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作者: 钱穆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年: 2001 ISBN: 9787108015280 页数: 161 装帧: 平装 定价: 12.00元 第一讲 汉代 一、汉代政府组织 讲中国传统政治，可以径从秦汉讲起，以前暂略不论。秦代只是汉代之开始，汉代大体是秦代之延续。所以秦代暂亦不讲，而只讲汉代。现在专说汉代政府究是怎样组织的？我们要看政府的组织，最重要的是看政府的职权分配。在此方面，我亦只想提出两点来加以申说。第一是皇室与政府之职权划分，第二是中央与地方的职权划分 不过在那时，还留下一个很大的问题：便是皇室和政府的关系。皇室是不是即算政府？若把皇室和政府划开，这两边的职权又怎样分？这是秦汉时代首先遇到的一个大问题，也是此下中国政治史上一向要碰到的一个大问题。拿历史大趋势来看，可说中国人一向意见，皇室和政府是应该分开的，而且也确实在依照此原则而演进。皇帝是国家的唯一领袖，而实际政权则不在皇室而在政府。代表政府的是宰相。 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称三公，丞相管行政，是文官首长；太尉管军事，是武官首长；御史大夫管监察，辅助丞相来监察一切政治设施。 再说汉代的九卿，那是：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 中国历史上的地方政府以县为单位，直到现在还没有变。汉时县的上面是郡，郡县数当然也随时有变动。大体说，汉代有一百多个郡，一个郡管辖十个到二十个县。大概汉代县数，总在一千一百到一千四百之间。中国历史上讲到地方行政，一向推崇汉朝，所谓两汉吏治，永为后世称美，这一点值得我们的注意。若以近代相比，今天的地方行政区域，最高为省。一省之大，等于一国，或者还大过一国。一省所辖县，有六七十个以至一二百个，实在太多了。但就行政区域之划分而论，汉制是值得称道的。 二、汉代选举制度 我们从此看出：这一制度在当时政治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青年跑进太学求学，毕业后，派到地方服务。待服务地方行政有了成绩，再经长官察选到中央，又须经过中央一番规定的考试，然后才始正式入仕。那是当时入仕从政的唯一正途。 三、汉代经济制度 汉武帝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讨匈奴，通西域，军费浩繁，大司农的钱用完了，连他父亲（景帝），祖父（文帝）几辈子积蓄下来的财富都花光了。政府支出庞大，陷入窘地，这又怎样办呢？农民的田租，三十分之一的定额，制度定了，又不便轻易再变更，再增加。 汉武帝不禁要想：你们的钱究竟由哪里来的呢？岂不是都由我把山海池泽让给你们经营，你们才能煮盐冶铁，发财赚钱。现在我把少府收入都捐献给国家，而你们不响应，那么我只有把全国的山海池泽一切非耕地收还，由我让给政府来经营吧！这便是汉武帝时代有名的所谓盐铁政策。 四、汉代兵役制度 于是中国的政治理论，早和现实政治融化合一了。否则为什么皇帝和宰相定要分权呢？为什么仕途必经察举和考试呢？为什么田租该力求减轻呢？为什么商业资本要加节制呢？为什么国民兵役要到二十三岁才开始呢？ 汉代的国民兵役，又分几种。一种是到中央作“卫”兵，一种是到边郡作“戍”卒。一种是在原地方服兵“役”。每一国民都该轮到这三种，只有第三种，从二十岁便开始了。 国家除了服兵役之外，还要服力役，这是春秋战国直至秦汉以下历代一向有的一个大问题，现在我们则变成历史事件来讲述了。力役是每个壮丁替国家做义务的劳工。好像现在要修飞机场，造公路，就召集民工一般。只古代是纯义务的。全国壮丁按册籍编定，每人每年一个月，替国家义务做工，这在汉代唤做更卒，更是更替轮番的意思。如是则一个农民，既要到中央当卫兵，又要到边疆当戍卒，还要在地方上服国民兵役，都试譬如我们开一个秋季运动大会，这还比较轻松，而每年一月的更役，却比较国民兵役吃力些。但若不去践更（上番），按当时规定，出两百个钱给政府，也可以代替。 当时规定，奴隶也须缴人口税，而且须加倍缴。但这是由养奴隶的主人家负担的，不干奴隶自身事。因此汉代的奴隶特别多 五、汉制得失检讨 汉光武自身是一好皇帝，明帝，章帝都好，然而只是人事好，没有立下好制度。因此皇帝好，事情也做得好。皇帝坏了，而政治上并不曾有管束皇帝的制度，这是东汉政治制度上的一个大问题。也是将来中国政治制度史上一个大问题。 惟其一切制度都不会永久好下去，才使我们在政治上要继续努力，永久改进。制度也只是历史事项中之一目，人类整部历史便没有百年不变的，哪能有一项制度经过一两百年还算得是好制度呢？ 第二讲 唐代 一、唐代政府组织 唐代政府和汉代之不同，若以现在话来说，汉宰相是采用领袖制的，而唐代宰相则采用委员制。换言之，汉代由宰相一人掌握全国行政大权，而唐代则把相权分别操掌于几个部门，由许多人来共同负责，凡事经各部门之会议而决定。 国家一切最高政令，一经政事堂会议决定后，便送尚书省执行，尚书省是政府里最高最大的行政机构。尚书省共分六部，即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此六部制度，自唐代以至清代末年，推行了一千多年，不过六部次序有时略有改动 唐代地方行政最低一级为县，和汉代一样。唐玄宗时，全国有一千五百七十三个县，比汉代多出两百多县。县级以上为“州”，唐之“州”与汉“郡”是平等的。 二、唐代考试制度 说到考试两字之原始意义，考是指的考绩，试是指的试用。 现在再说到每项制度之变，也该有一可变的限度，总不能惟心所欲地变。所贵的是要在变动中寻出它不变的本源，这便是所谓历史传统。传统愈久，应该此大本大源之可靠性愈大。换言之，即是其生命力益强。就中国以往政治论，宰相权给皇帝拿去一定坏，用人无客观标准，一定也要坏。九品中正制，本想替当时用人定出一客观标准，还是不失此项制度所应有的传统精神的。但后来却变成拥护门第，把觅取人才的标准，无形中限制在门第的小范围内，这便大错了。唐代针对此弊，改成自由竞选，所谓“怀牒自列”，即不需地方长官察举，更不需中央九品中正评定，把进仕之门扩大打开，经由个人各自到地方政府报名，参加中央之考试。 当知近代西方所谓的民主革命，乃由政权不开放而起。而中国则自唐以下，便已犯了政权开放之流毒。以水救水，以火救火，不仅是药不对病，而且会症上加症。若要解决中国社会之积弊，则当使知识分子不再集中到政治一途，便该奖励工商业，使聪明才智转趋此道。然结果又很易变成资本主义。在西方是先有了中产社会，先有了新兴工商资本，然后再来打开仕途，预闻政治。而中国则不然，可说自两汉以来，早已把政权开放给全国各地，不断奖励知识分子加入仕途，而同时又压抑工商资本。只鼓舞人为大学者，当大官，却不奖励人为大商人，发大财。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大体上是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策。政治措施，存心在引导民间聪明才智，不许其为私家财力打算无限制的发展。于是知识分子竞求上政治舞台去做官，仕途充斥，造成了政治上之臃肿病。读书人成为政治脂肪。若再奖励他们来革命，来争夺政权，那岂得了？可见任何制度有利亦有弊，并不是我们的传统政治知识专制黑暗，无理性，无法度，却是一切合理性有法度的制度全都该不断改进，不断生长 四、唐代兵役制度 后方兵员枯竭，政府有钱有势，不在乎，临时买外国人当兵。边疆上逐渐都变成外国兵。安禄山、史思明，看他们名字是中国式的，而且是中国边疆大吏，寄付与国防重任的，实际上就都是外国人。打平安史之乱的李光弼，与郭子仪齐名，其实李光弼也就是外国人。这是唐代一个特殊现象。这因唐代武功太大，四围都成中国的下属，唐太宗已被称为天可汗，这如称皇帝的皇帝，唐代实在太富太强了，他们忽忘了民族界线，他们不懂害怕外国人，不懂提防外国人，大量使用外国人当兵作将，结果才弄得不可收拾。于是唐代的府兵一变而成为藩镇，军阀割据，胡族临制。那真是惊天动地的大变迁，那何尝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的变动呢？所以我们要研究政治制度，也该放大眼光，不要单就制度来看制度才得呀！ 五、唐代制度综述 论选贤与能：结束了上半段的乡举里选制，而开创了下半段的科举考试制。论租税制度，结束了上半段的田租力役土贡分项征收制，而开创了下半段的单一税收制。 第三讲 宋代 宋代制度，一面是相权衰落，另一面则是中央集权。讲到中国的地方行政，只能说是汉代好，唐代比较还好，宋代就太差了 第四讲 明代 一、明代的政府组织 到了明太祖洪武十三年，据正史记载，因宰相胡维庸造反，明太祖受了这个教训，从此就废止宰相，不再设立。他并说以后他的子孙也永远不准再立宰相。所以明代政府是没有宰相的，清代也没有。所以我们说，中国传统政治，到明代有一大改变，即是宰相之废止。 然而明太祖规定不准立宰相，这是他后人遵守了，始终没有敢违背。至于不准太监干预政事，他后人却没有遵守。明代太监预政，就比任何朝代干预得厉害。这哪里是太祖始料所及呢？ 二、明代考试制度 汉代培养人才的是掾属。唐代培养人才在门第。宋代培养人才在馆阅校理之职。到明清两代，始把培养人才的机构归并到考试制度里. 八股文考试真是中国历史上最斲丧人才的。大家知道：八股文没有什么意思，但为什么政府偏要用此来考试呢？当然有人要说，这岂不是专制皇帝故意的愚民政策吗？ 然而明代推行八股文，早已在衰世。那时的皇帝，哪里会用心创造这样用意刻毒的制度来？当知任何一制度，很难说有一二人所发明，所制定。正因当时应考人太多了，录取标准总成为问题。从前唐代考试，一定要考律诗，就因为古诗不容易定标准，判优劣，律诗要限定字句，平平仄仄，要对得工整，一字不合法度就不取。标准较易具体而客观 三、明代赋税制度 自明迄清，国家对于赋役，都有一种重要的册籍，名叫黄册和鱼鳞册。黄册是登记户口的，鱼鳞册是登记田亩的。直到清代后期一百多年间，黄册没有了，户口很久不调查，但鱼鳞册则相沿至今，纵有许多改进，但依然还是明代创制传下。这是值得提及的。 田地以丘相挨，如鱼鳞然，故称鱼鳞图。图中田地，或官有。或民有，或是高田，或是污田，或埂或瘠，或山或荡，都详细注明，并添注上业主的姓名。其有田地卖买，则一年一注。人户纵然流动，田地则一定不移。因此，当时人称为以田为母，以人为子，子依于母，亲切可据。 四、明代兵制 专就政治讲，每一制度，只要推行到两三百年的，总不免出毛病。明代大体上已过了两三百年的太平日子，无论当初制度怎么好，也会腐化，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两三百年的长时间，人们的精神不会始终紧张，维持原状的。它也会放松一下 而且动员打仗，譬如打满洲吧，依照制度，要全国平均分调，不是随便单从某一地方调拨的。这说来并不错，但结果，全国各地的兵卒，几十万人集中到中央，早已是全国骚动了。而且他们间风俗习惯语言面貌，都是陌生的。打开武库，里面所藏兵器衣装，不知已是若干年前做好存贮在那里。拿出来，铁也锈了，缝的线也烂了。这也不能怪政府。当然不能经常隔三年两年要做二三十万套军装摆在那里让它一次一次霉烂的。纵是今天的美国人，也是临到不得已，才努力制造军用飞机的。 据说明代那时，这条牛就杀不死。为何呢？这因武库的刀藏得太久了，锈了钝了，所以杀不死一条牛。祭旗杀牛用的刀还如此，几十万士兵手里拿得更可向。我们今天却不能单凭此等事骂中国文化不好，甚至说我们民族已衰老。这实在是因于承平过久，自然把战斗生活淡忘了。 第五讲 清代 二、清代的部族政权 西方人讲政治，一定先要讲主权。他们的政治思想，很多是建立在主权观念上。所以西方有神权、王权、民权的分法，到现在便是国家主权在民众。中国讲政治，一向不讨论主权在哪里。譬如说明代的政治主权在哪里？这种思想，中国很少见。中国人讲政治，一向看重在职责。只论政府该做些什么事？它的责任该是些什么？它尽了职没有？而并不讲主权在哪里。主权的背后，则是一种自由意志。譬如这一只茶杯，若说主权属于我，便是我可自由使用此茶杯。这是权利，非道义。若不论主权而论职责，职责所在，应有尽力践行之道义，便无所谓自由。这是双方政治思想上一绝大的歧义。 三、清代部族政权下的政府 清代政权，始终要袒护满洲人，须满洲人在后拥护，才能控制牢固，这便是这一政权之私心。在这种私心下，他就需要一种法术。所以我们说，清代政治，制度的意义少，而法术的意义多。明代废了宰相，清代便把此制度沿袭下来，还是用内阁大学士掌理国政，这对于满洲人是一种方便。因为废了宰相是利于皇帝专制的。而皇帝则显然是满洲人。 ...

