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

《万历十五年》，黄仁宇

自序

• 以总额而言,17世纪末期的英国,人口为五百万,税收每年竟达七百万英镑,折合约银两千余万两,和人口为三十倍的中国大体相埒。据此而作进一步探索,可知“民穷”的根本原因不在国家的赋税过重,而端在法律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国家的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大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

• 中国幅员广大,情形复杂。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

• 万历二十年（1592）,北京的宛平县知县沈榜声称,他每年要向27个不同的机构交款,总数则不出白银两千两。与此相似,全国布满了这短距离的补给线,此来彼往,侧面收受,既无架构,而提出的统计数字,经常为一纸具文,以致发生了上述税率参差不一的现象。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 资本主义是一种组织,一种系统。即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论述资本主义的流通方式,其公式亦为C‐M‐C,即商品（Commodity）交换为货币（Money）,货币又再交换为商品,川流不息。但是货币是一种公众的制度,它把原来属于公众的权力授予私人。私人资本积累愈多,它操纵公众生活的权力也愈大。同时,商业资本又是工业资本的先驱,商业有了充分的发展,工业的发展才能同样地增进。这是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中国的传统政治既无此组织能力,也决不愿私人财富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为王朝的安全之累。

• 这本《万历十五年》,意在说明16世纪中国社会的传统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时的侧面形态。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就可以保证冲突既开,恢复故态决无可能,因之而给中国留下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

• 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纵是气候有点反常,夏季北京缺雨,五六月间时疫流行,旱情延及山东,南直隶却又因降雨过多而患水,入秋之后山西又有地震,但这种小灾小患,以我国幅员之大,似乎年年在所不免。只要小事未曾酿成大灾,也就无关宏旨。总之,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

• 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当年,在我国的朝廷上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

第一章 万历皇帝

• 我们的帝国,以文人管理为数至千万、万万的农民,如果对全部实际问题都要在朝廷上和盘托出,拿来检讨分析,自然是办不到的。所以我们的祖先就抓住了礼仪这个要点,要求大小官员按部就班,上下有序,以此作为全国的榜样。现在全体京官自相惊扰,狼奔豕突,实在是不成体统。

• 万历皇帝是熟悉各种礼仪的君主。1587年3月,他已年满23,进入24,登上皇帝的宝座也快有15年了。他自然会清楚记得,在他8岁那一年的冬天,他的父亲隆庆皇帝为他举行了象征成为成人的冠礼。他被引导进入殿前特设的帷帐里,按照礼仪的规定更换衣冠服饰,前后三次都以不同的装束出现于大庭广众之中。既出帷帐,他就手持玉圭,被引导行礼,并用特设的酒杯饮酒。全部节目都有礼官的唱导和音乐伴奏,所需的时间接近半天。第二天,他又被引导出来坐在殿前,以最庄重的姿态接受了百官的庆贺。

• 每年阴历的十一月,皇帝要接受下一年的日历,并正式颁行于全国。它的颁行,使所有臣民得到了天文和节令的根据,知道何时可以播种谷物,何日宜于探访亲友。翰林院官员们的集体著作,例如《实录》之类,也在香烟、乐队的簇拥下,恭呈于皇帝之前。书籍既经皇帝接受并加乙览,就成为“钦定”,也就是全国的唯一标准。

• 参加各项礼仪,皇帝需要频繁地更换冠服,有时达一日数次。服饰中的皇冠有一种为金丝所制作,精美绝伦,而又不同于欧洲式的全金属皇冠。皇帝在最隆重的典礼上使用的皇冠是“冕”,形状像欧洲学者所戴的“一片瓦”,不过冕上布板是长方形而非正方形,前后两端各缀珍珠12串。这种珠帘是一种有趣的道具,它们在皇帝的眼前脑后来回晃动,使他极不舒服,其目的就在于提醒他必须具有端庄的仪态,不能轻浮造次。和冕相配的服装是饰有豪华刺绣的黑色上衣和黄色下裙,裙前有织锦一片,悬于腰带之上而垂于两腿之间,靴袜则均为红色。

