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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讲话实录（会谈卷、会议卷、演讲卷） 作者: 《邓小平讲话实录》编写组 出版社: 红旗出版社 出版年: 2018-6 第一部分 与外国首脑会谈录 邓小平在谈话中指出:“中国的经验第一条就是自力更生为主。”自力更生为主的经验，是对我国三十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最深刻的总结。 邓小平在会见时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绩也会失掉。” 邓小平在1985年5月20日同陈鼓应教授的谈话中也曾指出：“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这不行。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 中苏两国关系从合作到恶化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邓小平认为，讲清历史问题可能对解决和弄清“开辟未来”的某些概念有好处，所以在他与戈尔巴乔夫会见时，他特别谈到了这个问题：“从鸦片战争起，中国由于清王朝的腐败，受列强侵略奴役，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欺负中国的列强，总共大概是十几个，第一名是英国，比英国更早，强租中国领土澳门的，是葡萄牙。从中国得利最大的，则是两个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沙俄，在一定时期一定问题上也包括苏联。 邓小平表示，要采取一个行动，向苏联传递信息，争取中苏关系有一个大的改善。但是中苏关系的改善必须是有原则的，条件是苏联要解决“三大障碍”，即从中苏边境地区和蒙古撤军；从阿富汗撤军；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邓小平指出，在改善关系时，要将现实问题置于首位，要将重点从意识形态争论转向国家利益的考虑。 在邓小平看来，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 邓小平说：“列宁之所以是一个真正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在于他不是从书本里，而是从实际、逻辑、哲学思想、共产主义理想上找到革命道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干成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国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并不是在马克思、列宁的书本里寻求在落后的中国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途径。马克思能预料到在一个落后的俄国会实现十月革命吗？列宁能预料到中国会用农村包围城市夺取胜利吗？” 道理很简单：中国人这么多，底子这么薄，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什么事也干不成。稳定压倒一切。我不说西方国家的政府，但至少西方有一些人要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只能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感，使中国人奋发图强。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 邓小平说：“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有前提的，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发展经济要有一个稳定的局势，中国搞建设不能乱。今天来一个示威，明天来一个大鸣大放大字报，就没有精力搞建设。” “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中国动乱，那将是个什么局面？现在要是中国乱起来，就决不只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问题。那时还有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领导人的威信，说是‘全面内战’，到底不是大打，真正的内战并没有出现。”邓小平认为，“现在就不同了，如果再乱，乱到党不起作用了，国家权力不起作用了，这一派抓一部分军队，那一派抓一部分军队，就是个内战的局面。一些所谓民主斗士只要一拿到权力，他们之间就会打起来。一打内战就是血流成河，还谈何‘人权’？一打内战就是各霸一方，生产衰落，交通中断，难民不是百万、千万而是成亿地往外面跑，首先受影响的是现在世界上最有希望的亚太地区。这就会是世界性的灾难。” 第二部分 与记者访谈录 面对两国朋友,邓小平诚恳地分享了新中国的建设经验：“过去我们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把指标定得太高了。我们从农民身上拿走过多粮食，伤了农民的元气。搞加快工业化，伤害了基础。事实提醒了我们，于是我们搞了三年的调整。今后，在农业方面，我们要做些扎实的工作。” 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像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孩子，在黑暗中独自摸索着成长。邓小平的这段话，说的是中国刚刚经历的一场前所未有的浩劫。 在战后的世界，和平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在邓小平看来，中日两国的和平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更是和整个世界“和平”的主旋律相契合。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后，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国领导人一直致力于中日邦交的正常化。围棋外交、兰花外交、乒乓外交、芭蕾外交，一系列外交活动逐渐融化了中日关系的坚冰，直至田中首相访华而《中日联合声明》发表。 事实上，中日就《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进行得相当艰难，直到国际局势和中日两国国内形势发生了变化后，谈判才出现了转机。1978年，中日两国的《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才得以成功，反霸权主义的条款亦赫然在上。中国用自己的耐心和坚持，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毛主席有些评论，说《水浒》好就好在暴露了投降派。宋江同高俅的斗争实际上是地主阶级内部的斗争，但《水浒》中有革命派，宋江混进去篡夺了领导权，使农民运动走向投降的道路。《水浒》好就好在这里。金圣叹做了一件坏事，把一百二十回改为七十一回，把暴露宋江投降的一些情节去掉了。所以，如真正了解作者的思想，暴露宋江，应该恢复一百二十回或一百回。 邓小平为此感慨地说：“但单是大寨的经验也是不够的，主要学大寨的精神，学大寨的科学态度。既然学它的科学态度，就是要因地制宜。中国这么大，每个省的情况都不同，一个省那么大，各个地区也不同。我们搞农业，主张每个地区独立思考，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搞农业机械化，这个地区的机械同那个地区的机械不同，有它的地区特点，不然就不适用。所以，现在讲解决农业机械化问题同过去的概念不同。 我们引进先进技术，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至于怎么能发展得多一点、好一点、快一点、省一点，这更不违背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 不合适的就要改，合适的就要拿来用，这是邓小平一贯的务实风格。所以当诺瓦克问中国是否采用南斯拉夫工人自治的形式时，邓小平回答说：“国与国的情况有很多不一样，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发展体制。当然，我们要研究他们的经验，但是不能简单地吸收别人的经验，要根据自己的条件来决定。根本的一点，是要承认自己落后，承认现在很多方法不对头，需要改，要承认这一点，并且找出适当的方法。” 邓小平向罗德里克介绍了中国的领导经验：“**我们强调集体领导，是鉴于国际的经验和我们自己的经验。延安的经验是很好的，那时是集体领导。集体领导并不排除某一个主要领导人的特殊作用，毛主席就是这样突出的典型。**毛主席是非常尊重集体领导的，当然后来有某些缺点。 采访开始没多久，法拉奇便抛出一个令全场气氛凝重的问题：“我有一句话，希望您听了不要生气，这不是我说的，西方有人说您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法拉奇把话题转移到邓小平“两次遭贬”以及受迫害的历史上来：“邓先生，我确实感到困惑，因为一方面您谴责他(指毛主席)，另一方面您又维护他。而且，在他的批准下，您曾经两次被贬下台。” 邓小平指着法拉奇的笔说：“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没有。” 会见那天，查良镛郑重其事，西装革履，与妻子儿女一起，在有关同志的陪同下，来到了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彼时，邓小平已在福建厅门口迎接。一见查良镛，邓小平立即上前，握住他的手，热情地说：“欢迎查先生。我们已是老朋友了。你的小说我读过，我这是第三次重出江湖啊！你书中的主角大多历经磨难才成大事，这是人生规律。” 中国正在进行的全面经济改革。这场改革是对马克思主义教条派的挑战，是对十亿中国人的生产力的一次解放。有鉴于邓小平给中国带来了如此巨大的变革，这位中国领导人成为了《时代周刊》1985年度的新闻人物。 华莱士似乎不太明白邓小平为什么要坚持中国统一，他继续追问：“台湾有什么必要同大陆统一？” 邓小平以极大的耐心，从三个方面阐明了实现中国统一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一是民族感情问题。凡是炎黄子孙都希望中国统一；二是只要台湾不同大陆统一，说不定哪一天台湾就有可能被别的国家夺去；三是我们采取“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这对台湾人民没有损失。虽然海峡两岸经济状况有差距，但是，这是暂时的，就发展趋势和整体力量来说，大陆比台湾强得多。 华莱士又问：“现在中国领导提出致富光荣的口号，资本主义国家很多人对此感到意外，这个口号同共产主义有什么关系？” 邓小平听完提问后，喝了一口茶，然后含蓄地批评了“文革”时期“宁要穷的共产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的错误。他指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大力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为进入共产主义创造条件。因此，“致富”不是罪过，我们讲的“致富”，是指共同富裕，不会产生两极分化，与资本主义不同。 参加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939年7月3日～8月25日） 会议在8月25日结束，其后邓小平便与当时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工作的卓琳结了婚。邓小平和卓琳是由保安处的邓发介绍的，邓小平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洋溢着青春的女孩。那时卓琳23岁，还没有结婚的打算，可邓小平的诚恳打动了她。于是，他们很快恋爱结婚了。 1939年9月，邓小平带着卓琳离开了延安，回到了一二九师。他带着他的信念和新婚的喜悦，开始了他新的战斗历程。 参加八路军一二九师全师模范宣传队初赛会（1941年5月15日） 邓小平分析敌人文化侵略的阴谋，在于敌人文化侵略的方法是多样的，其特点是善于迎合落后群众与农民的心理，善于以数量掩盖其质量上的（即政治上的）基本弱点，善于不厌其烦地重复宣传某几个中心口号，善于利用时机，抓住某些具体问题来进行欺骗宣传。我们应足够估计其危险性和毒辣性，与敌展开激烈的思想战是今天的严重任务。 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1949年8月4日） 在这艰苦的准备中，最让邓小平感动的，莫过于群众的支援。他说：“有的游击区我们过去有过工作，有些地方过去没有过，但人民都一致支援我们。掘渠翻坝有一半是人民的劳作。在渡江准备的过程里，我们集结主要兵力在芜湖至安庆这个地方，所需粮食一亿五千万斤，其中80%是沿江的人民拿出来的。他们把家里的粮食尽量拿出来，并且表示只要渡江，饿着肚子也不要紧。为解决烧柴困难，人民甚至无怨言地拆房子给我们当柴烧。其他的战勤工作都很繁重，如修路、运粮、找船工。船工一半来自民间，一半是临时训练的战士。江南地下党、游击队配合了渡江作战。我们曾开过江去一支部队，埋伏了10天，敌人还不知道。” 参加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1950年5月16日） 社会秩序的巩固稍微复杂一点。**新中国的建立，不是简单地换了个朝代，更重要的是，要换一种新的思想。**于是政府开始有组织地对工人、学生、青年、妇女及其他群众开展政治学习运动，让这些深处内陆的人们了解到新的思想，学会用新的观念来看待新的中国。 主持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1981年6月27～29日） 邓小平认为中心的意思应该有三条： 第一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 第二是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进行公正的评价； 第三是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作个基本的总结。 主持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82年9月1～11日） 邓小平的开幕词第一次创造性地提出了“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通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精彩的开幕词拉开了中共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序幕，也为中国今后的发展指明了道路。 出席《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签字仪式（1984年12月19日） 1984年12月19日下午17时30分，中国政府和英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由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大厅正式签字。邓小平出席了签字仪式。 1898年6月，英国又以租借为名，与清政府签订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就此取得了新界，为期99年，至1997年6月30日期满。 香港问题是在邓小平的亲自领导下解决的。在1984年10月22日召开的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评价自己这一年的工作时说，今年他就干了两件事：一件是进一步开放沿海十四个城市，还有一件是用“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香港问题。其他事都是别人做的。 主持刘伯承的追悼会（1986年10月16日） 1986年10月7日，刘伯承走完了他94年的人生旅程。16日，刘伯承的追悼大会在首都人民大会堂举行，三千多人聚集在一起，追思缅怀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军事教育家。 刘伯承与邓小平的友谊，一直为世人津津乐道。他二人尽管同是四川人，但年龄、外表、性格和爱好却完全不同。然而共同的理想、高尚的品德和宽广博大的胸怀使他们成为举世赞誉的亲密战友。多年来，两人形影不离，情同手足，彼此尊重，留下无数佳话。很多人都说，他们二人，一个司令员，一个政委，都是团结共事，患难与共，相互谦让，亲密无间。甚至有人说，刘邓不可分，也分不清。曾任第二野战军新华社社长的李普说，在刘邓之间，是难以放进一个顿号的。 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1943年11月10日） 邓小平也清楚，要想把固有的思想习惯改正，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这时，就需要决心、坚持和帮助。他要求每个同志都下定决心把自己的思想作风整好。首先要认识一下自己，看看自己的思想意识有无毛病，毛病在什么地方，然后才会决心改造自己。整风的具体方向，不要只讲道理，应该和检查工作联系起来，才能起到作用。 在中共重庆市第二次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0年6月6日） 俗话说，打江山易，守江山难。历史上很多的新政权，都是从艰难困苦中奋斗而来的，可一旦建立了新政权，那些他们所推翻之人的陋习，就迅速出现在了新政权的功臣身上。有一些人会产生骄傲自满、脱离群众、贪图享乐等情绪。 新中国此时也开始面临同样的问题了。就在这百废待兴，更需要党员们兢兢业业建设新中国时，一部分党员却出现了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贪图享受等不良作风，在党内出现了一些错误倾向，主要是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其中更主要的是命令主义。 在接见参加组织工作会议和全国监察工作会议的同志时的讲话（1962年11月29日） 在邓小平看来，干部能上不能下、机构臃肿等问题现在已经成为我们工作中的障碍，是长期困扰我们党的一个历史性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要如何解决呢？ 从邓小平讲话可以看出，这个时候的邓小平已经觉察到了执政党面临的新考验，要经受住考验，就要从制度上建设和加强执政党，有责任管理教育、监督约束规范干部的行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党的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这是因为一个国家的革命，核心问题是党。有了一个好党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革命胜利后，搞社会主义也要靠一个好党，否则胜利就靠不住。 ...

书名：《高维度思考法》 作者: [日] 细谷功 出版社: 中国华侨出版社 出品方: 后浪 副标题: 如何从解决问题进化到发现问题 原作名: 問題解決のジレンマ 译者: 程亮 出版年: 2018-6 ISBN: 9787511376336 前言 现阶段，人类应该把努力的方向转换至（广义的）解决问题，即发现并定义没人意识到的新问题这一“上游部分”。在商业、教育等多种场合，均要求这种“从下游到上游”的需求转换。 以商业而言，所有业界一致要求员工以“发现问题型”的方式工作，也就是说要能够主动发现顾客的潜在需求，而不是被动应对来自顾客的交易需求；不是在其他公司的后面苦苦追赶，而是创造出业界前所未有的革新性的商品或服务；不是单纯提供个别的商品或服务，而是从需求中挖掘出顾客的根本性需求并提交方案。用河流来比喻，就是不要在下游静待顺水而下的猎物落网，而是应该站在险峻的上游，即便需要在岩石间反复搜寻，也要找出隐藏其间的猎物。 PART Ⅰ “知”与“无知、未知” 阐明其结构 思考时要将知的世界分成“三个领域”：“已知的已知”“已知的未知”“未知的未知”。 在本书中，基于对“未知的未知”所意识到的“无知之知”的思考被称为“开放性思考”。相对地，处于对“未知的未知”毫无意识的“无知的无知”状态下的思考被称为“封闭性思考” 也可以说，事实是“点”，因为“任何人从任何角度看都一样”。本书中的事实就是如此定义的（严格来说，零维的点“没有大小”，所以是无法“看”的。这里用日常所说的“点”的形象来解释）。 这里向知的世界引入了“维度”的概念。事实是“点”，是零维，也就是“没有维度”。与之相对，解释是从多个视角对事实的看法的组合，可以理解为是由“多个维度”构成的。这对于之后的讨论有重要意义。 深究起来，本书中的“解释”可称为“分”和“连”的组合。人类在认识各种事实时，首先会明确对象事象与其他事象有何不同，属于什么类别，然后将其与各种事象、事件联系起来。所谓的“分”和“连”，换言之就是“分类”和“建立关系”。 对于“解释”这一“知”的构成要素而言，“画线”是不可或缺的。要想画线，须事先明确“方向”和“长度”。 “已知的已知”就是已解决的（有答案的）问题，“已知的未知”就是未解决的问题，“未知的未知”就是连问题还未提出的事象。 PART Ⅱ “解决问题”的困境 能“解决问题”的人不能“发现问题” 所谓创新，便是找出发生在事实和解释之间的“畸变”，展示与之相对的“新画线”并使其具象化。这里“畸变”的原因主要是重大的环境变化，例如技术革新、社会潮流的变化等。世间的规则，其形式多为“○○以上适用，○○以下不适用”，而随着时间流逝，在某个位置“画过线”的事物就会发生畸变。 对于画线后的、条件和规则已经固定的世界里的解决问题而言，电脑则显得尤为重要。20世纪90年代，电脑已在国际象棋比赛中击败人类的世界冠军。在复杂性、自由度更高的将棋比赛中，电脑也几乎达到了人类的最高水平，完成国际象棋比赛般的壮举也只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 说到“双刃剑”的一面，思维中的“框架”同样如此。在一定程度的短期内，能让初学者轻松掌握某个领域的整体思维方式和总汇项目的，便是框架。从这个意义上讲，框架也是模式识别的一种。 框架能够帮助我们找出容易存在偏差的视角死角，发现容易忽视的领域。 归根结底，“线”只是人类为了脑中的认识和理解而擅自画出的。“国境”也好，“选区”也好，“业界”也好，都是人类脑中的概念上的隔墙。有个笑话讲的是，一名乘客一边望着飞机窗外，一边问机舱乘务员：“哪儿能看见国际日期变更线？” “封闭体系”源自定义问题。反过来讲，每定义一个问题，就会造成一个“封闭体系”。因为要想解决一个问题，就必须设定某种边界，明确区分“是问题”还是“不是问题”。 像这样，人类通过“画线”使工具和文明得以进化，同时因为画线，向下个世界的转变又会变得很困难。人类就是在与这种根本性矛盾的斗争中生存至今的。如此巨大的洪流，适用于国家、企业等组织及其他几乎所有体系，是不可违抗的。 新发现了“希望能让工作和生活随时随地变得丰富多彩”这一顾客需求（Why），定义“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这一新类别的产品的开发”这一新问题（What）并实现，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一广义的解决问题的流程。 换言之，在What被提出的时候将其落实到How，是解决问题；而从Why导出What本身，则是发现问题。 由于上游的工作是非定型的、创造性的，所以不论好坏，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人的能力。“属人的”自然是好事——这是上游的思维方式，而尽可能做到标准化、不依赖于人，则是下游的思维方式。 “从零开始创造新事物”的创新意向这一上游，需要的是创造性。相对地，指标已经固定、在指标中“使80分的东西变成90分或100分”的运营意向这一下游所需要的，则是以最佳方式解决既有问题、使相应指标达成最优化的效率性。 与此同时，为了实现着眼于“无知、未知”的发现问题，我们还要思考：上游的人才需要具备怎样的价值观和技能组合？社会、企业等组织要怎样做才能活用这些人才？ PART Ⅲ “蚂蚁的思维”vs.“蝈蝈的思维” 从解决问题到发现问题 众所周知，蚂蚁和蝈蝈的对比来自著名的伊索寓言。在夏天辛勤劳动“蓄积财富”的蚂蚁到了冬天也不愁，而在夏天“唱歌、跳舞、游手好闲”的蝈蝈毫无积蓄，到了冬天就会陷入困境。这则寓言通过蚂蚁辛勤劳动增加积蓄的行为，教我们知道了存量的重要性。 “重视解决问题”的蚂蚁“重视存量”，并且在“封闭体系”内以“固定维度”进行思考；蝈蝈则“重视流量”，在“开放体系”内“自由增减维度”。 与之相反，流量型的蝈蝈是“无产者”的思维，其意识始终从“现在没有的东西”出发，指向未知的事物。蝈蝈对“囤积”毫无兴趣，总是觉得“使用才有意义”。对于蝈蝈而言，存储在互联网上的海量信息大概是绝佳的“食材”吧。 “封闭体系”的思维是“将一切导向成功”，对于一种创意，会细致入微地对照过去的知识，检查逻辑匹配性。相反，“开放体系”的思维从一开始就预料到，在概率上必然发生一定数量的失败，所以会肯定“一胜九负”，重视创意的“数量”。 蚂蚁生活在只有手段、局部、具体的世界里，所以无法“跨越壁障”。相反，蝈蝈通过手段-目的-手段、局部-整体-局部、抽象-具体-抽象这样的“反复上下”，能够随意跨越壁障。 对于蚂蚁来说，最重要的是解决问题的具体化方法，也就是How。相对地，蝈蝈需要掌握的则是目的，也就是Why。因为使变量达成最优化需要问的是How，而寻找变量本身需要问的则是Why。 思考如何在同一个赛台上“战而胜之”的是蚂蚁，思考如何彻底改变赛台以便“不战而胜”的是蝈蝈。 数学家分两种：解答问题的人和构建理论的人。绝大多数数学家同时具备这两方面特性，但无论在哪一种里，都能轻易见到极端的例子 “混合”与“组合”看似一样，实则完全不同。所谓“混合”，是指无视各个体的个性，姑且先混在一起，用一个原理统括起来。这样做会抹杀所有的个性。相对地，所谓“组合”，是指在充分理解每个个体的个性的基础上，在元级上思考最佳的组合方式，以最大限度地活用各个体的个性。 人才的运用也一样。遗憾的是，有些人嘴上说着“多样性”，却只是把人才简单地“混合”起来，结果导致人才的个性遭到抹杀。这样的例子非常之多。 PART Ⅳ 发现问题所需的“元思考法” 升维发现问题 所谓目的，就是疑问词“为什么？”，即英语的Why。这个“为什么？”有两种方向，即将来（目的）和过去（原因）。换言之，“目的”和“原因”通过“为什么”或“Why”这一上位概念而得到了统一。

