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10天，突然一下子就感觉，事情就多起来了。周末在家休息，突然1条微信就是临时的出差安排，接着又突然加上出差后的分享汇报。 然后过去的一周，先是去广州出差，出差途中大早上在酒店还线上开展了一个讲座，值得注意的是，到广州的那一天，和我3年前回国的日期是同一天。只是这次是出差，上次是回国然后隔离。从广州回南京的那班航班，晚上因流量限制原因晚点近三小时，导致回到家都半夜。然后很不巧，第二天早上9点还有会。 这一系列下来，感觉一周很漫长，但是又没做啥。有点像这个沙漏，时间一直在流逝，自己也在设定各种目标，然后不知不觉，也就这样过去了。还是希望自己能掌控的时间更多一些。 有时候，突然就是1条消息，然后临时被安排事情，真是很无解。第一反应就是。。早干什么去了，都要到deadline了才说。记性不好，其他事情多，不是理由啊。 可以预见9月开始又会很忙，加油呗。 最近看到一本有意思的畅销书《为什么伟大不能被计划》，这本书大体想表达的是：“好东西或好的成就从来都不是按照某个目标刻意计划出来的，而是一个接一个自动发展出来的。”。这个观点还是挺有意思的，读完以后摘几段出来看看。
[西班牙] 奥尔特加•加塞特 著，《大众的反叛》 群体在智力和理性上总是低于个人，但在感情及其激起的行动上却要表现得比个人更好或更差。它固然常常是犯罪群体，但也常常是英雄主义群体，能创造出历史奇迹。 动员群众的手段主要有三种：一是断言，二是重复，三是传染。做出简洁有力的断言，不理睬任何推理和证据，是让某种观念进入群众头脑最可靠的办法。而且要不断地、尽可能措辞不变地重复这些断言，并使其传染开去，这样就形成某些流行意见，或者说形成一种支配性的舆论。 “大众人”有两个特点：一是由自由权利和工业技术的发展调动起来的各种生命欲望（常常只是物欲）的急剧增长；二是，他们由于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来的，也就不知道维持这种发展以及平衡需要怎样的智慧。 速度是由空间和时间构成的，它并不比其构成要素更有意义，但它可以使时间和空间归于无效，一种荒谬只有通过另一种荒谬来克服。 但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大幅度实质性扩张，最终并不在于它那越来越宽广的维度，而在于它包容了越来越多的事物。每一种事物——我们在最宽泛的意义上使用“事物”（things）一词——都是我们可以渴求、想望、使用、取消、遭遇、享受或抵制的，所有这些概念都意味着生命的活力（vital activities）。 在知识领域，他们现在发现了更多的“思维方法”（paths of ideation）、更多的问题、更多的资料、更多的学科、更多的视角。 我们的生活作为诸种可能性的复合体，是恢宏繁盛的，它优越于人类有史以来的其他一切时代。但是，恰恰由于它的范围过于宽广，故而它覆盖并溢出了传统遗留给我们的一切渠道、原则、规范与理想。它较以前所有的时代蕴涵了更多的生活，因而也就更加疑窦重重。它无法从过去获得坐标和方向 (1) ，所以，不得不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今天支配着公共生活——不论是政治的，还是非政治的——的大众人，究竟是什么样子？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也就是说，他们是如何产生的呢？ 随着一个人对生活认识程度的加深，他会越来越领略到这一点：大多数的男人和女人，除了对强加在自己身上的外部压力做出本能式的反应之外，实在无法表现出更大的努力。所以，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很少能遇到几个能够自发而欢愉地做出努力的人，在芸芸众生中，他们犹如鹤立鸡群，卓尔不凡。这些少数人就是精英，唯有他们才称得上是贵族，也唯有他们的生活才是奋发有为的，而不是消极被动的；对他们来说，生活是一个持久的奋斗过程，是一种永无止境的磨炼。所谓磨炼就是苦行（Training=askesis），他们才是真正的苦行修道者。 我们还面临着智者与愚人的永恒划分：明智之士总是感到自己有沦为愚人的可能，所以他竭力逃避这种稍有疏忽就会降至的愚蠢，他的努力取决于他的智慧；而另一方面，愚顽之人则从不怀疑自己，他总是认为自己是最明智、最谨慎的人，所以他对自己的愚蠢安之若素、怡然自得。就像一些昆虫无法走出它们安居的洞穴一样，愚顽之人无法摆脱愚蠢，走出蒙昧状态，也没有什么办法迫使他们将其钝化的视觉与其他更为敏锐的视觉比照。 大众人一旦陷入了思维定式的泥淖之中就无力自拔，各种陈词滥调、先入之见、零敲碎打的思想、空洞无物的言辞，统统胡乱地堆积在他的大脑中；他还到处贩卖、兜售这些破烂，这种厚颜无耻的虚妄行径恐怕只能由他头脑简单、智力低下来解释。 它不在于平庸的人认为自己是不平凡的，是出类拔萃的；而在于平庸的人不但承认自己是平庸的，而且还宣称平庸是一种权利，并要求执行这种权利。 我们很容易被这样的想法所欺骗：生活在一个富足的世界中，远比生活在一个需要不断与匮乏做斗争的世界中更美好。这是一个幻觉，事实并非如此。 