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钱学森》

作者: 叶永烈

出版社: 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 2016-7

页数: 560

定价: 58

装帧: 平装

ISBN: 9787220098017

小引：形形色色的评价

工程师偏重于实践，解决具体问题，不善于上升到理论高度；数学家则擅长理论分析，却不善于从一般到个别去解决实际问题。钱学森则集两个优势于一身，高超地将两只轮子装到一辆战车上，碾出了工程控制论研究的一条新途径

火箭专家返回红色中国

跟钱学森一起回到中国的，有他的夫人、歌唱家蒋英以及七岁的儿子钱永刚、五岁的女儿钱永真。
经过漫长的航行，1955年10月8日早上，“克利夫兰总统号”到达香港九龙。港英当局以所谓“押解过境”的名义，把钱学森一家送到深圳罗湖口岸。
钱学森献身于新中国的“两弹一星”这一宏伟的事业。“两弹一星”最初是指导弹、原子弹和人造卫星。“两弹”中的一弹原子弹，后来演变为原子弹和氢弹的合称。“两弹一星”的实现，是中国国力迅速崛起的标志，也是中国大国地位的象征。

“怀疑的乌云扫过我的头上”

当时，数学家华罗庚从美国回到新中国，在通过罗湖口岸前夕，发表了一封《告留美同学的公开信》，使钱学森为之动容：“中国在迅速进步着。1949年的胜利，比一年前人们所预料的要大得多，快得多……朋友们，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建立我们的工作基础，为了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
1950年2月9日，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麦卡锡在西弗吉尼亚威灵市的共和党妇女团体集会上，发表了惊人的演说，矛头直指民主党人、国务卿艾奇逊。麦卡锡扬言，手中握有“一份205人的名单”，“这些人全都是共产党和间谍网的成员”，“国务卿知道名单上这些人都是共产党员，但这些人至今仍在草拟和制定国务院的政策。”麦卡锡的演说，如同一颗猛烈的炸弹在美国政坛爆炸。尽管麦卡锡夸大其辞，在人们的追问下把“秘密名单”上的共产党员从205人减到81人，最后减到57人。然而，在麦卡锡的大声鼓噪之下，美国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清共运动”，从美国国务院扩大到方方面面，尤其是军事机要部门。麦卡锡因此一举成名，他的反共排外的政治主张被称为“麦卡锡主义”。美国著名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原子弹之父奥本海墨，也都被列进了黑名单。
6月19日，当联邦调查局干员再度光临的时候，钱学森把一份事先准备好的声明交给他们。钱学森在声明中写道：“当年我成为一位受欢迎的客人的情境已经不再了，一片怀疑的乌云扫过我的头上，因此，我所能做的事就是离开。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金贝尔在电话中说了一句“名言”：他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一个钱学森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师，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
后来，钱学森经过5年的漫长抗争，终于回到北京，金贝尔又说了一句“名言”：放钱学森回中国是美国曾做过的最愚蠢的事。

牢狱之灾突然降临

钱学森在1935年从中国到美国留学，那时候才24岁，似乎不可能是共产党员。钱学森在1947年暑假，回中国探亲，并在上海与蒋英结婚，然后返回美国。既然美国联邦调查局认定钱学森在1939年加入美国共产党，那么钱学森就犯了“在1947年进入美国的时候隐瞒共产党员的身份”的“罪行”，犯了“欺骗美国政府罪”。于是，就可以逮捕钱学森，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被监控的生活是痛苦的

得知儿子在美国遭到软禁，父亲钱均夫写信勉励他：“吾儿对人生知之甚多，在此不必赘述。吾所嘱者：人生难免波折，岁月蹉跎，全赖坚强意志。目的既定，便锲而不舍地去追求；即使弯路重重，也要始终抱定自己的崇高理想。相信吾儿对科学事业的忠诚，对故国的忠诚；也相信吾儿那中国人的灵魂永远是觉醒的……”
在足球场上，球员避开对方盯梢的办法是不断移动自己的位置。为了尽量避开美国联邦调查局监视的眼睛，钱学森不断地搬家。他的租房合同往往只签一年。到期后就搬家。那些从海关退回的总重量达800千克的8个大木箱，钱学森再没打开过，一直放在那里，以便一旦有机会离开美国，随时可以再度交船托运。夫人蒋英还准备好三个手提箱，放着随身用品，一旦获准回国，可以提起就走。

