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中国史》

粗略地将吕思勉的《大中国史》扫读了一遍。书，是本不错的书。可惜的是，好多看不懂。

将能理解一点的，有点心得的段句摘录如下：

• 同汉族杂居最久，而关系又最密切的，便是獯粥。獯粥，又唤做猃狁，后世唤做匈奴。

• 秦代以前的世界，是个封建之世；秦汉以后的世界，是个郡县之世，其情形是迥然不同的：中国成一个统一的大国，实在是从秦朝起的。

• 《史记·高祖本纪》：高祖为人……仁而爱人，喜施（这六个字，是用钱撒泼的别名），意豁如也。常有大度（这八个字，是无赖行径，什么事都不放在心上），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尝从王媪、武负贳酒，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龙，怪之。高祖每酤留饮，酒雠数倍。及见怪，岁竟，此两家尝折券弃责。高祖尝繇咸阳，纵观，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

• 秦汉时代，是中国国力扩张的时代。这是为什么？一、战国以前是分裂的，秦汉时代变做统一的大国。二、去战国时代未远，人民尚武之风还在。三、从汉初到武帝，经过七十年的休养生息，国力也极充足。

• 从秦到清盛时，两千多年，中国“固定的领土”和“对外扩张的方向”，无甚变更。这个规模，是秦始皇开其端，汉武帝收其功，所以说雄才大略的，一定要数秦皇汉武。

• 汉武帝这个人，武功文治亦有可观（他的文治见第八章第六节）。然而他这个人太“不经济”。他所做的事情，譬如“事四夷”、“开漕渠”、“徙贫民”，原也是做得的事。然而应当花一个钱的事，他做起来总得花到十个八个。而且绝不考察事情的先后缓急，按照财政情形次第举办。无论什么事情，总是想着就办，到钱不够了，却再想法子，所以弄得左支右绌。至于“封禅”、“巡守”、“营宫室”、“求神仙”，就本是昏聩的事情。

• 原来把科学家的眼光看起来，人是差不多的——在科学上，是不承认有什么非常之人，也不承认有什么太善极恶之人的。

• 苻坚的伐晋，所靠的就是兵多。既然“多而不精”，就一定“多而不整”，这本是兵家所忌的。当时他的大军，还没有到齐，前锋就给刘牢之打败。南军的战气已经加倍。谢玄等遣使请战，苻坚要放他渡水，“半渡而击之”。谁知自己的兵，多而不整，一退不可复止，给晋兵杀得大败亏输。

• 孝文帝是北魏一个杰出的人物。迁都洛阳（公元493年），断北语，改族姓，禁胡服，与汉人通婚，兴学校，改制度。从此以后，鲜卑就与汉族同化了。

• 读两晋南北朝的历史，有一件事情应当注意的。便是：“这时候，中国的政府，差不多始终是军阀政府。”

• 所以内外乖离，最是立国的大忌，所以军阀对于国家，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这个并不是说要去兵；正因为有了骄横的军阀，往往只能对内，并不能对外；到国内乖离之后，就是把别国人引进来，都是在所不恤的。这个是历朝的史事，都是如此，略为留心一点，便可以看得出。以上是就对外一方面论。就对内一方面论，军阀政府的罪恶就更大。因为军阀政府大抵是不知政治为何事的。所以行不出一点好政治来，而且本有的好政治，还要给它败坏。

• 宋的前后废帝，齐的郁林王，陈的后主，都是这一路人。为什么这样淫暴的君主，专出在这个时候？原来一国的文化，绝不是普及于全社会里的各阶级的。这种人，都是沉没在社会的下层的。历朝开国的君主，固然都是这一种人，然而得国之后，总要偃武修文，一两传后，就把这种性质变掉。独有南北朝时代，它的政府始终没改掉军阀的性质，就自然产出这一种人。这也可见得武人当权的弊窦。

• 总而言之，隋文帝这个人，固然也有他的短处（猜忌、严酷），然而他的长处，却实在不可没的。他的长处，第一在躬行节俭，第二在留心政治，勤于民事。当文帝时候，一切政治，都定有规模，唐以后沿袭他的很多。

