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巨债》

作者: 刘海影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副标题: 经济奇迹的根源与未来

出版年: 2014-10

ISBN: 9787508646756

序1 探寻中国经济运行的真实逻辑

  • 中国经济增速下行并不可怕，但可怕的是还不能认识到这一经济增速下行的自然趋势而人为再靠扩大政府推动的投资来“保增长”，这样最终会把中国经济推向大萧条。
  • 从基本经济理论发展的层面来说，自“二战”后，国际上无论是微观经济分析，还是宏观经济理论，都在越来越数量化、模型化的大趋势中演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公理化的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国际上经济学类刊物每年发表的数不尽的公理化和高度数学化的经济学理论文章，与现实的经济运行并没有多少关系，因而这些文章大都是一些理论经济学家们用极其精美的数量模型构建起来的“象牙塔”中自己的“mental games”（脑力游戏）。

 

序2 理性客观地了解中国和世界金融问题

  • 大而不强，强而不富，富而不能安居乐业这种现象，直到现在也是困扰中国经济的一个问题。
  • 2008年金融海啸席卷全球，各国经济哀鸿遍野。中国及时推出4万亿财政刺激计划，应对危机。虽然4万亿当时稳定了中国经济，但也造成了长期负面效果。当时地方政府抓住4万亿扩张政策的机会，利用地方债务平台融资，通过房地产和基础建设投资拉动本地GDP增长。信贷在短期内的迅速扩张造成了中国随后的高通胀和房地产泡沫，迫使政府不得不急刹车，收紧信贷规模。但由于房地产和基础投资属于长期投资，除非允许大规模破产，杠杆不可能短期内降下来。在正常信贷渠道被收紧，但维持长期投资的资金需求依然高涨的背景下，信托、理财和银行间业务等影子银行系统迅速膨胀，加大了整个金融系统的风险。

序3 只有改革才能推进存量经济的调整

  • 好的政策，应该是从系统性存量调整政策开始动手术，这是大思路；而坏的政策，则是老套路：短期企稳后，又开始操心加杠杆速度，收紧货币，“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存量越来越大。

序4 产能过剩率、杠杆与金融危机

  • 所谓野心，从本书后记的第一句话中便可见一斑。写作本书的驱动力“一是希望理解中国经济奇迹及其背后的力量，二是在于对经济学现状的失望”。

 

前言

  • 现在，中国已经走到十字路口，任何一种力量，甚至是在别的时候可能只是微不足道的力量，都有可能在命运的天平上增加一点点分量，却可能起到改变未来轨迹的作用。这其中包含着思想的力量。大多数情况下，思想的力量微不足道，尤其对短期局势几乎没有影响，但在历史的奇点时刻，思想，甚至是一些小人物的思想，也可能从此扭转历史的方向盘
  • 我们现在享受的经济腾飞包含着运气成分，未来的道路也不会一帆风顺，当面临考验时，中国需要理解造就中国奇迹背后的秘密，并坚持那些振拔中国脱于苦难的原则与方向。
  • 到1936年，中国人均收入只有欧洲的 1/19 ；到1970年，中国人均收入更是跌至欧洲的1/26。
  • 而正是由于落后，现代中国经济具有巨大的后发优势。依靠向先发国家的学习、执行开放性政策融入国际经济链条，中国得以在30年时间中走过欧洲花费900年时间走过的道路。
  • 但正如杨小凯[1]所主张的，中国在具有后发优势的同时，也有后发劣势。在中国，这主要体现为中国经济制度改革的滞后。经济体制的一系列问题造成中国经济没有很好地配置其经济资源，以至于在经济腾飞的同时，大量的资源被错配，导致过剩产能与债务比例飙升。这造成了经济危机的隐忧。
  • 中国企业负债率的持续、快速上升的背后，反映的是社会资源不断流入无效投资项目，这不仅表示中国经济体创造有效投资机会能力的下滑，也反映了中国经济体制挤出无效产能能力的下滑。
  • 依据一个新的经济学解释框架，本书对中国巨债的根源及其可能影响展开分析，是一本分析性、预警性书籍，而并没有提出政策建议。我相信，在一个清晰界定的分析框架中对问题提出数据导向的分析，是有价值的。

第一章 中国落伍

  • 这300多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明显的是，在社会、经济与政治层面，欧洲率先探索出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方式的新系统。