• 皇帝是全国臣民无上权威的象征,他的许多行动也带有象征性,每年在先农坛附近举行“亲耕”就是一个代表性的事例。﹝9﹞这一事例如同演戏,在“亲耕”之前,官方在教坊司中选取优伶扮演风雷云雨各神,并召集大兴、宛平两县的农民约二百人作为群众演员。这幕戏开场时有官员二人牵牛,耆老二人扶犁,其他被指定的农民则携带各种农具,包括粪箕净桶,作务农之状,又有优伶扮为村男村妇,高唱太平歌。至于皇帝本人当然不会使用一般的农具,他所使用的犁雕有行龙,全部漆金。他左手执鞭,右手持犁,在两名耆老的搀扶下在田里步行三次,就完成了亲耕的任务。耕毕后,他安坐在帐幕下观看以户部尚书为首的各官如法炮制。顺天府尹是北京的最高地方长官,他的任务则是播种。播种覆土完毕,教坊司的优伶立即向皇帝进献五谷,表示陛下的一番辛劳已经收到卓越的效果,以至五谷丰登。此时,百官就向他山呼万岁,致以热烈祝贺。

• 嘉靖登极的前二十年可以算得上尽职。他喜欢读书,并且亲自裁定修改礼仪。可是到了中年以后,他又使臣僚大失所望。他对举行各种礼仪逐渐失去兴趣,转而专心致志于修坛炼丹,企求长生不死,同时又迁出紫禁城,住在离宫别苑。尤其不幸的是,这个皇帝统治了帝国达四十五年之久,时间之长在本朝仅次于万历。

• 万历的父亲隆庆,在本朝历史上是一个平淡而庸碌的皇帝。在他御宇的五年半时间里,开始还常常举行早朝,但是他本人却对国政毫无所知,临朝时如同木偶,常常让大学士代答其他官员的呈奏。后期的几年里,则索性把这如同具文的早朝也加以免除。

• 他既为皇帝,在他的世界里没有人和他平等。在两位皇太后之外,他所需要尊敬的人只有两个：一个是张居正张先生,另一个是“大伴”冯保。这种观念,不消说是来自皇太后那里。张、冯两人结合在一起,对今后的政治形势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这一点,自然也不是当时不满10岁的万历皇帝所能理解的。

• 张居正似乎永远是智慧的象征。他眉目轩朗,长须,而且注意修饰,袍服每天都像崭新的一样折痕分明。他的心智也完全和仪表相一致。他不开口则已,一开口就能揭出事情的要害,言辞简短准确,使人无可置疑,颇合于中国古语所谓“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 1578年大婚之前,万历和慈圣太后同住在乾清宫。太后对皇帝能否克尽厥职和勤奋学习均极为关怀,皇帝的其他行动也经常得到她的指导。至于冯保,当万历还是皇子的时候就是他的伴侣,提携捧抱,兢兢业业地细心照护,所以后来才被称为“大伴”。到这时候,冯保已经擢升为司礼监太监,也就是宫内职位最高的宦官。他经常向慈圣太后报告宫内外、包括皇帝本人的各种情况,慈圣因此而能耳目灵通,万历却因此而渐生畏惧。因为慈圣太后教子极为严格,如果大伴作出对皇帝不利的报告,太后一怒之下,皇帝就会受到长跪的处罚,有时竟可达几个小时之久。在这样严厉的督导之下,万历的学习不断取得进步。他被教导说,做皇帝的最为重要的任务是敬天法祖,也就是敬重天道,效法祖宗。

• 和以前的各个朝代相比,本朝的宫廷开支最为浩大。紫禁城占地四分之三方里,各个宫殿上盖琉璃瓦,前后左右有无数的朱门和回廊,宫殿下面的台阶都用汉白玉石砌筑,真是极尽豪华。皇城环绕紫禁城,占地三方里有余。皇城内有驰道和人工开凿的湖泊,以备驰马划船和其他游览之用。建筑物除去皇家别墅之外,还有寺院、高级宦官的住宅。为皇室服务的机构,例如烤饼坊、造酒坊、甜食坊、兵胄坊、马房以至印书藏书的厂库也都集中在这里,使皇室所需的百物,都不必假手于外。各个厂库、寺庙、坊舍均由专任的宦官掌握,共有二十四个机构,习称二十四监。到万历初年,宦官的总数已逾两万,而且还在不断膨胀。最高级的宦官,地位可与最高级的文武官员相埒。宫女的数字,至少也在三千以上。为这些人的死亡所准备的棺木,一次即达两千口之多。

