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

《菊与刀》，鲁思·本尼迪克特

• 菊与刀都是日本形象的一部分。日本人极度好战又极度温和，极度黩武又极度爱美，极度粗鲁傲慢又极度彬彬有礼，极度死板又极度灵活，极度恭顺又极度讨厌被使唤，极度忠诚又极度反叛，极度勇敢而又极度胆小，极度保守而又极度喜欢新事物。他们非常在乎他人如何看待自己的所作所为，但是，即便他们犯了错未被人发现，依然会有罪恶感。他们的士兵接受过全面的训练，但依然桀骜不驯。

• 人们都是透过不同的镜片来观察生活，但自己却很难意识到这一点，反而把看到的景象视为事物原本的模样。

• 日本为其战争合理性辩护的前提和美国截然相反，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也与美国人不同。美国把战争归因于轴心国的侵略性。日本、意大利和德国以一系列罪恶的侵略行动打碎了国际和平。无论是在满洲、埃塞俄比亚还是波兰，轴心国一旦掌权，就会开始推行压迫弱小民族的罪恶方针。他们践踏了“和平共存”的共识，至少违反了为自由企业“开放门户”的国际准则。

• 但日本人对战争的起因却持有不同看法。他们认为，只要每个国家拥有绝对的主权，世界就会动乱不断。因而日本需要通过战斗来建立一个等级体系——当然，是在日本的领导之下。身在一个自上到下等级分明的国度，日本人深知每个人“各就其位”的必要性。他们在自己的领土上实现了统一与和平，平定了叛乱，建造了公路、发电厂和钢铁工业。根据官方数据，日本99.5%的青少年在公立学校接受教育。同时，依照等级体系观点，它应该去帮助落后的兄弟之邦——中国。属于大东亚区的同一人种，应当一起把美国从这个区域中驱逐出去；其次是使英国和俄国“各就其位”。所有的国家将组成一个大世界，在国际等级体系中找到各自的位置。

• 当日本连战连捷的时候，其国内的政客、指挥官和士兵们无不反复强调这场战争并非军备竞争，而是“信仰物质”和“信仰精神”之间的较量。当美国人打胜仗的时候，日本人又再三宣扬：在这场较量中，物质注定会失败。

• 日本人战争手册的第一页上印着一行加粗的字：读之必胜。册子里有一句口号：“以我们的训练成效对抗敌人的数量优势，以我们的血肉对抗敌人的钢铁。”

• 日本人把那些飞行员称为“神风特攻队”。“神风”曾在13世纪吹散并颠覆成吉思汗的运输船，从而使日本免受侵略。

• 美国人已经习惯了生活在一个挑战不断的世界里——并且已经准备好了去迎接挑战。但让日本人感到放心的生活方式，则是万事已提前规划好。对他们来说，最大的威胁莫过于不可预知的意外。

• 那些顽抗到底的日本战俘把极端的军国主义思想归根于天皇，认为自己是在“遵奉圣意”，是为了“让陛下放心”，“为圣旨效命”；“天皇指引国民参战，服从是我的职责”。但是那些反对此次战争和日本未来侵略计划的人，也同样把和平的主张归根于天皇。对所有人来说，天皇意味着一切。

• 但是，这种对天皇意志的服从却可能是一把双刃剑。正如同许多战俘所说：“只要天皇有令，哪怕手上只剩一根竹竿，也会奋战到底；同样，只要天皇一声令下，日本人会立刻收手。”“

• 根据国际协议，战俘的名字会被传达回国，以便让家人知道他们还活着。无论作为士兵、公民，还是家庭成员，他们都依然保有尊严和荣誉感。但日本人却认为荣耀只属于奋战到死的人。哪怕毫无胜利希望，日本士兵也会用最后一颗手榴弹结束生命，或者赤手空拳冲向敌人的炮火，进行一次集体自杀式袭击。总之，军人不应该投降。如果因为负伤或者昏迷而被俘，那么从此“在日本再也抬不起头来了”，绝对颜面尽失。对于认识他的人们来说，这个人已经“死了”。

