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毅 著，《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2月，ISBN: 9787807682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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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用林靖南自己的话来说，在40岁以前，他就完成了从“耍嘴皮子”（教书）到“拿笔杆子”（给领导当秘书），再到“扛枪杆子”（到乡镇当党委书记，从事基层领导工作）的人生历程三大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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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书记对我说：“如果一个乡镇政府的食堂到了中午却没有多少客人来吃饭，那这个地方的经济也就没有什么指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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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初识林书记之后他给我留下的第一句颇带理论意味的话，接下来的第二句话也同样令我思考。他说：“作为书记，上面的领导来了，你不能不陪；区里各科局的领导来了，也不好不陪；遇有重要的客商就更是不能怠慢。这些人可都是小镇发展的希望。这样，吃饭就不仅是招待客人，更重要的是在工作。喝酒就更是乡镇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功，因为必须要把客人陪好。你要做乡镇调研，就一定要从吃饭和喝酒开始。”说这话的时候，林书记端起一大杯枝江大曲与我相碰，然后一饮而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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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交谈中，林书记就这样对我说：“乡镇是最低一级政府，谁都可以检查你，你却不可以去检查人家，只有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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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除了人口、孕妇数等最为紧要的数据不敢凭想象填写之外，其他数据是如何产生的便只能由你自己去揣度了。这倒让我想起了双村肖书记讲过的一句话：“你要什么数字，我给你什么数字；你要多大的数字，我给你多大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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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罗说：“村里户与户之间很不平衡，工商户的收入不好估计，从（年收入）几万到几十万的都有，真正的大户多搬到区里去了，纯农户的年人均收入在2200元左右。我们村上报的数字是人均3050元，但那是一个政治数字，哄人的。上面每年都要下达一个人均收入的递增数，去年是15％，今年也是，我们只好去适应。如今这种虚假数字哪里都一样，也不必太认真，但撇开这些数字，我们村在镇里也还是最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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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就是这样，你再减他也嫌多，巴不得一分钱都不收。再说，由于不能强制性收费，一些人不缴，你也拿他没有办法，结果造成了相互攀比，大家都不愿意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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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权力集中的现象不完全改变，运动型政治其实也就不可能完全消失，小镇此次的税改迎检就再突出不过地表现出了这一点。当县乡政权面临上级所下达的时间紧、压力大、任务重的突击性任务时，县乡政权重拾动员型的政治运作武器其实是十分方便并且得心应手的，在这种时候，压力型体制便与动员型政治自然地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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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决定了我们工作的思路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
- 一是以加快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业加工企业发展为抓手，推动农业产业化进程；
- 二是以盘活现有企业和引进民营企业为抓手，推动工业化进程；
- 三是以加强镇区管理和扩展城镇规模为抓手，推动城镇化建设。这也就是人们目前经常提到的产业化、工业化和城镇化，通过这‘三化’才谈得上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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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洪倒是不避讳：“所谓‘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就是针对某个农户的具体情况，制定特殊对策，背着其他农户，有针对性地做这一家人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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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交谈中，老罗说，这村干部确实算不得什么正经的职业，它叫人以痞来应对和消磨人生。