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革命:一部全新的世界史》

202408-价格革命

[美]大卫·哈克特·费舍尔 著,X. Li 译,《价格革命:一部全新的世界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12

数字使我们得以见微知著,拼接出事情的全貌。它使我们能够将原本大相径庭的事件进行对比。它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正以何种方式运行。

引言 世界历史中的巨浪

  • 价格上涨在过去一直是一个问题,但是其节奏、速度或时间都不是恒定的。一些时期比其他时期面临更严峻的通胀问题。有一些时期则经历了长期的价格均衡,甚至通货紧缩。
  • 在我们开始研究这些关系之前,有必要提出一些警示。读者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我们所研究的动态是波动,而非循环。重申一遍:不是循环,而是波动。
  • 循环的节奏是固定而有规律的。它们的时间阶段具有高度的可预测性。波动则更加多样化,而比较不具有可预测性。它们在持续时间、量级、速度和势头方面均有所不同。
  • 许多熟读经济学著作的读者会记起凯恩斯的名句—“从长远来看,我们都死了”的特殊含义。20世纪诸多事件已经表明,从最普遍的适用来看,这种理念大错特错。美国经济学家赫伯特·斯坦在华盛顿工作一段时间后,于1979年懊悔地写道:“我们一觉醒来,却发现自己还面临长期的问题,并且正因为懒于顾及而饱受折磨。
  •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这部历史作品将从七个多世纪以前讲起,那是中世纪一座拥有大教堂的城镇的赶集日。那一天是1224年9月8日;地点是法国的沙特尔。

第一次浪潮 中世纪价格革命,1180—1350

  • 1224年9月8日,沙特尔,适逢圣母诞辰节。通向这座大教堂城的路上挤满了朝圣者,这样的情况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星期。
  • 12世纪人口和财富的增长呈现出大体均衡的态势。价格在这个时期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唯一重大的经济问题,是11和12世纪所谓的“钱荒”(money-famine)—纵观整个近现代历史,各个价格均衡时期大都难逃此劫。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繁荣提升了人们对通用货币的需求。由于贵金属供给不足,欧洲人民开始使用被历史学家大卫·赫利希称为“替代货币”的东西—既不是以物易物,也不是商品货币,而是被称为“莫比利亚”(mobilia)的高价值的流动资产,比如银饰、皮草、精美的织物,甚至书籍。
  • 劳动收入与资本收益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这是近现代历史中价格革命的典型表现。其社会影响也是如此:每一次长期通胀的后期,都会出现急速加剧的不平等。
  • 人数日增的农民将贫瘠的土地投入耕种,引发了劳动生产率的下降。更多的工人抢着更少的工作机会,薪酬却被物价甩在了后头。随着实际薪酬的下降,生与死之间的距离变得如纸一样薄。在越来越危险的时代,在任何危机面前,保障都变得越来越少。中世纪的欧洲已经走到了灾难的边缘。
  • 1314年到1348年间,价格的巨浪达到顶峰,然后破碎成惊天之灾。随着它的走势,欧洲人民遭遇了他们历史中的至暗时刻:一个充斥着饥荒和瘟疫、暴乱和战争、迫害和政治动乱的时代。这不仅仅是中世纪欧洲经济的崩溃,而且意味着中世纪文明的覆灭。

第二次浪潮 16世纪价格革命

  • 1491年,佛罗伦萨城有许多值得庆祝的事。“城市安享太平,”该城的历史学家圭恰迪尼写道,“掌权的人团结一心且彼此亲近,他们的政权如此强大,没有人胆敢反抗。每一天,人民都享受着表演、欢宴和新奇事物;城市的物资充盈,而所有的贸易都欣欣向荣。天资和才干在这里开花结果,因为所有艺术家、文学家和能人异士都在这里受到欢迎和尊重。在本城内,社会安定、秩序井然;而在海外,该城也享有极高的荣耀和声望。”
  • 最初的信号与中世纪危机时的那些相似。在16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欧洲经济同样遭遇了物价飞涨和工作机会减少同时发作的悲惨局面,这在20世纪末被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们称为“滞胀”
  • 短缺的另一个结果,是犯罪的增加。这样的情况与14世纪的大致相同。当食物价格暴涨时,犯罪就会激增;当价格下跌时,犯罪行为也会减少。从中世纪直到我们今天的每一次价格革命的后期阶段,这种相关性都十分显著。