任何一种世袭贵族制都摆脱不了循环起落的永恒悲剧。也就是说，贵族的继承人将发现他所拥有的那些身份、地位以及生活条件，其中没有一样是他自己所创造或挣得的，因此，它们无法构成他个人生命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由继承得来的“贵族”名号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生活呢？是他自己的生活，还是另一个人，即他那高贵祖先的生活？两者都不是！他注定要扮演他人，因而也就既无法成为他人，也无法成为他自己。他的生活将不可避免地失去真实，转变为他人生活的一种纯粹象征或幻影。他被迫利用的那些庞大资源容不得他过自己的生活，把握自己的命运：他的生命在萎缩、衰退。一切的生活都意味着为实现自我而奋斗、努力。（All life is the struggle, the effort to be itself.） 一个人在实现自我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那些艰难困苦，恰恰唤醒并激发了他的活力与才能：倘若没有他的躯体承载在他的身上，他将寸步难行；倘若没有空气负压着他，他就会感到自己的身体仿佛悬浮在真空中，飘来荡去，游移不定，缺乏根基。同样的道理，对那些继承的“贵族”来说，他的整个存在、他的个性将由于缺乏实际的运用和必要的努力，而变得暧昧、模糊。其结果就造成了“我们古老贵族”所特有的愚蠢，这种愚蠢与众不同，严格说来，它内在的悲剧性机制至今尚未被描述，而正是这种悲剧性机制导致一切世袭贵族制都要走向无可挽回的没落。 只有当其可利用的资源与其所面临的难题达到一种平衡时，人类的生活才会形成与拓展；不仅在物质层面是这样，而且在精神层面也是如此。譬如，以人类物质生存中一个非常具体的方面为例：我们或许会想到人类最初得以繁衍生息的地方，恰恰就是我们这个星球上炎热季节与酷寒季节交替互补的地区。 实验科学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那些资质异常平庸，甚至连平庸都算不上的人所做的工作。换言之，现代科学——我们当代文明的根基与象征——为那些智力平庸的人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使他们能够在这里富有成效地工作。这种情况得以发生的原因在于机械化，机械化主导着新的科学和文明，并成为它的象征。然而，机械化却既是新科学和文明的最大福祉，同时也是新科学和文明的最大威胁。在物理学和生物学中，必定有相当数量的工作属于机械性的心智活动，这些工作几乎是任何人都可以完成的。由于无穷无尽的研究工作可以通过把科学分为若干个小的部门来进行，所以，科学家可以只关注其中的某一个部门而忽略其他的部门。方法上的可靠性和精确性允许了这种暂时的但却非常实用的知识脱节，运用这些方法进行工作就仿佛是在使用一台机器，纵使操作这台机器的人对它的意义与工作基础不甚了了，也可以取得极为丰富的成果。因此，大多数科学家一方面促成了科学的普遍进步，另一方面又把自己封闭在实验室的狭小空间内，犹如蜂房中劳作的蜜蜂与转动烤肉叉的转叉犬。所有这一切造就了一类异常怪异的人。就像自然界某一项新事实的发现者那样，他必然会从中体验到一种权力感和自我肯定感，并多少有些道理地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有知识的人”。 文明使他变成了专门人才，结果把他禁锢在自己的局限性之中，并且使他对此颇为满足；但正是这种对自己的价值及其重要性的自我肯定，同时也诱导他僭越自己的专业，妄图支配一切。 最糟糕的是，这些为科学而劳作的工蜂甚至不能保证科学的真正进步，因为科学需要对自己的发展不时做出必要的调整，不断进行重新组合；正如我已经指出的，这需要统一化的努力，但这种努力现在变得越来越困难，因为它涉及日渐拓宽的知识领域。 大众生来就是被指导、被影响、被代表、被组织的——甚至可以说就是为了不再成为大众，或者至少说以这种可能性为目标。但它来到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单靠自己就可以做任何事情的，它需要把自己的生活托付给一个更高的权威，也就是少数精英。至于谁是杰出的精英这个问题，或许可以没完没了地争论下去，但不管他们是什么人，若没有了精英，人类将丧失其本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尽管欧洲对这个问题采取鸵鸟政策已经有一个世纪了，它以为把头埋到翅膀底下就可以避开这个显白的真理，实在是自欺欺人。 由恺撒和克劳狄一手缔造的罗马帝国，毫无疑问是一架值得钦佩的机器，单单作为一个人造物来看，它比贵族世家所建立的古老共和国不知要高超多少；但历史是惊人的巧合，就在它的发展臻于巅峰的时候，社会实体随即开始解散。 不过，这一设想确实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大概的轮廓、一种观念或者说观念系统。通过这种办法，我们观察事实就像领航员借助象限仪（quadrant）一样，只能获得一个近似的印象。但这正是科学方法之所在，更准确地说，这也是整个知识之所在。 