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瘾五百年》

戴维·考特莱特 著， 薛绚 译 ，《上瘾五百年：烟、酒、咖啡和鸦片的历史》

• 植物的传播有时虽属意外（为长满外来植物的花园除过杂草的人都深通此理），但是含有精神刺激成分的植物、产品，及其加工技术的远播，却很少出于偶然。例如酒类、烟草、含咖啡因植物，以及鸦片、大麻、古柯叶等瘾品的全球性流通，都是蓄意促成，也是以营利为出发点。

• 葡萄酒是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难的象征，也是欧洲贵族偏好的饮料（平民百姓大多饮用自制麦酒或啤酒），更是肮脏饮水的安全替代品。

• 由于基因上的细微差异，大约半数亚洲人体内会制造一种不完全代谢酒精的非活性酶，而在饮酒之后出现脸部红热、心跳加剧、头晕恶心的“酒精潮红反应”。

• 1652年，荷兰人在非洲南端成立了荷属东印度公司的供应站，并将酿酒葡萄的栽培技术传入殖民地好望角，本来的用意是想为船员提供一种既可预防坏血病，又新鲜甘醇的葡萄酒，以取代在船舱储放了3个月的饮用水。

• 新西兰原住民曾在举杯向维多利亚女王致敬的时候说道：“她是诸善之源，愿她带给我们大批火药、朗姆酒，更愿这两样东西力道都够强劲。”

• 1492年间，哥伦布的远航队中有两名成员看到泰诺族（Tainos）印第安人把一些卷成粗雪茄状的烟叶塞进嘴里吸，从此欧洲人才知道世界上有烟草这种东西。

• 1600年左右，福建水手和商人又把菲律宾烟草带进中国，不久之后，吸烟草的热潮也在中国传开了。

• 军中充满了出身较低微的单身汉，他们日复一日过着无聊、疲惫、恐惧的生活，于是军队便成为培养瘾君子的天然温床。经常移防的士兵也将新的瘾品及其使用方法带到他们前往打仗的国家，又将他们从异国学来的瘾品知识带回家乡。

• 虽然香烟广受世人欢迎，但其主要刺激成分——尼古丁——却不是全球使用最广泛的瘾品，而是屈居第三位，排名第二者为酒精，榜首则是咖啡因。

• 据人类学家尤金·安德森（Eugene Anderson）指出，世界上流行最广的名词（几乎每种语言都用得到）即4种含咖啡因植物的名称：咖啡、茶、可可、可乐。

• 咖啡可以说是伴随美国人一起成长的，当年到西部拓荒的牛仔们（还有印第安人）都爱喝又浓又烫的原味咖啡，还说咖啡不需要加太多水。另外一种拓荒者，也就是阿波罗11号上的航天员，在降落月球3小时后，随即喝起了咖啡，这也是有史以来人类首次在其他星球饮用咖啡。

• 某些精神刺激瘾品一旦可以广泛取得、积极促销、降低价格，就会深受大众欢迎，如果这些人养成了依赖的习惯，这些瘾品就更是所向披靡了。

• 非酒精饮料当中最主要的提神成分是咖啡因（不论其来源是可乐果、瓜拉纳，还是别种植物），咖啡与茶叶也是如此。当然，这些饮料绝不只是提神瘾品而已，人类学家或广告主管都可以证明，它们也是富有文化象征与政治内涵的东西，所以当第一批满载可口可乐的卡车开进波兰首都华沙的时候，市民才会夹道欢呼。

• 再有一个原因是，鸦片是可以省钱的瘾品，吸了鸦片的人食量会变小——喝茶也往往是为了减少食物的消耗。吸鸦片的花费也比饮酒或其他消遣娱乐来得少。东方世界的劳工没有西方劳工视为当然的歌舞厅、公园、图书馆等休闲去处，抽一口鸦片乃是他们负担得起的少数消遣之一。

• 鸦片制剂使用量增加的原因是南北战争（这是次要的因素，一般常将其影响夸大了）、有专利权的制药业，以及最重要的一个原因——皮下注射的吗啡之风行。

• 事实上，讨论瘾品服用的最重要的话题之一就是服用意图、摄取方式、社会背景所造成的差别，好坏之别的主题也会以多种不同的样貌出现。

• 美国的大麻情结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跻身主流社会。自从19世纪40年代巴黎的“大麻会馆”（Club des Hachichins）进入全盛期，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士就开始抽大麻，为的是寻找新鲜刺激以及诗人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 1821~1867）所说的“强化的个人特质”。