第三次浪潮 18世纪价格革命

  • 1812年,拿破仑从他的欧洲占领区征召了大量军队,直奔向东,意欲毁灭俄国。与此同时,英法之间的半岛战争达到了其野蛮残暴的顶点。同时,英美之间还爆发了另一场战争。各地的体系都在绷紧,达到了濒临崩溃的临界点。英国政府在1812年处在破产的边缘,美国则在1814年濒临解体。最终,土崩瓦解、血肉模糊的,是拿破仑的帝国。

第四次浪潮 20世纪价格革命

  • 伦敦今昔的深刻差异,更多地表现在不那么看得见摸得着的方面—最重要的在于它对过去的记忆和对未来的憧憬。1897年,城中几乎所有的居民都在稳定和相对和平的时代中度过了他们的一生。
  • 1907年,一场更大的恐慌引发了一次短暂但剧烈的收缩。美国的失业率于1908年从2%上升到8%。那一年,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商品出厂价格都有所下跌。但是繁荣在几个月之内就恢复了。到1909年,所有指数都再度上涨。薪酬上涨。利润上涨。就业率上升。农业收入达到了历史高位。
  • 1937年,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主要是为了确保在亚洲大陆的市场和资源。历史学家R. A. C.帕克发现:“日本东京的文职政府,比军队还要好战。”这是一场包藏着经济野心的战争,在亚洲前后持续了八年。1939年,德国袭击波兰,最主要的目的是寻求所谓的“生存空间”,即为德国的农民争夺土地,为德国的工厂掠夺原料。