每一个概念，无论是最普通的概念还是最具技术性的概念，都有其反讽的支架，就好像切割得方方正正的钻石需要放置在金制的底座上一样。概念向我们传递的信息是极为严肃的：“这是A，那是B。”但这种严肃却是别人在和你开玩笑时装出来的那种严肃，那种紧咬着嘴唇才勉强保持住的严肃，一旦忍不住时，他就会开怀大笑。实际上，概念同和你开玩笑的人一样，都清楚地知道，事情并不那么简单，A不仅仅是A，B也不仅仅是B。 构成人类生活的现实世界实在是太浩瀚、太纷繁复杂了，以至于人们不得不借助概念来澄清自己在现实世界中的位置。生活就是一场与世界上各种事物的搏斗，以维护自己的存在，而概念就是我们为了回击进攻而制订的战略计划。 人的一生，就其本质而言，注定要奉献于某些事物：从事一项荣耀或卑微的事业；接受一种显赫或平凡的命运。我们所面临的境遇是陌生而又冷酷无情的，但它却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存息息相关。一方面，活着就是要求每一个人为自己做分内的事情；另一方面，如果我的生活只属于我自己，只关乎我自己，而不是在我的引导之下有所追求，那么，生活将会变得支离破碎，缺乏必要的张力和外在形式。 就我个人的观点而言，在欧洲的巨大潜能与其得以发挥的政治组织形式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失衡，正是这种不均衡导致了这一时期欧洲人的萎缩感、挫折感和无力感，欧洲的活力必然由此受到沉重的压制。 不管我们愿意与否，人类的生活总是始终如一地关注着未来。在当前的任何一个时刻，我们都会关注继之而来的下一个时刻。因此，生活永远是一种无休止的、绵延不绝的作为（doing）。而所有的作为无非就是要让属于未来的事物得以实现，即使当我们沉浸在对过去的回忆之中时也是如此。我们在当前这个时刻唤起的记忆就是要对接下来的时刻中出现的事物产生影响，甚至可以说，这是我们回顾过去时的唯一乐趣。这种适度但隐秘的乐趣在转眼之间就会由一种值得向往的愿望变成现实，因此，我们对过去的回忆实际上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可以断言，任何事物除非它能指向未来，否则它对人类就没有任何意义。
[英] 特雷弗·诺顿 著，《九十九种垃圾加一记妙想》 发明家的成就，应该归功于他们的智慧和顽强，或者，是他们的运气，还有“借鉴”并采纳其他发明家成果的眼光。 罗马人在英国建造了上好的马路，然而罗马灭亡之后，它们就一直荒废了。1767年，詹姆斯·瓦特骑在马背上从格拉斯哥前往伦敦，因为道路不平，马车无法行驶。到了19世纪初，终于有人想到了改良英国的道路，这都要多亏托马斯·特尔福德，他是苏格兰牧羊人的儿子，后来被称为“铺路的巨人”。到1784年，他已经铺设了1600公里道路，建造了1200座桥梁，包括威尔士的梅奈吊桥。 得益于一次意外的沥青溢出事故，埃德加·胡利想到了将沥青与碎石混合以制造坚固路面的方法，他将这样铺就的路称为柏油路面，并用“塔马克”的商标推广。 潜艇设计的先驱们遇到了两个难题：第一，他们没有在水下推进潜艇的有效手段，因为引擎会释放出有毒气体；第二，潜艇无法在水下击中远处的敌人。先进的霍兰潜艇一举解决了这两个难题：第一，它使用的是没有污染的电动马达，马达由60节电池驱动，它们都在潜艇浮出水面时由内燃机充电；第二，它还携带了5枚鱼雷。 海蒂和乔治意识到，无线电发报机和接收机需要同步调整，使得发出的信号能够从一个波长变成另一个，而接收机也要同时调到那个波长。在拦截者看来，这种变化是随机发生的，根本无法干预。 10.安全第一 如果说一知半解是危险的，那么又到哪里去找那个全知全能、脱离危险的人呢？ 重力是无情的，早期的飞机往往着陆以后就再也飞不起来。它们的强度仅相当于火柴棍搭成的模型，飞行员得不到保护，根本无法安全回到地面。轻飘飘地降落到地面是一个古老的梦想。 有人对碰撞中死难的司机做了伤口的解剖检验，结果发现一根腰带仍然是不够的。在腰带之外再加一根肩带，就能确保压力被胯部和肩部吸收，而这两处都是身体上较为强韧的部位。1959年，沃尔沃的技术员尼尔斯·布林发明了我们今天所使用的腰带和斜向肩带。 11.看见光 炼金术士发现，在琥珀上摩擦毛皮之后，琥珀就能吸起小片的羊皮纸，就像磁铁会吸附铁屑一样。摩擦会产生所谓的“静电”，就是这股能量使你在梳头的时候头发直立，或者在触摸车门的时候遭受电击——那是你自己在释放静电，不是轿车。伊丽莎白一世的御医威廉·吉尔伯特将这种吸引力命名为“electrica”，根据的是希腊语中表示琥珀的“electron”。 科学家一旦掌握了电流，许多发明家就开始设法改善人工照明了。数千年来，世界都是由蜡烛和黑漆漆的小油灯照亮的。早期的街灯只放一根蜡烛，每天都要更换。当年布鲁内尔的工人在巴斯附近挖掘3.2公里长的鲍克斯隧道，每天都要使用143000根蜡烛，一直持续了两年半。 这两个人的性格可谓天差地远。爱迪生不修边幅，研究的时候喜欢逐一尝试，直到成功。特斯拉则仪表整洁，长于思考。他有着过目不忘的本领，能够想象出一部感应电动机，并在脑海中排除一切故障，最后制造出一部无懈可击的机器。 1893年，威斯汀豪斯申办了芝加哥世界博览会的照明工程，报价只有爱迪生的一半。