在工程控制论中闪光

失去了安全认可证，钱学森无法从事原先与军事相关的喷气推进研究工作，他改变了自己的研究方向，把目光投向一片崭新的领域——工程控制论。
控制论是法国物理学家和数学家A.M. 安培在1834年提出的，最初的定义是“管理国家的科学”。1948年，美国数学家N.维纳把控制论运用于动物体内自动调节和控制过程的研究，把控制论建立为一门新的学科。思想敏锐的钱学森，把控制论运用到工程系统的控制之中，创立了新的学科——工程控制论。钱学森把控制论概括为“一个系统的不同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的定性性质，以及由此决定的整个系统总体的运动状态”，把工程控制论定义为“研究控制论这门科学中能够直接用在控制系统工程设计的那些部分”。

中美在日内瓦的较量

1954年4月，美、英、法、中、苏五国外长在日内瓦举行会议，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以及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来到日内瓦，出席会议，象征着新中国首次以五大国的地位和身份出现在世界上。在会场，中美两国代表相遇时，冷漠而又尴尬，没有握手，没有寒暄，甚至连点一下头都没有，彼此都把对方视为陌路人。

躲过特工寄出至关重要的信

为了确保能够寄出这封信，钱学森连每一个细节都精心打理：他让蒋英用左手写，模仿儿童的笔迹，在信封上写了妹妹的地址，以使联邦调查局的特工认不出是蒋英的笔迹。

父亲是第一位老师

钱均夫按照钱家“继承家学，永守箴规”八字论辈取名，新生儿属“学”字辈。至于名字，沿用“木”字旁，因为他的同辈堂兄弟，除了都用“学”字辈之外，名字都用“木”之旁，诸如钱学榘、钱学梁、钱棠（钱棠按辈分应名钱学棠，因其母亲名字中有“学”字，为避讳取单名钱棠）
出身豪门，章家宽绰的财力，加上父亲作为教育家的指点，钱学森可以说是走过了一条最正规的循序渐进的学习途径：蒙养院→小学→中学→大学→留学→硕士→博士→副教授→教授。
一颗丰满的种子，落在肥沃的土壤和良好的气候中，茁壮成长为亭亭大树。优秀的主观条件和优越的客观环境相结合，便打造出名牌科学家钱学森。所谓十年树木，所谓百年树人，钱学森就是这样炼就的，这位导弹专家就是这样在扎扎实实的学业基础上腾飞的。

打下“基础的基础”

当时主持科技领导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方毅请出了“王牌”——钱学森的老师邓颖超。邓颖超约钱学森到中南海谈话。邓颖超说，“这好办，我告诉政协机关，叫他们平时不找你的麻烦。”
“邓老师”的这番谈话，说服了钱学森。

17位深刻影响钱学森的人

钱学森曾亲笔写下一份珍贵文件，回忆在他的一生中给予他深刻影响的人，总共17位：

1）父亲：钱家治——写文言文

2）母亲：章兰娟——爱花草

3）小学老师：于士俭——广泛求知，写字

4）中学老师：董鲁安（于力）——国文，思想革命，俞君适——生物学，高希舜——绘画、美术、音乐，李士博——矿物学（十级硬度），王鹤清——化学（原子价），傅种孙——几何（数学理论），林砺儒——伦理学（社会发展）；

5）大学老师：钟兆琳——电机工程（理论与实际）、陈石英——热力学（理论与实际）；

6）预备留美：王助——经验设计；

7）留美：Theodore von Karman（引者注：即冯·卡门）；

8）归国后：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

跨进交通大学校门

虽然北京有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那样的名牌大学，但是钱学森却要报考上海的交通大学，那是因为铁道机械工程，属于铁道部主管，当时只有直属铁道部的交通大学才设有最棒的铁道机械工程专业。
1929年9月，钱学森考取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攻读铁道机械工程专业。如今，当人们称呼钱学森为中国“航天之父”、“导弹之父”的时候，几乎忘掉了钱学森当初是学铁道机械工程的。
南洋公学建校之初，从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购来成套教科书，依照美国大学课程进行教学。后来，交通大学逐渐明确“以理科为基础、工科为重点、兼有管理学科”，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为蓝本。这样，到了20世纪30年代，交通大学有了“东方的MIT”（即东方的麻省理工学院）的美誉。

伤寒突然袭来

钱学森后来回忆说：“我在上海读书时患了伤寒，请一位中医看，命是保住了，但是却留下了病根。那位中医没有办法去根，就介绍我去找铁路上的一个气功师调理，结果除了病根。练气功在屋里可以进行，很适合我，所以在美国时也没有中断。
钱学森对中医和气功产生浓厚的兴趣，最初就始于这场伤寒症。在钱学森晚年，仍坚持每日练气功。
后来，他与女高音歌唱家蒋英结为百年之好，对于音乐的共同爱好使他们成为知音。1950年至1955年，钱学森在美国遭到软禁，他常常吹木箫，夫人蒋英弹吉他，两人在家一起演奏17世纪的古典室内乐，以排遣心中的无限郁闷。

