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傅高义 (Ezra.F.Vogel) 著，冯克利 译，《邓小平时代》

导言 这个人和他的使命

• 1979年3月，港英总督麦理浩爵士（Sir Murray MacLehose）飞往北京，就香港问题作出说明。麦理浩通晓汉语，且广受敬重。他事先只被告知将与一位高级官员见面，抵京之後才高兴地获悉，即将与他会面的是刚被任命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邓小平。这次不公开的会见在人民大会堂进行，麦理浩向邓小平谈到香港正面临日益增多的困难。
• 邓小平深知当时的中国是一个烂摊子。在上一个十年开始的时候，大跃进已造成三千多万人死亡；国家仍因文革的混乱而步履蹒跚——在文革中，年轻人被动员起来批判高级干部，依靠毛的支持把他们拉下马，使这个接近十亿人的国家陷入一片混乱。当时占人口总数80%的中国农民人均年收入只有区区40美元，人均粮食产量还不及1957年的水平。
• 毛确实犯了严重的错误，但在邓小平看来，更大的问题是导致这些错误的制度缺陷。政治体系控制到每家每户的做法搞过了头，造成了恐惧和主动精神的丧失；对经济体系的控制也搞过了头，导致的是失去活力的僵化。中国的领导人究竟怎样才能做到既维持国家稳定，又为社会松绑？
• 1978年时，邓小平对於如何做到民富国强并无清晰的蓝图，他承认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并且一再重复这句如今已广为人知的话。不过，他在思考如何开展工作时，确实有一个框架。
• 作为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并不认为自己的任务是提出新思想，他认为自己要负责的是设计和建立新体制这一颠覆性的过程。他要承担最後责任，作出正确判断。他要挑选一个与他共事的核心班子，在引导这个体制的过程中能够与他分担责任；他必须迅速建立起一套组织，使他们能够一起有效地开展工作。他要得到有关国内真实情况和国际形势的最佳信息。
• 虽然邓小平身材矮小，但担任最高领导人的他在房间一露面，就能展现出夺人的气势，自然而然地成为众人瞩目的中心。有不止一位观察家说过，他似乎能给房间带来电流。他在解决重大问题时专注而果断，既有战时军队司令员那种天生的沉着，又有半个世纪里接近权力中心处理重大问题养成的自信。他经历过官场沉浮，在妻子儿女和亲密同事的支持下又东山再起，所以对自己的处境已经泰然自若。
• 如果他不了解某事，他随时乐於承认。
• 最重要的是，由於邓小平从1952年到1966年一直置身於北京的权力中心，他才得以跟毛泽东近距离共事，思考有关中国发展和外交问题的战略。毛把邓小平当作自己潜在的接班人之一，让邓小平参加政治局会议，并在1956年以後与其他五位国家最高官员一起参加政治局常委会。他是筹划和建立以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国有化为特点的社会主义体制的核心人物之一，在西南区的土地改革中也发挥着核心作用。从1959年到1961年，在大跃进失败後的社会主义结构调整中，他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总之，1978年的邓小平，在思考中国最高领导人领导国家的战略方面已积累了50年的经验。
• 邓小平十分聪明，在班级里一向名列前茅，在1920年四川广安县赴法考试中，他是84名过关的学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个。他幼年接受儒家教育时就很优秀，学会了背诵大段的儒家经典。从事地下工作时他学会了不留下任何字迹，只把事情记在脑子里。邓小平不用稿子就能做一个小时条理分明的讲话。毛泽东曾把他称为会走路的百科全书。大事当前，邓小平喜欢独自一人静静思索，考虑他要说什麽，当时机一到，他便能作出清晰、明确的表述。
• 目睹过自己的同志死於战争和党内清洗，邓小平养成了一种强硬的性格。他见过许多朋友变成敌人、敌人成为朋友的事例。他曾三次受到整肃：先是在江西苏区、然後在1966年文革中受到猛烈批判，1976年又一次挨批。邓小平养成了一种刚毅的品格，能够做到不论愤怒还是受挫都不形於色，不让情绪左右自己的决策，而是把它建立在对党和国家需要的认真分析之上。
• 邓小平的同事们知道，他认为统治中国是一件严肃的大事，虽然他可以很风趣，但他在与同事交往时总是一本正经。他对他们的个人生活不感兴趣，也不在乎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是专注於提供大多数人认为中国最为需要的坚强领导，并使他们的共同事业有一种方向感。他头脑清醒，做事有条理，不会反覆无常。众所周知，他只抓大事，具体工作留给别人去做。他不是那种事必躬亲的人。
• 这个人的使命：建设富强的中国。
• 在1978年以前的将近二百年里，中国的其他领袖人物和邓小平一样，一直试图找到一条富民强国的道路。这个与罗马大约同时建立的帝国体制取得了不凡的成就。尽管经历过一些中断和调整，它不但在统治的人口之众、延续时间之长上超过世界上的任何政府，而且创造了一个伟大的文明。在这样偌大的一个国度里，从这头到另一头要花上一个月的时间，因而朝廷官员不可能严密监督每个城镇和乡村执行全国性法规的情况。朝廷发明了令人赞叹的科举制度，择优选出官员，培训他们，并在予以监督的同时也赋予他们很大的地方自主权。
• 在完成这项使命的过程中，邓小平在不同时期扮演了大不相同的角色。1949年以前他是革命家，建国以後他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者。从1967年到1973年的文革期间，他利用下放农村的时间思考改革的必要。1974年和1975年时毛泽东仍然在世，邓被委以整顿国家的职责，这为他後来的工作打下了基础。他在1977年成为改革家，先是在华国锋手下工作，然後在1978年成为最高领导人。
• 邓小平1974年会见一个美国的大学代表团时说：「我没有上过大学，但我一向认为，从我出生那天起，就在上着人生这所大学。它没有毕业的一天，直到去见上帝。」邓小平终其一生都在不断地学习和解决问题。他引导着中国的转型——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使得这个国家和他1978年接手时相比，变得几乎难以辨认。