《中国巨债》 作者: 刘海影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副标题: 经济奇迹的根源与未来 出版年: 2014-10 ISBN: 9787508646756 序1 探寻中国经济运行的真实逻辑 中国经济增速下行并不可怕，但可怕的是还不能认识到这一经济增速下行的自然趋势而人为再靠扩大政府推动的投资来“保增长”，这样最终会把中国经济推向大萧条。 从基本经济理论发展的层面来说，自“二战”后，国际上无论是微观经济分析，还是宏观经济理论，都在越来越数量化、模型化的大趋势中演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公理化的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国际上经济学类刊物每年发表的数不尽的公理化和高度数学化的经济学理论文章，与现实的经济运行并没有多少关系，因而这些文章大都是一些理论经济学家们用极其精美的数量模型构建起来的“象牙塔”中自己的“mental games”（脑力游戏）。 序2 理性客观地了解中国和世界金融问题 大而不强，强而不富，富而不能安居乐业这种现象，直到现在也是困扰中国经济的一个问题。 2008年金融海啸席卷全球，各国经济哀鸿遍野。中国及时推出4万亿财政刺激计划，应对危机。虽然4万亿当时稳定了中国经济，但也造成了长期负面效果。当时地方政府抓住4万亿扩张政策的机会，利用地方债务平台融资，通过房地产和基础建设投资拉动本地GDP增长。信贷在短期内的迅速扩张造成了中国随后的高通胀和房地产泡沫，迫使政府不得不急刹车，收紧信贷规模。但由于房地产和基础投资属于长期投资，除非允许大规模破产，杠杆不可能短期内降下来。在正常信贷渠道被收紧，但维持长期投资的资金需求依然高涨的背景下，信托、理财和银行间业务等影子银行系统迅速膨胀，加大了整个金融系统的风险。 序3 只有改革才能推进存量经济的调整 好的政策，应该是从系统性存量调整政策开始动手术，这是大思路；而坏的政策，则是老套路：短期企稳后，又开始操心加杠杆速度，收紧货币，“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存量越来越大。 序4 产能过剩率、杠杆与金融危机 所谓野心，从本书后记的第一句话中便可见一斑。写作本书的驱动力“一是希望理解中国经济奇迹及其背后的力量，二是在于对经济学现状的失望”。 前言 现在，中国已经走到十字路口，任何一种力量，甚至是在别的时候可能只是微不足道的力量，都有可能在命运的天平上增加一点点分量，却可能起到改变未来轨迹的作用。这其中包含着思想的力量。大多数情况下，思想的力量微不足道，尤其对短期局势几乎没有影响，但在历史的奇点时刻，思想，甚至是一些小人物的思想，也可能从此扭转历史的方向盘 我们现在享受的经济腾飞包含着运气成分，未来的道路也不会一帆风顺，当面临考验时，中国需要理解造就中国奇迹背后的秘密，并坚持那些振拔中国脱于苦难的原则与方向。 到1936年，中国人均收入只有欧洲的 1/19 ；到1970年，中国人均收入更是跌至欧洲的1/26。 而正是由于落后，现代中国经济具有巨大的后发优势。依靠向先发国家的学习、执行开放性政策融入国际经济链条，中国得以在30年时间中走过欧洲花费900年时间走过的道路。 但正如杨小凯[1]所主张的，中国在具有后发优势的同时，也有后发劣势。在中国，这主要体现为中国经济制度改革的滞后。经济体制的一系列问题造成中国经济没有很好地配置其经济资源，以至于在经济腾飞的同时，大量的资源被错配，导致过剩产能与债务比例飙升。这造成了经济危机的隐忧。 中国企业负债率的持续、快速上升的背后，反映的是社会资源不断流入无效投资项目，这不仅表示中国经济体创造有效投资机会能力的下滑，也反映了中国经济体制挤出无效产能能力的下滑。 依据一个新的经济学解释框架，本书对中国巨债的根源及其可能影响展开分析，是一本分析性、预警性书籍，而并没有提出政策建议。我相信，在一个清晰界定的分析框架中对问题提出数据导向的分析，是有价值的。 第一章 中国落伍 这300多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明显的是，在社会、经济与政治层面，欧洲率先探索出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方式的新系统。 相反，东方的中央帝国维持着一贯的静态社会，帝王将相的逐鹿游戏并没有对社会机制做出任何革命性改变。 在这个解释框架中，中西之间在人地比与资本化程度之间的巨大差别、欧洲分裂的政治结构对竞争与贸易的促进、货币与自治城邦发挥的更大作用、战争的不同形态、财税压力对王权的约束，最终导致市场主导的经济秩序在欧洲占据越来越大的份额，并令现代政治经济结构最终在欧洲成形，相反，中国一直没有彻底摆脱儒法科层制帝国的政治经济结构，其与欧洲的差距在近代日益凸显。 这样，与中国相比较，欧洲农业亩产虽然较低，但依靠更大的人均耕地面积，欧洲人均产出较高，就人均而言可产生较多的剩余产品。较多的剩余产品与经济生活中对更多资本品的依赖（如畜力、磨坊等）构成了互相支持、互相强化的关系。欧洲农民有更多的资源用来生产服装（如羊毛）、酿造葡萄酒以及饲养更多的马、牛等牲口。作为一个佐证，我们看到，奶酪、鱼肉、牛肉、鸡蛋大量出现在农民食谱中，欧洲人成为世界消耗肉类最多的人群[8]。 古代中国与欧洲在生产力水平上的差距，除了生产的资本化程度不同之外，第二个原因在于贸易在经济中的地位与范围不同。相较于中国，贸易在欧洲经济生活中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相较于中国，欧洲是分裂的、多样化与多元中心的。欧洲分裂的政治结构与多样化的经济自然环境，奠定了西欧产品多样化与生产专业化的基础，导致了贸易的发展与繁荣。 宋朝经济之所以在古代中国鹤立鸡群，是由于它克服了中国古代经济固有的一些弱点，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第一，宋朝的经济繁荣建立在坚实的技术进步基础上。宋朝建立之后不久，从越南引进了快速生长的双季稻米，荞麦、薥黍（即高粱）、油菜、棉花等作物得到大范围推广。 第二，军事方面，面对北方强敌，宋军战斗力一直居于下风，不得不在人数与装备方面努力弥补，相应地对财政收入以及军事技术提出了更大需求。公元997年，农业税占总税收比例高达60%，非农业税只占40%，而到公元1077年非农业税占税入比例更高达72%。 第三，城市的发展、学术的兴盛，都有利于科学知识的大幅进展。庞大的官僚阶层、因经商而富裕起来的商人集团、为他们服务的大量服务人员聚居于城市，北宋的城市规模在当时全球首屈一指。 然而，宋朝取得的进步没有被延续。蒙古人的统治方便了中亚至欧洲的贸易，对于中国地区却起到破坏性的作用。宋朝建立的一整套社会治理体系被彻底放弃，技术进步速度大幅减慢，中国经济再次落入马尔萨斯陷阱。 西欧经济在历史上大多是以贵金属为本位，而中国在明清之前，基本上以铜、铁等贱金属（所谓“钱”）为主要流通货币[1]。这反映出一个基本事实，即中国长途贸易发育不足，以至于低价值物品亦可充当货币；更加重要的是，大一统的中国政治结构以权力为货币价值背书，在大多数时候，是政府权力决定什么是货币以及货币价值多少。 比较而言，欧洲城市具有不同的起源，除了作为行政中心之外，很多新的城市由于贸易原因而兴起，并维持自己的自治身份。亨利·皮朗在《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2001）中描述了欧洲许多城市的缘起，商人、流浪汉在原有城堡或者城市的城外定居，往往选择那些分布在商人旅行所经过的河流沿岸、河口或者两条河流的汇合处，这些新的聚居地被正确地称为“外堡”或者“商埠”。现代城市从精神与制度上讲，正是起源于这些外堡，而不是城堡。这些聚居者不得不自己负担自己的防卫与自治，并发展出一整套独立的司法、立法与自治管理体系。 新军事技术的进步让以前临时聚集的骑士军队逐步被专业化的雇佣军与常备军代替，战争规模上升，也变得更加昂贵；相应地，各国君主对军事开支的狂热追逐迫使他们开拓更多的税入 至南北朝时期，一般民众饮食是以咸菜为主，甚至以此待客，一般主食为麦饭，白米则颇为珍贵。 历史无法假设，我们无法知道，如果成吉思汗没有统一蒙古、宋朝没有被征服，中国有没有机会发展出现代经济系统。无论如何，历史踏上了另一条道路。宋朝灭亡之后，元、明、清不乏朝代更迭与经济总量的提升，却并无实质性的技术革命与社会制度变革 第二章 中国奇迹 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在巨额投资成为主要经济增长动力的同时，过剩产能从20%左右跌落至个位数水平。这个过程中，中国经济积极融入全球经济链条，构成中国经济奇迹的逻辑起点。 如果与西欧做对比，在过去的1000年时间里西欧一直在发展，中国则陷于停滞，人均收入几乎没有变化，以至于到1980年时中国落后于西欧的时间达到980年；而从1980年至今的30年间中国人均收入上升了12.5倍，年均增速高达6.5%。到2010年时，中国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欧洲1951年的水平，将中国落后欧洲的时间缩短到只有60年。也就是说，30年时间，中国走过了西欧900多年的历程。 中国奇迹之母是中国社会经济体制的伟大转型，而奇迹之父是全球先进体系的先发发展为中国创造的巨大后发优势。 一个社会能否取得持续的发展，取决于这个社会是否有能力创造出足够多的发展机会，并使其得到实现。自然，发展机会之创造与实现必须以一系列的制度与体制要素为前提。 经济增长必须基于一定的制度基础，其中的核心是社会如何控制暴力、建立稳定的社会经济治理机制以保证和平环境中人类合作关系的扩展 津巴布韦自然是一个极端，但类似的故事在非洲并非仅见。非洲一些国家没有能力建设得到国内广泛支持的政治稳定性，财政纪律紊乱，导致宏观经济环境恶劣，经济组织难以通过系统性地创造与实施发展机会而赢利，即使出现短暂的经济发展，往往也由于政治紊乱或者敌意的经济政策而遭遇破坏，昙花一现。对出口的制度性与政策性敌视令非洲国家的后发优势难以充分发挥，出口增速在2000年之前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这些原因导致了非洲整体经济增速落后于全球，而这一状况直到最近10年才逐渐有所好转。 对美好生活的殷切向往与个人野心，不断鼓励小世界网络中的个体在自己有限且人人不同的“默会知识”[4]的界限之内对未知世界发起试验，勇敢地投身到明日世界的不确定性之中。这种勇敢尝试，以经济流程的意义上讲，其结果是不确定的。只有在事后当事人才能知道自己的试验能否带给自己收益，因为是否带来收益取决于太多当事人无法事先掌控的因素。 一个经济体能否取得持续发展，取决于是否有足够多的个体愿意且能够发起这样的近乎随机的改进型试错尝试；事实上，这也是一个分散化经济体系中取得进步的主要（如果不是唯一的话）途径。 技术发展有其特殊的规律。它大体上有两个来源，一是长年累月的生产实践，二是科学。只依赖于第一个源泉，技术的发展将是缓慢的。当然，科学的进步只是为技术的进步提供了支持，并不必然导致技术进步。只有当行为人能从新技术的发明与采用中获取足够大的利益时，发明和采用才能是大规模的。而这种利益的实现，有两个环节：第一，明确界定权利，保证相关利益归行为人所有，抹平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之间的鸿沟；第二，以市场化或组织化方式，降低采纳此新技术必须支付的巨大交易成本。 幸运的是，对于尚处于生产可能性边界内部的后进经济体而言，发展机会有两个来源：创新与学习。学习并引进一个现存的技术工艺与经济流程，其实施难度与耗费时间，与创新不可同日而语。同时，从一个全球化经济网络的角度来看，后进国家与先发国家更多的不是竞争关系而是合作关系。如此，后进经济体通过与先发经济体的交流，可以在极大程度上丰富自己可供选择的发展机会，并实现赶超式发展。简言之，学习是后进经济体实现发展的主要方式。 一方面，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传统强势工业开始遇到麻烦。到70～80年代，当时势不可当的日本人几乎在一切领域都击败了美国人，包括美国人最为骄傲的汽车业。另一方面，在这样的窘况中，美国仍旧维持其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地位，也一直占据着全球经济与技术的最高点。这主要是由于美国经济体仍旧有能力创造出足够多的发展机会。 发达经济体已在最高技术水平平面运行，要取得增长，就必须有新的创造。鉴于发展中国家在成本方面无可争议的优势，美国保持竞争力的唯一通道，是创造新的行业以及在旧有行业中更快地取得生产率的提升。在许多旧行业不断败亡的同时，新兴行业也不断被创造出来。半导体、个人电脑、生物科技、互联网、物流管理等等，都来自于美国高科技业的奇思妙想，并被美国富有活力的资本市场抚育成长。 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创造新兴行业上具有比较优势。所谓新兴行业，从定义上讲，就是比现有行业技术水平更高的行业。当发展中国家在产业升级链条上奋力攀升之时，美国占据着产业链的最高点，自然具有更大的可能性推陈出新。另外，美国的高等教育系统、劳动力市场、高风险投资系统、金融系统乃至法律产权体系，具备了催生创新、评估创新、调集社会资源予以工业化的成熟能力。 如果说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必须依靠创新，那么，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更大程度上依靠学习。 每个落后经济体陷于贫困陷阱的原因是不同的。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在《贫穷的终结》（2007）一书中大力倡导“临床经济学”。他给出“差异诊断的评估表”，要求具体地评估落后经济体在经济政策、财政框架、地理环境、政府模式、文化障碍、地缘政治等各方面的具体情况，用以诊断阻碍落后经济取得发展的原因。 来自非洲与拉丁美洲的失败案例告诉我们，阻碍发展中经济体取得快速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在于：没有实施外向型经济政策，以至于没有将自身嵌入全球经济分工链条，从而从国外引进发展机会的速率不够。 后发优势是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赶超的关键概念，但需要理解的是，“比较优势”不是一个单数词，而是一个复数词。一个国家不会只有一个由资本/人力密度比所决定的最优比较优势行业，而是有无数个行业，每个行业中有无数个企业。在汪洋大海般的市场中，这些行业、企业可以选择自身的资源配置方案，即使面临该国特定的要素禀赋约束，仍旧享有相当大的决策自由度，通过使用不同的劳动力与资本组合、不同的技术与流程来追求自己个别化的、动态演进的比较优势。每个存活下来的企业都有自己特异独立的比较优势，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不过是所有这些企业、行业的比较优势的加总 比较优势自身不过是自由竞争的市场在无数微观试错过程中，对资源进行动态调整、组合的结果。 中国既有许多制鞋厂，也有很多高端设备制造、生物医药这样的高资本密度公司。在每个行业中、在每个企业面前，哪些机会是应该去冒险尝试的、哪些不应该，所涉及的选择有无限多方案与组合，所涉及的决定成功与失败的碎片化知识只有当事人本人能够掌握。 更加重要的是，探索未来成功机会涉及极大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意味着难以对未来进行概率计算，尤其是涉及创新之时，本质上，行为人面临的是对非各态历经世界的估算问题。试错几乎是唯一的计算手段。 许多在经济增长上乏善可陈的国家，往往以政府深度干预经济、经济组织软预算为特征：过多的资源被锁定在失败的资源配置方案中，充沛的发展机会摆在面前却被忽视、浪费或者没有资源去实现。这种情况下，要想实现经济赶超，往往离不开坚强的政治意志来推行坚定的市场化改革。这恰似1978年之后在中国发生的故事。 50年代末的挫折部分地改变了最高层追求工业化的目标值，但并没有改变中国经济增长依赖重工业化、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的路径。 中国的幸运在于，在改革开放的上半场，以赵紫阳、朱镕基为代表的技术精英秉承坚强的改革政治意志，在制度建设方面完成了大量开创性工作，成功地维持了中国经济的宏观稳定。 1949年之后的中国政府的确与清朝或者明朝的政府有了实质性的区别。新政府依靠列宁式政党的组织力量赢得战争，也以政党作为政府的组织骨架而搭建出行动力强大的政府组织。新中国政府对社会的动员能力、对居民的管理能力超级强大，远超其他后发国家 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政府的运行方式仍旧脱不开极强的个人色彩。不同于传统皇朝，新政府最高领导人的权力不是来自血统，而是来自内部竞争的结果。这种内部竞争自然受制于一系列的边界条件，但离不开个人经历、资历所带来的错综复杂的派系关系所支撑的“实力” 一个领导提拔手下的能力，以及阻碍对手提拔手下的能力，对于建立和巩固他自己的权力至关重要”。这套体制被金克（1993）称为“双向问责制”。换言之，这套体制要求下级官员对上级领导负责，同时上级领导也必须努力在竞争中扩张自己领导的子体系的势力与实力。 双向问责制的一个鲜明特征是激烈的升迁竞争。下级官员的升迁竞争很可能是你死我活、惊心动魄的生死战。其规则与古代社会时代没有根本的区别：要政绩、要人脉、要上面有人，也要运气。古代封建社会依靠科举，而现代社会的官员入口则广得多。不管人品如何，能够营造自己不得不被提拔的势头，才是最重要的。在此过程中，免不了为自己求利、拉拢党羽、为上面的人办差等等套路。没有人是干净的。这个过程不受民间势力制约，只接受上级游戏规则的指挥。俗语谓之：“所谓村干部是打出来的，乡镇干部是喝出来的，县市干部是买出来的，省部干部是生出来的，中央干部是斗出来的。” ...

《优秀的绵羊》 作者: [美] 威廉·德雷谢维奇 译者: 林杰 出版社: 九州出版社 出品方: 阳光博客 出版年: 2016-4 ISBN: 9787510842252 页数: 232 装帧: 平装 定价: CNY 42.00 原作名: Excellent Sheep 前言 当时的我与很多今天的孩子一样（当时的孩子也一样），像个僵尸一样走进大学校园。对你们来说，大学是一片空白。大学是“接下来要考虑的事”。你去上大学，学点儿东西，然后再去做很多其他事情，比如说很可能去读个研究生。前方是一些你不太清楚的目标：地位、财富、往上爬——总之，“成功”。至于选择什么大学，那完全是为了满足炫耀的需要，因此你当然会选最好的大学。至于教育到底是什么，你为什么要读大学，大学如何帮助你找到自我，或者说大学如何帮助你独立思考，找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这些问题你根本想都没想过。与今天的孩子一样，我只是被动地去做那些周围所有人都认为理所当然的事。 我认为，反思能力是精神生活的关键，而独处则是反思的前提。学生们想了一下，反思——独处——精神生活，之前似乎从未有人让他们思考过这个问题。然后一名学生似乎恍然大悟：“所以您是说，我们其实都是一群优秀的绵羊？” 当前系统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大都聪明，富有天分，而且斗志昂扬，但同时又充满焦虑、胆小怕事，对未来一片茫然，又极度缺乏好奇心和目标感——他们被包裹在一个巨大的特权泡泡里，所有人都在老实巴交地向着同一个方向前进。他们非常擅于解决手头的问题，但却不知道为什么要解决这些问题。2008年，在即将辞去耶鲁教职之际，我发表了一篇文章来讨论这些问题。文章的名字叫《精英教育的劣势》（The Disadvantage of an Elite Education），文章发表在《高等教育》杂志（American Scholar）上。因为这只是一家小型文学季刊，所以我想这篇文章最多只能吸引几千名读者的注意。 第一部分 优秀的绵羊 就算是那些曾经赢得无数奖项的最成功的学生，他们也会在某个时刻停住脚步思考这一切是否都值得。在他们三四十岁的时候，他们是社会公认的有成就的医生、律师、学者、商人，但他们往往让人感到，他们不过是一群在终生竞争的集中营里茫然的生还者。其中有些人说，他们最终从事的职业是出于他人的希望，或者他们随波逐流并不假思索地加入了目前从事的职业。经常有人会说，他们没有去体会自己的青春，他们从没有生活在当下，他们总是在追逐一些未经深思熟虑的目标。他们总会思索，曾经的努力是否都值得？ 第1章 那些头顶光环的年轻人 “超人”作家詹姆斯·阿特拉斯（James Atlas）曾经这样描述一群典型的精英名校大学生：他们双修专业，擅长体育，谙熟多种乐器，掌握几门外语，并参加为世界某贫穷地区组织的援助项目，而且仍有精力发展几项个人爱好。总之，于内，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于外，扶贫济困魅力无限。我们似乎不得不向这一群内外兼修、无所不能的精英名校生投以一种羡慕敬仰的目光。像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一样，这些年轻人的身上散发的是自信、自乐和自足。在《自由》（Freedom）一书中，约翰·弗伦岑（Jonathan Franzen）这样描述顶尖文理学院的学生们，“他们似乎对任何东西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高度悟性”。 斯坦福大学在2006年就本校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组建了一支行动组，斯坦福大学的副校长提出警告：“我们见到越来越多的学生在心理上出现了轻重不等的问题，有自卑、发展性障碍、沮丧、焦虑、饮食疾病、自残、精神分裂症和自杀倾向，等等。”另外一所大学的校长也曾经向我表示，我们的年轻一代似乎“被一场抑郁的流行病所包围”。 斯坦福学生中流传着一个名词叫“斯坦福狂鸭症”（Stanford Duck Syndrome）。想象一下，一只悠闲的鸭子在湖面上逍遥自在地漂过，水面之上的平静掩盖了水面之下鸭掌的疯狂拨动。在麻省理工学院一位学生的个人网站上，发布了一篇标题为《崩溃》（Meltdown）的文章，这是一位大二学生在发泄自己的无用和愧疚以及常常伴有的“压倒式的孤独感”。这篇文章得到疯传，至少有十几所高校的同学都产生了共鸣。有人留言说：“谢谢你的分享。其实我们经常有过同样的感受，但是很少会去承认。感谢你的勇气，能够把自己的心声公之于众。”来自波莫纳学院的学生曾告诉我，在这所号称全美大学幸福指数排名第四的高校里，学校为了维护快乐的形象，费尽心思推动校园活动，学生们备感压力，却必须展现给公众一个完美的形象。 《有目标地工作》（Work on Purpose）一书作者拉拉·加林斯基（Lara Galinsky）曾经与我交谈，她指出，年轻人并不擅长关注与他们有内在联系的事物。我之前的一位耶鲁大学学生告诉我：“你不可能告诉一个耶鲁学生，去找你的挚爱吧。我们大多数人不知道怎么去找。我们只对成功充满热情。这就是我们初到耶鲁时最真实的状态。” 哈佛大学的本科学院前院长曾经说过：“太多的学生，在头一两年里就如同在跑步机上循环，突然有一天感受到危机骤然降临，如美梦初醒一般，对自己之前所有努力付出而到底为了什么感到惶恐。”一位来自康奈尔大学的女生更加坦白地总结了自己的过去、现状和将来：“我讨厌自己的活动；讨厌自己的课程；厌恶高中里所做的一切，而将来的工作也将会是令人厌恶的。我将如此度过余生。” 你若了解这些骄子在整个过程中是如何被培育，如何极其苛刻地被筛选，那么他们在学术上有如此高的造诣，自然是理所当然之事。这群年轻人如果在体育竞技场上，那么他们就是全明星运动员，从小就已经接受严格训练。无论你要求他们做什么，他们都会做到。不管他们面前放置了什么样的障碍，他们都会清除。我的一位在顶尖大学教书的朋友，曾经要求她的学生背诵18世纪诗人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写的一首30行的诗歌，她课上的每一位学生，都能够逐字逐句地背诵，而且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当她在课堂上让学生默写出这首30行的诗歌时，就如同在看一群汗血宝马竞赛。 问题关键在于，许久以来，学生们对教育的认知已经固化：回答问题，完成作业，考试得高分。在他们的教育中，大局的认知是很薄弱的。他们懂得如何做好一位“学生”，但不懂得如何思考。在一次跟一位在州立大学分校教书的朋友交谈时，这位朋友抱怨他的学生不懂得独立思考；相比之下，耶鲁学生虽然会思考，但也只是在我们要求他们这么做的前提之下才会去做。进一步来说，我所任教过的常春藤盟校的学生往往都是聪颖、有创意并思维缜密的年轻人。我非常喜欢跟他们交流并向他们学习。但是总体来讲，大部分的学生只是甘于服从学校给他们设计好的框架。鲜有对思考本身抱有极大热情者。更少有人能够领悟到，高等教育是人的一生中智慧的成长和探索的一部分，而且这个旅程必须是学生本人为自己设计和践行的。 19世纪美国哲学家阿兰·布鲁姆（Allan Bloom）曾经说过，所有的教育体系都会教出有着自己特点的人才。如果你从小接受的是精英教育，那么你从小就学会了去争取并珍惜那些能够衡量你在每个阶段向精英迈进的指标，比如成绩以及奖杯。获得这些你将会被认可并得到赞美，你的父母将为你沾沾自喜，你的老师将颜面有光，但你的对手将咬牙切齿。当然，顶尖大学的录取将会是最具分量的，最能彻底地向世界展示，你已经成为精英的一分子。当我们认为顶尖大学的录取终于给自己的奋斗画上句号时，其实这才是这场游戏的序幕。在进入大学之后，游戏愈演愈烈。这次游戏中的筹码是GPA、优等生联谊会、富布莱尔奖学金、医学院入学考试、哈佛法学院、高盛等等。这些游戏的筹码不仅仅代表了你的命运，也代表了你的身份，可能更代表了你的价值观。这些筹码就是你和你的价值。 这场游戏的最终信条就是资质至上。每个人的课外活动无节制的忙碌，忽视学习和探索，做任何事情都必须考虑为自己的简历加分，生命就是不断地积累证书，就是不断地竞争。一位斯坦福大学教授曾经建议：如果你想让更多的人来参与一个活动，那么一个高效的方法就是提高入门门槛。 多纳特在个人的哈佛回忆录《特权》（Privilege）一书中提到，学术上的偷工减料普遍存在，知识分子们不再为了学习而学习。以前学生或学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在学术领域自由探索，随心选择并尝试一些专业之外的选修课，他们可能在这个自由的探索过程中偶遇自己喜欢甚至热爱的新鲜事物。这也是美国高等教育的魅力所在。但是现在不同了。如今的学生必须要取得一个认证，因此双学位盛行。一个偶然机会，我遇见了一位同时修4个专业的学生，他以此为豪，自认为自己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那么根源何在？为什么如此多的名校毕业生最终选择了金融和咨询这两种行业？这又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信息呢？仅仅是欲望吗？当我们回头去看这些人的成长之路，你会发现，这些年轻人已经非常习惯于迎接挑战，因为克服种种困难才能够出人头地，才让人觉得有安全感，才让人觉得有价值。比如说在高中期间，这群优秀的学生都以进入最顶尖的名校为共同的目标，也经历了种种类似的挑战。当进入大学之后，目标就不那么明确了。方向多重，道路多样。 你将来的发展空间有多大？这些名校年轻人肯定听说过，他们的选择是无限的。他们对这种说法司空见惯。当然，一旦你做出选择，那么其他的可能性也就消失了。我的一位耶鲁学生，在毕业多年之后给我发了一篇原创文章，标题是《潜在可能性的自我矛盾》（The paradox of potential）。耶鲁的学生，如同干细胞，在决定成为什么之前，事业的选择是无限的。但是一旦决定了，那么无限就转变成了有限。“我和我的朋友并非去尝试过上千种职业道路，游遍了世界各地，才决定自己要做什么。事实上，我们都是抱着从众心理，在一条久经测试过的职业道路上，步步谨慎，步步为营，确保自己能够在几年之后有所收获。同时还是能做回干细胞，与大家一样，充满着无限的可能。” 顶尖的咨询公司完全利用了这种心态。首先，它们每年会空降到顶尖学府的校园，鼓励多数人来申请，但最后只招聘少部分人，整个过程让人觉得竞争门槛很高。这些工作经历不仅仅能够为你的个人简历增色，同时在你从事咨询工作之后，还是照样可以做其他任何事情。这样的机会简直太吸引人了。咨询性质的工作本身极其类似于大学：深刻的研究分析，各类信息的融合，清晰有效的沟通。完成这类工作并不要求经济学背景，甚至咨询公司经常会招聘一些人文学科的学生，只要你聪慧、勤奋并精力充沛。当然，我们不能不提，这样的工作会给你带来丰厚的收入。 在这几个选择中，不管是什么性质的，这些职业本身并没有问题。虽然在表面上这些工作的背后是丰厚的收入，也因此让我们错误地认为，名校生受钱所驱使才选择了这些工作，但是学生选择这些职业的最根本动机并非个人欲望，而是一种行为惯性，是在大学之前以及大学期间所形成的生活、做事和思考的惯性。他们在完成大学学业之后，并没有了解自己内在的生活意义是什么。对这些年轻人来讲，最大的疑问是：除了这些工作之外，还有哪些工作是值得去做的。 我在耶鲁的所见所闻，在美国的其他高校也普遍存在。每个人看起来都极其正常，每个人看起来又高度一致；没有披头士，没有“小混混”，没有艺术学校类型的学生或者文艺青年，没有女汉子形象的女同性恋者，也没有穿着卡西基的黑人学生。极客看起来不再是那么极客范儿，时尚的也不再那么时尚。每个人的穿着似乎在时刻准备着去工作面试。我很想告诉这些学生，你们都很年轻，为什么不闯一闯呢？ 表面上我们在呼吁“多元化”，但现实就是香草味，只不过是挑出了32种不同口味的香草而已。我并不是惋惜那个已经消逝的学生运动年代，那时大学曾经被公认是一个尝试和挖掘不同自我的舞台，但是如今的大学生似乎都在向一个方向靠拢，在校期间就已经开始模仿中上阶层的白领。我之前的一位学生曾经写信总结耶鲁：“不论耶鲁的大一新生有多么多元，耶鲁的毕业生都严重同质化。” 精英的矛盾心理是一种全球现象，并非美国专属。美国高校的录取标准和条件已经影响了全世界，无论是上海的、首尔的还是孟买的学生，都在按照美国高校的录取标准来规划和准备。目前美国已经有大约10%的学生来自海外，他们主要来自加拿大，英国，尤其是东亚和南亚，比如印度、新加坡、中国、韩国、菲律宾和日本。“我为你的这本书对现代教育的完美诉讼表示由衷感谢，”一位在加拿大读医学院的学生与我通信时这么说，“你的书里所描述的精英心理状态超越了常春藤盟校。”“在印度，我们有自己的常春藤盟校，它们是印度理工学院和印度管理学院。你书中所讲的每个现象我都曾经在印度目睹过。” 哈佛大学资深的本科招生办主任威廉·R.费茨蒙斯有几句很精辟的评语：就算是那些曾经赢得无数奖项的最成功的学生，他们也会在某个时刻停住脚步思考这一切是否都值得。在他们三四十岁的时候，他们是社会公认的有成就的医生、律师、学者、商人，但他们往往让人感到，他们不过是一群在终生竞争的集中营里茫然的生还者。其中有些人说，他们最终从事的职业是出于他人的希望，或者他们随波逐流并不假思索地加入了目前从事的职业。经常有人会说，他们没有去体会自己的青春，他们从没有生活在当下，他们总是在追逐一些未经深思熟虑的目标。他们总会思索，曾经的努力是否都值得？ 令人不能接受的是，我们现在的教育系统培育出了高智商、有成就的二十几岁年轻人，但却没有教育他们领悟生命的追求，他们甚至不知道如何去寻找生命的意义。他们按部就班地生活，缺乏新生活的想象力，在内心深处，他们也缺乏勇气和自由来创造自己的道路。 第2章　「哈耶普」的上位史 这一切是如何演变到今天的呢？我们的大学招生录取标准支撑起了整个教育系统，或者说教育围绕着招生而运转。学生从孩提时代到青春期，从大学到进入职场，不论是教育方式还是教育结果，无不受制于大学招生这根指挥棒。你是否好奇，今日的招生标准从何而来？对于这一问题的解答，我们不能仅看过去10年或者15年的情况，而应追溯历史。毋庸置疑，今天的精英学生相较于20年或40年前的精英，两者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程度。