从地上跑的到天上飞的

当时，交通大学实行四年制。钱学森从1929年入学，中间因病休学一年，到193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照理，他可以顺顺当当去做铁道工程师。然而，钱学森在交通大学学习期间，却把专业志向从关注地上跑的火车，转移到天上飞的飞机。
促使钱学森在专业方向上的大转变，那是上海的上空出现了机翼上漆了红色“膏药”的轰炸机。倾泻而下的炸弹，震惊了正在埋头读书的钱学森。
在中国，最早提出“航空救国”响亮口号的是孙中山先生，而最早为“航空救国”付出心血的是中国飞机设计师冯如。

进京赶考

夏日的南京，在没有空调的岁月，热不可耐，号称中国的三大“火炉”之一。1934年8月，刚从交通大学机械系铁道工程专业毕业的钱学森，从上海乘坐火车沿沪宁铁路前往当时的首都南京。他是“进京赶考”，一年一度的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又称“官费生”）在南京的中央大学举行——虽然是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但是考试并不在清华大学。
“庚子赔款”要求赔偿的是14国军队来华所花费的军费，而中国驻美公使梁诚在1904年发现美国“浮报冒报”军费达一倍多，经过艰苦谈判，美国政府同意退还中国“庚子赔款”中超出美方实际损失的部分，用这笔钱“帮助中国办学”，并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
这“帮助中国办学”，办的就是1910年新建的“清华学堂”（即清华大学前身）。1911年，“清华学堂”更名为“清华学校”（留美预备学校），专门培养、派遣赴美留学生。1928年，“清华学校”改建为国立清华大学。这样，当时全国各地的大学毕业生想要公费留学美国，就要报考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
清华大学“航空工程组”的“二王”，成了钱学森的导师。这“二王”，即王助教授和王士倬教授。

横渡太平洋

没有出现在这张照片上的，还有一位中国学生，名叫贝聿铭，后来成为闻名世界的建筑大师。贝聿铭当时只有18岁，不是大学生，而是上海圣约翰大学附属中学毕业的高中生。他也不是公费生，而是自费生。他的父亲贝祖诒曾任中国银行行长，家境富裕，所以贝聿铭在高中毕业之后就到美国去读大学。

戴上硕士方尖帽

“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缩写：MIT）其实是清朝时的译名，那时候把马萨诸塞州译为马萨诸塞省，于是也就译为麻省理工学院。学校创建于1861年，如今拥有6个学院、8个研究所，早已是大学规模，而马萨诸塞州如今按照标准的音译应为马萨诸塞州，所以“麻省理工学院”准确的译名应是“马州理工大学”。只是“麻省理工学院”这译名用惯了，也就一直沿用至今。

冯·卡门的传奇人生

钱学森离开麻省理工学院，转往加州理工学院，是冲着冯·卡门教授而来。冯·卡门是航空动力学专家。钱学森从航空机械工程转向航空动力学，便决意拜冯·卡门教授为师。

在冯·卡门麾下

钱学森记得，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冯·卡门讲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术思想，美国人叫“good idea”（好点子）。有人问：“冯·卡门教授，你把这么好的思想都讲出来了，就不怕别人超过你？”冯·卡门说：“我不怕，等他赶上来，我又跑到前面很远去了。”

冯·卡门访华受到高规格接待

7月7日下午六时，在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兼航空研究所所长顾毓秀教授陪同下，冯·卡门乘火车刚离开北平，卢沟桥就爆发了“七七事变”。从此北平与南京之间的火车中断了12年，冯·卡门庆幸自己在无意之中赶上了最后一班列车。

“卡门-钱近似公式”

空气动力学是力学的一个分支，是航空工程的基础理论。航空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如何获得飞行器所需要的举力、减小飞行器的阻力和提高它的飞行速度，这正是空气动力学需要研究和解决的课题。
往日，科学家们所研究的只是低速飞行动力学。如今，飞机在“亚音速”或“超音速”飞行，空气动力学规律与低速飞行全然不同。要想提高喷气式飞机的速度，必须解决两大科学难题：其一，当飞机的飞行速度提高到亚音速时，气体的可压缩性对飞行器的性能到底有什么影响，它们之间的定量关系是怎样的？其二，如果想再把飞机的飞行速度进一步提高到超音速时，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最富有成效的理论指导和技术设计才能实现？
钱学森博士论文中的重大成果是“热障”理论和“卡门－钱近似”公式。
- 所谓“热障”理论，是指“飞机在高速飞行时，其表面气流温度很高，会使金属外层强度降低，甚至熔化。因此在设计高速飞机时，必须对飞机表面采取有效的防热或冷却的措施，才能持续高速飞行”。
- 所谓“卡门－钱近似”公式，是“一种计算高速飞行着的飞机机翼表面压力分布情况的科学公式，后来被世界各国广泛应用于超声速飞机设计与制造”。
钱学森的博士论文，奠定了他在空气动力学上的地位。

