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

赫布·柴尔德里斯 著，杨益 译，《学历之死：美国博士消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9月，ISBN: 9787208181632 对于现代教育而言，“大学”的理想目标及其现实困境始终是学者们讨论的热点话题。在《学历之死：美国博士消亡史》一书中，作者赫布·柴尔德里斯就从非终身制大学教师的角度切入，描绘了即将入行的教师如何进入到不同层级的教育体系，为我们展现出大学这座象牙塔中的金字塔结构。 正如柴尔德里斯所展现的美国临时教师与学生所遭遇的困境，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普通人手里的牌就是这么烂，除了精打细算还能做什么”的“功利主义”指南，也展现出了考生和家长们不得不面对的阶层分化现状——对于普通家庭而言，分数是报考学校与专业的基本条件，专业与就业密切相关，而就业与收入才是学子们寒窗苦读的朴实追求。 从这本书中，我们能看到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历史与当下的对比、高校与教师的博弈，也能看到这一行业曾经的幻梦落下帷幕，准备迎接前方的危机与挑战。 在高等教育领域，阵容强大的“临时教师”被冠以五花八门的称谓：兼职教师（adjunct faculty）、兼职讲师（part-time lecturer）、访问学者（visiting scholar）、博士后研究人员（postdoctoral fellow）、实践类教授（professor of the practice）、驻校艺术家（artist in residence）。它们掩盖了一个万变不离其宗的隐性条件：根据课程或学年需求得到工作，不保证长期聘用，报酬常常少得可怜，且不享有任何福利待遇。文雅的措辞使人们越发看不清事实的真相，我们不妨直截了当一些：大学教师的工作，本质上变成了一份“零工”（a pickup job），就像给优步（Uber）当司机，或是在“跑腿兔”网站（TaskRabbit）接单一样，本质上毫无区别。 “终身教职”一词本身就足够吸引人了——考察期满，保证录用。更重要的是，“终身制”这个称谓意味着，学校在乎他们，所以会为他们的职业发展进行投资；信任他们，所以把开启“学术自治”之门的钥匙交到他们手里。 中产阶级院校效法此举的同时还另有他法。它们推出研究生课程，吸引最有诚意的那些学生，让他们再花2—3年的时间来证明自己的实力（学生发现学士学位已经不足以使自己从一大群就业者中脱颖而出，因为在25—29岁的青年人中，已有超过1/3的人拥有本科学历）。 这就是为什么最近几年有这么多院校将校名从“学院”改成“大学”：大学才能开设研究生课程，而研究生课程正呈上升趋势。在过去20年里，拥有硕士及以上学历的青年人数翻了一番，现已超过10%。 为了追求更高的教育质量，花费更多的钱总是可行的。于是，学校总是不断地提出新的课程方案，然后想方设法地为其买单。幸运的是，有无数个人和机构（或多或少）愿意慷慨解囊。 科研资助与上述情况大同小异，它也是一个努力让大学进入公众视野的过程。和橄榄球队一样，除极个别顶尖院校项目外，其余那些科研资助项目通常也无法自负盈亏。俄亥俄州立大学前任校长卡伦·霍尔布鲁克（Karen Holbrook）曾在2014年写道：“大学科研的实际成本，与支持大学科研的可用资金之间存在巨大差距。研究人员需要更多的行政及财务管理的支持，这意味着需要挖掘新的外部资金渠道来支付间接费用，包括人手、器材、教育资源、差旅费用等。” 这说明养一只会下金蛋的鹅是要下血本的。 高等教育体系中的“种群死亡”也是无数决定带来的结果，每个决定本身都有理有据，但最后却造成某一种群的生存危机。我们培养的学术新人太多，派上用场的却太少。

吴思 著，《血酬定律》，语文出版社，2014年5月，ISBN：9787802411197 血酬定律有三个要点： 一、血酬就是以生命为代价从事暴力掠夺的收益。 二、当血酬大于成本时，暴力掠夺发生。 三、暴力掠夺不创造财富。 在暴力掠夺发生时，人类必定权衡成本和收益。成本至少有四类： 1、良心。同情心和正义感。 2、机会成本。在权衡中，与卖命并列的还有卖力、卖身和卖东西等选项，人们会比较血、汗、身、财的付出与收益。 3、人工和物资的消耗。 4、暴力对抗带来的风险。无论是暴力镇压，暴力反抗，还是暴力掠夺者之间的竞争，暴力掠夺都要面临一定的伤亡风险。 强盗、土匪、军阀和各种暴力集团靠什么生活？靠血酬。血酬是对暴力的酬报，就好比工资是对劳动的酬报、利息是对资本的酬报、地租是对土地的酬报。 消除潜规则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允许受害者监督控制官吏，而让羊群监督甚至控制牧羊犬是很危险的，是可能导致变天的。正如老子和韩非所说，官爵赏罚和军队一样，乃“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低水平的马贼，拦路抢劫，打家劫舍，收入不稳而且风险巨大，这是性命与钱物的直接交换，属于破坏性比较强的低级阶段。高水平的马贼，发出通知（喊票），立下规矩，坐等人家纳贡交费，与官府收税相似。此时，性命换来的乃是一种制度，这是收入稳定而且破坏性较小的高级阶段。 顺便再提一句，海瑞借用孟子的话“非礼之礼、非义之义”来形容的东西，正是我努力描绘的潜规则。此时的海瑞已经明白了，他抵制和对抗的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犯罪行径，而是另外一套规范着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并且获得双方认可的义礼体系。海瑞强调了这套规则与正式规则的不同，但是他还没有找到一个简明概念。 于是，形格势禁之中，县官的真实身份也势必改变，成为他本来不应该是的东西。那么县官不是县官又是什么呢？海瑞的结论是：“县官真做了一个驿丞（招待所所长）”。 徐霞客是我们的文化精英，但《徐霞客游记》也难免凝结着我们潜规则的文化传统。他旅游的许多费用，就是凭借捆绑和鞭挞的官府之威，违反中央规定，转嫁到了农民身上。在躲避逃亡的农民眼里，这等横吃横喝的过客无异于黑帮。 “灰牢”就是非正式监狱的意思，这是我杜撰的词。我经常犯杜撰新词的毛病，其实也是被逼无奈。按照法律法规，这东西不该存在，不过考察历史和现实，这东西又随处可见，而且各有公开认可的名称，并未躲躲闪闪。这种说黑不黑、说白不白的东西见多了，想给个统称，一时又找不到，只好临时杜撰一个。 看了上述故事，自然可以明白小黑屋和学习班是什么东西了。那是一个权威部门用来关押“有过失”的人的地方，在这里，关押是强制实施的，是作为惩戒手段使用的，是对人身自由的剥夺。具有这些特征的地方正是监狱。然而，乡镇政府和管理区属于行政部门，没有权力建立监狱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因此我们又不好称之为监狱。如果不叫“灰牢”的话，我们就只能向当地人一样称之为学习班或小黑屋。 专门研究延安时期的学者朱鸿召和我谈起过当时常用的一个手段，就是把人扣下开会学习，不转变立场不放人。他提到1942年10月召开的一次西北局高干会，毛泽东作开幕报告，为了让那些与毛主席不是一条心的人转变过来，会期竟长达88天，不转变就不散会。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立刻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猜测那些被扣下的领导该如何打小算盘：脱离权位越久，自己的影响就越小，被别人代替的可能性就越大。再不转变，想闹二心也没本钱了。 农民天经地义的观念并没有明显变化，干部方面却有变化。他们要盖超标准的办公楼和宿舍楼，要买高级小车。天经地义应该由政府出面该做的事情，譬如蠲免赈济，却公然撒手不管了。 据1926年3月《东方杂志》报道：“四川自军兴以来，各种税捐，如云而起，或原有其税，从而加重；或同一税捐，重复征收；或就驻所区段，各立关卡；或藉各种名目，巧为搜括。就其取费之名称言之，有护送费、江防费、送船费、护商费、验放费、船厘、团防费、清乡费、估本费、验船费、统捐费、护农费、红十字费、落地费、临时军费、盖戳费、划子费、公票费、乐捐费、兴学费、出口税、抵岸费，其他名称，不一而足。 由此看来，中国人民挂洋旗，入洋教，确有一番不得已——这是寻求不被人任意宰割的基本权利，寻求对人民负责的政府和军队。 现在的问题是：洋旗的价值应该如何定性？换句话说，洋旗带来的钱，到底属于什么钱？属于劳动报酬吗？属于土地厂房之类的租金吗？属于投资或存款的利息吗？ 在我看来，这笔钱应该叫法酬——法规或制度造成的收益。 在潜规则当中，谁最有动力和能力消灭潜规则？当然是受害的一方。受害者便是被搜刮的百姓，他们人多，眼睛多，感受深，坑害他们的坏事很难逃过他们的眼睛。一旦官员的命运和前程掌握在他们的手里，潜规则发挥作用的空间必定大幅度下降。这就是消除潜规则的关键。

吴思 著，《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15年11月，ISBN：9787309063660 长话短说。我跟踪此事达数年之久，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不是我最初想象的道德善恶问题，我面对的是大多数人处于一种利害格局中的寻常或者叫正常的行为，它基于大家都可以理解的趋利避害的现实计算。不触动这种格局，报道或调查通报乃至撤职处分，说好听点也不过是扬汤止沸，在我的个人经验中，由于扬汤的勺子太小太少，连止沸也办不到。后来，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化肥供应增加，政府退出，市场放开，现在化肥供求起伏波动，时常过剩，市场的供求规则取代了官场潜规则。 收入本书的这些随笔，大体都在讲中国传统社会是如何“淘汰清官”的，解释清官为何难以像公开宣称的那样得志得势，为何经常遭遇被淘汰的命运，以至青天大老爷竟成为我们民族梦的一部分。 他这种进退自如的处境，用古代民间谚语的话说，叫作“官断十条路”——案情稍有模糊之处，官员的合法选择就有十种之多。怎么断都不算错。 段光清的哥哥接受建议，召集同乡开了会，果然大家踊跃掏钱，贼开花的问题就这样得到了双方满意的解决。 经过调查，张集馨发现，那些白交还要遭受两重刁难的号草，按规定竟要由政府向民间购买。国家规定的收购价格是一文钱一斤。折算为现在的货币和度量单位，大概就是两毛多钱一公斤。当地每年收驿草十多万斤，财政拨款将近人民币两万元，但是这笔钱根本就到不了百姓手里。张集馨写道：“官虽发价而民不能领，民习安之。” 我有点不满的只是他们收了钱还要拖你半年以上，不催几次，不走后门，安装工人就不来给你装。我当时也知道安装工人上门，按规矩还要塞给他们一二百元的辛苦钱，至少要塞他们两条好烟，不然装上了电话也未必能接通。就连这笔费用我也愿意掏，只要你别再没完没了地拖下去。我认可半年的拖延，也认可辛苦费，如果电话公司强迫我买他们的电话机，我也准备认可。这就是我眼中的第二等公平，也是我真正指望的公平。在整个过程中，一切都是我主动的，并没有人拿刀子逼我排队装电话，更没有人逼我往工人手里塞钱塞好烟，我愿意认账，我也不会告状和揭发。 不公平的感觉是一种易燃易爆的危险品，几个好汉在公平奇缺的世界上敲出了几颗火星，全中国便翻卷起逼人的热浪。令人感叹的是：太平天国实际展现出来的内部关系，与他们那面漂亮旗号的差距，并不比《大清会典》与黑秤的差距近多少。 更明白地说，一个变质的政府，一个剥削性的越来越强，服务性越来越弱的政府，自然也需要变质的官员，需要他们泯灭良心，心狠手辣，否则就要请你走人。这就是此前300年陈奉与冯应京相替换的背景，也是此前1700年司马直自我淘汰的背景。在这种背景下，清官和恶棍的混合比例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定向选择的结果。恶政好比是一面筛子，淘汰清官，选择恶棍。 在权力大小方面，皇上处于优势，官僚处于劣势。但是在信息方面，官吏集团却处于绝对优势。封锁和扭曲信息是他们在官场谋生的战略武器。你皇上圣明，执法如山，可是我们这里一切正常，甚至形势大好，你权力大又能怎么样？我们报喜不报忧。我们看着领导的脸色说话。 清朝官场通行的送礼名目叫“三节两寿”。三节是指春节、端午和中秋，两寿是指官员本人和夫人的生日。 我效法古人任命官员，将他们派往全国各地。没想到刚刚提拔任用的时候，这些人既忠诚又坚持原则，可是让他当官当久了，全都又奸又贪。我严格执法，决不轻饶，结果，能善始善终干到底的人很少，身死家破的很多。 理解中国历史和国情的关键，恰恰在于搞清楚隐蔽在漂亮文章下边的实际利害格局。没有这种格局的保障，那些规定不过表达了政府的善良愿望或者骗人唬人的企图。 “潜规则”本来就是对一种大家并不陌生的社会现象的提示，这个词可以唤醒各种各样的个人知识，启发有心人继续探索，给出定义反倒有僵化之虞。定义不过是一块垫脚石，彼岸莽莽社会丛林中的真实生态，才是真正要紧的关注对象。 下边是我想到的垫脚石： 1、潜规则是人们私下认可的行为约束； 2、这种行为约束，依据当事各方的造福或损害能力，在社会行为主体的互动中自发生成，可以使互动各方的冲突减少，交易成本降低； 3、所谓约束，就是行为越界必将招致报复，对这种利害后果的共识，强化了互动各方对彼此行为的预期的稳定性； 4、这种在实际上得到遵从的规矩，背离了正义观念或正式制度的规定，侵犯了主流意识形态或正式制度所维护的利益，因此不得不以隐蔽的形式存在，当事人对隐蔽形式本身也有明确的认可； 5、通过这种隐蔽，当事人将正式规则的代表屏蔽于局部互动之外，或者，将代表拉入私下交易之中，凭借这种私下的规则替换，获取正式规则所不能提供的利益。 在潜规则的生成过程中，当事人实际并不是两方，而是三方：交易双方再加上更高层次的正式制度代表。双方进行私下交易的时候确实是两个主体，但是，当他们隐蔽这种交易的时候，就变成以正式制度为对手的一个联盟。隐蔽本身就是一种策略，这种策略的存在，反映了更高层次的正式制度代表的存在。 张献忠凭什么理由进行这等规模的大屠杀呢？张献忠在成都立过一块七杀碑，上边刻着他的理由： 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 原来，大屠杀也是以天道为根据的，而且仔细想想，张献忠的推理并未违反逻辑。天道居然可以被合乎逻辑地打扮成这副凶相，不能不叫人刮目相看。 这些年我们老说假货泛滥，以为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似乎过去就没假货，至少是没有那么多假货，看来这是偏见。实际上，不仅我国制造和贩卖假货的技艺高超、历史久远，假货的普及程度恐怕也不在今天之下。 我猜想，古今中外的地摊和行贩行为都差不多。大店名店则另是一路。造成重大差别的不是时间、地域和民族，而是具体的商业制度。 当时的心理似乎就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人类不懂的东西很多，别真出什么事。这是一种非理性的恐惧。这种恐惧和担心，直到我过了二十五岁才彻底打消。当然，什么事也没有出。可是这种预言对我内心的影响却是真实有力的。将心比心，我估计深受算命看相之类的预言影响的人，数量不会太少。 说规章制度和执行情况都很严格，但是你不可能整天盯着她。只要有一点空子她就贪污，而一点空子也没有是根本不可能的。我说你为什么不逐步换人呢？他说换过人，新来的还是这德行。这时我想起了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定：人是理性自利的，人们都要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只要贪污的风险不大，贪污就是他们的最佳策略。我说，那你就认帐吧，她们贪污是很自然的事情，别大惊小怪的，这是你必须付出的成本，只要别太过分就行。你就把这笔钱当成管理费用吧。他想了一会，说，也只好如此了。 我们还没有建立一个能够保证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人间制度。我们看惯了好人倒霉和恶人得势。这就是“迷信”生根开花结果的沃土。“迷信”斩钉截铁地告诉你，天下的事情终究是公平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善行必得善报，恶行必得恶报。现世不报来世报，活着不报死了报。所以马克思说，宗教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对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社会来说，秦帝国的建立结束了长达数百年的战乱和半无政府状态，为社会确立了秩序，展现了结束无休止的征战的希望，因而深受欢迎[94]。但是，帝国制度在解决老问题的时候又造成了官僚集团瞒上欺下追求代理人利益的新问题。同时，帝国无可匹敌的强大导致了统治集团不受制约的自我膨胀，导致了对被统治者的过度侵害，自耕农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被沉重的劳役和刑罚制度所取代，帝国的根基破坏了，秦帝国二世而亡。 帝国制度是在多种暴力-财政实体并存、优胜劣汰的环境中逐步建立和完善的组织形式。这套制度调动资源的能力、战争能力和稳定程度接近了当时的生产和技术条件所允许的最大化。这是一套经过上百个国家二十多代人断断续续的积累和摸索，将不同领域和不同层次的制度组合匹配而成的高效率的体系 在统治集团眼里，他们与物质生产者之间的关系，类似牧人与羊群的关系，而羊群对生长条件的要求、羊群的好恶和承受能力对牧人的行为是有重大影响的。为了长期利益的最大化，牧人必须约束自己，必须付出努力，提供并维护羊群的生长条件。 官僚代理人的个人利益与帝国和部门的利益也远非一致。他们扩张自身特殊利益的形式，体现为税外加税、费外加费、层层加码的一套潜规则体系，一套通过自身的膨胀而架空了统治集团对被统治集团正式承诺的体系，一套并不明说的、由各种利害主体在实际生活的冲突中挤压出来的、勾勒出真实的人际关系和集团关系边界的规则体系。 小农经济对贪官污吏的耐受性很强，对帝国官僚制度的适应能力很高，直接结果便是支持了帝国的统治方式——就好像耐粗饲的家畜品种支持了粗放的牧养方式一样，小农经济也支持帝国粗放迟钝的管理，并且间接抑制对帝国统治方式的耐受性较弱的工商集团的发育。 帝国制度轮回十余次而基本结构不改，根本的原因，是不能形成冲出农业文明的力量。因此既不能解决人口与资源关系的长期性问题，也不能形成构造新型政治均衡的社会力量，从而解决统治集团堕落的周期性问题。小农经济的基础不变，诱导或胁迫帝国制度发生根本变迁的利害格局就不能形成，王朝循环就不会终止。