• 日本人对秩序等级的依赖，和美国人对平等自由的信仰，就如同南北两极，差异巨大。

• 日本人所宣传的“各就其位”理念，其实是一种深植于他们社会经验的人生准则。几个世纪以来，不平等就是他们最熟悉也最习惯的生活方式。遵循等级制度的行为对他们来说就像呼吸一样自然。

• 孝道即意味着每个人根据自己在团体中的辈分、性别和年龄找到自己相应的位置。

• 当日本家庭把所有的礼物、注意力和教育经费都投在儿子身上时，女儿不能有半句怨言。即使在那些为年轻女性设立的高等院校，课程重点也只是培训礼仪、仪态，对学识和智力的训练根本不能和男校相提并论。一个校长推荐上流社会的女学生们学习一点欧洲语言，因为这样她们就有能力在掸去丈夫书上的灰尘后，正确地将它们摆回书架了。

• 日本历史上从没有中国上层妇女那种裹小脚的习俗。印度妇女惊叹日本妇女不用把自己藏起来，可以自由地走上街抛头露面，闲逛购物。日本妇女通常掌管家庭财务，并负责日常采购。如果家用不够了，她们就有权力挑选家什，送去当铺换钱。日本主妇使唤用人，在子女的婚姻问题上也有很大的影响力。当她自己熬成了婆婆，通常会很严厉地全盘掌管家务事，就好像前半生从没有当过唯唯诺诺的媳妇。

• 每一个日本人首先是在家庭的怀抱中学会了遵守等级制度，又把学到的运用到更广泛的经济生活和政治领域。他学会了找准自己的地位并尊重所有比自己等级高的人，无论对方是不是集团中真正做主的人。即使一个丈夫被他的妻子支配，或者一个兄长被他的弟弟支配，他们在正式场合受到妻子或弟弟的尊重也不会少一丝一毫。

• 在日本，阶层和阶层之间的等级关系就和家庭中的一样森严。在漫长的历史中，日本一直是一个世袭阶级的社会。一个已经有几个世纪等级习惯的国家，必然形成了重要的优势和缺陷。从日本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开始，等级制度已经成为生活的准则。甚至早在7世纪，日本已经在调整从无世袭阶级的中国借鉴来的生活方式，使之适应自身的等级文化。在公元7世纪和8世纪，日本天皇和宫廷制定任务，向中国学习令日本使节赞叹不已的高度文明，并立刻怀着无比的激情着手干了起来。

• 德川政权同时巩固了那两个有利于封建制度稳定的阶层：武士和农民，使他们的形式更为固定。在德川家康终结内战前，强大的将领丰臣秀吉已经通过著名的“缴刀令”把这两个阶层分离开来。他规定农民不能配备武装，而武士唯一的特权是佩带刀剑。武士不再能成为农民、工匠或者商人。哪怕最低等的武士也不能从事生产。于是，武士成了寄生阶层的一员，每年从农民的赋税中抽取贡米作为俸禄。

• 日本学者估计所有武士的平均俸禄和农民的所得相当，仅够维持基本生存。对于武士家庭来说最不利的，莫过于这些微薄的俸禄还要在所有继承人之间分享，所以武士家族不得不限制他们的家庭规模。他们最大的痛处是，威望通常依托于财富和排场，因此，武士不得不一再强调一个信念：勤俭即最高美德。

• 在德川政权的统治时期禁止土地永久转让。这种法律保障的是个人耕作者，而不像欧洲封建主义的法律，保障的是封建领主。从表面来看，农民可以永久地拥有他最为重视的土地，并且像今天他们的后代一样勤劳且不遗余力地耕作自己的稻田，但事实上，农民就像阿特拉斯一样，养活着多达两百万人的上层寄生阶级——包括将军的幕府、大名的机构和领取俸禄的武士。他们要交实物税，也就是支付给大名一定比例的收成。然而，同样盛产水稻的泰国，传统税率是10%，在德川时代的日本则达到40%。而实际税率可能比这数字更高。