• 从本朝创业之君开始,就形成了如下的一种观念,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需要有专门的皇室庄园的收入,以供宫廷开支之用。宫廷所需的物品,来自全国税收中划出来的一大部分实物,包括木材、金属等各种原料,也包括绸缎、瓷器等制成品。皇家的开支可以不受限制,官员们却只能在极度节俭的原则下生活,更不必说这些宦官宫女。所以,本朝的官员、宦官的法定薪给都十分微薄。

• 总的来说,万历即位以后的第一个十年,即从1572年到1582年,为本朝百事转苏、欣欣向荣的十年。北方的“虏患”已不再发生,东南的倭患也已绝迹。承平日久,国家的府库随之而日见充实。这些超出预计的成就,自不能不归功于内阁大学士张居正。这就怪不得张先生偶感腹疼,皇帝要亲手调制椒汤面给先生食用。慈圣太后对张先生也是言听计从。她一向是一个虔诚的信神奉佛的女人,有一次曾准备用自己的私蓄修筑涿州娘娘庙,后来听从了张居正的劝告,把这笔钱改用于修筑北京城外的桥梁。万历皇帝出疹子痊愈以后,太后本来打算在宫内设坛拜谢菩萨的保佑,也由于张居正的反对而作罢。还有好几次,慈圣太后想在秋决前举行大赦,但是张居正坚持以为不可,太后也只能被迫放弃原来的意图。﹝29﹞在这些事例中,张居正的主张无疑都很正确,但是这种铁面无私的态度,在以后也并不是不需要付出代价的。

• 然而万历所不会理解的是,权倾朝野的张居正,他的作威作福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凡是他所不满的人,已经用不着他亲自出面而自有其他的内外官员对此人投井下石,以此来讨好首辅。果然,在几年之后,万历皇帝获悉当日免受杖刑的这位官员,竟在流放的地方死去,其死情极端可疑。

• 中叶以后,宦官作为皇帝的私人秘书已经是不可避免的趋势。皇帝每天需要阅读几十件奏章,这些奏章文字冗长,其中所谈的问题又总是使用儒家的传统观念和语言来加以表达,很不容易弄清其中问题的主次和它的真正含义,更不用说还夹杂了极多的专门名词和人名地名。所以皇帝必须委派五六名司礼监中的太监作为“秉笔太监”,由他们仔细研究各种题本奏本,向自己作扼要的口头汇报。

• 一个精明的皇帝能够做到让大学士的票拟永远体现自己的意图而不发生争执,这种微妙的关系又少不了秉笔太监的从中协调。

• 当然,在小皇帝万历的心目中,绝不会想到他的大伴正在玩弄权力,贻害朝廷。冯保给人的印象是平和谨慎,虽然算不了学者,但是喜爱读书写字,弹琴下棋,有君子之风。

• 元辅张居正死后被清算,大伴冯保被驱逐出京,皇帝至此已经实际掌握了政府的大权。但是不久以后,他就会发觉他摆脱了张、冯之后所得到的自主之权仍然受到种种约束,即使贵为天子,也不过是一种制度所需要的产物。他逐渐明白,倒掉张居正,真正的受益者并不是他自己。

第三章 世间已无张居正

• 申时行现在不是讲官,而是经筵负责人,执掌全盘的计划。他的办公地点是文渊阁,坐落在午门之内。在办公时间内,皇帝和他的首辅相去不过一千米。但是这一千米,也是全世界距离最长的一千米。这种距离不在于宫寝和文渊阁之间有重重叠叠的门墙和上上下下的台阶,而在于除了早朝和讲读外,皇帝已极少接见大学士。他们之间的交往差不多全部出于纸头书面。偶尔皇帝也派宦官口传圣旨,直接宣召大学士面商国事,但在申时行任首辅期内,已属绝无仅有,平均一年不过一次。至于皇帝亲临文渊阁,在本朝历史上则已经是一百六十年前的事情了。

• 总而言之,道德至高无上,它不仅可以指导行政,而且可以代替行政。至于具体的技术问题,例如一个蛮夷酋长当抚当剿的得失,使黄河水道南移或北迁的利弊,边区茶马交易折换率的调整,等等,自然也很重要,但这是属于各地总督巡抚的范围,他们理应提出建议。