卓克 著，《我们脑中那些挥之不去的问题》，机械工业出版社，2019年6月，ISBN: 9787111622222 03 转基因三文鱼是一场阴谋吗？ 作为现代人，我们如果非常担心，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找到专业机构对这些风险的评估结论。如果发现这些新事物的风险并不高于生活中对应的传统事物，那就放心接纳新事物吧，因为它们可以带给我们更多益处。可我们更经常见到的是盲从的人，从旁观者的角度看，他们实际上采取的是不同标准，比如他们担心基站天线的辐射，却享受在阳光下散步，他们不知道阳光的辐射比手机高成千上万倍。 07 什么样的星球上才会有高级生命？ 总之，我们目前对生命的理解仅限于地球。接触过统计学的人都知道，根据小样本做推理得出的结果大都错得离谱。有时候科学探索的模式好像分形结构，资料匮乏时有相当多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但随着资料丰富起来，问题未必就逐渐消失，相反，往往还有新的问题在越来越细枝末节的层次上生长出来，站在每个知识点上面对的未知都是相同的。当然，这些不断出现的悬念才是科学探索的魅力。 12 假如地球上没有光合作用会怎样？ 地球历史上大气中含氧量变化很大，虽然有很多不同模型估测含氧量，但大致结论是一致的：从5亿年前到今天，含氧量变化从12%到35%，当前是21%。 我们在能量上对比了无氧呼吸和有氧呼吸放出能量的效率，两者差异巨大。能量在食物链上的传递存在转换效率。如果每一级的效率只有2%，那食物链可能总共只有2级；如果每一级的效率有40%，那食物链可能会有4～5级。所以地球早期没有复杂动物，有复杂动物就说明有氧呼吸是主要生存模式了。 13 如何理解引力公式？ 公理是人类认知上最基础的一级，没法再追问公理为什么是正确的。 物理学家是在公理的基础上进行测量和研究的，他们是“最激进的保守主义者”。这句话是一个曾经参加过曼哈顿计划的美国物理学家惠勒说的。物理学家的保守体现在：大部分人都会尽量使用现有的理论做研究，直到新的发现用现有理论实在不能解释了，误差实在大到无法接受的地步为止。这就是一种奥卡姆剃刀的精神：如无必要，勿增实体。 那么牛顿的时空观错了吗？没有错，只是牛顿提出的时空模型在更精确的测量中不那么准确了。现在科学家使用广义相对论这个模型可以更好地吻合测量结果。所以，我们的真实世界既不是牛顿描述的那样，也不是广义相对论描述的那样。那真实世界是怎样的呢？这样的问题没有多大意义，因为我们测出什么样，它就是什么样。我们不仅要测量，还寄希望于找到一套理论可以圆满地解释测出的所有结果。 所以，如果你对“世界是什么样的”“什么是存在”这样的问题感兴趣，了解当前物理学的理论、知道如何测量、学懂数学是最有效率的方式。 14 电火花是怎么产生的？ 哪些系统是科学无法解释的呢？它们大都拥有以下特征：目标不易测量，结果受多种因素叠加的影响，而且叠加效果并不是线性的。那些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现象都是这样，而研究者一旦有了分析非线性系统的方法，这些学科也会出现突飞猛进的发展。 15 为什么会堵车？ 我们再回到特大城市的交通问题上。城市的道路资源有限，车辆太多是一个重要因素，但不遵守交通规则乱开、乱骑、乱走的人是破坏秩序的根源。而且只要20个人里面有1个破坏了规则，就会让这个城市整体的交通图景一团糟。实际上不严格遵守交通规则的人比例远远高于5%。看看那些电动车闯红灯、非机动车道随便停车，还有见到前车减速就来回变道的情况，就能对这一比例有一个了解。 到底本质问题是什么呢？是人口问题，开车上路的人太多了。有交通部门通过摄像头统计过高速公路上的车辆，70%的车是单人驾驶。这个比例在市区也大致类似。留出安全行驶的距离后，一辆车行驶时需要占用30米×6米的路面资源，停车时需要占用7米×4米的路面资源。而这么大面积大多数时候仅仅解决了一个人的出行问题。 秩序既包含井然有序，也包含乱成一锅粥。不论哪种局面，都是系统里众多个体按各自规则行事后，全局所呈现出的样子。 在系统中个体与个体之间还会互相影响，这种影响的大小不但难以测量，而且还经常非线性叠加，这就增加了用科学原理解释秩序形成的难度。 在社会生活中出现的秩序有两个重要的成因：一个是自上而下的，一般是规章制度、法律条文；一个是自下而上的，一般是个人意愿和行为习惯。两者共同塑造了秩序。如果一定要分出先后，我认为个人习惯和意愿比规章制度出现得更早。法律是这些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用比较精准的语言抽象出来的文字条款。道德也是在这个抽象化的过程中产生的，只不过底线比法律要高。 16 为什么净化器上的PM2.5数值不准？ 空气净化器并没有很高的技术含量。如果你拆开过净化器，会发现它主要的功能是通过风扇+滤网来实现的，但这只是其中一类净化器，叫滤网式净化器。滤网式净化器中空气经过滤网完成净化，所以风扇必不可少。这种滤网叫HEPA滤网（HEPA是一种净化标准），全靠它过滤PM2.5颗粒。只要符合HEPA标准的滤网，各种品牌的净化器都差不多，就算把HEPA滤网绑在电风扇上也照样可以起到净化的作用。 看完以上的介绍，你可能觉得那些售价1000元以上的滤网式净化器都不太值，其实它们卖得贵还是有道理的。首先就是那个塑料外壳，想充分利用滤网的每个角落就需要设计一个良好的风道，让滤网的每个区域都能均匀地出风，这个目标就要通过外壳来实现。此外，净化器工作时要想静音，风扇转速和噪声的控制就需要更智能。这些功能都是有成本的，尤其是把PM2.5数值测准并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远不如测量电压、电流这些参数简单。 原因是它们采用了最便宜的方式，也就是利用红外光散射法测试PM2.5。这种测试仪的腔体内有一个LED灯头，它发出950纳米波长的红外光，比人眼可以见到最红的光波长略长一些。红外光照射到腔体内空气中的微小颗粒会发生散射。从宏观上看，散射就是光线不沿着光路入射、折射、反射，而是向四周各处发散，所以我们在入射光和障碍物这条光路之外一个偏转角很大的区域安装一个探测器，这个探测器专门收集散射过来的光信号。 这种测量单位是多少“个”颗粒，但PM2.5数值的单位是微克每立方米，所以还需要把颗粒的个数通过一个公式换算成质量才行。这是一个经验公式，通过大量统计规律可以找到公式的系数。 你是不是觉得美国大使馆公布的数值很可靠？也不尽然。他们的仪器虽然很先进，但先进的仪器也需要专业的人员来维护和校准，不同环境下的零点值是不同的。美国大使馆公布PM2.5数值的大小、时间间隔、测试仪安装位置，全都违反了测试规范。从这个角度看，我怀疑美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可能没有能力对他们的仪器进行校准。该仪器的校准十几天要进行一次。所以，即便是美国大使馆这种机构公布的数值，我们也不用迷信。 我们在媒体上经常可以看到某某产品的评测，但很少有文章能说出真正的缺点。总体上看，99%的文章都是软文。也就是网站和厂商签了广告年单，年单里除了约定有广告位露出外，还会承诺新品评测文章的数量。这样的评测肯定以突出产品特点和提升品牌美誉度为目的，几乎不会说真正的缺点。但这只是新品评测说不到点上的次要原因，更主要的原因是评测人员并不了解工程细节。 每个产品领域的工程师都有一套“产品工作原理”。一个负责任的厂商会在原理基础上对产品进行定位，在功能上有所取舍。比如一些媒体评价某款新能源汽车单位距离下耗电量大，殊不知是因为厂家在使用体验和电池容量上做了取舍。 17 为什么很多事情找不到原因？ 这项统计莎士比亚著作词汇分布的事儿真的有人做了，最后得到β值等于1.132。这个分布图形如果按我刚刚说的规律画出来，和各国GDP的图像是一致的。而这个规律不论你多么熟悉莎翁的作品都是想不出来的。数据的这种分布规律有个专有名词，叫幂律。幂律分布就和我们刚刚说的泊松分布完全不同了。如果我们再把莎士比亚著作中的词汇频率统计加和一下，就会发现20%的单词用掉了全部著作80%的篇幅。这就是著名的二八定律，比如：20%的人占据了80%的社会财富，20%的人喝掉了80%的啤酒，公司里20%的人做了80%的具体工作，20%的畅销书占据了80%的市场。而这背后的规律就是因为这些东西按幂律分布。 还有一些你根本想不到的场景中存在幂律，比如微博上转发次数的排序、森林火灾、大洪水、地质灾害，它们发生的规模和频率也一样呈现幂律。我们经常会花时间和精力分析一个特殊事件——有时候是天大的好事，有时候是天大的坏事——发生的原因，总结经验，希望今后再次成功；或者吸取教训，希望今后避免。这是因为作为灵长类中的人类，我们十分渴求规律，我们需要把事物简化，好让信息进入大脑。想记住完全随机的信息是件极其困难的事，所以找出引人注意的大事件发生的原因是我们的天性。但其实很多大事件的发生没有特殊原因，只不过它们在幂律下必然会发生。 刚刚我们说了，对符合幂律分布的事件而言，通过找平均值来解决问题是没希望的。但至今关于幂律分布的知识还没有出现在教材中，这主要是因为凡是和幂律相关的事情往往包含非常复杂的过程，我们甚至没法收集完整数据，比如地震、火山爆发。另一个原因是幂律往往包含人的因素，大都不是理工科的研究对象，文科类专业即便学统计学也不会比理工科更深入。幂律分布其实分析起来比较复杂，相当多种类的幂律分布是根本不存在期望值和方差的。而在统计学这门课中，核心内容就是期望值、方差、线性回归之类的内容，所以导致不少人对幂律不熟悉。 我们在生活和工作中总是避免不了用非理性的习惯去找原因。那么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考虑呢？我们怎么做出一件轰轰烈烈的事情？比如不少人在公司负责新媒体的运营，希望早点出现单篇阅读量10万+的文章。通常的做法就是，搞个抽奖活动或者多发文章，但这些不能常态化的做法收效甚微。这时我们不妨想想沙堆的例子，沙堆之所以会有大型崩塌，并不是因为落下来的那粒沙子比其他沙子重、下落速度快，而是因为之前每一粒沙子之间有紧密的摩擦关系，是所有沙子共同的作用让它们在地球的重力场下形成了一个沙堆样子的东西。只要沙堆出现了，在你洒沙子的过程中，总有机会形成一次大型崩塌。如果这些沙粒之间没有紧密的作用，而是像水一样平铺开来，就很难有崩塌出现。新媒体运营也是如此，产生巨大的传播效果就好像让沙堆崩塌那样，当你每篇文字都能激起读者的共鸣，你就一定程度上轻轻地把读者联系起来了。当你写出很多这样的内容，你的沙堆就会越堆越高并最终崩塌。任何一个做得好的公众号都有这样的特性。这种分布规律形成了，就不用担心没有流量和传播效果了。 幂律无处不在，但它在生活中很多地方经常以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现，有时候甚至可以告诉我们一个更深一层的道理：很多看上去不得了的事情，它的发生并没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理由。知道了这一点，我们就能更坦然地面对大事件，而不会经常陷入一些无意义的思考。 当一件事情发生，尤其是当这件事已经是灾难，或者已经极为显著而不能忽略时，我们总希望找到原因。找原因的念头有时候非常强烈。但这篇文章就专门列举了很多服从幂率分布的场景，在这种条件下，根据传统思路去找原因一定会失败。 幂率分布什么时候会出现呢？在样本的分布不独立，即互相影响时。这一点是复杂系统通常都具有的特性。复杂系统很难建立数学模型，只有在某些特殊条件下才能进行分析。什么是复杂系统？比如人群的行为就是。每个人如何行事，不光由他自己当前的状态决定，也由周遭其他人的行为决定。所以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听上去好像是文科，其实它们在科学化的方向上有极大发展空间。 科学不能解释的很多东西都是因为它们属于复杂系统。这种复杂系统在短期还可以模拟，长期演化下则没有数学模型可以预测。所以，凡是能对复杂系统中出现的事件煞有介事地分析出其中原因的，都不可信。有时候那些分析貌似极有道理（比如股票预测），但其实只是另一种形式的心理安慰。毕竟给一个显著的事情找到原因，心里会感觉踏实些。 一件事的发生有时候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能坦然地接受这样的结论会让我们内心多一分平静，这可能是这类思考方式带来的直接好处。 18 锂电池应该怎么用？ 移动设备里大都只有一块锂电池，而且基本上都是三元锂电池。三元的意思是三种元素：镍、钴、锰。三元材料电池就是用它们做正极材料Li（NiCoMn）O2的。

邓云乡 著，《清代八股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1月，ISBN: 9787543453326 产生的基础 八股文是在中国语言、文字、考试制度等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萌芽、产生、发展形成的。没有特定的客观条件和历史因素，不可能有八股文。世界上其他语言条件、文字条件的民族和国家，不可能产生八股文。 八股文与科举考试关系之二 科举考试制度，给千百年来读书人，用现在的话说，叫“知识分子”吧，一个平等的竞争机会，而这种竞争是和平的，不是用暴力方式取得的。这样反过来又对社会、国家都起到一种重要的稳定作用，和平作用。 在几百年中八股文科举考试的竞争中情况多种多样，说也说不完。而其间最重要也最现实的，就是有的人少年科第，十分顺利，很快在二十来岁就考中进士，甚至得中三鼎甲。有的人就十分困难，进学成了秀才之后，经过好几年，才艰难考中举人，又过许多年，才考中进士，等到这时，人也老了。更有一些人，努力了几十年，却根本考不进，考不中，不仅进士、举人考不中，甚至连个学也进不了，岁数很大了，还是一个童生。 八股文与私塾教育 私塾的教育方法，真正能做到因材施教，因人而异。比如同时十来个学生，不但可以分别按不同程度读不同种类的书，比如三个读启蒙读物、《三字经》、《千字文》这类书的，两个读《论语》的，两个读《孟子》的，三个读《诗经》的，两个读《左传》的……都可以同在一个老师的教导下、一个房间中共同高声朗读。 老师点句领读、学生跟读之后，就是初步完成了教读的任务，然后学生自己去读，一遍又一遍，大概读一二个小时，然后按规定时间到教师前放下书，背转身来背诵。 学写八股文的过程，是分开来逐步学习这个格式的。先学写“破题”，然后再学写“承题”、“起讲”等部分，直到学会写完整的八股形式的文章，谓之“完篇”，这才算初步学会写八股文了。 八股文教育特征 传统习惯就是高声或低声诵读，总之是要读出声音来，这与汉语的声节特征有关，纵使重复几十遍、上百遍，也不会疲劳，而且易于记忆。这种方法，从很古就已形成，而且读的很节奏，有腔有调，即所谓“弦歌之音”。 即现代西方教育从启发儿童思维入手，而中国传统教育则是从利用儿童记忆力强、理解力差的特征入手，先强调记忆，从中国传统悠久文化讲，掌握中国传统文化，必须先学习读熟中国传统文化开始时，从无到有的几部经典古书。 经史典籍，学生自读。温习背诵，直接领会。思维训练，高速有效。扎实细致，自然学好。也就是：教师不大说话，最大限度发挥学生学习的记忆和思维能力，学生真正是自己学习。 历史作用试析 五百来年中，始终一致，这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朝廷统治、国家政治安定，又起到极为巨大的作用。这是有明、清史实足以证明的。 二是读好“四书”，才能作好八股文；作好八股文，才能考试得中；考试得中，才能改变社会地位，才能参加更高级的考试，才能作官。这样就所有读书人，都读“四书”，都读“五经”，国家鼓励这样做，社会上以此为荣，而且一延续就是几百年。 八股文教育的重点，大约是放在德育与智育二点上。德育是读圣人的书，受孔孟学说的影响，这在前面政治思想影响方面已说过，不再多赘。只说智育这方面，也可分为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是文化知识传授继承，识字、读书，读“四书”、“五经”，读唐诗，读《史》、《汉》，唐宋古文等等，以继承中国全部传统文化，一年一年，一代一代。这是知识教育，益于理解。二是思维的训练，这就是八股文教育更重要的方面。 命题作文，是限制思维的训练，即把作文人的思维限制在题目的范围内。而题目又出自“四书”的范围内，这就是更小范围的限制。而题目又多种多样，有的有内容、有话可说，有的却无内容，或过空，或过小，或不可理解，这样就把作者的思维限制在一个极小的圈子中。天长日久，这样习惯于这种思维的人，思维习惯，便易于集中。遇事不会漫无边际去乱想。 八股文的历史负作用 八股文最大的弊端还不在于读书范围窄、读书少，也不在于八股文全是空话和聪明才智之士，一生有用之精神，尽消磨于无用八股之中。更在于长期受限制思维之严格训练，思想习惯于束缚状态，天分极高之人，或能突破束缚，有超时之见识、应变之才能，而一般天分的人，思想只习惯于处在这样束缚状态之中，像孙悟空一样，在紧箍咒中大显神通。而各朝皇帝正需要这样的人，才有利于他的统治。 八股文在历史上是一种教育和考试的专用文体，它不是阐述各种学术观点的论文，也不是什么文学艺术作品，不能用《史记》、《汉书》、古人著述以及诗、词歌赋、小说戏曲和它相提并论。它所起的作用是文化教育、思维训练、考试选材等方面的作用。而所遴选的人才是为当时朝廷办事的官吏人选，并非专门学者，更非文学家、艺术家等等。

