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

 [美] 菲奥娜·琳赛·舍恩 著， 刘秀婕 / 张焕香 / 韩菲 译，《白银与文明》，浙江教育出版社，202312 前言　白银，人类文明的开启与超越大自然的杰作 霍尔的长颈细口瓶上的标记是英国的金匠公司检测办公室打下的，该机构的历史可以追溯至700年前，而对银器纯度进行官方认证的做法则可以追溯至更早的年代。这是因为银和金一样，一直是人们积累财富的一种方式，如果银贬值，其价值就会降低。 第1章　银为何如此重要 银是一种诱惑。它是一种闪亮的、反光强烈的金属。它用炫目的光芒照射我们的眼睛，就像翻转的银元、德拉克马或比索那样，使我们看不到它的危险，然后它会在无形中将人类和帝国推向灭亡。 银的原子序数为47，其原子核内有47个带正电荷的质子，原子核周围有47个带负电荷的电子，这些原子在被称为“金属键”的有序系统中结合在一起，形成晶体。当金属原子结合在一起时，有些电子会从原子中分离出来，进入“电子海”，即形成自由移动的电子。 我们如今重视银的原因之一是银本身的结构对电子不间断的移动非常有利，它在所有金属中导电性最好，因此可用于制造高性能的电子和电气系统。不过，由于银的成本较高，目前银的竞争对手铜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更广泛，如用于制造电线。 银富有延展性，可以被塑造成多种形状，比如平展的银片或无缝的圆形容器，甚至可以拉成丝。有些金属（如钛和钢）需要加热才会变得柔软，而金和银这样的金属在常温下就相对柔软。银匠就是利用银的这种特性，用纤细的银线制作精致的掐丝装饰品。 在元素周期表上，银的元素符号是Ag，源自拉丁语中的argentum，其词根在拉丁语和希腊语中的意思都为“白色”或“闪亮”。银具有完美的光泽，这是因为它具有极高的反射率。在人类可见光谱的波长范围（380～780纳米）内，即在我们能看到的绚丽多彩的世界里，银的反射率恒定不变。在这一点上，银胜过了其他所有金属。 银与金、铂等其他部分金属一起被归类为贵金属，这意味着银具有较强的化学稳定性。 虽然几个世纪以来，银一直被用于净化水或给伤口消毒，但直到最近人们才了解银是如何杀灭细菌的。它的抗菌性能只有在电离态的银发生化学反应时才能被激活。也就是说，当银原子失去一个电子时，就会变成带正电荷的银离子。像所有有机物一样，细菌依靠酶来维持生命和繁衍，而银离子攻击和破坏的正是这些酶，这会导致细菌细胞在短时间内脱水、萎缩并死亡。还有个意想不到的情况是，接触到银的死亡细胞会“传染”邻近的健康细胞，使细菌持续地大面积死亡。科学家将此现象记录下来，并称之为“僵尸效应”。 寻银既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科学，因为没有一模一样的矿床，而且微小的矿脉隐匿于周遭的大片矿石之中，极难被发现。虽然银比金更常见，但银在地壳中的含量仅为亿分之七。7能够幸运地发现富含银的岩层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惯例，但在欧洲人们通常会信任金匠做的标记，这样既能确保国家货币的纯度，又能保障消费品的完整性。在文艺复兴初期的意大利，金匠不仅是工匠，还是公务人员。他们监督造币厂的运作，有时还监督硬币的流通。金匠的标记既是物品纯度的保证，也是金匠诚信的保证。 第2章　哪里有银矿，哪里就有奴隶 从挪威到新西兰，从阿拉斯加到阿根廷，这些地方都有银矿。阿根廷这个国家的英文名称来自拉丁语，意思就是“白银之地”。 与地球上的某些事物一样，银是来自远古恒星的“核废料”，这些恒星早在地球诞生之前就已经死亡了。 约阿希姆斯塔尔造币厂于1519年或1520年开始铸造硬币，它的产品中最著名的是一种高价值的银币，被称为“约阿希姆斯塔尔币”（Joachimsthaler），简称“塔尔币”。欧洲大部分地区都在效仿制造这种货币，在英语中，人们称其为“美元”（dollar）。 戴德斯海默受蜂巢结构的启发，发明了一个以立方体形状堆叠木材的系统，该系统后来被称为“方形木支架”，这些模块化的木支架结构使矿工能够在卡姆斯托克矿脉所特有的宽阔地形中安全地挖掘丰富的矿藏。 纵观金属开采的历史，矿山有开采前景，就会吸引人们大量涌入，从而推动新兴城镇建设，促进当地的财富积累和经济转型。但历史上因开采银矿而富裕起来的人，远远少于因投资不利而失望、沮丧甚至破产的人。在银矿开采热潮的历史中，可能有令人振奋的“发财”故事，但更多的是悲剧和损失惨重的故事。 从澳大利亚内陆到科罗拉多山脉，在世界各地都有被遗弃的“锡尔弗顿”（Silverton）(9)，它们的名字中蕴含着希望，而在它们的旧址上则满是残垣断壁。 锡尔弗拉多（Silverado）就是这样一个小镇，它建于19世纪70年代，坐落于加州南部、洛杉矶东南方向80千米处的圣安娜山脉山脚下的峡谷中（图2-10是加州圣安娜山脉的锡尔弗拉多小镇如今的面貌）。“锡尔弗拉多”这个名字本身就暗示了太多的希望和错误的判断，而这又源于人们对西班牙殖民者理想中的“黄金国”（El Dorado）、“黄金城”、“镀金王国”或“黄金之城”的曲解——西班牙殖民者在南美洲苦苦寻找黄金，但徒劳无获。 史蒂文森曾在那里度过蜜月的旧金山北部的锡尔弗拉多，其发展历史也充满了欺诈。有一个说法称该矿是个“巨大的骗局”，是为出售一文不值的股票而制造的幌子。据说，到了晚上，人们赶着成群的骡马把装在旧雪茄盒里的银偷运上山，并送进矿井里，然后在矿井里用当地的岩石将银压碎，再将其作为矿山的产物运下山。 石见银山遗址于200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它虽然比名录中的其他遗迹都要隐蔽得多，但在此后的一年里仍然吸引了近百万名游客。通常情况下，那些为发展旅游业而宣传银矿景观的人会借助这里绝妙的地形，从大家疑惑的如何重建等角度激发人们更多的想象和兴趣。就石见银山而言，幸存下来的是一片“遗迹景观”。这里保留着银矿开采的每一个过程，即从开采矿石到矿石研磨再到冶炼的全过程。在这里，17世纪至19世纪的建筑遗迹都被保存了下来，这些建筑揭示了一个包括士兵、富商、牧师、繁荣的家族企业和农民在内的社会形态。17世纪初，生产力达到巅峰时，这里有上万人受雇于采矿业。这些银矿山坡上记述的故事无论有多么晦涩难懂，讲述的都是无数小型劳动密集型企业如何在短时间内成倍增长，如何形成日本最高产的银矿区，以及其繁荣的贸易网络如何遍及整个东亚的故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强调，银矿所处的特殊地理环境也为此地深厚的人文景观奠定了基础。 第3章　从凡尔赛宫到寻常百姓家 制作银器最基本、最常见的工艺是锤揲，又称锤击。银匠先选定一块银锭（银铸块，现在更常用的是薄银片），然后将其放在木桩上锤打。银的质地柔软，冷锤就可以将其轻轻延展开，形成凹形器皿的形状。 自人们能够从矿石中冶炼银之后，范铸这项工艺便逐渐得以完善。最早的范铸方式是“开模”，即先将沙土或黏土压制成模具，或将石头雕刻成模具，然后将熔化的银倒入模具中，犹如把水倒入冰格中制成冰块一样。当然，这种方法的缺点之一是成品必然有一侧是扁平的。 中国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发明了一种工艺更为复杂的铸造方法——失蜡法。首先制作一个实物大小的蜡模，然后在蜡模外面涂上石膏或黏土，并对蜡模进行加热，融化后的石蜡会经专门的通道流出，再将熔化的银倒入模具中，待银冷却后脱模。 20世纪末，人们尝试运用新技术进行范铸，由此引入了新的范铸材料，例如贵金属黏土。黏土由混合在有机黏合剂中的大量银颗粒组成，因此质地柔软而有韧性，可以压入硅胶模具中。模具干燥后，把黏土取出烧制，烧掉黏合剂后剩下的便是固体银铸件。 第4章　帝国崛起，两枚改变世界的银币 建立一个帝国需要资金。当然，需要的不仅是资金，就如同生火不只需要燃料一样，文化、意识形态、对土地和资源的需求也都得发挥应有的作用，但资金是最基本的。有了资金，就可以购买军舰、装备军队、维持帝国的政府机构、资助促进公民身份认同感的公民计划和建筑项目。世界通用货币通过贸易伙伴关系和税收协定将各国和各大洲联系在一起。对一个帝国的臣民来说，每天都要使用的钱币上的图像会让他们随时想到自己的君主。 奴隶在当时的一些官方文件中被称为“人牛”。这些奴隶大多不是罪犯，而是战俘——奴隶制是爱琴海周边国家无休止的战争的高利润副产品。 然而，与大多数帝国一样，雅典帝国虽有吞并领土的野心，却没有维持帝国稳定的能力。最终，雅典帝国的宿敌斯巴达在波斯帝国的帮助下推翻了雅典帝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使雅典帝国屈服的也是一次海战。公元前405年，在羊河战役中，雅典帝国的舰队毁于一旦，城邦被围。最终，雅典帝国于公元前404年因城内粮绝而被迫投降。 16世纪中叶，人们在墨西哥西部的马德雷山脉发现了储量丰富的银矿。但真正的大奖——银山，是在现今玻利维亚境内的安第斯山脉的波托西发现的。 生活在安第斯山脉地区的印第安人有着长达3 000年的冶金历史，他们使用金、银和青铜制造器物的时间比墨西哥人要早很多。他们的大多数金属制品似乎都是服务于宗教的，而不是用作财富的储备。 墨西哥在16世纪50年代采用了一种提炼低品级矿石的方法，这种破坏环境的“混汞法”是将碎矿石与盐和汞（这些汞来自万卡韦利卡的大型汞矿）混合，然后加入试剂促使银与汞发生化学反应，形成汞齐，再加热汞齐，蒸发去汞，留下精炼的银。波托西于16世纪70年代采用这一工艺后效果显著，银滚滚而来，就像打开了水龙头一样。十六世纪八九十年代，银的产量几乎翻了3倍。16世纪90年代，银的年产量达到顶峰，为200吨。 历任西班牙君主一再下令，禁止奴役帝国的印第安臣民，教皇也明确谴责奴役的做法。但为了规避法令带来的不便，一个变通的办法就是建立印加的米塔（mita）制度(15)。作为履行贡赋义务的一种手段，原住民传统的做法是以短期轮流的方式为帝国的工程提供劳动力。从1574年起，在波托西实施的米塔制度成为西班牙帝国黑暗统治的缩影。西班牙的米塔制度远比印加的米塔制度残酷，它从富饶的矿山上撒下一张绵延数百千米的大网，来围捕矿山所需的一半劳动力。偏远地区的村落，每年被迫从年龄在18～50岁的男性中征召1/7，成为服役的“米塔尤”（mitayos）。这些米塔制度的被迫参与者要长途跋涉1 000千米，通常需要几周时间才能到达波托西，然后开始为期一年的劳役。 第5章　从新大陆流入中国的银之河 波托西的运银船一到巴拿马，船上所有的货物就被卸下，然后由骡队运输。骡队要经陆路，穿越巴拿马地峡，穿过阴郁的、疾病肆虐的查格勒斯河河谷。因为在这条路上有数百人死于疾病和事故，所以这条路被称为“十字架之路”（Road of the Crosses）。骡队的目的地是加勒比海岸的迪奥斯港，该港口的周围是沼泽和荆棘丛生的灌木丛，那里瘟疫肆虐，海盗横行，其中也包括海盗德雷克。海盗们劫掠西班牙人的白银和奴隶，令人尴尬的是，他们有一次还劫掠了一船西班牙的官方和私人信件。 还有一场灾难不仅影响了西班牙帝国，还波及了全世界。就像血液中血糖过高会引发低血糖反应一样，大量银涌入市场会导致大范围的经济崩溃。从美洲涌出的银越多，它的价值和购买力就越低。西班牙帝国的君主们发现了这样一条令人不安的经济原则：富足既是福也是祸，因为货币供应扩张会推高物价。6随着通货膨胀的加剧，生活成本在17世纪下半叶翻了一番。西班牙王室征收同样数额的税，但银的价值却低了很多，西班牙帝国因此负债累累，经济持续恶化，农民挨饿，愤怒的民众在欧洲各地起义。这场“物价革命”的影响波及了全世界。 1626年，塞维利亚的商人抱怨：“外国人很富有，而西班牙对待自己的子民根本不像生母，反而像养母，让外人富足，却忽视了自己人。”7放高利贷的欧洲银行家可能就属于这一类“外人”，但西班牙人的不满很可能指向更遥远的东方，特别是中国。美洲开采的银有1/3～1/2最终流入中国的“银渠”。8中国仿佛是一片汪洋大海，无数的银像河流一样源源不断地汇入其中。中国有着悠久而深厚的银器制作传统，那里制作的银器既用于宗教活动，也用于日常生活，但大多数出口到中国的银却被用于满足完全不同的需求。 在明代，银在中国的价值大约是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两倍。例如，在南方的港口城市广州，黄金与白银的价值之比为1∶7；在西班牙，这一比例为1∶14。12换句话说，在中国，可以用更少的白银来购买黄金；而在欧洲，黄金可以换来更多的白银。那些精明的商人就利用这一差价进行交易，导致中国的黄金大量流失。 显然，这种套利交易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贸易自由，而明代在很长的时期内采用限制性贸易政策，并不具备贸易自由这种开放性特征。那么这些早期的套利者是如何进入货币交易市场的呢？答案在于菲律宾的马尼拉。 当地的中国人与殖民者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相互依赖却互不信任的关系。马尼拉不过是西班牙在太平洋上的一块踏板，它的唯一用途是中国商品和西班牙白银的交易中心。无论如何，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都要在这里进行碰撞和融合。殖民者指望中国人购买他们的白银，同时又依赖中国的工匠、厨师、工人、渔民、牙医、面包师和家庭佣人。16然而，殖民者憎恨中国人，他们憎恨中国人数量庞大，憎恨中国人谈判敏锐，可能也憎恨在他们努力劝中国人皈依基督教时对方表现出来的那种顽固态度。殖民者一再要求驱逐中国人，对中国人的交易征收重税，并残酷镇压中国人的抗议。 美洲人和欧洲人对中国丝绸的渴求似乎与中国人对白银的渴求一样强烈。即使在穿越太平洋和大西洋之后，中国丝绸也能使商人获得可观的利润。与银一样，丝绸就像河流一样流动，人们用丝绸为波托西的圣母雕像制作斗篷，为阿卡普尔科的牧师制作法衣，为墨西哥城的女士制作长袍，为塞维利亚的贵妇制作长袜，为阿姆斯特丹阔气的汉堡店制作地毯。 大量的白银经由马尼拉运抵中国，另外，据估计每年还有150吨白银经由欧洲运抵中国，这其中的很大一部分是经由阿姆斯特丹运抵中国的。 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荷兰语缩写为VOC）成立，这促使阿姆斯特丹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商业中心之一。荷兰东印度公司从印度尼西亚进口香料，从中国进口瓷器和茶叶，从加勒比海进口盐和糖，从地中海进口水果和坚果，并向中国供应产自欧洲和日本的银。 第6章　银在现代社会中的新角色 几千年来，银因稀缺而备受重视。作为一种可兑换的财富，它在制作钱币、珠宝和餐具方面表现出色。银之所以备受青睐，一是因为其价值高昂，二是因为其诱人、闪亮的外观。然而，如今全球一半以上的银被用于工业用途，这与这种金属的稀缺性和美观的外表无关。几十年来，银独特的化学和物理特性引发了新的需求。 工匠们不再将金属粉末混入熔化的混合物，而是将硝酸银或氯化银等银化合物添加到黏土等黏合剂中制成糊状物，然后将糊状物涂在透明玻璃上，再放到窑炉中烧制。烧制过程中的化学反应使糊状物呈现黄色。根据窑炉的温度、烧制时间和浆料的厚度，其颜色可呈现从浓郁的蛋黄色到淡金色等不同的色调。 不仅地面交通需要银，空中交通也依赖银。飞机发动机能在高温下持续地安全运转，就是因为有镀银轴承。由于银具有抗腐蚀性且摩擦力小，它可以在快速移动的钢制部件之间充当润滑剂。虽然银的用量很小，每个轴承只需几纳克银，但这少量的银对重型机械在高应力条件下的平稳运行影响巨大。 当银被用于开关或电路板时，它的结构和化学特性能确保电流不间断流动；作为润滑剂，银能使机器保持运转；氧化银纽扣电池则为手表和计算器提供动力。银不仅能促进能量流动，还能以太阳能的形式储存能量。 第7章　银器，地位的象征 人类不仅用银铸造货币，而且用银创造谚语：“含着银汤匙出生”（born with a silver spoon in one’s mouth）、“放在银盘子里”（presented on a silver platter）、“每朵云都有银边”（every cloud has a silver lining）。从“银舌”（silver-tongued）到“银弹”（sillver bullet），人类的语言中充斥着大量这样的表达，这说明我们赋予了银复杂的含义。 我们可以说，金银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但更有趣的是探究其中的原因，找出金银是如何在数千年的时间里，在不同的文化中保持相当稳定的意义的。关于银，有两个观念似乎与它闪闪发光的事实一样无法改变：一个是银象征着地位，另一个是银代表着纯洁。 自从人类学会了从地下开采银以来，银就一直被用来彰显地位。含银的矿石在地球上分布不均匀，只有局部地区才有，因此银很早就被认为是稀有和珍贵的，是需要经过努力才能提炼出来的。经过精心打磨后，银器表面变得光洁，泛着均匀的光泽，这使银器更加令人垂涎。银器可以赋予其所有者地位，这时银的价值便从物品上转移到了人身上。我们珍视稀有物品，我们也珍视闪闪发光的物品。在人类看来，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最闪亮的金属。进化心理学最近的研究表明，人们容易被光泽吸引的背后有一个有趣的原因：闪闪发光的表面会使人们想起维持生命所必需的水。 此外，正如在历史上拥有洁净的水一直是权力的标志一样，拥有闪亮的、令人向往的物品也曾经是威望的标志，这种观念深深根植于人们的大脑中。尽管人们认为闪耀等同于精致，但这很可能是人类的“蜥蜴脑”促使我们这样想的。 银一直被视作稀有、昂贵之物。此外，银的延展性好、光泽度高，这意味着银可以被加工成各种形状，以便体现出其所有者的品位、学识和时尚感。除了餐桌，还有什么地方更适合展示银器呢？在餐桌上，地位之争和尔虞我诈不可避免。某人该坐在餐桌的什么位置？旁边是谁？离主人多远？离盐罐这样看似无关紧要的物品多远？该上什么菜？具体用什么食材？先给谁上菜？这些都体现了宴会上的地位之争。 第8章　圣洁的银，美与文明的传承 佛陀坐在菩提树下，悟出了世事无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后来在该地建造的摩诃菩提寺却是个奢华的庆典场所。 佛陀的话语敦促信徒们切莫贪恋世俗的奢侈品，但随着佛教传播到世界各地的，是工匠用贵金属制作的代表着虔诚的物品，这些物品供寺庙和个人使用。佛陀劝诫人们不要留恋尘世的财宝，但他的话语可能就记载在银器上。佛教传入中国后，以一种独特的形式发展起来：在数百座寺庙里，数千位僧人煞费苦心地抄写佛经。从16世纪起，蒙古人也开始自己生产纸张，在18世纪至19世纪，他们用金墨或银墨将佛经抄写在黑色的纸张上，极尽奢华。

