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回忆录》

作者: 聂荣臻

出版社: 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年: 2007-8

ISBN: 9787506554237

页数: 698

装帧: 平装

定价: 60.00元

第一章青少年时期

第二章留法勤工俭学

第三章回国参加大革命

第四章南昌起义

第五章广州起义

第六章白区斗争

第七章在中央革命根据地

第八章长征

第九章在陕北

第十章开赴抗日前线

第十一章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初创

第十二章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巩固

第十三章晋察冀根据地的建设

第十四章百团大战

第十五章在反“扫荡”的战火中

第十六章在延安的日月

第十七章解放战争前夕

第十八章在解放战争初期

第十九章变被动为主动

第二十章党中央来到晋察冀

第二十一章在平津战役中

第二十二章建国初期在总参谋部

第二十三章在抗美援朝战争中

第二十四章在科学技术战线上

第二十五章关于林彪的几个问题

附录聂荣臻同志生平

聂荣臻（1899-1992），字福骈，生于1899年12月29日，四川江津吴滩镇（现重庆市江津区） 人。中华人民共和国著名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为我国人民解放和日后国防军事现代化做出了重大贡献。

这部长篇回忆录的写作，已历时经年。列宁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我以垂暮之年孜孜于此者，无非是怀着同样的心情寄热望于年轻同志，为他们学习党史军史提供一点参考材料而已。对于我所经历的历史事件和革命活动，经过回忆与思考，我也写了一些心得与体会，至于理解是否正确，评价是否精当，只能作为个人看法。我写这些，目的在于总结历史经验，并不是说自己多么高明。相反，自己在几十年的工作中，虽然自认为尚属勤勉，但仍不免有缺点错误。
一八九九年（清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我出生在四川省江津县吴滩镇。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当时这种焚烧日货的行动，做得有些过火。这些东西，本来是中国人自己拿钱买的，烧掉不是可惜了吗？而对日本人毫无损失。相反，烧了日货，侵犯了商人的利益，反而造成商人对我们的不满甚至仇视。宣传抵制日货无疑是正确的，但爱国运动的目标应该自始至终对着日本帝国主义，应该把商人作为说服争取的对象，动员他们一起参加抵制日货的行动。那个时候，我们这些学生少年气盛，一怒之下，就不考虑后果如何了。
尤其是无政府主义，当时在青年中的影响比较大，但我认为他们的办法并不能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而且许多道理我还弄不太懂，所以当时的社会主义宣传没有对我发生很大的影响。要说有些影响，那就是我深信中国社会要变，只有变才有出路。至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看到的结果是到处碰壁，不能解决问题。进步思想界提倡反对封建，反对禁锢妇女，反对八股文，提倡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提倡向西洋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等，这些我都是赞成拥护的。
《民国日报》还发了《本届赴法学生调查表》，列了七十三个人的名字，我列第十三名。这届（第八届）留法俭学生一共一百五十三人，除个别江西籍和北京籍的学生外，绝大多数是四川、湖南两省人。还有四名湖南的女学生。因为女学生出国勤工俭学的人极少，很引人注目。
一九一九年前后，在我国青年学生中蓬勃兴起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页。这一大批受“五四”运动影响的爱国学生，所以要留法，大多数是抱着实业救国的思想。他们认为，要拯救落后的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工业，只有到国外学好科学技术，回国后才能实现实业救国的愿望。他们就是抱着这种思想，远涉重洋，先后到了法国。
积蓄将用完的时候，赶快又找工厂做工，手头有钱，就进学校；钱花光了，又赶快做工。这样反反复复，做工，读书，就是我们勤工俭学生的生活特点。
首先，我逐渐感到，出国勤工俭学时所抱的那种“实业救国”的愿望，是非常不现实的。**中国的经济命脉和工业系统几乎都被帝国主义和它们的走狗所控制。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十分软弱，要发展民族工业，不改变军阀统治的政权，只能是一种幻想。**勤工俭学生中的多次激烈辩论，以及我们一九二一年开展的几次大规模群众斗争的场面，经常浮现在我的面前。我翻来复去地思考着：中国是这样一个现实，你的科学技术学得再好，即便是成为工程师，回国以后又有什么用呢？总之，我的思想很矛盾，遇到的问题很多，觉得一切都同原来的设想不一样。
《少年》和《赤光》的编辑部，设在巴黎南部第十三区戈德弗鲁瓦街十七号一座三层楼旅馆的一个很小的房间里。这里既是旅欧支部的所在地，也是周恩来同志旅居巴黎时一直居住的地方。党团组织的事情，都在这里办理。
一九二〇年一月到一九二四年九月，我在法国和比利时勤工俭学四年零九个月。这一段的生活，在我头脑里的烙印很深，因为这在我一生经历中，是完成世界观的根本转变，真正走上革命道路的起步时期。革命的起点是永远难忘的。
我是第一批进红军学校学习的，叶挺同我编在一个班里。第一批学员还有熊雄、范易、颜昌颐等同志，一共二三十个人。这批人几乎都在革命斗争中牺牲了，至今在世的，只有我一个。
季诺维也夫谈话后不久，同志们就分批回国了。我们走时，莫斯科中山大学还没有正式成立，正在筹备。东大的同学比我们先走。我们这一批共二十多人，全是学军事的，有王一飞、叶挺、熊雄、颜昌颐、张善铭、杨善集、范易、李林、纪德福等同志。路上由王一飞同志带队，八月上旬离开莫斯科，先乘火车到海参崴。
我到黄埔军校，大约是一九二五年九月中旬。那时恩来同志已去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兼一师党代表，正紧张地准备第二次东征，记得我只在黄埔听他讲过一次话，以后他就走了。继任政治部主任的是邵力子，副主任是鲁易同志。鲁易又名鲁其昌，也是留法勤工俭学生，我们过去就熟悉，他没有经过莫斯科而是直接回国的。
蒋介石是黄埔军校的校长，我去后不久，他就出发东征，没有见到他。东征回来后，他有时候到学校来，偶尔还装模作样到军官食堂来看看，表示他关心大家，但只坐几分钟就走。蒋介石对黄埔军校是抓得很紧的，他知道要发家就得有军队，就得抓黄埔。但他又没有政治本钱，经常耍的两面手法，也不高明，明眼人一看就穿。于是他的主要手段就是出钱收买。你缺钱花去找他，他就给你开支票，谁要都给，钱要得越多他就越信任你。这样，也被他拉过去了一些人。在蒋介石眼里，我们搞政治工作的同志，是专门挖他墙脚的，所以他恨死了政治部的共产党员。我是莫斯科回来的，是戴了红帽子的。当然也在被恨之列。
我们回到武汉，虽然由叶挺指挥武汉卫戍部队、工人纠察队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学生刚镇压了夏斗寅的叛变，但形势仍然显得十分紧张。汪精卫回到武汉，表面上装作要反对蒋介石，实际上，他们正在加紧勾结，一致把矛头对准共产党和工农群众。到了六月份，汪精卫和我们分裂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了。到七月中旬，他终于公开叛变革命，我们被迫进行南昌起义。
小平同志是蒋介石发动政变后被冯玉祥“礼送”出境的。他来到武汉后，经军委介绍，到了党中央工作。
我党“五大”以后，国内政治形势更加紧张。先是冯玉祥倒了过去，他把政工人员都“礼送”出来了。刘伯坚等许多同志，就是这个时候从冯玉祥部队出来的。
正在讨论的时候，得到报告说，前边走的二十军的两个师投降了。这件事，再一次给了我一个深刻的认识：旧军队要改变成新的革命军队，非经过彻底改造不可。否则，一旦有个什么风浪，是经不起的。
总起来说，南昌起义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标志着我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新阶段–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开始，从这时起，诞生了中国人民自己的军队。我们的很多干部，也从南昌起义的实践中获得了进行革命武装斗争的经验及其有益的教训。但是，用今天的眼光回头来看，南昌起义也是有深刻教训的。
首先，南下广东的战略方针就错了。广东有什么特别好的条件非回去不可呢？ 没有，并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条件。广东人民曾在反帝反军阀的各种斗争中，发挥过伟大作用，但是，从“四一五”反革命事变以后，广东的工农群众，特别是省港罢工工人组织，受到严重镇压，革命力量遭到重大摧残，作为北伐根据地的广东已经变色了。当时计划以广东为根据地重整旗鼓，再来一次北伐，处于敌强我弱，力量悬殊的总形势下，那是不现实的。说胜败乃兵家常事，是就战术方面讲的，而战略上错了，就会造成严重的损失，南征失利，就证明了这一点。
为什么一定要南下？当时还强调占领海口，以争取外援，今天看，这种想法缺乏自力更生的精神，也是不对头的。
虽然如此，但南昌起义的大方向，即用武装斗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只是由于我们党还年轻，我们这些人也年轻，缺乏斗争经验，特别是武装斗争的经验，因而，遭到挫折和损失是很难免的。
广州起义失败后不多久，李立三同志就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来到香港，处理善后事宜。这个同志思想一贯“左”得厉害。 这次，他仍以“左”的错误思想来指导工作，不但没有能认真总结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未来斗争的正确方针，反而使革命继续蒙受损失。
会后，李立三同志自己担任了省委书记，并把处分决定上报给中央。中央也认为这种做法不妥，于同年三四月间派恩来同志来到香港，重新处理这件事情。恩来同志到后就召开省委扩大会议，他全面分析了广州起义的历史意义，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与经验教训，对有错误的同志也提出了批评，并宣布原来的处分决定无效。大家认为恩来同志是实事求是，以理服人的。省委根据恩来同志的意见，又重新作了一个决议，基本上接受了中央的批评。
“钦差大臣满天飞”，已经多次被证明是错误的，不仅不必要地牺牲了许多同志，而且他们刚到一地，不了解情况，一般不可能提出正确的主张，但又要指手划脚，这就不会有好的结果。
一九三○年九月，瞿秋白、周恩来同志从莫斯科回来后，由他们主持，召开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我列席了这次会议。会议清算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立三同志随即离开中央，到莫斯科去了。三中全会后，形势有所好转。
从斗争的策略上说，他们不懂得在一个缺乏民主的社会里，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采取隐蔽精干，积蓄力量的重要性。而是有一点力量，就一味蛮干，到处撒传单，贴标语，组织示威游行。好象不这样做，共产党就不存在了。
白区斗争是残酷的，由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而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教训是沉痛的。每当我回忆起过去的情景，就感到心头沉重。留法勤工俭学的同志，所存无几了。在莫斯科一起学习军事的，现在也只有我一个了。中国革命的道路是多么艰难啊！广州一个红花岗，上海一个龙华，南京一个雨花台，北平一个小西天，不知有多少优秀的中华儿女被杀害，那里的土地上不知埋了多少忠骨。为中国革命而献身的人，何止万千！
我向毛泽东同志讲了自己初到根据地的感受。我说，在白区工作是在敌人屠刀下坚持斗争，处处显得被动，有时真感到只有招架之功而乏还手之力，到了根据地，才是到了自己的天下，可以大摇大摆地行走了。毛泽东同志诙谐地用手比划说：“还是象我们这样，拿起枪杆子建立自己的政权，干得痛快啊！”
毛泽东同志在开辟闽南新区所制定的方针，更帮助我学到了很多宝贵的策略。**其策略思想的基础是从实际情况出发，不因占领漳州冲昏头脑，不因占领漳州而背上包袱。占领漳州以后，本来局面很大，可是他估计我们力量有限，不可能长期占领。所以他确定在新区的工作方针是“公开宣传，秘密组织”。**只是在原先有游击武装基础的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即“以尤溪为中心，向南靖、云霄、平和、漳浦等五县扩大游击战争。创造小红军、建立小苏区”。在漳州，“只散发谷物，而不建立政权，不分土地。”漳州战役，是我第一次在毛泽东同志直接领导下，带兵打仗和做群众工作，他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和政策思想，以及他的领导才能，都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使我由衷地钦佩。
离根据地越远，困难越多；就越想到有根据地的好处，和离开根据地作战的难处。 突破第一、二道封锁线时打仗下来了伤员，还可以交给送红军出征的担架或用沿村转送等办法，送回根据地安置。可是越走越远，这种可能没有了。又不能都抬着走，只能就地安置，这是唯一的办法。许多轻伤员都是不愿意寄养的，都愿意随队养伤。
还有一个大难题是如何巩固提高部队的士气，关键是如何向指战员讲明红军的前途，部队向哪里去。 干部战士不断地提出这个问题，开始说是转移，可是越走越远，仅“转移”两字就不可能圆满地回答指战员心中积下的疑问了，特别是跨过粤汉路后，就不得不逐步明白地告诉是为了去和二、六军团会合。
随后，进入湖南边境。十二月十一日，一军团二师五团打开通道县城，我们只在通道待了一天，继续西进。当时目的还是要向湖南西北部前进，企图与二、六军团会合。可是敌人调集了十几万大军在湘西正等着我们，敌刘建绪、薛岳、周浑元、李云杰的十六个师开赴城步、绥宁、洪江、黔阳、靖县等地筑堡堵击。为此，毛泽东同志竭力说服错误路线的领导人，放弃和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以免投入敌人的罗网。毛泽东同志提出了西入贵州创造新根据地的方针，但仍未能说服李德等人。十二月十四日军委仍电令贺龙、任弼时、肖克、王震同志由湖南常德一带向湘西北发展，以接应中央红军。
王明这个人，大革命时期在武汉我就认识他。他那时给共产国际派来的米夫当翻译。此人爱夸夸其谈，傲慢得很，教条气十足，我那时就讨厌他。但从路线上认识他，也经历了一个过程。从白区到中央根据地，越是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就越是感到王明等人推行的这条路线是错误的。逐步形成了我的坚定认识：只要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得势，革命就大发展，反过来，如果王明路线占上风，革命就受挫折，红军和根据地老百姓就遭殃。事实都是摆在那里的。