吴思 著，《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15年11月，ISBN：9787309063660 长话短说。我跟踪此事达数年之久，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不是我最初想象的道德善恶问题，我面对的是大多数人处于一种利害格局中的寻常或者叫正常的行为，它基于大家都可以理解的趋利避害的现实计算。不触动这种格局，报道或调查通报乃至撤职处分，说好听点也不过是扬汤止沸，在我的个人经验中，由于扬汤的勺子太小太少，连止沸也办不到。后来，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化肥供应增加，政府退出，市场放开，现在化肥供求起伏波动，时常过剩，市场的供求规则取代了官场潜规则。 收入本书的这些随笔，大体都在讲中国传统社会是如何“淘汰清官”的，解释清官为何难以像公开宣称的那样得志得势，为何经常遭遇被淘汰的命运，以至青天大老爷竟成为我们民族梦的一部分。 他这种进退自如的处境，用古代民间谚语的话说，叫作“官断十条路”——案情稍有模糊之处，官员的合法选择就有十种之多。怎么断都不算错。 段光清的哥哥接受建议，召集同乡开了会，果然大家踊跃掏钱，贼开花的问题就这样得到了双方满意的解决。 经过调查，张集馨发现，那些白交还要遭受两重刁难的号草，按规定竟要由政府向民间购买。国家规定的收购价格是一文钱一斤。折算为现在的货币和度量单位，大概就是两毛多钱一公斤。当地每年收驿草十多万斤，财政拨款将近人民币两万元，但是这笔钱根本就到不了百姓手里。张集馨写道：“官虽发价而民不能领，民习安之。” 我有点不满的只是他们收了钱还要拖你半年以上，不催几次，不走后门，安装工人就不来给你装。我当时也知道安装工人上门，按规矩还要塞给他们一二百元的辛苦钱，至少要塞他们两条好烟，不然装上了电话也未必能接通。就连这笔费用我也愿意掏，只要你别再没完没了地拖下去。我认可半年的拖延，也认可辛苦费，如果电话公司强迫我买他们的电话机，我也准备认可。这就是我眼中的第二等公平，也是我真正指望的公平。在整个过程中，一切都是我主动的，并没有人拿刀子逼我排队装电话，更没有人逼我往工人手里塞钱塞好烟，我愿意认账，我也不会告状和揭发。 不公平的感觉是一种易燃易爆的危险品，几个好汉在公平奇缺的世界上敲出了几颗火星，全中国便翻卷起逼人的热浪。令人感叹的是：太平天国实际展现出来的内部关系，与他们那面漂亮旗号的差距，并不比《大清会典》与黑秤的差距近多少。 更明白地说，一个变质的政府，一个剥削性的越来越强，服务性越来越弱的政府，自然也需要变质的官员，需要他们泯灭良心，心狠手辣，否则就要请你走人。这就是此前300年陈奉与冯应京相替换的背景，也是此前1700年司马直自我淘汰的背景。在这种背景下，清官和恶棍的混合比例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定向选择的结果。恶政好比是一面筛子，淘汰清官，选择恶棍。 在权力大小方面，皇上处于优势，官僚处于劣势。但是在信息方面，官吏集团却处于绝对优势。封锁和扭曲信息是他们在官场谋生的战略武器。你皇上圣明，执法如山，可是我们这里一切正常，甚至形势大好，你权力大又能怎么样？我们报喜不报忧。我们看着领导的脸色说话。 清朝官场通行的送礼名目叫“三节两寿”。三节是指春节、端午和中秋，两寿是指官员本人和夫人的生日。 我效法古人任命官员，将他们派往全国各地。没想到刚刚提拔任用的时候，这些人既忠诚又坚持原则，可是让他当官当久了，全都又奸又贪。我严格执法，决不轻饶，结果，能善始善终干到底的人很少，身死家破的很多。 理解中国历史和国情的关键，恰恰在于搞清楚隐蔽在漂亮文章下边的实际利害格局。没有这种格局的保障，那些规定不过表达了政府的善良愿望或者骗人唬人的企图。 “潜规则”本来就是对一种大家并不陌生的社会现象的提示，这个词可以唤醒各种各样的个人知识，启发有心人继续探索，给出定义反倒有僵化之虞。定义不过是一块垫脚石，彼岸莽莽社会丛林中的真实生态，才是真正要紧的关注对象。 下边是我想到的垫脚石： 1、潜规则是人们私下认可的行为约束； 2、这种行为约束，依据当事各方的造福或损害能力，在社会行为主体的互动中自发生成，可以使互动各方的冲突减少，交易成本降低； 3、所谓约束，就是行为越界必将招致报复，对这种利害后果的共识，强化了互动各方对彼此行为的预期的稳定性； 4、这种在实际上得到遵从的规矩，背离了正义观念或正式制度的规定，侵犯了主流意识形态或正式制度所维护的利益，因此不得不以隐蔽的形式存在，当事人对隐蔽形式本身也有明确的认可； 5、通过这种隐蔽，当事人将正式规则的代表屏蔽于局部互动之外，或者，将代表拉入私下交易之中，凭借这种私下的规则替换，获取正式规则所不能提供的利益。 在潜规则的生成过程中，当事人实际并不是两方，而是三方：交易双方再加上更高层次的正式制度代表。双方进行私下交易的时候确实是两个主体，但是，当他们隐蔽这种交易的时候，就变成以正式制度为对手的一个联盟。隐蔽本身就是一种策略，这种策略的存在，反映了更高层次的正式制度代表的存在。 张献忠凭什么理由进行这等规模的大屠杀呢？张献忠在成都立过一块七杀碑，上边刻着他的理由： 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 原来，大屠杀也是以天道为根据的，而且仔细想想，张献忠的推理并未违反逻辑。天道居然可以被合乎逻辑地打扮成这副凶相，不能不叫人刮目相看。 这些年我们老说假货泛滥，以为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似乎过去就没假货，至少是没有那么多假货，看来这是偏见。实际上，不仅我国制造和贩卖假货的技艺高超、历史久远，假货的普及程度恐怕也不在今天之下。 我猜想，古今中外的地摊和行贩行为都差不多。大店名店则另是一路。造成重大差别的不是时间、地域和民族，而是具体的商业制度。 当时的心理似乎就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人类不懂的东西很多，别真出什么事。这是一种非理性的恐惧。这种恐惧和担心，直到我过了二十五岁才彻底打消。当然，什么事也没有出。可是这种预言对我内心的影响却是真实有力的。将心比心，我估计深受算命看相之类的预言影响的人，数量不会太少。 说规章制度和执行情况都很严格，但是你不可能整天盯着她。只要有一点空子她就贪污，而一点空子也没有是根本不可能的。我说你为什么不逐步换人呢？他说换过人，新来的还是这德行。这时我想起了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定：人是理性自利的，人们都要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只要贪污的风险不大，贪污就是他们的最佳策略。我说，那你就认帐吧，她们贪污是很自然的事情，别大惊小怪的，这是你必须付出的成本，只要别太过分就行。你就把这笔钱当成管理费用吧。他想了一会，说，也只好如此了。 我们还没有建立一个能够保证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人间制度。我们看惯了好人倒霉和恶人得势。这就是“迷信”生根开花结果的沃土。“迷信”斩钉截铁地告诉你，天下的事情终究是公平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善行必得善报，恶行必得恶报。现世不报来世报，活着不报死了报。所以马克思说，宗教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对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社会来说，秦帝国的建立结束了长达数百年的战乱和半无政府状态，为社会确立了秩序，展现了结束无休止的征战的希望，因而深受欢迎[94]。但是，帝国制度在解决老问题的时候又造成了官僚集团瞒上欺下追求代理人利益的新问题。同时，帝国无可匹敌的强大导致了统治集团不受制约的自我膨胀，导致了对被统治者的过度侵害，自耕农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被沉重的劳役和刑罚制度所取代，帝国的根基破坏了，秦帝国二世而亡。 帝国制度是在多种暴力-财政实体并存、优胜劣汰的环境中逐步建立和完善的组织形式。这套制度调动资源的能力、战争能力和稳定程度接近了当时的生产和技术条件所允许的最大化。这是一套经过上百个国家二十多代人断断续续的积累和摸索，将不同领域和不同层次的制度组合匹配而成的高效率的体系 在统治集团眼里，他们与物质生产者之间的关系，类似牧人与羊群的关系，而羊群对生长条件的要求、羊群的好恶和承受能力对牧人的行为是有重大影响的。为了长期利益的最大化，牧人必须约束自己，必须付出努力，提供并维护羊群的生长条件。 官僚代理人的个人利益与帝国和部门的利益也远非一致。他们扩张自身特殊利益的形式，体现为税外加税、费外加费、层层加码的一套潜规则体系，一套通过自身的膨胀而架空了统治集团对被统治集团正式承诺的体系，一套并不明说的、由各种利害主体在实际生活的冲突中挤压出来的、勾勒出真实的人际关系和集团关系边界的规则体系。 小农经济对贪官污吏的耐受性很强，对帝国官僚制度的适应能力很高，直接结果便是支持了帝国的统治方式——就好像耐粗饲的家畜品种支持了粗放的牧养方式一样，小农经济也支持帝国粗放迟钝的管理，并且间接抑制对帝国统治方式的耐受性较弱的工商集团的发育。 帝国制度轮回十余次而基本结构不改，根本的原因，是不能形成冲出农业文明的力量。因此既不能解决人口与资源关系的长期性问题，也不能形成构造新型政治均衡的社会力量，从而解决统治集团堕落的周期性问题。小农经济的基础不变，诱导或胁迫帝国制度发生根本变迁的利害格局就不能形成，王朝循环就不会终止。

邓云乡 著，《清代八股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1月，ISBN: 9787543453326 产生的基础 八股文是在中国语言、文字、考试制度等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萌芽、产生、发展形成的。没有特定的客观条件和历史因素，不可能有八股文。世界上其他语言条件、文字条件的民族和国家，不可能产生八股文。 八股文与科举考试关系之二 科举考试制度，给千百年来读书人，用现在的话说，叫“知识分子”吧，一个平等的竞争机会，而这种竞争是和平的，不是用暴力方式取得的。这样反过来又对社会、国家都起到一种重要的稳定作用，和平作用。 在几百年中八股文科举考试的竞争中情况多种多样，说也说不完。而其间最重要也最现实的，就是有的人少年科第，十分顺利，很快在二十来岁就考中进士，甚至得中三鼎甲。有的人就十分困难，进学成了秀才之后，经过好几年，才艰难考中举人，又过许多年，才考中进士，等到这时，人也老了。更有一些人，努力了几十年，却根本考不进，考不中，不仅进士、举人考不中，甚至连个学也进不了，岁数很大了，还是一个童生。 八股文与私塾教育 私塾的教育方法，真正能做到因材施教，因人而异。比如同时十来个学生，不但可以分别按不同程度读不同种类的书，比如三个读启蒙读物、《三字经》、《千字文》这类书的，两个读《论语》的，两个读《孟子》的，三个读《诗经》的，两个读《左传》的……都可以同在一个老师的教导下、一个房间中共同高声朗读。 老师点句领读、学生跟读之后，就是初步完成了教读的任务，然后学生自己去读，一遍又一遍，大概读一二个小时，然后按规定时间到教师前放下书，背转身来背诵。 学写八股文的过程，是分开来逐步学习这个格式的。先学写“破题”，然后再学写“承题”、“起讲”等部分，直到学会写完整的八股形式的文章，谓之“完篇”，这才算初步学会写八股文了。 八股文教育特征 传统习惯就是高声或低声诵读，总之是要读出声音来，这与汉语的声节特征有关，纵使重复几十遍、上百遍，也不会疲劳，而且易于记忆。这种方法，从很古就已形成，而且读的很节奏，有腔有调，即所谓“弦歌之音”。 即现代西方教育从启发儿童思维入手，而中国传统教育则是从利用儿童记忆力强、理解力差的特征入手，先强调记忆，从中国传统悠久文化讲，掌握中国传统文化，必须先学习读熟中国传统文化开始时，从无到有的几部经典古书。 经史典籍，学生自读。温习背诵，直接领会。思维训练，高速有效。扎实细致，自然学好。也就是：教师不大说话，最大限度发挥学生学习的记忆和思维能力，学生真正是自己学习。 历史作用试析 五百来年中，始终一致，这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朝廷统治、国家政治安定，又起到极为巨大的作用。这是有明、清史实足以证明的。 二是读好“四书”，才能作好八股文；作好八股文，才能考试得中；考试得中，才能改变社会地位，才能参加更高级的考试，才能作官。这样就所有读书人，都读“四书”，都读“五经”，国家鼓励这样做，社会上以此为荣，而且一延续就是几百年。 八股文教育的重点，大约是放在德育与智育二点上。德育是读圣人的书，受孔孟学说的影响，这在前面政治思想影响方面已说过，不再多赘。只说智育这方面，也可分为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是文化知识传授继承，识字、读书，读“四书”、“五经”，读唐诗，读《史》、《汉》，唐宋古文等等，以继承中国全部传统文化，一年一年，一代一代。这是知识教育，益于理解。二是思维的训练，这就是八股文教育更重要的方面。 命题作文，是限制思维的训练，即把作文人的思维限制在题目的范围内。而题目又出自“四书”的范围内，这就是更小范围的限制。而题目又多种多样，有的有内容、有话可说，有的却无内容，或过空，或过小，或不可理解，这样就把作者的思维限制在一个极小的圈子中。天长日久，这样习惯于这种思维的人，思维习惯，便易于集中。遇事不会漫无边际去乱想。 八股文的历史负作用 八股文最大的弊端还不在于读书范围窄、读书少，也不在于八股文全是空话和聪明才智之士，一生有用之精神，尽消磨于无用八股之中。更在于长期受限制思维之严格训练，思想习惯于束缚状态，天分极高之人，或能突破束缚，有超时之见识、应变之才能，而一般天分的人，思想只习惯于处在这样束缚状态之中，像孙悟空一样，在紧箍咒中大显神通。而各朝皇帝正需要这样的人，才有利于他的统治。 八股文在历史上是一种教育和考试的专用文体，它不是阐述各种学术观点的论文，也不是什么文学艺术作品，不能用《史记》、《汉书》、古人著述以及诗、词歌赋、小说戏曲和它相提并论。它所起的作用是文化教育、思维训练、考试选材等方面的作用。而所遴选的人才是为当时朝廷办事的官吏人选，并非专门学者，更非文学家、艺术家等等。

[加] 宋怡明 著，[新加坡] 钟逸明 译，《被统治的艺术：中华帝国晚期的日常政治》，中国华侨出版社，2019年12月，ISBN：9787511380326 导论 动员民众参军是国家不得不面对的最常见的挑战之一。在历史上的几乎每个国家中，都有一部分人或自愿、或不自愿地以当兵的方式为国家服务。如何动员民众参军？国家的抉择，对军队的方方面面——从指挥结构到军事战略，从筹措军费到后勤补给——均意义重大，亦深刻地影响着在伍服役的士兵。 本书讨论的是：在明代（1368—1644）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国家的军事动员决策所带来的影响。重点不在于相关决策造成的军事、后勤或财政后果，而是其社会影响，即军事制度如何形塑普通百姓的生活。 本书由四部分组成，每部分的空间和时间背景各不相同。第一部分的时间设定在明代军户制度创立伊始的14世纪末，地点则是明军士兵原籍所在的乡村。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的时间则来到15世纪和16世纪，主要探讨明代军事制度在进入成熟期后的运作方式。第二部分的故事发生在士兵戍守的卫所，第三部分的故事则发生在士兵垦辟的军屯。到第四部分时，我们会回到卫所，看看明朝灭亡后那里的情况。 第一部分 在乡村 重要的是，每个家族都会使用某种叙事解释他们的处境。我们要分析的核心问题是，他们为什么采用特定的叙事，而没有选择另一些叙事。 “入籍”意味良多。首先，它指一桩具体事项：家族之始祖（通常是生活在14世纪末的那位先祖）的姓名被记录在“黄册”（一种特定类型的官方簿册）里面。黄册一式四本，其中一本和其他官方文书一起收藏于后湖黄册库。该府库位于明初首都南京附近的后湖（今玄武湖）群岛上，以防失火。所有军户理论上都被录于黄册。还有一套名为“卫选簿”的文书，用来登记拥有世袭军职的军户。本书插图中有一页卫选簿记录，起首登记的户主是蒲妈奴。 我希望借助倪五郎的人生轨迹，揭示出该体制的四个要素：征兵与入籍制度、分派与调转制度、补伍与勾军制度、定居制度。在此过程中，我还将利用倪五郎的故事，解释我在本书其他地方使用的一些专业术语。 在本书中登场的大多数军户家族，都是明初军士的后裔。他们的祖先，要么此时直接被强征入伍，要么随着14世纪80年代的“垛集”征兵随家人一同成为军户，要么则是受封的世袭军。 “卫”是一个军事单位，最高长官为指挥使。一个“卫”，按规定应有5600人，下辖五个“千户所”，每个“千户所”各有1120人。 位于华中的河南固始县，共有1730个在册军户。他们的正军被分派到358个不同的卫所，如图6所示，这些卫所遍布全国各地。因此，至少在明初，整个军户制度正常运作时，云南一名正军的死亡，会引发勾军的官僚程序，最终导致四千多里地之外的某个河南军户遣人补伍。明史大家黄仁宇将明朝强征劳力的整个制度比喻为“从深井中汲水，不仅仅是一桶一桶地，也是一滴一滴地”。 具体到征兵制度，该比喻可谓十分切近。 但是，15世纪初，军队的官员发现，将士兵及军眷一道安置在卫所是件利大于弊的事。每当军队调至新的卫所，都会出现一大波逃兵潮。“因无家屡逃。”31鼓励士兵落地生根，或许有助于减少逃兵的出现。而且，军眷在卫所安家，当需要勾军补伍时，事情也会方便得多。如果能在卫所找到正军的儿子或弟弟，便会免去诸多烦琐的官僚程序。勾军官员只需给京师的黄册库和军户原籍的县令送去一纸公文，通知他们更新簿册即可。如此一来，向军户原籍发出勾军命令，在当地寻找补伍之人，再把补伍者送至卫所这一整套烦琐程序，便可统统免去。 另一方面，有明一代，数以千万计的军士并没有当逃兵。族谱透露出他们如何精心谋划补伍事宜，如何努力降低不当逃兵的代价，以及希望从中捞取怎样的好处。因此，族谱能够告诉我们军户制度在明代及其后所造成的更广泛的影响。 明初福建军户有三种应对征兵的基本策略，可以分别称之为“集中”（concentration）、“轮替”（rotation）和“补偿”（compensation）。它们不是互相排斥，而是互相重叠。许多家族会同时采取两到三种策略。“集中”策略，即家族的共同义务集中由一人履行。该人或代表自己，或代表自己的子孙，承担起整个军户的服役重任。我们之前已经见过“集中”策略的两个实例：勇于代兄从军的郑家次子，以及精明惜财的朱尚忠（当然，两人之所以形象迥异，是因为我们对前者的认识来自郑家的内部史料，而对后者的认识则来自谈及朱家的外部史料）。 