  • 相反，东方的中央帝国维持着一贯的静态社会，帝王将相的逐鹿游戏并没有对社会机制做出任何革命性改变。

  • 在这个解释框架中，中西之间在人地比与资本化程度之间的巨大差别、欧洲分裂的政治结构对竞争与贸易的促进、货币与自治城邦发挥的更大作用、战争的不同形态、财税压力对王权的约束，最终导致市场主导的经济秩序在欧洲占据越来越大的份额，并令现代政治经济结构最终在欧洲成形，相反，中国一直没有彻底摆脱儒法科层制帝国的政治经济结构，其与欧洲的差距在近代日益凸显。

  • 这样，与中国相比较，欧洲农业亩产虽然较低，但依靠更大的人均耕地面积，欧洲人均产出较高，就人均而言可产生较多的剩余产品。较多的剩余产品与经济生活中对更多资本品的依赖（如畜力、磨坊等）构成了互相支持、互相强化的关系。欧洲农民有更多的资源用来生产服装（如羊毛）、酿造葡萄酒以及饲养更多的马、牛等牲口。作为一个佐证，我们看到，奶酪、鱼肉、牛肉、鸡蛋大量出现在农民食谱中，欧洲人成为世界消耗肉类最多的人群[8]。

  • 古代中国与欧洲在生产力水平上的差距，除了生产的资本化程度不同之外，第二个原因在于贸易在经济中的地位与范围不同。相较于中国，贸易在欧洲经济生活中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相较于中国，欧洲是分裂的、多样化与多元中心的。欧洲分裂的政治结构与多样化的经济自然环境，奠定了西欧产品多样化与生产专业化的基础，导致了贸易的发展与繁荣。

  • 宋朝经济之所以在古代中国鹤立鸡群，是由于它克服了中国古代经济固有的一些弱点，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 第一，宋朝的经济繁荣建立在坚实的技术进步基础上。宋朝建立之后不久，从越南引进了快速生长的双季稻米，荞麦、薥黍（即高粱）、油菜、棉花等作物得到大范围推广。
    • 第二，军事方面，面对北方强敌，宋军战斗力一直居于下风，不得不在人数与装备方面努力弥补，相应地对财政收入以及军事技术提出了更大需求。公元997年，农业税占总税收比例高达60%，非农业税只占40%，而到公元1077年非农业税占税入比例更高达72%。
    • 第三，城市的发展、学术的兴盛，都有利于科学知识的大幅进展。庞大的官僚阶层、因经商而富裕起来的商人集团、为他们服务的大量服务人员聚居于城市，北宋的城市规模在当时全球首屈一指。

  • 然而，宋朝取得的进步没有被延续。蒙古人的统治方便了中亚至欧洲的贸易，对于中国地区却起到破坏性的作用。宋朝建立的一整套社会治理体系被彻底放弃，技术进步速度大幅减慢，中国经济再次落入马尔萨斯陷阱。

  • 西欧经济在历史上大多是以贵金属为本位，而中国在明清之前，基本上以铜、铁等贱金属（所谓“钱”）为主要流通货币[1]。这反映出一个基本事实，即中国长途贸易发育不足，以至于低价值物品亦可充当货币；更加重要的是，大一统的中国政治结构以权力为货币价值背书，在大多数时候，是政府权力决定什么是货币以及货币价值多少。

  • 比较而言，欧洲城市具有不同的起源，除了作为行政中心之外，很多新的城市由于贸易原因而兴起，并维持自己的自治身份。亨利·皮朗在《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2001）中描述了欧洲许多城市的缘起，商人、流浪汉在原有城堡或者城市的城外定居，往往选择那些分布在商人旅行所经过的河流沿岸、河口或者两条河流的汇合处，这些新的聚居地被正确地称为“外堡”或者“商埠”。现代城市从精神与制度上讲，正是起源于这些外堡，而不是城堡。这些聚居者不得不自己负担自己的防卫与自治，并发展出一整套独立的司法、立法与自治管理体系。

  • 新军事技术的进步让以前临时聚集的骑士军队逐步被专业化的雇佣军与常备军代替，战争规模上升，也变得更加昂贵；相应地，各国君主对军事开支的狂热追逐迫使他们开拓更多的税入

