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照耀中国》
《红星照耀中国》 作者: [美] 埃德加·斯诺埃 译者: 董乐山 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6-6 ISBN: 9787020116133 页数: 475 装帧: 平装 定价: 43.00元 原作名: Red Star Over China 中文重译本序 胡愈之 埃德加·斯诺在一九○五年出生于美国堪萨斯城的一个贫苦家庭。他年轻时，当过农民、铁路工人和印刷学徒。大学毕业以后，他开始毕生所从事的新闻工作，在堪萨斯城的《星报》和纽约的《太阳报》初露头角。往后他在开往外洋的货船上当了海员，历游中美洲，最后到了夏威夷，仍然为美国的一些报纸供稿。一九二八年，在中国大革命陷入低潮的时候，他到了上海，担任《密勒氏评论报》的助理编辑，以后兼任纽约《太阳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的特约通讯员。一九三○年以后，他为采集新闻，遍访中国主要城市和东三省、内蒙古、台湾以及日本、朝鲜、荷属东印度。他在中国西南各省作长时间的旅行，徒步经过云南省西部，到达缅甸和印度，访问了甘地和其他印度革命领袖。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时，斯诺正在上海，目睹一九三二年的淞沪战争和一九三三年的热河战争。在这以后，他在北平燕京大学担任新闻系教授两年，同时学习了中国语文。在这一时期，他认识了美国著名的进步新闻记者史沫特莱，还和鲁迅、宋庆龄以及一些中共地下党员有所接触。他编译了一部英文的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活的中国》，是首先把鲁迅著作介绍到西方的人之一。 一九三六年是中国国内局势大转变的关键性的一年。斯诺带了当时无法理解的关于革命与战争的无数问题，六月间由北平出发，经过西安，冒了生命危险，进入陕甘宁边区。他是在红色区域进行采访的第一个西方新闻记者。 “红星照耀中国”，甚至还照耀世界，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报纸的新闻记者，他已经预感到了，虽然他当时的报道，局限于中国的“西北角”——一片人口稀少的荒凉的被国民党强大部队重重围困的红军根据地。 一九三七年十月，《红星照耀中国》就由伦敦戈兰茨公司第一次出版，到了十一月已发行了五版。这时候斯诺正在上海这个被日本帝国主义包围的孤岛上。当时上海租界当局对中日战争宣告中立，要公开出版发行这本书是不可能的；在继续进行新闻封锁的国民党统治区，是更不必说了。但是得到斯诺本人的同意，漂泊在上海租界内的一群抗日救亡人士，在一部分中共地下党员的领导下，组织起来，以“复社”的名义，集体翻译、印刷、出版和发行这本书的中译本。斯诺除了对原著的文字作了少量的增删，并且增加了为原书所没有的大量图片以外，还为中译本写了序言。由于当时所处的环境，中译本用了《西行漫记》这个书名，作为掩护。《西行漫记》出版以后，不到几个月，就轰动了国内以及国外华侨所在地。在香港以及海外华人集中的地点，出版了《西行漫记》的无数重印本和翻印本。直到现在，在中国人民中间，《西行漫记》和斯诺这个姓名是不可分离的事。虽然早已没有必要再用这个隐晦的名称，但是为了保存初版的本来面目，现在的重译本仍然用 《西行漫记》作为书名 ，是恰当的。 由于他在西北红色区域四个月的冒险中引起的激情和对中国人民的热爱，他用了他的后半生的几乎全部精力，对中国问题作继续探索和报道。抗日战争开始以后，他担任英美报纸的驻华战地记者。一九三九年，他又一次到了延安，和毛主席进行了谈话。这些对话后来是在《密勒氏评论报》发表了。一九四一年斯诺对于皖南事变作了如实的报道，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打击，被迫离开中国。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他又来过一次中国，在这以后他要访问中国越来越困难了。在麦卡锡主义控制的时期，美国联邦调查局把他看作危险分子，不容许报刊发表斯诺的文章，他被迫迁居瑞士。他的护照也禁止去中国旅行。直到一九六○年六月，他得到我国领事馆的单独签证，才第一次来到解放后的新中国，和毛主席、周总理进行了会谈。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五年初，他再一次访问中国，毛主席又接见了他。一九七○年十月斯诺同洛伊斯·惠勒·斯诺夫人一同来华，国庆节在天安门上同毛主席，同周总理会了面。十二月十八日他和毛主席进行了长时间的也是最后一次的谈话。这是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在那一次会上毛主席对林彪、陈伯达一伙的唯心主义先验论和英雄创造历史的谬论，进行了严肃的批判。 一九七二年二月，斯诺刚回到瑞士不久，美国乒乓球队第一次应邀访问北京，揭开了中美友好的新篇章，尼克松总统来华的时候，斯诺准备以记者身份，再一次作中国之行。由于病魔缠身，不能达到他的愿望。到了一九七二年二月十五日凌晨二点二十分，埃德加·斯诺与世长辞了。 正如斯诺为中译本《西行漫记》初版写的序文里所说：“从字面上讲起来，这一本书是我写的，这是真的。可是从最实际主义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这些革命青年们使本书所描写的故事活着。所以这一本书如果是一种正确的记录和解释，那就因为这是他们的书。……他们的斗争生活就是本书描写的对象。……此外还有毛泽东、彭德怀等人所作的长篇谈话，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辞，解释中国革命的原因和目的。还有几十篇和无名的红色战士、农民、工人、知识分子所作的对话。从这些对话里面，读者可以约略窥知使他们成为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凡是这些，断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创造出来的。这些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 显然，斯诺在当时还没有机会读到毛主席正在写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但是在本书的末章，他引用了列宁的这一段名言：“ 一般历史，特别是革命的历史，总是比最优秀的政党、最先进阶级的最觉悟的先锋队所想象的更富有内容，更多种多样，更生动活泼，‘更巧妙’。 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最优秀的先锋队也只能表现几万人的意识、意志、热情和想象；而革命却是在人的一切才能特别高度和集中地表现出来的时候，由千百万被最尖锐的阶级斗争所激励的人的意识、意志、热情和想象来实现的 。" 一九三八年中译本作者序 从最近时局发展的观点来看，这本书有的地方写得过分，有的地方写得不够，这是断然不可避免的。本书英文本第一版原有的一些错误，已经在这里改正了。其他的错误自然也还有着。但是中国在这最紧急的时候，找到了民族最伟大的统一，找到了民族的灵魂，基本的因素在哪里?原因在哪里?关于这一点的研究，这一本著作是颇有一些价值的。在事实上，最值得注意的，就是这书里面所说到的许多意见，始终是一种准确的判断。我并不是指我自己说过的话，而特别是指本书中那一些部分，就是共产党领袖们用了神奇的远见，正确地分析那些促成对日抗战的事实，预测这一次抗战的性质，而且指出中国为求生存起见，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的各种绝对必要。 此外《西行漫记》值得一提的，是通过红军的经验所得到的一种客观教训，就是有组织的民众——尤其是农民大众——在革命游击战争中的不可征服的力量。我记起毛泽东向我说过一句话，因为毛所预测的许多事，现在已变成真实的历史，所以我把这句话再重述一遍。他说：“红军，由于他自己的斗争，从军阀手里，争得自由，而成了一种不可征服的力量。