作几乎是任何人都可以完成的。由于无穷无尽的研究工作可以通过把科学分为若干个小的部门来进行，所以，科学家可以只关注其中的某一个部门而忽略其他的部门。方法上的可靠性和精确性允许了这种暂时的但却非常实用的知识脱节，运用这些方法进行工作就仿佛是在使用一台机器，纵使操作这台机器的人对它的意义与工作基础不甚了了，也可以取得极为丰富的成果。因此，大多数科学家一方面促成了科学的普遍进步，另一方面又把自己封闭在实验室的狭小空间内，犹如蜂房中劳作的蜜蜂与转动烤肉叉的转叉犬。所有这一切造就了一类异常怪异的人。就像自然界某一项新事实的发现者那样，他必然会从中体验到一种权力感和自我肯定感，并多少有些道理地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有知识的人”。
文明使他变成了专门人才，结果把他禁锢在自己的局限性之中，并且使他对此颇为满足；但正是这种对自己的价值及其重要性的自我肯定，同时也诱导他僭越自己的专业，妄图支配一切。
最糟糕的是，这些为科学而劳作的工蜂甚至不能保证科学的真正进步，因为科学需要对自己的发展不时做出必要的调整，不断进行重新组合；正如我已经指出的，这需要统一化的努力，但这种努力现在变得越来越困难，因为它涉及日渐拓宽的知识领域。
大众生来就是被指导、被影响、被代表、被组织的——甚至可以说就是为了不再成为大众，或者至少说以这种可能性为目标。但它来到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单靠自己就可以做任何事情的，它需要把自己的生活托付给一个更高的权威，也就是少数精英。至于谁是杰出的精英这个问题，或许可以没完没了地争论下去，但不管他们是什么人，若没有了精英，人类将丧失其本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尽管欧洲对这个问题采取鸵鸟政策已经有一个世纪了，它以为把头埋到翅膀底下就可以避开这个显白的真理，实在是自欺欺人。
由恺撒和克劳狄一手缔造的罗马帝国，毫无疑问是一架值得钦佩的机器，单单作为一个人造物来看，它比贵族世家所建立的古老共和国不知要高超多少；但历史是惊人的巧合，就在它的发展臻于巅峰的时候，社会实体随即开始解散。
不过，这一设想确实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大概的轮廓、一种观念或者说观念系统。通过这种办法，我们观察事实就像领航员借助象限仪（quadrant）一样，只能获得一个近似的印象。但这正是科学方法之所在，更准确地说，这也是整个知识之所在。
每一个概念，无论是最普通的概念还是最具技术性的概念，都有其反讽的支架，就好像切割得方方正正的钻石需要放置在金制的底座上一样。概念向我们传递的信息是极为严肃的：“这是A，那是B。”但这种严肃却是别人在和你开玩笑时装出来的那种严肃，那种紧咬着嘴唇才勉强保持住的严肃，一旦忍不住时，他就会开怀大笑。实际上，概念同和你开玩笑的人一样，都清楚地知道，事情并不那么简单，A不仅仅是A，B也不仅仅是B。
构成人类生活的现实世界实在是太浩瀚、太纷繁复杂了，以至于人们不得不借助概念来澄清自己在现实世界中的位置。生活就是一场与世界上各种事物的搏斗，以维护自己的存在，而概念就是我们为了回击进攻而制订的战略计划。
人的一生，就其本质而言，注定要奉献于某些事物：从事一项荣耀或卑微的事业；接受一种显赫或平凡的命运。我们所面临的境遇是陌生而又冷酷无情的，但它却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存息息相关。一方面，活着就是要求每一个人为自己做分内的事情；另一方面，如果我的生活只属于我自己，只关乎我自己，而不是在我的引导之下有所追求，那么，生活将会变得支离破碎，缺乏必要的张力和外在形式。
就我个人的观点而言，在欧洲的巨大潜能与其得以发挥的政治组织形式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失衡，正是这种不均衡导致了这一时期欧洲人的萎缩感、挫折感和无力感，欧洲的活力必然由此受到沉重的压制。
不管我们愿意与否，人类的生活总是始终如一地关注着未来。在当前的任何一个时刻，我们都会关注继之而来的下一个时刻。因此，生活永远是一种无休止的、绵延不绝的作为（doing）。而所有的作为无非就是要让属于未来的事物得以实现，即使当我们沉浸在对过去的回忆之中时也是如此。我们在当前这个时刻唤起的记忆就是要对接下来的时刻中出现的事物产生影响，甚至可以说，这是我们回顾过去时的唯一乐趣。这种适度但隐秘的乐趣在转眼之间就会由一种值得向往的愿望变成现实，因此，我们对过去的回忆实际上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可以断言，任何事物除非它能指向未来，否则它对人类就没有任何意义。