202408-价格革命 [美]大卫·哈克特·费舍尔 著，X. Li 译，《价格革命：一部全新的世界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12 数字使我们得以见微知著，拼接出事情的全貌。它使我们能够将原本大相径庭的事件进行对比。它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正以何种方式运行。 引言 世界历史中的巨浪 价格上涨在过去一直是一个问题，但是其节奏、速度或时间都不是恒定的。一些时期比其他时期面临更严峻的通胀问题。有一些时期则经历了长期的价格均衡，甚至通货紧缩。 在我们开始研究这些关系之前，有必要提出一些警示。读者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我们所研究的动态是波动，而非循环。重申一遍：不是循环，而是波动。 循环的节奏是固定而有规律的。它们的时间阶段具有高度的可预测性。波动则更加多样化，而比较不具有可预测性。它们在持续时间、量级、速度和势头方面均有所不同。 许多熟读经济学著作的读者会记起凯恩斯的名句—“从长远来看，我们都死了”的特殊含义。20世纪诸多事件已经表明，从最普遍的适用来看，这种理念大错特错。美国经济学家赫伯特·斯坦在华盛顿工作一段时间后，于1979年懊悔地写道：“我们一觉醒来，却发现自己还面临长期的问题，并且正因为懒于顾及而饱受折磨。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这部历史作品将从七个多世纪以前讲起，那是中世纪一座拥有大教堂的城镇的赶集日。那一天是1224年9月8日；地点是法国的沙特尔。 第一次浪潮 中世纪价格革命，1180—1350 1224年9月8日，沙特尔，适逢圣母诞辰节。通向这座大教堂城的路上挤满了朝圣者，这样的情况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星期。 12世纪人口和财富的增长呈现出大体均衡的态势。价格在这个时期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唯一重大的经济问题，是11和12世纪所谓的“钱荒”(money-famine)—纵观整个近现代历史，各个价格均衡时期大都难逃此劫。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繁荣提升了人们对通用货币的需求。由于贵金属供给不足，欧洲人民开始使用被历史学家大卫·赫利希称为“替代货币”的东西—既不是以物易物，也不是商品货币，而是被称为“莫比利亚”(mobilia)的高价值的流动资产，比如银饰、皮草、精美的织物，甚至书籍。 劳动收入与资本收益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这是近现代历史中价格革命的典型表现。其社会影响也是如此：每一次长期通胀的后期，都会出现急速加剧的不平等。 人数日增的农民将贫瘠的土地投入耕种，引发了劳动生产率的下降。更多的工人抢着更少的工作机会，薪酬却被物价甩在了后头。随着实际薪酬的下降，生与死之间的距离变得如纸一样薄。在越来越危险的时代，在任何危机面前，保障都变得越来越少。中世纪的欧洲已经走到了灾难的边缘。 1314年到1348年间，价格的巨浪达到顶峰，然后破碎成惊天之灾。随着它的走势，欧洲人民遭遇了他们历史中的至暗时刻：一个充斥着饥荒和瘟疫、暴乱和战争、迫害和政治动乱的时代。这不仅仅是中世纪欧洲经济的崩溃，而且意味着中世纪文明的覆灭。 第二次浪潮 16世纪价格革命 1491年，佛罗伦萨城有许多值得庆祝的事。“城市安享太平，”该城的历史学家圭恰迪尼写道，“掌权的人团结一心且彼此亲近，他们的政权如此强大，没有人胆敢反抗。每一天，人民都享受着表演、欢宴和新奇事物；城市的物资充盈，而所有的贸易都欣欣向荣。天资和才干在这里开花结果，因为所有艺术家、文学家和能人异士都在这里受到欢迎和尊重。在本城内，社会安定、秩序井然；而在海外，该城也享有极高的荣耀和声望。” 最初的信号与中世纪危机时的那些相似。在16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欧洲经济同样遭遇了物价飞涨和工作机会减少同时发作的悲惨局面，这在20世纪末被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们称为“滞胀” 短缺的另一个结果，是犯罪的增加。这样的情况与14世纪的大致相同。当食物价格暴涨时，犯罪就会激增；当价格下跌时，犯罪行为也会减少。从中世纪直到我们今天的每一次价格革命的后期阶段，这种相关性都十分显著。 第三次浪潮 18世纪价格革命 1812年，拿破仑从他的欧洲占领区征召了大量军队，直奔向东，意欲毁灭俄国。与此同时，英法之间的半岛战争达到了其野蛮残暴的顶点。同时，英美之间还爆发了另一场战争。各地的体系都在绷紧，达到了濒临崩溃的临界点。英国政府在1812年处在破产的边缘，美国则在1814年濒临解体。最终，土崩瓦解、血肉模糊的，是拿破仑的帝国。 第四次浪潮 20世纪价格革命 伦敦今昔的深刻差异，更多地表现在不那么看得见摸得着的方面—最重要的在于它对过去的记忆和对未来的憧憬。1897年，城中几乎所有的居民都在稳定和相对和平的时代中度过了他们的一生。 1907年，一场更大的恐慌引发了一次短暂但剧烈的收缩。美国的失业率于1908年从2%上升到8%。那一年，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商品出厂价格都有所下跌。但是繁荣在几个月之内就恢复了。到1909年，所有指数都再度上涨。薪酬上涨。利润上涨。就业率上升。农业收入达到了历史高位。 1937年，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主要是为了确保在亚洲大陆的市场和资源。历史学家R. A. C．帕克发现：“日本东京的文职政府，比军队还要好战。”这是一场包藏着经济野心的战争，在亚洲前后持续了八年。1939年，德国袭击波兰，最主要的目的是寻求所谓的“生存空间”，即为德国的农民争夺土地，为德国的工厂掠夺原料。 我们这个时代的困境 生产下降。失业率激增。美元对其他货币贬值，而美国的收支平衡迅速恶化。这一路走来，通胀顽固地与经济停滞搅和在了一起，这就是“滞胀”(stagflation)，而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可能是首先发明这个说法的人。 理查德·尼克松总统走马上任时，被迫面对一个经济上的烂摊子。为了应对滞胀，这位风格极为保守的总统突然变成了凯恩斯干涉主义经济学的信徒，这令他的支持者大惊失色，而他的敌人则喜形于色。“现在我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尼克松对一位深感震惊的电视记者霍华德·K．史密斯这样说道。这位总统的“新经济政策”将大量强势的凯恩斯主义财政刺激措施与史无前例的和平时期价格薪酬管制制度结合了起来。 20世纪70年代晚期，美国的消费价格再度加速暴涨，这是另一波不断加剧的波动。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卡特尔垄断再一次扮演了主导性角色。1978—1979年，它无情地将油价提高到迫使美国不得不每年向产油国支付将近一万亿美元的地步。1980年，消费价格的年通胀率达到了13.5%，这刷新了美国和平时期的历史纪录。 在这里，价格均衡期再一次地以相反的趋势为特征。物质方面的不稳定、高通胀率使得家庭和个人都面临沉重的压力。简而言之，被美国人认定为该国最紧迫的三个社会问题—犯罪、毒品和家庭的崩坏—其趋势全都与通胀率相关。 威廉·奥斯勒爵士发现：“人类有三大劲敌—热病、饥荒和战争。”这些全都发生在了非洲。饥荒在萨赫勒地区蔓延。索马里的政府垮台，秩序崩溃；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都陷入饥荒，军阀们却杀害了前来施援的救灾工作者。在乌干达和扎伊尔，新的传染病以比14世纪更加恐怖的形式出现。在卢旺达和布隆迪，部族战争导致对整个民族的大规模屠杀。 在世界的另一地区，危机呈现出不同的形式。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从阿富汗到阿尔及利亚，许多伊斯兰国家都处于骚动之中。二战后，现代世俗精英用混合了伊斯兰思想和西方理念的方式实行统治。经济增长率高，但人口增长率更高。除了石油资源富集的阿拉伯各酋长国，伊斯兰世界遭遇了与其他国家同样的经济压力。价格革命发挥了影响。生活成本陡增。实际薪酬下降。不平等现象加剧。那片广袤土地上有着世界上最糟糕的人满为患的贫民窟。 伊斯兰国家的许多人将他们遭遇的麻烦归结于西方价值观的影响。原教旨主义运动开始横扫伊斯兰世界。世俗政权一个接一个遭到攻击，其中有些被摧毁。1979年，伊朗的巴列维王朝倒台。1981年，埃及的世俗领导人安瓦尔·萨达特遭到刺杀。阿富汗的世俗政权被一场原教旨主义革命摧毁。1992年，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救世阵线赢得了大选，却被拦阻而无法掌权；结果发生内战，数以百计的阿尔及利亚世俗领导人遭到谋杀。1993年，土耳其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焚烧了一座酒店，而世俗领袖们正在那里开会。四十人在大火中丧生。巴勒斯坦人民转投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怀抱。他们年事渐高的世俗领袖们在绝望中与以色列讲和，却没能缔造和平。1996年，中东的普遍危机才刚刚开始。其结局究竟会走向何方，仍充满疑问。 20世纪90年代，哪怕最强大国家的经济，也发出了压力巨大的信号。日本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它都被视为世界上最有活力和成就的经济体。20世纪90年代初，危机初露端倪。越来越大的压力来自亚洲的竞争者们，也来自美洲的贸易伙伴。日本自身发生了一场经济信心危机。劳动力成本很高；生产利润被其他国家甩在了后面。1994—1995年间，日本经济出现了负增长。日本股市暴跌，而个人投资者损失惨重。到1995年，经济压力异常巨大，该国整体上开始大规模的价格通缩。 与其他国家类似，文化异化逐步在日本大行其道。邪教迅速传播。一个伪佛教风格的激进派邪教，自称为奥姆真理教，相信世界将会在1997年终结，于是教徒开始疯狂地制造一种致命的神经毒素，叫沙林。1995年3月，他们在日本拥挤的地铁系统中释放了这种毒气，杀死了十一位乘客，并令数百人受伤。警方迅速展开打击行动。该邪教的教主麻原彰晃被逮捕，但这个事件将现代工业社会的脆弱性暴露无遗。 奥姆真理教的支持者包括一些受教育程度极高的日本年轻人，他们将自己的才智和学识奉献给了毁灭祖国的勾当。这种恶性事件可能发生在任何地方。而它却发生在日本，这展现了工业社会普遍存在深刻和广泛的问题。 20世纪晚期的种种事件，越来越令人想起过去的价格革命。世界各种体系再一次陷入危机。这已不是传统意义上那种事物悬而未决时的危机。 另外，各国中央银行继续把通胀当作头号危险来应对。当经济系统展现出复苏的信号时，他们提高利率，减缓货币供应的增长，并且用其他方法“冷却”经济。在许多年中，各大央行都在扮演与通胀搏斗的英雄角色。条件反射式的反通胀行动，在经济体系中被制度化—比通胀本身更甚。 结果又与过去如出一辙。1996年，通胀率下降，但并无绝迹的苗头。反通胀政策加剧了由通胀本身带来的苦难。20世纪90年代，其结果一直持续：实际薪酬的下降，不平等现象的增加，经济增长的放缓，以及政治和社会制度不稳定性的加剧。 在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当诸多可能性势均力敌、情势岌岌可危时，很多事情都取决于我们的决策智慧。明智的选择又要求有聪明睿智的领袖和知情明理的选民。但聪明和睿智，甚至我们最需要的信息，在世界各国的首都都难觅其踪。 随着20世纪的巨浪接近其巅峰，许多国家的情况令人想起了一部梅尔维尔的小说，或是一首梅斯菲尔德的诗歌。国家的舰船勇往直前，冒着恶劣天气穿越远洋。风帆全部扬起，舵柄打向一如既往的方向。在后甲板上，几群短视的船员斜着眼，朦胧地瞥见后面的乌云。下方是他们亲切的船长，他想要这些心情黯淡的船员的爱戴。头等舱的旅客在奢华的船舱中寻欢作乐，对低等舱位里的疾苦所知甚少，对身边的危险更是一无所知。在船中部的甲板上，一位书呆子模样的旅客形单影只，他立起领子、挡住来风，不安地将身体探过背风处的栏杆，试图解读天空中的种种信号。 结语 过去和未来之间 即便未能应验，预言也不过是改头换面，随后再次走俏。它们令人想起了塞缪尔·米勒牧师的职业生涯，这位19世纪新英格兰地区的浸信派牧师，曾预言世界将在1843年12月31日之前终结。当这个死亡末日逼近时，这位预言家发现自己的计算有误，便宣称，最终审判的喇叭将会改在1844年3月21日吹响。他的信徒增加到了几百人。他们披上特制的“复活袍”并聚集在一起，等待审判之日的降临。但塞缪尔·米勒又发现了一个算术上的错误，并再次将世界末日推迟到了1844年10月22日。不过虔诚的信众并未受影响。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多，到那一天，连新英格兰部分地区的商业活动都停止了。然而塞缪尔·米勒又一次修改了他的数字，并且继续作出末日预言，直到他自己的末日来临—这件事倒是事先毫无预警—他死于1849年。 那些相信经济的未来向他们显示的人，应当铭记塞缪尔·米勒的故事。他们还可以回想一下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的至理名言：“经济预言者最大的共同品质不在于知道，而在于不知道自己无知。他最大的优势是：所有的预言，无论对错，都很快会被遗忘。 历史学家们则有理由特别谨慎行事，因为他们会想起以前那些窥探未来者的命运。而且他们总是对过去抱着质疑的态度。况且他们理解，预言之所以无法应验，不只是因为历史知识的有限，而且因为历史本身的属性。 我们不仅是历史的客体，也是历史的主体。未来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人类有意识的选择而决定的，其方式常常出人意料。人类的选择并不总是理性的。它们既出自希望，也出自恐惧；既基于真理，也基于谬误；既源于记忆，也源于梦想。在作出选择前，它们无法预料，有时甚至无从想象。 价格的历史给出了许多例子。没有哪个经济预言家能够料到（哪怕想象）像理查德·尼克松这样保守的总统在1971年竟然成了凯恩斯经济学的信徒，像吉米·卡特这样的自由派总统竟然在1978年采用了保守的财政政策，或者任何一位理智尚存的总统会拥护1981年里根经济政策的所谓“供给侧”妙计。 不过，我们虽没有预言的力量，但过去与未来之间还有其他的重要联系。历史研究永远无法确定无疑地告诉我们将会发生什么，但它会使我们受益于过去来之不易的经验，还会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自身对未来的意向。为了达到这些目的，让我们回顾我们已发现的定式，并思考我们面临的选择。 价格革命：结构上的类似点 本项研究的起点，是关于现代世界中的价格动态的历史描述。其首要目的是描述贯穿过去八百年变迁的主线。其核心发现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我们发现从12世纪开始，发生了四场价格革命：四次漫长的涨价浪潮，间隔以长时段的价格相对均衡。这不是一种周期循环的模式。价格革命并没有固定和规律的周期频率，有的短至八十年，有的长达一百八十年。它们的持续时间、速度、量级和冲击力各不相同。 同时，这些长期动态也有着一些共同的特质。它们全都呈现出波状结构，并且开始方式大致相同。第一个阶段，是悄无声息的开端和缓慢的推进。价格在一段漫长的繁荣时期缓慢上升。增长的幅度依然在过去的波动范围之内。起初，这绵长的波动似乎仅仅是又一次短期事件。不过后来，它展现出一种新的长期趋势。 新趋势的新颖之处不仅在于通胀的事实，而且在于通胀的形式。相关价格的表现尤其发人深省。食物和燃料引领着物价上涨的动态。制成品和服务的价格落在了后面。这些模式表明：主要的动力是过剩的总需求，其产生的原因是人口的加速增长或生活水平的提高，或者是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二阶段情况大不相同。当物价打破之前平衡期的界限时，就迈入了这个阶段。这通常在其他事件的介入下发生—常见的是由前段时期逐渐养成的傲慢狂妄引发的野心勃勃的战争。例子包括：13世纪皇帝和教皇们之间的竞逐、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建立国家的冲突、18世纪中期王朝和帝国之间的缠斗，以及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这些事件令物价暴涨又大跌，这样的状态既是不稳定本身的症状，也是其原因。其结果包括政治混乱失序、社会分崩离析，以及文化焦虑情绪的滋长。 第三阶段始于人们发现价格通胀是一种长期趋势，并且开始将它当作一种无可避免的情况时。他们对此的反应是作出令价格进一步高涨的选择。政府和个人扩大货币供应，并提高了其周转速率。价格通胀一次次被更加精巧地制度化。 在新的制度化通胀成为大势所趋时，第四阶段就开始了。物价变得更高，且极不稳定。它们开始暴涨，并且以更加瞬息万变的态势下降。严重的价格冲击也反映在商品动态上。货币供应时而扩张，时而收缩。金融市场变得不稳定。政府开支比收入增长得更快，并且公共债务激增。在每次价格革命中，那些最强大的民族国家都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16世纪的西班牙、18世纪的法国，以及20世纪的美国。 另一些不平衡甚至更加危险。薪酬起初还能跟上物价，此时却落在了后面。劳动力收入下降，而土地和资本的收益上升。富人变得更富有，中间阶层的人们处境不利，穷人则境遇凄凉。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加剧。而忍饥挨饿、无家可归、违法犯罪、暴力行为、酒类消费、毒品滥用和家庭崩坏的现象也增多了。 这些物质方面的情况引发了文化上的反响。在文学和艺术领域，每次价格革命的倒数第二阶段都是阴暗的，弥漫着躁动不安的梦魇。这是一段丧失了对体制的信念的时期，也是一段绝望地寻求精神上的价值的时期。各种教派和邪教迅速滋生，常常充满愤怒和非理性因素。