反日义勇军从日本侵略者的手里夺得行动自由，也同样地武装了自己。中国人民如果加以训练，武装，组织，他们也会变成不可征服的伟大力量的。” 埃德加·斯诺一九三八·一·二十四 上海 第一篇 探寻红色中国 一些未获解答的问题 事实是，在世界各国中，恐怕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谜，更混乱的传说了。中华天朝的红军在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度的腹地进行着战斗，九年以来一直遭到铜墙铁壁一样严密的新闻封锁而与世隔绝。千千万万敌军所组成的一道活动长城时刻包围着他们。他们的地区比西藏还要难以进入。自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国的第一个苏维埃在湖南省东南部茶陵成立以来，还没有一个人自告奋勇，穿过那道长城，西回来报道他的经历。 关心东方政治及其瞬息万变的历史的人，都有这样一些感到兴趣而未获解答的问题：中国的红军是不是一批自觉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服从并遵守一个统一的纲领，受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指挥的呢?如果是的，那么那个纲领是什么?共产党人自称是在为实现土地革命，为反对帝国主义，为争取苏维埃民主和民族解放而斗争。南京却说，红军不过是由“文匪”领导的一种新式流寇。究竟谁是谁非?还是不管哪一方都是对的? 在一九二七年以前，共产党员是容许参加国民党的，但在那年四月，开始了那场著名的“清洗”。共产党员，以及无党派激进知识分子和成千上万有组织的工人农民，都遭当时在南京夺取政权的右派政变领袖蒋介石的大规模处决。从那时起，做一个共产党员或共产党的同情者，就是犯了死罪，而且确实有成千上万的人受到了这个惩罚。然而，仍有成千上万的人继续甘冒这种风险。成千上万的农民、工人、学生、士兵参加了红军，同南京政府的军事独裁进行武装斗争。这是为什么? 有什么不可动摇的力量推动他们豁出性命去拥护这种政见呢?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基本争论究竟是什么? 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同其他地方的共产党人或社会党人有哪些地方相像，哪些地方不同?旅游者问的是，他们是不是留着长胡子，是不是喝汤的时候发出咕嘟咕嘟的响声，是不是在皮包里夹带土制炸弹。认真思索的人想知道，他们是不是“纯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读过《资本论》和列宁的著作没有?他们有没有一个彻底的社会主义经济纲领?他们是斯大林派还是托洛茨基派?或者两派都不是呢?他们的运动真是世界革命的一个有机部分吗?他们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吗?还“不过是莫斯科的工具”，或者主要是为中国的独立而斗争的民族主义者? 这些战士战斗得那么长久，那么顽强，那么勇敢，而且——正如各种色彩的观察家所承认的，就连蒋介石总司令自己的部下私下也承认的——从整体说来是那么无敌，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是什么使他们那样地战斗?是什么支持着他们?他们的运动的革命基础是什么? 是什么样的希望，什么样的目标，什么样的理想，使他们成为顽强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战士的呢?说令人难以置信，是同中国的那部充满折中妥协的历史比较而言的，但他们却身经百战，经历过封锁、缺盐、饥饿、疾病、瘟疫，最后还有那六千英里的历史性“长征”，穿过中国的十二个省份，冲破千千万万国民党军队的阻拦，终于胜利地出现在西北的一个强大的新根据地上。 他们的领导人是谁?他们是不是对于一种理想、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学说抱着热烈信仰的受过教育的人?他们是社会先知，还只不过是为了活命而盲目战斗的无知农民?例如，毛泽东，南京通缉名单上的第一号“赤匪”，蒋介石悬赏二十五万元银洋不论死活要缉拿到他，他是怎样的人呢?那个价值这么高昂的东方人脑袋里到底有些什么名堂呢? 或者像南京官方宣布的那样，毛泽东真的已经死了吗? 朱德，称作红军总司令的这个人的生命在南京看来具有同样的价值，他又是怎样的人呢? 林彪 这个二十八岁的红军天才战术家，据说在他率领下的红军一军团从来没有打过一次败仗，他又是谁?他的来历如何?还有其他许多红军领导人，多次报道已经毕命，可是又在新闻报道中重新出现，不但毫毛无损，而且仍旧在指挥着新的军队同国民党对抗，他们又是些什么人呢? 红军抗击极大优势的军事联合力量达九年之久，这个非凡的纪录应该拿什么来解释呢?红军没有任何大工业基地，没有大炮，没有毒气，没有飞机，没有金钱，也没有南京在同他们作战时能利用的现代技术，他们是怎样生存下来并扩大了自己的队伍的呢?他们采用了什么样的军事战术?他们是怎样训练的?是谁给他们当顾问的?他们里面有一些俄国军事天才吗?是谁领导他们在谋略上不但胜过所有被派来同他们作战的国民党将领，而且胜过蒋介石重金聘请来的、以前由希特勒已故的国防军头目冯·西克特将军领导的大批外国顾问? 中国的苏维埃是怎样的?农民支持它吗?如果不支持，那么是什么力量在维系住它的?共产党在他们的权力已经巩固的地区实行“社会主义”达到什么程度?为什么红军没有攻占大城市?这是不是证明红军不是真正由无产阶级领导的运动，而基本上仍然是农民的造反吗?中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仍然是农业人口，工业体系即使不说是患小儿麻痹症，也还是穿着小儿衫裤，在这样的国家怎么谈得上“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呢? 共产党怎样穿衣?怎样吃饭?怎样娱乐?怎样恋爱?怎样工作?他们的婚姻法是怎样的?他们的妇女真的像国民党宣传所说的那样是被“共妻”的吗?中国的“红色工厂”是怎样的?红色剧团是怎样的?他们是怎样组织经济的?公共卫生、娱乐、教育和“红色文化”，又是怎样的? 红军的兵力有多少?真像共产国际出版物所吹嘘的那样有五十万人吗?果真如此，他们为什么没有能夺取政权呢?他们的武器和弹药是从哪里来的?它是一支有纪律的军队吗?它的士气怎么样?官兵生活真是一样吗?如果像蒋介石总司令在一九三五年所宣布的那样，南京已经“消灭了共匪的威胁”，那么共产党到一九三七年在中国战略地位最重要的西北占领了一块比以前更大的整块土地，又怎样解释呢?如果共产党真的是完蛋了，那么，为什么日本在著名的广田弘毅 第三点中要求南京同东京和纳粹德国缔结反共协定以“防止亚洲布尔什维化”呢?共产党是真正“反帝”的吗?他们真要同日本交战吗?在这场战争中，莫斯科会帮助他们吗?或者，像著名的胡适博士拼命说服他在北京的情绪激昂的学生那样，他们的激烈的抗日口号只不过是争取公众同情的诡计和绝望的挣扎，是亡命的汉奸和土匪的最后呼号?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军事和政治前景如何?它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发展是怎样的?它能成功吗?一旦成功，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对日本意味着什么?这种巨大的变化对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会产生什么影响?它在世界政治上会引起什么变化?在世界历史上会引起什么变化?它对英、美等外国在中国的巨额投资会产生什么后果?说真的，共产党究竟有没有“对外政策”呢? 最后，共产党倡议在中国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去西安的慢车 那是六月初，北京披上了春天的绿装，无数的杨柳和巍峨的松柏把紫禁城变成了一个迷人的奇境；在许多清幽的花园里，人们很难相信在金碧辉煌的宫殿的大屋顶外边，还有一个劳苦的、饥饿的、革命的和受到外国侵略的中国。