尤其是一九三四年六届五中全会以后，王明“左”倾路线在中央根据地占据统治地位，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已经几乎没有发言权。“左”倾冒险主义者甚至胡说，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他们胡搞八搞，使红军蒙受巨大损失。渡过湘江，中央红军只剩下三万多人。这都使我深为焦虑不安。我躺在担架上冥思苦想，为什么不能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
毛泽东同志是批判他们的第一个发言人，王稼祥紧接着站起来发言支持毛泽东同志，所以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说，遵义会议王稼祥投了“关键的一票”。会上大多数人拥护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只有博古、凯丰出来反对。
这个阶段，我们都是声东击西，大踏步地机动作战，不断地调动敌人。这样打法，部队自然要多走一点路，疲劳一点。可是敌人却对我们捉摸不透，便于我们隐蔽企图。使我军由被动变为主动，以后陈毅同志对我说过，毛主席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我也深感毛泽东同志在军事指挥艺术上运用之妙，他确实才思过人，值得我们很好学习。
对张国焘这个人，过去我是了解的。他狡猾阴险，个人野心很大。所以，我对他是有警惕的。
两个方面军会合之后，本应有一个统一的行动计划。早在两军会师以前，六月十六日、十八日，中央、军委曾两次致电张国焘，告知党中央关于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意见，即：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应以嘉陵江与岷江上游中间地区为目标，争取建立根据地。如不成，则应北出平武，到陕甘南部地区去创造根据地，切不可向川西发展。因为以懋功为中心的地区，纵横千余里，均为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大渡河两岸直至峨眉山，情形略同。至于西康，情形更差。出川西地区，均为下策。并指出实施这个计划的关键，当前是要将茂县（今茂汶）、北川、威州控制在我们手中。但张国焘就是不听，放弃川北的茂县、北川等地，率领四方面军大部队向川西懋功一线转移。
在两河口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有这么一件事，引起我警惕。张国焘忽然请我和彭德怀同志两人去吃饭。席上，开始他东拉西扯，说我们“很疲劳”，称赞我们“干劲很大”。最后说，他决定拨两个团给我们补充部队，而实际上不过是相当于两个营的兵力，一千人左右，我们从张国焘住处出来，我问彭德怀同志，他为什么请我们两人吃饭？彭德怀同志说，拨兵给你，你还不要？我说，我也要。往下我再没有说下去，因为我那时脑子里正在打转转。
我们又翻越了几座比夹金山还要高得多的大雪山，由于部队有了经验，都学会个腾起一点身子，放平两只脚，轻轻地从雪上走过，陷到雪里去的很少，没有象夹金山牺牲那样多人。两河口会议以后，军委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以消灭胡宗南的主力。当时得知在松潘附近有胡宗南的共十六个团。为了打松潘，我军编成左、中、右三路军：左路军由一、三、五、九军团组成，由林彪和我同彭德怀、杨尚昆同志统一指挥；中路军由徐向前同志指挥；右路军由陈昌浩同志指挥；分头向北，继续前进。
我对同志们说，我们光在毛儿盖附近，前后就耽搁了一个多月，再不能在草地拖了。还是照毛泽东同志讲的，出甘肃，不然我们就要完了。我告诫林彪说，你要注意，张国焘要把我们“吃”掉。因为我当时已经获悉张国焘还有一个方案，要把我调到三十一军去当政治委员，把林彪调到另一个军去任军长。
整个草地的景象，真是“天苍苍，野茫茫”，千里沼泽，“复不见人”，“鸟飞不下，兽铤亡群”，这就是草地。我们的红色战士，就是在这样的荒原上，燃篝火，食青稞野菜，互相激励，相扶而行。天气是风一阵、雨一阵。身上是干一阵、湿一阵。肚里是饥一顿、饱一顿。走起来是深一脚，浅一脚，软沓沓，水渍渍。多少人挺过来了，不少人倒下去了。
战争的确是残酷的，我们的许多同志在作战中那么英勇没有牺牲，却在缺粮少药，饥饿、寒冷、疾病、高原缺氧的艰苦旅程中痛苦地倒下了。
腊子口一战，北上的通道打开了。如果腊子口打不开，我军往南不好回，往北又出不去，无论军事上政治上，都会处于进退失据的境地。现在好了，腊子口一打开，全盘棋都走活了。
现在我们北上先遣队人数是少一点，但是目标也就小一点，不张扬，大家用不着悲观，我们现在比一九二九年初红四军下井冈山时的人数还多哩！
在前进的路上，我们的部队几次和敌人的骑兵遭遇。我们在草地上打过骑兵，但有的部队仍不知所措，如何打骑兵提到了教育日程。我们的部队历来是和两条腿的敌人作战，现在要和六条腿的敌人作战。它倏忽而来，倏忽而去，刀光闪闪，声势夺人，如何打法，确是一个新课题。林彪当时对这个战术抓得很紧，部队都学会了打骑兵歌。越过六盘山之后，十月七日，在青石嘴打了一仗，打的是东北军何柱国的骑兵。
随后，我们在杨城子以西，在齐桥、李新庄间，分别阻击敌三十二师和三十六师的两个骑兵团，又将敌人击溃。敌人骑兵这次垮了以后，一段时间再没有敢来侵犯。我们将先后俘获的敌人的马术教官、兽医以及会钉马掌修马鞍具的工人都补充了我们的骑兵队伍，我们的骑兵连就更充实了。
我们初进吴旗镇，看到在一间窑洞的门口挂着工农民主政府的牌子。我们到了陕北根据地了！从此，我一方面军正式结束了长征。长征以来，我们做梦也想找一个落脚点，现在总算有一个落脚点了。我们开始把伤兵安置在后方，长征以来一直苦恼我们的这个问题，现在解决了。我们在吴旗镇休息了几天。知道徐海东同志领导的红二十五军也到达陕北了，还派了人来和我们联络，真是令人高兴。十一月六日，在甘泉南边的象鼻子湾，我们中央红军和徐海东同志领导的二十五军、刘志丹同志领导的二十七军胜利会师了。
两天以后，中央在象鼻子湾召开全军干部会议。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张闻天、彭德怀等同志先后到达会场。毛泽东同志对长征作了总结。他首先对大家说：“同志们，辛苦了！”引起会场上一片热烈的掌声。接着，他说：我们从瑞金算起，总共走了三百六十七天。我们走过了赣、闽、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共十一个省，经过了五岭山脉、湘江、乌江、金沙江、大渡河以及雪山草地等万水千山，攻下许多城镇，最多的走了两万五千里。这是一次真正的前所未有的长征。敌人总想消灭我们，我们并没有被消灭，现在，长征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它将载入史册。我们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时，是八万人，现在只剩下一万人了，留下的是革命的精华，现在又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了，今后，我们红军将要与陕北人民团结在一起，共同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任务！
长征，在人类历史上确实是前所未有的，是极其伟大的。它在世界人民的心目中，早已成为不朽的英雄史诗。它不仅是我党我军的光荣和骄傲，也是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的光荣和骄傲，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长征以胜利说明了一个真理：农民起义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近代的革命运动没有共产党的领导，都是不能成功的。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以农民为主要成份的军队才形成为一支战无不胜的铁流；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之所以取得最后胜利，各路红军始终未被敌人所扑灭，就集中地说明了这一点。
整个直罗镇歼灭战的结果是：敌一○九师被歼灭，师长牛元峰被击毙，还捉住敌人一个名叫高福源的团长。我军共俘虏敌人五千三百多名，打死打伤敌一千多人，缴获枪三千五百多支，轻机枪一百七十六挺，迫击炮八门，无线电台两架，子弹二十二万多发，大大地改善了红军的装备。
打完直罗镇以后，林彪情绪高一些了，话也略多一些了。但是他对中央的路线终归是不满意的，他平时又是一个不爱讲话的人，和他共事，推心置腹地交换一些意见，有时感到困难。往好处想他，这个人似乎很深沉，往坏处想他，又觉得他很阴沉而又有些鹰鸷。我们初到陕北，看到陕北一些荒凉衰败景象，一般稍有头脑的同志，都能理解这是统治阶级多年残酷统治压迫剥削的结果，同时也是多年战争来回拉锯造成的必然景象。只要路线纠正了，加强建设，根据地是可以逐渐恢复过来的。可是林彪见了很悲观。他不止一次地流露，要带一些部队去陕南打游击。
直罗镇战斗以后，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被我们粉碎了。顿时间，阎锡山的队伍不敢来了，张学良的队伍也不敢来了。相反地，张学良和东北军的许多部队有些动摇，我们俘虏的那些团长以下的军官和士兵放回去以后，首先在宣传上起了很大的作用，至少使广大的流亡关内的东北军，知道红军是个什么样的队伍，这个队伍执行的是什么样的政策，知道红军是主张抗日的，是压根儿不愿打内战的，对东北军的处境是很同情的，我们在东北军中的党组织，在它的上、下层各类人员中都做了很多工作。西北军中也一样，和我们早就有关系。当然最根本的，是红军有战斗力，足以粉碎任何进攻。他们知道了这一点，所以不敢来了。同时，这时候陕北党组织的错误路线由于中央的到来，毛泽东同志向他们做了艰苦的工作，已得到了初步纠正。刘志丹同志等已从冤狱中释放出来了。陕北根据地呈现了稳定的局面。
陕北根据地面积不算小，可是的确太“穷”。人口有限，出产不丰。即使陕北群众都踊跃交公粮，能养活得起这么多部队吗？再说，我们也不能都蹲在陕北吃老米呀！得向外发展，波浪式地向外发展呀！要抗日，要革命，队伍总得有个前进阵地和供给粮草的后方呀！那个时候的陕北，向北没有地方去，是沙漠地带。向西也是沙漠的边边，是回族聚居区，没有多少人口，而且蒋介石嫡系部队正纷纷向这个地区集中。向南也没有地方好去，西安是国民党在西北的大本营。只有向东——一切找阎锡山要去！如果在山西有了立脚点，再向东进打日本就好办了。向东就是河北省。河北阜平一带有过暴动，总不至于没有留下一点工作基础吧，何况平津一带又不断掀起学生抗日爱国高潮，我们向东去是可以互相策应、互相配合的。
汾河流域是有名的富庶地区。在这一带，我们红军才真正见到北方封建大地主是个什么样子。在陕北，一说起地主来，往往说他家有多少孔石窑，多少垧地，多少群羊。在山西汾河流域，我们看到地主除土地、羊群以外，往往宅第连延，几乎占半拉村子，有的地主家有多少套大车，养着几十匹一色骡马，连一匹杂色的也没有，十分阔绰。商业资本也很发达，可是封建性很大，开钱庄当铺的不少，高利贷剥削穷人十分猖獗。许多破产农民只好赤身露体下煤窑挖煤。我们在这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没收汉奸财产，筹了不少款子。山西老财都会把金银财宝埋在地下窖起来。部队在这里也学会了敲打地面听声响判断窖藏所在地的方法，还收缴了不少鸦片烟土，没收了一些当铺的不义之财，充实了抗日军费。我们在这一带经过宣传发动，群众报名参加红军的很踊跃，光四师就扩红一千三百多人，全军团共扩红约五千多人。
五月三日和四日，一军团在清水关、铁罗关两渡口西渡黄河，毛泽东同志带着一部电台，坚持在河东指挥全军渡河到最后。恩来同志特地从瓦窑堡赶来迎接远道归来的红军。战绩是令人鼓舞的。抗日先锋军在东征七十五天的成绩统计是：共歼敌一万七千余人，筹款四十万元，扩充新兵七千人左右。更重要的，阎锡山把伸入陕北绥德、米脂的四个旅调回山西，减轻了对陕北根据地的压力。最主要的收获还是政治上的收获，中国工农红军把抗日的大旗插到了黄河以东，推动了华北以至全国的抗日高潮，为以后八路军从山西继续北上抗日造成有利条件。总结起来，教训也有：在东渡之后，战线拖得太长，部队撒得太宽，没有突出重点。否则战绩还会更大一些。
一九三六年五月十四日，一方面军在大相寺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总结东征，动员西征。会议指出，我们一军团的主要缺点是本位主义倾向。这一缺点，主要应该由我负责。因为我是政治委员，这个“舵”没有掌好。而且，我知道这对全军也有很大的教育意义。所以，应该受批评，我也主动作了自我批评。
特别在他临走之前，我们应该多看到他在一军团工作上的建树和成绩，就没有向他提出来。可是他对于我们过去发生的一些争论，仍耿耿于怀。他归结说：“我们在一起搞了好几年，现在要分手了。过去我们之所以发生分歧，你是从组织上来考虑的，我是从政治上考虑的。”我回答他说：“你这个说法不对。你把政治上和组织上绝对对立起来，完全不对头。我们之间争论的许多问题，都是政治问题。你现在要走了，现在又扯这些问题，扯几天也扯不清。还是等以后有机会再慢慢扯吧。今天我们主要是欢送你。”
毛泽东同志在动员时着重说明西征的三大任务是：扩大新根据地，扩大红军，打击马鸿逵、马鸿宾的封建势力。以此来促成我陕北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我们与东北军、西北军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五月十八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同志又在大相寺联名发布了西征战役计划。
这时期，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已经提到重要工作日程。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几次下达政治工作指示，讲得很明确：“开展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是我们西征中的战斗任务之一，是和我们消灭敌人战斗任务一样重要。”所以一军团无论是做群众工作、白军工作、回民工作，都是贯彻抗日统一战线精神。对于没有民愤的小地主，一般商人，和东征时一样，执行比较宽大的政策。为了防止滥打土豪，规定除单独行动的连队外，一般连队均无打土豪之权，一律由政治机关协同地方政权统一办理。要防止错没收，如果没有调查清楚，宁可少没收一家。也可将没收改为募捐抗日经费的方式。在回民工作中，明确提出反对大汉族主义，承认回民的民族自决权，凡是红军协助组织起来的回民革命政权，承认它是区乡县的自治政府。对尊重回民风俗习惯，又作了更严格的规定。工作做得比过去更细了，团结的基础更扩大了。