《国富国穷》

Tue, 16 May 2023 00:00:00 +0000

[美] 戴维·S·兰德斯，《国富国穷》

作者兰德斯是国际知名的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从教于哈佛大学。他以历史学者的眼光，本着理性的态度，避开单纯的经济分析和经济理论框架，把地理、科技、哲学、宗教、国际政治、传统文化等因素糅和在一起，通过几百年来的大量实例，对世界各国的贫富兴衰作了多层次的论述，探讨“富国”与“穷国”形成和发展的原因。
医疗卫生的进步说明了一个更为普遍的现象：将科学和知识应用于技术，会取得回报。它使我们有理由对当前和未来一些问题的解决抱有希望，并鼓励我们追求幻想中的生命的永恒，甚或永远年轻。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不平等和多样性的世界里。这个世界上的国家粗略地分为三种类型：有些国家的国民不惜花费巨资来减肥；有些国家的国民仅能维持生计；有些国家的居民则食不果腹，吃了上顿没有下顿。
人类现在面临的巨大挑战与威胁是因贫富不均而导致的财富和健康方面的差距。它们常被称为“北方”和“南方”，这种划分主要是地理上的。
财富的吸引力是不可抗拒的，而贫穷则是有引爆危险的潜在污染源。既然不能与世隔绝，那么，从长远看，我们的和平与繁荣则依赖于他国的富足。
理解这一问题的最佳途径是探讨现状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为什么富国如此富有？为什么穷国如此贫弱？为什么欧洲（西方）在世界的变化中一路领先。
像生活一样，大自然是不平等的，有自己的偏好；进一步说，大自然的不平等是难以消除的。从产值和人均收入来看，富国位于温带，特别是北半球的温带；穷国则位于热带和亚热带。
我个人以为，地理学虽然不该声誉受损，却也丧失了声誉，这是由其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它告诉我们一个令人不愉快的真理，即：像生活一样，大自然是不平等的，有自己的偏好；进一步说，大自然的不平等是难以消除的。像我们这样的文明有着追求优胜的动力，并不希望自己的愿望被挫败，不赞成令人气馁的言辞。
世界从来不是公平的竞技场，无论做什么都要付出代价。
从理性上说，人类对困难有厌弃的倾向。只有贪婪——寻找和开发金矿和石油——和科学探究的任务能使人类克服这一倾向，并证明有必要付出代价。
在温暖的气候条件下，由害虫引起的疾病非常猖獗。且不管诗人如何评判冬季，冬天是人类的好朋友：寂静的白色杀手，害虫和寄生虫的天敌，毒虫的清洁剂。
要了解世界经济的历史就必须研究中国。中国最为早熟，在相当长时期里，中国是世界上发展最成功的国家。中国的耕地面积约占世界的7%，养活的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的21%。中国有一句老话非常简明扼要：“地少人多。”
眼睛的问题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在40岁左右时，眼睛的晶体发生硬化，出现类似远视的状况（即老花眼）。
侧重于投射能力的做法与铸钟的经验相结合（铸钟金属可转化为武器所需要的金属，两种铸造技术也是相通的），使得欧洲成为世界上火炮与军械制造技术最先进的地区。
- 1.缺少自由市场和产权制度。中国政府时常干涉私营企业——接管获利颇丰的行业，禁止另一些行业，操纵价格，索取贿赂，没收私人财富。拙劣的政府扼杀创造力，提高了交易成本，将才智从商业和工业中引开。
- 2.社会价值观。一位著名的社会历史学家（历史社会学家）认为，性别关系是一个重大障碍：例如，妇女基本上困于家庭事务，使得以工厂形式发展获利的机械纺织业不可能出现。
缺乏自由，习惯势力，以及被视为哲理的舆论。
正是国家控制扼杀了中国的技术进步。这不仅表现在凡是违背或似乎违背国家当局利益的事物均被扼杀于萌芽状态之中，而且也表现在一切以国家利益为重的观念所牢牢树立的习俗。墨守成规，因循守旧，对任何创新都表示怀疑，任何非奉命提出和预先经过批准的倡议都不会被接受，这种抱残守缺的氛围不利于自由探索的精神。
简言之，没有人尝试。何苦去尝试呢？
犹太教和基督教都认为自然从属于人类。这与广泛传播的泛灵论信仰及其实践有明显的不同。
犹太教和基督教对时间的思维是线式的。另一些社会却认为时间是环形的，可以回到早期状态，然后重新开始。线式时间只有进步或倒退，走向更好或从早期欢乐的状态衰落。对中世纪欧洲人而言，进步的观点占上风。
归根结底，我强调市场的价值。
华盛顿的国立美术馆决定举行其500周年画展时，平光纸印刷的厚厚的目录中竟然没有哥伦布。（5）画展包含着其他的世界，公元1492年前后发生的其他事件。最重要的事件却被刻意忽略了。历史被删改了。