• 现在的首辅申时行,被同僚一致誉为“老成”。这种概念与实际年龄无关。他52岁,比次辅许国小八岁,也比三辅王锡爵小一岁。他的老成来自长期处理各种人事经验；这种经验,使他深知我们这个帝国有一个特点：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看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扰,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仍不过是空中楼阁。这一帝国既无崇尚武功的趋向,也没有改造社会、提高生活程度的宏愿,它的宗旨,只是在于使大批人民不为饥荒所窘迫,即在“四书”所谓“黎民不饥不寒”的低标准下以维持长治久安。

• 施政的要诀,仍不外以抽象的方针为主,以道德为一切事业的根基。朝廷最大的任务是促进文官之间的互相信赖与和谐。此亦即鼓舞士气,发挥精神上的力量。

• 要影响全体文官,申时行必须首先提供自己的诚意。他宁可被目为大和事佬,甚至被批评为牺牲原则的政客,但他坚持他调济折衷的原则。他确实看透了国家为解决问题而设立文官,但国家的最大问题也就是文官。而奇怪的是,以张居正的精明练达,竟忽视了这样基本而简单的事实。

• 官员们的品级由“文官花样”表示。此亦即西方人所称Mandarin Square。文官的花样总是绣着两只鸟,鸟的品格和姿态则因级别的高低而异。如一品官的花样为仙鹤翱翔于云中；三品官的为孔雀,一只着地,一只冲天；至九品官则为鹧鸪二只,彼此都在草丛中觅食。武官的袍服形色和文官相似,但品级不用鸟而用猛兽来表示,依次为狮子、虎豹、熊罴等等。监察官员亦称“风宪官”,虽然也是文官,但是花样却不标品级而绣以“獬豸”。这是传说中的一种猛兽,能辨善恶。它对好人完全无害,但当坏人接近,它就一跃而前将其撕为碎块。还有极少数的文武官员,包括宦官在内,可以由皇帝特赐绣有蟒、飞鱼、斗牛等形象的袍服,其尊贵又在其他花样之上,这是一种特殊的荣誉。申时行于1585年即由万历赐予蟒袍。

• 文官绝大多数由科举出身。最低级的考试合格者称为生员。生员应三年一度的乡试,合格者称为举人；举人参加在北京的会试殿试,合格者称为进士。举人得授九品官职；进士得授七品官职。此外尚有监生、贡生等名称,也都可以经过一定的途径得到官职。总之,科举制度以各种考试的办法选拔人才,考来考去,全国的读书人被网罗而应试的总数当在百万以上,其中文理通达的即可由此而登仕途。

• 科举制度的重要性又在社会风气中得到反映。一个读书人如果不入仕途,则极少有机会表现他的特长,发挥他的创造能力；也极少有机会带给一家、一族以荣誉。所以一个人的进学中举,表面上似乎只是个人的聪明和努力的结果,实则父祖的节衣缩食,寡母的自我牺牲,贤妻的茹苦含辛,经常是这些成功的背景。

• 首辅申时行虽然提倡诚意,他对理想与事实的脱节,却有一番深切的认识。他把人们口头上公认的理想称为“阳”,而把人们不能告人的私欲称为“阴”。调和阴阳是一件复杂的工作,所以他公开表示,他所期望的不外是“不肖者犹知忌惮,而贤者有所依归”。达到这个低标准,已经需要一番奋斗,如果把目标定得更高,那就不是实事求是了。

• 各式各样的社会关系也使他们结成小集团。出生于一省一县,是为“乡谊”。同一年考中举人或进士,是为“年谊”；同年的举人或进士就像学校里的同班一样,在原则上有彼此关照的义务,他们的考官则不消说是终身的恩师。婚姻关系,包括男女双方的远亲近属,是为“姻谊”。这多种的“谊”是形成文官派系的一个主要原因。各派系的主要人物亦即后台老板就有提拔新进的义务；私人的困难,可以协助解决,错误也可以掩饰。被提拔的和被帮助的当然会对后台老板效忠卖力,终身不渝。

• 张居正还有一个错误,则是他忽视了文官集团的双重性格。

• 管理我们这样一个大帝国,在许多问题上一定是要生罅隙的。张居正以整饬纪律自居,而实际上他是强迫要求各人保证不生罅隙。申时行用恕道待人,又鼓励诚信,就是期望各人自动地各尽其能地补救罅隙。申时行的立论并非没有理由,但是从他四年内在文渊阁执政的记录上看,其成功的希望至为微小。