  • 至南北朝时期，一般民众饮食是以咸菜为主，甚至以此待客，一般主食为麦饭，白米则颇为珍贵。

  • 历史无法假设，我们无法知道，如果成吉思汗没有统一蒙古、宋朝没有被征服，中国有没有机会发展出现代经济系统。无论如何，历史踏上了另一条道路。宋朝灭亡之后，元、明、清不乏朝代更迭与经济总量的提升，却并无实质性的技术革命与社会制度变革

第二章 中国奇迹

  • 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在巨额投资成为主要经济增长动力的同时，过剩产能从20%左右跌落至个位数水平。这个过程中，中国经济积极融入全球经济链条，构成中国经济奇迹的逻辑起点。
  • 如果与西欧做对比，在过去的1000年时间里西欧一直在发展，中国则陷于停滞，人均收入几乎没有变化，以至于到1980年时中国落后于西欧的时间达到980年；而从1980年至今的30年间中国人均收入上升了12.5倍，年均增速高达6.5%。到2010年时，中国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欧洲1951年的水平，将中国落后欧洲的时间缩短到只有60年。也就是说，30年时间，中国走过了西欧900多年的历程。
  • 中国奇迹之母是中国社会经济体制的伟大转型，而奇迹之父是全球先进体系的先发发展为中国创造的巨大后发优势。
  • 一个社会能否取得持续的发展，取决于这个社会是否有能力创造出足够多的发展机会，并使其得到实现。自然，发展机会之创造与实现必须以一系列的制度与体制要素为前提。
  • 经济增长必须基于一定的制度基础，其中的核心是社会如何控制暴力、建立稳定的社会经济治理机制以保证和平环境中人类合作关系的扩展
  • 津巴布韦自然是一个极端，但类似的故事在非洲并非仅见。非洲一些国家没有能力建设得到国内广泛支持的政治稳定性，财政纪律紊乱，导致宏观经济环境恶劣，经济组织难以通过系统性地创造与实施发展机会而赢利，即使出现短暂的经济发展，往往也由于政治紊乱或者敌意的经济政策而遭遇破坏，昙花一现。对出口的制度性与政策性敌视令非洲国家的后发优势难以充分发挥，出口增速在2000年之前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这些原因导致了非洲整体经济增速落后于全球，而这一状况直到最近10年才逐渐有所好转。
  • 对美好生活的殷切向往与个人野心，不断鼓励小世界网络中的个体在自己有限且人人不同的“默会知识”[4]的界限之内对未知世界发起试验，勇敢地投身到明日世界的不确定性之中。这种勇敢尝试，以经济流程的意义上讲，其结果是不确定的。只有在事后当事人才能知道自己的试验能否带给自己收益，因为是否带来收益取决于太多当事人无法事先掌控的因素。
  • 一个经济体能否取得持续发展，取决于是否有足够多的个体愿意且能够发起这样的近乎随机的改进型试错尝试；事实上，这也是一个分散化经济体系中取得进步的主要（如果不是唯一的话）途径。
  • 技术发展有其特殊的规律。它大体上有两个来源，一是长年累月的生产实践，二是科学。只依赖于第一个源泉，技术的发展将是缓慢的。当然，科学的进步只是为技术的进步提供了支持，并不必然导致技术进步。只有当行为人能从新技术的发明与采用中获取足够大的利益时，发明和采用才能是大规模的。而这种利益的实现，有两个环节：第一，明确界定权利，保证相关利益归行为人所有，抹平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之间的鸿沟；第二，以市场化或组织化方式，降低采纳此新技术必须支付的巨大交易成本。
  • 幸运的是，对于尚处于生产可能性边界内部的后进经济体而言，发展机会有两个来源：创新与学习。学习并引进一个现存的技术工艺与经济流程，其实施难度与耗费时间，与创新不可同日而语。同时，从一个全球化经济网络的角度来看，后进国家与先发国家更多的不是竞争关系而是合作关系。如此，后进经济体通过与先发经济体的交流，可以在极大程度上丰富自己可供选择的发展机会，并实现赶超式发展。简言之，学习是后进经济体实现发展的主要方式。
  • 一方面，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传统强势工业开始遇到麻烦。到70～80年代，当时势不可当的日本人几乎在一切领域都击败了美国人，包括美国人最为骄傲的汽车业。另一方面，在这样的窘况中，美国仍旧维持其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地位，也一直占据着全球经济与技术的最高点。这主要是由于美国经济体仍旧有能力创造出足够多的发展机会。
  • 发达经济体已在最高技术水平平面运行，要取得增长，就必须有新的创造。鉴于发展中国家在成本方面无可争议的优势，美国保持竞争力的唯一通道，是创造新的行业以及在旧有行业中更快地取得生产率的提升。在许多旧行业不断败亡的同时，新兴行业也不断被创造出来。半导体、个人电脑、生物科技、互联网、物流管理等等，都来自于美国高科技业的奇思妙想，并被美国富有活力的资本市场抚育成长。