战争自有办法使自己的理由合法化并庆祝其征服成果。这些新十字军也如此：诗人们赋诗赞颂他们的事迹，他们的暴力掠夺被升华为骑士风范。

战争需要金钱。这些“贵族”的探求模式是传统的、封建的“商业”企业。
种植甘蔗需要大量的集体劳动力，而这是自由民所不愿从事的，所以种植者希望能使用奴隶劳动。这正是十字军占领地中海的塞浦路斯等岛屿时所发现的：阿拉伯的制糖业使用奴隶劳动，而奴隶大多来自东非。
如果欧洲人要在甘蔗田使用黑奴劳动，他们需要在远方实现这一目的。
把行动建立在“做而后知”的基础之上，葡萄牙的这种战略收效良好。每一次航行都建立在前次航行的基础上；每次，他们都会向前推进一步；每次，他们都记下纬度，修改地图并留下他们的标记物。
首次获益（一点点胡椒）和随后更大收益的承诺，对西方冒险家而言，是强有力的刺激；而对中国人而言，金钱的计算等于零。这种考虑，与当前美国对超级对撞机和太空站等项目的态度非常相似。
向后看，我们认为自己知道发生的一切；向前看，我们就不得不考虑各种不同的可能出现的结局。这些问题关注因果关系，帮助我们区分主次、直接和间接影响，提出被忽略的可能性。
对制图者而言，地图变得短命，由于新的信息迭出，不得不一再重新绘制。地图上海怪和其他装饰性的图像不见了，新大陆的轮廓变得越来越清晰。
平静而宜人的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小岛屿最终成为西班牙、葡萄牙人的殖民地，玛雅文明和印加文明无法传承下去，而逐步成为甘蔗种植园和殖民大农场。苦难的岛屿也是黑人奴隶的劳作地，它们衰落了、贫穷了。
如果说商品上的互通有无很重要，那么思想上的互通有无要更加重要得多。
我们所说的荷兰，在当年是荷兰人所称的尼德兰联省（共和国）。它是一个邦联，其北半部的一批城市、伯国和公国曾经是北欧最有生气和早熟的城市文明的地区，后来却成为封建诸侯讨价还价和联姻买卖中的抵押品和奖品。
在这场斗争中，殿后的是阿姆斯特丹。它一直谨慎小心，对占领者采取合作态度。直到起义者已经打赢了，它才站到争取独立者的一边。靠了它的谨慎，也许正是由于它的谨慎，它径直成为独立的邦联的首都和商业中心。它在道义上不足，却靠常识得到了弥补。有时，没有原则倒得了便宜。
英国人就像波涛汹涌的潮水一样，他们是那样地锲而不舍、充满活力，并且不可抗拒。他们会使尽浑身解数去得到想要的东西，甚至不惜动用武力。荷兰人聪明能干，好静并颇有耐性。如果可能的话，他们总是通过劝说的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尽量不动用武力。爪哇很可能会有天被英国人征服。 ——爪哇王子约1780年
罗马人有这样一句话，Pecunia non olet——钱无气味。人们也许不喜欢钱的样子或是制造钱的人，但他们喜欢钱，并且想办法去得到它。从另一种意义上讲，钱又是有气味的，而且很强烈，会把远近的人们都吸引到它身边。
与荷兰人一样，英国人在16世纪末来到了印度洋。他们就像入侵者和劫掠者，与其说他们是在做贸易，还不如说是在抢劫。只是后来他们才谨慎小心地转而经商了。
解决的办法当然是找出中国人所想要的东西。最后找到的就是鸦片，它生长于孟加拉，它让人上瘾，能打开市场。在这方面，英国人比荷兰人占有优势。原则上说，两国商人对这种商品都有竞争的权利，但是英国人利用他们在孟加拉地区日益增长的政治势力，把荷兰人挤了出去——这对荷兰人来说真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莫卧儿人是逊尼派穆斯林，不同于西邻波斯的什叶派穆斯林。他们对印度国内占多数的印度教徒一般采取宽容态度，甚至加以依靠。但是他们使印度北部具有穆斯林气质，而与南方形成差别。