加盟“火箭俱乐部”

1938年秋，加州理工学院院长米立肯和冯·卡门一起飞往华盛顿，出席美国科学院所属的空军研究委员会召开的会议。在会上，美国军方拿出五个亟待解决的军事难题，请几个参加会议的大学代表挑选，然后军方拨给研究经费。课题之一，是为重型轰炸机设计一种助推火箭，以使重型轰炸机能够在很短的跑道上或从航空母舰上迅速起飞。
出席会议的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主任汉萨克不愿接受这个课题，以为难度太高，因为麻省理工学院对火箭没有什么研究。他挑了“制造飞机挡风玻璃的除冰装置”这个课题。
火箭俱乐部自从有了这一笔启动资金之后，五个小伙子真的开始设计、制造火箭了。他们从附近工厂的废料库、垃圾场里挑拣一些五金材料，回来敲敲打打，制造火箭模型。钱学森依然是理论家的角色。他在紧张地做他的关于空气动力学的博士论文的同时，在1937年5月29日为火箭俱乐部写出了论文，论文虽说不算很长，那题目却很长：《喷嘴发散角度变化对火箭推力的影响；火箭引擎的理想周期；理想效率与理想推力；考虑分子解离效应之燃烧室温度计算》。这篇论文成为钱学森从事火箭研究的开山之作。
冯·卡门教授亲自主持了火箭俱乐部每周一次的研讨会，来自不同专业的这五个小伙子分别报告自己一周来的新设想，大家互相补充，冯·卡门给予指点。这样，一个个技术难题迎刃而解。

“约翰·狄克”之谜

美国共产党的诞生比中国共产党早两年——1919年9月1日成立，其创始人为鲁登堡。1921年美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1923年4月恢复合法地位。在1938年，美国共产党进入鼎盛时期，当时拥有7.5万名党员，是美国共产党历史上党员人数最多的时候。20世纪50年代因受麦卡锡主义的严重打击，人数剧减，进入21世纪，仅剩3000人，党的经费主要来自党在纽约的总部大楼的租金收入，人称“以房养党”。

罗斯福总统关注研制火箭

如同钱学森后来所说：“二战爆发后不久，罗斯福总统特别注意发展科学技术，多次把科学家们找来共同讨论在美国如何发展科学技术的问题。当时就找到冯·卡门等科学家，他们讨论来讨论去，结果就做出要尽快搞火箭发射、搞原子弹和氢弹这个英明的决定。因为一般的火炮打原子弹、氢弹，打不远，不行。有了火箭发射，你想打到哪儿，哪儿就完了，毁灭性的。”

“喷气推进实验室”的诞生

为了能够追赶德国的火箭技术，五角大楼爽快地给加州理工学院拨款300万美元兴建“喷气推进实验室”——不再是最初研制“JATO”时给一千美元、一万美元那样“小气”。这充分表明，五角大楼已经把发展美国的火箭技术，列为重中之重！

进入五角大楼

钱学森能够进出五角大楼，除了冯·卡门的鼎力推荐之外，还在于当时钱学森所持的是“中华民国护照”。在珍珠港事件之后，蒋介石政府对日宣战，中国与美国成了盟国关系——这与六年之后截然不同。1950年由于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与打着联合国牌子的美国军队作战，中国与美国成了敌国，所以美国政府就找岔子吊销钱学森的相关证件，不许钱学森再参与美国最高军事机密的工作，直至“驱逐出境”。

神秘的“回形针行动”

