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讲话实录》
邓小平讲话实录（会谈卷、会议卷、演讲卷） 作者: 《邓小平讲话实录》编写组 出版社: 红旗出版社 出版年: 2018-6 第一部分 与外国首脑会谈录 邓小平在谈话中指出:“中国的经验第一条就是自力更生为主。”自力更生为主的经验，是对我国三十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最深刻的总结。 邓小平在会见时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绩也会失掉。” 邓小平在1985年5月20日同陈鼓应教授的谈话中也曾指出：“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这不行。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 中苏两国关系从合作到恶化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邓小平认为，讲清历史问题可能对解决和弄清“开辟未来”的某些概念有好处，所以在他与戈尔巴乔夫会见时，他特别谈到了这个问题：“从鸦片战争起，中国由于清王朝的腐败，受列强侵略奴役，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欺负中国的列强，总共大概是十几个，第一名是英国，比英国更早，强租中国领土澳门的，是葡萄牙。从中国得利最大的，则是两个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沙俄，在一定时期一定问题上也包括苏联。 邓小平表示，要采取一个行动，向苏联传递信息，争取中苏关系有一个大的改善。但是中苏关系的改善必须是有原则的，条件是苏联要解决“三大障碍”，即从中苏边境地区和蒙古撤军；从阿富汗撤军；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邓小平指出，在改善关系时，要将现实问题置于首位，要将重点从意识形态争论转向国家利益的考虑。 在邓小平看来，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 邓小平说：“列宁之所以是一个真正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在于他不是从书本里，而是从实际、逻辑、哲学思想、共产主义理想上找到革命道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干成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国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并不是在马克思、列宁的书本里寻求在落后的中国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途径。马克思能预料到在一个落后的俄国会实现十月革命吗？列宁能预料到中国会用农村包围城市夺取胜利吗？” 道理很简单：中国人这么多，底子这么薄，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什么事也干不成。稳定压倒一切。我不说西方国家的政府，但至少西方有一些人要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只能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感，使中国人奋发图强。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 邓小平说：“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有前提的，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发展经济要有一个稳定的局势，中国搞建设不能乱。今天来一个示威，明天来一个大鸣大放大字报，就没有精力搞建设。” “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中国动乱，那将是个什么局面？现在要是中国乱起来，就决不只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问题。那时还有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领导人的威信，说是‘全面内战’，到底不是大打，真正的内战并没有出现。”邓小平认为，“现在就不同了，如果再乱，乱到党不起作用了，国家权力不起作用了，这一派抓一部分军队，那一派抓一部分军队，就是个内战的局面。一些所谓民主斗士只要一拿到权力，他们之间就会打起来。一打内战就是血流成河，还谈何‘人权’？一打内战就是各霸一方，生产衰落，交通中断，难民不是百万、千万而是成亿地往外面跑，首先受影响的是现在世界上最有希望的亚太地区。这就会是世界性的灾难。” 第二部分 与记者访谈录 面对两国朋友,邓小平诚恳地分享了新中国的建设经验：“过去我们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把指标定得太高了。我们从农民身上拿走过多粮食，伤了农民的元气。搞加快工业化，伤害了基础。事实提醒了我们，于是我们搞了三年的调整。今后，在农业方面，我们要做些扎实的工作。” 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像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孩子，在黑暗中独自摸索着成长。邓小平的这段话，说的是中国刚刚经历的一场前所未有的浩劫。 在战后的世界，和平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在邓小平看来，中日两国的和平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更是和整个世界“和平”的主旋律相契合。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后，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国领导人一直致力于中日邦交的正常化。围棋外交、兰花外交、乒乓外交、芭蕾外交，一系列外交活动逐渐融化了中日关系的坚冰，直至田中首相访华而《中日联合声明》发表。 