这次战斗不仅捉住了敌第一○五旅冶旅长，该旅姓杨的副旅长也成了我们的俘虏，不过他混在伤俘中一起被我们释放了。其实，他若不这样，我们也会释放他的。冶旅长这次腿部负伤，我们派医生给他治疗；他的小老婆藏在浅水井中，被我们打水的伙夫发现，捞上来以后，她两手戴满了金戒指，也无人摘她的。最后将他俩一起放走了。第一次战役的俘虏兵，除自愿参加红军的以外，都经过抗日统一战线的教育，当兵的发三五元，当官的发十元，都放走了。还给马鸿宾和其他几个旅长写了争取信，托他们带回去。对其他马家骑兵也都极力争取。那时，邓宝珊的新一军驻榆中、定西、静宁、靖远一带，我们也很注意争取。我们曾数次派遣俘虏和与邓部有关系的军官，给邓部带信去。信是署政治部的名义，重要的对象则由我署名。在曲子俘虏了一名在邓部工作过的参谋，我们送到野战军司令部去了，后被派去与邓接洽。
西北军是我们进行抗日统一战线的重点之一，当时的口号是“杨虎城不打红军，红军不打杨虎城”。不过，这次西征没有遇到杨虎城的部队。对东北军则是我们工作重点的重点，以政治争取为主。在六盘山附近，我们和东北军何柱国的骑兵第一师和骑兵第六师接过火，消灭过他们的几个骑兵连。不过打是为了争取，我们几次把俘获的人员和缴获的马匹都给他们送回去了。我们对骑兵第六师进行的工作是很成功的。多次对他们进行战场喊话，半夜到他们营地附近唱《松花江上》等救亡歌曲，甚至发展到战场联欢，与他们暗中签订停战协定。这都推动了日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
这次张国焘率四方面军北上，朱德、刘伯承同志和二方面军的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同志是做了大量工作的。据我所知，中央和二方面军以前没有建立密码联系，中央为了引导二方面军到陕北来，曾经用明码电报告诉二方面军，中央在陕北。这也为会师创造了条件。任弼时同志见到我们时，找我们问及头年张国焘和中央红军分手的情况，他问得很详细。但未表态，态度十分冷静。会师后，我见到许多原先在一方面军工作过的同志。当时止不住热泪盈眶，悲喜交集。从他们口里，我才知道四方面军自从在草地和我们分手后，就在川康边转来转去，也没有打开什么局面。四方面军加上原先一方面军留下的五、九军团，由八万多人拖得只剩下四万人。这次北上，分左右两翼，而右翼二万多人又在甘肃靖远渡过黄河向西去了。这就是后来所说的“西路军”。这次到达陕北的只有两个军。
我们接到西安事变通报的那天晚上，我和左权同志挤在一条炕上睡觉。老百姓把炕烧得太热，半夜里把炕上堆的谷子和我们的褥子烤糊了，也把我们烫醒了。这时正好总部来电话，说是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抓起来了。部队听到这个消息，都没有再睡觉。那个高兴劲啊！这个人出这个主意，那个人出那个主意。有的主张把蒋介石杀了。有多少个意见啊！我和他们半开玩笑地说：这个问题，我们不好处理，由中央去处理吧！那个时候，中央还驻在保安，后来张学良让出延安，中央才搬到延安。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爆发的时候，我们驻在西安附近的三原。日本侵略军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虽然早在我们的意料之中，但消息传到三原，还是引起了红军广大指战员的震惊和愤怒。在我党中央七月八日向全国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之后，我们在陕北的全体红军将领，也共同署名，发出了要求抗日的通电。通电提出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我红军将士愿为国效命，与敌周旋，誓死保卫祖国神圣领土。此后不久，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同志专程飞往庐山，代表我党中央同蒋介石等进行谈判，商讨共同抗日的问题。
洛川，当时是陕甘宁边区和国民党管辖区相交接的地方，北距延安城九十公里，南距国民党统治区十多公里。会址所以选在洛川，主要是为便于军队的负责同志参加。因为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外，扩大到军队的主要负责同志。当时，我们和兄弟部队大多驻在西安附近。洛川是延安与西安间比较适中的地方。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从延安往这边来，我们部队的同志则往北赶，从两边集合到洛川。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邓小平同志是八月上旬到南京参加国防会议的。周恩来、朱德同志刚刚从南京飞回延安，就赶来参加会议。
毛泽东同志在发言中说，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不能低估它，看轻它。**同日本侵略军作战，不能局限于同国民党军队作战的那套老办法，硬打硬拚是不行的。我们的子弹和武器供应都很困难，打了这一仗，打不了下一仗。**由于蒋介石奉行错误的政策，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暂时处于优势地位，因此，我们必须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准备坚持持久抗战。毛泽东同志还说，要充分发动群众，广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壮大我们的力量。那个时候，毛泽东同志已经想到了更长远的目标，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以后，我们还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只有争取了群众，扩大了武装力量，才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并为革命的深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洛川会议从八月二十二日到二十五日，一共开了四天，讨论来，讨论去，最后还是统一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作战方针上来了。不过，毛泽东同志也考虑到讨论中的不同意见，把关于作战方针的提法作了一些变更，使之更全面、更科学了。这就是：基本的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当然只提山地游击战，似乎也窄了一点。所以，我们出师华北之后不久，又改成了：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历史事实证明，毛泽东同志在洛川会议上提出的战略方针，符合实际情况，是认真分析了敌我双方力量对比而提出的正确方针。
原平所见，使人触目惊心。国民党军队垮得一塌糊涂，真是兵败如山倒！一批又一批的溃兵，用步枪挑着子弹、手榴弹和抢来的包裹、母鸡等等东西，象潮水般地涌下来。他们看到我们要往前线去，感到非常奇怪，向我们的战士散布失败情绪，说日军如何如何厉害。
我们的战士与他们争辩，有的溃兵说：“你们别吹牛皮，上去试试吧！”战士们问：“你们为什么退下来？”他们说：“日本人有飞机坦克，炮弹比我们机关枪的子弹还多，不退下来怎么办！”战士们问：“你们究竟打死了多少敌人？”回答说：“我们还没见日本鬼子的面呢！”又问：“为什么不和敌人拚拚？”他们回答：“找不到长官，没人指挥，打不了哇！”
平型关大战后，不少爱国人士曾经议论过这样一个问题：久驻华北的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尚不能打一个小胜仗，为什么刚到前线、可以说是仓促上阵的八路军，却能一举取得如此辉煌的胜利？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从根本上讲，这是由于我们党坚决抗日的政治路线所决定的。八路军东渡黄河以来，官兵士气高涨。战前，同志们就憋足了劲，决心严惩侵略者；战斗中，战士们勇敢顽强，不怕牺牲。六八六团副团长杨勇同志在战斗中负了伤，仍继续指挥部队作战。连长曾贤生同志带领战士们上好刺刀冲下公路时，高喊着：“我们要用刺刀消灭敌人，就是牺牲，也要堵住敌人！”他首先冲进敌群，在肉搏中光荣献身。担负穿插堵击任务的一个连队，打得非常顽强，战斗结束时，全连干部除一人以外，全部负伤，三个排长英勇牺牲。干部战士们英勇无比的精神，是取得胜利的决定因素。另外，从指挥上讲，我们选择了有利地形，居高临下，两面夹击，在狭窄的山谷给敌以突然袭击，使它的装备优势无法发挥。从敌军方面说，它长驱直入华北，异常骄纵轻敌，也导致了它的这次惨败。
自从我二十年代投身革命之后，大部分时间是在党中央身边工作，可以经常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具体的指导和帮助。现在，自己带着一批同志留在了被隔绝的敌后，而负责开辟的这块根据地又是这样靠近敌人的心脏地区，必须多思考，反复领会党中央的方针政策，谨慎从事。我在五台山时，曾写下过这样一个题词：“为保卫祖国而奋斗到底，誓与华北人民共存亡！” 这不单是我对坚持敌后斗争的同志们的勉励，也是我自己下定的决心。
晋察冀根据地创建不久，这个敌后的抗日堡垒就引起了国内外备方面的重视。从一九三八年开始，大后方的一些民主人士，还有国际上的一些朋友，经由延安，或八路军总部，或直接从平津等地，接连不断地来晋察冀考察访问。他们在同我接触中，提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为什么你们能在敌后建立起这样一个面积广阔的抗日根据地？他们对这个问题感到很奇怪，日军盘据着周围的大城市和铁路干线，后来又占据了全部的县城和较大的村镇，经常调集重兵来边区“扫荡”，而我们又是那样远离后方，枪支、弹药和物资，得不到任何接济，这样，怎么能够坚持得住，并且能够不断的巩固和扩大呢？我回答说，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关键的一条，就是发动群众，把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我们就有了赖以生存的基础，这就是我们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巩固的“奥秘”所在。
人民群众充分发动的结果，使边区建立了良好的社会秩序。汉奸、特务、土匪要想在根据地活动，是很困难的。因为，群众熟悉自己的村庄和邻里，谁个好谁个坏，大家都一清二楚，坏人是不能轻易活动的。 如果来个生人，来来往往地活动，是逃不过群众的眼睛的。所以，我常说，在杭日战争中，尽管我们处在敌人的封锁包围之中，甚至我们的司令部距敌人不过几十华里，尽管有许多战火纷飞的场面，但是，我们却有一种安全感。在群众的海洋里，安全得很啊！有一段时间，军区领导机关驻在唐县和家庄，中央分局在阜平易家庄，我每次去开会的时候，只带一个警卫员，我们一人一匹马，一天就跑到了。一路上毫无危险，走到哪里，哪里的老百姓都给我们烧水、指路，照顾得十分周到。八路军英勇抗击侵略者，保护了人民，人民同样尽心尽力地保护我们。这就是经过发动群众，在军队和人民中间建立起来的鱼水关系。我们的军队是保护人民的钢铁长城，人民群众又为我们建造了一道十分安全的铜墙铁壁。
我曾给边区的部队起过这样一个名字，叫做“子弟兵”，这个名字一直叫得很响。为什么要把边区部队称为“子弟兵”呢？当时是这样考虑的：一是从边区部队的任务来讲，它担负着保卫祖国、保卫边区，首先是保卫家乡的任务，这样的称呼，使部队担负的任务和群众的切身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了；二是从它的组成成分来讲，绝大多数是边区人民的子弟，它同边区人民有着自然的血肉联系和亲缘关系；三是从抗日的统一战线出发，既然是边区人民的“子弟兵”，它就不单纯是吸收某个阶层的子弟，所有愿意抗日的各个阶层的优秀子弟都可以参加；还有一层意思，那时国民党的反共顽固分子总是妄图把我们的部队从根据地挤跑，我们土生土长的人民子弟，扛起枪来保卫家乡是理所当然的，它再想赶跑，当然是办不到的。所以，我觉得子弟兵是个很好的称呼，我们军区创办的报纸，从一九四一年起也改用了《子弟兵》的名称。
杂色武装，则是指由抱着这样或那样不良企图的人，假借抗日名义组织起来的武装。这部分武装的头头，有的原来是兵痞流氓，有的则是土匪。他们占地为王，自封头衔，实行变相的土匪政策。这些家伙整天大吃大喝，动不动就向群众勒索：“请捐助抗日经费××元”。抢掠、胁迫群众的事情也不断发生。还有一部分杂色武装，从属于地主豪绅组织起来的联庄会和封建会道门。联庄会早在旧中国军阀混战的时代就出现了，它是地主豪绅为保护自己的利益，由数村或数十村联合组织起来的，有自卫会、自卫团、保卫团、联庄会、民团等等名义，由兵痞、旧军官充当大小头目。事实证明，敌人一旦占领当地，这些土匪和联庄武装，就立刻投向敌人的怀抱，变成伪军。
我们创建根据地之初，大家常用这样一句话形容杂色武装之多之广–“司令遍天下，主任赛牛毛”。几个人，几条枪聚在一起，就可以自称司令。 特别是河北省，杂色武装较多，察哈尔也有一些，冀西和冀中地区，杂色武装就更多一些，仅北平到保定的铁路两侧，就有十股较大的杂牌军队。我们不是八路军吗？他们也自称是什么“七路军”、“九路军”、“十路军”，招牌比你还大。
我同这些杂色武装的头面人物，有过多次接触。冀西和冀中那些自封的“司令”和“大队长”，同他们的交道打得更多一些，有些比较熟悉。随着敌后抗战日益艰苦，杂色武装有了明显的分化，谁是真正抗日的，谁是专门祸害老百姓的，谁同日军勾勾搭搭，越来越分明。有的接受我们党的抗日主张，经过一番改造，加入了我军的序列；有的本性难移，搞阴一套、阳一套，看形势对八路军有利，就同我们拉关系，形势紧张了，就往日军那边靠；更有的是脚踏三只船，明里靠我们，暗里靠日军，还同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相勾结，在根据地搞磨擦。到后来，这些拒不接受改造、同敌人相勾结的杂色武装，已经成为根据地发展和巩固的一大障碍了，成了地方的一大祸害，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那我们也就不得不当机立断了。该改编的改编，该解决的解决。对杂色武装的解决，取决于他们对抗战的基本态度。解决早了，或是解决迟了，都会对根据地的巩固造成影响。例如，孟阁臣的“七路军”和赵玉昆的“十路军”，起初还打着抗日招牌，后来竟勾结敌人，破坏抗日，同边区军民为敌。对这种民族败类，没有什么好客气的，只有坚决地歼灭之。
孟阁臣有他的势力，他搞了不少人。为了解决得更妥善一些，我到一分区去了两趟。当时，杨成武同志同我商量，他们准备采用开会的办法，把孟阁臣召来扣下。我说，这个办法不行，孟阁臣是个很狡猾的家伙，扣他一个人，掌握不住他的部队，搞不好容易出大乱子。要等他毫无准备的时候，把他的部队包围起来，一个袭击就解决了。一分区的领导接受了我的意见，他们经过准备，集中了三个团的兵力，用袭击的方式，把孟阁臣和他的队伍包围了。仗打得干脆利索，孟阁臣当即被俘。解决了孟阁臣的队伍之后，我们立刻在他盘据的地区宣布了他勾结敌人、欺压百姓的种种罪行。因为孟阁臣作恶多端，老百姓对我军的行动拍手称快，都说“八路军为地方除了一害”。孟阁臣靠欺骗和抓丁抓来的士兵，也纷纷起来揭发他的罪行。孟阁臣彻底孤立了。这个国民党兵痞掠夺的财宝简直不得了，仅抄得的元宝一项，就堆了满满一炕，还把土坯炕压坍了。一分区将所缴获的战利品，用大车拉、小车推，送到了军区驻地，把孟阁臣也押了来。孟阁臣极不老实，关押期间，又越狱潜逃，抓回来之后，被我们处决了。抗日战争中，我们一直强调少捕人，少杀人，但是，对这种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危险人物，就不能心慈手软了。