当时，老罗用“青皮手”三个字来给村干部的角色特点进行定位，说这“青皮手”既非红道，也非黑道，是近似于过去江湖上青洪帮一类的人物；他们无正当职业，无所事事，不愿以体力劳动谋生，却通过协助官府维持地方秩序来获得自己在地方上的生存空间；这类人好吃懒做，却又头脑灵活，嘴巴乖巧，颇多心计，一句话，“是官刁死民”（即比纯朴的农民油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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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有钱就收，无钱就走。”凭借着上级领导奉送给广大农村基层干部的这四句经典之言而与整个村庄的农户作战，让他们缴税就意味着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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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收税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对这种风格，我称为“讨饭战术”——一种强者有意向弱者“示弱”以换取后者合作的权力技术。皮在向农户开口之前，总是要先把自己矮化，将对方置于优势地位，然后以这种着意虚构的场域让纳税人感到不缴就过意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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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的增长既是一个政绩和形象的问题，也是一个利益实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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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源不够，靠关系去协调”，这是心直口快的皮德友的说法。即通过各种关系，请别人帮忙，主要是请税源好的乡、镇、街道让一部分税源到小镇的名下，把别处的税缴到小镇。“而这就要依靠国税和地税部门出面做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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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德友说：“钱缴了上去，区里按国、地税不同税种的比例与上级分成，余下来的又在区镇之间再分成。例如，一般地税是70％以上返还乡镇，大头在乡镇，国税也会返还一部分，大头在上面。”总的来说，税收得越多，乡镇的财政盘子就越大，这就叫作压力与希望同在。所以，武镇长就说：“这个圈子还是画得圆。”田国全也说：“你把这叫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把税征回来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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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院长他们正是吃准了乡村干部的这种心态才一个劲杀价的，他们知道，开出来的价只要高于现行的亩平农民负担数，范家坝村的地就是非租不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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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华书记告诉我：“上面号召我们搞过三次结构调整，第一次种油菜，第二次种榨菜，第三次种黑玉米，都失败了。要么是没有市场，要么品种的效果没有宣传的好，结果老百姓费时费工，没有见到效益，渐渐地也就不信了，就是政府出钱补贴，村民也不愿意再配合，村里也是一样。几乎各个村都是这种情况，上面的各种数字和面积（指关于农业结构调整方面的）大都是吹出来的，如果结构调整能见效，种田能致富，也就不会有那么大面积的土地抛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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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是肺腑之言，其中的核心就是强调要结合本地实际，适应市场需要，调动基层和农民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变上级的政绩工程为基层和农户发展的内生需要。也就是说，像农业结构调整这一类地方特色极强的工作，最好由基层自己来决定方向和内容，上级政府只扮演号召者和指导者而非决策者的角色，只有这样，方有成功的可能。可以说，这样的思路是有相当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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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什么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要能够找一个名目圈到地。而要圈地就得抓住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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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也可能如武镇长在一次闲聊中对我所说的，这些人中的相当一些人其实本来就是在玩空手道，自己并没有多少钱，但通过各种关系，一方面想办法从银行贷款圈地，另一方面又通过圈地发财，只要搞成了就是一本万利。