他用10万只灯泡呈现了一场美轮美奂的表演，一举证明了交流电才是代表未来的技术。在那之后，爱迪生只能让步，并在威斯汀豪斯的授权下用起了交流电。虽然这一役打了败仗，但爱迪生的事业依旧欣欣向荣。他一生申报了近1100项专利，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发明家。他赢得过好几项荣誉，却拒绝了诺贝尔奖，因为他事先听说特斯拉将和他一起领奖。一家报纸的民调将他评为当时最伟大的美国人。当他逝世，全美的电灯都熄灭1分钟致哀。 特斯拉总共申请了100多项专利，包括荧光灯管和垂直起降飞机。虽然全世界都是由他发明的系统照亮的，但是今天除了物理学家之外，已经没有人再记得他了。在他死后的第16年，科学界将电磁感应强度的正式单位确定为“特斯拉”。 13.电线传音 贝尔在麻省理工学院见到了声波记振仪，这种装置利用一块金属板上的碳粉表现人声的波形。他意识到，要传送说话的声音，就必须对声波加以调制，使之与人类的嗓音相配。约翰·赖斯等人已经用开/关电流制造了一个数字信号，而实际需要的却是一个连续调制电流，也就是一个模拟信号。 阿尔蒙·斯特罗格是美国堪萨斯的一位殡仪馆老板，他信不过接线员，认为她们把客人打给自己的电话都接到了竞争对手那里。偏执驱使他发明了一种“没有姑娘，不说坏话，不会出错，也不必等候”的电话。他不是机械师，却根据自己的设想制作了一台机器，它由几根大头针、一支铅笔和一只放假领子的圆形盒子构成。信不信由你：这东西实际上就是一台自动电话交换机。在制作完成的自动交换机上，你只要依照正确的顺序按键，它就会发出几个脉冲，通知一只鼓转动一定的角度，由此接上正确的线路。电话公司一旦改用了自动交换机，接线员就成了冗员，只有在客户打长途电话的时候才用得上了。 更大的难题是铺设横跨大西洋的电话线，它也因此是在很久之后才实现的。这次照例有人质疑，说海水的压力肯定会挤压电缆，把通话者的声音压成老鼠的吱吱尖叫。但实际的问题是信号会随着距离而衰减。因为这个，第一条横跨大西洋的电话电缆直到1956年才铺设完成。它一共动用了50个放大器才把信号传送过去。即便到了这时，一根电缆一次也只能负载一场通话，一个3分钟的越洋长途就要花掉当时每周平均工资的2倍。 14.在波峰上 虽然源于军事，但雷达技术已经潜入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没有雷达，机场连目前流量的一小部分都无法应付，撞机事故也将频频发生，因为现在的机场都是靠雷达波束线将飞机引上跑道，并给准备着陆的飞机排列次序的。轮船也是依靠雷达扫描避免相撞的。 1950年，斯宾塞为第一台微波炉申请了专利，它有近2米高，售价3000美元。 15.在时间中留影 随着羊皮纸、莎草纸和木浆纸取代了石板，图书管理员和读者的负担也减轻了。他们将芦苇和羽毛浸入栎瘿制成的墨水中书写，但这是一件缓慢的工作 在留声机发明之前，无线电广播的节目，包括比赛在内，都是现场直播的。BBC意识到有了录音技术就可以把节目复制下来，并传送到不同时区的国家播放了。不过他们采用的金属磁带系统可把技术员们吓坏了：这种磁带如剃刀一般锋利，而且运转极快，一旦发生断裂，它就会像空中断头台一般在房间里上下翻飞。在美国，多亏平·克劳斯贝坚持提前录制广播节目，用磁带录音成了电台和录音室的标准做法。磁带录音的好处在于录制的素材可以编辑和擦除，这对于某些现代音乐来说可真不是一件坏事。 1961年，荷兰的飞利浦公司发明了磁带较窄的迷你卡带。他们破天荒地允许其他公司使用这项专利，目的就是要使迷你卡带成为行业标准。直到1967年，索尼的“微缩式”磁带录音机依然有沉甸甸的18磅（8公斤）重。但是12年后，他们就生产出了玲珑小巧的随身听，那一副耳机，使得多少人变成了人行道上的僵尸和心不在焉的慢跑者。 照相是感光物质的化学反应，史上的第一台照相机使用的是一种出人意料的化学物质。1816年，法国化学家尼塞福尔·涅普斯用薰衣草油稀释了沥青漆，将它涂在一块白镴板上，然后在阳光下暴晒了8个小时。他接着将柔软的沥青洗掉，留下变硬的化合物，那显示了他书房窗口外面的风景。他的这幅“太阳摄影”昏暗而粗糙，但里面还是能依稀分辨出几片房顶和一株遥远的树木。他记录下了一个时刻，并为后世储存了下来。 1871年，另一个英国人理查德·麦道克斯博士把胶棉换成了明胶，这种胶体在干燥时变硬，在遇水时膨胀，使显影剂能接触到里面的银。这种“干版”法比处理湿润的负片方便得多，因而成为行业标准，同样成为标准的还有福克斯·塔尔博特的溴化银印相纸。 数码的未来是难以想象的。谁会想到在2013年，伊利诺伊州的几位研究者会发明一部可溶解相机？是的，一部可以溶解的相机，它已经作为间谍装备推向了市场。 一台电影摄影机只需要快速地拍摄图像，而对于一台电影放映机来说就有更高的要求了。如果胶片持续不断地跑过放映机，图像就会变得一片模糊。要让每一帧都被看到，胶片就必须在快门打开时在镜头后面驻留片刻。这就是电影的悖论：要让画面流动，胶片必须定格。每一幅画面必须在人的眼前呈现一段时间，这样人脑才能感觉到流畅的动态。 16.猫须接收器 平均而言，每天观看6小时电视的人比完全不看电视的人要早死5年。说来也怪：我们在耗费大段生命观看电视的同时，自己也在电视上被别人观看着。闭路电视的普及使人想起了乔治·奥威尔笔下人人受到监视的情节。 20.