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

[新加坡] 李光耀 著，《李光耀观天下》 中国：一个强大的中央 一个强大的中央 五千年来，中国人一直认为，只要中央政权是强大的，这个国家就安全。如果中央虚弱了，国家就会紊乱。一个强大的中央会带来一个和平繁荣的中国。每个中国人都这样认为， 这是他们从根深蒂固的历史教训中吸取的基本原则。在短期内，人们不可能背离这一原则。这种心态比共产主义的历史要长，已存在数个世纪，甚至数千年了。 从“乌坎事件”可以得出两点结论：一是共产党能保持它的掌控地位，在党的支持下恢复秩序。二是共产党可以运用软硬两手控制局势。在态势还没有升级前，它可以派非常强大的国家安全机器制止动乱，将问题控制在萌芽状态。另一方面它支持村民反对腐败的地方官。那种认为共产党彻底腐败的想法是过于简单了。事实上，在整个抗议过程中，乌坎村民一直小心地在横幅上表明，他们支持共产党，反对腐败的地方官。 中共能控制腐败吗？党的最高领导人可以试图保持清廉。但他们无法控制地方上的腐败。腐败不会使这个制度垮台，但会阻碍它有效地运转。关系能决定升职或任命，还可以影响政策的执行，也使这个国家不可能得到最理想的发展。 问：中国的经济一直发展非常快，但在政治方面的变化却比较缓慢。 答：我认为，你必须从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中寻找答案。在中国历史上，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意味着一个和平的国家。一个软弱的中央意味着紊乱。在军阀时期就是这样。每个人都可以各行其是。因此，你不太可能看到他们会背离这个原则。 问：他们对新加坡政治制度的哪些方面感兴趣？ 答：他们对我们的基层经常出席接见选民活动、居民委员会、人民协会等感兴趣。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了解基层的情况，并着手解决存在的问题。我想他们已下令实施了，至于能否真正实行，那是另一回事了。但他们已下令与基层保持接触，关照他们。但是，当你与开发商勾结，迫使农民放弃农田供开发用途，也不给他们合理的补偿时，又怎么能同我们的制度相提并论呢。 韬光养晦：不露锋芒，保持谦逊 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心胸宽广的人，用中国的话说是“大气”，与之相反的是“小气”，他绝不是胸襟狭隘。他考虑问题很有深度，不愿炫耀才华。他没有江泽民那样随和，也不像胡锦涛那样拘谨。他显得很庄重，这是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再考虑到他曾受过困苦磨难，1969年他作为一个年轻人被发配到陕西省的农村生活。他从不抱怨或发牢骚，努力工作，慢慢地证明自己。因此我将他列为纳尔逊•曼德拉一级的人物。 中国的官员越来越多地接触西方的教育，了解世界，并能说写流利的英语英文。从严格的字面意义上说，他们已不再是共产党人了，而是实用主义者，决心要塑造一个富裕发达、拥有先进技术的国家。 前四位最高领导人都留下了各自独特的印记。毛泽东留下的是不断革命，邓小平是改革开放，江泽民是巩固发展，胡锦涛是和谐社会，特别是减少贫富差距。习将留下什么遗产呢？ 邓使中国进入了一个不同的轨道，他的功绩值得称颂。在他提出开放时，许多老一代领导人表示反对。但他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他不管这些人怎么说，坚持并实现了自己的主张。没有他，不可能发生这么大的转折，因为唯有他经历过长征，在资历上超过所有怀疑者。他虽然身材矮小，却是一位伟大的领导人。毋庸置疑，他是我所见过的印象最深的国际领导人。 现在很难预言习近平在掌政的10年中，会采取什么样的政策，会留下什么样的遗产。中国领导人在上台前绝不会宣布他今后的计划，他们情愿保持低调。中国正处在面临许多国内挑战的关键阶段，他希望集中精力处理这些问题。