知识分子转而猛烈地攻击他们身处的社会环境。年轻人对过去和未来都不确定，于是陷入精神异化和文化颓废的状态。 最终，在一场充斥着人口下降、经济崩溃、政治革命、国际战争和社会暴力现象的文化危机中，这股巨浪达到了顶峰，并以摧枯拉朽的力量轰然崩溃。这些事件释放了种种压力，正是这些压力发动了价格革命。结果，首先是物价、地租和利息的迅速下跌。短期但非常急剧的通货紧缩之后，是一段延续七八十年的均衡期。长期的通胀停止了。物价稳定下来，随后进一步下降，并且再一次稳定。实际薪酬开始上升，而资本和土地的收益下降了。 均衡的恢复有着重要的社会影响。首先，不平等现象继续滋长，这是此前价格革命的余波未了。但随着新动态成为大势，社会不平等程度开始降低。这段时间对劳动者、工匠和普通民众更为有利。地主们压力沉重，但大多数人改善了经济状况。家庭得以巩固；犯罪率下降；毒品滥用和酒类消费降低；对外战争变得不再那么频繁和暴力，追求统一的内战却变得更加常见和成功。 每个均衡期都有其独特的文化特征。其后期阶段都以秩序与和谐思想的出现为特征，比如12世纪的文艺复兴、15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18世纪初的启蒙运动以及维多利亚时期。 总之，历次价格革命都经历了五个阶段：高度繁荣时段的缓慢启动，暴涨和下跌的时期，觉察和体制化的时期，不平衡和不稳定加剧的时期，以及最终的大危机时期。这个高潮之后，接着就是物价的下降、稳定的恢复，以及一段较长的物价相对均衡期。从一次巨浪到另一次，这些动态的社会和文化影响都在变动。速率提升，而变数降低。在人口方面，价格革命的破坏力在一次接一次地下降，而在社会影响方面，却更加所向披靡。 历史著作中有七种主要的因果关系模型：货币主义的，马尔萨斯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农业的，新古典主义的，环境的，以及历史主义的。它们对我们都很有助益，但没有一个能全面解释价格革命的起源和发展。 对于价格革命这一主题，历史主义有助于我们理解：每次巨浪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事件，并且细节会造成很大差异。但历史主义无法解释自中世纪以来反复多次发生的这个总体模式。 本项研究得到的证据表明，我们生活在一次非常绵长的价格革命的后期阶段，或许是关键阶段。它还表明，这是全球性的进程。如今，我们的命运与全人类的境遇息息相关。过去的情况也表明：未来会发生什么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选择。人类并不能掌握一切，但是我们塑造历史进程的集体力量，在过去的八百年中取得了长足进步。我们可以明智或者愚蠢地使用这种力量。但毫无疑问，我们的抉择将会影响子女和孙辈，以及尚未出生的世代。 为了从历史角度研究这个问题，就需要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它。长期通胀，或者更准确地说，长期通胀所代表的社会和经济力量，给人类带来了大规模的深重的苦难。主要问题并不在于通胀本身，而在于与通胀相关的不平衡、不稳定和不平等现象。 学习长远思考 首先，我们应当学习历史地思考我们的境况。历史不只是关于过去的记载。它也与变革和存续相关。最重要的是，它是关于长期远景的。经济计划的两个主要错误是：对长期问题进行短视的思考，并且采取不合时宜和泥古不化的政策，而没有看到世界的变化。军事史上有一条箴言：将军们受到的训练，都是针对上一次战争的。同样，在经济史中，计划者和管理者获得的教育，都是关于如何阻止上次的危机再度发生。而下一次的情况，总是有所不同。 如果我们对价格革命进行历史性的思考，会得出两个重要的结论。 第一，价格动态是历史的进程，其量级、结构、起因和结果都具有很大的变数。 第二，这些变数形成的模式，我们只是刚刚开始有所理解。对于他们所面对的经济发展进程，许多政府首脑、公司领导、商业经理人、经济理论家和私人投资者都没有多少历史性的理解。从一时的（常常是非常近期的）历史环境中得出的观念和解决方案，被应用在另一些并不合适的情境中。纠正方法不是仅仅依靠历史知识，还要采用历史性的思考方式 其次，我们需要更多关于长期趋势和大背景的具体信息。我们的世界充斥着海量的信息，但这些并不是我们最急需的信息。公共和私人机构粗制滥造出堆山填海的经济数据。

[美] 彭慕兰 著，黄中宪 译，《大分流：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北京日报出版社，202104 导论 欧洲经济发展的比较、关联与叙事 只有把棉花当成主角，把英国的创新视为西欧成长引擎的这种简化过的成长模式，才能支持兰开夏棉业是核心地区工业化所不可或缺的这个论点。 气候、土壤等方面的差异，可能赋予不同区域不同的前工业时代发展潜力。但欧洲似乎不大可能在那些发展潜力上都优于其他人口稠密地区，特别是因为本书后面会提出的证据间接表明，直到走上工业化之路很长时间后，欧洲才变得比东亚富裕许多。 第一部分 有着惊人相似之处的世界 第一章 欧洲领先亚洲？从人口、资本积累与技术解释欧洲发展 第二章 欧洲与亚洲的市场经济体 中国与欧洲境内的家庭劳动：“内卷”与“勤劳革命” 尽管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比欧洲更切合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准则，但黄宗智仍然主张，中国经济在清朝时还是以西欧所未有的方式“内卷化”了。他主张，生产与交换的扩张，有赖于运用愈来愈多无偿的家庭劳动力，而这种家庭劳动力的单位劳动所得很少（而且还愈来愈少）。这类所得有助于家庭支应其大体上固定的消费需要，但却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低利润加上近乎零的隐含工资，投资节省劳动力之机器就变得没有意义，使人始终只能从事低生产力的工作，无法壮大“糊口性产品之外”的产品市场。在这样的情况下，乡村工业虽然能成长，但劳动生产力却无法成长。 原始工业化不是工业未来的先兆，而是死胡同，而英格兰（但并非英格兰的所有纺织工）凭借外源性技术突破，才得以走出这个死胡同。 有人舍弃闲暇，以换取家人为市场工作的机会。“闲暇”一词包括各种活动（猜字谜、听音乐或制作音乐、做爱和参加家人的寿宴之类）；而在任何文化里，都有人比其他人更愿意牺牲其中某些活动以增加收入（从而增加花钱取得满足的机会）。 第二部分 从新风气到新经济？消费、投资与资本主义 新世界最终变得至关紧要一事，与其说是因为新世界（如某些学者所主张的）对资本积累来说至关紧要，不如说是因为新世界的资源有助于欧洲摆脱生态限制和劳动力密集的发展路径（也就是中国、日本所走的路径），并使欧洲得以走上大量使用能源和土地等转型作用大上许多的路子。 第三章 奢侈性消费与资本主义的兴起 像是乾隆皇帝的一段话，大概是反映这一心态的最著名陈述。他在1793年告诉来华的英国使节，中国所需的东西全可自制，对西方所能拿出的精巧玩物完全不感兴趣；因此他认为没理由扩大贸易关系。对许多史学家来说，这段话典型地反映了“中国人”长久以来的心态，这个心态被认为与好奇、贪婪和充满活力的“西方心态”背道而驰。 第四章 看得见的手 欧洲与亚洲境内的商行结构、社会政治结构和“资本主义” 至少就中国来说，我们可以说，靠既有的田赋通常就能维持运作的国家，其对国内商人的干预，少于欧洲诸国对商人的干预；但相对的，这种国家为本国商人创造的机会和特别有利的发展空间也较少。 对西班牙帝国来说，情况就比较复杂些。白银一直是当时西班牙帝国最重要的出口物，且其最主要的需求不是来自欧洲，而是来自中国。当时，中国这个世上最大的经济体，在经历了一连串失败的纸币和大幅贬值的铜币尝试之后，正渐渐转换为以白银为主要基础的经济体制。 当时还出现了某些“做中学”（learning-bydoing）的效应，举例来说，人们先是懂得以精确镗削技法制作枪炮，后来才发现同一技法可用来改良蒸汽机；但其他类工艺（例如钟表制造）也教授这些技法，而且没有迹象显示与战争有关的工作提供了特别良好的技艺训练。 当然，海外征服在某种程度上是欧洲内部激烈军事竞争的产物。那一竞争促成军事技术与战术的显著进步，使欧洲人得以弥补补给线过长和海外兵力有限的缺陷。但切不可遽然将欧洲的海外成就过度归功于“军事革命”。欧洲人在亚洲的获益，有许多可归因于其所遭遇的敌人不习惯于为争夺土地而打仗（通常是为掠夺俘虏而打仗），因而主动放弃土地给欧洲人（如在东南亚部分地方所见），或敌人内斗使小股武装精良的欧洲人就能大幅改变局势（如在孟加拉所见）。 只有在新世界，欧洲人的冒险作风才得到特别丰硕的回报，传染疾病在此至少扮演了和军事技术或组织一样重要的角色。 由于缺乏母国政府的支持，中国人在海外的乡村定居地一直类似于为获取短期暴利而建造的临时营地，而未（像新世界种植园那样）成为日益壮大之移民群体的核心。 第三部分 超越亚当·斯密与马尔萨斯 从生态限制到持续性工业成长 第五章 共有的限制 生态不堪负荷的西欧与东亚 一个简单的做法是利用人口趋势。根据马立博所编的数据，我们能算出人口增长与森林消失之间的平均关系：在广东每增加一人，就表示森林减少约0.4公顷，在广西每增加一人，则表示减少0.6公顷[106]（广东除了开垦森林也开辟海埔新生地，还有许多非常集约的稻田，以及与广西不同的，也进口稻米，因此两广之间的这个差距可以说得通）。 中国边陲地区的生态安全余裕相对较小，这使那些地区易因为官方效率或投入心力的降低而受害。官方心力的投入有助于处理这些问题，但这一投入在19世纪中叶时剧减。富裕的长江三角洲长久以来被认为会处理自己大部分的水资源控制和其他生态问题，因而较不受这一降低的伤害，但却大大受害于19世纪的内战和鸦片进口暴增等国家新忧患与新走向的问题。 人们一旦靠着集约式农业和燃料收集来养家活口，就很难改弦更张、改采欧洲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而日后的事实表明，欧洲的那些土地与生态问题可以通过殖民地、技术和化学予以解决。[131]反观中国，即使是在当代的条件下，也很难（如欧洲那样）使足够多的中国人口投入出口导向型工业、进口更多的初级产品。这不只是因为要动用到的人口太多，还因为许多这类“剩余”的劳动者不像在原始工业里的“剩余劳动者”，无法在不加剧农业产出短缺的情况下投入工厂生产。 只有通过后见之明，我们才能较清楚地知道欧洲的问题之所以比中国更易解决，是因为有技术变革、制度上的迎头赶上和新世界资源这三者的共同加持。18世纪晚期的东亚，相较于欧洲，无法被判定为“人口过剩”，因为东亚有较多的人生活水平和欧洲人一样高，而且在许多方面其生态吃紧的程度还低于欧洲。 与旧世界的边陲地区进行贸易以取得资源：以斯密式办法解决准马尔萨斯问题一事的共通模式和限制 自由劳动型边陲地区里的进口替代。 既然“男耕女织”这个家庭分工理想偶尔也会有不敌现实需要的时候，因此我们或许可将它视为一种被许多家庭心向往之的生活方式。而随着长江中游于18世纪晚期时开始变得愈加富裕，该地区就会有更多家庭能实现此一理想（这非常类似于在某些西方国家，当男人的收入负担得起让女人专职持家时，就会限制女人只能操持家务）。既然文化偏好并非自行落实（湖南男人得学会如何种植棉花，湖南女人得学会如何纺棉纱和织棉布），因此清朝官府借由传播耕织知识以鼓励家庭男耕女织之举，很可能就对文化偏好的普及有所影响。 第六章 废除来自土地的限制 美洲这个新型边陲地区 在所有核心地区中，就只有一个地区逃出了原始工业的死胡同，并在技术允许时将手工业转化为现代工业：这个地区就是西欧。而西欧之所以能做到，主要得拜剥削新世界之赐，使其不必多动用庞大的劳动力；尽管如果真的这么做，欧洲也能提供足以让19世纪人口保持增长的初级产品（当时的欧洲如果要以更集约、更有助于生态永续的方式来利用自己的土地，本来需要多动用这些劳动力）。新世界既生产“实物资源”，也生产贵金属。 与此同时，墨西哥、秘鲁和后来的巴西则把大量贵金属送到欧洲。其中有些贵金属直接来自对殖民地的榨取，例如西班牙、葡萄牙国王从他们领地的所有开采成果抽取的份额。 在使西欧至少与东亚诸核心地区分道扬镳上，似乎只有三个因素很可能起了差不多重要的作用。其中一个，颇为吊诡，会是欧洲的生态“落后优势”。这一落后留下未被开发利用的资源，从而在19世纪时提供了生态上的喘息空间。然而，我们已知道英国（或低地国家）在某些极重要的商品上（尤其是纤维作物和木头）并未享有这些优势，而且这些优势还会被生态劣势给抵消掉。第二个可能的因素是英国煤矿床有利的地理位置及此有利位置和整个煤／蒸汽复合体之发展的关系。第三个因素则是工业创新浪潮本身。这个因素仍未得到充分探明，而且诚如先前已分析过的，它异常重要，因为它与丰富的煤和拜新世界之赐而得以纾解其他资源限制一事密不可分。 要使跨大西洋贸易成为绝无仅有的自我扩张途径，前述这些在大体上属于欧洲之外且无关市场的因素都是不可或缺的。借由这一途径，欧洲（尤其是英国）能利用自己的劳动力和资本来纾解其吃紧的土地压力，从而把扩展速度（与东亚的情况不同）远超农业的人口扩张和原始工业扩张，都转化为有利于日后发展的资产。若没有这些因素，人口与原始工业的扩张可能会是日后一场浩劫的基础，或者可能会受阻于19世纪愈来愈高的初级产品价格，或可能会因为需要以劳动力密集程度更高的方式来利用并保存有限的土地基础一事而受到大力抑制。 原本没什么特别优势的西欧核心地区，为何能获得独一无二的突破，得天独厚地成为19世纪新的世界经济中心，并得以让剧增的人口享有前所未见的高水准生活？要解释这个问题，我们理当要把市场以外的因素和欧洲境外的形势视为最关键的因素。而在跨地区比较的路途上走了这么远之后，我们至少已经对本书一开始曾谈到的方法论问题，找到了一部分的解决办法。这趟探索之旅表明，与其假设自己正在寻找工业化前夕诸多真正独立自主之实体间的差异，我们更应该承认那些业已存在的关联在创造这些差异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梁建章 著，《人口战略——人口如何影响经济与创新》，中信出版社，202304 经济学上最根本的问题是，如何使一个国家更加富裕？除了创新，还有许多关键因素可以使一个国家变得富裕。这些因素包括稳定的政府、产权保护、良好的基础设施、健全的金融体系、良好的教育和开放的贸易 创新力的模型 一个比喻是，人类社会就像大脑，人就像神经元，神经元越多（人口），活跃（个人能力）神经元之间的连接越多（内部和外部交流量），大脑就会越发达。 用公式表示如下： 创新力=人口数量×人口能力×（内部交流量+外部交流量） 政府如何促进创新 我们的政府首先要提供公平、开放、可预期的竞争环境，提供适合公司经营发展的税收政策，最重要的是，要提供培育创新力要素的环境——在人口数量、人口能力以及内部和外部交流性上下功夫。 为什么说培育人口数量非常难呢？这是因为无论是制定符合国情的对外人口政策还是提高生育率都是一个综合工程，要提高生育意愿就要有高质量的学校（学习负担不能太重）、宜居的城市（房价不能太贵），还有向家庭倾斜的福利政策和其他各方面民生的保障。 城市规模和拥堵问题 如何规划拥有4 0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呢？一个城市的人口增长，主要受限于通勤时间。一般来说，可忍受的通勤时间上限是单程1个小时，如果按照普通地铁的速度，城市半径一般在25千米左右。如果以25千米为半径画一个圆，形成的面积差不多是2000平方千米，按照每平方千米10000人的人口密度计算，城市差不多可以容纳2000万人，这也基本上是世界上最大城市的一个人口上限。 人员交流和流动效应 创新是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这个巨人是全球的知识积累。书本上的知识只是很小一部分，大量的知识是在各种学术论文里，凝聚在企业和商品里，而且更多的是在全球科研人员的脑子里面。因此，国家要保持信息、商品和资金流通，还要保持人员交流的畅通。 高素质的本国人口，如果能够具有很好的国际流动性，即经常到国外考察、旅游、学习，又能把国外的视野和人脉运用到本国的创新活动中，就会具有更强的创新力。换句话说，越具有流动性的人口，其创新力就越旺盛。历史上的大都市都是交通的枢纽，现在的国际大都市很多是国际航空的枢纽，方便的国际交流吸引了来自全世界的人群，这种跨地区、跨国家的人员交流促进了思想的碰撞和创新。 人口和贫富差距 人们往往用中国长城上的游客摩肩接踵，来说明人口众多对旅游业的负面影响。但在现实中，人口众多实际上对旅游业发展有好处，因为从长远来看，更高的需求将导致更多的投资，从而可以建立更多和更好的景点。从历史上看，中国之所以能建成如紫禁城和长城这样宏伟的项目，正是由于其庞大的人口规模。今天，随着旅游需求的增加，不断有新的长城段被开发为旅游景点。 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 在一个国家内部，资源丰富的地区一般都比较贫穷，而人口密集的地区则更富裕一些。在美国，大多数人都居住在距离海岸50英里[1]之内的地方，多数大公司、大学和研究机构也都位于沿海地区。二战之后，美国之所以成为最强大的国家，不是因为它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而是因为它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 中国人口的危机 为什么中国的生育率比大多数发达国家低？除了实行限制生育的政策之外，还有以下几个主要原因。 第一，中国大城市的住房支出，占据了一个普通工薪阶层的很大一部分收入。 第二，中国小孩的教育压力和成本也是最高的。中国独特的高考制度，催生了庞大的补课产业。 第三，在中国养育孩子，还面临着严重的看护困难。 移民政策和人才的战争 中国是除美国本土外第一大生源国，2019年共6300多名中国籍博士毕业，其中科学工程学科占91%。 昔日的创新之王 对英国而言，英语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英国的优秀人才更容易融入美国，从而流失到美国；另一方面，在娱乐业等某些行业中，英国企业可以把庞大的英语语系国家当作自己的本土市场。此外，英语也是吸引移民的优势之一。最后，考虑到英语的语言优势，美国甚至中国的跨国公司更可能将地区总部或者研发中心落户英国。 中国高房价的成因 中国的大城市还有大幅度增加住宅用地的空间，可以缓解大城市的普遍高房价。但是实际的情况是，中国近几年实行了控制大城市人口规模的政策，限制了大城市的土地供应，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大城市的高房价。相对比，中国的建设供地更多的是在人口流出的中西部地区，造成了那些地方的住宅和其他建设用地供过于求。 