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与文明》

 [美] 菲奥娜·琳赛·舍恩 著, 刘秀婕 / 张焕香 / 韩菲 译,《白银与文明》,浙江教育出版社,202312 前言 白银,人类文明的开启与超越大自然的杰作 霍尔的长颈细口瓶上的标记是英国的金匠公司检测办公室打下的,该机构的历史可以追溯至700年前,而对银器纯度进行官方认证的做法则可以追溯至更早的年代。这是因为银和金一样,一直是人们积累财富的一种方式,如果银贬值,其价值就会降低。 第1章 银为何如此重要 银是一种诱惑。它是一种闪亮的、反光强烈的金属。它用炫目的光芒照射我们的眼睛,就像翻转的银元、德拉克马或比索那样,使我们看不到它的危险,然后它会在无形中将人类和帝国推向灭亡。 银的原子序数为47,其原子核内有47个带正电荷的质子,原子核周围有47个带负电荷的电子,这些原子在被称为“金属键”的有序系统中结合在一起,形成晶体。当金属原子结合在一起时,有些电子会从原子中分离出来,进入“电子海”,即形成自由移动的电子。 我们如今重视银的原因之一是银本身的结构对电子不间断的移动非常有利,它在所有金属中导电性最好,因此可用于制造高性能的电子和电气系统。不过,由于银的成本较高,目前银的竞争对手铜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更广泛,如用于制造电线。 银富有延展性,可以被塑造成多种形状,比如平展的银片或无缝的圆形容器,甚至可以拉成丝。有些金属(如钛和钢)需要加热才会变得柔软,而金和银这样的金属在常温下就相对柔软。银匠就是利用银的这种特性,用纤细的银线制作精致的掐丝装饰品。 在元素周期表上,银的元素符号是Ag,源自拉丁语中的argentum,其词根在拉丁语和希腊语中的意思都为“白色”或“闪亮”。银具有完美的光泽,这是因为它具有极高的反射率。在人类可见光谱的波长范围(380~780纳米)内,即在我们能看到的绚丽多彩的世界里,银的反射率恒定不变。在这一点上,银胜过了其他所有金属。 银与金、铂等其他部分金属一起被归类为贵金属,这意味着银具有较强的化学稳定性。 虽然几个世纪以来,银一直被用于净化水或给伤口消毒,但直到最近人们才了解银是如何杀灭细菌的。它的抗菌性能只有在电离态的银发生化学反应时才能被激活。也就是说,当银原子失去一个电子时,就会变成带正电荷的银离子。像所有有机物一样,细菌依靠酶来维持生命和繁衍,而银离子攻击和破坏的正是这些酶,这会导致细菌细胞在短时间内脱水、萎缩并死亡。还有个意想不到的情况是,接触到银的死亡细胞会“传染”邻近的健康细胞,使细菌持续地大面积死亡。科学家将此现象记录下来,并称之为“僵尸效应”。 寻银既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科学,因为没有一模一样的矿床,而且微小的矿脉隐匿于周遭的大片矿石之中,极难被发现。虽然银比金更常见,但银在地壳中的含量仅为亿分之七。7能够幸运地发现富含银的岩层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惯例,但在欧洲人们通常会信任金匠做的标记,这样既能确保国家货币的纯度,又能保障消费品的完整性。在文艺复兴初期的意大利,金匠不仅是工匠,还是公务人员。他们监督造币厂的运作,有时还监督硬币的流通。金匠的标记既是物品纯度的保证,也是金匠诚信的保证。 第2章 哪里有银矿,哪里就有奴隶 从挪威到新西兰,从阿拉斯加到阿根廷,这些地方都有银矿。阿根廷这个国家的英文名称来自拉丁语,意思就是“白银之地”。 与地球上的某些事物一样,银是来自远古恒星的“核废料”,这些恒星早在地球诞生之前就已经死亡了。 约阿希姆斯塔尔造币厂于1519年或1520年开始铸造硬币,它的产品中最著名的是一种高价值的银币,被称为“约阿希姆斯塔尔币”(Joachimsthaler),简称“塔尔币”。欧洲大部分地区都在效仿制造这种货币,在英语中,人们称其为“美元”(dollar)。 戴德斯海默受蜂巢结构的启发,发明了一个以立方体形状堆叠木材的系统,该系统后来被称为“方形木支架”,这些模块化的木支架结构使矿工能够在卡姆斯托克矿脉所特有的宽阔地形中安全地挖掘丰富的矿藏。 纵观金属开采的历史,矿山有开采前景,就会吸引人们大量涌入,从而推动新兴城镇建设,促进当地的财富积累和经济转型。但历史上因开采银矿而富裕起来的人,远远少于因投资不利而失望、沮丧甚至破产的人。在银矿开采热潮的历史中,可能有令人振奋的“发财”故事,但更多的是悲剧和损失惨重的故事。 从澳大利亚内陆到科罗拉多山脉,在世界各地都有被遗弃的“锡尔弗顿”(Silverton)(9),它们的名字中蕴含着希望,而在它们的旧址上则满是残垣断壁。 锡尔弗拉多(Silverado)就是这样一个小镇,它建于19世纪70年代,坐落于加州南部、洛杉矶东南方向80千米处的圣安娜山脉山脚下的峡谷中(图2-10是加州圣安娜山脉的锡尔弗拉多小镇如今的面貌)。“锡尔弗拉多”这个名字本身就暗示了太多的希望和错误的判断,而这又源于人们对西班牙殖民者理想中的“黄金国”(El Dorado)、“黄金城”、“镀金王国”或“黄金之城”的曲解——西班牙殖民者在南美洲苦苦寻找黄金,但徒劳无获。 史蒂文森曾在那里度过蜜月的旧金山北部的锡尔弗拉多,其发展历史也充满了欺诈。有一个说法称该矿是个“巨大的骗局”,是为出售一文不值的股票而制造的幌子。据说,到了晚上,人们赶着成群的骡马把装在旧雪茄盒里的银偷运上山,并送进矿井里,然后在矿井里用当地的岩石将银压碎,再将其作为矿山的产物运下山。 石见银山遗址于200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它虽然比名录中的其他遗迹都要隐蔽得多,但在此后的一年里仍然吸引了近百万名游客。通常情况下,那些为发展旅游业而宣传银矿景观的人会借助这里绝妙的地形,从大家疑惑的如何重建等角度激发人们更多的想象和兴趣。就石见银山而言,幸存下来的是一片“遗迹景观”。这里保留着银矿开采的每一个过程,即从开采矿石到矿石研磨再到冶炼的全过程。在这里,17世纪至19世纪的建筑遗迹都被保存了下来,这些建筑揭示了一个包括士兵、富商、牧师、繁荣的家族企业和农民在内的社会形态。17世纪初,生产力达到巅峰时,这里有上万人受雇于采矿业。这些银矿山坡上记述的故事无论有多么晦涩难懂,讲述的都是无数小型劳动密集型企业如何在短时间内成倍增长,如何形成日本最高产的银矿区,以及其繁荣的贸易网络如何遍及整个东亚的故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强调,银矿所处的特殊地理环境也为此地深厚的人文景观奠定了基础。 第3章 从凡尔赛宫到寻常百姓家 制作银器最基本、最常见的工艺是锤揲,又称锤击。银匠先选定一块银锭(银铸块,现在更常用的是薄银片),然后将其放在木桩上锤打。银的质地柔软,冷锤就可以将其轻轻延展开,形成凹形器皿的形状。 自人们能够从矿石中冶炼银之后,范铸这项工艺便逐渐得以完善。最早的范铸方式是“开模”,即先将沙土或黏土压制成模具,或将石头雕刻成模具,然后将熔化的银倒入模具中,犹如把水倒入冰格中制成冰块一样。当然,这种方法的缺点之一是成品必然有一侧是扁平的。 中国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发明了一种工艺更为复杂的铸造方法——失蜡法。首先制作一个实物大小的蜡模,然后在蜡模外面涂上石膏或黏土,并对蜡模进行加热,融化后的石蜡会经专门的通道流出,再将熔化的银倒入模具中,待银冷却后脱模。 20世纪末,人们尝试运用新技术进行范铸,由此引入了新的范铸材料,例如贵金属黏土。黏土由混合在有机黏合剂中的大量银颗粒组成,因此质地柔软而有韧性,可以压入硅胶模具中。模具干燥后,把黏土取出烧制,烧掉黏合剂后剩下的便是固体银铸件。 第4章 帝国崛起,两枚改变世界的银币 建立一个帝国需要资金。当然,需要的不仅是资金,就如同生火不只需要燃料一样,文化、意识形态、对土地和资源的需求也都得发挥应有的作用,但资金是最基本的。有了资金,就可以购买军舰、装备军队、维持帝国的政府机构、资助促进公民身份认同感的公民计划和建筑项目。世界通用货币通过贸易伙伴关系和税收协定将各国和各大洲联系在一起。对一个帝国的臣民来说,每天都要使用的钱币上的图像会让他们随时想到自己的君主。 奴隶在当时的一些官方文件中被称为“人牛”。这些奴隶大多不是罪犯,而是战俘——奴隶制是爱琴海周边国家无休止的战争的高利润副产品。 然而,与大多数帝国一样,雅典帝国虽有吞并领土的野心,却没有维持帝国稳定的能力。最终,雅典帝国的宿敌斯巴达在波斯帝国的帮助下推翻了雅典帝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使雅典帝国屈服的也是一次海战。公元前405年,在羊河战役中,雅典帝国的舰队毁于一旦,城邦被围。最终,雅典帝国于公元前404年因城内粮绝而被迫投降。 16世纪中叶,人们在墨西哥西部的马德雷山脉发现了储量丰富的银矿。但真正的大奖——银山,是在现今玻利维亚境内的安第斯山脉的波托西发现的。 生活在安第斯山脉地区的印第安人有着长达3 000年的冶金历史,他们使用金、银和青铜制造器物的时间比墨西哥人要早很多。他们的大多数金属制品似乎都是服务于宗教的,而不是用作财富的储备。 墨西哥在16世纪50年代采用了一种提炼低品级矿石的方法,这种破坏环境的“混汞法”是将碎矿石与盐和汞(这些汞来自万卡韦利卡的大型汞矿)混合,然后加入试剂促使银与汞发生化学反应,形成汞齐,再加热汞齐,蒸发去汞,留下精炼的银。