事实上，中日就《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进行得相当艰难，直到国际局势和中日两国国内形势发生了变化后，谈判才出现了转机。1978年，中日两国的《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才得以成功，反霸权主义的条款亦赫然在上。中国用自己的耐心和坚持，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毛主席有些评论，说《水浒》好就好在暴露了投降派。宋江同高俅的斗争实际上是地主阶级内部的斗争，但《水浒》中有革命派，宋江混进去篡夺了领导权，使农民运动走向投降的道路。《水浒》好就好在这里。金圣叹做了一件坏事，把一百二十回改为七十一回，把暴露宋江投降的一些情节去掉了。所以，如真正了解作者的思想，暴露宋江，应该恢复一百二十回或一百回。 邓小平为此感慨地说：“但单是大寨的经验也是不够的，主要学大寨的精神，学大寨的科学态度。既然学它的科学态度，就是要因地制宜。中国这么大，每个省的情况都不同，一个省那么大，各个地区也不同。我们搞农业，主张每个地区独立思考，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搞农业机械化，这个地区的机械同那个地区的机械不同，有它的地区特点，不然就不适用。所以，现在讲解决农业机械化问题同过去的概念不同。 我们引进先进技术，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至于怎么能发展得多一点、好一点、快一点、省一点，这更不违背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 不合适的就要改，合适的就要拿来用，这是邓小平一贯的务实风格。所以当诺瓦克问中国是否采用南斯拉夫工人自治的形式时，邓小平回答说：“国与国的情况有很多不一样，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发展体制。当然，我们要研究他们的经验，但是不能简单地吸收别人的经验，要根据自己的条件来决定。根本的一点，是要承认自己落后，承认现在很多方法不对头，需要改，要承认这一点，并且找出适当的方法。” 邓小平向罗德里克介绍了中国的领导经验：“**我们强调集体领导，是鉴于国际的经验和我们自己的经验。延安的经验是很好的，那时是集体领导。集体领导并不排除某一个主要领导人的特殊作用，毛主席就是这样突出的典型。**毛主席是非常尊重集体领导的，当然后来有某些缺点。 采访开始没多久，法拉奇便抛出一个令全场气氛凝重的问题：“我有一句话，希望您听了不要生气，这不是我说的，西方有人说您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法拉奇把话题转移到邓小平“两次遭贬”以及受迫害的历史上来：“邓先生，我确实感到困惑，因为一方面您谴责他(指毛主席)，另一方面您又维护他。而且，在他的批准下，您曾经两次被贬下台。” 邓小平指着法拉奇的笔说：“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没有。” 会见那天，查良镛郑重其事，西装革履，与妻子儿女一起，在有关同志的陪同下，来到了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彼时，邓小平已在福建厅门口迎接。一见查良镛，邓小平立即上前，握住他的手，热情地说：“欢迎查先生。我们已是老朋友了。你的小说我读过，我这是第三次重出江湖啊！你书中的主角大多历经磨难才成大事，这是人生规律。” 中国正在进行的全面经济改革。这场改革是对马克思主义教条派的挑战，是对十亿中国人的生产力的一次解放。有鉴于邓小平给中国带来了如此巨大的变革，这位中国领导人成为了《时代周刊》1985年度的新闻人物。 华莱士似乎不太明白邓小平为什么要坚持中国统一，他继续追问：“台湾有什么必要同大陆统一？” 邓小平以极大的耐心，从三个方面阐明了实现中国统一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一是民族感情问题。凡是炎黄子孙都希望中国统一；二是只要台湾不同大陆统一，说不定哪一天台湾就有可能被别的国家夺去；三是我们采取“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这对台湾人民没有损失。虽然海峡两岸经济状况有差距，但是，这是暂时的，就发展趋势和整体力量来说，大陆比台湾强得多。 华莱士又问：“现在中国领导提出致富光荣的口号，资本主义国家很多人对此感到意外，这个口号同共产主义有什么关系？” 邓小平听完提问后，喝了一口茶，然后含蓄地批评了“文革”时期“宁要穷的共产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的错误。他指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大力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为进入共产主义创造条件。因此，“致富”不是罪过，我们讲的“致富”，是指共同富裕，不会产生两极分化，与资本主义不同。 参加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939年7月3日～8月25日） 会议在8月25日结束，其后邓小平便与当时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工作的卓琳结了婚。邓小平和卓琳是由保安处的邓发介绍的，邓小平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洋溢着青春的女孩。那时卓琳23岁，还没有结婚的打算，可邓小平的诚恳打动了她。于是，他们很快恋爱结婚了。 1939年9月，邓小平带着卓琳离开了延安，回到了一二九师。他带着他的信念和新婚的喜悦，开始了他新的战斗历程。 参加八路军一二九师全师模范宣传队初赛会（1941年5月15日） 邓小平分析敌人文化侵略的阴谋，在于敌人文化侵略的方法是多样的，其特点是善于迎合落后群众与农民的心理，善于以数量掩盖其质量上的（即政治上的）基本弱点，善于不厌其烦地重复宣传某几个中心口号，善于利用时机，抓住某些具体问题来进行欺骗宣传。我们应足够估计其危险性和毒辣性，与敌展开激烈的思想战是今天的严重任务。 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1949年8月4日） 在这艰苦的准备中，最让邓小平感动的，莫过于群众的支援。他说：“有的游击区我们过去有过工作，有些地方过去没有过，但人民都一致支援我们。