在人类历史上，不计其数的国家会要求部分国民服兵役。无论在什么地方，士兵及其家庭都努力将服兵役的代价和不确定性降至最低，同时最大化所能享受到的种种特权。 一个家族，无论是独立军户，还是和其他家族组成复合军户，抑或拥有着多重户籍，其策略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将下述情况发生的可能性降至最低：正军因死亡、负伤、衰老或逃逸造成缺伍而军户却无法以最小的代价立即自动遣员顶补。 碰巧，有一个经济学术语很适合形容这类行为：制度套利（regulatory arbitrage）。它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被频繁使用。 “制度套利”指利用不同规管制度之间的差异，或者某人的真实处境与他在规制中的身份——规管制度对他的定位——之间的差异谋利的努力。在此不妨举一个非常简单的现代制度套利的例子：假设某人发明了一种新的草药配方，如果以之作为药物售卖，则会受到相应规管制度的严格约束；如果以之作为食品售卖，相应规管制度则宽松一些。因此，该人选择了后者，尽管他明知大家是以药用为目的购买配方。此时，他的所作所为就是制度套利（当然，导致房贷危机的行为比这个例子要复杂得多）。 当士兵被鼓励于卫所定居时，各方的利弊权衡出现了变化。定居政策的出台，旨在将卫所士兵更彻底地纳入国家结构之中，斩断他们与原籍之间的关系（即“解域化”），从而方便朝廷的调度部署，满足迫切的军事需求。但是，随着卫所士兵落地生根，建起新的社群，定居政策又反过来开启新的“再域化”历程。对原籍军户而言，关切的重点不再是出丁补伍，而是搜集证据，证明本户并未缺伍。 尽管远隔千山万水、世事变幻无常，军户的两支都希望与彼此搞好关系，最显而易见的目的是管控勾军的风险。 就这样，世袭兵役制度和安家卫所政策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鼓励相隔千里的宗亲长期保持联系。百姓绝对不是“自然而然”地希望维持这种联系。学者还将注意到，几百年后，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侨家庭也在设法保持与家乡父老的团结。孔飞力等学者认为，中国人的这种能力，肯定是由在国内浪迹、客居异乡的士人、商人和劳力的长期经验磨炼出来的。 第二部分 在卫所 卫所的整体分布规律，使明王朝对各地安全威胁的认知和重视程度一目了然：首先，抵御边疆地区的游牧民族和外国势力的威胁；其次，确保皇室的安全；再次，护卫大运河上源源不断向京师输送的税赋；第四，维持国内的稳定；最后，在东南沿海地区，控制海疆的“倭寇”和走私活动。 朱元璋的对外贸易政策有三大要素。 第一，他将外国对华贸易限制在朝贡贸易的范围之内。 第二，他严禁对外出口贸易。中国商人被禁止出海做生意。这两项措施的实行未能尽如人意。 朱元璋对外贸易政策的第三个要素即沿海卫所制度，这也是本书的关注重点。该制度旨在落实前两个要素，并维护明代海洋秩序。 此外，无论是走私者、“倭寇”还是奉公守法的商人，都紧紧地嵌入了沿海地区社会。如早期镇压倭患的朱纨注意到，海上贸易与沿海居民的生活福祉息息相关，乃至于“三尺童子，亦视海盗如衣食父母”。几乎各个阶层的沿海居民，从贫穷的渔民到富裕的盐商，再到林希元这样的地方精英，都在某种程度上参与着非法海上贸易。 军事家谭纶曾撰文探讨沿海卫所驻军战斗力的下降，文中列举出官兵与军眷从事的各种职业。他对该问题深感兴趣，认为导致军队战斗力降低的罪魁祸首正是卫所居民职业的多元化。 戴思哲（Joseph Dennis）也已证明，将地方志视为一成不变的文本是有问题的。这个结论同样适用于族谱。 军官及其部下利用自己在一个规管制度——军队——中的有利地位，在另一个规管制度——国际贸易体制——中捞取好处。镇守东南沿海地区的士兵，主要的军事任务是维持海上秩序、消灭走私和海盗行为。平定“倭寇”是他们的职责所在，但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却正是那可怕的“倭寇”。 旨在限制中国与世界各地之经济联系的明代制度，事实上却在构建这一联系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那些谋划着在军事制度中如何更好地生活、操纵着体制为自己谋利、决定着在何种程度上接受或拒绝国家控制的军户家庭，则在中国海外侨民及全球贸易网络的发展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卫学——如陈用之创办的那间——在作为社区的卫所的历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这同样是朝廷始料未及的。 和一般的府州县学不同，卫学起初没有“廪生”（领取国家津贴的生员）或“贡生”（被推荐入读京师国子监的生员）的名额。直到15世纪中叶，亦即陈用之生活的年代，此种制度性歧视方被纠正，卫学获得相应名额。 第三部分 在军屯 鄢家努力让军籍带来的好处尽可能惠及更多的族人，同时将其带来的负担尽可能限制在一个最小的范围内。他们显然认为身为军户有利可图。数百年后，明王朝行将就木之际，他们依然在表面上尽职尽责地执行着军中的任务。 明代军队的士兵，大多数其实根本不是真正的士兵，至少不是大家想象的那种从戎之徒，而是务农之人。即使是在明初，各卫所中仅有少数正军做着我们通常认为的士兵工作——练武、出操、巡逻或偶尔奔赴战场。其余正军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夫。他们很像民户，但与民户绝不相同。 “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 9这句长久以来为人津津乐道，但很可能是后人捏造的话，很好地概括了朱元璋解决军队后勤补给问题的方针。 为了实现军队的自给自足，明初，朝廷恢复了一项历史悠久的制度：屯田制。“屯田”一词的核心含义便是由士兵开垦并耕作田地。 我们有理由说，军屯体制的历史就是一个持续衰落、最终失败的故事。毕竟从长期来看，军屯制确实未能实现令卫所自给自足的预期目标。但是，我们在这里无意探讨军屯制的失败原因，也不想描述其衰落过程，正如我写本书的宗旨不在于展现明代军事制度的失败一样。我想要揭示的是，随着明代军事制度演变，百姓如何顺势变通地与之打交道，如何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利用制度的具体特征实现趋利避害。即使军屯制没有实现其初衷，它势必对一般民众——无论军户还是民户——的生活影响深远。 拥有土地是一种稳健的、低风险的投资。这为制订策略创造了可能性。如我们所见，获授军屯分地的军户日后可能出于各种原因失去对屯地的使用权：或是为规避赋税负担而逃逸；或是被部署到其他地方、投入其他任务；又或是自愿出售、转让屯地以换取现金。若地价上涨、土地升值，他们便会努力索还屯地，从而大赚一笔。为达目的，他们在一个独特的规管制度内申说自己的特殊诉求。易言之，他们是在利用军屯土地与一般私田之间的差异进行套利。 制度套利就是利用差异谋取好处，或是自身的真实处境和自己在管理制度中的位置之间的差异，或是多种管理制度之间的差异。 明朝覆灭后，顾炎武撰写了一部体大思精的历史地理著作，表达了对明朝灭亡的无限惋惜。他总结了明朝后期福建军屯制的种种弊端，写道：“或有田无军，或有军无田。” 在特殊的土地登记制度下，屯田无论怎样私有化，都始终有别于一般的私有土地。军户经常试图利用自己可以索还屯田的特权浑水摸鱼。他们把屯田当作私有土地卖给民户，然后凭借自己的军籍身份，不用掏任何费用就能讨回土地。 经济史专家业已证明，中国人善于利用土地所有权维持并提高自身地位。农村居民发展出各种策略，以类似于当代金融工具的手段“金融化”自己的土地使用权。拥有屯田的军户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他们不仅利用自己的土地使用权，还利用某些土地和某些家庭所享权利的模糊性，尽可能地为己谋利。民田和屯田的管理制度，各自独立却又相互重叠，为他们创造了套利空间。 第四部分 余音 新生的清政权面临统治一个复杂社会的挑战，刚打下江山的满洲人自然而然地借鉴了距离自己最近的明代模式。清政权的合法性，部分地建立在接受天命、恢复秩序的基础上，而使行将崩溃的制度复苏，正是证明这一点的手段。因此，无论是出于现实方面的原因，还是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量，满洲人沿用了许多明朝的制度。实际上，早在顺治元年（1644）清兵入关、清王朝正式建立之前，满洲人就已经开始采用明朝各种制度了。入关不过是加速了这个过程罢了。 顺治元年（1644），首位清朝皇帝在北京登基，之后清朝用了整整四十年才结束动乱，恢复太平。 康熙五十年（1711）以来，每当游神之时，关帝被抬出庙宇，上街巡行，这可不仅是净化人心、护佑众生的宗教仪式，同时也在纪念新组织的成立。甚至可以说，游神会就是庆祝合同订立的仪式。 国家创制档案，档案作为一种工具，主要是为了帮助统治者了解百姓的状况。 清初官员大多满足于利用明代留下来的簿册材料，因为其他选项的成本似乎太高了。这一决定，为档案与现实之间形成制度性落差创造了条件。

[美] 彭慕兰 著，黄中宪 译，《大分流：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北京日报出版社，202104 导论 欧洲经济发展的比较、关联与叙事 只有把棉花当成主角，把英国的创新视为西欧成长引擎的这种简化过的成长模式，才能支持兰开夏棉业是核心地区工业化所不可或缺的这个论点。 气候、土壤等方面的差异，可能赋予不同区域不同的前工业时代发展潜力。但欧洲似乎不大可能在那些发展潜力上都优于其他人口稠密地区，特别是因为本书后面会提出的证据间接表明，直到走上工业化之路很长时间后，欧洲才变得比东亚富裕许多。 第一部分 有着惊人相似之处的世界 第一章 欧洲领先亚洲？从人口、资本积累与技术解释欧洲发展 第二章 欧洲与亚洲的市场经济体 中国与欧洲境内的家庭劳动：“内卷”与“勤劳革命” 尽管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比欧洲更切合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准则，但黄宗智仍然主张，中国经济在清朝时还是以西欧所未有的方式“内卷化”了。他主张，生产与交换的扩张，有赖于运用愈来愈多无偿的家庭劳动力，而这种家庭劳动力的单位劳动所得很少（而且还愈来愈少）。这类所得有助于家庭支应其大体上固定的消费需要，但却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低利润加上近乎零的隐含工资，投资节省劳动力之机器就变得没有意义，使人始终只能从事低生产力的工作，无法壮大“糊口性产品之外”的产品市场。在这样的情况下，乡村工业虽然能成长，但劳动生产力却无法成长。 原始工业化不是工业未来的先兆，而是死胡同，而英格兰（但并非英格兰的所有纺织工）凭借外源性技术突破，才得以走出这个死胡同。 有人舍弃闲暇，以换取家人为市场工作的机会。“闲暇”一词包括各种活动（猜字谜、听音乐或制作音乐、做爱和参加家人的寿宴之类）；而在任何文化里，都有人比其他人更愿意牺牲其中某些活动以增加收入（从而增加花钱取得满足的机会）。 第二部分 从新风气到新经济？消费、投资与资本主义 新世界最终变得至关紧要一事，与其说是因为新世界（如某些学者所主张的）对资本积累来说至关紧要，不如说是因为新世界的资源有助于欧洲摆脱生态限制和劳动力密集的发展路径（也就是中国、日本所走的路径），并使欧洲得以走上大量使用能源和土地等转型作用大上许多的路子。 第三章 奢侈性消费与资本主义的兴起 像是乾隆皇帝的一段话，大概是反映这一心态的最著名陈述。他在1793年告诉来华的英国使节，中国所需的东西全可自制，对西方所能拿出的精巧玩物完全不感兴趣；因此他认为没理由扩大贸易关系。对许多史学家来说，这段话典型地反映了“中国人”长久以来的心态，这个心态被认为与好奇、贪婪和充满活力的“西方心态”背道而驰。 第四章 看得见的手 欧洲与亚洲境内的商行结构、社会政治结构和“资本主义” 至少就中国来说，我们可以说，靠既有的田赋通常就能维持运作的国家，其对国内商人的干预，少于欧洲诸国对商人的干预；但相对的，这种国家为本国商人创造的机会和特别有利的发展空间也较少。 对西班牙帝国来说，情况就比较复杂些。白银一直是当时西班牙帝国最重要的出口物，且其最主要的需求不是来自欧洲，而是来自中国。当时，中国这个世上最大的经济体，在经历了一连串失败的纸币和大幅贬值的铜币尝试之后，正渐渐转换为以白银为主要基础的经济体制。 当时还出现了某些“做中学”（learning-bydoing）的效应，举例来说，人们先是懂得以精确镗削技法制作枪炮，后来才发现同一技法可用来改良蒸汽机；但其他类工艺（例如钟表制造）也教授这些技法，而且没有迹象显示与战争有关的工作提供了特别良好的技艺训练。 当然，海外征服在某种程度上是欧洲内部激烈军事竞争的产物。那一竞争促成军事技术与战术的显著进步，使欧洲人得以弥补补给线过长和海外兵力有限的缺陷。但切不可遽然将欧洲的海外成就过度归功于“军事革命”。欧洲人在亚洲的获益，有许多可归因于其所遭遇的敌人不习惯于为争夺土地而打仗（通常是为掠夺俘虏而打仗），因而主动放弃土地给欧洲人（如在东南亚部分地方所见），或敌人内斗使小股武装精良的欧洲人就能大幅改变局势（如在孟加拉所见）。 只有在新世界，欧洲人的冒险作风才得到特别丰硕的回报，传染疾病在此至少扮演了和军事技术或组织一样重要的角色。 由于缺乏母国政府的支持，中国人在海外的乡村定居地一直类似于为获取短期暴利而建造的临时营地，而未（像新世界种植园那样）成为日益壮大之移民群体的核心。 第三部分 超越亚当·斯密与马尔萨斯 从生态限制到持续性工业成长 第五章 共有的限制 生态不堪负荷的西欧与东亚 一个简单的做法是利用人口趋势。根据马立博所编的数据，我们能算出人口增长与森林消失之间的平均关系：在广东每增加一人，就表示森林减少约0.4公顷，在广西每增加一人，则表示减少0.6公顷[106]（广东除了开垦森林也开辟海埔新生地，还有许多非常集约的稻田，以及与广西不同的，也进口稻米，因此两广之间的这个差距可以说得通）。 中国边陲地区的生态安全余裕相对较小，这使那些地区易因为官方效率或投入心力的降低而受害。官方心力的投入有助于处理这些问题，但这一投入在19世纪中叶时剧减。富裕的长江三角洲长久以来被认为会处理自己大部分的水资源控制和其他生态问题，因而较不受这一降低的伤害，但却大大受害于19世纪的内战和鸦片进口暴增等国家新忧患与新走向的问题。 人们一旦靠着集约式农业和燃料收集来养家活口，就很难改弦更张、改采欧洲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而日后的事实表明，欧洲的那些土地与生态问题可以通过殖民地、技术和化学予以解决。[131]反观中国，即使是在当代的条件下，也很难（如欧洲那样）使足够多的中国人口投入出口导向型工业、进口更多的初级产品。这不只是因为要动用到的人口太多，还因为许多这类“剩余”的劳动者不像在原始工业里的“剩余劳动者”，无法在不加剧农业产出短缺的情况下投入工厂生产。 只有通过后见之明，我们才能较清楚地知道欧洲的问题之所以比中国更易解决，是因为有技术变革、制度上的迎头赶上和新世界资源这三者的共同加持。18世纪晚期的东亚，相较于欧洲，无法被判定为“人口过剩”，因为东亚有较多的人生活水平和欧洲人一样高，而且在许多方面其生态吃紧的程度还低于欧洲。 与旧世界的边陲地区进行贸易以取得资源：以斯密式办法解决准马尔萨斯问题一事的共通模式和限制 自由劳动型边陲地区里的进口替代。 既然“男耕女织”这个家庭分工理想偶尔也会有不敌现实需要的时候，因此我们或许可将它视为一种被许多家庭心向往之的生活方式。而随着长江中游于18世纪晚期时开始变得愈加富裕，该地区就会有更多家庭能实现此一理想（这非常类似于在某些西方国家，当男人的收入负担得起让女人专职持家时，就会限制女人只能操持家务）。既然文化偏好并非自行落实（湖南男人得学会如何种植棉花，湖南女人得学会如何纺棉纱和织棉布），因此清朝官府借由传播耕织知识以鼓励家庭男耕女织之举，很可能就对文化偏好的普及有所影响。 第六章 废除来自土地的限制 美洲这个新型边陲地区 在所有核心地区中，就只有一个地区逃出了原始工业的死胡同，并在技术允许时将手工业转化为现代工业：这个地区就是西欧。而西欧之所以能做到，主要得拜剥削新世界之赐，使其不必多动用庞大的劳动力；尽管如果真的这么做，欧洲也能提供足以让19世纪人口保持增长的初级产品（当时的欧洲如果要以更集约、更有助于生态永续的方式来利用自己的土地，本来需要多动用这些劳动力）。新世界既生产“实物资源”，也生产贵金属。 与此同时，墨西哥、秘鲁和后来的巴西则把大量贵金属送到欧洲。其中有些贵金属直接来自对殖民地的榨取，例如西班牙、葡萄牙国王从他们领地的所有开采成果抽取的份额。 在使西欧至少与东亚诸核心地区分道扬镳上，似乎只有三个因素很可能起了差不多重要的作用。其中一个，颇为吊诡，会是欧洲的生态“落后优势”。这一落后留下未被开发利用的资源，从而在19世纪时提供了生态上的喘息空间。然而，我们已知道英国（或低地国家）在某些极重要的商品上（尤其是纤维作物和木头）并未享有这些优势，而且这些优势还会被生态劣势给抵消掉。第二个可能的因素是英国煤矿床有利的地理位置及此有利位置和整个煤／蒸汽复合体之发展的关系。第三个因素则是工业创新浪潮本身。这个因素仍未得到充分探明，而且诚如先前已分析过的，它异常重要，因为它与丰富的煤和拜新世界之赐而得以纾解其他资源限制一事密不可分。 要使跨大西洋贸易成为绝无仅有的自我扩张途径，前述这些在大体上属于欧洲之外且无关市场的因素都是不可或缺的。借由这一途径，欧洲（尤其是英国）能利用自己的劳动力和资本来纾解其吃紧的土地压力，从而把扩展速度（与东亚的情况不同）远超农业的人口扩张和原始工业扩张，都转化为有利于日后发展的资产。若没有这些因素，人口与原始工业的扩张可能会是日后一场浩劫的基础，或者可能会受阻于19世纪愈来愈高的初级产品价格，或可能会因为需要以劳动力密集程度更高的方式来利用并保存有限的土地基础一事而受到大力抑制。 原本没什么特别优势的西欧核心地区，为何能获得独一无二的突破，得天独厚地成为19世纪新的世界经济中心，并得以让剧增的人口享有前所未见的高水准生活？要解释这个问题，我们理当要把市场以外的因素和欧洲境外的形势视为最关键的因素。而在跨地区比较的路途上走了这么远之后，我们至少已经对本书一开始曾谈到的方法论问题，找到了一部分的解决办法。这趟探索之旅表明，与其假设自己正在寻找工业化前夕诸多真正独立自主之实体间的差异，我们更应该承认那些业已存在的关联在创造这些差异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萧冬连 著，《筚路维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01 前言 我认为，从执政党的建国方略、发展模式和基本政策角度考察，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路径经历了五次选择，即实行新民主主义、仿效苏联模式、追寻赶超之路、发动继续革命和转向改革开放。