波托西于16世纪70年代采用这一工艺后效果显著,银滚滚而来,就像打开了水龙头一样。十六世纪八九十年代,银的产量几乎翻了3倍。16世纪90年代,银的年产量达到顶峰,为200吨。 历任西班牙君主一再下令,禁止奴役帝国的印第安臣民,教皇也明确谴责奴役的做法。但为了规避法令带来的不便,一个变通的办法就是建立印加的米塔(mita)制度(15)。作为履行贡赋义务的一种手段,原住民传统的做法是以短期轮流的方式为帝国的工程提供劳动力。从1574年起,在波托西实施的米塔制度成为西班牙帝国黑暗统治的缩影。西班牙的米塔制度远比印加的米塔制度残酷,它从富饶的矿山上撒下一张绵延数百千米的大网,来围捕矿山所需的一半劳动力。偏远地区的村落,每年被迫从年龄在18~50岁的男性中征召1/7,成为服役的“米塔尤”(mitayos)。这些米塔制度的被迫参与者要长途跋涉1 000千米,通常需要几周时间才能到达波托西,然后开始为期一年的劳役。 第5章 从新大陆流入中国的银之河 波托西的运银船一到巴拿马,船上所有的货物就被卸下,然后由骡队运输。骡队要经陆路,穿越巴拿马地峡,穿过阴郁的、疾病肆虐的查格勒斯河河谷。因为在这条路上有数百人死于疾病和事故,所以这条路被称为“十字架之路”(Road of the Crosses)。骡队的目的地是加勒比海岸的迪奥斯港,该港口的周围是沼泽和荆棘丛生的灌木丛,那里瘟疫肆虐,海盗横行,其中也包括海盗德雷克。海盗们劫掠西班牙人的白银和奴隶,令人尴尬的是,他们有一次还劫掠了一船西班牙的官方和私人信件。 还有一场灾难不仅影响了西班牙帝国,还波及了全世界。就像血液中血糖过高会引发低血糖反应一样,大量银涌入市场会导致大范围的经济崩溃。从美洲涌出的银越多,它的价值和购买力就越低。西班牙帝国的君主们发现了这样一条令人不安的经济原则:富足既是福也是祸,因为货币供应扩张会推高物价。6随着通货膨胀的加剧,生活成本在17世纪下半叶翻了一番。西班牙王室征收同样数额的税,但银的价值却低了很多,西班牙帝国因此负债累累,经济持续恶化,农民挨饿,愤怒的民众在欧洲各地起义。这场“物价革命”的影响波及了全世界。 1626年,塞维利亚的商人抱怨:“外国人很富有,而西班牙对待自己的子民根本不像生母,反而像养母,让外人富足,却忽视了自己人。”7放高利贷的欧洲银行家可能就属于这一类“外人”,但西班牙人的不满很可能指向更遥远的东方,特别是中国。美洲开采的银有1/3~1/2最终流入中国的“银渠”。8中国仿佛是一片汪洋大海,无数的银像河流一样源源不断地汇入其中。中国有着悠久而深厚的银器制作传统,那里制作的银器既用于宗教活动,也用于日常生活,但大多数出口到中国的银却被用于满足完全不同的需求。 在明代,银在中国的价值大约是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两倍。例如,在南方的港口城市广州,黄金与白银的价值之比为1∶7;在西班牙,这一比例为1∶14。12换句话说,在中国,可以用更少的白银来购买黄金;而在欧洲,黄金可以换来更多的白银。那些精明的商人就利用这一差价进行交易,导致中国的黄金大量流失。 显然,这种套利交易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贸易自由,而明代在很长的时期内采用限制性贸易政策,并不具备贸易自由这种开放性特征。那么这些早期的套利者是如何进入货币交易市场的呢?答案在于菲律宾的马尼拉。 当地的中国人与殖民者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相互依赖却互不信任的关系。马尼拉不过是西班牙在太平洋上的一块踏板,它的唯一用途是中国商品和西班牙白银的交易中心。无论如何,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都要在这里进行碰撞和融合。殖民者指望中国人购买他们的白银,同时又依赖中国的工匠、厨师、工人、渔民、牙医、面包师和家庭佣人。16然而,殖民者憎恨中国人,他们憎恨中国人数量庞大,憎恨中国人谈判敏锐,可能也憎恨在他们努力劝中国人皈依基督教时对方表现出来的那种顽固态度。殖民者一再要求驱逐中国人,对中国人的交易征收重税,并残酷镇压中国人的抗议。 美洲人和欧洲人对中国丝绸的渴求似乎与中国人对白银的渴求一样强烈。即使在穿越太平洋和大西洋之后,中国丝绸也能使商人获得可观的利润。与银一样,丝绸就像河流一样流动,人们用丝绸为波托西的圣母雕像制作斗篷,为阿卡普尔科的牧师制作法衣,为墨西哥城的女士制作长袍,为塞维利亚的贵妇制作长袜,为阿姆斯特丹阔气的汉堡店制作地毯。 大量的白银经由马尼拉运抵中国,另外,据估计每年还有150吨白银经由欧洲运抵中国,这其中的很大一部分是经由阿姆斯特丹运抵中国的。 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荷兰语缩写为VOC)成立,这促使阿姆斯特丹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商业中心之一。荷兰东印度公司从印度尼西亚进口香料,从中国进口瓷器和茶叶,从加勒比海进口盐和糖,从地中海进口水果和坚果,并向中国供应产自欧洲和日本的银。 第6章 银在现代社会中的新角色 几千年来,银因稀缺而备受重视。作为一种可兑换的财富,它在制作钱币、珠宝和餐具方面表现出色。银之所以备受青睐,一是因为其价值高昂,二是因为其诱人、闪亮的外观。然而,如今全球一半以上的银被用于工业用途,这与这种金属的稀缺性和美观的外表无关。几十年来,银独特的化学和物理特性引发了新的需求。 工匠们不再将金属粉末混入熔化的混合物,而是将硝酸银或氯化银等银化合物添加到黏土等黏合剂中制成糊状物,然后将糊状物涂在透明玻璃上,再放到窑炉中烧制。烧制过程中的化学反应使糊状物呈现黄色。根据窑炉的温度、烧制时间和浆料的厚度,其颜色可呈现从浓郁的蛋黄色到淡金色等不同的色调。 不仅地面交通需要银,空中交通也依赖银。飞机发动机能在高温下持续地安全运转,就是因为有镀银轴承。由于银具有抗腐蚀性且摩擦力小,它可以在快速移动的钢制部件之间充当润滑剂。虽然银的用量很小,每个轴承只需几纳克银,但这少量的银对重型机械在高应力条件下的平稳运行影响巨大。 当银被用于开关或电路板时,它的结构和化学特性能确保电流不间断流动;作为润滑剂,银能使机器保持运转;氧化银纽扣电池则为手表和计算器提供动力。银不仅能促进能量流动,还能以太阳能的形式储存能量。 第7章 银器,地位的象征 人类不仅用银铸造货币,而且用银创造谚语:“含着银汤匙出生”(born with a silver spoon in one’s mouth)、“放在银盘子里”(presented on a silver platter)、“每朵云都有银边”(every cloud has a silver lining)。从“银舌”(silver-tongued)到“银弹”(sillver bullet),人类的语言中充斥着大量这样的表达,这说明我们赋予了银复杂的含义。 我们可以说,金银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但更有趣的是探究其中的原因,找出金银是如何在数千年的时间里,在不同的文化中保持相当稳定的意义的。关于银,有两个观念似乎与它闪闪发光的事实一样无法改变:一个是银象征着地位,另一个是银代表着纯洁。 自从人类学会了从地下开采银以来,银就一直被用来彰显地位。含银的矿石在地球上分布不均匀,只有局部地区才有,因此银很早就被认为是稀有和珍贵的,是需要经过努力才能提炼出来的。经过精心打磨后,银器表面变得光洁,泛着均匀的光泽,这使银器更加令人垂涎。银器可以赋予其所有者地位,这时银的价值便从物品上转移到了人身上。我们珍视稀有物品,我们也珍视闪闪发光的物品。在人类看来,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最闪亮的金属。进化心理学最近的研究表明,人们容易被光泽吸引的背后有一个有趣的原因:闪闪发光的表面会使人们想起维持生命所必需的水。 此外,正如在历史上拥有洁净的水一直是权力的标志一样,拥有闪亮的、令人向往的物品也曾经是威望的标志,这种观念深深根植于人们的大脑中。尽管人们认为闪耀等同于精致,但这很可能是人类的“蜥蜴脑”促使我们这样想的。 银一直被视作稀有、昂贵之物。此外,银的延展性好、光泽度高,这意味着银可以被加工成各种形状,以便体现出其所有者的品位、学识和时尚感。除了餐桌,还有什么地方更适合展示银器呢?在餐桌上,地位之争和尔虞我诈不可避免。某人该坐在餐桌的什么位置?旁边是谁?离主人多远?离盐罐这样看似无关紧要的物品多远?该上什么菜?具体用什么食材?先给谁上菜?这些都体现了宴会上的地位之争。 第8章 圣洁的银,美与文明的传承 佛陀坐在菩提树下,悟出了世事无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后来在该地建造的摩诃菩提寺却是个奢华的庆典场所。 佛陀的话语敦促信徒们切莫贪恋世俗的奢侈品,但随着佛教传播到世界各地的,是工匠用贵金属制作的代表着虔诚的物品,这些物品供寺庙和个人使用。佛陀劝诫人们不要留恋尘世的财宝,但他的话语可能就记载在银器上。佛教传入中国后,以一种独特的形式发展起来:在数百座寺庙里,数千位僧人煞费苦心地抄写佛经。从16世纪起,蒙古人也开始自己生产纸张,在18世纪至19世纪,他们用金墨或银墨将佛经抄写在黑色的纸张上,极尽奢华。