如今胆子大的人可是要发横财的，只是苦了谢书记和谢张村的一班干部，包括广大普通的村民了，黄鹤一去不复返，他们大概又得忍受几年困窘的日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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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常副区长又重复了一次他的观点：“第一，合同不能单方面撕毁；第二，面对现实，谋求妥善解决；第三，买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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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话是有些明显偏袒镇、村这一边了，于是，常副区长又反过来讲了几句安抚安总的话：“最近发生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情，镇里要多做工作，电要送，门被拆了，要重新装上，派出所要立案调查，老百姓的素质低，政府和村里要教育，要加强联防，这些事情都不能再发生了，这样闹下去对洲头的开发也没有什么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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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镇，土地开发有两种形式：一是国家的建设性征地，如穿越小镇的京珠高速公路及其绿化带的占压性征地；另一种是地方招商引资的征地，一般来讲，前者的补偿低，后者要稍微高一些。但是，无论低和高，只要钱经过各级政府和组织，就难免不被层层截留，所以，农民最后所能拿到手的，往往就只有原来政策规定价格的几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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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双方的力量对比从一开始就是不对等的。看起来不断处于“进攻”态势的农民其实恰恰处于最弱势的地位，这就有些像小孩儿哭着闹着向大人提要求，大人反复哄着让着一样，看起来不懂事的小孩儿通过不断哭闹，似乎得到了一些他们想要的东西，但是，在多数情况下，这些东西与其说是小孩儿通过自己有理与无理的要求争来的，还不如说它们本来就是大人们准备满足他们的，而真正不想给的东西，再怎么闹也不会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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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于祖文没有反应，汪书记继续独白：“我们的运作是单线联系，只有我汪达海知道谁签了字，谁没有签，你要想知道，等签了字之后自然会告诉你。如果十几户都签了，你还没有签，那我们可以摊牌，到那个时候你就被动了。你是个明白人，不要搞得那么被动。”汪书记攻人攻心，他想要拨动的是于祖文心中那根猜疑、要面子和自我保护的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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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是，“慢慢地与农民媒”与“政府要干的事你还能拦得住”，便成为小镇的乡村干部用来形容农村工作特点的两句极富表现力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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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看他话讲得硬，私下里也有想法。场子停了，对镇里和企业办都没有好处，况且还要他们出钱，自然也不高兴。但是，屁股决定脑袋，上面让停就必须停，这是行政行为，由不得个人怎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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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杨宏军家里出来，我问老罗今天为何要采取替业主着想这样一种立场说话。他说，今天是他主动找上门，肯定要先拉近与各位业主的关系，以免日后自己站在政府的立场上做工作时别人会说他不近情理，因为“我已经站在你们的立场上为你们考虑过，所以，日后我行使工作职责时，就是你们有什么不满之处，也请多包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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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镇正在进行的开发和建设过程中，镇村有镇村的打算，农民有农民的理性，而生活告诉农民，不是他们谋利就是他们被谋利，因此，他们不能不打起精神来应对种种事关自身利益得失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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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书记：“就是这个队长，在我那个湾子办了两个鸭场，占了村里的土地，已经有两年的承包费没交。他要办什么手续，对不起，一五一十地先给我把所有的东西结清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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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缺乏对村干部的有效控制机制与手段的情况下，如果“擂”不体现为包括拉关系、套近乎、说好话、吃饭、喝酒、玩牌、拟亲缘化等在内的各种“软武器”的施展的话，是很难设想它会有什么实际行政效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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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既可怜又可嫌”是我在征收中听到的最有意思的一句话。