这五次选择呈现两个过程，即从走入传统社会主义（或称苏联模式）到走出传统社会主义，走上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第一章 实行新民主主义 一 “新民主主义”的源流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任务是，在多种所有制基础上发展生产力，实现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为向社会主义转变准备条件。 中共二大接受列宁和共产国际的指导，确定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先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第二步再进行推翻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 对于这两步革命怎么衔接，革命胜利后怎样过渡到社会主义去问题，中共内部有过长时间讨论，但未有定论。 经过长时间思考，毛泽东提出了“联合政府”的口号。“联合政府”并不是共产党期望的理想结局，但基于时局和力量对比，这是可以去争取的目标。从策略上说，提出“联合政府”的口号，旨在联合各中间力量逼迫国民党开放党禁，承认各政党合法地位，结束一党独裁，实行民主改革，争取中共在战后重建中取得主导权。事实上，也产生了这样的效果。 所谓联合政府，不只是联合各中间党派，如果国共两党坐不到一起，联合政府无从谈起。为此，中共在策略上做了调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对蒋介石虽然“批评九分”，但也还“留有余地”，有些话没有说透。当时，毛泽东估计，联合政府有三种前途，一是国民党要共产党“交出军队去做官”；二是形式上民主，承认解放区，实质仍是蒋介石的独裁；第三种前途是以共产党为中心。前两种前途都是以蒋介石为首，第三种前途才是毛泽东心目中的“联合政府”。他说：“我们要建设的国家就是这样一个国家”，不过“报告不这样写”。 毛泽东对出现前两种前途是有所准备的，他甚至没有完全拒绝到国民政府做官的可能，认为这至少可以“做宣传工作”。当然，军队和解放区是绝对不交出的。如果联合政府能够达成，社会革命的任务推延到比较遥远的下一阶段，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二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建国构想 从众多资料看，中共领导人是从两个方面考虑过渡条件的：一是生产力的性质，即工业化发展阶段；一是人民是否准备好接受社会主义前途。我们不难发现，前者是一个确定的指标，是人为难以移易的历史发展阶段；而后者带有随机性，取决于力量对比和执政党的动员能力。这种过渡条件的二元视角，对后来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存废有着重要影响。 三 新民主主义纲领的实 延揽如此多的党外人士进入政府，曾引起中共党内许多人的不满。毛泽东解释说：这样“好处很多”，“第一，可以‘赚’人，各方面的非党人物都有当副主席、部长、司令员的，‘朝里有人’，国民党不打自垮……第二，可以‘赚’来四万万人民，‘赚’来土地改革。第三，可以‘赚’一个社会主义。这叫做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吸引很大一部分具有管理经验、专业知识和社会名望的精英进入政府，集聚到共产党周围，对于瓦解旧势力、收拢人心、治理和建设国家都有帮助。更重要的是，把民主党派精英吸纳到政府，也就使他们与共产党同在一条船上，这条船确定无疑是驶向社会主义的。 五 酝酿放弃新民主主义 五反运动后，在所有较有规模的私人企业中建立了中共党支部，企业内部实行“工人监督，资本公开，技术公开，财政公开”，虽然承诺资本家仍有财产所有权、经营管理权和用人权，[93]事实上资本家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受到很大限制，他们感到前途渺茫，有的请求国家“计划他”。 第二章 仿效苏联模式 一 优先发展重工业 工业化从何处起步，是一个“苦苦思索”的问题。各有关部门提出过不同的设想，经过“反复权衡和深入讨论”，最后“大家认为必须从发展原材料、能源、机械制造等重工业入手。 在东西方冷战白热化的1950年代，中国没有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台湾）那种在世界自由贸易体系内发挥“比较优势”的条件；很难设想，在冷战白热化的年代，以强国为目标的中共领导人能长期忍耐“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30]的局面。周恩来说：“任何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总要有一点独立的能力，更不用说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不然一旦风吹草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支援我们完全解决问题”。 三 高潮是如何出现的 党组织正是利用了农民的这种心态，实行“依靠贫民、下中农，团结中农，孤立、分化、改造地主富农”的阶级路线，造成“贫农下中农的优势”。这个政策十分奏效，形成“羊群效应”。 本来，中共没有打算急于制定宪法，因为1949年通过的《共同纲领》具有临时宪法的性质，不仅民主党派满意，共产党也认为在过渡时期仍管用。以《共同纲领》为基础，以政协为平台，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正处在一个愉快合作的“蜜月期”。1952年10月，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出访苏联，向斯大林表达了中共的这一意向。然而，斯大林建议，中国应尽快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定宪法。刘少奇解释说，我们目前使用《共同纲领》，《共同纲领》在人民及各党派中威信很好。如果两三年内制定宪法，势必重复《共同纲领》，承认资本家的财产及剥削雇佣劳动为合法。再过七八年以后又要把资本家的企业国有化，再制定社会主义宪法，似乎有些不好。然而，斯大林坚持他的看法，他提出三条理由：其一，确立中共执政的合法性。他说，未经人民选举，没有宪法，人家就可以说你们的政权是建立在刺刀上的。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就可以拿掉他们的借口。其二，防止泄密。他说，你们的政府是联合政府，不能只对一党负责而应向各党派负责，国家机密很难保障。其三，通过选举向“一党政府”转换。他说，如果选举结果共产党员占大多数，就可以组成一党政府。其他党派落选了，可以给以恩惠，在政府中任用一些其他党派的人，继续在经济上合作，不使统一战线破裂。 中共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议，刘少奇从苏联回国，即刻启动制宪工作，并开始筹备召开全国人大。宪法的起草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基本框架模仿苏联宪法。宪法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新民主主义制度，但明确规定了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总目标。 1952年6月20日，毛泽东致信斯大林，提出“我们拟参考联共（布）中央的经验加强我们党的中央机构”。随后调高岗、邓子恢、邓小平、饶漱石、习仲勋到中央，戏称“五马进京”。同时将6个行政区改为中央派出机构，不再是一级地方政府。增设国家计划委员会，与政务院平行，统管全国经济，史称“经济内阁”。后来，林彪、刘伯承、叶剑英、陈毅、贺龙等人也相继调京。据高岗秘书赵家梁观察，调各路“诸侯”进京，毛泽东是一石三鸟：一则加强中央领导力量；二则形成刘少奇（党务）、高岗（经济）、周恩来（外事及统战）三足鼎立，分解周恩来的职权，并制约刘少奇；三则“调虎离山”，削弱大区权力，防患“山头主义”于未然。鉴于20世纪中国长期分裂的教训，防范“山头”坐大，加强中央集中统一，是毛泽东考虑的重要问题。高饶事件加快了撤销大区的步伐，1954年10月，各行政大区及其相关党政机构已不复存在。 文化改造的重要领域是教育界。对教育的重视不言而喻，马叙伦说：教育“是一种控制人类行为和思想的有效工具”。 院系调整虽然适应了国家工业化对专业人才的急需，但也导致了一系列问题，诸如忽视人文学科、理工分家、专业设置狭窄、拆散名牌大学、削弱综合性大学、中断民间办学传统等。 院系调整的政治含义是削弱欧美教育传统，引进苏联教育模式。凯洛夫《教育学》以及大量苏联高校和中专学校的教材被引进中国，1950年创办的中国人民大学和1951年创办的哈尔滨工业大学成为仿效苏联教育的样板，从培养目标、学制、专业设置到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方法、组织机构和师资培训全部依照苏联经验，随后苏式教育的影响在全国扩展。 1948年当选的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共81人，去美国的12人，随国民党政府迁往台湾的9人，留在大陆或从海外回大陆的60人，占74%。 中国知识分子政治上有“左、中、右”的分野，但共同点是爱国，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深厚传统。他们中的多数并不了解和认同共产主义，对共产党存有疑惧，但他们痛恨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的腐败却是实情。 为什么发动一系列文化批判，一方面，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阶层的大多数是依附于资产阶级的，政治上难以信任他们；另一方面，他又清楚地知道，国家建设离不开知识分子的服务。因而，他的政策是改造和使用两手，通过思想改造促使知识分子皈依马克思主义，至少是拥护新政权，为国家建设出力。首先是打掉知识分子的道德优越感，使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在非党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名声扫地”。 第三章 追寻赶超之路 1956年2月，苏共召开的二十大，引发毛泽东等领导人“以苏为鉴”、走中国自己道路的思考，并在经济改革与扩大民主两方面进行了有价值的尝试。然而，这种思考和探索后来却演绎出一场以“大跃进”和公社化为标志的乌托邦运动。其核心是双重赶超：用全民动员的办法创造增长奇迹，赶超英美；通过建立“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超越苏联，为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一种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新模式。这个运动以一场全国性大饥荒宣告失败了，它留给人们的启示是深刻的。 一 苏共二十大引出的改革思考 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大，揭露斯大林的错误，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转折意义。它为各国党独立思考，探索本国改革之路，提供了一个历史机遇。 “一五”计划是毛泽东时代执行得最好的一个五年计划。但照搬别人的经验，毛泽东“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 据薄一波回忆，苏共二十大之前，毛泽东就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更加明确地提出了避免苏联弯路，走“中国式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不只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也都做了很多思考。这种思考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1.改革经济管理体制 《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今天看，毛泽东的思考走得并不远，仅限于发展经济的方法，没有涉及经济体制的两大核心：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这两条在当时是不可移易的社会主义原则。毛泽东自己也说：“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 在不少场合我们都可以看到，领导层总要在意识形态目标与现实之间做出权衡。即使是毛泽东本人，有时候也不得不向现实做某种妥协。 对于苏联式计划经济没有好感的，恰恰是毛泽东。刻板的计划平衡和照章办事，与毛泽东全民动员的思路格格不入。他认为，这限制了基层和群众的活力及创造性，并助长官僚化的趋势。[16]然而，毛泽东对计划经济的不满没有按照逻辑导向对市场的重视。我们看毛泽东讲了十大关系，却缺少市场与计划的关系，这不是疏忽。他的思路是中央向地方适当分权，更多地发挥地方积极性，在建设一批大型骨干企业的同时，更多地发展地方工业和农村中小工业，通过发动群众运动，最大限度地动员民力来突破计划的平衡和填补资金的缺口，创造高速度。这是毛泽东的工业化思路不同于斯大林的主要之点。 2.扩大民主的尝试 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的种种暴行，对中共高层是有触动的。他们意识到，权力过分集中会带来弊端。李慎之当年听胡乔木讲述：“苏联揭露的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暴虐的统治。毛主席日思夜想走出一条比苏联好的路子来。”值得注意的是，一段时间毛泽东等人在苏美对比中，表现出对美国政治的某种肯定。据邓小平说，对于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美、法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 毛、刘、周都考虑过借鉴西方民主的“某些形式”来弥补制度上的缺陷，流露出少有的开放心态。当然，中共领导人从来没有设想过实行西方式的多党制和议会政治，他们是把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某些民主形式严格加以区别的。 不过，健全法制的话题没有引起广泛关注。在100多份大会发言中，很少有涉及法制问题的，甚至没有人提到1954年宪法。现在留下的毛泽东在八大筹备和召开期间的诸多文字，对于国家法制未赞一词。对于习惯于人治、习惯于政策治国的中共领袖和干部来说，从革命秩序转到法制秩序，是一个很难越过的坎。 对于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当时在国外引起很大反响，认为毛在搞自由化。东欧国家社会各界“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匈牙利的反对派甚至把毛泽东引为知己。但这些国家的领导层大都担心，“百花齐放”会“放”出思想混乱来。在苏联领导层更是引起“深刻的怀疑”，赫鲁晓夫深表不满和担忧，认为毛泽东是在玩火，或者是在设局。 毛泽东扩大民主有三层考虑： 一是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动员知识分子为实现他的建设宏图出力。1956年初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其主旨是要通过调整政策，动员知识分子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离不开知识分子贡献力量。毛泽东说：“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昧无知的命，单靠大老粗，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1957年初，他仍然说：“知识分子是相当值钱的，我们一天也离不开他们。尽管他在政治上仍然不完全信任知识分子，但必须团结他们，并逐步改造他们。 二是有意借助党外的批评冲击官僚机构的沉闷空气。 三是希望树立一种比苏联自由、开放的社会主义新形象。然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所提倡的自由、民主，并不是基于五四宪法已经规定的公民权利，而是执政党的一个动员工具。在“双百方针”提出之日就设定了两个界限：一是“争鸣”不涉及政治问题，一是只给人民自由，不给反革命分子自由，毛泽东说：“反革命议论不让发表，这是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料定知识分子的“争鸣”不会逾越雷池。 二 1957年的“大转弯” 到1958年7月运动结束时，全国共划右派分子55万多人，与最初估计的4000人相比，扩大了130多倍。还有众多未戴帽子的“中右”分子，一些人虽未划为“右派”或“中右”也被处理了，伤及的人数远超于此。在这55万右派中，党外是主体，党内也不少。除了那些被广为关注的高层民主人士和著名文化人外，还有一个数量庞大的“小人物”右派群体。据有学者研究，由低层干部、中小学教师和青年学生等构成的右派分子占到70%～80%，其中中小学教师占比近50%。这些“小人物”右派往往被忽略了，他们的遭遇其实更凄惨。群众运动具有不可控和过激化的特性，而出身于工农的多数党员干部对知识分子充满不信任，对于发动知识分子鸣放更有抵触情绪，反击右派的号令一下达，自然是“奋勇战斗”。 