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

[中国] 吴晓波，《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上）》 1958年秋，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到河南检查工作。一日，他到南阳卧龙岗武侯祠游览，见殿门两旁悬挂着这样一副对联：“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胡耀邦念罢此联后，对陪同人员说：“让我来改一改！”说完，他高声吟诵：“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 中国是世界上文字记录最为完备的国家，也是人口最多、疆域最广、中央集权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如何长治久安，如何保持各个利益集团的均势，是历代治国者日日苦思之事。两千余年来，几乎所有的政治和经济变革均因此而生，而最终形成的制度模型也独步天下。 即便走得再远，我对历史的所有好奇，也全部来自现今中国的困顿。因为我发现，中国的经济制度变革，若因循守旧，当然不行，而如果全盘照搬欧美，恐怕也难以成全，中国改革的全部难处和迷人之处，即在于此。所以，与历史修好，在过往的经验中寻找脉络，或许是解读和展望今日及未来中国的一条路径。能否在传统国情与普世规律之中探寻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之路，实在是我们这代人的使命。 尽管任何一段历史都有它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可是，1978—2008年的中国，却是最不可能重复的。在一个拥有近13亿人口的大国里，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日渐瓦解，一群小人物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它在众目睽睽之下，以不可逆转的姿态向商业社会转轨。 我还将在日后的写作中证明，在这个至今充满神怪气质的地方，以下描述已经被一再地证实：任何被视为奇迹的事物，往往都很难延续，因为它来自一个超越了常规的历程，身处其中的人们，因此而获得巨大利益的人们，每每不可能摆脱那些让他们终生难忘的际遇，他们相信那就是命运，他们总希望每次都能红运高照，每次都能侥幸胜出，最后，所有的光荣往往都枯萎在自己的光环中。 任何貌似理所当然的神话，往往都是不可信的，越是无懈可击，往往就越值得怀疑。我们从来相信，事物的发展是粗劣的，是有锋芒和缺陷的。当一个商业故事以无比圆滑和生动的姿态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首先必须怀疑，而所有的怀疑，最终都会被证明是正确的，或者至少是值得的。 第一部 1978—1983没有规则的骚动 1978 中国，回来了 1978年11月27日，中国科学院计算所34岁的工程技术员柳传志按时上班，走进办公室前他先到传达室拎了一把热水瓶，跟老保安开了几句玩笑，然后从写着自己名字的信格里取出了当日的《人民日报》，一般来说他整个上午都将在读报中度过。20多年后，他回忆说： “记得1978年，我第一次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一篇关于如何养牛的文章，让我激动不已。自打‘文化大革命’以来，报纸一登就全是革命，全是斗争，全是社论。在当时养鸡、种菜全被看成是资本主义尾巴，是要被割掉的，而《人民日报》竟然登载养牛的文章，气候真是要变了！” 客观地说，邓小平奠定了中国变革的思想基础，并在他掌控的时间里主导了整场变革的节奏。这个小个子的四川人有着惊人的坚忍和洞察一切的政治决断力。据与他亲近的人回忆，当面临重大决定时，他喜欢一个人坐在屋子里默默地抽熊猫牌香烟。当他做出某种决策后，却很少有人能够变更它。 当年，共有6000人参加了这次科学大会，其中仅有150多人在35岁以下。在大会的后排，坐着一位名叫任正非的33岁的青年人，他是解放军派来的代表，因为刚刚获得了全军技术成果一等奖而意外地得此殊荣，此刻他正在为父亲的平反以及自己能否入党而发愁，而他不会料到的是，再过10年他将漂泊到南方的深圳，以微不足道的两万元创办一家叫作华为的电子公司，然后，这家公司将以其严苛的军事化管理和犀利的低价战略迅速崛起，并让全世界的同行们深感头痛。 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是，1978年全国高考610万人报考，录取40.2万人。翻阅这一年“全国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语文试卷”，第一部分是给一段文字加上标点符号，而第一题就跟经济有关： 实现机械化要靠人的思想革命化有了革命化才有机械化机械化不是一口气吹出来的要经过一番艰苦奋战才能成功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要肃清他们的流毒促进人们的思想革命化一个软懒散的领导班子是挑不起这副重担的。 访日之后，邓小平旋访新加坡。李光耀在《经济腾飞路：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一书中回忆了这段经历。李光耀对邓小平印象深刻，以至在书中写道：“邓小平是我所见过的领导人当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尽管他只有五英尺高，却是人中之杰。虽已年届74岁，在面对不愉快的现实时，他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想法。” 1978年年底，美国《时代周刊》将邓小平评为“年度人物”。这家在国际上影响重大的周刊用整整48页的系列文章介绍了年度人物邓小平和打开大门的中国，其开篇之作即《新中国的梦想家》（Visions of a New China）。 1978年以前，中国是一个封闭自守的经济体，与世界经济体系基本“绝缘”。高度集中的经济列车在运行了20多年后，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末陷入了空前的泥潭。从1958年到1978年，20年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不到4元，农民则不到2.6元，全社会的物资全面紧缺，企业活力荡然无存 1979 新的转机和闪闪的星斗 跟霍英东相比，法国人皮尔·卡丹受到的欢迎程度似乎要更高一点，3月他来到了中国，他是第一位来到这里的国际级服装大师，这位兼具艺术家和商人双重气质的法国人率领12名服装模特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了一场服装表演会。 在1979年3月3日发表的《中国有多少可以出口？》一文中，《经济学人》分析说：“作为一个与美国和苏联类似的大陆型国家，中国的长期出口增长率可能维持在4%～5%，足够使中国在1990年前后成为中等规模的贸易国。中国拥有的是土地、能源、劳动力，而现在所缺少的是市场经济的经验和意识。” 《经济学人》大胆地预言，尽管从眼前看，中国需要大量的进口，这将刺激工业发达国家的生产，但是长远而言，“洪水猛兽般的中国出口品会成为必然”。 1979年，富有戏剧性的是，这一年，中国最著名的企业家是一个名叫乔光朴的虚构人物。 周冠五是那种舞台越大越亢奋的人，成为“试点”后，他迅速地提出了一个让人耳目一新的管理法——“三个百分百”：每个职工都必须百分之百地执行规章制度；出现违规违制，都要百分之百地登记上报；不管是否造成损失，对违制者要百分之百地扣除当月全部奖金。 1998年，中国改革开放20周年之际，《南风窗》记者多方寻访，总算在芜湖市再次找到61岁的年广久，他们用下列文字描述这位当年的“中国第一商贩”：他有些蓬乱的头发明显留着仓促起床的痕迹，一身藏蓝色的西装也不见平整挺括，被烟熏得发黄的手上留着长长的指甲，一枚硕大的金戒指在干瘦的手指上显得分外惹眼，消瘦的脸上透着市井生意人特有的精明。 年广久对自己的评价是：大错不犯，小错不断。而许多跟他有过往来的人则说他：小事精刁，大事糊涂。 袁庚应该是在他离休前便意识到了他的那个“错误”。于是，他在任内的最后一项重要决定便是，排除众议让蛇口的三个下属公司走出体制外，实行股份化。这三个公司，一家是招商银行（它的前身是蛇口工业区内部结算中心），它后来居上，一跃成为中国第一高效率银行（在世界也排名第七）；一家是平安保险公司，它成为中国最具活力的保险机构，它的当家人是袁庚早年的司机马明哲，斯人后来竟成为“中国首富”；还有一家是南山（港口）开发公司。“如果把整个蛇口都如此放出体制外，今日蛇口又将如何？”这是晚年袁庚常常与人聊起的话题。 事实上，每一个强大的个人，当他面对顽固的制度性障碍的时候，依然会表现得那么软弱无力。当袁庚被派遣到蛇口的时候，他的领导者是希望靠他这个“强壮而精明”的武士“杀出一条血路来”。他确实完成了这个任务，而麻烦的是，他居然还想顺便完成另一项更重大的任务，在这个新开拓的土地上构筑与原来全然不同的制度，这显然已经超出了他的“使命”。于是，最后的落寞便已经命中注定。 1980 告别浪漫的年代 深圳的第一块土地出租协议，便签订于1980年的1月1日。第一个吃螃蟹的香港商人名叫刘天竹，跟他谈生意的就是那个在《列宁全集》中找到了恩格斯原话的骆锦星。据骆日后回忆，当时的谈判对话是这样的，刘说：“只要划出一块合适的地皮就行。由我组织设计，出钱盖房，在香港出售，赚得的钱中方得大头，我得小头。”骆说：“东湖公园附近，可以划出一块地方来，如何？”刘说：“那好，所得利润，你拿七，我拿三。”骆摇摇头：“你拿得太多了。”刘笑道：“你拿八，我拿二，如何？”骆说：“我拿八点五，余下的是你的！”刘说：“我们初次打交道，往后要做的事还很多，这次就依你的！”这样的对话果然已经是在谈生意了。 回国后，他向上级写报告提出，中国应该建设自己的“硅谷”，他写道：“美国高速度发展的原因在于技术转化为产品特别快，科学家和工程师有一种强烈的创业精神，总是急于把自己的发明、专有技术和知识变成产品，自己去借钱，合股开工厂。”陈春先的脑子里也已经有了“中国硅谷”的具体地点，那就是中科院、北京大学等聚集所在的中关村 1981 笼子与鸟 邓小平的思路非常清晰：一保中央财政，采取紧急刹车的措施，全面压缩计划外投资，借用地方财政存款、向企业和地方政府发行国库券、暂时冻结企业存在银行的自有资金、紧缩银行贷款。1981年的基建投资比上年减少126亿元，积累率回落到28.3%，让全年赤字控制在35亿元以内。这些措施直接造成的结果就是各地的投资热度大减，与国外谈判的项目一一搁浅。其二则是力保国有企业。 1982 春天并不浪漫 《经济学人》在一篇观察稿中写道：“在深圳投资的客商十有八九是从内地移居香港或者澳门的中国人，它们比西方投资者更容易适应中国模糊的法律。考虑到香港的前景，他们中的许多人把在这块地方投资当作赌博……然而这些华人投资者仍旧小心谨慎。深圳将近70%的外资投资都集中在办公楼、宾馆以及其他旅游设施上，仅仅只有7.3%是投资于工业项目。” 到1982年，满城疯魔君子兰，这株秀气小巧的植物成为长春人生活的唯一主题。它的价格一涨再涨，倒手赚钱者大有人在。年初，市面上出现了5万元一盆的君子兰，很快，10万元的也出现了，到9月，在城里最热闹的红旗街花市上，最贵的一盆叫价竟达15万元！这几乎是所有长春人一辈子都没有看到过的金钱数字。就这样，一种除了观赏别无他用的植物在开放之初的东北无比诡异地诱发了一场经济泡沫 沧海横流，历史从来浩荡向前。“八大王”身份渺小，命运如蚁，举重若轻的“符合中央精神”六个字似乎已算是还了他们一个公道。 1983 步鑫生年 “三不原则”改成了16字方针：“允许存在，加强管理，兴利抑弊，逐步引导。”而在那时，私营业主雇用大量劳动力的现象已经比比皆是，在舆论上也已经没有任何的争议了。 摸着石头往前走，不争论，也不做政策上的明确界定，让最终发生的事实来定义前行的方向。这种改革思维使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经济试验场和冒险乐园，所有的激情和野心都被无限地激发出来，从社会底层喷发出来的火浆终于让大地熊熊燃烧，只要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累积，一切都似乎百无禁忌，中国社会的道德底线和法制底线一次次地受到挑战和冲击，公共价值观念变得越来越世俗化和物质化。 在1983年的1月，所有的这一切都刚刚开始。12日，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指出，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今后的很多年里，他一再地提到“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成为他最著名的改革格言之一。它也跟“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等名言一起构成了邓式变革的思想基础。 被抓进去的牟其中和发玉米财的王石，在当时有一个共同的、贬大于褒的民间称谓，叫“倒爷”。 在80年代初，随着经济的日渐恢复和民众购买能力的复苏，物资（包括消费品和生产原料）全面短缺。与此同时，控制在国家手中的流通渠道则仍然低效而僵化，这在农村市场上直接诱发了沿海农村小商品及专业市场的发育，而在城市市场，则形成了一个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地下流通势力，这些被称为“倒爷”的人，有的具有超强的商品嗅觉和运作能力，有的则有可依靠的裙带背景，他们在国家统购统销的流通体制外建立了一个庞大而繁杂的物流网络，从中牟取差价利益。 跟义乌相比，温州是一个更具传奇色彩的地名。在中国当代改革史上，温州可被视为“圣地”。这里诞生了第一批工商个体户、第一批专业市场、第一批私人公司，这里也因而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压力，每一次观念交锋之际，这里都成为千夫所指的众矢之的。在上一年开始的治理整顿中，温州已经成了被重点关注的对象，“八大王事件”的发生并非偶然。整治一度让纷乱热闹的温州经济突然降温，不过潜伏在民间的水流却从未断绝过。 第二部 1984—1992被释放的精灵 1984 公司元年 在科学史、艺术史和商业史上，当一个流派或国家正处于鼎盛的上升期时，便会在某一年份集束式地诞生一批伟大的人物或公司。这个现象很难用十分理性的逻辑来推导，它大概就是历史内在的戏剧性吧。 在美国企业史上，这个伟大年份是1886年。这一年，纽约的图书推销员大卫·麦可尼在推销《莎士比亚选集》时惊喜地发现，他随书赠送的香水备受顾客的青睐，于是他用莎士比亚故乡一条河流的名字“Avon”（雅芳）为名，创建了雅芳香水公司；这一年，“可口可乐”诞生于亚特兰大，它的第一瓶形状“怪异”的产品被推向市场；这一年，大名鼎鼎的乔治·伊斯曼研制出第一架自动照相机，并给它取名“柯达”；全球大宗邮购与零售业的始祖西尔斯·罗巴克也在这一年创立，直到1992年前，它一直身居全球零售业霸主地位。花旗集团在这一年诞生，它后来成为全球最大的银行机构；强生公司也在这一年成立，它一开始制造医药诊断产品，后来才生产出畅销全球的润肤露、香波和邦迪创可贴。如果再加上卡尔·奔驰在德国发明出世界公认的第一辆汽车，那么，在1886年出现的这些公司名字，竟可以勾勒出其后100年的世界公司成长线。 1984年的特殊气质，在元旦刚过不久就散发了出来。除了出国，一直坐镇北京的邓小平突然决定到南方看看。此刻的国内，由高密度宣传步鑫生改革而煽动起来的改革热情已日益高涨，但是，举国四望，有哪个地区的改革是过去几年里最有成效，也最值得大书特书的呢？邓小平把目光放到了预先没有列入中央规划、后来也没有得到中央财政特别扶持，而此刻正饱受争议之苦的深圳特区身上。 为了整治工厂，张瑞敏上任后就制定了13条规章制度，其中第一条是“不准在车间随地大小便” 不夸张地说，1984年是属于珠江三角洲的。邓小平的南方视察以及深圳等地的示范效应，在这一年终于发酵。无数胸怀野心的青年人如孔雀东南飞，纷纷奔赴此地。 在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19岁的一年级医学系学生迈克尔·戴尔看到了乔布斯的这则令人印象深刻的电脑广告，这直接刺激了他的创业欲望，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常常逃课，躲在寝室里痴迷地组装电脑。乔布斯的广告让他确信，电脑这一工具将极大地改变人们工作的方式，而且成本将逐渐降低。 把19岁的戴尔与40岁的柳传志做一个对比，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他们在开创事业的第一天都遇到了IBM，前者的思路是通过直销的方式全面颠覆已有的电脑销售模式，后者则成了电脑巨人在中国的一个渠道代理商。 戴尔和思科的出现，基本上代表了日后新技术公司的两种成长路径：独一无二的商业渠道模式，或高度垄断的核心技术优势。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公司与美国公司之间的距离，并不在于创始资本的大小，而在于各自对产业成长的视野和理解的差距。 1985 无度的狂欢 当时国企存在问题： ...