内部消息 X射线之后最重大的进展是计算机辅助断层摄影，也就是操纵X射线扫过身体，在不流一滴血的情况下绘制出体内组织或器官的横截面影像。这样拍摄的一张张“切片”可以在屏幕上分开观看，也可以由计算机组合成三维模型。 这项技术的发明人是高弗雷·豪斯费尔德，他当时正供职于电力及音乐集团，也就是EMI。20世纪60年代末，EMI凭借披头士乐队的唱片积累了巨大财富，并将触须伸向了高科技的医疗器械领域。豪斯费尔德的CAT（计算机轴向断层摄影术）扫描仪能够展现人体内部的非凡细节。它拍摄到的信息实在太多，以至于需要专门编写计算机程序，使之根据既有的知识猜测扫描结果，并根据新取得的信息不断修改。今天，这个巧妙的程序已经得到了广泛应用，专门处理大量数据。 25.数字骚动 人类之所以使用十进制，大概是因为我们有10个手指，但是打孔卡片据以工作的体系却只有两个答案——“是”或者“否”。这也是你的电脑所使用的二进制。
紧接着上一个帖子，简单聊一聊深蹲。 深蹲，其实我早有接触。可笑的是，近期才发现，以前的动作都是错的。什么下蹲后膝盖不能过脚尖，是没道理的。深蹲是一个复合动作，主要是练腿。以前的动作，腰部承受的力量过大，是非常不正确的。 几个动作要点： 肩膀下沉，双臂向后，收紧斜方肌，靠斜方肌支撑杠铃（支撑点一定要在杠铃中间位置）； 下蹲时，吸气，尽可能往下蹲； 起身时，呼气（关系到发力的，都是呼气），膝盖向外打开（可以借助弹力带，辅助膝盖受力），背部要直，直上直下，同时脚跟要踩稳； 蹬起，站直，臀部收紧； 然后重复。 深蹲就是尽可能越加越重，重量越重对身体的强度、柔韧性要求就会越来越高。 猜一猜，这个是多重的重量？ 90kg？ 100kg？ 110kg？ 120kg？
一年已过大半，前六月一直在忙，七月、八月稍微闲一点。 今年是疫情结束后的第一年，全国各地旅游非常火热。暂时没有太多出游的想法，太热、太挤是不想到处跑的关键。虽然相对清闲，但是事情也不少。好歹可以忙里偷闲，夏天非常适合游泳，七月下午4点半的场，体验了好几回，感觉还不错。泳池是标准长度，一个来回就100米，最方便的是，游完就可以吃饭。目前美中不足的是，自由泳还有很大提升的空间，划臂、收腹、背部发力等等都是还需要不断去体会的。 此外，现在也把无氧捡起来了，主要就练深蹲和硬拉。看看半年后，效果如何～
[中国] 网易人间，《在工作中，看到中国》 这是一个工作在不断侵蚀、挤压生活的时代，工作有时就像一个莫比乌斯环，人置身事外，又身处其中，工作和生活的边界似乎越发模糊，天枰两端似乎再难维持平衡。 2021年，中国股市开始复苏，大量资金涌入股票型基金，造就了“公募基金大年”。这些新入市的投资者以90后为主，大多并未经历过国内股市的高潮与低谷，他们看着身边一个个朋友晒出的盈利被诱惑入市，却不知在山崩之时有多少人能够平安离场。 “华尔街中无新事，因为投机像山一样古老，今天在市场中发生的事，过去早已发生过，未来也必将再次发生。” 回头想想，每个跑车的都像吉普赛人，去哪里是货源决定，在哪里都是外地人。每个人都想从半挂车微薄的利润中获取一点，也从不会有人想与下一秒就离开的半挂车们去建立哪怕是一丝一毫的情感。 但即便如此，依旧有无数人，一直奔波在路上。 听盛老师上课，确实是一种享受。教材里什么地方该重点讲，什么地方该略讲，什么地方该整合起来讲，用什么形式去讲，不同的老师有不同的处理方式。而盛老师总能挠着“痒处”，众口难调却能使宾客尽欢，这可是天大的本事。 遇到需要讨论的问题，就临时拉个群；有单独的话题，就再拉个群，为了搞清楚究竟遇到了什么问题，时常得前前后后翻上几十页。 没多久，我的微信和钉钉群就达到了60多个，好多甚至都是同一拨人。生活从此成功地与工作完全融为一体了。加班到晚上八九点，回到家也离不开手机——晚上九十点还有老板或其他部门的同事在群中发声，不回自然是不合适的。绝大多数时候，也并没有什么实际问题需要解决，身心却时时刻刻处在待命状态，让人着实有些疲惫。 不同类型的公司背后隐藏着不同的企业文化。而这些所谓的文化，看起来虚幻，实际上却触手可及，譬如你晚上愿不愿意依旧保持在线状态，或者能不能习惯自己20页的专业分析建议，仅仅因为某个领导的一句话就变成废纸一张……而这些，说到底只基于我们的选择而已。 决定去适应还是退出，这无关能力，只是价值选择。问题是，意义和选择，从来没有人能替你去做。人到中年，除了承受着生存压力，还要找到生活和工作的意义。是我们确实要求得太多了？还是在这个阶段注定要承受一些人生重量？我也没有答案。
[中国] 郭建龙，《盛世的崩塌》 在所有王朝中，最在乎人命、极力避免内斗和滥杀的王朝恰恰是宋朝，而汉、唐两朝偏偏是杀伐之气最重、内斗最激烈的朝代。这里不去说汉朝的情况，仅以唐朝为例。 唐代和宋代的区别在于，宋代正是吸取了前朝的教训，制定了严格的权力制约体系来限制某个人拥有过大的武力，使得没有人能够轻易威胁别人的生命安全。这种制约体系在很长时间内是非常成功的。久而久之，宋代就形成了这样的皇家和官僚传统：权力斗争以不威胁政敌的生命为底线，大多数时候以将对手罢官或者流放为目的。这种对生命的尊重造就了中国文治的最高峰。 但谁也没有想到，这位名声赫赫的皇帝到了晚年却差点儿因一个小国栽了跟头，明君形象险些毁于一旦。这个小国就是当年坑苦了隋炀帝和隋朝的高句丽。 唐代查不清户籍和土地造成了两方面的结果。