美国中央情报局获知哈尔茨山区的动向，向美国总统罗斯福密报。罗斯福接到情报之后，认为人才至上，头脑比领土更为重要，指示在攻入德国本土之后，务必设法网罗德国火箭人才。美国中央情报局据此制定了神秘的“回形针行动”，务求抓住以冯·布劳恩为首的一大批德国火箭专家。这个秘密计划之所以用“回形针”为代号，是因为一大堆纸片被风一吹就撒落一地，有了回形针就夹住了纸片，这回形针就是冯·布劳恩。
1945年4月11日，美军第一军团不顾事先的约定，抢先进入了本属于苏军占领区的诺德豪森市。美军少校罗伯特·斯达弗领导的科技情报小分队，加入了美军先头部队的行列。这支科技情报小分队的专门职责就是实行“回形针行动”。在美军抓捕名单上，列为首位的便是冯·布劳恩。
当冯·布劳恩到达美军营地的时候，美国士兵不敢相信这个年仅33岁的年轻人，就是鼎鼎大名的德国“火箭之王”。一位美国步兵说：“我们如果不是抓到了第三帝国最伟大的科学家，就一定是抓到了个最大的骗子。”

以美军上校身份飞赴德国

在不伦瑞克，面对冯·卡门率领的美国科学顾问团，阿道夫·布斯曼是受审者。在美国科学顾问团之中，乔治·希瑞尔是飞机设计师，当时他正在设计一种新型高速轰炸机。他仔细阅读了阿道夫·布斯曼的论文和风洞试验数据，并与阿道夫·布斯曼本人进行了讨论。乔治·希瑞尔马上决定取消新型高速轰炸机的直翼，改为后掠式。回到美国之后，乔治·希瑞尔设计、制造了美国第一架后掠翼轰炸机B-47。这就是科学顾问团在不伦瑞克密林中的重大收获之一。后来，乔治·希瑞尔成为美国波音飞机公司副总裁。

三代空气动力学家的会晤

地处德国最西部的亚琛，也是美国空军顾问团感兴趣的地方。亚琛是一座具有两千年历史的古城，毗邻荷兰、比利时。亚琛位于欧洲中心，享有“欧洲心脏”之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亚琛是德国空军基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因为是德国重要的工业中心而遭盟军猛烈轰炸，城市百分之八十被摧毁。美国科学顾问团在这里考察了德国空军基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亚琛成为装备有潘兴导弹的地对地导弹基地。
钱学森的学生宋健则这样论及这次三代空气动力学家的会面：“普朗特、冯·卡门、钱学森三代，为三个不同国家做成了导弹，普朗特为希特勒，冯·卡门为美国，我们的钱学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提审德国“火箭之王”

1958年1月31日，由冯·布劳恩设计的“丘比特”C火箭成功地把美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探险者”1号送上太空。《时代》杂志把冯·布劳恩当成了封面人物，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还向他颁发了“美国公民服务奖”。从此，冯·布劳恩在美国昂起头来，再也不是“疑兵”，再也没有“二等公民”的自卑感。
1969年7月，由冯·布劳恩设计的世界上最大的火箭“土星”5号第一次把人送上了月球。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在月球上踩出人类第一个脚印。与阿姆斯特朗通话的控制中心官员情不自禁高呼：“你踩下的脚印也是冯·布劳恩博士的足迹！”冯·布劳恩顿时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英雄。冯·布劳恩也终于实现了他的太空旅行之梦。

重返麻省理工学院

后来，美国专栏作家密尔顿·维奥斯特对钱学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作用作了这样的评述：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钱的帮助下，使大大落后于德国的非常原始的美国火箭事业过渡到相当成熟的阶段。他对建造美国第一批导弹起过关键性的作用。他穿上军装随同盟国军队进入德国去研究由希特勒的工程师们设计的可怕的空袭武器。4年以后，他就成为制定使美国空军从螺旋桨式飞机向喷气机过渡，并最后向遨游太空的无人航天器过渡的长远规划的关键人物。钱的贡献的价值，一次又一次地得到美国官方的赞扬和确认。钱是帮助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流军事强国的科学家银河中的一颗明亮的星。

双喜临门的1947

对于36岁的钱学森来说，1947年是双喜临门的一年：他晋升为麻省理工学院的正教授，终身教授；他结婚了。
1947年7月，趁学校放暑假，钱学森向麻省理工学院请假，回国探亲。当时，飞越太平洋的航线开辟不久，中美之间有了直达航班。钱学森从美国乘飞机抵达上海龙华机场，他的好友范绪箕（1980年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专程从杭州赶来迎接他。

从干女儿到儿媳

1947年9月17日，钱学森和比他小八岁的蒋英在上海沙逊大厦举行隆重的婚礼④。当时，在婚礼上担任钢琴伴奏的是周广仁。后来，周广仁成为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教授，成为蒋英的同事。
其实，蒋英原本是钱均夫的干女儿，曾经取名“钱学英”。她与钱学森青梅竹马，这次，从钱家的干女儿变成了儿媳。
蒋百里有“五朵金花”，而钱均夫膝下只有独子钱学森。钱均夫与妻子章兰娟希望有个女儿，见蒋百里的三女儿蒋英活泼可爱，恳求蒋百里夫妇把蒋英过继给他们。