[中国] 吴晓波，《激荡十年，水大鱼大：中国企业2008—2018》 我们的国家就是一艘驶往未来的大船，途经无数险滩、渡口，很难有人可以自始至终随行到终点。每一代人离去之时，均心怀不甘和不舍，而下一代人则感念前辈却又注定反叛。 历史的目的就是把时间收集到一起，从而所有的人都在对时间的同一探求和征服中成为兄弟和伙伴。 一个大国的崛起，意味着新的利益调整周期的开始。这是一个漫长而充满着不确定性的调适周期，迄今，身处其间的各方仍未找到最合适的相处之道 “是世界更需要中国，还是中国更需要世界？”这是一个无解却又时常被提及的问题，在这一纠结的背后，体现出了西方世界及周遭各国对中国崛起的复杂心态。 其一是制度的创新与勇气，如20世纪70年代末的农村改革、90年代末的外向型经济和城市化运动，以及数十年间一直处于徘徊探索中的国有企业改革和金融改革，都展现出中国式制度创新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其二是技术带来的破壁效应，它绕过了既有的政策和管制壁垒，从而在一个貌似固化的产业里别开生面，譬如微博、微信对公共舆论和思想市场的促进，以及电子商务对制造、流通和金融业的再造。 一个国家的成长高度，当然不是由摩天大楼决定的，它取决于全体国民的现代性。与高楼、高铁和奢侈品相比，中国近十年的变化，更多地体现在阶层丰富化和价值观的衍变上。 在2011年出版的《论中国》里，基辛格引用了唐代诗人李白的诗句：“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 2008 不确定的开始 一方面，在经历了长达三十年的高速成长之后，中国变得空前自信，即将在8月8日举办的北京奥运会被认定是宣示“大国崛起”的标志性时刻。另一方面，全球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似乎正在发生一些让人不安的变化。 在7月的一份内部邮件中，马云用严峻的口吻写道：“经济将会出现较大的问题，未来几年，经济可能进入非常困难的时期。我的看法是，整个经济形势不容乐观，接下来的冬天会比大家想象的更长！更寒冷！更复杂！我们准备过冬吧！”就在马云写这份邮件时，在香港上市的阿里巴巴的股价已经从最高时的40港元，惨跌至10港元，到10月，更是腰斩到了5港元。港媒调侃说：“去年不可一世的阿里巴巴，现在只能用可怜巴巴来形容了。” 2008年1月10日到31日，就在春节即将到来之际，大半个中国，从宁夏、陕西到湖北、江苏等10多个省份出现百年一遇的特大暴雪，其中仅在湖北及安徽两省，就有超过800万人受灾，5万多人被紧急转移。 2008年8月8日晚上8点整，奥运会在北京如期举办。曾经的“体操王子”、已经做了18年企业家的李宁从天而降，在一片欢呼声中点燃火炬。在经历了“天崩地裂”的全民悲恸之后，这个国家真的需要一场喜庆运动来提振一下。 首富被捕、荣家谢幕、股市大鳄坠楼，2008年的中国企业界乱云飞渡。不过在这一年，最具象征性也最轰动的事件却还不是这一些，它发生在9月的奶制品行业。 与此同时，利欲熏心的奶站在供应给乳厂的奶源中添加三聚氰胺。这是一种无味的白色单斜晶体化学物质，分子式显示其含氮量高达66%。添加了这种化学物质的牛奶，含氮量立即大幅上升，从而使其蛋白质含量“虚高”。后遗症则是，婴儿食用了添加三聚氰胺的奶粉后，将罹患肾结石病，严重者可能危及生命。 2009 V形反弹的代价 “四万亿计划”、“十大产业振兴计划”和创业板的推出，互为勾连呼应，以极其激进的姿态构成了2009年中国经济的新基本面。 汽车被称为工业文明桂冠上的明珠，它的制造链涉及70多个行业，是产业配套要求最高，同时也是对制造及消费经济拉动最大的产业。1908年，亨利·福特在底特律生产出世界上第一辆属于普通百姓的汽车——T型车，世界汽车工业革命就此开始。自1910年起，美国大力发展汽车业，在短短的二十年时间里，把汽车产量从18万辆增加到533万辆，从而成为“车轮上的国家”。在此后的一个世纪里，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在汽车领域能够挑战美国，底特律更是成为世界汽车工业之都。 马斯克与汽车几乎沾不到一点边，他是一个荷尔蒙无比充沛的互联网创业者，曾创办在线内容出版软件Zip2、电子支付X.com和国际贸易支付工具PayPal，还投资1亿美元创办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在遍地都是冒险家的硅谷，他以擅长编织梦想著称，并让人相信梦想能够成真。2004年，马斯克突发奇想，收购陷入困境的特斯拉，试图抛开传统的发动机、变速箱和离合器，打造一辆纯电动的“互联网汽车”。在后来的几年里，硅谷替代底特律成为新能源汽车革命的策源地，而马斯克也被看成是“钢铁侠”式的新一代美国英雄。 沃尔沃已有83年历史，是瑞典最大的轿车公司，在全球汽车品牌中以安全著称，是一个血统纯正的“贵族” 2009年10月28日，福特宣布以吉利汽车为首的收购团队成为沃尔沃的优先竞购方。到12月23日，赶在西方圣诞节到来之前，双方正式对外宣布，已就主要商业条款达成一致。吉利以18亿美元的价格对沃尔沃汽车实施100%股权收购，后者变成吉利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其实在最后时刻，李书福还是没有筹足钱，福特贷给他2亿美元，以达成交易。吉利所购买的沃尔沃包括品牌、研发体系、营销体系、海外网络、四个工厂（50多万辆产能的生产设施）和高素质人才团队，以及原有的发动机厂、合资的变速箱厂、四驱系统与整个的开发设施。 2008年4月，饱受假货困扰的马云决定新开一个叫淘宝商城的平台，入驻者均需要证明自己是一家合法的公司。后来的阿里巴巴集团总裁、当时担任淘宝CFO的张勇被任命为淘宝商城的总经理。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 整个B2C（企业对个人）行业处于聋哑阶段， 淘宝商城更是发展缓慢， 消费者几乎分不清淘宝网与淘宝商城的区别。 5月的一天， 张勇与他的伙伴们讨论，似乎可以在秋季搞一个类似美国感恩节大促销的活动， 他们为日子的选择想破了头， 不知是谁突然提议：“要不就在11月11日吧， 光棍节， 闲着也是闲着， 不如忽悠他们上网来购物。 ” 很多年后，张勇在湖畔大学授课，回望这一段历史时很感慨地说：“大部分今天看来成功的所谓战略决策，常常伴随着偶然的被动选择，只不过是决策者、执行者的奋勇向前罢了。” 2010 超越日本 在世界第一的“中国制造”背后，有一个事实必须被认真地记录：至少有1.3亿名像马向前、郭金牛这样的农民工，常年背井离乡。他们领取低廉的收入，在令人难以想象的恶劣生存环境下劳作及生活，他们以极大的牺牲换取了“中国制造”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在现实生活中，他们是被边缘化和被漠视的族群，更让人遗憾的是，人们似乎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在他们与政治家、企业家和文学家之间，隔着一道“冰墙”。 台湾《商业周刊》在一篇题为《手机巨人为何倒下？100分的输家》的报道中感慨：“诺基亚犯的错，就是把自己的优点极大化后，没留余地让自己冒险，最后，成为100分的输家。” 对腾讯的不满，被归结为三宗罪：“一直在模仿，从来不创新”“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垄断平台，拒绝开放”。 奇虎360的当家人周鸿祎，是一位比马化腾年长一岁的互联网老兵。他的名字不太好念，常常被叫成“周鸿伟”，所以就索性整天穿一件红色T恤，被戏称为“红衣主教”。 在中国互联网史上，3Q大战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也是个人电脑时代最为血腥的“最后一战”。它证明在一个法治缺失的时代，丛林法则是唯一的公约，而任何以“公平”的名义发动的战争，最终都是为了实现另外一种垄断。对垄断的厌恶及迷恋，如同人的本性一样，根深蒂固而 在3Q大战中，真正获得实际利益的是周鸿祎。他的冒险取得了空前的商业成功。大战之后，他的知名度暴增，成为颠覆式创新的标志人物，360用户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周鸿祎借势更进一步，迅速启动上市计划。2011年3月30日，奇虎360在美国纽交所上市，融资1.75亿美元，当日市盈率高达360倍，一度成为市值第三的中国互联网上市公司。 如今的希腊，只是地中海边上一个风光妍丽的小国，以旅游和港口为主要收入，全球萧条彻底摧毁了它的经济体系，青年人的失业率居然超过50%。2009年12月，全球三大评级公司集体下调希腊主权信用评级，其中，穆迪更是直接下调4级，将其定为“垃圾级”。希腊总理只剩下“耍无赖”的本领，他公开表示，完全没有能力偿付欠债，如果得不到援助，希腊即将破产 在2009年的四万亿投资中，到底有多少被分配给了国有企业部门，一直是一个谜。有人猜测是95%，有人说是八成，这大概是一个永远无法计算的数字，但是民企集团的被边缘化则是一种显而易见的集体心理。联想的柳传志在一次发言中坦言：“这块蛋糕民企没有拿到什么，基本分到国企，我们民企根本没有打算拿这钱。 《南方人物周刊》认为，微博的现实，就是中国社会的写实，“在一个个喊冤求助的帖子背后，是渴求解决问题的心；在一条条带着强烈情绪发泄的微博后面，是无数压抑已久的灵魂；在名人的打情骂俏里面，透露的是名利场的百态。这分明就是一个微缩的社会图景”。 在经典的学术语境中，知识分子与企业家有不同的责任模式，前者供应观念，后者供应财富。 2011 “中国要歇菜了吗？” 成功了，就是一道风景，失败了，就是美好回忆。这世界上总有一些人好像老在做着让人察觉不到的小事，还总是失败，还总是不放弃。 ——电影《钢的琴》 雷军没有发现偏居广州一隅的张小龙。在腾讯主管邮箱业务的他几乎同时盯上了Kik，他带着一支不到十人的小团队——其中两个是刚刚入职的大学毕业生，用60多天的时间完成了第一代研发。2011年1月21日产品推出，定名 雷军没有发现偏居广州一隅的张小龙。在腾讯主管邮箱业务的他几乎同时盯上了Kik，他带着一支不到十人的小团队——其中两个是刚刚入职的大学毕业生，用60多天的时间完成了第一代研发。2011年1月21日产品推出，定名“微信”。 微信的开屏界面是张小龙亲自选定的，“我们的设计师给出了好几个方案，其中一个是月球表面图，有很浩瀚的宇宙感，我建议改成地球。上面是站一个人、两个人还是很多人，也讨论了一阵，最终决定，只站一个人”。 8月16日，身穿黑色T恤和蓝色牛仔长裤的雷军出现在小米手机的发布会上，现场因为拥进过多的粉丝而拥挤不堪，甚至连凡客的陈年都因迟到而被堵在场外。第二天的媒体报道描述说：“雷军昨日的出场扮相，像极了乔布斯，而整个小米手机发布会现场也与每年苹果的产品发布会如出一辙。”雷军用长长的两个小时，向全国的媒体记者和他的发烧友们描绘了即将诞生的手机，“它是国内首款双核1.5G手机，全球主频最快智能手机”。他介绍说，苹果iPhone 4是单核1G的CPU，小米手机是双核1.5G的CPU，单是从这个指标方面，小米手机的运算速度是苹果iPhone 4的3倍。“我强烈推荐所有移动互联网的同行同时使用iPhone和Android。唯一遗憾是我的iPhone没电了，小米手机还有60%电量。 雷军的此次发布会是中国制造史上的一个经典时刻，它堪比1984年的海尔张瑞敏砸冰箱。如果说，后者意味着标准化制造和质量意识的苏醒，那么，8月16日则是互联网精神对传统制造业的一次致命突袭，它以十分突兀和另类的方式完成了革命性的融合。 所有制造业者来说，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奇迹。雷军提出“专注、极致、口碑、快”的经营七字诀，全面颠覆了制造业的自信和核心价值观。他还有一个“风口说”，在这个风云荡漾的大时代，你必须勇敢地拥抱趋势，“站在风口上，连猪都会飞起来” 雷军提出“专注、极致、口碑、快”的经营七字诀，全面颠覆了制造业的自信和核心价值观。他还有一个“风口说”，在这个风云荡漾的大时代，你必须勇敢地拥抱趋势，“站在风口上，连猪都会飞起来”。 李宁的危机是结构式的，渠道能力的萎缩导致库存的激增。同时对新生代消费者而言，李宁的传奇属于父辈，与他们已经没有任何人格上的共鸣。 李宁在转型和品牌升级上所遭遇的尴尬，几乎是所有“中国制造”的一个缩影。在针对李宁产品的调查中发现，如果一双标价800元的耐克鞋和一双标价700元的李宁鞋同时摆在消费者面前，消费者会选择耐克；如果一双标价330元的李宁鞋和一双标价250元的安踏鞋摆在消费者面前，消费者却会选择安踏。 团购模式看上去简洁轻快，但是随着加入者的激增，很快衍变成一个劳动力和资本的双密集型战场。一方面，团购公司需要在数以百计的城市里雇用员工，设立站点，完成网站与地面店家的合作契约，这是一个比拼体力和速度的过程，几乎所有号称全国性的团购企业都起码雇用2000名以上的地推人员。另一方面，为了拉拢店家参与和吸引消费者注册，团购公司必须进行大规模的补贴，它实际上演化为一场惨烈的烧钱大战。很快，团购便与“ 一方面，团购公司需要在数以百计的城市里雇用员工，设立站点，完成网站与地面店家的合作契约，这是一个比拼体力和速度的过程，几乎所有号称全国性的团购企业都起码雇用2000名以上的地推人员。另一方面，为了拉拢店家参与和吸引消费者注册，团购公司必须进行大规模的补贴，它实际上演化为一场惨烈的烧钱大战。很快，团购便与“共享经济”无关，而成了如假包换的折扣游戏。 今年2月，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落马。过去几年，中国的高速铁路工程得到迅猛发展，从而改变了东南沿海优先发展的局面，推动了整个中部地区的重新崛起。 除了列车技术，中国在路基建设上也颇有突破，北京到广州的高铁几乎建在一座从北到南的没有弯曲的大桥上，CRH列车可以用380公里的速度跑完全程而无须减速，石家庄和太原之间的客专更是用一个隧道穿过了整座太行山。相比之下，日本的“东海线”有许多转弯，列车必须减速才能通过，它的真实速度只有中国高铁的一半。 2010年7月，铁道部下属的工厂推出了中国第三代动车组CRH380，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快的有轮子的火车”。与前两代相比，这一动车组的核心技术均由中国掌握专利权或自行研制。除了列车技术，中国在路基建设上也颇有突破，北京到广州的高铁几乎建在一座从北到南的没有弯曲的大桥上，CRH列车可以用380公里的速度跑完全程而无须减速，石家庄和太原之间的客专更是用一个隧道穿过了整座太行山。相比之下，日本的“东海线”有许多转弯，列车必须减速才能通过，它的真实速度只有中国高铁的一半。 商业是一场持久战，一开始比的是灵感、勇猛和运气，接下来拼的是坚忍、格局和理性。 ...