掘渠翻坝有一半是人民的劳作。在渡江准备的过程里，我们集结主要兵力在芜湖至安庆这个地方，所需粮食一亿五千万斤，其中80%是沿江的人民拿出来的。他们把家里的粮食尽量拿出来，并且表示只要渡江，饿着肚子也不要紧。为解决烧柴困难，人民甚至无怨言地拆房子给我们当柴烧。其他的战勤工作都很繁重，如修路、运粮、找船工。船工一半来自民间，一半是临时训练的战士。江南地下党、游击队配合了渡江作战。我们曾开过江去一支部队，埋伏了10天，敌人还不知道。” 参加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1950年5月16日） 社会秩序的巩固稍微复杂一点。**新中国的建立，不是简单地换了个朝代，更重要的是，要换一种新的思想。**于是政府开始有组织地对工人、学生、青年、妇女及其他群众开展政治学习运动，让这些深处内陆的人们了解到新的思想，学会用新的观念来看待新的中国。 主持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1981年6月27～29日） 邓小平认为中心的意思应该有三条： 第一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 第二是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进行公正的评价； 第三是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作个基本的总结。 主持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82年9月1～11日） 邓小平的开幕词第一次创造性地提出了“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通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精彩的开幕词拉开了中共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序幕，也为中国今后的发展指明了道路。 出席《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签字仪式（1984年12月19日） 1984年12月19日下午17时30分，中国政府和英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由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大厅正式签字。邓小平出席了签字仪式。 1898年6月，英国又以租借为名，与清政府签订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就此取得了新界，为期99年，至1997年6月30日期满。 香港问题是在邓小平的亲自领导下解决的。在1984年10月22日召开的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评价自己这一年的工作时说，今年他就干了两件事：一件是进一步开放沿海十四个城市，还有一件是用“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香港问题。其他事都是别人做的。 主持刘伯承的追悼会（1986年10月16日） 1986年10月7日，刘伯承走完了他94年的人生旅程。16日，刘伯承的追悼大会在首都人民大会堂举行，三千多人聚集在一起，追思缅怀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军事教育家。 刘伯承与邓小平的友谊，一直为世人津津乐道。他二人尽管同是四川人，但年龄、外表、性格和爱好却完全不同。然而共同的理想、高尚的品德和宽广博大的胸怀使他们成为举世赞誉的亲密战友。多年来，两人形影不离，情同手足，彼此尊重，留下无数佳话。很多人都说，他们二人，一个司令员，一个政委，都是团结共事，患难与共，相互谦让，亲密无间。甚至有人说，刘邓不可分，也分不清。曾任第二野战军新华社社长的李普说，在刘邓之间，是难以放进一个顿号的。 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1943年11月10日） 邓小平也清楚，要想把固有的思想习惯改正，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这时，就需要决心、坚持和帮助。他要求每个同志都下定决心把自己的思想作风整好。首先要认识一下自己，看看自己的思想意识有无毛病，毛病在什么地方，然后才会决心改造自己。整风的具体方向，不要只讲道理，应该和检查工作联系起来，才能起到作用。 在中共重庆市第二次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0年6月6日） 俗话说，打江山易，守江山难。历史上很多的新政权，都是从艰难困苦中奋斗而来的，可一旦建立了新政权，那些他们所推翻之人的陋习，就迅速出现在了新政权的功臣身上。有一些人会产生骄傲自满、脱离群众、贪图享乐等情绪。 新中国此时也开始面临同样的问题了。就在这百废待兴，更需要党员们兢兢业业建设新中国时，一部分党员却出现了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贪图享受等不良作风，在党内出现了一些错误倾向，主要是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其中更主要的是命令主义。 在接见参加组织工作会议和全国监察工作会议的同志时的讲话（1962年11月29日） 在邓小平看来，干部能上不能下、机构臃肿等问题现在已经成为我们工作中的障碍，是长期困扰我们党的一个历史性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要如何解决呢？ 从邓小平讲话可以看出，这个时候的邓小平已经觉察到了执政党面临的新考验，要经受住考验，就要从制度上建设和加强执政党，有责任管理教育、监督约束规范干部的行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党的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这是因为一个国家的革命，核心问题是党。有了一个好党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革命胜利后，搞社会主义也要靠一个好党，否则胜利就靠不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