我们这个时代的困境

  • 生产下降。失业率激增。美元对其他货币贬值,而美国的收支平衡迅速恶化。这一路走来,通胀顽固地与经济停滞搅和在了一起,这就是“滞胀”(stagflation),而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可能是首先发明这个说法的人。
  • 理查德·尼克松总统走马上任时,被迫面对一个经济上的烂摊子。为了应对滞胀,这位风格极为保守的总统突然变成了凯恩斯干涉主义经济学的信徒,这令他的支持者大惊失色,而他的敌人则喜形于色。“现在我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尼克松对一位深感震惊的电视记者霍华德·K.史密斯这样说道。这位总统的“新经济政策”将大量强势的凯恩斯主义财政刺激措施与史无前例的和平时期价格薪酬管制制度结合了起来。
  • 20世纪70年代晚期,美国的消费价格再度加速暴涨,这是另一波不断加剧的波动。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卡特尔垄断再一次扮演了主导性角色。1978—1979年,它无情地将油价提高到迫使美国不得不每年向产油国支付将近一万亿美元的地步。1980年,消费价格的年通胀率达到了13.5%,这刷新了美国和平时期的历史纪录。
  • 在这里,价格均衡期再一次地以相反的趋势为特征。物质方面的不稳定、高通胀率使得家庭和个人都面临沉重的压力。简而言之,被美国人认定为该国最紧迫的三个社会问题—犯罪、毒品和家庭的崩坏—其趋势全都与通胀率相关。
  • 威廉·奥斯勒爵士发现:“人类有三大劲敌—热病、饥荒和战争。”这些全都发生在了非洲。饥荒在萨赫勒地区蔓延。索马里的政府垮台,秩序崩溃;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都陷入饥荒,军阀们却杀害了前来施援的救灾工作者。在乌干达和扎伊尔,新的传染病以比14世纪更加恐怖的形式出现。在卢旺达和布隆迪,部族战争导致对整个民族的大规模屠杀。
  • 在世界的另一地区,危机呈现出不同的形式。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从阿富汗到阿尔及利亚,许多伊斯兰国家都处于骚动之中。二战后,现代世俗精英用混合了伊斯兰思想和西方理念的方式实行统治。经济增长率高,但人口增长率更高。除了石油资源富集的阿拉伯各酋长国,伊斯兰世界遭遇了与其他国家同样的经济压力。价格革命发挥了影响。生活成本陡增。实际薪酬下降。不平等现象加剧。那片广袤土地上有着世界上最糟糕的人满为患的贫民窟。
  • 伊斯兰国家的许多人将他们遭遇的麻烦归结于西方价值观的影响。原教旨主义运动开始横扫伊斯兰世界。世俗政权一个接一个遭到攻击,其中有些被摧毁。1979年,伊朗的巴列维王朝倒台。1981年,埃及的世俗领导人安瓦尔·萨达特遭到刺杀。阿富汗的世俗政权被一场原教旨主义革命摧毁。1992年,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救世阵线赢得了大选,却被拦阻而无法掌权;结果发生内战,数以百计的阿尔及利亚世俗领导人遭到谋杀。1993年,土耳其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焚烧了一座酒店,而世俗领袖们正在那里开会。四十人在大火中丧生。巴勒斯坦人民转投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怀抱。他们年事渐高的世俗领袖们在绝望中与以色列讲和,却没能缔造和平。1996年,中东的普遍危机才刚刚开始。其结局究竟会走向何方,仍充满疑问。
  • 20世纪90年代,哪怕最强大国家的经济,也发出了压力巨大的信号。日本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它都被视为世界上最有活力和成就的经济体。20世纪90年代初,危机初露端倪。越来越大的压力来自亚洲的竞争者们,也来自美洲的贸易伙伴。日本自身发生了一场经济信心危机。劳动力成本很高;生产利润被其他国家甩在了后面。1994—1995年间,日本经济出现了负增长。日本股市暴跌,而个人投资者损失惨重。到1995年,经济压力异常巨大,该国整体上开始大规模的价格通缩。
  • 与其他国家类似,文化异化逐步在日本大行其道。邪教迅速传播。一个伪佛教风格的激进派邪教,自称为奥姆真理教,相信世界将会在1997年终结,于是教徒开始疯狂地制造一种致命的神经毒素,叫沙林。1995年3月,他们在日本拥挤的地铁系统中释放了这种毒气,杀死了十一位乘客,并令数百人受伤。警方迅速展开打击行动。该邪教的教主麻原彰晃被逮捕,但这个事件将现代工业社会的脆弱性暴露无遗。
  • 奥姆真理教的支持者包括一些受教育程度极高的日本年轻人,他们将自己的才智和学识奉献给了毁灭祖国的勾当。这种恶性事件可能发生在任何地方。而它却发生在日本,这展现了工业社会普遍存在深刻和广泛的问题。
  • 20世纪晚期的种种事件,越来越令人想起过去的价格革命。世界各种体系再一次陷入危机。这已不是传统意义上那种事物悬而未决时的危机。
  • 另外,各国中央银行继续把通胀当作头号危险来应对。当经济系统展现出复苏的信号时,他们提高利率,减缓货币供应的增长,并且用其他方法“冷却”经济。在许多年中,各大央行都在扮演与通胀搏斗的英雄角色。条件反射式的反通胀行动,在经济体系中被制度化—比通胀本身更甚。
  • 结果又与过去如出一辙。1996年,通胀率下降,但并无绝迹的苗头。反通胀政策加剧了由通胀本身带来的苦难。20世纪90年代,其结果一直持续:实际薪酬的下降,不平等现象的增加,经济增长的放缓,以及政治和社会制度不稳定性的加剧。
  • 在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当诸多可能性势均力敌、情势岌岌可危时,很多事情都取决于我们的决策智慧。明智的选择又要求有聪明睿智的领袖和知情明理的选民。但聪明和睿智,甚至我们最需要的信息,在世界各国的首都都难觅其踪。
  • 随着20世纪的巨浪接近其巅峰,许多国家的情况令人想起了一部梅尔维尔的小说,或是一首梅斯菲尔德的诗歌。国家的舰船勇往直前,冒着恶劣天气穿越远洋。风帆全部扬起,舵柄打向一如既往的方向。在后甲板上,几群短视的船员斜着眼,朦胧地瞥见后面的乌云。下方是他们亲切的船长,他想要这些心情黯淡的船员的爱戴。头等舱的旅客在奢华的船舱中寻欢作乐,对低等舱位里的疾苦所知甚少,对身边的危险更是一无所知。在船中部的甲板上,一位书呆子模样的旅客形单影只,他立起领子、挡住来风,不安地将身体探过背风处的栏杆,试图解读天空中的种种信号。