此外，许多方面还取决于他突然遇到的外部突发事件。当你面临未预料到的严峻问题时，再好的计划也会失败。然而，我相信他会沉着应对，不会惊慌失措。他是有影响力的，我相信他会得到党的支持。他的军方背景也有利于他对军队发挥影响力。 中国人知道，在这个地区他们是老大，随着其国力增强，中国可以期待邻国能更加尊重他们的利益。美国人在亚太地区保持显著的力量，以平衡中国，这符合包括东盟各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的利益，如果没有美国的制衡，亚洲小国就没有回旋的余地。当你有两棵树，而不是一棵树时，你可以选择在任何一棵树下遮阳。对美国来说，留在太平洋也是重要的，因为如果美国在这里失去了优势，在世界其他地区的优势也会失去。 在20年至30年内，双方的力量最终会对等，实现平衡。第一次平衡，中国将把美国人赶出12海里的界限，第二次平衡将把他们赶出中国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一旦他们能做到这样，他们就成为这个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了。 美中两国间会出现的最大危机是在台湾问题上。但是我认为，美国不会为了维护台湾的“独立”与中国交战，这得不偿失。你可以交战并赢得第一回合，但美国人是否准备打仗、打仗、再打仗？ 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是否最终准备付出中国愿意付出的代价？请记住，没有一位中国领导人，如果台湾在他执政期间失去，会继续掌权。因此，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课题。即使中国在第一轮打输了，也会返回来打第二轮、第三轮、第四轮，不断地打，直至胜利，这对美国来说不值得。台湾方面即使现在还不明 白，以后也会明白的。 我认为，这并不会使他感到得意洋洋，而到处耀武扬威。他是一个能缜密思考的人，懂得这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因此我对他的印象是，他将继续邓小平的不露锋芒、保持谦逊的原则，即韬光养晦。 （这种民调）是毫无意义的。如果你是一名台湾人，你是希望“独立”，还是保持现状，或者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台湾的未来能按你的想法确定吗？南部的台湾人绝对不希望与中国融合，他们将始终是这样。但是他们的 观点能得到大家的赞同吗？台湾的前途不是根据台湾人民的意愿确定的，而是由台湾与大陆力量对比的现实，以及美国是否打算进行干预来确定的。这不是以民意调查来决定的，如通过了就要实现统一，大多数反对就否决。 中国不愿意让朝鲜被韩国呑并，这将会使韩国和美国的军队逼近鸭绿江。中国认为，这不符合他们的国家利益，他们将尽力维持现状。 我们发现，美国人多少还比较仁慈，他们不会逼迫你。他们确实希望大家都成为民主国家，但他们绝对不会迫使你接受。中国人不在乎你实行民主还是专制，他们只是希望你顺应他们的要求。这是完全不同的方式。他们不相信自己的政府模式能给你带来福音，让你接受。他们是从不同的角度考虑他们所能发挥的作用。 新中国：人民、社会、经济 中国面临更为迫切的问题是如何处理那些低效的国有企业。在这方面，中国面对的是个人激励这个根本问题。 问：由于非常迅速的经济转型，您认为中国正在出现什么问题？ 答：我从两个方面看到了他们的脆弱。一是没有治理制度，个人不服从领导人。二是他们没有法治，是掌权的人在统治。因此每当领导人更换，就意味着高级领导人员的若干个层面或层级将发生变化。这是造成不安定的因素 我的意思是民主的基本原则和真正的考验是：你能否通过选举改换政府？仅此而已。他们曾研究我们是如何保持执政地位的，我们是赢了选票。当我们失去部分选票，我们不得不为下一轮做准备。我们也许会失去更多的席位，或者 稳住席位，或者收复了那些席位。换句话说，你可以通过选票改换政府。哈罗德*拉斯基曾对这个问题做过一个经典的总结：你可以通过认可或者暴力进行革命。