• 以皇帝的身分向臣僚作长期的消极怠工,万历皇帝在历史上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例子。其动机是出于一种报复的意念,因为他的文官不容许他废长立幼,以皇三子常洵代替皇长子常洛为太子。

• 皇帝是一国之主,他应当尽心竭力以保持文官集团的平衡。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除了公正和不辞劳瘁以外,还需要超出寻常的精明能干。针对文官的双重性格,需要给予物质上的报酬使他们乐于效劳,也要动员他们的精神力量,使他们根据伦理道德的观念尽忠国事。这两项目标的出发点已有分歧,而皇帝能用来达到目标的手段也极为有限,概言之,不出于人事的升降和礼仪的举行。而万历皇帝的所作所为,正与此背道而驰。他有意地与文官不合作,不补官的做法等于革除了最高名位。他们鞠躬尽瘁,理应得到物质上的酬报,升官发财、光宗耀祖,此时都成泡影,使他们的毕生心力付之东流。再者,他又把伦理道德看作虚伪的装饰,自然就不在这方面用功夫。很多把孔孟之道奉为天经地义的文官,至此也觉得他们的一片丹心已经成了毫无意义的愚忠。

• 这种积弊的根源在于财政的安排。在开国之初,政府厘定各种制度,其依据的原则是“四书”上的教条,认为官员们应当过简单朴素的生活是万古不磨的真理。从这种观念出发而组成的文官集团,是一个庞大无比的组织,在中央控制下既没有重点,也没有弹性,更谈不上具有随着形势发展而作调整的能力。各种技术力量,诸如交通通讯、分析统计、调查研究、控制金融、发展生产等等则更为缺乏。一个必然的后果,即政府对民间的经济发展或衰退,往往感到隔膜,因之税收和预算不能随之而增加或减缩。

• 身为天子的万历,在另一种意义上讲,他不过是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他的权力大多带有被动性。他可以把他不喜欢的官员革职查办,但是很难升迁拔擢他所喜欢的官员,以致没有一个人足以成为他的心腹。他对大臣们的奏折作出决断,可以超出法律的规定,但是他没有制订法律的力量。官僚之间发生冲突,理所当然地由他加以裁夺,但是他不能改造制度以避免冲突的发生,而且他裁夺的权威性正在日益微弱,因为他被臣下视为燕安怠惰。各边区的军事问题必须奏报皇帝,但是皇帝自己不能统率兵将,在平日也没有整顿军备的可能。他很难跨出宫门一步,自然更谈不上离开京城巡视各省。连这一点选择的自由都没有,居于九五之尊还有什么趣味？

第四章 活着的祖宗

• 申时行把他的书房命名为“赐闲堂”。上天已经赐给他闲暇,他就用来游山玩水,写字吟诗。

• 让年轻的太子受傅于翰林学士,实在是高瞻远瞩。日后太子登极,翰林学士也被擢升,初为内阁中的副手,再遇机缘遂成首辅,这不仅保持了中枢人事的连续性,而且凭着老师和学生的亲切关系,可以使许多棘手的事情轻易而圆满地得到解决。

• 但是有一件事情总应该提到,就在这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辽东巡抚注意到一个建州酋长正在逐渐开拓疆土,吞并附近的部落。他觉察到养虎将要贻患,就派兵征讨,但是师出不利。他认为失败的原因,在其部下开原道参政不照命令行事,而坚持其个人改剿为抚的主张。巡抚参劾这参政的奏折一到北京,被参者反而得到了京中监察官的同情,他们又出来参劾这位主剿的巡抚。申时行认为这完全是一件小事,不值得引起内外文官的不睦；所以他又以和事佬的身分出面调停,建议皇帝视双方的互相参劾业已彼此对消,也不再作是非可否的追究。于是这位酋长今后得以为所欲为,而且还能够继续利用本朝内外官员的不和来发展他自己的千秋大业,此是后话,也不在本书叙述范围之内。这位酋长并非别人,据当日记录称,他名叫努尔哈赤。若干年之后,他的庙号则为清太祖。

• 多年之后,申时行辞职家居,追思往事,他既不埋怨皇上,也不指责自己。他在著作中只是提到了年轻人不知世务,轻举妄动,以致弄得事情不可收拾。他回忆起在他担任首辅八年半的时间中,曾经有过一个绝好的机会襄助皇帝成为尧舜之君。此即1585年张居正一案落实之后、1586年初常洵尚未出生之前的几个月。然而这机缘却又这样地短暂,他稍一忽视,就一去而不可再得。但是迷信与非迷信,其间的分野也可能极为模糊。例如,当一个人强迫自己对一件事情、一种前途建立信念,则其与宗教式的皈依就相去极微。因为凡是一个人处于困境,他就不愿放弃任何足以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即使这种可能性极为渺茫,没有根据,他也要把它作为自己精神上的寄托。