良缘天成　佳话传世

1948年10月13日，儿子出生于波士顿。按照钱家宗族辈分“继承家学，永守箴规”，钱学森的儿子属于“永”字辈，取名钱永刚，希望儿子是一个刚强的男子汉。

讲坛上的风采

根据多年来的工作，我深深体会到研究科学只能一步一步来，结结实实，顽强苦干。起初解决芝麻大的问题，以后慢慢大，直到最后能建立一门科学。在科学道路上必须要有一股傻劲，不要怕做小的工作，需要付出大量的平凡劳动。取得一次成功，必须经过千百次的失败。跌倒了，爬起来，满怀信心，干劲充沛，任何困难也难不住，工作就一定能做好。

“1059”导弹的诞生

其中最为“刁钻苛刻”的零件，是导弹发动机液氧阀门的密封垫圈，按照苏联图纸的规定，必须用3岁公牛犊臀部的牛皮制作，而且这臀部的牛皮上没有鞭伤！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科技人员一时找不到“没有鞭伤的3岁公牛犊臀部的牛皮”，就用别的材料代替，效果也不错。
就在这个时候，苏联政府总摊牌的日子到了：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自12天后的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的在华专家，废除双方签订的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

“争气弹”终于飞上天

通常，人们视副职转正为仕途升迁，而钱学森反过来从正转副，只求有利于工作。后来，他担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等一连串副职。此外，他不参加剪彩仪式、鉴定会、开幕庆典，也不为人题词、写序，不兼任任何顾问、名誉顾问之类荣誉性职务。

“失败是成功之母”

钱学森认为，“东风-2号”导弹的失败，在于上天之前，没有在地面上进行充分的试验。必须建设一批导弹的地面测试设备。尽管建设地面测试设备要花费很多资金，但是这样做值得。只有在上天之前做好充分的地面测试，才能保证导弹上天万无一失。
钱学森还指出，“东风-2号”导弹的设计是按照苏联导弹照猫画虎，没有消化吃透，更没有掌握总体设计规律性。后来，钱学森认为必须加强对于总体设计规律性的认识，并专门设立了总体设计部。这个总体设计部负责对各个分系统的技术难题进行技术协调，统筹规划。钱学森总结出一句非常深刻的话：“不求单项技术的先进性，只求总体设计的合理性。”
钱学森经过仔细调查，把事故的原因归结为两点：
- 一是没有充分考虑导弹弹体是弹性体，飞行中弹体会作弹性振动，与姿态控制系统发生耦合，导致导弹飞行失控；
- 二是火箭发动机改进设计时提高了推力，但强度不够，导致飞行过程中局部破坏而起火。

中国放了“大炮仗”

1964年10月16日14时59分40秒，新疆马兰核基地主控站的操作员按下了电钮，引爆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20秒钟之后，罗布泊闪过一道白中带蓝的光芒。紧接着腾空而起的是巨大的蘑菇云，伴随着巨大的轰鸣与飞沙走石的巨风，中国的“大炮仗”震撼了世界！

“邱小姐”与导弹结合

短短几年，中国在研制原子弹的道路上，成功地走出了三步：
- 第一步——1964年10月16日，首颗原子弹在102米高的铁塔顶部试爆成功。
- 第二步——1965年5月14日，用轰炸机在罗布泊上空成功地空投了一颗原子弹。
- 第三步——1966年10月27日，首枚核导弹试射成功。

“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就其中的第一步“实现卫星上天”，又细分为三步，即：
- 第一步发射探空火箭；
- 第二步发射小卫星；
- 第三步发射大卫星。

中国卫星终于飞上太空

孙家栋大胆地提出，简化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不要那么多的探测仪器，先放一颗“政治卫星”，把那个鸭蛋打破。这样，可以大大加快中国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进度。
当时对这颗“政治卫星”的设想是“上得去、抓得住、看得见、听得到”。
- 所谓“上得去”，就是发射成功。所谓“抓得住”，就是准确入轨。对于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来说，“上得去、抓得住”是最起码的要求。
- 所谓“看得见”，是指在地球上用肉眼看得见。
- 所谓“听得到”，是指从卫星上发射讯号，在地球上可以用收音机听得到。
1969年10月，卫星初样完成，钱学森带着孙家栋等人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孙家栋提出了毛泽东像章问题。周恩来不愧为一个充满政治智慧而讲话又滴水不漏的人。他并没有正面回答放还是不放毛泽东像章，而是说：“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当然无限热爱、崇拜毛主席。你看看人民大会堂——政治上这么重要的地方，有的大厅挂了主席的像，有的会议室挂了主席写的字。但是挂在什么地方，都不是随随便便的，必须非常严肃、非常认真地来考虑什么地方合适挂，什么地方不合适挂，你看咱们这个会议室就没有挂。你们回去也要好好考虑一下……”

