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瑾 著，《白银帝国：一部新的中国货币史》，中信出版社，201702

中国货币史和“白银纠缠”

• 宋代属于开放经济，势必与周边国家的货币经济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系。虽然北方的辽、西夏和金，南方的东南亚诸国，都有自己的钱币，但是只有宋钱（主要是铜钱）可以成为周边各国接受的“硬通货”。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论是宋朝疆域之内，还是宋与周边国家之间，不同币种之间需要“汇率”，而汇率则需要有基准货币或者本位货币。例如，交子曾以铁钱为本位，会子曾以铜钱为本位。但是，铜和铁终究属于贱金属，加之多次发生钱荒，所以，能够作为基准货币的唯有贵金属。很可能因为黄金过度稀缺，在纸币通胀的压力下，相对丰裕的白银脱颖而出，白银的地位甚至超出了黄金，且成为国内外通行的通货，这似乎是一种自然过程。
• 徐瑾注意到了钱穆先生所言的“宋、元两代用钞票，均有滥发之弊病”的观点，捕捉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逻辑，“在白银作为主角最终登上中国货币舞台之前，从宋代开始曾经有一段并不算短的纸币试验。这一宏大的纸币试验构成了中国金融史的转折点，甚至正是这一试验，最终奠定了中国货币白银化的基础”，进而得出宋代因为通胀引发白银崛起的结论。
• 明朝(1368—1644 )历经十二世、十六位皇帝，国祚276年，略长于清朝。在明代的经济史，特别是明代货币史中，16世纪40年代是重要的拐点。中国从此开启了奉行长达500年左右的实银通货或者“称量货币”，即“自由银”货币制度。而这种“自由银”货币制度强烈地刺激了巨大的白银需求，中国开始成为世界上对白银需求最大和吸纳全球白银资源最多的国家；日本和南美洲成为向中国输入白银资源的主要地区，也因此成就了中国成为当时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其实，相比清代，明朝并没有那么糟糕。清朝时期，有意毁灭大量明史资料，对明史颇有歪曲。
• 之所以清代还是“白银帝国”，主要因为白银自始至终是财富的基本形态：白银是基准货币；白银是国内跨地区贸易的交易货币；白银流入的数量以及白银价格的变化，直接影响货币供给规模；银价是物价的主要机制；政府财政收入主要税种与白银密不可分；白银是窖藏的货币财富；白银是会计制度基础。一言以蔽之，白银支撑着国民经济的运行，若是没有白银，整个货币体系必然陷入混乱，甚至倒塌。