农民可怜是我们一直知道并且深为认同的，他们生活在社会底层，无权无势，经济贫困，靠外出打工为生，这无疑是当代中国农民留在城市人心目中的经典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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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恰恰是单向性的中国道德与政治文化评价标准占据主流地位的结果，也是泛意识形态大话语与日常生活世界的“地方性知识”相互隔离与屏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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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争取资金需要动用各种关系网络，打通相关关节，结果，可以想象，资金在不停地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往返流动中，必然会发生总量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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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耗的这一部分或者是被干部们以各种名义吃掉花掉，或者是以礼物等其他方式送到了那些能掌握项目或资金审批权的相关组织和人物手中。结果，这种被小镇干部们比喻为“资金空转和损耗”的过程，虽然没有解决农业和农业税的问题，却给压力型体制与政绩取向的反复互动增添了润滑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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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种房”，多见于城郊接合部地区。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征用周边地区的农村土地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与这一趋势相伴随，一些城乡接合部地区的农民便趁开发之前，纷纷抢建住房，其中，除一部分是因为各种原因确需修建，且为政府部门同意之外，更多的却是没有得到政府批准的违章建筑。对于这股在待征农地上刮起的抢建风，人们戏称为“种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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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也的确有下赌注的理由，他们是看准政府的软肋下招的，这个软肋就是政府忌惮于矛盾激化，酿成事端，影响稳定。加之镇政府自身所能调动的力量有限，又没有执法权力，事情出了，只能向上汇报，不敢擅自行动，而上级政府的工作千头万绪，若非矛盾激化，或者亟待开发，一般也顾不了那么多，结果，这一拖就拖出了若干段的“事实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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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通行的法律与道德规范上看，“种房”无疑是违规与越轨的行为，因此，“种房”的农民也自然是所谓的“刁民”。这些“刁民”不仅“种房”，还会以各种借口向征地者提出种种要求，甚至也会狮子大开口地漫天要价。但问题是，在此时此刻，分清楚这些要求中哪些合理，哪些无理，哪些是讨价还价，哪些又是漫天要价真有那么重要吗？农民欲抓住这个“跳海”之前的最后机会，从开发商和政府嘴里再多抠一点儿利出来也许才是最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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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觉到，农民“种房”，赌的是开发，赌注却是自己的尊严，农民以牺牲自身社会尊严的方式来给我们的社会虚构出一个强弱“错置”的场景，并通过这一错置的场景达到“以弱制强”的目的。对于如此狡黠而又居然有效的生存技术，我不知道应该是欣赏还是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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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分析归分析，现实归现实，当我从对理论的联想回归到现实中时，我开始思考石场业主们马上就要面临的现实处境，区、镇方面真的会在关闭石场的事件中完全不顾及业主的利益吗？业主们又是否真的会像他们所说的那样起而抗争？如果抗争，又将是一种什么样的结局？这一切的一切都使我在一时之间找不到答案，就是在这样一种对于局势无解的彷徨之中，我度过了2003年的元旦和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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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要摸清他们下一步的想法和动向，未雨绸缪，个别人有激进动向，我们要阻止，要防止出事。他们扬言要上京，我们要做好劝阻工作，防止出现群体性上访，如果出现了，那说明我们的前期工作没有做好。但是退一步讲，就是上京了，石头飞上天还是要落地，事情出在哪里最后还是要由哪里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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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此思维的转换，我开始重新设想，除非在某些特殊的场合，更多情况下，一个公务人员，即使他（她）身为警察，在乡村公务中又未尝不会尽量地将公事与私事分开，在履行职务的同时也表达出对工作对象作为人与人之间本应具有的友谊与亲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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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务之急是要做好几件事情：一是地里的芝麻、花生，能收的要尽快收起来，耽误了季节会影响产量，中秋之前最好能栽下去，所以，地里的作物要收起来，迟芝麻实在收不起来，由我们想办法补偿，总之要赶快把地腾出来；二是要把路清出来，地埂上的草要组织人砍，不然，种子到时候运不进去，耽搁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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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镇干部对时下一些地方的基层政府不惜经济代价和管理成本进行农业结构调整的分析。