  • 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创造新兴行业上具有比较优势。所谓新兴行业，从定义上讲，就是比现有行业技术水平更高的行业。当发展中国家在产业升级链条上奋力攀升之时，美国占据着产业链的最高点，自然具有更大的可能性推陈出新。另外，美国的高等教育系统、劳动力市场、高风险投资系统、金融系统乃至法律产权体系，具备了催生创新、评估创新、调集社会资源予以工业化的成熟能力。
  • 如果说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必须依靠创新，那么，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更大程度上依靠学习。
  • 每个落后经济体陷于贫困陷阱的原因是不同的。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在《贫穷的终结》（2007）一书中大力倡导“临床经济学”。他给出“差异诊断的评估表”，要求具体地评估落后经济体在经济政策、财政框架、地理环境、政府模式、文化障碍、地缘政治等各方面的具体情况，用以诊断阻碍落后经济取得发展的原因。
  • 来自非洲与拉丁美洲的失败案例告诉我们，阻碍发展中经济体取得快速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在于：没有实施外向型经济政策，以至于没有将自身嵌入全球经济分工链条，从而从国外引进发展机会的速率不够。
  • 后发优势是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赶超的关键概念，但需要理解的是，“比较优势”不是一个单数词，而是一个复数词。一个国家不会只有一个由资本/人力密度比所决定的最优比较优势行业，而是有无数个行业，每个行业中有无数个企业。在汪洋大海般的市场中，这些行业、企业可以选择自身的资源配置方案，即使面临该国特定的要素禀赋约束，仍旧享有相当大的决策自由度，通过使用不同的劳动力与资本组合、不同的技术与流程来追求自己个别化的、动态演进的比较优势。每个存活下来的企业都有自己特异独立的比较优势，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不过是所有这些企业、行业的比较优势的加总
  • 比较优势自身不过是自由竞争的市场在无数微观试错过程中，对资源进行动态调整、组合的结果。
  • 中国既有许多制鞋厂，也有很多高端设备制造、生物医药这样的高资本密度公司。在每个行业中、在每个企业面前，哪些机会是应该去冒险尝试的、哪些不应该，所涉及的选择有无限多方案与组合，所涉及的决定成功与失败的碎片化知识只有当事人本人能够掌握。
  • 更加重要的是，探索未来成功机会涉及极大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意味着难以对未来进行概率计算，尤其是涉及创新之时，本质上，行为人面临的是对非各态历经世界的估算问题。试错几乎是唯一的计算手段。
  • 许多在经济增长上乏善可陈的国家，往往以政府深度干预经济、经济组织软预算为特征：过多的资源被锁定在失败的资源配置方案中，充沛的发展机会摆在面前却被忽视、浪费或者没有资源去实现。这种情况下，要想实现经济赶超，往往离不开坚强的政治意志来推行坚定的市场化改革。这恰似1978年之后在中国发生的故事。
  • 50年代末的挫折部分地改变了最高层追求工业化的目标值，但并没有改变中国经济增长依赖重工业化、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的路径。
  • 中国的幸运在于，在改革开放的上半场，以赵紫阳、朱镕基为代表的技术精英秉承坚强的改革政治意志，在制度建设方面完成了大量开创性工作，成功地维持了中国经济的宏观稳定。
  • 1949年之后的中国政府的确与清朝或者明朝的政府有了实质性的区别。新政府依靠列宁式政党的组织力量赢得战争，也以政党作为政府的组织骨架而搭建出行动力强大的政府组织。新中国政府对社会的动员能力、对居民的管理能力超级强大，远超其他后发国家
  • 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政府的运行方式仍旧脱不开极强的个人色彩。不同于传统皇朝，新政府最高领导人的权力不是来自血统，而是来自内部竞争的结果。这种内部竞争自然受制于一系列的边界条件，但离不开个人经历、资历所带来的错综复杂的派系关系所支撑的“实力”
  • 一个领导提拔手下的能力，以及阻碍对手提拔手下的能力，对于建立和巩固他自己的权力至关重要”。这套体制被金克（1993）称为“双向问责制”。换言之，这套体制要求下级官员对上级领导负责，同时上级领导也必须努力在竞争中扩张自己领导的子体系的势力与实力。
  • 双向问责制的一个鲜明特征是激烈的升迁竞争。下级官员的升迁竞争很可能是你死我活、惊心动魄的生死战。其规则与古代社会时代没有根本的区别：要政绩、要人脉、要上面有人，也要运气。古代封建社会依靠科举，而现代社会的官员入口则广得多。不管人品如何，能够营造自己不得不被提拔的势头，才是最重要的。在此过程中，免不了为自己求利、拉拢党羽、为上面的人办差等等套路。没有人是干净的。这个过程不受民间势力制约，只接受上级游戏规则的指挥。俗语谓之：“所谓村干部是打出来的，乡镇干部是喝出来的，县市干部是买出来的，省部干部是生出来的，中央干部是斗出来的。”