绪论　白银的诅咒

• 对比西方人对于黄金的迷恋，国人对于白银可谓念念不忘。从古至今，中国历史上对于白银的偏好几乎随着时间日益加深，而白银成为中国本位货币的艰难历程，恰恰也隐藏着中国历史大变迁的隐秘纬线。
• 从“不为币”到最终的法定货币，白银在中国的货币化历程不无曲折。战国至秦汉时期，更多用金与钱，进入六朝、隋、唐是钱帛并行，宋、金、元至明初则是钱钞流通。五代后白银才开始逐渐用作支付，两宋后白银逐步进入民间，与钱并行使用，直到明代中晚期，白银正式完成在中国的货币化。从此之后直到20世纪30年代，这500多年间，中国经历了大小战争，浩劫无数，始终固守白银，其间银两和银元通用。
• 对比中西货币史，从一开始中国与西方的货币制度就呈现出不一样的特点。古代西方小国林立、国际贸易发达，虽然一国之内国王可以规定何为货币、价值几何，这些规定却无法在其他国家疆域内使用，真正能够被国际市场接受的流通物，从很早开始就被锁定为贵金属铸币。早在公元前7世纪，小亚细亚的希腊小国吕底亚就已经开始铸造固定总量、标明价值的金银合金铸币（而中国迟至清朝末年才开始白银铸币），从此塑造了西方货币史注重贵金属铸币的路径。
• 相比之下，在明朝中期之前，大部分时间内各种贱金属铸币（铜钱、铁钱）构成中国货币的主要形态，中间间杂着货币史上的早熟传奇，即北宋到明初400余年最终失败的纸币试验。
• 即使白银在明中期得以货币化之后，白银在中国大部分情况下也仅仅是作为称量货币使用，而非西方早已习惯的铸币方式。从古代银两形态来看，隋唐以前称银两为银铤、银饼或银笏，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古代“铤”通“锭”，从宋代开始一般称呼银铤为银锭，而把银锭叫作“元宝”始自元朝。据说元朝至元三年（1266年）以平准库的白银熔铸成“锭”，重量达50两者叫元宝，即“元朝之宝”的意思。
• 历史细密经纬之中，白银始终是一根连绵不绝又隐匿无比的线。要重新认知中国货币史，把握白银在中国货币化的关键进展，就必须结合经济史、政治史、财政史、军事史等研究，从更大的视野重新审视中国历史。换言之，理解货币必须在货币之外，其前提是重新厘清中国历史的关键脉络。
• 对于传统中原王朝而言，为维护王朝统治，必须应对内外两方面的挑战。过去史书多聚焦帝国内部挑战，外部挑战在传统叙事中往往被忽略，但事实上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中并非短暂过客，千百年来北方草原游牧民族随时虎视眈眈，长城内外枕戈待旦之卒动辄以百万计。和平要么是赢来的，要么是暂时的，无论哪种，都对中原王朝的军事能力及其资源汲取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更紧要的是，以庞大物资支持的军队，天然地更容易效忠于带领他们的将军，而不是远在天边的朝廷，在军队忠诚度与军队战斗力之间，皇帝们往往陷入两难。这构成了棘手的内部挑战。
• 权力醉人，可如何保护权力？帝国内部的权力纷争背后，也隐含着制度变迁的动力。西周选择的是相信血缘宗族力量，封土建国以统领万方，却最终以兼并战争与秦汉大统一而结束。从秦汉直到唐，朝廷一直在试验各种方式，以对抗幽灵不散的地方豪族与割据军阀的潜在反叛势力，试图将军事权力牢牢掌握在手中，其可悲的失败在安史之乱中达到高潮。相应地，军制也在征兵制（如府兵制）与募兵制之间反复摇摆：征兵制方式简单、效力惊人，但要么依赖于草原民族的血勇氏族精神，要么难以持久；而募兵制不仅耗用浩大，维持军队忠诚亦不易。
• 内外冲击之下，王朝的资源汲取能力也在不断经受考验。王朝兴起之初，无主土地众多，各类均田制度可以顺利实施，以实物税为主的各类财税措施也容易落实。时间一久，由于土地兼并与大户蒙荫，朝廷财力难得保障，各类货币化税收改革方案不得不出台，杨炎、王安石、张居正、雍正的改革时隔近千年而前后相继，其本质都是为支撑王朝政府对财税收入的欲求。
• 进入近代，在白银全球流入流出的牵引冲刷之下，中国经济乃至国事都受到诸多影响，从明朝灭亡到鸦片战争，以及随后多次政治战乱与经济危机，莫不如此。讽刺的是，民国在艰难告别白银、迈入纸币时代后，却紧接着进入恶性通胀之中，几乎重复了多年前南宋的纸币故事，中国货币的千年跃进近乎被一笔抹杀。
• 白银与落后，是无意巧合还是因果关系，白银是否为中国落后的根源？梳理数百年白银历史，我们看到白银的命运伴随着一个古老帝国的挣扎与纠结，白银嬗变背后，不仅是王朝更迭，更是文明兴衰。借助白银之眼，我们可以一窥中国现代化之路。
• 古希腊哲学中曾有“金银铜铁”理论：人都是一土所生，彼此开始为兄弟，但是老天铸造他们的时候，分为三种人，第一种人身上加入了黄金，因而是最宝贵的，是统治者，其次则加了白银，这是辅助者或者军人，最后则是铜铁，往往是农民及其他技工。
• 以此而论，如果纸币发行得当，数量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不仅有益于政府财力，对于经济其实也是极大的红利与跃升。换言之，纸币本身可谓金属货币到信用货币的一次“升维”，运用得当的话对于经济大有裨益，典型如英镑对于英国崛起的决定意义。
• 然而历史没有如果，战争逻辑与皇权思维主导之下，纸币创新带来的不是繁荣而是滥发。在宋元明三朝，中国试图跳过银本位直接进入纸币本位，但这一过早诞生的纸币最终却因为缺乏约束遭遇了挫败。在与纸币的竞争中，白银作为一种替代物，对于民众来说有保值和储存的便利，最为关键的是，白银具有免于被权力轻易掠夺的货币本性，朝廷至少无法“印”出白银来。因此，白银天然是市场的选择。
• 中国纸币的命运，是成熟的古老帝国又一次过早开出的文明之花，一切聪明与机心，在缺乏约束与边界之际，最终都会自我毁灭。回看白银近千年的故事，其竞争对手纸币的作用如此巨大，从交子开始，堪称白银货币化的开篇，以法币结束，也是白银货币化的归宿。