那位干部这样说：“前些年搞结构调整是‘逼民致富’，但现在这种情况少了，现在一般都是采取引导的方法，如果农民不动，就先给农民看得见的好处，包他们只赚不亏。例如由政府或村里提供种子、肥料等，而且还通过与农户签订合同承诺包收购，等于就是用一定的利益来诱导农民跟着政府做，所以，可以说是‘诱民致富’了。要‘诱民致富’，政府就得花钱，而且，这些钱往往都收不回来，这等于就是把结构调整的风险和成本都转由政府承担，这样，农民得了利，政府却背上了包袱。所以，过去是‘逼民致富，逼死农户’，现在可以说是‘诱民致富，政府致负’。但你包得了一个村，还能包得了全镇？所以，这还是为了政绩和形象工程的需要，没有持久生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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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成本？计成本就搞不成。”武镇长说出一句他以为平常、我却以为经典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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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历年来屡试屡败的农业结构调整已经在他们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迹，而每一次的失败，不仅使政府破财，也让农民劳神耗力，白白辛苦。久而久之，只要一听说政府又要搞什么新花样，农民就总不免担心又要吃苦受累瞎折腾，甚至还有一些吃够了苦头的人干脆就总结出一条反其道而行之的经验——“越是政府让搞的越不能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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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智力”成了干部们对农民态度的解释。根据我的观察，干部的这种解释不是全无道理，现在留在村里的农人大多是老人和妇女，他们一般来讲文化偏低，没有见过世面，已经习惯于传统作物的种植，对于新生事物不熟悉，自然也就有些信心不足，加之前些年结构调整失败给他们留下的心理阴影，致使他们普遍地抱着宁愿少赚也不愿意尝试冒险的心态。然而，更加深入的观察却又使我体会到，“差智力”还仅仅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还是农民们对政府有些“信不足”，政府的权威感在他们心目中早就已经大打折扣，以至于干部常态化的劝说和引导已经无用，迫不得已只有用一些“另类”的方式去重新唤起农民对政府的信任，而话都说到发誓赌咒和教人使坏这个份儿上，也就由不得你不信了。而且，话又说回来了，地方上的各种农业技术服务组织早已经名存实亡，在农民和市场之间缺乏中间性的信息媒介，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不相信政府又还能相信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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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其实也就是从一个新手的角度观察它的生产流程和设备种类，然后依葫芦画瓢地照搬照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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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合作是假，想现场偷师学艺倒是真，但毕竟从未搞过，哪能看一次就能理解和记住？就是生产豆制食品所需要的机器设备的种类和品名，也不是一次就能记牢的，当着主人的面又不好多问，更不敢做记录，还得不懂装懂，以免被看出破绽。所以，今天打探好了教授不在，又专程赶来，目的是要看看对方究竟有哪些设备，记下产品的名称、牌子和用途，也好照着去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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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迅速地由生变熟，镇里又帮小岳村联系了H大学生命科学院的田教授，由他负责菌种培养，并且最终还真的将H市农大附近那家企业的掌舵老师傅以每月1200元工资的待遇挖了过来，传授酿造和生产工艺。这样，经过近半年的筹备，到了2004年开春之后，一切就都安排和准备妥当，并且试生产出了第一批酱豆。现在，他们只等着选择一个吉日，宣布开张正式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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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调查的深入，我自己也悟出了武镇长这句话中所蕴含着的深刻道理。但凡在涉及与政治和政绩相关联的任务上，经济的计算往往都得服从于政治的考虑。在这个时候，人们首先要计算的不是经济上的收益，而是政治上的获得，是算政治账，而不是经济账。这里的政治所指涉的也已经不单是让农民致富，更为根本的还是地方主要领导主抓的中心工作是否能够得到贯彻落实。既然如此，自然得全力以赴，不惜代价，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经济利益服从政治利益，小损失服从大收获。只有站在这个角度看问题，一个乡镇领导才叫作有高度、讲大局、讲政治。与这个高度、大局和政治相比较，花多少钱就都是技术和行政层面的问题。