在这里，饱食终日的外国人，可以在自己的小小的世外桃源里过着喝威士忌酒搀苏打水、打马球和网球、闲聊天的生活，无忧无虑地完全不觉得这个伟大城市的无声的绝缘的城墙外面的人间脉搏——许多人也确实是这样生活的。 北京的全部砖石屏障都阻挡不住中国红军试图穿过山西向长城挺进的这一惊人之举引起的反响。这次远征号称要对日作战，收复失地，但未免有些唐·吉诃德味道，立即被蒋介石总司令的十一师精锐新军所拦截，但是，这却阻止不了那些爱国学生，他们不怕坐牢，也不怕可能丢脑袋，大批走向街头，喊出了那被禁的口号：“停止内战!国共合作抗日救国!” 一天午夜，我登上了一列破败不堪的火车，身上有点不舒服，可是心里却非常兴奋。我所以兴奋，是因为摆在我面前的这次旅行是要去探索一个跟紫禁城的中世纪壮丽豪华在时间上相隔千百年、空间上相距千百里的地方：我是到“红色中国”去。我所以“有点不舒服”，是因为我身上注射了凡是能够弄到的一切预防针。用微生物的眼睛来看一下我的血液，就可以发现一支令人毛骨悚然的队伍；在我的臂部和腿部注射了天花、伤寒、霍乱、斑疹伤寒和鼠疫的病菌。这五种病在当时的西北都是流行病。此外，最近还流传着令人吃惊的消息，说淋巴腺鼠疫正在陕西省蔓延开来，陕西省是地球上少数几处流行这种风土病的地方之一。 而我的第一个目的地就是西安府。这个地名有“西方平安”的意思，是陕西省的省会，要从北平向西南坐两天两夜劳累的火车，才能到达陇海路西端的这个终点站。我的计划是从那里向北走，进入位于大西北中心的苏区。在西安府以北大约一百五十英里的一个市镇——洛川，当时是陕西红区的起点。洛川以北的地区，除了公路干线两旁的几个狭长地段以及下文将要提到的几个地点外，已经全部染红了。大致说来，陕西红军控制的地区南到洛川，北到长城；东、西两边都以黄河为界。那条宽阔的浊流从西藏边缘往北流经甘肃和宁夏，在长城北面进入内蒙古的绥远省，然后曲曲折折地向东流行许多英里，又折而向南，穿过长城而构成陕西、山西两省的分界线。 当时苏维埃活动的地方，就在中国这条最容易闹灾的河流的这个大河套里——陕西北部、甘肃东北部和宁夏东南部。这个区域同中国诞生地的最初疆界差不多相符，真可谓历史的巧合。数千年前，中国人当初就是在这一带形成统一的民族的。 “这个嘛，就要看情况了。有钱人是怕他们的，地主、做官的和收税的，都是怕的。可是农民并不怕他们。有时候他们还欢迎他们呢。”说到这里，他不安地望了那老人一眼，那老人坐在那里留心地听着，却又显得并不在听的样子。“你知道，”他接着说，“农民太无知了，他们不懂得红军不过是要利用他们。他们以为红军说话是当真的。” “我父亲写信给我，说红军在松潘取缔了高利贷和鸦片，重新分配了那里的土地。所以，你看，他们并不完全是土匪。他们有主义，这没有问题，但是他们是坏人。他们杀人太多了。”这时，那花白胡子忽然抬起他那温和的脸孔，十分心平气和地说出一句惊人的话来：“杀得不够!” 我们两人听了都不禁目瞪口呆地望着他。 我到西安府不久，就去拜访陕西省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将军。杨将军在一两年以前，在陕西那些未被红军控制的地区，还是个唯我独尊的土皇帝。他当过土匪，后来经由中国那条许多极有才能的领导人由此上台的途径而掌握了权势，据说也在这条大道上照例发了大财。但是在最近，他不得不同西北的其他几位先生分享他的权力了。因为在一九三五年，以前满洲的统治者张学良“少帅”，带着他的东北军开到了陕西，在西安府就任这一带的最高红军征剿者——全国剿匪总部副司令。而为了监视这位少帅，又派来了蒋介石总司令的侍从邵力子。这位邵先生便是陕西省的省主席。 在这些人物——还有其他一些人——之间，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均势。而在所有这些人的背后牵线的，就是那位手段厉害的总司令本人，他力图把他的独裁统治扩大到西北去，不但要消灭正在奋斗中的苏维埃民主，而且要把老杨和小张两人的军队都消灭掉，用的就是使他们互相残杀这个简单的办法——这是政治军事方面一出出色的三幕剧，而戏中的主要谋略，蒋介石显然认为只有他自己才懂得。正是这种估计错误——在追求上述目的时有些操之过急，在肯定对手的愚蠢时又有些过分自信——导致蒋介石几个月以后在西安府成了阶下囚，听由这三方面发落!我在下文中要谈到总司令被逮的这一惊人事件，说明它怎样把中国的历史引导到了新的方向。 我在一所新近竣工、耗资五万的巨石宅第里会见了杨将军。当时他没有带着太太而是单身住在这所有着多间寝室的拱顶建筑物——绥靖公署主任的官邸里。 原来杨虎城也同这个过渡时期的许多中国人一样，为家庭纠纷所苦，因为他有两个太太。第一个太太是他年轻时娶的小脚女人，是他的父母在蒲城给他娶的。第二个是像蒋介石夫人那样的一位活泼而勇敢的女性，年轻貌美，已经是五个孩子的母亲，既摩登又进步，据说从前参加过共产党，是杨将军自己看中的。据传教士们说，在杨将军这个新居落成的时候，两个太太看来都向他提出了相同的最低要求。她们互相憎恨；她们都为他生育了儿子，都有权做他的合法妻子；双方都坚决不肯搬到那巨石营建的宅第里去住，除非对方不住在里面。 在一个局外人看起来，事情好像很简单：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是，离去一位太太或者另娶第三位太太。但是杨将军还没有打定主意，因而他还是单身住着。他的这种尴尬处境，在现代中国并不少见。蒋介石同那位有钱的、美国留学的、相信基督教的宋美龄结婚的时候，也曾遇到同样的问题，他给资遣散了他的两位老式太太，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一决定受到了传教士们的高度赞许，他们从此以后一直在为他的灵魂祈祷。然而这样的解决办法是从西方输入的新颖思想，许多中国人对之仍然要皱眉头。至于出身草莽的老杨，对于自己的灵魂的归宿，大约是不如对祖宗的传统那么关心的。 绝不要以为杨虎城将军早年当过土匪，就必然没有资格做领袖了。这样的假定在中国是不适用的。因为在中国，一个人青年时当过土匪，往往表示他有坚强的性格和意志。翻一翻中国的历史，就可以发现中国有些极能干的爱国志士，都曾一度被人贴上土匪的标签。事实上，许多罪大恶极的无赖、流氓、汉奸，都是以正人君子的面目，陈腐的诗云子曰的伪善，中国经书上的愚民巫术，爬上显赫的地位的，尽管他们常常也要利用一个纯朴的土匪的有力臂助来达到这一目的——今天多少也仍是如此。 邵力子阁下自己一度当过“共匪”，现在再提这件事未免有些不恭。他事实上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创始者。但是我们不应当对他太严厉，在那些日子里，当共产党是一桩时髦的事情，没有人十分明白入党究竟意味着什么，只知道许多有才华的青年都是共产党。后来邵力子反悔了；因为在一九二七年以后，当共产党是怎么一回事，已经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了，那是可以叫你脑袋搬家的。此后邵力子便成了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再也没有表现出信仰异端的痕迹了。 汉代青铜 西北的危机在我到达西安府大约六个月后就要令人意想不到地爆发，富有戏剧性地使全世界都知道，张学良少帅统率下的大军同他以“剿共”军副总司令身份奉命要去剿灭的“匪军”令人惊诧地结成了联盟。但是在一九三六年六月，外界仍完全蒙在鼓里，不知道这些奇怪的发展，甚至在蒋介石自己的控制西安府警察的蓝衣社宪兵总部，也没有人知道到底要发生什么事情。西安府的监牢里关着大约三百名共产党员，蓝衣社还在继续搜捕。当时空气极度紧张。到处是特务和对方的特务。 在这以后的那个星期里，我发现即使仅仅为了王一个人，也值得我到西安府一行。我每天花四五个小时听他聊天，回忆往事，还听他对政局作比较严肃的解释。他是我完全意想不到的一个人。他曾经在上海一所教会学校里受教育，在基督教圈子里颇有地位，一度自己有个教堂，我后来知道，在共产党中间，大家都叫他王牧师 。像上海的许多发达得意的基督教徒一样，他参加过操纵该市的青帮，从蒋介石（也是青帮中人）到青帮头子杜月笙，他都认识。他一度在国民党中担任过高级官员，但是我现在也不能泄露他的真实姓名。 