反右的直接后果，不只是中国的知识精英受到整体伤害，更深远的后果在于，由此在相当一段时间阻塞了中国走向民主和法治轨道的可能性。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集体失声，共产党再也听不到党外批评。即使在1961年至1962年上半年的调整期，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仍然不置一词，“夹着尾巴做人”。另一个深远影响是，轻易地放弃了中共八大政治路线，重新强调阶级斗争是主要矛盾。 三 赶超模式的大实验 如果要找一个毛泽东心目中的中国模式，那就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莫属。1955年秋冬，迅猛到来的社会主义高潮曾让毛泽东欣喜，但有一点却使他不安：中国仍然“一穷二白”，经济落后，文化落后，被人瞧不起。美国人对中国的敌视和傲慢，更是强烈地刺激了毛泽东。1956年9月，毛泽东对来访的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说：“我们是弱国，不是强国。美国怕苏联，但是不怕我们，它知道我们的底子。”“我们什么也没有，只有六亿人口。人家看我们不起”。 各种指标层层加码、节节拔高。赶超英国的时间不断提前，从15年到10年、7年甚至二三年；赶上美国的时间，也只需要再加七八年，甚至更短。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报告则是以“一天等于二十年”来形容当前中国经历着的“伟大时期”。 然而，像1958年那样，把造假变成公开的理直气壮的竞赛，达到“亩产13万斤”的离奇程度，却没有人敢提出质疑，仍然是史上罕见的。从根上看，是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加码，以高压推行高指标逼出来的。上面急切想看到“奇迹”，下面便极力迎合，添油加醋；媒体推波助澜，天天放卫星，批驳各种怀疑的声音。事实上，造假者很少受到追究，说真话的干部却无一例外地受到处罚。毛泽东对造假现象虽不鼓励，但相当宽容，明确提出要保护广大干部的积极性，对说假话的干部要耐心说服，不予处分。在领导层，并不是没有人看出假来，但是谁都不愿明说。也许起初造假者只是把它看成一场数字竞赛的政治游戏，并没有想到它的后果。事实上他们也不是后果的主要承担者，最终农民为此付出了饥饿甚至生命的代价。 四 滑向大饥荒 毛泽东私下对田家英等人说：“大跃进和公社化，搞好了可以互相促进，使中国的落后面貌大为改观；搞得不好，也可能变成灾难。 一般认为，灾荒是1959年下半年以后出现的，其实1958年底，一些地方就已经出现饥馑、疾病和饿死人的现象。1958年秋天，安徽灵璧县、河北邯郸专区、云南省都有报告，已有饿死人，许多人卧床不起，云南全省浮肿病38.8万多人，死亡3.9万人。 1959年上半年，毛泽东感叹说：“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让陈云来主管财经工作“比较好”。 这件事的教训是，一个执政的大党任何时候都应保持理性，避免受突发事件的过度干扰。 五 思想和体制透视 对于一个后进国家的领导者来说，赶超世界先进国家，是一个无法抗拒的诱惑，只是不同国家所依托的体制和所能调动的资源差别极大。基于独特的近代历史背景，在中国推行赶超战略，有着广泛的社会认同。然而，正如许多建立伟业的历史人物都可能自我膨胀一样，毛泽东和许多领导人也过分相信改造社会的能力。他们认为，只要将亿万人动员起来，苦战几年，就可以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如刘少奇所说“几年辛苦，万年幸福”。他们自信掌握了“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和通向人类美好社会的钥匙，自信通过人民公社可以把人们带进一个理想社会。在这样一个理想社会里，人人平等、富足、高尚，商品和货币都要取消，没有工资，实行供给制，人人都到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甚至家庭也要消灭。 毛的个人崇拜及不受制约的权力，使他有能力在一个有960万平方公里、6亿多人口的国度里，进行一场有巨大不确定性的社会实验。薄一波回忆说：一位老战友曾不止一次告诫他：“毛主席讲的话，如果你觉得不对，千万不要讲，你回去想想，慢慢就会知道毛主席是正确的。长期以来，在我们的脑筋里，的确形成了一个思想框框：毛主席说对，就对；说错，就错，人人都以毛主席的是非为是非”。 我们还应看到，“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是一个集体行为。从战争中走出来的各级领导干部，大都急于建功和敢于冒险，他们往往把毛泽东的一些想法加以发挥，添油加醋，生出各种奇思妙想，做出各种标新立异的事情。如毛泽东主张深耕，就把1米以下的土翻上来；毛泽东提倡密植，就植得密不透风；毛泽东要求多积肥，就把农民的土坯房扒掉肥田；毛泽东赞扬“一大二公”，就搞一县一社。 理想是提升社会的明灯，现实则是一个试错改良的过程，把理想直接拿来进行社会试验，必然带来灾难。理想越崇高、目标越远大、权威越强大，带来的灾难可能就越大。 第四章 发动继续革命 一 危机下的退却与分歧 “大跃进”失败后，许多领导人从狂热中冷静下来，回归到常识理性：社会主义首先必须发展经济，让老百姓吃饱肚子。为此，政策应当更加灵活，包括允许包产到户。按邓小平的话说：“不管黄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二 毛泽东的继续革命 针对知识界的文化革命，1964年就提出来了。毛泽东对知识界的不信任根深蒂固，认定各个文化领域藏污纳垢，“大学、中学、小学大部分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富出身的人垄断了”。不过，毛泽东的重点不在文化界。他认为在党里、政府里、军队里都混进了一大批“走资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因此，毛泽东决心撇开党政体系，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发动群众起来造反，夺回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 毛泽东要通过演习达到什么目的？一则要充分揭露黑暗面，让各色人等都出来表演一番，从而鉴别谁是左派，谁是右派，谁是动摇不定的中间派。二则想“练练兵”，让没有经过战争考验的青年人“到大风大浪中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使他们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三则要改造人性，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毛泽东历来相信，人性是可以改造的，也必须改造；只有改造才能培养出“新人”，只有“新人”才能建设新社会。而人性改造一要经受体力劳动的净化，二要经受阶级斗争的炼狱。 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只有毛泽东说了才算。每当党内出现意见分歧，毛泽东总是把问题提到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高度，这足以让所有持不同意见者都失去自我辩驳的能力。 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由来已久。一般把林彪、康生视为造神运动的魁首，这不错，但更应把个人崇拜看成一种政治文化生态，所有人包括刘少奇都为此做出了“贡献”。远的不说，在庐山会议上，领导者们即便内心赞成彭德怀的看法，却都把维护毛泽东的形象和权威看成头等大事，表示对毛泽东要绝对忠诚，甚至于“驯服”，决不“犯上”“反水”。过去生死与共的战友越来越像君臣。在党内，刘、周、朱、陈、林、邓等人都有很高威望，但没有人可与毛比肩而立。刘是仅次于毛的第二号人物，但不是一位魅力型领袖。毛泽东一出现在老百姓面前，就会被山呼万岁所淹没，刘少奇却没有那么多光环，他1961年在湖南农村做调查时，甚至遇到冷眼和辱骂。在高级干部和将领中，刘似也没能让多数人服膺。党内高层没有任何人有挑战毛泽东权威的意志，更没有这种力量。所有人只能或主动或被动、或自觉或违心跟着毛泽东的决策走。 文化大革命被称为“史无前例”，就在于它自下而上发动群众起来造反。没有红卫兵和群众组织及其造反夺权运动，就没有文化大革命。 如何解释普通民众“积极”投身“文革”，有人提出“两个文革”的说法，一个是毛泽东开展权力斗争的“文革”，一个是人民的“文革”，即下层群众趁机造反。 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允许自由结社是有限度的。群众组织可以冲击各级党政机关，造各级领导干部的反，但绝不允许反对整个共产党，反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绝不允许反对毛泽东及其“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 当然，普通群众卷入运动并非都经过理性计算，群众为寻求社会承认和团体保护，摆脱恐惧、孤独、被抛弃、被歧视等心理需求，都会转化为参与群众组织的冲动。对青春躁动的学生来说，文化大革命类似一个狂欢节。停课闹革命、围观批斗、仪式化活动、冲出校园“破四旧”、全国大串连等，本身就是释放过盛激情的快事。到各地大串连的红卫兵，怀有明确政治理想的并不在多数。免费旅游，见世面，何乐而不为？ 王力评论说，毛泽东“原想是作为一次反修防修的大演习，要让所有的人都表演一番。但魔鬼放出来以后，收不回去了”。 毛泽东希望，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前提下，实现“安定团结”，对老干部派与文革派左敲右打，驾驭两股力量，维持权力平衡。江青、张春桥等中央文革派扛起维护“文革”的大旗，符合毛泽东的意图；但他们借机向周、邓发难，却超出了毛泽东的限度。毛泽东并不希望再次出现大乱。 把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分别讲的三句话并列起来，提出“三项指示为纲”，将经济建设提升到“纲”的位置，为整顿提供依据，实际上偷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概念。 第五章 转向改革开放 一 中国改革的缘起 据官方估计，“文革”对经济造成的损失达5000亿元，相当于建国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 1978年9月，邓小平对地方领导人说：“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陈云在同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建国快三十年了，现在还有要饭的。老是不解决这个问题，农民就会造反。支部书记会带队进城要饭。” 在邓小平主导下，历时两年制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小心地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以维护政治连续性和正当性；与此同时，对毛泽东思想做重新诠释，把“毛泽东晚年错误”与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以“科学的”毛泽东思想否定“毛泽东晚年错误”，以“发展主义”取代“阶级斗争”确立为新的意识形态，为改革提供合法性，预留了试验空间。 二 中国市场化转轨之路 一般都认为，中国改革与苏联东欧改革有“渐进”与“激进”之别。所谓渐进式改革，首先是先经济、后政治的改革次序选择，保证了政府控制改革进程和协调利益的政治能力。其次是经济改革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通过不断的试验逐步推进，允许不同选择进行竞争和比较，减少了掉进“理性自负”陷阱的机会。1980年代的决策者有一个指导思想，就是改革要让多数人受益。改革措施的出台考虑社会的承受力，注重照顾各方面的利益，对利益受损实行补偿，避免了可能的社会震荡，争取了支持者。有学者认为，所谓渐进改革实质是一种“增量改革”或“体制外改革”，就是在计划体制的主体部分不能做重大改革的情况下，允许和扶持集体企业、个体经济、私营企业、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的发展，这几种经济的所有制性质不同，但都处在计划体制之外，以市场为导向，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到1990年代初，体制内与体制外两块经济几乎可以“平分天下”了，这就造成了一种竞争态势，迫使受制于旧体制的国有部门不得不进行“制度创新”。这就是中国改革实际走过的路。 需要补充的是，改革初期并没有清晰的路线图。当时，从领导人到经济学家都意识到必须改，但谁都说不清楚究竟应当怎么改，更没有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最终目标。中国改革是一个不断试验和学习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说，“摸着石头过河”是唯一可能的选择，许多情况下是实践推动政策走。市场机制具有为自己开辟疆域的力量，观念和政策的突破往往是对事实的追认，所谓“与时俱进”也可称之为“顺势而为”。渐进式改革尽管不是一个理想的改革模式，但它是一个可行的改革模式，可以分散风险，减少阻力，同时给执政党、干部队伍和普通民众一个学习和适应的过程。真正使干部队伍观念发生转变的，是改革本身的不断发展和取得的成就。 计划经济消灭了竞争也就消灭了大多数人的工作动力，消磨掉了劳动者和管理者的进取心和创造力，致使经济发展失去内在动力，尤其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必须不断地进行政治的、思想的动员，以保持民众的持续热情，从外部注入经济社会驱动力，这也是为什么毛泽东时代总是运动不断的重要原因之一。 人类总应该从历史中学得聪明一些，不能总在两个极端之间来回摇荡。传统社会主义试验不成功，不意味社会主义追求的基本价值失去意义。 中国未来之路应当警惕任何一种理性自负的陷阱，如果能避免拉美一些国家总是在“两个鸡蛋上跳舞”，避免中东一些国家出现的转型乱局，那是中国之幸，百姓之幸。 **历次转向都有国际背景的影响 牛大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比如，第一次转向，1949～1956年，中国要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条道路，是因为世界在1947年出现了两大对立的阵营，共产党国家怎么办？中国卷进去选边了，选的是对苏“一边倒”，也就是联苏反美。而且，到朝鲜跟美国进行了一场战争。这种情况下，中国的选择余地就比较小，当然也不是一点余地也没有。但它选择了苏联的模式，而且是斯大林的模式。其实，即使苏联模式，也还有新经济政策模式，还有后来的赫鲁晓夫模式。后来，毛泽东认为，不能稳固新民主主义，要加快向社会主义过渡，也跟中国在国际上这次选边有关系：在两大阵营对抗、朝鲜战争的背景下，肯定要加速农业合作化，保障快速工业化，牺牲私营，以国营为主来增强国力。 第二次转向是在1956～1958年，这跟斯大林去世后的国际形势有关。斯大林去世的后果显现了，有了一轮“苏东波”，国际共运也出现了理论发展和权力转移的空间，这就影响了中国的那次转型。 外部因素的影响，体现在这几次转型都有一个大的国际背景。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感觉，得自己面临着一个外部侵略战争的压力，而且战争可能很快就要发生。这样，使中国的发展道路受到影响，要快、要抓紧、要转向，要早过渡，要“大跃进”，要抓阶级斗争，要继续革命，一直走向“文革”。最后，对战争与革命的世界形势的估计转变了，现实了，就转为改革开放。因此，外部的战争压力，是一个因素。 1960年代走向“文革”，背景就是中国在国际两大阵营的冷战中做了选择：要反帝反修。从1960年代开始，到“文革”结束，从高层到基层几乎完全破除了对苏联社会主义的迷信，而恰恰在“文革”后期又和美国走近了，走向了一个跟美国的关系最好的一个历史时期，走到“联美反苏”的地步了。改革开放是在中美和好、中苏决裂的国际背景下发生的。同时，还有一个国际环境，就是出现了亚洲四小龙的模式。特别是新加坡模式，给了中国一个信心——东亚后发外源型现代化是可以赶超西方先发的内源型现代化的。 此外，我对萧老师刚才陈述的论点，还有几点不同意见。例如，说“文革”中的群众造反是“奉旨造反”，不是“趁机造反”。这个论断是不是有些绝对了。“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也包括革命造反的积极性。对“均贫富、等贵贱”这些“理想”的追求，是几千年传下来的民粹传统，也是现代共产革命所着意点燃的激情。共产党执政以后，干部的素质、当权派的作风等变化其实是很快的，出现了变质、蜕化、腐败、脱离群众、欺压百姓等趋向。即使不用阶级斗争这套话语系统来概括和描绘，老百姓也会用自己的话语来概括，并有所诉求，会从不满走向反抗。 毛泽东看到了人民群众中蕴藏着这种不满和反抗，他要释放这个东西，“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没有对民意的这种准确把握，是断然不敢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放手发动群众去打烂和重建党和国家机器的。他力排众议，给了人民群众一个“造反有理”、自我表达的机会。而这么多（亿万）人民群众，能在那么短暂的动员下，那么热烈地起而响应，冲破层层压力和阻力，很快就到了“欲罢不能”的失控地步。这当然是抓住机会，释放长期怨恨的表现，是“趁机造反”。至于后果，则是后来才看清并凝聚相对共识的。如果不从民众自身寻找大革命和大动乱的动因，恐怕也是不能全面总结历史教训的。 又如说，邓小平这样的领导人可能对这场改革没有明确的目标，也没有路线图。对此，我有怀疑。我认为，邓小平可能心里有数，但嘴上不说。在他心目中，改革向什么方向走，至少是明确的。后来，他的做法显示，他的改革之路走得还是比较直的，一直没有变向。目标应该是，在保持共产党一党执政的前提下，使中国融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经济体系。他没明说，只有只言片语。他推行的承包、特区、证券交易、市场化等，都是向着这个目标直行。有时候，停一停，看一看，但没动摇，继续走下去。 路径选择受多重因素制约 章百家 前些年，我比较仔细地研究了新中国成立后前七年经济体制的演变。我发现，共产党最初设想和后来实际发生的情况差别很大。最初的设想并非如此，但最后走成了那样，其中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因素在发挥作用。研究历史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当事人的主观意愿未必有后人认定的那么大的作用，客观条件会像无形的手左右历史进程。