彻底解决联庄武装的问题，是贺龙同志和关向应同志率领一二○师部队进入冀中平原之后。一二○师是一九三九年一月根据中央指示从晋西北来冀中平原的，来的目的，是帮助巩固冀中抗日根据地和扩大部队。贺龙同志从晋西北进入冀西，在穿过平汉线之前，专程到阜平来了一次。我们谈了一二○师到冀中的任务，也谈到扩军的问题。我对贺龙同志说，到冀中扩充部队，兵源是充足的，那个地方“司令遍天下”，杂牌武装、联庄会多得很，希望你们多带一些走，一二○师的干部多嘛，容易把工作做好，把他们带离本乡本土，改造工作也容易做些。贺老总风趣地说，那我就不客气了。一二○师离开冀中的时候，部队人数成倍地增加，贺龙同志非常高兴。扩充的这些部队，主要是贫苦农民的子弟，其中也有不少是联庄会的成员。
日本投降以后，朱占魁又回到了晋察冀，任命他为冀东一个分区的副司令员。由于他本性难移，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军队抢占战略要点热河的时候，朱占魁在古北口前线带着警卫员和两匹马投敌了。这次叛变之后，国民党委任他当武清地区的联防司令。朱占魁有奶便是娘，反复无常，平津战役中，又被我军俘获，后来关进保定监狱。建国初期，他还给我写信，他说，我有罪，人民政府怎么处罚我，都没什么可说的，只是希望给我换一个关押的地方，在冀中名声太臭，日子实在难过。不知这个人后来改造得如何。
我们事前分析了敌人的围攻特点，明确了各部队反围攻所应采取的作战原则：（一）首先使用小部队不断袭扰敌人，以消耗和疲惫敌人，相机选择有利战机，集中兵力歼灭敌一股或一部。（二）在敌人兵力占优势、我军不可能阻止其前进的情况下，以灵活的游击战与敌周旋，我军主力则转入外线实行机动。（三）对深入与据守边区内地的敌人，要连续猛烈袭扰，开展交通破袭战，打击它的运输补给，配合彻底的坚壁清野，以围困的办法逼退敌人。（四）待敌人疲惫已极被迫撤退时，我军集中兵力，抓住敌撤退途中的有利战机，歼灭其一股或一部。（五）在反围攻过程中，各级指挥员根据实际情况，实施灵活机动的作战指挥。
粉碎日军的进攻和围攻，对根据地的广大群众，也是一个活生生的教育。开始，群众对游击战争不理解，以为八路军来了就不走了，你一走，敌人来了，他们就感到很失望。因为农民是最讲实际的，单凭我们口头上的宣传，他们还似信非信，要看我们的实际行动。如果敌人进来，我们不打，这样经过一次两次，群众就会对我们失去信心。我们这次粉碎了敌人的多路围攻，群众看到八路军的游击战还真行，就从心眼里信赖我们了。群众看到了游击战的威力，慢慢地也学着这么干了，开始是帮助八路军放哨呀，送情报呀，后来就发展成埋地雷呀，主动地学我们打开了游击战。所以到后来，不仅军队会进行游击战，老百姓也会。这个意义是非同小可的。
日本侵略军的致命弱点是兵力不足，可是，它又想把所有的地方统统占领起来。所以，搞了一套以堡垒推进，“点”、“线”、“面”结合的所谓几何学运动的控制方法，来实现它的企图。要派大量兵力控制整个面，它是办不到的，所以只能据守一些城镇和修筑大批碉堡，控制若干个“点”，然后通过控制交通要道，把“点”联成“线”，再由“线”扩展到控制“面”，把整个“面”掌握起来。从“点”到“线”，从“线”到“面”，这就是敌人的设想。日军的文件中，许多地方谈到了这一点。我在向军区作战部门的同志介绍日军的企图时，讲了我对敌人这套作战方针的看法。我说，日本侵略军这一套，是从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围剿”的办法中学来的。它们还想利用国民党对付我们的那套办法，现在，不是那个时候的形势了！在江西，由于“左”倾错误的干扰，国民党军队曾经暂时收到过一些成效。
日本侵略军攻陷武汉、广州后，也学乖了。它看到“速战速决”灭亡中国是不可能的，遂改变了战略方针：对国民党正面战场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进攻为辅；而将进攻重心移向后方，集中重兵围攻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国民党反共顽固派觉得日本人不再向他们进攻，他们的主要敌人似乎不再是日本帝国主义，而是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了。
我们为了坚持抗战，维护统一战线，对张荫梧一手策划的分裂团结、破坏抗战的罪恶行为，一再忍让，进行说服教育，以便争取在他蒙蔽欺骗下的一部分官兵，继续抗日。但是，张荫梧是个死不回头的反共顽固派。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他指派他的副司令率三千余人，来抢占安国、博野、蠡县等县份。结果，被我们消灭了。他派来的三个大队的士兵，全部被我军俘获。一九三九年六月，张荫梧乘日军“扫荡”之机，亲自带领三千余人，偷袭深县八路军的后方机关。当时，八路军主力部队正在与日本侵略军作战，只剩一些留守机关和后勤部队驻在深县。张荫梧连夜将这些机关和后勤人员包围，惨杀八路军官兵四百余人，造成了骇人听闻的“深县事件”。张荫梧还在发给蒋介石的电报中，洋洋得意地说：“日军扫荡八路，在他人以为大难当前，在我以为军政开展之机会。……”在此之前，张荫梧还命令他的部队，“抗日军（指八路军）为敌驱逐时，应不迟疑地予以夹击，或通过我防地时，毅然决然以武力解决之。
“深县事件”发生后，边区军民无不义愤填膺。冀中军区和正在冀中的一二○师，火速调来部队，对张荫梧及时进行了反击。除张率几名亲信侥幸突围外，其部队二千五百多人全被我们解决。同年八月，在冀南元氏、赞皇地区，张的余部两千多人被我一二九师部队歼灭，至此，以反共起家的张荫梧彻底失败了，这个一贯搞磨擦的老手在解放战争中被我们捕获了，解放后，病死在监狱里，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是有过沉痛教训的。那时，由于王明路线“左”的干扰，曾搞过“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还不等于消灭了地主？“富农分坏田”，实际上也把富农搞掉了。到后来，有些地方更进了一步，搞什么“肉体上消灭地主，经济上消灭富农”，把地主、富农赶到了根据地界外，给自己筑了一道长城。这道长城不是保护我们的，而是孤立了自己，保护了敌人，使我们吃了大亏。
为了最大限度地团结各阶层抗日，同时又使基本群众的生活得到初步改善，我们采取了逐步限制和削弱封建剥削的政策。是“逐步”、“限制”和“削弱”，不是“一下子”“消灭”或“打倒”，这是兼顾到各阶层利益的稳妥措施。为了便于同志们理解，我曾经提出过这样的比喻：假如我们把封建势力比作一头奶牛，我们究竟是经常地“挤牛奶”、“喝牛奶”好呢，还是干脆“吃牛肉”好？“吃牛肉”，把地主的土地统统分光了，一下子就吃完了，这当然很痛快，但是，以后你还吃什么呢？不光群众吃饭困难，我们部队也会没饭吃。**“挤牛奶”，今天挤一点，明天挤一点，贫苦农民的生活可以得到一些改善，对封建剥削势力也没有根本消灭它，农民高兴，地主、富农也可以接受。**另外，“吃牛肉”，把土地过早地分给贫苦农民，一切负担就要全部摊派在农民身上，要收税，要征收公粮。农民还没喘过气来，猛然增加沉重的负担，反而对我们不满了。我们暂时不分土地，一步一步地改善贫苦农民的生活，一方面使农民得到喘息，一方面又使他们对将来寄予希望，清楚革命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抗日的热情保持长久不衰。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讨论来讨论去，大家统一了认识，一致的看法是：不能吃牛肉，还是“挤牛奶”好，这是合乎民族利益和各阶层利益的，便于将各阶层团结起来，一致抗日。
最早来晋察冀的国际友人，是美国军官卡尔逊，他作为美国军事观察员，曾两次经由八路军总部来到晋察冀边区。他第一次来，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底到一九三八年二月，由周立波同志陪同，在边区考察访问了近五十天。当时，八路军总部感到，一个美国人到敌后来太危险，曾劝他不要来，但卡尔逊坚决要来，总部只得报经毛泽东同志批准，派武装将他护送到了晋察冀。周立波同志日后还根据此行写了一本书，叫《晋察冀边区印象记》。
卡尔逊对于我们创建敌后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的作法觉得很奇怪，非常感兴趣。他说，我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无非是蹲在战壕里打枪打炮，你打过来，我打过去，我们这些士兵都象机器人一样，根本不动脑子，枯燥得很。你们这种搞法，实在有味道，很有斗争艺术，一面打仗，一面考虑许多问题，不单着眼于军事，还搞政治，搞经济，搞文化，这是我从来没见过，也没有听说过的。卡尔逊第一次考察访问回去后，对我们能不能在敌后长期站住脚，能不能坚持住，还持半信半疑的态度。
谈到抗战期间在晋察冀活动过的外国朋友，最为著名最为人们所传颂的，是白求恩和柯棣华。 这两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为中国的民族解放斗争事业，在晋察冀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他们崇高的形象，一直活在中国人民的心里，值得我们永远纪念。
自从送走了两个孩子之后，这些年来，每逢想起这件事，还常常为她们担心。烽烟四起，兵荒马乱，不知两个小姑娘当时是否安全回国了。一九八○年，报纸上发表了姚远方同志的文章，《日本小姑娘，你在哪里？》的报道，在中国，在日本，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日本的《读卖新闻》社记者经过认真仔细地查找，在九州找到了那个大一点的小姑娘。现在，她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与丈夫经营着一家小杂货铺。她那受伤的小妹妹，在我们送回以后，死在石家庄的医院里。
如何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如何穿来穿去地“走”？这就需要在作战指挥上沉着冷静、灵活机动和周密计划。部队和机关都要精干，善于隐蔽自己，遇到敌情不能惊慌失措。在敌人合击的时候，跳出合击圈的时机要恰到好处，不能早，也不能迟。过早了，敌人会改变计划，向我们新的活动地域合击，等于没有摆脱敌人的合围；过迟了，会被敌人包围住，脱不了身。一般情况是，选择敌人合击围已经形成而又未合拢的时机，恰好跳出去。这时，敌人改变部署已经来不及，我们却能插向敌后，袭扰敌人的交通线，重新展开攻势。
冀中“五一”反“扫荡”斗争，我们的损失是严重的。主力部队有相当的伤亡，群众的损失很大。据统计，敌人仅在后一阶段的“清剿”中，就打死、打伤、抓走群众达五万多人，几乎每个村庄都有几名群众被杀害，多者达数十人。冀中军民经过千辛万苦创立的平原根据地，大部地区暂时被敌占领，这是令人痛心的。总的来看，这当然是由于敌我力量悬殊造成的，但是，这同我们一些同志对这次“扫荡”的估计不足、准备不足，也有一定的关系。
为了粉碎敌人的“扫荡”、“封锁”和“蚕食”，边区军民展开了艰苦的反“扫荡”、反“封锁”、反“蚕食”斗争。各边缘区，每天都派出部队打击敌人，拆毁堡垒，组织群众破坏封锁沟。可是，你夜里破坏了，它第二天又修了起来。日伪军可以随意抓许多老百姓来，逼着给它筑碉堡，挖封锁沟。我们毁，敌人修，你来我往地僵持着，依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我们不能一退再退，也不能固守一点，只有到敌后的敌后去，文章才能做活。我们本来就处于敌后，到“敌后之敌后”，是指到边区根据地周围敌人统治下的地区去活动。到“敌后之敌后”不怕站不住，我们是在自己的国土上战斗，有群众的地方就可以站住脚，也不必担心没粮食吃。
在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斗争中，我们的武装工作队克服了重重困难。要到敌后去，首先要通过“封锁沟”，穿过“封锁墙”。“封锁沟”一般深达五到六米，宽四到九米，“封锁墙”高七到十米。沟内、墙边设有地雷和其他障碍物，间隔有据点、碉堡，由日伪军日夜把守，一有情况就发警报，用火力封锁或出来袭击。但是，由于我们事先周密侦察，同时发动群众报信带路，就使敌人如聋子瞎子，沟墙起不到作用。九月中下旬，我几十支武装工作队，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顺利地通过了封锁线。
延安整风从一九四二年就开始了。我们到延安以后，一九四三年十月十日，中央决定党的高级干部重新学习，研究党在历史上的路线是非问题，整风运动进入了总结提高阶段。
整风的同时，还普遍进行了党组织的整顿和对干部的审查。毛泽东同志为整风运动规定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为清理队伍确定的原则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这些方针，保证了整风运动和审干工作的顺利进行。
但是，在审干工作中，也出现过逆流，这股逆流是由康生造成的。 康生具体负责审查干部的工作，在他看来，几乎所有的人都不能相信了。整个河南省的党组织，都被他怀疑了。许多中央委员，被列入他怀疑的名单。连恩来同志、剑英同志，他都不相信，认为他们在白区天天与国民党接触，靠不住。仿佛只有他一个人最革命。我认识康生几十年了，这么多年，有这样一个感觉，凡是有他参加的事情，几乎都要出乱子。审干工作中，由于康生夸大敌情，怀疑同志，他发起一个“抢救失足者运动”，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实行逼、供、信，伤害了一些好同志，干扰了审干工作的正常进行。我从晋察冀赴延安途中，就听到在搞什么“抢救运动”。我不相信这个“抢救运动”。当时，我就说过，我们那里如果有那么多特务，我们还能在敌后站住脚吗？我们的党如果这样严重不纯，又怎么能够把那么多根据地搞起来呢？在敌后，环境那么残酷，斗争那么尖锐，不能搞什么“抢救运动”，那样会把党搞乱，会把部队搞乱的。多亏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及时发现并纠正了这一错误，发出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总结了历史上肃反扩大化的教训，提出了首长负责、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的工作方针，强调要“少提不杀”。只要人还在，虽有冤枉，总是可以平反的；多捉多杀，则一定要犯不可挽救的错误。
张国焘也杀了不少人。他搞肃清“改组派”，还把许继慎同志杀了。许继慎同志是安徽人，黄埔一期学生，共产党员，大革命时期任叶挺独立团参谋长，打仗很勇敢，在作战中负了伤。南昌起义前后，他从九江转到上海，以后被中央派到鄂豫皖根据地工作，曾任红一军军长、师长等职。结果被张国焘杀掉了。我听剑英同志说过，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同志说，许继慎不是改组派，杀错了，是件冤案。张国焘专门杀害知识分子，廖承志同志差一点被他杀掉，因为是廖仲恺的儿子，有些影响，要不然，他的脑袋早掉了。一、四方面军会师的时候，廖承志还被监禁着，后来，被一方面军要了过来，这才免遭杀害。
一九四五年夏末，正当扩大根据地的攻势猛烈发展的时候，国际国内局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继一九四五年五月希特勒德国投降之后，当年八月八日，苏联对日本宣战，苏联红军向盘据我国东北的日军展开进攻。总部命令晋察冀军区部队，由察哈尔、热河向北行动，在冀热辽的部队立刻向辽东、吉林挺进。八月十五日，日本法西斯政府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我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至此获得了最后胜利。