• 正如货币金融学大家弗雷德里克·S.米什金(Frederic S.Mishkin )所言，金融系统是经济的神经。而生生不息流动的白银，则是中国经济的白色血液，其动静变化，牵动中国经济的神经，引发一次次兴奋与痉挛乃至紊乱。即使坐拥白银，帝国斜阳依旧。换言之，白银很重要，但是拥有白银不等于拥有繁荣，甚至白银流入更多可视为中国经济货币化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决定帝国命运成败的核心，仍旧是帝国制度的固有缺失。
• 中国在明清之后号称建立了银本位，但是这种名义上的银本位存在很多问题。白银一直没有作为铸币使用，现实之中多数情况是银两、碎银、银元并行，又因重量纯度各有区分，因此除了不同重量纯度的“实银两”，换算中还有作为实银价值衡量的“虚银两”并存，因地因用各有划分，共上百种之多。
• 由于白银各种度量单位不一，导致中国货币制度空前混乱，而混乱的币制进一步造成经济金融的萎靡落后，与国家的孱弱分裂彼此牵引。用银，也因此成为一种落后的象征，甚至被看作一种白色的诅咒，成为帝国落后的镜面投射与无奈注脚。
• 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中央集权加大，中国终于有能力“废两改元”。国民政府原本计划是从银本位过渡到金本位，但由于世界经济危机以及美国《白银收购法案》，中国再次“升维”，跳过金本位，直接进入法币阶段。法币原本是中国货币制度的全新升级，堪称统一货币的一次成就，但在内忧外患之下，金融再次沦为政治的附庸，其结果也并不美好。法币滥发无法遏制，而取代法币的金圆券的滥发更是史无前例。于是，纸币在近代中国上演了最疯狂的一幕，创出惊人的通胀纪录，其惨烈程度超出多数人的预期。这一次的纸币试验仍旧以一个政府的陨灭为结果。而白银在纸币被遗弃之后，又在民间暗中复燃。
• 白银与纸币的博弈，其实也是保守与贪婪的较量。如此博弈，如果通过权力制衡，其实也可以有不一样的结果，就此而言，纸币是中国未能把握的制度红利。英格兰银行成立于1694年，此后英国才开始发行英镑，比起宋代的交子晚了大概六七百年。英镑最初只是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而已，而英格兰银行成立之初也不过是一家私人银行。尽管如此，英镑诞生之后，在200多年内维持了稳定的币值，英镑的坚挺为英国从一个欧洲边陲国家跃居为日不落帝国奠定了伟大的基础。
• 中国政治即人事，其短处在于纠缠中国千年的人治弊端。根据日裔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近年建构的理论，秩序良好的社会需要三要素结合，即国家(the state)、法治(the rule of law)、负责制政府(accountable government)结合在稳定的平衡中。这看似简单的“政治三明治”并不容易达到，国民政府在内部权力的分散以及外部强敌的环伺之下，最终无法摆脱印钞之路。
• 金融本质是信用，正因如此，金属货币在专制时代对于民众来说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而纸币试验只有在能保证遏制政府的贪婪之手的政治体系之中才可能成功。这种方式往往出现在现代，而且还很不完美。
• 财政强弱影响着帝国政制，隐形税费成为名义财政的影子。随着名义赋税之外的各种苛捐杂费不断滋长，帝国贪腐持续恶化，这变成一个新的循环。面对这种模式，中央试图通过“一条鞭法”、养廉银等方式将各种隐性财政纳入正式财政，不过是一次又一次开列新的税费清单，而帝国始终也走不出“黄宗羲定律”状态。正因如此，日本学者岩井茂树将明清财政的机制形容为“原额财政主义”，即在额定财政和隐形财政之间，一次又一次扩大额定财政范围，却无助于隐形财政的消失甚至减少，最终帝国不得不在财政危机中走向没落。
• 财政失序导致政治治乱循环的根源在于，一方面缺乏下对上的有效监督，另一方面对于贪腐根源也没有彻底解决，用经济学的术语讲，激励不兼容。这事实上说明，皇帝或帝国体制代表表面上是在与腐败官员做斗争，其实是一种堂吉诃德式的斗争，即与强大的体制惯性抗争。
• 真正的市场经济意味着人类合作秩序的拓展，在过去地大物博而又拥有勤劳人民的中国古代，之所以无法衍生出更广阔的合作秩序，正是因为从封闭的经济状态走向开放的经济状态需要所有权等制度保证。正如秘鲁经济学家赫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所言，所有权的主要效应包括：确定资产中的经济潜能、把分散的信息综合融入一个制度、建立责任制度、使资产能够互换、建立人际关系网络、保护交易等功能。
• 为什么东方在近代之后落后于西方，这可以视为有名的李约瑟之谜(Needham Puzzle)的衍生回音，或者说经济史的圣杯，迄今仍旧引发无数回应。历史学家纠缠于工业革命之类的宏大事件，而经济学则摸索于手工业方面的细节。值得注意的是，货币金融的维度很少被提及。实际上，欧洲在工业革命之前已经有了金融革命，而这种金融革命正是资本主义得以起飞的原因。
• 无论纸币还是白银，中国货币体系前现代化的症结之一，在于一直没有实现银行化。中国货币无法银行化，导致中国的纸币化道路失败，不得不走上白银之路。没有银行，没有白银铸币化，就谈不上从银行券路径创造纸币，货币只能以称量货币的形式存在，导致各种混乱与落伍；没有银行，中国的储蓄无法资本化，因为唯有贷款等业务才能解放资本的约束，创造更复杂的信贷交易；没有银行，中国的商业机构也无法公司化，既无法做大也无法走出人际关系限制；还是因为没有银行，货币发行也因此未能集中化，无法衍生出中央银行之类的银行。
• 银行在中国难以生根的历史，也对应着白银在中国的挣扎历程，二者构成中国经济史的隐匿金融主线，也隐匿着国家权力与市场力量不断博弈的历史。
• 历史是不断的回溯，而金融是不断的创新，二者间的互动共同构成了创造性破坏的动态过程。金融不是一张白纸，金融史不仅是关于货币的秘密，更是一窥兴衰起合的独特视角与隐约主线。回顾白银的历史，我们除了看到白银命运之骤然崛起与无可奈何，更多看到的是帝国的兴衰。在路径锁定之下文明的必然出路，正在于逃逸历史的惯性与制度的钳制。一声叹息之外，往昔成败足以对照当下。