September 1, 2024 · 1 min · Jack

八月西安

出差三天,在西安待着的时候,钟楼、回民街等都“遥不可及”,搬砖不易。 西安房价贵的地方。 公路交通人才培养的“黄埔军校”,公路学院每年本科新生近500人。 人行天桥 大学家属楼 回南京了。

August 31, 2024 · 1 min · Jack

《价格革命:一部全新的世界史》

202408-价格革命 [美]大卫·哈克特·费舍尔 著,X. Li 译,《价格革命:一部全新的世界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12 数字使我们得以见微知著,拼接出事情的全貌。它使我们能够将原本大相径庭的事件进行对比。它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正以何种方式运行。 引言 世界历史中的巨浪 价格上涨在过去一直是一个问题,但是其节奏、速度或时间都不是恒定的。一些时期比其他时期面临更严峻的通胀问题。有一些时期则经历了长期的价格均衡,甚至通货紧缩。 在我们开始研究这些关系之前,有必要提出一些警示。读者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我们所研究的动态是波动,而非循环。重申一遍:不是循环,而是波动。 循环的节奏是固定而有规律的。它们的时间阶段具有高度的可预测性。波动则更加多样化,而比较不具有可预测性。它们在持续时间、量级、速度和势头方面均有所不同。 许多熟读经济学著作的读者会记起凯恩斯的名句—“从长远来看,我们都死了”的特殊含义。20世纪诸多事件已经表明,从最普遍的适用来看,这种理念大错特错。美国经济学家赫伯特·斯坦在华盛顿工作一段时间后,于1979年懊悔地写道:“我们一觉醒来,却发现自己还面临长期的问题,并且正因为懒于顾及而饱受折磨。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这部历史作品将从七个多世纪以前讲起,那是中世纪一座拥有大教堂的城镇的赶集日。那一天是1224年9月8日;地点是法国的沙特尔。 第一次浪潮 中世纪价格革命,1180—1350 1224年9月8日,沙特尔,适逢圣母诞辰节。通向这座大教堂城的路上挤满了朝圣者,这样的情况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星期。 12世纪人口和财富的增长呈现出大体均衡的态势。价格在这个时期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唯一重大的经济问题,是11和12世纪所谓的“钱荒”(money-famine)—纵观整个近现代历史,各个价格均衡时期大都难逃此劫。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繁荣提升了人们对通用货币的需求。由于贵金属供给不足,欧洲人民开始使用被历史学家大卫·赫利希称为“替代货币”的东西—既不是以物易物,也不是商品货币,而是被称为“莫比利亚”(mobilia)的高价值的流动资产,比如银饰、皮草、精美的织物,甚至书籍。 劳动收入与资本收益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这是近现代历史中价格革命的典型表现。其社会影响也是如此:每一次长期通胀的后期,都会出现急速加剧的不平等。 人数日增的农民将贫瘠的土地投入耕种,引发了劳动生产率的下降。更多的工人抢着更少的工作机会,薪酬却被物价甩在了后头。随着实际薪酬的下降,生与死之间的距离变得如纸一样薄。在越来越危险的时代,在任何危机面前,保障都变得越来越少。中世纪的欧洲已经走到了灾难的边缘。 1314年到1348年间,价格的巨浪达到顶峰,然后破碎成惊天之灾。随着它的走势,欧洲人民遭遇了他们历史中的至暗时刻:一个充斥着饥荒和瘟疫、暴乱和战争、迫害和政治动乱的时代。这不仅仅是中世纪欧洲经济的崩溃,而且意味着中世纪文明的覆灭。 第二次浪潮 16世纪价格革命 1491年,佛罗伦萨城有许多值得庆祝的事。“城市安享太平,”该城的历史学家圭恰迪尼写道,“掌权的人团结一心且彼此亲近,他们的政权如此强大,没有人胆敢反抗。每一天,人民都享受着表演、欢宴和新奇事物;城市的物资充盈,而所有的贸易都欣欣向荣。天资和才干在这里开花结果,因为所有艺术家、文学家和能人异士都在这里受到欢迎和尊重。在本城内,社会安定、秩序井然;而在海外,该城也享有极高的荣耀和声望。” 最初的信号与中世纪危机时的那些相似。在16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欧洲经济同样遭遇了物价飞涨和工作机会减少同时发作的悲惨局面,这在20世纪末被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们称为“滞胀” 短缺的另一个结果,是犯罪的增加。这样的情况与14世纪的大致相同。当食物价格暴涨时,犯罪就会激增;当价格下跌时,犯罪行为也会减少。从中世纪直到我们今天的每一次价格革命的后期阶段,这种相关性都十分显著。 第三次浪潮 18世纪价格革命 1812年,拿破仑从他的欧洲占领区征召了大量军队,直奔向东,意欲毁灭俄国。与此同时,英法之间的半岛战争达到了其野蛮残暴的顶点。同时,英美之间还爆发了另一场战争。各地的体系都在绷紧,达到了濒临崩溃的临界点。英国政府在1812年处在破产的边缘,美国则在1814年濒临解体。最终,土崩瓦解、血肉模糊的,是拿破仑的帝国。 第四次浪潮 20世纪价格革命 伦敦今昔的深刻差异,更多地表现在不那么看得见摸得着的方面—最重要的在于它对过去的记忆和对未来的憧憬。1897年,城中几乎所有的居民都在稳定和相对和平的时代中度过了他们的一生。 1907年,一场更大的恐慌引发了一次短暂但剧烈的收缩。美国的失业率于1908年从2%上升到8%。那一年,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商品出厂价格都有所下跌。但是繁荣在几个月之内就恢复了。到1909年,所有指数都再度上涨。薪酬上涨。利润上涨。就业率上升。农业收入达到了历史高位。 1937年,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主要是为了确保在亚洲大陆的市场和资源。历史学家R. A. C.帕克发现:“日本东京的文职政府,比军队还要好战。”这是一场包藏着经济野心的战争,在亚洲前后持续了八年。1939年,德国袭击波兰,最主要的目的是寻求所谓的“生存空间”,即为德国的农民争夺土地,为德国的工厂掠夺原料。 我们这个时代的困境 生产下降。失业率激增。美元对其他货币贬值,而美国的收支平衡迅速恶化。这一路走来,通胀顽固地与经济停滞搅和在了一起,这就是“滞胀”(stagflation),而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可能是首先发明这个说法的人。 理查德·尼克松总统走马上任时,被迫面对一个经济上的烂摊子。为了应对滞胀,这位风格极为保守的总统突然变成了凯恩斯干涉主义经济学的信徒,这令他的支持者大惊失色,而他的敌人则喜形于色。“现在我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尼克松对一位深感震惊的电视记者霍华德·K.史密斯这样说道。这位总统的“新经济政策”将大量强势的凯恩斯主义财政刺激措施与史无前例的和平时期价格薪酬管制制度结合了起来。 20世纪70年代晚期,美国的消费价格再度加速暴涨,这是另一波不断加剧的波动。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卡特尔垄断再一次扮演了主导性角色。1978—1979年,它无情地将油价提高到迫使美国不得不每年向产油国支付将近一万亿美元的地步。