第1章 革命者、建设者、改革者：1904–1969

• 中国学生大多来自殷实之家，因学业优异而获选留学，都是些想学习现代科技以报效国家的英才。可在法国，他们只能找到连法国工人都不愿干的工作，在重工业、化学工业的工厂和矿山做没有技术含量的苦力活。此外，中国工人最初多半只能当学徒，薪水甚至比普通工人还要低。
• 两个法国学者曾仔细研究过邓小平在法国五年期间的活动，他们说：「在法国，邓小平发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劳工世界、党的组织工作、中国的地位、社会和地区差别以及他的安身立命之本。」法国也影响了邓小平的嗜好，他喜欢喝红酒咖啡，吃乳酪面包。更重要的是，当邓小平在21岁那年离开法国时，他已经成了立场坚定、富有经验的革命领导人，他的自我认同已经与对党和党内同志的认同密不可分。从那时起直到70年後去世，中国共产党始终是邓小平生活的中心。
• 还在莫斯科时，21岁的邓小平就萌生了一些对於一个年轻人而言非同寻常的想法，而且这些想法终生未曾改变。不妨举个例子，他在1926年8月12日的课堂作业中写道：「集中的权力要自上而下地行使。服从上级命令是绝对必要的。允许多少民主，要视周围的环境变化而定。
• 为了避免暴露，邓小平采用各种伪装，练就了他一生都在使用的本领：从不把党内活动记在纸上，从不丢弃可能给其他党员带来麻烦的纸屑。事实上，从此以後，他总是把重要人物的姓名和地址记在脑子里，不留任何字迹。
• 和毛泽东一样，邓小平也认为共产党必须建立农村根据地，等到有足够的实力後再向对手发起挑战。然而中央领导却指责邓小平追随罗明（一名福建籍干部）的失败主义政策，在打击敌军上不够积极主动。在後来所谓邓小平「三起三落」的第一落中，他被撤销了会昌县委书记一职，并和三个同事（毛泽东的胞弟毛泽覃、谢唯俊和古柏）一起受到严厉批评，後被派往外地以示惩罚。
• 邓小平和卓琳育有三女（邓林、邓楠、邓榕）二子（邓朴方和邓质方）。除了邓在危险环境中作战时两人不在一起外，直到五十八年後邓小平去世以前，他们一直共同生活，是中共领导人中比较稳定的家庭之一。邓小平并不亲近自己的父亲，可是他的妻子儿女却是他面对繁重工作压力时的避风港。与家人的亲密关系并没有延伸到政治事务上。邓小平严守党纪，从不把党内高层的议论告诉家人。
• 邓小平在担任处理党内日常工作的主角时，得以亲身观察毛泽东如何判断国家面对的重大问题以及如何作出影响全国的决策。毛虽然在晚年犯下灾难性的错误，但他当时仍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杰出政治领袖。
• 邓小平作为执行者，要比毛泽东这个哲学家、诗人和梦想家更加务实；毛泽东看重邓小平和林彪等人，也是因为他们既能直率地向他说出自己的看法，又很少公开去讲。像党内许多忠诚的干部一样，邓小平很清楚大跃进时的毛泽东不愿听取不同意见，因此他也没有批评毛。此外，他和不少人都认为，毛泽东在内战和统一全国的过程中作出的决策往往都被证明是正确的，所以他们宁愿把怀疑放在一边，一心执行毛的命令。邓小平後来对女儿说，他很後悔自己没有作出更多的努力，阻止毛泽东犯下这些严重错误。
• 对大跃进的普遍不满让毛泽东怒气冲天。例如，刘少奇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指责毛泽东要为大跃进的失败负责，并且拒绝为自己当初的支持承担全部责任。这使毛泽东十分气愤，决心把他除掉。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之後继续和刘少奇一起密切工作，也让毛泽东感到不快。因此当1966年毛泽东整刘少奇时，也把矛头指向邓小平，说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第二号人物」。
• 1967年，毛泽东把邓小平夫妻软禁在中南海（紧邻天安门，是党的高层领导生活和办公的地方）的家中。子女被赶走以後，他们便同外界失去了联系，两年间不知孩子们的下落。他们把时间用於读报、看书和听广播，每天打扫门前的道路。他们的处境比很多挨整的干部要好得多：在中南海里，他们得以免受红卫兵的批斗，并被允许保留自己的厨师和一名警卫，还能够用节余的工资购买必需品。毛泽东既要在邓小平的个人效忠问题上给他点教训，也为日後重新启用他留有余地。
• 邓小平在去江西时已经深信，中国的问题不仅是由於毛泽东的错误，也是由於体制的深层缺陷——是它造就了毛泽东，导致了大跃进和文革的灾难。1949年中共掌权时，作为革命家的邓小平成了建设者，致力於建设新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当他动身去江西时，他已经开始思考中国需要进行哪些改革。此时，他已经在最高层积累了有关党政军各方面工作的不同寻常的深厚经验，熟知所有重大的内政外交问题，这构成了他反思中国如何进行改革的基础。