第一章　东西：白银的不同命运

• 无论是中国古人的造字，还是后人的演绎，或多或少都暗示了一个普遍的认知，那就是货币起源于交换，这与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的见解不无类似，他似乎认为货币是以物易物的一种简化，尤其是金、银等贵金属，“假如他用以交易的物品，不是牲畜，而是金属，他的问题就容易解决了，他可只按照他目前的需要，分割相当分量的金属，来购买价值相当的物品”。
• 谈论货币，不可不谈金银。作为一名革命理论家，马克思对于货币理论也分外热情，他的名言之一就是“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这句话已经为金银的自然属性适于担任货币的属性而得到证明。由金融史可知，人们过去习惯将贵金属铸造成硬币在交易中使用，因此今天的货币名称往往也来自当年的遗迹，也就是这些货币含有多少贵金属的重量，便士、磅、马克甚至中国的银两都曾是度量衡单位。
• 银字的形态也可看出端倪，银由金、艮构成，艮意为“边界”，银的本意据说就是“价值仅次于黄金的金属”。
• 金银之间的历史博弈，最终以金本位胜出，除了英国率先采用金本位这一看似偶然的因素，过去欧洲热衷的金银复本位过于麻烦也是重要原因。黄金和白银如何确定比价是金银复本位的一个难题，该比例往往因为产量波动等外部因素而变化，这就造成了麻烦。
• 为什么这么多国家偏爱金银复本位？很重要的原因是黄金产量少而币值稳定，适合国际支付，但是黄金价值刻度过大又不符合日常支付需要，反对金本位的人曾经嘲笑“金币被当作富人的零花钱”。欧洲各国历史上往往是金银复本位制，甚至英国即使转向金本位之后也维持了白银的法偿地位若干年，白银的非货币化直到1774年才发生，到了1821年，白银在小额交易中的法偿地位才完全废除。金银复本位的本质是保证金银可以共同在市面上流通。
• 金银复本位看起来是两条腿走路，过去多数欧洲人笃信其可以调节金银比例。在理想的情况之下，市场会根据金银比价自动调节，从而达到稳定状态；实际上它更多时候随着资本流动而波动，比如巴西黄金在17世纪被运入英国，这样的外生效应会诱使人们利用金银之间不同比价套利，从而加大了比价之间的不对等，实质上导致了金银复本位制度的跛足情况，甚至不如一条腿便利
• 这一情况也诞生了著名的格雷欣法则(Gresham's Law)，也就是所谓“劣币驱逐良币”法则。这一法则在金银复本位之下最典型的表现是，当银币或金币市场比价与法定比价不同时，市场比价比法定比价高的货币（良币）将逐渐减少，而市场比价比法定比价低的货币（劣币）将逐渐增加。因此，不同国家官方定价的不同，往往引发国际资本流动。比如14世纪，法国将黄金与白银的比价定为1∶11.11，而英国则略高，为11.75，这意味着在英国白银被低估，黄金被高估，最终的结果自然就是白银流向法国，黄金流向英国，即使国王利用严刑峻法阻止贵金属外流也无法解除市场的自由意志。
• 尽管后世褒贬不一，但作为金融家的牛顿在历史上确实留下了重要的一笔。他的任期正好对应着英国转向金本位的重大时刻。在英国白银外流、货币重铸泛滥之际，牛顿在1717年将黄金价格定为每金衡盎司3英镑17先令10.5便士——牛顿如何核定这一比价无从考证，但是他的这一举措对于英国金融历史的意义，几乎等于那一枚不知为何砸中他脑袋的苹果。
• 这一比价并不完美，甚至是一个错误，仍旧过高的金银比价导致了一连串效应，却也产生了出其不意的结果，故事的发展对英国是利好：正是源自牛顿的定价，白银仍旧继续流出英国，英国从此全面拥抱金本位制度。一个世纪后，也就是在牛顿确定黄金价格99年后的1816年，英国开始从法律上宣布成为金本位国家，而这一制度与比价奇迹般地维持到现代。最为苛刻的金融史学家也不得不承认，正是那一年牛顿或许源于无知无畏的举措，导致金本位元年是1717年。无论如何，历史如此记载，“1717年英镑按黄金固定了价格，这个价格一直延续到1931年，其中从1797年至1819年和1914年至1925年中断过”。
• 宏观经济学大师凯恩斯做出了一语中的的评价，他早早就将人们对于黄金的一场狂热指斥为“野蛮的遗迹”——野蛮看似贬低，但也道出黄金对于世人的强大吸引力，毕竟野蛮背后是本能。