我认为他们不会通过选票进行革命，也不会靠选票解决问题。 美国：陷入困境但优势仍在 一个例子是，越南是最不乐于看见中国势力不断扩张的国家之一。邓小平为教训越南武装入侵柬埔寨，于1979年派兵攻打了越南北部。他在摧毁了几个城镇和村庄后撤兵，目的只为了对越南发出一个严厉的警告：“我可以直捣河内，将你占领。”越南人是不会忘记这个教训的。越南政府可能已在商讨的策略，是如何开始同美国建立长期的安全关系。 最终的较量 美国的成功在于它活力十足的经济，而这活力的来源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能力，不仅能以更少资源去实现同等的产出，还能不断创新，创造出很快被世界认为有用、可取的全新商品和服务。苹果手机、苹果平板电脑、微软、互联网——这些都是在美国而非其他地方创造的。与美国相比，中国有才华的人更多，可是他们为什么就没能有类似的发明？显然的，他们缺乏美国人所拥有的火花。而这点火花，意味着美国人能够不时想出可改变游戏规则的新发明，使这个国家又走在前沿。 美国是一个会吸引并留住人才的社会。它已经吸收了亚洲最优秀的人才。看看美国的银行和大学里的印度人数量，例如花旗银行的前首席执行官潘伟迪（Vikram Pandit)。一些新加坡人到美国深造后也选择留在那里。这就是为什么我更倾向于把奖学金得主送到英国留学，因为我肯定他们会回来。在英国，你不会想要留下，因为那里不欢迎你，而且那里的经济较没活力，就业机会较少。 美国竞争力的另一来源，是有许多遍布全国各地并相互竞争的卓越中心。东岸有波士顿、纽约、华盛顿；西岸有伯克利、旧金山；中部有芝加哥和得克萨斯。这些中心十分多元化并会互相挑战，不会墨守成规。德州人发现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后，身为德州人的前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就试图在休斯敦建立一个可挑战波士顿或纽约的中心。 每个中心都认为本身能媲美其他中心，它所需要的是资金和人才，而这些都是可以募集的。没有人会认为必须惟华盛顿或纽约马首是瞻。如果你有钱，就可以建立另一个中心。正因为如此，美国社会有一定的多元性，其竞争精神可以不断产生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新思路和新产品。中国采取的当然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套方式。中国人相信的是当中央强大时，中国就会繁荣。这里有一种必须合乎习惯的态度，要求每个人都遵从于一个单一中心，要求人们不可标新立异。在这方面，就连英国和法国也无法比拟美国。在法国，所有的聪明人都进了精英学府。在英国则是牛津与剑桥。这些国家相对小、密集，因此更为相同。 债务问题 美国教育的可能失败之处，正体现在这一群学生之中，它忽视了基础教育和技术教育。在一些公立学校，为数不多的政府拨款在金融危机期间进一步削减，至今仍未恢复。有人认为财政吃紧，意味着拨款可能永远无法完全恢复。 撇开空话不谈，美国人从根本上相信明天会更好。这说明他们为何会倾向于消费，借贷，再消费。中国人和日本人却总是认为随时可能发生地震或其他灾难，所以觉得有必要储蓄以未雨绸缪。我很佩服美国社会的乐观主义：他们乐于尝试的生活态度；认为只要有了相关资源，每一个问题都可以解决；以及什么东西都可以分解、分析和重新定义。但是我可能不会想永久居住在美国。如果我是个难民，如流亡加利福尼亚州的前南越总理阮高祺，我大概会选择去英国，那里的社会压力会小些。 我所认知的美国 在这方面，中国的外交政策方针更为明智。他们不认为改变别人的制度关他们的事。制度怎么样，他们就怎么样去应对，并尽量从中获取好处，而不把自己套牢。美国人的问题是，他们带着相信自己有能力改变制度的想法介入，结果是一次又一次证明他们错了，他们没有改变世界。他们可能可以改变斐济、瓦努阿图这些新兴且文明未深的社会，并且可以通过如基督教来征服它们。但是他们可以改变中国或印度吗？