从印度这张大餐桌上纷纷掉下一些面包屑，养肥一批经纪人、律师、掮客、珠宝商、证券中间人、走私者、骗子和投机商。
东印度公司把它的收获视为永久性的——“人的明智能使之保持多久就会有多久”（1766）。因此，它要“保护和珍爱居民……他们的利益和福祉如今已是我们关注的首要事情”——这也是为了公司自身的利益。印度被比作一座庄园，庄园的佃户和地主的利益是一致的。
对某些国家来说，比如西班牙，地理大发现招致财富、腐化和矫饰——这依然是旧方式的延续，但规模更为宏大。对英国、荷兰等另几个国家而言，却意味着用新方式处理新事物，抓住技术进步潮流的机会。对其余人比如美洲印第安人和澳洲塔斯马尼亚人来说，它是大灾变，是外部强加的悲惨命运。
不论他们留下来还是离去。这是市场社会的人口流动之法则：人们外出追求境遇的改善，这样会给留下的人增加讨价还价的能力；而在他们的新家，他们创造或攫取财富（食物、木材、矿物或制成品），并将它们运回或带回祖国。
意外之财对人有害无利。它表明，短期暴富将导致立即发生畸变，以后更会悔恨不已。
历史憎恶跳跃，大的变化和经济革命都不是突然来临的，它们必定是经过了周全的和长期的准备。可是，连续性并不排除变化，甚至是剧烈的变化。
由此可见，强调的重点在于深，而不在于快。工业大革命的非凡技术进步不是成就于一夜之间，这不会令任何人感到奇怪。没有什么发明是一跳出来就很成熟。相反，需要经过大大小小的许多改进，才能使一个想法转化成为一项技术。
创新之所以有感染力，是因为某一种技术所依据的原理，也可以表现为别的许多形式，找到多种用途。钻孔技术既然用于火炮，也就可以用于蒸汽机的汽缸。既然可以用滚筒给纺织品印花（代替慢得多的平板印花），那就可以用同样的办法给墙纸印花，还可以印刷文字，比一上一下的平台印刷机快得多，因而可以成千成万份（册）。
观察与精确表述的结合反过来又使复制和验证成为可能。任何其他事物也未曾如此有效地破坏过权威性。什么人说过些什么话并不重要；关键是说了些什么；重要的不是感觉，而是实际。我能看见你说你看见过的东西吗？
但是到了16世纪末叶，从伽利略开始，实验才变为一个系统。这不仅需要进行重复的和可重复的观察，而且需要深思熟虑的简化作为观察复杂事物的窗口。想要发现坠落物体的时间、速度和覆盖距离之间的关系吗？那就把这些物体从一个倾斜的平面上慢慢地滚动下来吧。
一个地方所发生的事情很快就会被别的地方知道，部分是由于使用了做学问的共同语言——拉丁文；部分是由于超前发展的信使和邮递服务，而最重要的是因为人们总是四面八方地迁徙。在17世纪，这些联系被制度化了，首先是通过诸如马林·梅森（1588—1648）那种自命为人际交换机、在科学家之间不断传播信息的个人，尔后则是通过学术团体的形式，这些团体设有通信秘书，频繁举行会议，定期出版刊物。最早的学术团体出现在意大利，即1603年罗马的猞猁科学院和1653年佛罗伦萨短暂的奇门托科学院。
甚至到了17世纪末期，依然有罗伯特·胡克这样古怪的人物。他是皇家学会的积极会员，他的座右铭或许就是“那是我首先想到的”。
一般说，声誉是对科学家的激励，而且即使在那个早期的年代，科学也曾经是一种领先的比赛。
所有这一切都花费了时间。这就是为什么，从长远看，工业革命的到来还必须等待。它不可能发生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更不可能发生在古希腊。技术的基础还有待于奠定，发展进步的各个溪流还必须汇聚到一起。