• 简而言之，德川幕府试图巩固每个藩国内部的等级结构，并使每个阶层都依赖大名。大名居于各藩等级阶梯的最高位置，有权对他的依赖者行使特权。将军最大的行政任务是控制大名。将军会采取各种手段防止大名们结盟。各藩的官员在边境上严格监视着“出境的女人和入境的枪”，以防止大名偷偷把女人送走或者走私武器进来。

• 日本比其他任何主权国家，都更加适应一个“行为细节皆有规范，地位皆为指定”的世界。

• 既然日本人如此喜欢和信赖他们那套严密周全的行为规范，那一定有他们的理由。这种规范保障了循规蹈矩者的安全。规范允许人们抗议任何非法的侵权行为。人们也可以玩转规范，使之对自己有利。它要求各方履行相互的义务。当德川政权在19世纪前半叶垮台时，整个国家没有一个团体主张废除这些规范。

• 由日本封建时期的特殊国情孕育的低等武士和商人的“特殊联盟”。这些低等武士在为大名当家臣管家时学会了治国才能，并运作和管理着采矿、纺织、造纸等封建垄断行业。而这些商人们则“购买”到了武士的地位，并在阶层内部普及生产技巧和知识。这个武士商人联盟很快把自信而有能力的人推举为官员，由他们制定明治改革政策和落实计划。

• 正因为日本在此事上的官方立场，我们不能说国家神道是个庞大的国立教会，但至少，我们可以称之为一个庞大的国立机构。从祭祀“天照大神”的伊势大神宫，到举行特别仪式时神官才打扫一下的地方小神社，全日本有超过十一万座神社。

• 当“恩”用于第一位的且最宏大的债也就是“皇恩”时，它意味着无限的忠诚。人们带着最深切的感恩之心接受皇恩，也就是欠了天皇的债。他们觉得自己能生在这个国家，拥有美好生活、万事如意，完全拜天皇所赐。

• 中国人认为有另一种美德超越了忠和孝，而且它是后两者的前提。这就是“仁”，通常被翻译为“仁爱”，但它几乎涵盖了西方一切良好的人际关系。父母必须有“仁”。一个统治者如果不“仁”，他的百姓即便反叛他，也是正当的。君主“仁”，是百姓“忠”的前提。皇帝和他的官员能在位多久，取决于他们是否“仁”。中国的伦理观把“仁”当作人类一切关系的检验标准。

• 亚洲人关于“可恨之物”的谚语——缅甸人列出了“火、水、盗贼、官员和恶人”；而日本人则列出了“地震、打雷和父亲”。

• 日本政治家们用尽心思把天皇塑造成一个神圣的领袖，并使他与喧闹平庸的世俗生活隔离开来。只有这样，天皇才能令所有子民全心全意为国家服务。把天皇说成是子民的父亲是不够的，因为家庭中的父亲，尽管肩负所有的义务，受到的评价却可能并不高。天皇只能是超脱所有世俗考量的圣父。对天皇效忠是一种最崇高的美德，人们必须狂热地仰慕这个幻想中的、未被俗世污染的“好父亲”。

• 能够把“忠”转移到天皇身上，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日本没有朝代更迭，只有一个皇室贯穿历史。西方人也许会抱怨：这种所谓的连续性其实是个骗局，因为日本继承皇位的规则不符合英国或者德国皇家继承规则。但这种抱怨是毫无根据的。日本的规则就是日本的规则。根据日本规则，它的皇室继承“从古至今”都没有中断过。中国有史以来经历了三十六朝更替，但日本没有。它虽然也接受了各种变化，但社会构架从未瓦解，模式也一直没变。

• 日本人觉得美国人是一个目无法纪的民族；美国人则觉得，日本人是一个只懂顺从、缺乏民主观念的民族。其实更准确的说法是，这两个国家公民的自尊关联着不同的态度。

• 日本很多家喻户晓的故事主题都是坚忍的武士。武士必须忍受饥饿。不过这一点几乎不值一提。他们奉命在哪怕快饿死了的时候，也要假装自己刚刚吃过，并用牙签剔牙。日本格言说：“雏鸟啼哭讨食，武士牙签剔牙。”