第2章 从放逐到返京：1969–1974

• 文革对国家、对邓小平本人和家庭的影响让他感到痛心。但是，据在江西最後两年的大多数时间跟父母住在一起的邓榕说：「他没有意气用事，没有情绪消沉，没有放弃哪怕是最後的一线希望。」
• 毛泽东曾经利用他在延安那段被封锁隔绝的时间思考中共夺取政权後全国的整体战略，邓小平也利用了他在江西的时光，思考着他所要进行的改革的大方向。
• 毛泽东无论作为个人还是作为领袖，都是个强势人物：他功高盖世，整起好同志来也毫不留情；他精於权谋，任何人在对他的评价上都很难做到不偏不倚。邓小平的一生与毛泽东难分难解，就更难以做到这一点。
• 甚至在文革期间被毛泽东留用的干部也承认，为了国家的稳定和发展，需要那些文革前任职的干部的强而有力的领导。
• 在罹患癌症的早期，周恩来殚精竭虑，继续想办法让不同背景的人一起工作。在需要个人高超的协调手腕才能应对的形势下，无人能够取得周恩来那样的成就。
• 跟善於抓大放小的邓小平不同，对细节有着惊人把握能力的周恩来是大事小事一起抓。毛泽东一给他活动空间，他便运用自己过人的记忆力，对很多文革中受到迫害的人表达了特别的关照。受迫害者及其家属都万分感激周恩来救了他们的命，减轻了他们的痛苦。
• 一个月後，即1973年1月，江西省委书记白栋材给邓小平带来了这个好消息。2月20日工厂的工人来给邓小平道别後，邓小平与家人乘汽车前往鹰潭，在那儿登上了返京的列车。离开江西时，邓小平说：「我还可以干20年。」确实，一直到19年又8个月以後，邓小平才在党的十四大上退出政治舞台。
• 毛泽东熟谙千百年来中国统治者如何处理继位的问题，并利用了这些知识谋划自己的战略。他的做法是，先不把话说死，对自己的意图给出暗示或信号，静观其变，既维持着自己的大权，又能随时改变主意。从1971年到1972年9月，他把三个有前途的省级年轻干部调到北京在党中央工作：先是华国锋，然後是王洪文和吴德。他在1972年底选中了王洪文作为最有前途的人。王洪文是个年轻力壮的造反派，对毛泽东和共产党忠心耿耿。毛泽东喜欢他是工人出身，又参过军，有大胆泼辣的领导作风。
• 纵观中国历史，皇帝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之後，往往不再理会朝内衮衮诸臣，只跟内宫善於阿谀奉承的太监打交道。
• 1956年以後邓小平成了党的总书记，他和周恩来的关系在党内事务上有时变得很尴尬：周恩来在党内排名上高於邓小平，可是他要向负责党内日常事务的邓小平汇报工作和接受指示。周恩来在文革期间也没有保护邓小平。
• 受到批判的周恩来癌症病情加重。为了做手术他於1974年6月1日住进305医院，之後大多数时候都住在医院一个舒适的套房里，直到1976年1月去世。周恩来很能体谅人，他知道邓小平在1973年底批他是因为有毛的压力。1974年初他已经开始和邓小平密切合作处理外交问题。
• 毛泽东决定派邓小平去纽约，是因为他考虑到周恩来太软弱，不是一个能让他放心的代表。王洪文则不够老练，可能会碰到难题。毛泽东一定要让一个老资格的领导人站在联合国的讲台上。

第3章 在毛泽东手下整顿秩序：1974–1975

• 在毛泽东看来，王洪文和邓小平是个很有前途的组合。王洪文原是造反派头头，对毛泽东感恩戴德，又没有自己独立的权力基础，因此可以认为他将领导中共继续沿着毛泽东的革命道路走下去，忠实於毛本人的路线。邓小平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又有可靠的领导能力，能够领导外交事务和复杂的政府工作。
• 邓小平不可能像解决徐州铁路局的问题那样，对另一些问题付出同样多的精力，但是这个案例鲜明地体现着邓小平克服混乱、为其他地方树立典型的方法：他尽量让毛泽东站在自己这一边；依靠有成功经验的干部；发文件，召开群众大会，利用军队使群众相信文革的政策不会轻易回潮；把阻碍进步的人抓起来，并督促建立新的领导班子。而且，他做起这一切来雷厉风行。
• 1976年10月王洪文作为「四人帮」成员之一被捕後，有人说他是个无能的激进派，既鲁莽又下流，沉溺於锦衣玉食的奢华生活。实际上，王洪文曾作过一系列的努力以承担起主持党的日常工作的职责；有些了解他的人觉得，他并没有参与「四人帮」犯下的罪行。但是北京城里有众多有经验的优秀干部，像王洪文这样一个年轻的新贵，突然之间窜升到更有经验、更能干的干部之上，很难赢得一个高层领导人不可缺少的尊重。
• 毛泽东打算进一步重用邓小平的第一个明确迹象出现在1975年4月18日，这一天他让邓小平陪同他一起会见金日成。他对金日成说：「我不谈政治，由他来跟你谈了。此人叫邓小平。他会打仗，还会反修正主义。红卫兵整过他，现在无事了。那个时候打倒了好几年，现在又起来了，我们要他。」