1980年,消费价格的年通胀率达到了13.5%,这刷新了美国和平时期的历史纪录。 在这里,价格均衡期再一次地以相反的趋势为特征。物质方面的不稳定、高通胀率使得家庭和个人都面临沉重的压力。简而言之,被美国人认定为该国最紧迫的三个社会问题—犯罪、毒品和家庭的崩坏—其趋势全都与通胀率相关。 威廉·奥斯勒爵士发现:“人类有三大劲敌—热病、饥荒和战争。”这些全都发生在了非洲。饥荒在萨赫勒地区蔓延。索马里的政府垮台,秩序崩溃;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都陷入饥荒,军阀们却杀害了前来施援的救灾工作者。在乌干达和扎伊尔,新的传染病以比14世纪更加恐怖的形式出现。在卢旺达和布隆迪,部族战争导致对整个民族的大规模屠杀。 在世界的另一地区,危机呈现出不同的形式。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从阿富汗到阿尔及利亚,许多伊斯兰国家都处于骚动之中。二战后,现代世俗精英用混合了伊斯兰思想和西方理念的方式实行统治。经济增长率高,但人口增长率更高。除了石油资源富集的阿拉伯各酋长国,伊斯兰世界遭遇了与其他国家同样的经济压力。价格革命发挥了影响。生活成本陡增。实际薪酬下降。不平等现象加剧。那片广袤土地上有着世界上最糟糕的人满为患的贫民窟。 伊斯兰国家的许多人将他们遭遇的麻烦归结于西方价值观的影响。原教旨主义运动开始横扫伊斯兰世界。世俗政权一个接一个遭到攻击,其中有些被摧毁。1979年,伊朗的巴列维王朝倒台。1981年,埃及的世俗领导人安瓦尔·萨达特遭到刺杀。阿富汗的世俗政权被一场原教旨主义革命摧毁。1992年,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救世阵线赢得了大选,却被拦阻而无法掌权;结果发生内战,数以百计的阿尔及利亚世俗领导人遭到谋杀。1993年,土耳其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焚烧了一座酒店,而世俗领袖们正在那里开会。四十人在大火中丧生。巴勒斯坦人民转投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怀抱。他们年事渐高的世俗领袖们在绝望中与以色列讲和,却没能缔造和平。1996年,中东的普遍危机才刚刚开始。其结局究竟会走向何方,仍充满疑问。 20世纪90年代,哪怕最强大国家的经济,也发出了压力巨大的信号。日本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它都被视为世界上最有活力和成就的经济体。20世纪90年代初,危机初露端倪。越来越大的压力来自亚洲的竞争者们,也来自美洲的贸易伙伴。日本自身发生了一场经济信心危机。劳动力成本很高;生产利润被其他国家甩在了后面。1994—1995年间,日本经济出现了负增长。日本股市暴跌,而个人投资者损失惨重。到1995年,经济压力异常巨大,该国整体上开始大规模的价格通缩。 与其他国家类似,文化异化逐步在日本大行其道。邪教迅速传播。一个伪佛教风格的激进派邪教,自称为奥姆真理教,相信世界将会在1997年终结,于是教徒开始疯狂地制造一种致命的神经毒素,叫沙林。1995年3月,他们在日本拥挤的地铁系统中释放了这种毒气,杀死了十一位乘客,并令数百人受伤。警方迅速展开打击行动。该邪教的教主麻原彰晃被逮捕,但这个事件将现代工业社会的脆弱性暴露无遗。 奥姆真理教的支持者包括一些受教育程度极高的日本年轻人,他们将自己的才智和学识奉献给了毁灭祖国的勾当。这种恶性事件可能发生在任何地方。而它却发生在日本,这展现了工业社会普遍存在深刻和广泛的问题。 20世纪晚期的种种事件,越来越令人想起过去的价格革命。世界各种体系再一次陷入危机。这已不是传统意义上那种事物悬而未决时的危机。 另外,各国中央银行继续把通胀当作头号危险来应对。当经济系统展现出复苏的信号时,他们提高利率,减缓货币供应的增长,并且用其他方法“冷却”经济。在许多年中,各大央行都在扮演与通胀搏斗的英雄角色。条件反射式的反通胀行动,在经济体系中被制度化—比通胀本身更甚。 结果又与过去如出一辙。1996年,通胀率下降,但并无绝迹的苗头。反通胀政策加剧了由通胀本身带来的苦难。20世纪90年代,其结果一直持续:实际薪酬的下降,不平等现象的增加,经济增长的放缓,以及政治和社会制度不稳定性的加剧。 在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当诸多可能性势均力敌、情势岌岌可危时,很多事情都取决于我们的决策智慧。明智的选择又要求有聪明睿智的领袖和知情明理的选民。但聪明和睿智,甚至我们最需要的信息,在世界各国的首都都难觅其踪。 随着20世纪的巨浪接近其巅峰,许多国家的情况令人想起了一部梅尔维尔的小说,或是一首梅斯菲尔德的诗歌。国家的舰船勇往直前,冒着恶劣天气穿越远洋。风帆全部扬起,舵柄打向一如既往的方向。在后甲板上,几群短视的船员斜着眼,朦胧地瞥见后面的乌云。下方是他们亲切的船长,他想要这些心情黯淡的船员的爱戴。头等舱的旅客在奢华的船舱中寻欢作乐,对低等舱位里的疾苦所知甚少,对身边的危险更是一无所知。在船中部的甲板上,一位书呆子模样的旅客形单影只,他立起领子、挡住来风,不安地将身体探过背风处的栏杆,试图解读天空中的种种信号。 结语 过去和未来之间 即便未能应验,预言也不过是改头换面,随后再次走俏。它们令人想起了塞缪尔·米勒牧师的职业生涯,这位19世纪新英格兰地区的浸信派牧师,曾预言世界将在1843年12月31日之前终结。当这个死亡末日逼近时,这位预言家发现自己的计算有误,便宣称,最终审判的喇叭将会改在1844年3月21日吹响。他的信徒增加到了几百人。他们披上特制的“复活袍”并聚集在一起,等待审判之日的降临。但塞缪尔·米勒又发现了一个算术上的错误,并再次将世界末日推迟到了1844年10月22日。不过虔诚的信众并未受影响。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多,到那一天,连新英格兰部分地区的商业活动都停止了。然而塞缪尔·米勒又一次修改了他的数字,并且继续作出末日预言,直到他自己的末日来临—这件事倒是事先毫无预警—他死于1849年。 那些相信经济的未来向他们显示的人,应当铭记塞缪尔·米勒的故事。他们还可以回想一下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的至理名言:“经济预言者最大的共同品质不在于知道,而在于不知道自己无知。他最大的优势是:所有的预言,无论对错,都很快会被遗忘。 历史学家们则有理由特别谨慎行事,因为他们会想起以前那些窥探未来者的命运。而且他们总是对过去抱着质疑的态度。况且他们理解,预言之所以无法应验,不只是因为历史知识的有限,而且因为历史本身的属性。 我们不仅是历史的客体,也是历史的主体。未来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人类有意识的选择而决定的,其方式常常出人意料。人类的选择并不总是理性的。它们既出自希望,也出自恐惧;既基于真理,也基于谬误;既源于记忆,也源于梦想。在作出选择前,它们无法预料,有时甚至无从想象。 价格的历史给出了许多例子。没有哪个经济预言家能够料到(哪怕想象)像理查德·尼克松这样保守的总统在1971年竟然成了凯恩斯经济学的信徒,像吉米·卡特这样的自由派总统竟然在1978年采用了保守的财政政策,或者任何一位理智尚存的总统会拥护1981年里根经济政策的所谓“供给侧”妙计。 不过,我们虽没有预言的力量,但过去与未来之间还有其他的重要联系。历史研究永远无法确定无疑地告诉我们将会发生什么,但它会使我们受益于过去来之不易的经验,还会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自身对未来的意向。