• 日本没有那种公开审判或者公开侮辱的习惯。但每当新年临近时，旧账必须清算，那些无力支付的负债人很可能会以自杀来“洗刷污名”。如今的除夕夜，依然会有人通过自杀来补救名誉。

• 日本人在一生中都尽量减少直接的竞争。美国的“绝对命令”是在和同伴竞争中取得好成绩，然而日本基于恩情的伦理观则不容许竞争。日本的整个等级制体系以及详尽的阶级规范都减少了直接竞争。日本的家庭内部也是如此。从制度上来说，日本的父子不像美国的父子一样存在竞争关系：他们可能会互相排斥，但不会互相竞争。日本人觉得很惊讶，美国家庭中的父子会抢着使用家中小汽车，或者争夺母亲（妻子）的注意力。

• 一个近代日本人会对自己做的最极端的攻击行为，就是自杀。基于他们的信念，一次处理得当的自杀可以洗刷他的污名，重建人们的记忆。

• 日本人的侵略性则源自不同的地方。他们极度渴望在这个世上为人尊敬。他们看到军事力量令某些强国赢得世人尊重，便也着手执行相同的方案，以求与这些强国并立。他们必须加倍努力，因为日本国内的资源很稀缺，科技很落后。当日本人尽了很大努力依然失败后，他们便相信，侵略并非一条可赢得尊重之路。义理含有两层同等的含义：侵犯对方或者互相尊重。失败后，日本人从前者转向了后者，且在心理上没什么负担，因为他们的目标依然是赢得“好名声”。

• 日本人并不谴责自我满足。他们不是清教徒，并且认为肉体上的享受是好事，值得培养。他们看重肉体上的快感，同时明白这种享乐要有度，不能影响生活中的重要事宜。

• 事实上享乐和责任一样，都是需要学习的。许多文化并不教人们怎么享乐，因而那些文化中的人特别容易自我牺牲、为义务献身。

• 日本人最喜欢的肉体小享受是泡澡。无论是最贫穷的种稻农民，还是卑微的仆人，或是富有的贵族，他们每天傍晚时分必做的便是把自己浸泡在温度刚好的洗澡水中。和美国人一样，他们每天沐浴是为了清洁身体，但他们对泡澡的重视中还带着一种被动放纵的艺术感，这是世界其他地方的沐浴文化都难以模仿的。他们说，一个人年纪越大，就越懂得享受这种艺术。

• 为了锻炼身体，人们把自己暴露在极度寒冷之中。据说学书法的孩子需要一直练到手指冻僵、长冻疮。这被认为是一种美德。近代的小学学校内都没有暖气设备，据说这更能锻炼孩子的意志和品格，以便今后能够应对生活中的困难。西方人印象更深刻的是日本人不断地感冒和流鼻涕，而日本人压根儿不想去预防这些。

• 出于同样的原因，日本人在牺牲睡眠时意志也是非常坚定的。一个准备考试的学生可以日夜不休地复习，却不想想多一会儿睡眠可能会让他在考试中发挥得更好。在军队训练中，睡眠是随时可以为纪律牺牲的。

• 日本人不像美国人那样，把爱情和婚姻看作是同一件事。美国人越是以选择配偶为目的，就越在意爱情。“相爱”是美国人结婚最好的理由。结婚后，丈夫如果对其他女人动心思，便是对妻子的侮辱，因为他把只应当属于妻子的东西给了别人。但日本人不这么看。在选择配偶时，年轻人通常都屈从父母的选择，奉命结婚。他必须遵守夫妻关系之间的一套繁文缛节。哪怕在一个和睦相处的家庭中，子女们也丝毫看不到父母之间有什么带性暗示的亲昵举动。如同一个当代日本人在一本杂志中所说：“婚姻的真实目的是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任何其他目的都歪曲了婚姻的真正意义。”