为什么必须要有根据地？因为，根据地是游击战争的依靠。行军打仗，要以它为依托；人民子弟兵的兵源和供应，支持战争的人力物力，都要以它为来源。抗日战争中的晋察冀边区，就是我们胜利地进行游击战争的战斗堡垒。
这一整套政策的基本内容，从实质上讲，就是在一致抗日的前提下，一方面要照顾到各阶级各阶层的利益，另方面又要保证改善基本群众的生活条件和在政治上享有民主权利。只讲团结各阶级各阶层一道抗日，不讲改善农民群众的生活，就要发生右的错误，农民群众连起码的衣食住条件都不能保证，就无从谈起调动群众的抗日积极性。相反，只讲改善农民的生活，忽略了全民族战争的性质，就会导致“左”的错误，同样会严重削弱抗日力量。我们依据这样的原则，正确处理了统一战线内各阶级、各阶层的关系，同时保持基本群众的优势，使统一战线得到日益加强和巩固。
虽然，摆在面前的问题很多，但归纳起来，主要是在日本投降之前，对形势发展估计不足产生的。苏联对日本一宣战，日本很快就宣布投降了，对这种急剧变化的形势，事先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所以，日本一宣布投降，无论在思想上、组织上，以及物资准备等方面都感到措手不及，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
在晋察冀地区，从九月到十一月，美国的大批军舰、飞机，把蒋介石的六个军，十七个师，共十五万军队运到了华北，在日伪军配合下，先后抢占了北平、天津、石家庄、保定、山海关等主要城市，成立了第十一战区。与此同时，阎锡山第二战区的军队抢占了大同、太原等地，傅作义第十二战区的军队抢占了归绥（今呼和浩特）和绥东、绥南大片地区。蒋、傅、阎的军队所到之处，收编了大批伪军，甚至还有一部分日军。
面对这种严重的形势，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确定的方针是：我们真诚地争取在中国出现和平、民主的新局面，但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挑衅，必须“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由于我们在军事上对国民党进犯军以有力打击，也由于我们党政治上的不懈努力，最后产生了《双十协定》。可是，没有过多久，《双十协定》就被蒋介石撕毁了。虽然如此，但它表明了我们党争取和平的诚意，在国内和国际上赢得了舆论的支持，赢得了人心。
作为共产党员和共产党的干部，处处从革命事业的全局出发，互相紧密配合以争取胜利，这本来是应有的态度和风格，也无须多去饶舌。但是出现了象林彪这样的人，总是把功劳记到自己一个人的帐上，把全党支援东北所取得的成就，吹成是自己天才造成的伟绩，所以这里我就不得不多说几句了。
在将近两个月的作战中，我区协同晋绥军区部队，把猖狂进犯解放区的傅作义部队，一直打回归绥、包头，先后歼敌一万二千多人，解放了绥东、绥南广大地区。受苦受难的绥远人民，初次接触我军，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当时对我军都以“菩萨军”呼之，这也是政治上的一个收获。
现在回过头来看，发起绥远战役的战略意图有积极的一面，这就是反击傅作义的进犯，收复失地，打击他的气焰，这对解放区的巩固是很有利的。战役的结果证明，这些目的是达到了。但从力量对比和我军的具体条件来看，要求夺取绥远全省，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当时，部队正处在由游击战到运动战的过渡之中，刚从小团扩充到大团，新兵补充得很多，各项工作还没有来得及跟上去，武器装备比较差，尤其是缺少火炮。部队训练也差，不会打大兵团的运动战和攻城战。参加这次作战的部队，许多成员来自县大队、区小队，要到塞外作战，时值冬季，长途远征，出现不少思想问题，这也影响了战斗力的发挥。总之，这次战役无论是思想上组织上和物资上都准备不足。所以，在战斗中往往出现击溃仗多，歼灭战少的现象。
蒋介石是很会耍阴谋的。停战令生效之前，他拚命抢占战略要点；停战今生效之后，也没有停过手，只不过改换了手法，由美国人出面给他打掩护而已。后来，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曾要求各大军区负责人到北平去，商讨有关停战事宜。有的同志去了。但是，我没有去，陈毅同志也没有去。俗话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要提防他们下毒手，把我们一网打尽。他们打着“军事调处”的招牌，利用“执行小组”的合法身分，有空就钻，乘机对我进行监视和收集情报。例如，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之前，苏蒙联军早就如约撤出了察哈尔，但是美国人和国民党硬不相信。为了核对这一事实，他们利用停战三人小组来张家口之机，寻找借口，提出要到边境地区视察。我明知他们此行别有目的，但是，为了争取主动，证实苏蒙联军确实已经撤走，我让他们到边境去看了，结果他们什么也没有捞着。
我们撤离张家口之后，敌人被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蒋介石当天下午就下令召开国民大会，气焰嚣张，不可一世。他们大吹大擂，说什么“共军已总崩溃”，“可在三个月至五个月内，完成以军事解决问题”。蒋介石是好吹大话的，这些话，我们听了几十年了。可我们有些同志震惊于张家口之失，议论纷纭。这就需要认真对待，统一认识，否则就不利于日后的斗争。于是，我们就召开了涞源会议。
我说，从战争的全局来看，从敌强我弱的形势来看，我们应该审时度势，着眼于未来，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目标。可许多同志看不到这一点，把丢掉张家口看得过重。实际上，我们暂时的放弃张家口，正是为了将来的胜利嘛！所以，我们撤离张家口，没有什么了不得！当年的日本侵略者，也是横行霸道，不可一世，我们同它较量了八年，结果怎么样呢，还不是我们胜利了吗！蒋介石也不例外，反动势力终究是要失败的，这是历史的必然，不可抗拒。
我又说，张家口这个地方，敌人集中了那么多兵力，从东西两面夹击，我们的力量又弱于敌人，就是付出大的代价，也是守不住的。如果我们把主要的兵力，都纠缠在张家口，要守守不住，想走走不脱，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张家口就变成了一个包袱，看你有没有决心把它丢掉。而我们决定撤离张家口，就是决心丢掉这个包袱，回到我们的根据地，就摆脱了被动，争取了主动，取得了行动自由。在那里“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可以在运动中歼灭更多的敌人，这才是决定最后胜负的关键。
中央军委及时发来了回电。电报是毛泽东同志亲自拟定的。电报说：“二十二日十二时电悉，清风店大歼灭战胜利，对于你区战斗作风之进一步转变有巨大意义。目前如北敌南下则歼灭其一部，北敌停顿则我军应于现地休息十天左右，整顿部队，恢复疲劳，侦察石门（即石家庄），完成攻打石门之一切准备。然后，不但集中主力几个旅，而且要集中几个地方旅，以攻石门打援兵姿态，实行打石门……。”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更坚定了我们一举攻克石家庄的决心。
大家都知道，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从战争全局出发是不愿离开陕北的。许多同志的劝说都没有用，他不愿在敌人重兵压境之际，离开同甘共苦的陕北人民。同时，他表示，他与党中央留在陕北，就可以拖住胡宗南的主力，以减轻敌人对我军其他战场的压力。此后，他就同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带着一个小小的指挥机关，继续转战在陕北地区，而且，有意使蒋介石知道，他同党中央仍然留在陕北。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指挥下，彭德怀同志率领西北野战军，艰苦奋战，连续大量歼灭敌人。直到陕北局面好转之后，毛泽东同志这才从容地离开了陕北。
四月十一日傍晚，大约在离城南庄五六里远的地方，我们迎上了毛泽东同志的车队。同毛泽东同志一起到城南庄的，除了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外，还有一些随行工作人员。我把他们迎进了小院。
江青也跟着来了。她下车伊始，到处张罗，提出来的问题，别人都来不及回答。
毛泽东同志住下之后，就忙起来了。按他的老习惯，晚上彻夜办公，直到第二天凌晨。我知道在白天睡眠是睡不踏实的。为了让毛泽东同志休息好，在他睡眠的时候，我们尽量不去干扰他。
过了两三天，周恩来和任弼时同志离开了城南庄。因为党中央机关设在西柏坡，他们到那里工作去了。
毛泽东同志同我住在一起，每天都有接触，经常谈一些问题。有一次，他越谈兴致越浓，同我进行了彻夜长谈。
我向毛泽东同志汇报了普察冀的土改情况，和土改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我说，在土地改革问题上，有人批评我是右倾。原因就是我没有搞“左”的那一套。那时候，有的地方出现了消灭地主、富农的现象。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不符合中央的土改政策，我们不能那样子搞。过去，在王明路线时期，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甚至侵犯中农利益，这个教训太深刻了，无论如何不能再重复了。根据中央的指示，我们在根据地先平分土地，然后再进行复查，发现了问题就用“抽肥补瘦，抽多补少”的办法解决，对地主不搞“扫地出门”那一套。因为我们搞土地改革，是要消灭封建的剥削制度，消灭地主阶级是消灭它的剥削，不是从肉体上消灭他们。所以，我们在平分土地的时候，对地主、富农一样看待，该分给他们多少土地，就分给他们多少土地，使他们能够自食其力。
毛泽东同志对我说，斯大林曾经讲过，苏联当年搞富农吃了亏，我们应该记取这个教训。
我对毛泽东同志说，有的人还主张挖浮财，我说不能强调挖浮财。因为经营工商业的，有地主、有富农，甚至还有中农。对此，在工商业上你很难分得清楚。我们党的政策是在土改中不损害工商业，这是从革命利益出发的。尤其是在战争时期，我们可以通过工商业者，从敌占区买回需要的东西，如果我们强调挖浮财，必然损害他们的利益，就把这条渠道挖掉了。
米高扬来的时候，非常秘密。来之前，任弼时同志给我打电话，要我们准备好石家庄飞机场。不久，米高扬经大连乘飞机来到石家庄，又换乘汽车到了西柏坡。
原来，斯大林派米高扬来，是要他亲眼看一看，亲自和毛泽东同志谈一谈，中国革命究竟还有多大力量，还有多少人能打仗，有点杞人忧天的味道。因为在他们的印象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经过连年战争，恐怕已经没有多少人了。这说明，他们对中国的革命力量，始终是估计不足的。
原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江青对我没有别的文章可做，就在会后别有用心地补发了一份会议简报，这份简报上登有江青的发言。她竟歪曲事实真相，诬陷我蓄意谋害毛泽东同志。江青发言的大意是：一九四八年，毛主席刚到阜平县城南庄，不几天就遭受敌机轰炸，炸死了许多人，毛主席险些遇害。事后查明，这是有人阴谋暗害毛主席，指挥敌机轰炸的特务电台就设在军区司令部，后来又把与此事有关的特务分子处决灭口。
我听陈毅同志说的时候，心里就很坦然，付之一笑。我对陈毅同志说：“你放心吧！这件事毛主席最清楚。那次敌机轰炸城南庄，包括当地人民群众在内，没有伤亡一个人。”
看了那份简报，我觉得江青这个人真阴险毒辣，当面不说，背后却来这一手。好在毛泽东同志最清楚事情的经过，我也就没有理睬她。
这次敌机轰炸城南庄，一共投了五枚炸弹。一枚落到驻地的东南，一枚落到房后山坡上没爆炸，一枚正落到小院里爆炸了。其余的两枚炸弹落到了离驻地较远的地方。
敌机投完炸弹，就飞走了。我出来一看，敌机投下的是杀伤弹，我们小院里别的房子完好无损。但是，毛泽东同志住的那两间房子，门窗的玻璃震碎了；房里的两个暖水瓶，被飞进去的弹片炸碎了；还有买来的一些鸡蛋，也被弹片崩了个稀烂。看到这些，我心里未免后怕起来，如果不是刚才当机立断，事情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敌机轰炸城南庄这件事，保卫部门查了许久，一直没有解开这个谜，有几个被怀疑的对象，也缺乏应有的真凭实据。只好把这件事搁了下来。直到解放了大同、保定，通过查阅敌伪档案，才把这个案子搞清楚。
原来，当时军区司令部管理处，在王快镇开设了一个烟厂，这个厂的经理孟宪德，不知是在什么时候，被国民党特务收买了，暗中加入了特务组织。以后，他把军区司令部小伙房的司务长刘从文也拉了进去。**这两个家伙被任命为上尉谍报员，他们除了向敌人提供情报外，在毛泽东同志来以前，孟宪德还曾经把几包毒药亲手交给了刘从文，命令他寻找适当时机，把毒药放在我和别的领导同志的饭菜里，企图毒害我们。但他由于害怕被发现，没敢下手，这个阴谋没有得逞。**毛泽东同志来到城南庄之后，我指派专人给毛泽东同志单独做饭，采取了比较严密的防范措施，其他人员无法接触，这就保证了毛泽东同志的安全。
一九四八年，是敌我双方开始进入战略决战的一年。**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如何加速全国解放战争的进程，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意图，这就是准备首先歼灭东北境内的敌人，解放东北全境。**也就是说，中央已经把战略决战的突破口选择在东北了，而把华北野战军则置于战略配合的地位，即全力箝制关内敌军，不使出关，以便顺利地解决东北问题。当时，敌人在全国各个战场上节节失利，蒋介石为了缩短战线，曾考虑把东北的军队全部撤到华
北平的地下党组织，在刘仁同志领导下，为了配合当时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正积极进行着各种活动。他们利用各种关系，获取了大量的情报，源源不断地供给平津战役指挥部，使我们对敌情基本上做到了一清二楚。他们甚至通过傅作义的女儿、我地下党员傅冬同志了解掌握傅作义将军的各方面动态，劝她父亲不要跟蒋介石走。
在接到北平地下党同志发来的大量情报之后，我脑子里转着一个问题：如果我军歼灭了天津的敌人，把傅作义将军的退路堵死，能不能和平解放北平？我这个想法，萌生在新保安、张家口歼灭战之后。在此之前，我们与傅作义的代表在石家庄就有所接触，我知道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已经有用军政两手解决北平问题的打算。现在，傅作义将军赖以起家的王牌第三十五军已经被我军歼灭了，这对傅作义的打击和震撼是极不寻常的。如果我军再把天津攻下来，彻底打掉他逃跑的幻想，逼着他走上谈判的道路，我认为，和平解放北平的前景是存在的，而且时机越来越成熟了。
一月二十日，傅作义将军接受了我方提出的条件，令其所属的两个兵团部，八个军部、二十五个师，共二十多万人，于一月二十二日起陆续出城，到达指定地点，接受我军改编。一月三十一日改编工作完成，我军先头部队随即进入北平，对国民党军政机关进行接管和维护社会秩序。