它们可是本身有古老传统的国家 问：罗纳德•里根呢？您过去对他相当推崇。 答：里根，对，我很尊敬他。他没有优秀的头脑，但处事合乎情理。他总是安排能人在身边，进而制定了良好的政策。他懂得如何挑选能人，让他们为他工作。 欧洲：衰退与分歧 欧元的根本问题是，如果财政尚未整合，就不可能实行货币一体化，尤其是当一个地区同时有德国与希腊这—种消费和节俭习惯如此迥异的国家。这样的不协调最终将破坏整个制度。因此，欧元注定会困难重重，灭亡早已存于其基因。 在美国，一种货币可以在50个州使用，是因为它有一个联邦储备局和一个财政部长。一个州一旦出现经济困难，中央可以通过对该州人民的社会支出以及展开政府项目，对它实行慷慨的财政转移。 当一群杂牌军尝试听命于同一个鼓手时，结果是什么？ 这就是欧元区面临的情况：有些国家迅速发展，其他国家挣扎跟上。在经济上掉队的国家，即使政府税收减少，在选举压力下还是被迫保持甚至增加公共开支。 比较可能却不太理想的结局是欧元区解体，让各国回归本身的货币。对所有相关者来说，这将是痛苦和混乱的。假设你是个希腊人或葡萄牙人或西班牙人，而你以欧元借钱，现在你必须以欧元偿还贷款，但以什么汇率偿还呢？加盟前的旧利率？还是一些任意设定的新汇率？解体过程将是混乱而且代价高昂的。在解体之前，银行很可能面对挤兑的风险，谣言驱使一般民众由于担心积蓄在一夜之间可能被强制换成一种新的货币，而且币值可能大大不如欧元，进而促使他们涌向银行以欧元提取存款。 欧洲人如果想避免持续懒散，并恢复曾经闻名一时的活力和勤奋，就必须展开大刀阔斧并伴有痛苦的改革，简化其复杂的福利制度，放宽公司雇用和解雇员工的法规。 福利社会最坏的影响，不在于其僵化或难以为继的本质，而是它削弱人们努力奋斗的动力。如果社会保障体系设计成不管一个人努力工作还是悠闲过活都能得到同样的好处，那他为什么还要努力？他根本没有向前走的推动力。 欧洲人不如美国人那样欢迎移民，他们尚未成功地融合原有的移民。美国基本上是一个移民社会，所以更容易接受新来者；其清教徒先辈移民其实不过是约400年前才抵达的。许多移民攀上了美国社会顶层，如台湾出生的企业家、互联网公司雅虎的联合创办人杨致远。欧洲则是由古老成熟的国家组成，对自身的文学、文化和悠久历史深感自豪。 可惜，所有的迹象都指向欧洲不可能完全融合。欧洲国家迄今未能成功让单一货币行得通，要进一步发展到单一外交政策或单一军队的可能性更小。欧洲国家有各自可追溯到好多个世纪前的历史，每个国家对自身的传统深感自豪。尤有甚者，它们都想保留本身的语言，因为语言背后有着荣耀和文学。美国决定重新开始，而创建了新文学，但欧洲却无法这样做。尽管英语在其他国家已是第二语言，欧洲大陆国家永远也不会接受它作为唯一的工作语言。 如果英国留给我的新加坡是如法国或比利时那样的状况，我不确定我有能力将新加坡建设成今天的样子。英国人离开时不失风度，末任总督顾德将总统府主楼完好无缺地移交出来，一切都井然有序。他拉着我，为我一一介绍管家之后才离开。之后，他去了北婆罗洲一会儿，然后退休了。对于英国的制度及其有风度的离开，我们应该心怀感激。 问：欧洲移民不融入社会的问题之一是国内滋生恐怖主义。我们看到了这方面的一些例子…… 答：不，这跟融合没有关系。他们就是恐怖分子。即使融入了，他们还是会成为恐怖分子，因为他们是通过互联网自我激进化的。 日本：走向平庸 日本眼前最严峻的挑战是人口问题。它的人口正在迅速老龄化，生育率也达不到人口替代水平。其他如经济停滞不前及政治领导班底虚弱等问题，相比之下是小巫见大巫。日本若不解决人口问题，前景将非常黯淡。 新加坡也面对低生育率问题，情况和日本的没什么不同。但这其中有一个关键的差别：新加坡引进移民，稍微减缓了这个问题，而日本却对接纳外国移民极为抗拒。由于保持种族纯洁性的观念是那么根深蒂固，日本人从未尝试公开讨论其他选择。无论是对日本公众还是政治精英而言，一个多元种族的日本都是无法想象的。 问：您曾经说过，当日本人到了绝境的时候，作为一个民族，就会有所反应。基于文化的影响，他们会奋起反击。您为何就不认为他们能克服人口问题？ 答：你说的是他们对抗外人时的情况。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是在和自己人对抗。他们的女性和男性都得改变态度，才能提高生育率。但日本女性的生活方式已经改变，不再甘心只当父母、公公婆婆、丈夫和孩子的侍奉者。她们已群起反抗。 问：那么，日本人会紧握美国人的友谊之手？ 答：这是他们最好的选择。但与此同时，他们仍会到中国投资，和中国人交朋友，从中获得一些商机。 问：您认为20年后的日美同盟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