• 虽然只有上层阶级才养得起情妇，但大多数日本男性都会不时地招艺妓或妓女。这样的招妓行为通常都是公开的。妻子会为晚上外出消遣的丈夫整理打扮。丈夫光顾的艺妓或者妓院可能会把账单寄给他的妻子，而妻子会付清账单，并视为分内之事。她也许会不高兴，但也只能生生闷气罢了。尽管光顾艺馆比光顾妓院的花费高很多，但在艺馆里花钱享受的夜晚并不包括性行为。他得到的是一群装扮美丽且举止优雅的女孩们提供的娱乐服务，而这些女孩是专门接受过严格训练的。为了能够和某个艺妓交往，男人要么成为她的主顾，签下令她成为自己情妇的合约，要么用自己的魅力迷倒她，这样她就会主动献身了。但是，和艺妓女孩们共度的晚上并非毫无性意味。她们的舞蹈、谈笑、歌声、姿态都是带着传统的性暗示的，并且经过精心设计以表现上层阶级的妻子所不能表现的。她们属于“人情的范畴”，并使男人从“孝的范畴”中得以短暂解脱。因而男人没有理由不去纵情享乐，只不过这两个领域是分开的。

• 酗酒是另一种被许可的“人情”。日本人觉得，美国人发誓滴酒不沾实属西方人的怪癖之一。他们对于美国某些地方的禁酒令也持有同样感觉。在日本人眼里，喝清酒是一种正常人都不会拒绝的享受。但酒精毕竟属于次要的消遣，也不会有一个正常人会过度沉溺于此。

• 一般常见的是，人们在喝醉后摆脱了日本严厉的礼节束缚，大哭一场，或者放浪形骸、纵情声色。在都市的清酒聚会上，人们甚至喜欢坐到对方的大腿上。

• 日本人的“人情”观带来一些重要的后果。它从根本上否定了西方哲学中肉体和精神这两种力量在人类生活中互争上风的观点。在日本哲学中，肉体并不是罪恶的，而享受肉体的快感也并非罪行。精神和身体并非宇宙中相互对立的两股力量。日本人从这种信念中得出了一个逻辑结论：世界并不是善和恶的战场。

• 暴”的灵魂。在每个人和每个国家的生活中，都有一些场合需要“温和”的灵魂，一些场合需要“粗暴”的灵魂。这两个灵魂并非一个注定要下地狱，一个注定要上天堂。他们在不同的场合中都是必须存在且有益的。

• 日本人近代的战争电影也继承了相同的传统。看过这些电影的美国人经常说，这些电影是他们见过的最好的反战政治宣传。这是典型的美国式反应，因为这些电影完全是在描述战争带来的牺牲和痛苦。它们不会着墨于阅兵、军乐队，也不会夸耀舰队演习或大型枪械。无论这些电影描述的是日俄战争，还是中国事变，它们坚持刻画的都是：单调枯燥的泥泞行军、凄惨艰苦的近身厮杀、难分胜负的一次次战役。他们的电影银幕上没有胜利的画面，甚至没有自杀性的冲锋。电影中显示的只有日军在深陷泥泞、面目相似的中国小镇上的夜宿；或者日本家庭三代人的代表，也是三场战争的幸存者，分别成了伤残、瘸子和瞎子；或者士兵死后，在日本的家人为失去丈夫、父亲和养家糊口者而恸哭，但依然只能相依为命，继续生活。

• 日本人的生活观念和他们的“忠”“孝”“义理”“仁”和“人情”所包含的内容是一致的。他们眼中“人的所有义务”分成各个领域，就像在地图上划分了不同的省份。用日本人的措辞来说，生活包含“忠的圈子”“孝的圈子”“义理的圈子”“仁的圈子”“人情的圈子”以及其他更多圈子。每一个圈子都有其独一无二的具体准则。