为了达到这些目的,让我们回顾我们已发现的定式,并思考我们面临的选择。 价格革命:结构上的类似点 本项研究的起点,是关于现代世界中的价格动态的历史描述。其首要目的是描述贯穿过去八百年变迁的主线。其核心发现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我们发现从12世纪开始,发生了四场价格革命:四次漫长的涨价浪潮,间隔以长时段的价格相对均衡。这不是一种周期循环的模式。价格革命并没有固定和规律的周期频率,有的短至八十年,有的长达一百八十年。它们的持续时间、速度、量级和冲击力各不相同。 同时,这些长期动态也有着一些共同的特质。它们全都呈现出波状结构,并且开始方式大致相同。第一个阶段,是悄无声息的开端和缓慢的推进。价格在一段漫长的繁荣时期缓慢上升。增长的幅度依然在过去的波动范围之内。起初,这绵长的波动似乎仅仅是又一次短期事件。不过后来,它展现出一种新的长期趋势。 新趋势的新颖之处不仅在于通胀的事实,而且在于通胀的形式。相关价格的表现尤其发人深省。食物和燃料引领着物价上涨的动态。制成品和服务的价格落在了后面。这些模式表明:主要的动力是过剩的总需求,其产生的原因是人口的加速增长或生活水平的提高,或者是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二阶段情况大不相同。当物价打破之前平衡期的界限时,就迈入了这个阶段。这通常在其他事件的介入下发生—常见的是由前段时期逐渐养成的傲慢狂妄引发的野心勃勃的战争。例子包括:13世纪皇帝和教皇们之间的竞逐、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建立国家的冲突、18世纪中期王朝和帝国之间的缠斗,以及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这些事件令物价暴涨又大跌,这样的状态既是不稳定本身的症状,也是其原因。其结果包括政治混乱失序、社会分崩离析,以及文化焦虑情绪的滋长。 第三阶段始于人们发现价格通胀是一种长期趋势,并且开始将它当作一种无可避免的情况时。他们对此的反应是作出令价格进一步高涨的选择。政府和个人扩大货币供应,并提高了其周转速率。价格通胀一次次被更加精巧地制度化。 在新的制度化通胀成为大势所趋时,第四阶段就开始了。物价变得更高,且极不稳定。它们开始暴涨,并且以更加瞬息万变的态势下降。严重的价格冲击也反映在商品动态上。货币供应时而扩张,时而收缩。金融市场变得不稳定。政府开支比收入增长得更快,并且公共债务激增。在每次价格革命中,那些最强大的民族国家都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16世纪的西班牙、18世纪的法国,以及20世纪的美国。 另一些不平衡甚至更加危险。薪酬起初还能跟上物价,此时却落在了后面。劳动力收入下降,而土地和资本的收益上升。富人变得更富有,中间阶层的人们处境不利,穷人则境遇凄凉。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加剧。而忍饥挨饿、无家可归、违法犯罪、暴力行为、酒类消费、毒品滥用和家庭崩坏的现象也增多了。 这些物质方面的情况引发了文化上的反响。在文学和艺术领域,每次价格革命的倒数第二阶段都是阴暗的,弥漫着躁动不安的梦魇。这是一段丧失了对体制的信念的时期,也是一段绝望地寻求精神上的价值的时期。各种教派和邪教迅速滋生,常常充满愤怒和非理性因素。知识分子转而猛烈地攻击他们身处的社会环境。年轻人对过去和未来都不确定,于是陷入精神异化和文化颓废的状态。 最终,在一场充斥着人口下降、经济崩溃、政治革命、国际战争和社会暴力现象的文化危机中,这股巨浪达到了顶峰,并以摧枯拉朽的力量轰然崩溃。这些事件释放了种种压力,正是这些压力发动了价格革命。结果,首先是物价、地租和利息的迅速下跌。短期但非常急剧的通货紧缩之后,是一段延续七八十年的均衡期。长期的通胀停止了。物价稳定下来,随后进一步下降,并且再一次稳定。实际薪酬开始上升,而资本和土地的收益下降了。 均衡的恢复有着重要的社会影响。首先,不平等现象继续滋长,这是此前价格革命的余波未了。但随着新动态成为大势,社会不平等程度开始降低。这段时间对劳动者、工匠和普通民众更为有利。地主们压力沉重,但大多数人改善了经济状况。家庭得以巩固;犯罪率下降;毒品滥用和酒类消费降低;对外战争变得不再那么频繁和暴力,追求统一的内战却变得更加常见和成功。 每个均衡期都有其独特的文化特征。其后期阶段都以秩序与和谐思想的出现为特征,比如12世纪的文艺复兴、15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18世纪初的启蒙运动以及维多利亚时期。 总之,历次价格革命都经历了五个阶段:高度繁荣时段的缓慢启动,暴涨和下跌的时期,觉察和体制化的时期,不平衡和不稳定加剧的时期,以及最终的大危机时期。这个高潮之后,接着就是物价的下降、稳定的恢复,以及一段较长的物价相对均衡期。从一次巨浪到另一次,这些动态的社会和文化影响都在变动。速率提升,而变数降低。在人口方面,价格革命的破坏力在一次接一次地下降,而在社会影响方面,却更加所向披靡。 历史著作中有七种主要的因果关系模型:货币主义的,马尔萨斯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农业的,新古典主义的,环境的,以及历史主义的。它们对我们都很有助益,但没有一个能全面解释价格革命的起源和发展。 对于价格革命这一主题,历史主义有助于我们理解:每次巨浪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事件,并且细节会造成很大差异。但历史主义无法解释自中世纪以来反复多次发生的这个总体模式。 本项研究得到的证据表明,我们生活在一次非常绵长的价格革命的后期阶段,或许是关键阶段。它还表明,这是全球性的进程。如今,我们的命运与全人类的境遇息息相关。过去的情况也表明:未来会发生什么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选择。人类并不能掌握一切,但是我们塑造历史进程的集体力量,在过去的八百年中取得了长足进步。我们可以明智或者愚蠢地使用这种力量。但毫无疑问,我们的抉择将会影响子女和孙辈,以及尚未出生的世代。 为了从历史角度研究这个问题,就需要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它。长期通胀,或者更准确地说,长期通胀所代表的社会和经济力量,给人类带来了大规模的深重的苦难。主要问题并不在于通胀本身,而在于与通胀相关的不平衡、不稳定和不平等现象。 学习长远思考 首先,我们应当学习历史地思考我们的境况。历史不只是关于过去的记载。它也与变革和存续相关。最重要的是,它是关于长期远景的。经济计划的两个主要错误是:对长期问题进行短视的思考,并且采取不合时宜和泥古不化的政策,而没有看到世界的变化。军事史上有一条箴言:将军们受到的训练,都是针对上一次战争的。同样,在经济史中,计划者和管理者获得的教育,都是关于如何阻止上次的危机再度发生。而下一次的情况,总是有所不同。 如果我们对价格革命进行历史性的思考,会得出两个重要的结论。 第一,价格动态是历史的进程,其量级、结构、起因和结果都具有很大的变数。 第二,这些变数形成的模式,我们只是刚刚开始有所理解。对于他们所面对的经济发展进程,许多政府首脑、公司领导、商业经理人、经济理论家和私人投资者都没有多少历史性的理解。从一时的(常常是非常近期的)历史环境中得出的观念和解决方案,被应用在另一些并不合适的情境中。纠正方法不是仅仅依靠历史知识,还要采用历史性的思考方式 其次,我们需要更多关于长期趋势和大背景的具体信息。我们的世界充斥着海量的信息,但这些并不是我们最急需的信息。公共和私人机构粗制滥造出堆山填海的经济数据。