[中国] 大象公会 编著，《一本有趣又有料的科学书》 每个国家的国旗上面的图案都具有特别的意义，而绝大多数的欧洲国家都采用三种颜色的旗帜作为自己国家的国旗，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从总体来看，欧洲国家的三色旗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三种颜色水平排列的和三种颜色竖直排列的，两类三色旗有着不同的起源。 把条纹水平排列的国旗多是“纹章传统色旗”，国旗的颜色通常取自王室徽章的颜色。纹章标记颜色放在上方，盾的颜色放在下方。这一类旗帜在中欧尤其常见，奥地利、德国、匈牙利、卢森堡、摩纳哥、波兰、圣马力诺、西班牙、乌克兰的国旗都来源于此。 把条纹竖直排列的国旗则带有明确的革命含义，它们诞生在法国大革命以后。法国国旗是最典型、影响也最大的三色国旗，蓝白红三色被称作“法兰西色”，象征“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但这三种颜色最初结合的时候与这种象征含义无关。 革命意义的国旗喜欢带上象征，传统的水平排列旗难免也跟风“与时俱进”。比如德国国旗，黑红金三色最初取自神圣罗马帝国徽章颜色，后来固定为德意志民族的传统色，今天则解释为：黑色代表勤勉与力量，红色象征国民热情，金色代表重视荣誉。 iPad 或者其他电子设备的显示器的确能造成视觉疲劳乃至诱发近视，但是这些负面效应同等地出现在纸张等传统媒体上，用纸张取代显示器没有可取的实践意义。只有避免长时间视物过近，经常参加户外活动，才是保护视力的真正方法。 在我们年少时，有许多个“第一次”：第一次学走路，第一次挨打，第一次见到小狗，第一次考试，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恋爱……每天还要学习新知识。随着年纪的增长，对这个世界更加熟悉，一个事件成为新异刺激的门槛越来越高，于是，日常生活中能激发我们新鲜感的东西变少了。 另外，步入职场后，大部分人从事的工作在或多或少地投入时间后，都会变得以重复劳动为主。因此，我们会觉得新异刺激频繁出现的童年时期过得很慢，而缺乏刺激的成年生活则相对过得很快。 麦克林托克将这一研究成果发表在《自然》杂志上，并指出影响女性生理周期的物质是信息素。自此以后，女性生理同步的现象就被科学家们称为“麦克林托克效应”。 截至2013年，因为众多实验都无法验证“麦克林托克效应”，一篇科学评论性文章总结称，所谓月经同步不过是一个错误说法。至此，可以认为科学界主流已经否认了“月经周期趋同”的存在。 持续进食者通常能够获得充足而稳定的食物来源，即便雨旱交替的东非大草原，草食动物们也能追逐水草以保证食物供应，所以为了抵御掠食者，以极高的速度长大，在体形上压倒对方就成了一种非常可行的方案。而且个头越大越好，不但要超过所有的潜在掠食者，还要超过自己的同类，争夺交配的优先权，这就形成了非常强烈的选择压力。 突击掠食者则不然，它们没有必要对抗最大的猎物，量力而行即可。而且更大的体形意味着更大的食物需求和更大的运动负担，令捕猎收获的能量难以弥补消耗的能量，也就不得不选择更大的猎物，面对更大的狩猎风险，所以单纯的大体形对掠食者的进化优势非常有限，反而可能成为劣势。 经过不断的制冷循环，室内的温度越来越低，湿度也随之降低。干燥的室内环境和鼻腔，将使鼻病毒更容易扩散并接触上呼吸道黏膜；而使用空调需要关闭门窗，也让病毒更长时间滞留于室内，这都增加了人们在夏季接触鼻病毒的机会，尤其是在多人共用的办公室或起居室，危害更加明显。 