一个结果是，由于政府查不清，反而骚扰更少，征税机器的低效让民间经济受到了保护，促成了贞观之治。但坏处则是，由于政府找不到足够的土地和人口来缴税，唐代的税收一直不够用。 唐代皇帝解决政府财政的思路是这样的：既然政府的正规税收总是收不上来，或者收不够，那么，不如把每一个衙门都变成一个自我经营式的企业，皇帝拨给每个衙门一些土地，再给他们一些现钱，让这些官府依靠经营土地和发放贷款获得收入，再利用这些收入来养活官员和维持政府运转。这样，实际上唐代的每一个政府机构都是一个可以赚钱的企业 王忠嗣的死亡，表明一个边将在功高震主之时，哪怕他表现得再忠勇，依然无法获得整个官僚系统的信任。但是，他的冤枉又是众所周知的。在他遭难前后，部下李光弼曾经劝说他随波逐流，不能只考虑国家利益而忘了自己的生死。下狱后，接替他的名将哥舒翰又以死相保。这表明在这个系统中的人们都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但仍然无法阻止皇帝对王忠嗣的打压。 事实上，他们两人都处于唐代的一张大网中，这张网决定了没有人能够获得足够的安全感，他们的生命都受到对方的威胁，除了杀死对方，没有解决办法。
沾业主的光，能住一趟豪华酒店，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早餐很不错，咖啡机现场制备新鲜咖啡。天津大饼卷一切、水果、简单。早餐的营养，够了～ 上午开完会，中午吃公司自助餐，这自助餐不要太好，鲍鱼、蚝、鱼肉、红烧肉。。。唯一的代价就是尿酸飙升。 可惜中午吃得有点饱，路边店，看看就好，看来这家店家常菜融合了各地特色：手工水饺、天津炸酱面、黄焖鸡米饭。 到了车站候车，试了试支付宝福利，还能进低配版商务候车室，小零食，关键还有沙发，坐着舒服。
去了躺天津，快去快回。 天津有点大，从天津南站坐地铁到市民广场附近，地铁得近2小时。要是打车的话，得200+（有点贵，负担不起。。。） 天津的河海，不要太多，所以，桥也多。把各个被河分离的地点连了起来。 这个摩天轮，算是天津地标了。下次找机会，找个晚上坐一坐～ 天津西站是返程站，FY大佬说我把一个看起来很普通的高铁站，拍出来高大上的感觉。
[中国] 李怀印 著，《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 尽管如此，在整个非西方世界，中国是少数几个在帝国主义冲击下得以幸存的国家（其他几个这样的国家包括日本、暹罗／泰国、波斯／伊朗以及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更令人称奇的是，晚清中国不仅幸免于列强的征服，而且开始向主权国家全面转型，且一直将自己的边疆（包括蒙古、新疆和西藏等）大体保存完好。 中国到底有何凭借，使其能够抵抗帝国主义的冲击，保持领土的大体完整？晚清中国当然算不上是非西方世界在卷入世界国家体系之后最为成功的国家，尤其是跟邻近的日本相比的话。不过1949年之前和之后流行于中国的民族主义历史书写只突出晚清以来的“百年屈辱”，远不足以全面概括中国在这一个世纪所经历的突破和坎坷。 中国从1640年代至1940年代长达三个世纪的国家转型过程，产生了这样一个政治实体，它不仅地域辽阔，而且就权力结构而言也很坚固。既“大”且“强”，亦即超大规模的领土和人口，与一个高度强势的政府体制之间独一无二的结合，乃是今日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最大特征。 中国和其他非西方国家的区别之处，在于其兼具幅员辽阔的国土和强大的行政力量。 这里的一个终极问题是，今天的中国是否为一具有历史合法性的“民族国家”？作为一个现代国家，中国为何具有如此超大的规模，且具有如此强固的组织结构？今后的中国国家是否能够维持“既大且强”的格局？进而言之，中国的国家转型过程至今有没有结束？ 中国的国家转型是一个连贯的历史过程，包含如下三个关键环节。 其一，将中国由明朝所代表的以汉人为主体的原初型族群国家，经过清朝至1750年代为止的军事征讨和行政整合，再造为一个多族群的疆域国家。 其二，再将中国由一个自居于周边各国之上的疆域国家，重构为一个近代主权国家。国家重建的关键，是通过变法自强，融入世界范围的国家体系 其三，将中国由一个军事上和行政上非集中化的国家，经过重建和整合，改造为一个高度集权、统一的现代国家。 地缘、财政、认同 以下三个因素是理解国家重建过程之关键所在： 一是地缘政治环境。在此环境中，国家针对来自国内、国外的挑战和机会，制定相应的战略优先目标，而这些目标又进一步决定了国家对各种资源的需求程度。 二是财政军事实力。它取决于经济规模的大小，经济资源在多大程度上可供国家抽取，以及国家通过税收、借贷、征用、动员或其他手段将资源转化成真正的财政收入和军事实力的能力。 三是政治认同。它决定了国家对所掌握的资源进行再分配和加以使用的有效程度。 世界历史上各帝国的建立，其驱动力均来自宗教诉求或来自统治者对土地、人口和财富的贪得无厌，而不是出于自身防卫的需要。清朝正好相反；它之所以将外蒙古、新疆和西藏等地变成自己的边疆，并不是因为对这些地方的财富感兴趣，更不是为了传播宗教，而是由于这些边疆在地缘战略上的重要性。清朝仅仅是在其防卫受到来自外部（主要是准噶尔部落）的威胁之后，才发动一系列征讨，导致边疆的扩大。