大家知道，张学良在一九三一年之前还是受人爱戴、为人慷慨、有现代化思想、能打高尔夫球、却又喜好赌博、吸毒成瘾这样一个性格矛盾的主宰满洲三千万人民的军阀独裁者。 南京的国民党政府承认了他从他土匪出身的父亲张作霖那里继承下来的职务，并且还给了他中国军队副总司令的头衔。一九三一年九月日本一开始征服东北，张学良的厄运就开始了。侵略开始时，张少帅在长城以南的北京协和医院治疗伤寒，无法独力应付这场危机。他只有依靠南京，依靠和他歃血为盟的“大哥”蒋介石总司令。但是蒋介石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打仗，主张不抵抗，向后撤，依赖国际联盟。张学良当时有病在身，年轻（只有三十三岁），没有经验，又受到腐败无能的食客的包围，于是接受了蒋介石的意见和南京的命令，结果就坐失了他的老家满洲，几乎没有放一枪来进行保卫。这样的牺牲使得总司令能够在南京维系他自己的摇摇欲坠的政权，开始对红军发动新的围剿。 张学良在欧洲所经历的最重要的一件事，不是他见了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会晤了麦克唐纳 ，也不是苏俄愚蠢地不让他去访问，而是他治愈了吸毒恶习。他像许多中国将领一样，几年前在作战间隙染上了吸鸦片的恶习。 要戒烟不是件易事，他没有时间进行必要的长期治疗，他天真地盲目相信的一个医生告诉他可以用打针的办法治愈。他固然戒掉了烟瘾，可是等到疗程结束时，这位少帅却成了一个吗啡鬼了。 张学良实行了新的生活习惯——六时起床，锻炼身体，每日练武读书，吃的是粗茶淡饭，过的是简朴生活。 当时东北军还有十四万人，他除了同军官以外，还同部下直接接触。东北军开始出现了新面貌。怀疑派逐渐相信，少帅又成了一个值得注意的人，因此认真对待他在回国时立下的誓言：他要把毕生精力用于收复满洲，为人民雪耻。 与此同时，张学良对总司令还没有失去信心。在他们的全部交往的关系中，张学良对那个长者始终忠心耿耿，从未动摇，他曾经三次拯救那个长者的政权免于崩溃，而且充分信任那个长者的识见和诚意。他显然相信蒋介石所说的要收复满洲，决不再未经抵抗就让出一寸领土的话。但是，一九三五年日本军国主义者继续进行侵略，成立了冀东傀儡政权，并吞了一部分察哈尔，提出了华北脱离南方的要求，对此，南京已经默认了一部分。少帅麾下的官兵甚为不满，特别是在调到西北继续对红军打不受欢迎的内战，而对日本却不开一枪以后，更是普遍啧有怨言。 尽管如此，张学良把他的司令部迁到西北以后，仍开始大举进攻红军。有一阵子他打了几次胜仗，但是到一九三五年十月和十一月间，东北军吃了大败仗，据说丢了整整两个师（一○一师和一○九师）和另外一个师（一一○师）的一部分。成千上万的东北军士兵“投向了”红军。也有许多军官被俘，扣了一阵子受“抗日教育”。这些军官释放回到西安以后，大肆赞扬地向少帅作了关于苏区士气和组织的报告；特别是关于红军有诚意要停止内战，用和平民主方法统一全国，团结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这给了张学良很深刻的印象。使他印象更为加深的是，他的部队送上来的报告说，全军都有反对与红军作战的情绪，红军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和“同我们一起打回老家去”的口号影响到了东北军的全体官兵。 据王牧师告诉我，就是在这当儿，也就是一九三六年初，有一天他去拜访张学良，开门见山地说：“我是来向你借飞机到红区去的。”张学良吃了一惊，跳起来瞪着眼睛说：“什么?你敢到这里来提出这样的要求?你不知道凭这一点就可以把你押出去枪毙么?”王牧师详细作了解释。他说他同共产党有联系，知道许多张学良应该知道的情况。他谈了很久，谈到他们政策的改变，谈到中国需要团结抗日，谈到红军为了使南京抗日愿意做出很大的让步，因为这一政策，红军认识到他们单方面是不能实现的。他建议，由他来安排一次会见，请张学良和某些共产党领导人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张学良开始时很惊异，后来却留心地听了这一些话。他有一个时期以来就一直在想他可以利用红军：现在看来他们也显然认为可以利用他；那么好吧，也许咱们可以在结束内战团结抗日的共同要求的基础上互相利用一下。 通过红色大门 延安是个理想的要塞，它位于一个深谷中间，四周都是岩石嶙峋的高山，坚固的城墙一直延伸到山巅。现在，城墙上新建了许多工事，像蜂窝一样，工事里一挺挺机枪都对着不远地方的红军。公路以及与公路直接毗连的地方，那时仍然在东北军手里，可是直到最近，延安是完全被切断联系的。蒋介石总司令对红军进行了封锁，红军利用封锁来对敌人进行反封锁，据说有数以百计的人活活地饿死 “你是一位外国客人，”他解释说，“而且你是来找我们的毛主席的。再说，你的钱也没有用处。”他对我手里拿着的纸币瞟了一眼，问道：“你没有苏区的钱吗?”听我回答说没有，他就数了共值一元钱的苏区纸币说，“这个你拿去，你路上会用得着的。” 第二篇 去红都的道路 遭白匪追逐 这里需要向读者作一些解释。白匪，用国民党的名词来说就是民团，正如赤匪用苏维埃的名词来说就是游击队一样。 国民党为了镇压农民起义，纷纷组织民团。现在国民党在中国，日本人在“满洲国”都普遍实行保甲制度这个控制农民的古老办法，民团就是作为保甲制度的一个有机部分进行活动的。 保甲的字面含义就是“保证盔甲”。这个制度规定每十户农民必须有个甲长，保证他们循规蹈矩，使当地县长满意。这是一种连保制度，一个保甲里的任何一个人如果犯了罪，整个保甲的人都要负责任。当初蒙古人和满洲人就是用这个办法统治中国的。 我在苏区境内已经有一天半了，可是还没有看见一点战时紧张的迹象，只遇到过一个红军战士，所看见的老百姓，似乎毫无例外地都在从容不迫地从事田间劳动。不过，我是不会给外表所欺骗的。我记得，在一九三二年的中日淞沪战争中，中国农民就在炮火交加之中也毫不在乎地继续种他们的田。所以，当我们转一个弯刚要走进百家坪，就听到头顶上传来令人胆战心惊的呐喊声时，我不是完全没有准备的。 造反者 “我接到报告，说你是一个可靠的新闻记者，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并且说可以信任你会如实报道，”周恩来说，“我们知道这些就够了。你不是共产主义者，这对于我们是没有关系的。任何一个新闻记者要来苏区访问，我们都欢迎。不许新闻记者到苏区来的，不是我们，是国民党。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要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 给我这样自由活动的诚意，我是有一点惊奇和怀疑的。我原来以为即使允许我到苏区去旅行，对于拍照、搜集材料或访问谈话等总会对我加以一定的限制的。他的话听起来太理想了，总归有什么地方会出毛病的…… 我一边和周恩来谈话，一边深感兴趣地观察着他，因为在中国，像其他许多红军领袖一样，他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个子清瘦，中等身材，骨骼小而结实，尽管胡子又长又黑，外表上仍不脱孩子气，又大又深的眼睛富于热情。他确乎有一种吸引力，似乎是羞怯、个人的魅力和领袖的自信的奇怪混合的产物。他讲英语有点迟缓，但相当准确。他对我说已有五年不讲英语了，这使我感到惊讶。 周恩来是一个大官僚家庭的儿子，祖父曾任清朝大官，父亲是个杰出的教书先生，母亲不同凡俗（是个博览群书的妇女，甚至真的喜爱现代文学!），他本人似乎注定要做个读书人的，因为他从很小的时候起就表现出有突出的文学天赋。 但是，像他同辈的许多其他人一样，他在民族觉醒的时期里受的教育，使他的兴趣从文学转移到别的方面去了。第一次革命（一九一一年）以后，中国的单纯的新文化运动开始有了比较严重的产物萌芽，这时周恩来便被卷到了社会革命运动中去，这个运动将使中国受到触及灵魂深处的震动。 周恩来二十六岁就成了广州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领袖人物，被任命为著名的黄埔军校秘书，做了布留赫尔将军的亲信，布留赫尔将军当时是黄埔军校的第一号俄国顾问，现在是苏联远东红军司令。