[美] 戴维·S·兰德斯，《国富国穷》 作者兰德斯是国际知名的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从教于哈佛大学。他以历史学者的眼光，本着理性的态度，避开单纯的经济分析和经济理论框架，把地理、科技、哲学、宗教、国际政治、传统文化等因素糅和在一起，通过几百年来的大量实例，对世界各国的贫富兴衰作了多层次的论述，探讨“富国”与“穷国”形成和发展的原因。 医疗卫生的进步说明了一个更为普遍的现象：将科学和知识应用于技术，会取得回报。它使我们有理由对当前和未来一些问题的解决抱有希望，并鼓励我们追求幻想中的生命的永恒，甚或永远年轻。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不平等和多样性的世界里。这个世界上的国家粗略地分为三种类型：有些国家的国民不惜花费巨资来减肥；有些国家的国民仅能维持生计；有些国家的居民则食不果腹，吃了上顿没有下顿。 人类现在面临的巨大挑战与威胁是因贫富不均而导致的财富和健康方面的差距。它们常被称为“北方”和“南方”，这种划分主要是地理上的。 财富的吸引力是不可抗拒的，而贫穷则是有引爆危险的潜在污染源。既然不能与世隔绝，那么，从长远看，我们的和平与繁荣则依赖于他国的富足。 理解这一问题的最佳途径是探讨现状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为什么富国如此富有？为什么穷国如此贫弱？为什么欧洲（西方）在世界的变化中一路领先。 像生活一样，大自然是不平等的，有自己的偏好；进一步说，大自然的不平等是难以消除的。从产值和人均收入来看，富国位于温带，特别是北半球的温带；穷国则位于热带和亚热带。 我个人以为，地理学虽然不该声誉受损，却也丧失了声誉，这是由其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它告诉我们一个令人不愉快的真理，即：像生活一样，大自然是不平等的，有自己的偏好；进一步说，大自然的不平等是难以消除的。像我们这样的文明有着追求优胜的动力，并不希望自己的愿望被挫败，不赞成令人气馁的言辞。 世界从来不是公平的竞技场，无论做什么都要付出代价。 从理性上说，人类对困难有厌弃的倾向。只有贪婪——寻找和开发金矿和石油——和科学探究的任务能使人类克服这一倾向，并证明有必要付出代价。 在温暖的气候条件下，由害虫引起的疾病非常猖獗。且不管诗人如何评判冬季，冬天是人类的好朋友：寂静的白色杀手，害虫和寄生虫的天敌，毒虫的清洁剂。 要了解世界经济的历史就必须研究中国。中国最为早熟，在相当长时期里，中国是世界上发展最成功的国家。中国的耕地面积约占世界的7%，养活的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的21%。中国有一句老话非常简明扼要：“地少人多。” 眼睛的问题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在40岁左右时，眼睛的晶体发生硬化，出现类似远视的状况（即老花眼）。 侧重于投射能力的做法与铸钟的经验相结合（铸钟金属可转化为武器所需要的金属，两种铸造技术也是相通的），使得欧洲成为世界上火炮与军械制造技术最先进的地区。 1.缺少自由市场和产权制度。中国政府时常干涉私营企业——接管获利颇丰的行业，禁止另一些行业，操纵价格，索取贿赂，没收私人财富。拙劣的政府扼杀创造力，提高了交易成本，将才智从商业和工业中引开。 2.社会价值观。一位著名的社会历史学家（历史社会学家）认为，性别关系是一个重大障碍：例如，妇女基本上困于家庭事务，使得以工厂形式发展获利的机械纺织业不可能出现。 缺乏自由，习惯势力，以及被视为哲理的舆论。 正是国家控制扼杀了中国的技术进步。这不仅表现在凡是违背或似乎违背国家当局利益的事物均被扼杀于萌芽状态之中，而且也表现在一切以国家利益为重的观念所牢牢树立的习俗。墨守成规，因循守旧，对任何创新都表示怀疑，任何非奉命提出和预先经过批准的倡议都不会被接受，这种抱残守缺的氛围不利于自由探索的精神。 简言之，没有人尝试。何苦去尝试呢？ 犹太教和基督教都认为自然从属于人类。这与广泛传播的泛灵论信仰及其实践有明显的不同。 犹太教和基督教对时间的思维是线式的。另一些社会却认为时间是环形的，可以回到早期状态，然后重新开始。线式时间只有进步或倒退，走向更好或从早期欢乐的状态衰落。对中世纪欧洲人而言，进步的观点占上风。 归根结底，我强调市场的价值。 华盛顿的国立美术馆决定举行其500周年画展时，平光纸印刷的厚厚的目录中竟然没有哥伦布。（5）画展包含着其他的世界，公元1492年前后发生的其他事件。最重要的事件却被刻意忽略了。历史被删改了。 战争自有办法使自己的理由合法化并庆祝其征服成果。这些新十字军也如此：诗人们赋诗赞颂他们的事迹，他们的暴力掠夺被升华为骑士风范。 战争需要金钱。这些“贵族”的探求模式是传统的、封建的“商业”企业。 种植甘蔗需要大量的集体劳动力，而这是自由民所不愿从事的，所以种植者希望能使用奴隶劳动。这正是十字军占领地中海的塞浦路斯等岛屿时所发现的：阿拉伯的制糖业使用奴隶劳动，而奴隶大多来自东非。 如果欧洲人要在甘蔗田使用黑奴劳动，他们需要在远方实现这一目的。 把行动建立在“做而后知”的基础之上，葡萄牙的这种战略收效良好。每一次航行都建立在前次航行的基础上；每次，他们都会向前推进一步；每次，他们都记下纬度，修改地图并留下他们的标记物。 首次获益（一点点胡椒）和随后更大收益的承诺，对西方冒险家而言，是强有力的刺激；而对中国人而言，金钱的计算等于零。这种考虑，与当前美国对超级对撞机和太空站等项目的态度非常相似。 向后看，我们认为自己知道发生的一切；向前看，我们就不得不考虑各种不同的可能出现的结局。这些问题关注因果关系，帮助我们区分主次、直接和间接影响，提出被忽略的可能性。 对制图者而言，地图变得短命，由于新的信息迭出，不得不一再重新绘制。地图上海怪和其他装饰性的图像不见了，新大陆的轮廓变得越来越清晰。 平静而宜人的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小岛屿最终成为西班牙、葡萄牙人的殖民地，玛雅文明和印加文明无法传承下去，而逐步成为甘蔗种植园和殖民大农场。苦难的岛屿也是黑人奴隶的劳作地，它们衰落了、贫穷了。 如果说商品上的互通有无很重要，那么思想上的互通有无要更加重要得多。 我们所说的荷兰，在当年是荷兰人所称的尼德兰联省（共和国）。它是一个邦联，其北半部的一批城市、伯国和公国曾经是北欧最有生气和早熟的城市文明的地区，后来却成为封建诸侯讨价还价和联姻买卖中的抵押品和奖品。 在这场斗争中，殿后的是阿姆斯特丹。它一直谨慎小心，对占领者采取合作态度。直到起义者已经打赢了，它才站到争取独立者的一边。靠了它的谨慎，也许正是由于它的谨慎，它径直成为独立的邦联的首都和商业中心。它在道义上不足，却靠常识得到了弥补。有时，没有原则倒得了便宜。 英国人就像波涛汹涌的潮水一样，他们是那样地锲而不舍、充满活力，并且不可抗拒。他们会使尽浑身解数去得到想要的东西，甚至不惜动用武力。荷兰人聪明能干，好静并颇有耐性。如果可能的话，他们总是通过劝说的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尽量不动用武力。爪哇很可能会有天被英国人征服。 ——爪哇王子约1780年 罗马人有这样一句话，Pecunia non olet——钱无气味。人们也许不喜欢钱的样子或是制造钱的人，但他们喜欢钱，并且想办法去得到它。从另一种意义上讲，钱又是有气味的，而且很强烈，会把远近的人们都吸引到它身边。 与荷兰人一样，英国人在16世纪末来到了印度洋。他们就像入侵者和劫掠者，与其说他们是在做贸易，还不如说是在抢劫。只是后来他们才谨慎小心地转而经商了。 解决的办法当然是找出中国人所想要的东西。最后找到的就是鸦片，它生长于孟加拉，它让人上瘾，能打开市场。在这方面，英国人比荷兰人占有优势。原则上说，两国商人对这种商品都有竞争的权利，但是英国人利用他们在孟加拉地区日益增长的政治势力，把荷兰人挤了出去——这对荷兰人来说真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莫卧儿人是逊尼派穆斯林，不同于西邻波斯的什叶派穆斯林。他们对印度国内占多数的印度教徒一般采取宽容态度，甚至加以依靠。但是他们使印度北部具有穆斯林气质，而与南方形成差别。 从印度这张大餐桌上纷纷掉下一些面包屑，养肥一批经纪人、律师、掮客、珠宝商、证券中间人、走私者、骗子和投机商。 东印度公司把它的收获视为永久性的——“人的明智能使之保持多久就会有多久”（1766）。因此，它要“保护和珍爱居民……他们的利益和福祉如今已是我们关注的首要事情”——这也是为了公司自身的利益。印度被比作一座庄园，庄园的佃户和地主的利益是一致的。 对某些国家来说，比如西班牙，地理大发现招致财富、腐化和矫饰——这依然是旧方式的延续，但规模更为宏大。对英国、荷兰等另几个国家而言，却意味着用新方式处理新事物，抓住技术进步潮流的机会。对其余人比如美洲印第安人和澳洲塔斯马尼亚人来说，它是大灾变，是外部强加的悲惨命运。 不论他们留下来还是离去。这是市场社会的人口流动之法则：人们外出追求境遇的改善，这样会给留下的人增加讨价还价的能力；而在他们的新家，他们创造或攫取财富（食物、木材、矿物或制成品），并将它们运回或带回祖国。 意外之财对人有害无利。它表明，短期暴富将导致立即发生畸变，以后更会悔恨不已。 历史憎恶跳跃，大的变化和经济革命都不是突然来临的，它们必定是经过了周全的和长期的准备。可是，连续性并不排除变化，甚至是剧烈的变化。 由此可见，强调的重点在于深，而不在于快。工业大革命的非凡技术进步不是成就于一夜之间，这不会令任何人感到奇怪。没有什么发明是一跳出来就很成熟。相反，需要经过大大小小的许多改进，才能使一个想法转化成为一项技术。 创新之所以有感染力，是因为某一种技术所依据的原理，也可以表现为别的许多形式，找到多种用途。钻孔技术既然用于火炮，也就可以用于蒸汽机的汽缸。既然可以用滚筒给纺织品印花（代替慢得多的平板印花），那就可以用同样的办法给墙纸印花，还可以印刷文字，比一上一下的平台印刷机快得多，因而可以成千成万份（册）。 观察与精确表述的结合反过来又使复制和验证成为可能。任何其他事物也未曾如此有效地破坏过权威性。什么人说过些什么话并不重要；关键是说了些什么；重要的不是感觉，而是实际。我能看见你说你看见过的东西吗？ 但是到了16世纪末叶，从伽利略开始，实验才变为一个系统。这不仅需要进行重复的和可重复的观察，而且需要深思熟虑的简化作为观察复杂事物的窗口。想要发现坠落物体的时间、速度和覆盖距离之间的关系吗？那就把这些物体从一个倾斜的平面上慢慢地滚动下来吧。 一个地方所发生的事情很快就会被别的地方知道，部分是由于使用了做学问的共同语言——拉丁文；部分是由于超前发展的信使和邮递服务，而最重要的是因为人们总是四面八方地迁徙。在17世纪，这些联系被制度化了，首先是通过诸如马林·梅森（1588—1648）那种自命为人际交换机、在科学家之间不断传播信息的个人，尔后则是通过学术团体的形式，这些团体设有通信秘书，频繁举行会议，定期出版刊物。最早的学术团体出现在意大利，即1603年罗马的猞猁科学院和1653年佛罗伦萨短暂的奇门托科学院。 甚至到了17世纪末期，依然有罗伯特·胡克这样古怪的人物。他是皇家学会的积极会员，他的座右铭或许就是“那是我首先想到的”。 一般说，声誉是对科学家的激励，而且即使在那个早期的年代，科学也曾经是一种领先的比赛。 所有这一切都花费了时间。这就是为什么，从长远看，工业革命的到来还必须等待。它不可能发生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更不可能发生在古希腊。技术的基础还有待于奠定，发展进步的各个溪流还必须汇聚到一起。 从短期看，答案在于各种因素的结合，在于供求关系，在于价格和灵活性。只有技术是不够的。所需要的是起强大杠杆作用的技术性变革，它通过市场发现共鸣并且改变资源的配置。 技术革新过程总有这种情形：教新手学新招比起教老手练新把式要容易得多。 工人们喜欢摆脱纪律的约束，喜欢享有随心所欲地停机离开的特权。工作的节奏反映出这种自主性。典型的是织布工人，他们长时间歇着玩着，混上大半个礼拜，然后快到周末时，为了在礼拜六交货领取工资才最后努力工作。礼拜五，他们可以干通宵。礼拜六晚上是喝两杯的时间，而礼拜天则大喝各种啤酒。礼拜一（即所谓“神圣的礼拜一”，是很少工作的日子）同样是神圣不可侵犯，而礼拜二需要从如此多的神圣中恢复过来。 为了科学的用途，人们很需要一种好的时钟，但是造出一台时钟却曾花了约400年。科学家毕竟是具有独创性的人，终于找到了办法来提高自己那些还不具备钟摆的、还不具备游丝的精确的计时器。一种方法是使用装有非常巨大轮盘的时钟，轮盘上有几百根甚至上千根的轮齿。 早期的钟采用的是控制器（摆动杆或环），其频率随着施加的力而变化。经过改进（一切发明都需要改进），一台好的摆式钟能够保持在每天只差几秒。 在农业中，日益增高的效益的优势是很明显的。首先，粮食生产中生产率的提高可以把劳力解脱出来用于其他活动，如工业制造业和各种服务业等等。其次，这支新生的劳动大军需要越来越多的食物。如果这些食物不能从国内获得，那就只好将部分收入和财富拨付于食品的进口。 在这一点上，英格兰却从别的国家自己造成的伤痛中受益匪浅。在16世纪，来自荷兰南部的织布工到英格兰寻求避难，带来了织造“新摺饰”的秘密，而荷兰农民则给英格兰引进了排水和进一步精耕细作的技术。在17世纪，犹太人和隐瞒身份的犹太人，其中不少人是在西班牙等地受迫害的第三和第四期马兰诺，把公私理财的经验带到了英格兰；而胡格诺派教徒，包括商人和手工艺人这些做生意和理财的老手，把他们的宗教和家族关系一同带了过来。 马车客运业对这种时间敏感性作出了反应：时间表精细到以分钟安排，大做广告；到站和转乘车次的时间精密计算；车夫是否遵守时间表受到密封的钟表的核查；重视速度胜过舒适；累死了许许多多的马匹。在这一点上，请注意同法国的明显差别：在法国，政府限制了马车速度，而且为了保护道路，要求使用行驶起来沉重而又缓慢的宽缘车轮。乘客们显然不在乎。他们喜欢省钱甚于节省时间，而且十分正确地发现速度同舒适是矛盾的。 为什么他们不动呢？有些解释的根据是能量守恒的固有定律。劳力的供应有伸缩性，所以雇用额外工人比起探求技术革新更容易、更划算，例如可以从贱民和贫困妇女中间雇用纺纱工，从农业劳动者中雇用织布工。这很可能就是全部事情的来龙去脉。 金属制品——工具、设备、机械——则当做另论。它们是工业革命所需要的，而印度当时并不具备。“在印度，人们很少试图用机器去完成任何可以靠人力做成的事情。”这种“普遍冷漠”的一个原因是：似乎谁也没有浓厚的兴趣来简化和减轻工作任务。工人和雇主都把繁重的劳动认为是工人的命运而且理应如此。 到了19世纪情况依然如此：从事印度铁路建筑的工程师们了解到，印度劳力虽然价格低廉，却是用手来搬运土和石头；但是他们却想当然地认为印度人会使用手推车。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印度人习惯于把沉重物品用筐子盛上，顶在头上进行搬运，并且拒绝改变。 ...