第二章　宋元：纸币试验

• 从交子到会子，结果都是因为财政危机而遭遇贬值命运。铜钱紧缩带来的钱荒使得纸币发行数量增加，而纸币的增加与准备不足又导致纸币贬值，其根源其实在于，作为抵押物的宋代财源不断因战争备受侵蚀，步入滥发贬值之路。不论交子还是会子，最开始时往往是私人发行，不可避免会造成局部的混乱，比如最早私营交子的富商经营不善、遭遇挤兑，于是国家开始介入发行，增强民间对其信任，私人纸币也因此被挤出市场。这意味着最开始国家发行的纸币有着比私人纸币更高的信用度，甚至溢价使用。不过国家一旦过分滥用这样的信用，滥发货币，最终必然遭遇贬值，被市场抛弃。最后，宋朝陨灭也成为必然的命运，“变成了一个寄生政府，受到自己臣民的遗弃”。
• 中国人往往以宋代纸币为骄傲，然而战争使得一切都归于虚空。我们见证了宋代民间社会的创造力以及官僚灵活的经济治理水平，但战争失利导致财政失控，失控的财政政策必然导致失控的货币政策，交子最终敌不过财政货币化的悲剧。交子、会子等货币最终成为一个通胀的历史悲剧故事，也是宋朝统治者未能把握的改革红利。宋代纸币退出了舞台，但是贪婪与愚蠢永远存在，尤其越到末代王朝，越是穷凶极恶地试图通过纸币掠夺民间财富，宋如此，金如此，元也未能幸免，明则完成纸币在中国古代的最后一幕。
• 关键在于，国家信用的边界。法币的流通意味着国家信用的放大，而在强势政府之下，政府行为决定了货币政策走向与效率，正如一句老话所言，“统治者通过控制货币供给来管理经济”。问题在于，谁来监管监管者？从历史来看，政府接管私人纸币的发行之后，初期往往能够发挥纸币的优点，缓解通货紧缩而对经济有所裨益。可惜的是，这样的美好开局从来没有被坚持到最后，滥发的诱惑在没有约束之下往往随之滋长。
• 因此，更深一层讨论的要点在于，如何避免权力滥用或者说过度滥用纸币。无论是否在商品本位之下，纸币都是一种信用安排，这个时候即使有一个强而独立的中央银行作为货币机构，可能都难以完全避免政府之手的介入。
• 人性的悲剧在于，贪婪往往胜过理性，纸币的便利往往掉头转向灾难。每当遭遇战事之时，国家往往求助于印钞或者降低币值，这对于战胜战败的双方都有巨大代价。以南宋开禧年间（1205—1207年）的战争为例，虽然金获得了胜利，但是其国内的纸币数量数十年间增加了十多倍。