第5章 在毛时代终结时靠边站：1976

• 从1975年12月到1976年9月短短一年内，中国有四位高层领导人离开了人世。先是康生，秘密警察头子，专替毛泽东做见不得人的事，在他布置下有数百名被控背叛革命的干部遇害；他於1975年12月去世。接着是总理周恩来，他死於1976年1月8日凌晨。然後是朱德，红军缔造者，早期军队领袖；他死於1976年7月。1976年9月，高居万民之上的毛主席撒手人寰。随着这些人的去世和「四人帮」在1976年10月的被捕，一个被奉若神明的革命家只手就能撼动整个国家的时代结束了。
• 尽管如此，「四人帮」的覆灭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一种想通过不断革命和阶级斗争去改造世界的希望的破灭。中国人在这种局势的转折中表现出的兴奋和释然，後来将会变成支持改革开放务实政策的深厚基础。

第6章 在华国锋时期复出：1977–1978

• 华国锋是个「耳聪目明却平淡无奇的人，他的突出特点是谨慎。他对材料掌握得还算充分，但没有表现出丝毫超常的智慧或魅力。华看起来是一个理想的过渡人物，在内政外交领域都不太可能采取不同寻常的举措。⋯⋯我怀疑华缺乏长期主政必不可少的眼光和领导能力，⋯⋯我认为将会出现更有能力的新领导人，⋯⋯单调乏味的华国锋先生在完成他的历史使命之後，将被迫靠边站」。
• 毛泽东位居党政军之首，统治了中国27年，使别人很难向他发起挑战，但他权力的核心一直是个人性的。他的权威不是来自他的官方职位，而是源於他在领导革命取得军事胜利上的非凡成就，源於他对权力纯熟的使用、恢弘的想像以及借助於纪律严明的党和受到控制的宣传工具在人们心中激起的希望和敬畏。
• 华国锋缺少毛泽东和邓小平那种英雄般的革命经历、宏大的历史眼光、解决问题的稳健意识以及他们的沉着与自信。
• 在1949年中共掌权之前，毛泽东和他的同事已经花了20多年时间筹划掌权之後应该做什麽，华国锋却几乎没有准备的时间。过去白手起家建国和制定政策的革命家有宽广的视野，为华国锋和他这一代人所不能及，因为他们的成长过程是学习如何贯彻而不是制定大政方针。华国锋在1976年1月突然得到提拔，取代王洪文成为接毛泽东班的第一候选人之前，他对担任最高领导人毫无准备。即便是在1976年1月成为代总理之後，他也一直忙於应付一些紧迫的问题——周恩来逝世、天安门事件、毛泽东之死、逮捕「四人帮」，几乎无暇考虑重大的战略问题。
• 安排邓小平复出：1976年10月–1977年4月
• 邓小平知道中国亟须提高普通民众的文化和科学知识水平，但他关注的是更高的目标：能够取得科学突破，推动工业、农业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研究。在他看来，「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 邓小平不断会见获诺贝尔奖的美国华裔科学家李政道、杨振宁和丁肇中。提问的焦点始终如一：中国能为提高自身的科学水平做些什麽？邓小平对科学在中国的复兴中所起的作用持有一种近乎着魔的信念，并因此批准了一些相关项目。有人问过他，中国的现代化努力刚刚开始，为什麽要花那麽多钱搞离子加速器？他说，为了促进中国科学的发展，必须向前看。