比起感冒，更大的威胁是空调内部的各种细菌。空调滤网和散热器湿润密闭的环境能保持许多细菌的活性，使它们安全休眠甚至生长繁殖。大量细菌经过送风系统扩散到整个室内后，人们感染呼吸道疾病甚至过敏的机会自然大大增加。 那么，现代汉语中正儿八经的“黄色”是如何变成色情、淫秽的代名词的呢？中国人民大学的黄兴涛、陈鹏在其发表在2010 年第 6 期《历史研究》上的《近代中国“黄色”词义变异考析》一文中做出了详细的论述。简而言之，这是来自美国的“黄色新闻”在近代中国历史语境中流传、变异的结果。 1928年7月16日，上海的灯泡制造商亚浦耳公司向上海社会局公用局呈文，建议规定220V和50Hz分别作为中国标准电压和标准频率。 母鸡也不例外，它们在产卵期选择固定地点每一两天进去下一个蛋，下满10个左右的时候就认为数量足够，停止产卵和进食，坐在上面连续抱窝。为了保持均匀的湿度和温度还会时不时地翻动鸡蛋，直到3个星期以后雏鸡孵化。所以母鸡的特别之处不在于每天下蛋，而在于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每天下蛋。这是为什么呢？ 鸡是否开始抱窝主要由鸡蛋数量的视觉信号来调控，但在家养环境下，鸡蛋一旦产下就会被取走，母鸡迟迟得不到“一窝蛋”的视觉刺激，就会日复一日地继续产卵了。加上人类在漫长的驯化中不断选育产蛋效率高的品种，并且用高营养饲料和人工灯光延长鸡的产卵期，蛋鸡往往能以每月28颗的效率全年下蛋300颗以上。 火箭发射时使用倒计时，真正的作用在于确认火箭发射的时间零点。如果把从火箭固定上发射架到任务完成的整个任务过程，以时间轴为数轴的话，那么发射的时刻就可以作为数轴的零点，或被命名为 T0。T0 时刻对于轨道计算十分重要，当火箭发射时，T0 时刻就会自动传输到所有的测控站。 在规划完成后，负责火箭发射的所有部门就从 T0 倒推各项工序和部件的完结时间，并按各部门各自的归结时间继续前推。随后，火箭发射的各个部门在完成其任务时从数月、数周、数天开始不断归结，到发射前的数小时、一小时、半小时、一刻钟、五分钟、一分钟……直至指令员宣读 T0 之前的最后十个数，将全体工作人员的任务归结以最极端、最为具象的方式表现出来，这才是火箭发射倒计时的最完整体现。

[中国] 黄奇帆 著，《分析与思考》（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35149551/） 降杠杆与风险化解 一 关于宏观经济领域去杠杆 说到去杠杆，大家一般想到的是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还有降成本、补短板。“三去一降一补”，讲到的都是实体经济的东西。实际上去杠杆的重点在于宏观经济去杠杆，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目前的国民经济中的宏观经济杠杆率比较高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四个指标与世界各个国家相比，我们显得比较高或者说特别高。 二 关于加强金融产品创新中的风险防范问题 金融的本质就是三句话：（1）为有钱人理财，为缺钱人融资；（2）金融企业的核心要义就在于信用、杠杆、风险三个环节，要把握好三个环节的度；（3）一切金融活动的目的是为实体经济服务。 习近平总书记批评金融系统这段时间乱象横生，这个乱象主要发生在哪呢？主要发生在资管业务上、表外业务上、小银行的金融机构上，发生在这三类业务的金融产品创新上。 我们可以看到2016年初，宝能买万科股份的钱里面最底层的原始资产有70亿元万能险，这是它自己公告的，这70亿元去买每股十几块的万科股票，只能买几亿股，所以它嫌杠杆不够。它就把这70亿元放到两个基金里，跟两个私募基金合作，这就通过几个通道形成嵌套，以基金投资的名义，把这70亿元放银行，存一贷二，银行放贷200多亿元给他们，银行的200多亿元加上万能险的70亿元就280亿元了，280亿元买万科的股票，平均价格每股十六七块，买了十七八亿股，占18%，已经变成第一大股东，然后通过股权抵押融资融券变成450多亿元，占万科2000多亿元的近25%，就进一步跟万科提出董事会改组。