第五章 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

• 1587年阳历11月13日,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海瑞在任所与世长辞。他是一个富有传奇性的人物,对他的生平行事应该如何评论,人们曾经发生过尖锐的争执。这争执一直延续到多少年以后还会成为问题的焦点。

• 海瑞从政二十多年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纠纷。他的信条和个性使他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遗弃。这就是说,他虽然被人仰慕,但没有人按照他的榜样办事,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但这种精神的实际作用却至为微薄。他可以和舞台上的英雄人物一样,在情绪上激动大多数的观众；但是,当人们评论他的政治措施,却不仅会意见分歧,而且分歧的程度极大。在各种争执之中最容易找出的一个共通的结论,就是他的所作所为无法被接受为全体文官们办事的准则。

• 以熟读诗书的文人治理农民,他们不可能改进这个司法制度,更谈不上保障人权。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离不开传统的伦理,组织上也没有对付复杂的因素和多元关系的能力

• 嘉靖没有给予海瑞任何惩罚,但是把奏章留中不发。他不能忘记这一奏疏,其中有那么多的事实无可回避,可是就从来没有人敢在他面前哪怕是提到其中的一丁点！皇帝的情绪显得很矛盾,他有时把海瑞比做古代的忠臣比干,有时又痛骂他为“那个咒骂我的畜物”。有时他责打宫女,宫女就会在背后偷偷地说：“他自己给海瑞骂了,就找咱们出气！”

• 为什么可以镇雅俗、励颓风的节操偏偏成为当局任事的障碍？可见我们帝国的政治措施至此已和立法精神脱节,道德伦理是道德伦理,做事时则另有妙法。再要在阴阳之间找出一个折衷之点而为公众所接受,也就越来越困难了。

第六章 戚继光――孤独的将领

• 一代名将戚继光在阳历1588年1月17日离开了人间,按照阴历计算,为万历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如果这消息已为皇帝所获悉,则多半是出于东厂中秘密警察的劳绩,因为政府的正式档案中并没有提到这件事情。

• 戚继光是本朝最有才能的将领,其被劾罢官三年以后仍不能见谅于万历,原因全在于他和张居正的关系过于密切。

• 概括说来,武将领兵作战,和文官集团的施政原则在根本上是不能相容的。当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不能平衡,冲突激化,以政治手段调剂无效,通常就会导致战争。有时候严重的天灾造成大面积的饥荒,百姓面对死亡的威胁,也会铤而走险,诉诸武力。但是我们帝国的文官,则一贯以保持各方面的平衡作为施政的前提,如果事情弄到动用武力,对他们来说就是失败的象征。他们具有一种牢不可破的观念,即上自国家,下至个人,不能把力量作为权威。如果一个地区有什么特殊的经济利益,那么就应当加以压抑而不是提倡。至于天灾足以引起战争,则尤为无知妄说,因为从道德观念来说,天下的事物无不可以共同分配,灾民的暴动,乃是小人犯上作乱的劣根性使然。

• 但是就武将来说,他们所受到的训练和战争的经历却养成了和文官截然不同的气质。他们需要具备准确的选择能力和决心,着眼点在于取得实效而不避极端：冲锋陷阵,要求集中全力,对敌人的重点作猛烈打击；退守防御,考虑的是地形的险要和工事的完善,如不可守就要断然放弃；战斗胜利,就一心扩张战果,而不为其他问题而犹豫。在一般情况之下,他们把自己和部下的生命视为赌博场中的筹码,必要的时候可以孤注一掷。而大多数文官则以中庸之道为处世的原则,标榜稳健和平。

• 武人在刀剑矢石之中立下的汗马功劳,在文官的心目中不过是血气之勇,即使克敌制胜,也不过是短暂和局部的成功而已。

• 在别的国家里,一个退伍军官通常都受到应有的尊敬,如果担任民政职务,他的管理经验也能保证他胜任愉快。然而事情适得其反,我们的军官在长期训练中所培养的严格和精确,退伍以后竟毫无用武之地。他会发现在军队以外,人们所重视的是安详的仪表、华丽的文辞、口若悬河的辩才以及圆通无碍的机智。——总而言之,和他已经取得的能力恰恰相反。