第7章 三个转折点: 1978

• 当年毛泽东谋划点燃中国革命时，曾写下着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与此相对应，胡耀邦说，邓小平的东北之行（1978年9月13日至19日）也点燃了将使中国发生巨变的星星之火，而这些变化就反映在当年秋天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或许他还应再加上一句，这些变化也包括邓小平登上头号领导人的位置。邓小平自己後来回忆说，他去各地为改革开放计划「点燃星星之火」有三个重要时刻。第一次是1977年11月在广州，他与叶剑英接见解放军和地方干部时，让他们搞活广东经济。第二次是1978年2月出访缅甸和尼泊尔时在四川停留，当时他与赵紫阳见面，讨论了农村和城市改革问题（在四川时，他曾嘲笑那些说农民养三只鸭子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的人。邓小平说，这种抱着僵化教条不放的人应该开开窍，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第三次便是这次他出席北韩劳动党建党30周年庆典後归途中的东北之行。
• 就像他过去多次讲过的那样，他再次建议首先看大局，然後再想局部；先讲大道理，再讲小道理。他说，在吸收外国投资和技术之前，首先需要国内的稳定。国家只有稳定了，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因此至关重要的是，要避免让群众和外界产生中国存在权力斗争的印象。
• 邓小平在讲话中并没有提出新的政策，因为他既没有时间，也没有人手作这样的准备。他向齐聚一堂的中共领导干部概述了他在新时代的思路。讲话反映着他对自己当时苦苦思索的一些大问题的想法：如何鼓励新思想，同时尽量减少保守派干部的抵制；如何既尊重毛泽东，又要摆脱他的路线；如何既保持乐观，又要避免以後的失望；如何既维护稳定，又开放经济；如何既给予地方干部灵活空间，又能维护国家的发展重点。
• 在12月13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邓小平一开口就直奔主题：「今天我主要讲一个问题，就是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 邓小平充满自信，做事坚决果断，稳健踏实，因此他们害怕邓有可能变得跟他的导师毛泽东一样。於是他们决定不给他全部头衔，并在他和另一个旗鼓相当的人——陈云——之间维持权力平衡。给邓小平实际权力，却不给他正式的名衔，这种奇怪的安排能够运转，是因为大家都明白内情，也因为邓小平本人更感兴趣的是实权，而不是名衔。他愿意在没有正式名分的条件下接过工作，不要求公开张扬。
• 在1979年，用西方的话来说，华国锋是个不能当家的软弱的董事会主席，但他仍有一些支持者，他们的观点也不能轻视。邓小平当时还没有成为高居於华国锋之上的头号领导人，他尚未配备好自己的团队和自己的统治架构。但是邓小平有权有势，又具备削弱华国锋权力基础的政治技巧。
• 当三中全会上开始提升邓小平的权力时，离天安门数百米远的地方，示威者们正在往墙上贴大字报，他们直接或间接地支持邓小平，批判林彪和「四人帮」；有些人甚至大胆抨击毛泽东本人。没过多久，一些大字报甚至开始批评中共和邓小平。这些大字报不只让邓小平头痛，还迫使他处理一个在他担任头号领导人期间始终纠缠着他的问题：应当允许多大程度的自由？党和政府应当以何种尺度和方式为异见的公开表达划定界线？

第8章 为自由设限：1978–1979

• 文化大革命其实是一场「反文化的革命」，它攻击了旧文化，却并没有创造出新文化

第9章 苏联和越南的威胁：1978-1979

• 外交一向是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核心工作。
• 毛泽东会见外国人时散发着帝王般的自信，谈论哲学、历史和文学，纵论天下大势。周恩来在国内外会见外宾时，则表现得博学而儒雅，他态度亲切，体贴入微，对客人照顾得十分周到。他既谈大事，也愿意讨论细节。
• 但是1920年他去法国时曾在新加坡停留过两天，这让他对新加坡在其後五十八年间所取得的进步大为惊叹，因为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仍在贫困中挣扎。邓小平当时尚未决定在中国实行什麽政策，但新加坡使他更加坚信中国需要进行根本性的变革。邓小平曾感慨道：「如果我只管上海，我也许能让它迅速改变面貌，可是我得管整个中国。」

第10章 向日本开放：1978

• 邓小平於1978年10月19日抵达日本，当时他尚未成为中国头号领导人，但已被当作中国的代言人看待。邓小平在日本的行程安排得很满。作为一个对纪律严明深信不疑的前司令员，他对於东道主为其行程所作的精心安排，不可能不留下深刻印象。他们就像日本工厂里的质量控制工程师一样，对细节的关注无微不至。
• 邓小平对他的东道主说，他来日本有三个目的：一是互换和平友好条约的批准文件，二是向几十年来致力於改善中日关系的日本友人表达中方的感谢，三是像徐福一样来寻找「仙草」。日本人听後都笑了起来，因为他们都很熟悉徐福的故事。传说中，两千两百多年前秦始皇曾派他东渡扶桑，寻找能使人长生不老的仙草。邓小平又说，他所说的仙草，其实是指如何实现现代化的秘密。他说，他要来学习现代技术和管理。日本国会下院议长保利茂随後善意而风趣地说，最好的仙草就是良好的日中关系。
• 在参观日本的现代化工厂时，邓小平意识到好的技术需要有效的管理，而出色的管理又同整个国家的制度联系在一起。他表示有兴趣学习日本的经验，即它如何从二战时期的政府指令性封闭经济向1950年代以来更开放和有活力的经济转型。
• 日本广播公司（NHK）全程报道了邓小平参观工厂的经过，展示了一个精力充沛、观察力敏锐而又自信的邓小平。他充满好奇和热情，但并没有对他看到的日本新技术一味说奉承话。如果过於谦恭的话，他可能会受到「崇洋媚外」的指责，因此他得把握好分寸。在邓访日之後，中国的小学生被教导说，当记者问邓小平对新干线列车有什麽看法时，他给出了完美的回答：只是简单地说了一句「快，真快！」——他既承认外国技术的价值，又没有伤害中国人的自尊。

第11章 向美国敞开大门：1978–1979

• 六个星期之後，邓小平和妻子卓琳、伍德科克和妻子莎朗以及邓小平的随行人员登上了飞往美国的波音707飞机。随行人员说，在这次长途飞行的大部分时间，邓小平处於清醒和警觉的状态，他既不阅读也不说话，只是沉思默想。从某种角度说，邓小平一定感到极其愉快，他不但成功地与美国建交，而且从个人角度来看，他在第三次被撤职後又重新成为中国的头号领导人，而且即将成为第一位作为美国国宾的中共领导人。
• 万斯在这份13页的备忘录中说，邓小平是一个「非凡人物——急躁、好胜、自信、坦率、直接、强硬、头脑精明」。
• 布热津斯基说，卡特要与中国恢复邦交时，遇到过美国国内亲台湾的游说团体的麻烦，他问邓小平是否在国内也有类似的麻烦。邓小平敏捷地答道：「我也有啊，台湾的1,700万中国人就反对。」
• 卡特对邓小平的描述是：「聪明、强硬、机智、坦率、勇敢、有风度、自信且友好。
• 邓小平访美对中国的作用，甚至比对美国的影响更大。邓小平的访问改变了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而在中国，他的访问使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未来观发生了一系列的巨变。邓小平访美使中国民众了解了现代生活方式，其作用甚至大於他对日本和东南亚的访问。中国电视上每天播出的新闻和邓小平访美期间制作的纪录片，展现了美国生活十分正面的形象——不仅是美国的工厂、交通和通讯，还有住着新式住宅、拥有各种现代家俱和穿着时髦的美国家庭。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被呈现给中国人，让他们趋之若鹜。