August 20, 2024 · 1 min · Jack

40度高温

炎炎夏日,7~8月基本上就是宅的季节,这几天都有40度的高温,不在空调房待着,太难受。 有时会还会有水晶天,但是在外面待久了,不可行。 南京为何频频“水晶天” 南京之所以频繁出现“水晶天”,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1. 高温天气:夏季高温天气下,容易形成对流,把污染物和扬尘带走,稀释空气中的悬浮颗粒物,因此天气格外晴朗。 2. 降雨作用:降雨有助于洗尘,清洁空气,使得雨后的天空更加湛蓝,能见度极高。 3. 空气质量改善:近年来,南京市通过实施严格的环境保护措施,如“大气攻坚40条措施”,有效减少了大气污染物排放,改善了空气质量,使得“水晶天”出现的频率增加。 4. 自然气象条件:大风大雨大雪之后天气转晴,PM2.5值降到较低水平,大气中伴有高层云,天空呈现清澈的蓝色,形成“水晶天”现象。 5. 空气垂直运动:夏季高温导致近地面气温升高,而高空空气相对较冷,空气产生垂直运动,干净的高空空气被带到近地面,提升了空气质量。 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得南京在特定季节,尤其是夏季,容易出现美丽的“水晶天”景象。 南京为何能在40度高温下发生冰雹? 南京在40度高温下发生冰雹的现象,与强烈的上升气流和夏季容易出现的强烈对流活动有关。根据江苏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吴海英的说法,尽管近期晴热高温是江苏天气的主旋律,但副热带高压边缘的弱波动影响下,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极容易出现对流天气,这种天气的特点是分布不均且发展剧烈。例如,盐城局部出现了12级的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超过了80毫米,而镇江、常州、南京的局部地区还出现了冰雹。 此外,气象专家分析,高温的强盛原因是目前副热带高压主体控制了江淮、江南大部分地区,而江苏处于相对其控制的核心区域。预计此次高温过程将持续到8月上旬末期,随着副热带高压略有减弱南退,高温强度也将稍有减弱。8月10日到13日全省有明显降水过程,届时高温将有所缓解。南京市气象台专家表示,本周南京高温天气仍将持续,但受冷空气和降水影响,11日起南京高温天气将有效缓解,预计全市最高气温可降至34℃左右。

August 6, 2024 · 1 min · Jack

七月广州(2)

为参加2小时的会议,来回用了3天。。。离开南京的时候,正下着雨;来到广州,雷阵雨,还好,有太阳。 待了1天,才记起来,广州的雷阵雨还有点不一样:本来是晴空万里,忽然就飘来几朵乌云,然后就哗啦啦地下了起来。 远处还是晴天,眼前就是阵雨。 真是因为这雷阵雨,中午的航班✈️,等到下午3点登机,正准备起飞,又是一逛雨,结果尴尬了,飞机油不够飞了,大家又被赶出飞机,在候机室等候。。。又拖了3个多小时,晚上7点多,飞机取消了。这一天基本就在机场度过了。 利用AI大模型,简单了解下 广州 和 南京的雨季。 广州的雨季一般持续多久,有哪些季节性的天气变化? 广州的雨季和季节性天气变化有以下特点: 雨季持续时间: 广州的雨季一般从三月底开始,持续到九月底 。 4至6月为前汛期,7至9月为后汛期 。 季节性天气变化: 春季(3~5月):春季是由冬季到夏季的过渡季节,气温和降水均处在上升时期。这个时候天气变化较大,可能出现春光明媚的春天,也可能出现持续的低温阴雨及倒春寒天气。雨季通常在4月份开始,各地先后进入前汛期 。 夏季(6~8月):夏季受海洋气团的影响,普遍吹偏东南风,带来丰沛的雨水。6月份是前汛期的降雨高峰期,广州市出现暴雨的机会较多。同时,7~8月是受热带气旋影响的主要时段,全年影响广州市的热带气旋一半以上出现在这个季节。7月是最热的月份,月平均气温达28.7℃ 。 秋季(9~11月):冷空气开始影响广东,气温逐渐下降。此时多晴朗天气,降水渐少,开始进入干季。但9月份热带气旋影响仍比较多 。 冬季(12~2月):盛行东北风或北风,来自北方的寒冷空气经过长途跋涉后变性、增湿,强度大为减弱,到达广州时风速变小、气温偏高,所以冬季较温暖。冬季是广州的干季,降水较少,多晴好天气,光照充足 。 降水和湿度: 广州市年平均降雨量为1800多毫米,降水主要集中在4~9月的汛期,占全年雨量的80%左右 。 相对湿度最高的月份是4月、5月和6月,分别为84% 。 气温: 广州年平均气温在21.5~22.2℃之间,最热的月份是7月,月平均气温达28.7℃,最冷的月份是1月,月平均气温为9~16℃ 极端天气: 广州的暴雨是主要的灾害性天气之一,容易导致城市内涝等灾害 。 夏季长,冬季短,降水量大,雨季明显 。 南京的雨季一般持续多久,有哪些季节性的天气变化? 南京的雨季和季节性天气变化如下: 雨季持续时间: 南京的梅雨季节通常从6月18日开始,7月10日结束,一般持续时间约为23天 。 季节性天气变化: 春季:春季风和日丽,气候温和。 梅雨季节:6月中下旬开始进入梅雨季节,此时阴雨绵绵,湿度较大。 夏季:梅雨过后进入盛夏,天气晴燥,常会形成伏旱,夏季炎热 。 秋季:秋天干燥凉爽,是南京年度最佳气节,适宜旅游 。 冬季:冬季寒冷、干燥,受欧亚大陆气团影响,天气晴朗 。 气候特点: 南京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具有四季分明,冬冷夏热、雨量充沛,光照充足,热量丰富的特点 。 极端天气情况: 有些年份可能会出现“短梅”或“空梅”,即梅雨不明显或没有连续阴雨天气 。 历史上曾有特别长的梅雨,如1954年,导致长江流域全流域性洪水 。

July 31, 2024 · 1 min · Jack

七月广州(1)

临时接到通知,需要参加一个会议,也就匆匆订票,本打算尝试当天往返,可惜能力有限,还是缓一下再回。 去机场前,设计了一下路线,还是坐地铁3号线,直接去机场比较方便。去珠江新城附近坐地铁。 也不知道王老吉赞助了多少钱,在这个地标上立了一个王老吉罐子。 雨过天晴,进城的车不少。 走着去珠江新城的路上,居民区、高楼、蓝天白云。 桂林米粉。。。 雨后,镜面反射。 消防车🚒 行车水漂 路边找个店,来一顿烧鹅,皮脆肉鲜,还不错~