• 也许是有鉴于唐朝藩镇的跋扈,本朝从洪武开始,就具有这重文轻武的趋向。大约经过了一百年,文官集团进入了成熟的阶段,﹝7﹞他们的社会地位上升到历史上的最高点；换句话说,也就是武官的社会地位下降到历史上的最低点。这种畸形的出现,原因在于本朝的政治组织为一元化,一元化的思想基础则是两千年来的孔孟之道。如果让军队保持独立的、严格的组织,和文官集团分庭抗礼,这一元化的统治就不可能如所预期的成长、发展,以至于登峰造极。这种制度既经固定,将领们即使出生入死,屡建奇功,其社会影响,也未必抵得上一篇精彩的大块文章。

• 但事实上由考试及格充当军官并上升为高级将领的,可谓绝无仅有。而且这种武生的考试又重在刀枪弓马的是否娴熟,由文官主持的笔试,其要求不过是粗通文字而从未涉及军事科学。各处所开办的“武学”,也以儒家经典作为主要的讲授内容,其教学进度,以“每日总授不过二百字”为原则。用这种方法培养出来的高级将领,几乎很少有人具备运筹帷幄的谋略。其实这也正是文官集团所预期的目的。将领既然大多属于一勇之夫,当然就有必要任用文官作为总督巡抚,让他们来指挥各级武官。在总督巡抚之下还有“兵备使”或“海防道”,他们名为监察,实则握有调度攻防的权力。在军政方面,人事的任免以及补给、交通各项也统统由文官主持。

• 总而言之,既有阴便有阳,有阳亦必有阴。例如操练近身武器,也和拳术或舞蹈的原则相似,任何一个姿势都可以作三段式分解,也就是开始―稍为休憩而转变―继续进行又迄于静止,用戚继光的术语来说,就是“起―当―止”。

• 所以戚继光订立了一条甄别应募者的奇特标准,凡属脸色白皙、眼神轻灵、动作轻快的人一概摈诸门外。因为这种人几乎全是来自城市的无业游民,实属害群之马,一旦交锋,不仅自己会临阵脱逃,还会唆使周围的人一起逃跑,以便一旦受到审判时可以嫁祸于这些言辞钝拙的伙伴。

• 他认为一个士兵如果在作战时把平日所学的武艺用上10％,可以在格斗中取胜；用上20％,可以以一敌五；要是用上50％,就可以纵横无敌。﹝66﹞这种考虑丝毫也不是出于悲观怯懦,而是战场上白刃交加的残酷现实,迫使一位高级将领决不能姑息部下,也决不能姑息自己：在平日,他要求士兵作一丝不苟的训练,哪怕伤筋断骨也在所不惜；在临战前,他就要求自己绞尽脑汁,以期准确地判断形势。

• 戚继光的复杂来自环境的复杂,如果指望他简单得如同海瑞,无疑是不近情理。写历史的人既知道戚继光是一代卓越的将领,一位极端刚毅果敢的军人,也是一位第一流的经理、组织家、工程建筑师和操典的作者,则自然应当联想到假如他不精通政治间的奥妙,就决不可能同时做好这么多的事情。戚继光所生活的时代,落后陈旧的卫所和军户制度早应该全盘放弃,而代之以先进的募兵制度；零碎的补给,也早就应该集中管理。然而我们的帝国不允许也没有能力作全面的改革,只好寻找出一种妥协的办法来作部分的修补。戚继光的天才,在于他看准了妥协之无法避免；而他的成功,也在于他善于在技术上调和各式各样的矛盾。妥协的原则,是让先进的部门后退,使之与落后的部门不至相距过远。在组织制度上没有办法,就在私人关系上寻找出路。具体来说,没有文渊阁和张居正的全力支持,就没有强有力的蓟州军区和戚继光。他的部队和他本人充满了矛盾,在火器已经在欧洲普遍使用的时候,他动员大批士兵修建碉堡；在他的混成旅里面,枪炮手和藤牌手并肩作战。他一方面是这样精细,仔细计算日出日没的时间；一方面又这样野蛮,把违反军纪的士兵割去耳朵。这些极端矛盾的事实,在其他国家内,可能彼此相隔几个世纪,而我们的帝国则在一个军区内同时出现。