“把载人航天的锣鼓敲起来”

“两弹一星”是依靠一支新中国的优秀科学团队获得成功的。1999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对当年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予以表彰，并授予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追授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以上排名按姓氏笔画为序）。
“航天”一词，是钱学森首创①的。他说，把人类在地球大气层之外的飞行活动称为“航天”，是从航海、航空“推理”而成的。他最初是从毛泽东主席的诗句“巡天遥看一千河”中得到启示。
1969年7月16日，美国发射的“阿波罗-11号”飞船载着三名宇航员，终于登上了月球，震撼了全世界。“阿波罗”登月成功，为美国在航天史上争得一个重量级的“第一”。

曙光号飞船搁浅

1968年4月1日，国防科委批准成立“宇宙医学及工程研究所”，代号为“507所”。这个研究所设在北京远郊。当时“宇宙医学及工程研究所”的所长为何权轩，政委为朱玉，副所长为霍俊峰、陈信、石云峰，总编制定员为1265人。后来，这个研究所改名为“北京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成为中国航天医学的研究中心，培养、训练航天员的基地。

毛泽东在病中记起钱学森

周恩来总理专门就中国载人航天的发展讲了几条原则：不与苏美大国开展“太空竞赛”；要先把地球上的事搞好；发展国家建设急需的应用卫星。
回收技术相当复杂，要使卫星在预定的时间、预定的地点返回，必须突破以下关键技术：
- 要求运载火箭有很高的导航精度，能准确地把卫星送到预定的轨道，使卫星飞行的最后一圈，正好经过预定回收地区的上空；
- 必须精确地向卫星发出返回指令，使卫星能转变成返回的姿态并抛掉多余舱段；
- 当卫星以每秒近八千米的速度进入稠密大气层，发生强烈的摩擦，卫星表面的温度高达一万摄氏度，必须有很好的防热层；
- 卫星接近地面时，能在一定高度上弹出并打开降落伞，使卫星减速；
- 卫星着陆之后发出信号，报告所在地点，便于用飞机、舰船、车辆等将其收回。

飞船与航天飞机之争

1986年春天，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四位科学家写出《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送到邓小平手中。四位科学家把载人航天也列入建议书中。3月5日，邓小平在这封信上作了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找些专家和有关负责同志讨论，提出意见，以凭决策。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
本来，已经退居二线的钱学森，不便发表意见。这时，既然征求他的意见，他也就拿起笔，在那份报告上写了一行至关重要的字：应将飞船案也报中央。
这短短九个字，在航天飞机的主张占压倒优势的情况下，清楚地表达了钱学森的意见。钱学森所说的“飞船案”，也就是航天部第五研究院508所提出的载人飞船方案。
对于飞船和航天飞机都最为了解的钱学森，当然深知航天飞机具有可以重复发射、运载量大等优点，但是钱学森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认为中国当时连大飞机都不会制造，而航天飞机是由200多万零件组成的高度复杂的航天器，非中国当时的科学技术条件所能企及，更何况研制航天飞机需要巨额资金。钱学森以为，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载人航天应走飞船之路。飞船是一种经济、技术难度都不很大的运输器，而且中国已经熟练掌握返回式卫星的回收技术，可用于飞船的回收，所以研制飞船符合中国的国情。钱学森指出：“假设要人上天，第一步可以是这样。如果说要搞载人，那么用简单办法走一段路，保持发言权，是可以的。”也就是说，他主张“用简单办法”，即飞船方案。钱学森的主张，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量力而行，因己制宜。”
李颐黎指出航天飞机之路不适合于中国国情：
- 欧洲发展小型航天飞机凭借的是航空技术优势，而我国航空技术不具有优势。欧洲小型航天飞机这条路尚未走完，技术风险大、投资风险大、研制周期长的弊病就已暴露出来了。
- 美国有钱，他们有4架航天飞机，每架回来后光检修就要半年时间，美国的航天飞机飞行一次就得四五亿美元。
- 俄罗斯也有3架航天飞机，其中一架飞过一次，另一架正准备飞，还有一架是做试验用的。因为没钱，现在也飞不起了。
- 欧空局研制的“赫尔墨斯号”小型航天飞机也是方案一变再变，进度一拖再拖，经费一加再加，盟国都不想干了，最后只好下马。
基于上述原因，我认为，从国情出发，绝不能搞航天飞机！
从1992年底开始，中国的载人飞船工程投入正式研制。这是国家级的科学工程，与“神威”高性能计算机、“神光”高能激光等并列，以“神”字开头，命名为“神舟”载人飞船工程。