曹雨 著，《中国食辣史》，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06 第一章 中国食辣的起源 第一节 辣椒何时进入中国？ 辣椒原产美洲，大约在十六世纪下半叶进入中国，即隆庆-万历年间。辣椒进入中国后长期作为观赏植物栽培，直到康熙年间才开始逐渐进入中国饮食。 有趣的是，葡萄牙人在果阿种植辣椒是以食用为目的的，而辣椒在其原产地中美洲也早就被当做调味料使用。但是中国商人们似乎并不了解这一点，在辣椒从葡萄牙人手上传到中国人手上的过程中，物的本体传过去了，但使用辣椒的信息丢失了。这就好比一个中国人给了欧洲人一方砚台，却没有说明它的用途，这样一来，砚台的使用信息就丢失了，那个收到了砚台的欧洲人百思不得其解，只好把砚台当做一块异域石头充作摆设了。 广州和宁波是辣椒传入中国的最重要的两个港口，辣椒传入中国之后的传播路径非常复杂，但几乎都可以追溯到这两个港口，其中尤以宁波为重要。 第二节 辣椒的名称是怎么来的？ 辣椒传入中国以前，“椒”字一般指花椒，辣椒在借用中国传统香辛料名称的同时，也继承了中国人对香辛料的各种想象和隐喻。 海椒是辣椒在西南地区普遍的叫法，“海”字明确指出了辣椒来自海外，与“番”字的意义差不多。由于西南地区离海很远，因此“海”字也提示了辣椒是从东南沿海地区传来的，这一名称也暗示了辣椒在中国的传播路径，即先到达沿海，再逐渐传入内陆。 第三节 中国人真的能吃辣吗？ 许多中国人都对自己的吃辣能力颇为自豪，俗语说“湖南人不怕辣，贵州人辣不怕，四川人怕不辣”。在许多北美、西欧人的印象中，辣味也是中餐的标志性味道之一，中国人真的很能吃辣吗？ 辣椒属植物下有五大栽培品种（指生物分类学的种，Species），分别是一年生辣椒（C.annuum）、灌木状辣椒（C.frutesces）、浆果辣椒（C.baccatum）、茸毛辣椒（C.pubescens）、中华辣椒（C.chinense）。这五大品种中，以一年生辣椒最为常见，中国的杭椒、线椒、朝天椒都属于这一品种，几乎没有辣味的甜椒也属于这一品种。 海南黄灯笼辣椒属于中华辣椒种，世界上最辣的辣椒，包括娜迦毒蛇、哈瓦那辣椒、印度鬼椒都属于这一品种。其余的三种在中国很少栽培。 辣椒的辣素是辣椒素（Capsaicin），且只在茄科植物辣椒中有；蒜、葱、韭的辣素是蒜辣素（Allicin），分子式是不一样的，但是作用于人体的受体是一样的，因此吃起来都有相近的刺激感。姜的辣素成分很复杂，不单纯是触觉，花椒的麻的感觉也是一种触觉，来自于花椒α麻素（Hydroxy α-Sanshool），受体相同，但是产生的是50赫兹的震颤，因此有麻的感觉。蒜辣素受热容易分解，因此蒜和葱烧熟了就不太辣了，辣椒素很稳定，因此熟了仍然很辣，这种特性就使得辣椒非常适于习惯将食材与调味料一同烹煮的中餐。 在漫长的历史中，不断有外来食物加入中国饮食，历史上有三个高峰时期：第一个是西汉凿通西域，原产自中亚和西亚的胡椒、蒜、孜然、芝麻、小茴香都是这个时期进入中原的。第二个是盛唐时期，大量的产自印度和南洋的香辛料进入中原，有丁香、肉桂、豆蔻等数十种之多。第三个是明末清初，美洲原产作物进入中国，包括辣椒等茄科植物。可以说中国饮食是调味料的集大成者，历史上用过的，至今仍然常用；海外引进的，一样视同己出。而中国本土南北之距离也给予了种植这些调味料最好的环境，从热带到亚寒带的植物都可以在中国种植。可以说中国饮食的特点是一菜多味，百菜千味。 第四节 辣不是味觉 辣是一种痛觉，比赛吃辣实际上是较量忍耐疼痛的能力，而夸耀这种能力实际上是通过展示忍受疼痛的能力从而证明自己在身体对抗上占优势。 良性自虐机制（benign masochism）可以用于解释人为什么热衷于吃辣椒，辣椒使人产生痛觉，从而欺骗大脑释放内啡肽，但又不会使人处于实际的危险当中 。这种机制与人热衷于乘坐过山车，或是跳楼机，或是长跑（缺氧），或是看恐怖电影的机制是相同的。都是欺骗大脑释放内啡肽而产生愉悦感的行为，又并不处于真正的危险当中，因此称为良性自虐。 第五节 中国——辛香料大国 原产自中国的辛香料，至今常用的有姜、花椒、葱、韭菜这四种基本上可以确定原产于华夏故地，有文献记载的资料可以上溯到西周时期。不过即使是这四种辛香料中的三种即姜、花椒、葱亦不一定被华夏先民认为是土产。 外来的农作物进入中国有三波高潮，第一波是张骞凿通西域时带回了大量的外来物产，如胡荽（芫荽）、胡蒜（大蒜）、胡桃、胡麻（芝麻）、胡瓜（黄瓜）、苜蓿、葡萄等。第二波是唐代置安西都护府，外来物产经由唐帝国保护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原，这一波引进的外来物种有菠菜、西瓜、茉莉花、胡椒、阿月浑子、胡萝卜等，前两波引进的外来物种大多带有“胡”字。第三波是明末，这个时期美洲大陆被发现，大量的农作物被欧洲人带回欧亚大陆，中国也在航海大发现时代得到了这些物产，包括辣椒、番茄、茄子、马铃薯、番薯、菠萝、玉蜀黍（玉米）、番豆（花生）、葵花、南瓜、腰果、豆角、烟草等原产于美洲的作物。 第六节 辣椒进入中国饮食 辣椒传入中国以后，最早出现文字记载的是在浙江，然而在中国人得到辣椒以后的相当长时间内，辣椒并未进入中国饮食，而是作为观赏花卉在小范围内栽培。辣椒是怎样进入中国饮食的呢？中国人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重新发现了辣椒的食用价值？ 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说，辣椒进入中国的四百年，正好可以被分成四个阶段， 第一个百年（1600—1700）是由“不可食”变成“可食”的阶段，这是辣椒进入中国饮食的第一阶段，中国人重新发现了“作为食物的辣椒”； 第二个百年（1700—1800）是辣椒在地域饮食中缓慢扩散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更多的中国人接触到了作为食物的辣椒，并且以自己的方式对辣椒命名，对其进行经验性的概念总结，形成了中医对辣椒的认知，并用类比隐喻的方法，使得辣椒借用了中国原有辛味调味料的经验性概念； 第三个百年（1800—1900）是辣椒地域饮食中迅速扩散的时期，在这个阶段中，中国人对辣椒的理解开始超越经验性概念的范畴，进入了符号化概念的阶段，虽然这些概念往往早已有之，只不过转借予辣椒罢了，这个阶段也使得辣椒的地域版图得以相对稳定，形成了现代中国人所认知的“传统食辣区域”； 第四个百年（1900—2000）是辣椒在中国饮食中全面蔓延的阶段，革命和移民赋予了辣椒新的、原生性的、符号化的概念，使之在中国政治经济格局剧变的世纪中脱颖而出，成为了中国饮食中的重要一部分。 第七节 为什么食用辣椒首先发生在贵州 要知道辣椒是怎样成为一种食物的，必须先认定辣椒在饮食中的地位，无疑辣椒是属于副食的一种，而副食是边缘化，可以增减的，体现口味偏好和阶级差距的，辣椒体现的副食价值尤为突出。然而副食又可以被细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摄取食物的营养价值为目的的，如肉类、甜食、菜蔬、水果之类，还有一种是以调味为目的而食用的，如泡菜、油制辣椒、酱油、豆豉、豆腐乳之类，特征是调味极重，很难单独食用，一般用以佐食主食。 长期的粮食短缺，造成了中国饮食的独特风格，即少肉食、多菜蔬、重调味的风格。众所周知，在中国内地农业条件下，豢养家畜需要消耗大量的粮食，因此中国农民的肉食一直比较少。菜蔬占地不多，消耗的精力也有限，随时可以采摘，显然是副食的不二之选，因此菜蔬在中国饮食文化中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以至于原来专指“草之可食者[5]”的“菜”，成为副食的通称。 中国饮食中用以“下饭”的调味副食大致上可以分为三类，即酸味、咸味和辣味，且可以相互搭配。 出国的留学生往往会抱怨欧美的甜品太重糖而难以入口，中国人喜闻乐见的零食大多是以咸辣味觉元素为突出特征的，比如各种香辣豆制品和肉脯，常年在网络零食销售排行榜上占据前几名的位置。 另外，辣椒食用起源于中国境内的土、苗少数族群，也印证了中国饮食文化是典型的多源文化（heterogeneous culture）。辣椒作为调味料的历史是中国饮食文化中的重要篇章，而其源自于土、苗。还有一些发酵肉食的食俗也源自于西南少数民族。 第八节 清季辣椒的扩散 自康熙末年以来，历经雍正（1723年—1735年）、乾隆年间(1736年─1795年），贵州各地的方志记载已经普遍大量食用辣椒了。乾隆年间与贵州相邻的云南镇雄和贵州东部的湖南辰州府也开始食用辣椒。嘉庆(1796年─1820年）以后，黔、湘、川、赣几省辣椒种植普遍起来，嘉庆时各地方志已经记载当时辣椒的传播情况，江西、湖南、贵州、四川等地已经开始“种以为蔬”。 根据《清稗类钞》饮食类的记载，道光年间(1821年─1850年），贵州北部已经是“顿顿之食每物必蕃椒”，“居民嗜酸辣，亦喜饮酒”，“滇、黔、湘、蜀人嗜辛辣品”，“湘、鄂之人日二餐，喜辛辣品，虽食前方丈，珍错满前，无椒芥不下箸也。汤则多有之。”。同治时(1862年─1874年），贵州人是“四时以食”海椒。 辣椒在进入中国的最初一百年，即1571年的《遵生八笺》到1671年的《山阴县志》，作为观赏植物种植，偶尔作为药用植物（外用），然后沿长江商业航道传到湖南，再由湖南传至贵州缺盐的苗侗地区，于十八世纪初开始了在中国饮食中作为调味料的历程，历经二百年逐渐蔓延开来，向北扩散到湖北；向东扩散到湖南、江西；向南扩散到广西北部；向西扩散到渝州、四川、云南。在二十世纪初，业已形成了一个以贵州为地理中心的“长江中上游重辣地区”，也就是在中国进入二十世纪之初的辣椒调味分布状况。 第二章 中国文化中的辣椒 第二节 辣椒的“个性” 当代中文语境下，“辣妹子”一词的文化隐喻，已经不同于古汉语中的“辣手”、“辣浪”、“毒辣”，反而更偏向于正面的说话直接了断，做事果断勇敢，待人大方爽朗，且有隐喻体态和容貌的美好的意味，呈现出辣椒文化含义从贬义向褒义的转化。 第四节 “上火”与“祛湿” “上火”与“祛湿”是民间对于辣椒常见的食疗认知，这种认知的背后有着深刻的文化认同因素，也是不同地区的人们对自身饮食习惯的合理化解释。而这种话语体系一旦形成，对族群和饮食偏好和边界建构都有深远的影响。 中医一般认为民间概念的上火泛指人体阴阳失衡后出现的内热症。其特点是：长痘、牙龈肿痛、咽喉不适，甚至口角溃烂、嘴唇长泡，还可表现为大便干燥、肛门炽热等。 外地人当中保持吃辣习惯的，都特别强调了辣椒“祛湿”的作用，他们认为广东属于气候潮湿的地方，吃辣可以有助于身体排出“湿气”，有利于身体健康。笔者认为，无论是“热气”，还是“祛湿”，都不是人们不食用或者食用辣椒的原因，反而是一种补充的心理慰藉。喜好香辛料是一个族群长久的饮食文化传统，人们只不过是利用了中医理论给自己找了一个可以心安理得地享用自己喜好食物的理由罢了。广东人不喜好香辛料，于是用中医理论说“热气”；西南人喜好香辛料，于是用中医理论说“祛湿”。在享用美食之余还可以慰藉心灵，认为自己做了对健康有好处的事情。 第五节 辣椒的性隐喻 辣味调味料的催情作用来源于人类最原始的直观医学见解，传统的西方医学的发端在希腊，希波克拉底为代表的古希腊医学将人分为胆汁质、多血质、黏液质、抑郁质四种类型。 第六节 挂一串辣椒辟邪 门口悬挂应时装饰物是中国人很早就有的习俗，从文献上看，早在汉时就已经有这样的习惯，根据时令不同，悬挂的物件也有不同，如清明时分门上插柳，端阳时分门上悬艾草。 门口悬挂辣椒还有辟邪的作用，民间对于气味强烈的香辛料往往归类于有驱虫，乃至于辟邪的功效，如中古以前在门户上悬菖蒲、艾草、山茱萸等物，其起源可归于驱虫之效，五月因疟疾丛生而被视为“恶月”，当以气味强烈的药物禳助。然而年岁日久，逐渐形成民俗以后，便有了精神上的辟邪意味。 第七节 南北差异 辣椒在中国南方和北方作为调味料的形态也有极大的差异。辣椒作为调味料，从加工的简单到复杂依次是干辣椒、辣椒粉、辣椒酱。生辣椒在制成辣椒粉的过程中，被干燥、研磨，但一般未添加其他物质，是辣椒作为调味品的比较纯粹的状态，这也是辣椒在中国北方饮食中使用的主要状态。生辣椒在制成辣椒酱的过程中，添加了其他物质，并被盛在人造的中介物中加以腌渍，因此是人为痕迹最重的一种烹饪方式。制成的辣椒酱，大部分情况下是一种发酵食品，辣椒酱也是辣椒在中国南方饮食中使用的主要状态。辣椒粉和辣椒酱都是辣椒的调味品形式，在不同地域的中国饮食中，有不同的叫法，一般来说辣椒粉、辣椒面都是指辣椒干燥研磨后的状态；油泼辣子则是辣椒粉加入热油、芝麻等物，也可以被归类于辣椒粉。 辣椒传入中国以后，基本上都在长江流域和沿海地区传播，辣椒进入中国饮食中后，以贵州为起点向周边省份扩散，但接受辣椒的省份大多以米食为主，辣椒在北方面食地区的传播要晚于在南方米食地区的传播，而陕西则是辣椒在北方传播的重要起点。辣椒进入陕西关中地区以后，其食用的方式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更加符合与面食的搭配，如一般以油泼辣子的形式添加到面食中，或者用于蘸食。 南方的辣椒酱是高度复杂的酱料，由于原材料的多样化和制作工艺的复杂，容易形成差异的口味，也就是说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秘方，生产出来的辣椒酱口味都不太一样，甚至在四川有百家百味的说法。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辣椒的发酵是一个难以准确控制的过程，从而产生了变化多样的风味。 中国北方的语言是高度统一的，地貌则以便于交通的平原和高原为主，而北方的辣椒粉也如北方的地貌和语言同样一致，北方的辣椒粉的生产是大规模的，以男性为主力，是一个公开的过程。 南方与北方对辣椒的加工方式和食用方式的迥异，体现了南北方基于各自的地理条件基础而衍生出的一系列自然与人文特征。体现在南方的辣椒酱和北方的辣椒粉上，则是辣椒酱的复杂对应辣椒粉的单一；米食对应面食；个体对应集体；融杂对应独立；私密对应公共；女性对应男性。究其根本，辣椒酱与辣椒粉所体现出来南北方差异，其背后是南北方自然条件与人文精神的根本差异，这种差异性在许多方面都有体现，辣椒酱与辣椒粉的差异不过是其中之一。 第三章 辣椒与阶级 第一节 中国饮食文化的阶级谱系 如果打一个不太贴切的比方，那么原来的中国饮食文化就好比一套四合院，有正房、跨院、影壁、东西厢房、倒座房，如同饮食文化中有各种阶级、地域、体系的传承。而革命以后，就好比把四合院的房子全部拆散了，原来的结构荡然无存，但是当我们重新在原址上建起一座新楼时，使用了很多原来的砖块，这些砖块就是原有的菜式做法和片段化的仪式、习俗，然而在新建楼房时，大厅也许用原来来自影壁的砖块，也可能用了原来跨院的砖块，把原来并不属于同一结构的砖块拼凑到了一起，形成了新的结构。这就是中国饮食文化近百年来最显著的特征，即打破原有结构，使体系碎片化，再重新构成新的结构，我们可以在一些片段上依稀看见以往的痕迹，但通观整体，再也不是以前的那个四合院了。 第三节 辣椒走向江湖 中国南北两路的点心，根本性质上有一个很大的区别。简单的下一句断语，北方的点心是常食的性质，南方的则是闲食。我们只看北京人家做饺子馄饨面总是十分茁实，馅决不考究，面用芝麻酱拌，最好也只是炸酱；馒头全是实心。本来是代饭用的，只要吃饱就好，所以并不求精 。 第七节 边疆的辣椒 在中国的西南边疆地区，主要是云南的食辣饮食文化中，来自缅甸、泰国的东南亚饮食元素是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滇西、滇南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其食辣饮食文化的风味特征很容易让食客联想到东南亚的饮食，而不是中国的饮食。在滇北，其食辣饮食文化的风味特征比较接近于四川和贵州，中国饮食的风味特征比较明显。