况且，考虑到在数量化考评机制之下各个乡镇之间还要讲贡献、比能力、比排名，你不讲政治别人也要讲政治，那么，对于一个乡镇领导来说，做出类似的决定也就更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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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场合下的征收者在另一个场合下碰巧成为被征收者的时候，他也可能成为同样的为难者。一方面，辛劳无果的村干部会因为农业税征收的受挫而大骂那些有钱不缴的农户是“刁民”；但另一方面，当他们回到自己的家里，面对着前来向自己收取各种管理经营费用的公务人员时，他们却也有可能迅速“变脸”，像那些被他们骂为“刁民”的人一样，与收费者玩起种种催收与拖欠的游戏，以尽可能少缴甚至逃避规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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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的关系秩序里，一起服过役的战友就跟同学一样，是特别值得珍视的谊缘关系，就算现在双方的地位有差别，但都在一个地方，老战友喊明了要你来吃饭，这个面子还是得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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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从国家行政管治和经济汲取能力的方面来衡量，我们却又会发现，透过小镇酒家和镇贤酒楼的这两场官商角力，一个可以被归纳出来的结论是：现代“国家政权建设”（state-making）过程之于中国基层乡村社会的力度还远非如人们所想象的那么成功；至少，当不具有持久延续能力的泛政治化强控制被常态化世俗生活的复苏所消解之后，乡镇社会又重新呈现出国家正规性的管治化努力与民间社会逃逸管治这两种力量之间的反复博弈。这种博弈我们已经在乡村干部缺失强力支撑的收税场景中看见过，现在又在工商所与个体工商户的互动之中再次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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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戚们给作为镇干部的刘涛面子，却不等于刘涛可以甘于自享这一精神礼物的馈赠而不做出相应的回赠。在熟人社会和亲缘网络中，面子总是相互给予，形成一种特殊的“礼物的流动”，物质形态的礼物如此，文化和精神形态乃至于政治层面的馈赠也是如此。一定程度上，也正是这一“礼物的互惠”才构筑并生产出得以继续维系的社会网络，所以，即使是处于这一社会网络上端的刘涛，也不得不遵从“互惠”的规则而做出相应的表示（哪怕只是表示出一种回赠“面子之礼”的姿态），以期能够借助于这一“礼物的流动”而继续生产出他所期望绵延的日常权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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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陈同年已经选择法律之路，硬气在他那里也就再也派不上用场，或者说，在体制的碾磨之下，陈同年已经失去了以争强斗狠来求得问题解决的勇气，此时的他也只能将索回土地的期望寄托于那并不怎么可靠、按镇村干部说来则是完全无望的司法裁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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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陈同年也可以无视法律的裁判，不去理睬法院做出的要他赔偿对方230元经济损失的判决。对于这一点，对方的确也没有什么办法，到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费时费力，显然得不偿失，而且也同样未必有效。可那对陈同年来说又顶什么用呢？相对于1.9斗土地，陈向辉才不会真的稀罕这230块钱呢，你不给正好，这不又找到了不归还土地的理由？于是，陈同年发现自己当初一步走错，如今步步被动，法律这一现代性的武器似乎并不能有效地帮助自己解决问题。而这一起不大不小的土地纠纷看起来也如同农村日常生活中诸多不易解开的纠纷一样，还得继续去经受时间的碾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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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家现在执行严控土地的政策，园区的开发实际上已经陷入停顿，要像潭湖对岸的君山和龙岛那样获得开发的机遇，恐怕得等到下一轮开发高潮的到来，洲头显然已经搭不上现在这班车了。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就是一个机遇，撞上就发了，错过就只有等下一次，而下一次是什么时候也不知道。汪书记有些无可奈何，他不知道自己这个书记还能不能当到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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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有权就有威，在位能做事”，所以，无论是出于一种精神和事业上的寄托，还是出于利益方面的考虑，他都希望这个地能够在自己的手上卖出去，开发能够在自己的手里搞起来。但是，如今这件事情好像也已经由不得他个人做主，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也已经不是由区里的领导说了算，大的经济环境和政策限制了洲头村的发展空间，只要这一点不变，洲头的开发也就不可能有大的突破。所以，汪书记难免有些沮丧，这缺乏热情的背后，实则也是出于对大局无法把握的一种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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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了2004年的年底，又听老罗来电话讲，石场业主们又“翻翘”了，他们又组织了第三次上京，还去了17个人。