结语 过去和未来之间

  • 即便未能应验,预言也不过是改头换面,随后再次走俏。它们令人想起了塞缪尔·米勒牧师的职业生涯,这位19世纪新英格兰地区的浸信派牧师,曾预言世界将在1843年12月31日之前终结。当这个死亡末日逼近时,这位预言家发现自己的计算有误,便宣称,最终审判的喇叭将会改在1844年3月21日吹响。他的信徒增加到了几百人。他们披上特制的“复活袍”并聚集在一起,等待审判之日的降临。但塞缪尔·米勒又发现了一个算术上的错误,并再次将世界末日推迟到了1844年10月22日。不过虔诚的信众并未受影响。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多,到那一天,连新英格兰部分地区的商业活动都停止了。然而塞缪尔·米勒又一次修改了他的数字,并且继续作出末日预言,直到他自己的末日来临—这件事倒是事先毫无预警—他死于1849年。
  • 那些相信经济的未来向他们显示的人,应当铭记塞缪尔·米勒的故事。他们还可以回想一下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的至理名言:“经济预言者最大的共同品质不在于知道,而在于不知道自己无知。他最大的优势是:所有的预言,无论对错,都很快会被遗忘。
  • 历史学家们则有理由特别谨慎行事,因为他们会想起以前那些窥探未来者的命运。而且他们总是对过去抱着质疑的态度。况且他们理解,预言之所以无法应验,不只是因为历史知识的有限,而且因为历史本身的属性。
  • 我们不仅是历史的客体,也是历史的主体。未来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人类有意识的选择而决定的,其方式常常出人意料。人类的选择并不总是理性的。它们既出自希望,也出自恐惧;既基于真理,也基于谬误;既源于记忆,也源于梦想。在作出选择前,它们无法预料,有时甚至无从想象。
  • 价格的历史给出了许多例子。没有哪个经济预言家能够料到(哪怕想象)像理查德·尼克松这样保守的总统在1971年竟然成了凯恩斯经济学的信徒,像吉米·卡特这样的自由派总统竟然在1978年采用了保守的财政政策,或者任何一位理智尚存的总统会拥护1981年里根经济政策的所谓“供给侧”妙计。
  • 不过,我们虽没有预言的力量,但过去与未来之间还有其他的重要联系。历史研究永远无法确定无疑地告诉我们将会发生什么,但它会使我们受益于过去来之不易的经验,还会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自身对未来的意向。为了达到这些目的,让我们回顾我们已发现的定式,并思考我们面临的选择。