[加] 宋怡明 著，[新加坡] 钟逸明 译，《被统治的艺术：中华帝国晚期的日常政治》，中国华侨出版社，2019年12月，ISBN：9787511380326 导论 动员民众参军是国家不得不面对的最常见的挑战之一。在历史上的几乎每个国家中，都有一部分人或自愿、或不自愿地以当兵的方式为国家服务。如何动员民众参军？国家的抉择，对军队的方方面面——从指挥结构到军事战略，从筹措军费到后勤补给——均意义重大，亦深刻地影响着在伍服役的士兵。 本书讨论的是：在明代（1368—1644）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国家的军事动员决策所带来的影响。重点不在于相关决策造成的军事、后勤或财政后果，而是其社会影响，即军事制度如何形塑普通百姓的生活。 本书由四部分组成，每部分的空间和时间背景各不相同。第一部分的时间设定在明代军户制度创立伊始的14世纪末，地点则是明军士兵原籍所在的乡村。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的时间则来到15世纪和16世纪，主要探讨明代军事制度在进入成熟期后的运作方式。第二部分的故事发生在士兵戍守的卫所，第三部分的故事则发生在士兵垦辟的军屯。到第四部分时，我们会回到卫所，看看明朝灭亡后那里的情况。 第一部分 在乡村 重要的是，每个家族都会使用某种叙事解释他们的处境。我们要分析的核心问题是，他们为什么采用特定的叙事，而没有选择另一些叙事。 “入籍”意味良多。首先，它指一桩具体事项：家族之始祖（通常是生活在14世纪末的那位先祖）的姓名被记录在“黄册”（一种特定类型的官方簿册）里面。黄册一式四本，其中一本和其他官方文书一起收藏于后湖黄册库。该府库位于明初首都南京附近的后湖（今玄武湖）群岛上，以防失火。所有军户理论上都被录于黄册。还有一套名为“卫选簿”的文书，用来登记拥有世袭军职的军户。本书插图中有一页卫选簿记录，起首登记的户主是蒲妈奴。 我希望借助倪五郎的人生轨迹，揭示出该体制的四个要素：征兵与入籍制度、分派与调转制度、补伍与勾军制度、定居制度。在此过程中，我还将利用倪五郎的故事，解释我在本书其他地方使用的一些专业术语。 在本书中登场的大多数军户家族，都是明初军士的后裔。他们的祖先，要么此时直接被强征入伍，要么随着14世纪80年代的“垛集”征兵随家人一同成为军户，要么则是受封的世袭军。 “卫”是一个军事单位，最高长官为指挥使。一个“卫”，按规定应有5600人，下辖五个“千户所”，每个“千户所”各有1120人。 位于华中的河南固始县，共有1730个在册军户。他们的正军被分派到358个不同的卫所，如图6所示，这些卫所遍布全国各地。因此，至少在明初，整个军户制度正常运作时，云南一名正军的死亡，会引发勾军的官僚程序，最终导致四千多里地之外的某个河南军户遣人补伍。明史大家黄仁宇将明朝强征劳力的整个制度比喻为“从深井中汲水，不仅仅是一桶一桶地，也是一滴一滴地”。 具体到征兵制度，该比喻可谓十分切近。 但是，15世纪初，军队的官员发现，将士兵及军眷一道安置在卫所是件利大于弊的事。每当军队调至新的卫所，都会出现一大波逃兵潮。“因无家屡逃。”31鼓励士兵落地生根，或许有助于减少逃兵的出现。而且，军眷在卫所安家，当需要勾军补伍时，事情也会方便得多。如果能在卫所找到正军的儿子或弟弟，便会免去诸多烦琐的官僚程序。勾军官员只需给京师的黄册库和军户原籍的县令送去一纸公文，通知他们更新簿册即可。如此一来，向军户原籍发出勾军命令，在当地寻找补伍之人，再把补伍者送至卫所这一整套烦琐程序，便可统统免去。 另一方面，有明一代，数以千万计的军士并没有当逃兵。族谱透露出他们如何精心谋划补伍事宜，如何努力降低不当逃兵的代价，以及希望从中捞取怎样的好处。因此，族谱能够告诉我们军户制度在明代及其后所造成的更广泛的影响。 明初福建军户有三种应对征兵的基本策略，可以分别称之为“集中”（concentration）、“轮替”（rotation）和“补偿”（compensation）。它们不是互相排斥，而是互相重叠。许多家族会同时采取两到三种策略。“集中”策略，即家族的共同义务集中由一人履行。该人或代表自己，或代表自己的子孙，承担起整个军户的服役重任。我们之前已经见过“集中”策略的两个实例：勇于代兄从军的郑家次子，以及精明惜财的朱尚忠（当然，两人之所以形象迥异，是因为我们对前者的认识来自郑家的内部史料，而对后者的认识则来自谈及朱家的外部史料）。 在人类历史上，不计其数的国家会要求部分国民服兵役。无论在什么地方，士兵及其家庭都努力将服兵役的代价和不确定性降至最低，同时最大化所能享受到的种种特权。 一个家族，无论是独立军户，还是和其他家族组成复合军户，抑或拥有着多重户籍，其策略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将下述情况发生的可能性降至最低：正军因死亡、负伤、衰老或逃逸造成缺伍而军户却无法以最小的代价立即自动遣员顶补。 碰巧，有一个经济学术语很适合形容这类行为：制度套利（regulatory arbitrage）。它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被频繁使用。 “制度套利”指利用不同规管制度之间的差异，或者某人的真实处境与他在规制中的身份——规管制度对他的定位——之间的差异谋利的努力。在此不妨举一个非常简单的现代制度套利的例子：假设某人发明了一种新的草药配方，如果以之作为药物售卖，则会受到相应规管制度的严格约束；如果以之作为食品售卖，相应规管制度则宽松一些。因此，该人选择了后者，尽管他明知大家是以药用为目的购买配方。此时，他的所作所为就是制度套利（当然，导致房贷危机的行为比这个例子要复杂得多）。 当士兵被鼓励于卫所定居时，各方的利弊权衡出现了变化。定居政策的出台，旨在将卫所士兵更彻底地纳入国家结构之中，斩断他们与原籍之间的关系（即“解域化”），从而方便朝廷的调度部署，满足迫切的军事需求。但是，随着卫所士兵落地生根，建起新的社群，定居政策又反过来开启新的“再域化”历程。对原籍军户而言，关切的重点不再是出丁补伍，而是搜集证据，证明本户并未缺伍。 尽管远隔千山万水、世事变幻无常，军户的两支都希望与彼此搞好关系，最显而易见的目的是管控勾军的风险。 就这样，世袭兵役制度和安家卫所政策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鼓励相隔千里的宗亲长期保持联系。百姓绝对不是“自然而然”地希望维持这种联系。学者还将注意到，几百年后，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侨家庭也在设法保持与家乡父老的团结。孔飞力等学者认为，中国人的这种能力，肯定是由在国内浪迹、客居异乡的士人、商人和劳力的长期经验磨炼出来的。 第二部分 在卫所 卫所的整体分布规律，使明王朝对各地安全威胁的认知和重视程度一目了然：首先，抵御边疆地区的游牧民族和外国势力的威胁；其次，确保皇室的安全；再次，护卫大运河上源源不断向京师输送的税赋；第四，维持国内的稳定；最后，在东南沿海地区，控制海疆的“倭寇”和走私活动。 朱元璋的对外贸易政策有三大要素。 第一，他将外国对华贸易限制在朝贡贸易的范围之内。 第二，他严禁对外出口贸易。中国商人被禁止出海做生意。这两项措施的实行未能尽如人意。 朱元璋对外贸易政策的第三个要素即沿海卫所制度，这也是本书的关注重点。该制度旨在落实前两个要素，并维护明代海洋秩序。 此外，无论是走私者、“倭寇”还是奉公守法的商人，都紧紧地嵌入了沿海地区社会。如早期镇压倭患的朱纨注意到，海上贸易与沿海居民的生活福祉息息相关，乃至于“三尺童子，亦视海盗如衣食父母”。几乎各个阶层的沿海居民，从贫穷的渔民到富裕的盐商，再到林希元这样的地方精英，都在某种程度上参与着非法海上贸易。 军事家谭纶曾撰文探讨沿海卫所驻军战斗力的下降，文中列举出官兵与军眷从事的各种职业。他对该问题深感兴趣，认为导致军队战斗力降低的罪魁祸首正是卫所居民职业的多元化。 戴思哲（Joseph Dennis）也已证明，将地方志视为一成不变的文本是有问题的。这个结论同样适用于族谱。 军官及其部下利用自己在一个规管制度——军队——中的有利地位，在另一个规管制度——国际贸易体制——中捞取好处。镇守东南沿海地区的士兵，主要的军事任务是维持海上秩序、消灭走私和海盗行为。平定“倭寇”是他们的职责所在，但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却正是那可怕的“倭寇”。 旨在限制中国与世界各地之经济联系的明代制度，事实上却在构建这一联系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那些谋划着在军事制度中如何更好地生活、操纵着体制为自己谋利、决定着在何种程度上接受或拒绝国家控制的军户家庭，则在中国海外侨民及全球贸易网络的发展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卫学——如陈用之创办的那间——在作为社区的卫所的历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这同样是朝廷始料未及的。 和一般的府州县学不同，卫学起初没有“廪生”（领取国家津贴的生员）或“贡生”（被推荐入读京师国子监的生员）的名额。直到15世纪中叶，亦即陈用之生活的年代，此种制度性歧视方被纠正，卫学获得相应名额。 第三部分 在军屯 鄢家努力让军籍带来的好处尽可能惠及更多的族人，同时将其带来的负担尽可能限制在一个最小的范围内。他们显然认为身为军户有利可图。数百年后，明王朝行将就木之际，他们依然在表面上尽职尽责地执行着军中的任务。 明代军队的士兵，大多数其实根本不是真正的士兵，至少不是大家想象的那种从戎之徒，而是务农之人。即使是在明初，各卫所中仅有少数正军做着我们通常认为的士兵工作——练武、出操、巡逻或偶尔奔赴战场。其余正军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夫。他们很像民户，但与民户绝不相同。 “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 9这句长久以来为人津津乐道，但很可能是后人捏造的话，很好地概括了朱元璋解决军队后勤补给问题的方针。 为了实现军队的自给自足，明初，朝廷恢复了一项历史悠久的制度：屯田制。“屯田”一词的核心含义便是由士兵开垦并耕作田地。 我们有理由说，军屯体制的历史就是一个持续衰落、最终失败的故事。毕竟从长期来看，军屯制确实未能实现令卫所自给自足的预期目标。但是，我们在这里无意探讨军屯制的失败原因，也不想描述其衰落过程，正如我写本书的宗旨不在于展现明代军事制度的失败一样。我想要揭示的是，随着明代军事制度演变，百姓如何顺势变通地与之打交道，如何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利用制度的具体特征实现趋利避害。即使军屯制没有实现其初衷，它势必对一般民众——无论军户还是民户——的生活影响深远。 拥有土地是一种稳健的、低风险的投资。这为制订策略创造了可能性。如我们所见，获授军屯分地的军户日后可能出于各种原因失去对屯地的使用权：或是为规避赋税负担而逃逸；或是被部署到其他地方、投入其他任务；又或是自愿出售、转让屯地以换取现金。若地价上涨、土地升值，他们便会努力索还屯地，从而大赚一笔。为达目的，他们在一个独特的规管制度内申说自己的特殊诉求。易言之，他们是在利用军屯土地与一般私田之间的差异进行套利。 制度套利就是利用差异谋取好处，或是自身的真实处境和自己在管理制度中的位置之间的差异，或是多种管理制度之间的差异。 明朝覆灭后，顾炎武撰写了一部体大思精的历史地理著作，表达了对明朝灭亡的无限惋惜。他总结了明朝后期福建军屯制的种种弊端，写道：“或有田无军，或有军无田。” 在特殊的土地登记制度下，屯田无论怎样私有化，都始终有别于一般的私有土地。军户经常试图利用自己可以索还屯田的特权浑水摸鱼。他们把屯田当作私有土地卖给民户，然后凭借自己的军籍身份，不用掏任何费用就能讨回土地。 经济史专家业已证明，中国人善于利用土地所有权维持并提高自身地位。农村居民发展出各种策略，以类似于当代金融工具的手段“金融化”自己的土地使用权。拥有屯田的军户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他们不仅利用自己的土地使用权，还利用某些土地和某些家庭所享权利的模糊性，尽可能地为己谋利。民田和屯田的管理制度，各自独立却又相互重叠，为他们创造了套利空间。 第四部分 余音 新生的清政权面临统治一个复杂社会的挑战，刚打下江山的满洲人自然而然地借鉴了距离自己最近的明代模式。清政权的合法性，部分地建立在接受天命、恢复秩序的基础上，而使行将崩溃的制度复苏，正是证明这一点的手段。因此，无论是出于现实方面的原因，还是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量，满洲人沿用了许多明朝的制度。实际上，早在顺治元年（1644）清兵入关、清王朝正式建立之前，满洲人就已经开始采用明朝各种制度了。入关不过是加速了这个过程罢了。 顺治元年（1644），首位清朝皇帝在北京登基，之后清朝用了整整四十年才结束动乱，恢复太平。 康熙五十年（1711）以来，每当游神之时，关帝被抬出庙宇，上街巡行，这可不仅是净化人心、护佑众生的宗教仪式，同时也在纪念新组织的成立。甚至可以说，游神会就是庆祝合同订立的仪式。 国家创制档案，档案作为一种工具，主要是为了帮助统治者了解百姓的状况。 清初官员大多满足于利用明代留下来的簿册材料，因为其他选项的成本似乎太高了。这一决定，为档案与现实之间形成制度性落差创造了条件。

吴毅 著，《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2月，ISBN: 9787807682158 这样一来，用林靖南自己的话来说，在40岁以前，他就完成了从“耍嘴皮子”（教书）到“拿笔杆子”（给领导当秘书），再到“扛枪杆子”（到乡镇当党委书记，从事基层领导工作）的人生历程三大转折。 林书记对我说：“如果一个乡镇政府的食堂到了中午却没有多少客人来吃饭，那这个地方的经济也就没有什么指望了。” 这是我初识林书记之后他给我留下的第一句颇带理论意味的话，接下来的第二句话也同样令我思考。他说：“作为书记，上面的领导来了，你不能不陪；区里各科局的领导来了，也不好不陪；遇有重要的客商就更是不能怠慢。这些人可都是小镇发展的希望。这样，吃饭就不仅是招待客人，更重要的是在工作。喝酒就更是乡镇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功，因为必须要把客人陪好。你要做乡镇调研，就一定要从吃饭和喝酒开始。”说这话的时候，林书记端起一大杯枝江大曲与我相碰，然后一饮而尽。 一次交谈中，林书记就这样对我说：“乡镇是最低一级政府，谁都可以检查你，你却不可以去检查人家，只有扛着。” 于是，除了人口、孕妇数等最为紧要的数据不敢凭想象填写之外，其他数据是如何产生的便只能由你自己去揣度了。这倒让我想起了双村肖书记讲过的一句话：“你要什么数字，我给你什么数字；你要多大的数字，我给你多大的数字。 老罗说：“村里户与户之间很不平衡，工商户的收入不好估计，从（年收入）几万到几十万的都有，真正的大户多搬到区里去了，纯农户的年人均收入在2200元左右。我们村上报的数字是人均3050元，但那是一个政治数字，哄人的。上面每年都要下达一个人均收入的递增数，去年是15％，今年也是，我们只好去适应。如今这种虚假数字哪里都一样，也不必太认真，但撇开这些数字，我们村在镇里也还是最强的。” “农民就是这样，你再减他也嫌多，巴不得一分钱都不收。再说，由于不能强制性收费，一些人不缴，你也拿他没有办法，结果造成了相互攀比，大家都不愿意缴。” 要权力集中的现象不完全改变，运动型政治其实也就不可能完全消失，小镇此次的税改迎检就再突出不过地表现出了这一点。当县乡政权面临上级所下达的时间紧、压力大、任务重的突击性任务时，县乡政权重拾动员型的政治运作武器其实是十分方便并且得心应手的，在这种时候，压力型体制便与动员型政治自然地结合起来。 这就决定了我们工作的思路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 一是以加快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业加工企业发展为抓手，推动农业产业化进程； 二是以盘活现有企业和引进民营企业为抓手，推动工业化进程； 三是以加强镇区管理和扩展城镇规模为抓手，推动城镇化建设。这也就是人们目前经常提到的产业化、工业化和城镇化，通过这‘三化’才谈得上现代化。 老洪倒是不避讳：“所谓‘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就是针对某个农户的具体情况，制定特殊对策，背着其他农户，有针对性地做这一家人的工作。” 一次交谈中，老罗说，这村干部确实算不得什么正经的职业，它叫人以痞来应对和消磨人生。当时，老罗用“青皮手”三个字来给村干部的角色特点进行定位，说这“青皮手”既非红道，也非黑道，是近似于过去江湖上青洪帮一类的人物；他们无正当职业，无所事事，不愿以体力劳动谋生，却通过协助官府维持地方秩序来获得自己在地方上的生存空间；这类人好吃懒做，却又头脑灵活，嘴巴乖巧，颇多心计，一句话，“是官刁死民”（即比纯朴的农民油滑）。 “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有钱就收，无钱就走。”凭借着上级领导奉送给广大农村基层干部的这四句经典之言而与整个村庄的农户作战，让他们缴税就意味着胜利。 他收税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对这种风格，我称为“讨饭战术”——一种强者有意向弱者“示弱”以换取后者合作的权力技术。皮在向农户开口之前，总是要先把自己矮化，将对方置于优势地位，然后以这种着意虚构的场域让纳税人感到不缴就过意不去。 财政的增长既是一个政绩和形象的问题，也是一个利益实现的问题。 “税源不够，靠关系去协调”，这是心直口快的皮德友的说法。即通过各种关系，请别人帮忙，主要是请税源好的乡、镇、街道让一部分税源到小镇的名下，把别处的税缴到小镇。“而这就要依靠国税和地税部门出面做工作了。” 皮德友说：“钱缴了上去，区里按国、地税不同税种的比例与上级分成，余下来的又在区镇之间再分成。例如，一般地税是70％以上返还乡镇，大头在乡镇，国税也会返还一部分，大头在上面。”总的来说，税收得越多，乡镇的财政盘子就越大，这就叫作压力与希望同在。所以，武镇长就说：“这个圈子还是画得圆。”田国全也说：“你把这叫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把税征回来就好。 黄院长他们正是吃准了乡村干部的这种心态才一个劲杀价的，他们知道，开出来的价只要高于现行的亩平农民负担数，范家坝村的地就是非租不可的。 陈志华书记告诉我：“上面号召我们搞过三次结构调整，第一次种油菜，第二次种榨菜，第三次种黑玉米，都失败了。