业主们仍然坚持要赔偿固定资产，还提出要房屋撤迁补偿，因为当初在石场建临时住房也是生产的需要。看来，业主们好像不是在屈服，而是改变了博弈的策略，既然不能一步到位，就步步为营，一点一滴地蚕食，先签字，等把政府答应给的补偿款拿到手之后，又提出新的要求，逼政府做出进一步的让步。业主们开始玩起“不守信用”的游戏来了，而回忆起来，这似乎还真的就是他们的一种有规律可循的抗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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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纠纷仍然没有结束，业主们仍然不愿意放弃，但是，当政府当真不准备让步时，业主“不守信用”的游戏，也可能根本就不会产生什么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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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这个检查是真的，它也蛮真，是假的，也蛮假，就看你怎么看了。说是真的，是因为即使被检查者有些弄虚作假之处，但在大原则上还是没有犯规，基本的硬指标肯定能够确保，而且，通过这样反复的检查，形成一种持久的压力，也的确能够促进工作。如果没有检查督促形成的压力，依中国人的品行，还真难保证能够做好工作。这些年的轻松，其实也正是得益于前些年的高压。所以，上面就是知道你在小节上有些虚，他也相信检查对于督促工作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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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为什么又说有假呢？就是说在技术细节上，有的东西实际上是很难做到精确的。现在的人口流动很快，有的指标，如计划生育优质服务的一些指标，实际上是不好统计的。上面也不可能不知道许多数字有水分，但他仍然鼓励你通过这种作假去得高分。人都有虚荣心，你受到鼓励，得了高分，下一次就没有台阶下了，就要继续重视，继续追求完美，这样，他的目的也就达到了。上面说我们‘有完美意识’，其实他这种检查机制本身就鼓励你去追求完美，去创造完美，他就是知道你在作秀，但戏做得真了，也就达到了目的，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让你去认真对待，不得马虎。所以，检查本身就是推进和督促工作的一种手段。不检查，有的事情就落不到实处，不仅计划生育工作是如此，其他工作也都是如此，什么是国情？这就是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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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干部在日常行政中主要不是依靠行政命令，而只是以行政命令为底色，依靠各种面子与人情资源来推动行政运作。而这里还要特别说明，这一互动特性所反映的并不是村民自治制度设计在人际关系上的体现，而是基于官民互动中村级组织作为政府与农民的居间者所具有的特殊位置和他们在连接国家与底层关系时所发挥的特殊作用，是政府体制性权力对村干部作为乡村社会“经纪”地位的实际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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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任务靠‘擂’，农民的事情靠‘媒’。
- “擂”内含着诸多非制度化的人为之力，也就是说，“擂”所依凭的绝不是简单地将任务往下压，不是简单的科层化命令式作风和文件制作术，尽管“擂”离不开行政指令和文件传输，但指令和文件在更多时候所体现的只是一种行政运作的合法性依凭，而非推动工作的基本手段，若论及推动工作的基本手段，就主要还得依赖于人力的推动。在这种推动之中，除了层层传递压力的基本一面，也包含了通过“媒”来增加的压力传递，可以说，“媒”本身也就是一种“擂”的艺术。
- 在乡村的互动中，“媒”首先就是乡镇干部与村干部打交道的一种基本方法，即乡镇干部依靠特殊主义与人本取向的人际交往和感情投资，与村干部建立感情和友谊，并且在强调感情与友谊的基础上，将政府对村庄的公事转化为乡镇干部对村干部的私事。
- 开发征地之中，为让农民接受政府提出的补偿价格而对农民展开的种种工作，诸如请客吃饭，施以小恩小惠，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方式在私底下多给个别意见领袖（或也可称为“刺儿头”，这主要看评论者站在哪个角度看问题）一些补偿，以化解农民的集体抵制等，无疑都属于“媒”的范畴；为防堵上访，通过各种关系消解农民的抗争意识也是一种“媒”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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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的印象中，示弱总是与顺从相关联，但是，当农民有意识地将示弱作为一件武器加以运用时，它所要达到的目的却恰恰可能就是要规避顺从。农民的示弱可以细分为两种形式：
- 第一种形式是以示弱博取同情，让可能出现的“恃强凌弱”因为忌惮道德上的自我否定而消解，甚至也让弱者有机会解脱社会义务，例如由此得以减免税赋。
- 第二种形式是“以弱逼强”。“反正我没有钱，就这么了，看你能把我怎么样？”采取这一手段应对经济汲取的农民在物质生活状况上未必真的极度贫穷，但他们在个性上一定要足够强悍，眼界也要充分开阔，他们知道自己不会因为相应的行动而付出代价，因此，他们往往会主动利用政府在体制和政策方面的错位，将示弱作为逃避社会义务和责任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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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既往的乡村政治研究中，农民作为社会弱势的蛮与狠的一面是不入学术视野的，也就是说，在学者的头脑里根本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存在，即使有，他们也将其归入少数人违法乱纪的另一类序列中去思考，而不会将其视为现时乡村政治的一道常态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