• 根据密歇根大学的研究报告，从大一到大四的吸大麻人数是逐年上升的，但研究生的吸食者递减。因为研究生比较偏好镇静剂。

• 旅行和运输在瘾品发展史上是决定性的变量，这与旅行运输助长传染病的扩散并无二致。

• 凡是刺激精神的瘾品，只要养成经常服用的习惯，断瘾时就会出现一些生理与心理的症状。连含咖啡因饮品之类不那么强效的瘾品也不例外。

• 服用瘾品而上瘾的人——如巴勒斯所说——是掉进了以快感为诱饵的陷阱。既然是为了感觉舒服而服用，就恐怕停止服用会感觉不舒服。如果上瘾形同劫持人体自然的强化奖励机制，断瘾症状就是抵住脑袋的那把

• 美国人即便负担不起车子也要开车，不该看电影的时候也照样上电影院，为了买香烟几乎什么都可以不要。他说过：“假如你想赚钱，要挑一个可靠的坏习惯。人在年头不好的时候会放弃很多必需品，却绝不会想到要戒掉自己的坏习惯。”

• 甜而多油的食物人人皆爱。有些肥胖的人使这种“天生”的吸引力变本加厉，他们用甜而多油的食物来排遣无聊、挫折、愤怒、忧郁、不安、失望，正如容易染上使用瘾品习惯的人。

• 现代资本主义特有的催吐天才是：能教我们为了某一类产品或服务而违背自己的理智判断，然后再卖给我们另一批东西来应付已经造成的伤害，以便我们能够回过头来消费更多造成最初伤害的那些商品。

• 有问题才会有获利，是成熟的资本主义的一个定义特征。发展成熟的资本主义要不断成长，不能只靠埋头制造平淡无奇的产品和耐久商品了。大豆和烘干机能带动的经济活动量就只有那么多。瘾品却能辐射出“外部性”，制造更多的经济活动。瘾品就像一种永恒运动的机器，提供稳定的工作机会给所有人，农民、律师、瘾品史研究者都从中受惠。

• 托马斯·默顿修士（Thomas Merton）在1948年间就说过：“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其运作的原则就是要挑动人体内的每根神经，并且让它们维持在最高度的人为紧张状态，要把人类的每个欲望逼到极限，并且尽量制造更多新的欲望与人造的渴求，为的是要用我们的工厂、出版社、电影公司以及所有其他从业者制造的产品来满足这些欲望和渴求。”

• 烟草业有了香烟，就好像鸦片类药剂业有了皮下注射器，都是革命性的技术，能使生物碱对大脑的奖励机制更快产生作用，带来的效果也更强。

• 健康意识越来越强的发达国家，出现成年人每人平均消耗量不上升甚至下降的状况以来，从业者就展开了双阵线的行动。一方面用甜的、添加水果味的、含酒精的饮品抓住刚开始喝酒的年轻一代，另一方面用华丽的广告在马来西亚、津巴布韦等发展中国家扩张销路。

• 动物一旦表现得神经质，或是持续一成不变的动作，就是给药的时候了。在展示区里来回不停踱步的北极熊，需要的是一剂百忧解。

• 世间各种职业类别之中，军旅生涯也许是最易助长服用鸦片习惯的。多数人想到军人服食鸦片，脑中自然（或受电影的影响）浮现为上战场壮胆而服食鸦片的画面。其实军人吸鸦片大多是为了排遣军旅生涯中必然产生的烦闷与疲惫。

• 军中和民间往往是在烟酒商品最短缺的时候需求量最大。虽然战争一向会刺激鸦片（镇痛剂原料）与大麻（纤维原料）增产，对烈酒的影响却相反。由于战时有谷类与糖的配给制、税收增高、劳力短缺、封锁，以及作物、酿酒设备、运输工具的毁坏，都造成产量减少。

• 昔日的英国人和法国人供应朗姆酒和白兰地给印第安人，因为这是获取皮草最有把握的手段。一群奥尔巴尼（Albany）的商人在1764年间呈给“贸易及垦殖主管大人”的请愿书中厚颜无耻地说：“烈酒刺激他们不顾危险地专注捕猎，以便供给贸易处毛皮换取烈酒。”别的东西都不如酒的效果好，也不如酒这么一本万利。

• 一位名叫拉·波特（Louis de La Porte de Louvigny）的官员在1720年的报告中说：“土人猎取兽皮不再是为了御寒，而是为了喝酒。白兰地正使他们渐渐贫苦，病痛正渐渐使他们灭亡，他们也会因为极小的事由而彼此杀戮……他们酒醉时狂暴疯癫，如果他们不能以刀互刺，如果他们的武器被拿走了，他们就把彼此的耳朵和鼻子咬下来。”