• 隋炀帝的贻害于天下，可以总括为“务巡游”和“事四夷”两件事情。

• 大抵游牧民族，总是“浅虑”而“贪得无厌”的。而且这种人所处的境遇，足以养成他“勇敢”、“残忍”的性质。

• 唐朝的兵制，也是沿袭南北朝的。近人南海康氏说：“中国承平的时候，可以算是没有兵。虽然有唤做兵的一种人，实在是把来供给别种用场，如以壮观瞻等，并不是要他打仗。”

• 总而言之，亡唐朝之力：藩镇的兵，不过十分之三；禁军倒有十分之七。

• 德宗从奉天还京，都不相信大臣，而颇委任宦官，专叫他统带禁军。这时候，边兵的饷，不能按时发给；而神策兵饷糈优厚。于是边将在外戍守的，多请遥隶神策。神策军数，遂至十五万。自关以西，各处的镇将，大都是宦官手下人。所以宦官的势力，强不可制。

• 从汉到唐，和从宋到清，其间的历史，有一个不大相同之点。便是“从汉到唐，中国是征服异族的；从宋到清，中国是给异族征服的”。明太祖起而恢复中原二百七十五年。清朝人又入据之者二百六十八年（从顺治元年，即公元1644年起，到宣统三年止），所以这时代，中国有十分之七，在异族统治的状态之下。然而其初就是由几个军人内讧，把异族勾引进来的。这时代，中国所以辗转受累，始终不能强盛，也都是直接间接受军人的害。

• 北宋为什么不能抵御辽金，以至于给元朝灭掉？这个根是五代种下来的。五代时候，为什么要去勾结异族，请它进来？这个根是唐朝种下来的。唐朝怎样会种下这个根？是起于有天下者好大喜功的一念，和奢侈淫欲的行为。

• 军事是贵乎严肃的，贵乎能统一的；所以对外能战胜的兵，对内必然能服从命令；骄蹇不用命的兵，对外必不能一战。唐朝就是如此：中叶以后的藩镇，可谓大多数不听朝廷的命令了。

• 大凡在草泽英雄里，要出个角色容易；在骄横的军阀里，要出一个角色难。因为草泽英雄，是毫无凭借的，才情容易磨炼得出；军阀却是骄奢淫逸惯了的，他那个社会中，自然出不出人才来。

• 五代十国，原算不得什么国家，不过是唐朝藩镇的变相。唐朝的藩镇，节度使的废立，是操在军士手里的；这时候，虽然名目变做皇帝，实际上自然还脱不了这种样子。

• 宋太祖赵匡胤，本是后周太祖、世宗两代的将，屡立战功。这一次事情，是和后周太宗的篡汉，如出一辙的（大约竟是抄老文章。大凡人心看惯了一件事，很容易模仿，所以“恶例不可轻开”）。

• 辽朝是一个泱泱大国，如何亡得十分快，而且极容易？这件事，读史的人，都有点疑心。原来辽朝的国家，是合三种分子组织成功的。便是：一、契丹、奚，二、诸部族，三、汉人。诸部族的瓦解，是很容易的；南边既然拥立了秦晋国王，就把所得到的中国地方都失去；再加以契丹诸部族，也未必都归心天祚，就弄得众叛亲离的了。

• 总而言之，古人滥得美名，或者枉受恶名，原不同咱们相干，不必要咱们替他平反；然而研究历史，有一件最紧要的事情，便是根据着现代的事情，去推想古代事实的真相（根据着历史上较为明白，近情的事情，去推想糊涂、荒诞的事情的真相）。这么一来，自然见得社会上古今的现象，其中都有一个共通之点。得了这种原则公例，就好拿来应用，拿来应付现在的事情了。所谓“臧往以知来”。历史的用处，就在这里。