• 日本人不会像美国人那样控诉某人“不义”，而是会列举这人哪些行为不符合相对应的圈子。日本人也不会控诉某人“自私”或者“不善”，他们只会列举这人在哪些特殊领域中违反了准则。

• 西方人有必要意识到，日本人划分生活的这些“圈子”不包括任何“恶的圈子”。这并不是说日本人意识不到任何恶意行为，而是指他们不把人类生活看作是一个善恶力量对决的舞台。他们把人类的存在看成是一出戏剧表演，需要人们平衡不同“圈子”的准则以及不同的行动方案，但每一个圈子和每一个行动方案本身都是好的。

• 如果问近代日本人，哪种道德品质可以超越所有“圈子”的限制，他们通常都会选择“诚”（makoto）。

• 日本人所使用的“诚”的基本含义是，满怀激情地遵循日本道德准则和“日本精神”所指示的道路。无论makoto在特定的上下文中有什么特殊含义，永远都能解读为对“日本精神”和对公认的道德指南的颂扬。

• 日本人制定的伦理观如同一场桥牌游戏，优秀的玩家能遵守游戏规则，并在规则内出牌、获胜。他和低劣玩家的区别在于，他接受过计算推理的训练，完全知道对手的出牌在游戏规则中意味着什么，从而打出对应的牌。

• 忏悔机制既被用于世俗的心理治疗，也被许多宗教团体使用，虽然这两者在其他方面鲜有共同之处。西方人知道，忏悔能给罪感带来解脱。

• 早期定居美国的清教徒试图把整个道德观建立在罪恶感上。所有精神病专家都知道，当代美国人总是被良心折磨着。但是如今在美国，羞耻感反倒成为越来越沉重的心理负担，而同时人们却越来越少像过去几代人那样体会极度罪恶感。这种现象在美国被解释为道德的松弛。这么解释固然有一定道理，但这也是出于美国人并不希望耻感成为道德基调，且没有把伴随羞耻感出现的个人的极度懊悔与基本道德体系联系起来。

• 羞耻感在日本人的生活中占据了首要地位，和其他深切感受到羞耻感的部落或国家一样，这意味着每个人都很在意公众评价。他想象别人对他抱有什么样的看法，并根据别人的看法调整行为。当每个人按照相同的规则玩游戏并互相支持时，日本人便可以轻松、悠闲地参与。当他们感觉这是在履行日本的“使命”时，则会带着狂热玩这场游戏。当他们试图把日本美德输出到外国时最易受到攻击，因为对善行的那一套指示在其他地方根本行不通。他们在大东亚充满“善意”的使命失败了，许多人发自内心地怨恨中国人和菲律宾人对他们的态度。

• 日本人的问题在于，他们从小到大培养的安全感，是建立在他人对自己遵规守礼的认可之上的。然而，当外国人压根儿不在意这些礼节的时候，日本人就不知道如何是好了。他们千方百计试图在西方人的生活中找到相似的细致周密的礼节。但最终发现根本找不到的时候，一些人感到很愤怒，另一些人则感到恐慌。

• 特别有趣的是，日本的许多技巧源自于以瑜伽闻名的印度。日本的自我催眠术、集中意念、控制五感等技巧仍显示出与印度修行的共通之处。两者都强调放空大脑，身体静止，上万遍诵念同一句话，集中全部注意力在一个符号上等等。甚至印度的那些术语至今还在日本被使用。但是，出了这些最基本的相似之处外，日本版本的技巧与印度几乎没有什么共通之处。

• 日本的许多教派，包括神道，都极为强调冥想、自我催眠和入定的神秘修行法。

• 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的人生曲线，都确保了个人能够在壮年期精力充沛地参与该国的文化。为了达到此目标，美国人依靠增加个人在壮年期的选择自由，而日本人则依靠加大对个人的约束。

• 日本人把身体比作刀，“自我负责”即对“身体的锈迹”负责。正如同佩刀者有责任保持刀的闪光铮亮一样，每个人也必须对自己行为的后果负责。他必须承认自己的软弱、犹豫和无能，并接受由此带来的一切理所当然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