因为教育这个系统工程影响了几代人，当今的美国职场人、中产阶级、精英阶层，那些掌控我们政府、经济、文化的人都经历了教育的洗礼，追溯教育系统的根源也就是研究这些人的根源。要做好这件事，就要回到起始。 在南北战争结束之后，E.迪毕·波茨尔（E.Digby Baltzell）在他的著作《新教当权者》（The Protestant Establishment）中谈到了慢慢改变的格局。工业经济的爆炸式发展，催生了新的财富以及财团控制的政府。铁路系统把原来分散的区域连成了整体的网络，区域经济演变成国家经济。原有的地方性精英开始意识到，应该成为全国性的精英，并想方设法巩固自己的阶级地位。新贵们需要通过交际让自己成为被众人接受的贵族；与此同时，面对来自南欧和东欧汹涌的移民浪潮（这些移民大部分是天主教徒和犹太人），所有的新贵为了竭力保护自己的阶级地位，上层社会开始了强大的反犹太教和反天主教的运动，其中最有名的一个阶层是新教徒的盎格鲁-撒克逊裔美国人。 盎格鲁-撒克逊贵族为自己的阶层创建了形式丰富的学府和机构。到了1880年，私密会所开始出现，如巴港和纽波特已经建立起来。第一家乡村俱乐部于1882年成立。格罗顿学校于1884年成立，它虽然不是新英格兰地区的第一所大学预备学校，但它却是第一所模仿英国贵族学校而建立起来的学校。《社会登记》（The Social Register）于1887年开始出版。美国革命女儿会（Daughter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于1890年成立。在很短的时间内，贵族们开始逃离大都市，向乡下搬迁，如费城的主线（Main Line）就是新的聚居地，全国性乡村学校的创建也拉开了序幕。 盎格鲁-撒克逊贵族设立了不少机构，其中有一种机构虽然并非是他们建立的，但是他们对它却有绝对的影响。当时的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各自都开始招兵买马，书写自己的历史：哈佛是“黄金海岸线”富家子弟的聚集地；《耶鲁的斯托弗》（Stover at Yale）是当年相当有名的一本关于耶鲁本科生生活的小说；普林斯顿的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Scott Fitzgerald）是《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作者。这类精英学校为富裕家庭的年轻绅士们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平台，方便了他们与来自全美各地的类似背景的家庭搭建人脉，巩固自己的价值系统，并相互认可彼此在社会顶层的地位。与此同时，大学为了吸引新贵，着手弱化自己给人的“书呆子”形象，大力鼓励课外活动。而体育，特别是竞技类运动，比如能够充分彰显“男子汉”形象的美式橄榄球，也就是在那段时间诞生并一直延续到现在的。 目睹哥伦比亚大学的经历，三驾马车有了前车之鉴，想尽办法不重蹈覆辙。为了阻挡犹太申请者，一系列新的入学要求开始实施：教师推荐信，校友面试，对运动员或者有“领导特质”学生的偏好，给校友的子女加分，更加强调家庭背景，减弱学术能力的比重等等。学校宁愿录取来自美国中西部新教背景家庭的孩子，也不要录取来自纽约市布鲁克林区“勤奋的草根”，即便中西部的孩子不是最聪明的。 三驾马车的生源主要还是来自大学预备高中，而这些学生往往都是富家子弟。学校虽然没有官方说法，但是犹太学生常常被有意限制。原来的老男孩俱乐部那一套文化还在继续发展，诸如闭门握手言事、对口学校输送学生等等。即便到了20世纪50年代，哈佛大学平均10个位置也只有13位申请者竞争，而耶鲁大学的录取率为46%。一般而言，在申请之前，你就知道被录取的概率，如果概率不大，那也就没必要申请了。 布鲁斯特于1963年开始担任耶鲁大学校长，他出台了一系列的新政策：在短短两年之内就把学术潜能提到录取标准之首；推翻了“全能手”的录取思路，取而代之的是“某方面有建树的特长生”；减弱了对体育健将和校友子女的偏向；整体取消了个人外表特征的考虑（最后一条的改变也导致新一届学生身高平均下降了1.2厘米）；学校结束了与对口学校的亲密关系，不再限制犹太学生数量，并为低收入人群提供了全额助学金；少数族裔学生的平等政策也在20世纪60年代末出炉。1969年，耶鲁从单纯男校转变成了一所男女混校。 原有的顶尖大学招生录取无疑是依照顶层家庭背景而设计的，后来布鲁斯特校长提倡对学术高标准的追求，这超出了顶层家庭所擅长的范围。如今我们有一系列的标准化衡量标准，如SAT、AP、GPA、奖学金证书，等等。现在我们的学生不仅要拥有原来的贵族阶层特质，而且还要展现出现代贵族特征。难怪他们是如此的繁忙和惶恐啊！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富裕家庭通过各种方式占尽了优势：聘请SAT私人教师帮助提分，雇用自荐信导师（也就是代笔者），以校友捐助的名义影响录取结果等等。另一方面，大学鼓励，越多的AP课程越有竞争力。如果学生想要在高中最后两年上更多的AP课，那么他最好从初中开始就有所规划。 如果高校之间、家庭之间的竞争还不够激烈的话，那么1983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American News and World Report）发布的前所未有的大学排名真的把名校游戏炸开了锅。对高校来讲，录取数据一直以来代表了名校的声誉和地位，如今竟出现第三方机构发布统一的数据，囊括所有大学，并为大学排名。 在过去半个世纪里任意选择一个时间点，你会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之后的录取竞争比之前更残酷。美国的婴儿潮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大学入学新生数量一直在减少，直到1997年，局面才开始扭转。在接下来不到10年时间里，大学新生就已回到了婴儿潮入学时的水平。回顾过往的20多年时间，美国大学生源已走向全球化。大学变得更擅于做市场营销，明明知道有些学生根本不会被录取，但是大学还是鼓励所有学生都来申请，为的就是降低录取率和得到漂亮的招生录取数据，这些数据不仅仅象征着学校的社会地位，而且更有实际意义。高校就如同商业机构，运营一所学校需要经费，因此也时常需要贷款。金融机构对学校信贷的考量标准之一就是录取数据。商业机构在乎的是自己的利润，学校在乎的当然就是录取数据了，而且这些数据需要逐年美化。 在1981年我进入大学的时候，身边进入顶尖名校的同龄人通常上3门AP课，参加3项课外活动。如今的水平通常是7或8门AP课，9或10项课外活动。在2008年，我作为耶鲁大学的一名教员有机会轮值一天参加招生办录取工作，观察并学习招生办的工作流程。学生的课外活动列表在招生办里被称为“个人炫富”名单。如果你的课外活动只有五六项的话，招生官从一开始就会注意到，这样的申请简直就是出师不利。《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罗斯·多纳特在他的书《特权》中谈及，一位学生有12项课外活动，多纳特称其为“典型的全能冠军型哈佛履历”。而我指导的一位耶鲁学生就考了11门AP课程。 建立这么一套评判标准并非招生办的责任，他们无非是执行来自高层的指令而已。在招生办工作的一天，招生办团队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招生官不仅仅要在漫长的冬季整理上万份申请材料，他们各自还需要非常熟悉自己负责的地区。那天我所在的小组负责审阅宾夕法尼亚州的东部区域，实际上就是费城周边的乡村。一位大概30岁出头年轻的招生官，对该地区的特点有着惊人的熟悉程度。他通过无数次的现场招生咨询，对每所高中了如指掌，并与辖区高中里的升学指导员、当地的校友以及第三方协助资源建立了紧密的关系。 我当时参与招生办工作时已是春季，因此提前申请环节已经结束。所有的申请者，根据他们档案里的各种指标（如SAT考试成绩、GPA、成绩排名、教师推荐信、有专长的运动员、校友子女、多元性等），每位学生会得到一个综合性评分，从1分到4分。1分代表最具有竞争力的人群，他们将会没有任何悬念被录取。 在那天午餐休息时间，我想看一个1分水准的申请，招生办给我展示了一位英特尔科学奖得主的申请。除了1分的人群之外，3分和4分占了剩余申请者的3/4，而这群人被录取的希望渺茫，除非是国家级运动员或者是最高级别的捐赠家庭。后者几乎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会被录取的。我们花时间最多的是2分的人群。在6个小时的招生委员会讨论过程中，我们排除掉100-125个申请，平均速度是每三四分钟一个学生。该区域总共有40个名额，我们的任务是从2分的人群里选出最合适的10-15名学生。 面对这么多卓越的申请者，我们寻找的是有特殊品质的学生。个人品质（Personal Quality），英文缩写“PQ”，要通过咀嚼推荐信或者学生的自荐信去体会。虽然高分和漂亮的履历是必需的，但是如果学生只有这两点，往往会被拒绝。而拒绝的原因大概会有“缺乏让人眼前一亮的闪光点”，“不是一位团队建设者”或者“与大众雷同”。 总的来说，你既要“全能”又要“偏才”。你可能早就对自己对科学和数学不感兴趣心知肚明，但是你还是要修微积分，为的就是提高你的课程难度，并且你还要尽力取得优异的成绩，这样才能保证你的高中平均成绩和在学校的排名。你有可能是一位对诗歌或者计算机编程有着执着热爱的“异类”，但是你还是需要会吹一种乐器、参加体育活动并且最好是创建一个俱乐部，还要马不停蹄地去赶场。 总而言之，你必须要顾及方方面面，取得全A的成绩，争取领导职位，积累更多的课外活动，这样你就可以将自己打造成一位“超人”。 从我过去多年的全美旅行和交流中发现，这种疯狂在更大范围的大学里广泛存在，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来自弗吉尼亚大学的学生可能没有八九项课外活动，但是他们起码也有六七项。我曾接触过来自密西西比大学荣誉学院的学生，他们可能没有修过七八门AP课，但是他们也完成了五六门。即使这些院校学生的抱负、天资、痴狂症以及家长的经济背景可能比顶级院校的稍逊色一些，但是他们的思考方式和价值观与前者大同小异。 每年被哈佛拒绝掉的33000名学生照样会进入到其他大学。到了2012年，65所大学院校的录取率已低于33%，再加上另外二三十所录取率差不多的学校和一些略高于这个录取线的学校（比如女子学校，本来申请的人数就会少一些），那么大概总计有100所高校是属于精英梯队的。事实上，这也仅仅是个保守的估测。有一些不知名的区域性质的文理学院，也见证了类似的问题。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估计，全美每年大概有10%～15%的高中毕业生卷入了为争取名校席位的竞赛中，也就是40万大军，这是个系统性问题。 第3章　「天才」背后的「魔鬼」式训练 用“杞人忧天”来描述百姓家庭的心态可能有过分的嫌疑，但是普通大众确实有足够的理由为自己孩子的未来担忧。社会流动性停滞不前，竞争已经全球化，中产阶层艰难生存，资本阶层变得越来越遥不可及。自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特别是在年轻人眼里，对未来的憧憬要比在过去任何时间看起来都更令人胆寒。在这种环境之下，大学文凭被无数人奉为一种不可或缺的必需品。虽然也有人会怀疑，但是大部分人普遍认同一种观点：大学的名气越响亮，教学质量越高。在这样一个“赢家通吃”的社会环境之下，唯一可靠的办法就是让自己的孩子成为赢家之一。 美国大学录取的狂风暴雨一直在进行中，这股狂潮席卷全球接近50年，而并非只有7年（从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因此你要睁大眼睛看清楚这种疯狂的本质。这个游戏的主题并不是社会底层或者中产阶层突破自己更上一层楼，甚至也不是上中产阶层维持自己的社会地位，实质上，这是资本阶层家庭确认自己在这个阶层里具体排位的游戏。法洛斯先生所估测的10%～15%的高中生人群竞争一流大学，他们并不是高收入人群的前10%～15%，其中有一部分人群是来自低收入家庭的，特别是移民家庭。在2012年，家庭收入排在前15%的起点为117000美金。 生活在富裕小城镇上的家庭或大城市里的富有人群在竞争一流大学时，他们的游戏规则不再是能否进入一流大学，而是进入哪一所一流大学，比如说到底是选择宾夕法尼亚大学还是塔夫斯大学，而不是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之间的对比（因为后者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哈佛学院院长哈里·R.路易斯用了一个很巧妙的词表述了这种现象的本质——“幼龄化”。路易斯院长观察到，身边的学生似乎并不排斥被当作小孩子对待。大学生毕业之后重新搬回与父母居住，在2008年金融危机出现之前就早已存在，而且这似乎已形成了一个趋势，如今我们也不足为奇了。但我好奇，天下到底有多少父母喜欢孩子又回到了自己的身边并为之窃喜呢。 孩子在这两种方式的培育下，就如同父母的衍生品：“直升机式父母”要求孩子达到他们设定的目标；“溺爱式父母”通过孩子表达自己对自由和稳定的向往。 现实生活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位妈妈就是虎妈蔡美儿（Amy Chua）。她于2011年出版的《虎妈战歌》（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一书对美式的“惰性”教育方式进行了斥责，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许多人抗议她的育儿方式，同时也有不少人赞赏她的风格。暂且抛开双边的激辩，蔡美儿作为母亲所呈现的是中上阶层家庭中的一个极端典范：她对两个女儿的教育，除了无情的压力，就是对“个人成绩”的无限追求。这是大错特错的行为。阅读她的书就如同在阅读一本小说，其主人公完全没有意识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的背后意义。 快乐并不是重点，控制才是本质。她认为，“在中国的文化里，子女是自己生命的延伸”。既然如此，蔡美儿本人并不像一位母亲，她是一位在自己的母亲眼里永远长不大、永远被母亲监管着、不停地需要呵护和爱抚的小孩儿。她无法以批判式的眼光去审视自己被教育的方式和被灌输的价值观。她女儿的哈佛录取并不能证明她育儿方式的成功，哈佛大学对这种培养方式的认可恰恰反映了哈佛以及整个系统的弊端。 追求卓越的学生就如同“瘾君子”，“药物”对“瘾君子”的作用已经不仅仅是带来快感，更是为了消除痛苦，而这种痛苦恰恰是来自对药物的依赖。以此类比，追求卓越的学生往往需要“外界的肯定和赞美”，才能够感受到父母的爱，自己才能心安。每一次取得“A”，就如同“瘾君子”每一次用药，能给自己带来短暂的慰藉，就像针对失败的恐惧注射了一剂镇静剂。 爱丽丝·米勒（Alice Miller）的心理分析经典之作《天才儿童的悲剧》（The Drama of The Gifted Child）清晰地揭示了问题的实质：一位有成就的孩子的自我意识就是建立在为了满足父母对成就渴望的基础之上的，而这些父母自己很有可能是在类似的环境下长大的，自己也比较脆弱。就是如此，孩子理解父母，并依照父母对自己的期望来引导自己，但是父母的需求和期望是无止境的，而且满足感也总是短暂的，那么，孩子会永远觉得不够，因此必须不断追求完美。一旦这种想法被内化，那么不管是需要被父母认可还是其他，所有的成就都是为了得到肯定。米勒写道：“当一个孩子追求的是受人肯定甚至被人羡慕，那么这样的需求就是个无底洞，因为它与追求被人爱是没有关系的。” 为了迎合父母的需求而建立起来的“自我”是一种“伪自我”。当一个孩子力争满足父母的要求时，往往自己的感受和渴望会被忽视，久而久之，这个孩子将失去关怀自己感受和渴望的能力。米勒医生发现，这样的父母不会容忍自己有一个“沮丧的、有需求的、生气的、愤怒的”孩子。现代的父母急于保护孩子尽量不受“痛苦、挫折以及不愉快”的折磨，其结果就是造就了头顶光环的年轻人的一些共性：圆滑、能干、世俗化。与此同时，他们的内心和自我价值观并没有得到发展，而是需要依赖于外界权威给他们一些象征性的认可，才能构建出自己的存在价值。 为了配合升学的游戏规则，我们从求学到为升学而包装个人经历，到如今，为了升学去主动策划将来容易被包装的个人经历。在申请大学之时，个人的成长经历将被浓缩成一篇大学申请材料。《纽约时报》曾经报道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升学咨询公司专注于策划可以浓缩成一篇大学申请材料的暑期活动，如围绕文艺复兴主题策划的意大利游学；三周的创意性写作课程；担任两周的话剧表演助教；花“一整天”时间沉浸于“异类”艺术家之中，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学生会迫不及待地把这样的经历添加到自己的简历中去，因为他对“这一天简直太有感受了！”（我们并没有听到那些艺术家的看法，我相信他们当然是乐意帮忙的）。米歇尔·L.史蒂文（Mitchell L.Stevens）在他的《创造一个阶级》（Creating a Class）一书中说道：私人升学顾问的角色就是教会学生如何包装自己，刺激招生官胃口。最终我们教会学生的是，自我是可以被包装的，最起码看起来是如此。 在我所了解的家庭中，包括中上流阶层的，不同意虎妈蔡美儿育儿方式的不在少数，但是在实际生活中照做的，也不在少数。父母在升学游戏中力争平衡所付出的努力，与大学生在顺从大环境的游戏规则和鼓起勇气探索自己的路之间的挣扎有异曲同工之妙，其根源都是这个系统自己已经失去了理智。不管眼前的河流有多湍急，我们都可以选择不再随波逐流，反对举手投降。如果我们想要孩子活出自我，我们必须以自己真实的方式来培养他们。 第4章　一流名校是如何运行的？ 大多数学校课程结构的广度只能通过辅修课得到体现。而形形色色的辅修课如同一本天书，由字母A到C，或者D与F分类，分别代表着数量推理，语言和文学，世界文化等。这些选择之间并不存在任何紧密的衔接性，学生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在过程中随心所欲捡起几块石头来满足大学的毕业要求。大学生修双学位的趋势越来越显著，部分原因是由于高校选修课系统相对传统专业的无逻辑性和无秩序性，选修制度本身鼓励了学生利用学分的灵活性获取最大化收益的学位。 教育最根本的问题远比社会需求的复杂或官僚制度的混乱更根深蒂固。现代美国高等教育把文理学院的博雅教育植入到研究型大学里，是最初两种办学理念之间抗衡的产物，但是该形式经不起考验。虽然大学教授同时承担授课和课题研究的责任，但是后者往往是他们所熟悉的本职，因此研究型大学在高等教育领域中自然占据了优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要成为教授以及获取终身教职并不需要博士学位或者发表论文，而行业的标准则逐步紧缩。尤其是在美国和苏联的太空争霸上演之后，美国联邦政府向课题研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因此大学的资源分配在教学和研究之间竞争时，后者轻松胜出。20世纪70年代由于博士的过剩，导致高校学术类就业市场的崩溃，高校对学术岗位的要求也就水涨船高。当学术交流变得愈加普遍，课题研究也随之更加细化。教授面对教学任务时，因为他们被赋予了无限的自由，所以他们的教学内容往往就是他们极其专业化的研究领域，由此，碎片化和专业化的课题主导了本科教育。 问题在于，你参与的事情越多，你能做好的事情就越少，并且最后什么事情都做得不理想。我之前的一位学生曾写过一篇名为《低水平要素》（The Suckage Factor）的论文，这篇论文后来成为新生入校阅读材料的一部分。低水平要素衡量的是一个人参与过的事情而最后事情完成质量的程度。这一数据是把一天24小时除以个人花在每一项学习和课外活动上的时间得出的。 依赖排名来代表学校的学术质量与利用SAT分数来反映学生的质量都是一本糊涂账。尽管道理清晰，但是学校如今严重受制于排名，就好比学生严重受制于SAT成绩一样，两者都被几个数字绑架了。 大学在自身言行方面存在诸多矛盾和虚伪之处。比如大学在宣扬自己的多元化并提倡社会平等价值观的同时，在现实中又热衷于为精英行业培养精英式人才，而正是这些人，将成为经济实力雄厚的校友，源源不断地为母校提供资金。 大学对学生职业发展所采取的态度是，重视收入，淡化职业的个人价值体现。就算某些职业有可能阻碍社会进步，大学也一定不会加以制止的。这就是目前教育系统筛选并培养学生的方向。 第二部分　自我 “教育是当你忘记了所学的一切之后所存活下来的那一部分。”虽然这是一种通俗的定义，但提出此观点的哈佛大学前校长詹姆斯·B.柯南特的初衷是严肃的：我们在大学的大部分所学必然会慢慢淡忘，剩余的部分其实就是你自己。 第5章　大学的使命 “投资与回报”直截了当地概括了人们对大学教育的认知和态度。大家总是习惯于计算投入与产出之间的量化关系，却往往忽略了大学给予的回报应该是什么。大学的回报是否仅仅只是金钱呢？言外之意，受高等教育的唯一目的就是就业（即产出和回报）吗？我们必须探究的最根本的问题是，上大学究竟为了什么。 我们对高等教育现状的激烈争论不外乎以下几个：不断飙升的学费、严重膨胀的学生贷款以及令人担忧的应届毕业生就业市场。关于高等教育的未来，我们关注的是预算削减、远程学习、大规模网络公开课以及大学存在的形式等。若倾听更高层面的讨论，人们会听到国家竞争力、21世纪劳动力、工程和科技的发展以及未来的繁荣前景等关键词。在种种讨论、对话和激辩中，我们妄自认为，铸成幸福生活及健康社会，只需要经济实力足矣。 诚然，每个人都需要有一份工作，但是每个人更需要懂得生活。既然我们从实用主义角度去计算上大学的回报是什么，那么我们为何不可以去计算为人父母的回报，与自己的密友共度时光的回报，享受音乐的回报以及阅读书籍的回报呢？任何值得做的事情，是因为事情本身有意义。任何人要是告诉你教育的唯一目的就是培养职业能力，那么他已经把你贬低成一名高效的职员，一名容易动心的消费者，一个听话的顺民。之所以我们要去探究大学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要保证自己至少还能够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为什么大学如此重要？不少人轻视大学，认为它是个象牙塔，是一个“非真实的无菌世界”，但是它的“非真实性”恰恰是它的独特优势，即所谓“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世外桃源。大学给每位学子提供了一次真正思考的机会：远离社会，暂时摆脱来自家庭影响和职业规划的束缚，站在远处以纯净并批判的眼光审视整个世界。 真正的教育，好比真正的宗教，哺育我们成为与众不同的个体，在有必要的时候，可以全然不顾他人对你的评论。这种教育的目标当然要超越仅仅为国家贡献GDP的工人或者有公众意识的合格公民。自我意识是一个极其私密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你能找到自己的力量、安全感、自主、创造力和快乐。 若从全新的角度去诠释，大学的使命就是把青少年转变为成人。虽然学校并非必需品，但既然你已经在学校了，那么不如认真完成这种改变。既来之则安之，大学的4年，也就是青少年向成年转变最黄金的4年，倘若仅仅是为了职业做准备，而忽视了其他方面的培养，那简直是荒谬至极。如果有人真的以此相加于你，那么他已经对你进行了一次掠夺。如果你在大学毕业之际与你入学初期并无区别，你的信念、价值观、愿望以及人生目标依旧如故，那么你全盘皆输，必须重新开始。 加拿大小说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通过笔下人物感言：“我不如就获得一次教育。这听起来让人感觉教育是物品，如同一件可以获取的女士外衣。”显而易见，这里最大的问题，也是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是“你”，而不是教育。“教育并不能被获取，反之，教育是在影响或改造你。”“教育是当你忘记了所学的一切之后所存活下来的那一部分。”虽然这是一种通俗的定义，但提出此观点的哈佛大学前校长詹姆斯·B.柯南特的初衷是严肃的：我们在大学的大部分所学必然会慢慢淡忘，剩余的部分其实就是你自己。 第6章　创建自己的生活 “自我价值”很重要也很必要，但是我们不能不考虑工作，工作是当下急需我们面对的现实，不是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当然要发展个人职业并实现个人价值，但是职业发展并非驱动“自我价值”的全部理由。 《有目标地工作》的作者拉拉·加林斯基在她的书中建议读者向自己提问。“我擅长做什么？”“我关心什么？”“我坚信什么？”诸如此类问题在职业发展的转折点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年轻人过于实际，急于求成，往往忽视这些问题，就如同威廉·达蒙在《通往目标之路》中提到的，这种做法终将适得其反，因为当一个人不清楚自己到底为什么而奋斗时，他是迷茫的，也将得不到满足感。探讨“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可能过于抽象，脱离实际生活，但是当我们尝试改变方式提问，“我的生命意义是什么”，我们很快发现，事实上“自我了解”是一件最实用的工具，它帮助我们找到自我的价值所在并找到合适自己的职业。有谁希望人到中年，蓦然回首，才发现自己必须要赤裸裸地去面对诸多如此尖锐的问题。呜呼哀哉！ 真正意义上的自信本来就不会太在意考试成绩。真正的自信是不管他人试图给你灌输了什么理念，自己都始终坚信“我”的价值远远超于成绩，真正的自信是自己决定了什么是成功。 在今天，我们同样被各种网困住。比如来自外界的一种典型质疑声，“你（读了这个专业）准备要干什么”就是一张网。“寻觅自己有何意义，不如寻找工作”则是另外一张网。当我与学生讨论这些话题的时候，学生一次又一次向我表达了困扰他们的一种心态——“自我任性”。比如，“专修哲学，而没有选择其他更有实用性的专业，是否是一种自我任性？”“我的大学文凭能带来巨大的机会，倘若一味追求精神生活，难道不是自我任性吗？”“我想在大学毕业之后先花一些时间旅行，这是否是自我任性？”这些问题仅仅是冰山一角，现在的年轻人不过是在思考一段略有不同的选择，而他们的内心却备感压力，不得不质疑自己的选择。 文学评论家德威特·麦克唐纳德（Dwight MaCdonald）多年前曾说：“我们认为，一个人一辈子专注于诗歌写作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我们会认为，一个人花一辈子推广百事可乐，与竞争对手可口可乐抢占市场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如果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不可思议的事情比比皆是。我曾经与一位极具天赋的年轻音乐家交好，而我却费尽口舌说服他，音乐能给人们带来价值。我们会羡慕有人从名校退学创业，成为下一个马克·扎克伯格，但却不能理解有人完成大学教育仅仅是为了成为一名社会工作者。我们嘴边经常挂着“改变世界”或“回报社会”，但是这两者如果不能给你带来更高的声望或其他利益，那么我们所提倡的“利他主义”将会大打折扣。我们的高中生为了竞争名校，不惜一切展现自己的创造力和为他人服务的精神，但是没有人会“愚蠢”到以此作为职业追求。 核心问题是，我们如何寻找属于自己的使命呢？或者更通俗地说，如何寻找属于自己的热爱呢？年轻人一直习惯于完成近期目标，这样的一个问题令他们措手不及，难以作答。虽然没有完美的答案，但是我不妨提供几个建议。选择做一些自发纯粹的事情，就如同你小时候那样；选择做一些即使没有外在奖励你也会选择做的事情；选择做一些你可以废寝忘食地专注去做的事情；做你最喜欢做的事，不是你认为自己喜欢或者应该喜欢的，而是你的真爱。 学术界就积极心理学课题已经做了充足的研究，其结论无外乎两点：在满足基础物质条件之上，一个人的幸福感来自健康的社交圈以及从事有意义的工作。这些阐述并非什么新闻，早在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宣称，人就是社交体，每个人的幸福来自他发挥出个人的能力之时。严格来讲，这种个人能力就是你所擅长的。当你所从事的工作直接对接你最强大的能力时，你的幸福感就自然而然从心中升起，转化成快乐和自主。 做自己喜欢的事本来就是一碗实用性极高的鸡汤。很多学生可能主动或被动地选择数据类工作，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是适合的。当你不擅长工程，选择工程就不具实际意义。当你选择你感兴趣的事情，你将会更加努力，将会收获更多，将有机会更加成功。 大卫·布鲁克斯坚持认为，“大部分人并不会主动形成自我并领导自己的生活。相反，很多人是遇到问题，解决问题，逐步形成了自我”。我同意他观点的前半部分：一个学生不可能静坐在自己的宿舍里就可以建立一个自我。大学仅仅是开端，它给每个人提供了培养自我反思能力的机会和平台。 经过几年的社会历练，尤尼斯对生活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她承认：“当你从耶鲁大学毕业时，你感受到为个人简历继续添砖加瓦的压力，而且也必须是名牌。但是事实上，这又是给谁看呢？”如今，外界的评价对她的影响大大降低，她对物质的追求和拥有也看得更清楚了，人也变得更加理智。回想起在摩根士丹利每天12小时的工作强度，她做了简单的总结：“当你心不在焉，任何的竞赛都是一种无意义的投入。当你回到家，你应该是开心的。”人有欲望，但是我们的生活，引用尤尼斯精辟的回答，应该是“可持续性的生活”。 