对当时担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来说，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员是个克星。但是蒋介石还是不得不任命他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那是因为周恩来在激进的学员中间影响很大。 背弃古代中国的基本哲学，中庸和面子哲学；无可比拟的吃苦耐劳的能力；无私地忠于一种思想和从不承认失败的不屈不挠精神——这一切似乎都包含在这个红军的故事和参加创建红军的一个人的故事中。我暗自想，周恩来一定是个狂热分子，因此我想寻找这必有的神色。但是如果说有这种神色的话，我却没有发觉出来。他谈吐缓慢安详，深思熟虑。 因此，周恩来给我的印象是，他头脑冷静，善于分析推理，讲究实际经验。他态度温和地说出来的话，同国民党宣传九年来诬蔑共产党人是什么“无知土匪”、“强盗”和其他爱用的骂人的话，形成了奇特的对照。 贺龙二三事 李长林是湖南人，大革命开始时还是个中学生。他加入了国民党，一直留在党内，到一九二七年政变后才加入共产党。他在香港在邓发领导下做过一段时期的工会组织者，后来到江西苏区，成为游击队领导人。他在一九二五年时曾奉国民党之命同一个宣传队去做一项很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去见“土匪头子”贺龙，贺龙现在在国民党报纸上被称为“劣迹昭著的”贺龙，但当时却是个极力要争取的领袖人物。李长林奉命同他的宣传队去把贺龙争取过来，参加国民党的国民革命。 “即使在那个时候，贺龙的部下也不是土匪，”有一天，我们坐在一条清凉的溪流旁边几棵树下休息时，李对我说，“贺龙的父亲是哥老会的一个领袖，他的名望传给了贺龙，因此贺龙在年轻时就闻名湖南全省。湖南人都传说他年轻时的许多英勇故事。“贺龙的父亲是清朝一个武官，一天别的武官请他去赴宴。他把儿子贺龙带去。做爸爸的吹嘘自己儿子如何勇敢无畏，有个客人想试他一下，在桌子底下开了一枪。他们说贺龙面不改色，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 “传说贺龙用一把菜刀在湖南建立了一个苏区。那是早在一九二八年。贺龙躲在一个村子里，同哥老会的兄弟们策划起义，这时有几个国民党收税的来了。他就率领村里的几个人袭击收税的，用他自己的一把刀宰了他们，解除了他们的卫队的武装。从这一事件中，他缴获了足够的手枪和步枪来武装他的第一支农民军。”贺龙在哥老会中的名声遍及全中国。红军说，他可以手无寸铁地到全国任何哪个村子里去，向哥老会说出自己的身份后，组织起一支部队来。哥老会的规矩和黑话很难掌握，但是贺龙的“辈分”最高，因此据说曾经不止一次把一个地方的哥老会全部兄弟收编进红军。他的口才很好，在国民党中是有名的。李说贺龙说起话来能“叫死人活过来打仗”。 红军旅伴 他们来历不同，但是同普通中国军队相比，是真正的“全国性”的军队，后者一般都按省份不同分别编制的。他们的籍贯和方言不一，但这似乎并不影响他们团结，只不过是时常作为开善意的玩笑的材料。 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他们真的吵架。事实上，我在红区旅行的全部时间中，我没有看到红军战士打过一次架，我认为这在年轻人中间是很突出的。虽然他们几乎全体都遭遇过人生的悲剧，但是他们都没有太悲伤，也许是因为年纪太轻的缘故。在我看来，他们相当快活，也许是我所看到过的第一批真正感到快活的中国无产者。在中国，消极的满足是普遍的现象，但是快活这种比较高一级的感情，却的确是罕见的，这意味着对于生存有着一种自信的感觉。 第三篇 在保安 苏维埃掌权人物 我在这里终于找到了南京同他打了十年仗的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用最近采用的正式头衔，就是“中华人民苏维埃共和国”的主席。旧名“中华工农苏维埃共和国”已在共产党开始实行争取建立统一战线的新政策的时候放弃了。 我到后不久，就见到了毛泽东，他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凸出。我在一刹那间所得的印象，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的面孔，可是在好几天里面，我总没有证实这一点的机会。 我第二次看见他是傍晚的时候，毛泽东光着头在街上走，一边和两个年轻的农民谈着话，一边认真地在做着手势。我起先认不出是他，后来等到别人指出才知道。南京虽然悬赏二十五万元要他的首级，可是他却毫不介意地和旁的行人一起在走。 毛泽东在中国的共产党势力范围内的影响，今天大概比什么人都要大。在几乎所有组织里，他都是一位委员——如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政治局、财政委员会、组织委员会、公共卫生委员会，以及其他等等。 他的实际影响是通过在政治局的支配地位发挥出来的，因为政治局有着决定党、政、军政策的大权。不过虽然每个人都知道他而且尊重他，但没有——至少现在还没有——在他身上搞英雄崇拜的一套。我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口中老是叨念着“我们的伟大领袖”。我没有听到过有人把毛泽东的名字当作是中国人民的同义语，但是，我却也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不喜欢“主席”——每个人都这样叫他——或不景仰他的人。他个人在运动中的作用，显然是很大的。 毛泽东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常常到深夜二三点钟才休息。他的身体仿佛是铁打的。他认为这要归因于他在少年时代在父亲的田里干过苦活，要归因于他在学校读书的刻苦时期，当时他与几个志同道合的人组织斯巴达俱乐部一类的团体。他们常常饿着肚皮，到华南山林中作长途的徒步跋涉，在严寒的日子去游泳，在雨雪中光着脊梁——这一切都是为了要锻炼他们自己。他们凭直觉知道，中国的来日需要他们有忍受最大的艰难困苦的能力。 论抗日战争 你认为在什么条件下，中国人民才能够消耗和打败日本的军队?我问。他回答：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就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说，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 时间已经过了早晨两点，我筋疲力尽，但在毛泽东苍白的有点发黄的脸上，我却找不出一些疲倦的表示。在吴亮平翻译和我记录的时候，他一忽儿在两个小房间之间来回踱步，一忽儿坐下来，一忽儿躺下来，一忽儿倚着桌子读一叠报告。毛夫人也还没有睡。忽然间，他们两个都俯过身去，看到一只飞蛾在蜡烛旁边奄奄一息地死去，高兴得叫起来。这确是一只很可爱的小东西，翅膀是淡淡的苹果绿，边上有一条橘黄色和玫瑰色的彩纹。毛泽东打开一本书，把这片彩色的薄纱般的羽翼夹了进去。 悬赏两百万元的首级 林彪是湖北省一个工场主的儿子，生于一九○八年。他的父亲因苛捐杂税而破产，但是林彪还是设法读完了中学，进了广州的黄埔军校学习。他在那里成绩优秀，在蒋介石及其首席顾问俄国将军布留赫尔手下，受到了紧张的政治军事训练。他毕业后不久，北伐开始，林彪被提拔为上尉。到一九二七年，他刚二十岁，就成了国民党张发奎领导下的著名的第四军里的一个上校。同年八月，南京发生右派政变后，他率领所属的一团军队在南昌起义中参加了贺龙和叶挺领导下的第二十军，南昌起义是中国出现共产党的反对派活动的开始。 红军剧社 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比红军剧社更有力的宣传武器了，也没有更巧妙的武器了。由于不断地改换节目，几乎每天变更活报剧，许多军事、政治、经济、社会上的新问题都成了演戏的材料，农民是不易轻信的，许多怀疑和问题就都用他们所容易理解的幽默方式加以解答。红军占领一个地方以后，往往是红军剧社消除了人民的疑虑，使他们对红军纲领有个基本的了解，大量传播革命思想，进行反宣传，争取人民的信任。