从短期看，答案在于各种因素的结合，在于供求关系，在于价格和灵活性。只有技术是不够的。所需要的是起强大杠杆作用的技术性变革，它通过市场发现共鸣并且改变资源的配置。
技术革新过程总有这种情形：教新手学新招比起教老手练新把式要容易得多。
工人们喜欢摆脱纪律的约束，喜欢享有随心所欲地停机离开的特权。工作的节奏反映出这种自主性。典型的是织布工人，他们长时间歇着玩着，混上大半个礼拜，然后快到周末时，为了在礼拜六交货领取工资才最后努力工作。礼拜五，他们可以干通宵。礼拜六晚上是喝两杯的时间，而礼拜天则大喝各种啤酒。礼拜一（即所谓“神圣的礼拜一”，是很少工作的日子）同样是神圣不可侵犯，而礼拜二需要从如此多的神圣中恢复过来。
为了科学的用途，人们很需要一种好的时钟，但是造出一台时钟却曾花了约400年。科学家毕竟是具有独创性的人，终于找到了办法来提高自己那些还不具备钟摆的、还不具备游丝的精确的计时器。一种方法是使用装有非常巨大轮盘的时钟，轮盘上有几百根甚至上千根的轮齿。
早期的钟采用的是控制器（摆动杆或环），其频率随着施加的力而变化。经过改进（一切发明都需要改进），一台好的摆式钟能够保持在每天只差几秒。
在农业中，日益增高的效益的优势是很明显的。首先，粮食生产中生产率的提高可以把劳力解脱出来用于其他活动，如工业制造业和各种服务业等等。其次，这支新生的劳动大军需要越来越多的食物。如果这些食物不能从国内获得，那就只好将部分收入和财富拨付于食品的进口。
在这一点上，英格兰却从别的国家自己造成的伤痛中受益匪浅。在16世纪，来自荷兰南部的织布工到英格兰寻求避难，带来了织造“新摺饰”的秘密，而荷兰农民则给英格兰引进了排水和进一步精耕细作的技术。在17世纪，犹太人和隐瞒身份的犹太人，其中不少人是在西班牙等地受迫害的第三和第四期马兰诺，把公私理财的经验带到了英格兰；而胡格诺派教徒，包括商人和手工艺人这些做生意和理财的老手，把他们的宗教和家族关系一同带了过来。
马车客运业对这种时间敏感性作出了反应：时间表精细到以分钟安排，大做广告；到站和转乘车次的时间精密计算；车夫是否遵守时间表受到密封的钟表的核查；重视速度胜过舒适；累死了许许多多的马匹。在这一点上，请注意同法国的明显差别：在法国，政府限制了马车速度，而且为了保护道路，要求使用行驶起来沉重而又缓慢的宽缘车轮。乘客们显然不在乎。他们喜欢省钱甚于节省时间，而且十分正确地发现速度同舒适是矛盾的。
为什么他们不动呢？有些解释的根据是能量守恒的固有定律。劳力的供应有伸缩性，所以雇用额外工人比起探求技术革新更容易、更划算，例如可以从贱民和贫困妇女中间雇用纺纱工，从农业劳动者中雇用织布工。这很可能就是全部事情的来龙去脉。
金属制品——工具、设备、机械——则当做另论。它们是工业革命所需要的，而印度当时并不具备。“在印度，人们很少试图用机器去完成任何可以靠人力做成的事情。”这种“普遍冷漠”的一个原因是：似乎谁也没有浓厚的兴趣来简化和减轻工作任务。工人和雇主都把繁重的劳动认为是工人的命运而且理应如此。
到了19世纪情况依然如此：从事印度铁路建筑的工程师们了解到，印度劳力虽然价格低廉，却是用手来搬运土和石头；但是他们却想当然地认为印度人会使用手推车。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印度人习惯于把沉重物品用筐子盛上，顶在头上进行搬运，并且拒绝改变。