创建属于自己的生活的前提是，我们首先要铲除整个教育系统潜移默化地在我们心中播下的那颗种子：恐惧失败。斯坦福大学教授威廉·达蒙一直强调面对失败的态度，绝不能知难而退，反而要学会坦然面对，这就是成长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经历失败最大的收获应该是，让每个人清楚地意识到失败并非世界末日。 萨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的警世名言告诫我们“虽败犹荣”的道理，这里的“荣”指的是个人的收获和成长。倘若我们设定的标准是真正为自己负责，那么在尝试达到标准的过程中，我们经历的应该是不断的失败。我们或许因为取得全A的成绩、完美地达到大众统一的标准而沾沾自喜，但这种成功与真正的卓越显然不能相提并论。 精英式的职业发展路径具有高度的可预见性，是一道极其乏味无趣的风景线。精英们体味不到不确定性的愉悦，总是在求稳；从未任由生活自由发展，总是要保持冷静和秩序；从未追随理想，总是要对自己的一言一行完全负责。请问如此生活的意义何在？美国哲学家拉尔夫·爱默生喜欢引用英国杰出军事将领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的一段话，“一个人，只有不知道自己的路将伸向何方的时候，他才能达到顶峰”。从另一个角度思考，当你试图拒绝不确定性，那么你就拒绝了生命的意义。 你想攀登顶峰吗？很可惜并没有顶峰。无论你攀得多高，总是有人在你之上。梅勒可能想达到海明威的高度，海明威可能想竞争乔伊斯的地位，而乔伊斯深刻地认识到，他与莎士比亚将永远存在距离。文学界如此，其他行业也无一例外。 与其为成功而工作，不如为工作本身而全身心投入，这个原则成了在黑夜中一直伴随着我的北极星。当我开始过度关注外在奖励时，我提醒自己必须重新关注工作本身，努力把工作做到尽善尽美。当我心无旁骛地投入到工作中去时，快乐便油然而生；一旦我违背了这一原则，痛苦、迷茫就随之而来。 作家杰夫·戴尔（Geoff Dyer）精辟地总结了一句话：“为了事情自身而做事情，不计较结果，都是值得的。”事情最终是否能够得到外界的认可不受你控制，但是，你可以掌握在手心里的是事情本身和你对它的热爱——任何工作的最终收获也是如此。最后的评分只有一个：你是否过上了一种自己满意的生活。 不论是讨论大学的目的，建立自我的重要性，独立精神的价值还是勇于面对风险的态度，我们都无法忽略一个大前提——现实。其中首要因素是金钱。我们都需要养活自己，我们还要面对诸多大学生还未考虑或接触到的现实压力。比如，来自富裕家庭背景的孩子，如果他们希望自己将来拥有房子就要考虑房贷；即使不拥有，那也要考虑房租。如果有计划成家育子，那么就要考虑家庭生活费用。当然，还要考虑如何保障自己的退休生活。这些都需要经济实力，但是《圣经》提醒众人，金钱本身并不邪恶，邪恶的是人类对金钱的狂热和贪婪。 我相信，大学不仅仅是发现你是谁的好机会也是造就你是谁的好机会，当然发现和造就的程度因人而异。思想可以扩展，价值观可以改变，但是我们的个性一旦形成就很难变化。我们有些人自出生就是乐天派；同时，也有人一辈子总觉得别人的更好。 我意识到，现今学生的挣扎来源之一是，面对无穷的选择无从下手。这个问题被我之前一位学生比喻成“干细胞现象”，即我们一直认为自己可以成就任何事情。我自己也曾经经历过内心的矛盾：我想永远年轻，永远拥有无穷的选择；同时我伤感于自己必将要做出选择，从而失去无穷的可能性。纠结之后的茅塞顿开至今刻骨铭心，我终于明白，我不是要选择一项事业而要放弃所有其他的事业，而是，当我不能全身心投入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将什么都不是。 同样的道理，你不需要担心自己一辈子只能选择一次，不需要在第一次就做终极选择。即使做了这样的选择，你应该做好改变的准备。你选择了一条路，在这条道路上克服千辛万苦徒步前进，你会遇见不同的人，发现新鲜未知的世界，从而你会思考这个世界能够给你带来什么（况且这个世界无时无刻在变），以及你能够给这个世界带来什么。通过这个过程，遇见那个更好的自己。 创建自己的生活也并不意味着世界围绕着自己转动。没有人可以鱼与熊掌兼得！没有绝对完美的工作，就如同我在路易斯克拉克工作的朋友所言，工作感觉起来总像是工作。每份工作都有一些繁杂琐碎的环节；每个人都必须权衡取舍。有些人可能是独行侠，比如作家；或者是在一个不健全的环境之下工作，如老师或者医生；或者是没日没夜地苦干，经营多年之后才能见到曙光，如企业家。 创建自己的生活并非不思进取。你还是要努力工作，尤其是在起步阶段。不同的是，当你所做的事情具有强大的使命感时，你会感受到无比的成就感。 做到这些容易吗？当然不容易，而且一直不容易。生活是一场悲剧，你并不能拥有一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你会徘徊，你会犯错误，你会失去信心。在这段时间内，你必须要经得起来自同伴们、父母的朋友们以及陌生人的不解和嘲笑。有人会好奇你到底怎么了，在高中时期不是很出色吗？你甚至会经历焦虑甚至抑郁。像我的话，就不只一次经历过这些。这些不愉快的体验是生活的一部分，不管在大学期间还是大学之后，你最好能够找到支持你的力量，就算只是几位同情你的朋友也是有作用的。你要相信自己能够克服困难，从逆境中走出来，创建自己的生活。 第7章　聪明人的道德和责任 如今，要成为一名出色的学生，每位大学申请者都要以领导者自居，要把自己想象成未来社会的领导者。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在一次大学毕业典礼上宣称：“我们的毕业生将成为社会的领导阶层，并要改善这个世界。”听起来，成为领导阶层和改善世界两者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必然联系。事实上，顶级大学所倡导的领导力与社会进步的关系相当薄弱，与过去大学所提倡的社会进步更相去甚远，更不用说与领导力的本意所存在的距离了。尽管如此，大学仍旧趋之若鹜。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对官僚体制本身提出的质疑：能者为何经常被埋没在大浪中，中庸之辈却手握大权？归其原因是因为，在这种体制下，上升的速度取决于个人在体制内周旋的娴熟程度，而非专业背景的卓越。奉承上司，排斥下属，积极出入鸡尾酒社交活动，善于官场术，充分借助大师余威狐假虎威，直到最后在背后插上一刀。广交人脉的最好办法就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不必为原则承担风险或者根本不需要原则。生活在某种体制下，你既不需要信奉该体制，也无须质疑它。你只需要成为他人希望看到的守业者，最终你将成为一名如作者康拉德笔下的那位负责人，那种内心空洞的人。 做一位逆袭者需要强大的意志力，作为独立思考者和领导者同样需要强大的意志力。但是如今，我们的下一代在一片喝彩声中长大，并吸收着各种社交技巧。我们鼓励他们学会团队合作，我们教育他们要开朗、灵活、合群，强调追求集体共识或个人妥协。我们似乎过度关注团体的和谐与一致性，有意回避容易引发我们内心以及彼此之间痛楚的事由，极力反对任何冒犯行为、排他行为、冲突以及诸多作为人类应该经历的现实。最终，我们的下一代成了一群没有棱角的新生儿，毫无斗志可言。 政治是一场丑陋的、漫长的战争。参与这场战争的绝大多数人都处于第一线。有不少顶尖大学毕业生深入首府华盛顿参与政策制定工作，但是极少数真正竞选从政。一位正在一个小型的中西部城市当市长的名校毕业生告诉我，“从政就意味着居住在不毛之地，从基层开始一步一步向上爬”。 思考之余，我们就会发现，所谓的服务到最后并不是为他人服务，而是服务于自己，为的是给自己的个人简历加分。“做好事就有好发展”一直以来都是指导精神。我们是否能接受纯粹的“做好事”呢？这样的目标不够有吸引力吗？“服务他人”与“领导力”如同孪生兄弟，各自的存在是因为有对方。布朗大学的一位教授朋友告诉我，年轻人有拯救世界的意愿，但是这些行为背后的认知往往是，通过某些过程最终为自己争得最高的社会地位或者权利。 我所建议的第一件事是，大学应该教会年轻人学会思考。批评家雷纳尔·崔林（Lionel Trilling）引用了他同事一篇文章的标题——《做一位聪明人是道德和责任》。这里强调的并非是要求每个人拥有高智商，并非强调天资，而是需要学生学会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并以诚信和伦理的方法实现。我们不需要顶级的学生，只需要拥有质疑能力的学生。“质疑”的原意是“去审察”，因此质疑者就是会审视的人。倘若一个人真的如愿以偿地坐上了首席的位子，但没有质疑的能力或习惯，他虽然头顶领导头衔，也不过就是一位平凡的附庸机会主义者。这样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的国家不完美，但一直在走向完美的路上，一直在朝着构建完美的美国的目标而前进。由此可见，大学教育的意义的确远超个人教育。如果你就是大学本意要培养的那种领导者，那么至少你就应该具备质疑的能力，并且首先应该质疑你自己所接受的大学教育。忙于完善个人简历，不如先开始完善我们的思想。独善其身，兼济天下！ 第三部分　我们到底应该在大学里得到什么？ 一份研究发现，“大学毕业生普遍在沟通以及团队合作上存在明显不足，不能够从多角度对待一个复杂的工程。只有1/4的学生具备胜任工作的思考和写作能力”。而这些软实力恰恰就是博雅教育所致力培养的。从长远来看，现实似乎已经印证了美国前财政部部长、哈佛大学校长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所言：“我们所学的在10年内就会被淘汰。最重要的是学会如何学习。” 第8章　博雅教育与人文经典 创造自我、认识自我、培养独立的思辨能力，相信是每个家庭的教育追求，但究竟应从何下手呢？大学又能够提供什么呢？经久不衰的最佳方案就是以人文为中心、由敬业的教授主导小班教学的博雅教育。这并非新鲜事物，但是的确需要人力和物力的投入。 那么什么是博雅教育？博雅教育并非政治学里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其中“Arts”也不仅仅是指艺术，它的含义表述为人文（Humanities）更为恰当。博雅教育定义涵盖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简单来讲，博雅教育追求学识的目的是学识本身，即一种纯净的求学理念。引用哈佛大学英国文学系教授路易斯·门纳德的语言：“博雅教育并不为职业技能、经济回报或某种意识形态而服务。”与它相对立的是应用学科或职业技术类学科，如护理、师范、商科、法学、医学等。博雅教育是探究和追求真理的教育，而非为了任何形式的实用性回报。 博雅教育所探究的是知识的产生过程，是对知识的溯源，而不是去接受现有的知识；学生不是吸收知识，而是对新旧知识进行思辨。面对任何信息，我们要判断它的真实性；我们要思考信息背后的其他问题；不论是学习生物化学、政治学还是美国文学，我们要了解各自的假设框架，并清楚如何进行进一步分析。更确切地讲，我们学习的根本目的不是收集信息，而是论证。大学的教育是熟悉并掌握论证能力的过程：学会收集论据、分析现有的权威观点、预见驳论、合成新的论点、最后义正词严地表达结论。学会分析他人观点，并独立阐述自己的观点，这个过程必将是艰难的、缓慢的，而大学4年仅仅是个开端。 历史学家西蒙·施玛（Simon Schama）在哈佛授课之后，曾有学生抱怨自己在听课之后变得更加迷茫。是的，本应如此。大学教育本该让我们开始了解到，我们之前所知道的，其实并不是那么简单或者不变的。 在人们眼里，学术界总是在玩弄理论、故弄玄虚、把事情复杂化，简直就是自娱自乐。简单来讲，大学学习就是与现实的正面交锋。这个世界充满了复杂微妙的事物，如酵酶的结构、莎士比亚戏剧的语言、现代经济的运作等等。虽然我们努力去整理庞杂的世界，但是真相总是难寻。有些信息已经演变成事实，如热力学定律、法国革命的日期，对此我们也许能轻松接受；但是，对于最前沿的发现或许只能摸着石头过河，通过一系列的尝试、犯错以及保持小成功之后的虚心，方能拨云见日。 在美国，博雅教育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广度。也许你只钻研某一个领域，但是你同时会接触到一系列其他科目。你不仅仅学会思考，而且要学会不同的思考方式。你也许会从心理学的角度了解人类行为特点，但你也会从文学的角度去体会人类行为。你也许会先从哲学的角度认识现实，但你也会从数学或物理的角度思考现实。通过诸多角度的比较，你的头脑才会变得更加敏锐，更加灵活；你也因此变得更加善于质疑，思想更加严谨。最重要的是，你学会了自我引导。 我越来越深信，人类在这世界上所成就的最伟大事业，是以最朴素简要的语言表达出自己的所见。在上百人的大会谈天说地的人中，也许只有一人会思考；在上千个会思考的人中，也许只有一人能洞察。洞察把诗歌、预言、宗教结合为一体。 我们相信科学，我们的生活也变得更加富有科学性，从而我们认为，只有可以量化的科学性信息才是客观的，才算是知识。从此，人文艺术受到了巨大的挑战，更谈不上如何带领我们寻得真理了。但是科学和人文各有特点，并不矛盾。考古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史蒂芬·古尔德（Stephen Gould）认为，艺术、科学和人文“三足鼎立”，各自拥有自己的使命。 科学性知识所表达的是内心之外的世界，有助于我们客观地观察事物。人文知识表达的是我们对世界的感受和体会。画家通过作品，主观表达了自己的所见，尤其在现代社会，其内容包含了人类因自己所见而产生的梦想和恐惧。小说家努力营造氛围，让我们体会到生活在不同时代的酸甜苦辣。 科学工作者通常使用最客观的语言，因此数据是他们习惯的语言。艺术工作者讲述个人经历，意在引起他人的共鸣。人文知识不存在方程式或者定律，它因人而异，因文化而异，因此它无法被证明，无法被量化，也无法被复制。我们只能解读人文知识，无法计算人文知识。在欣赏一首诗、一件雕塑或者一段音乐的时候，我们关心的不是它的大小，它的流行程度或者它的制作材料，而是它的意义。也许针对一个科学现象，我们会问：“这是真实的吗？”但是学习人文知识，我们会问：“这与我的关系是什么呢？” 艺术与其他形式的刺激的本质区别在于：它不仅仅为读者提供了生活榜样，而且也提供了质疑艺术本身的方法。阅读文学作品要求的是一份审慎的态度，而非冲动。我们要思考伊丽莎白的生活方式有什么局限？史蒂芬对自己会有什么顾虑？霍尔顿是否确信自己是正确的？亚哈船长最后是明智的吗？如果博雅教育意在挑战已成定数之事，那么人文艺术专注的是伦理学和存在学，即我们应该如何待人处世，我们到底是谁。 描绘一件物品必须看透它，就如同维多利亚时期的诗人马修·阿诺德所言，你要看到“它真实的内在”。“内在”并非指人，而是个人欲望。这个道理不仅适用于观察物品，也适用于观察人。我们往往以自我为中心，把他人或他物视为自己的延伸或附属品。体验艺术就是允许自己在最亲密的氛围下去体验他人，不论是阿基里斯，安娜·卡列尼娜，还是艾米丽·狄更森。从中我们获得最根本的收获在于：我们知道了自己并非世界中心，他人并非为我而存在。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尊严和对世界的认识。 那么问题来了，博雅教育真的能改变你的生活吗？一位学生的提问我至今记忆犹新。答案是肯定的，而且博雅教育同样会改变你身边其他人的生活。如今的理想化年轻人热衷社会科学，如政策和大数据，俨然一派专家治国的气势。但是，我们能够衡量的只限于我们所知道的存在，甚至连已知的也很困难。在我们急于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之前，康德提醒我们，我们要先明白“人性的这根曲木”，即我们到底为谁创造将来。 如今的文化资本是通过模仿而得到传播的：一位学生会模仿毕业于顶级高中的同学的言行举止和海外旅行的消费习惯，吸收他们认可的前沿思想，甚至购买与他们相似的生活日用品。 此外，有人认为人文艺术适合于无须担心温饱问题的富裕家庭的孩子，但是名校的其他学生为了求生存，就应该更务实，学习与数据相关的专业，比如工程、计算机或经济学。这种说法并不鲜见，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在百年之前就曾说过：“我们需要一些人接受博雅教育，我们也需要另外一些人，也许是更大的人群，放弃接受博雅教育的权利，参与具体的劳力工作。”百年之后，劳力工作成了技术性工作，但此说法依旧成立。支持博雅教育并非精英主义的拥趸，把博雅教育预留给少数人才是真正的精英教育。不论人文艺术的价值到底是通向启蒙的道路，还是职场的文化资本，只要是有价值的，那么每个人都应该拥有。 培养公民意识是学习古典学的首要目标，但是更关键的事情是学习名著，而不仅限于西方范畴的名著。这好比为自己找到一把斧子，用锋利一面砍下去，你就会达到目的。暂且不谈是谁在何时创造了这把斧子，只要能够产生一些影响，让你能够触动内心就好。对于一位真正的读者来讲，不会只关心西方经典中的书籍，他会创建自己的书单，而其中必定包含很多对他影响深远的书籍。 在我们的现代语言里，行动相对于思量；在文艺复兴时期，武装相对于艺术；在古罗马，休闲相对于谈判。而博雅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合二为一的，学生在博雅教育中所获得的智慧将贯穿未来的任何专业或领域，我们将不再刻意区分左边是工作，右边是生活；上面是通识，下面是专业。它们是融合的统一体，是相互渗透的。 当然，我们在职场上所从事的工作必定是具体的、专业的，但是我们的思考方式可以是超越领域范畴的、触类旁通的。博雅教育所培养的思辨习惯，对艺术、历史、哲学的造诣将会帮助一位职场人，把人类的智慧和个人的经历融入到工作中去。作为一名医生，你将是一名疗愈者，医治的对象是人，而非疾病。作为一名教授，你将会是一名导师，教授的对象是学生，而非课程。 即使是来自美国最顶尖的文理学院的学生，他们选择的课程所体现的也是极其狭隘的专业范畴，这是上一代人无法想象的。其导致的结果是，学生面对复杂的问题，不能自如地跨领域、全方位分析原因……我们的大学培养了一批认知狭隘的精英。 大量的教师、社会学者、心理咨询师、医生都有一个共识：我们为了追求高效的社会，过度依赖标准、测试、规章制度、精神药物、电子表格，甚至对它们上瘾。社会的每个角落似乎都要依赖公司的各项管理机制来运营，人的社会参与已经不是全人，更像是机器人。因此我认为，人文艺术教育是改变现状的第一步。 那我们到底追求什么呢？难道是希望每个人都不满足现状，学会挑战现有的公共秩序以及工作制度吗？是的，就是如此。美国就是一个共和国，原义就是大家共同治国。 在《婚姻情节》（The Marriage Plot）这本小说中，作家杰弗里·尤金奈德斯（Jeffrey Eugenides）讲述了一群20世纪80年代布朗大学毕业生的故事。当时，也是美国学习符号语言学的高峰年代。在那个年代，学生的口头禅是“你怎么看？”学生对话中会引用法国理论学家的话，学生会因读过奥地利作家罗伯特·穆齐尔的作品而受人尊重，他们对认为文学不过是一堆语言修辞的人群不屑一顾。书中的主人公在大学最后一个学期完成的宗教学对他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这门课的期末考核是一份在家完成的开放试卷。学生可以参考任何书籍。没有人曾经思考过这些问题，因此也就不存在答案，学生也不可能作弊。主人公米歇尔的领悟完美地体现了人文艺术的价值： 在他回答问题的时候，他已经全然忘记了这是一份学校试卷。他已经不是为了成绩在答题，而是在思考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身边同龄人一直以来共同挣扎的矛盾和未知。虽然笔下明明在引用蒂利希和海德格尔等人所阐述的观点，但是浮现在他脑海里的是自己和他的朋友们……虽然论文论点趋向理论，但是他的答案出现了不少与实际生活相关的内容。他在思考他的存在以及如何过自己的生活。这是一种多么完美的状态。大学毕业之际，4年的经历终于开启了生活的旅程。这难道不是对大学教育最完美的诠释吗？ 第9章　教师的本职与学生最核心的能力 教育既不是为解决工程类问题存在的，也不是为灌输大量知识而存在的。“教育”的拉丁语本意是“激发”。教师工作的本质是激发并唤醒潜伏在每个学生体内处于睡眠状态的能量。如果我们有幸在自己的生命中遇见过这样的良师，对这种经历就不会陌生。苏格拉底曾经在柏拉图的《会饮篇》说过，老师如同一位“接生婆”，倘若“你的灵魂受孕了”，老师将帮助你释放无数的思想。那么，到底是你先“受孕”还是因为老师而产生呢？两者兼有：你体内已经存在你所不知的“助孕”能量，老师帮助你发现它的存在，并迎接它的到来。 思考是一项复杂浩大的工程，由多种技能组成，但思考的培养与身体方面技能的培养并不存在本质差异。比如打球或者制作陶艺，并非仅仅依赖书本或者视频就能学会，而是需要在一位资深老师的引导下，不停地模仿和实践，并慢慢融入自己的特色和变化。学习新事物需要在小班环境中得到足够的机会尝试和锻炼，并根据自己的天资和需求接受一对一的辅导。再打个比方：当你学习吉他的时候，老师会手把手地教你正确的姿势和手指的位置，你要一遍一遍地重复直到熟练。我们的大脑也有“手”，而且这只手可以做成千上万种事情。 我们不要忘却，大学致力于培养学生的最核心的能力是学会分析他人的观点并阐述自己的观点。如果掌握一项技能需要一万个小时的练习，那么培养思考技能所需要的时间就是本科、硕博士以及工作时间的总和。如果要压缩一万小时到本科四年，那么一个人必须做到每周不间断地思考50个小时，一年保证50周。 大学的课堂，与其他课堂一样，是一个缓慢的、艰苦的过程。正因为如此，教学是无法量化产出或自动化的。作为老师，你必须了解每一位学生，了解他们的思想，完全掌握每一位学生的特点。我的教授卡尔·克洛贝一直坚信，一位真正的教师是在教学生，并非教课。 作为一名教师，教学方法可以变化多样，但个人的教学能力最终来源于每个人的生活经历。评论家莱斯利·福利尔德（Leslie Frielder）感言：“教师，非领域专家也。他并非在教授一门课，而是在分享他的人生。他能够化腐朽为神奇。教学就是一种艺术。”在求学的时候，我逐渐归纳出如何判断老师质量的一个规律。如果某位教授从来不透露一些与个人相关的信息，比如自己的孩子或者同事的趣闻轶事，那么我敢断定，从他身上将学不到太多的东西。我并不是要求老师交代一切，而是希望教师让学生感受到他的真实和存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贝娄在分析芝加哥大学的过去和未来时，提及“哲学系教授摩尔提莫·贝娄对亚里士多德的《伦理论》颇有研究，但是打过交道之后，你会发现，他对如何生活给不了有价值的见解”。 美国高校的设计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内在矛盾，这来自学院和大学之间的本质区别。自19世纪末开始至今，高校的地位以及教授个人地位已发展成以做学问为主、以教学为辅的模式。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安德鲁·德尔班科注意到，从20世纪初期开始，“壮志凌云的学术界认为，本科教学是一种负担和分心”。这种变化是循序渐进的。到了1923年，布朗大学研究生院院长警告全职教授不要过于投入教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是为了同苏联进行太空竞赛，美国国家注入了源源不断的资金用于科研，因此整个大学系统很轻松地接受并将重心转向学术研究。作家路易斯·蒙纳德观察到，“研究型教授成了教授的标准”。从1960年至1990年，美国联邦政府的研究经费翻了4倍，但是教授的平均教学时间却减少了一半。 在教授圈子里有一种共识：要么发表（论文），要么出局。即只有研究方面取得进步才是被认可的。因此教授把自己的时间分配给同事、硕博士生（课题研究助手）、参加领域会议或者职业性组织、向学术刊物投稿等，唯独本科生不在大学教授的视线之内。教授的发展只需要提高自己在领域内的造诣，不需要向自己的学校表示忠诚。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博士产出过剩，为大学提供了充足的人才储备，因此造成了大学的招聘条件水涨船高。学术刊物和大学出版物数量爆炸式上升，教授们被迫发表更多文章，质量则难免令人担忧。另外，最近的科技进步实现了科研成果私有化，学校用研究成果的使用权换取了更多的收入。这种新的利益模式进一步鼓励学校加大科研投入，竭尽其能招聘善于吸金的明星教授，免除他们几乎所有与教学相关的责任，不相信的话，你去看看哈佛就明白了。 这种竞争是全民的，即每一位教授都力争成为明星教授，每一所高校都是参赛者。就连第二梯队的公立学校（一般是某某州立大学），如密歇根州立大学，都会把本州的领头羊——密歇根大学定为自己的竞争对手。 你是否可以想象哪个大学在自己的网站上会打出这样的宣传语：“我们拥有一支不出色的教师队伍。”大学生有一天会发现，他们最喜爱、最受欢迎的教授竟然未能取得终身教职，进而恍然大悟，原来学生的发展和需求并非大学的考虑重点。 面对这种尴尬，高校采用了一种默认的逻辑为自己解围：越出色的学者就是越优秀的教师，当然这是令人啼笑皆非的。严格的学术研究所必备的技能恰恰削弱了教学所需要的能力。一位好老师的言语通俗易懂，变抽象为实际，变枯燥为生动，能够被大众接受，但是学术界所使用的术语却不被常人所理解。一位好老师能够把生活带进课堂，触类旁通，但是学术界分工细致，每个人专注的领域极其狭窄，颇有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境界。 大学质量的优劣学生心知肚明。尽管耶鲁大学的师生比为1：6，在全美范围内首屈一指，但是我的一位学生告诉我，在大学四年里能够影响她的思想深度的教授屈指可数。另外有学生向我倾诉，一对一的互动机会太稀缺了，与教授进行有深度的思想碰撞的机会更是可遇不可求。耶鲁大学在教学质量方面，至少在顶尖大学圈里，算是值得自豪的。当我提及教学问题的时候，我的一位哈佛教授朋友满脸惊讶，因为哈佛根本没把它放入议程。更有西北大学的学生反馈，他们还要为获得老师的注意力相互竞争。也难怪2005年的一份大一新生的调查问卷显示，不到1/6的新生对教学表示“非常满意”。另外一份大四学生的问卷显示，超过1/3的学生表示课堂很无聊。 MOOC运动表面上是为了促进教育平等，但这只是一件华丽的外衣而已。它的本质是巩固高校系统里的论资排辈，进一步扩大顶尖学校的名气。哈佛学生有机会与自己的教授现场互动，那么圣何塞州立大学学生就只能通过视频观看哈佛师生的互动。 人们常说，大学生活是泡沫，但我认为MOOC才是真正的泡沫。尽管近些年我们向MOOC投入了大量的财力和人力，MOOC模式到目前仍不能证明它的优势和作用。其中，自始至终完成一门课的MOOC用户只占整体的4%。这其中的大部分学生为成人，他们清楚自己的需求，因此寻求特定方向的进修机会。“自我定位”原本是在大学里获取的一种能力。当公司以“网络学习证书”标准来招聘新人，安排他们从事复杂的工作并给予后期专业的培训，公司将很快发现MOOC的真实含金量。 解决教学质量问题的最彻底的办法就是尊重教学，赋予教学更高的地位。从具体操作层面来讲，首先，学校要有改革意愿，其次就是要有充足的资金。两者齐头并进才能够扭转目前发展已久的以临时工和学术研究为主的模式。如果大学希望培养高素质的职业人士、思想家、优秀公民和领导者，那么学校就应该善待甚至优待培养下一代的老师，我们所需要的是全职的教授。目前，教授的待遇是丰厚的，但问题是教授的数量不足。就算是在目前的基础上翻倍，也不过分。另外，调整教授入职门槛将会大大吸引更多最优秀的学生从事这份职业。 学生希望自己的老师是睿智的，对自己的科目是自信的，但是这两种特性都不需要教授是领域的带头人。在耶鲁任职这么多年，我认识到，最优秀的、也是最善于交流的老师，是那些长期在一线讲授入门英国文学课程的同事。既然我们已经拥有了良好的教学团队，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赋予他们同等的师资待遇，而不是让他们成为学术界的附庸呢？ 教学并非灌输信息，也不是娱乐节目；教学是互动，是激励，而这种经历只有在小班研讨形式的环境下才能发生。这种教学方式并非天方夜谭，其在基础教育的教室里每天都在上演，即面对面、个性化、消耗人力的方式。当然，我们可以选择捷径，但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播什么种子，结什么果！ 第10章　隐藏的常春藤 我一般不习惯为多元性而吹嘘“多元性”的价值，但是我不得不承认，多元背景在公立大学课堂上的贡献和美妙之处。在我教授的一门研讨课上，其中有位女生来自巴基斯坦，有位来自孟加拉，有位是黑人，有位是坐轮椅的，还有一位是以色列人，该群体的多样性彻底影响了有关东方文化的学术讨论。在这种氛围下，没有人敢以抽象的概念或引用他人的分析结论滥竽充数。 教学和人文学科是博雅教育的核心，但是在选择大学时你必须考虑其他资源。不少大学在新生入学时，简单地把课程目录交到学生手里，举办一场迎新仪式，然后退场让学生开始摸石头过河。虽然学生能与指导老师见几次面，但那不足以满足新生的需求。最理想的方法是，让大一新生参加研讨课，引导学生开始了解大学教育的目的，而不仅是开设一门写作课或选课指导。 引导学生入门可以有多种方式，威斯康星州的劳伦斯大学自1945年开始，为学生提供为期两个学期的大一新生课程，“博雅教育入门”就是值得借鉴的例子。这门课旨在激发学生的学术冒险精神以及构建学术性社区。在课堂上，学生会讨论人生和人性相关的大问题，比如，过上好生活是什么意思。课程大纲是基于人文学科的，但是教学内容吸收了各个学科的精髓，涵盖了爱因斯坦、史蒂芬·古尔德、柏拉图、弗吉尼亚·伍尔夫、史特拉汶斯基等等。几乎所有的课（小班15人）都是由全职教授任教。其中一位教授欣然说道：“这样的课程迫使学生拓展自己未来的专业选择。他们会发现自己原来对历史、艺术、物理等都具有浓厚的兴趣。” 大学总是有瑕疵的，在最理想的条件之下也在所难免。培养一个人的灵魂肯定不能完全依赖于大学的教学大纲或固定的学期制度；培养一个人的想象力和勇气与教学大纲严格的框架也并非完美兼容。大学所提供的教育也许并不理想，但是我们还是需要一个基础，之后才能在基础之上腾飞，因此放弃大学教育并非明智之举。 