例如，在最近红军东征山西时，成百上千的农民听说随军来了红军剧社，都成群结队来看他们演出，自愿接受用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的戏剧进行的宣传。 你知道在某种意义上你也可以把整个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看成是一个盛大的巡回宣传演出，与其说是为了保卫某种思想的绝对正确，不如说是为了保卫这种思想的存在权利。我现在也很难说，但是这很可能是红军最有永久价值的贡献，即使他们最终遭到失败和打垮。已有千百万年轻的农民听到了这些嘴上无毛的青年所宣传的马克思主义福音，即使这些青年已有成千上万的人如今已经牺牲了，对这些农民来说，中国古旧文化的禁忌束缚是决不会再那样有效了。不论命运使这些红军颠沛流离到什么想象不到的地方，他们都有力地要求进行深入的社会改革——对此，农民是不可能用其他方法知道的——而且他们给穷人和受压迫者带来了必须行动起来的新信念。 第五篇 长征 第五次围剿 红军主力撤出江西后，经过了许多星期，南京的军队才终于占领红军的主要城市。因为成千上万的农民赤卫队和游击队在少数正规人员领导下仍继续坚决抵抗到底。这些红军领袖不怕牺牲，自愿留下来，他们许多人的英勇事迹今天仍为红军所津津乐道。他们打了一场后卫战，使主力能够突围远去，南京来不及动员足够部队来加以追逐和消灭于行军途上。即使到一九三七年，江西、福建、贵州仍有一些地方由这些红军残部据守，而在最近政府宣布又要对福建开始进行一次“最后肃清”的反共战役。 举国大迁移 红军说到它时，一般都叫“二万五千里长征”，从福建的最远的地方开始，一直到遥远的陕西西北部道路的尽头为止，其间迂回曲折，进进退退，因此有好些部分的长征战士所走过的路程肯定有那么长，甚至比这更长。 根据一军团按逐个阶段编的一张精确的旅程表 ，长征的路线共达一万八千零八十八里，折合英里为六千英里，大约为横贯美洲大陆的距离的两倍，这个数字大约是主力部队的最低行军长度。不要忘记，整个旅程都是步行的，有些是世界上最难通行的小道，大多数无法通行车辆轱辘，还有亚洲最高的山峰和最大的河流。从头到尾都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斗。 大渡河英雄 这怎么会发生的呢?在对岸，只有四川两个独裁者之一刘文辉将军的一团兵力。其他的四川军队和南京的增援部队一样还在不慌不忙前来大渡河的途上，当时一团兵力已经足够了。的确，由于全部渡船都停泊在北岸，一班兵力也就够了。该团团长是个本地人，他了解红军要经过什么地方，要到达河边需要多长时间。那得等好多天，他很可能这么告诉他的部下。他的老婆又是安顺场本地人，因此他得到南岸来访亲问友，同他们吃吃喝喝。因此红军奇袭安顺场时，俘获了那个团长，他的渡船，确保了北渡的通道。 泸定桥建桥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同华西急流深河上的所有桥梁一样都是用铁索修成的。一共有十六条长达一百多码的粗大铁索横跨在河上，铁索两端埋在石块砌成的桥头堡下面，用水泥封住。铁索上面铺了厚木板做桥面，但是当红军到达时，他们发现已有一半的木板被撬走了，在他们面前到河流中心之间只有空铁索。在北岸的桥头堡有个敌军的机枪阵地面对着他们，后面是一师白军据守的阵地。当然，这座桥本来是应该炸毁的，但是四川人对他们少数几条桥感情很深；修桥很困难，代价也大。据说光是修泸定桥“就花了十八省捐献的钱财。”反正谁会想到红军会在没有桥板的铁索上过桥呢，那不是发疯了吗?但是红军就是这样做的。 四川军队大概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战士——这些人当兵不只是为了有个饭碗，这些青年为了胜利而甘于送命。他们是人，是疯子，还是神?迷信的四川军队这样嘀咕。他们自己的斗志受到了影响；也许他们故意开乱枪不想打死他们；也许有些人暗中祈祷对方冒险成功!终于有一个红军战士爬上了桥板，拉开一个手榴弹，向敌人碉堡投去，一掷中的。军官这时急忙下令拆毁剩下的桥板，但是已经迟了。又有几个红军爬了过来。敌人把煤油倒在桥板上，开始烧了起来。但是这时已有二十个左右红军匍匐向前爬了过来，把手榴弹一个接着一个投到了敌军机枪阵地。 第六篇 红星在西北 陕西苏区：开创时期 一九三四年和一九三五年间，陕西红军迅速扩大，提高了素质，多少稳定了他们所在地区的情况。成立了陕西省苏维埃政府，设立了一所党校，司令部设在安定。苏区有自己的银行、邮局，开始发行粗糙的钞票、邮票。在完全苏维埃化的地区，开始实行苏维埃经济，地主的土地遭到没收，重新分配，取消了一切苛捐杂税，设立了合作社，党发出号召，为小学征求教员。 死亡和捐税 我在陕西遇到的一个外国传教士告诉我，他有一次曾经跟着一头猪从养猪人到消费者那里，在整个过程中，看到了征六种不同的税。甘肃的另外一个传教士谈到，他看见农民把家里的木梁拆下来（在西北木料很值钱）运到市场上去卖掉来付税。他说，甚至是有些“富”农，虽然在红军到达之初态度并不友好，但也是无所谓的，而且认为“随便什么政府都不会比原来那个更坏。” 苏维埃社会 共产党在西北之所以受到群众拥护，其当前的基础显然不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而是有点像孙逸仙博士的主张：“耕者有其田”。共产党可以自居有功的一些经济改革措施中，对农民最有重要意义的显然有这四项：重新分配土地，取消高利贷，取消苛捐杂税，消灭特权阶级。 但是农民的反应怎样?中国农民一般不愿受组织、纪律的约束，不愿从事超过自己家庭范围以外的任何社会活动。共产党听到这话就大笑。他们说，中国农民如果是为自己工作而不是为民团——地主和税吏，他们没有不喜欢组织或社会活动的。我不得不承认，我所接触到的农民，大多数似乎是拥护苏维埃和红军的。他们有许多人意见批评一大堆，但是问到他们是否愿意过现在的生活而不愿过以前的生活，答复几乎总是有力地肯定的。我也注意到他们大多数人谈到苏维埃时用的是“我们的政府”，这使我觉得，在中国农村，这是一种新现象。 重新分配土地是共产党政策中的一个根本要素。 这是怎样进行的?后来，为了全国性的政治策略上的考虑，苏维埃土地政策作了大踏步的后退，但是我在西北访问期间所实行的土地法（由西北苏维埃政府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颁布）规定要没收所有地主的土地，没收富农不是由自己耕种的所有土地。不过不论地主或富农都有一份自己有能力耕种的土地。在不缺地的乡里——那样的乡在西北有不少——在乡地主和富农的土地实际上一点也没有没收，分配的只是荒地和在外地主的土地，有时还把最好的土地重新分配，好地给贫农，同样数量的劣地给地主。 什么人算地主?根据共产党的（大大简化了的）定义，凡是大部分收入来自出租给别人种的土地而自己不劳动的人都是地主。根据这个定义，高利贷者和土豪 与地主属于同类，因此受到同样对待。 据斯坦普尔博士说，高利贷的利率在西北原来高达百分之六十，在困难时期还要高得多。虽然在甘肃、陕西、宁夏的许多地方，土地很便宜，一个雇工或者佃户，如果没有资金，几乎不可能积钱为自己家庭买足够的田的。我在红区遇到过许多农民，他们以前是从来不可能拥有土地的，虽然有些地方地价低到只有二三元银洋一英亩。 货币解剖 苏维埃经济至少有两个基本任务必须完成：供养和装备红军，为贫苦农民济燃眉之急。 这两个任务有一项没有完成，苏维埃的基础就马上要崩溃。为了保证这两项任务的完成，共产党甚至在苏区初创之日起就必须开始从事某种经济建设。 在稳定的苏区，苏币几乎是到处都被接受的，而且有十足的购买力，物价一般比白区略低。这是用什么维持的?我不知道共产党的纸币有什么储备，也不知纸币的总发行量，但是显然农民使用这种纸币并不是因为它可以兑换储备的金银。有些地方可能强行流通，但我个人没有看到这样的事例。在边界上的农民常常不愿接受苏币，红军就付他们国民党纸币筹给养。但是在别的地方，苏币似乎因为人民信任政府和在市场上有实际购买力而站稳了脚跟。当然，国民党的货币也是靠此维持的。 这没有完全克服。就我所能发现的来看，这个问题主要是靠白发苍苍、神态庄严的财政人民委员林祖涵（林伯渠）的才智来解决的。林祖涵的任务是使红军入够敷出，收支两抵。 这位令人感到兴趣的老财神一度担任过国民党的司库，他的经历令人惊叹，我这里只能简单一述。 国民革命开始时，林祖涵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年资高过蒋介石的几个元老之一。