July 28, 2024 · 1 min · Jack

七月许昌

这次是来出差,胖东来超市都没机会过去。 许昌市,河南省辖地级市,古称许州,别称莲城、许都、魏都、汉魏故都,位于河南省中部。截至2023年末,许昌市常住人口438.3万人。许昌古文化有史前文化系列、汉文化系列、三国文化系列、寺庙建筑文化系列、钧瓷文化系列等。许昌是河南省政府批复确定的中原城市群地区性中心城市、中原经济区交通和物流枢纽城市、全国重要先进制造业基地、汉魏历史文化名城。 许昌市胖东来商贸集团有限公司,总部位于河南省许昌市,曾用名许昌市胖东来烟酒有限公司,创建于1995年3月,河南省四方联采成员之一,河南商界具有知名度、美誉度的商业零售企业巨头。现任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为于东来。胖东来旗下涵盖专业百货、电器、超市。胖东来百货在许昌市、新乡市等城市拥有30多家连锁店、7000多名员工。 以后估计要失业了,用大模型试了下,帮忙介绍一下许昌,写的还不错。。。。 AI提示词 请简要介绍一下“许昌”这个城市,字数控制在1000字以内。 AI大模型介绍许昌 许昌,位于中国河南省中部,是一座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作为中原地区的重要城市之一,许昌不仅在地理位置上具有战略意义,而且在历史上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历史背景 许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但真正使其名声大噪的是三国时期。这里是曹操的根据地,也是三国时期重要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曹操在这里建立了魏国,许昌因此被称为“魏都”。 地理位置 许昌地处河南省中部,东临周口,西接平顶山,北靠郑州,南界漯河,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 经济发展 许昌市经济发展迅速,是河南省重要的工业基地和农业大市。工业以装备制造业、食品加工、纺织服装等为主导。农业方面,许昌是河南省的主要粮食生产基地之一。 文化遗产 许昌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包括但不限于: 三国文化:许昌是三国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有许多与三国相关的遗迹和纪念地。 钧瓷文化:许昌的钧瓷是中国四大名瓷之一,以其独特的釉色和工艺闻名。 古遗址:如曹操的铜雀台遗址等。 旅游资源 许昌的旅游资源十分丰富,除了三国文化相关的景点外,还有许多自然景观和现代旅游设施。例如: 曹魏古城:复原了三国时期的城市风貌。 许昌博物馆:收藏有大量三国时期的文物。 禹王台:传说是大禹治水时的登高台。 教育与科技 许昌注重教育和科技发展,拥有多所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为城市的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提供了支持。 社会生活 许昌的社会生活丰富多彩,市民热情好客,生活节奏适中。这里的饮食文化也非常有特色,如许昌烩面、许昌豆腐等地方美食。 总结 许昌是一座集历史、文化、经济和自然景观于一体的城市。无论是对历史感兴趣的游客,还是寻求经济发展机遇的商人,许昌都是一个值得探索的地方。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许昌正逐渐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现代化城市,同时保持着其独特的历史韵味和文化特色。

July 26, 2024 · 1 min · Jack

六月绵阳

因为工作的原因,这次第一次去绵阳,去了才知道,这是四川第二大城市,之前都没有刻意了解过,好像感觉去四川,第一想法就是去成都,其它城市的存在感很低。 主要去过的地点有:绵阳师范学院、绵阳中学、东辰中学、铁牛广场、越王楼。 绵阳中学很有特色的高中,一届毕业生有3000+人,大约50+个班,这种规模实在是很巨无霸了。 越王楼,李贞任绵州刺史时由李贞督建,越王李贞为唐太宗李世民的第八子。与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并称为“唐代四大名楼”。目前的越王楼是2011年重建而成的,其主楼高99米,内外15层,底面东西宽66米,南北长88米,主体工程为钢筋混凝土框架仿古结构。 来到四川,果然要想不吃辣,太难了。吃了两天餐馆,吃是很美味,但是肠胃就开始“闹革命”了。 感觉最深的印象是,高铁站和机场离市中心真近,要是住在这种城市,出行还是挺方便的。而且,坐高铁去成都也就30分钟。

July 24, 2024 · 1 min · Jack

智能手机

2015.08-2024.06,9年间我用了5台手机,有苹果(2台)、有荣耀、有红米、现在到了小米。 大概2~3年,我就会换一台手机,每次换机的理由都可能不一样:都不记得什么时候换的第二部苹果手机,翻了下日志,发现是2017年12月,自己在iPhone5拆机中弄坏了(不记得后面怎么又修好了),然后就买了iPhone6。换Honor30是因为刚回国,当时国内开始用5G了,我的手机还是4G手机,在酒店隔离期间就下单买了新手机;换红米的时候,倒是没办法,荣耀手机被我摔了一下,碎屏了,不想去修,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开始尝试红米;这次换手机,一来是红米摔了一下,边角屏幕碎了,二来是256GB竟然不怎么够用了,微信占了32GB存储,而且越来越大,其他应用杂七杂八加起来也不少。。。 5部手机,依次排开: 花了些时间,汇总了这些手机的相关参数,发现: 手机屏幕尺寸从4英寸,慢慢变大,现在至少在6.36英寸; 手机的拍照摄像功能越来越强大,在算法的加持下,能够趋近于单反照片的效果; 存储容量也越来越大,从2012年的16GB存储,到目前用的1024GB存储; 处理器也越来越强大; 手机重量控制在200g以下; 电池容量现在至少是4000毫安时,而且充电功率也越来越大,目前采用的小米14支持90W大功率快充,要知道笔记本也就基本用65W的功率。 相关数据如下: 品牌 iPhone5 iPhone6 Honor 30 Redmi K40 Pro Xiaomi 14 使用期间 2015.08-2017.12 2017.12-2020.08 2020.08-2021.11 2021.11-2024.06 2024.06.09- 参数 4英寸屏幕; A6双核处理器; 16GB存储; 800 万像素 iSight 摄像头; 112g; 2012年9月上市 4.7英寸屏幕; A8处理器; 128GB存储; 800 万像素 iSight 摄像头; 129g; 2014年9月上市 6.53英寸OLED屏幕; 海思麒麟985; 128GB存储; 4000万像素超感光镜头+800万像素超广角镜头+800万像素长焦镜头+200万像素微距镜头; 4000毫安时容量电池; 185g; 2020年4月上市 6.67英寸AMOLED屏幕; 高通骁龙888处理器; 256GB存储; 6400万像素主镜头+800万像素超广角镜头+500万像素长焦微距镜头; 4520毫安时容量电池; 196g; 2021年2月上市 6.36英寸屏幕; 高通骁龙8Gen3处理器; 1024GB存储; 徕卡Summilux镜头; 4610毫安时容量电池; 193g; 2023年10月上市