第12章 组建领导班子：1979–1980

• 邓小平在黄山的住处也有记者在迎候，他对记者们说：「黄山这一课，证明我完全合格。」
• 北京一些政治嗅觉灵敏的干部认为，邓小平登黄山，就像毛泽东着名的游长江一样，他要让人们看到一个健康的领导人，准备在国内政坛上大干一场。不过，毛泽东1966年7月畅游长江，是针对当时人们担心73岁的主席的健康而刻意安排的，且被中国的宣传报道过度渲染，精明的读者很难相信，年迈的毛泽东能够像宣传中所说的那样创下游泳速度的世界纪录。而邓小平登黄山则被当作一件平常事来看待，它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他身体非常健康，要精力充沛地做一些事情。
• 比邓小平小十到二十岁的那一代人几乎都没有上过大学，但邓小平选定的高层政治领导是尊重教育并能在工作中自我教育的人。邓小平为他的班子选出了三个他认为适合、并相信有能力领导中国现代化的干部：胡耀邦（1915年生）、赵紫阳（1919年生）和万里（1916年生）。胡耀邦已证明他能领导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赵紫阳在四川开展了很有前途的企业重组试验。
• 万里对铁路秩序进行过成功的整顿。这三人又能提携那些了解中国在现代科技和工程领域所需的年轻干部，领导他们实行管理创新。

第13章 邓小平的治国术

• 邓小平无法忍受令毛泽东感到陶醉的个人崇拜。与毛时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公共建筑里基本不摆放邓小平塑像，人们家中也几乎见不到悬挂他的画像。很少有歌颂他成就的歌曲和戏剧。他也从未担任过党的主席或总理。
• 如果说毛泽东像一个高居云端的皇帝，博通文史、签发诏令，那麽邓小平更像是一个总司令，审慎考察着自己的作战计划是否得到正确部署和落实。
• 邓小平的作息很有规律。他八点用早餐，九点到办公室。妻子卓琳和秘书王瑞林为他准备好要阅读的材料，包括大约15份报纸、从外国媒体翻译的参考资料、一大堆来自各部委和各省党委书记的报告、新华社搜集的内部报道以及送交他批准的文件草稿。为了解最新动向，邓小平主要依靠书记处和中共中央办公厅整理的情况汇总。邓小平阅读时不做笔记。文件在上午十点前送达他的办公室，他当天就会批覆。他不在办公室留下纸片，那里总是乾净整洁。
• 在上午三个小时的阅读时间里，邓小平很少会客，但中间他会花20到30分钟到院子里散步。在家用过午饭後，他一般会继续看材料，有时会让干部来家中见面。如有重要外宾来访，他会到人民大会堂的某个房间会见他们，有时也与他们一起用餐。
• 邓小平自早年起就享有一种声誉——他善於区分大事小事，将精力集中在能给中国带来最大变化的事情上：制定长期战略、评价可能决定长期目标成败的政策、争取下级干部和群众的支持、宣传能体现他想实行的政策的典型。在一些重要但复杂的领域，例如经济或科技领域，邓小平依靠其他人去思考战略，然後向他说明不同的选择，最後由他拍板。在另一些问题上，例如国防、与重要国家的关系和高层干部的选拔，邓小平会花更多时间摸清情况以便亲自制定战略。
• 邓小平晚年时尤其注意保存体力，而会见外人时，人们则看到他机警、活泼，甚至热烈。
• 邓小平的家人觉得他亲切宽厚、言谈风趣，但在家人之外，他不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同事和其他人都对他敬重有加，却不像对胡耀邦，或当年对周恩来那样爱戴他。他们知道，在紧要关头，邓小平会做他认为最有利於国家的事，而未必考虑这样做是否有利於自己的手下人。实际上，有些人觉得与周恩来和胡耀邦相比，邓小平待人就像对待工具，视其是否有用。邓小平16岁离开家乡後再没有回去过，他以此清楚地表明，他要报效的是整个国家，而不是任何地域、派别或朋友。与毛泽东不同，他既不心机复杂，也不怀恨报复，尽管也有极少的例外。下属认为他是一个严厉、急切、要求高但讲道理的监工，他们怀着敬畏与他保持距离。他是献身於事业的同志，不是可以违背组织需要的仗义朋友。毛泽东性情多变，而邓小平作为最高领导人则行为一贯、治国方式始终如一。
• 根据长远目标作出短期决策。邓小平在1978年成为头号领导人时已经70多岁了。他经历过无数变故，他领导的国家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他自然会对国力的盛衰持一种长远眼光。邓小平上台後，不必面对短期选举，因此他能着眼於长远目标，例如从1980年到2000年让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或在21世纪中叶使中国成为小康社会。他也能为香港和台湾提供回归之後实行一国两制、至少50年不变的政策。在考虑制定年度或五年计划时，邓小平也把它们放在长期目标的视野之内。
• 邓小平确实用很多时间分析自己的决定的潜在後果，但在重大问题上，他往往愿意在摸清全部事实之前就大胆推进。
• 他的「猫论」——「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就是一种很有创意的方式，它为减少毛泽东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赢得了广泛支持，它意味着干实事要比遵循某种意识形态更重要。如果他直接说「意识形态不重要」，将会引起极大争议，而他的「猫论」会让人听後付之一笑。
• 说到底，民主集中制要求每个人必须加入合唱，表态支持具体的政策。对於他们认为适当的政策，他们会给予认可，因为跟得不紧有可能吃亏。在邓小平看来，成功的领导人不仅要决定正确的长期战略方向，还应当知道如何去营造「气氛」，如何选准时机采取大胆的步骤，在干部群众都愿意支持时迅速采取行动。