要么是没有市场，要么品种的效果没有宣传的好，结果老百姓费时费工，没有见到效益，渐渐地也就不信了，就是政府出钱补贴，村民也不愿意再配合，村里也是一样。几乎各个村都是这种情况，上面的各种数字和面积（指关于农业结构调整方面的）大都是吹出来的，如果结构调整能见效，种田能致富，也就不会有那么大面积的土地抛荒了。” 可以说是肺腑之言，其中的核心就是强调要结合本地实际，适应市场需要，调动基层和农民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变上级的政绩工程为基层和农户发展的内生需要。也就是说，像农业结构调整这一类地方特色极强的工作，最好由基层自己来决定方向和内容，上级政府只扮演号召者和指导者而非决策者的角色，只有这样，方有成功的可能。可以说，这样的思路是有相当道理的。 办什么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要能够找一个名目圈到地。而要圈地就得抓住机遇。 或者，也可能如武镇长在一次闲聊中对我所说的，这些人中的相当一些人其实本来就是在玩空手道，自己并没有多少钱，但通过各种关系，一方面想办法从银行贷款圈地，另一方面又通过圈地发财，只要搞成了就是一本万利。如今胆子大的人可是要发横财的，只是苦了谢书记和谢张村的一班干部，包括广大普通的村民了，黄鹤一去不复返，他们大概又得忍受几年困窘的日子了。 说到这里，常副区长又重复了一次他的观点：“第一，合同不能单方面撕毁；第二，面对现实，谋求妥善解决；第三，买断。” 显然，话是有些明显偏袒镇、村这一边了，于是，常副区长又反过来讲了几句安抚安总的话：“最近发生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情，镇里要多做工作，电要送，门被拆了，要重新装上，派出所要立案调查，老百姓的素质低，政府和村里要教育，要加强联防，这些事情都不能再发生了，这样闹下去对洲头的开发也没有什么好处。” 在小镇，土地开发有两种形式：一是国家的建设性征地，如穿越小镇的京珠高速公路及其绿化带的占压性征地；另一种是地方招商引资的征地，一般来讲，前者的补偿低，后者要稍微高一些。但是，无论低和高，只要钱经过各级政府和组织，就难免不被层层截留，所以，农民最后所能拿到手的，往往就只有原来政策规定价格的几分之一。 博弈双方的力量对比从一开始就是不对等的。看起来不断处于“进攻”态势的农民其实恰恰处于最弱势的地位，这就有些像小孩儿哭着闹着向大人提要求，大人反复哄着让着一样，看起来不懂事的小孩儿通过不断哭闹，似乎得到了一些他们想要的东西，但是，在多数情况下，这些东西与其说是小孩儿通过自己有理与无理的要求争来的，还不如说它们本来就是大人们准备满足他们的，而真正不想给的东西，再怎么闹也不会给。 见于祖文没有反应，汪书记继续独白：“我们的运作是单线联系，只有我汪达海知道谁签了字，谁没有签，你要想知道，等签了字之后自然会告诉你。如果十几户都签了，你还没有签，那我们可以摊牌，到那个时候你就被动了。你是个明白人，不要搞得那么被动。”汪书记攻人攻心，他想要拨动的是于祖文心中那根猜疑、要面子和自我保护的弦。 由是，“慢慢地与农民媒”与“政府要干的事你还能拦得住”，便成为小镇的乡村干部用来形容农村工作特点的两句极富表现力的话语。 “不要看他话讲得硬，私下里也有想法。场子停了，对镇里和企业办都没有好处，况且还要他们出钱，自然也不高兴。但是，屁股决定脑袋，上面让停就必须停，这是行政行为，由不得个人怎么想。 从杨宏军家里出来，我问老罗今天为何要采取替业主着想这样一种立场说话。他说，今天是他主动找上门，肯定要先拉近与各位业主的关系，以免日后自己站在政府的立场上做工作时别人会说他不近情理，因为“我已经站在你们的立场上为你们考虑过，所以，日后我行使工作职责时，就是你们有什么不满之处，也请多包涵了”。 在小镇正在进行的开发和建设过程中，镇村有镇村的打算，农民有农民的理性，而生活告诉农民，不是他们谋利就是他们被谋利，因此，他们不能不打起精神来应对种种事关自身利益得失的事件。 钱书记：“就是这个队长，在我那个湾子办了两个鸭场，占了村里的土地，已经有两年的承包费没交。他要办什么手续，对不起，一五一十地先给我把所有的东西结清再说。” 在缺乏对村干部的有效控制机制与手段的情况下，如果“擂”不体现为包括拉关系、套近乎、说好话、吃饭、喝酒、玩牌、拟亲缘化等在内的各种“软武器”的施展的话，是很难设想它会有什么实际行政效用的。 “农民既可怜又可嫌”是我在征收中听到的最有意思的一句话。农民可怜是我们一直知道并且深为认同的，他们生活在社会底层，无权无势，经济贫困，靠外出打工为生，这无疑是当代中国农民留在城市人心目中的经典形象。 其实，这恰恰是单向性的中国道德与政治文化评价标准占据主流地位的结果，也是泛意识形态大话语与日常生活世界的“地方性知识”相互隔离与屏蔽的结果。 由于争取资金需要动用各种关系网络，打通相关关节，结果，可以想象，资金在不停地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往返流动中，必然会发生总量损耗。 损耗的这一部分或者是被干部们以各种名义吃掉花掉，或者是以礼物等其他方式送到了那些能掌握项目或资金审批权的相关组织和人物手中。结果，这种被小镇干部们比喻为“资金空转和损耗”的过程，虽然没有解决农业和农业税的问题，却给压力型体制与政绩取向的反复互动增添了润滑剂。 所谓“种房”，多见于城郊接合部地区。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征用周边地区的农村土地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与这一趋势相伴随，一些城乡接合部地区的农民便趁开发之前，纷纷抢建住房，其中，除一部分是因为各种原因确需修建，且为政府部门同意之外，更多的却是没有得到政府批准的违章建筑。对于这股在待征农地上刮起的抢建风，人们戏称为“种房”。 农民也的确有下赌注的理由，他们是看准政府的软肋下招的，这个软肋就是政府忌惮于矛盾激化，酿成事端，影响稳定。加之镇政府自身所能调动的力量有限，又没有执法权力，事情出了，只能向上汇报，不敢擅自行动，而上级政府的工作千头万绪，若非矛盾激化，或者亟待开发，一般也顾不了那么多，结果，这一拖就拖出了若干段的“事实婚姻”。 从通行的法律与道德规范上看，“种房”无疑是违规与越轨的行为，因此，“种房”的农民也自然是所谓的“刁民”。这些“刁民”不仅“种房”，还会以各种借口向征地者提出种种要求，甚至也会狮子大开口地漫天要价。但问题是，在此时此刻，分清楚这些要求中哪些合理，哪些无理，哪些是讨价还价，哪些又是漫天要价真有那么重要吗？农民欲抓住这个“跳海”之前的最后机会，从开发商和政府嘴里再多抠一点儿利出来也许才是最为重要的。 我感觉到，农民“种房”，赌的是开发，赌注却是自己的尊严，农民以牺牲自身社会尊严的方式来给我们的社会虚构出一个强弱“错置”的场景，并通过这一错置的场景达到“以弱制强”的目的。对于如此狡黠而又居然有效的生存技术，我不知道应该是欣赏还是悲哀。 然而，分析归分析，现实归现实，当我从对理论的联想回归到现实中时，我开始思考石场业主们马上就要面临的现实处境，区、镇方面真的会在关闭石场的事件中完全不顾及业主的利益吗？业主们又是否真的会像他们所说的那样起而抗争？如果抗争，又将是一种什么样的结局？这一切的一切都使我在一时之间找不到答案，就是在这样一种对于局势无解的彷徨之中，我度过了2003年的元旦和春节。 其次，要摸清他们下一步的想法和动向，未雨绸缪，个别人有激进动向，我们要阻止，要防止出事。他们扬言要上京，我们要做好劝阻工作，防止出现群体性上访，如果出现了，那说明我们的前期工作没有做好。但是退一步讲，就是上京了，石头飞上天还是要落地，事情出在哪里最后还是要由哪里来解决。 有此思维的转换，我开始重新设想，除非在某些特殊的场合，更多情况下，一个公务人员，即使他（她）身为警察，在乡村公务中又未尝不会尽量地将公事与私事分开，在履行职务的同时也表达出对工作对象作为人与人之间本应具有的友谊与亲善。 “当务之急是要做好几件事情：一是地里的芝麻、花生，能收的要尽快收起来，耽误了季节会影响产量，中秋之前最好能栽下去，所以，地里的作物要收起来，迟芝麻实在收不起来，由我们想办法补偿，总之要赶快把地腾出来；二是要把路清出来，地埂上的草要组织人砍，不然，种子到时候运不进去，耽搁时间。” 一位镇干部对时下一些地方的基层政府不惜经济代价和管理成本进行农业结构调整的分析。那位干部这样说：“前些年搞结构调整是‘逼民致富’，但现在这种情况少了，现在一般都是采取引导的方法，如果农民不动，就先给农民看得见的好处，包他们只赚不亏。例如由政府或村里提供种子、肥料等，而且还通过与农户签订合同承诺包收购，等于就是用一定的利益来诱导农民跟着政府做，所以，可以说是‘诱民致富’了。要‘诱民致富’，政府就得花钱，而且，这些钱往往都收不回来，这等于就是把结构调整的风险和成本都转由政府承担，这样，农民得了利，政府却背上了包袱。所以，过去是‘逼民致富，逼死农户’，现在可以说是‘诱民致富，政府致负’。但你包得了一个村，还能包得了全镇？所以，这还是为了政绩和形象工程的需要，没有持久生命力的。 “计成本？计成本就搞不成。”武镇长说出一句他以为平常、我却以为经典的话。 农民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历年来屡试屡败的农业结构调整已经在他们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迹，而每一次的失败，不仅使政府破财，也让农民劳神耗力，白白辛苦。久而久之，只要一听说政府又要搞什么新花样，农民就总不免担心又要吃苦受累瞎折腾，甚至还有一些吃够了苦头的人干脆就总结出一条反其道而行之的经验——“越是政府让搞的越不能搞”。 “差智力”成了干部们对农民态度的解释。根据我的观察，干部的这种解释不是全无道理，现在留在村里的农人大多是老人和妇女，他们一般来讲文化偏低，没有见过世面，已经习惯于传统作物的种植，对于新生事物不熟悉，自然也就有些信心不足，加之前些年结构调整失败给他们留下的心理阴影，致使他们普遍地抱着宁愿少赚也不愿意尝试冒险的心态。然而，更加深入的观察却又使我体会到，“差智力”还仅仅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还是农民们对政府有些“信不足”，政府的权威感在他们心目中早就已经大打折扣，以至于干部常态化的劝说和引导已经无用，迫不得已只有用一些“另类”的方式去重新唤起农民对政府的信任，而话都说到发誓赌咒和教人使坏这个份儿上，也就由不得你不信了。而且，话又说回来了，地方上的各种农业技术服务组织早已经名存实亡，在农民和市场之间缺乏中间性的信息媒介，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不相信政府又还能相信谁呢？ 考察，其实也就是从一个新手的角度观察它的生产流程和设备种类，然后依葫芦画瓢地照搬照抄。 其实，合作是假，想现场偷师学艺倒是真，但毕竟从未搞过，哪能看一次就能理解和记住？就是生产豆制食品所需要的机器设备的种类和品名，也不是一次就能记牢的，当着主人的面又不好多问，更不敢做记录，还得不懂装懂，以免被看出破绽。所以，今天打探好了教授不在，又专程赶来，目的是要看看对方究竟有哪些设备，记下产品的名称、牌子和用途，也好照着去买。 为了迅速地由生变熟，镇里又帮小岳村联系了H大学生命科学院的田教授，由他负责菌种培养，并且最终还真的将H市农大附近那家企业的掌舵老师傅以每月1200元工资的待遇挖了过来，传授酿造和生产工艺。这样，经过近半年的筹备，到了2004年开春之后，一切就都安排和准备妥当，并且试生产出了第一批酱豆。现在，他们只等着选择一个吉日，宣布开张正式生产。 随着调查的深入，我自己也悟出了武镇长这句话中所蕴含着的深刻道理。但凡在涉及与政治和政绩相关联的任务上，经济的计算往往都得服从于政治的考虑。在这个时候，人们首先要计算的不是经济上的收益，而是政治上的获得，是算政治账，而不是经济账。这里的政治所指涉的也已经不单是让农民致富，更为根本的还是地方主要领导主抓的中心工作是否能够得到贯彻落实。既然如此，自然得全力以赴，不惜代价，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经济利益服从政治利益，小损失服从大收获。只有站在这个角度看问题，一个乡镇领导才叫作有高度、讲大局、讲政治。与这个高度、大局和政治相比较，花多少钱就都是技术和行政层面的问题。况且，考虑到在数量化考评机制之下各个乡镇之间还要讲贡献、比能力、比排名，你不讲政治别人也要讲政治，那么，对于一个乡镇领导来说，做出类似的决定也就更是可以理解的。 当一个场合下的征收者在另一个场合下碰巧成为被征收者的时候，他也可能成为同样的为难者。一方面，辛劳无果的村干部会因为农业税征收的受挫而大骂那些有钱不缴的农户是“刁民”；但另一方面，当他们回到自己的家里，面对着前来向自己收取各种管理经营费用的公务人员时，他们却也有可能迅速“变脸”，像那些被他们骂为“刁民”的人一样，与收费者玩起种种催收与拖欠的游戏，以尽可能少缴甚至逃避规费。 在中国人的关系秩序里，一起服过役的战友就跟同学一样，是特别值得珍视的谊缘关系，就算现在双方的地位有差别，但都在一个地方，老战友喊明了要你来吃饭，这个面子还是得给的。 若从国家行政管治和经济汲取能力的方面来衡量，我们却又会发现，透过小镇酒家和镇贤酒楼的这两场官商角力，一个可以被归纳出来的结论是：现代“国家政权建设”（state-making）过程之于中国基层乡村社会的力度还远非如人们所想象的那么成功；至少，当不具有持久延续能力的泛政治化强控制被常态化世俗生活的复苏所消解之后，乡镇社会又重新呈现出国家正规性的管治化努力与民间社会逃逸管治这两种力量之间的反复博弈。这种博弈我们已经在乡村干部缺失强力支撑的收税场景中看见过，现在又在工商所与个体工商户的互动之中再次看到。 亲戚们给作为镇干部的刘涛面子，却不等于刘涛可以甘于自享这一精神礼物的馈赠而不做出相应的回赠。在熟人社会和亲缘网络中，面子总是相互给予，形成一种特殊的“礼物的流动”，物质形态的礼物如此，文化和精神形态乃至于政治层面的馈赠也是如此。一定程度上，也正是这一“礼物的互惠”才构筑并生产出得以继续维系的社会网络，所以，即使是处于这一社会网络上端的刘涛，也不得不遵从“互惠”的规则而做出相应的表示（哪怕只是表示出一种回赠“面子之礼”的姿态），以期能够借助于这一“礼物的流动”而继续生产出他所期望绵延的日常权威感。 既然陈同年已经选择法律之路，硬气在他那里也就再也派不上用场，或者说，在体制的碾磨之下，陈同年已经失去了以争强斗狠来求得问题解决的勇气，此时的他也只能将索回土地的期望寄托于那并不怎么可靠、按镇村干部说来则是完全无望的司法裁判上。 当然，陈同年也可以无视法律的裁判，不去理睬法院做出的要他赔偿对方230元经济损失的判决。对于这一点，对方的确也没有什么办法，到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费时费力，显然得不偿失，而且也同样未必有效。可那对陈同年来说又顶什么用呢？相对于1.9斗土地，陈向辉才不会真的稀罕这230块钱呢，你不给正好，这不又找到了不归还土地的理由？于是，陈同年发现自己当初一步走错，如今步步被动，法律这一现代性的武器似乎并不能有效地帮助自己解决问题。而这一起不大不小的土地纠纷看起来也如同农村日常生活中诸多不易解开的纠纷一样，还得继续去经受时间的碾磨。 由于国家现在执行严控土地的政策，园区的开发实际上已经陷入停顿，要像潭湖对岸的君山和龙岛那样获得开发的机遇，恐怕得等到下一轮开发高潮的到来，洲头显然已经搭不上现在这班车了。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就是一个机遇，撞上就发了，错过就只有等下一次，而下一次是什么时候也不知道。汪书记有些无可奈何，他不知道自己这个书记还能不能当到那一天。 俗话说“有权就有威，在位能做事”，所以，无论是出于一种精神和事业上的寄托，还是出于利益方面的考虑，他都希望这个地能够在自己的手上卖出去，开发能够在自己的手里搞起来。但是，如今这件事情好像也已经由不得他个人做主，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也已经不是由区里的领导说了算，大的经济环境和政策限制了洲头村的发展空间，只要这一点不变，洲头的开发也就不可能有大的突破。所以，汪书记难免有些沮丧，这缺乏热情的背后，实则也是出于对大局无法把握的一种无奈。 但是，到了2004年的年底，又听老罗来电话讲，石场业主们又“翻翘”了，他们又组织了第三次上京，还去了17个人。业主们仍然坚持要赔偿固定资产，还提出要房屋撤迁补偿，因为当初在石场建临时住房也是生产的需要。看来，业主们好像不是在屈服，而是改变了博弈的策略，既然不能一步到位，就步步为营，一点一滴地蚕食，先签字，等把政府答应给的补偿款拿到手之后，又提出新的要求，逼政府做出进一步的让步。业主们开始玩起“不守信用”的游戏来了，而回忆起来，这似乎还真的就是他们的一种有规律可循的抗争策略。 看来，纠纷仍然没有结束，业主们仍然不愿意放弃，但是，当政府当真不准备让步时，业主“不守信用”的游戏，也可能根本就不会产生什么效果。 你说这个检查是真的，它也蛮真，是假的，也蛮假，就看你怎么看了。说是真的，是因为即使被检查者有些弄虚作假之处，但在大原则上还是没有犯规，基本的硬指标肯定能够确保，而且，通过这样反复的检查，形成一种持久的压力，也的确能够促进工作。如果没有检查督促形成的压力，依中国人的品行，还真难保证能够做好工作。这些年的轻松，其实也正是得益于前些年的高压。所以，上面就是知道你在小节上有些虚，他也相信检查对于督促工作是很重要的。 但为什么又说有假呢？就是说在技术细节上，有的东西实际上是很难做到精确的。现在的人口流动很快，有的指标，如计划生育优质服务的一些指标，实际上是不好统计的。上面也不可能不知道许多数字有水分，但他仍然鼓励你通过这种作假去得高分。人都有虚荣心，你受到鼓励，得了高分，下一次就没有台阶下了，就要继续重视，继续追求完美，这样，他的目的也就达到了。上面说我们‘有完美意识’，其实他这种检查机制本身就鼓励你去追求完美，去创造完美，他就是知道你在作秀，但戏做得真了，也就达到了目的，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让你去认真对待，不得马虎。所以，检查本身就是推进和督促工作的一种手段。不检查，有的事情就落不到实处，不仅计划生育工作是如此，其他工作也都是如此，什么是国情？这就是国情。 ...