不论就读于哪所大学，一定要学会主宰自己的教育，而不是让教育来支配你。首先，毋庸置疑，教师是关键，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初到大学，我们要以敏锐的嗅觉迅速寻找良师，并要勇于在课堂之外同他们建立关系，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再者，大学教育要先帮助我们成人，后帮助我们获取某领域的专业技能，因此选课的原则就是如此。至于具体的专业选择，那要听从你的直觉，一定要选择一个让你能够兴奋四年的专业。大学是完全属于你自己的，大学代表着人生一次机会，善待这次机会，不要着急去成为自己心中早已计划好的那个人，而是成为你自己从未遇见的那个人，遇见那个更好的自己！做到这点，最重要的因素并不是你就读的学校，而是你自己本身。 第四部分　社会 社会正义意味着你需要放弃一些你拥有的东西，从而让别人能够拥有更多。这才是我们在思考这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时所需要面对的问题。我们真的要继续维持一个“赢家通吃”的社会吗？我们真的要继续人为地让教育资源处于匮乏状态，同时让我们的孩子为有限的空间相互厮杀，并进而陷入绝望和恐惧吗？我们真的要继续浪费我们共同的人力资源，而不是动员所有人的才能来实现更大利益吗？我们真的要成为一个帮派社会，每个人都袖手旁观，听任整个社会慢慢毁灭吗？ 第11章　看不见的「特权堡垒」 统计数据说明了一切。1985年，美国250所重点大学中，有46%的学生来自美国收入前25%的家庭；而到了2000年，这一比例达到了55%。到2006年（该年统计数据样本要小一些），这一比例为67%。据统计，在2006年大学入学新生中，仅有15%的学生来自收入低于中间值的家庭；稍前时候的一项研究表明，仅有3%的新生来自收入最低的1/4的家庭。学校越是显赫，它的学生构成就越是不平等。 SAT的本意是摸清学生们的学习能力；但实际上，它摸清的却是学生们的家庭收入。在过去30年间，高收入和低收入家庭孩子的学习成绩差距扩大了40%。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现在，高收入和低收入家庭孩子们完成大学教育的人数差距扩大了50%。来自低收入家庭的高分学生中，申请就读四年制大学的人数不到一半。先停下来，仔细想想，这一数字到底意味着什么。正如保罗·克鲁格曼所言：“穷人家的聪明孩子拿到学位的可能性要低于有钱人家的不聪明的孩子。”一位曾在一所高级私立高中就读的学生告诉我，有钱人家的孩子，包括那些最笨和最捣蛋的，如今都过得不错，他们“太有钱了，不可能失败”。 精英学校不仅无力逆转这个越来越不平等的社会，它们甚至在雪上加霜。种种迹象表明，重点学校选拔生源时，不会给低收入家庭学生任何优惠，但同时却会更加照顾其他群体，尤其是高收入家庭的学生。在《入学的代价：美国统治阶级是如何花钱进入精英学校的》（The Price of Admission：How America’s Ruling Class Buys Its Way into Elite Colleges）一书中，作者丹尼尔·古登（Daniel Golden）详细描述了精英学校录取学生时，会给予特殊照顾的三类人：捐款人、潜在捐款人，以及名人子女；教工子弟；运动员和校友子女（人数最多）。每一类人所占的比例大约从10%到25%不等。 米歇尔·L.史蒂文在《创造一个阶层》一书中写道，这些学校的录取流程“复杂、繁琐而且昂贵，已经成为当代美国社会特权的主要方式”。在我看来，这本书仅凭书名就应该获得一个奖项，更何况作者还在书中深度讲述了一所重点博雅教育大学的招生过程。虽然申请大学确实会让一些中上层阶层子弟有些焦虑，但这个漫长的过程“本质上只是走走形式”。真正重要的并不是你是怎么做的，而是你已经被允许参与进来了。可能最后有的人会去布朗大学，有的人会去布兰迪斯大学 13 ，但别忘了，绝大多数孩子根本就没有机会申请这些大学，他们最终只能选择那些经费明显不足的州立大学，或者预算总是吃紧的社区学院，或者干脆不读大学。 而且我还很清楚一点：抛开宗教因素不说，我的生长路径，如今正变得越来越普遍。整个社会在使用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日趋分化，但实际上，导致分化的根源在于收入水平。如今的美国社会结构僵化，有钱人变得更有钱，他们的孩子会进入私立学校或近似于私立学校的公立学校，这一切都使得上层阶层从一出生就开始脱离其他社会阶层，而不是从大学起才开始脱离。当初我所经历的受到庇护的狭隘抚养方式如今已经成为普遍模式，特别是对那些自小就进入私立学校的孩子们来说更是如此。当然，他们也不会遇到“水管工”这样的人。 大学也是一样。精英教育不仅会带你进入上层社会，它还会帮助你为上层社会的生活做好准备。“当耶鲁在为学生提供奖学金，帮助他们去中国学习或去纽约看一场百老汇表演时，”一位学生写道，“当校方出钱为学生提供一些比较奢侈的教育，比如说如何拓展思维宽度或如何更有教养时，他们其实是在教你如何成为有钱人。 很多年轻人写信问我，有什么办法能避免成为与世隔绝、自以为是的小混蛋呢？我也不知道，我最多只能建议他们去公立大学看看。要想真正懂得与自己背景不同的人，你只能实际进入他们的世界：不是去进行所谓的“奉献”，更不是请人喝杯咖啡，带着屈尊俯就的态度去向“下层人民”嘘寒问暖一番。你要做的，是真正把对方当成与你平等的人。 第12章　精英教育的自我救赎 “出类拔萃之辈” ：这个流传几十年的陈词滥调确实是一个绝妙的讽刺。显然大家都已经忘记了，这个说法原本是20世纪一本讥讽越战设计者的书的书名，因为正是这群“出类拔萃之辈”的狂妄自大，才将整个美国拖入泥潭。没错，这群人的确够聪明，够优秀，但你见过有比这群人更自恋的领导者吗？这世上还有比这群家伙更失败的吗？如今这种被各种光环围绕的精英治理，正在把我们再次拉进一个史无前例的大衰退，而不断为其输送新鲜血液的教育体制，正是这个系统的最佳体现。是时候该做些什么了，我们不仅要从上至下发动一场变革，还要开始思考另一种形式的领导模式，甚至是另一种模式的社会制度。 所有领导阶层都会发展一套证明自己权力合法性的意识形态。比如说盎格鲁-撒克逊贵族提出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日耳曼人之所以能统治世界，是人类生存演化的自然结果。现在又冒出来一个查尔斯·穆雷（Charles Murray），他在《钟形曲线》（The Bell Curve）一书中大谈“认知精英”和智商遗传等。如果有人指出这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穆雷等人就会悄悄地把“努力”替换为“天赋”，把“勤奋”替换为“基因遗传”。就好像那位哈佛学生所说的那样，他们会告诉自己，我之所以拥有今天的地位，完全是因为我工作够努力（显然，他认为其他人都是在混日子），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本身就低我一等。有钱人之所以有钱又有权，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精英”。 说到“高智商笨蛋”，除了可怜的杜卡基斯之外，我还可以举一个更有名的例子，美国的现任总统奥巴马。他的新书被称为《无畏的希望》（The Audacity of Hope），可真正无畏的，只是他个人的野心。作为一名骑墙派人士，一个实用主义者，一个总是寻求妥协和共识的人，他像整个系统的其他产品一样，凡事都喜欢求稳。他会披上一层外衣，把自己打扮成一个“高瞻远瞩的人”，但实际上，他的远见本身就是一种技术——所以他才会大谈那些“常识性的解决方案”。如果说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那么奥巴马作为一位领导人，他的失败就在于他无法去想象更多的可能性，他只懂得在现实的框架内活动。 就好像有些学生因为怕考不好而不敢选某门课一样，奥巴马也会刻意回避那些比较难处理的事。他竟然还给自己列了一份成绩清单（是的，你没看错），而且他给自己任期的前两年打了70分（也就是说，他认为自己完成了预期任务的70%）。换句话说，他给自己打分的时候相当慷慨——典型的精英阶层心态！可选民好像并不这么认为，所以2010年的民意调查结果让奥巴马“颇感震惊”。由于没有意识到正在发生的灾难，他竟然在中期考评时给自己打了个A！——这让他后来的总统任期更加难堪。 考虑到我们这个系统正在批量生产越来越多的同类，你可能会觉得，人们可能会需要一些不同的大脑或者说不同的人。可问题是，一旦精英主义开始内部繁殖，它就会绵绵不绝。所以那些位高权重的人，虽然他们个个出身显赫，却总是会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相同的错误。结果就是，美国整个国家的命运都可以追溯到小学，或者更贴切地说，追溯到子宫。 精英治理不仅自我封闭，自我强化，它还会假公济私。如今我们到处可以看到权力阶层在滥用职权，去伤害那些他们发誓要效忠的人：医生会接受医药公司的好处，即便有更安全更便宜的药，他们还是会向病人推荐医药公司的新产品；大学教授一边提高学费，一边压缩预算，同时给自己猛涨工资；政客们放弃政治生涯，为了赚钱而充当利益集团的说客；立法人员纷纷离职，去他们之前监管的公司就职；CEO们掠夺自己的公司；投资银行相互串通去欺骗客户；会计公司和信用评级机构做假账。 总而言之一句话，我们的领导阶层不是在为人民服务，而是在与大众为敌。因此毫不奇怪，在当今这个精英治理的时代，虽然很多精英人士披上一层自由民主的外衣，但他们信奉的仍然是里根主义——二者的逻辑都是一样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似乎没有人认为领导本身就意味着机遇和责任。没有人觉得不应该事事从自己的生活方式出发。路易斯·拉普曼（Lewis Lapham）一针见血地指出：“精英们只效忠自己的野心，其他一切都不重要。”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恐怕要数英国石油前任CEO托尼·海沃德（Tony Hayward）了，在自己的公司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环境灾难之后，他竟然当众大哭，说希望自己的生活能恢复正常。他的公司把整个墨西哥湾变成了一滩污水，而他真正关心的却只有一个人：他自己。 20世纪30年代，美国深陷经济危机，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B.柯南特开始推行精英治理思想，统治阶级开始应对现实，他们一方面扶持正在上升的社会群体，发动整个国家的精英人士，另一方面，开始直面自己灾难性的失败。1929年的大萧条让这些往日的贵族们意识到，自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一时期盎格鲁-撒克逊贵族的所作所为确实令人称道，其中一点就是，他们，至少是他们当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不管出于什么动机，开始去慢慢地（虽然有些不情愿）为权力的交替做准备。他们战胜了自己，他们把整个国家的利益放到了自己的利益之上——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这两个利益并不一致了。他们最终还是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完全不同的新的阶级将势必取代自己的位置。 今天的情形与当时惊人的相似。当时的贵族和今天的精英阶层都曾经辉煌一时：前者的兴盛期是从19世纪80年代到1929年，后者的兴盛期则是从20世纪60年代到2008年。但其他方面则有很大不同。今天的统治阶层——至少是当权派——似乎还没有人从刚刚发生的危机中获得教训。 精英治理起源于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它的教育系统也是为一个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而设计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主要靠各种大型官僚机构来发展，而运行这些机构的，是各种科技和社会科学专业人士。当时主导美国社会的是福特汽车公司、福特基金会、NASA、五角大楼和贝尔实验室这样的机构，而且这种局面似乎会永远持续下去。在这样的背景下，通过考试来评定人才，并训练他们成为社会机器中的一环，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做法。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很多年里，世界都处在冷战时代，在这样一种静态的全球系统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管理和应对现状，尤其是当现状似乎会一直持续下去的时候，更是如此。但现在我们要面对的，是一种经常变化的环境，经济和社会时刻在变化，四处潜藏着各种无法预料的危险和机遇。我们需要一种截然不同的思路。 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录取流程，问题在于常春藤盟校本身——在于它和其他学校所享有的地位。问题在于，我们把培训未来国家领导人的工作外包给了一群私立机构。无论这些机构如何宣扬自己的使命感，无论他们怎样信誓旦旦地要服务全社会，从根本上来说，他们都会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所以他们终究只会是富人的宠物。这种安排对学校来说是好事，因为学校的财富和影响力会继续扩大，但问题是，难道就因为哈佛需要校友捐款，我们就要放任它继续强化当前的阶级系统吗？ 自我救赎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它与所谓的“服务”，与你在把别人害苦了之后又去帮助别人时的“慈善感”，完全不是一回事。你真的想要帮助那些不太幸运的人吗？那就别挡着他们的路。换句话说，不要拿走所有的资源。社会正义意味着你需要放弃一些你拥有的东西，从而让别人能够拥有更多。这才是我们在思考这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时所需要面对的问题。我们真的要继续维持一个“赢家通吃”的社会吗？我们真的要继续人为地让教育资源处于匮乏状态，同时让我们的孩子为有限的空间相互厮杀，并进而陷入绝望和恐惧吗？我们真的要继续浪费我们共同的人力资源，而不是动员所有人的才能来实现更大利益吗？我们真的要成为一个帮派社会，每个人都袖手旁观，听任整个社会慢慢毁灭吗？ 在《无名的裘德》（Jude the Obscure）一书中，托马斯·哈代讲述了一个贫穷而又才华横溢的年轻人的故事。由于没能进入精英大学，他错过了改变自己人生的机会。多年之后，又一个年轻人出现在他家门前——可能是他的亲生骨肉，也可能不是。要不要接受这个年轻人呢？他告诉自己：血统真的是一个很愚蠢的问题。为什么要考虑这个问题呢？当你想要培养一个孩子时，他到底是不是你的亲生骨肉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这个时代的所有孩子，都是这个时代成年人的孩子，都应该得到所有成年人的照顾。 如果我们想要创造一个体面的社会，一个正义的社会，一个明智而繁荣的社会，一个孩子们因为爱学所以学、人们因为爱工作而工作的社会，我们就必须接受托马斯·哈代的这一理念。我们不一定非要去像爱自己一样爱我们的邻居，但我们要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爱邻居的孩子。我们已经尝试过贵族统治，尝试过精英治理，接下来是该试试民主治理的时候了。

PaperMod主题更新 这一次，我们将一整套的建站过程从Mac笔记本转移到Windows 系统的电脑，并采用了PaperMod主题。 MemE主题最后的更新时间是2022年7月，采用目前的Hugo版本已经不支持部分模块。在2025年2月的时候我其实也发现了这个问题（详见：Hugo建站和Blogdown插件 ），但是只是把问题提出来了，一直没有很好地将其解决。这次不方便更新了，就开始寻找还在更新、且简约的主题。经过简单调研，选择采用PaperMod 主题。 本次的网站更新，我本来以为会断断续续花费好几周（类似于2018年的大改动，Yu Vision ） 。但是借助了大语言模型后，在一周以内就完成了，这可是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料。核心在于，之前改动网站遇到问题，得去搜索，然后想办法。而现在，直接把问题提出来，然后再去调试，大大节约了时间成本。 以gallery更新为例： 我提问：现在的gallery，有两处改进建议：（1）目前的图片不能放大，能否增加缩略图，根据网页大小构成多列缩略图，然后点进去就是原图，可以点击换图片，可以参考blueimp-gallery这个css模板；（2）现在的图片是根据本地图片的，我想改成链接形式，比如：http://www.vision.com/photos/gallery/20-Houghton7.jpg，然后大语言模型回答： MemE主题存档 另附上，本次网站更新前，采用MemE主题网站截图： 网站Gallery（更新前） 网站文章界面，截至2026年5月9日 网站文章分类（更新前） 网站标签（更新前）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作者: 钱穆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年: 2001 ISBN: 9787108015280 页数: 161 装帧: 平装 定价: 12.00元 第一讲 汉代 一、汉代政府组织 讲中国传统政治，可以径从秦汉讲起，以前暂略不论。秦代只是汉代之开始，汉代大体是秦代之延续。所以秦代暂亦不讲，而只讲汉代。现在专说汉代政府究是怎样组织的？我们要看政府的组织，最重要的是看政府的职权分配。在此方面，我亦只想提出两点来加以申说。第一是皇室与政府之职权划分，第二是中央与地方的职权划分 不过在那时，还留下一个很大的问题：便是皇室和政府的关系。皇室是不是即算政府？若把皇室和政府划开，这两边的职权又怎样分？这是秦汉时代首先遇到的一个大问题，也是此下中国政治史上一向要碰到的一个大问题。拿历史大趋势来看，可说中国人一向意见，皇室和政府是应该分开的，而且也确实在依照此原则而演进。皇帝是国家的唯一领袖，而实际政权则不在皇室而在政府。代表政府的是宰相。 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称三公，丞相管行政，是文官首长；太尉管军事，是武官首长；御史大夫管监察，辅助丞相来监察一切政治设施。 再说汉代的九卿，那是：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 中国历史上的地方政府以县为单位，直到现在还没有变。汉时县的上面是郡，郡县数当然也随时有变动。大体说，汉代有一百多个郡，一个郡管辖十个到二十个县。大概汉代县数，总在一千一百到一千四百之间。中国历史上讲到地方行政，一向推崇汉朝，所谓两汉吏治，永为后世称美，这一点值得我们的注意。若以近代相比，今天的地方行政区域，最高为省。一省之大，等于一国，或者还大过一国。一省所辖县，有六七十个以至一二百个，实在太多了。但就行政区域之划分而论，汉制是值得称道的。 二、汉代选举制度 我们从此看出：这一制度在当时政治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青年跑进太学求学，毕业后，派到地方服务。待服务地方行政有了成绩，再经长官察选到中央，又须经过中央一番规定的考试，然后才始正式入仕。那是当时入仕从政的唯一正途。 三、汉代经济制度 汉武帝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讨匈奴，通西域，军费浩繁，大司农的钱用完了，连他父亲（景帝），祖父（文帝）几辈子积蓄下来的财富都花光了。政府支出庞大，陷入窘地，这又怎样办呢？农民的田租，三十分之一的定额，制度定了，又不便轻易再变更，再增加。 汉武帝不禁要想：你们的钱究竟由哪里来的呢？岂不是都由我把山海池泽让给你们经营，你们才能煮盐冶铁，发财赚钱。现在我把少府收入都捐献给国家，而你们不响应，那么我只有把全国的山海池泽一切非耕地收还，由我让给政府来经营吧！这便是汉武帝时代有名的所谓盐铁政策。 四、汉代兵役制度 于是中国的政治理论，早和现实政治融化合一了。否则为什么皇帝和宰相定要分权呢？为什么仕途必经察举和考试呢？为什么田租该力求减轻呢？为什么商业资本要加节制呢？为什么国民兵役要到二十三岁才开始呢？ 汉代的国民兵役，又分几种。一种是到中央作“卫”兵，一种是到边郡作“戍”卒。一种是在原地方服兵“役”。每一国民都该轮到这三种，只有第三种，从二十岁便开始了。 国家除了服兵役之外，还要服力役，这是春秋战国直至秦汉以下历代一向有的一个大问题，现在我们则变成历史事件来讲述了。力役是每个壮丁替国家做义务的劳工。好像现在要修飞机场，造公路，就召集民工一般。只古代是纯义务的。全国壮丁按册籍编定，每人每年一个月，替国家义务做工，这在汉代唤做更卒，更是更替轮番的意思。如是则一个农民，既要到中央当卫兵，又要到边疆当戍卒，还要在地方上服国民兵役，都试譬如我们开一个秋季运动大会，这还比较轻松，而每年一月的更役，却比较国民兵役吃力些。但若不去践更（上番），按当时规定，出两百个钱给政府，也可以代替。 当时规定，奴隶也须缴人口税，而且须加倍缴。但这是由养奴隶的主人家负担的，不干奴隶自身事。因此汉代的奴隶特别多 五、汉制得失检讨 汉光武自身是一好皇帝，明帝，章帝都好，然而只是人事好，没有立下好制度。因此皇帝好，事情也做得好。皇帝坏了，而政治上并不曾有管束皇帝的制度，这是东汉政治制度上的一个大问题。也是将来中国政治制度史上一个大问题。 惟其一切制度都不会永久好下去，才使我们在政治上要继续努力，永久改进。制度也只是历史事项中之一目，人类整部历史便没有百年不变的，哪能有一项制度经过一两百年还算得是好制度呢？ 第二讲 唐代 一、唐代政府组织 唐代政府和汉代之不同，若以现在话来说，汉宰相是采用领袖制的，而唐代宰相则采用委员制。换言之，汉代由宰相一人掌握全国行政大权，而唐代则把相权分别操掌于几个部门，由许多人来共同负责，凡事经各部门之会议而决定。 国家一切最高政令，一经政事堂会议决定后，便送尚书省执行，尚书省是政府里最高最大的行政机构。尚书省共分六部，即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此六部制度，自唐代以至清代末年，推行了一千多年，不过六部次序有时略有改动 唐代地方行政最低一级为县，和汉代一样。唐玄宗时，全国有一千五百七十三个县，比汉代多出两百多县。县级以上为“州”，唐之“州”与汉“郡”是平等的。 二、唐代考试制度 说到考试两字之原始意义，考是指的考绩，试是指的试用。 现在再说到每项制度之变，也该有一可变的限度，总不能惟心所欲地变。所贵的是要在变动中寻出它不变的本源，这便是所谓历史传统。传统愈久，应该此大本大源之可靠性愈大。换言之，即是其生命力益强。就中国以往政治论，宰相权给皇帝拿去一定坏，用人无客观标准，一定也要坏。九品中正制，本想替当时用人定出一客观标准，还是不失此项制度所应有的传统精神的。但后来却变成拥护门第，把觅取人才的标准，无形中限制在门第的小范围内，这便大错了。唐代针对此弊，改成自由竞选，所谓“怀牒自列”，即不需地方长官察举，更不需中央九品中正评定，把进仕之门扩大打开，经由个人各自到地方政府报名，参加中央之考试。 当知近代西方所谓的民主革命，乃由政权不开放而起。而中国则自唐以下，便已犯了政权开放之流毒。以水救水，以火救火，不仅是药不对病，而且会症上加症。若要解决中国社会之积弊，则当使知识分子不再集中到政治一途，便该奖励工商业，使聪明才智转趋此道。然结果又很易变成资本主义。在西方是先有了中产社会，先有了新兴工商资本，然后再来打开仕途，预闻政治。而中国则不然，可说自两汉以来，早已把政权开放给全国各地，不断奖励知识分子加入仕途，而同时又压抑工商资本。只鼓舞人为大学者，当大官，却不奖励人为大商人，发大财。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大体上是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策。政治措施，存心在引导民间聪明才智，不许其为私家财力打算无限制的发展。于是知识分子竞求上政治舞台去做官，仕途充斥，造成了政治上之臃肿病。读书人成为政治脂肪。若再奖励他们来革命，来争夺政权，那岂得了？可见任何制度有利亦有弊，并不是我们的传统政治知识专制黑暗，无理性，无法度，却是一切合理性有法度的制度全都该不断改进，不断生长 四、唐代兵役制度 后方兵员枯竭，政府有钱有势，不在乎，临时买外国人当兵。边疆上逐渐都变成外国兵。安禄山、史思明，看他们名字是中国式的，而且是中国边疆大吏，寄付与国防重任的，实际上就都是外国人。打平安史之乱的李光弼，与郭子仪齐名，其实李光弼也就是外国人。这是唐代一个特殊现象。这因唐代武功太大，四围都成中国的下属，唐太宗已被称为天可汗，这如称皇帝的皇帝，唐代实在太富太强了，他们忽忘了民族界线，他们不懂害怕外国人，不懂提防外国人，大量使用外国人当兵作将，结果才弄得不可收拾。于是唐代的府兵一变而成为藩镇，军阀割据，胡族临制。那真是惊天动地的大变迁，那何尝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的变动呢？所以我们要研究政治制度，也该放大眼光，不要单就制度来看制度才得呀！ 五、唐代制度综述 论选贤与能：结束了上半段的乡举里选制，而开创了下半段的科举考试制。论租税制度，结束了上半段的田租力役土贡分项征收制，而开创了下半段的单一税收制。 第三讲 宋代 宋代制度，一面是相权衰落，另一面则是中央集权。讲到中国的地方行政，只能说是汉代好，唐代比较还好，宋代就太差了 第四讲 明代 一、明代的政府组织 到了明太祖洪武十三年，据正史记载，因宰相胡维庸造反，明太祖受了这个教训，从此就废止宰相，不再设立。他并说以后他的子孙也永远不准再立宰相。所以明代政府是没有宰相的，清代也没有。所以我们说，中国传统政治，到明代有一大改变，即是宰相之废止。 然而明太祖规定不准立宰相，这是他后人遵守了，始终没有敢违背。至于不准太监干预政事，他后人却没有遵守。明代太监预政，就比任何朝代干预得厉害。这哪里是太祖始料所及呢？ 二、明代考试制度 汉代培养人才的是掾属。唐代培养人才在门第。宋代培养人才在馆阅校理之职。到明清两代，始把培养人才的机构归并到考试制度里. 八股文考试真是中国历史上最斲丧人才的。大家知道：八股文没有什么意思，但为什么政府偏要用此来考试呢？当然有人要说，这岂不是专制皇帝故意的愚民政策吗？ 然而明代推行八股文，早已在衰世。那时的皇帝，哪里会用心创造这样用意刻毒的制度来？当知任何一制度，很难说有一二人所发明，所制定。正因当时应考人太多了，录取标准总成为问题。从前唐代考试，一定要考律诗，就因为古诗不容易定标准，判优劣，律诗要限定字句，平平仄仄，要对得工整，一字不合法度就不取。标准较易具体而客观 三、明代赋税制度 自明迄清，国家对于赋役，都有一种重要的册籍，名叫黄册和鱼鳞册。黄册是登记户口的，鱼鳞册是登记田亩的。直到清代后期一百多年间，黄册没有了，户口很久不调查，但鱼鳞册则相沿至今，纵有许多改进，但依然还是明代创制传下。这是值得提及的。 田地以丘相挨，如鱼鳞然，故称鱼鳞图。图中田地，或官有。或民有，或是高田，或是污田，或埂或瘠，或山或荡，都详细注明，并添注上业主的姓名。其有田地卖买，则一年一注。人户纵然流动，田地则一定不移。因此，当时人称为以田为母，以人为子，子依于母，亲切可据。 四、明代兵制 专就政治讲，每一制度，只要推行到两三百年的，总不免出毛病。明代大体上已过了两三百年的太平日子，无论当初制度怎么好，也会腐化，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两三百年的长时间，人们的精神不会始终紧张，维持原状的。它也会放松一下 而且动员打仗，譬如打满洲吧，依照制度，要全国平均分调，不是随便单从某一地方调拨的。这说来并不错，但结果，全国各地的兵卒，几十万人集中到中央，早已是全国骚动了。而且他们间风俗习惯语言面貌，都是陌生的。打开武库，里面所藏兵器衣装，不知已是若干年前做好存贮在那里。拿出来，铁也锈了，缝的线也烂了。这也不能怪政府。当然不能经常隔三年两年要做二三十万套军装摆在那里让它一次一次霉烂的。纵是今天的美国人，也是临到不得已，才努力制造军用飞机的。 据说明代那时，这条牛就杀不死。为何呢？这因武库的刀藏得太久了，锈了钝了，所以杀不死一条牛。祭旗杀牛用的刀还如此，几十万士兵手里拿得更可向。我们今天却不能单凭此等事骂中国文化不好，甚至说我们民族已衰老。这实在是因于承平过久，自然把战斗生活淡忘了。 第五讲 清代 二、清代的部族政权 西方人讲政治，一定先要讲主权。他们的政治思想，很多是建立在主权观念上。所以西方有神权、王权、民权的分法，到现在便是国家主权在民众。中国讲政治，一向不讨论主权在哪里。譬如说明代的政治主权在哪里？这种思想，中国很少见。中国人讲政治，一向看重在职责。只论政府该做些什么事？它的责任该是些什么？它尽了职没有？而并不讲主权在哪里。主权的背后，则是一种自由意志。譬如这一只茶杯，若说主权属于我，便是我可自由使用此茶杯。这是权利，非道义。若不论主权而论职责，职责所在，应有尽力践行之道义，便无所谓自由。这是双方政治思想上一绝大的歧义。 三、清代部族政权下的政府 清代政权，始终要袒护满洲人，须满洲人在后拥护，才能控制牢固，这便是这一政权之私心。在这种私心下，他就需要一种法术。所以我们说，清代政治，制度的意义少，而法术的意义多。明代废了宰相，清代便把此制度沿袭下来，还是用内阁大学士掌理国政，这对于满洲人是一种方便。因为废了宰相是利于皇帝专制的。而皇帝则显然是满洲人。 ...