 

  • 而真正的制度性建设要得到1992年邓小平再次获得充分的政治能量，支持朱镕基的果敢行动。年龄优势让邓小平成为元老中笑到最后的领导人，而朱镕基的行政才干与果敢精神没有浪费这一次机会。他主导推进的改革中，至少有4项具有基础性、重要性。

    • 第一，现代意义上的财税体制得以建立，中国政府首次有能力对经济活动征收足以支持政府活动的财税收入。
    • 第二，以公司法改革为核心，政府允许民间社会拥有更多的经济自由。
    • 第三，以1995年《银行法》通过为标志，现代意义上的金融货币体制得以建立。
    • 第四，以汇率政策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出口导向型经济道路得以确立。

  • 主要基于以上四项制度性建设，中国经济赢得极佳的宏观稳定性：通货膨胀低，政府赤字少，贸易顺差，国际资本净流入。这样的宏观稳定性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必要基础。

  • 以数目字方式管理的政策指标中，毫无疑问经济增长的权重最大。这很容易理解，对经济增长的追逐符合各级政府的公开利益与私人利益。这种竞争在很多方面起到了推进经济增长的正面作用。

第三章 货币、债务与危机

  •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伊丽莎白女王如是发问：“经济学家为什么没有看到危机来临？”这一发问凸显了理论经济学——不管具有怎样辉煌的形式美——在回答现实重大问题时的失职。要理解中国经济将要遭遇的危机，我们必须理解现代市场经济发生危机的机制，这是本章的主题。
  • 繁荣与危机是现代经济实现增长的固有方式，而其中的核心机制乃是金融体系对资本回报率的风险评估。因此，要理解经济危机，我们必须理解货币与信贷与实体经济运行的关系。
  • 货币以及基于货币的金融运作，构成了现代市场经济最为核心也最为脆弱的部分。
  • 金融危机可以定义为经济风险的大爆发，