力荐王永志挂航天之帅

王永志在会上听到的都是如何增加火箭推进剂的方案，站起来发表截然相反的意见：“我主张应该泄出一些燃料，减少了导弹的重量，才能提高推力，加大射程。我经过计算，要是从火箭体内泄出600千克燃料，这枚火箭就会命中目标。”
2005年3月29日，已经94岁高龄的他，在解放军总医院的病房里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作了一次长谈。他的谈话重点就是要重视培养创新人才。钱学森指出：
- 今天找你们来，想和你们说说我近来思考的一个问题，即人才培养问题。我想说的不是一般人才的培养问题，而是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
- 要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回国以后，我觉得国家对我很重视，但是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更多的钱学森，国家才会有大发展。
- 我今年已90多岁了，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忧虑的就是这一点。
2009年9月18日美国航天局宣布，2010年9月航天飞机将进行最后一次飞行，并公布了执行这次飞行的6人名单。之后，美国“航天飞机时代”将正式结束。
这清楚表明，当年钱学森确定中国载人航天应走飞船之路的远见卓识，在重大的决策关头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倘若当时中国走航天飞机之路，不仅成本高、风险大，最后还会像美国那样告别航天飞机，重走飞船之路。

第三大贡献

纵观钱学森的一生，有三大贡献：
- 一是“两弹一星”；
- 二是载人航天；
- 三是系统科学。
1978年9月27日，《文汇报》在第一版右方头条地位刊出钱学森、许国志、王寿云的《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文章从第一版转至第二版，用了一整版，注释则登在第三版。
钱学森还在“两弹一星”的许多领导部门推行美国的“计划协调技术（PERT）”，墙上挂起计划流程图。由于计划流程图的样子像棵苹果树，人称“苹果树”挂图。有了“苹果树”，总设计师、总工程师们心中有全局，在工作中能够分清主次，明确关键，以寻求最优方案进行突破。
钱学森指出系统科学在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中的地位，即“三个层次和一个桥梁”：
- “三个层次”分为，直接用来改造世界的应用技术（工程技术），即系统工程；为应用技术直接提供理论方法的技术科学，如运筹学、控制论等；再往上一个层次就是揭示客观世界规律的基础理论，也就是基础科学，即系统学。
- “一个桥梁”是指系统论是系统科学通向辩证唯物主义的桥梁。
钱学森指出，科学知识的特点是，不仅能回答是什么，还能回答为什么。但人类从实践中还获得了大量的感性知识和经验知识，这部分知识的特点是只知道是什么，还不能回答为什么，所以进入不了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之中。我们把这部分知识称作前科学。前科学处于该体系结构的底层。从前科学到科学再到哲学这样三个层次的知识，就构成了人类的整个知识体系。
2008年1月19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看望钱学森的时候，这样提及钱学森的系统工程理论：钱老，您在科学生涯中建树很多，我学了以后深受教益。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中央党校学习时，就读过您的有关报告。您这个理论（指系统工程理论）强调，在处理复杂问题时一定要注意从整体上加以把握，统筹考虑各方面因素，这很有创见。现在我们强调科学发展，就是注重统筹兼顾，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三次激动与三笑

他第三次心花怒放，是在2003年10月15日北京时间9时，长征二号F火箭运载的神舟五号飞船进入太空，中国第一位航天员杨利伟圆了中国人的飞天梦。钱学森企盼了多少年，这一闪光的时刻，终于在他有生之年到来。
2003年10月16日，92岁的钱学森难以抑制兴奋和欣喜的心情，用他那只颤抖的手工整地写道：“热烈祝贺神舟五号发射成功，向新一代航天人致敬！”

丰硕的人生秋天

这是一种名人的“马太效应”（Matthew Effect）。所谓“马太效应”，美国科学史研究者罗伯特·莫顿（Robert K. Merton）在1968年首先提出了，指的是“好的愈好，坏的愈坏，多的愈多，少的愈少的一种社会现象”。马太，取义于《圣经·马太福音》。

万众送别科学巨星

2009年10月31日上午8时6分，钱学森走完他漫长的98年的人生道路，离开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