价格革命:结构上的类似点

  • 本项研究的起点,是关于现代世界中的价格动态的历史描述。其首要目的是描述贯穿过去八百年变迁的主线。其核心发现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我们发现从12世纪开始,发生了四场价格革命:四次漫长的涨价浪潮,间隔以长时段的价格相对均衡。这不是一种周期循环的模式。价格革命并没有固定和规律的周期频率,有的短至八十年,有的长达一百八十年。它们的持续时间、速度、量级和冲击力各不相同。
  • 同时,这些长期动态也有着一些共同的特质。它们全都呈现出波状结构,并且开始方式大致相同。第一个阶段,是悄无声息的开端和缓慢的推进。价格在一段漫长的繁荣时期缓慢上升。增长的幅度依然在过去的波动范围之内。起初,这绵长的波动似乎仅仅是又一次短期事件。不过后来,它展现出一种新的长期趋势。
  • 新趋势的新颖之处不仅在于通胀的事实,而且在于通胀的形式。相关价格的表现尤其发人深省。食物和燃料引领着物价上涨的动态。制成品和服务的价格落在了后面。这些模式表明:主要的动力是过剩的总需求,其产生的原因是人口的加速增长或生活水平的提高,或者是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 第二阶段情况大不相同。当物价打破之前平衡期的界限时,就迈入了这个阶段。这通常在其他事件的介入下发生—常见的是由前段时期逐渐养成的傲慢狂妄引发的野心勃勃的战争。例子包括:13世纪皇帝和教皇们之间的竞逐、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建立国家的冲突、18世纪中期王朝和帝国之间的缠斗,以及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这些事件令物价暴涨又大跌,这样的状态既是不稳定本身的症状,也是其原因。其结果包括政治混乱失序、社会分崩离析,以及文化焦虑情绪的滋长。
  • 第三阶段始于人们发现价格通胀是一种长期趋势,并且开始将它当作一种无可避免的情况时。他们对此的反应是作出令价格进一步高涨的选择。政府和个人扩大货币供应,并提高了其周转速率。价格通胀一次次被更加精巧地制度化。
  • 在新的制度化通胀成为大势所趋时,第四阶段就开始了。物价变得更高,且极不稳定。它们开始暴涨,并且以更加瞬息万变的态势下降。严重的价格冲击也反映在商品动态上。货币供应时而扩张,时而收缩。金融市场变得不稳定。政府开支比收入增长得更快,并且公共债务激增。在每次价格革命中,那些最强大的民族国家都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16世纪的西班牙、18世纪的法国,以及20世纪的美国。
  • 另一些不平衡甚至更加危险。薪酬起初还能跟上物价,此时却落在了后面。劳动力收入下降,而土地和资本的收益上升。富人变得更富有,中间阶层的人们处境不利,穷人则境遇凄凉。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加剧。而忍饥挨饿、无家可归、违法犯罪、暴力行为、酒类消费、毒品滥用和家庭崩坏的现象也增多了。
  • 这些物质方面的情况引发了文化上的反响。在文学和艺术领域,每次价格革命的倒数第二阶段都是阴暗的,弥漫着躁动不安的梦魇。这是一段丧失了对体制的信念的时期,也是一段绝望地寻求精神上的价值的时期。各种教派和邪教迅速滋生,常常充满愤怒和非理性因素。知识分子转而猛烈地攻击他们身处的社会环境。年轻人对过去和未来都不确定,于是陷入精神异化和文化颓废的状态。
  • 最终,在一场充斥着人口下降、经济崩溃、政治革命、国际战争和社会暴力现象的文化危机中,这股巨浪达到了顶峰,并以摧枯拉朽的力量轰然崩溃。这些事件释放了种种压力,正是这些压力发动了价格革命。结果,首先是物价、地租和利息的迅速下跌。短期但非常急剧的通货紧缩之后,是一段延续七八十年的均衡期。长期的通胀停止了。物价稳定下来,随后进一步下降,并且再一次稳定。实际薪酬开始上升,而资本和土地的收益下降了。
  • 均衡的恢复有着重要的社会影响。首先,不平等现象继续滋长,这是此前价格革命的余波未了。但随着新动态成为大势,社会不平等程度开始降低。这段时间对劳动者、工匠和普通民众更为有利。地主们压力沉重,但大多数人改善了经济状况。家庭得以巩固;犯罪率下降;毒品滥用和酒类消费降低;对外战争变得不再那么频繁和暴力,追求统一的内战却变得更加常见和成功。
  • 每个均衡期都有其独特的文化特征。其后期阶段都以秩序与和谐思想的出现为特征,比如12世纪的文艺复兴、15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18世纪初的启蒙运动以及维多利亚时期。
  • 总之,历次价格革命都经历了五个阶段:高度繁荣时段的缓慢启动,暴涨和下跌的时期,觉察和体制化的时期,不平衡和不稳定加剧的时期,以及最终的大危机时期。这个高潮之后,接着就是物价的下降、稳定的恢复,以及一段较长的物价相对均衡期。从一次巨浪到另一次,这些动态的社会和文化影响都在变动。速率提升,而变数降低。在人口方面,价格革命的破坏力在一次接一次地下降,而在社会影响方面,却更加所向披靡。
  • 历史著作中有七种主要的因果关系模型:货币主义的,马尔萨斯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农业的,新古典主义的,环境的,以及历史主义的。它们对我们都很有助益,但没有一个能全面解释价格革命的起源和发展。
  • 对于价格革命这一主题,历史主义有助于我们理解:每次巨浪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事件,并且细节会造成很大差异。但历史主义无法解释自中世纪以来反复多次发生的这个总体模式。
  • 本项研究得到的证据表明,我们生活在一次非常绵长的价格革命的后期阶段,或许是关键阶段。它还表明,这是全球性的进程。如今,我们的命运与全人类的境遇息息相关。过去的情况也表明:未来会发生什么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选择。人类并不能掌握一切,但是我们塑造历史进程的集体力量,在过去的八百年中取得了长足进步。我们可以明智或者愚蠢地使用这种力量。但毫无疑问,我们的抉择将会影响子女和孙辈,以及尚未出生的世代。
  • 为了从历史角度研究这个问题,就需要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它。长期通胀,或者更准确地说,长期通胀所代表的社会和经济力量,给人类带来了大规模的深重的苦难。主要问题并不在于通胀本身,而在于与通胀相关的不平衡、不稳定和不平等现象。

学习长远思考

  • 首先,我们应当学习历史地思考我们的境况。历史不只是关于过去的记载。它也与变革和存续相关。最重要的是,它是关于长期远景的。经济计划的两个主要错误是:对长期问题进行短视的思考,并且采取不合时宜和泥古不化的政策,而没有看到世界的变化。军事史上有一条箴言:将军们受到的训练,都是针对上一次战争的。同样,在经济史中,计划者和管理者获得的教育,都是关于如何阻止上次的危机再度发生。而下一次的情况,总是有所不同。
  • 如果我们对价格革命进行历史性的思考,会得出两个重要的结论。
    • 第一,价格动态是历史的进程,其量级、结构、起因和结果都具有很大的变数。
    • 第二,这些变数形成的模式,我们只是刚刚开始有所理解。对于他们所面对的经济发展进程,许多政府首脑、公司领导、商业经理人、经济理论家和私人投资者都没有多少历史性的理解。从一时的(常常是非常近期的)历史环境中得出的观念和解决方案,被应用在另一些并不合适的情境中。纠正方法不是仅仅依靠历史知识,还要采用历史性的思考方式
  • 其次,我们需要更多关于长期趋势和大背景的具体信息。我们的世界充斥着海量的信息,但这些并不是我们最急需的信息。公共和私人机构粗制滥造出堆山填海的经济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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