[中国] 马伯庸 著，《显微镜下的大明》 长久以来，历史在我们脑海中的印象，是烛照万里的规律总结，是高屋建瓴的宏大叙事。这虽然是正确的，但视角实在太高了，高到没什么人情味。即使有些讲述者有意放低视角，也只停留在庙堂之上、文武之间，关心的是一小部分精英，再往下，没了，或者说记录很少。 大明地方官员一向的治政思路是以稳定为主，不出事什么都好说，至于讲不讲道理还在其次。下头老百姓们也明白这个逻辑，所以碰到什么纠纷，甭管有理没理，先闹一阵。闹成了，官府往往就会按闹分配；闹不成，也是法不责众嘛。 帅嘉谟到底是数学学霸，在探究人心方面不及文科学霸杨教谕。他不明白徽州知府的冷漠是考虑到稳定和仕途，跟技术性问题无关。帅嘉谟把一个战略性错误当成了战术性错误，一味钻牛角尖去查考细节，等于媚眼抛给了瞎子看。 这个方案是典型的和稀泥思路：它把黄册与《大明会典》抛在一边，也不去计较丝绢税的来历——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总之现在大家各退一步，各自吃了小亏，这事就算完了，别闹了。 在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里，政策的执行是有惯性的（比如说在大明）。政策一旦形成惯例，即使周围情况发生变化，官员仍旧会机械地继续执行，不会主动求变，甚至畏惧变化。所谓“祖宗成法”，就是这么来的。 大明的正税不多，杂税和隐形税却无比繁重，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在体制内悄然形成的。积弊一旦生垢，便难以清除，积少成多，演变出无数散碎、复杂的短途税链，赋税比账面上要沉重数倍。 人丁丝绢6145两，仍由歙县承担，但他们负担的均平银，则减少2530两。这笔均平银怎么补足呢？由徽州府军需银抽出1950两、金衢道解池州府兵饷银抽出580两，合计2530两，转入均平银账目冲抵。 明代知县的地位很微妙。他在一县之内并非乾纲独断的土皇帝，更像是一个“各宜体谅”的协调角色。朝廷下发的训谕政令要落实，乡宦豪强的需求要安抚，贫民寒户的生计要照顾，军队与地方的关系要斡旋，甚至连衙门里的胥吏都不得不有所顾虑——诸房小吏都是世袭职位，熟知当地情形和文牍技术，真想搞出什么猫腻，一个外来的流官很难查知。 谭昌言的这一篇公告文，可以说是明代知县施政思路的一个实例，体现出了高超的平衡手腕。士绅们虽然出了钱，但保住了龙脉；灰户们虽然没了营生，但得了实利；官方居中协调，分文不出，即把一大片山地收归国有，可谓皆大欢喜。 官员的办事原则是：拿住首犯，略施薄惩，以吓阻压制为主，不求根治问题，只要别在我任内出事就好。仔细回想一下，历任知县——除了赵昌期之外——对待保龙的态度，实际上都未曾偏离过这条主线。 玄武湖这个名字的来历，据传说是人们曾在湖里发现两条黑龙——其实就是扬子鳄，黑色属北方，北方有神兽曰玄武，玄武湖的方位恰好又是在建康城北方，因此得名。 你的战略规划听着很棒，但具体怎么落地？凭什么“养其民”，凭什么“收用巴、蜀”，又凭什么定三秦、图天下？ 确定了田地数量，税赋就有了出处；确定了人口数量，徭役就有了来源。这两样掌握住，政权就稳了。 经过户帖推广这一场全国大普查的洗礼，朱元璋锻炼出了一大批精通计算又深谙基层内情的官吏。他们具备了清丈土地的能力以及丰富的地方行政经验，技术层面不存在障碍。 湖心有五座人造岛屿，号称“五洲”，分别是老洲、新洲、趾洲、长洲和麟洲，对应如今的环、樱、菱、梁、翠。 中国自古有两股力量始终在纠缠对抗。一股力量来自中央，千方百计想要搞清楚基层情况；另外一股力量则来自基层，千方百计不让中央知道实际情况。 从弘治十二年（1499年）开始，有疑点的黄册不再驳回重造，只把问题项单独开列成总册下发。地方只需将问题项进行改正，单造一页送至后湖。驳查人员审核无误以后，将改正后的单页补进原先的黄册中，并附页说明改正缘由，用印标记。 不是说旧档难改吗？那么只要设法让旧档彻底消失，就没问题了。虽然后湖戒备森严，人很难进去，但不代表别的东西进不去。 最初黄册是用糨糊，每一页的右侧刷一条浆子，逐页压实，形成一册。明代的糨糊多用鱼鳔或树胶熬制，可民间嫌麻烦，大多是用米、麦、菱藕磨碎成粉，加酸酒进去加热而成。这种淀粉质地的糨糊，加固效果还行，但特别容易招虫子。 正德年有一位经历过数次驳查的官员史鲁，他曾经哀叹说：“承平日久，弊伪渐滋。中间埋没、诡寄、不明违例等项，一次多于一次，一年甚于一年。牛毛茧丝，不足以喻其繁；条分缕析，不足以语其劳。” “牛毛茧丝”四个字，当真是这场黄册攻防战的最好比喻。那一道道作弊手段，正是缠绕在堑壕之前的铁丝网，密不透风，滋生孽长，一处被摧毁，立刻就有好几重围堵上来。这些铁丝网把大明的阵地逐渐切割成一块块零碎的孤岛，截断流向，使之无法互相支援交通。 在黄册库投入运营之后，朱元璋是这么安排的：所有的官员和监生相关支出，由国子监负责，如果不够，则由都税司以及江宁、上元二县补足；纸墨之类的文具支出，由刑部、都察院负责，不够的话，再由应天府补足；房屋、册架、过湖船只、桌椅板凳之类，由工部负责添造修理；至于其他琐碎支出，则由户部负责。 任何一个部门，在不涉切身利益的事情上都会消极怠工，所以KPI必须和他们的职责相对应。户部和国子监负责的部分还好，毕竟是本管业务。像刑部、都察院、都税司之类的机构，跟黄册库关系不大，凭什么每年给你钱啊？ 南京部委足球队高举着“不敷”这面大旗，开始了精妙的传球。国子监推给都税司，都税司推给江宁、上元二县；户部推刑部，刑部推都察院，都察院推应天府，应天府呢，自然也往下甩锅，又推给下辖的江宁、上元二县。 供养黄册库的费用，被一层层挪移转嫁，最终尽数落到了江宁、上元两县头上。这两个县就在南京城外，离后湖最近。两县实在是推无可推了，只能含泪把负累扛下来，向基层征派。 每次新黄册入库，不是要监生驳查吗？从前驳查出问题，会打回原籍勒令重造，现在咱们不妨多加一条规矩：凡是驳查出了问题的黄册，当地主管部门就要被罚款，叫作“赃罚纸价”，又称“驳费”。 黄册库和地方官吏不需要面对面勾结，他们只需要在自己的位置稍做发挥，就会产生一层一层的涟漪，让利益顺着最有利的方向流动。上头得了中利，中间得了大利，底层赚点小利，大家皆大欢喜。至于倒霉的王叙一家，并没人关心。 翻开正德之后的诸代实录，荒唐与不荒唐的后湖借款事例比比皆是。黄册驳费就像是一根长长的牛尾巴，从头到尾都攀附着密密麻麻的虻虫，上至皇帝、诸部尚书，下到里长、算手，上上下下都参与到这一场盛会中来，尽情地从中吸血，无限畅饮。长此以往，虻虫们固然越来越肥硕，老牛可是日渐消瘦起来。 大明官场有一个特点：上头重视什么，下面未必会重视，往往得三令五申；但上头如果不重视什么，下头立刻心领神会，迅速废弛，堕落速度之快，令人咂舌。 中国古代有造纸甲之法，把软纸一层层相叠捶实，剪裁成甲，防御效果不错。黄册都是上好绵纸所制，正是做纸甲的好材料。另外明军装备了大量火器、火箭，将绵纸搓成细条蘸上火药，即是上好的药捻和引火折。 这是一幕极具象征意味的画面。曾令大明江山永固的黄册，在风雨飘摇中被一一扯碎。漫天的纸屑飞舞于后湖之上，万亿大明子民的户籍化为甲胄和火器，以毁灭自己的方式，试图成为挽救这个王朝的最后希望。 玄武湖如今在梁洲上设有一栋二层小楼，里面是明代黄册库遗址文化展。虽然几乎没什么实物，但设计上颇有可观之处。当我踏入二楼时，看到册架旁立有赵官泥塑一尊。

[英] 赫克托·麦克唐纳 著，刘清山 译，《后真相时代》 Hector Macdonald, Truth: How the Many Sides to Every Story Shape Our Reality 我们将会看到，各行各业有经验的沟通者会通过片面的事实、数字、故事、背景、吸引力和道德呈现某种世界观，从而影响现实。 每个故事都有多面性。如果对一句谚语稍做调整，我们可以说，任何一组事实通常可以得出不止一个真相。我们很早就知道这一点：每个新手辩论者和犯错误的小学生都知道如何挑选最有利于自己的真相。 许多时候，你可以通过许多方式描述一个人、一起事件、一件事物或者一项政策，这些描述可能具有同等的真实性。 我将它们称为“竞争性真相”（competing truth）。 “黄金机遇”故事将描述激动人心的新技术发展，它们可以帮助企业满足关键细分市场日益增长的需求，打造繁荣的、利润丰厚的未来。不过，只有当每个人都愿意支持即将实施的转型计划时，公司才能抓住这个黄金机遇。相比之下，“燃烧平台”故事将会反映该组织最近的失败及其导致的深层次文化问题，这个问题引发的冷漠和结果恶化的恶性循环可能会在5年内毁掉企业。只有当每个人都愿意支持即将实施的转型计划时，公司才能避免这样的命运。 两个故事都是真实的。公司的确面临着一个很好的新机遇，如果不抓住这个机遇，公司就会面临倒闭的危险。这两种表述真相的方式是为了产生相同的结果：让员工支持艰难而痛苦的转型。 思维模式是指我们关于自己和周围世界的一组信念、思想和意见。我们的思维模式决定了我们对于事物的看法以及我们选择的行为。 我们往往更容易接受与我们现有思维模式相符的真相，抗拒那些与我们内心观点相冲突的真相。 我们都在通过不同视角看待世界，这些视角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听到和读到的不同真相塑造而成的。其他人经常会有意或无意地引导我们看到真相的某些方面或某些解释。 我们的看法涉及的空间、时间和事物超出了我们的直接观察范围。因此，我们不得不根据其他人的说法和我们的想象将它们拼接在一起。”其他人的说法成了我们感知到的现实的一部分。由于我们根据感知行动，因此其他人的说法也会影响客观现实。 竞争性真相在道德上是中性的，这和一支装好子弹的枪或者一盒火柴类似，其使用方式决定了它们的影响。 事实上，说谎常常是没有必要的。你可以在不使用任何谎言的情况下完成许多有效的欺骗。 真相是散落成无数碎片的镜子，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看到的一小片是完整的真相。 问题是，没有人真正拥有整个画面。生活是极为复杂的，你不可能看到整个画面。 大多数人都是这样。我们从几个狭窄的渠道了解新闻和意见。我们往往会和想法一致的朋友或同事讨论问题。证实性偏差是普遍存在的。我们会下意识地滤除与我们的想法存在冲突的思想或数据。因此，我们很容易对非常重要的问题做出极具选择性的描绘。在许多问题上，我们只能听到很小的一部分竞争性真相。 那么，亚马逊是什么？这取决于你把哪些真相排在前面。书店摧毁者、作者救星、垄断恶霸、小企业助力者、杂货店、避税者、阅读推动者、电影工作室、技术革新者、专制雇主、虚拟市场、全球分销商，或者销售冠军。你可以随意选择。当你下次听到它的名字或者在门口地垫上看到它的品牌包装时，你可能没有足够的时间或意愿去回忆该公司的众多面目。一两个关键真相会占据你的意识。亚马逊是什么？这取决于你的选择。 我们面对的大多数问题和实体过于复杂，无法得到完整描述；我们不得不表述片面真相，因为生活过于复杂，我们无法做出全面的表述。因此，倡导者和误导者可以通过选择支持个人意图的真相来影响现实。我们应该对政客、评论家和社会活动家保持警惕，因为他们一定会呈现出最适合自己的局部，而不是向我们展示整个画面。同时，我们也有机会从复杂的主题中选择简单的真相，从而更加有效地表达自己。只要我们选择强调的角度能够比较准确地呈现我们知道的事实，那么简化和选择对于沟通者和听众都是一件好事。 我的一位历史老师曾将历史比作一碗意大利面。他说，许多面条被混在了一起，历史学家需要选择一根面条，将其从其他面条之中抽出来，以便描绘出关于过去的连贯画面。我现在仍然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比喻。每根意大利面都是一个竞争性真相：你选择抽出来的那根面条将决定你对过去的理解，而你的理解又会影响你现在的行动。 物体并不仅仅是物体——它拥有背景，这影响了我们对它的看法。 一款沐浴露产品的市场宣传材料称：“原始薄荷茶树沐浴露浓缩了7 927片真实薄荷叶。”数字7 927以很大的字号印在瓶子上。7 927片薄荷叶很多吗？我不知道。制作几毫升精华油需要几千朵玫瑰，所以这个数字也许并不多。不过，这款产品显然暗示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当某人试图说服你相信一个数字特别重要时，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其转换成包含相关背景的更具启发性的真相。百分率往往可以比数字本身提供更多信息。 为了削弱政府支出给人带来的印象，政客们喜欢用每日成本代替每年成本，甚至使用每个纳税人或公民的成本。皇家《每日快报》的一则新闻标题是“多么划算！王室每年只会给你带来56镑成本”（纳税人这一年花费了3 570万英镑）。 要想让数字变大，只需把时间线拉长：“政府最近确认了对自行车和步行的支持，它将在本届国会期间为此投入超过3亿英镑资金。” 在图表上，误导者可以改变图像的标度，或者使用不是从0开始的轴线，从而改变真相。 常言道：“世界上有三种谎言，谎言、该死的谎言、统计学。” 当政客真实地谈论一个州或国家的平均班级规模时，这个数字低于一个孩子所在班级的平均人数。同样的技巧也适用于过度拥挤的监狱、火车、医院等。国家或州的均值总会低估普通人的经历。 没有变化，就没有故事。如果你的英雄在开头和结尾完全相同，你讲述的就不是故事。 原因和结果是一切故事的核心。 将因果关系和变化结合在一起，你就获得了剧作家所说的“诱发事件”，即变化过程开始的原因。 北面（The North Face）和巴塔哥尼亚（Patagonia）的创始人为满足自己的探险需求而设计工具包和服装的故事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品牌形象。 我们之所以购买XYZ品牌而不是另一个更加便宜的品牌，是因为我们相信它的名字、标志、色彩组合或吉祥物所隐含的承诺：XYZ产品或服务为会我们带来某种（通常是没有表达甚至无法表达的）利益。为了维持这个承诺的信誉，为了在反复交易中维持它的价值，它需要——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真实的。 新的名字是新的真相：如果它能带来关于现实的全新感知，它可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银行、公共服务规划和基础设施开发等复杂环境下的预测注定会受到意外情况的影响。不过，要想取得任何成绩，我们不得不进行预测。每个组织都需要清晰的前进方向和预定目标，而且需要知道前进过程中可能遇到什么情况。我们将这种预测看作关于未来的有条件真相，它可能在未来某一天得到修正。没有这种真相，我们将一无所获。 我们可以将信仰定义为某人相信的、无法被证实或证伪的思想。