他在广州担任农民部长，北伐时任程潜将军指挥的第六军政委，程潜后来任南京的参谋总长。蒋介石在一九二七年开始镇压共产党时，林祖涵反对他，逃到了香港，然后去了苏俄，在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了四年。他回国后乘“地下火车”，安全抵达江西，任财政人民委员。林祖涵现在丧偶，自从一九二七年后没有见过已经长大的子女。他在四十五岁那年放弃了他的名誉地位，不惜把自己的命运同年轻的共产党人结合在一起。 共产党自称发明了一种能防止舞弊的预算方法和收支方法。我读了林祖涵所著《预算制订大纲》的一部分，该书详尽地介绍了这个方法和它的一切防范措施。它的有效性似乎主要依靠集体控制收支。从最高机构一直到村，各级会计在收支方面要受一个委员会的监督，因此，为个人利益篡改账目是极为困难的。林委员对他的方法很得意，他说，采用这个方法，任何舞弊都是办不到的。这话可能确实不假。反正，在红区中真正的问题显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舞弊问题，而是如何勉力维持的问题。尽管林祖涵很乐观，访问后我记的日记是这样写的：不论林祖涵的数字的确切含义如何，这完全是中国式的一个奇迹，因为我们记得，游击队在这一带进进退退已经打了五年，经济居然能够维持下来，没有发生饥荒，整个来说，农民似乎接受了苏区货币，相信它。事实上，这不是仅仅能用财政的角度来解释的，只有在社会和政治基础上才能理解。 人生五十始! 徐特立原来是一个极受敬重的教授，但是到了五十岁那一年，他突然放弃家庭，四个儿女，长沙一所师范校长的职位，投身到共产党中来。他于一八七六年生于长沙附近一个贫农家庭，与彭德怀诞生的地方相去不远。他是第四个儿子。他的父母省吃俭用，供他上了六年学，完了以后在清朝当个塾师，一直到二十九岁那一年上长沙师范，毕业后留校教数学。 一天，我们正在谈话的时候，他开始幽默地一一列举他的一些困难。“同我们所估计的几乎一样，”他说，“在西北，在我们到达以前，除了少数地主、官吏、商人以外几乎没有人识字。文盲几乎达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在文化上，这是地球上最黑暗的一个角落。你知道吗，陕北和甘肃的人竟相信水对他们是有害的!这里的人平均一生只洗两次澡——一次在出生的时候，一次在结婚的时候。他们不愿洗脚，洗手，洗脸，不愿剪指甲，剃头发。这里留辫子的人比中国任何其他地方都多。 第七篇 去前线的路上 苏区工业 苏区国营企业中最大最重要的是宁夏边境长城上的盐池的制盐工业和永平、延长的油井，那里生产汽油、煤油、凡士林、蜡、蜡烛和其他副产品。盐池的盐是中国最好的，所产的盐色白如晶，产量很大。因此苏区的盐比国民党中国又便宜又多，盐在国民党中国是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对农民不利。红军攻占盐池以后，同意把一部分产品给长城以北的蒙古人，废除了国民党的全部产品专卖政策，因此获得了蒙古人的好感。 第八篇 同红军在一起 “真正的”红军 像他们的指挥员一样，红军士兵是没有正规薪饷的。但每一个士兵有权取得一份土地和这块土地上的一些收入。他不在的时候，由他的家属或当地苏维埃耕种。然而，如果他不是苏区本地人，则从“公田”（从大地主那里没收而来）的作物收益中取出一份作报酬，公田的收益也用于红军的给养。公田由当地苏区的村民耕种。公田上的无偿劳动是义务的，但在土地重新分配中得到好处的农民，大多数是愿意合作来保卫改善了他们的生活的制度的。 实际上，我已经说过，西北苏区占地面积相当于英国，它的全部预算当时每月只有三十二万美元!这个惊人的数目中将近百分之六十是用来维持武装部队的。财政人民委员林祖涵老先生为此感到很抱歉，但是说“在革命获得巩固以前，这是不可避免的”。当时武装部队为数（不包括农民辅助部队）约四万人。这是在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以前的事情，此后红色区域大大扩大，西北的红军主力不久就接近九万人的总数了。 彭德怀印象 彭德怀当时在国民党左派中、在军队中、在湖南军校中的影响，使何键极为头痛。何键将军在一九二七年冬天开始大举清洗他的军队中的左派分子，发动了有名的湖南“农民大屠杀”，把成千上万的激进农民和工人当作共产党惨杀。但是因为彭德怀极孚众望，他不敢贸然下手。这一迟疑，给他带来了很大损失。一九二八年七月彭德怀以他自己的著名第一团为核心，联合二、三团部分官兵和军校学生，举行平江起义，又同起义的农民会合，成立了湖南的第一个苏维埃政府。 两年以后，彭德怀积聚了一支约有八千个兄弟的“铁军”，这就是红军五军团。他以这支部队攻占了湖南省会长沙这个大城市，把何键的六万军队赶跑——他们大多数都是鸦片鬼。红军守城十日，抵御宁湘联军的反攻，最后因受到日、英、美炮舰的轰击，才被迫撤出。 彭德怀过去即有这样一种斗争历史，我原来以为他是个疲惫的、板着脸的狂热领袖，身体也许已经垮了。结果我却发现彭德怀是个愉快爱笑的人，身体极为健康，只是肚子不好，这是在长征途上有一个星期硬着头皮吃没有煮过的麦粒和野草，又吃带有毒性的食物和几天颗粒不进的结果。他身经百战，只受过一次伤，而且只是表面的。 我必须承认彭德怀给我的印象很深。他的谈话举止里有一种开门见山、直截了当、不转弯抹角的作风很使我喜欢，这是中国人中不可多得的品质。他动作和说话都很敏捷，喜欢说说笑笑，很有才智，善于驰骋，又能吃苦耐劳，是个很活泼的人。这也许一半是由于他不吸烟、也不喝酒的缘故。有一天红二师进行演习，我正好同他在一起，要爬一座很陡峭的小山。“冲到顶上去!”彭德怀突然向他气喘吁吁的部下和我叫道。他像兔子一般蹿了出去，在我们之前到达山顶。又有一次，我们在骑马的时候，他又这样叫了一声，提出挑战。从这一点和其他方面可以看出他精力过人。 彭德怀迟睡早起，不像毛泽东那样迟睡也迟起。就我所知，彭德怀每天晚上平均只睡四五个小时。他从来都是不急不忙的，但总是很忙碌。我记得那天早上一军团接到命令要前进两百里到敌区的海原，我多么吃惊：彭德怀在早饭以前发完了一切必要的命令后，下来同我一起吃饭，饭后他就马上上路，好像是到乡下去郊游一样，带着他的参谋人员走过预旺堡的大街，停下来同出来向他道别的穆斯林阿訇说话。大军似乎是自己管理自己的。 附带说一句，虽然政府军飞机常常在红军前线扔传单，悬赏五万到十万元要缉拿彭德怀，不论死擒活捉，但是他的司令部门外只有一个哨兵站岗，他在街上走时也不带警卫。我在那里的时候，看到有成千上万张传单空投下来要悬赏缉拿他、徐海东、毛泽东。彭德怀下令要保存这些传单。这些传单都是单面印的，当时红军缺纸，就用空白的一面来印红军的宣传品。 为什么当红军? 彭德怀生于湘潭县的一个农村，离长沙约九十里地，靠湘江的蓝色江水旁边的一个富裕的农村里。湘潭是湖南风景最好的一个地方，深深的稻田和茂密的竹林绣成一片绿色的田野。人口稠密，一县就有一百多万人。湘潭土地虽然肥沃，大多数农民却穷得可怜，没有文化。据彭德怀说，“比农奴好不了多少”。那里的地主权力极大，拥有最好的地，租税高得吓人，因为他们许多人也是做官的。 这就是彭德怀闯世界的生活的开始。他起先当放牛娃，后来又做矿工，一天拉十四个小时风箱。工作时间这么长使他吃不消，于是他就离开煤矿，去当鞋匠学徒，一天只工作十二个小时，这已是个大改善了。他没有工资，过了八个月他又逃跑了，这次去到烧碱矿做工。矿井歇业后，他再一次得去找工作。身上除了一身破烂以外仍一无长物。他去修水渠，终于有了个“好差使”，拿到了工资。二年攒了一千五百文——大约十二元钱!但换了军阀后，原来的纸币成了废纸，他又一文不名。灰心丧气之下，他决定回家乡。 彭德怀现在十六岁，他去找一个有钱的舅舅，就是那个救了他一命的舅舅。那人自己的儿子刚死，他过去一直很喜欢彭德怀，就欢迎他去，留他在家。彭德怀爱上了自己的表妹，舅舅对婚事也颇赞同。他们请一个古文先生上课，在一起嬉戏，计划将来的共同生活。 他十八岁当了排长，参加了推翻当时统治该省的一个姓胡的督军的密谋。彭德怀当时受到军中一个学生领袖的很大影响，这个人遭到了督军的杀害。彭德怀负了刺杀督军的任务来到长沙，等他有一天上街时扔炸弹过去。这颗炸弹却是虎头蛇尾的，像中国小说中的情况一样：它没有爆炸，彭德怀逃走了。 后来他奉孙逸仙的一个将领程潜的命令从事谍报活动，到了长沙以后被叛徒出卖，遭到逮捕。