• 烈酒的优势甚多，它不但是葡萄牙人和巴西人可以从自己的葡萄园和甘蔗田大量生产的，也是需求持续不衰的。非洲人喝了之后还想再喝，他们惯饮的棕榈酒和其他饮品比起葡萄牙人拿来的酒都太清淡，也比较容易变质。爱喝进口烈酒的非洲人会加紧为收购奴隶的白种人去掳人，正如爱喝烈酒的印第安人会努力猎取皮毛；甚至有人把自己的亲属卖为奴隶。

• 17世纪可算是精神刺激革命的形成期，瘾品的非医疗使用曾在前50年遭受许多排斥与禁止。官员们最大张旗鼓反对的是抽烟，其他瘾品滥用也不能幸免，饮烈酒当然是其中之一。但是到了17世纪末，所有禁止政策几乎一律由课税取而代之了。

• 以1924 年的香港计，每4 名成年男性就有1 人抽鸦片。政府专卖的主管人士知道，如果太积极反对抽鸦片，买主会转向非法的鸦片贩子，而这些贩子往往也销售更烈性的毒品。鸦片专卖制虽有很多缺点，但合法供应至少可以抑制黑市的吗啡与海洛因买卖——这两种瘾品在20 世纪早期的东亚已经越来越普遍了。

• 以盐税为例。盐是自古以来最持久的税收来源之一。使用盐是会上瘾的。吃惯了加盐的调味，无盐的天然味道吃来会显得太淡或不好吃。好加盐的口味——有些历史流行病学家把爱吃咸也列入成瘾的毛病——制造了国库收入的机会。中国的皇帝、统治印度的英国人，以及昔日许多君王的朝廷，都利用盐赚过钱。君主政体时代的法国曾经对盐课以重税。农民一整年的收入可能有1/ 8 花在买盐上，而盐的售价的大部分是税。

• 黑市似乎是“禁止令”的产物。这个观念是自由主义的瘾品史观的中心前提，也是主张在管制下合法化的理论依据。理论上讲，将大麻烟、可卡因、海洛因等瘾品课税后合法卖给成年人，既可杜绝伴随黑市买卖而来的祸害，又可用增加的税收来推动预防与医疗的计划。问题（除了公开销售可能使上瘾者增加之外）是，维护课税（以及不得售予未成年者之类的限制）多少也就等于维持黑市存在。税轻、限制少会使黑市成为不太严重的困扰，却也会使欲罢不能的使用者增多。重税和严密限制之下的上瘾者会比较少，却会制造诱因而引来走私与暴力，归根结底还是税的轻重问题。

• 说来很讽刺，如今的西方政坛权势阶级在努力防堵大众的瘾品使用，近代早期的西方政治权势阶级却以集体决策和自我炫耀式的消费来提倡使用。

• 著名的新闻记者塞缪尔·霍普金斯·亚当斯（Samuel Hopkins Adams）认为，禁酒运动的本质可以从社会上层阶级的假道学看出端倪。制造业老板赞成禁酒，是因为相信工人不喝酒会更快乐、生产力更高。银行家和商人赞成禁酒，是因为相信可以把以往送进酒馆的钱赚到自己的荷包里。劳工领袖赞成禁酒，是因为期望工会成员更多，该缴的会费都按时缴。这些人物自己却无意戒酒，而且认为自己喝酒是有节制而不会有害的。

• 1906年到1911年间的情势变化，让改革人士学到两个直接的教训。

  • 第一个是，瘾品控制的成败要看国家的意愿。
  • 第二个教训来自印度与中国的禁烟协议的成果，即：削减供应是最有可能管制成功的法子。只要铲除医疗必要以外的鸦片生产，就可以铲除滥用的问题。这个理论说来容易，做起来却难得多。

• 基督教新教徒早已接受咖啡因类饮品是优于烈酒的良性替代物，佛教徒有以茶驱走“睡魔”的习惯，天主教神父也会啜饮着茶撑过马拉松式的彻夜告解。咖啡因的影响遍及所有社会阶层，为上千万人提供就业机会，而且深得权势阶级喜爱。荷兰国会90% 的成员喝咖啡，其中半数的人每天喝5杯或更多，在这儿禁咖啡，是不大可能