[中国] 叶兆言 著，《南京传》 “陈”，金文中，左为旌旗，右为车轮，上为戈矛的会意，是不是与上古战车有某种关联？ 在这本书里，拉克伯里讲了一个惊人的观点。中国的黄帝，原本是古巴比伦的一个国王，名叫Nakhunte。这个名字的读音，就是“黄帝”二字的转音。 所谓“百姓”，不是现在人们理解的百家之姓。“百姓”，其实是巴克族的转音（Bak tribes－Bak Sing）。 在命垂一线之时，在最基本、最原始的需求迫使下，一些猿人选择了邪恶。 太平天国之乱，江南富庶之地不再，皖南人肉每斤三十文，南京附近，句容、溧水、溧阳人肉价为每斤八十文。这些在曾国藩的日记中有过记录。 现代人类学把人种分为三类：高加索人种，即白种人；尼高拉人种，即黑种人；蒙古人种，即黄种人。一般人理解，白人是雅弗的后裔，黑人是含的后裔，黄种人是闪的后裔。 进化论是当下解释世界的主流视角。众多的疑点让人怀疑，进化论也属于所有神话传说中的一种，所不同的只是，这是一个逻辑严密的传说。 南京地区位于地球东经118度，北纬31度左右，地处中国腹部。 所谓龙盘虎踞，金陵王气，只因是上亿年前地壳的褶皱隆起，形成独特的风水，从而造就了南京这座千年古城说不完、道不尽的成败兴亡。 南京曾用名甚多，称“建邺”“应天”，以表号令四方之雄图；贬“秣陵”，以压其地之王气；名“江宁”，则是惨经苦难之后那一点微薄的希冀与乞望了。 人生而平等只是愿望，人生而不平等才是事实。人死而平等才是事实，人死而不平等只是愿望。 在永恒的时空中，一切存在都是虚无。一切具象无论何其庞大，都可忽略不计。 当分母为无穷大时，无论分子是任何实数，都归于零。这个数学常识说明了一切。 我突然理解了宗教。宗教才是人类面对永恒时空的惊骇中，一剂镇惊的苦药。 勾践、范蠡回到越国，文种已经准备好了“灭吴七术”。这个七术，也算是权谋学的经典之作，两千多年了，依然屡试不爽。白话转录如下： 一、送金钱宝物，取悦吴国君臣。 二、高价买进吴国粟米，减少吴国屯粮。 三、选送美女，消磨吴王斗志。 四、输送优良木材以及能工巧匠，让吴国多建宫殿娱乐设施。 五、派能言善辩之徒，花言巧语，扰乱吴国抉择。 六、离间吴国能臣，除掉吴王臂膀。 七、积财练兵，暗中提高越国国力。 公元前333年，楚威王于南京清凉山设金陵邑，为南京城区行政建置之始。 两千多年前，南京地区有四座城邑。江北的棠邑、高淳的濑渚邑以及位于城区内的范蠡城及金陵邑。 更多的平头百姓无法有太多的讲究，所以，安心的“安”字的甲骨文中有“宀”，为一间房子，房子里有个女人。有间房子住，能找到一个老婆，谢天谢地，心满意足了。 在那个时代，连阴谋也发挥到了极致，对人性的剖析刀刀见血，精彩绝伦。兵家法家倡导的那些东西，本质是教人放弃道德底线，扬恶抑善的骗术、权谋。事实是，不择手段获得成功的代价是人类永如长夜，接近人道的社会迟迟不会到来。 楚汉之争，刘邦是胜出者。获得的是天下，即财产与权力的占有。这一切，是用放弃为人的一切底线换取的，不惜沦为无赖。 楚汉之争，项羽失了天下，却赢得了人格的磊落。人世间，除了财产、权力的多少之外，还有美的状态。这个美态，甚至超越生命。 相传诸葛亮于赤壁之战前夕出使东吴，曾赞秣陵，“钟山龙盘，石头虎踞，此帝王之宅也”。 《桃花源记》不是凭空想象的人间仙境，而是取自避乱的坞堡。它是魏晋乱世出土的一块满是泪滴与血痕的化石。正是出自如此苍凉的背景，对每个无路可逃的人来说，那便是他们最后的精神坞堡。 布罗代尔认为，佛教在中国的成功，是本土的儒教、道教长期误会的结果，这种误会是对中国文明的一次完善与补充。 399年，一个老者从长安上路了，同行的有慧景、道整、慧应、慧嵬四人。 对百姓来说，改朝换代不过是把挂在乡里坊间的旗帜换个颜色，皇帝变个名字而已。户口一样要登记，赋税一样要交，交多交少，全看皇帝如何折腾。 一个社会文明的标尺，往往取决于对弱势群体关注的细节。仅仅从南京的史料即可知之，宋朝的城市，已经常设慈幼、养老、病患等福利机构。 人类为什么要依附于家族、国家这样的团体生存？因为强和弱，永远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最原始的愿景应当是，当个人处于弱势时，能够受到团体的关爱。 建康通判杨邦乂誓死不降被剖心，为今天的南京留下剖心碑、铁心桥等历史遗迹。 牌子两面有字，一面书“入静”，一面书“出恭”。由此，“出恭”即成了上厕所的雅指。 在宋代，还因一种水稻的推广，改变了农耕文明的进程。这就是占城稻。 占城位于越南，那里出产一种优良稻子，称之为占城稻。 朱元璋亲问安邦之计。朱升对以“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九字三策，深得朱元璋认同，遂以此为问鼎天下之根本方略。 当然，建文帝的失败，还源于一条无奈的法则，君子斗不过流氓，有底线的，必定输给没有底线的。一切善念都不属于丛林。 宝船厂遗址在南京市鼓楼区，东临漓江路，西靠长江滨江大道。今辟有大型遗址公园，内设宝船博物馆，有古船坞及宝船复制品可供参观。 郑和七下西洋，从1405年于南京始，1433年于南京终，历时二十八年。 郑和墓位于今南京市江宁区牛首山南麓。今已按伊斯兰风格重新修建，供游人参观。墓园附近有守坟田，不远处即郑家村，为世居守墓人。 尤其令他不解的是，中国人最广为信仰的不是严格的宗教，而是“某天，某个时辰是好的，哪天又不宜做什么事情”，“出生在什么日子决定了一生的命运、幸福或是苦难”，“出门，做事都要看时辰”。 很多人知道上海徐家汇，那是徐光启的墓地及他子孙繁衍的地方。很少人知道南京石鼓路，那是徐光启受洗成为天主教徒的地方。 皇帝雇用官僚，管理一个庞大的、沉默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底层社会，以获取财富。官僚与底层之间的接续，则是文人（知识分子）。 “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对高举屠刀的清军铁骑来说，杀戮的辨别竟是如此简明。 人类的一切战争与暴力征服，都是一只可怕的筛子，筛选掉的，是最硬的骨头。漏下去的，多半是奴性。 所谓气节，从来都是谈的人多之又多，做的人少之又少。大明江山没有了，辫子十分屈辱地耷在脑后。苟活的遗民还得委婉地表达他们的存在。这多少有些为难。 正黄、镶黄、正白为上三旗，由皇帝统领。 清朝的社会管理，是八旗制度。八旗制源于满族狩猎组织，后历经完善，最终定型。每旗之下，以三百人为一牛录（略近今天军队的一个营），五牛录为一甲喇，约一千五百人，五甲喇为一固山，固山即旗。每旗约七千五百人。这既是战斗组织，也是生活组织，每旗都有家眷跟随，非常适合逐草而居、征战而居的游牧民族。正黄、镶黄、正白为上三旗，由皇帝统领。 南京旗人的命运，其本是清政权的投影。其兴也忽，其衰也忽，亦如《桃花扇》的唱词，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放眼望去，华丽的楼房终归都是废墟。 拜上帝教借用了基督教的外壳与形式，其具体做法，更接近本土帮会秘教的礼仪行规。洪秀全的癫狂之梦，杨秀清的上帝传言，萧朝贵的耶稣附体，都是传统的降神巫术。与陈胜起义鱼腹藏书，东汉太平道，之后的白莲教一脉相承。 大清得以苟延，因为一支称作湘军的军队；湘军得以存在，因为一个叫作曾国藩的枭雄。 新学蓬勃兴起，导致师资奇缺。张之洞又奏办南京三江师范学堂，成为中国第一所设计最新、规模最大的师范学校。校址设南京北极阁之南（今东南大学校园内）。

[中国] 万木杨 编著, 《大话处理器: 处理器基础知识读本》 你对以往知道的愈多，对未来就看得愈远。 ——温斯顿·丘吉尔 要做快、做好一件事，基本上有三种方法。一是把事情本身缩短、少做事，这就是处理器流水线效率、分支预测命中率等等技术的发展，体现在软件上就是更好的算法和更短的代码关键路径。二是做得更快、更勤些，这就是处理器上更多的浮点计算单元、更高效的缓存、新的高效指令集直到AVX这样的高密度向量计算指令。三是让别人去做或者和别人一起做，这就是并行，多线程和多进程的并行工作。 程序员这个职业一般被认为是男性职业，就像我所在的公司，写软件的男女比例都快到10：1了，不想第一位程序员却是个女人，而且是个诗人的女儿，历史真是把玩笑开大了。 图灵也是人工智能的先驱，他提出了一个模仿游戏试验，后人称为“图灵测试”。该实验把被提问的一个人和一台计算机分别隔离在两间屋子，让提问者对人和计算机进行问答测试。如果提问者分不清回答者是人还是机器，那就证明计算机已具备人的智能。 约翰·阿塔纳索夫将设计计算机的思路毫不保留地告诉了毛奇莱（John William Mauchly），1946年，毛奇莱和艾科特（John Presper Eckert）建成了ENIAC计算机，并在世界上首次取得了专利。 冯·诺依曼有句名言：“如果人们不相信数学很简单，只是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生活有多复杂。” 冯·诺依曼定义EDVAC分为5个部分：①运算单元，②控制单元，③存储单元，④输入单元，⑤输出单元，现在的计算机也都使用这个结构，人们把这个结构的计算机称为“冯·诺依曼机”。 701计算机研制的动力来自于1950年的朝鲜战争，当时老托马斯询问美国政府：公司能为战争做什么？他马上被告知：给国防部捐一台大型的计算机。 整本书的主题是要想生存，就必须敏感的感受变化，拥抱变化，并采取行动。或许这句话翻译成“唯有惶者才能生存”可能更好，而这句话正是另一企业家任正非的名言，可见英雄通常所见略同。 1992年，著名作家罗伯特·克伦格利正式将微软命名为“微软帝国”。借助强大的市场优势和金钱实力，微软就像一个大鲨鱼，运用从任我行那里学到的“吸星大法”，将许多公司创造的技术纳入自己的Windows中，使其成为一个无所不能、无所不包的百宝箱。凡是微软想打击的公司，都逃不出它的魔掌，如Sun公司、网景公司等。 盖茨在哈佛学的就是法律专业，盖茨的老爸在退休前，是Preston Gates & Ellis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这家律师事务所后来更名为K&L Gates，是全美十大律师事务所之一。 当我们把计算机和人做类比时，硬件就相当于人的身体，软件就相当于人的三魂七魄（中国古代的说法），或者灵魂（西方宗教的说法），或者思维（现代的说法）。 光、电、磁等特性可以作为存储介质，光盘使用光特性，内存和U盘使用电特性，现在硬盘的存储介质还是以磁盘为主，使用磁特性。 在处理器行业，Intel是老大，在半导体存储器行业，三星半导体是老大。三星是最大的DRAM和闪存生产公司。 南桥和北桥有明确的分工，北桥负责处理器与那些需要较高通信带宽部件间的通信，主要是存储器和显卡，南桥负责处理器与较低速度部件间的接口，通常连接各种输入输出设备，如USB、硬盘等。 计算机的性能主要来源于CPU、内存和显卡的性能，但是，如果没有适合的主板和芯片组，处理器与其他部件的数据通信就会受到限制，影响处理器的运行速度，就好比再好的跑车，在乡间小路上也是跑不快的。 现在用的QWERTY键盘最早来自于打字机，专家们发现，QWERTY键盘的效率并不是最高，又提出了一套DVORAK的键盘。但是很多东西，人们一旦熟悉了，就不想再改变了，因此一直以来，人们都习惯于屏幕，认为只有屏幕才能显示。习惯是非常可怕的，习惯淹没了人们的创造性。不过还是有很多人打破常规，想到了一些特别的东西。 HDMI全称是High Definition Multimedia Interface，于2002年4月，由日立、松下、飞利浦、索尼、汤姆逊、东芝和Silicon Image等7家公司联合组成HDMI组织。 《非诚勿扰2》中有句经典台词：“婚姻怎么选都是错，长久的婚姻就是将错就错。”秉持这一理念，Intel决定一条路走到黑，将兼容性进行到底，但是CISC架构很难提升性能的压力却仍然摆在Intel面前。不过世界上没有什么迈不过去的坎，任何困难都有解决的方法，David B. Papworth和他的同事一起设计了Pentium Pro处理器，它的微架构是Intel著名的P6，在很多教科书上都会介绍。