人口流动和贫富差距 东北真正的问题是低生育率问题。由于东北人大多是在国企或者体制内工作，所以受到严格的计划生育的限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东北三省的生育率几乎是全国最低的，黑龙江、吉林、辽宁的生育率分别为0.76、0.88、0.9，比全国的平均水平低了很多。其后果是不仅东北的农村人口在减少，而且东北的大城市的人口也增长乏力，经济萧条与其他人口增长的大城市形成鲜明的对比。 教育系统的效率黑洞 现在大多数国家的教育体系，是参照工业化鼎盛时期的欧洲尤其是德国的体系，推行小学6年、初高中6年的通识教育或者职业教育，部分人可以到大学本科接受3～4年的专业教育。这个体系已经将近100年没有变化，可以说根深蒂固，非常不容易改动，任何改革的阻力都会被体制内的人说成是不尊重教育规律。 虽然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在加强教育，但是中国教育的竞争和内卷可以说是世界上较严重的。中国的学生和家长几乎是世界上最辛苦的，而且还不得不花很多时间和金钱补课。中小学教育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是现行的高考和中考制度。其他国家也有统一的考试，但是不同学校和专业会综合考核学生其他方面的表现。只有中国只用一个总分公式来决定不同大学不同专业的录取，这个统考统招的体制是中国仅有的，造成的后果是中学阶段尤其是高中阶段的学习的几乎唯一目的就是为高考准备，这种应试教育是对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 十几年前的大学生扩招政策曾饱受争议，但事后看来，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拥有数量庞大的高素质劳动力，正是中国目前的优势所在。其实在大学扩招以后，大学生和工人的起薪差距的确越来越小，甚至发生了逆转。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在其他发达国家也很普遍。大学生虽然起薪低，但是无论从事本专业或者非本专业的职业，长期职业生涯的收入都会更高。2而且在未来的智能社会，现在的很多低技能工作如司机会消失，有些职业如农民会升级成管理智能农场的高技能职业。 缩短学制和教育改革 缩短学制是相对容易的提效措施。如果要进一步提升教育系统的效率，必须彻底改革现有的考试制度和教育体系。下面我就提一些教育体制的改革方向：第一，大学教育通识化和普及化；第二，淡化高考；第三，取消中考。 我预测，如果不让名牌大学掐尖生源，名牌大学可能会主动放弃本科教育，而集中精力培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这可能是更高效地使用优质教育资源的一种方式。 总结 中国在对外开放方面，有些地方是做得不错的，如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方面，但在某些方面，例如信息和人员交流，还不够开放，尤其是在人员交流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除了要提高签证的便利性，关键是要让外国人在中国的生活变得更加便利，比如提供更多的英语标识，更方便的网络和手机支付，更加国际化的教育医疗服务。 另外，要加强对外形象的宣传，消除对中国的一些误解，塑造中国人友好包容的形象，提高中国对外国人的吸引力，让更多的外国人到中国来旅游、学习、工作或者是移民，这不仅可以带动经济的发展，而且可以促进交流，提升创新力。 育产假 在中国，女职工的法定产假为98天；但是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没有对男职工休陪产假的明确规定，主要是看各地政府和公司的规定。各地制定了不同的规则，一般规定男方陪产假是7～10天，晚婚晚育可延长至10～15天，这是相对比较短的。现在很多地方政府推出延长育产假的新规，但是我认为同样重要的是提供男女相对平等的育产假，这样有利于让男性承担更多的育儿责任。 女随母姓 二孩政策的放开，使“二宝跟谁姓”成为许多家庭的议题。我的看法是，应该改变子女跟随父姓的传统习俗，尤其是应当提倡女儿跟妈妈的姓。

[德]克里斯蒂安·霍勒 等，周婷 译，《未来能源：我们能做些什么》，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302 能量！ 接下来出场的是本书最重要的一个数值：10个小时产生1千瓦时的能量。这意味着1名自行车手每天能生产1千瓦时的能量，因此，如果全年无休的话，他每年能生产365千瓦时的能量 太阳能 太阳是一个巨大、炽热的气体球，它会辐射出巨大的能量，表面温度超过5500摄氏度。幸运的是，地球距离太阳1.5亿千米，再近一点的话对我们人类来说，实在太热了。但如果我们离太阳更远一点，又会太冷了，所以现在的距离刚刚好。太阳为风、天气、温度和地球上所有的生命提供动力能量。 如果我们只是需要用热量来取暖或者洗澡，那么建议选择太阳热能设备，因为它们的效率非常高，它们可以将到达地球的太阳能中的50%到65%转化为热量。然而，大部分热量产于夏季，那时我们其实最不需要的就是热量。因此，我们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过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将相当一部分太阳能为我们所用，这就是好消息。 生物质能 综上，植物只储存了一小部分的太阳能。那么我们如何使用它呢？基本上有三种选择：生物燃料、沼气或直接燃烧。 关键问题是我们应该利用哪种类型的生物质。单一栽培的能源作物与粮食生产直接争夺土地，也损害生物多样性并且会降低土壤肥力。相比之下，天然混交林的木材虽然产量低，但能够可持续地用于能源生产。有机肥料作为能源也是有效益的，但只能利用一部分，因为土壤需要碳来维持腐殖质，而这些碳会通过牛粪之类的肥料中的秸秆返回到土壤中。如果牛粪中的所有能量都用于沼气电站，那就没有了碳循环，腐殖质最终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被消耗殆尽。 风能 为什么风里会含有能量呢？这是因为风是移动的空气，任何移动的质量都包含动能。决定能量大小的是风的质量和速度。谈到质量，人们可能会认为风几乎是没有质量的，但这其实是误解：空气的“重量”比你想象的要大，每立方米（m3）空气的质量为1.25千克。就速度而言：风的速度可以变得相当快，在海边，每小时40千米的速度并不少见 风能有一个理论上的效率最大值，即所谓的贝茨定律中的极限值（Betz-Limit）。该定律表明，我们最多可以将59%的风能转化为电能。为什么不是100%呢？因为效率达到59%之后，风速会降为零。 更有趣的是，风力涡轮机仅用三个叶片就可以做到，而且只需要很小一部分区域留在风中，不过即使有更多的叶片，也并不会让风力涡轮机效率变得更高。 陆地上一个16平方米的风电场所生产的能量与我们的1名自行车手生产的一样多，即每天1千瓦时。在海上，由于风速更高、更恒定，只需要8平方米的风电场。你可能还记得：光伏发电每天产生1千瓦时的能量需要2平方米的土地，用于安装光伏组件，而空地光伏设备大约需要4平方米的土地。这比风能所需面积少，但风能和光伏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在风电场中，风力涡轮机之间的大部分区域都是闲置的，可以有其他用途，比如可以用于农业生产。

毛姆 著，张俊贤 译，《毛姆写作笔记》，黑龙江美术出版社，202004 1897 T在某个火车站。一个女人走到他面前，说T曾在一次刑事诉讼中起诉过自己，而当时他特别和善，因此她想感谢T。她当时最想做的就是让T相信自己是清白的。T则对她的样貌没有任何印象。于她而言，那是一场悲惨可怕的折磨，对于T，却不过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1901 生命的尽头。就像人在傍晚读书，他读啊读啊，没有发现光线在变暗，后来，他突然停下来片刻，才发现天都黑了；光线太暗了，他再低头看书的时候，就什么都看不见了，书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自然选择所做的这些努力，都是为了什么呢？所有这些社会活动，除了帮助芸芸众生获得食物、繁衍生息之外，还有什么好处呢？ 有时我会在夜里自问白天都做了些什么，有什么新思想或新观点，有什么特别的情感，是什么让它与众不同；而大部分时候，一天对我来说都显得无关紧要、毫无裨益。 我很乐意把生活看作一局国际象棋游戏，它的基本游戏规则不容讨论。没人问为什么马可以这样奇怪地跳来跳去，为什么车只能走直线，为什么象只能斜着走。这些规则是死的，人们只能接受，下棋的时候必须遵守。抱怨规则的话就太蠢了。 每一代人都认为，前一代人比自己这代更有活力，品德更加高尚。人们总在抱怨世风日下，在希罗多德（Herodotus）的史学著作中，在罗马共和国晚期作家的作品里，在蒙田（Montaigne）以及当今作家的文章里都能找到这种抱怨。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人们讨厌变化，恐惧变化。习惯会变，但人不变。 前一代人的假设往往就成了下一代人的信条，此时若去怀疑它们就有些荒唐。但是再过一代，人们就会发现它们无用、过时、荒谬，于是弃之不顾。 1902 在我看来，平凡的人类并不适合永生这样伟大的事情。人类有着自己的一些小热情、小美德和小恶习，与这个平淡无奇的现实世界非常相称。但永生的概念太过宏大了，不能用如此小的模子铸造出来。我不止一次目睹人们死去，或平静，或悲惨，但在他们临终前，我从未见过任何能够表明他们精神永恒的迹象。他们就这么死去，和一条狗死去没什么两样。 对待人生，除了保持幽默，随遇而安，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态度更能让人心安了。 1908 成功。我认为它对我不会有任何影响。比方说，我总是期待着它，而当它到来的时候，我会觉得它是件很自然而然的事情，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对我而言，它唯一一个不容置疑的价值，是让我摆脱从未离开我脑海的对经济方面的担忧。我讨厌贫穷，我讨厌为了收支相抵而不得不攒钱。我想我没有十年前那么自负了。 他是个慈善家。他的工作很重要，意义深远。他工作勤奋，公正无私。他虽平凡，却也伟大。他把酒看作一种祸害，尽管他很忙，但还是抽出时间在全国各地进行戒酒讲座。他不允许他的家人碰酒。在他的房子里有一个房间是锁着的，不允许任何人进入。有一天他突然去世了，葬礼结束后不久，他的家人就把房间的门撬开了，一直以来他们对这个房间都很好奇。他们发现里面到处都是空瓶子，有白兰地、威士忌和杜松子酒的酒瓶，也有查特酒、法国甜酒和莳萝利口酒的酒瓶。很明显，他把瓶子一个接一个地带了进来，喝掉了里面的酒却不知道怎么处理酒瓶。我真想知道当他做完戒酒班的讲座回到家，在锁着的门后啜饮着绿色的查特酒时，脑子里想的是什么。 1917 他有着强壮的体魄，与之对应的是他坚毅的性格。他冷酷、明智、谨慎，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说到底，他身上有一些可怕的东西。他那想象力丰富的脑子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想法，既微妙又大胆。他的工作错综复杂，他则把自己当作一个艺术家，从中取乐。当他跟你讲他设想的一个计划或者他的某次成功脱险经历时，他的蓝色小眼睛就会闪闪发光，脸上露出魔鬼般的笑容。他对人的生命有一种英雄式的漠视，会令你觉得，为了这个事业，他会毫不犹豫地牺牲他的朋友或儿子的生命。没有人能怀疑他的勇气，艰难险阻对他来说算不了什么，他都可以轻松面对，不仅如此，他还能以同样的心态去面对困苦和无聊。他是个勤俭节约的人，可以长时间不寝不食。他从不爱惜自己，也从不会想到去爱惜别人。他的精力充沛得惊人。他虽然冷酷无情，但看上去脾气很好；他能够随意杀死一个人，却丝毫不表现出对那个人的敌意。如果忽略掉他对上等雪茄的极度渴望，他似乎只有一种激情，那就是爱国主义。他有很强的纪律性，无条件地服从领导指示，也要求下属无条件地服从自己。 我对学习一门语言有自己的看法。我认为只要能流利地阅读和谈论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就够了，再学下去也是浪费时间。若要真正地熟悉一门外语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而这些努力得不偿失。 健康的人能够发挥他所有的才能，他自己内心感到幸福，也努力为他人创造幸福；他充沛的生命力使他能够利用和完善大自然赋予他的天赋；他成熟的智力使他的思想变得复杂，从而更加充实；他的想象力使他能够掌控时空；他的感官经过良好的熏陶和教育，能够更好地发现世界的美。他越来越完整。但是苦难会压抑活力，使道德的线条变得更加粗糙，而不是愈发精细；它不会使人进步，反而会使人变坏。有时候苦难的确能教会我们忍耐，而忍耐也的确能够陶冶情操。但是忍耐不是一种美德，它只不过是为了达到目的而使用的一种手段，仅此而已。 1921 如果人们能记住他，那一定不是因为他演的戏剧，而是因为他的那句话——“the long arm of coincidence（无巧不成书）” 1936 每个人都给了我同样的答案：这对他们没有任何影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因火山喷发而破产，他们的一切都付之一炬了，但当他们从震惊中恢复过来后，还是尽最大的努力去继续生活，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他们对信仰的虔诚没有增减，他们既没变善良也没变邪恶。我想，这大概是因为人类有一种韧性，一种健忘的力量，或者也许仅仅是一种迟钝，这样人类才得以从自诞生以来所遭受的无数恐慌中幸存下来。 1937 爱伦·坡以为自己动动脑筋便可以获得故事的新奇性和独创性。他错了。不断地改变自己是获得新生的唯一途径，而保持原创性的唯一途径是增加、扩大并深化你自己的个性。 1941 旅美外国人一定会注意到，尽管大多数人都认识一大群人，但很少有人有真正的朋友。他们有生意上的伙伴、打桥牌的牌友、高尔夫球场上的玩伴，有一起钓鱼、射击或航海的伙伴，有一起喝酒的酒友、一起战斗的战友，但也就仅此而已。 她热情地问我：“出名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我想这个问题我已经被问过二十次了，我从来都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但是今天，我突然想到了答案，只是太迟了。 “这就像有人送你一串珍珠。它很漂亮，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如果你还能想起它的话，你就会怀疑它们到底是真的还是人造的。” 现在我已经准备好了答案，但我也不指望会有人再问我这个问题了。 人生既悲剧又琐碎，人生就是一出通俗剧，剧中人们最高尚的情感也不过是为了激起庸俗观众的廉价情感而已，太悲哀了！ 1944 很明显，除非一个人很健康，否则他不能指望自己的老年时光过得有多快乐。此外，他还得有足够的收入，这份收入不必很高，因为一个人的必需品并不太多。恶习才是费钱的，而人在年老时很容易变得有德行。但要是又老又穷，那就太糟糕了，在生活必需品上依赖别人更糟糕。 我有很好的记忆力（除了记不住名字和面孔），我几乎能过目不忘。我这样也有不好的地方，现在我已经把世界上所有伟大的小说都读了两三遍，再读它们的时候就没那么津津有味了。 当我想到浩瀚的宇宙、无数的星星、数光年的空间时，我的心中充满了震撼，但我的想象力有限，实在无法想象它的创造者。我愿意把宇宙当作一个人类智慧无法解开的谜团。对于生命的存在，有的人认为存在一种“心身”物质，它是生命的萌芽，而这种物质“心”的方面是“进化”这一复杂过程的根源，这一观点，我并不排斥。但这一切的目的（如果有目的的话）是什么，这一切的意义（如果有意义的话）是什么，对我来说，仍然一如既往地难以窥探。我只知道，哲学家、神学家或神秘主义者对它的任何说法都无法说服我。但是，如果上帝存在，并且关心世间之事的话，那么他一定足够通情达理，能够像一个理性之人一样宽容地对待人类的弱点。 我这一辈子过得还是相当不错的，也许比大多数人的生活都好，但我认为没有必要再来一遍。再读一遍你以前读过的侦探小说也一样无聊。但假设真有转世轮回（世界上四分之三的人口都对此深信不疑），而且自己可以选择是否要重返人间新生的话，我过去有时倒是想过自己应该愿意尝试一下，去体验一番以前因为条件限制和个人癖好制约而未能体验的事情，去学习一下我没有时间和机会去学习的东西 我认为，在人类面对疯狂世界的英雄气概中，存在着一种比艺术之美更伟大的美。我从帕迪·菲纽肯的无畏姿态中看到了这种美。他纵身跳下，向他所在中队的飞行员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就这样了，伙计们。”我还从奥茨船长的冷静决心中看到了这种美，他在冰冷的夜里独自赴死，而不愿成为战友们的负担。我还从海伦·瓦利亚诺的坚贞不屈中看到了这种美，她既不年轻，也不漂亮聪慧，她忍受着地狱般的折磨，宁死也不出卖自己的朋友（不是为了自己的祖国）。 但这些都是严肃的话题，即使我有能力处理，这里也不是讨论这些问题的地方。因为我就像一个在战时码头等船的乘客，我不知道哪一天启航，但我已准备好了，随时可以上船。我没有去参观这座城市的景色，我不愿意看到我永远无法在上面驰骋的漂亮的高速公路，也不愿意看到我永远也坐不进去的崭新的带着各种现代化设备的大剧院。我看看报纸，翻翻杂志，但是当有人要借给我一本书看时，我会拒绝，因为我可能没有时间来把它读完，而且无论如何，在面对接下来的这段旅程时，我也不会对这本书感兴趣。我在酒吧或牌桌上会认识一些人，但我不愿与其深交，因为那些人很快就要与我分离。我在路上。