第四章 危机叩门中国

  • 幸与不幸，中国从1978年开始的伟大赶超其本质无非是两点：社会经济体制的改革增大了经济自由度，让中国具有了更强大的能力与动力去捕捉与实现发展机会，而人均产出只有同期欧洲1/24的巨大后发优势提供了充沛的发展机会供中国汲取。冷战结束、全球化、改革开放等等因素是中国奇迹背后的力量。
  • 对重庆模式的最权威解释迄今为止来自被称为重庆首席执行官的黄奇帆市长。在黄市长看来，作为内陆城市的重庆要超速赶超沿海地区，必须打造不同的发展路径。
  • 从全局意义上理解重庆模式，重庆经济起飞来自于投资、城市化、出口增长的正反馈循环。
  • 如此，在这一城市管理运作模式中，极限放大债务杠杆率拉动了固定投资增速，积极对外开放提高了产能利用率。投资、城市化、出口增长的正循环，被迅速攀升的债务杠杆率插上了翅膀。
  • 重庆是否有财政赤字只是定义问题，如果将本地支出（3961亿元）与本地收入（2908亿元）之差定义为财政赤字，则重庆2011年的赤字为1053亿元，占GDP比例高达10.5%，只不过这个差额由巨额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埋单。西部省份接受中央转移支付本为常例，比较而言，重庆规模较大：四川财政支出中由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部分占GDP的比例为7%，全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则为1.1%。
  • 另外，重庆本地收入中，税收收入为880亿元，非税收收入为607亿元，土地出让金则高达1309亿元；在税收收入的880亿中，建筑业与房地产业占比高达452亿元。由此可见，重庆财政收入对土地与房地产的依赖度超过60%，称为土地财政毫不为过。相反，赢来喝彩声的大量外企并未贡献太多的税收增长，工商业经营状况也不尽如人意：2011年增值税仅82亿元，不足财政收入的3%，增速也仅为微不足道的5%。高补贴的招商引资模式的代价由此可见一斑。
  • 然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升作用是有前提的。如前所述，投资可以分为两类，有效投资与无效投资。前者指能够合理地将人、机器设备、市场环境等结合在一起，因而可以合理地利用比竞争对手更好的技术水平来正常经营并赢利的投资。
  • 经过上面的分析，中国经济奇迹的全部链条已经完全呈现出来。地方政府对投资的热衷，与国企的软财务约束结合在一起，提供了信贷扩张的兜底机制。插上信贷翅膀的投资大幅扩张，其中的许多并非有效投资，大量的无效投资不仅得到融资支持而成行，也因为继续得到融资支持而令过剩产能拒绝退出。整个投融资体系没有能力识别有效投资与无效资产，过剩产能与债务比例联袂上行，导致资本回报率不断坠落。清偿性制约却被过低的利率与金融监管套利而绕过，房地产市场上也因此出现泡沫式投机需求。
  • 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的核心是投资过多，导致过剩产能堆积。过度投资有其深刻的体制背景，而投资是否过多，不应该以中国人均资本存量与美国资本存量的对比来衡量，而必须看资本是否能够获取合格的资本回报率
  • 房地产企业受益于房价持续攀升，投资回报率高企。然而，土地价格的不断上扬迫使房地产企业将其赢利悉数再投入，以至于现金流远差于利润。以万科为例，虽然历年利润优异，销售额高速增长，所得获利却全部用于以高昂价格增加土地储备，以至于“利润越高、现金流缺口越大”，万科的庞大账面利润只是转化为圈下的大片土地，利润增加并未如常规降低融资需求，反而是加大了对融资的需求。
  • 困难之处在于，所有房地产泡沫都只有在其崩溃之后才能被确认。以日本为例，日本房地产价格在1985年之前已经经历了漫长的上升，幅度巨大，涨幅甚至高于经济增长，但并未酿成金融危机。而只有到1990年房地产价格出现巨幅下跌之后，经济学家才能够得出结论，称房地产泡沫及其崩溃导致了金融危机。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是同样的情况。
  • 房地产市场的特殊之处在于，所有的房地产市场都是地区性市场。温州的房子无法被运输到上海来卖掉。在全国均价水平上，或许无人可以肯定房价泡沫存在，但在许多三四线城市，的确出现了严重的供过于求的问题
  • 本书主要是对问题展开分析，而不涉及政策建议。不过，有一点应该强调。一旦不幸发生金融危机，则有可能出现较大规模的企业破产与银行倒闭风险。对此政府必须区别对待。在可能的情况下，企业破产是无法避免的，必须为企业有序破产提供一定的空间，并借机倒逼做好破产法律框架、对产权的保护、对政府财政的约束、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等制度建设。与此同时，政府应该全力避免银行，尤其是系统重要性银行的倒闭。众多的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以及农村金融服务类机构有可能不能避免被兼并、托管的命运，但大型银行必须得到保全。必要的时候，中国政府必须实施大规模财政赤字政策，并大规模扩张人民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换言之，政府必须全力避免金融危机演变为1929年式的大萧条——内生化货币银行体系提供了避免大萧条的可能性，政府需要善加利用。

 

后记

  • 生命艰难，思考是幸福但却奢侈的事情，要依靠生命中许多认识与不认识之人的善意，一个人才能够有幸去思考一些真正有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