在这个处理器中，x86指令集被先解码为类似于RISC指令的微操作（microoperations，简称为uops），以后的执行过程采用RISC内核，这种架构一直延续至今，成为一代经典。CISC这种古老的架构，通过巧妙的设计，又一次焕发新春，可以说是老树发新芽的典范，Papworth也因此在Intel内获得很多奖项，成为Intel Fellow。 “复杂”外表下的“简单”芯 这种处理器结构相较于没有兼容性压力的纯RISC处理器要复杂，但好在有兼容性的优势来保证市场。 RISC和CISC都是时代的产物，也无所谓谁好谁坏。RISC作为新兴事物，在很多思想上要更先进，不过CISC也有它的一些优点。 处理器有两大核心技术，一是芯片制程工艺（32nm、22nm等）；二是处理器微架构。 Intel处理器开发有一个非常著名的tick-tock（工艺年，架构年）战略。Tick-Tock就是时钟的“嘀嗒”，一个嘀嗒代表着一秒，而在Intel的处理器发展战略上，每一个嘀嗒代表着两年一次的处理器升级。 ARM和x86可以说是处理器领域商业上最成功的两个架构，ARM只是一家小公司，它的人数不到2000人，ARM架构之所以这么受欢迎，在于它从设计之初就将低功耗、低成本的优先级放在了高性能的前面。 与x86竞争的面向高性能的处理器都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而ARM却与x86相反，侧重于低功耗、低成本，虽然技术实力存在不小的差距，却活得很滋润。 ARM公司自己不生产芯片，而是向半导体公司提供指令集授权、内核授权，其他公司使用ARM的处理器内核设计生产自己的处理器芯片。 MIPS全称为Microprocessor without Interlocked Piped Stages，无内部互锁流水级的微处理器。 想当初，苹果和IBM是两个死对头，在个人计算机市场打得你死我活，而如今为了共同的利益，对付Wintel联盟，它们又走到了一起，可见，在商场上，没有永远的对手，只有永远的利益。 每天早上，一只非洲羚羊醒来，它就知道要比跑得最快的非洲雄狮还要快，否则它就会被吃掉；每天早上，一只非洲雄狮醒来，它就知道必须比跑得最慢的羚羊要快，否则它就会饿死。不管你是狮子还是羚羊，太阳升起的时候你就得开始跑了。同样的一幕在处理器行业也一样发生着。 人们买东西都会有一个特点：喜欢去人多的地方买。越拥挤，就会觉得店子越好，就越要挤进去。股市也有类似的一句话，叫：追涨杀跌。 大端、小端这两个术语来源于小说《格利弗游记》（Gulliver’s Travels）。小人国里的小人们分成了两大阵营：一派敲破鸡蛋“大”的一头吃鸡蛋，一派敲破鸡蛋“小”的一头吃鸡蛋。其实怎么吃都没有关系，只是习惯不同。 其实内存也不是不能提速，只是这一切都是个成本问题。古人很早就告诉我们：鱼和熊掌不能兼得，速度快的存储器单位成本下的容量小，容量大的存储器速度慢。总之，越快的存储器越贵，成本越高。 现实生活中常常会出现因为沟通不畅而导致的扯皮，一方改变了某些东西，又没有及时通知到另一方，导致两方掌握的信息不一致，这就是一致性问题。 算法的优化，能明显的减少执行程序所需要的指令数，也即运算量。比较有名的快速算法包括：FFT算法（快速傅里叶变换）、快速排序算法等。

[美] 斯文·贝克特（Sven Beckert）著，译者: 徐轶杰 / 杨燕，《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 绪论 棉花帝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奴隶和种植园主、商人和政治家、农民和商人、工人与工厂主不断进行全球斗争的场所。在这一点，还有其他很多方面，棉花帝国开创了现代世界。 棉花应用在我们平时花的纸币上、早上用来醒脑的咖啡滤纸上、做饭用的植物油中、盥洗用的肥皂里以及人类战争中的火药里。 棉织产品在世界上无处不在，在2013年，全世界出产了至少1.23亿包棉花，每一包大约有400磅重。足可以为地球上每个人生产20件T恤衫。这么多包的棉花如果堆叠在一起，将可以堆成一座四万英里高的巨塔；如果将其前后相接，可以绕地球一圈半。 由于棉花产业以这些新方式将各大洲织在一起，它为理解现代世界、现代世界典型的极大的不平等及全球化漫长的历史和资本主义不断变化的政治经济等问题提供了一把钥匙。 我们常常紧盯着城市而忽视农村，紧盯着欧洲和北美现代工业奇迹，而忽略工业与世界各地原材料生产者和市场的联系。我们往往倾向于把奴隶制、攫夺剥削、殖民主义等事实从资本主义的历史中抹去，渴望塑造出一个更高贵、更纯洁的资本主义史。我们倾向于将工业资本主义描述为以男性为主导，然而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女性的劳动缔造了棉花帝国。 第1章　一种全球性商品的兴起 在接下来的1000年里，家庭种植棉花与其他作物之间有一种微妙的平衡状态。家庭在种植粮食作物的同时种植棉花，在自己和社区对粮食和衣物的需求与统治者对贡品的需求之间取得平衡。 简单来说，棉花对于欧洲人是一种异国事物。棉花生长在遥远的地方，据说许多欧洲人想象棉花是植物和动物的混合——一种“植物绵羊”。中世纪的欧洲还流传故事说，小绵羊长在树上，夜里弯腰喝水；此外，还有关于绵羊通过低茎长在地上的传说。 精明的观察家肯定注意到，欧洲第一批棉纺织品生产者，无论意大利北部人还是德意志南部人，失败的部分原因是他们没有征服供应他们棉花原材料的人。这是一个不会被忘记的教训。随着16世纪接近尾声，一个全新的棉花产业崛起，其重点将是大西洋，而不是地中海。欧洲人理所当然地认为，只有国家权力的介入才能保证在这些新贸易区中获得成功。 第2章　缔造战争资本主义 棉花种植和生产的方式与地点发生了剧烈的改变，同时棉花作物以一种令人震惊的方式将整个世界整合在一起。对棉花产业的重铸最初并不是来自技术进步，也不是来自生产组织方式的优势，而是源于一个更为简单的原因：跨越大洋投入资本和力量的能力和意愿。 当欧洲人涉足生产领域后，他们将其经济命运与奴隶制捆绑在一起。帝国扩展、掠夺土著和奴隶制这三个步骤，在建造全新的全球经济秩序，以及资本主义的最终出现中，处于核心位置。 帝国扩张以及欧洲人日益在全球棉花贸易中占主导地位，进一步促使亚洲知识向欧洲转移。欧洲制造商感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取得这些技术，以在价格和质量上与印度制造商竞争。事实上，欧洲开始制造棉产品，是建立在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工业间谍活动上的。 帝国扩张、奴隶制、土地掠夺——战争资本主义——为欧洲各国国内依然很小且技术落伍的棉纺织业奠定了基础。 通过缔造战争资本主义幅员辽阔的领域，奉行与欧洲本身完全不同的规则，欧洲人不仅仅创造了“大分流”和工业革命的条件，而且还反过来在欧洲本土创造加强国家力量的条件，这相应地又对创造棉花帝国至关重要。到1780年，整个欧洲，尤其是英国，已经成为世界棉花网络的中心。 第3章　战争资本主义的收益 正如20世纪20年代一位观察家所写的，凭借战争资本主义的收益，格雷格及其同时代的人“用一代人的精力将棉花帝国从东方强夺过来”，改写了全球棉花制造的整个地理格局。 在工业资本主义的核心创造这样一个状态，是各种不同利益关系的复杂的博弈的结果。崛起的制造商集团极力要求自己的利益得到承认，与此同时，政治家和官员也逐渐认识到，自己在世界上尊贵的地位依赖于大不列颠迅速增长的制造能力。制造商集团同与其竞争的利益集团（如东印度公司）和精英集团（如贵族地主）展开了斗争。然而，由于商人和制造商积累了大量国家仰赖的资源，因此资本家可以将他们对国家经济不断增长的重要性转变为其政治影响力。 第4章　攫取劳动力和土地 人类曾经如同植物一样，就在命运创造它们的地点生活并死去，我们已经远离了这个时代……但是在所有出于好奇心、野心或对奢侈品的热爱而展开的旅程中，没有哪个在成果的重要性、广度和施加的影响力上，能与这不起眼的灌木产物的运输相比，也不能与制造业让棉树产品走上的旅程相比。棉花产品的变化无穷，正如我们自己的渴求和欲望一样。 第5章　奴隶制盛行 棉花种植的迅速扩张更容易实现，这是因为烟草和棉花存在着大量相似性；此前积累的前者的耕种知识可以用于后者。此外，一些原来用于将烟草运送到世界市场上的基础设施可以转而用于运送棉花。而且在18世纪的革命期间，种植园主和奴隶在西印度群岛和北美之间反复往来，带来关于棉花种植的更深入的知识。例如，1788年，圣克罗伊岛的奴隶主在美国售卖一名奴隶时，夸奖他“熟悉棉花种植”。西印度群岛发明的奴隶－棉花种植模式此时已经传播到北美大陆。 1803年，路易斯安那购地案使得美国的领土几乎增长了一倍，1819年，美国从西班牙手中得到佛罗里达，1845年吞并了得克萨斯。所有这些获得的土地都有非常适宜棉花农业的土地。事实上，到1850年，美国有67%的棉花产自半个世纪前还不属于美国的土地。羽翼渐丰的美国政府建立了一个军事－棉花综合体。 被攫取的土地、奴隶劳动，以及给予了奴隶主对劳动力极大处置权的国家统治，这三者的特殊结合给那些拥抱它的人带来了极其丰厚的利润：早在1807年，密西西比州的一个棉花种植园据说返还了22.5%的投资。 第6章　工业资本主义起飞 渴望利润的企业家和渴望权力的统治者结合成完美的团队，机械化的棉花工业借助他们的力量，成功地将维瑟河谷、巴利亚多利德和世界大片地区殖民化了。 第7章　动员劳动力 将工人迁入工厂的能力成为棉花帝国胜利的关键。结果，一道鸿沟横跨在世界上那些能够动员劳动力的政治家和资本家与那些做不到的人之间。要想说服成千上万的人放弃他们所知道的唯一的生活方式，其复杂程度不亚于安装新的机器。 从18世纪80年代开始到1861年的棉花帝国实际上依靠两种截然不同的劳动力形式、两种截然不同的生产组织形式。大西洋西岸是充满活力、不断扩张和利润丰厚的奴隶种植园，这是欧洲人自16世纪以来一直在建立的非常活跃的战争资本主义的最新产物。在欧洲本身以及在新英格兰地区和世界上其他一些地区，也出现了一个更加新颖和更有活力的生产组织：工业资本主义，有着以受薪劳动力为基础的纺纱和织造工厂，生产力十分强劲。通过一群商人的中介作用，这两个系统并肩成长，互相靠拢。资本以商人为代表，促进了奴隶棉花种植园和受薪劳动力棉花工厂的迅速扩张，将两个看似相对立的遗产连接起来——直到其中一个倒塌的那一天。 第9章　一场震荡世界的战争 正如《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s）在1861年所说，美国在世界棉花市场上取得了这样的成功，是因为种植者的“土壤肥沃无比，不必花费任何成本；其劳动力一直非常充沛，而且不断地持续增加中；用来清理和运输棉花的安排和商业组织都很到位”。 第12章　新棉花帝国主义 事实上，这些国家持续面临的核心问题与1865年美国棉花工人解放时的问题相同：如何激励农村种植者为世界市场种植棉花，即如何实现农村的转型。正如法国殖民地棉花协会所说的，获得土地很容易，但土地“需要武器，即劳动力”。 第13章　重回全球南方 棉花工业化进入中国的时间比美国、日本、印度或巴西晚。这并不是因为中国缺乏棉花制造经验、难以获得原棉、缺乏市场或资本，或无法获得现代制造技术。我们知道，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古老和最大的棉花生产复合体之一，事实上，直到19世纪中叶，中国农民才是全球最重要的棉花种植者，而且几乎所有棉花都在国内制成纱线和布料。 第14章　结语：经线和纬线 今天的棉花帝国依然和过去250年一样，跨越巨大的地理距离，将种植者、贸易商、纺织商、制造商和消费者在不断变化的空间安排中联系在一起。这种根本性的创新，即跨越空间的联系，最初是在战争资本主义的罪恶的熔炉中将奴隶制和雇佣劳动联系起来而形成的，此后一直是棉花帝国的核心。然而，这些联系的地理位置发生了根本变化。曾经是棉花帝国中心的节点（例如兰开夏郡）已经被边缘化，而以前不重要的节点，特别是中国，已经成了它的核心。 资本主义革命毕竟永久地重建了我们的世界，就像世界上的织机永久地制造出新材料一样

[美] 吉姆·兰德尔(Jim Randel) 著，舒建广 译，《时间管理：如何高效利用你的每个24小时！》 1. 自我意识是先决条件。 只有当你真正意识到你是如何支配时间的，你才能去管理你的时间。建议记录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日志，观察一下在哪些方面你可以重新分配你的时间支出。 2. 目标设定是第一步。 除非你确定了你想要达到的目的和想要达成的目标，否则不必为时间的流逝而担心。 3. 选择是艰难的。 目标达成就是做出艰难的选择，就是在许多需要你付出时间的、相互竞争的需求中做出选择。 4. 你可以“创造”时间。 寻找方法将非生产性时间转变为生产性时间。找出一天或一周中空闲时间。你可以富有成效地利用这些时间，而不是坐在那里等待事情发生。 5. 拖延是大敌。 试着将自己设想成，你要么在前进，要么在后退。 6. 要有一颗“似水之心”。 如果你能够清理你的工作区域、你的生活，并最终清理你思想中的杂波，你将会显著增加你的工作成效。 7. 计划和准备是值得花精力去做的。 通过提前考虑你想在某一特定事件中或在某一个特定时期内达到什么样的目标，你可以增加成功实现自己所要做的事情的预期。 8. 通过确定优先次序，你可以做到去芜存精。 通过确定哪些是最重要的项目，对你的每一天和生活进行组织，你可以增加你想要达成自己目标的可能性。确定优先次序的方法之一是要记住二八定律，也就是说，导致达成你目标的80%的进展来自你20%的活动。 9. 专心致志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通过减少干扰并将注意力集中于手头的工作，你可以使自己努力的效果成倍增长。 10. 选择对你来说行之有效的时间管理技巧。 你可以对不同的方法进行试验和尝试。关键是要努力把你的每一小时使用得尽可能合理有效。