这是第一个故事，情况就是这样。 这件事在法理上违反了几个法规。一是保险公司万能险占比70%以上是有问题的；二是多通道叠加嵌套形成高杠杆融资是穿透式违规行为；三是短期资金可以购买股票理财，但将万能险作为股权资本购买长期法人股权违反了国际资本市场规则。总之，这个案例从更深层提醒我们要加强监管，特别是跨领域的综合性监管；要加强法制建设，特别是对金融产品创新中的负面清单、法律制度的建设要加快、加大、加强。逻辑上讲，这件事把刚才说的六个要素，高息揽储、刚兑、资金池、错配、多通道叠加、多抽屉协议嵌套，六种杠杆工具统统都用上了，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跨领域、穿透式、高杠杆的投融资不规范的案例。 重庆要求的上面这五条约定他们都是遵守的，重庆的金融系统、政务系统没有任何违规，而重庆这五条都是符合中国银监会要求的。问题出在ABS发行上，蚂蚁金服把30多亿元资本金通过2.3倍的拆解融资形成了90多亿元网上小额贷款，又利用中国证监会一个金融工具ABS，一个贷款余额拿到证券市场交易所发ABS债券，90亿元进去可以发90亿元，那90亿元拿来以后又变成贷款，出去以后再发一次，这样循环了多少次呢？循环了40次。这就造成了30多亿元资本金发放3600多亿元网上小贷，形成了上百倍的高杠杆。这件事如果因其高杠杆“一刀切”停摆了，对于企业发展是严重冲击，而且证交所并没有设定ABS循环的次数，企业也没违规。事实上，常规的非网上的金融机构的贷款资产中ABS资金循环一次往往要半年到一年，一般循环三四次，底层的首次贷款已经两年时间，早就收回了。而网络贷款周转效率高，一笔债券融资，一到两周就循环了，这是老革命遇上新问题，传统ABS规则不适应网贷业务的问题。 一是网络贷款的ABS不应无限循环，可以约定转四次左右。二是贷款资本金通过银贷放大2.3倍不变，与ABS环节叠加杠杆比控制在10倍左右，30亿元资本金也就能放300多亿元贷款。三是蚂蚁金服在重庆的贷款公司资本金分三年从30多亿元增加到300亿元。 最后总结几句话。第一，全部金融的要义就是信用、杠杆、风险，不管宏观和微观都要管控风险，用足信用，合理杠杆。第二，要宏观上去杠杆和微观上去杠杆双管齐下。微观上去杠杆主要是在监管方面下功夫，主要是监管金融产品创新的风险杠杆管理，主要是把六种工具黏结剂和十八种常规金融牌照组合的时候，审查它们的杠杆率和各方面的问题。但是绝不阻止和取消金融产品创新，因为它本质上是要求在合理信用基础上把杠杆用足，然后创造新的产品方法灵活为实体经济服务，做得好是实体经济的助推剂；但做得不好就是鸡飞蛋打，需要我们引以为戒。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与实务 “三去一降一补”是当前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切入点和关键点，从长远来看，要着力从生产端入手改善供给结构，围绕具有重大潜在红利的供给侧问题，推动一批聚财型、生财型、资源优化配置型的改革事项。 美国《拜杜法案》规定，凡是使用政府科技或企业资本投入产生的成果，其获得的收益“一分为三”：三分之一归学校或公司，三分之一归研发团队，三分之一归负责转化成果的中小创新企业。 这个跟我国的不同在哪？以前计划经济的时候，一切专利归国家和集体所有；党的十五大后，成果发明人可以获得25%—50%的专利权；最近两年，进一步放开，成果发明人享有的股权可以达到50%甚至75%。政策的着力点主要是针对研发人员。仅仅这样，还是不够的。要知道，能搞出“0—1”的不一定搞得出“1—100”，设计发明人与科普转化者、生产工艺转化者、生产制造组织者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体系。