《人类的终极问题》 作者: 袁越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副标题: 未来篇 出版年: 2022-9 页数: 326 定价: 59.00元 装帧: 平装 ISBN: 9787108074119 序：我也喜欢琢磨一些现实的问题 在这3个现实问题当中，我首先选择了农业，因为这是现代文明的基础，也是人类改造地球的开始。但是，如今已有超过一半的地球人离开了农村，很多人都已忘记了一日三餐是怎么来的。事实上，地球上的大部分优质土地都已被开发成了农田和草场，农业和畜牧业对地球生态环境的破坏程度一点也不亚于工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甚至有可能更高。 接下来我选择了材料，这是被很多人忽视的一种重要资源，很多可持续发展议题里都缺乏材料的身影。其实材料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基础之一，早期人类发展史的各个阶段都是以材料的名字来命名的。材料还和不同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比如瓷器和玻璃的不同性质可以部分地解释东西方文明发展的不同走向。材料还扮演了现代社会润滑剂的角色，因为不同类型的材料是很难相互替代的，人类对特殊材料（而不是食品）的需求拉开了世界贸易的序幕。 至于能源，其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事实上，生命本身即建立在能量的不断消耗之上，所有生物都是能源的囚徒。 对于人类来说，能源的消耗量更是直接决定了我们的生活质量，被誉为现代社会分水岭的工业革命正是从能源革命开始的。而这一革命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气候变化，这件事也已成为人类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最大障碍。 因为疫情的原因，我无法再出国采访，材料和能源话题的采访只能在国内完成。好在中国是世界材料大国，我们的水泥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一半以上，砂石产量也占世界的一半以上，塑料的产量和消费量的占比均超过了全球的1/3。 在能源领域，中国同样是世界第一强国，尤其在新能源领域的发展速度更是惊人。目前中国的光伏和风力发电占比分别达到了全球的1/3和2/5，中国不但拥有全球最大的电网，也是全球唯一拥有交直流混合电网的国家。中国的动力电池企业在全球十强中占据了7个席位，计划新增核电站的数量和装机容量均居世界第一。所有这一切，使得中国在材料和能源这两个领域均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中国的情况就可以近似地推导出世界的走向。 第一章 人类未来吃什么 农业一万年 古城里有价值的东西自然早就被搬进了博物馆，遗址处只剩下一个大坑，里面有一段古城墙的遗址，以及一个圆锥形的石头建筑。“这座建筑是古人建造的粮仓，这说明此处的农业很发达，粮食有了富余，这才有能力建造起一座城市。”导游指着那座圆锥形建筑对我们说，“城里养着一群不从事粮食生产的工匠和官员，这就是城市和村庄的最大区别。” 生活在21世纪的现代人很容易产生一种错觉，以为人类是这个世界的主人，我们有很强的自由意志，想干啥就干啥。其实人类一直是地球生态系统中的一员，必须遵守这个系统的基本法则，没有例外。 别看农业有那么多缺点，但农业有一项优势，那就是丰年时能够支撑的人口数量远比狩猎采集多得多。在冷兵器时代，100个老弱病残一定能打败一个强壮的猎手，这就是为什么当两个部落发生冲突时，农业部落总能获胜的原因。 稻米虽然产量高，但营养成分较为单一，缺乏一些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矿物质，比如维生素A和铁元素等，也许这就是东亚人身材普遍较矮的原因。稻米不但是所有谷物当中铁含量最低的，而且大米中含有的植酸（Phytates）能够和铁元素相结合，防止其他食物中含有的铁元素被肠胃吸收。因此，以大米为主食的儿童易患贫血症和维生素A缺乏症，后者不但会降低人的免疫力，甚至还会导致失明。科学家们曾经用转基因的方式培育出一种不含植酸，同时又富含胡萝卜素（可以在体内转化为维生素A）的“黄金大米”，能够帮助那些以大米为主食的穷人解决这两个问题。可惜因为部分发达国家的“反转”势力太过强大，这种充满人道主义关怀的新品种一直没能在全世界普及开来。 那么，古代人是如何解决大米营养缺乏这个问题的呢？答案就是多吃菜。 凡是吃米饭的地方蔬菜的品种都异常丰富，除了特别穷的人家，每顿饭都会配好几样菜，远比吃面食的地区丰富得多。所有的蔬菜当中，豆类富含蛋白质，是谷物最好的伙伴。中国人的饮食中包含大量以大豆（黄豆）为原材料的豆制品，印度人则喜欢在米饭旁边配一勺用咖喱汤煮出来的扁豆，以色列人的解决办法就是把鹰嘴豆压成豆泥，配以橄榄油和各种调味料，做成胡姆斯（Hummus）酱，搭配用面粉做成的大饼（Pita），这个吃法味道可口，营养齐全，被誉为以色列的国民饮食。 南美洲除了为人类贡献了玉米，还贡献了西红柿、土豆、辣椒和烟草，它们对于人类的重要性不必多言。值得一提的是，这四种农作物都是茄科植物。除了茄子最早是被印度人驯化的，世界上绝大部分茄科植物都是被美洲原住民驯化的，因为大部分野生的茄科植物只分布在中北美洲。这个例子充分说明了传统农业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那就是因地制宜。任何一个地方的农民，只能从当地野生植物的宝库中去寻找可被驯化的品种，没有例外。比如新几内亚岛的原住民虽然独立地发展出了农业，但因为岛上缺乏适合驯化的草本植物，当地人只有芋头（Taro）可种，这玩意儿无论营养价值还是产量都极差，岛上的原住民之所以没有发展出先进的文明，与当地的农业效率低下有着直接的关系。 正常情况下，土壤侵蚀的速度并不快，每年最多只有几毫米，一个普通农民甚至种一辈子地都不会注意到这个变化。但这个速度比土壤形成的速度快了几十倍，时间一长问题就显现出来了。事实上，凡是农业开始得早的地区几乎都存在土壤流失的问题，我们的黄河之所以叫“黄”河，就是因为曾经遍布黄土高原的农耕土壤被雨水冲进了河里。 同理，中东地区之所以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原因也是农业导致的土壤侵蚀。研究表明，自1万年前农业开始以来，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出海口向外延伸了将近200公里，形成了一个总面积高达数千平方公里的冲积平原，组成这个冲积平原的泥土全都来自上游的新月沃地，而后者则因为土壤的流失而逐渐成为不适合耕作的半沙漠地区。中东地区的政治动荡很大原因就在于环境恶化导致农业衰落，当地人养活不了自己，只能铤而走险。 有一个例外值得一提，那就是水稻产区的土壤往往保护得比较好，这是因为水稻田常年被一层水覆盖，风吹不走。稻田的灌溉系统往往也会比较健全，暴雨带来的洪水会被储存起来，以便干旱时使用。农业史研究专家罗宾逊教授认为，这一点足以解释为何种水稻的文明往往会延续得比较久，比如中国和印度就是如此。 李比希的植物营养学说否定了腐殖质理论，打开了化肥取代有机肥的大门。氮磷钾这三大营养元素当中，磷和钾的需求量相对较低，来源也比较广泛，问题还不算大，最难搞的是氮。空气中虽然充满了氮气，却都是惰性氮，植物无法直接利用。1909年，德国化学家弗里茨·哈伯（Fritz Haber）和卡尔·博世（Carl Bosch）为了生产炸药，研究出了从氮气中合成氨的方法。此法只要稍加变通就可以生产出廉价的氮肥，化肥工业由此开始腾飞，农业正式进入了工业化的时代。 未来的粮食 换句话说，化肥很像举重运动员使用的类固醇，短期内确实很有效，但长期使用对身体有害。相比之下，有机质中含有的营养元素是在微生物的作用下缓慢释放到土壤中去的，这就相当于一种缓释化肥，能够持续不断地为土壤增加肥力，还不容易污染环境，整体效果要比化肥好得多。 自从5000年前被发明出来之后，犁耕法便迅速传遍了整个世界，说明这项技术确实有很大优势。古代农民在播种前几乎都会用犁把土地翻耕一遍，一方面将土翻松，便于出苗，另一方面也可以将上一季留下的作物残茬和新长出来的杂草清理干净。有些农民还会在翻耕土壤的同时把肥料埋进土里，播种、除草、施肥三件事一起干了。 就这样，来自世界各地的农民把地球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表层土壤翻耕了无数遍，谁也没觉得不妥，直到1934年全球大旱，北美大平原爆发了严重的沙尘暴，漫天黄沙一直持续了3年，逼得当地居民不得不背井离乡，去其他州给别人打工，这就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沙碗事件”（Dust Bowl）。这次事件终于让美国科学家们开始质疑耕地的做法，怀疑这种耕作方式造成了土壤水分的丧失和耕层土壤的流失，最终引发了沙尘暴。 基于同样的理由，魏刚也不会尝试不同作物的轮作，或者在冬季休耕期间种植覆盖作物，因为这两个做法都需要钱，当地农民是不会出的。但在蒙哥马利提出的保护性耕作体系里，这是非常重要的两个环节，因为轮作（尤其是谷物和豆科植物轮作）可以增加土壤肥力，同时防止病虫害。种植覆盖作物（比如苜蓿）同样可以增加土壤的有机质含量，同时满足了土壤常年被植被覆盖的要求，减少水土流失。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可持续农业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柱，同时还要求农民们不过度追求产量。但中国人口压力太大，经济基础薄弱，这两条要求都无法满足，这就是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障碍。 “如果单纯按照土地面积来计算，我们的粮食年平均单产还是可以的，不比农业发达国家差多少。但人家每年只种一季，我们种两季，我们每季的单产只有人家的60%，两季加起来甚至还比人家多一点呢。”中国农业大学国家农业绿色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张福锁对我说，“但这么做的结果就是我们的土地一直在不停地种，地力严重透支，只能依靠化肥农药上的高投入来维持一定的产出，资源浪费严重，环境代价太大。” 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张福锁团队开始在农民中提倡“水肥后移”，即把浇水和施肥的时间都往后移。以前每个种植季要浇4～5遍水，现在只浇2～3遍就可以了。实践证明这么做既节约了成本，又解决了叶片过密致使病虫害加重和容易倒伏的问题，植株根系也长得更好，更容易吸收土壤中的营养物质，于是化肥使用量也跟着降了下来，产量反而有所提高。 “这两项技术说起来似乎很简单，但也都花了好几年时间才推广下去，因为中国农民喜欢坚持自己的老经验，什么新技术都要观望观望才敢亲自尝试。”张福锁说，“另外，中国小农户的学习能力千差万别，导致新技术的到位率较低，和试验田的差距较大。同样在华北地区，我们的玉米试验田产量已经可以达到每公顷14～15吨了，农民的产量只有6～7吨。” 未来的瓜果蔬菜 他们认为有机食品的生产过程对环境更友好。这是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认真对待。有机农场确实在很多方面值得普通农场学习，比如强调不同作物的轮作和间作，以及有机肥的广泛使用等。但与此同时，因为过于强调遵从古法，有机农场在另外一些方面却并不环保，是不可持续的耕作方式。另外，有机农业拒绝一切高科技的态度也和保护环境的初衷背道而驰，比如对转基因技术的排斥就是一例。目前广泛使用的转Bt基因技术可以减少农药的使用，而Bt基因的产物Bt毒蛋白一直是有机农业允许使用的有机杀虫剂，因此有机行业对于这项新技术的排斥是毫无道理的，反而会破坏环境。 农业从本质上讲绝不是一个天然的过程，一块地无论怎样耕种都会产生负面影响，有机也不例外。既然如此，那就应该想办法提高耕种的效率，用尽可能少的土地面积和化学品投入获取尽可能多的长期回报，这才是最环保的做法。从这个意义上讲，有机农业相当于奢侈品，少数富人愿意为此买单，这没问题，但如果强行将其推广至全世界，无论是对自然环境还是对普通消费者来说都没有任何好处。 磨皮村是个彝族村，建在一座小山之上，上山的公路显然是新修的，又宽又平。公路两边种着成片的柑橘树，叶子绿油油的，和周围的几座秃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滴灌的起源已经被写过好多次了，很多人都知道这项技术的发明人叫西姆查·布拉斯（Simcha Blass），是个出生在波兰的犹太裔水利工程师。他年轻时响应号召移民以色列，和几位同行一起开创了以色列国家自来水公司，为所有居民提供淡水。上世纪30年代时，一位以色列农民找到他，提醒他注意一棵生长在沙漠里的大树。经过一番研究，他发现原因是一根埋在地下的输水管道在那棵树附近破了个小洞，水一滴一滴地漏了出来。他把这件事记在心里，直到50年代他退休后终于有了空闲时间，这才发明出了世界上第一个滴灌喷头。 所有滴灌喷头的原理都是一样的，就是通过在主输水管旁边加一个分流装置，通过复杂的管道设计把分流装置里的水速降下来，以实现滴水的目的。 在李萨易看来，滴灌就是一项非常典型的精准农业技术。所谓“精准农业”，就是采用各种技术手段让植物始终处在最佳生长状态，同时又让所有的外部输入（比如水肥、农药等）尽可能高效地被植物吸收利用，把浪费减少到最低，上文提到的励志果业的水肥一体化系统就是精准农业的绝佳案例。 “西方国家的食品浪费主要发生在消费端，而中国主要发生在供应链的前端，所以这方面的提升空间是很大的。另外，很多食品浪费是隐性的，比如蔬菜如果采后处理不当的话，大量维生素就会损失掉。你以为买到的是营养，其实只是水而已。”刘珍对我说，“问题在于，保鲜技术的研究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技术含量却不算高，很难发论文。而中国的科研体系一直是以论文为导向的，因此没人愿意在这方面花时间。中国至今没有建立一个研究采后保鲜技术的研究机构，导致中国在这方面的技术水平非常落后。” 未来的蛋白质 从生物化学的角度讲，蛋白质贵得很有道理。三大营养物质当中，碳水化合物唯一的功能就是提供能量，脂肪的主要功能也是如此，唯有蛋白质，不但可以提供能量，还承担着很多重要的生理功能，比如酶的主要成分就是蛋白质，肌肉的主要成分也是蛋白质。另外，蛋白质不像碳水化合物和脂肪那样可以很方便地储存起来留到明天再用，所以我们每天都必须摄入一定量的蛋白质，否则就只能消化自己的肌肉了。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只能靠一种食物来维持生命，那么蛋白质是唯一合理的选择。 具体来说，要想生产出廉价肉，有3个因素必不可少。第一个因素是品种改良，这是所有农业项目的共同特征。就拿鸡来说，1957年时美国养鸡场的一只鸡养到56天时的平均体重为0.9公斤，1978年时这个数字变成了1.8公斤，2005年时这个数字又变成了4.2公斤！这个变化背后的主要原因就是科学家们培养出了速生鸡品种，饲料转化成肉的速度越来越快。这一方面节约了时间成本，另一方面也节约了饲料成本，因为鸡每多活一天就会多消耗一点饲料，这在生产商眼里属于浪费。 根据《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所做的统计，1985年大型养鸡场的饲料转化比约为2.5∶1，即每消耗2.5公斤谷物饲料才能换回1公斤鸡肉。如今这个比例已经达到了惊人的1.3∶1，快要接近理论极限了。 为了加快猪的生长速度，多长瘦肉，饲料中的蛋白质含量还必须很高才行，大豆就这样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时代。蛋白质分子的含氮量非常高，只有会固氮的豆科植物才有能力生产出那么多蛋白质。大豆榨油后剩下的豆粕蛋白质含量非常高，是最好的精饲料。中国之所以每年都要进口将近1亿吨大豆，原因就在这里。如果没有这1亿吨大豆，中国人要想维持现有的饮食水平几乎是不可能的。假如我们打算自己种的话，这1亿吨大豆将占用1/3的现有耕地，这同样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巴西人去哪里种大豆呢？答案就是亚马孙热带雨林。为了扩大大豆种植面积，这些年巴西人不断地放火清理雨林，最近爆发的亚马孙森林大火就是这一做法的必然结果。 巴西人清理雨林的另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扩建养牛场，这样就可以直接出口牛奶和牛肉了。牛本来是吃草的，1900年时的一头奶牛平均每天要吃15公斤干草，每年能产2000升牛奶。但今天一头奶牛每天吃5公斤干草，外加15公斤精饲料，每年能产1万升牛奶，这就是为什么如今就连发展中国家的孩子们都能每天喝上一杯牛奶的真正原因。 和牛、猪相比，鸡肉是最环保的肉类，不但饲料转化率高，而且碳排放和水源污染等问题也远比牛和猪要小。难怪有人将鸡比作电动车，意思是说如果你想保护环境，却又不愿放弃吃肉的话，那么吃鸡肉也许是最好的折中方案。 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全球畜牧业正面临着品种越来越单一化的问题，导致高产品种对传染病的抵抗力持续下降，最近暴发的猪瘟就是一例。以后类似这样的事情只会越来越多，未来畜牧业的不稳定性肯定要高于粮食和蔬菜。 地球是不需要拯救的，环保主义者拯救地球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拯救人类自己。但是，此前已经有无数案例证明，人类是一种缺乏远见的生物，善于追求即时快感。这就好比吸烟的危害再大，也挡不住烟民们追求那种“赛神仙”的快感，因为烟草造成的危害是若干年之后才会发生的事情，烟民们没这个远见。同理，畜牧业影响的是未来的环境，但眼前这碗红烧肉实在是太香了，根本无法拒绝。因此，要想让人类为了保护未来的环境而牺牲近在眼前的幸福，简直比登天还难。 “历史证明，人类的口味是一直在变的。”这家公司的推销员对我说，“古代欧洲人不吃土豆，现在土豆成了主粮；以前人们喜欢精细的白面包，现在喜欢粗糙的全麦面包；过去很多人不喜欢绿菜花，现在很多沙拉里都有它。只要我们能把道理讲清楚，我相信未来是会有人喜欢我们的产品的。” 第二章 人类未来用什么 人类文明曾经被材料改变过很多次，未来仍然会继续如此 引言 未来的材料 钢筋混凝土、塑料和纤维是人类使用量最大的3种材料，对环境造成的污染也是最大的。人类对于材料的生产和使用方式到了必须加以改变的时候。 正常情况下，因纽特人会用海象牙或者兽皮和低纬度地区的人们交换工具，一把钢制小刀的价值要比一件毛皮大衣大多了。同理，古代社会不同部落之间最先开始交换的东西并不是美食，而是制造工具所需的特殊材料。比如，非洲最早的贸易网络就是为了交换黑曜石（Obsidian）而搭建起来的，这种石材只有在火山附近才能找到，在原始人学会提炼金属之前，黑曜石是制造切削刀具的最佳材料，无法替代。再比如，人类走出非洲之后建立的第一个贸易网络是为了交换铅和锡，这两种金属都是制造青铜所必需的原材料，同样无法替代，而且储量稀少。 人类文明曾经被材料改变过很多次，未来仍然会继续如此，因为我们本质上都是那位因纽特老人，一旦离开了材料就不再是文明人了。同理，人类对于材料的生产和使用方式也到了必须加以改变的时候了，因为如果再不改革的话，我们也不再是文明人了。 被材料改变的人类 只用一句话就足以说明材料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性：人类进化史的三大阶段都是用材料的名字来命名的。事实上，人类早期文明的每一个重大变化都可以用材料来解释，有些变化甚至就是直接源于材料的革新。 奥杜威石器（Oldowan）是一大类刀片型石器的统称，基本上只能用来切肉，没有别的功能。不过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些粗糙的石片，它们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终于从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走上了一条通往地球霸主宝座的光辉大道。 生物进化本身是有上限的，生化反应再强大也合成不出钢筋混凝土，遗传规则限制了动物们的想象力。奥杜威石器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祖先终于摆脱了生物的遗传限制，获得了近乎无限的上升空间。 人类获得的这种超能力并不完全来自工具的使用，因为人类并不是唯一会用工具的动物。一些猩猩会用石块砸开坚果，还有一些鸟类会用树枝从树洞里钓虫子吃。但几乎所有动物都只是把自然界早已存在的东西直接拿来用而已，顶多做一点简单的加工。比如某些鸟类会把太长的树枝咬断，做成长度适合的抓虫工具。奥杜威石器的制作过程则要复杂得多，需要先找到一块质地坚硬的石头当锤子，不断地敲打另一块质地较软的石头（称为石核，通常是鹅卵石），直到将石核的一侧敲出锋利的断口。整个过程耗时很长，不但需要精心挑选石材，还要耐心细致地敲打。人类是地球上唯一具备这种耐心和智力的生物，直到今天也找不出第二例。 奥杜威石器的基本形态一直保持了将近100万年，其间没有发生任何重大变化，由此可见早期人类的技术革新速度是多么地慢。直到距今170万年左右才又出现了一种新型石器，因其最早发现于法国的圣阿舍尔而取名“阿舍利石器”（Acheulean）。这也是一大类石器的总称，主要由形似水滴的手斧组成，可切可削可砸可撬，被誉为“石器中的瑞士军刀”。这种多功能石器自出现后便迅速取代了功能单一的奥杜威石器，而发明阿舍利石器的直立人很可能因为掌握了这种新式工具而终于走出了非洲，随即迅速扩散至整个欧亚大陆。 阿舍利石器的制作难度比奥杜威石器大很多，需要用不同的石锤对同一件石核做精细加工，整套工艺包含5～6个工序，很多步骤都要预先设计好，顺序不能错，对制造者的智力水平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件事充分说明，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大家能够使用的原材料都差不多，技术才是核心竞争力。 从工具制造的角度来看，无论是鹅卵石、黑曜石，还是木材或兽皮，其加工过程都是在做减法，既无法重新来过，也很难拼贴，所以这几种原始材料的使用范围非常有限，影响力也不大。 人类最早学会使用的金属大概是铜，时间大约在距今1万年前，地点是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两河流域）。这一时期人类使用的都是天然的纯铜，有很强的延展性，可以通过简单的加热和敲打改变形状，非常适合用于制造钱币和箭镞。另一种很早就被人类熟悉的金属就是金，这种稀有金属的延展性比铜还好，可以敲打成薄片，同时又不太容易被氧化，永远保持鲜艳的颜色，所以更适合用来制造高档首饰或钱币。 纯铜有个很大的缺点，那就是质地太软，所幸这个问题很快就因一次意外事故而被解决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工匠们发现，如果铜矿石中混入了一点含砷的矿石，做出来的合金铜要比纯铜坚硬很多。可惜砷有毒，不少铜匠因此死于非命，于是大家又尝试了其他金属矿石，终于发现添加10%左右的锡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就这样，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青铜在中东地区首次出现了。 最先爆发的部落战争很可能就是为了争抢制造青铜器所需的金属锡。中国境内的铜矿和锡矿都很丰富，无须担心缺少资源，对此没有切身体会，但地中海沿岸地区严重缺乏锡矿，当地人只能派出商队四处寻找，最远甚至到达过今天的阿富汗和英格兰。英格兰岛过去曾经叫作“锡岛”，原因就是英国的康沃尔地区蕴藏着储量丰富的锡矿。 钢筋水泥的功与过 石灰石的主要成分为碳酸钙，这是地球上的钙元素最常见的存在形式。如果把石灰石和木炭放在一起高温煅烧，碳酸钙中的碳元素会和氧气结合成二氧化碳并释放到大气中，剩下的白色块状物就是生石灰，其主要成分为氧化钙。生石灰是人类最早学会使用的一种凝胶建筑材料，因其加水后会变软，风干后又会变硬，因此又被称为“气硬性无机凝胶材料”。 作为一种建筑材料，石灰最大的问题就是硬度不足，只能用来刷墙或者砌砖。工业革命开始后，英国人对建筑材料的需求量暴涨，迫切需要发明一种比石灰更坚固的新材料。一位名叫约瑟夫·阿斯普丁（Joseph Aspdin）的英国建筑工人受古罗马建筑的启发，研制成功一种新型凝胶材料，凝固后无论是硬度还是颜色都很像英国波特兰地区特有的一种石材，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波特兰水泥。 自然界还有一种情况能够提供这样的高温，这就是火山爆发。意大利的波佐利（Pozzuoli）地区火山活动频繁，留下了大量火山灰，只要往里面加入石灰就制成了一种近似现代水泥的建筑材料，史称“罗马水泥”。这种水泥遇水后会逐渐变硬，不用等到风干，所以又被称为“水硬性无机凝胶材料”。 古罗马人学会了把岩石变为液体，塑形后再变回岩石的诀窍。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几种材料，无论是陶土、金属还是玻璃，本质上都是这种能够在液体和固体之间发生转变的物质。 和其他建筑材料相比，水泥最大的优点并不是坚固，而是廉价。制造水泥的主要原材料就是普通的石灰石，储量非常丰富，开采也相对容易，用混凝土盖的房子物美价廉，就连最穷的人家稍微努力一下也能住得起，古人“居者有其屋”的理想终于得以实现。混凝土不但可以盖房子，也可以用来造桥修路，于是人类的活动范围大大扩展，普通人也可以很容易地出门旅行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水泥是继铁器之后出现的第二种非常“民主”的原材料，水泥生产技术的进步使得人类的平权运动终于有了实现的可能。 单纯的混凝土有个最大的缺陷，那就是它虽然正面抗压能力优秀，但却无法承受侧向的拉扯，因此混凝土只能作为地基、廊柱或者圆屋顶的建筑材料，无法用于横梁或者悬垂楼面，因为这些部位会受到弯曲应力，一点小小的裂缝就会导致整个结构的崩塌。 