第三章 明代：银本位与全球化

• 这一看法无疑过分简单。事实上，明朝宛如经历时空穿梭，在有限的时间之内，经历了从中世纪性质的洪武体制向近代商品化经济发展的历程。明朝一度可谓走出了中国历史的数千年，其中的教训以及成败堪称中国历史的集合。
• 明代大明宝钞不能兑换铜钱或其他任何金属货币，这样的规定几乎成为法币的前身，但没有足额储备金作为保证，其结果自然可想而知。在市场上，大明宝钞从一开始就不受欢迎，民众拒绝使用，钱与白银仍旧流行，而顽固的明太祖直到统治末年，仍旧重申禁银命令。到了英宗一代才开始放松用银禁令，但对于拒绝使用钞票仍旧有责，甚至有全家戍边的可能，“阻钞者追一万贯，全家戍边”。
• 纸币熄火，白银复燃。历史的往复往往如此迷人又痛苦，纸币的诱惑与危险在于，看似可以随意滥发，最终必然玩火自焚，这一点历代的掌权者往往会忘记。当纸币闹剧在中国告一段落，数百年后又“从出口转内销”，粉墨登场，引发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最为惊人的通胀历史，甚至导致了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
• 禁止白银是为了推广纸币，不让白银与纸币竞争，反过来说，纸币的没落与退出，则源于白银的胜利与地位的确立。根据经济学家塔洛克的研究，明朝纸币的退出存在临界点，也就是14世纪90年代早期。明朝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铜钱流通被暂时禁止，但到1400年纸币已经跌到了其面值的3%，即使明朝官员自身也怨声载道。
• 帝国政权的经济命脉在于金钱，溃败总是先从财政开始，又以财政结束。无论永乐皇帝朱棣迁都北京还是日后郑和下西洋，如此政治上的大手笔意味着需要经济上的支撑，这些变化使得白银在官方系统中有机可乘。
• 郑和之败，不是技术，也不是资金。后人考证，郑和船队无论规模还是吨位，都十倍于哥伦布的舰队，但是一个是炫耀国威，一个是探索未知，加上郑和之后没有持续的机制来保证出海，最终导致结果的不同。汉学家费正清就强调郑和与哥伦布在推动力以及动机上的巨大区别，中国船队不仅缺乏绕道非洲前往欧洲的推动力，甚至也没有动力建立贸易据点，“中国和葡萄牙的航海人员能力相似，这使他们动机上的差异显得更为突出。中国人完全缺乏欧洲人那种力求扩张的强烈欲望，这一事实就使两者的成果大不一样”。
• 中国虽然最早发明了交子，但是随后纸币滥发而退回商品货币，混乱状况中甚至不乏铜钱乃至米之类的实物交换，最终金属货币获得市场承认。此1 000年内，前500年是纸币的试错与崩溃，后500年是白银的确认及胜出，白银在中国经济中开始扮演主要角色，甚至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才最终放弃银本位制。白银的流动对于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如此深远，以致乐于反对“西方中心论”者从白银流入中国来验证中国曾经的地位，宣传“全球市场的轮子是用白银的世界性流动来润滑的”
• 白银不仅刺激了中国经济，还催生了诸多的社会变革。白银流入对于晚明意义重大，正是在那时形成了一个因商业而快速世俗化的新世界，“通过推进货币增长，提高商品交换效率，以及促使中国官员实行延误已久的赋税改革等方式，日本和墨西哥银元在成就中国晚明声望的充满活力的经济膨胀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这一经济膨胀的影响涉及明朝各个地区，但对南方和东南地区的影响则尤为明显，在此，城市人口激增，农业也更加商品化，工商业则一片繁荣”。
• 白银浸淫之下的中国明末，经济高度商业化，全球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为何未能产生资本主义？这是历史的天问，却对后人充满诱惑，相关研究层出不穷，其中最为著名的提问者有两位。
• 首先是著名社会学大师马克斯·韦伯，他曾经提出疑问：工业革命为何没有首先发生在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的中国？这也就是传说中的韦伯疑问。随后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在研究中国的科技发明之际，也萌生了著名的李约瑟之谜：中国发明在古代遥遥领先于其他文明，但为何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
• 白银流入似乎只是流入中国惯有制度的历史黑洞之中，只有局部的改变，却无制度性的飞跃。在某种程度上，西门庆属于白银时代的企业家，却无法走出清河县的历史惯性，源于中国缺乏培育现代企业家的土壤。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制度环境尤其法治环境以及契约精神的支撑，资本主义就无从谈起
• 更进一步来说，白银带动西门庆之类的新商人崛起，可是他们的崛起往往不是加入旧阶层就是以为官为归属，这样的企业家对于社会以及经济的市场拓展贡献，似乎更多只是起到了分蛋糕而没有做大蛋糕的作用。
• 世界变化之际，中国商人们的点滴努力虽借助白银生出别样灿烂，却仍旧如同涓涓细流，囿于清河县一隅，无法冲破历史钟罩的层层束缚从而汇聚成资本的汪洋洪流。没有法治与信用，就没有企业家成长的空间与历史环境，现代资本主义的诞生也无从谈起。
• 明代白银的使用普及，首先是经济自身的货币化需求，就外在供给而言，也依赖于海外白银的流入，这是中国海外贸易与地理大发现的因缘际会。白银繁荣于大明帝国之际，无意之间，也埋下毁灭的种子
• 显然过低的官员俸禄并非好消息，因为这必然引发更为严苛的搜刮。以清官形象在历史中存在的海瑞，似乎就是为了印证明代的腐朽。像海瑞这样的朝廷命官，依赖俸禄过活的结果是其毕生清苦，生前为母亲祝寿买两斤肉都可以成为新闻。他虽然最终官至御史，高达二品，死后赠太子太保，谥忠介，然而身后无子，只留下白银20两，甚至丧事也靠他人凑钱。
• 黄仁宇在《大历史不会萎缩》中有一个比喻，称中国明清社会结构类似“潜水艇三明治”，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即文官集团或知识分子，下面一块长面包是清一色农民，至于中间结构，则一直孱弱而无关紧要，“工商业没有本身存在的价值”，其法律地位和社会地位可想而知
• 当时中国白银的来源之一正是日本。日本银矿丰富，号称银岛，有人记载“日本夷商唯以银易货，非若西蕃之载货交易也”，这部分流入虽然比不上其他途径，但测算下来也相当可观。
• 和美洲白银在欧洲引发剧变类似，金钱的作用不仅仅在于物价变化，更在于通过物价变化达到财富再分配，进而影响社会结构。日本在丰臣秀吉时代之前，基本都用中国钱币，往往以进贡、贸易、打劫等方式获取中国钱币，而中国钱币的大量流入对日本产生巨大影响。