顾诚 著，《南明史》，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年08月，ISBN: 9787511213273 原版序论 如果就时间来探讨，南明史的上限过去和现在的史学家大抵是以弘光朝廷在南京继统为标志，本书作者认为南明的历史应该从甲申三月十九日北京被大顺军攻克、崇祯朝廷覆亡开始。这是因为朝廷虽然覆亡，明朝政权仍然控制着江南半壁江山，尽管在具体时间上（即1644年三月至五月）相差不远，但我们应该着眼于全国形势的演变，而不能拘泥于南明帝位的继统。如果因为甲申三月十九日到同年五月初三日明朝统治区没有皇帝（或监国）而把这段时间排除在南明史以外，就会在后来的历史叙述中难以自圆其说，因为弘光帝被俘在1645年五月，隆武帝继统在同年闰六月；隆武帝被擒杀在1646年八月，永历帝继统在同年十月，其间都有一两个月的帝位空缺。“国统”三绝不等于南明史三绝，这是稍加思索就能明白的道理。 这本书同过去各种南明史著（自清初以来）相比较，有两个主要的特点。一是它基本上是以大顺军余部、大西军余部、“海寇”郑成功等民众抗清斗争为主线，而不是以南明几个朱家朝廷的兴衰为中心。二是贯串全书的脉络是强调历时二十年汉族和其他民族（如西北等地的回族、西南等地的多种少数民族）百姓反抗满洲贵族征服斗争终归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内部矛盾重重、勾心斗角，严重分散、抵消了抗清力量。多尔衮、福临等满洲贵族不仅代表着一种比较落后的生产方式，而且兵力和后备兵员非常有限，单凭自己的八旗兵根本不可能征服全国，汉族各派抗清势力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己打倒了自己。说得准确一点，明清易代，是中华民族内部一个落后的人数不多却又是骠悍的满族上层人士勾结汉族中最反动的官绅地主利用矛盾坐收渔翁之利，窃取了农民大起义的胜利果实。满洲贵族入主中原以后，在较为先进的汉文化影响下，自身发展取得阶段性的飞跃。清王朝在一段时期里是朝气蓬勃的，国势相当强盛，对于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奠定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然而，就另一方面来说，满洲贵族推行的民族歧视政策引起国内政局大动荡，打断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正常进程，也是不容忽视的。 清朝统治的建立是以全国生产力大幅度破坏为代价的，稳定后的统治被一些人大加吹捧，称之为康雍乾盛世。正是当中国处于这种“盛世”的一百多年里，同西方社会发展水平的距离拉得越来越大。“盛世”过后不到五十年（如果按照某些学者吹捧康、雍、乾三帝的思路来看，乾隆之后在位二十五年的嘉庆也应该算是个励精图治的好皇帝，至少不能说是无道昏君），爆发了中英鸦片战争，随之而来一幕幕丧权辱国的悲剧，使大清帝国的腐朽落后暴露无遗。 第一章 明朝覆亡后的全国形势 公元1644年，在中国干支纪年中为甲申年。这一年的历史上充满了风云突变、波涛叠起的重大事件，阶级搏斗和民族征战都达到高潮，又搅合在一起，在中华大地上演出了一幕幕可歌可泣、惊心动魄的场面。拿纪年来说，在明朝是崇祯十七年，清朝是顺治元年，大顺政权是永昌元年。三种纪年代表着三个互相敌对的政权，从此开始了逐鹿中原的斗争。 甲申三月十九日，大顺军攻克北京，明朝崇祯皇帝朱由检自缢身死，当天大顺皇帝李自成进入北京，标志着明朝的覆亡。在短短的两三个月里，大顺政权凭借兵威和深得民心，迅速地接管了整个黄河流域和部分长江流域的大片疆土，统治区包括了现在的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山西、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全境以及湖北、江苏、安徽的部分地方。 当时，明朝残余势力盘据的地方还很大。除了张献忠领导的大西军正处于进军四川途中以外，江淮以南的半壁江山仍然在明朝委任的各级官员统治之下，他们自居正统，继续奉行崇祯年号，从这个意义上说，南明的历史是从北廷的覆灭开始的，至于立君继统则是拥明势力内部的事。 历史曾经给予李自成为首的大顺政权统一全国的机会。1644年春天，大顺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迅速接管了包括山海关在内的黄河流域全部疆土，推翻了以朱由检为代表的明朝二百七十七年的统治。摆在李自成面前的任务是怎样才能站稳脚根，实现一匡天下的目的。这一任务实际上取决于两点：一是他应当认识到辽东兴起的满洲贵族建立的清政权是同大顺政权争夺天下的主要对手，加强针对辽东的防务是新生的大顺政权存亡的关键。二是在汉族文官武将大批倒向自己的情况下，大顺政权必须在政策上作出重大调整，尽量缩小打击面，由打击官绅地主改为保护他们的利益。这二者是互相关联的。崇祯朝廷的覆亡除了它的腐败以外，主要原因是战略上两线作战，陷于左支右绌的窘境，造成两大对手力量不断的膨胀。大顺政权既然继承了明王朝的“遗产”，避免重蹈崇祯朝廷的覆辙，理应在最大程度上争取汉族各阶层的支持。自明中期以后，缙绅势力已经成为社会上举足轻重的力量，能不能争取到他们的支持直接关系到大顺政权在管辖区内的稳定和遏制并随后解决辽东的民族对抗。 应当承认大顺政权追赃助饷政策的革命性，它证明李自成虽然已经即位称帝，大将们受封侯、伯等爵，他们并没有忘记自己的穷苦兄弟，没有放弃维护农民利益的基本宗旨。处于十字路口的大顺政权在关键时刻跟不上形势，陷于茫然失措的境地。 按情理说，李自成在西安决策大举东征，以推翻明王朝为目标时，就应当对下一步迎战清军做到胸有成竹。事实却完全相反，他几乎没有意识到清军将是同自己争夺天下的主要对手。这首先表现在他在北京地区集结的军队不足以抵御清军大规模的进犯。大批主力部队分布在西北、湖广襄阳等四府、河南等地；进占山西、畿辅、山东以后，兵力进一步分散。这种部署对于稳定大顺政权统治区的局势虽然有积极作用，但是分兵驻防的结果势必造成在京师和京东地区缺乏足够的兵力。 可见，大顺政权之所以站不住脚，不是因为领导层变质，失去贫苦群众的支持；恰恰相反，由于它尚未完成质变，继续执行打击官绅地主的政策，引起缙绅们的强烈不满，因而不可能稳定自己的统治区，把汉族各阶层人士结成抗清的一致势力。军事上部署的失误又导致满洲贵族得以勾结汉族官绅，构成对大顺军压倒的优势。 山海关战役的意义标志着：一、大顺军的历史使命从此由推翻明王朝转变为抗清斗争；二、清廷统治者梦寐以求的入主中原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三、以吴三桂为倡首在汉族官绅中迅速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拥清派。 第二章 弘光朝廷的建立 自从大顺军兵临北京城下之日起，朝廷的一切政令无法发出，南京的高级官员大概在接到崇祯皇帝“命天下兵勤王”的诏书以后就再收不到邸报了。 他本人不可能得到新天子的信任还在其次，真正的关键在于按伦序应继承帝位的朱由崧眼看将被东林诸公排斥，为了登上大宝不得不求助于武将，这样才造成了本来无功可录的武将一个个以定策元勋自居。 任何一个国家政权要想有所作为，必须首先保持内部稳定。内部稳定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朝廷威望和文武官员的齐心合力。纵观明代史事，文臣、武将势力虽有消长，朝廷的威信却是至高无上的。 第三章 弘光朝廷的偏安江淮 在弘光立国的一年时间里，特别是在其前期，朝廷上下几乎全都沉浸在借用满洲贵族兵力扫灭“流寇”的美梦中。可以说“联虏平寇”（或称“借虏平寇”）是弘光朝廷的基本国策。 弘光朝廷拥有淮河以南辽阔的地盘，在北都覆亡以前，明朝廷每年要从江南各地搜括大量粮食、银钱、布帛等财物，弥补北京宫廷、诸多衙门以及九边庞大的耗费。按理说，北方各地既已相继沦没，分属大顺和清方，弘光朝廷在财政上应该是绰有余裕的，百姓的负担至少不应加重。实际情况却并不是这样。由于豢养大批只知祸国殃民的军队，统治集团的贪欲有增无已，弘光朝廷的财政竟然入不敷出。 古语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句话对弘光朝廷来说是最恰当不过的了。弘光君臣既然一厢情愿地“借虏平寇”，自身毫无振作之意，一味满足于偏安江左。他们只想利用江南富庶的物质条件过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其腐朽程度较之崇祯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六章 清廷统治者推行的民族征服和民族压迫政策 1645年夏天，清廷在军事上取得的胜利是十分惊人的。到这年五月，大顺农民军不仅失去了全部占领的地方，其领袖李自成——大顺国皇帝也在清阿济格部追击下逃入湖北通山县被乡团打死，大顺政权已经名实俱亡了，只剩下一支还有相当实力的武装，史学界一般称之为大顺军余部。 剃发令在清初各地引起的震动极为重大，它激起了汉族各阶层人士的反对，导致了长期的政局不稳以至生灵涂炭。 满洲贵族、官兵通过圈地和接纳投充掠夺畿辅地区汉族居民的土地数量十分惊人。如遵化州由于圈占和投充，剩下的纳税民地不到原额的百分之一；蓟州不到原额的百分之二；东安县更是彻底，“尽行圈丈讫，并无余剩”。清初诗人方文有诗云：“一自投充与圈占，汉人田地剩无多”，真切地描绘了当时的状况。 尽管清朝统治者一再标榜“满汉一体”，实际上以征服者自居，奉行崇满歧汉政策。严厉惩办窝藏逃人就是这种政策的一项体现。 第七章 各地抗清运动的兴起 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情况下，爵禄不用于劝奖抗清有功官员，而以是否效忠于己为依据。南明之不竞，与此颇有关系。 第九章 隆武政权的作为和覆败 郑芝龙原先是海盗，受明政府招抚后，在崇祯年间曾奉命镇压福建、江西、广东的“山寇”和“海寇”，由参将逐步升到总兵官。弘光时加封南安伯。他的接受招安，既为明王朝效力，使东南沿海地区相对稳定；主要意图却是借用朝廷命官身分，扫除海上异己势力，垄断福建、广东等地的对外贸易。到明朝覆亡的时候，他在福建已经拥有左右地方军事和经济的实力。1645年六月，他的弟弟郑鸿逵拥立唐王朱聿键，在福州建立隆武政权，自然是得到他的同意的。 许多南明史籍叙述隆武朝廷的覆亡都简单地归咎于郑芝龙的降清，如杨凤苞所说：“福京之亡，亡于郑芝龙之通款。”这自然包含部分真实。但隆武帝鉴于郑芝龙的跋扈自雄，寄希望于何腾蛟派精兵迎驾，移跸江西，等了半年多终归落空，何腾蛟实难辞其咎。历来的南明史家大抵以是否死节作为忠佞的惟一标准，带有很大的片面性。临危授命固然值得肯定，因为他们在最后关头表现了民族气节；但如果就因此而掩盖何腾蛟之流的卑污心理，导致大局全盘逆转，一味赞美，称之为“忠臣”，奉之为圭臬，显然不符合事实。 第十章 大顺军联明抗清 在后期抗清斗争中，大顺军未能作出较大贡献，最重要的原因是没有自己的具有相当人力、物力的后方基地作保障，长期在南明顽固派势力和清方的夹缝中勉强支撑，这说明在李自成牺牲以后，东路大顺军组织的混乱和领导人的缺乏魄力。 第十二章 郑成功起兵与鲁监国在浙闽抗清 成功曰：“吾父所见者大概，未曾细料机宜，天时地利，有不同耳。清朝兵马虽盛，亦不能长驱而进。我朝委系无人，文臣弄权，一旦冰裂瓦解，酿成煤山之惨。故得其天时，排闼直入，剪除凶丑，以承大统。迨至南都，非长江失恃，细察其故，君实非戡乱之君，臣又多庸碌之臣，遂使天下英雄饮恨，天堑难凭也。吾父若藉其崎岖，扼其险要，则地利尚存，人心可收也。” 隆武帝即位之后，郑芝龙已成为定策元勋，郑森才在父亲的带领下拜见朱聿键。隆武帝见他风度翩翩，一表人材，对答如流，非常赏识，深憾自己没有女儿嫁给他，就赐他姓朱，改名成功，“以驸马体统行事”。这一殊荣自然也具有笼络郑芝龙的意图。郑森自称和被称为朱成功、赐姓、赐姓成功、国姓成功、国姓爷、郑成功都是由此而来。 第十三章 永历朝廷的建立 绍武政权的建立，在历史上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它只能说明朱聿、苏观生在日暮途穷之时，急于过一下皇帝瘾、宰相瘾罢了。 绍武政权从建立到覆亡不过一个多月，它的“业绩”就是打了一场争夺帝位的内战和导致广东一省的陷没。其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因为南明残山剩水本已不多，广东又是财赋充溢、人才密集的地方，一旦易手，南明朝廷回旋余地大为缩小，财源和人力更加捉襟见肘。 第十七章 北方各省的反清运动 刘泽清是同山东地方势力联合反清，王道士案则是以弘光朝文武官员为主串通河南反清势力进行密谋。这两个事件虽然都被清政府破获，参与人员均遭捕杀，然而联系到1649年（顺治五年）金声桓、李成栋、姜瓖、王永强、丁国栋、米喇印等人的反清，说明了一个事实，就是这些人降清以后不仅受到满洲贵族的歧视，而且察觉清廷实力有限，认为大可一试身手。 第十八章 1648—1649年湖南战局 何腾蛟一手挑起了内衅，既报了私仇，又抢了收复宝庆的功劳，欣欣然自以为得计。可是从整体战略上看，明军收复湖南，同江西会师的时机就此错过。这不仅导致了大局的逆转，就他自己的命运而言也种下了覆亡的根苗。南明朝廷重臣之短视大抵如此。 第十九章 永历朝廷内部的党争 明末党争剧烈，官僚士大夫往往结党营私，争权夺利，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多次给民族带来重大灾难。如果说在弘光以前的东林、魏党之争表面上还以“君子”、“小人”为分野，到永历时期就完全变成了争夺朝廷权力的内部倾轧。 换句话说，“吴”、楚党争的内涵原来是东、西军阀的争权，后来却衍伸为对待原农民军的态度上的分歧。 在永历朝廷大臣中，何腾蛟、瞿式耜联为一体，竭力维护崇祯朝以来的“正统”观念，歧视和排斥原农民军。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他们仍然保持着极深的阶级偏见，妄图凭借残明的文武官绅势力实现“中兴”，这实际上是一条自取灭亡的道路。他们的这种政治态度在南明官绅中显然有一定代表性。由于他们自己的军事力量相当弱，不得不同反正来归的文官武将互相勾结，形成所谓的楚党。 第二十一章 大西军的联明抗清 在南明史籍中，指斥孙可望“胁封”的文字多极了，其中不少出自忠于明室的遗民之手。他们似乎从未想过孙可望提出联明抗清时大西军拥有十万左右的兵力和云南一省的地盘，求一个王爵千难万阻；后来孙可望兵败失势，仅带了一百多名官兵向清朝投降，顺治皇帝立即派人赶赴湖南封他为义王，毫不吝惜爵位俸禄。相形之下，多少可以看出清廷为什么能胜利，南明为什么失败的原因。 第二十三章 孙可望部署的湘、桂、川全面反攻 真正断送复明运动良机的是孙可望个人野心恶性膨胀，举动乖张，先误于调令李定国全军入湘，以致退入广东的清军乘虚而入，重占梧州、桂林，使刚刚收复的广西未能稳定；接着又逼走李定国，导致复湘之举功败垂成。 第二十七章 李定国迎永历帝入云南和孙可望的降清 永历帝移居昆明以后，李定国、刘文秀仍然希望孙可望能够以大局为重，捐弃前嫌，共图兴复。从刘文秀统兵北上四川可以证明他们没有料到孙可望为了恢复自己独揽大权的地位会不惜动用武力大打内战。 清廷对于孙可望的来归极为重视，这年十二月，特旨封孙可望为义王。为了体现赏不逾时，清廷派内翰林弘文院学士麻勒吉为正使，礼部尚书兼内翰林秘书院学士胡兆龙、礼部右侍郎祁彻白为副使赍册、印，专程前往湖南行册封礼。 此后，孙可望的处境益发难堪了，正如古语所说“神龙失势，与蚯蚓同”。顺治十七年（1660）六月，他被迫上疏请求辞去义王封爵和册印。这时，南明永历皇帝虽然已经逃入缅甸，西南大势已定，但以李定国为首的明军残部仍在边境地区坚持斗争。清廷认为把孙可望虚有其名的义王封号撤掉并不策略，因此，顺治皇帝特地发布了一件措辞大有讲究的圣旨：“王自南方孑身投诚，朕心嘉尚，特锡王封。乃举国臣工，意怀轻忽，容或有之。王以孤踪疑畏，控辞册印，理亦宜然。但封爵出自朕裁，孰敢陵侮？虽系孤踪，不必疑畏，册印著仍只受。” 刘文秀在病危之时对国家大事仍萦绕于心，所提建议都是从大局出发，不仅不赞成歧视原大西军部分兵将，还主张应该同以原大顺军为主体的夔东十三家兵马紧密团结，共赴国难。言外之意是对李定国执掌朝廷大权后在用人行政上的失误提出了批评。 第二十八章 清军大举进攻西南及永历朝廷的播迁 由于李定国在平定孙可望叛乱后，举措不当，不仅没有及时部署针对清方必然乘衅发起的攻势，反而为了“整顿”内部把久经战阵的领兵大员调回昆明，从而严重削弱了同清方接境地区的防御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清军的三路进攻贵州进展得极为顺利。 第二十九章 郑成功、张煌言长江之役 1658年（顺治十五年、永历十二年），清军三路进兵西南，李定国等战败，永历朝廷形势危急。郑成功见清方主力集中于西南，认为这是扩大以自己为首的东南抗清基地的大好时机，决定率领主力乘船北上，展开长江战役。 郑成功在南京之役中失利，主要原因是犯了轻敌的错误，导致清军能够扬长避短。“北儿马，南儿船”，自古如此。从整个战役来看，南京城内的清军直到七月十五日梁化凤部入城之时，马匹很少，几乎没有什么优势可言；郑成功军的水师占压倒优势，陆战主要是依赖装备有火器、铁盔甲的步兵，利于攻守城池，不利于野战。若能抓紧战机，乘清军骑兵未集之时猛攻南京，取胜的把握颇大。 郑成功的长江战役虽然以失败告终，仍不失为明清之际历史上光辉的一页。它是清初反对满洲贵族推行暴虐的民族征服政策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战役；它曾经使清廷统治者闻风丧胆，坐卧不宁，各地仁人志士为之兴高采烈、翘首以待；在我国军事史上很难找到类似的战例。 第三十章 永历朝廷的覆亡 从复明事业来看，永历帝慌不择路地进入外邦避难，标志着旗帜半倒，给各地的复明志士在心理上蒙上了一层浓厚的阴影。对李定国、白文选等人来说，既要在穷山僻壤的边境地区继续抗击清军，又要耽心在缅甸的永历帝的安全，弄得顾此失彼，心力交瘁。 经过这番咒水之难，朱由榔真正成了孤家寡人，小朝廷实际不存在了，只有内地和沿边的一些复明势力仍然遥奉这位顾影自怜的天子。 四月二十五日，朱由榔、朱慈烺和国戚王维恭的儿子被处死。据记载，行刑前吴三挂主张拖出去砍头，满洲将领不赞成，爱星阿说：“永历尝为中国之君，今若斩首，未免太惨，仍当赐以自尽，始为得体”；安南将军卓罗也说：“一死而已，彼亦曾为君，全其首领可也。”于是，把朱由榔父子和王维恭子抬到门首小庙内，用弓弦勒死。随即命昆明知县聂联甲带领员役搬运柴薪把三人棺木焚化于北门外。次日，清兵至火化处拾取大骨携回作证。云南人民不忘故主，以出城上坟为借口，寻得未烬小骨葬于太华山。南明最后一帝至此烟消云散。 第三十一章 郑成功收复台湾 郑成功为人志大才雄，遇事独断于心，具有极其坚毅的性格。在决策收复台湾问题上又一次显示了他的这种性格特征。 第三十二章 夔东抗清基地的覆灭 本书作者认为，1664年夔东抗清基地的被摧毁，应当视为南明史的结束。理由是，永历帝虽然在两年以前被俘杀，以明朝为正朔的夔东抗清复明运动仍在继续，他们有永历朝廷委派的全权代表，有相当可观的旗帜鲜明的军队，有地方政权，维护和行使明朝的制度。至于台湾、厦门一带的郑经、郑克塽虽然遵奉永历正朔，一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施琅率军攻克澎湖，刘国轩等劝郑克轩降清为止，从这一角度来看，明朔尚存，衣冠未改，似乎也可以列入南明史内。但是，我们不应忘记康熙十二年（1673）发生了三藩之变，郑经同耿精忠有一段联合与分裂的历史。把三藩之变扯进南明史显然不大合适。