一九四九年二月三日，我军举行了庄严雄伟的人城式，我们在前门箭楼上检阅了入城部队。我军进入北平，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此起彼伏的欢呼声和口号声，回响在北平的上空和大街小巷，使这座古城恢复了青春。
整个解放战争时期，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指挥下，在兄弟军区的配合下，华北我军共歼灭和改编敌军一百零一万多人，取得了光辉的胜利。我们自己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辉煌的胜利是用烈士的鲜血换来的，这一点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
整个解放战争的进程，到一九四九年，已经是最后阶段。这一年的最初几个月，我们一直是在繁忙中度过的。同傅作义将军的谈判结束以后，北平宣告和平解放，二月一日，我随平津前线司令部进了北平。此后的主要工作就是整编和改造起义部队，整顿平津地区的社会秩序，为中央进驻北平作准备。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后不久，三月二十五日党中央和总部机关由西柏坡迁到了北平。
四月一日以后，我以中共代表团成员之一的身分，参加了同南京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先生等的国共和平谈判，以及后来同傅作义、邓宝珊先生等关于和平解放绥远的谈判。
刚进城，我的工作是非常紧张的，尤其是代理总参谋长那一段，真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繁忙的时期。
我是一九四九年七月正式到中南海办公的。当时中央军委与党中央住在一起，都在中南海。我的办公室设在春藕斋，那是一间大厅，中间用木板隔开，一分为二，一头是我的办公室，另一头就是作战室。八月份，我在静谷办公，后来又搬到了居仁堂。我们的一切设备都是很简陋的，同其它国家的司令部机关，简直无法相比。苏联顾问团来了以后，他们的团长就问我：“你们这个总司令部怎么这样呀？这也没有，那也没有。”我说：“现在我们还在打仗，部队很分散，物质条件仍然是很困难的，还没有来得及调整充实，只能因陋就简吧。”
我当时常用的工作方法，就是召集各有关部门开联席会议。这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大范围的，比如各军兵种、总参、总政、总后的联席会议；另一种是总参机关各部门的小范围联席会议。以后者居多。我觉得用联席会议解决问题的组织形式很好，各部的领导同志也愿意这么办。大家把情况凑在一起，共同提出解决办法，研究确定以后，就分头去执行，问题处理得利索，效率高，不大会出现那些文牍主义和“踢皮球”的事情。通过这种办法，我同各部门的领导同志几乎天天见面，大家可以经常通气。那个时候公文很少，有问题大多就在会上解决。但是有一条，就是要求参加会议的人必须熟悉情况，而且能够负责，一问三不知，那可不行。后勤部门、军械部门在开会的时候可以带个搞计划的同志，因为这两个部门都有好多数目字，武器装备的数目字，物资供应的数目字，非常复杂，而且需要准确，所以准许他们带两个助手。别的部门，都是掌握情况、熟悉情况的领导同志来参加会议。
总参工作的核心部门是作战部。他们昼夜值班。早晨我首先到作战室，把前方的战事情况了解清楚，把各方面来的作战文电、各种情报在作战室看完。然后安东同志和办公室其他同志把当天要处理的事情向我一一报告。安东同志当时是总参谋部办公室主任，他头脑清楚，需要处理的问题都安排得有条不紊。接着，我就召开联席会议。有关问题该请示的请示，我们能定的就在会上定下来。工作虽然很紧张，但颇有条理。
还有就是毛泽东、周恩来同志那里经常叫我去汇报、谈话或开会。这些会议大多是在晚上进行，而总参谋部的工作在白天，这样我休息的时间就很少了。每周总有几个夜晚不能睡觉，更没有什么星期天和节假日，这也是当时我特别劳累的一个原因。
毛泽东同志历来对有关作战的事情和军队方面的重大问题非常重视，都是亲自过问，有关文电，亲自批阅。他非常忙，常常是彻夜工作，凌晨或天亮以后才睡觉。白天他睡觉的时候，我一般不去找他，但在战争时期，一些很急的事情，或需要立即处理的作战方面的紧急电报，也只好去把他叫醒。
由于我在总参谋部那一段工作过于紧张，后来就病倒了。**一九五二年九月，一天我和彭德怀同志到京郊视察国防工程，回到办公室就突然摔倒在地，经检查是脑平衡神经失调、高血压、心脏病。一九五三年朝鲜战争实际上停下来以后，经中央和军委批准，我才辞去了代理总参谋长的职务，休息养病。**虽然那一段工作十分紧张，但我的心情却是很愉快的。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大陆国土上的相当一部分还没有掌握在我们手里。蒋介石军队仍然控制着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西康诸省的全部地区或大部地区。在陕西、湖南、湖北三省，它们也控制着相当大的一部分地区。从军事上来讲，他们还保持着白崇禧、胡宗南两股主力。
为了解放全部国土，朱德总司令在开国大典上宣读了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要求全军指战员迅速肃清蒋介石残余武装。接着，毛泽东同志在军委会议上进一步肯定了用战略迂回包围的措施，来解决西南、华南的敌人。此后解放西南、华南的作战进程，再一次证明了毛泽东同志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和我军广大指战员的大无畏精神。
建国前夕，第一野战军彻底解决了马步芳、马鸿逵集团，陶峙岳将军在新疆宣布起义，整个大西北全部解放。董其武将军在绥远宣布起义，华北全部解放。第三野战军解放福州以后，正在部署漳州、厦门战役，华东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八月间，程潜、陈明仁将军在长沙宣布起义。所有这些，都对围歼白崇禧、胡宗南主力形成了有利条件。
一九五○年一月，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和第四野战军一部由广西入云南，在滇桂黔边纵队协助下，于云南南部歼敌第八军和二十六军二万七千多人，仅李弥、余程万及其残部一万余人逃出国外。二月二十日我军进驻昆明。三月中旬至四月初，我军又以有力部队挺进西昌地区，全歼贺国光部一万余人。一九五○年十月，第二野战军进行了昌都战役，歼灭藏军主力五千七百多人，一举解放昌都，为和平解放西藏铺平了道路。一九五一年五月我们与以阿沛·阿旺晋美为团长的西藏代表团达成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一九五一年十月，我军和平进军西藏，胜利到达拉萨。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一九五○年六月，我军共歼灭蒋介石正规军一百三十多万人，加上消灭的武装土匪，共歼敌一百九十多万人，解放了大陆全部国土。
精简整编的另一项工作是统一全军的编制，包括部队的编制和武器的配备两个方面。过去打仗的时候，全军的编制极不统一，武器装备也是靠缴获，所以非常杂乱，要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军队，这种现象自然要迅速改变。为了使全国的国防军统一起来，就必须确定统一的编制序列。这是一项比较复杂的工作，需要考虑许多因素，如便于指挥，便于机动，便于作战，便于武器装备相对统一等等，我们参考了许多国家的编制，最后确定的方案是：以师为基本独立单位，并保持军的指挥机构，把兵团和野战军的机构取消。兵团机构有一部分调来建立海军和空军的直属机关。整编后的军、师统归各大军区直接指挥。军师团营连步兵部队的建制，都实行三三制，即每军三个师，每师三个团，余类推。全国统一成立省军区、军分区和县（市）人民武装部，领导地方武装的工作。
我们在进行整编中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不能不认真研究解决，那就是关于起义部队的问题。起义部队有北平、绥远和四川三种形式。对绥远董其武将军的部队，毛泽东同志确定不但不整编，而且还要补充一部分；中南陈明仁将军的部队，也要拨一部分老部队去；目的是去给他们当骨干，帮助他们改造原国民党军队。四川是全国起义部队最多的地区，共有五个兵团起义。四川的剿匪任务又重，我们对起义部队就采取了大量的整编和撤销的办法。小平同志那时在西南军区当政委，有一次他到北京来，我们共同研究，并报经军委同意后，决定西南的起义部队要统统编散。所以，我们对全国起义部队的原则是，一方面我们一视同仁，一方面又有所不同，哪些取消，哪些保存，哪些暂时需要补充，都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处理。从效果上看，这样做是正确的，充分体现了党的政策。
我们当时还面临着军队干部、战士的文化水平普遍很低的问题，这是我军现代化建设的一大障碍，必须尽快设法解决。我们的干部战士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具有很高的政治觉悟，是革命事业的骨干。在新的建军任务面前，他们除了应该继续总结战争经验，提高军事、政治水平而外，还必须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因此，我们从一九五○年起，在全军掀起了学习文化的热潮，成百万指战员向文化大进军，到一九五三年的三年间，在部队中就基本上消灭了文盲和半文盲，普遍达到了小学毕业以上的文化程度。加上解放后逐步吸收了一批知识分子，使我军的文化水平有了提高，为我们逐渐掌握现代化技术装备和开展军事科学研究作出了一个好的开端。
建国以后，我们非常需要一个持久的和平环境，以便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但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并不以我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 一九五○年六月，发生了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的战争。不久，美国又侵占了我国领土台湾省。同年十月一日，美国侵略军悍然越过三八线，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举进攻，并向我东北边境的鸭绿江、图们江边逼近，还以空军侵袭我国东北地区。这样，美帝国主义就把一场战争强加在了中国人民的头上。
当时在我们党内也是有不同意见的。主要是有些同志认为，我们打了这么多年仗，迫切需要休养生息，建国才一年，困难重重，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对于打不打的问题，毛泽东同志也是左思右想，想了很久。那时部队已经开到鸭绿江边，邓华同志的先遣队已经做好过江的准备，毛泽东同志又让我给邓华发电报，让他慢一点，再停一下，还要再三斟酌斟酌，最后才下了决心。毛泽东同志对这件事确实是思之再三，煞费心血的。不是毛泽东同志好战，问题是美国已经打到我们的国境线上了，不打怎么办？！就这样，我们定下来要打。决策一定，就要全力以赴，必须争取这场战争的胜利。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这种伟大的革命胆略和真知灼见，不是对党、对我们的军队和人民具有坚强的信心是做不出这个有历史意义的决定的。
一九五○年九月，在总参谋部进行紧张部署的同时，三十日周恩来总理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当时中美双方没有外交关系，周恩来总理还亲自召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请印度政府转达中国对美国政府的警告；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就将出兵援助朝鲜。杜鲁门总统立即将这个信息转告给了麦克阿瑟。同时美国政府放出空气，声称美军将停止在三八线上。但是十月二日凌晨，我们得到情报，美军不顾中国的警告，已经大举越过了三八线。
一九五三年，为了打击敌人的拖延谈判、无理阻挠，和妄图争得所谓“光荣停战”的幻想，我军发起了三次强大的夏季攻势。 其中的金城反击战役，我军一昼夜内突破了敌人宽二十五公里，纵深达十公里的主要防御地带，给了美伪军以沉重的一击。整个夏季攻势，我军共歼敌十二万余人，迫使美帝国主义不得不于七月二十七日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
面对着用现代化武器装备起来的敌人，怎样才能弥补武器差距给我军带来的不利因素，减少部队伤亡呢？这是我们当时经常思考的问题。我觉得，为了充分发挥我军的特长，补充一部分有战斗经验的老战士作为战斗骨干是十分必要的。这样，不但可以使志愿军兵员得到充实，而且经过动员，可以在国内部队中普遍提高我军的战斗意志。经毛泽东同志批准后，我们就着手进行这一工作。当时，部队已经连续进行了四次战役，减员很大，正急待补充，当这些战斗骨干补充到前线的时候，大大充实了部队，鼓舞了士气，增强了战斗力。这对打好第五次战役和以后的作战，起了很大作用。
人们常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抗美援朝经验证明，这仍然是进行现代战争的一条重要原则。 我们进行抗美援朝，虽有预见和准备，但从决定参战到入朝，是很仓促的。大约只有十多天的时间。准备不足，再加上没有出国与美军作战的经验，因而出现了上述教训，后勤供应在一段时间里跟不上作战的需要，限制了作战行动，影响了战果。现在，应该接受这些教训，平时就要根据军队现代化建设与作战的需要，在国家财力、物力允许的范围内，加强后勤建设和储备必要的作战物资，一旦有事，使后勤能起到“先行”的作用。
一九五一年五月三日，志愿军党委作出了《关于供应问题的指示》，强调各级党委要把后勤工作列为议事日程的第一项。
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还证明，后勤装备必须与战斗装备相适应，后勤才能随部队机动而机动，保障作战胜利，否则，即使战斗装备很先进，也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为了全面提高部队战斗力，应该抓紧后勤装备的列编列装工作，纳入全军装备系列统一发展。要积极采用现代科技成果，逐步实现后勤指挥手段和保障手段的现代化。
麦克阿瑟开始狂妄得很，一心想过鸭绿江，他是个大资本家，在南朝鲜有工厂。志愿军给了他几次迎头痛击，但他不肯认输，极力想把战火扩大到中国来。美国当时的统治集团在碰了几个硬钉子以后，不敢再冒这个险。于是，杜鲁门撤了麦克阿瑟的职，李奇微接替了他。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一日凌晨两点，东京广播电台广播了这条消息，把麦克阿瑟的四个职务全撤了，当时他本人一无所知，后来他到国会里去大骂。这就充分说明美国内部对朝鲜战争的争论是很激烈的。杜鲁门担心的是把战争扩大到中国以后，会象日本侵略军一样陷在中国的人民战争这个汪洋大海之中。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美国打朝鲜战争在国内和全世界都不得人心。艾森豪威尔在竞选中获胜，就是因为他的竞选口号有这么一条：如果他当上总统，就停止朝鲜战争。我们当时分析了这些情况，认为把战争限制在朝鲜是可能的。事实证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这些分析判断都是正确的。