[台湾/美] 许倬云(Cho-yun Hsu) 著，《许倬云说美国》。 许倬云，1930年生于江苏无锡，1962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先后执教于台湾大学、美国匹兹堡大学，其间多次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美国夏威夷大学、杜克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校讲座教授。1986年荣任美国人文学社荣誉会士。代表著作有《西周史》、《汉代农业》、《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万古江河》、《说中国》、《中国文化的精神》等。 第八章 独特的城乡二元结构 美国初期发展，从波士顿到纽约，以至于新奥尔良都是这种临海城市。不过，欧洲人在北美建立的临海城市，由于原住民的每周人民已被欧洲移民强力驱赶和消灭，外围不在有对立的人群了。欧洲的新移民从进入美洲开始，就是借重临海城市的立足点，一步一步往内陆扩张。他们建立新城市，腹地是空旷的内陆，四周并没有乡郊的异民族。于是，美洲出现历史上崭新的城市形态：城郊乡野之间的关系是逐步扩散的，并未长期维持城市压迫或控制郊野的紧张关系。 上述四座大城市（波士顿、纽约、费城、华盛顿），分别具有政治、文化、经济上的重要性，聚合为人口密集的聚落带。四个中心各有彼此独特的功能，也可以互补。在此后的三百余年发展中，这庞大的人口中心吸引了更多的人口和资源，发展成为巨型都会区。 以中西部这一个大地区而论，芝加哥地区、大湖区向西建立据点，其南部的顶点既是大湖区的中心。从纽约到芝加哥之间，先有运河后有铁路，之后芝加哥成为中西部与东部、北部连接的枢纽；从这里向东、向南、向西扇形发展，向北则是沿着大湖的边缘发展。以芝加哥为中心的庞大内陆，是美国开国以后逐步西向开拓重要的中转区域。这里有广大的农田，后来又是重工业的集中处。以芝加哥为中心，铁路网密布，东、南、西三方面的重要城市，都是从芝加哥辐射出去的。芝加哥往北则是沿着河边扩散，有几个北方湖区的中心。这些中心周围都是广大的农田，人烟较少。因此，中西部人口不可能像东北“波、纽、华”大三角地带那样密集。 二战之后，美国政府设立军人复员的奖学金，让回乡的军人进入大学深造，学习新的技能。与之相对，美国各州都增加了州立大学，或以原有的学校扩大、升级，或者增设新的学校培养各种人才。 一个美国大都会之中，最大多数的居民乃是中产阶层；他们寻求的是安定和一定程度的生活需求。然而，也就在他们肘腋之下，却是有接触而无来往的另外一个阶层——过去中产阶层与劳工阶层之间的密切关系已经无复当初。中产阶级和雇主群的富豪之间原本关系相当密切，现在由于富豪迁移他处，只留下旧日豪宅改装为若干户共居的集体住宅，与他们的中产阶层雇员之间也彼此脱了节。 如此转变，使美国的都市形态和城乡关系呈现整体的变化：城中心区最穷困破烂，市区只有白天是公司开门工作的时候，晚上除了饮食店以外没有长住居民。过去城内的大公寓成为贫民区，有若干地带竟沦落为荒芜和贫穷的代名词。…虽然各城都有不一样的发展，只是基本上大同小异：同一趋势的人群分裂和冲突激化。 第九章 阶层固化的社会现实 以我亲眼所见，以匹兹堡外围的变化为例，197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的工业结构出现转变。战后，欧洲和亚太地区复苏，各地出现新的产业结构，比美国的工业更为发达。美国的工业本来是领先世界，但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却逐步落后了。第一批落后的是轻工业，包括家用物品如纺织、电器等类。通常，欧亚的产品都比美国的更为先进和价廉，在轻工业方面美国很快就失去了领导世界的优势。 接着是1980年到2000年之间，在重工业方面也发生了变化：钢铁业、汽车业和大型机械工业方面，美国的产品因为设备与生产方式陈旧、工人工资不断地提升，其市场价格无法和新兴工业国家的产品竞争。最严重的困境呈现于匹兹堡的钢铁工业和底特律的汽车工业。欧洲和日本的钢铁卖到匹兹堡的大钢厂门口，还比本地的物品价廉物美。德国、日本的汽车，甚至于法国、意大利的汽车，在设计和成本方面都比美国更具优势。于是，美国本国的汽车市场，一半沦陷于外商的汽车。底特律汽车产业受到的伤害非常严重，到今天才逐渐恢复。 整个大湖区从匹兹堡到芝加哥，原本是美国的工业带，在那时侯以后，却得到了一个新外号——“铁锈带”。产业结构改变的连锁反应，带来了全国各处工业结构的纷纷转变。在城乡关系方面最显著的变化出现在原来旧工业的干部，如工程师和管理人员身上。他们原来都是中上阶层收入，所从属的工业垮了，这里面的资深人员也就纷纷失业或是退休，提早结束他们的职业生涯。 后来，中高层收入的人发现自己已经失去了优势，不得不改变生活方式，或者退休到物价比较低廉的其他城市，或者将自己的豪宅出售，搬进城内购买翻新的旧宅。这些反向的人口移动，将城内贫困人口本来占有的社区处处翻新改建，这些人又不得不移向郊外；他们移入的大概就是离城比较近的近郊——离城稍远的豪宅地区，他们还没有购买能力。如此内外对换的形态，使得城乡之间的主客关系也因此颠倒。日常生活所需的商店又移入城内，郊外的那些购物中心和商业大厦，有的拆除，有的荒废。一个比较富足的城内，不再是有许多贫困人口的袋型地区；整个城市周边的小社区，则是贫穷住户的安身之所。周围的近郊区房价低落，治安也频频出现问题。 美国两百多年发展的城乡形态，实际上已经将半数以上的全国人口纳入若干城市都会区。这些都会区的居民生活，出现了一些城居生活的特色：社区居民的多元和异化，而且这些异化的趋向，不断分类、重组又分类；产业结构的改变引发不断迁移，于是城市中的居民，无论其文化或是利益都只有分歧和离散，难得出现凝聚的现象。每一个人在他一生之中可能都要迁移若干次：或者是跨城，从这个职业转到另一个职业，从这个地区搬移到另一个地区；或者旧在本市之内，由于收入增减而不断地搬家。 小家庭结构之下，子女长大之后各自展翼飞向他处，组织新的家庭。社区迁移、离散，在社区之内邻居之间没有交流，更不谈守望相助、嘘寒问暖的交情。 美国都市化现象以后，除了城市之内的贫富差距以外，有另一种状态出现：小城市的发展机会越来越少。小城市集中的人口少，能够掌握的资源原本单薄。虽然有些小城市也曾经有过光辉的时代，例如俄亥俄州的阿克伦（Akron），本来是以汽车橡胶轮胎业为主的工业城，曾经非常富足；天然橡胶被石化橡胶代替以后，这座城市的工业完全倒闭，今天几乎如同死城。这一类城市和它周围的人口几乎全部仰赖其特定产业工作求生，一旦情况改变，整个地区全部遭灾，阿克伦这座城市已经衰败无法重振。 在农村地区和内陆，许多当地原有的教会宗派还是维持他们的教区和教堂。只是愿意到乡村服务的神职人员愈来愈少，内陆和远郊的居民维持地方教会的财力也逐渐薄弱。 一般的理解而言，南部和内陆福音教会的传道人并不真正以教义服务信众，而是将娱乐和信仰混合为一。更为众人诟病者，这一地区最活跃的传教人，信仰之虔诚远不如敛财的倾向。 今天的美国梦有两个。一个是外国来的新移民：他们的美国梦是在世界最富的国家有立足之地，以美国低收入的工资，换算成他们故乡中等以上的生活标准；另外的美国梦则是城市中的中产阶层。他们的孩子以为可以从新兴的产业中，由于创新或者冒险，靠着一个新的发明或是新的服务项目忽然变成另外一个盖茨，或是另外一个索罗斯。后者有梦，却难以实现。那些心怀不平的失落者，已不能理解也不愿面对世界正在变化的情况。 整体言之，美国内陆和远郊，已与城市愈行愈远。而在城市之中，芸芸众生熙来攘往，满街是人，却都是社会学家所谓寂寞的人群。这是美国人的特色，也会士世界其他各处，跟着美国模式发展至一定地步即难免出现的共同特色。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代替了温暖，合作变成了一时互助之间的利用——这是美国文化和社会结构最大的隐忧。当人与人之间只能以“利”相处时，人们不再会有人类情感，也不会在有共同信仰。美国社会将会退化：城市之中处处是人，却随处可见低头独行的孤独者，在各处挣一口食、过一天日子。 在一个新大陆，曾经是人类寄托理想的地方。这一个国家，也曾经昂首前进。过去一百年来，人类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这一片土地，曾经是难民们最后一处安全的庇护所；他们也曾经托庇美国援手，重建战火破坏的家园。今日，美国内部竟然出现如此衰象！能不令人感慨？ 第十章 动态更新的美国政治 到今天，美国的国家制度还没有完全定型：美国究竟走向何方？当下面临的社会分裂该如何选择？以目前呈现的方向展望，这个空前未有的新制度，可能踏向为财富贪欲服务的公权力。城头变幻大王旗：现在看来极有可能，这幅王旗的图案是一个庞大的“$“符号！我们只是盼望，这个趋向还有改变的可能性，庶几我们不致沉沦于无限的贪壑。 “五月花”号移民留下的设计理念，确与后来美国整个政治制度设计密切相关。这一批移民带来的是一个社区的自治精神：他们登陆以后，致力建设一个立足点，组织自卫、自治的社区——他们界定这是所有参与者有意识地组织的一个共同体。这种共同体，用今天法律学上的名词是法人（incorporated）凡参与这个共同体的成员，归属于这个团体，也有意识地共同管理这个团体。 虽然持枪规定已经不断造成灾难，不少人也想启动立法程序废除第二条修正案，但至今竟无法撼动这一条款。这一条款代表的意义，是人民有权推翻政府。人类历史上，自从有了政府以后，大概只有美国开动了一个例子：“造反有理”，人民可以合法地推翻政府。 联邦政府的总统是全民选举的，其权力之大俨然君王。但是，总统有任期，一任四年，两任八年，最多两任之后必须退出政坛，让新人来接替——这就不是任何世袭君王可以做到的了。 民主政治号称汇集民意，代表人民的意见和利益，制定国家行政的方针。然而，美国现行的制度中立法这一环，可能如此地迁就不同利益团体地利益，而借民意使各个有关方面获得最大地私利！ 美国总统制地另一缺陷，则是行政权过分寄托于总统个人，而不是寄托在民意依据之上的集体单位——政党。 特朗普的当选也是划时代的现象，这一位总统无知、乖张，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可是，他能够得到40%铁票；虽然第一年的执政可说一无可取，而他的铁票支持率屹立不能动摇。这40%的支持者，陷在无法自拔的泥沼里，将要成为美国式的印度种姓制度的底层。这一股力量的涌现，是社会败坏的后果，不是这些人的过错——他们乃是牺牲者，不是造孽者。这种力量支持出来的政权，也是柏拉图五种整体之一：民粹政治。美国开国元老麦迪逊早就担忧：如果社会底层大众心有不满，这一群知识程度较差的“群众”可能冲动之下，拥护出“僭主”，凭借大位胡作非为。今日美国的情形，被麦迪逊不幸言中。 当美国建国成功不久，一位法国的学者专程访问美国，此人即是著名的托克维尔。他回去以后，将所见所闻撰述为旅美的见闻录。托氏向欧洲报告：这个新兴的共和国，具备了不起的构想，落实人民自由民主，其理想之高超，目标之远大，值得欧洲知识界钦佩，也盼望美国的实验能够成功。 然而，他也指出了美国如此设计的构思，将会留下一些后遗症。首先，一个民主社会的隐忧，乃是极端的个人主义，或引向以个人主义来代替自由——可能终于因为强烈个人主义导致的散漫，造成国家共同体的崩解。其次，在强大的国家公权力之下，可能会产生个体无法抗衡国家公权力的问题。最后，这种政治体制下，完全以数量来计算民意之所向，公民本身的素质参差不齐，有智慧的高低、知识的有无，也有是否能控制私欲的修养问题。这些条件一旦失控，纯粹按多数表决送进一批不够格的代议员，以及不适任的总统，国家可能沦入无可挽回的境地。这些公职人员代表的是数量庞大的群众，他们凭借意气行事，或是过分考虑私利；他们的种种行为选民们不能判断，也无法监督——如此一来，依托民意选出的政府，可能会产生多数专制的危机，也就相当于民粹主义的暴政。 第十一章 不断发展的文化脉络 任何大的人类共同体，其谋生的部分是经济、其组织的部分是社会，其管理的部分是政治，而其理念之所寄、心灵之所依则是文化。以个人生命作为比喻，文化乃是一个共同体的灵魂。 “五月花”号的移民，是欧洲宗教革命之后最崇仰自由的一批加尔文派信徒。他们坚持单一神信仰，并且以为神和信众之间有直接的感应，每一个信徒都是直接承受神的恩典。这一理念，使加尔文派新教的信徒以其坚定信仰获得最强烈的自信心。他们以为自己所作所为是根据神的指示，绝对没有错误；他们能够成功，本身就是神的意旨的落实——他们成为选民，是神已经决定的。因此，每个选民必须要以自己的成就，彰显神的庇佑和神的抉择。 “五月花”号的移民来自英国，而英国当时信奉新教，是依据王权向教权夺来的信仰自主权。