[美] 亚历克斯·戴维斯 著，李雨嘉 译，《自动驾驶之争》，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2306 ─────────────── 推荐序　江湖依旧在人已是传说 英特尔研究院的定位是3年内商业化的不做、产品部门做，5～7年商业化的也不做、通过大学合作来做，自己只做3～5年的商业化。 自动驾驶当时是归入5～7年商业化的范畴，所以与大学合作。大学合作常常有三种模式：直接赞助教授或研究联合体；与大学教授成立联合课题组；在一些大学设立所谓的小实验室（Lablet），派驻全职研究员与大学教授紧密合作。 硅谷的人才，不仅仅学术好，而且深谙商业模式。比如特龙即使和佩奇关系好，也不是傻傻地毛遂自荐，而是先自己开一家公司，然后让佩奇收购。莱万多夫斯基就更不用说了，服务谷歌的时候又私下搞了2家自己的公司与谷歌做生意。他要转投优步，也是谋算妙到毫巅，先拿谷歌的大奖金包，再自己创立一家无人卡车公司（貌似和谷歌、优步无关），再被优步收购，全程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当然，特龙是阳谋，莱万多夫斯基是阴谋。书里有很多细节，这些技术奇才是如何与老板谈判激励机制的，让人拍案叫绝。 从2009年开始，郑南宁院士、王飞跃老师和李德毅院士等也开展了中国的“大挑战赛”——中国智能车未来挑战赛，培养了一大批人才，我所在的驭势科技的CTO姜岩博士和一些核心主力工程师正是从挑战赛中成长起来的。记得2016年10月参加常熟挑战赛的时候，还出了一个意外。突然很多车辆的GPS接收装置受到了干扰，最后查出来是因为我们和北京理工大学合作车辆的后备箱里装了一个高功率的无线路由器。这跟2005年第二次大挑战赛红队的GPS受到大屏幕干扰如出一辙。这再次印证了木桶原理，自动驾驶走不得捷径。 达克效应降临了，从愚昧之巅，到了绝望之谷。大家忽然意识到那个冷冰冰的现实，对于自动驾驶来说，99分=0分。无论是第一代的Waymo，还是第二代的Aurora、Nuro、Cruise和Argo.ai，包括百度和以图森未来为代表的中国L4高度自动驾驶(6)产业公司，都卡在了99分、几百台的规模。每年最尴尬的是董事会，股东们看着没啥变化的数字、对着曾经的诺言，充满疑惑和不解。 对于那些豪气遮天的L4公司来说，它们灵魂深处的信念产生了动摇。特别是学院派，常常用研究思维思考，而商业化还需要工程思维，这两种思维，厄姆森和莱万多夫斯基各擅胜场。研究思维是优雅地取得一个新问题的突破，扩展人类的知识边界，1万次当中成功1次就行了，但是工程思维是采用最经济有效的方式解决问题，1万次当中失败1次都不成。 即使厄姆森这样稳重的人，也从来不掩饰自己的骄傲，以及对其他路线的轻视。在他那个圈子里，有两句著名的话：“去月球，别总想着从梯子开始（Don’t try to build a ladder to the moon）”，“别以为天天努力地学跳高，有一天就能飞起来（That’s like me saying if I work really hard at jumping，one day I will be able to fly，）”。他们轻视的，叫作渐进路线。 渐进路线的代表是两类： 特斯拉、Mobileye和绝大多数主机厂代表的是L2辅助驾驶，它们有量，有数据，可以逐步升级到L3和L4。辅助驾驶的逻辑就是你考不到100分，就让老师随时敲打你（车主负责、随时接管）； 另一类是加了约束的L4自动驾驶公司，又分成两类： 从机场、港口、矿山、制造业这样的限定场景产业应用出发，小题库可拿100分； 或从最后几公里的低速应用出发，比如公交、配送、环卫等，题库不小、题也不简单，但因为车小且慢，考不到100分出不了大事。 第二代公司的逻辑是，“梯子”是无法到达月球的，学“跳”是不可能进化到“飞”的。然而，包括特斯拉在内的这些公司证明了渐进路线有强大的生命力，更可持续发展。 中国有更多在场景端切入自动驾驶的公司，这些公司在各自所属的场景中逐步走出自己的道路，这，是美国没有的。 前言　Waymo对决优步 安东尼·莱万多夫斯基，如同事们预料的那样，被一群律师簇拥着，出现在会议室里。近年来，莱万多夫斯基被那场自动驾驶领域的世纪诉讼搞得焦头烂额，充满讽刺意味的是，他本人是自动驾驶行业的开创者之一，却因此麻烦缠身。 莱万多夫斯基加入优步之前，曾效力于谷歌多年。Waymo声称，2015年12月11日，莱万多夫斯基从Waymo的服务器下载了多达1.4万份技术文件到公司配发的笔记本电脑上，其中许多文件内容涉及谷歌至关重要的激光雷达、视觉感知的内部工作成果。莱万多夫斯基还将一张SD卡插入电脑长达8个小时，然后安装了一个新的操作系统来清除下载证据。 第1章　祖母测试，DARPA大挑战赛的源头 The Grandma Test 飞机可以在天上飞行，但无人车不仅需要避开所有由于重力作用而在地面上的东西，例如树木、岩石、建筑物、人和其他交通工具等，还要知道对方是什么，它们可能如何运动，以及自己的运动将对周围环境造成什么影响。开车可能是人类经常从事的最复杂的任务，尽管没人意识到这一点。 这些纷繁的工作都源于DARPA的根本特征：灵活性。该机构的工作方式与军队的其他部门完全不同。它通常雇用不超过几百人，基本上不受官僚主义的束缚，尽管官僚主义支配着政府的大部分工作。虽然DARPA的局长身处要职，但是机构的研究方向来自项目经理，他们占了总人数的一半以上。这些人包括物理学家、化学家、生物学家、工程师、学者、实业家和军人等。他们的工作是为自己遇到的棘手问题提出潜在的解决方案，比如一种新的通信设备、装甲或导航系统。他们向局长推荐自己想要运营的项目，如果获得批准，就为公司、大学或任何可以实现他们想法的人提供资金。项目经理通常只工作一两年，很少有人超过4年。DARPA倾向于不断进行更新，优先考虑新想法，而不是过往经验，特别是令人失望的经验。当一个项目成功时，DARPA会把它交给军方或私营部门进行商业化，然后再去进行下一个大胆的冒险。 1995年的夏天，波默洛和约赫姆迫不及待地想要看看，安装在一辆灰色庞蒂克运输车里的RALPH程序如何在有着不同道路标志的高速公路和不同类型的高速公路上行驶，他们发起了一场名为“解放双手穿越美国”的越野驾驶（由于研究重点是道路视觉系统，所以他们负责踩油门和刹车）。在9天的时间里，计算机科学家们一边听着有声书《星际迷航》（Star Trek）打发时间，一边行进了大约4 586千米到达圣迭戈，完全由汽车来完成转向工作。 无人车这个想法看起来就像一个永恒的研究项目，一个建立在稳定的、渐进的发展之上的项目，将产生源源不断的博士论文。 特瑟认为此时的关键在于整合而不是发明，要找到合适的方法将所有现有技术整合在一起。他追求的是“配方”，所以“厨师”不能太多。特瑟想引进新鲜血液，即那些与国防部或DARPA无关的有潜力的人才，特瑟只需要找到这些人，并把他们领到“厨房”就够了。 第2章　极客和国债，每次都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失败 Geeks and Govvies 莱万多夫斯基更喜欢在智识上胜人一筹，而不是靠勤奋胜过别人。他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不断追求捷径，不断突破规则，来寻求新的方法。和附近硅谷的许多科技界人士一样，他认为这不是欺骗，而是一种优秀的策略。如果要花无尽的时间帮助客户解决普通的计算机问题是他生意的出路，莱万多夫斯基宁愿找别的事做。 但惠特克对建造桥梁毫无兴趣，他想制造机器人，他从小就对这件事抱有热情，小时候曾用从家附近的垃圾场收集来的零件组装机器人。他说：“我在寻找一种可以改变世界的东西，一种能用自己双手完成的东西，一种在我的时代就会发生的东西。”惠特克认为，正在兴起的机器人技术研究将为自己提供施展拳脚的空间。 在那里，他研发了第一辆自动驾驶汽车“Terregator”，它配备了摄像头、声呐和激光雷达，这个被称为自动驾驶汽车的6轮机器人看起来像一个冰箱，它以步行的速度在人行道上穿行，机器人通过从4楼计算机实验室窗口伸出的约90米长的电缆与它的“大脑”相连。 20世纪末期，他和他的同事还有学生们一起，制造了数十个非常棒的机器人，这些机器人在某些领域、某些危险的地方，做了不少弱小的人类无法完成的事情。比如有些机器人爬进了南极洲和阿拉斯加的火山；有些机器人很好地执行检查机场上覆盖的17 000块地砖的任务；有些机器人奔波于废弃的煤矿；有些机器人准备探索太阳系。当惠特克不在校园里或带着最新发明外出时，他就会去城外的养牛场工作。他在20世纪90年代买下了养牛场，除了通过举重来保持体形外，还能在农场做些体力活儿。 生活不是听任别人的安排，他嘲笑卡内基梅隆大学高层对参加DARPA大挑战赛的犹豫。此外，他总是喜欢有明确目标的项目，没有比第一个到达那里更明确的了。 2003年3月13日，惠特克正式宣布参加DARPA大挑战赛，这是DARPA获得的第一个正式的参赛者。惠特克在用来记录生活的网络博客中明确表示特瑟不是唯一一个有天赋成就大事的人。“一年后的今晚，我们在洛杉矶拉斯维加斯机器人比赛中的表现将永载史册。 5年后，厄姆森设计了一款机器人用来寻找南极洲的陨石，并可在航空轨道上组装太空站。当DARPA宣布举办大挑战赛时，厄姆森住在一个亮黄色的帐篷里，这里满是微生物。在即将完成博士学位论文的时候，厄姆森正尝试让这个太阳能机器人在不需要人类帮助的情况下爬行1千米。 与此同时，惠特克一直在打电话找资金，说服他在机器人领域认识的以及不怎么熟的人，让他们成为赞助商，捐款或提供昂贵的零部件。英特尔提供了电脑，卡特彼勒(30)捐赠了雷达，谷歌送来了现金，固特异送来了轮胎。波音公司不仅提供了进入其机器车间的机会，还提供了两名工程师的全职帮助。最终，惠特克筹集了50万美元的现金，获得了40多家公司的支持，还有数百万美元的技术和工时支持。没有别的团队会得到接近这个水平的支持，尽管如此，这一切还是低于惠特克的期望，只是勉强达到了他的要求。 在室外工作时，不可避免的强光和不断变化的照明条件让计算机识别变得更加困难。但摄像头还是可以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所以团队为沙暴车添加了一对摄像头，每个都有三四个网球那么大。 第3章　沙暴车，孤儿优先 Orphans Preferred ...

徐瑾 著，《白银帝国：一部新的中国货币史》，中信出版社，201702 中国货币史和“白银纠缠” 宋代属于开放经济，势必与周边国家的货币经济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系。虽然北方的辽、西夏和金，南方的东南亚诸国，都有自己的钱币，但是只有宋钱（主要是铜钱）可以成为周边各国接受的“硬通货”。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论是宋朝疆域之内，还是宋与周边国家之间，不同币种之间需要“汇率”，而汇率则需要有基准货币或者本位货币。例如，交子曾以铁钱为本位，会子曾以铜钱为本位。但是，铜和铁终究属于贱金属，加之多次发生钱荒，所以，能够作为基准货币的唯有贵金属。很可能因为黄金过度稀缺，在纸币通胀的压力下，相对丰裕的白银脱颖而出，白银的地位甚至超出了黄金，且成为国内外通行的通货，这似乎是一种自然过程。 徐瑾注意到了钱穆先生所言的“宋、元两代用钞票，均有滥发之弊病”的观点，捕捉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逻辑，“在白银作为主角最终登上中国货币舞台之前，从宋代开始曾经有一段并不算短的纸币试验。这一宏大的纸币试验构成了中国金融史的转折点，甚至正是这一试验，最终奠定了中国货币白银化的基础”，进而得出宋代因为通胀引发白银崛起的结论。 明朝(1368—1644 )历经十二世、十六位皇帝，国祚276年，略长于清朝。在明代的经济史，特别是明代货币史中，16世纪40年代是重要的拐点。中国从此开启了奉行长达500年左右的实银通货或者“称量货币”，即“自由银”货币制度。而这种“自由银”货币制度强烈地刺激了巨大的白银需求，中国开始成为世界上对白银需求最大和吸纳全球白银资源最多的国家；日本和南美洲成为向中国输入白银资源的主要地区，也因此成就了中国成为当时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其实，相比清代，明朝并没有那么糟糕。清朝时期，有意毁灭大量明史资料，对明史颇有歪曲。 之所以清代还是“白银帝国”，主要因为白银自始至终是财富的基本形态：白银是基准货币；白银是国内跨地区贸易的交易货币；白银流入的数量以及白银价格的变化，直接影响货币供给规模；银价是物价的主要机制；政府财政收入主要税种与白银密不可分；白银是窖藏的货币财富；白银是会计制度基础。一言以蔽之，白银支撑着国民经济的运行，若是没有白银，整个货币体系必然陷入混乱，甚至倒塌。 绪论　白银的诅咒 对比西方人对于黄金的迷恋，国人对于白银可谓念念不忘。从古至今，中国历史上对于白银的偏好几乎随着时间日益加深，而白银成为中国本位货币的艰难历程，恰恰也隐藏着中国历史大变迁的隐秘纬线。 从“不为币”到最终的法定货币，白银在中国的货币化历程不无曲折。战国至秦汉时期，更多用金与钱，进入六朝、隋、唐是钱帛并行，宋、金、元至明初则是钱钞流通。五代后白银才开始逐渐用作支付，两宋后白银逐步进入民间，与钱并行使用，直到明代中晚期，白银正式完成在中国的货币化。从此之后直到20世纪30年代，这500多年间，中国经历了大小战争，浩劫无数，始终固守白银，其间银两和银元通用。 对比中西货币史，从一开始中国与西方的货币制度就呈现出不一样的特点。古代西方小国林立、国际贸易发达，虽然一国之内国王可以规定何为货币、价值几何，这些规定却无法在其他国家疆域内使用，真正能够被国际市场接受的流通物，从很早开始就被锁定为贵金属铸币。早在公元前7世纪，小亚细亚的希腊小国吕底亚就已经开始铸造固定总量、标明价值的金银合金铸币（而中国迟至清朝末年才开始白银铸币），从此塑造了西方货币史注重贵金属铸币的路径。 相比之下，在明朝中期之前，大部分时间内各种贱金属铸币（铜钱、铁钱）构成中国货币的主要形态，中间间杂着货币史上的早熟传奇，即北宋到明初400余年最终失败的纸币试验。 即使白银在明中期得以货币化之后，白银在中国大部分情况下也仅仅是作为称量货币使用，而非西方早已习惯的铸币方式。从古代银两形态来看，隋唐以前称银两为银铤、银饼或银笏，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古代“铤”通“锭”，从宋代开始一般称呼银铤为银锭，而把银锭叫作“元宝”始自元朝。据说元朝至元三年（1266年）以平准库的白银熔铸成“锭”，重量达50两者叫元宝，即“元朝之宝”的意思。 历史细密经纬之中，白银始终是一根连绵不绝又隐匿无比的线。要重新认知中国货币史，把握白银在中国货币化的关键进展，就必须结合经济史、政治史、财政史、军事史等研究，从更大的视野重新审视中国历史。换言之，理解货币必须在货币之外，其前提是重新厘清中国历史的关键脉络。 对于传统中原王朝而言，为维护王朝统治，必须应对内外两方面的挑战。过去史书多聚焦帝国内部挑战，外部挑战在传统叙事中往往被忽略，但事实上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中并非短暂过客，千百年来北方草原游牧民族随时虎视眈眈，长城内外枕戈待旦之卒动辄以百万计。和平要么是赢来的，要么是暂时的，无论哪种，都对中原王朝的军事能力及其资源汲取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更紧要的是，以庞大物资支持的军队，天然地更容易效忠于带领他们的将军，而不是远在天边的朝廷，在军队忠诚度与军队战斗力之间，皇帝们往往陷入两难。这构成了棘手的内部挑战。 权力醉人，可如何保护权力？帝国内部的权力纷争背后，也隐含着制度变迁的动力。西周选择的是相信血缘宗族力量，封土建国以统领万方，却最终以兼并战争与秦汉大统一而结束。从秦汉直到唐，朝廷一直在试验各种方式，以对抗幽灵不散的地方豪族与割据军阀的潜在反叛势力，试图将军事权力牢牢掌握在手中，其可悲的失败在安史之乱中达到高潮。相应地，军制也在征兵制（如府兵制）与募兵制之间反复摇摆：征兵制方式简单、效力惊人，但要么依赖于草原民族的血勇氏族精神，要么难以持久；而募兵制不仅耗用浩大，维持军队忠诚亦不易。 内外冲击之下，王朝的资源汲取能力也在不断经受考验。王朝兴起之初，无主土地众多，各类均田制度可以顺利实施，以实物税为主的各类财税措施也容易落实。时间一久，由于土地兼并与大户蒙荫，朝廷财力难得保障，各类货币化税收改革方案不得不出台，杨炎、王安石、张居正、雍正的改革时隔近千年而前后相继，其本质都是为支撑王朝政府对财税收入的欲求。 进入近代，在白银全球流入流出的牵引冲刷之下，中国经济乃至国事都受到诸多影响，从明朝灭亡到鸦片战争，以及随后多次政治战乱与经济危机，莫不如此。讽刺的是，民国在艰难告别白银、迈入纸币时代后，却紧接着进入恶性通胀之中，几乎重复了多年前南宋的纸币故事，中国货币的千年跃进近乎被一笔抹杀。 白银与落后，是无意巧合还是因果关系，白银是否为中国落后的根源？梳理数百年白银历史，我们看到白银的命运伴随着一个古老帝国的挣扎与纠结，白银嬗变背后，不仅是王朝更迭，更是文明兴衰。借助白银之眼，我们可以一窥中国现代化之路。 古希腊哲学中曾有“金银铜铁”理论：人都是一土所生，彼此开始为兄弟，但是老天铸造他们的时候，分为三种人，第一种人身上加入了黄金，因而是最宝贵的，是统治者，其次则加了白银，这是辅助者或者军人，最后则是铜铁，往往是农民及其他技工。 以此而论，如果纸币发行得当，数量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不仅有益于政府财力，对于经济其实也是极大的红利与跃升。换言之，纸币本身可谓金属货币到信用货币的一次“升维”，运用得当的话对于经济大有裨益，典型如英镑对于英国崛起的决定意义。 然而历史没有如果，战争逻辑与皇权思维主导之下，纸币创新带来的不是繁荣而是滥发。在宋元明三朝，中国试图跳过银本位直接进入纸币本位，但这一过早诞生的纸币最终却因为缺乏约束遭遇了挫败。在与纸币的竞争中，白银作为一种替代物，对于民众来说有保值和储存的便利，最为关键的是，白银具有免于被权力轻易掠夺的货币本性，朝廷至少无法“印”出白银来。