萧冬连 著，《筚路维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01 前言 我认为，从执政党的建国方略、发展模式和基本政策角度考察，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路径经历了五次选择，即实行新民主主义、仿效苏联模式、追寻赶超之路、发动继续革命和转向改革开放。这五次选择呈现两个过程，即从走入传统社会主义（或称苏联模式）到走出传统社会主义，走上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第一章 实行新民主主义 一 “新民主主义”的源流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任务是，在多种所有制基础上发展生产力，实现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为向社会主义转变准备条件。 中共二大接受列宁和共产国际的指导，确定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先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第二步再进行推翻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 对于这两步革命怎么衔接，革命胜利后怎样过渡到社会主义去问题，中共内部有过长时间讨论，但未有定论。 经过长时间思考，毛泽东提出了“联合政府”的口号。“联合政府”并不是共产党期望的理想结局，但基于时局和力量对比，这是可以去争取的目标。从策略上说，提出“联合政府”的口号，旨在联合各中间力量逼迫国民党开放党禁，承认各政党合法地位，结束一党独裁，实行民主改革，争取中共在战后重建中取得主导权。事实上，也产生了这样的效果。 所谓联合政府，不只是联合各中间党派，如果国共两党坐不到一起，联合政府无从谈起。为此，中共在策略上做了调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对蒋介石虽然“批评九分”，但也还“留有余地”，有些话没有说透。当时，毛泽东估计，联合政府有三种前途，一是国民党要共产党“交出军队去做官”；二是形式上民主，承认解放区，实质仍是蒋介石的独裁；第三种前途是以共产党为中心。前两种前途都是以蒋介石为首，第三种前途才是毛泽东心目中的“联合政府”。他说：“我们要建设的国家就是这样一个国家”，不过“报告不这样写”。 毛泽东对出现前两种前途是有所准备的，他甚至没有完全拒绝到国民政府做官的可能，认为这至少可以“做宣传工作”。当然，军队和解放区是绝对不交出的。如果联合政府能够达成，社会革命的任务推延到比较遥远的下一阶段，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二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建国构想 从众多资料看，中共领导人是从两个方面考虑过渡条件的：一是生产力的性质，即工业化发展阶段；一是人民是否准备好接受社会主义前途。我们不难发现，前者是一个确定的指标，是人为难以移易的历史发展阶段；而后者带有随机性，取决于力量对比和执政党的动员能力。这种过渡条件的二元视角，对后来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存废有着重要影响。 三 新民主主义纲领的实 延揽如此多的党外人士进入政府，曾引起中共党内许多人的不满。毛泽东解释说：这样“好处很多”，“第一，可以‘赚’人，各方面的非党人物都有当副主席、部长、司令员的，‘朝里有人’，国民党不打自垮……第二，可以‘赚’来四万万人民，‘赚’来土地改革。第三，可以‘赚’一个社会主义。这叫做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吸引很大一部分具有管理经验、专业知识和社会名望的精英进入政府，集聚到共产党周围，对于瓦解旧势力、收拢人心、治理和建设国家都有帮助。更重要的是，把民主党派精英吸纳到政府，也就使他们与共产党同在一条船上，这条船确定无疑是驶向社会主义的。 五 酝酿放弃新民主主义 五反运动后，在所有较有规模的私人企业中建立了中共党支部，企业内部实行“工人监督，资本公开，技术公开，财政公开”，虽然承诺资本家仍有财产所有权、经营管理权和用人权，[93]事实上资本家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受到很大限制，他们感到前途渺茫，有的请求国家“计划他”。 第二章 仿效苏联模式 一 优先发展重工业 工业化从何处起步，是一个“苦苦思索”的问题。各有关部门提出过不同的设想，经过“反复权衡和深入讨论”，最后“大家认为必须从发展原材料、能源、机械制造等重工业入手。 在东西方冷战白热化的1950年代，中国没有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台湾）那种在世界自由贸易体系内发挥“比较优势”的条件；很难设想，在冷战白热化的年代，以强国为目标的中共领导人能长期忍耐“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30]的局面。周恩来说：“任何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总要有一点独立的能力，更不用说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不然一旦风吹草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支援我们完全解决问题”。 三 高潮是如何出现的 党组织正是利用了农民的这种心态，实行“依靠贫民、下中农，团结中农，孤立、分化、改造地主富农”的阶级路线，造成“贫农下中农的优势”。这个政策十分奏效，形成“羊群效应”。 本来，中共没有打算急于制定宪法，因为1949年通过的《共同纲领》具有临时宪法的性质，不仅民主党派满意，共产党也认为在过渡时期仍管用。以《共同纲领》为基础，以政协为平台，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正处在一个愉快合作的“蜜月期”。1952年10月，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出访苏联，向斯大林表达了中共的这一意向。然而，斯大林建议，中国应尽快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定宪法。刘少奇解释说，我们目前使用《共同纲领》，《共同纲领》在人民及各党派中威信很好。如果两三年内制定宪法，势必重复《共同纲领》，承认资本家的财产及剥削雇佣劳动为合法。再过七八年以后又要把资本家的企业国有化，再制定社会主义宪法，似乎有些不好。然而，斯大林坚持他的看法，他提出三条理由：其一，确立中共执政的合法性。他说，未经人民选举，没有宪法，人家就可以说你们的政权是建立在刺刀上的。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就可以拿掉他们的借口。其二，防止泄密。他说，你们的政府是联合政府，不能只对一党负责而应向各党派负责，国家机密很难保障。其三，通过选举向“一党政府”转换。他说，如果选举结果共产党员占大多数，就可以组成一党政府。其他党派落选了，可以给以恩惠，在政府中任用一些其他党派的人，继续在经济上合作，不使统一战线破裂。 中共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议，刘少奇从苏联回国，即刻启动制宪工作，并开始筹备召开全国人大。宪法的起草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基本框架模仿苏联宪法。宪法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新民主主义制度，但明确规定了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总目标。 1952年6月20日，毛泽东致信斯大林，提出“我们拟参考联共（布）中央的经验加强我们党的中央机构”。随后调高岗、邓子恢、邓小平、饶漱石、习仲勋到中央，戏称“五马进京”。同时将6个行政区改为中央派出机构，不再是一级地方政府。增设国家计划委员会，与政务院平行，统管全国经济，史称“经济内阁”。后来，林彪、刘伯承、叶剑英、陈毅、贺龙等人也相继调京。据高岗秘书赵家梁观察，调各路“诸侯”进京，毛泽东是一石三鸟：一则加强中央领导力量；二则形成刘少奇（党务）、高岗（经济）、周恩来（外事及统战）三足鼎立，分解周恩来的职权，并制约刘少奇；三则“调虎离山”，削弱大区权力，防患“山头主义”于未然。鉴于20世纪中国长期分裂的教训，防范“山头”坐大，加强中央集中统一，是毛泽东考虑的重要问题。高饶事件加快了撤销大区的步伐，1954年10月，各行政大区及其相关党政机构已不复存在。 文化改造的重要领域是教育界。对教育的重视不言而喻，马叙伦说：教育“是一种控制人类行为和思想的有效工具”。 院系调整虽然适应了国家工业化对专业人才的急需，但也导致了一系列问题，诸如忽视人文学科、理工分家、专业设置狭窄、拆散名牌大学、削弱综合性大学、中断民间办学传统等。 院系调整的政治含义是削弱欧美教育传统，引进苏联教育模式。凯洛夫《教育学》以及大量苏联高校和中专学校的教材被引进中国，1950年创办的中国人民大学和1951年创办的哈尔滨工业大学成为仿效苏联教育的样板，从培养目标、学制、专业设置到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方法、组织机构和师资培训全部依照苏联经验，随后苏式教育的影响在全国扩展。 1948年当选的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共81人，去美国的12人，随国民党政府迁往台湾的9人，留在大陆或从海外回大陆的60人，占74%。 中国知识分子政治上有“左、中、右”的分野，但共同点是爱国，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深厚传统。他们中的多数并不了解和认同共产主义，对共产党存有疑惧，但他们痛恨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的腐败却是实情。 为什么发动一系列文化批判，一方面，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阶层的大多数是依附于资产阶级的，政治上难以信任他们；另一方面，他又清楚地知道，国家建设离不开知识分子的服务。因而，他的政策是改造和使用两手，通过思想改造促使知识分子皈依马克思主义，至少是拥护新政权，为国家建设出力。首先是打掉知识分子的道德优越感，使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在非党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名声扫地”。 第三章 追寻赶超之路 1956年2月，苏共召开的二十大，引发毛泽东等领导人“以苏为鉴”、走中国自己道路的思考，并在经济改革与扩大民主两方面进行了有价值的尝试。然而，这种思考和探索后来却演绎出一场以“大跃进”和公社化为标志的乌托邦运动。其核心是双重赶超：用全民动员的办法创造增长奇迹，赶超英美；通过建立“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超越苏联，为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一种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新模式。这个运动以一场全国性大饥荒宣告失败了，它留给人们的启示是深刻的。 一 苏共二十大引出的改革思考 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大，揭露斯大林的错误，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转折意义。它为各国党独立思考，探索本国改革之路，提供了一个历史机遇。 “一五”计划是毛泽东时代执行得最好的一个五年计划。但照搬别人的经验，毛泽东“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 据薄一波回忆，苏共二十大之前，毛泽东就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更加明确地提出了避免苏联弯路，走“中国式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不只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也都做了很多思考。这种思考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1.改革经济管理体制 《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今天看，毛泽东的思考走得并不远，仅限于发展经济的方法，没有涉及经济体制的两大核心：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这两条在当时是不可移易的社会主义原则。毛泽东自己也说：“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 在不少场合我们都可以看到，领导层总要在意识形态目标与现实之间做出权衡。即使是毛泽东本人，有时候也不得不向现实做某种妥协。 对于苏联式计划经济没有好感的，恰恰是毛泽东。刻板的计划平衡和照章办事，与毛泽东全民动员的思路格格不入。他认为，这限制了基层和群众的活力及创造性，并助长官僚化的趋势。[16]然而，毛泽东对计划经济的不满没有按照逻辑导向对市场的重视。我们看毛泽东讲了十大关系，却缺少市场与计划的关系，这不是疏忽。他的思路是中央向地方适当分权，更多地发挥地方积极性，在建设一批大型骨干企业的同时，更多地发展地方工业和农村中小工业，通过发动群众运动，最大限度地动员民力来突破计划的平衡和填补资金的缺口，创造高速度。这是毛泽东的工业化思路不同于斯大林的主要之点。 2.扩大民主的尝试 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的种种暴行，对中共高层是有触动的。他们意识到，权力过分集中会带来弊端。李慎之当年听胡乔木讲述：“苏联揭露的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暴虐的统治。毛主席日思夜想走出一条比苏联好的路子来。”值得注意的是，一段时间毛泽东等人在苏美对比中，表现出对美国政治的某种肯定。据邓小平说，对于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美、法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 毛、刘、周都考虑过借鉴西方民主的“某些形式”来弥补制度上的缺陷，流露出少有的开放心态。当然，中共领导人从来没有设想过实行西方式的多党制和议会政治，他们是把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某些民主形式严格加以区别的。 不过，健全法制的话题没有引起广泛关注。在100多份大会发言中，很少有涉及法制问题的，甚至没有人提到1954年宪法。现在留下的毛泽东在八大筹备和召开期间的诸多文字，对于国家法制未赞一词。对于习惯于人治、习惯于政策治国的中共领袖和干部来说，从革命秩序转到法制秩序，是一个很难越过的坎。 对于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当时在国外引起很大反响，认为毛在搞自由化。东欧国家社会各界“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匈牙利的反对派甚至把毛泽东引为知己。但这些国家的领导层大都担心，“百花齐放”会“放”出思想混乱来。在苏联领导层更是引起“深刻的怀疑”，赫鲁晓夫深表不满和担忧，认为毛泽东是在玩火，或者是在设局。 毛泽东扩大民主有三层考虑： 一是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动员知识分子为实现他的建设宏图出力。1956年初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其主旨是要通过调整政策，动员知识分子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离不开知识分子贡献力量。毛泽东说：“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昧无知的命，单靠大老粗，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1957年初，他仍然说：“知识分子是相当值钱的，我们一天也离不开他们。尽管他在政治上仍然不完全信任知识分子，但必须团结他们，并逐步改造他们。 二是有意借助党外的批评冲击官僚机构的沉闷空气。 三是希望树立一种比苏联自由、开放的社会主义新形象。然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所提倡的自由、民主，并不是基于五四宪法已经规定的公民权利，而是执政党的一个动员工具。在“双百方针”提出之日就设定了两个界限：一是“争鸣”不涉及政治问题，一是只给人民自由，不给反革命分子自由，毛泽东说：“反革命议论不让发表，这是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料定知识分子的“争鸣”不会逾越雷池。 二 1957年的“大转弯” 到1958年7月运动结束时，全国共划右派分子55万多人，与最初估计的4000人相比，扩大了130多倍。还有众多未戴帽子的“中右”分子，一些人虽未划为“右派”或“中右”也被处理了，伤及的人数远超于此。在这55万右派中，党外是主体，党内也不少。除了那些被广为关注的高层民主人士和著名文化人外，还有一个数量庞大的“小人物”右派群体。据有学者研究，由低层干部、中小学教师和青年学生等构成的右派分子占到70%～80%，其中中小学教师占比近50%。这些“小人物”右派往往被忽略了，他们的遭遇其实更凄惨。群众运动具有不可控和过激化的特性，而出身于工农的多数党员干部对知识分子充满不信任，对于发动知识分子鸣放更有抵触情绪，反击右派的号令一下达，自然是“奋勇战斗”。 反右的直接后果，不只是中国的知识精英受到整体伤害，更深远的后果在于，由此在相当一段时间阻塞了中国走向民主和法治轨道的可能性。