• 蒙古人是始终并没懂得中国政治的——而且可以算始终并没懂得政治。他看了中国，只是他的殖民地，只想剥削中国之人以自利。他始终并没脱离“部族思想”，其初是朘削他部族，以自利其部族；到后来，做了中国的皇帝，他的政策，就变做剥削百姓，以奉皇室和特殊阶级了（罗马人的治国，就是如此。始终是朘削殖民地，以庄严他的罗马，像中国历代一视同仁的思想，专以宣传文化为己任，要想教夷狄都“进于中国”，是根本上没有的。可见中国人这种“超国家”的精神，养成也非容易。

• 清朝以区区一个小部落，居然能入主中原二百余年，远非元朝所及。这是什么缘故？其中固然也有许多原因，而君主的能够总揽大权，也是其一端。

• 清康熙时，开辟凤凰、乾州二厅。雍正时，增辟永绥、松桃二厅。又改永顺为府。于是沅水流域，几于完全开辟。苗族的分布，是从沅江的下游，而渐进于其上游的。所以从辰沅向西，自镇远、平越以达贵阳。从此再向西南，到安顺、普安一带，以及从平越向东南，到都匀、榕江一带，也都是苗族分布之地。贵州一省，介居湘、蜀、滇、桂之间。这四省的边界上，也都是蛮族所分布，所以开辟独晚。

• 高宗是个侈欲无度的人。他明察不及世宗，而偏喜欢师心自用。并不能学圣祖的克勤克俭，而形式上偏事事要模仿圣祖（譬如开博学鸿词科等）。三次南巡，所至供帐无度，国家的元气，被他斫丧得不少。而最荒谬的，就是任用和珅。和珅是个满洲官学生，应役在銮舆卫，扛舁御轿。

• 公元1799年，太上皇死了，和珅也伏诛（他的家财，据薛福成《庸庵笔记》所载，共一百零九号。已估价的二十六号，共值银二亿二千三百八十九两。未估价的八十三号，照此推算，又当八亿两有余。近人说：甲午、庚子两次的赔款，和珅一人的家产，就足以清偿。法国路易十四的私产，不过二千万两，不及他四十分之一）。

• 公元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得了垄断中国贸易的特权；孟加拉又是鸦片烟产地，输入就日多一日。当公元1729年，每年不过二百箱左右；公元1821年（道光元年），增至四千箱；公元1828年，增至九千箱；公元1839年，又增至三万箱。

• 太平天国的政治，都带有西教的色彩，尤易为一般人所疾视。而且他初起兵时，军纪严肃，军中的重要人物，也都是朝气。后来始起诸王，互相屠戮。洪秀全也渐渐荒淫，一切军事政事，都出于他的兄弟仁发、仁达之手，日益腐败。奸淫抢掠的事情，也一天天多了，自然人民就反对他。这是太平军所以失败的原因。

• 唐宋时代的科举，设科很多，应这时代的科举，一人懂得一件事就行了。这是可能的事情。从王荆公变法之后，罢“诸科”而独存“进士”。强天下的人而出于一途，已经不合理了。然而这时候，进士所试的只是经义、论、策。经义所试的，是本经、兼经。一人不过要通得一两经，比较上还是可能的事情。到明清两朝，则应科举的人：一、于经之中，既须兼通《四书》、《五经》。二、明朝要试论、判、诏、诰、表，清朝要试试帖诗，这是唐宋时“制科”和“诗赋进士科”所试的事情，一人又要兼通。三、三场的策，前代也有个范围的（大抵时务策居多）。明清两朝，则又加之以经子，更其要无所不通。这种科举，就不是人所能应的了。法律是不能违反自然的。强人家做不能做的事情，其结果，就连能做的，人家也索性不做。所以明清两朝的科举，其结果，变成只看几篇《四书》文，其余的一概不管；就《四书》文也变成另外一种东西，会做《四书》文的人，连《四书》也不必懂得的。于是应科举的人，就都变作一物不知的。人才败坏，达于极点了（戊戌变法，曾废八股，以策论经义试士。孝钦垂帘之后，仍复八股。辛丑回銮，又废八股，试策论经义。1905年，遂废科举。其事无甚效果，不足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