第四章 晚清：混乱中崩塌

• 进一步追究，这实际上是传统中原汉族帝国面临的老大难问题，即如何应对来自草原的军事威胁。代之而起的清朝，对这一问题提供了远比明帝国更好的方案：清朝构建起南北两院制的二元帝国体系，长城之北以大可汗身份统领女真、蒙古各部落，长城之南以皇帝权威治理官僚体系及其下属臣民；南方的税赋足以支持清帝打消贵族分权企图，而草原骑兵则为帝国提供了冷兵器时代最强大的军力。因此，和平终于在血腥屠杀之后来临，中国经济也在清初“永不加赋”“与民休息”等政策护持之下快速恢复。
• 马士曾抱怨，“银两兑换也是可以把人弄糊涂的一个问题，它会使一个普通人无法了解中国税制的奥妙。中国除铜‘钱’外，没有铸币，目前10 000铜钱约等于1英镑，2 000铜钱约等于1美元。中国白银货币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全国有不下几百种标准；就在一个地方也会有十几种标准，彼此相差数额可以达到10%以上。甚至库平银，也仅在帝国国库方面使用，它在国内其他各地只是一种会计上的货币”。
• 这种混乱事实上延续了数百年，即使到了近代也是一本糊涂账。从晚清到民国，中国往往被视为银本位，事实上，更确切的说法，中国是没本位，正如1914年北洋政府的自白，“今日中国所大患者，无本位也”。其间，不仅银两、银元不同种类混用，铜钱、洋币也流行，钞票有外国银行和钱庄“私票”，就是银两也分为虚银和实银，实银分为宝银（元宝）、中锭、裸子、小镙、散碎银等，元宝又分为各地的成色，如上海的“二七宝银”和天津的“白宝”等。单单就称量实银的秤来说，也各有不同，在北洋政府时期据说有上百种之多。各种虚银更是形形色色，如库平银、广平银、海关银、漕平银等。
• 系统溃败的代价显而易见。它徒然大量增加了交易成本，也使得钱庄“旅途中为转运和护送所需的费用，而且由于长途跋涉，所费时间，不是以日计而是以月计的”。不仅天子无法彻底改变这一情况，官僚集团本身也越来越强大，甚至已经到了反腐即亡国的地步，导致后来推行币制统一遭遇很多阻力。
• 金融财税相生相伴，财税被认为是普天之下财富的流通与再分配的源泉。谈到与中国币制混乱相对应之处，则不得不提中国租税的混乱。在大部分时间里，财税的变革才是真正的历史。《说文解字》里面曾说“税，租也”，联系经济学里面租金的概念，所谓税收，其本质就是执政者收取的保护费。
• 一个事实在于，单纯就经济而言，中国似乎不需要世界也可以活得很好，而从政治来看，中国通过选择性的通商也可以达到政治上的目的，朝贡制度似乎可以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
• 在中国的明清朝贡体系之中，中国处于中心地位，除了政治因素，也与中国的经济地位有关。通过与朝贡贸易圈以及世界的联系，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具有微妙的地位——经济学家甚至认为具有重要地位，原因在于中国的特殊性：一方面，中国是瓷器、丝、茶等产品的垄断者；另一方面，中国也是全球白银的终极“秘窖”。
• 历史的惊奇转折也往往蕴含于偶然细节。鸦片在清代的流行甚至为患，与吸食方法的改变大有关系。英国人将鸦片溶于水饮用（每年消耗10吨—20吨），这种食用方式的镇静作用颇为轻微，被认为不足为虑，对比之下，中国人的方式是吸食鸦片，这种方式据说最早来自爪哇，经过台湾（或福建）传入大陆，成瘾更为剧烈。二者差别多大呢？历史学家说就好比咀嚼古柯叶和将其在烟斗中点燃吸食的差异那样，“英国毒贩故意忽视其中的差别，可道光皇帝并没有，于是1839年鸦片战争爆发了”。
• 鸦片是战争的引线，更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道德焦虑与民族隐患的双重隐喻：外来的鸦片带走了中国的白银，而中国留下了“东亚病夫”的世界印象，甚至吸食鸦片上瘾也成为中国输出的恶习。鸦片进而成为身份的象征，从晚清到民国，很多军事政权都与鸦片有着重要的关系。在鸦片名下，中国成为带有道德瑕疵的被迫害者。
• 在这一点上，李鸿章的看法不无洞察力。他于1881年致信英国禁烟协会，如是表示：“中国从道德的立场看待这个问题，而英国是从财政的角度来看。
• 从专业上说，中国的造币方法一直是“范铸”方法，即模铸法，往往先以泥制模。这属于原始的手工业方法，产量受限，而且费用不低，这一方法被认为2 000多年以来没有进步。
• 正因如此，外洋流行可谓引导中国货币文化的“一次大革命”，带动中国自制银元的萌生，比如“龙洋”“袁大头”等。尽管如此，直到民国，外洋始终流通。根据货币专家的考证，早期中国自制银元与外洋成色接近，大概都在27克左右，纯度约在9成。民间对于银元的喜爱，到底还是因为其分量十足、制作精美，陈存仁的记载亦印证鹰洋在清朝时普遍流行，甚至与“龙洋”“袁大头”等在同一时期等价使用，“银元每一个，是用白银七钱三分铸成，库秤是七钱二分，银质最标准的是墨西哥铸成的，上面有一只‘鹰’，所以又称为‘鹰洋’”
• 外洋刺激了中国机制银元的诞生，二者并行不悖，也为民众在动荡年代提供更多选择。我反复强调货币是竞争的游戏，其实当时也有人这么认为。
• 放在历史场景之中，所谓中国货币主权的淡薄或缺失，一方面是贵金属时代的通病，另一方面也是中国货币制度落后的特征。中国往昔如此紊乱的货币体系，看起来是今天货币非国家化者们乐见的自由竞争天堂，对于商业却不啻为一个烦琐转换的地狱，甚至到了民国也未见改善，一位国民政府的长期外国顾问阿瑟·恩·扬格如此评价中国的币制，“任何一个重要国家里所仅见的最坏制度”。
• 白银与外洋流行的根本原因，除了主权货币意识淡薄或者政府金融上的无心无力，也有中国铸钱技术落后的因素（铸币成本高企本来就是私人铸币能够存在的主要理由）。在主权货币乃至主权国家意识都缺位的情况之下，谈论主权货币未免奢侈，将中国明清发展的停滞以及落后归结于此更是妄想。白银是一根关键线索，白银也导致明清社会诸多变化，但根本原因在于这个僵化的体制对于变化世界的迟钝应对。主权货币并非没有尝试，从明清案例可以看出，缺乏信用的中央政府发行的信用货币，只能葬送帝国。
• 鸦片战争无疑是中国的一道伤痕，但是对于中国的最大打击则是来自甲午战争。甲午战争之后，中日两国命运的不同走向戏剧化终点。其结果之一是，金本位在日本落地生根，而中国与之擦肩而过。
• 为什么日本走向了金本位而中国没有？首先，正是因为中国倚重白银，部分阻碍了中国转向金本位。比起国人热衷于单方面讨论货币主权，其实更应该讨论货币制度以及国家制度对比。亚洲国家有货币主权并成功转向金本位者，主要指日本，但日本的货币主权，不仅体现在白银自产，也体现在货币铸造。
• 就货币与国运而言，在17世纪暂别之后，中日命运在19世纪再度交叉。从中国明清铜钱受东亚欢迎到中国拥抱白银，再到日本自制银元甚至日本银元倒流中国，起点与终点何以有如此大的差距？答案或许应该回到江户时代，追溯中日不同传统。
• 江户时代日本通往外界的主要门户是长崎，当时日本与中国以及荷兰的贸易是主流。与荷兰的贸易因后来的西化引起很多关注，事实上与中国的贸易也有独到之处，甚至影响更为普遍，只是日益现代化的日本与中国拉开距离，昔日的中日贸易有意无意地被忽略了。
• 历史是一张吹弹欲破的纸，误读与遮蔽无处不在。事实上，不仅当时中日贸易十分普遍，而且中国对于日本的现代化也有相当影响，尽管这种影响更多是以自身败北作为无意识的“榜样”效果。
• 在历史上，日本对于中国的借鉴，从唐到清，从正到负，皆是并存，正如有种说法，“巧引中国无色线，织出日本斑斓锦”。中国1840年鸦片战争的失败震撼了幕府，当1853年美国马修·佩里司令的4艘威力强大的炮舰（“黑船事件”）出现之时，幕府屈服了，开放了下田与箱馆的门户。随后，不平等条约引发的不满导致幕府政治的破产与明治维新的到来。
• 深陷白银问题的同时，中国亦遭遇鸦片战争以及太平天国运动，日本则开始了明治维新，并全力追赶，其结果就是中日相对实力的变化，最终以甲午战争作为高潮。对比《海国图志》在中日命运的迥异，梁启超曾经如此评价，“其术在今日之中国，不过束阁覆瓿之价值。然日本之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西乡隆盛辈，皆为此书所刺激，间接以演尊攘维新之活剧”。
• 中国和日本的对比始终耐人寻味，当曾经的天朝上国变为邻国眼中的野蛮邻邦之际，变化也不可避免地开始。现代化的进程就是彼此刺激反哺，中国也迎来另一个“自强”的时代。
• 对于中国而言，白银如此重要，可谓经济的血脉。一方面，白银长期依赖海外进口；另一方面，国内货币其实更多在民间而不是中央，可谓没有货币政策。外来供给起伏，导致晚清之际诸多变化。正因如此，银钱比价是理解晚清社会变化的重要脉络，战乱、“中兴”甚至清末改革都与白银关系莫大。
• 内因之一确实是使用不便，譬如历次赔款之中，磅亏（所谓磅亏，其实就是汇率损失）成为惯例，而国外银元的存在，也影响了中国的铸币税。最极端的例子是，1842年签署《南京条约》之后，清政府向英国赔款2 100万银元，因为国内银元、银两成色问题，最终使用西班牙银元来支付，折算下来大概是1 470万两白银。
• 大清帝国之外的世界，并不会因大清的停滞而裹足不前。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进展，金融也随之演进。随着新世界银矿的发现，金银复本位弊端日渐显明，白银越发贬值，两种金属的不同比价往往导致重新铸造，从而进一步引发价格失衡。对欧洲各国而言，银子往往是麻烦的开始，币值不稳定引发的经济波动也让它们吃过不少苦头。在这些国家，银的比重逐渐降低，逐渐走上“非货币化”道路。
• 稳定的金本位成就了英国，而动荡的银本位则使得中国饱受煎熬。无论中国如同传统观点认为的那样是在工业革命之后落后西欧，还是如同加州学派的学者彭慕兰认为的那样，从19世纪东西方的大分流才变得显而易见，“原先很阔的”中国在20世纪初的落后毋庸置疑，而且是从金融到经济的全面落后，磅亏只是一个和世界货币格局脱轨的小注脚。
• 按照此前叙述，不难看出晚清政府并没有货币政策、货币主权等意识，民间币制也是一团乱麻，按照民国经济学家赵兰坪的说法，“吾国历来，仅有货币，而无币制”。
• 黄金是当时的世界主流，主要国家纷纷改行金本位，1897年日本确定金本位制，美国也在1900年实行金本位制。为何在清朝币制改革中，最终却是银本位胜出呢？从日后来看，1904年春天的“精琦方案”不仅是近代币制史首个系统性方案，或许也是中国距离金本位最近的一次大讨论。
• 清朝时期，白银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完满解决，一次次讨论最终化为历史的扼腕叹息。中国之所以在币制问题上深陷泥淖，不得解脱，主要原因从上述过程中可见一斑，即使金本位是更符合历史方向的政策，却始终没有有能力的政治权威推动，利益集团也无法撼动。