June 10, 2024 · 1 min · Jack

《大分流》

[美] 彭慕兰 著,黄中宪 译,《大分流: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北京日报出版社,202104 导论 欧洲经济发展的比较、关联与叙事 只有把棉花当成主角,把英国的创新视为西欧成长引擎的这种简化过的成长模式,才能支持兰开夏棉业是核心地区工业化所不可或缺的这个论点。 气候、土壤等方面的差异,可能赋予不同区域不同的前工业时代发展潜力。但欧洲似乎不大可能在那些发展潜力上都优于其他人口稠密地区,特别是因为本书后面会提出的证据间接表明,直到走上工业化之路很长时间后,欧洲才变得比东亚富裕许多。 第一部分 有着惊人相似之处的世界 第一章 欧洲领先亚洲?从人口、资本积累与技术解释欧洲发展 第二章 欧洲与亚洲的市场经济体 中国与欧洲境内的家庭劳动:“内卷”与“勤劳革命” 尽管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比欧洲更切合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准则,但黄宗智仍然主张,中国经济在清朝时还是以西欧所未有的方式“内卷化”了。他主张,生产与交换的扩张,有赖于运用愈来愈多无偿的家庭劳动力,而这种家庭劳动力的单位劳动所得很少(而且还愈来愈少)。这类所得有助于家庭支应其大体上固定的消费需要,但却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低利润加上近乎零的隐含工资,投资节省劳动力之机器就变得没有意义,使人始终只能从事低生产力的工作,无法壮大“糊口性产品之外”的产品市场。在这样的情况下,乡村工业虽然能成长,但劳动生产力却无法成长。 原始工业化不是工业未来的先兆,而是死胡同,而英格兰(但并非英格兰的所有纺织工)凭借外源性技术突破,才得以走出这个死胡同。 有人舍弃闲暇,以换取家人为市场工作的机会。“闲暇”一词包括各种活动(猜字谜、听音乐或制作音乐、做爱和参加家人的寿宴之类);而在任何文化里,都有人比其他人更愿意牺牲其中某些活动以增加收入(从而增加花钱取得满足的机会)。 第二部分 从新风气到新经济?消费、投资与资本主义 新世界最终变得至关紧要一事,与其说是因为新世界(如某些学者所主张的)对资本积累来说至关紧要,不如说是因为新世界的资源有助于欧洲摆脱生态限制和劳动力密集的发展路径(也就是中国、日本所走的路径),并使欧洲得以走上大量使用能源和土地等转型作用大上许多的路子。 第三章 奢侈性消费与资本主义的兴起 像是乾隆皇帝的一段话,大概是反映这一心态的最著名陈述。他在1793年告诉来华的英国使节,中国所需的东西全可自制,对西方所能拿出的精巧玩物完全不感兴趣;因此他认为没理由扩大贸易关系。对许多史学家来说,这段话典型地反映了“中国人”长久以来的心态,这个心态被认为与好奇、贪婪和充满活力的“西方心态”背道而驰。 第四章 看得见的手 欧洲与亚洲境内的商行结构、社会政治结构和“资本主义” 至少就中国来说,我们可以说,靠既有的田赋通常就能维持运作的国家,其对国内商人的干预,少于欧洲诸国对商人的干预;但相对的,这种国家为本国商人创造的机会和特别有利的发展空间也较少。 对西班牙帝国来说,情况就比较复杂些。白银一直是当时西班牙帝国最重要的出口物,且其最主要的需求不是来自欧洲,而是来自中国。当时,中国这个世上最大的经济体,在经历了一连串失败的纸币和大幅贬值的铜币尝试之后,正渐渐转换为以白银为主要基础的经济体制。 当时还出现了某些“做中学”(learning-bydoing)的效应,举例来说,人们先是懂得以精确镗削技法制作枪炮,后来才发现同一技法可用来改良蒸汽机;但其他类工艺(例如钟表制造)也教授这些技法,而且没有迹象显示与战争有关的工作提供了特别良好的技艺训练。 当然,海外征服在某种程度上是欧洲内部激烈军事竞争的产物。那一竞争促成军事技术与战术的显著进步,使欧洲人得以弥补补给线过长和海外兵力有限的缺陷。但切不可遽然将欧洲的海外成就过度归功于“军事革命”。欧洲人在亚洲的获益,有许多可归因于其所遭遇的敌人不习惯于为争夺土地而打仗(通常是为掠夺俘虏而打仗),因而主动放弃土地给欧洲人(如在东南亚部分地方所见),或敌人内斗使小股武装精良的欧洲人就能大幅改变局势(如在孟加拉所见)。 只有在新世界,欧洲人的冒险作风才得到特别丰硕的回报,传染疾病在此至少扮演了和军事技术或组织一样重要的角色。 由于缺乏母国政府的支持,中国人在海外的乡村定居地一直类似于为获取短期暴利而建造的临时营地,而未(像新世界种植园那样)成为日益壮大之移民群体的核心。 第三部分 超越亚当·斯密与马尔萨斯 从生态限制到持续性工业成长 第五章 共有的限制 生态不堪负荷的西欧与东亚 一个简单的做法是利用人口趋势。根据马立博所编的数据,我们能算出人口增长与森林消失之间的平均关系:在广东每增加一人,就表示森林减少约0.4公顷,在广西每增加一人,则表示减少0.6公顷[106](广东除了开垦森林也开辟海埔新生地,还有许多非常集约的稻田,以及与广西不同的,也进口稻米,因此两广之间的这个差距可以说得通)。 中国边陲地区的生态安全余裕相对较小,这使那些地区易因为官方效率或投入心力的降低而受害。官方心力的投入有助于处理这些问题,但这一投入在19世纪中叶时剧减。富裕的长江三角洲长久以来被认为会处理自己大部分的水资源控制和其他生态问题,因而较不受这一降低的伤害,但却大大受害于19世纪的内战和鸦片进口暴增等国家新忧患与新走向的问题。 人们一旦靠着集约式农业和燃料收集来养家活口,就很难改弦更张、改采欧洲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而日后的事实表明,欧洲的那些土地与生态问题可以通过殖民地、技术和化学予以解决。[131]反观中国,即使是在当代的条件下,也很难(如欧洲那样)使足够多的中国人口投入出口导向型工业、进口更多的初级产品。这不只是因为要动用到的人口太多,还因为许多这类“剩余”的劳动者不像在原始工业里的“剩余劳动者”,无法在不加剧农业产出短缺的情况下投入工厂生产。 只有通过后见之明,我们才能较清楚地知道欧洲的问题之所以比中国更易解决,是因为有技术变革、制度上的迎头赶上和新世界资源这三者的共同加持。18世纪晚期的东亚,相较于欧洲,无法被判定为“人口过剩”,因为东亚有较多的人生活水平和欧洲人一样高,而且在许多方面其生态吃紧的程度还低于欧洲。 与旧世界的边陲地区进行贸易以取得资源:以斯密式办法解决准马尔萨斯问题一事的共通模式和限制 自由劳动型边陲地区里的进口替代。 既然“男耕女织”这个家庭分工理想偶尔也会有不敌现实需要的时候,因此我们或许可将它视为一种被许多家庭心向往之的生活方式。而随着长江中游于18世纪晚期时开始变得愈加富裕,该地区就会有更多家庭能实现此一理想(这非常类似于在某些西方国家,当男人的收入负担得起让女人专职持家时,就会限制女人只能操持家务)。既然文化偏好并非自行落实(湖南男人得学会如何种植棉花,湖南女人得学会如何纺棉纱和织棉布),因此清朝官府借由传播耕织知识以鼓励家庭男耕女织之举,很可能就对文化偏好的普及有所影响。 第六章 废除来自土地的限制 美洲这个新型边陲地区 在所有核心地区中,就只有一个地区逃出了原始工业的死胡同,并在技术允许时将手工业转化为现代工业:这个地区就是西欧。而西欧之所以能做到,主要得拜剥削新世界之赐,使其不必多动用庞大的劳动力;尽管如果真的这么做,欧洲也能提供足以让19世纪人口保持增长的初级产品(当时的欧洲如果要以更集约、更有助于生态永续的方式来利用自己的土地,本来需要多动用这些劳动力)。新世界既生产“实物资源”,也生产贵金属。 与此同时,墨西哥、秘鲁和后来的巴西则把大量贵金属送到欧洲。其中有些贵金属直接来自对殖民地的榨取,例如西班牙、葡萄牙国王从他们领地的所有开采成果抽取的份额。 在使西欧至少与东亚诸核心地区分道扬镳上,似乎只有三个因素很可能起了差不多重要的作用。其中一个,颇为吊诡,会是欧洲的生态“落后优势”。这一落后留下未被开发利用的资源,从而在19世纪时提供了生态上的喘息空间。然而,我们已知道英国(或低地国家)在某些极重要的商品上(尤其是纤维作物和木头)并未享有这些优势,而且这些优势还会被生态劣势给抵消掉。第二个可能的因素是英国煤矿床有利的地理位置及此有利位置和整个煤/蒸汽复合体之发展的关系。第三个因素则是工业创新浪潮本身。这个因素仍未得到充分探明,而且诚如先前已分析过的,它异常重要,因为它与丰富的煤和拜新世界之赐而得以纾解其他资源限制一事密不可分。 要使跨大西洋贸易成为绝无仅有的自我扩张途径,前述这些在大体上属于欧洲之外且无关市场的因素都是不可或缺的。借由这一途径,欧洲(尤其是英国)能利用自己的劳动力和资本来纾解其吃紧的土地压力,从而把扩展速度(与东亚的情况不同)远超农业的人口扩张和原始工业扩张,都转化为有利于日后发展的资产。若没有这些因素,人口与原始工业的扩张可能会是日后一场浩劫的基础,或者可能会受阻于19世纪愈来愈高的初级产品价格,或可能会因为需要以劳动力密集程度更高的方式来利用并保存有限的土地基础一事而受到大力抑制。 原本没什么特别优势的西欧核心地区,为何能获得独一无二的突破,得天独厚地成为19世纪新的世界经济中心,并得以让剧增的人口享有前所未见的高水准生活?要解释这个问题,我们理当要把市场以外的因素和欧洲境外的形势视为最关键的因素。而在跨地区比较的路途上走了这么远之后,我们至少已经对本书一开始曾谈到的方法论问题,找到了一部分的解决办法。这趟探索之旅表明,与其假设自己正在寻找工业化前夕诸多真正独立自主之实体间的差异,我们更应该承认那些业已存在的关联在创造这些差异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May 28, 2024 · 1 min · Ja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