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六年，我分管全国的科学技术工作。这十年，虽然同我几十年戎马生涯比起来，时间短一些，但这是在和平环境中进行的另一种形式的紧张战斗，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其中有些经验教训写出来对后人或许有些裨益。
解放初期我国科学研究事业的家底非常薄弱。全国科学研究机构包括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在内，共计四十个左右，研究人员只有六百五十余人。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在接收原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科学院，但只有研究机构二十二个，研究人员二百多人。按那时常说的四亿五千万人口算，全国科研机构、科研人员与总人口的平均比例是，每一千一百二十五万人口中只有一个科研机构，每七十万人口中，只有一名科研人员。而且，从学科和门类来说，空白和缺门太多了。旧中国留下来的科学研究力量十分可怜，只有一些农业、地质、生物、社会科学等方面的小型研究所，即使这样，有些还是爱国科学家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努力兴办起来的。房屋、设备、仪器以及资金等都非常缺乏，很难独立地开展研究工作。至于国民经济和国防需要的重要学科和现代化的一些科学研究工作，可以说完全是空白。毛泽东同志说我们是一张白纸，这句话用来形容旧中国的科学技术状况，也是很形象、很适当的。
我经常在思考：中国人民多少年来都是在一种矛盾的状态中痛苦地挣扎着，这就是一方面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另一方面统治者腐败无能，科学技术又极端落后。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其间列强入侵，领土被瓜分，军阀混战，使中国成为一个百年沉疴的病人，被称为“东亚病夫”。新中国的成立，已经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开辟了光明的前景，这种落后状态不能容许再继续下去了。
我们在当时所面临的困难是很明显的。这些困难主要是：十二年科学规划虽然有了一个初稿，但还没有搞完，规划中有许多问题尚在争论，不明确，不落实；科研人员奇缺；虽然我们党已经规定了一些知识分子政策，但尚待落实；科研领导机构不健全，缺乏领导经验；科研机构有大量缺门，并且零星分散，形不成攻关力量；科研工作必需具备的基本条件非常缺乏；各行各业科研和技术力量大力协同问题还没有解决；尖端科学只是有些设想，基本上仍是空白，等等。
针对这些情况，从一九五六到一九六○年这五年之中，我们主要抓了以下几件工作：科学规划的完善和落实；科研机构和科研队伍的组建；解决科研工作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组织大力协同；建设一批必要的试验基地。
关于规划的原则，各方面的意见分歧也比较大，主要是两种意见，一种是按任务来规划，另一种是按学科来规划。 按任务规划，就是根据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对于科学技术所提出的任务来进行规划，目标方向明确，可以密切配合国民经济和国防的发展。按学科规划，也有它的长处，科学家可以很容易按照自己学科的专长和已有的科研机构进行规划。但在我国当时的条件下，这个办法会出现两大缺点：一是大多数科学家还不系统了解国家对于科学技术的需要，因此，这样的规划，不能使理论和实际很好地结合，也可能得到一批单项的科研成果，但综合起来却解决不了经济和国防建设中需要解决的科学技术问题；二是中国科学现状很不平衡，重要的缺门和薄弱环节很多，如果有什么科学家、有什么机构就规划什么学科，结果许多缺门和薄弱环节就不可能得到填补和加强。当然我们也指出，以任务带学科是我国科学规划的基本原则，但也不排除一些探索性、理论性的课题可以按学科和已有的研究机构来规划。事实上，当时中国科学院的不少课题就是按学科来规划的。
经过充分讨论，最后确定了接任务带学科作为这次规划的基本原则。但这样就引起一部分科学家的思想波动，以为我们轻视理论了，后来经周恩来同志指示，加了一章“现代自然科学中若干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对基础学科的研究工作作了比较恰当的安排，并且把它列为重点之一，这才使这场争论平静下来。
制定这样一个规划，是一项非常艰巨、非常细致的工作，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办法和步骤，就会事倍功半。为此，大家花费了不少精力。最后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先由中国科学院、各高等院校、产业部门和国防部门分别制定出各自的规划，然后交国务院汇总，由集中起来的一批专家，对各部门的规划初稿进行审查综合和汇编。当时集中了六百多名国内各方面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住在北京专门进行这项工作，前后搞了四五个月。他们真可以说是做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大家吃在一起，住在一起，谈论的都是怎样使国家进步强盛起来。回忆起当时的气氛，至今仍然令人振奋。
制定这样一个全国性的长远科学规划，核心的问题是怎样引导我国的科学技术更快地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所以，我们一方面要了解当时国际上科学技术发展的现状和趋势，另一方面又要考虑到本国的实际能力和可能。否则每个学科就无从制定他们的研究方向，各产业部门也无从确定他们的基本技术政策。
根据周恩来同志确定的总的指导思想，又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我们对规划的内容确定了这么几个重要方面：
- 一、必须建立世界上已有的，又为我国国民经济和国防所必需的尖端学科，如喷气技术、计算技术、原子能和无线电电子技术等。
- 二、基于我国的特点，需要进行综合性研究的大问题，如长江、黄河的综合治理、综合开发等。
- 三、在国民经济建设方面和科学技术发展方面急需研究的关键问题，如农业、冶金、能源开发等。
- 四、各业务部门在当前和不久的将来在实际生产中和基本建设中需要解决的较大的科学技术问题。
- 除此而外，我们还制定了培养科学技术人才和设置科学机构的规划。对我国科技发展的进度，科学机构的布局和分工配合等一系列问题也进行了研究。
就这样，经过六百多名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些苏联专家约半年的讨论，我们终于**制定了这部《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在规划中，我们提出国家建设所需要的重要科学技术研究任务共五十七项，研究课题六百多个，整个规划连同它的附件，共六百多万字。其中重点任务是十二项，即：（一）原子能和平利用；（二）喷气技术；（三）电子学方面的半导体、计算机、遥控技术；（四）生产自动化和精密机械、仪器仪表；（五）石油等重要资源的勘探；（六）建立我国自己的合金系统和新冶炼技术；（七）重要资源的综合利用；（八）新型动力机械和大型机械；（九）长江、黄河的综合开发；（十）农业的机械化、电气化和化学肥料；（十一）几种主要疾病的防治；（十二）若干重要基本理论的研究。军工方面，由航空工业委员会、总参装备计划部、国防工业部的同志参加，共同拟定了武器装备发展规划，作为十二年科学规划的组成部分。
我总的体会是：制定科学规划或计划，既要有迎头赶上国际先进水平的雄心壮志，想得远些，不怕失败，又要有脚踏实地的科学态度，重视客观规律，千万不要规定那些力所不及的项目；必须处理好任务与学科、尖端与基础、重点与一般、理论与实践、仿制与独创等方面的关系，对这些关系的两个方面，既不可偏废，又要分清主次；既要全面规划，集中力量，反对各自为政和分散主义，又要照顾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使地方科学机构能发挥具有各自特点的作用。
有人以为搞科学研究、规划、计划有没有关系不大，谁能保证需要的研究项目什么时候一定能够搞出来呢？这种认识是片面的。诚然，科学研究是一种创造性劳动，会有许多探索甚至失败，硬性限定时间实现某项具体指标，是不合适的。但是，根据需要和可能，提出研究课题，探索途径，对预期取得的成果和进度作出预测，则是可能的和必要的。科研领导机关必须看到，科学研究同其它工作一样，也有它自身的客观规律。科学研究的目标和选题是否恰当、明确，思想认识是否一致，措施是否得当有力，组织工作是否切实周密，这些都对科研工作的成败快慢影响很大。制定十二年科学规划所起的巨大作用，完全证明了科学研究规划和计划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只要我们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大力协同，我们就能加快赶超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步伐。
到一九六六年二月，大家感到科技发展的各个领域，尤其是军工产品的型号，无论在国外国内，改进更新都很快，不加强计划性和预见性，就无法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我们提出了“科研三步棋”的口号。号召科研部门同时要有三个层次的型号，一个是现在正在试验、试制的型号，一个是正在设计的新型号，一个是要探索研究的更新型号。至少要看三步棋。这个口号一提出，当即得到中央的支持，得到科研部门各级领导和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热烈拥护。大家都说，这样，眼界就开阔了，工作就更有计划性、目的性了。实际上，探索研究工作在外国叫技术储备，有远见的企业主和科学家越来越重视这项工作。这也进一步证明科研工作加强规划和计划的重要性。
组建机构最重要最复杂的是，组建各级科学技术研究机构。 到一九六二年，工业、农业、卫生等各主要部门和系统都相继建立起科学研究机构。据有关资料统计，设在北京的国务院各部直属的重点研究院，就有钢铁研究院、有色金属研究院、矿山研究院、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电器科学研究院、机械科学研究院、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煤炭科学研究院、石油科学研究院、化学工业研究院、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材料研究院、地质科学研究院、纺织科学研究院、中国农业科学院、林业科学研究院、铁道科学研究院、交通科学研究院、邮电科学研究院、中国医学科学院等共二十多个专业研究院。一些重点生产企业也开始设立自己的研究所或研究试验室。中国科学院由四十几个研究所发展到一百多个研究所，形成了包括众多学科和技术领域的科研基地。
一九五八年九月，我们还将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合并，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各省也成立了科学技术协会。“科协”下面组织有各种专业学会，使科学技术工作者在这些学会里经常进行学术讨论，交流总结经验，促进群众性的科学普及、科学实验、技术推广等工作。我们还建造了科学会堂，为科学家们的休息和学术活动提供场所。“科协”还出版多种刊物、摄制科学电影等，向广大群众进行科学普及宣传，并且进行一些科技方面的外事活动，这些对促进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也起了重要作用。
一九五六年，我们首先组建了导弹研究院。当时值得庆幸的是，在这方面我国有一批高水平的科学家，象钱学森、任新民、屠守锷、蔡金涛、梁守（般木）、黄纬禄、庄逢甘、吴朔平、姚桐彬等同志 ，他们很快集中到了导弹研究院，由他们指导，开展工作，少走了弯路。导弹研究院成立以后，由于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各种技术人才和先进设备源源不断地向该院集中。只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就已经初具规模，有了一支人数众多的队伍，其中技术人员占绝大部分。下面成立若干分院，不仅研究战略导弹，而且研究各种战术导弹。先从仿制苏联援助的一些导弹入手，逐渐过渡到我国自行研究设计，作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导弹研究院以后演变为七机部，即现在的航天工业部。研究的导弹型号方面陆续作了若干调整。
对科研急需的专业人才，和属于空白的新兴学科，我们就在现有的高等院校开设新的专业，分配成绩好的考生去学习。一九五七年以后，我们先后建议在全国的一些重点大学中扩大了无线电系，开办了计算机专业，举办了空气动力学专业，计算数学，统计数学专业，扩大了流体力学和固体力学专业等。在军队方面，我请陈赓同志调整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专业，成为专门培养军队武器装备（包括导弹、原子能）研究设计人才的学院。陈赓同志当时兼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院长，也是国防科委的副主任，是我们党内热心科学事业的老同志之一。 他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很快完成了院系调整，使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源源不断地为军队培养了大批研究设计人才。地方方面由郭沫若同志负责，组建了中国科技大学，并由他亲自兼任该校的校长，成为我国专门培养新兴学科科研人才的主要基地之一。除了以上措施之外，我们在有条件的研究院、所还举办或联合办业余大学、夜大学，以加速培养科技人才。
一九五六年八月，我们趁李富春同志在莫斯科访问的机会，请富春同志向苏联政府提出导弹方面的技术援助问题，并提议我们派代表团去进行谈判。但是九月份苏联方面的答复，使我们大失所望。他们说，对中国的援助只能限于培养干部，而且只能接受五十名留学生。他们提出的借口是，搞这个必须先从培养干部开始。
一九五八年七月三十一日至八月三日，赫鲁晓夫到我国访问，要我们答复不久前苏方提出的“关于建立联合舰队与长波电台的建议”，妄图控制我国，当即遭到我们的严正拒绝。一九五九年三月西藏达赖集团发动武装叛乱，企图把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这使中印关系顿然紧张起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领导集团，不顾我方提供的事实和提出的劝告，授权塔斯社于九月九日公开发表“关于中印边界事件的声明”，有意偏袒印度，把中苏分歧公诸于世。