神舟十三回家

Sat, 16 Apr 2022 00:00:00 +0000

居家在家办公，无意间发现了神舟十三今天回家。于是，好好的看了下。

《上瘾五百年》

Sun, 31 Jan 2021 00:00:00 +0000

戴维·考特莱特著，薛绚译，《上瘾五百年：烟、酒、咖啡和鸦片的历史》

《菊与刀》

Mon, 25 May 2020 00:00:00 +0000

《菊与刀》，鲁思·本尼迪克特

文化 on Yu Vision

《优秀的绵羊》

前言

第一部分 优秀的绵羊

第1章 那些头顶光环的年轻人

第2章 「哈耶普」的上位史

第3章 「天才」背后的「魔鬼」式训练

第4章 一流名校是如何运行的？

第二部分 自我

第5章 大学的使命

第6章 创建自己的生活

第7章 聪明人的道德和责任

第三部分 我们到底应该在大学里得到什么？

第8章 博雅教育与人文经典

第9章 教师的本职与学生最核心的能力

第10章 隐藏的常春藤

第四部分 社会

第11章 看不见的「特权堡垒」

第12章 精英教育的自我救赎

《大众的反叛》

《国富国穷》

神舟十三回家

《上瘾五百年》

《菊与刀》

第一部分优秀的绵羊

第1章那些头顶光环的年轻人

第2章　「哈耶普」的上位史

第3章　「天才」背后的「魔鬼」式训练

第4章　一流名校是如何运行的？

第二部分　自我

第5章　大学的使命

第6章　创建自己的生活

第7章　聪明人的道德和责任

第三部分　我们到底应该在大学里得到什么？

第8章　博雅教育与人文经典

第9章　教师的本职与学生最核心的能力

第10章　隐藏的常春藤

第四部分　社会

第11章　看不见的「特权堡垒」

第12章　精英教育的自我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