第14章 广东和福建的试验：1979–1984

• 习仲勳及其同事根据谷牧的建议提出，允许广东全省实行特殊政策，使其能够采取灵活措施，吸引生产出口商品所必需的外资、技术和管理方式。国家为工厂提供必要的土地、运输设备、电力和劳动力，提供外国人所需的饭店、餐厅、住房和其他设施。北京中央政府支持广东和福建两省，除了一般工作外，集中精力抓好广东的三个经济特区（毗邻香港的深圳，与澳门接壤的珠海和广东东北部沿海地区的汕头）和福建的一个经济特区（厦门）。
• 对於香港的工厂主来说，中国的开放可谓恰逢其时：由於香港劳动力短缺，工资和成本上升，他们已经开始在国际市场失去竞争力。而边境另一边低成本的劳动力，不但能够挽救香港服装厂、玩具厂和电子元件厂的厂主，还可以为他们提供广阔的机会。
• 在整个1980年代，广东的变化步调一直领先於全国其他地方，激励着中国各地的干部继续尝试现代化的新路径。邓小平很好地利用了广东，把它作为全国其他地方仿效的标杆。1992年邓小平退休前所作的最後一次政治姿态，也是回到广东，向人们作出保证：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的南大门将继续保持开放。

第15章 经济调整和农村改革：1978–1982

• 邓的小儿子邓质方曾对一个美国熟人说：「我父亲认为戈巴卓夫是个傻瓜。」在邓小平看来，戈巴卓夫从政治体制改革入手，分明是误入歧途，因为「他将失去解决经济问题的权力。经济问题解决不了，人民会把他撤职的」。
• 和华国锋一样，邓小平内心里属於希望看到快速进步的建设派。他喜欢项目管理者，因为他们能在逆境中完成重大项目，让人看到切实的进步。对细致的计算没有多少耐心的邓小平认为，平衡派虽然必要，却很烦人。

第16章 加快经济发展和开放：1982–1989

• 尽管邓小平避免与陈云公开闹翻，但在华国锋失势後，邓在政治斗争中已经不需要陈云的合作，因而他开始加大推动现代化和经济扩张的力度。有一次，邓小平含蓄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实际增长率与计划增长率相差那麽大，这是不是有用？陈云则回答说，生产超过计划目标没有问题。事实上，在陈云看来，制定比较低的目标而後超越，比制定高目标要好。因为下面的干部正干劲十足，如果目标定得太高，他们会冲劲过大，超过经济能够承受的限度。结果会造成供应短缺和通货膨胀，很快就会导致混乱，并使增长受阻。
• 1982年12月上海全国人大代表团去陈云在上海的冬季寓所看望他时，他用黄克诚的一个比喻来说明自己的观点：「〔经济〕就好比一只鸟，鸟不能揑在手里，揑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对於那些想使经济更加开放、更快增长的人来说，陈云这种「鸟笼经济学」成了阻碍市场发展的过时思维的象徵。
• 当时首当其冲的大问题是，如何在维持中国经济运行的同时，使它转向更加开放、更少管制的体制。世行报告建议中国要更加注重利用价格，从价格入手促进更有效的投资决策，推进更灵活的对外贸易。它还建议让国内人口更加自由地流动，使劳动力的使用变得更有效率。但是它也主张价格变动和其他改革都不宜操之过急。
• 应邓小平请求，1984年世行再度派出人员齐备的代表团前往中国，仍由林重庚带队。依据中方合作者、世行人员及相关顾问的研究，世行於1985年发布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对制定「七五」计划（1986年–1990年）起了重要作用。它的结论是，20年内翻两番的目标是可行的。这无疑让邓小平感到放心。报告认为，中国通过重点抓工业生产，或者通过促进包括服务业在内的各部门平衡发展，都有望实现这一目标。中国选择了以工业作为重点的道路。
• 邓小平的做法是步步推进，不搞「大爆炸」（big bang，亦称「休克疗法」）式的一步到位。俄罗斯在1991年後听从了某些经济学家的建议，以「大爆炸」的方式迅速开放市场。与之相反，邓小平根据世行推荐的专家建议，接受了突然开放市场将导致混乱的观点。很多把制度视为理所当然的西方经济学家所不理解的事，他却深谙其中的道理：要建立全国性的制度，并为之配备能够适应当地文化与环境的体制、规章、法律和训练有素的人员，这是一项费时而又至关重要的工作。中国缺少必要的经验、规章、精明的企业家或私人资本，不可能突然转向市场经济。