也正因为如此，清朝治理边疆的目标，并不是要那里提供贡赋或税款，以增加自身的税收，而是要确保边疆的稳定，使之对其核心地带和核心利益起到保障作用。 中国道路的独特性 中国迈向现代民族国家的道路，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可归诸前近代和近代的三项历史遗产。 首先是汉族人口的巨大规模和同质性。此一人群所共享的文化、族群以及疆土的归属感，带来了华夏文明之异乎寻常的生命力及强大的向心力，并驱动历代的军事竞争者致力于结束分裂、混战的局面，建立大一统国家。 第二项遗产是清代国家的边疆建设。如前所述，清朝之所以把有效治理范围扩展至外蒙、新疆和西藏，并不是觊觎其财富或者出于宗教原因，而是为了捍卫其地缘战略上的核心利益。它在治理边疆上所采取的实用主义策略，培育了边疆地区的世俗和宗教领袖对朝廷的忠诚，或者至少是使他们为了自身特权和地位合法而不得不仰赖朝廷。 第三项遗产是国家财权、军权和行政权的地方化。这首先是晚清自强新政的动力和结果，它既使清朝在太平天国之后的数十年间得以继续生存，也导致地方督抚的大权独揽，使得朝廷在清末最后十年收回权力的努力付诸东流。 第二章 早期近代疆域国家的形成：清朝前期和中期的中国 和世界历史上那些出于宗教目的或为了获得更多土地、人口和财富而进行领土扩张的帝国不同，清朝对准噶尔的军事行动基本上是防御或防范性质的，其基本的出发点是国家的战略安全；发动宗教圣战或渴望更多土地、财富，并不是出兵的原初意图。 对大清君主来说，同样具有挑战意义的是，如何治理好这个幅员辽阔且经济、人口、文化和宗教差异甚大的国家。能否将国家的不同部分凝聚在一起，使国祚延绵不断，端看统治者有无能力在如此多样的族群中间塑造自己的合法性，使之产生对朝廷的认同，这要比单纯使用暴力驱使被征服的民众更为重要。 比起历代的汉人王朝，清朝统治者更具有弘扬儒学的雄心和热忱。对于儒学精英和清朝统治者来说，落实儒家说教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施政之时努力体现出最富儒学意涵的“仁政”。轻徭薄赋因此成为清朝统治者的核心执政理念，贯彻于18和19世纪。 第四章 地方化集中主义：晚清国家的韧性与脆性 满人统治者与汉人精英之间的联手，实质上是有条件的：它建立在儒家的君臣伦常观念之上，即“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换言之，君臣关系是互惠的，君待臣以应有之道，乃是臣忠于君的前提条件。在双方关系遭受考验的关键时刻，如果其中一方不做出妥协，危机便会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幸运的是，对清廷而言，曾国藩毕竟是一位老谋深算的政治家，既熟谙儒家伦理传统，又具有治国才略，始终能够凭其机警和克制，驾驭一再出现的危机。在某种程度上，他对清廷的有条件的忠诚，可以被视为对清廷在过去两个世纪里尊崇儒学并且在任用官员方面缩小满汉差异的一个回报。 第五章 从内陆到沿海：晚清地缘战略的重新定向 确有部分资金被用来购置新的战舰。1875—1884年添置新战舰的资金共444万两，超出北洋水师总支出的34%（包括购置两艘铁甲舰的费用，1894年它们仍然是最重要的战舰），但是1885—1894年间，这项费用仅280万两，占这一时期北洋水师总支出的12%（主要用于购置4艘巡洋舰和1艘鱼雷艇）。同样，这些资金还被用于进口武器。 不幸的是，自1888年建成后，由于高昂的人事经费，也由于清廷挪用海防资金用于自身消遣，北洋水师便停止采购新的军舰和升级其武器系统。 清政府之所以在海防上如此吝啬，并非完全因为它缺乏财力，而是因为它缺乏加大北洋水师和其他舰队投入力度的决心，而这又可进一步归咎于清廷对地缘政治形势的认知，这才是甲午战败的最根本原因 第六章 迈向现代民族国家：清末新政时期的国家重建 不幸的是，在慈禧太后去世前后，那些有阅历、可信赖的汉人疆吏也先后谢世，其中最杰出的李鸿章死于1901年，刘坤一死于1902年，王文韶死于1908年，张之洞死于1909年。结果，1908年之后，控制朝廷的新一代清朝皇室跟各省及中央的汉人官僚均乏私交，只好将自己孤立在了满人圈子里。他们在管理国家事务上缺乏经验，又不愿轻信汉人官僚。 清末十年所发生的一切正好与这些前提背道而驰：（1）清廷力图剥夺督抚们的财权和军权，以再次集权于中央，结果侵犯了他们的利益；（2）在清末最后数年，满人亲贵所控制的朝廷与汉人官员间不再相互信任，随之而来的便是满汉鸿沟在思想意识和政治行动上进一步扩大。 第七章 集中化地方主义：民国前期财政军事政权之勃兴 皖系和直系内部之缺乏团结，与奉系的集权式行政、军事组织形成鲜明对比。事实上，阻碍皖系或直系建立起自己的集权式财政军事整体的原因之一，是这些派系所属各省在地理上分布于不同区域，与敌对派系的各省交织在一起。 简言之，奉系的强项，在于其有能力将东三省整合成一个强人集中领导下单一的行政、财政和军事实体。这个实体中的三个省，分开来看，没有一个算得上是中国的富省。例如，1925年，江苏省预算收入1660万元，远高于奉天省（东北三省中的首富）；另外两个内地省份（四川和广东）的岁入高于或接近奉天（见表8） 阎锡山之所以能长期据守山西，固然得益于阎本人在各方势力的角逐中善于骑墙、随机应变，加上该省经济落后，对省外的军事强人也没有多大吸引力。