最终解决这个问题的是一位名叫约瑟夫·莫尼耶（Joseph Monier）的巴黎园艺家，他用钢圈做骨架搭了个模具，再灌入水泥，做成了一个花盆，结果这个花盆既能抗压又能抗拉，是建筑师梦寐以求的绝佳建筑材料。于是，大名鼎鼎的钢筋混凝土诞生了。 钢筋和混凝土是天生的一对。钢筋出色的抗拉性能正好弥补了混凝土在这方面的先天不足，而水泥的包裹则可以防止钢筋生锈。更妙的是，这两种材料的热膨胀系数居然也完全相同，这就保证了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建筑物无论在哪种温度下都不会变形。 水泥本质上是一种黏合剂，其作用就是把掺入的骨料黏在一起。骨料的主要成分是砂石，也就是体积很小的砂子和体积稍大一点的砾石的混合物。沙漠里的砂子经过多年的风吹雨打，棱角都磨没了，对水泥的附着力太弱，没法用。海滩上的砂子因为含有氯离子，对水泥有腐蚀性，也不能用于工程建设，否则会严重降低建筑物的使用寿命。 塑料，想说爱你不容易 19世纪时的1万美元可是一笔巨款，于是一位名叫约翰·海耶特（John Hyatt）的报纸印刷工人立刻把自己的家改装成一个化学实验室，开始疯狂做实验。他用硝酸处理木浆，再把得到的硝酸纤维素溶于樟脑溶剂中，获得了一种神奇的物质，这种物质高温下会变软，塑形后再降温又会变硬，无论是手感还是硬度都和象牙相差无几，这就是全世界公认的第一种商业塑料，商品名叫作赛璐珞（Celluloid）。 作为塑料的有机大分子大都是由一个简单的单体结构不断重复扩展而成，科学术语称之为聚合物（Polymer），最常见的单体是乙烯（C2H4）、丙烯（C3H6）和氯乙烯（C2H3Cl），它们的聚合物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聚乙烯、聚丙烯和聚氯乙烯。这几种聚合物早在19世纪中期就被发现了，但因为制备方法太复杂，成本太高，并没有立刻商业化。 万绿达和某知名口罩生产商签了3个月合同，每个月帮他们处理800吨口罩边角料。这玩意儿虽然成分复杂，但也就那么几样，处理起来并不难。相比之下，塑料瓶看似简单，其实不同品牌的塑料瓶成分非常多样化，瓶身可以是聚酯、聚乙烯和聚丙烯，不同的厂家还会使用不同的增塑剂，以及其他一些添加剂。瓶子上的贴膜则主要是聚氯乙烯，绝不能和瓶身混起来用。而塑料瓶盖子有的是用低密度聚乙烯制造的，有的是用高密度聚乙烯制造的，区分起来并不容易。万一操作者不小心弄混了，做出来的再生塑料质量就会很差，卖不出好价钱。 塑料很可能是继铁器和混凝土之后人类发明的最“民主”的材料，它的主要成分是地球上最丰富的碳、氢、氧，顶多再加一点氯、氮、硫而已。人类用现代科技手段将这些最普通的元素结合在一起，变成了一种轻质、耐用、功能多样、性能优异的原材料，几乎可以取代人类已经习惯使用的绝大部分其他材料，包括木材、金属、玻璃、橡胶和纸张等等。 复杂的问题往往需要复杂的解决方案，塑料问题就是如此。我们不应指望任何一种单一方案能够解决塑料污染问题，也不应指望完全依靠技术进步来帮助人类摆脱困境，而是应该多管齐下，一方面勇敢地向消费主义宣战，主动减少塑料产品的使用，另一方面必须采取实用主义策略，针对不同的塑料分别采取替代、回收、焚烧和填埋等方法加以处理。商家也必须立即行动起来，承担起自己应负的责任，只有这样才能彻底解决塑料问题，最终和这种人类有史以来发明得最全能的材料和平共处。 穿衣服的学问 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曾经是个纺织工业极度落后的国家，直到上世纪70年代中国人买衣服还要布票，每人每年分到的布票甚至连裁一条裤子都不够，所以才会有“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说法。那个时候每件衣服都得穿到实在不能穿了才会被扔掉，自然不会有人愿意花钱买别人穿过的旧衣服，所以那段时期中国城镇居民淘汰下来的旧衣服都归民政部管，由他们统一收上来之后，经过分类整理再发给贫困地区的人。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很多贫困地区逐渐富裕起来，不太需要这些旧衣服了，于是现在的大部分旧衣服都是由环卫部门当作垃圾收上来，卫生条件和品质都无法保证，这就是为什么关于旧衣买卖的相关法规迟迟未能出台，国内二手衣市场全都处于灰色地带。其实最近几年网络上的二手衣买卖十分活跃，非正规渠道的旧衣交易市场也一直存在。那些非洲人也不要的旧衣服大都被集中到浙江温州的苍南地区，在那里被拆解成再生纤维，用于家具和建材的填充物，相当于降级使用。 请问，18～19世纪全球产量增长最快的产品是什么？答案不是钢铁，也不是混凝土，而是棉布。英国人发明的飞梭技术、珍妮纺纱机、水力纺纱机和蒸汽机极大地提高了纺织工业的生产效率，工业革命由此开端。 据统计，1815～1860年间棉花出口占全美国出口总值的一半以上，可以说是棉花为美国挣到了第一桶金。但常年无休的耕种把整个密西西比河三角洲的土地肥力消耗殆尽，土壤沙化严重，最终导致了一场席卷整个美国南方的沙尘暴，大批农民被迫流离失所，成为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批生态难民。 另一种天然纤维则在21世纪接过了棉花的班，差点儿毁掉了地球上最后一片大草原，这就是羊毛。据2019年1月30日出版的《科学》杂志的报道，因为羊绒衫（Cashmere，又名开司米）的需求量大增，蒙古人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大量饲养山羊，导致蒙古大草原严重退化。目前蒙古境内已有12%的河流和21%的湖泊完全干涸，70%的蒙古大草原很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退化成沙漠。 中国老百姓最早接触尼龙这种材料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那时中国从日本进口了一批尿素用作化肥，装尿素的袋子就是尼龙做的。当年中国纺织品奇缺，于是不少人把用完的化肥袋子洗干净后重新剪裁做成了裤子，可袋子上面的“尿”字怎么也洗不掉，于是这种特殊的裤子就成了那个年代的一个著名标志。 第三章 未来的能源 能量正是让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有趣的原动力。 引言 能源：人类想象未来的无限可能 人类存在的终极目标就是消耗更多的能量，以此来生产更多的优质信息，比如知识、创新和想象力，这就是为什么人类的能源需求是永远不会封顶的。核聚变将是人类的终极能源形式，人类对于宇宙的终极想象，将会依靠核聚变来实现。 但能源就不同了。一个人的幸福程度，几乎总是和他的能源消耗量成正比。一个生活在发达国家的现代人的营养摄入量并不比人类祖先们高多少，但他的平均能耗却是狩猎采集者的50倍以上。充足的能源供应让这个现代人能够生活在几乎恒温的房子里，随时和相隔千里的亲朋好友通话，一高兴就可以用比古时候快100倍的速度去和朋友会面。 被公认为未来经济支柱的人工智能（AI）更是潜在的电老虎，因为现阶段的人工智能仍然离不开暴力计算。当年战胜李世石的谷歌围棋程序AlphaGo是一个总功率高达100万瓦的庞然大物，而人脑的功耗仅为20瓦左右。缩小两者之间差距所需要的关键技术，距离现实还很遥远，导致任何一个基于人工智能的软件系统都耗电惊人。据一项来自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的研究显示，训练一个错误率小于5%的图像识别模型所需费用高达1000亿美元，产生的碳排放与纽约市一个月的碳排放相当。如果要想将错误率减半，理论上至少需要再增加500倍以上的计算资源，其成本将是天价，碳排放更是让人难以承受。 人类历史上发生过两次大的能源转型，分别是从木柴到煤炭，再从煤炭到石油。这两次能源转型都是因为我们找到了能量密度更高的能源形式，转换起来顺理成章，无须干预。这个规律还能延续下去吗？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我们开发出了核能。核能是宇宙间能量密度最高的能源形式，不但完全符合人类的能源发展规律，而且几乎没有碳排放，是当前最应该大力发展的新型能源。 人类能源简史 战马在战争年代虽然很有用，但在和平年代却经常被牛替代。牛的速度比马慢得多，做功效率只有马的一半，寿命也比马短5～10年，看似不是个好选择，但牛是反刍动物，可以消化普通草料，无须跟人争食，这一优势让牛比马更受农民们的欢迎，毕竟耕地不需要速度，但粮食却是非常宝贵的资源。 事实上，人类社会的很多特征都可以从能源的角度加以解释。比如，在农业时代结束之前，人口总数超过1000万的超级城市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城里人烧饭取暖都需要能源，而在工业革命之前这部分能源基本上只能从城市周围的森林中获取。干柴的能量密度不算太低，但树木的生长速度十分缓慢，因此一座城市的能源需求至少需要50～150倍的森林面积来支撑。城市所在的纬度越高，所需的森林面积就越大。古代交通不便，森林面积不可能比城市大太多，所以古代社会不可能出现超级大城市。这不是因为政治原因，也不是因为粮食不够吃，而是因为城市居民的能源需求无法满足。 英国和中国一样盛产煤矿，但英国的煤质量不好，硫的含量高，烧起来呛人，所以一直没人愿意用。即使后来英国人意识到岛上的森林已经快砍光了，大家也不愿烧煤，因为森林毕竟还没有全用光，总还剩下那么一点点。这个案例充分说明，要想依靠民众的觉悟来保护环境是很不可靠的，人类基因里缺乏“未雨绸缪”这样的意识。 炼铁行业同样不喜欢烧煤，因为硫一旦掺进了铁，就会让铁变得很脆。有意思的是，铁匠和酿酒师傅们似乎从不往来，焦炭的制造工艺直到100多年后才被一个叫亚伯拉罕·达比（Abraham Darby）的人带进了炼铁厂。他早年曾经在一家酒厂工作过一段时间，亲眼看到了焦炭的制造过程。1709年，他制造了世界上第一台焦炭鼓风高炉，从此炼铁业也可以不用高价木炭了。 这两个例子充分说明，要想保护环境，不但需要开发出新的技术，还要让技术流转起来，两者缺一不可。 煤炭很重，需要解决运输问题，于是一个名叫亨廷顿·比尔蒙特（Huntington Beaumont）的人于1604年发明了用两根铁轨铺设而成的“马车轨道”（Wagon-way），方便用马车来运煤。接下来的故事顺理成章，一个名叫理查德·特里维西克（Richard Trevithick）的人把一台瓦特蒸汽机安装在了车头上，火车就这样诞生了。火车是工业革命的第三根支柱，不但节约了原材料的运输成本，提高了工厂效率，而且还极大地扩展了人类的活动范围，这一点对于提高人类生活质量的作用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1824年，27岁的卡诺将他的理论写进了《论火的动力》一书中，他也因这本书而被后人尊称为“热力学之父”。顾名思义，热力学（Thermodynamics）是研究热与力相互转换的学问，这门新学科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不同能量形式之间的换算问题，尤其是动能和热能这两个最被大家熟悉的能源形式。这个难题最终是被詹姆斯·普雷斯科特·焦耳（James Prescott Joule）解决的，他通过精密的实验发现，1磅水（约等于454克）的温度升高1华氏度所需的能量，等同于772磅重的物体下降1英尺所释放的动能。 这个实验非常难做，需要精确测量极其细微的温度变化。据说焦耳的眼力非常好，能够看出温度计上1/200华氏度的差异，这就是为什么只有他测出了这个值，而且他测的值和后来采用现代仪器测出的正确值相差不到1%。 早年的石油工业主要以生产煤油为主，其余的成分大都被当作废物倒掉了。后来一个名叫约翰·洛克菲勒（John Rockefeller）的商人学会了如何把各种长度的碳链从“废料”中分离出来，分别制成各种化工产品，一个崭新的行业——石油化工行业从此诞生了。再后来，人们又学会了如何从石油中生产合成塑料和人造纤维，人类的物质生活从此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但是，汽油和柴油这两种成分一直找不到合适的用途，被洛克菲勒当作普通燃料廉价地卖掉了。19世纪末期，德国人发明了用汽油做燃料的轻型内燃机，并把它装在了马车上。1903年，一位名叫亨利·福特（Henry Ford）的人成立了福特汽车公司，并开发出了全世界第一款面向普通民众的廉价汽车（Model T），汽油摇身一变，成为紧俏商品。原油中的汽油含量通常只有15%～18%，有人改进了冶炼方法，用高温高压来裂解长链烃，终于把汽油的产量提高到了45%以上。 虽然煤炭在取暖和发电市场仍然占有很大份额，但便利的交通对于现代人生活品质的提升作用实在是太明显了，于是大家倾向于把1859年当作人类社会正式迈入石油时代的开始。从某种角度讲，人类至今仍然生活在石油时代，下一个能源时代还没有到来。 相比于石油时代，更多的人喜欢用电气时代来定义今天的世界。其中“气”这个字指的是早年间控制电路的气动开关，后来被电磁式继电器开关取代了。 电池相当于把储存于某些特殊材料中的化学能直接转变成电能，但这个方法极为昂贵，很难大规模应用。转折点出现在1831年，英国科学家迈克尔·法拉第（Michael Faraday）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证明电能和动能可以在磁场的作用下很方便地相互转换，这就是发电机和电动机的工作原理。但因为各种技术原因，直到1878年英国人才建造了世界上第一座水电站，把水的势能转化成了廉价的电能，电这才终于走进了普通人的生活。 从这个例子看出，能量密度自始至终都是衡量能源可用性的最高标准。但来自石油的碳氢化合物已经是自然界能够提供的化学能量密度最高的物质了，要想进一步提高能量密度，必须用彻底改变能量的物理学。 研究显示，触发一次极端缺氧事件所需要的大气二氧化碳浓度是工业革命前平均水平的4倍，活跃的火山活动需要维持几千甚至上万年才能达到这一水平。如今地球二氧化碳浓度已经达到了工业革命前的1.5倍，预计到本世纪中期将会达到2倍。如果我们没有立刻开始减排行动的话，到本世纪末时地球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就将达到工业革命前的4倍，那时的人类后代便将“有幸”亲眼目睹“大洋缺氧”这一极端事件的发生。 可再生能源的未来 一群正在光伏板下吃草的羊把我拉回了现实。这里当然不是什么火星基地，而是国家电力投资集团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黄河公司）精心打造的光伏产业园。我所在的地方是园内的百兆瓦太阳能发电实证基地，148种各式各样的光伏发电产品在这里同场竞技，看看哪一种电池板发电效率最高？固定式和追踪式支架哪一种经济上最划算？到底是三元锂电池还是磷酸铁锂电池更适合作为光伏电站的储能配套设施？这些问题都是太阳能发电企业非常想知道的，但只有通过实际操作才能得知真相。 如果我们的思维再发散一点，把全中国130万平方公里的沙漠和戈壁滩全都铺上太阳能电池板的话，那么总的发电量足够全世界用的了。事实上，根据一家总部位于伦敦的新能源智库“碳追踪倡议”（Carbon Tracker Initiative）所做的研究，我们只需将总面积45万平方公里，即大致相当于摩洛哥那么大的一块热带沙漠地区铺满高效太阳能电池板，所发的电就已经够全人类使用了。 如此高额的投入必须要有巨额回报作为支撑。这个海上风场的投资额约为55亿元人民币，总装机功率为30.16万千瓦。这片海域的年均可发电小时数约为2500～2600，比陆地多1/3。算下来这个风场每年平均可以发出8亿度电，按照0.79元/度的电价计算，每年光靠卖电就可以获得6亿多元人民币的收入。海上风机的设计寿命最低也是20年起，所以这笔投资从长远来看肯定是可以赚钱的。事实上，中国已经连续3年成为全球海上风电的最大市场了，2020年新增装机超过了300万千瓦，占全球增量的一半以上。 2021年10月22日出版的《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杂志发表了一篇由中美科学家联合撰写的研究报告，作者分析了42个主要国家1980～2018年的能源和气象数据，发现即使不添加储能配套设施，仅靠风光发电就能满足绝大部分国家80%以上的用电需求，国土面积越大、纬度越低的国家在这方面的优势就越明显。按照这篇论文的分析，俄罗斯、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和中国是最适合发展风光电站的国家，而德国、韩国、瑞典和波兰等国家在风光领域的资源禀赋就要差很多。 运煤需要火车，运石油需要管道，输电只需一根电线就可以了。电能在电线中以光速传播，看似迅捷无比，但由于电阻生热而产生的能量损耗却是个大麻烦。爱迪生发明的直流系统就是在这个问题上败给了特斯拉发明的交流系统，最终由后者一统江湖。 “交流电网很像是一个弹性力学系统，节点和节点之间仿佛连着一根根弹簧，遇到冲击会缓冲和振荡起来，所以交流电网的优点是对扰动冲击的自适应性非常好，不太依赖控制，缺点是一旦遇到太强的冲击可能会把弹簧拉断，也就是电网失去稳定性。”秦晓辉对我解释说，“因此，如果要靠交流电网来做远距离大容量输电的话，必须把沿途的电网全部加强一遍，还要求沿途各节点的电压支撑都要达到一定水平，代价较大。而直流输电是相对刚性的，高度依赖精准控制。虽然它的抗扰性和交流输电相比不占优势，但它能实现点对点的大容量远距离输电。如果传输距离超过1000公里的话，经济上要比交流输电划算。” 电氢之战 根据IEA所做的统计，目前人类活动所消耗的初级能源可以按照用途的不同大致分为三大类，各占1/3左右。第一类是居住耗能，其中的23%被电灯、电话、电视、电脑等家用电器消耗掉了，其余的77%被用于调节室内温度，包括暖气、空调和风扇等。这一类能耗理论上都是可以被清洁能源所替代的，目前这个比例也已经达到了26%，而且正处在迅速增加的过程中。第二类是工农业生产耗能，其中的75%被用于各种加热过程，比如炼钢和水泥制造等等。这部分能耗比较难以解决，但起码从理论上讲也不是不可能的。剩下的25%是生产过程中的耗电，这当然是可以被清洁能源替代的。 第三类是交通耗能，占比32%。四大交通工具当中，火车的问题最容易解决，因为铁轨的位置是固定的，可以很方便地连接交流电网。事实上，如今遍布中国的动车组用的全都是来自电网的高压交流电，这部分能耗理论上完全可以用可再生能源来解决。但火车能耗只占交通耗能的3%左右，汽车、轮船和飞机才是大头。这三种交通工具没法使用交流电网，只能自带能源，而它们的移动属性对所带能源的能量密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汽油和柴油是目前最好的选择。生物质燃料（比如玉米酒精）可以替代一部分，但这需要占用宝贵的农田资源，发展潜力极其有限，因此目前交通领域的能耗有96.7%来自化石能源，这部分碳排放又很难通过碳捕捉技术被处理掉，所以交通领域被公认为是实现碳中和的最大障碍。 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于是很多行业都有属于自己的“不可能三角”。金融行业的版本是资本自由流动、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这三者之间不可兼得；医疗体系的版本是便宜、高效和服务好这三者不可兼得；电动汽车行业有点特殊，至少有三个不同的版本：续航、快充和廉价这三者不可兼得；续航、快充和安全这三者不可兼得；电网安全、出行自由和出行成本这三者不可兼得。 为了提高电池的能量密度，工程师们想尽了各种办法，但效果都不尽如人意。目前表现最好的三元锂电池也仅仅做到了单体能量密度每公斤300瓦时左右，大致相当于汽油的1/40。另一种常用的磷酸铁锂电池的能量密度大约只有三元锂电池的一半，但它不含钴这种贵金属，从而避免了很多麻烦，价格也更便宜，所以受到一部分车企的欢迎。另外，三元锂电池的安全性不好，一旦发生事故很容易发生短路并自燃，需要从电池设计、材料安排、保护电路和定期检查等很多方面提高它的安全性，这就进一步提高了三元锂电池的价格。磷酸铁锂电池虽然安全性更好，寿命也比三元锂电池长，但它不耐低温，不适合中国北方使用，这就严重限制了它的应用范围。 充电速度慢源于动力电池的第二个特性，即它的功率密度比汽油低太多了。为电池充电是一个反向的电子移动过程，我们可以将这个过程想象成一群观众进入一个空着的体育场，通道越宽敞，座位安排得越稀疏，人们找到空位子的速度就越快，但体育场能够容纳的总人数就越少，所以电池的能量密度和功率密度是成反比的，电极做得越厚，能量密度就越高，电极做得越薄，功率密度就越大。制造商只能在中间找平衡，不可能两者兼得 另一方面，观众们跑得越快，找到位置所花的时间也就越短，这就相当于充电温度越高，充电速度也就越快。但锂电池不耐高温，长时间高温充电会导致电解液分解，缩短电池寿命，所以锂电池的充电速度不可能做得太快。有一种新技术据说可以让锂电池在充电前迅速升温，快充10分钟后再迅速降温，这样可以有效地避免上述问题，不过目前该技术尚未大规模商业化，效果怎样还不好判断。 要想真正实现快充，光有好的电池还不够，还要有足够强劲的电源，这就需要克服电网的物理限制。一般家用电源插头的最大输出功率只有3千瓦，需要20小时才能充60度电。目前市面上常见的商业快充插口的输出功率大约是60千瓦，充满60度电仍然需要一个小时的时间。据说特斯拉的快充技术已经可以做到150千瓦了，但特斯拉电池比较大，充满80%的电还是需要半个小时的时间。如果将来电动车全面普及了，节假日的高速公路上肯定还是会排队。 相比之下，一般加油枪的输出功率如果换算成电的话相当于5000千瓦，这就是为什么加一次油用不了一分钟却能跑500公里的原因。电动车的补能要想做得和燃油车一样快，只有换电这一条路可走。 电动车电池也可以采用干电池模式，业内术语称之为“车电分离”。这么做有几个显而易见的好处，比如补能（换电）时间短，用户体验堪比燃油车；消费者可以通过买车租电池的方式降低一次性购车成本；电池充电可以由专业人士统一管理，延长电池使用寿命等等。但是，这么做的缺点也不少，比如电池包必须标准化，增加电动车设计难度，整车厂不满意；需要准备很多电池作为备份，盈利模式又不明确，换电站也不满意；等等。所以目前只有蔚来、北汽和奥动新能源等少数几家企业全力支持换电模式，其他企业大都持观望态度。 2021年6月30日，中电智慧综合能源有限公司在延庆的氢能产业园建成了北京市第一座对外开放的70兆帕加氢站，我专程前往参观，发现加氢口的设计和加油枪非常相似，好像是在特意提醒大家，加氢的体验和加油一模一样。 “氢燃料电池技术日本最强，他们的氢车已经不需要配锂电池了。”公司总经理张越对我说，“发展氢能是日本的国家战略，李克强总理2018年去日本考察了丰田的氢车，第二年‘发展氢能’就写进了我国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国的氢能产业终于正式启动了。” 氢燃料电池需要用到铂这种稀有金属作为催化剂，而铂的外号叫白金，价格非常昂贵，但这并不是氢燃料电池成本高的主要原因。我参观了国家电投集团下属氢能公司的膜电极中试基地，工程师祁毓俊告诉我，铂只占催化剂成本的20%～30%，其在燃料电池总成本中的占比更是不到5%，而且未来肯定还会进一步下降。 氢燃料电池贵就贵在其生产工艺特别复杂，而且很多关键设备目前都还需要进口。燃料电池的核心部件是膜电极，一个膜电极包含催化剂层、扩散层、质子交换膜和双极板等很多组件，组装过程十分烦琐，对产品质量的要求也格外地高。再加上氢能膜电极的电压太低，一个电堆需要串联几百个这样的膜电极才能达到合适的电压，这就进一步增加了氢燃料电池的生产难度。中国在这方面还是个新手，技术和经验都很欠缺。但随着产量的提升，降价空间还是很大的，中国的锂电池行业就是个好例子。 正是因为氢能起步太晚，导致国家法规严重滞后。张越告诉我，氢气一直被中国有关部门列为危化品，对氢能的发展带来了很大影响。延庆产业园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突破了法规障碍，为后来的各种氢能应用蹚出了一条路。“实际上，氢能比汽油和锂电池都要安全。”张越对我说，“一来氢气太轻了，万一泄漏出来后会立刻向高空扩散，即使着火了也烧不到下面的设备。二来氢气很容易检测，只要在加氢站周围多安装几个检测仪，再和风机做联动，一旦检测到泄漏就自动吹风，氢气很容易被吹散。 氢能发展的滞后，和电动车的“抢跑”有关。曾经电动车和氢车都被视为取代燃油车的潜力股，而电动车只需解决电池问题就可以了，因为电网是现成的，不需要操心补能的问题。但氢车除了燃料电池，还需解决氢气的制造、储存、运输和加氢等问题，产业链太长了，需要各方联动才能运转。于是电动车先行一步，迅速占领了新能源车市场，别的技术已经很难挤进来了。 如果想办法解决了“氢脆”问题（氢和钢发生的脆化反应），我们甚至可以用天然气管道来输送纯氢，彻底取代天然气的烹饪和取暖功能。 氢是最适合用于新能源大规模长期储存和远距离运输的能量载体。相比之下，电池更适合小规模短期储能，两者是互补关系，不必相互竞争。 未来氢气将有两大作用。一个是直接作为燃料，全面替代汽油和柴油。另一个是作为化工原料，全面替代石油和天然气。这两个作用不但可以帮助中国摆脱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增进中国的能源安全，而且也都是仅靠风光发电无法完全实现的，只能靠氢。 第一个作用当中，前文只提到了汽车，其实航空和航运业才是未来氢能源的主战场，因为这两个行业的碳排放各自占到全球碳排放总量的3%左右，绝对不容忽视。如果说乘用车还可以靠电池来驱动，那么航空和远洋航运都不太可能，因为电池的物理限制很难被突破，未来只能依靠绿氢驱动氢燃料电池来为飞机和轮船提供动力，或者开发出能够直接烧甲醇或者液氨的发动机。 第二个作用也绝不仅限于工业原材料，而是在炼钢的过程中代替焦炭，用作还原剂。要知道，全球钢铁产业的碳排放约占人类活动排放总量的8%，必须想办法解决。但目前氢气的价格太贵，无论是化工厂还是钢铁厂都用不起。只有当未来的绿氢成本降到足够低之后，碳中和的目标才有可能实现。 人类的能源史，可以用能量密度的增加来解释；交流电网的普及，可以用电磁定律来解释；可再生能源的兴起，可以用能量守恒定律来解释…… 既然人类一直在追求能量密度的增加，为什么能量密度极低的太阳能和风能会成为热门产业呢？这一点可以用二氧化碳的温室效应来解释。正是因为这个物理效应的存在，人类被迫中止了对能量密度的不懈追求，把目光转向了更加清洁的可再生能源。 核能：人类的终极能源 让我们再次搬出物理定律，预测一下能源的未来。我们将会发现，既然人类对能量密度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而密度最大的能源形式是核能，那么核能一定会是人类的终极能源。 ...