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集体失声，共产党再也听不到党外批评。即使在1961年至1962年上半年的调整期，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仍然不置一词，“夹着尾巴做人”。另一个深远影响是，轻易地放弃了中共八大政治路线，重新强调阶级斗争是主要矛盾。 三 赶超模式的大实验 如果要找一个毛泽东心目中的中国模式，那就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莫属。1955年秋冬，迅猛到来的社会主义高潮曾让毛泽东欣喜，但有一点却使他不安：中国仍然“一穷二白”，经济落后，文化落后，被人瞧不起。美国人对中国的敌视和傲慢，更是强烈地刺激了毛泽东。1956年9月，毛泽东对来访的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说：“我们是弱国，不是强国。美国怕苏联，但是不怕我们，它知道我们的底子。”“我们什么也没有，只有六亿人口。人家看我们不起”。 各种指标层层加码、节节拔高。赶超英国的时间不断提前，从15年到10年、7年甚至二三年；赶上美国的时间，也只需要再加七八年，甚至更短。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报告则是以“一天等于二十年”来形容当前中国经历着的“伟大时期”。 然而，像1958年那样，把造假变成公开的理直气壮的竞赛，达到“亩产13万斤”的离奇程度，却没有人敢提出质疑，仍然是史上罕见的。从根上看，是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加码，以高压推行高指标逼出来的。上面急切想看到“奇迹”，下面便极力迎合，添油加醋；媒体推波助澜，天天放卫星，批驳各种怀疑的声音。事实上，造假者很少受到追究，说真话的干部却无一例外地受到处罚。毛泽东对造假现象虽不鼓励，但相当宽容，明确提出要保护广大干部的积极性，对说假话的干部要耐心说服，不予处分。在领导层，并不是没有人看出假来，但是谁都不愿明说。也许起初造假者只是把它看成一场数字竞赛的政治游戏，并没有想到它的后果。事实上他们也不是后果的主要承担者，最终农民为此付出了饥饿甚至生命的代价。 四 滑向大饥荒 毛泽东私下对田家英等人说：“大跃进和公社化，搞好了可以互相促进，使中国的落后面貌大为改观；搞得不好，也可能变成灾难。 一般认为，灾荒是1959年下半年以后出现的，其实1958年底，一些地方就已经出现饥馑、疾病和饿死人的现象。1958年秋天，安徽灵璧县、河北邯郸专区、云南省都有报告，已有饿死人，许多人卧床不起，云南全省浮肿病38.8万多人，死亡3.9万人。 1959年上半年，毛泽东感叹说：“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让陈云来主管财经工作“比较好”。 这件事的教训是，一个执政的大党任何时候都应保持理性，避免受突发事件的过度干扰。 五 思想和体制透视 对于一个后进国家的领导者来说，赶超世界先进国家，是一个无法抗拒的诱惑，只是不同国家所依托的体制和所能调动的资源差别极大。基于独特的近代历史背景，在中国推行赶超战略，有着广泛的社会认同。然而，正如许多建立伟业的历史人物都可能自我膨胀一样，毛泽东和许多领导人也过分相信改造社会的能力。他们认为，只要将亿万人动员起来，苦战几年，就可以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如刘少奇所说“几年辛苦，万年幸福”。他们自信掌握了“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和通向人类美好社会的钥匙，自信通过人民公社可以把人们带进一个理想社会。在这样一个理想社会里，人人平等、富足、高尚，商品和货币都要取消，没有工资，实行供给制，人人都到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甚至家庭也要消灭。 毛的个人崇拜及不受制约的权力，使他有能力在一个有960万平方公里、6亿多人口的国度里，进行一场有巨大不确定性的社会实验。薄一波回忆说：一位老战友曾不止一次告诫他：“毛主席讲的话，如果你觉得不对，千万不要讲，你回去想想，慢慢就会知道毛主席是正确的。长期以来，在我们的脑筋里，的确形成了一个思想框框：毛主席说对，就对；说错，就错，人人都以毛主席的是非为是非”。 我们还应看到，“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是一个集体行为。从战争中走出来的各级领导干部，大都急于建功和敢于冒险，他们往往把毛泽东的一些想法加以发挥，添油加醋，生出各种奇思妙想，做出各种标新立异的事情。如毛泽东主张深耕，就把1米以下的土翻上来；毛泽东提倡密植，就植得密不透风；毛泽东要求多积肥，就把农民的土坯房扒掉肥田；毛泽东赞扬“一大二公”，就搞一县一社。 理想是提升社会的明灯，现实则是一个试错改良的过程，把理想直接拿来进行社会试验，必然带来灾难。理想越崇高、目标越远大、权威越强大，带来的灾难可能就越大。 第四章 发动继续革命 一 危机下的退却与分歧 “大跃进”失败后，许多领导人从狂热中冷静下来，回归到常识理性：社会主义首先必须发展经济，让老百姓吃饱肚子。为此，政策应当更加灵活，包括允许包产到户。按邓小平的话说：“不管黄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二 毛泽东的继续革命 针对知识界的文化革命，1964年就提出来了。毛泽东对知识界的不信任根深蒂固，认定各个文化领域藏污纳垢，“大学、中学、小学大部分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富出身的人垄断了”。不过，毛泽东的重点不在文化界。他认为在党里、政府里、军队里都混进了一大批“走资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因此，毛泽东决心撇开党政体系，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发动群众起来造反，夺回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 毛泽东要通过演习达到什么目的？一则要充分揭露黑暗面，让各色人等都出来表演一番，从而鉴别谁是左派，谁是右派，谁是动摇不定的中间派。二则想“练练兵”，让没有经过战争考验的青年人“到大风大浪中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使他们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三则要改造人性，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毛泽东历来相信，人性是可以改造的，也必须改造；只有改造才能培养出“新人”，只有“新人”才能建设新社会。而人性改造一要经受体力劳动的净化，二要经受阶级斗争的炼狱。 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只有毛泽东说了才算。每当党内出现意见分歧，毛泽东总是把问题提到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高度，这足以让所有持不同意见者都失去自我辩驳的能力。 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由来已久。一般把林彪、康生视为造神运动的魁首，这不错，但更应把个人崇拜看成一种政治文化生态，所有人包括刘少奇都为此做出了“贡献”。远的不说，在庐山会议上，领导者们即便内心赞成彭德怀的看法，却都把维护毛泽东的形象和权威看成头等大事，表示对毛泽东要绝对忠诚，甚至于“驯服”，决不“犯上”“反水”。过去生死与共的战友越来越像君臣。在党内，刘、周、朱、陈、林、邓等人都有很高威望，但没有人可与毛比肩而立。刘是仅次于毛的第二号人物，但不是一位魅力型领袖。毛泽东一出现在老百姓面前，就会被山呼万岁所淹没，刘少奇却没有那么多光环，他1961年在湖南农村做调查时，甚至遇到冷眼和辱骂。在高级干部和将领中，刘似也没能让多数人服膺。党内高层没有任何人有挑战毛泽东权威的意志，更没有这种力量。所有人只能或主动或被动、或自觉或违心跟着毛泽东的决策走。 文化大革命被称为“史无前例”，就在于它自下而上发动群众起来造反。没有红卫兵和群众组织及其造反夺权运动，就没有文化大革命。 如何解释普通民众“积极”投身“文革”，有人提出“两个文革”的说法，一个是毛泽东开展权力斗争的“文革”，一个是人民的“文革”，即下层群众趁机造反。 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允许自由结社是有限度的。群众组织可以冲击各级党政机关，造各级领导干部的反，但绝不允许反对整个共产党，反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绝不允许反对毛泽东及其“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 当然，普通群众卷入运动并非都经过理性计算，群众为寻求社会承认和团体保护，摆脱恐惧、孤独、被抛弃、被歧视等心理需求，都会转化为参与群众组织的冲动。对青春躁动的学生来说，文化大革命类似一个狂欢节。停课闹革命、围观批斗、仪式化活动、冲出校园“破四旧”、全国大串连等，本身就是释放过盛激情的快事。到各地大串连的红卫兵，怀有明确政治理想的并不在多数。免费旅游，见世面，何乐而不为？ 王力评论说，毛泽东“原想是作为一次反修防修的大演习，要让所有的人都表演一番。但魔鬼放出来以后，收不回去了”。 毛泽东希望，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前提下，实现“安定团结”，对老干部派与文革派左敲右打，驾驭两股力量，维持权力平衡。江青、张春桥等中央文革派扛起维护“文革”的大旗，符合毛泽东的意图；但他们借机向周、邓发难，却超出了毛泽东的限度。毛泽东并不希望再次出现大乱。 把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分别讲的三句话并列起来，提出“三项指示为纲”，将经济建设提升到“纲”的位置，为整顿提供依据，实际上偷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概念。 第五章 转向改革开放 一 中国改革的缘起 据官方估计，“文革”对经济造成的损失达5000亿元，相当于建国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 1978年9月，邓小平对地方领导人说：“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陈云在同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建国快三十年了，现在还有要饭的。老是不解决这个问题，农民就会造反。支部书记会带队进城要饭。” 在邓小平主导下，历时两年制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小心地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以维护政治连续性和正当性；与此同时，对毛泽东思想做重新诠释，把“毛泽东晚年错误”与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以“科学的”毛泽东思想否定“毛泽东晚年错误”，以“发展主义”取代“阶级斗争”确立为新的意识形态，为改革提供合法性，预留了试验空间。 二 中国市场化转轨之路 一般都认为，中国改革与苏联东欧改革有“渐进”与“激进”之别。所谓渐进式改革，首先是先经济、后政治的改革次序选择，保证了政府控制改革进程和协调利益的政治能力。其次是经济改革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通过不断的试验逐步推进，允许不同选择进行竞争和比较，减少了掉进“理性自负”陷阱的机会。1980年代的决策者有一个指导思想，就是改革要让多数人受益。改革措施的出台考虑社会的承受力，注重照顾各方面的利益，对利益受损实行补偿，避免了可能的社会震荡，争取了支持者。有学者认为，所谓渐进改革实质是一种“增量改革”或“体制外改革”，就是在计划体制的主体部分不能做重大改革的情况下，允许和扶持集体企业、个体经济、私营企业、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的发展，这几种经济的所有制性质不同，但都处在计划体制之外，以市场为导向，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到1990年代初，体制内与体制外两块经济几乎可以“平分天下”了，这就造成了一种竞争态势，迫使受制于旧体制的国有部门不得不进行“制度创新”。这就是中国改革实际走过的路。 需要补充的是，改革初期并没有清晰的路线图。当时，从领导人到经济学家都意识到必须改，但谁都说不清楚究竟应当怎么改，更没有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最终目标。中国改革是一个不断试验和学习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说，“摸着石头过河”是唯一可能的选择，许多情况下是实践推动政策走。市场机制具有为自己开辟疆域的力量，观念和政策的突破往往是对事实的追认，所谓“与时俱进”也可称之为“顺势而为”。渐进式改革尽管不是一个理想的改革模式，但它是一个可行的改革模式，可以分散风险，减少阻力，同时给执政党、干部队伍和普通民众一个学习和适应的过程。真正使干部队伍观念发生转变的，是改革本身的不断发展和取得的成就。 计划经济消灭了竞争也就消灭了大多数人的工作动力，消磨掉了劳动者和管理者的进取心和创造力，致使经济发展失去内在动力，尤其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必须不断地进行政治的、思想的动员，以保持民众的持续热情，从外部注入经济社会驱动力，这也是为什么毛泽东时代总是运动不断的重要原因之一。 人类总应该从历史中学得聪明一些，不能总在两个极端之间来回摇荡。传统社会主义试验不成功，不意味社会主义追求的基本价值失去意义。 中国未来之路应当警惕任何一种理性自负的陷阱，如果能避免拉美一些国家总是在“两个鸡蛋上跳舞”，避免中东一些国家出现的转型乱局，那是中国之幸，百姓之幸。 **历次转向都有国际背景的影响 牛大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比如，第一次转向，1949～1956年，中国要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条道路，是因为世界在1947年出现了两大对立的阵营，共产党国家怎么办？中国卷进去选边了，选的是对苏“一边倒”，也就是联苏反美。而且，到朝鲜跟美国进行了一场战争。这种情况下，中国的选择余地就比较小，当然也不是一点余地也没有。但它选择了苏联的模式，而且是斯大林的模式。其实，即使苏联模式，也还有新经济政策模式，还有后来的赫鲁晓夫模式。后来，毛泽东认为，不能稳固新民主主义，要加快向社会主义过渡，也跟中国在国际上这次选边有关系：在两大阵营对抗、朝鲜战争的背景下，肯定要加速农业合作化，保障快速工业化，牺牲私营，以国营为主来增强国力。 第二次转向是在1956～1958年，这跟斯大林去世后的国际形势有关。斯大林去世的后果显现了，有了一轮“苏东波”，国际共运也出现了理论发展和权力转移的空间，这就影响了中国的那次转型。 外部因素的影响，体现在这几次转型都有一个大的国际背景。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感觉，得自己面临着一个外部侵略战争的压力，而且战争可能很快就要发生。这样，使中国的发展道路受到影响，要快、要抓紧、要转向，要早过渡，要“大跃进”，要抓阶级斗争，要继续革命，一直走向“文革”。最后，对战争与革命的世界形势的估计转变了，现实了，就转为改革开放。因此，外部的战争压力，是一个因素。 1960年代走向“文革”，背景就是中国在国际两大阵营的冷战中做了选择：要反帝反修。从1960年代开始，到“文革”结束，从高层到基层几乎完全破除了对苏联社会主义的迷信，而恰恰在“文革”后期又和美国走近了，走向了一个跟美国的关系最好的一个历史时期，走到“联美反苏”的地步了。改革开放是在中美和好、中苏决裂的国际背景下发生的。同时，还有一个国际环境，就是出现了亚洲四小龙的模式。特别是新加坡模式，给了中国一个信心——东亚后发外源型现代化是可以赶超西方先发的内源型现代化的。 此外，我对萧老师刚才陈述的论点，还有几点不同意见。例如，说“文革”中的群众造反是“奉旨造反”，不是“趁机造反”。这个论断是不是有些绝对了。“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也包括革命造反的积极性。对“均贫富、等贵贱”这些“理想”的追求，是几千年传下来的民粹传统，也是现代共产革命所着意点燃的激情。共产党执政以后，干部的素质、当权派的作风等变化其实是很快的，出现了变质、蜕化、腐败、脱离群众、欺压百姓等趋向。即使不用阶级斗争这套话语系统来概括和描绘，老百姓也会用自己的话语来概括，并有所诉求，会从不满走向反抗。 毛泽东看到了人民群众中蕴藏着这种不满和反抗，他要释放这个东西，“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没有对民意的这种准确把握，是断然不敢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放手发动群众去打烂和重建党和国家机器的。他力排众议，给了人民群众一个“造反有理”、自我表达的机会。而这么多（亿万）人民群众，能在那么短暂的动员下，那么热烈地起而响应，冲破层层压力和阻力，很快就到了“欲罢不能”的失控地步。这当然是抓住机会，释放长期怨恨的表现，是“趁机造反”。至于后果，则是后来才看清并凝聚相对共识的。如果不从民众自身寻找大革命和大动乱的动因，恐怕也是不能全面总结历史教训的。 又如说，邓小平这样的领导人可能对这场改革没有明确的目标，也没有路线图。对此，我有怀疑。我认为，邓小平可能心里有数，但嘴上不说。在他心目中，改革向什么方向走，至少是明确的。后来，他的做法显示，他的改革之路走得还是比较直的，一直没有变向。目标应该是，在保持共产党一党执政的前提下，使中国融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经济体系。他没明说，只有只言片语。他推行的承包、特区、证券交易、市场化等，都是向着这个目标直行。有时候，停一停，看一看，但没动摇，继续走下去。 路径选择受多重因素制约 章百家 前些年，我比较仔细地研究了新中国成立后前七年经济体制的演变。我发现，共产党最初设想和后来实际发生的情况差别很大。最初的设想并非如此，但最后走成了那样，其中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因素在发挥作用。研究历史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当事人的主观意愿未必有后人认定的那么大的作用，客观条件会像无形的手左右历史进程。