不过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他充分利用山西地理位置封闭的有利条件，在全省范围内建设和维持一个高效且高度集权的政治军事体系，使其在日本入侵之前，基本上免于社会动荡和战火蔓延。他将自己的亲信安插在关键的军事职位上，这些人多来自其故乡五台，或者至少来自省内。但是，他也注重政治和军事官员们的才能，因而也任用一些符合条件的应征人员，而不论其地域来源；其中许多人因此从普通百姓晋升高级职位，并对阎终身感戴。时人因此这样描述道，“山西省的军事和行政圈子，就像一个大家庭，阎先生是元老，所有士兵都是其弟子”（转引自王续添2000：61）。为了把乡村地区纳入其有效控制，阎推动了所谓的“村本政治”，乡村社区借此进行“编村”，每村包含约300户，分成若干闾，每闾再分成五邻，每邻为五户。 为了把山西建立成一个独立的行政和军事体系，阎锡山还投入相当大的精力，促进当地经济的持续发展和自给自足。他在山西乡村倡办“六政”（即水利、植树、蚕桑、禁烟、天足和剪辫）和“三事”（种棉、造林和畜牧），旨在增进乡村社区的文明和繁荣（贺渊1998：243）。其政府还在现代工业和交通方面进行大规模投资，并以这些投资为基础，于1930年代初成立西北实业公司，经营范围囊括采矿、冶炼、发电，以及机械、化学、建筑材料、纺织和皮革制品、消费品制造等各行业。但最重要和最成功的项目则是著名的太原兵工厂，为1920和1930年代中国三大兵工厂中最大、最先进的一所（其他两所位于湖北汉阳和奉天沈阳），生产各种枪炮和弹药。 但是有两个因素阻碍该省成为全国范围内强大的军事竞争者。第一是地缘格局。江苏地处长江下游，平原遍布，与邻近各省之间没有任何地理障碍可以用来隔绝和保护自己。作为中国最富饶的省份，它是外来军阀们争相控制的目标，但是由于各派系对该省竞相争夺，因此没有任何一个军阀能够长期独霸江苏。令军阀们无法以集权的方式控制江苏的第二个因素，是该省存在一个强有力的绅商阶层，对军阀们试图从该省榨取过多税收进行了有效抵制。 然而，导致孙失败的一个更根本的原因，是1925年前其政府没有能力创造足够的财政收入，而这又与1920年代初广东支离破碎的政治地图有关。 蒋之所以能够崛起为国民党的新领袖，并在随后的北伐中战胜华北军阀，最重要的原因是他控制了上海以及全国最富庶的长江下游地区，因而能够充分利用这一区域丰富的财政资源。 1930年以后，南京政府为统一财政所采取的最大胆和最成功的步骤，是废除厘金，代之以“统税” 第八章 半集中主义的宿命：国民党国家的成长与顿挫 无论国民党国家是又一个腐败无能、迫害异己的军阀政权，还是一支致力于现代化的力量，有两个跟它相关的基本事实是无法否认的：一是它有能力经受住日本的进攻，并在八年全面抗战中生存下来。 另一个基本事实，当然是国民党政权在内战中迅速崩溃，从而证实了其与生俱来的脆弱性。 内战的关键数年里变得不堪一击。第七章在考察1920年代国民党国家的起源时，曾把国民党在全国各地方势力的竞争中所取得的成功，归之于三个因素，即（1）苏俄的支援，促使国共合作和军队的重新组建；（2）国民党之注重意识形态的灌输，在不同社会政治背景的势力之间打造政治认同，从而提高了国民党军队的士气，在北伐战场上所向披靡；以及（3）最为重要的是国民党对其财政能力的打造。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蒋介石表示决心领导全民抗战，最终确立了自己无可争议的国家领袖地位，所有半自主地区的军事力量，包括共产党人，都一致同意团结起来，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下共同抗日。 第九章 国家建造的全面集中主义路径：一系列历史性突破之交汇 而在苏皖根据地，研究发现，在日军占领该地区和国民党政权撤退之后，中共之所以在那里获得成功，原因在于发展出一套复杂的策略，即对上层精英晓以民族大义，以赢得其支持，同时进行温和的改革和选举，以重建基层的经济和政治关系（Chen 1986）。 关于内战的传统观点，通常将共产党在1946年之后数年的成功，归因于其通过土地改革动员农村人口，招募大量农民士兵并得到村民提供的后勤服务（如Pepper 1978），同时把国民党失败归咎于政府官僚在接收沿海城市后上上下下贪腐盛行，失去斗志；蒋介石坚持发动内战，不得人心；城市物价飞涨，百姓怨声载道；而最致命的则是国民党各部队间缺乏协作（Eastman 1974，1984；Pepper 1978）。晚近的解读越来越重视军事因素，尤其是东北的战事在整个内战中的关键作用，同时也不贬低土地改革对共产党增强实力的意义（Levine 1987；Tanner 2013，2015）。也有研究强调毛泽东的高超领导和战略思维，以及其手下将领的战场经历（Cheng 2005；Lew 2009）；或只关注国民党在东北及华东战事中的战略、战术上的失误，而忽视土地改革对中共的重要性以及国民党政权的经济和金融政策失败对其合法性的破坏（Westad 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