[美] 查尔斯·赖特·米尔斯 / 李钧鹏 闻翔 主编， 李康 译， 《社会学的想象力》，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3月，ISBN: 9787303212842 在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时，最富收益的区分或许就是“源于周遭情境的个人困扰”（the personal troubles of milieu）与“关乎社会结构的公共议题”（the public issues of social structure）。这种区分是社会学想象力的基本工具，也是社会科学中所有经典研究的共有特征。 而议题所涉及的事情，则必然会超出个体所置身的这些局部环境，超出他内在生活的范围。它们必然涉及许多这类情境是如何组合成作为整体的历史社会的各项制度，而各式各样的情境又是如何相互交叠，彼此渗透，以形成社会历史生活的更宏大的结构。议题是一种公共事务：公众觉得自己所珍视的某种价值受到了威胁。至于那种价值究竟是什么，威胁它的到底是什么，往往众说不一。 我们不妨从这些角度来看看失业问题。在一座拥有10万人口的城市中，如果只有一个人失业，那这就是他的个人困扰。要想施以救济，我们应该看看这人的性格，还有他的技能，看看他眼前有什么机会。但在一个拥有5000万就业人口的国度里，如果有1500万人失业，这就成了公共议题，我们不能指望在任何一个个人所面临的机会的范围内就能找到解决之道。因为机会的结构本身已经崩溃。要想正确地表述问题所在，并找出现实可行的解决办法，我们就必须考察整个社会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而不只是零散个体的个人处境和性格。 不仅如此，在许多人看来，所谓“科学”与其说是一种创造精神、一种定向手段，不如说是一套“科学机器”，由技术专家操作，受商界和军界的人控制，而对于作为精神和取向的科学，这些人既无法体现，也无从理解。与此同时，以科学的名义发言的哲学家们又往往把科学变成“唯科学主义”，把科学的体验视同人的体验，宣称只有借助科学方法，才能解决人生问题。以上种种使许多文化工作者越来越觉得，所谓“科学”只是一种自命不凡的虚幻的弥赛亚，充其量不过是现代文明中一种相当暧昧的成分。 所谓价值，就是共享符号系统的一个要素，充当着某种判据或标准，以便从某个情境中固有的开放可用的多个取向替换方案中做出选择。 科学的认识论依附于物理学家——无论是理论物理学家还是实验物理学家——所使用的方法。 社会科学中的混乱既是“科学性的”，也是道德性的；既是学术上的，也是政治上的。而试图对这一事实视若不见，正是这种混乱挥之不去的原因之一。 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就在于秉笔直录人间世事，但这样来陈述目标，其实过于简化，带有欺骗性。 在一个社会中，科学的技术、科学的合理性被赋予了核心的位置，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就会理性地生活，不再有任何神话、欺诈与迷信。 以合理性方式组织起来的各种社会安排并不一定是增加自由的手段，对个体来说是这样，对社会来说也是这样。实际上，倒往往有人借助这些社会安排，实施暴政和操纵，剥夺理性思考的机会，剥夺人们作为一名自由人行事的能力。

《走近钱学森》 作者: 叶永烈 出版社: 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 2016-7 页数: 560 定价: 58 装帧: 平装 ISBN: 9787220098017 小引：形形色色的评价 工程师偏重于实践，解决具体问题，不善于上升到理论高度；数学家则擅长理论分析，却不善于从一般到个别去解决实际问题。钱学森则集两个优势于一身，高超地将两只轮子装到一辆战车上，碾出了工程控制论研究的一条新途径 火箭专家返回红色中国 跟钱学森一起回到中国的，有他的夫人、歌唱家蒋英以及七岁的儿子钱永刚、五岁的女儿钱永真。 经过漫长的航行，1955年10月8日早上，“克利夫兰总统号”到达香港九龙。港英当局以所谓“押解过境”的名义，把钱学森一家送到深圳罗湖口岸。 钱学森献身于新中国的“两弹一星”这一宏伟的事业。“两弹一星”最初是指导弹、原子弹和人造卫星。“两弹”中的一弹原子弹，后来演变为原子弹和氢弹的合称。“两弹一星”的实现，是中国国力迅速崛起的标志，也是中国大国地位的象征。 “怀疑的乌云扫过我的头上” 当时，数学家华罗庚从美国回到新中国，在通过罗湖口岸前夕，发表了一封《告留美同学的公开信》，使钱学森为之动容：“中国在迅速进步着。1949年的胜利，比一年前人们所预料的要大得多，快得多……朋友们，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建立我们的工作基础，为了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 1950年2月9日，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麦卡锡在西弗吉尼亚威灵市的共和党妇女团体集会上，发表了惊人的演说，矛头直指民主党人、国务卿艾奇逊。麦卡锡扬言，手中握有“一份205人的名单”，“这些人全都是共产党和间谍网的成员”，“国务卿知道名单上这些人都是共产党员，但这些人至今仍在草拟和制定国务院的政策。”麦卡锡的演说，如同一颗猛烈的炸弹在美国政坛爆炸。尽管麦卡锡夸大其辞，在人们的追问下把“秘密名单”上的共产党员从205人减到81人，最后减到57人。然而，在麦卡锡的大声鼓噪之下，美国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清共运动”，从美国国务院扩大到方方面面，尤其是军事机要部门。麦卡锡因此一举成名，他的反共排外的政治主张被称为“麦卡锡主义”。美国著名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原子弹之父奥本海墨，也都被列进了黑名单。 6月19日，当联邦调查局干员再度光临的时候，钱学森把一份事先准备好的声明交给他们。钱学森在声明中写道：“当年我成为一位受欢迎的客人的情境已经不再了，一片怀疑的乌云扫过我的头上，因此，我所能做的事就是离开。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金贝尔在电话中说了一句“名言”：他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一个钱学森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师，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 后来，钱学森经过5年的漫长抗争，终于回到北京，金贝尔又说了一句“名言”：放钱学森回中国是美国曾做过的最愚蠢的事。 牢狱之灾突然降临 钱学森在1935年从中国到美国留学，那时候才24岁，似乎不可能是共产党员。钱学森在1947年暑假，回中国探亲，并在上海与蒋英结婚，然后返回美国。既然美国联邦调查局认定钱学森在1939年加入美国共产党，那么钱学森就犯了“在1947年进入美国的时候隐瞒共产党员的身份”的“罪行”，犯了“欺骗美国政府罪”。于是，就可以逮捕钱学森，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被监控的生活是痛苦的 得知儿子在美国遭到软禁，父亲钱均夫写信勉励他：“吾儿对人生知之甚多，在此不必赘述。吾所嘱者：人生难免波折，岁月蹉跎，全赖坚强意志。目的既定，便锲而不舍地去追求；即使弯路重重，也要始终抱定自己的崇高理想。相信吾儿对科学事业的忠诚，对故国的忠诚；也相信吾儿那中国人的灵魂永远是觉醒的……” 在足球场上，球员避开对方盯梢的办法是不断移动自己的位置。为了尽量避开美国联邦调查局监视的眼睛，钱学森不断地搬家。他的租房合同往往只签一年。到期后就搬家。那些从海关退回的总重量达800千克的8个大木箱，钱学森再没打开过，一直放在那里，以便一旦有机会离开美国，随时可以再度交船托运。夫人蒋英还准备好三个手提箱，放着随身用品，一旦获准回国，可以提起就走。 在工程控制论中闪光 失去了安全认可证，钱学森无法从事原先与军事相关的喷气推进研究工作，他改变了自己的研究方向，把目光投向一片崭新的领域——工程控制论。 控制论是法国物理学家和数学家A.M. 安培在1834年提出的，最初的定义是“管理国家的科学”。1948年，美国数学家N.维纳把控制论运用于动物体内自动调节和控制过程的研究，把控制论建立为一门新的学科。思想敏锐的钱学森，把控制论运用到工程系统的控制之中，创立了新的学科——工程控制论。钱学森把控制论概括为“一个系统的不同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的定性性质，以及由此决定的整个系统总体的运动状态”，把工程控制论定义为“研究控制论这门科学中能够直接用在控制系统工程设计的那些部分”。 中美在日内瓦的较量 1954年4月，美、英、法、中、苏五国外长在日内瓦举行会议，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以及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来到日内瓦，出席会议，象征着新中国首次以五大国的地位和身份出现在世界上。在会场，中美两国代表相遇时，冷漠而又尴尬，没有握手，没有寒暄，甚至连点一下头都没有，彼此都把对方视为陌路人。 躲过特工寄出至关重要的信 为了确保能够寄出这封信，钱学森连每一个细节都精心打理：他让蒋英用左手写，模仿儿童的笔迹，在信封上写了妹妹的地址，以使联邦调查局的特工认不出是蒋英的笔迹。 父亲是第一位老师 钱均夫按照钱家“继承家学，永守箴规”八字论辈取名，新生儿属“学”字辈。至于名字，沿用“木”字旁，因为他的同辈堂兄弟，除了都用“学”字辈之外，名字都用“木”之旁，诸如钱学榘、钱学梁、钱棠（钱棠按辈分应名钱学棠，因其母亲名字中有“学”字，为避讳取单名钱棠） 出身豪门，章家宽绰的财力，加上父亲作为教育家的指点，钱学森可以说是走过了一条最正规的循序渐进的学习途径：蒙养院→小学→中学→大学→留学→硕士→博士→副教授→教授。 一颗丰满的种子，落在肥沃的土壤和良好的气候中，茁壮成长为亭亭大树。优秀的主观条件和优越的客观环境相结合，便打造出名牌科学家钱学森。所谓十年树木，所谓百年树人，钱学森就是这样炼就的，这位导弹专家就是这样在扎扎实实的学业基础上腾飞的。 打下“基础的基础” 当时主持科技领导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方毅请出了“王牌”——钱学森的老师邓颖超。邓颖超约钱学森到中南海谈话。邓颖超说，“这好办，我告诉政协机关，叫他们平时不找你的麻烦。” “邓老师”的这番谈话，说服了钱学森。 17位深刻影响钱学森的人 钱学森曾亲笔写下一份珍贵文件，回忆在他的一生中给予他深刻影响的人，总共17位： 1）父亲：钱家治——写文言文 2）母亲：章兰娟——爱花草 3）小学老师：于士俭——广泛求知，写字 4）中学老师：董鲁安（于力）——国文，思想革命，俞君适——生物学，高希舜——绘画、美术、音乐，李士博——矿物学（十级硬度），王鹤清——化学（原子价），傅种孙——几何（数学理论），林砺儒——伦理学（社会发展）； 5）大学老师：钟兆琳——电机工程（理论与实际）、陈石英——热力学（理论与实际）； 6）预备留美：王助——经验设计； 7）留美：Theodore von Karman（引者注：即冯·卡门）； 8）归国后：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 跨进交通大学校门 虽然北京有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那样的名牌大学，但是钱学森却要报考上海的交通大学，那是因为铁道机械工程，属于铁道部主管，当时只有直属铁道部的交通大学才设有最棒的铁道机械工程专业。 1929年9月，钱学森考取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攻读铁道机械工程专业。如今，当人们称呼钱学森为中国“航天之父”、“导弹之父”的时候，几乎忘掉了钱学森当初是学铁道机械工程的。 南洋公学建校之初，从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购来成套教科书，依照美国大学课程进行教学。后来，交通大学逐渐明确“以理科为基础、工科为重点、兼有管理学科”，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为蓝本。这样，到了20世纪30年代，交通大学有了“东方的MIT”（即东方的麻省理工学院）的美誉。 伤寒突然袭来 钱学森后来回忆说：“我在上海读书时患了伤寒，请一位中医看，命是保住了，但是却留下了病根。那位中医没有办法去根，就介绍我去找铁路上的一个气功师调理，结果除了病根。练气功在屋里可以进行，很适合我，所以在美国时也没有中断。 钱学森对中医和气功产生浓厚的兴趣，最初就始于这场伤寒症。在钱学森晚年，仍坚持每日练气功。 后来，他与女高音歌唱家蒋英结为百年之好，对于音乐的共同爱好使他们成为知音。1950年至1955年，钱学森在美国遭到软禁，他常常吹木箫，夫人蒋英弹吉他，两人在家一起演奏17世纪的古典室内乐，以排遣心中的无限郁闷。 从地上跑的到天上飞的 当时，交通大学实行四年制。钱学森从1929年入学，中间因病休学一年，到193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照理，他可以顺顺当当去做铁道工程师。然而，钱学森在交通大学学习期间，却把专业志向从关注地上跑的火车，转移到天上飞的飞机。 促使钱学森在专业方向上的大转变，那是上海的上空出现了机翼上漆了红色“膏药”的轰炸机。倾泻而下的炸弹，震惊了正在埋头读书的钱学森。 在中国，最早提出“航空救国”响亮口号的是孙中山先生，而最早为“航空救国”付出心血的是中国飞机设计师冯如。 进京赶考 夏日的南京，在没有空调的岁月，热不可耐，号称中国的三大“火炉”之一。1934年8月，刚从交通大学机械系铁道工程专业毕业的钱学森，从上海乘坐火车沿沪宁铁路前往当时的首都南京。他是“进京赶考”，一年一度的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又称“官费生”）在南京的中央大学举行——虽然是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但是考试并不在清华大学。 “庚子赔款”要求赔偿的是14国军队来华所花费的军费，而中国驻美公使梁诚在1904年发现美国“浮报冒报”军费达一倍多，经过艰苦谈判，美国政府同意退还中国“庚子赔款”中超出美方实际损失的部分，用这笔钱“帮助中国办学”，并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 这“帮助中国办学”，办的就是1910年新建的“清华学堂”（即清华大学前身）。1911年，“清华学堂”更名为“清华学校”（留美预备学校），专门培养、派遣赴美留学生。1928年，“清华学校”改建为国立清华大学。这样，当时全国各地的大学毕业生想要公费留学美国，就要报考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 清华大学“航空工程组”的“二王”，成了钱学森的导师。这“二王”，即王助教授和王士倬教授。 横渡太平洋 没有出现在这张照片上的，还有一位中国学生，名叫贝聿铭，后来成为闻名世界的建筑大师。贝聿铭当时只有18岁，不是大学生，而是上海圣约翰大学附属中学毕业的高中生。他也不是公费生，而是自费生。他的父亲贝祖诒曾任中国银行行长，家境富裕，所以贝聿铭在高中毕业之后就到美国去读大学。 戴上硕士方尖帽 “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缩写：MIT）其实是清朝时的译名，那时候把马萨诸塞州译为马萨诸塞省，于是也就译为麻省理工学院。学校创建于1861年，如今拥有6个学院、8个研究所，早已是大学规模，而马萨诸塞州如今按照标准的音译应为马萨诸塞州，所以“麻省理工学院”准确的译名应是“马州理工大学”。只是“麻省理工学院”这译名用惯了，也就一直沿用至今。 冯·卡门的传奇人生 钱学森离开麻省理工学院，转往加州理工学院，是冲着冯·卡门教授而来。冯·卡门是航空动力学专家。钱学森从航空机械工程转向航空动力学，便决意拜冯·卡门教授为师。 在冯·卡门麾下 钱学森记得，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冯·卡门讲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术思想，美国人叫“good idea”（好点子）。有人问：“冯·卡门教授，你把这么好的思想都讲出来了，就不怕别人超过你？”冯·卡门说：“我不怕，等他赶上来，我又跑到前面很远去了。” 冯·卡门访华受到高规格接待 7月7日下午六时，在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兼航空研究所所长顾毓秀教授陪同下，冯·卡门乘火车刚离开北平，卢沟桥就爆发了“七七事变”。从此北平与南京之间的火车中断了12年，冯·卡门庆幸自己在无意之中赶上了最后一班列车。 “卡门-钱近似公式” 空气动力学是力学的一个分支，是航空工程的基础理论。航空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如何获得飞行器所需要的举力、减小飞行器的阻力和提高它的飞行速度，这正是空气动力学需要研究和解决的课题。 ...

《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 作者: [英]齐格蒙特·鲍曼 出版社: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品方: 燧石 原作名: Work, Consumerism and the New Poor 译者: 郭楠 出版年: 2021-9 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所有人都知道“有付出才有收获”，获取之前需要先给予。 在工业化的早期，工作伦理就进入了欧洲人的视野，之后则以多种形式贯穿于整个现代化的曲折进程中，成为政治家、哲学家和传教士们嘹亮的号角（或借口），帮助他们不择手段地拔除其时的普遍性恶习：大多数人都不愿被工厂雇佣，也拒绝服从由工头、时钟和机器设定的生活节奏。这种恶习被视为建立一个美丽新世界的最大障碍。 在过去，工人通过自己设定目标、自己控制进程获得工作的意义和动力，但现在，他们只能被动地完成由他人设置和控制的任务，工作对他们而言失去了意义。在这种转变之下，如何驱动工人运用自己的技能完成这些没有意义的任务，是现代化的开拓者面临的真正问题。解决方案是机械地训练工人，让他们习惯于不假思索的盲从，并且剥夺他们完善工作的自豪感。 工作伦理希望一石二鸟：解决迅速发展的工业化所需的劳动力问题，并处理后传统社会不得不面对的最令人头疼的问题——必须为那些由于种种原因无法适应环境变化、无法在新体系下维持生计的人提供生活必需品。 如果穷人生活得很痛苦，他们的数量就会大大减少。这是所有捕鼠者都知道的秘密：堵上粮仓的缝隙，用持续的猫叫声、警报声和陷阱的开关声折磨它们，这些负担就会消失，不再出现。如果被许可，更简单的方法是用砒霜，或其他一些略温和的方法。 工作伦理似乎主要是欧洲人的发明。大多数美国社会历史学家都认为，推动美国工业前进的是企业精神和跻身上层阶级的愿望，而非工作伦理。工作，专心致志地工作，越来越专心致志地工作，从一开始就被移民到美国和出生在美国的工人视为一种手段而非价值，视为一种生活方式或一种使命：工作是获得更多财富，从而更加独立的手段，是摆脱令人厌恶的必须为他人工作这种境遇的手段。 如果消费者无法对任何目标保持长期关注和欲望，如果他们没有耐心、焦躁、冲动，尤其是容易激动，又同样容易失去兴趣，“即时满足”就达到了最佳效果。 想要提高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就不能让他们休息。他们需要不断地接受新的诱惑，持续处于永不枯竭的兴奋之中，持续处于怀疑和不满之中。诱使他们转移注意力的诱饵需要肯定这种怀疑，同时提供一个宣泄的出口：“你以为这就是全部？好戏还在后头呢！ 人们常说，消费市场诱惑了消费者。但要做到这一点，成熟的、热衷于被诱惑的消费者也必不可少，就像工厂老板能够指挥工人，是因为存在遵守纪律、发自内心服从命令的工人。在正常运转的消费者社会中，消费者会主动寻求被诱惑。他们的生活从吸引到吸引，从诱惑到诱惑，从吞下一个诱饵到寻找另一个诱饵，每一个新的吸引、诱惑和诱饵都不尽相同，似乎比之前的更加诱人。他们生活于这种轮回，就像他们的先辈，那些生产者，生活于一个传送带和下一个传送带之间。 工作技能、就业场所以及职业规划是人们努力构建的社会身份中最主要的决定因素。一旦选定身份，人们就终其一生去构建这个身份，终其一生于他们的工作、职业或事业。社会身份的构建是平稳的、持续的，需要经历一系列泾渭分明的阶段（难怪要用“构建”来描述“社会身份”的实现），人们的职业生涯也是如此。职业生涯的稳定持久和人们贯穿终身的社会身份构建非常契合。 然而，稳定、持久、连续、逻辑一致、结构密实的职业生涯不再是一个普遍有效的选择。现在，只有极少数情况下，才能通过从事的工作来定义永久身份，更不用说确保这个身份。长期的、有保障的、确定性的工作已经很少见。那种古老的、“终身制”的、甚至是世袭的工作岗位，只限于少数古老的行业或职业，数量也正迅速萎缩。新的工作机会设置了期限，到期后的安排另行通知，或者干脆是兼职。它们经常和其他岗位合并，没有任何持续性保障，更不用说永久就业。 沙滩上无法建立牢固的城堡。简而言之，在工作的基础上构建终身身份，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至少在目前，除了少数高技能、高特许职业的从业者外）是死路一条。 无论人们渴望的身份是什么，都必须像当下的劳动力市场一样，具有灵活性。它必须能够适应紧急通知甚至没有通知的变化，必须遵循“拥有尽可能多的选择，最好拥有所有选择”的原则。未来必然充满不确定性，如果不这样做，就等于自己放弃机会，放弃那些未来曲折命运以及难以预料的生活带来的未知的、只能模糊感觉到的利益。 就实际意图和目的而言，重要的是手段而非到达的终点。履行消费者的责任意味着更多地做选择，无论这最终是否带来更多的消费。拥抱消费者模式意味着首先要热衷于选择，消费只能居于次席，也并非不可或缺。 生产者只能集体完成使命，生产是一种集体性事业，需要分工、合作和协调。个别情况下，某些局部可以独立运行，但是，如何与其他部分衔接以创造最终产品仍是任务的关键，常思于执行者的脑中。生产者即使彼此独立，也会聚集在一起工作。每个人的工作只有在交流、沟通、融合中才有收获。 消费者恰恰相反。消费彻头彻尾是一种个人的、独立的乃至孤独的活动。这种活动通过不断地满足和唤醒、缓释和激发某种欲望实现，这种欲望通常是一种私人的、难以言表的感觉。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集体消费”。 娱乐式工作是一种最令人羡慕的特权，那些有幸得到这种特权的人，一头扎进工作提供的强烈感官享受和令人兴奋的体验中。“工作狂”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7×24小时地专注于工作的挑战。这些人并非过去的奴隶，而是当下幸运和成功的精英。 这种新获得的全球流动自由消减了补充劳动力的经济负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新鲜、顺从、没有被宠坏的劳动力正在远方招手。 罗伯特·赖希（Robert Reich）提出，目前在劳动力市场上存在四类职业。第一类是“引导者”——发明家、广告商、推广者和商人。第二类是各领域、各层次的教育工作者， 他们积极从事于可雇佣劳动力的再生产，把劳动力塑造成可供购买和消费的商品。第三类是从事“消费市场服务”的人，他们的工作是激活他人的消费能力，大部分是产品的销售者和培养消费者购买欲望的人。第四类是“常规劳动者”（routine labourers），被配置于传统的流水线，或“新改进”的自动化电子设备终端，比如说超市收银台。 “失业者”虽然暂时没有工作，但一旦环境好转，他们就有望回到生产者的行列，一切也将回到正轨。“过剩”的人则不同，他们是多余的、编外的，不被需要。他们要么出生在一个“饱和”的社会里（即社会的续存无需更多的人从事生产），要么由于经济和技术进步（即有了新的生产力，较少的人员参与就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商品和服务需求），变得不再必要。 永远不缺少机会，我们不都是活生生的例子吗？但是，必须具备发现机会的能力，具备拥抱它们的能力：一些智慧、一些意愿和一些努力。 生存的方式多种多样，但每个社会只会选择它偏爱或容许的方式。如果我们把某个人类的集合称为“社会”，那就意味着这些人归属于同一个集合，构成了一个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