因此，白银天然是市场的选择。 中国纸币的命运，是成熟的古老帝国又一次过早开出的文明之花，一切聪明与机心，在缺乏约束与边界之际，最终都会自我毁灭。回看白银近千年的故事，其竞争对手纸币的作用如此巨大，从交子开始，堪称白银货币化的开篇，以法币结束，也是白银货币化的归宿。 正如货币金融学大家弗雷德里克·S.米什金(Frederic S.Mishkin )所言，金融系统是经济的神经。而生生不息流动的白银，则是中国经济的白色血液，其动静变化，牵动中国经济的神经，引发一次次兴奋与痉挛乃至紊乱。即使坐拥白银，帝国斜阳依旧。换言之，白银很重要，但是拥有白银不等于拥有繁荣，甚至白银流入更多可视为中国经济货币化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决定帝国命运成败的核心，仍旧是帝国制度的固有缺失。 中国在明清之后号称建立了银本位，但是这种名义上的银本位存在很多问题。白银一直没有作为铸币使用，现实之中多数情况是银两、碎银、银元并行，又因重量纯度各有区分，因此除了不同重量纯度的“实银两”，换算中还有作为实银价值衡量的“虚银两”并存，因地因用各有划分，共上百种之多。 由于白银各种度量单位不一，导致中国货币制度空前混乱，而混乱的币制进一步造成经济金融的萎靡落后，与国家的孱弱分裂彼此牵引。用银，也因此成为一种落后的象征，甚至被看作一种白色的诅咒，成为帝国落后的镜面投射与无奈注脚。 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中央集权加大，中国终于有能力“废两改元”。国民政府原本计划是从银本位过渡到金本位，但由于世界经济危机以及美国《白银收购法案》，中国再次“升维”，跳过金本位，直接进入法币阶段。法币原本是中国货币制度的全新升级，堪称统一货币的一次成就，但在内忧外患之下，金融再次沦为政治的附庸，其结果也并不美好。法币滥发无法遏制，而取代法币的金圆券的滥发更是史无前例。于是，纸币在近代中国上演了最疯狂的一幕，创出惊人的通胀纪录，其惨烈程度超出多数人的预期。这一次的纸币试验仍旧以一个政府的陨灭为结果。而白银在纸币被遗弃之后，又在民间暗中复燃。 白银与纸币的博弈，其实也是保守与贪婪的较量。如此博弈，如果通过权力制衡，其实也可以有不一样的结果，就此而言，纸币是中国未能把握的制度红利。英格兰银行成立于1694年，此后英国才开始发行英镑，比起宋代的交子晚了大概六七百年。英镑最初只是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而已，而英格兰银行成立之初也不过是一家私人银行。尽管如此，英镑诞生之后，在200多年内维持了稳定的币值，英镑的坚挺为英国从一个欧洲边陲国家跃居为日不落帝国奠定了伟大的基础。 中国政治即人事，其短处在于纠缠中国千年的人治弊端。根据日裔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近年建构的理论，秩序良好的社会需要三要素结合，即国家(the state)、法治(the rule of law)、负责制政府(accountable government)结合在稳定的平衡中。这看似简单的“政治三明治”并不容易达到，国民政府在内部权力的分散以及外部强敌的环伺之下，最终无法摆脱印钞之路。 金融本质是信用，正因如此，金属货币在专制时代对于民众来说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而纸币试验只有在能保证遏制政府的贪婪之手的政治体系之中才可能成功。这种方式往往出现在现代，而且还很不完美。 财政强弱影响着帝国政制，隐形税费成为名义财政的影子。随着名义赋税之外的各种苛捐杂费不断滋长，帝国贪腐持续恶化，这变成一个新的循环。面对这种模式，中央试图通过“一条鞭法”、养廉银等方式将各种隐性财政纳入正式财政，不过是一次又一次开列新的税费清单，而帝国始终也走不出“黄宗羲定律”状态。正因如此，日本学者岩井茂树将明清财政的机制形容为“原额财政主义”，即在额定财政和隐形财政之间，一次又一次扩大额定财政范围，却无助于隐形财政的消失甚至减少，最终帝国不得不在财政危机中走向没落。 财政失序导致政治治乱循环的根源在于，一方面缺乏下对上的有效监督，另一方面对于贪腐根源也没有彻底解决，用经济学的术语讲，激励不兼容。这事实上说明，皇帝或帝国体制代表表面上是在与腐败官员做斗争，其实是一种堂吉诃德式的斗争，即与强大的体制惯性抗争。 真正的市场经济意味着人类合作秩序的拓展，在过去地大物博而又拥有勤劳人民的中国古代，之所以无法衍生出更广阔的合作秩序，正是因为从封闭的经济状态走向开放的经济状态需要所有权等制度保证。正如秘鲁经济学家赫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所言，所有权的主要效应包括：确定资产中的经济潜能、把分散的信息综合融入一个制度、建立责任制度、使资产能够互换、建立人际关系网络、保护交易等功能。 为什么东方在近代之后落后于西方，这可以视为有名的李约瑟之谜(Needham Puzzle)的衍生回音，或者说经济史的圣杯，迄今仍旧引发无数回应。历史学家纠缠于工业革命之类的宏大事件，而经济学则摸索于手工业方面的细节。值得注意的是，货币金融的维度很少被提及。实际上，欧洲在工业革命之前已经有了金融革命，而这种金融革命正是资本主义得以起飞的原因。 无论纸币还是白银，中国货币体系前现代化的症结之一，在于一直没有实现银行化。中国货币无法银行化，导致中国的纸币化道路失败，不得不走上白银之路。没有银行，没有白银铸币化，就谈不上从银行券路径创造纸币，货币只能以称量货币的形式存在，导致各种混乱与落伍；没有银行，中国的储蓄无法资本化，因为唯有贷款等业务才能解放资本的约束，创造更复杂的信贷交易；没有银行，中国的商业机构也无法公司化，既无法做大也无法走出人际关系限制；还是因为没有银行，货币发行也因此未能集中化，无法衍生出中央银行之类的银行。 银行在中国难以生根的历史，也对应着白银在中国的挣扎历程，二者构成中国经济史的隐匿金融主线，也隐匿着国家权力与市场力量不断博弈的历史。 历史是不断的回溯，而金融是不断的创新，二者间的互动共同构成了创造性破坏的动态过程。金融不是一张白纸，金融史不仅是关于货币的秘密，更是一窥兴衰起合的独特视角与隐约主线。回顾白银的历史，我们除了看到白银命运之骤然崛起与无可奈何，更多看到的是帝国的兴衰。在路径锁定之下文明的必然出路，正在于逃逸历史的惯性与制度的钳制。一声叹息之外，往昔成败足以对照当下。 第一章　东西：白银的不同命运 无论是中国古人的造字，还是后人的演绎，或多或少都暗示了一个普遍的认知，那就是货币起源于交换，这与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的见解不无类似，他似乎认为货币是以物易物的一种简化，尤其是金、银等贵金属，“假如他用以交易的物品，不是牲畜，而是金属，他的问题就容易解决了，他可只按照他目前的需要，分割相当分量的金属，来购买价值相当的物品”。 谈论货币，不可不谈金银。作为一名革命理论家，马克思对于货币理论也分外热情，他的名言之一就是“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这句话已经为金银的自然属性适于担任货币的属性而得到证明。由金融史可知，人们过去习惯将贵金属铸造成硬币在交易中使用，因此今天的货币名称往往也来自当年的遗迹，也就是这些货币含有多少贵金属的重量，便士、磅、马克甚至中国的银两都曾是度量衡单位。 银字的形态也可看出端倪，银由金、艮构成，艮意为“边界”，银的本意据说就是“价值仅次于黄金的金属”。 金银之间的历史博弈，最终以金本位胜出，除了英国率先采用金本位这一看似偶然的因素，过去欧洲热衷的金银复本位过于麻烦也是重要原因。黄金和白银如何确定比价是金银复本位的一个难题，该比例往往因为产量波动等外部因素而变化，这就造成了麻烦。 为什么这么多国家偏爱金银复本位？很重要的原因是黄金产量少而币值稳定，适合国际支付，但是黄金价值刻度过大又不符合日常支付需要，反对金本位的人曾经嘲笑“金币被当作富人的零花钱”。欧洲各国历史上往往是金银复本位制，甚至英国即使转向金本位之后也维持了白银的法偿地位若干年，白银的非货币化直到1774年才发生，到了1821年，白银在小额交易中的法偿地位才完全废除。金银复本位的本质是保证金银可以共同在市面上流通。 金银复本位看起来是两条腿走路，过去多数欧洲人笃信其可以调节金银比例。在理想的情况之下，市场会根据金银比价自动调节，从而达到稳定状态；实际上它更多时候随着资本流动而波动，比如巴西黄金在17世纪被运入英国，这样的外生效应会诱使人们利用金银之间不同比价套利，从而加大了比价之间的不对等，实质上导致了金银复本位制度的跛足情况，甚至不如一条腿便利 这一情况也诞生了著名的格雷欣法则(Gresham’s Law)，也就是所谓“劣币驱逐良币”法则。这一法则在金银复本位之下最典型的表现是，当银币或金币市场比价与法定比价不同时，市场比价比法定比价高的货币（良币）将逐渐减少，而市场比价比法定比价低的货币（劣币）将逐渐增加。因此，不同国家官方定价的不同，往往引发国际资本流动。比如14世纪，法国将黄金与白银的比价定为1∶11.11，而英国则略高，为11.75，这意味着在英国白银被低估，黄金被高估，最终的结果自然就是白银流向法国，黄金流向英国，即使国王利用严刑峻法阻止贵金属外流也无法解除市场的自由意志。 尽管后世褒贬不一，但作为金融家的牛顿在历史上确实留下了重要的一笔。他的任期正好对应着英国转向金本位的重大时刻。在英国白银外流、货币重铸泛滥之际，牛顿在1717年将黄金价格定为每金衡盎司3英镑17先令10.5便士——牛顿如何核定这一比价无从考证，但是他的这一举措对于英国金融历史的意义，几乎等于那一枚不知为何砸中他脑袋的苹果。 这一比价并不完美，甚至是一个错误，仍旧过高的金银比价导致了一连串效应，却也产生了出其不意的结果，故事的发展对英国是利好：正是源自牛顿的定价，白银仍旧继续流出英国，英国从此全面拥抱金本位制度。一个世纪后，也就是在牛顿确定黄金价格99年后的1816年，英国开始从法律上宣布成为金本位国家，而这一制度与比价奇迹般地维持到现代。最为苛刻的金融史学家也不得不承认，正是那一年牛顿或许源于无知无畏的举措，导致金本位元年是1717年。无论如何，历史如此记载，“1717年英镑按黄金固定了价格，这个价格一直延续到1931年，其中从1797年至1819年和1914年至1925年中断过”。 宏观经济学大师凯恩斯做出了一语中的的评价，他早早就将人们对于黄金的一场狂热指斥为“野蛮的遗迹”——野蛮看似贬低，但也道出黄金对于世人的强大吸引力，毕竟野蛮背后是本能。 第二章　宋元：纸币试验 从交子到会子，结果都是因为财政危机而遭遇贬值命运。铜钱紧缩带来的钱荒使得纸币发行数量增加，而纸币的增加与准备不足又导致纸币贬值，其根源其实在于，作为抵押物的宋代财源不断因战争备受侵蚀，步入滥发贬值之路。不论交子还是会子，最开始时往往是私人发行，不可避免会造成局部的混乱，比如最早私营交子的富商经营不善、遭遇挤兑，于是国家开始介入发行，增强民间对其信任，私人纸币也因此被挤出市场。这意味着最开始国家发行的纸币有着比私人纸币更高的信用度，甚至溢价使用。不过国家一旦过分滥用这样的信用，滥发货币，最终必然遭遇贬值，被市场抛弃。最后，宋朝陨灭也成为必然的命运，“变成了一个寄生政府，受到自己臣民的遗弃”。 中国人往往以宋代纸币为骄傲，然而战争使得一切都归于虚空。我们见证了宋代民间社会的创造力以及官僚灵活的经济治理水平，但战争失利导致财政失控，失控的财政政策必然导致失控的货币政策，交子最终敌不过财政货币化的悲剧。交子、会子等货币最终成为一个通胀的历史悲剧故事，也是宋朝统治者未能把握的改革红利。宋代纸币退出了舞台，但是贪婪与愚蠢永远存在，尤其越到末代王朝，越是穷凶极恶地试图通过纸币掠夺民间财富，宋如此，金如此，元也未能幸免，明则完成纸币在中国古代的最后一幕。 关键在于，国家信用的边界。法币的流通意味着国家信用的放大，而在强势政府之下，政府行为决定了货币政策走向与效率，正如一句老话所言，“统治者通过控制货币供给来管理经济”。问题在于，谁来监管监管者？从历史来看，政府接管私人纸币的发行之后，初期往往能够发挥纸币的优点，缓解通货紧缩而对经济有所裨益。可惜的是，这样的美好开局从来没有被坚持到最后，滥发的诱惑在没有约束之下往往随之滋长。 因此，更深一层讨论的要点在于，如何避免权力滥用或者说过度滥用纸币。无论是否在商品本位之下，纸币都是一种信用安排，这个时候即使有一个强而独立的中央银行作为货币机构，可能都难以完全避免政府之手的介入。 人性的悲剧在于，贪婪往往胜过理性，纸币的便利往往掉头转向灾难。每当遭遇战事之时，国家往往求助于印钞或者降低币值，这对于战胜战败的双方都有巨大代价。以南宋开禧年间（1205—1207年）的战争为例，虽然金获得了胜利，但是其国内的纸币数量数十年间增加了十多倍。 第三章 明代：银本位与全球化 这一看法无疑过分简单。事实上，明朝宛如经历时空穿梭，在有限的时间之内，经历了从中世纪性质的洪武体制向近代商品化经济发展的历程。明朝一度可谓走出了中国历史的数千年，其中的教训以及成败堪称中国历史的集合。 明代大明宝钞不能兑换铜钱或其他任何金属货币，这样的规定几乎成为法币的前身，但没有足额储备金作为保证，其结果自然可想而知。在市场上，大明宝钞从一开始就不受欢迎，民众拒绝使用，钱与白银仍旧流行，而顽固的明太祖直到统治末年，仍旧重申禁银命令。到了英宗一代才开始放松用银禁令，但对于拒绝使用钞票仍旧有责，甚至有全家戍边的可能，“阻钞者追一万贯，全家戍边”。 纸币熄火，白银复燃。历史的往复往往如此迷人又痛苦，纸币的诱惑与危险在于，看似可以随意滥发，最终必然玩火自焚，这一点历代的掌权者往往会忘记。当纸币闹剧在中国告一段落，数百年后又“从出口转内销”，粉墨登场，引发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最为惊人的通胀历史，甚至导致了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 禁止白银是为了推广纸币，不让白银与纸币竞争，反过来说，纸币的没落与退出，则源于白银的胜利与地位的确立。根据经济学家塔洛克的研究，明朝纸币的退出存在临界点，也就是14世纪90年代早期。明朝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铜钱流通被暂时禁止，但到1400年纸币已经跌到了其面值的3%，即使明朝官员自身也怨声载道。 帝国政权的经济命脉在于金钱，溃败总是先从财政开始，又以财政结束。无论永乐皇帝朱棣迁都北京还是日后郑和下西洋，如此政治上的大手笔意味着需要经济上的支撑，这些变化使得白银在官方系统中有机可乘。 郑和之败，不是技术，也不是资金。后人考证，郑和船队无论规模还是吨位，都十倍于哥伦布的舰队，但是一个是炫耀国威，一个是探索未知，加上郑和之后没有持续的机制来保证出海，最终导致结果的不同。汉学家费正清就强调郑和与哥伦布在推动力以及动机上的巨大区别，中国船队不仅缺乏绕道非洲前往欧洲的推动力，甚至也没有动力建立贸易据点，“中国和葡萄牙的航海人员能力相似，这使他们动机上的差异显得更为突出。中国人完全缺乏欧洲人那种力求扩张的强烈欲望，这一事实就使两者的成果大不一样”。 中国虽然最早发明了交子，但是随后纸币滥发而退回商品货币，混乱状况中甚至不乏铜钱乃至米之类的实物交换，最终金属货币获得市场承认。此1 000年内，前500年是纸币的试错与崩溃，后500年是白银的确认及胜出，白银在中国经济中开始扮演主要角色，甚至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才最终放弃银本位制。白银的流动对于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如此深远，以致乐于反对“西方中心论”者从白银流入中国来验证中国曾经的地位，宣传“全球市场的轮子是用白银的世界性流动来润滑的” 白银不仅刺激了中国经济，还催生了诸多的社会变革。白银流入对于晚明意义重大，正是在那时形成了一个因商业而快速世俗化的新世界，“通过推进货币增长，提高商品交换效率，以及促使中国官员实行延误已久的赋税改革等方式，日本和墨西哥银元在成就中国晚明声望的充满活力的经济膨胀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这一经济膨胀的影响涉及明朝各个地区，但对南方和东南地区的影响则尤为明显，在此，城市人口激增，农业也更加商品化，工商业则一片繁荣”。 白银浸淫之下的中国明末，经济高度商业化，全球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为何未能产生资本主义？这是历史的天问，却对后人充满诱惑，相关研究层出不穷，其中最为著名的提问者有两位。 首先是著名社会学大师马克斯·韦伯，他曾经提出疑问：工业革命为何没有首先发生在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的中国？这也就是传说中的韦伯疑问。随后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在研究中国的科技发明之际，也萌生了著名的李约瑟之谜：中国发明在古代遥遥领先于其他文明，但为何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 白银流入似乎只是流入中国惯有制度的历史黑洞之中，只有局部的改变，却无制度性的飞跃。在某种程度上，西门庆属于白银时代的企业家，却无法走出清河县的历史惯性，源于中国缺乏培育现代企业家的土壤。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制度环境尤其法治环境以及契约精神的支撑，资本主义就无从谈起 更进一步来说，白银带动西门庆之类的新商人崛起，可是他们的崛起往往不是加入旧阶层就是以为官为归属，这样的企业家对于社会以及经济的市场拓展贡献，似乎更多只是起到了分蛋糕而没有做大蛋糕的作用。 世界变化之际，中国商人们的点滴努力虽借助白银生出别样灿烂，却仍旧如同涓涓细流，囿于清河县一隅，无法冲破历史钟罩的层层束缚从而汇聚成资本的汪洋洪流。没有法治与信用，就没有企业家成长的空间与历史环境，现代资本主义的诞生也无从谈起。 明代白银的使用普及，首先是经济自身的货币化需求，就外在供给而言，也依赖于海外白银的流入，这是中国海外贸易与地理大发现的因缘际会。白银繁荣于大明帝国之际，无意之间，也埋下毁灭的种子 显然过低的官员俸禄并非好消息，因为这必然引发更为严苛的搜刮。以清官形象在历史中存在的海瑞，似乎就是为了印证明代的腐朽。像海瑞这样的朝廷命官，依赖俸禄过活的结果是其毕生清苦，生前为母亲祝寿买两斤肉都可以成为新闻。他虽然最终官至御史，高达二品，死后赠太子太保，谥忠介，然而身后无子，只留下白银20两，甚至丧事也靠他人凑钱。 