[英] 汤姆·斯丹迪奇 著，李晓霞 译，《车轮上的历史》 今天看似可以快速解决问题的方法，很可能会在明天产生严重且出乎意料的长期后果。从马车到汽车的转变，看似是一个美妙且及时的技术解决方案，事实却并非如此，因为汽车以各种出乎意料的方式改变了世界——从城市地理到石油地缘政治——并衍生出各种各样由其自身带来的问题。 贵族在左，平民在右 从18世纪80年代开始，苏格兰工程师约翰·马卡丹进行了一系列实验，提出一项相当关键的技术改进——用边缘锋利的压碎了的岩石子铺路，而不是圆圆的鹅卵石。这些小石子笔直的边缘使它们能够在车辆经过时更紧密地贴合在一起，而不是分散开来。马卡丹的方法后来被称为“马卡丹碎石路面”，在19世纪20年代被英国正式采用，并传播到其他国家。 机械马上的动作宛若溜冰 德雷斯随后出版了一本插图小册子来描述该设计，其他人看到后也开始尝试制造自己的“德雷斯机”（在图纸中，德雷斯巧妙地将用绳子操纵的刹车机制隐藏在骑手的一条腿后面，让那些未经授权的仿制者无从发现）。 1868年，发表在《科学美国人》杂志上的一封信这样写道，让两轮自行车“保持直立的姿态，在肤浅的观察者看来，是实用力学中最惊人的壮举之一”。 与此同时，其他方面的创新也在稳步推进，成为后来众所周知的“自行车”（英文为bicycle）标准设计的一部分。这些创新包括：使用滚珠轴承来保持车轮的平稳转动；使用钢管框架减轻重量；改善刹车；采用带有钢丝辐条的轻型金属轮；采用飞轮装置，让驾驶者不需要蹬踏板就可以滑行。 给车轮外围包上橡胶圈，并由此演变出充气轮胎；采用后轮链传动技术，解决了直接蹬踏安装在前轮上的踏板所带来的影响转向的问题。到19世纪80年代末，所有这些元素都被组合在一起，构成一个耀眼的、有两个大小相同的轮子，被称为“安全双轮自行车”（safety bicycle）的现代设计。这个名字想要强调的是，自行车，曾经被认为是富有的年轻人昂贵而危险的玩具，现在已经成为普通人的选择。 汽车之路 蒸汽火车证明，不用马匹奔跑，出行也可以迅疾飞速；自行车证明，不用马车的遮篷，出行也可以私密得悄无声息。有可能二者兼有吗？有没有这样一种交通工具，可以像火车一样飞速奔驰，像自行车一样方便隐蔽，还能像马车一样在现有的道路上行驶？有一种方法发明家一直没有放弃，就是像屈尼奥和特里维西克所做的那样，在马车上安装蒸汽机。19世纪30年代，在大西洋两岸，蒸汽铁路的成功重新激发起人们对“蒸汽马车”的兴趣。英国城市甚至短暂尝试过几次提供蒸汽公共马车服务。但是出于种种原因，“蒸汽马车[1]”并没有流行起来。 一辆真正的汽车，奔驰专利机动车，诞生于1886年。 橡胶轮胎横空出世 一开始它只是一个科学实验，接着就成了冒险家的工具，然后做富人的玩具，之后又成就了穷人的野心，最后成为所有人的仆人。 世界上第一次家庭自驾游就这样发生了！这次旅行为汽车技术带来了几项改进，在妻子的建议下，卡尔·本茨额外增加了一个较低挡位，让汽车在爬坡的时候，不需要人在车后撅臀振臂，奋力推动了。因为刹车片在下坡时的减速效果不佳，本茨还改进了刹车系统，保留了伯莎的创新——在刹车片上覆盖一层皮革。最重要的，妻子的这趟旅行以及由此带来的惊喜让本茨信心爆棚，让他的发明得以继续推进，让车辆距离上市更近了。 可以说汽车时代是从一场不寻常的比赛开始的。比赛的组织者是在法国广受欢迎的《小日报》，一家在利用宣传噱头提高发行量方面颇负盛名的报纸。报社希望可以将人们对无马马车新技术日益增长的兴趣转化为商业利益。但是这些交通工具的实用性到底如何？它们有哪些局限性？哪类车的前景最为广阔？“到19世纪末，人类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创造了蒸汽、燃气、电力以及一些其他种类的驱动力，但是，这样的创造力仍然没有让人们找到以机械形式的驱动装置代替马匹的方法。”《小日报》在1893年12月写道，“《小日报》希望可以在1894年解决的正是马车的替换问题，但愿我们能够取得重大进展”。 在日内瓦和瑞士的其他地方，当地政府采取了相应措施，在道路上铺设“防尘层”，即热的煤焦油或柏油。事实证明，用这种方法铺路能有效地减少汽车扬尘，有些人甚至自己花钱在自家房前的道路上铺设“防尘层”。但是对所有现有的道路进行这样的处理似乎不切实际，因为成本太高了。因此，人们开始呼吁更严格的速度限制，或是对特定路线的限制。 改变一切的那款车 到了1908年，想买车的美国人已经有的选了。潜在的客户可以在那一年的汽车广告上看到数十家汽车制造商，品牌之多，令人眼花缭乱。这些汽车如今多数已销声匿迹。那时汽车广告的共同特点便是特别强调有车一族的社会地位。这也不奇怪，因为当时的汽车相当贵：那一年，美国自产汽车的平均售价为2 834美元（约为现在的8万美元），而一辆进口欧洲车的平均售价更是高达6 730美元（约为现在的20万美元）。 一种全新的制造方式——流水线作业，成为T型车降低生产成本的关键。T型车不仅重新定义了汽车的制造方式，还为各类消费品的大规模生产创建了20世纪的模型。 什么颜色都可以，只要是黑的 T型车的生产过程总共被拆解为7 882个独立任务。如此高的专业化程度，再加上流水装配线的有序协调，量产的效率达到了一个新水平。一辆汽车的生产时间从12小时降至93分钟，每3分钟就有一辆新车下线。 越是优化单一车型的生产，福特就越难跟上时代的步伐。作为第一辆面向大众的汽车，T型车让全世界数百万人获得了自己的汽车，成为有车一族。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T型车的比例已经占到美国道路上行驶的汽车的一半。但是，这也正是问题所在：美国人开始想要一些不同的东西。T型车便宜可靠，但买家想要更多。 与福特背道而驰 通用汽车庞大的汽车品牌组合与专注于单一车型的福特汽车形成了鲜明对比。但是市场已经发生变化。 斯隆不仅仅使通用汽车成为汽车行业的典范，还对公司进行了重组，以确保日常决策按步骤下放给每个部门的经理，但财务监督权仍集中在公司高层。每个部门以标准化的形式汇报其财务状况，获得所需资源。正如亨利·福特为高效的大规模生产制定了模式，阿尔弗雷德·斯隆为20世纪的多部门公司创建了新模式，也由此成了地球上最著名的商人。通用不仅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制造商，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公司。 通用汽车这种将汽车作为地位象征的模式，本是轮式车辆一经出现就伴随而至的一个古老概念，但是通用将它提升到了一个新水平——“开什么样的车，你就是什么样的人”——车如其人！突出设计的重要性，每年进行型号更新，分期付款，经常升级。这些始于20世纪20年代的通用汽车公司的理念，一直延续到今天。福特汽车彻底改变了汽车的制造模式，而通用汽车彻底改变了汽车的营销模式。 沉默的警察与密尔沃基蘑菇 伊诺的座右铭是“从混乱中寻找秩序”。他制定的规则主要是将现有约定俗成的一些做法正式固定下来。驾驶者被要求靠右行驶，靠左超车；转弯时使用手势；为紧急车辆让路；不要超过“安全合理”的速度（尽管没有给出实际数字）。伊诺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想法。他最重要的创新是“绕大弯”或者“更向外”的转弯概念，也就是当车辆左转时，司机不应该简单地直接转向，抄近过马路，而是应该尽可能地先向前开，晚些时候再转弯，就像开车绕过路中央一个想象中的桩子一样。 红灯停ﾠ绿灯行 1917年，底特律一位名叫威廉·波茨的警察添加了一个琥珀色的信号灯，表示信号即将改变，从而缓解了因红绿两种指示灯瞬间切换导致的交通事故。 汽车界最有效的策略，就是让政府站在自己这边。1924年12月，为了起草一套全美通用的交通安全规则，当时还是商务部长的赫伯特·胡佛组织召开了第一次全美道路与高速公路安全会议。汽车行业成功地让胡佛放下了他最初对汽车的敌意，并在一些关键委员会中安插了自己的代表，其中包括统计委员会。统计委员会开始向媒体报告事故统计数据，并将大多数事故归咎于行人。由此，这些数据现在得到了一个本应公正客观的政府机构的认可。 1934年颁布的一项新法律废除了所有城市以及新建高速公路的速度限制。新建高速公路是专为汽车使用而修建的公路网络（因此得名autobahn）。 通用汽车为你搭建的未来 “未来奇观”为决策者和美国公众普及了高速公路的概念，为战后高速公路建设的繁荣奠定了基础。1956年出台的《高速公路法》，明确了拨款数十亿美元建设州际高速公路系统，因此该法规是美国高速路建设中最闪耀的明星 。 美国城市学家刘易斯·芒福德曾经在1961年写道，郊区就是“许多统一的、不具备性格特征的房屋，在统一的道路旁，靠近没有树木遮挡的公共垃圾场，以统一的距离一成不变地排列着。房屋里住着同一阶级、同一收入、同一年龄群的人，他们观看着同样的电视节目，吃着从同样的冰箱里取出来的同样无味无趣的预制食品，从外表到内心都符合一种共同的模式”。郊区的平淡无奇被认为是孤独、疏离和青少年犯罪的罪魁祸首。小说和电影描绘了郊区在虚假的幸福快乐与循规蹈矩的外表下的黑暗现实。 从快车到快餐 如果汽车可以变成剧院的私人包厢，那么它也可以变成一家私人餐厅。公路旁的快餐店帮助人们实现了这一愿望。赶时间的司机想吃得快一些，而汽车工业正好为标准化产品的快速制造提供了模式。在美国高速公路沿线涌现的免下车餐厅，或称汽车餐厅，以快捷的服务、统一的品牌，以及对口味绝对一致的承诺，让时间紧迫又急于果腹的司机们可以迅速填饱肚子，快餐这个现代概念由此诞生。和汽车文化的许多其他方面一样，第一家汽车餐厅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美国，汽车餐厅的理念在战后得到完善，然后扩展到全球。 由汽车餐厅引导的快餐模式，可以追溯到1921年，杰西·柯比在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和沃斯堡之间的高速公路上开办了第一家汽车餐厅——“猪摊”（Pig Stand）。 麦当劳取消了“汽车应侍”，要求顾客下车，到窗口点餐。当意识到汉堡在餐厅销售的比例超过80%时，他们精简了菜单，把提供的食品从25种减至9种。餐厅里不再有托盘、盘子、玻璃器皿和餐具，因为这些东西有可能被打碎或偷走，取而代之的是一次性的纸袋、包装纸和杯子。最重要的是，他们从汽车工业的大规模生产技术中汲取了灵感，彻底改变了汉堡的制作方法。参考规模化、系统化是如何被应用到莱维敦的房屋建筑上的，他们想到，为什么不将同样的方法应用到食品加工上呢？餐厅的新运行模式要求每个员工只专注于一项任务，不管是接单，还是烧烤，或是包装汉堡。这使得新员工培训变得更容易、更迅速，也确保了员工不会浪费时间切换任务，同时意味着不再需要熟练的厨师。大部分的食物都是预先准备好的，每个汉堡用的都是同样的调味品，顾客不用再做选择，也就不会再因此耽误时间。汉堡组装并包装好后，在加热灯下保持温度。厨房也进行了重新安排，确保员工不会互相妨碍。为了优化厨房布局，两兄弟在网球场上反复用粉笔画来画去，绘制并评估厨房里不同位置的实物大小地图。 兄弟俩将这一成果命名为“快速服务系统”。 另一条没选的路 从石油中提取煤油会产生一种更轻的副产品——汽油，而汽油最初被认为几乎毫无价值。油漆店或一般日用品商店会少量出售作为溶剂和清洁剂的汽油，但是石油生产商通常只是简单地将其倾倒在地上，让其蒸发或冲入河流。（据说在主要产油区俄亥俄州，如果把滚烫的煤从汽船上扔到凯霍加河里，河水就会着起火来。）然而，19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电气化的发展，煤油作为照明燃料的需求骤减。与此同时，随着第一批汽车的出现，以及固定汽油发动机在农场和工厂的安装，人们对汽油作为发动机燃料的需求迅速增加。汽油价格从1899年的1加仑7美分涨到1902年的20美分。到1910年，它已经取代煤油成为石油工业的主要产品。 然而，通用汽车的工程师也发现了另一种防止“爆震”的方法：在汽油中加入铅。在每加仑汽油中加入3克铅与加入15%的酒精具有相同的抗爆震效果，但是便宜得多。这样一来，通用汽车就可以生产拥有更强大发动机的大型汽车，而不用担心发动机因“爆震”而损坏。 石油危机与电动汽车带来的失望 也有人曾经预测，耗油量巨大的汽车的可持续性令人担忧，人们可能因此转向电动汽车。但是，电动汽车技术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几乎没有什么进步。最大的问题依然是电池：铅酸电池仍然非常笨重，单位重量无法储存太多能量。其他不同材料（如镍氢）的可充电电池，也不比铅酸电池好，而且会更贵。 然而，电动汽车在21世纪的重新出现，依然可以追溯到石油危机时代。1972年，埃克森石油公司（Exxon）的研究员斯坦利·惠廷厄姆对一种基于锂的新电池设计进行了研究。锂是元素周期表上最轻的金属，每千克重量的锂在电池中存储的电荷是铅的15倍。 1991年，索尼公司推出了第一款商用锂离子电池，用于便携式电子设备，如便携式摄像机。索尼的工程师通过增加安全功能对原设计进行了改进。锂离子电池在过度充电的情况下，会变得过热、解体并着火。索尼为锂离子电池添加了一种多孔聚合物，如果电池过热，这种聚合物就会融化，将电池关闭。该公司还开发了一种“智能”充电器，可以在电池充满时停止充电。到21世纪初，锂离子电池已经成为笔记本电脑和移动电话的首选电源。 2003年，两人决定将一辆原型车的电池组由铅酸换成锂离子。他们用6 800个小型锂离子电池组装了新的电池组，这些小型锂离子电池原本是用于笔记本电脑、电动工具和摄像机的。小型锂离子电池比大型锂离子电池要便宜得多，因为它们被用于消费型电子产品，所以产量也大得多。新电池组比旧的轻了1/4，却可以存储三倍于旧电池组的能量，将tzero的续航里程从90英里延长到250英里左右。这辆车还可以在不到4秒钟的时间内，从0英里加速到每小时60英里。 2003年末，就在通用汽车开始回收并粉碎EV1汽车时，tzero引起了两位美国科技企业家及汽车爱好者的注意，他们就是马丁·埃伯哈德和埃隆·马斯克。两人都对tzero的表现印象深刻，同时也对EV1的终结感到愤怒，他们分别敦促科科尼和盖奇将tzero投入生产，以证明通用汽车的错误。 2006年，马斯克（2008年接替埃伯哈德担任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在一篇博客文章中称，“Tesla Roadster”是“特斯拉汽车总体计划”的第一步：我们的长期计划，是要打造多种车型，包括价格合理的家庭用车。这是因为特斯拉汽车的首要目标（也是我资助该公司的原因）是帮助促进从以开采-燃烧为模式的碳氢经济向太阳能电力经济的加速转变。我相信，这是一个主要的，但不是唯一的，可持续的解决方案……特斯拉的战略是，首先进入高端市场，客户愿意支付溢价，然后尽可能快地压低市场价格，每一款后续车型的销量都会更高，价格都会更低……在不透露过多信息的情况下，我可以说，第二款车型将是一款运动型四门家庭用车，价格约为目前89 000美元的Tesla Roadster的一半，第三款车型将更加实惠……当人们购买Tesla Roadster时，他们实际上是在帮助支付低成本家庭汽车的研发费用。 2019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了斯坦利·惠廷厄姆、约翰·古迪纳夫和吉野彰，以表彰他们在锂离子电池开发方面的工作。评奖委员会宣布：“这种重量轻、可充电、功能强大的电池现已广泛应用于从手机到笔记本电脑和电动汽车的方方面面。自1991年首次进入市场以来，锂离子电池已经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它们为一个无线的、无化石燃料的社会奠定了基础，令人类受益无穷。 电动汽车与气候变化 电动汽车将在多大程度上帮助我们应对气候变化？在全球范围内，交通运输（包括陆地、海洋和空中）占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24%，而汽车（包括货运和客运车辆）的排放量占交通运输排放的72%。总的来说，汽车的排放量占全球总排放量的17%。在这些排放中，约1/3是由主要以柴油为动力的重型车辆（如卡车和公共汽车）产生的，另外2/3是由主要以汽油为动力的轻型车辆（如轿车和厢式车）产生的。因此可以说，使用电动汽车，或减少使用汽车，将会为缓解气候变化做出重大贡献。 此外，历史经验表明，你如果认为，从一种动力形式转换到另一种动力形式，并不会影响其他方面的事情照原样继续发展，那将是幼稚的。汽车取代马车后，其他的一切也跟着发生了变化。有些人认为，现在不仅要重新思考驱动汽车的推进技术，还要重新思考“拥有汽车”这个整体概念。100年前，托马斯·爱迪生在锂离子电池技术方面的探索以失败告终；100年后，埃隆·马斯克取得了成功。如今，锂离子电池技术不仅支撑着电动汽车，也支撑着智能手机。正是由于智能手机的发展，21世纪初才出现了许多探索新型交通模式的试验，人们希望能够在私人车辆与公共交通之间找到可以交错的空间。与人们对电动汽车的思考一样，其中一些想法的根源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深。 从历史深处看拼车 小公共汽车”的吸引力在于它的灵活性，让司机可以在他们想干的时候才干，但这也意味着，“小公共汽车”司机作为一个群体，根本无法与人脉广泛的有轨电车公司及其商业和政治上的支持者较量。 今天关于网约车服务的许多争论，与一个世纪前关于“小公共汽车”的争论非常相似。私家车价格昂贵，但是灵活性更强；公共交通系统对乘客来说更便宜，但运行路线和时间表都是固定的。企业家再一次试图在这两者之间寻找到一种新的、响应更加迅速的交通方式。而反对者再一次声称，这样的交通方式在保险、安全和税务等方面都不守规矩——这样说也不无道理。但是网约车与“小公共汽车”有一个重要的不同点，那就是“小公共汽车”司机无法发出集体的声音，在与监管机构、有轨电车信托公司和出租车公司的对抗中几乎没有取胜的机会。相比之下，网约车平台拥有雄厚的资金，而且早已成为熟练的说客。网约车平台虽然做不到随心所欲，而且也不应该随心所欲，但是它们的出现却意味着，一种新的、更灵活的交通服务将会比一个世纪以前拥有更好的前景，为司机、乘客和城市本身带来更多好处。 新技术与新商业模式结合，为我们提供了越来越多的交通选择。总的来说，网约车、微移动和按需租车为越来越多的人提供了新的出行方式，为不需要自己拥有私家车的人提供了便捷。 自动驾驶汽车大赛开始了 在20世纪50年代对自动驾驶汽车进行的实验中，汽车是通过在道路上放置电线或磁铁进行引导的（贝尔·格迪斯在“未来奇观”中设想的就是一种类似的方法）。但是，DARPA想要的自动驾驶汽车，是能够像人类驾驶那样，在任何地方都能运行，且不需要任何特殊的基础设施。它希望通过设立奖金鼓励来自不同背景的创新者，而不仅仅是通常的军事供应商，去找寻制造这种汽车的方法。果不其然，申请参加比赛的团队超过了100个，其中一些来自顶尖大学、工程公司、机器人公司和初创公司，也有一些团队是由爱在自家车库里摆弄汽车的技术狂热爱好者组成的。经过严格选拔，来自21个团队的车辆进行了为期5天的资格测试。这些车需要在一条封闭的赛道上穿越一条1英里长的障碍跑道，以确保它们能够避开危险，并在没有人工协助的情况下沿着预定的路线行驶。在2004年3月13日举行的比赛中，15辆车参加了比赛。就像1894年7月在巴黎一样，在起跑线上蓄势待发的车辆各式各样，外观看起来非常不同。 塞巴斯蒂安·特龙是雷德·惠特克在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前同事，他领导了斯坦福大学的团队。他们的汽车被命名为“斯坦利”，原型是一辆蓝色大众SUV，车顶安装了一连串激光扫描仪。 两年后，也就是2007年11月，DARPA组织的第三次比赛进一步提高了标准，要求车辆在模拟的城市环境中完成任务，应对道路标志、交通信号和其他车辆。有6个团队完成了这个更复杂的挑战，卡内基梅隆大学获得了冠军，斯坦福大学位居第二。 自动驾驶汽车的工作原理 制造一辆完全自动驾驶的汽车需要解决三个彼此独立的问题：感知（弄清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什么）、预测（确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和驾驶策略（向左还是向右转弯，加速还是刹车）。 自动驾驶汽车是通过相机、雷达和激光雷达等传感器组合来感知世界的。激光雷达是一种类似雷达的技术，它利用不可见的光脉冲，而不是无线电波，来创建周围环境的高分辨率三维地图。（自动驾驶汽车车顶上的那个圆顶状或圆柱状的小设备，就是旋转的激光雷达扫描仪。）这些传感器可以说各有利弊。摄像头价格便宜，可以看到路面上的标线，但不能精准测量距离；雷达可以测量距离和速度，但无法看到细节；激光雷达可以提供细节，但价格昂贵，而且会在下雪的环境中犯糊涂。 汽车驾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常识，以及人们对这个世界运行方式的理解（例如，小孩是不会飞起来的）。人类认为这些事情是理所当然的，但计算机不这样认为。 ...