中苏合作中另一个变化是苏联向我们要的东西多了。一九五九年苏方向中方要的资料为前五年总和的百分之一百八十以上。而且过去要的多是些中医、中药、种子、农业、手工业等我国的传统技术，一九五九年起，要的绝大多数是工业新技术、尖端技术和我国的重要资源、重大工程项目的资料。我建议，我们要严密注意这种动向，做好充分准备。会议过程中，中央领导同志都同意我的看法。
到一九六○年八月，苏联从我国撤走了全部技术专家。至此，“十月十五日协定”已经被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彻底撕毁了。
一九五九年，我们就开始考虑，在武器装备科学研究方面，薄弱环节究竟在哪里？结论是：新型原材料、精密仪器仪表和大型设备这几个方面当时都过不了关，是我们发展尖端技术的主要障碍。因为现代化高性能的武器装备，尤其是导弹、原子弹、高性能飞机，对新型原材料的要求是很高的。如果没有各种耐高温材料，高能燃料，许多性能不同的特种材料，精密合金，半导体材料，稀有金属元素，人工晶体，超纯物质，稀有气体等新型材料，不仅“两弹”本身和许多零部件以及配套设备过不了关，而且军工、民用的大量电子元器件、精密仪器仪表等研制项目也都过不了关。我当时常对身边工作的同志说：“一家人过日子，少不得柴米油盐酱醋茶，这叫开门七件事，依我看，新型原材料、精密仪器仪表、大型设备，就是办国防工业和尖端科学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后来我这句话传开了，从那时起，“开门七件事”就成了大抓新型原材料、精密仪器仪表和大型设备的代用语了。一句话，我们如果不把以上三个方面搞上去，国防科学技术研究就会打不开局面。
经过几年的艰苦攻关，我们先是成功地试验了自己研制的若干种导弹、火箭武器，以后又试验了原子弹、氢弹。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我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这次试验是由张爱萍同志在现场组织指挥的。当时集中了几百名科学技术人员和几千名勤务保障人员，在戈壁滩上夜以继日地紧张战斗，克服了许多困难，反复演练，完成了极其复杂的试验准备工作。试验当天，我同周恩来同志在北京一直守在电话机旁，和在前方的张爱萍同志始终保持着联系。根据前方传来的情况，我们把“零时”（即原子弹爆炸的准确时间）确定为当天十五时。当“零时”到来，听到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喜讯，大家都非常高兴。第二天，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二届人大常委第一百二十七次会议，听取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汇报，有关方面的领导同志和科学家列席了会议。当恩来同志在会上宣布这一喜讯时，大家热泪盈眶，长时间地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热烈庆祝我国首次核试验成功的伟大胜利，欢呼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能力制造的原子弹试验成功了！帝国主义的核垄断、核讹诈政策破产了！企图使中国人民屈服于某种压力的指望落空了！这是中国共产党自力更生路线的伟大胜利，也是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的最好说明。当时大家激动的心情，至今令人难以忘怀。
一九六一年春天，我们又在上海开专家座谈会，当时党内一些同志把这种会议叫做“神仙会”，意思是大家在会上毫无拘束，对科研工作有什么意见，都能象神仙聚会一样，轻松自然地漫谈。与此同时，中国科学院也在北京开了会，内容和上海会议差不多，主要是请科学家们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谈谈我们在知识分子政策和科研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
“科学十四条”的主要内容是：
- 一、研究机构的根本任务是，提供科学成果，培养研究人才。后来简单的提法叫“出成果，出人才”。这一条特别说明，当时我们正处在科研攻坚阶段，必须做好工作，把科研成果拿到手；必须提高研究工作质量，提高科研干部的水平。
- 二、保持科研工作相对稳定。要求在当时的基础上，经必要调整以后，做到五定，即定方向、定任务、定人员、定设备、定制度，以保障研究工作能走向深入，摆脱大跃进后以上五个方面频繁变动带来的不利影响。
从一九六六年下半年开始，进入“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时期，林彪、“四人帮”对科研工作进行了严重的破坏。广大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科研骨干）和领导干部遭受迫害，科研秩序被打乱，设备遭破坏，科研规划和计划被迫中断，使我们白白地丧失了许多宝贵时间，同世界先进科学水平已经缩小了的差距又扩大了，实在令人痛心。更有甚者，林彪、“四人帮”为了他们的阴谋需要，竟故意推迟一些已经成功的项目，如人造地球卫星，早于一九六八年春天，我们就完成了一切发射准备，但他们制造借口，硬是推迟到一九七○年才发射，然后就吹嘘，这是所谓“中央文革”正确领导所取得的胜利成果。粉碎了“四人帮”，十年动乱结束，为科研工作重新走上正轨铺平了道路。在新的历史时期，我衷心祝愿广大科学工作者，取得更新更大的成就，为祖国四化建设的美好事业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我国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林彪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妄图谋害毛泽东同志，阴谋败露，驾机叛国，折戟沉沙，葬身在温都尔汗。
我认识林彪，最早是在大革命时期的黄埔军校。他当时是第四期学生，学习上比较平庸，政治上也不活跃，我同他没有多少接触，印象不深。林彪到叶挺独立团不久，就参加了南昌起义，以后又随朱德、陈毅同志率领的起义军到达井冈山，并先后担任过连长、营长、团长，直至红四军军长。
我对林彪是有个认识过程的。开始接触，我觉得他比较年青，世故不多，但不久就发现林彪有非常浓厚的个人主义。他不认为红军的胜利是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战术指导和红军广大指战员流血牺牲的结果，往往夸大自己的作用，把荣誉都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我刚到一军团，就发现他口袋里经常带着一个小本子，上面记的尽是些历次战斗的歼敌和缴获的数目字。有一次，还碰到他向机要科的同志要第三次反“围剿”歼敌多少的统计数字，又记到了他的小本子上。他那种沾沾自喜的样子，给我留下了不良印象。
但实际上，林彪的极端个人主义本质并没有改变。相反，借“文化大革命”的机会，他的个人野心恶性膨胀起来，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后来竟图谋杀害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同“四人帮”勾结起来，干出了数不清的罪恶勾当。下面我只谈几件同我自己有关的事情。
“杨余傅”就是指的杨成武、余立金和傅崇碧同志。所谓“杨余傅事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反党集团为了实现篡党夺权阴谋而精心策划的一个重大步骤，也是一起骇人听闻的重大冤案。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突然发布了两个命令，一个是说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犯有极严重错误，决定撤销他们的所有职务。另一个命令是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由于林彪别有用心和有意封锁，以致军队如此重大的人事变更，我们几位军委副主席都毫无所闻。至于这一事件何时策划，怎样酝酿的，那就更是不得而知了。林彪在关于“杨余傅事件”的一次讲话中说，这件事在毛泽东同志那里汇报了，开了四次会才决定下来。可见林彪是早有预谋的。
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为什么要如此大张旗鼓地狠整所谓的“华北山头主义”呢？说来也很简单，就是因为北京军区的地理位置重要，是首都的所在地，他们阴谋篡党夺权，就首先要把北京军区的军权夺到手，才能够放心。
关于“二月逆流”的问题，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经作出了正确的结论：“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朱德、陈云同志也受到错误的批判。”
怀仁堂碰头会的会场情况是很有意思的。周恩来同志主持会议，当然每次都坐在会议桌的头上。我们几个，陈毅、叶剑英、徐向前、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谷牧同志和我等，经常很自然地坐在桌子的这一边。而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所谓“文革派”成员也自然地凑到一起，坐在桌子的另一边。真可以说是“两军对垒，阵线分明”。
所谓“第一个号令”，就是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林彪背着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借口“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擅自发布“紧急指示”，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他的“号令”内容包括迅速抓紧布置反坦克武器的生产；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各级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并迅速报告。十月十八日，由黄永胜等人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的名义迅速下达全军。十月十九日林彪才用电话记录的形式向毛泽东同志报告，企图先斩后奏，以既成事实，迫使毛泽东同志同意。毛泽东同志听了，当即指示：烧掉。意思是根本没有这回事，把这个“号令”烧掉。
我们必须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识别混在党内的资产阶级两面派人物。全国解放以后，林彪小病大养，实际上却在那里窥测方向，后来见时机到来，就投人所好，用两面派的手法，以“左”的面目，装作拥护毛泽东同志。例如，他宣传什么“活学活用”，“立竿见影”，提出什么“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开展“四好、五好运动”等等。他又善于造谣惑众，陷害同志，往往说得头头是道，振振有词。我们许多同志对林彪的这些假象在当时的条件下很容易上当。其实，今天看，他提出的有些东西，只不过是“左”倾空谈，空头政治而已。他的真正用意，还在于用这些两面派手法，力求获取信任，以实现他攫取权力的野心。口号叫得山响，实际行动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忽“左”忽右，完全违背“实事求是”的党的根本原则，对于这样的两面派人物，今后我们仍然要有高度的警惕。
林彪自取灭亡以后，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继续阴谋篡党夺权，为非作歹，干了大量的罪恶勾当。 一九七六年四月，波澜壮阔的天安门事件，是对“四人帮”的一次群众性声讨，结果遭到了法西斯式的疯狂镇压。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病重和逝世前后，“四人帮”的阴谋活动达到顶点。全党和全国人民无不感到极大的愤怒，忧心忡忡。我也和大家一样，为党和国家的前途与命运担忧。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一日，杨成武同志来看我，他谈了“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和军队面临的严重形势。我把我的担忧心情也向他说了，要他马上到叶剑英同志那里，转告叶帅：“‘四人帮’一伙是反革命，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要有所警惕，防止他们先下手。如果他们把小平暗害了，把叶帅软禁了，那就麻烦了。‘四人帮’依靠江青的特殊身分，经常在会上要赖，蛮横不讲理，采用党内斗争的正常途径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是无济于事的，只有我们先下手，采取断然措施，才能防止意外。”成武同志当即就去了叶帅那里，回来对我说，叶帅与我有同感，他想的和我想的是一样的，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他马上找有关同志商量，采取行动，并立即搬家，以防意外。十月五日，叶剑英同志又要成武同志告诉我，已经商量好了，要我放心。十月六日晚，终于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支持下，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
我的回忆录，写到这里已经全部结束。
十年“文化大革命”，使我们的党、国家和人民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用血的代价挖出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
在结束我的回忆录的时候，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我衷心祝愿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全国人民和我们的军队，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坚定地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在建设“四个现代化”强国的斗争中，取得更大的胜利！我相信，在革命的征途中，不管经过多少艰难曲折，中国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事业，终将在中国的土地上获得最后的胜利！
93岁高龄德高望重的聂荣臻同志，走完了他革命征途的最后一步，于1992年5月14日与世长辞了！
聂荣臻同志1899年12月29日生于四川省江津县吴滩镇石院子。 幼年家境衰落，生活艰辛。在断续就读私塾、小学后，1917年考入江津县立中学。五四运动中积极参加当地学生爱国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