英国的国教会，只是一个独立于罗马的公教会而已。“五月花”号上的移民虽然来自英国，他们的宗教信仰却是西欧大陆上最激烈的加尔文主义。在到达北美之后，虽然理论上他们还接受英国王室的统治，只是在海外建立英国政府所管辖的殖民地而已，但实质上，登岸之时他们就已有决定，要在这个新的土地上创建一个新的制度：神恩的庇护下，落实每个人应有的平等和自由。 这一段开拓的经历，无论如何是相当辛苦的过程。如果没有清教徒秉持神恩的勇往直前，这些殖民者很难在陌生的新大陆上，获取坚持开拓的勇气和能力。从那时候开始，一波一波的新移民进入美国又推向内陆。那些新到的人群，有的是同一个宗派的教徒，有的是基于经济动机的移民。这些陆续前来的开拓部队，是在欧洲没有发展余地的人群。他们宁可抛弃一切进入美国，前途未知却勇往直前：他们在颠簸的蓬车上，翻山越岭、渡河过江，在洪荒新世界觅得站定脚头的空间。这些开拓者的精神，是美国的史家特纳特予强调，可以代表美国立国的精神。向西开拓的历史，既是美国整个历史的定调。 从好的方面说，这种精神一方面是承受着神恩，要以自己的行为彰显神的恩典：这一种个人主义如此有恃无恐，这些开拓者才有勇气和决心一步步往前走。可是，从另外一个方面看，这些依仗上帝眷顾的个人，自以为是神的选民，对他们而言，“神的选民”四个字，就让他们自己的地位和其他人有了区隔。异教徒不能蒙受神恩，乃是异类；那些他们认为是野蛮人的原住民，简直是羞以为伍的异类。这些自以为蒙受神恩的个人主义者，可以理直气壮地任意处置他们眼中地“异类”。在美国历史上，正因为这种不成理由地“理由”，百万计的原住民被他们驱赶离开自己的土地——甚至于以近代的武器对付手持弓箭的原住民，对其任意地杀戮和驱赶。从他们手上夺取地资源和土地，白人可以理直气壮地据为己有。这些错失，在今天看来是人类历史上的污点，但是在当时那些开拓者的心目中，却正是以这种理由毫不留情地将新大陆占为已有。 在工业发展地阶段，工商业的园地就等于是向西开拓时候的内陆；龙腾虎跃的战场，成功与失败的标志都是以金钱衡量。那些镀金时代的大亨，努力工作聚集庞大财富，创建企业帝国，他们的动机，也就是上述特纳所指的开拓精神。好处在于他们能勇往直前地工作，实现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就以匹兹堡出生地卡耐基而言，据说他每日工作十七八个小时，睡眠时间只有四个小时左右；他饮食清淡、生活简单，卧室是一张相当于行军床地单人床。 这些人物努力工作，要求地回报不是物质上的享受，也不是贪得无厌的欲望，而是实践神拣选了“我”后“我”对神的回应。 正是在如此认知和体现利他情操的时代，美国却也出现另一潮流：个人主义转向满足个人欲望的享乐主义。二战以后，美国迅速地繁荣，俨然跃登世界领导者地霸主地位。国家聚积了巨大财富，于是，国民在工作之余也寻求娱乐。如此取向催生了娱乐和体育这两项吸金的产业。而且，由于平等原则，人人盼望获得如此满足的机会：这就启动了全民同乐。这一转变导致在文化、经济和政治各个领域，均出现巨大冲击。 娱乐产业和体育产业，都是不能有累积的产业。虽然说一部电影佳作等于一部好的小说，可以永垂不朽，但实际上一百多年的好莱坞，真正称得上“名著”的电源作品，大概双手可以数得出来。运动场上一场球赛下来，等于一阵风飘过水面，当时会激起涟漪，在场会感到兴奋，后面没有累积，也不会成为人类试探体力的极限。在我自己看来，这两个行业在文化意义和社会意义上，正如罗马帝国从盛而衰的时候斗兽场和格斗场上的活动，乃是人群虚空的浪费。 中国俗语“富不过三代”，以家族继承而言，乃是必然的后果。今日美国则不然：巨大财产的继承者，竟然是有法人身份的信托基金，基金只会成长和累积，而不会发散。若干巨富的财产，由各自巨大的信托基金来管理运营，在美国财富总量中占有惊人的比例。如果不是有这种大型的财团法人作为投资的源头，一时之间，任何事业无论公、私，都很难有所成就。 一个信托基金实际上就是一个狩猎团队，也可以说是草原上的狼群。无数平民的小小积蓄，存入银行或者保险基金，但是最后都合并在许多庞大的基金之下，在市场上兴风作浪，各处并吞——昨天我正在并吞别人，没想到今天自己已经被并吞了。不仅同业之间彼此竞争，胜负由财力决定；各个行业之间，也常常有不同程度的利害冲突。 每次大选就是钱与钱之间的肉搏，不但每一个候选人都要找财团支持——民主、共和两党本来就因为各自自由和保守的趋向，有一些利益相符合的财团金主，此时更是白刃相见，争夺其他财团的支持，而以未来施政的政策作为交换。 资本主义本身是图利为主，因此，金钱污染美国文化，成为难以避免的困扰。从美国立国以来，金钱决定社会地位，金钱决定教育修养，金钱也决定政治权利何所归属。这就是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特色。 新教伦理延伸而来的个人主义，应该是美国价值观的主体；以资本主义为基础而凝聚成的“好利”的价值趋向，则是其实践。美国的工业化和都市化这两大浪潮，冲散了原本聚合个人的社区与社群。科学知识的普遍和文化的多元，卷去了教会的约束，也削弱了人们对信仰的依靠。 凡事都有正负两面，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抉择，也可以不拘一格，因应时代而修正改变。美国一般人的群体性格就是如此，充满动力，同时也冲动、浅薄。美国的文化遂表现为实用，是以科技成就多于理论玄想，重视法律、政见而忽略历史、哲学。这是一个科技挂帅，但在教育、修己方面有待补强的年轻文化。目前它刚达盛年，可以重实用而轻理想、重开展而轻持守、重今天而无视过去。然而，一旦面临衰老时，将何以自处？此乃美国人应该早日反省的课题。 第十二章 美国时代潮流的变化（上） 美国历史的早期，在文学上主要呈现于散文和诗歌。那时候，一般人并没有经常阅读的习惯；他们的心灵活动，主要在于阅读《圣经》和聆听牧师讲道，读小说或短篇故事较少。当时美国的艺术和音乐，也都取自欧洲的国家。整体言之，美国还没有发展出自己的文化特色。 在19世纪中叶，美国出现了短片故事和类似小说的长篇叙事。有一部分是反映开拓者的生活：他们在开拓的过程中与印第安人接触，有时和好有时对抗。有关印第安人生活的叙述，以及白人与印第安人之间的恩仇，都成为西方开拓故事的泉源。 美国文化从移民到达之时开始，就充满着实利主义与清教徒气氛。酒类的禁酿和禁售，是这一时期清教主义的象征。 奉劝读者诸君：如果有任何机会到了新地方，务必张开眼睛，仔细看看周围环境和各种人的行为，你会看见许多书上读不到的事物。这也就是我在离开台湾前，以为老朋友吴克先生告诉我的：“你要去读‘美国人和美国社会’这本大书。” 回忆过去半个实际多的变化，我在芝加哥车站上看见的景象，以及进入南方参加打破族群隔离的活动（白人和华人可以坐在黑人的车厢，劝说他们去坐在白人车厢）所见的种种南方生活现象，和今天全美国在女权方面的变化，有不同的主题，有不同的成就：两者相比，为之感慨不已。 第十三章 美国时代潮流的变化（下） 二战前后，美国历史进入现代阶段。因此，这一时代的社会与文化，作为下篇在本章加以阐述。 在工业化资本主义极度发达的美国，工人就等于是机器的延伸而已：在资本家眼中，这都是另一个方式的劳力。资方以其财力优势剥削劳工。 战后从海外归来的两代美国年轻人，与各地不同民族接触，他们警觉即使欧洲大部分是信仰基督教，可是至少有三四个大的教派——东正教、天主教以及新教之中的两种主流，即马丁·路德的一派和加尔文的一派。他们也发现，欧洲的农业和美国实在不一样，欧洲农村即使也有和美国一样现代化的农业，然而生活习惯却大量地保留小农经营的色彩。欧洲不同的城市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习以为常的习俗和生活方式。凡此异国情调，刺激着美国年轻人认真思考人生的意义。 更大的冲击是来自东方，他们发现佛教和印度系统的玄学如此神秘，可是又如此发自内心地令人感到亲切。中国的儒家文化孕育的百姓，举动行为既不是个人主义，也不是集体主义，却是乡党邻里与亲戚朋友编织为庞大的人际网络，联系个人、笼罩社会。这些见过世面的归国青年，经过不同文化地区的经验，开始理解美国的“常态”其实乃是“独特”的情况，未必出现于别的地方。每个地区的人类，都有自以为是的想法和做法：美国自己的想法，未必是“普世”“必然”。 经历了战争的美国人也会理解，国与国之间，主义与主义之间，各自肯定自己一方的理想——但是谁能真正验证自己坚持的主张？一切优越性，是否终于不过是相对的？ 在这存在主义的浪潮之下，出现了两批人：一批是所谓的“垮掉的一代”，另外一批是“嬉皮士”。前者出现较早，主要参与者应是学者、作家等一群比较专业的知识分子。后者出现较晚，即受前者的影响，也反映战争经验的刺激，他们大多是青年尤其是大学生，主要特点表现于行为，而非文学创作方面。 传统美国社会中产阶层分裂了：一部分成为新贵，一部分则沦于被挤压的下层。今天，这两个阶层之间几乎没有共通语言，也没有什么接触。美国的确已经裂解，成为贫富隔绝的国家了。特朗普就任后，美国竟然如同进入两个阶级处处对立的局面。 现在，已有人看到重组美国的方案：今年美国国庆前后，《纽约时报》和《大西洋杂志》分别报道，两个地方社区分别出现地方人士，也就是一些普通市民站出来协力合作，推动重组社群，挽救经济颓势。这两处社区一处是宾夕法尼亚州东部小城兰开斯特（Lancaster），另一处是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的长滩（Long Beach）。 凡此，都可看到美国社会重组新阶段共同体的努力。由此可见，美国仍然拥有强劲的潜在能量，可以峰回路转，不断更新——这才是一个自由社会的真正价值。 第十四章 未成的帝国和败坏的资本主义 美国的生存环境得天独厚，不必担心外患，可以逐步扩展来控制新大陆，进而介入旧大陆的斗争，终于取得了世界霸权的位置。美国向外扩充并不是建国时的构想，反之，华盛顿总统在离任的时候曾经留下对于后人的嘱咐。这份文件之中的主要部分，就是告诫后来的美国人不要介入旧大陆的事务：旧大陆各国之间的恩恩怨怨和复杂额国际关系都与美国无关，让我们好好地在这个新的土地上，发展自己的国家，实现自己的理想。 美国是资本主义的帝国，商业利益的重要性高于一切其他部分。在美国势力所及的范围，“老大哥”并不容许“小弟兄们”挑战其权威。日本在20世纪后半段的情形颇可显示美国的如此作风。 面对皮凯蒂陈述的现象，美国社会的中产人士的却是愿意参与讨论和推行的主力。这些人士，尤以学术界、管理、科技、各项专业和公众媒体的从业者为骨干。他们的立场，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三类。 一类是保守分子，主张人生就是公开竞争，由此决定每个人一己的命运。 另一部分人则是传统的自由主义者，觉得人应该负有人道责任，对别人的困难同情而伸与援手。 第三类则是现在的自由主义者，他们不在相信命运，认为人的智力、体力不同，可是不应该剥夺弱者生存的机会。 我认为，对于美国政治的匡正之道，首先在于纠正个人主义的偏颇：人之为人，在“人”有提升心灵性情的可能，“人”也有合作乐群之需求。循此二端，“个人”不在自私，也无复孤独。 第十五章 未来的世界与中国 今天，我们也看见世界走向全球化，但是，“群众”拥护的僭主，却将美国启动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当作灾害，宁可向全世界挑战，以保持美国优越的地位。这一种现象，也正是希腊历史上柏拉图所指出的、几乎难以避免的困扰：在五种政治制度之中，群众专政是最没有理性的一项。这一个现象，也正是美国开国元首之一麦迪逊在起草美国宪法时非常担忧的情况，而今天“僭主政治”居然出现了。 “僭主政治”之外，我们也看见这几十年来，财富越来越集中，占总人口中0.1%以下的富人，却掌握了美国一半以上的财富。 中国正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世界，由此警惕，或能避凶趋吉，走出一条顺利通畅的路径。 第一点，美国都市化现象导致社会的解体、个人粒子化以及社区之间的分裂和对立。最可怕的是在水泥丛林之中，每个人都是迷失的个人，孤独而迷茫。 第二点，在中国的文化体系之内，人有生存的价值，每个人都应该有生存的机会。自己希望能够存活，就不要剥夺其他人存活的权利。 第三点也是有关政体的问题。若干人民生活必需的公用事业，例如交通、能源及补助收入不足者的共有住宅建设，应当收为公有，由国家以各个层次的公权力，组织管理这些与民生有关的各种事业。 第四点，中国人的人身自由，应该有宪法的保障。只是，管理国家应当是相当专业的工作。 第五点，政治是处理大众意志和处理大众委托事务的制度。 第六点，美国的制度是总统制，而且有一定的任期，一个适任的总统，做了八年也够累了；如果总统不适任，只忍耐一年于国于民也非常痛苦。 凡此一轮，乃是野叟献曝，以备将来参考。我年已八八，侨居海外，故国种种，我已经没有发言的资格。只是赛马依风，越鸟栖南，总盼望中国一天一天更好，也希望这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大民族，能在世界上采取列国体制之长处，创立一个最好的综合体制，为亿万百姓求福祉，为天下万世开太平：建设一个大同世界的楷模——愿以“过客”个人管见，结束六十年的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