第五章　民国：告别白银，迎接通胀

• 清帝逊位之后，北洋时代开始。北洋政府在币制改革中所做的最大一件事，是1913年公布《国币条例》，正式规定重量七钱二分、成色89%的银元为货币单位，也就是所谓的“袁大头”。虽然袁氏当国有很多争论，但就货币史而言，袁大头几乎是中国近代最成功的自制货币了。按照民国时人陈存仁的回忆，“银元每一个，是用白银七钱三分铸成，库秤是七钱二分”，而其中银质最标准的是墨西哥鹰洋。
• 汇丰银行的英文名“HSBC”代表“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这不仅标示着汇丰银行与中国的渊源，更标示着昔时上海的显赫。当时上海不仅是最大城市，也是通商口岸，对长三角以及华北的辐射能量巨大。1865年上海人口有65万，而当时的香港人口只有11.5万。汇丰银行在1865年3月3日正式在香港创立后一个月，就在上海的分行开始营业，其老地址就是今天的外滩标志性建筑，即今日的浦发银行大厦。
• 昔日钱庄在20世纪初所能起到的作用不是今天能够想象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指出，除了近代外国银行在为国际贸易提供资金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外，1911年以前的中国银行体系几乎完全不能超出山西票号式的汇兑银行和地方性钱庄的范围。
• 从北洋到国民政府这一时期，正是一个从自由到垄断不断加深的过程。从政府角度来看，垄断有利于集中力量，应对战争；就金融角度而言，统一也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但是垄断的问题就在于无法解决政府“闲不住手”的问题，因此从自由到垄断，表面是结束混乱，其实也埋下了货币滥发、通胀等弊端。
• “京钞风潮”与“抗兑令”背后，不仅折射出中国银行业与银行家转瞬即逝的黄金时代，也暗示了一个教训：政府无信用情况下，民众往往更偏好白银之类的金属货币，金属货币的存在其实天然对于纸币的通胀是一个束缚，若非如此，不受控制地发行纸币必然引起通胀，引发金融动荡。可惜这一教训并不被后来的国民政府所接受，在白银退出历史舞台之后，纸币的效应被放大再放大，民国政府在通胀的道路上一路狂奔，直至灭亡。
• 中国在抗日战争爆发前10年的历史，其实是一个现代国家从无到有的过程，其中也伴随着中央权力的加强，财政首当其冲。1929年，宋子文表示政府能够控制财政的省份只有江苏、浙江、安徽与江西这四个，而能够交出多余部分的只有江苏和浙江。随着国民政府权力稳固，对于金融统一的规划也着手进行，第一步就是控制银行。
• 美国脱离金本位之后，对于中国而言，一项影响更大的举措跟随而来，那就是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34年6月19日签署了《白银收购法案》。在该法案推出之前，白银价格连连下跌，从1928年每盎司58美分下跌到1932年年底的25美分，然而在法案推出后，白银价格在1935年一路走高，甚至上涨到每盎司超过80美分，当年4月27日哄抬到每盎司0.81美元。
• 对于法币，海外也有人不满，其中最为失落者自然是日本。陈光甫直言日本对新币制无好感，甚至有意破坏。日本一直期待西方承认自身在中国的特殊利益，而日本在华（尤其是在东北）投资的增长也颇为迅速，1930年达到14.12亿美元。法币改革刚刚宣布，日本军部表示中国币制改革是对日本的“公开挑战”，甚至以此为借口要求在华北收兑的5 000多万银洋不许南运。日后的抗日战争也开辟了另一个战争，即“元”的战争，法币与日元在中国的厮杀刚刚开始。等到1937年，孔祥熙与摩根索在华盛顿敲定第二批购银协议的前一天，卢沟桥事变发生了。
• 法币出台是一次金融洗牌的开始，统一货币也使得中国金融进入垄断统制阶段，甚至早在法币推行之前中国就开始为金融集中铺平道路。借助强行参股，国民政府基本控制了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家银行，这三大银行资本额超过全国银行的四成，存款占接近六成，国家银行和私营银行的实力对比已经出现了变化。
• 从此，中国有了自己的“元”——法币。法币可谓中国货币制度的一个巨大跃升，不仅是从银到纸的变化，更是从金属货币变为信用货币，本质是传统经济到信用经济的转变先声。而白银与中国的诸多纠葛，从银两到银元，从混乱两制到银钱并用，看起来似乎也终于到了落幕的一天。

* 通胀的尾声与启示

• 法币的诞生，让中国金融史与白银的数百年纠缠跌宕看似暂告一段落，中国金融也由相对自由进入逐步统制阶段。但是历史并非总是线性直行，而是充满了反复与倒退，白银并没有一步退出历史舞台，法币却如同历史中的其他中国纸币，从稳定到轻微通胀，再一步步陷入高度通胀而不可自拔，最终导致了金圆券的推出。民间白银和黄金外汇一起，再度成为被掠夺的对象，演绎了中国金融史上最为疯狂的一幕。
• 法币起初得到英美支持，在抗日战争初期相对稳定，但随后入不敷出的国民政府不得不走向赤字财政压力下的印钞。财政赤字比例最高曾达86.9%，这使得印刷法币成为维持战争的生命线。然而印钞的速度也无法追赶财政收入的下降，随着军费开支飙升，法币开始无可避免地滑向通胀深渊。法币失败的根本原因和历史案例不无相似，仍旧是战争失败与财政危机的双重叠加，国民政府企图以货币的形式拖延时间，却最终失去了时间。
• 在过去，很多都认为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是一条战线，其实在20世纪20年代末，两者已经渐行渐远，等到40年代的民国末期，两者已形同陌路。1948年，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中恐吓逮捕银行家李铭、周作民等，不过是两者正式决裂的高潮而已，这也是国民政府排除一切异己却将所有潜在同谋推向对立面的又一个案例。当中国资本遭遇专制权力，结果往往凄凉，有“中国的摩根”之称的陈光甫在日记中对于江浙财阀这一说法表示厌恶，而张公权则表示江浙财阀其实与日本财阀不可比，“实则此数人者，并非如日本之三井、安田等家族之拥有实力，号称财阀可比。仅凭借各人之地位，兼得民众之信仰而已。且全国人民因久乱思治，故诸人者不难因势利导也”。
• 金融市场变化的背后，其实是中国历史的又一次治乱循环。若政府太弱，国家难以建设，市场难以扩大；若政府过强，缺乏制度约束，最终也会扼杀市场。这种强弱并不等同于政府治理能力，而是表示权力边界的界定，强势政府在杀鸡取卵的诱惑之下即使能够出手扼杀市场，随后也难以解决其本身问题，一如始终为经济问题苦恼的国民政府在控制商业银行之后，不仅没有摆脱其财政窟窿，反而滑向更暗淡的深渊。从白银变局可以一窥中国历代政经的得失，在政治与资本之间，中间力量总是弱势甚至缺失，资本要么得不到政治保护而湮灭，要么就是汲汲寻求政治保护而自我窒息。商业的失败与成功往往与政治休戚相关，金融尤其如此，然而如果中间力量得不到发展，商业则过于压抑，最终政治也会溃败。
• 民国财政困境放在今天也不陌生，这是纠缠中国千年的人治弊端。美籍学者福山认为秩序良好的社会需要三要素结合，即国家、法治、负责制政府结合在稳定的平衡中。可惜的是，在乱世之中，这看似简单的“政治三明治”在内部权力的分散以及外部强敌环伺之下，不仅造成了民国晚期财政赤字缠身、货币贬值的悲剧，也最终走向了政治悲剧。
• 以海外白银流入开始，以收缴真金实银结束，这就是中国白银数百年的循环。其间有历代王朝的兴起与陨落，也有不少人杰的努力与奔走，一切都在历史之中回响。历史的循环之中，有无数天问等待答案。答案是白银，也是人性的贪婪，更是制度的大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