• 含酒精饮品的情形就不一样了。1958年间，莫里斯·西弗斯（Maurice Seevers）在一部标准药理学教科书中发表了不同类型瘾品的上瘾可能性评分。按各种瘾品在服用期间产生耐受性、情绪依赖、生理依赖、生理健康恶化、反社会行为，以及戒除期间产生反社会行为等状况计分，最高分数为24分，也就是每一项都得4分，结果得分最高的是酒精类，为21分，巴比妥酸盐得18分，海洛因16分，可卡因14分，大麻烟8分，佩奥特碱1分。

• 烟草类可以轻易取得，也是公然罔顾明摆着的医学事实。烟草类虽然不像烈酒那样会致醉，却早就被认定是会使人上瘾而且对健康无益的。早在肺癌的研究未出现之前，人们就在批评烟草类会使服用者非用不可、会提高死亡率、会损害视力、会腐化年轻人、会使上瘾者越用越凶。假如西弗斯当年把尼古丁也列入评分——奇怪的是他没这么做，其上瘾可能性的得分一定有14~15分的程度，大概和可卡因一样，如果咖啡因也列入，得分该有4~5分。

• 酒类的地位优越原因何在？最明显可见的即是这个产业在主导世界经济及外交的西方国家里规模庞大，而且有财政上的重要性。以20世纪初期的法国为例，包括制造者、零售者、运输者、软木瓶塞制造者，共有450 万至500万人是靠酒维持生计，约占法国总人口的13%。酒的课税以前也一直是西方国家财政的基础，例如俄罗斯，酒的税收所得与整个军事预算所需相等，非洲与亚洲的殖民政府也是如此。

• 烟类的故事和酒类的十分近似。烟草业的经济影响力和操作广度都给自己带来相当程度的豁免优势，上了瘾的吸烟者之众多更是理所当然的优势。香烟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消费量扩大、上瘾程度加深、获利性增高，都是在扫兴的致癌证据未出炉之前就发生了。

• 抽烟喝酒，以及饮用咖啡因饮品，在20世纪前半期的西方政治人物中极为普遍，我们只需回想起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在雅尔塔同桌开会的情景，就很难相信他们会共商管制烟酒的策略。麻醉药品管理局局长安斯林格本人既抽烟又喝“杰克·丹尼尔”（Jack Daniels）——此酒可以“让你在不顺遂的日子振作精神”，后来落得必须用拐杖带氧气筒。专业人士也一样是烟酒不忌，而且嗜烟甚于酒。反对一切瘾品的威利医生曾说，只要牧师们、教师们、生意人、企业老板、社交名流以身作则地抽烟，“这种癖好就不会被视为恶行”。

• 使用大麻、可卡因以及其他违禁瘾品的人，处境却相反。就政治角度看，这些人都是较易遭攻击的——其实是诱人出手的——目标。

• 违禁瘾品管制政策连带的诸多问题——执行不连贯、花费太大、暴力行为、贪污受贿、掺假伪造、意外使用过量、针头传染疾病，在世界各国都引起公民投票、民意测验、各界论战方面的争议。其中又以美国发生的争议最激烈，而美国也是有史以来付出代价最高的瘾品战役发生的地方。

• 由此可见，期望将烟类纳入瘾品一致管理比较有可能实现，将酒类也纳入则不然。也许不久的将来买香烟真的得凭处方了，但这只是按目前趋势设想的总结，不能视为意料中的必然。科技的变革极有可能将瘾品政策重新洗牌，只要有滤除尼古丁的新发明问世，情况就可能大变，正如艾滋疫苗的发明可能使主张发送注射针头的减轻伤害论点不再理直气壮。

• 消费主义之注重感官享乐，正如运动比赛之注重输赢，某些化学瘾品也就用尽一切方法要达成这消费主义的目标。即便决策者（或运动比赛的相关组织）能够做到按合理的顺序来管制瘾品，仍无法摆脱根本上的矛盾。目前正走向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制度——前文说过的“麦克世界”——仰仗的是大量利用人的固有欲望（例如性欲、爱吃甜味与油腻的口腹之欲），推出的产品往往是有害的。消费个人对于危害可以自愿决定视而不见，或承受下来，或侥幸躲过，广告业者却处心积虑地要鼓励人们为了得到一时的快感而放纵自我。

• 按丹尼尔· 贝尔（Daniel Bell）所说，现代文化的精髓就是：至高无上的个人为追求自我满足抛开传统束缚，“把世界的库房洗劫一空”。既然如此，何必再把某些药物列为违禁品？“除了禁果之外，其他尽管享用”，这个指示从来就是不那么容易听从的。《创世纪》早已告诉我们，亚当和夏娃在原始的伊甸园里就不曾言听计从。处在现代乐园里的我们要做到这一点，恐怕就更难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