[新加坡] 李光耀 著，《李光耀观天下》 中国：一个强大的中央 一个强大的中央 五千年来，中国人一直认为，只要中央政权是强大的，这个国家就安全。如果中央虚弱了，国家就会紊乱。一个强大的中央会带来一个和平繁荣的中国。每个中国人都这样认为， 这是他们从根深蒂固的历史教训中吸取的基本原则。在短期内，人们不可能背离这一原则。这种心态比共产主义的历史要长，已存在数个世纪，甚至数千年了。 从“乌坎事件”可以得出两点结论：一是共产党能保持它的掌控地位，在党的支持下恢复秩序。二是共产党可以运用软硬两手控制局势。在态势还没有升级前，它可以派非常强大的国家安全机器制止动乱，将问题控制在萌芽状态。另一方面它支持村民反对腐败的地方官。那种认为共产党彻底腐败的想法是过于简单了。事实上，在整个抗议过程中，乌坎村民一直小心地在横幅上表明，他们支持共产党，反对腐败的地方官。 中共能控制腐败吗？党的最高领导人可以试图保持清廉。但他们无法控制地方上的腐败。腐败不会使这个制度垮台，但会阻碍它有效地运转。关系能决定升职或任命，还可以影响政策的执行，也使这个国家不可能得到最理想的发展。 问：中国的经济一直发展非常快，但在政治方面的变化却比较缓慢。 答：我认为，你必须从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中寻找答案。在中国历史上，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意味着一个和平的国家。一个软弱的中央意味着紊乱。在军阀时期就是这样。每个人都可以各行其是。因此，你不太可能看到他们会背离这个原则。 问：他们对新加坡政治制度的哪些方面感兴趣？ 答：他们对我们的基层经常出席接见选民活动、居民委员会、人民协会等感兴趣。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了解基层的情况，并着手解决存在的问题。我想他们已下令实施了，至于能否真正实行，那是另一回事了。但他们已下令与基层保持接触，关照他们。但是，当你与开发商勾结，迫使农民放弃农田供开发用途，也不给他们合理的补偿时，又怎么能同我们的制度相提并论呢。 韬光养晦：不露锋芒，保持谦逊 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心胸宽广的人，用中国的话说是“大气”，与之相反的是“小气”，他绝不是胸襟狭隘。他考虑问题很有深度，不愿炫耀才华。他没有江泽民那样随和，也不像胡锦涛那样拘谨。他显得很庄重，这是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再考虑到他曾受过困苦磨难，1969年他作为一个年轻人被发配到陕西省的农村生活。他从不抱怨或发牢骚，努力工作，慢慢地证明自己。因此我将他列为纳尔逊•曼德拉一级的人物。 中国的官员越来越多地接触西方的教育，了解世界，并能说写流利的英语英文。从严格的字面意义上说，他们已不再是共产党人了，而是实用主义者，决心要塑造一个富裕发达、拥有先进技术的国家。 前四位最高领导人都留下了各自独特的印记。毛泽东留下的是不断革命，邓小平是改革开放，江泽民是巩固发展，胡锦涛是和谐社会，特别是减少贫富差距。习将留下什么遗产呢？ 邓使中国进入了一个不同的轨道，他的功绩值得称颂。在他提出开放时，许多老一代领导人表示反对。但他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他不管这些人怎么说，坚持并实现了自己的主张。没有他，不可能发生这么大的转折，因为唯有他经历过长征，在资历上超过所有怀疑者。他虽然身材矮小，却是一位伟大的领导人。毋庸置疑，他是我所见过的印象最深的国际领导人。 现在很难预言习近平在掌政的10年中，会采取什么样的政策，会留下什么样的遗产。中国领导人在上台前绝不会宣布他今后的计划，他们情愿保持低调。中国正处在面临许多国内挑战的关键阶段，他希望集中精力处理这些问题。此外，许多方面还取决于他突然遇到的外部突发事件。当你面临未预料到的严峻问题时，再好的计划也会失败。然而，我相信他会沉着应对，不会惊慌失措。他是有影响力的，我相信他会得到党的支持。他的军方背景也有利于他对军队发挥影响力。 中国人知道，在这个地区他们是老大，随着其国力增强，中国可以期待邻国能更加尊重他们的利益。美国人在亚太地区保持显著的力量，以平衡中国，这符合包括东盟各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的利益，如果没有美国的制衡，亚洲小国就没有回旋的余地。当你有两棵树，而不是一棵树时，你可以选择在任何一棵树下遮阳。对美国来说，留在太平洋也是重要的，因为如果美国在这里失去了优势，在世界其他地区的优势也会失去。 在20年至30年内，双方的力量最终会对等，实现平衡。第一次平衡，中国将把美国人赶出12海里的界限，第二次平衡将把他们赶出中国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一旦他们能做到这样，他们就成为这个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了。 美中两国间会出现的最大危机是在台湾问题上。但是我认为，美国不会为了维护台湾的“独立”与中国交战，这得不偿失。你可以交战并赢得第一回合，但美国人是否准备打仗、打仗、再打仗？ 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是否最终准备付出中国愿意付出的代价？请记住，没有一位中国领导人，如果台湾在他执政期间失去，会继续掌权。因此，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课题。即使中国在第一轮打输了，也会返回来打第二轮、第三轮、第四轮，不断地打，直至胜利，这对美国来说不值得。台湾方面即使现在还不明 白，以后也会明白的。 我认为，这并不会使他感到得意洋洋，而到处耀武扬威。他是一个能缜密思考的人，懂得这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因此我对他的印象是，他将继续邓小平的不露锋芒、保持谦逊的原则，即韬光养晦。 （这种民调）是毫无意义的。如果你是一名台湾人，你是希望“独立”，还是保持现状，或者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台湾的未来能按你的想法确定吗？南部的台湾人绝对不希望与中国融合，他们将始终是这样。但是他们的 观点能得到大家的赞同吗？台湾的前途不是根据台湾人民的意愿确定的，而是由台湾与大陆力量对比的现实，以及美国是否打算进行干预来确定的。这不是以民意调查来决定的，如通过了就要实现统一，大多数反对就否决。 中国不愿意让朝鲜被韩国呑并，这将会使韩国和美国的军队逼近鸭绿江。中国认为，这不符合他们的国家利益，他们将尽力维持现状。 我们发现，美国人多少还比较仁慈，他们不会逼迫你。他们确实希望大家都成为民主国家，但他们绝对不会迫使你接受。中国人不在乎你实行民主还是专制，他们只是希望你顺应他们的要求。这是完全不同的方式。他们不相信自己的政府模式能给你带来福音，让你接受。他们是从不同的角度考虑他们所能发挥的作用。 新中国：人民、社会、经济 中国面临更为迫切的问题是如何处理那些低效的国有企业。在这方面，中国面对的是个人激励这个根本问题。 问：由于非常迅速的经济转型，您认为中国正在出现什么问题？ 答：我从两个方面看到了他们的脆弱。一是没有治理制度，个人不服从领导人。二是他们没有法治，是掌权的人在统治。因此每当领导人更换，就意味着高级领导人员的若干个层面或层级将发生变化。这是造成不安定的因素 我的意思是民主的基本原则和真正的考验是：你能否通过选举改换政府？仅此而已。他们曾研究我们是如何保持执政地位的，我们是赢了选票。当我们失去部分选票，我们不得不为下一轮做准备。我们也许会失去更多的席位，或者 稳住席位，或者收复了那些席位。换句话说，你可以通过选票改换政府。哈罗德*拉斯基曾对这个问题做过一个经典的总结：你可以通过认可或者暴力进行革命。我认为他们不会通过选票进行革命，也不会靠选票解决问题。 美国：陷入困境但优势仍在 一个例子是，越南是最不乐于看见中国势力不断扩张的国家之一。邓小平为教训越南武装入侵柬埔寨，于1979年派兵攻打了越南北部。他在摧毁了几个城镇和村庄后撤兵，目的只为了对越南发出一个严厉的警告：“我可以直捣河内，将你占领。”越南人是不会忘记这个教训的。越南政府可能已在商讨的策略，是如何开始同美国建立长期的安全关系。 最终的较量 美国的成功在于它活力十足的经济，而这活力的来源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能力，不仅能以更少资源去实现同等的产出，还能不断创新，创造出很快被世界认为有用、可取的全新商品和服务。苹果手机、苹果平板电脑、微软、互联网——这些都是在美国而非其他地方创造的。与美国相比，中国有才华的人更多，可是他们为什么就没能有类似的发明？显然的，他们缺乏美国人所拥有的火花。而这点火花，意味着美国人能够不时想出可改变游戏规则的新发明，使这个国家又走在前沿。 美国是一个会吸引并留住人才的社会。它已经吸收了亚洲最优秀的人才。看看美国的银行和大学里的印度人数量，例如花旗银行的前首席执行官潘伟迪（Vikram Pandit)。一些新加坡人到美国深造后也选择留在那里。这就是为什么我更倾向于把奖学金得主送到英国留学，因为我肯定他们会回来。在英国，你不会想要留下，因为那里不欢迎你，而且那里的经济较没活力，就业机会较少。 美国竞争力的另一来源，是有许多遍布全国各地并相互竞争的卓越中心。东岸有波士顿、纽约、华盛顿；西岸有伯克利、旧金山；中部有芝加哥和得克萨斯。这些中心十分多元化并会互相挑战，不会墨守成规。德州人发现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后，身为德州人的前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就试图在休斯敦建立一个可挑战波士顿或纽约的中心。 每个中心都认为本身能媲美其他中心，它所需要的是资金和人才，而这些都是可以募集的。没有人会认为必须惟华盛顿或纽约马首是瞻。如果你有钱，就可以建立另一个中心。正因为如此，美国社会有一定的多元性，其竞争精神可以不断产生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新思路和新产品。中国采取的当然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套方式。中国人相信的是当中央强大时，中国就会繁荣。这里有一种必须合乎习惯的态度，要求每个人都遵从于一个单一中心，要求人们不可标新立异。在这方面，就连英国和法国也无法比拟美国。在法国，所有的聪明人都进了精英学府。在英国则是牛津与剑桥。这些国家相对小、密集，因此更为相同。 债务问题 美国教育的可能失败之处，正体现在这一群学生之中，它忽视了基础教育和技术教育。在一些公立学校，为数不多的政府拨款在金融危机期间进一步削减，至今仍未恢复。有人认为财政吃紧，意味着拨款可能永远无法完全恢复。 撇开空话不谈，美国人从根本上相信明天会更好。这说明他们为何会倾向于消费，借贷，再消费。中国人和日本人却总是认为随时可能发生地震或其他灾难，所以觉得有必要储蓄以未雨绸缪。我很佩服美国社会的乐观主义：他们乐于尝试的生活态度；认为只要有了相关资源，每一个问题都可以解决；以及什么东西都可以分解、分析和重新定义。但是我可能不会想永久居住在美国。如果我是个难民，如流亡加利福尼亚州的前南越总理阮高祺，我大概会选择去英国，那里的社会压力会小些。 我所认知的美国 在这方面，中国的外交政策方针更为明智。他们不认为改变别人的制度关他们的事。制度怎么样，他们就怎么样去应对，并尽量从中获取好处，而不把自己套牢。美国人的问题是，他们带着相信自己有能力改变制度的想法介入，结果是一次又一次证明他们错了，他们没有改变世界。他们可能可以改变斐济、瓦努阿图这些新兴且文明未深的社会，并且可以通过如基督教来征服它们。但是他们可以改变中国或印度吗？它们可是本身有古老传统的国家 问：罗纳德•里根呢？您过去对他相当推崇。 答：里根，对，我很尊敬他。他没有优秀的头脑，但处事合乎情理。他总是安排能人在身边，进而制定了良好的政策。他懂得如何挑选能人，让他们为他工作。 欧洲：衰退与分歧 欧元的根本问题是，如果财政尚未整合，就不可能实行货币一体化，尤其是当一个地区同时有德国与希腊这—种消费和节俭习惯如此迥异的国家。这样的不协调最终将破坏整个制度。因此，欧元注定会困难重重，灭亡早已存于其基因。 在美国，一种货币可以在50个州使用，是因为它有一个联邦储备局和一个财政部长。一个州一旦出现经济困难，中央可以通过对该州人民的社会支出以及展开政府项目，对它实行慷慨的财政转移。 当一群杂牌军尝试听命于同一个鼓手时，结果是什么？ 这就是欧元区面临的情况：有些国家迅速发展，其他国家挣扎跟上。在经济上掉队的国家，即使政府税收减少，在选举压力下还是被迫保持甚至增加公共开支。 比较可能却不太理想的结局是欧元区解体，让各国回归本身的货币。对所有相关者来说，这将是痛苦和混乱的。假设你是个希腊人或葡萄牙人或西班牙人，而你以欧元借钱，现在你必须以欧元偿还贷款，但以什么汇率偿还呢？加盟前的旧利率？还是一些任意设定的新汇率？解体过程将是混乱而且代价高昂的。在解体之前，银行很可能面对挤兑的风险，谣言驱使一般民众由于担心积蓄在一夜之间可能被强制换成一种新的货币，而且币值可能大大不如欧元，进而促使他们涌向银行以欧元提取存款。 欧洲人如果想避免持续懒散，并恢复曾经闻名一时的活力和勤奋，就必须展开大刀阔斧并伴有痛苦的改革，简化其复杂的福利制度，放宽公司雇用和解雇员工的法规。 福利社会最坏的影响，不在于其僵化或难以为继的本质，而是它削弱人们努力奋斗的动力。如果社会保障体系设计成不管一个人努力工作还是悠闲过活都能得到同样的好处，那他为什么还要努力？他根本没有向前走的推动力。 欧洲人不如美国人那样欢迎移民，他们尚未成功地融合原有的移民。美国基本上是一个移民社会，所以更容易接受新来者；其清教徒先辈移民其实不过是约400年前才抵达的。许多移民攀上了美国社会顶层，如台湾出生的企业家、互联网公司雅虎的联合创办人杨致远。欧洲则是由古老成熟的国家组成，对自身的文学、文化和悠久历史深感自豪。 可惜，所有的迹象都指向欧洲不可能完全融合。欧洲国家迄今未能成功让单一货币行得通，要进一步发展到单一外交政策或单一军队的可能性更小。欧洲国家有各自可追溯到好多个世纪前的历史，每个国家对自身的传统深感自豪。尤有甚者，它们都想保留本身的语言，因为语言背后有着荣耀和文学。美国决定重新开始，而创建了新文学，但欧洲却无法这样做。尽管英语在其他国家已是第二语言，欧洲大陆国家永远也不会接受它作为唯一的工作语言。 如果英国留给我的新加坡是如法国或比利时那样的状况，我不确定我有能力将新加坡建设成今天的样子。英国人离开时不失风度，末任总督顾德将总统府主楼完好无缺地移交出来，一切都井然有序。他拉着我，为我一一介绍管家之后才离开。之后，他去了北婆罗洲一会儿，然后退休了。对于英国的制度及其有风度的离开，我们应该心怀感激。 问：欧洲移民不融入社会的问题之一是国内滋生恐怖主义。我们看到了这方面的一些例子…… 答：不，这跟融合没有关系。他们就是恐怖分子。即使融入了，他们还是会成为恐怖分子，因为他们是通过互联网自我激进化的。 日本：走向平庸 日本眼前最严峻的挑战是人口问题。它的人口正在迅速老龄化，生育率也达不到人口替代水平。其他如经济停滞不前及政治领导班底虚弱等问题，相比之下是小巫见大巫。日本若不解决人口问题，前景将非常黯淡。 新加坡也面对低生育率问题，情况和日本的没什么不同。但这其中有一个关键的差别：新加坡引进移民，稍微减缓了这个问题，而日本却对接纳外国移民极为抗拒。由于保持种族纯洁性的观念是那么根深蒂固，日本人从未尝试公开讨论其他选择。无论是对日本公众还是政治精英而言，一个多元种族的日本都是无法想象的。 问：您曾经说过，当日本人到了绝境的时候，作为一个民族，就会有所反应。基于文化的影响，他们会奋起反击。您为何就不认为他们能克服人口问题？ 答：你说的是他们对抗外人时的情况。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是在和自己人对抗。他们的女性和男性都得改变态度，才能提高生育率。但日本女性的生活方式已经改变，不再甘心只当父母、公公婆婆、丈夫和孩子的侍奉者。她们已群起反抗。 问：那么，日本人会紧握美国人的友谊之手？ 答：这是他们最好的选择。但与此同时，他们仍会到中国投资，和中国人交朋友，从中获得一些商机。 问：您认为20年后的日美同盟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

[中国] 郭建龙，《盛世的崩塌》 在所有王朝中，最在乎人命、极力避免内斗和滥杀的王朝恰恰是宋朝，而汉、唐两朝偏偏是杀伐之气最重、内斗最激烈的朝代。这里不去说汉朝的情况，仅以唐朝为例。 唐代和宋代的区别在于，宋代正是吸取了前朝的教训，制定了严格的权力制约体系来限制某个人拥有过大的武力，使得没有人能够轻易威胁别人的生命安全。这种制约体系在很长时间内是非常成功的。久而久之，宋代就形成了这样的皇家和官僚传统：权力斗争以不威胁政敌的生命为底线，大多数时候以将对手罢官或者流放为目的。这种对生命的尊重造就了中国文治的最高峰。 但谁也没有想到，这位名声赫赫的皇帝到了晚年却差点儿因一个小国栽了跟头，明君形象险些毁于一旦。这个小国就是当年坑苦了隋炀帝和隋朝的高句丽。 唐代查不清户籍和土地造成了两方面的结果。一个结果是，由于政府查不清，反而骚扰更少，征税机器的低效让民间经济受到了保护，促成了贞观之治。但坏处则是，由于政府找不到足够的土地和人口来缴税，唐代的税收一直不够用。 唐代皇帝解决政府财政的思路是这样的：既然政府的正规税收总是收不上来，或者收不够，那么，不如把每一个衙门都变成一个自我经营式的企业，皇帝拨给每个衙门一些土地，再给他们一些现钱，让这些官府依靠经营土地和发放贷款获得收入，再利用这些收入来养活官员和维持政府运转。这样，实际上唐代的每一个政府机构都是一个可以赚钱的企业 王忠嗣的死亡，表明一个边将在功高震主之时，哪怕他表现得再忠勇，依然无法获得整个官僚系统的信任。但是，他的冤枉又是众所周知的。在他遭难前后，部下李光弼曾经劝说他随波逐流，不能只考虑国家利益而忘了自己的生死。下狱后，接替他的名将哥舒翰又以死相保。这表明在这个系统中的人们都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但仍然无法阻止皇帝对王忠嗣的打压。 事实上，他们两人都处于唐代的一张大网中，这张网决定了没有人能够获得足够的安全感，他们的生命都受到对方的威胁，除了杀死对方，没有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