严飞 著，《穿透》，上海三联书店，202011 序言 “在一座拥有10万人口的城市中，如果只有一个人失业，那这就是他的个人困扰。但在一个有5000万就业人口的国度里，如果有1500万人失业，这就成了公共议题。”这句话出自上世纪中叶，美国“新左派”社会学家米尔斯（C. Wright Mills）的名著《社会学的想象力》。 米尔斯解释道：“具备社会学的想象力的人，就更有能力在理解更大的历史景观时，思考它对于形形色色的个体的内在生命与外在生涯的意义。 前言 人性是一个复杂的存在。经济学家喜欢强调人类是理性的动物，在理性的思维之下，人们喜欢计算利益的得失，规避风险，降低成本，追求利益和利润的最大化。这几乎是人性的本能。而社会秩序就是由无数利己的“经济人”相互交易而形成的，市场则变成了“一只看不见的手”，政府要扮演的则是“守夜人”（night watchman）的角色。换句话说，经济学家认为人类利益性的理性追求，为社会生活领域中的秩序奠定了理性的基础。 但是，在社会学家的分析框架中，人们则是要挣脱理性的囚笼，摆脱祛魅的世界，因为人们不仅仅是理性人，更是社会人。 第一章 社会学的诞生与进化 社会学的起源： 倘若将所有的学科按照它们各自的重要性进行排序，放在一个金字塔图案上，那么社会学就会站在金字塔的塔尖，统领其他所有学科。社会学之后，依次则是生物学、物理、机械、天文学和数学。数学排在所有学科的最后。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想修读社会学，就必须先精修数学、天文学、机械工程学、物理学、生物学，逐级而上，最后才可以有资格修读社会学。 “每一种社会学的分析都可以有三类考虑，一个比一个更复杂：即个人的社会存在状态，家庭，以及社会；从科学意义上说，涵盖最广的是人类总体。 社会学虽然被孔德誉为“皇后之学”，我们并不是去比较社会学和经济学、物理学的优劣，而是想告诉大家，社会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使用的是严谨的实证研究方法。 社会进化论： 很多人以为“适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一词是达尔文首创使用的，其实不然，斯宾塞才是首创该词并且第一个使用该词的人。斯宾塞早期受到英国人口学家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的影响。 第二章 金钱是我们时代的上帝 劳动的异化： 所谓异化实际上就是我们所创造出来的东西，反过来又统治着我们、束缚着我们的生活。 譬如在工作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加班就成了一种趋势。很多人都应该深有体会，在今天竞争如此激烈的大环境下，从大公司到中小微企业，每个上班族都会感觉到，加班的次数越来越多，加班的时间越来越长，工作越来越劳累，我们自己可以掌握的休息、生活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甚至有的公司以加班到十点以后可以报销车费这样的名目，不断地激励大家多多加班，号召员工都要和公司一起去成长，一起去创造辉煌。 紧张忙碌了一整天，即便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里，很多人也依旧得对着电脑、对着微信在拼命地打字和进行工作上的联系，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做到真正的身心放松和自由，回想起来还真不一定知道自己这一天里面到底做了什么，或者是说这样做的意义和价值何在。这就是我们被异化的生活。 商品拜物教： 在当今时代，消费越来越主导我们的日常行为。你能不能消费，消费什么，似乎都构成了你的社会地位、身份与声望。为了追求这样的地位、身份、声望，我们对商品越来越迷恋，越来越依赖，越来越喜欢在我们的朋友圈、在我们的微博上晒出我们新买的衣服和包包，也越来越需要琳琅满目的商品来装点我们的生活。 这种对商品的迷恋和崇拜，就是今天我们要探讨的社会学问题。它背后的理论，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商品拜物教。 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 量化知识产品的价值，是一项非常复杂、难度极大的“科研项目”。这里我们只能提出一些思路。知识产品的价值，总体上讲在于促进社会系统的功效。比如科学发现是技术创新的基础，科学推动技术发展，技术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都是我们可以观察到的知识的效用。对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它的价值就更难找到量化的依据了。尽管这类知识的价值难以量化，但是我们并没有否认基础理论研究的价值和作用，我们从长远的眼光，依旧能够看到基础理论研究对我们的社会生产和人类的精神文明产生的价值。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在韦伯的《儒教与道教》（The Religion of China: Confucianism and Taoism）一书中，他进一步讨论了在儒家和道家价值信仰体系支配下的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资本主义。 首先，是社会结构上的障碍。中国的社区组织是由一个个严密的、有血缘关系的氏族家族所组成，其中人们之间的行为互动皆严守传统的律法规矩，长幼有序、上下有别，家族长老具有无上权威，发号施令，人人不可违背。每个氏族家庭是完全自我独立为营的，鲜少与社区中其他的氏族家族发生关系。 其次，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政府是世袭的。政府的运作是靠传统、特权及施惠来维持，政府行政机构的运转，也不是以理性为基础的科层制架构，而更多体现出人治的色彩。 最后，是重视经学教育的儒家思想所造成的障碍。一个人要想晋身仕途，就必须要熟读四书五经这些古典书籍，并且还要擅长诗词书法和绘画。我们看到，历朝各代的科举考试，都是通过考察经义、诗赋这些来选拔人才。 在韦伯看来，儒教伦理不同于新教伦理，前者强调的是适应社会而不是改造社会，认为人性本善，而非新教的人性本恶。更重要的是，新教的价值理念存在上帝，存在一个现实世界之外、与现实世界相对立的超越世界，两个世界充满张力，因此新教徒要积累物质财富、奉行禁欲节俭、做好本职工作才能获得救赎进入超越世界。而儒教不同，不存在这样一个超越世界和外在的最高造物主，儒教注重世俗的伦理秩序，主张顺应天道、接受现状，强调个人的自我圆满。对于追求功利、忙于累积财富的价值观念，是为儒家伦理所不齿的。另外，儒教奉行古法，不喜变革，重义轻利，这些都不利于追逐利益、强调经济的资本主义产生。 金钱与现代生活： 对于金钱的重视，创造了一个物化的世界。社会愈发功利化，以追求金钱的成功作为最高标准。而当社会成功学泛滥，当对金钱和权力开始产生种种不切实际的渴望和幻想之时，就是社会的精神走向堕落、社会出现失范的开始。 什么是美国梦呢？美国梦就是“我以前一无所有，但是我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改变自己的阶层划分，开始过上大房子、好车子的生活”。然而美国梦并不是这么容易实现的，至少如果选择合法的途径去追求成功，实现美国梦就需要一段较长的个人奋斗期。但是整个社会的气氛，又是金钱至上的成功学导向，社会推崇的是那种一夜暴富的成功人士，这就无形中给每一个人很大的压力，梦想着和这些人一样，在短时间内就可以拥有金钱和地位，摇身一变，自己也晋身成为所谓的成功人士。 这在默顿看来，是非常危险的信号，是社会失序的前兆，因为“当社会把成功的标志看作是财富的积累的时候，反社会行为就是一种正常的反应”。 正如默顿所说：“（当）文化上强调所有人都重视金钱成功，而社会结构却又过分地限制了许多人实际地运用正当手段，这样便产生了一种压力，迫使人们寻求不符合制度规范的革新行为。”[3]其实，不仅仅是在默顿所处的20世纪中期的美国，我们看到，在今天的中国社会，社会功利化的趋势也日益严重，对金钱和权力的追逐，对“成功”不加掩饰的炫耀，都已然是演化成了社会的一股劣气。而这背后，其实正是那把看不见的金钱匕首在屠杀社会的良心。 第三章 社会秩序的基础是道德 有机团结： 所谓“制度”（institution），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的定义：“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 失范论： 社会的失范，对人的心理会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在涂尔干的《自杀论》一书中，他就专门研究了失范型自杀。涂尔干认为，社会失范的程度越高，自杀率就越高。无论是经济动乱还是经济上升时期，自杀事件都会急剧增加，因为在上述两个时期里，人们均会处于一种崭新的社会环境中，原有的准则和规范失去了约束作用，生活因此变得混乱不堪，自杀便容易发生。 暴力的浪潮中，施暴者可以为自己辩解说：“我并不是唯一一位施暴的人，我不是捅第一刀的人，也不是捅最后一刀的人。”——正如同人永远不知道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 秩序是自然的法： 滕尼斯指出：“社会的本质和意志是由和睦、习俗和宗教组成的，在其生命的过程中，在有利的条件下，形成极为丰富多彩的方式和形式，所以任何群体和任何自主的人，在他自己的意志和意志范围内，因而也在他的思想意识、他的性情和良知里，同样在他既定的环境里、他的财产里，和在他感到自然的、习惯的、责无旁贷的活动中，都感到对此有某种的参与。每一个自主的人，其力量的根源就在其中。” 良善有序的社会也不是一日形成的，需要现代社会中的每个人反躬自省每一次看似理性的抉择是如何背叛了自己天然的意志，需要在制度层面设立完善的组织规则和社会规范，需要通过外在的强制执行和内在的价值认同，约束人们行为，维持相互依赖，推进不同社会群体和成员之间的互助互信，从而实现社会秩序的增进和有序的变迁。 **第四章 每个人都成了机器上的一个齿轮 ** 人性两重论： 你我皆凡人，当善念战胜一切，深刻理解了对生命的敬畏之时，或许就成了一个平民英雄。善念与恶念之间的切换，人性的变幻不只发生在颠沛流离、人性面临极度考验的战争年代，其实时时刻刻都发生在我们生活的细枝末节里，生命的关键转折中 社会分工： 无论是婚姻家庭中的分工，其他组织内的分工，还是整个社会的大分工，其实都伴随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自身的定位，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尊重、责任和爱。当我们谈论了相关社会学大家的经典理论、社会分工的意义、现实的思考之后，更希望可以为大家打开一扇思考的大门，通过分工，找到自己和他人、和整个世界的相处方式。 人性的铁笼： 在未来，人类社会进入到一个理性高效的新时代。伴随着生产力的空前发展，人们的欲望与消费力也一起无止境的蔓延，其结果是，人类的资源逐渐走向枯竭。为了最大化地高效利用资源，人必须与人工智能配合起来共同运转，保证社会的分工与资源的利用精准对应，分毫不差。 自大学出现以来，学术界一直奉行对知识的忠诚、对真理的忠贞、对人的关怀等许多的学术原则都在学术资本主义的压力下开始为斗米而折腰。国内外学术界都曾爆出学者为了科研经费和名誉，学术造假、论文抄袭。出现这样的现象不排除是有一些人自身的道德败坏，但是现实中，由于现在大学的考核制度，导致许多的老师和同行，迫于保存工作饭碗的压力，选择放弃自己的学术兴趣和热爱，转而追求单一的论文发表，成了论文生产的机器，而从事学术真正的本心，却早已经丢在了一边。 第五章 鼓荡心灵的诗歌和宗教化为虚空 世界的祛魅： 换句话说，社会作为一个系统，整体是为了各个部分而存在；但同时，社会各个部分又受到整体的制约，人和人之间的互动，会创造出独特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模式。而这一切，都不是技术可以取代的。 所以，在一切强调理性化、祛魅的时代，我们更要清醒地知道，科学的目的应该是服务人类，造福人类。我们当然需要大力支持科技的发展，但同时也要看清科技和人类发展的正向关系。对于未来，我们要有孩童般的初心；对于未知，我们也要保有敬畏之心。 社会是一件艺术品： 一个真正有魅力的城市，一定是有独特性格和韵感的城市。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中，我们就需要找到这座城市的性格，主动发掘与塑造城市的面貌，城市才可以有效运作，散发其应有的活力。城市的吸引力不在于有多少高楼大厦，有多少国际化的标杆和口号，而在于它所展现出来的生活的无限可能，从而能够安放不同个体的自由诉求。 时尚的哲学： 譬如说人民日报的微信公号，每天晚上10点前后，都会准时发布一条心灵鸡汤文章“夜读”，谈人生如何追求梦想，谈家庭如何处理好爱情与亲情，谈职场如何打扮如何谈吐，等等不一而足。倘若有一天如果这一条推送没有准时出现，人民日报微信端的后台就会涌入大量的留言，询问今天什么时候更新，很多人都在等待这一条推送，更有用户表示，不读到这一条心灵鸡汤文章，就睡不着觉。 为什么这一篇心灵鸡汤的文章，会有如此巨大的魔力呢？研究就发现，原来人民日报有大量的用户，都是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大城市里漂泊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怀揣着在大城市奋斗扎根的梦想，成为北漂、沪漂、深漂。他们白天在写字楼里紧张工作，晚上回到自己出租的一间几平方到十几平方不等的小房间里，身心俱疲之下，在大城市中独自打拼的孤独与焦虑感就会愈加浓烈，这个时候，就特别需要一篇打着鸡血的心灵鸡汤文章，告诉他们如何在职场上更快地取得成功，如何增强自己的人际交往能力，或者如何打卡城市中有特色的网红店，如何评价热播电视剧的主题剧情等。这些文章通过人民日报这样权威的账号发布，也更加带有公信力，使人信服。因此阅读了这些文章之后，这些在城市中漂泊的异乡人，可以深切感受到在城市中的奋斗是有前路的，感受到自己是和这座城市里的其他人融为一体的，大家都在关注着共同的美食、电视剧和时尚潮流，仿佛自己也和城市的脉动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这项研究从一个侧面也证实了，时尚对于社会阶层较低的群体，是会帮助他们产生对于更大社会群体的认同，从而至少在心理层面提升自己的认同感。按照齐美尔的说法，就是：“时尚满足了社会调适的需要；它把个人引向每个人都在行进的道路，它提供一种把个人行为变成样板的普遍性规则。 在我看来，时尚作为一个社会的产物，本身是无辜的，是现代生活的重要组成。时尚是一面镜子，折射了当下的光怪陆离、善恶交织和社会的螺旋式发展。希望我们每个人都不掉入一些由时尚而起，却又因为人心而变的陷阱和套路中，植根于内心的修养，保有内心的自由。 大城市与精神生活： 我们作为细胞的短暂的存在是属于这整个历史生活的，我们的任务不是谴责或原谅，而仅仅是理解。 结语 归根结底，秩序的背后是人性，是我们作为个人在现代世界中的处境和命运、抉择与改变。人不能脱离社会而单独存在，作为社会人的我们，按照米尔斯所言，应该成为理性的人、自由的人、公共的人、道德的人，因为只有“所有人都成为具有实质理性的人，他们的独立理性将对他们置身的社会、对历史和他们自身的命运产生结构性的影响”