• 戚继光的长处,在于他没有把这些人事上的才能当成投机取巧和升官发财的本钱,而只是作为建立新军和保卫国家的手段。他深知一个将领只能在社会情况的允许之下才能使军事科学和军事技术在现实生活里发挥作用。他接受这样的现实,以尽其在我的精神把事情办好,同时也在可能的情况下使自己得到适当的享受。至于合法或者不合法,从他的政治的眼光看来已无关宏旨。

• 世界局势如是,而这阳历1588年1月17日清晨,将星西殒之际,我们一个古老的帝国业已失去重整军备的最好良机。三十年后,本朝的官兵和努尔哈赤的部队交锋,缺乏戚南塘将军苦心孤诣拟订的战术和强调的组织纪律,结果是众不敌寡。兹后八旗军作为一股新生力量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其取本朝而代之,也只是迟早的问题了。

第七章 李贽――自相冲突的哲学家

• 李贽是儒家的信徒。1587年以前,他已经按照儒家的伦理原则完成了对家庭应尽的一切义务。次年,他即剃发为僧,时年六十一。剃发的原因是他的环境已经允许他抛却呆板、拘束的生活,得以寻求个性的自由发展。

• 李贽的悲观不仅属于个人,也属于他所生活的时代。传统的政治已经凝固,类似宗教改革或者文艺复兴的新生命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中孕育。社会环境把个人理智上的自由压缩在极小的限度之内,人的廉洁和诚信,也只能长为灌木,不能形成丛林。

• 李贽的一意孤行,一定要和两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家族观念联系起来观察,才能使人理解。因为按照当时的习惯,他一旦回到泉州,他所需要照顾的决不能仅止于自己的家庭。他是族中有名望的人物,又做过知府,那就一定会陷入无数的邀劝纠缠之中而不可自拔。

• 我们的帝国不是一个纯粹的“关闭着的社会”——在那样的社会里,各种职业基本上出于世代相承——然而它所给予人们选择职业的自由仍然是不多的。一个农民家庭如果企图生活稳定并且获得社会声望,惟一的道路是读书做官。然而这条道路漫漫修远,很难只由一个人或一代人的努力就能达到目的。通常的方式是一家之内创业的祖先不断地劳作,自奉俭约,积铢累寸,首先巩固自己耕地的所有权,然后获得别人耕地的抵押权,由此而逐步上升为地主。这一过程常常需要几代的时间。经济条件初步具备,子孙就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这其中,母亲和妻子的自我牺牲,在多数情形之下也为必不可少。所以表面看来,考场内的笔墨,可以使一代清贫立即成为显达,其实幕后的惨淡经营则历时至久。这种经过多年的奋斗而取得的荣誉,接受者只是一个人或至多几个人,但其基础则为全体家庭。因此,荣誉的获得者必须对家庭负有道义上的全部责任,保持休戚与共的集体观念。

• 李贽的难言之隐在于他强烈地抨击了这些人物以后,他还是不得不依赖这些被抨击者的接济而生活。

• 李贽和他同时代的人物所遇到的困难,则是当时政府的施政方针和个人的行动完全凭借道德的指导,而它的标准又过于僵化,过于保守,过于简单,过于肤浅,和社会的实际发展不能适应。

• 在道德的旌旗下,拘谨和雷同被视为高尚的教养,虚伪和欺诈成为官僚生活中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无怪乎李贽要慨乎言之：“其流弊至于今日,阳为道学,阴为富贵！”

• 张居正在政治上找不到出路,其情形类似于李贽在哲学上找不到出路。创造一种哲学思想比较容易,因为它是哲学家个人意识活动的产物。但是宣布一种政治思想,以之作为治国的原则,其后果则为立竿见影,它必须在技术上符合现状,才能推行无碍。

•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 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 黄仁宇（Ray Huang）

• 作者在中文版《自序》中提及：此书“说明16世纪中国社会的传统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的侧面形态。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就可以保证冲突既开,恢复故态决无可能,因之而给中国留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

• 《万历十五年》英文本《富序》有下面一段： Historians may re‐examine the mistakes of the past in the hope of providing warnings for the future,but at the same time caution their readers to preserve what is of value.Presumably,for China the experiences of both East and West must be drawn upon.It is essential that the historian lay everything on the t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