黄仁宇在《大历史不会萎缩》中有一个比喻，称中国明清社会结构类似“潜水艇三明治”，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即文官集团或知识分子，下面一块长面包是清一色农民，至于中间结构，则一直孱弱而无关紧要，“工商业没有本身存在的价值”，其法律地位和社会地位可想而知 当时中国白银的来源之一正是日本。日本银矿丰富，号称银岛，有人记载“日本夷商唯以银易货，非若西蕃之载货交易也”，这部分流入虽然比不上其他途径，但测算下来也相当可观。 和美洲白银在欧洲引发剧变类似，金钱的作用不仅仅在于物价变化，更在于通过物价变化达到财富再分配，进而影响社会结构。日本在丰臣秀吉时代之前，基本都用中国钱币，往往以进贡、贸易、打劫等方式获取中国钱币，而中国钱币的大量流入对日本产生巨大影响。 第四章 晚清：混乱中崩塌 进一步追究，这实际上是传统中原汉族帝国面临的老大难问题，即如何应对来自草原的军事威胁。代之而起的清朝，对这一问题提供了远比明帝国更好的方案：清朝构建起南北两院制的二元帝国体系，长城之北以大可汗身份统领女真、蒙古各部落，长城之南以皇帝权威治理官僚体系及其下属臣民；南方的税赋足以支持清帝打消贵族分权企图，而草原骑兵则为帝国提供了冷兵器时代最强大的军力。因此，和平终于在血腥屠杀之后来临，中国经济也在清初“永不加赋”“与民休息”等政策护持之下快速恢复。 马士曾抱怨，“银两兑换也是可以把人弄糊涂的一个问题，它会使一个普通人无法了解中国税制的奥妙。中国除铜‘钱’外，没有铸币，目前10 000铜钱约等于1英镑，2 000铜钱约等于1美元。中国白银货币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全国有不下几百种标准；就在一个地方也会有十几种标准，彼此相差数额可以达到10%以上。甚至库平银，也仅在帝国国库方面使用，它在国内其他各地只是一种会计上的货币”。 这种混乱事实上延续了数百年，即使到了近代也是一本糊涂账。从晚清到民国，中国往往被视为银本位，事实上，更确切的说法，中国是没本位，正如1914年北洋政府的自白，“今日中国所大患者，无本位也”。其间，不仅银两、银元不同种类混用，铜钱、洋币也流行，钞票有外国银行和钱庄“私票”，就是银两也分为虚银和实银，实银分为宝银（元宝）、中锭、裸子、小镙、散碎银等，元宝又分为各地的成色，如上海的“二七宝银”和天津的“白宝”等。单单就称量实银的秤来说，也各有不同，在北洋政府时期据说有上百种之多。各种虚银更是形形色色，如库平银、广平银、海关银、漕平银等。 系统溃败的代价显而易见。它徒然大量增加了交易成本，也使得钱庄“旅途中为转运和护送所需的费用，而且由于长途跋涉，所费时间，不是以日计而是以月计的”。不仅天子无法彻底改变这一情况，官僚集团本身也越来越强大，甚至已经到了反腐即亡国的地步，导致后来推行币制统一遭遇很多阻力。 金融财税相生相伴，财税被认为是普天之下财富的流通与再分配的源泉。谈到与中国币制混乱相对应之处，则不得不提中国租税的混乱。在大部分时间里，财税的变革才是真正的历史。《说文解字》里面曾说“税，租也”，联系经济学里面租金的概念，所谓税收，其本质就是执政者收取的保护费。 一个事实在于，单纯就经济而言，中国似乎不需要世界也可以活得很好，而从政治来看，中国通过选择性的通商也可以达到政治上的目的，朝贡制度似乎可以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 在中国的明清朝贡体系之中，中国处于中心地位，除了政治因素，也与中国的经济地位有关。通过与朝贡贸易圈以及世界的联系，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具有微妙的地位——经济学家甚至认为具有重要地位，原因在于中国的特殊性：一方面，中国是瓷器、丝、茶等产品的垄断者；另一方面，中国也是全球白银的终极“秘窖”。 历史的惊奇转折也往往蕴含于偶然细节。鸦片在清代的流行甚至为患，与吸食方法的改变大有关系。英国人将鸦片溶于水饮用（每年消耗10吨—20吨），这种食用方式的镇静作用颇为轻微，被认为不足为虑，对比之下，中国人的方式是吸食鸦片，这种方式据说最早来自爪哇，经过台湾（或福建）传入大陆，成瘾更为剧烈。二者差别多大呢？历史学家说就好比咀嚼古柯叶和将其在烟斗中点燃吸食的差异那样，“英国毒贩故意忽视其中的差别，可道光皇帝并没有，于是1839年鸦片战争爆发了”。 鸦片是战争的引线，更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道德焦虑与民族隐患的双重隐喻：外来的鸦片带走了中国的白银，而中国留下了“东亚病夫”的世界印象，甚至吸食鸦片上瘾也成为中国输出的恶习。鸦片进而成为身份的象征，从晚清到民国，很多军事政权都与鸦片有着重要的关系。在鸦片名下，中国成为带有道德瑕疵的被迫害者。 在这一点上，李鸿章的看法不无洞察力。他于1881年致信英国禁烟协会，如是表示：“中国从道德的立场看待这个问题，而英国是从财政的角度来看。 从专业上说，中国的造币方法一直是“范铸”方法，即模铸法，往往先以泥制模。这属于原始的手工业方法，产量受限，而且费用不低，这一方法被认为2 000多年以来没有进步。 正因如此，外洋流行可谓引导中国货币文化的“一次大革命”，带动中国自制银元的萌生，比如“龙洋”“袁大头”等。尽管如此，直到民国，外洋始终流通。根据货币专家的考证，早期中国自制银元与外洋成色接近，大概都在27克左右，纯度约在9成。民间对于银元的喜爱，到底还是因为其分量十足、制作精美，陈存仁的记载亦印证鹰洋在清朝时普遍流行，甚至与“龙洋”“袁大头”等在同一时期等价使用，“银元每一个，是用白银七钱三分铸成，库秤是七钱二分，银质最标准的是墨西哥铸成的，上面有一只‘鹰’，所以又称为‘鹰洋’” 外洋刺激了中国机制银元的诞生，二者并行不悖，也为民众在动荡年代提供更多选择。我反复强调货币是竞争的游戏，其实当时也有人这么认为。 放在历史场景之中，所谓中国货币主权的淡薄或缺失，一方面是贵金属时代的通病，另一方面也是中国货币制度落后的特征。中国往昔如此紊乱的货币体系，看起来是今天货币非国家化者们乐见的自由竞争天堂，对于商业却不啻为一个烦琐转换的地狱，甚至到了民国也未见改善，一位国民政府的长期外国顾问阿瑟·恩·扬格如此评价中国的币制，“任何一个重要国家里所仅见的最坏制度”。 白银与外洋流行的根本原因，除了主权货币意识淡薄或者政府金融上的无心无力，也有中国铸钱技术落后的因素（铸币成本高企本来就是私人铸币能够存在的主要理由）。在主权货币乃至主权国家意识都缺位的情况之下，谈论主权货币未免奢侈，将中国明清发展的停滞以及落后归结于此更是妄想。白银是一根关键线索，白银也导致明清社会诸多变化，但根本原因在于这个僵化的体制对于变化世界的迟钝应对。主权货币并非没有尝试，从明清案例可以看出，缺乏信用的中央政府发行的信用货币，只能葬送帝国。 鸦片战争无疑是中国的一道伤痕，但是对于中国的最大打击则是来自甲午战争。甲午战争之后，中日两国命运的不同走向戏剧化终点。其结果之一是，金本位在日本落地生根，而中国与之擦肩而过。 为什么日本走向了金本位而中国没有？首先，正是因为中国倚重白银，部分阻碍了中国转向金本位。比起国人热衷于单方面讨论货币主权，其实更应该讨论货币制度以及国家制度对比。亚洲国家有货币主权并成功转向金本位者，主要指日本，但日本的货币主权，不仅体现在白银自产，也体现在货币铸造。 就货币与国运而言，在17世纪暂别之后，中日命运在19世纪再度交叉。从中国明清铜钱受东亚欢迎到中国拥抱白银，再到日本自制银元甚至日本银元倒流中国，起点与终点何以有如此大的差距？答案或许应该回到江户时代，追溯中日不同传统。 江户时代日本通往外界的主要门户是长崎，当时日本与中国以及荷兰的贸易是主流。与荷兰的贸易因后来的西化引起很多关注，事实上与中国的贸易也有独到之处，甚至影响更为普遍，只是日益现代化的日本与中国拉开距离，昔日的中日贸易有意无意地被忽略了。 历史是一张吹弹欲破的纸，误读与遮蔽无处不在。事实上，不仅当时中日贸易十分普遍，而且中国对于日本的现代化也有相当影响，尽管这种影响更多是以自身败北作为无意识的“榜样”效果。 在历史上，日本对于中国的借鉴，从唐到清，从正到负，皆是并存，正如有种说法，“巧引中国无色线，织出日本斑斓锦”。中国1840年鸦片战争的失败震撼了幕府，当1853年美国马修·佩里司令的4艘威力强大的炮舰（“黑船事件”）出现之时，幕府屈服了，开放了下田与箱馆的门户。随后，不平等条约引发的不满导致幕府政治的破产与明治维新的到来。 深陷白银问题的同时，中国亦遭遇鸦片战争以及太平天国运动，日本则开始了明治维新，并全力追赶，其结果就是中日相对实力的变化，最终以甲午战争作为高潮。对比《海国图志》在中日命运的迥异，梁启超曾经如此评价，“其术在今日之中国，不过束阁覆瓿之价值。然日本之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西乡隆盛辈，皆为此书所刺激，间接以演尊攘维新之活剧”。 中国和日本的对比始终耐人寻味，当曾经的天朝上国变为邻国眼中的野蛮邻邦之际，变化也不可避免地开始。现代化的进程就是彼此刺激反哺，中国也迎来另一个“自强”的时代。 对于中国而言，白银如此重要，可谓经济的血脉。一方面，白银长期依赖海外进口；另一方面，国内货币其实更多在民间而不是中央，可谓没有货币政策。外来供给起伏，导致晚清之际诸多变化。正因如此，银钱比价是理解晚清社会变化的重要脉络，战乱、“中兴”甚至清末改革都与白银关系莫大。 内因之一确实是使用不便，譬如历次赔款之中，磅亏（所谓磅亏，其实就是汇率损失）成为惯例，而国外银元的存在，也影响了中国的铸币税。最极端的例子是，1842年签署《南京条约》之后，清政府向英国赔款2 100万银元，因为国内银元、银两成色问题，最终使用西班牙银元来支付，折算下来大概是1 470万两白银。 大清帝国之外的世界，并不会因大清的停滞而裹足不前。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进展，金融也随之演进。随着新世界银矿的发现，金银复本位弊端日渐显明，白银越发贬值，两种金属的不同比价往往导致重新铸造，从而进一步引发价格失衡。对欧洲各国而言，银子往往是麻烦的开始，币值不稳定引发的经济波动也让它们吃过不少苦头。在这些国家，银的比重逐渐降低，逐渐走上“非货币化”道路。 稳定的金本位成就了英国，而动荡的银本位则使得中国饱受煎熬。无论中国如同传统观点认为的那样是在工业革命之后落后西欧，还是如同加州学派的学者彭慕兰认为的那样，从19世纪东西方的大分流才变得显而易见，“原先很阔的”中国在20世纪初的落后毋庸置疑，而且是从金融到经济的全面落后，磅亏只是一个和世界货币格局脱轨的小注脚。 按照此前叙述，不难看出晚清政府并没有货币政策、货币主权等意识，民间币制也是一团乱麻，按照民国经济学家赵兰坪的说法，“吾国历来，仅有货币，而无币制”。 黄金是当时的世界主流，主要国家纷纷改行金本位，1897年日本确定金本位制，美国也在1900年实行金本位制。为何在清朝币制改革中，最终却是银本位胜出呢？从日后来看，1904年春天的“精琦方案”不仅是近代币制史首个系统性方案，或许也是中国距离金本位最近的一次大讨论。 清朝时期，白银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完满解决，一次次讨论最终化为历史的扼腕叹息。中国之所以在币制问题上深陷泥淖，不得解脱，主要原因从上述过程中可见一斑，即使金本位是更符合历史方向的政策，却始终没有有能力的政治权威推动，利益集团也无法撼动。 第五章　民国：告别白银，迎接通胀 清帝逊位之后，北洋时代开始。北洋政府在币制改革中所做的最大一件事，是1913年公布《国币条例》，正式规定重量七钱二分、成色89%的银元为货币单位，也就是所谓的“袁大头”。虽然袁氏当国有很多争论，但就货币史而言，袁大头几乎是中国近代最成功的自制货币了。按照民国时人陈存仁的回忆，“银元每一个，是用白银七钱三分铸成，库秤是七钱二分”，而其中银质最标准的是墨西哥鹰洋。 汇丰银行的英文名“HSBC”代表“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这不仅标示着汇丰银行与中国的渊源，更标示着昔时上海的显赫。当时上海不仅是最大城市，也是通商口岸，对长三角以及华北的辐射能量巨大。1865年上海人口有65万，而当时的香港人口只有11.5万。汇丰银行在1865年3月3日正式在香港创立后一个月，就在上海的分行开始营业，其老地址就是今天的外滩标志性建筑，即今日的浦发银行大厦。 昔日钱庄在20世纪初所能起到的作用不是今天能够想象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指出，除了近代外国银行在为国际贸易提供资金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外，1911年以前的中国银行体系几乎完全不能超出山西票号式的汇兑银行和地方性钱庄的范围。 从北洋到国民政府这一时期，正是一个从自由到垄断不断加深的过程。从政府角度来看，垄断有利于集中力量，应对战争；就金融角度而言，统一也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但是垄断的问题就在于无法解决政府“闲不住手”的问题，因此从自由到垄断，表面是结束混乱，其实也埋下了货币滥发、通胀等弊端。 “京钞风潮”与“抗兑令”背后，不仅折射出中国银行业与银行家转瞬即逝的黄金时代，也暗示了一个教训：政府无信用情况下，民众往往更偏好白银之类的金属货币，金属货币的存在其实天然对于纸币的通胀是一个束缚，若非如此，不受控制地发行纸币必然引起通胀，引发金融动荡。可惜这一教训并不被后来的国民政府所接受，在白银退出历史舞台之后，纸币的效应被放大再放大，民国政府在通胀的道路上一路狂奔，直至灭亡。 中国在抗日战争爆发前10年的历史，其实是一个现代国家从无到有的过程，其中也伴随着中央权力的加强，财政首当其冲。1929年，宋子文表示政府能够控制财政的省份只有江苏、浙江、安徽与江西这四个，而能够交出多余部分的只有江苏和浙江。随着国民政府权力稳固，对于金融统一的规划也着手进行，第一步就是控制银行。 美国脱离金本位之后，对于中国而言，一项影响更大的举措跟随而来，那就是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34年6月19日签署了《白银收购法案》。在该法案推出之前，白银价格连连下跌，从1928年每盎司58美分下跌到1932年年底的25美分，然而在法案推出后，白银价格在1935年一路走高，甚至上涨到每盎司超过80美分，当年4月27日哄抬到每盎司0.81美元。 对于法币，海外也有人不满，其中最为失落者自然是日本。陈光甫直言日本对新币制无好感，甚至有意破坏。日本一直期待西方承认自身在中国的特殊利益，而日本在华（尤其是在东北）投资的增长也颇为迅速，1930年达到14.12亿美元。法币改革刚刚宣布，日本军部表示中国币制改革是对日本的“公开挑战”，甚至以此为借口要求在华北收兑的5 000多万银洋不许南运。日后的抗日战争也开辟了另一个战争，即“元”的战争，法币与日元在中国的厮杀刚刚开始。等到1937年，孔祥熙与摩根索在华盛顿敲定第二批购银协议的前一天，卢沟桥事变发生了。 法币出台是一次金融洗牌的开始，统一货币也使得中国金融进入垄断统制阶段，甚至早在法币推行之前中国就开始为金融集中铺平道路。借助强行参股，国民政府基本控制了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家银行，这三大银行资本额超过全国银行的四成，存款占接近六成，国家银行和私营银行的实力对比已经出现了变化。 从此，中国有了自己的“元”——法币。法币可谓中国货币制度的一个巨大跃升，不仅是从银到纸的变化，更是从金属货币变为信用货币，本质是传统经济到信用经济的转变先声。而白银与中国的诸多纠葛，从银两到银元，从混乱两制到银钱并用，看起来似乎也终于到了落幕的一天。 * 通胀的尾声与启示 法币的诞生，让中国金融史与白银的数百年纠缠跌宕看似暂告一段落，中国金融也由相对自由进入逐步统制阶段。但是历史并非总是线性直行，而是充满了反复与倒退，白银并没有一步退出历史舞台，法币却如同历史中的其他中国纸币，从稳定到轻微通胀，再一步步陷入高度通胀而不可自拔，最终导致了金圆券的推出。民间白银和黄金外汇一起，再度成为被掠夺的对象，演绎了中国金融史上最为疯狂的一幕。 法币起初得到英美支持，在抗日战争初期相对稳定，但随后入不敷出的国民政府不得不走向赤字财政压力下的印钞。财政赤字比例最高曾达86.9%，这使得印刷法币成为维持战争的生命线。然而印钞的速度也无法追赶财政收入的下降，随着军费开支飙升，法币开始无可避免地滑向通胀深渊。法币失败的根本原因和历史案例不无相似，仍旧是战争失败与财政危机的双重叠加，国民政府企图以货币的形式拖延时间，却最终失去了时间。 在过去，很多都认为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是一条战线，其实在20世纪20年代末，两者已经渐行渐远，等到40年代的民国末期，两者已形同陌路。1948年，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中恐吓逮捕银行家李铭、周作民等，不过是两者正式决裂的高潮而已，这也是国民政府排除一切异己却将所有潜在同谋推向对立面的又一个案例。当中国资本遭遇专制权力，结果往往凄凉，有“中国的摩根”之称的陈光甫在日记中对于江浙财阀这一说法表示厌恶，而张公权则表示江浙财阀其实与日本财阀不可比，“实则此数人者，并非如日本之三井、安田等家族之拥有实力，号称财阀可比。仅凭借各人之地位，兼得民众之信仰而已。且全国人民因久乱思治，故诸人者不难因势利导也”。 金融市场变化的背后，其实是中国历史的又一次治乱循环。若政府太弱，国家难以建设，市场难以扩大；若政府过强，缺乏制度约束，最终也会扼杀市场。这种强弱并不等同于政府治理能力，而是表示权力边界的界定，强势政府在杀鸡取卵的诱惑之下即使能够出手扼杀市场，随后也难以解决其本身问题，一如始终为经济问题苦恼的国民政府在控制商业银行之后，不仅没有摆脱其财政窟窿，反而滑向更暗淡的深渊。从白银变局可以一窥中国历代政经的得失，在政治与资本之间，中间力量总是弱势甚至缺失，资本要么得不到政治保护而湮灭，要么就是汲汲寻求政治保护而自我窒息。商业的失败与成功往往与政治休戚相关，金融尤其如此，然而如果中间力量得不到发展，商业则过于压抑，最终政治也会溃败。 民国财政困境放在今天也不陌生，这是纠缠中国千年的人治弊端。美籍学者福山认为秩序良好的社会需要三要素结合，即国家、法治、负责制政府结合在稳定的平衡中。可惜的是，在乱世之中，这看似简单的“政治三明治”在内部权力的分散以及外部强敌环伺之下，不仅造成了民国晚期财政赤字缠身、货币贬值的悲剧，也最终走向了政治悲剧。 以海外白银流入开始，以收缴真金实银结束，这就是中国白银数百年的循环。其间有历代王朝的兴起与陨落，也有不少人杰的努力与奔走，一切都在历史之中回响。历史的循环之中，有无数天问等待答案。答案是白银，也是人性的贪婪，更是制度的大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