当时湖南当权的军阀是张敬尧。彭德怀对他这段经历是这么叙述的：“我每天受各种各样刑罚约一小时。有一天晚上我被手足反绑，在手腕上缚一根绳子吊在梁上。狱卒们在我背上堆上一块块大石头，站在周围踢我，要我招供——因为他们至今仍没有弄到我的证据。我昏过去了好几次。“这样的刑罚继续了一个月。每次受刑后我常常想，下一次得招供了，因为我实在受不了这种刑罚。但每次我又决定不屈服，坚持到第二次再说。最后他们从我口中得不到什么东西，出乎意料地释放了我。我一生中最惬意的一件事是几年以后我们攻占长沙时把这个用刑室拆毁了。我们放了关在那里的好几百名政治犯——其中许多人由于挨打、虐待、挨饿已奄奄一息。” “我的舅舅死了，我听到消息以后就请假回去奔丧。路上我要经过童年时代的家。我的老祖母还活着，八十多了，身体还很健旺，她听说我回来，走了十里路来迎我，请我不要计较过去。她的态度非常谦恭。我对这一转变感到很奇怪。是什么原因呢?我马上想到这不是因为她个人感情有了什么转变，而是因为我在外面发了迹，从一个无业游民变成为一个月挣两百元大洋军饷的军官。我给老太太一些钱，她以后就在家里赞扬我是个模范‘孝子’!” 到一九二六年彭德怀已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简介、《新社会》（一个著名中国共产党员著）、考茨基的《阶级斗争》以及许多对中国革命作了唯物主义解释的文章和小册子。彭德怀说，“以前我只是对社会不满，看不到有什么进行根本改革的希望。在读了《共产党宣言》以后，我不再悲观，开始怀着社会是可以改造的新信念而工作。” 游击战术 “中国采用游击战的主要原因，”彭德怀开始说，“是因为经济破产，特别是农村破产。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军阀混战加在一起，破坏了农村经济的基础，不消灭它的主要敌人是不能恢复的。苛捐杂税，加上日本侵略，军事上和经济上的侵略，在地主的帮助下加速了农民破产的速度。农村中的豪绅的滥用权力使大多数农民无法生活下去。农村中失业现象普遍。穷人阶级愿意为改变处境而斗争。 “游击队决不能静止不动，这样就会招致毁灭。他们必须不断扩充，在周围不断建立新的外围团体。每个斗争阶段都要有政治训练的配合，从每一个新参加革命的队伍中必须培养当地的领导人。在一定程度内可以从外面吸收领导人，但是如果游击运动不能鼓舞、唤醒，不能经常地从本地群众中培养新的领导人，就不可能有持久的成功。” 张学良少帅所以开始尊重红军（这是他被派来摧毁的敌人）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对他们这种作战方法的熟练掌握有很深刻的印象，他终于相信，这种方法是可以用来打日本的。他同红军达成休战协议后，就邀请红军教官到他在陕西为东北军办的军官训练班讲课，共产党在那里的影响就迅速扩大。 张学良和他的大部分军官坚决抗日，他们相信，在对日战争中，中国最后必须依靠优势的机动和运动能力。他们迫切地要想知道红军在十年内战的经验中所学到的关于运动战的战略战术的所有知识。 因此你可以看到游击战要成功，需要这些基本条件：无畏、迅速、计划周密、机动、保密、行动神出鬼没和坚决果断。缺一项，游击队就不能取胜。如果在战斗开始时，他们没有决断，战斗就要拖延时日。他们必须迅速，否则敌人就能得到增援。他们必须机动灵活，否则就会失掉运动的有利条件。 但是没有任何东西，绝对没有任何东西，”他说，“比这一点更重要——那就是红军是人民的军队，它所以壮大是因为人民帮助我们。 我记得一九二八年的冬天，我的部队在湖南只剩下二千多人，还受到包围。国民党军队把方圆三百里内的所有房子都烧掉了，抢去了所有粮食，然后对我们进行封锁。我们没有布，就用树皮做短衫，把裤腿剪下来做鞋子。头发长了没法剃，没有住的地方，没有灯，没有盐。我们病的病，饿的饿。农民们也好不了多少，他们剩下的也不多，我们不愿碰他们的一点点东西。“但是农民鼓励我们。他们从地下挖出他们藏起来不让白军知道的粮食给我们吃，他们自己吃芋头和野菜。他们痛恨白军烧了他们的房子，抢了他们的粮食。甚至在我们到达之前他们就在同地主老财做斗争了，因此他们欢迎我们。 许多人参加了我们的队伍，几乎所有的人都用某种方式帮助我们。他们希望我们取胜!因此我们继续战斗，冲破了封锁。” 红军战士的生活 问题从来不在于人才本身。我在一九三二年的淞沪战役中就知道，中国人同任何别国的人一样能打仗。撇开技术上的局限性不谈，问题完全是统帅部自己没有能力训练麾下的这种人才，赋予军事纪律、政治信念和制胜意志。红军的优越性就在这里——它往往是在战斗中相信自己是为一定目的而作战的唯一一方。红军在建军的教育工作方面的成功，使他们能够抵抗得住敌人的在技术上和数量上的巨大优势。 每一个连都有自己的炊事员和后勤部门。红军的饮食极为简单。咖啡、茶、蛋糕、各种糖果或新鲜蔬菜，几乎是闻所未闻的东西，他们也不想。咖啡罐头比咖啡更有价值；没有谁喜欢咖啡，它的味道像药一样，但是一个好罐头却可以做成一个耐用的饭盒! 热开水几乎是唯一的饮料，喝冷水受到特别禁止。 红军士兵不作战或不值勤时，每星期休息一天。他们五点钟起床，晚上九点钟吹“熄灯号”睡觉。每天的时间表包括：起床后即进行一小时的早操；早餐；两小时的军事训练；两小时的政治课和讨论；午餐；一小时的休息；两小时的识字课；两小时的运动；晚餐；唱歌和开小组会；“熄灯号”。 红军的有些办法，现在已为蒋介石的精锐“新军”和他的新生活运动所仿效——有好得多的条件来实现。但是红军说，有一样东西是白军没法仿效的，就是他们的“革命觉悟”，那是他们维系斗志的主要支柱。要知道这种革命觉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最好是看一看红军的政治课——那里你可以听到深印在这些青年的脑际，使他们为之战斗和牺牲的简单的信条。 政治课 那里的每一个青年似乎都有个人的经历可以说出来证明“农民爱我们”。对于那个问题，我记下了十七个不同的答复。这样一问一答很受人欢迎，结果又过去了一个小时，我才发现这些战士早已过了晚饭时间。我向他们道歉，准备走时，该连的一个“小鬼”站起来说，“不要客气。我们红军打仗的时候顾不上吃饭，我们向我们的外国朋友介绍红军时也不在乎过了吃饭时间。” 第十一篇 回到保安 俄国的影响 但在他们借用的过程中也有不少改动，俄国的思想或制度很少有不经大加改动以适应具体环境而仍存在下来的。十年的实际经验消灭了不分青红皂白一概进口的做法，结果也造成苏维埃制度中带有完全是中国式的特点。当然，在中国的资产阶级世界里，模仿和采用西方的过程也正在进行，因为甚至古老的封建遗产中的诗——斯宾格勒 称之为“伟大历史的废料”的东西——也很少有什么东西，不论对于建设一个资产阶级的，还是社会主义的能够应付国家今天千头万绪的新需要的现代化社会，有很多价值。在旧中国这个子宫中同时孕育了两个卵细胞，而且都是从国外受精的。因此，有意义的是，举个例来说，共产党在组织青年的方法方面取法于俄国的固然很多，而蒋介石总司令则不仅利用意大利轰炸机来毁灭他们，而且也效法基督教青年会来组织他的反共的新生活运动。 别了，红色中国 总司令的驾到同我记忆犹新的场面——毛泽东、徐海东、林彪、彭德怀毫不在乎地走在红色中国的一条街上——截然不同，令人难忘。而且总司令并没有人悬赏要他首级。这生动地说明谁真的害怕人民，谁信任人民。但是即使西安府所采取的全部保护总司令生命的措施后来也证明是不充分的。就在保卫他的军队中间，他的敌人也太多了。 第十二篇 又是白色世界 红色的天际 中国已有成千上万的青年为了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捐躯牺牲，这种思想或者这种思想的背后动力，都是不容摧毁的。中国社会革命运动可能遭受挫折，可能暂时退却，可能有一个时候看来好像奄奄一息，可能为了适应当前的需要和目标而在策略上作重大的修改，可能甚至有一个时期隐没无闻，被迫转入地下，但它不仅一定会继续成长，而且在一起一伏之中，最后终于会获得胜利，原因很简单（正如本书所证明的一样，如果说它证明了什么的话），产生中国社会革命运动的基本条件本身包含着这个运动必胜的有利因素。而且这种胜利一旦实现，将是极其有力的，它所释放出来的分解代谢的能量将是无法抗拒的，必然会把目前奴役东方世界的帝国主义的最后野蛮暴政投入历史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