第17章 一国两制：台湾、香港和西藏

• 邓小平经常说，他希望自己能活着看到香港回归，但是他在1997年2月19日去世，当时距中国恢复行使主权仅差几个月。如果他能活到1997年6月30日，他无疑会为自己在创立「一国两制」政策中所起的作用感到自豪。一国两制使香港重新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尽管它保留了另一种制度。邓小平也会同意钱其琛外长对那一天的描述：「主权交接仪式的一整天都在下雨，但是我相信普天下所有中国人都会觉得，这是为中国人洗刷耻辱的一场雨。」

第19章 政治的潮起潮落

• 1980年8月18日，一位中国公民对中共干部作出了严词批评，堪称邓小平时代最辛辣、最全面的批评之一。他指责他们「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陈规，机构臃肿，人浮於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这位公民是谁？邓小平。他和毛泽东一样，也希望确保中共干部能一如既往地得到人民的支持。

第22章 站稳脚跟：1989–1992

• 邓小平说，麻烦在於一些坏人混在学生和围观的群众中间，他们的最终目的是推翻共产党，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成为西方的附庸。邓小平问道：「以後我们怎麽办？我说，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
• 全会还正式批准了高层的人事变动。赵紫阳被免去一切职务，任命江泽民为党的总书记，宋平和李瑞环得到提拔，与江泽民、李鹏和乔石共同组成了政治局常委会。新的领导班子表示，要继续沿着邓小平及其同事开辟的道路前进。
• 邓小平还指示他的接班人如何应付西方仍在继续的制裁和可能的指责。他说：「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
• 在天安门悲剧之後的困难时期和苏联解体的时期，邓小平不断重复着一句口头禅：「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有所作为。

第23章 邓小平时代的终曲——南巡：1992

• 在20世纪後几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的不断革命断送了它的许多英雄。邓小平本人就经历过三起三落，但他在晚年要比任何一位同侪更幸运，他们中间的很多人结局凄惨甚至是悲剧。1976年「四五」示威之後，毛泽东在生前最後几个月所面对的现实是，北京的老百姓抛弃了他的文化大革命和阶级斗争，他们更喜欢周恩来的四个现代化。周恩来在去世前知道自己仍然受到毛泽东和他为之奉献了一生的党的批评。刘少奇在「文革」中受到批判，因得不到适当治疗在软禁中死去。胡耀邦被无情罢免後，最後两年受到与他共过事的领导人的冷落。赵紫阳在监禁中去世，生前官方对他闭口不谈，只允许他接待寥寥几个经过选择的客人。华国锋靠边站後受到羞辱。叶帅愉快地退了休，在他所熟悉的家乡安享晚年，但他对北京的变化已不再感到很舒心。
• 邓小平曾说，他要让人们记住一个真实的他。他希望人们好好地记住他，但不想让人们像吹捧毛泽东那样为他大唱赞歌。毛主席自视为功高盖世的皇帝，邓小平则从不自视为「天子」。他只想让人们记住他是一个凡人，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 邓小平最後一次公开露面是1994年春节。此後他的健康状况恶化，再也没有力气参加会议了。他於1997年2月19日午夜後去世，享年92岁，死因是帕金逊综合症和肺部感染。他要求自己的葬礼简单朴素。

第24章 转型的中国

• 邓小平於1992年退出政治舞台时，完成了一项过去150年里中国所有领导人都没有完成的使命：他和他的同事找到了一条富民强国的道路。在达成这个目标的过程中，邓小平也引领了中国的根本转型，不论在它与世界的关系方面，还是它本身的治理结构和社会方面。在邓小平领导下出现的这种结构性转变，确实可以称为自两千多年前汉帝国形成以来，中国最根本的变化。
• 邓小平於1977年恢复的统一高考制度，并不是专门为选拔干部而设，而是一种为各行各业的大机构选拔最有才华的年轻人的制度。但是，所有被选为干部的人，都要首先在各级教育考试中证明自己。
• 有意思的是，邓小平时代开始的开放性的流动，与毛泽东那种为社会设置重重障碍的所谓革命相比，对社会结构产生了更加深远的革命性影响。从以农村为主的社会向以城市为主的社会的过渡以及共同的国家文化的传播，是中国自公元前221年统一以来发生的最根本的社会变化之一。
• 就像俗话所说，毛泽东时代是一切「向前看」，邓小平时代则是一切「向钱看」。
• 1991年8月，听到苏联领导人亚纳耶夫（Gennady Yanayev）对戈巴卓夫发动政变的消息後，王震给党中央发电报，提出中国应当表示支持亚纳耶夫的政变，邓小平回答说：「韬光养晦，绝不当头，有所作为。」在邓小平看来，中国不应插手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
• 从2010到2011年，经过几个月的争论——其中一些中国领导人主张更多采取攻势，这场讨论以赞成中国继续与各国保持和谐友好的关系而收场。人们无法预见中国未来的领导人将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假如邓小平还活着，他一定会说：中国绝不应当称霸，绝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应当与各国保持和睦关系，集中精力搞好国内的和平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