王宏广 著，《中国粮食安全》，中信出版集团，202011 第一篇 新粮食安全观 人类种粮1万多年，至今没有告别饥饿！多少家庭因吃不饱饭而妻离子散，多少朝代的辉煌被粮荒中断，多少国家为粮食而战，多少政府以“分田地均贫富”开篇，人类发展史就是与饥饿和营养不良做斗争的历史。 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府与科学家认为，信息科技革命之后，生物技术将引领新科技革命。美国生物与医药领域用了政府科研经费的50%，写了60%的论文，申请了37%的发明专利，基因组、蛋白组、脂类组、代谢组、细胞工程等领域的“根技术”（也称源头技术）90%以上都在美国，美国仍可能是生物科技革命的引领者，我国可能再次与新科技革命失之交臂。 美国遏制我国可能通过12种非常规战，目前刚刚用了一半——制度战、体制战、贸易战、科技战、货币战、人才战已经不同程度地开始，网络战、粮食战、石油战、生物战、空间战和局部军事战争等6种非常规战随时可能爆发。 吃饱、吃好、吃得安全，是人类对吃的三个基本需求。疫后世界新格局需要新的粮食安全观：粮食安全不同于口粮安全、需要“大粮食”“大市场”的观念；粮食安全不只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安全，需要全球视野考虑粮食安全；粮食安全不再是平时的安全，必须准备危机时的安全。 粮食可分为狭义的粮食与广义的粮食。狭义的粮食就是谷物（cereal grain），即稻谷、小麦、玉米、谷子、高粱等禾本科作物，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国际机构常用这一粮食概念。我国通常讲的粮食是指广义的粮食（grain），包括谷物、豆类和薯类之和，豆类又包括大豆、蚕豆、绿豆、豌豆、豇豆等，薯类包括木薯、红薯、马铃薯等。 从粮食安全1.0~粮食安全4.0的演变进程来看，前三个阶段强调的重点是数量、质量、经济安全，粮食安全4.0阶段重点强调了生态、技术、社会安全，但它们都是主要围绕粮食数量或质量评估粮食安全与否的。 人类发展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与饥饿做斗争的历史，粮食危机、粮食战从未间断，总有人吃不饱，总有国家用粮食对别国施加干预。人类在粮食生产、加工、储备、流通等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使地球能够养活77亿人口，但在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的今天，人类仍然没有彻底摆脱饥饿的困扰，粮食危机始终困扰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一些国家或地区甚至把粮食作为武器，威胁、干涉别的国家或地区，人类经历的粮食危机可能反复出现。 进入21世纪，国际大型企业集团强化了对全球粮食产业链的控制，国际四大粮商（美国ADM、美国邦吉、美国嘉吉和法国路易达孚）垄断了世界粮食交易量的80%，控制了美国、巴西和阿根廷等主要原料市场和全球运输及仓储系统，全方位进入中国粮食市场的竞争。 所以，如何在气候变化中趋利避害是保障粮食安全面临的又一个问题。 第二篇 世界粮食安全 世界粮食安全的现状是：总量不足、分配不均，粮食过剩与粮食短缺并存，食物鸿沟难以消除，40多个国家缺粮，10亿人口营养不良，6.9亿人口处于饥饿状态，10亿人口偏胖或超重。 人均预期寿命增长一倍多，人口再生产类型发生转变。1949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不足35岁，2018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增长到77岁，预期寿命增长了42岁（见图12-3），是人口大国、经济大国中增长最多的。 世界卫生组织统计，中国超重和肥胖人群（体重指数BMI≥25千克/平方米）的比例由1978年的9.9%上升至2018年的36.7%，40年增长了3.7倍，肥胖率（体重指数BMI≥30千克/平方米）达10.5%。 第五篇 中国粮食安全：战略与对策 粮食安全对策：八管齐下，实施两大工程；要粮与技、生粮于地、产粮于海、存粮于山、生粮于改、储粮于友、节粮于用、稳粮于共同体，实施8亿吨粮食安全工程、大豆进口替代工程。 1962年，美方提出中方用黄金储备向美国购买300万~500万吨小麦，或者中国放弃对台湾岛的主权要求，那么美方将同意以长期和低息赊销的方式每年出售上千万吨小麦给中国。虽然中国没有屈服于美国的压力，但国内大量人口承受了饥饿的痛苦。

曹雨 著，《中国食辣史》，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06 第一章 中国食辣的起源 第一节 辣椒何时进入中国？ 辣椒原产美洲，大约在十六世纪下半叶进入中国，即隆庆-万历年间。辣椒进入中国后长期作为观赏植物栽培，直到康熙年间才开始逐渐进入中国饮食。 有趣的是，葡萄牙人在果阿种植辣椒是以食用为目的的，而辣椒在其原产地中美洲也早就被当做调味料使用。但是中国商人们似乎并不了解这一点，在辣椒从葡萄牙人手上传到中国人手上的过程中，物的本体传过去了，但使用辣椒的信息丢失了。这就好比一个中国人给了欧洲人一方砚台，却没有说明它的用途，这样一来，砚台的使用信息就丢失了，那个收到了砚台的欧洲人百思不得其解，只好把砚台当做一块异域石头充作摆设了。 广州和宁波是辣椒传入中国的最重要的两个港口，辣椒传入中国之后的传播路径非常复杂，但几乎都可以追溯到这两个港口，其中尤以宁波为重要。 第二节 辣椒的名称是怎么来的？ 辣椒传入中国以前，“椒”字一般指花椒，辣椒在借用中国传统香辛料名称的同时，也继承了中国人对香辛料的各种想象和隐喻。 海椒是辣椒在西南地区普遍的叫法，“海”字明确指出了辣椒来自海外，与“番”字的意义差不多。由于西南地区离海很远，因此“海”字也提示了辣椒是从东南沿海地区传来的，这一名称也暗示了辣椒在中国的传播路径，即先到达沿海，再逐渐传入内陆。 第三节 中国人真的能吃辣吗？ 许多中国人都对自己的吃辣能力颇为自豪，俗语说“湖南人不怕辣，贵州人辣不怕，四川人怕不辣”。在许多北美、西欧人的印象中，辣味也是中餐的标志性味道之一，中国人真的很能吃辣吗？ 辣椒属植物下有五大栽培品种（指生物分类学的种，Species），分别是一年生辣椒（C.annuum）、灌木状辣椒（C.frutesces）、浆果辣椒（C.baccatum）、茸毛辣椒（C.pubescens）、中华辣椒（C.chinense）。这五大品种中，以一年生辣椒最为常见，中国的杭椒、线椒、朝天椒都属于这一品种，几乎没有辣味的甜椒也属于这一品种。 海南黄灯笼辣椒属于中华辣椒种，世界上最辣的辣椒，包括娜迦毒蛇、哈瓦那辣椒、印度鬼椒都属于这一品种。其余的三种在中国很少栽培。 辣椒的辣素是辣椒素（Capsaicin），且只在茄科植物辣椒中有；蒜、葱、韭的辣素是蒜辣素（Allicin），分子式是不一样的，但是作用于人体的受体是一样的，因此吃起来都有相近的刺激感。姜的辣素成分很复杂，不单纯是触觉，花椒的麻的感觉也是一种触觉，来自于花椒α麻素（Hydroxy α-Sanshool），受体相同，但是产生的是50赫兹的震颤，因此有麻的感觉。蒜辣素受热容易分解，因此蒜和葱烧熟了就不太辣了，辣椒素很稳定，因此熟了仍然很辣，这种特性就使得辣椒非常适于习惯将食材与调味料一同烹煮的中餐。 在漫长的历史中，不断有外来食物加入中国饮食，历史上有三个高峰时期：第一个是西汉凿通西域，原产自中亚和西亚的胡椒、蒜、孜然、芝麻、小茴香都是这个时期进入中原的。第二个是盛唐时期，大量的产自印度和南洋的香辛料进入中原，有丁香、肉桂、豆蔻等数十种之多。第三个是明末清初，美洲原产作物进入中国，包括辣椒等茄科植物。可以说中国饮食是调味料的集大成者，历史上用过的，至今仍然常用；海外引进的，一样视同己出。而中国本土南北之距离也给予了种植这些调味料最好的环境，从热带到亚寒带的植物都可以在中国种植。可以说中国饮食的特点是一菜多味，百菜千味。 第四节 辣不是味觉 辣是一种痛觉，比赛吃辣实际上是较量忍耐疼痛的能力，而夸耀这种能力实际上是通过展示忍受疼痛的能力从而证明自己在身体对抗上占优势。 良性自虐机制（benign masochism）可以用于解释人为什么热衷于吃辣椒，辣椒使人产生痛觉，从而欺骗大脑释放内啡肽，但又不会使人处于实际的危险当中 。这种机制与人热衷于乘坐过山车，或是跳楼机，或是长跑（缺氧），或是看恐怖电影的机制是相同的。都是欺骗大脑释放内啡肽而产生愉悦感的行为，又并不处于真正的危险当中，因此称为良性自虐。 第五节 中国——辛香料大国 原产自中国的辛香料，至今常用的有姜、花椒、葱、韭菜这四种基本上可以确定原产于华夏故地，有文献记载的资料可以上溯到西周时期。不过即使是这四种辛香料中的三种即姜、花椒、葱亦不一定被华夏先民认为是土产。 外来的农作物进入中国有三波高潮，第一波是张骞凿通西域时带回了大量的外来物产，如胡荽（芫荽）、胡蒜（大蒜）、胡桃、胡麻（芝麻）、胡瓜（黄瓜）、苜蓿、葡萄等。第二波是唐代置安西都护府，外来物产经由唐帝国保护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原，这一波引进的外来物种有菠菜、西瓜、茉莉花、胡椒、阿月浑子、胡萝卜等，前两波引进的外来物种大多带有“胡”字。第三波是明末，这个时期美洲大陆被发现，大量的农作物被欧洲人带回欧亚大陆，中国也在航海大发现时代得到了这些物产，包括辣椒、番茄、茄子、马铃薯、番薯、菠萝、玉蜀黍（玉米）、番豆（花生）、葵花、南瓜、腰果、豆角、烟草等原产于美洲的作物。 第六节 辣椒进入中国饮食 辣椒传入中国以后，最早出现文字记载的是在浙江，然而在中国人得到辣椒以后的相当长时间内，辣椒并未进入中国饮食，而是作为观赏花卉在小范围内栽培。辣椒是怎样进入中国饮食的呢？中国人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重新发现了辣椒的食用价值？ 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说，辣椒进入中国的四百年，正好可以被分成四个阶段， 第一个百年（1600—1700）是由“不可食”变成“可食”的阶段，这是辣椒进入中国饮食的第一阶段，中国人重新发现了“作为食物的辣椒”； 第二个百年（1700—1800）是辣椒在地域饮食中缓慢扩散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更多的中国人接触到了作为食物的辣椒，并且以自己的方式对辣椒命名，对其进行经验性的概念总结，形成了中医对辣椒的认知，并用类比隐喻的方法，使得辣椒借用了中国原有辛味调味料的经验性概念； 第三个百年（1800—1900）是辣椒地域饮食中迅速扩散的时期，在这个阶段中，中国人对辣椒的理解开始超越经验性概念的范畴，进入了符号化概念的阶段，虽然这些概念往往早已有之，只不过转借予辣椒罢了，这个阶段也使得辣椒的地域版图得以相对稳定，形成了现代中国人所认知的“传统食辣区域”； 第四个百年（1900—2000）是辣椒在中国饮食中全面蔓延的阶段，革命和移民赋予了辣椒新的、原生性的、符号化的概念，使之在中国政治经济格局剧变的世纪中脱颖而出，成为了中国饮食中的重要一部分。 第七节 为什么食用辣椒首先发生在贵州 要知道辣椒是怎样成为一种食物的，必须先认定辣椒在饮食中的地位，无疑辣椒是属于副食的一种，而副食是边缘化，可以增减的，体现口味偏好和阶级差距的，辣椒体现的副食价值尤为突出。然而副食又可以被细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摄取食物的营养价值为目的的，如肉类、甜食、菜蔬、水果之类，还有一种是以调味为目的而食用的，如泡菜、油制辣椒、酱油、豆豉、豆腐乳之类，特征是调味极重，很难单独食用，一般用以佐食主食。 长期的粮食短缺，造成了中国饮食的独特风格，即少肉食、多菜蔬、重调味的风格。众所周知，在中国内地农业条件下，豢养家畜需要消耗大量的粮食，因此中国农民的肉食一直比较少。菜蔬占地不多，消耗的精力也有限，随时可以采摘，显然是副食的不二之选，因此菜蔬在中国饮食文化中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以至于原来专指“草之可食者[5]”的“菜”，成为副食的通称。 中国饮食中用以“下饭”的调味副食大致上可以分为三类，即酸味、咸味和辣味，且可以相互搭配。 出国的留学生往往会抱怨欧美的甜品太重糖而难以入口，中国人喜闻乐见的零食大多是以咸辣味觉元素为突出特征的，比如各种香辣豆制品和肉脯，常年在网络零食销售排行榜上占据前几名的位置。 另外，辣椒食用起源于中国境内的土、苗少数族群，也印证了中国饮食文化是典型的多源文化（heterogeneous culture）。辣椒作为调味料的历史是中国饮食文化中的重要篇章，而其源自于土、苗。还有一些发酵肉食的食俗也源自于西南少数民族。 第八节 清季辣椒的扩散 自康熙末年以来，历经雍正（1723年—1735年）、乾隆年间(1736年─1795年），贵州各地的方志记载已经普遍大量食用辣椒了。乾隆年间与贵州相邻的云南镇雄和贵州东部的湖南辰州府也开始食用辣椒。嘉庆(1796年─1820年）以后，黔、湘、川、赣几省辣椒种植普遍起来，嘉庆时各地方志已经记载当时辣椒的传播情况，江西、湖南、贵州、四川等地已经开始“种以为蔬”。 根据《清稗类钞》饮食类的记载，道光年间(1821年─1850年），贵州北部已经是“顿顿之食每物必蕃椒”，“居民嗜酸辣，亦喜饮酒”，“滇、黔、湘、蜀人嗜辛辣品”，“湘、鄂之人日二餐，喜辛辣品，虽食前方丈，珍错满前，无椒芥不下箸也。汤则多有之。”。同治时(1862年─1874年），贵州人是“四时以食”海椒。 辣椒在进入中国的最初一百年，即1571年的《遵生八笺》到1671年的《山阴县志》，作为观赏植物种植，偶尔作为药用植物（外用），然后沿长江商业航道传到湖南，再由湖南传至贵州缺盐的苗侗地区，于十八世纪初开始了在中国饮食中作为调味料的历程，历经二百年逐渐蔓延开来，向北扩散到湖北；向东扩散到湖南、江西；向南扩散到广西北部；向西扩散到渝州、四川、云南。在二十世纪初，业已形成了一个以贵州为地理中心的“长江中上游重辣地区”，也就是在中国进入二十世纪之初的辣椒调味分布状况。 第二章 中国文化中的辣椒 第二节 辣椒的“个性” 当代中文语境下，“辣妹子”一词的文化隐喻，已经不同于古汉语中的“辣手”、“辣浪”、“毒辣”，反而更偏向于正面的说话直接了断，做事果断勇敢，待人大方爽朗，且有隐喻体态和容貌的美好的意味，呈现出辣椒文化含义从贬义向褒义的转化。 第四节 “上火”与“祛湿” “上火”与“祛湿”是民间对于辣椒常见的食疗认知，这种认知的背后有着深刻的文化认同因素，也是不同地区的人们对自身饮食习惯的合理化解释。而这种话语体系一旦形成，对族群和饮食偏好和边界建构都有深远的影响。 中医一般认为民间概念的上火泛指人体阴阳失衡后出现的内热症。其特点是：长痘、牙龈肿痛、咽喉不适，甚至口角溃烂、嘴唇长泡，还可表现为大便干燥、肛门炽热等。 外地人当中保持吃辣习惯的，都特别强调了辣椒“祛湿”的作用，他们认为广东属于气候潮湿的地方，吃辣可以有助于身体排出“湿气”，有利于身体健康。笔者认为，无论是“热气”，还是“祛湿”，都不是人们不食用或者食用辣椒的原因，反而是一种补充的心理慰藉。喜好香辛料是一个族群长久的饮食文化传统，人们只不过是利用了中医理论给自己找了一个可以心安理得地享用自己喜好食物的理由罢了。广东人不喜好香辛料，于是用中医理论说“热气”；西南人喜好香辛料，于是用中医理论说“祛湿”。在享用美食之余还可以慰藉心灵，认为自己做了对健康有好处的事情。 第五节 辣椒的性隐喻 辣味调味料的催情作用来源于人类最原始的直观医学见解，传统的西方医学的发端在希腊，希波克拉底为代表的古希腊医学将人分为胆汁质、多血质、黏液质、抑郁质四种类型。 第六节 挂一串辣椒辟邪 门口悬挂应时装饰物是中国人很早就有的习俗，从文献上看，早在汉时就已经有这样的习惯，根据时令不同，悬挂的物件也有不同，如清明时分门上插柳，端阳时分门上悬艾草。 门口悬挂辣椒还有辟邪的作用，民间对于气味强烈的香辛料往往归类于有驱虫，乃至于辟邪的功效，如中古以前在门户上悬菖蒲、艾草、山茱萸等物，其起源可归于驱虫之效，五月因疟疾丛生而被视为“恶月”，当以气味强烈的药物禳助。然而年岁日久，逐渐形成民俗以后，便有了精神上的辟邪意味。 第七节 南北差异 辣椒在中国南方和北方作为调味料的形态也有极大的差异。辣椒作为调味料，从加工的简单到复杂依次是干辣椒、辣椒粉、辣椒酱。生辣椒在制成辣椒粉的过程中，被干燥、研磨，但一般未添加其他物质，是辣椒作为调味品的比较纯粹的状态，这也是辣椒在中国北方饮食中使用的主要状态。生辣椒在制成辣椒酱的过程中，添加了其他物质，并被盛在人造的中介物中加以腌渍，因此是人为痕迹最重的一种烹饪方式。制成的辣椒酱，大部分情况下是一种发酵食品，辣椒酱也是辣椒在中国南方饮食中使用的主要状态。辣椒粉和辣椒酱都是辣椒的调味品形式，在不同地域的中国饮食中，有不同的叫法，一般来说辣椒粉、辣椒面都是指辣椒干燥研磨后的状态；油泼辣子则是辣椒粉加入热油、芝麻等物，也可以被归类于辣椒粉。 辣椒传入中国以后，基本上都在长江流域和沿海地区传播，辣椒进入中国饮食中后，以贵州为起点向周边省份扩散，但接受辣椒的省份大多以米食为主，辣椒在北方面食地区的传播要晚于在南方米食地区的传播，而陕西则是辣椒在北方传播的重要起点。辣椒进入陕西关中地区以后，其食用的方式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更加符合与面食的搭配，如一般以油泼辣子的形式添加到面食中，或者用于蘸食。 南方的辣椒酱是高度复杂的酱料，由于原材料的多样化和制作工艺的复杂，容易形成差异的口味，也就是说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秘方，生产出来的辣椒酱口味都不太一样，甚至在四川有百家百味的说法。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辣椒的发酵是一个难以准确控制的过程，从而产生了变化多样的风味。 中国北方的语言是高度统一的，地貌则以便于交通的平原和高原为主，而北方的辣椒粉也如北方的地貌和语言同样一致，北方的辣椒粉的生产是大规模的，以男性为主力，是一个公开的过程。 南方与北方对辣椒的加工方式和食用方式的迥异，体现了南北方基于各自的地理条件基础而衍生出的一系列自然与人文特征。体现在南方的辣椒酱和北方的辣椒粉上，则是辣椒酱的复杂对应辣椒粉的单一；米食对应面食；个体对应集体；融杂对应独立；私密对应公共；女性对应男性。究其根本，辣椒酱与辣椒粉所体现出来南北方差异，其背后是南北方自然条件与人文精神的根本差异，这种差异性在许多方面都有体现，辣椒酱与辣椒粉的差异不过是其中之一。 第三章 辣椒与阶级 第一节 中国饮食文化的阶级谱系 如果打一个不太贴切的比方，那么原来的中国饮食文化就好比一套四合院，有正房、跨院、影壁、东西厢房、倒座房，如同饮食文化中有各种阶级、地域、体系的传承。而革命以后，就好比把四合院的房子全部拆散了，原来的结构荡然无存，但是当我们重新在原址上建起一座新楼时，使用了很多原来的砖块，这些砖块就是原有的菜式做法和片段化的仪式、习俗，然而在新建楼房时，大厅也许用原来来自影壁的砖块，也可能用了原来跨院的砖块，把原来并不属于同一结构的砖块拼凑到了一起，形成了新的结构。这就是中国饮食文化近百年来最显著的特征，即打破原有结构，使体系碎片化，再重新构成新的结构，我们可以在一些片段上依稀看见以往的痕迹，但通观整体，再也不是以前的那个四合院了。 第三节 辣椒走向江湖 中国南北两路的点心，根本性质上有一个很大的区别。简单的下一句断语，北方的点心是常食的性质，南方的则是闲食。我们只看北京人家做饺子馄饨面总是十分茁实，馅决不考究，面用芝麻酱拌，最好也只是炸酱；馒头全是实心。本来是代饭用的，只要吃饱就好，所以并不求精 。 第七节 边疆的辣椒 在中国的西南边疆地区，主要是云南的食辣饮食文化中，来自缅甸、泰国的东南亚饮食元素是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滇西、滇南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其食辣饮食文化的风味特征很容易让食客联想到东南亚的饮食，而不是中国的饮食。在滇北，其食辣饮食文化的风味特征比较接近于四川和贵州，中国饮食的风味特征比较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