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给了发明人50%、75%的股权，最后好像没看到太多的千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出来，因为他们所有的成果没有变成现实生产力，还是0。 互联网金融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原则、特征、路径和风险防范 从理论上说，五大现代信息科技在安全问题上存在“三元悖论”，即安全、廉价、便捷三者不可能同时存在。 从国际经验看，一般性互联网平台公司绝不敢随意染指金融业务，美国的Facebook、亚马逊、雅虎等平台公司都很大，股价市值可以达到数千亿、上万亿美元，但它们再大都不敢轻易染指金融业务。这至少与四个因素有关：其一，成熟的商人懂得术业专攻，懂得长期坚守自己，不断创新自己才能使自己炉火纯青，获得足够的行业地位，才有可能获得超额利润；其二，一般性的互联网商品销售平台，其底层技术的安全等级无法满足金融要求，要满足金融业务要求，必须投入巨额成本，这往往得不偿失；其三，美国对金融公司有非常严格的监管要求，一般性互联网公司从事金融业务，一旦发生风险，公司根本承担不起动辄数十亿美元的巨额罚款；其四，鉴于所有业务点的风险都可能迅速转化为金融风险，而金融风险反过来又会拖垮所有非金融业务，所以成熟商人绝不愿去冒这么大的风险。 货币的“锚”及发行制度分析 值得说明的是，“二战”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即“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双挂钩”制度，其实质也是一种“金本位”制度，而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也正式标志着美元放弃了以黄金为本位的货币制度，随之采取的是“主权信用货币制”。 与美国以金融市场为主导的金融体系不同，中国的金融体系是银行主导的。 未来十年我国房地产业发展的结构性趋势及房产企业运行和地方政府管控方式的转变 我的判断是今后十几年，中国每年的房地产新房的交易量不仅不会继续增长翻番，还会每年小比例地有所萎缩，或者零增长，或者负增长。十几年以后，每年房地产的新房销售交易量可能下降到10亿平方米以内，大体上减少40%的总量。 这个建设量、生产量主要体现在三个热点地方。一个是中心城市。所谓中心城市，除了省会城市之外也包括一些同等级别的区域性中心城市。 第二个就是大都市圈。超级大城市辐射会形成城市圈，城市圈里的那些中小城市会成为房地产发展热。 第三个热点地区是城市群。城市群里的大中型城市往往也会是今后十几年房地产开发的热点。 今后十几年，房价趋于稳定，既不会大涨，也不会大跌，房价的平均增长率将低于等于GDP的增长率。全国城市新开发房屋的平均交易价格1998年是每平方米2000元，2018年全国平均上涨到了8800元，大账上说的是翻了两番。 在这件事上，李嘉诚让我印象很深。他1993年在浦东搞了一个别墅小区世纪雅园，因为是自有资金，所以2000年造好以后也不急着卖，先租10年，到2010年，世纪雅园的房子已经从2000年的每平方米1万元变成7万元，他就把租赁合同到期的房子全部收回，然后他又去每平方米花了一万多元装修一下，统统按照每平方米8万元卖掉，立马全部卖光。500套别墅他赚了许多钱。 答／学／生／问 我们转变发展方式，如果看到今后十几年，房产发展的趋势总量是逐步在收缩的，那么政府就不能再那么依赖于房地产搞发展，政府本身就要主动地转轨，在制造业里面找税收，在新兴服务业中找效益。通过这样一个转轨过程，如果到了十年以后，房地产只占整个中国贷款资源的四分之一了，政府的财政中房地产只占15%了，这个时候，可能整个中国经济会更加的欣欣向荣。 美国搞贸易摩擦的五个谬论、六个错误和我们的应对 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有过一番评论，大概意思是说：“当今世界有个奇特的怪圈，发展中国家辛辛苦苦给发达国家打工，好不容易收入了美元，又将这些美元低利息地、上万亿美元地借给发达国家，买了发达国家的国债，而发达国家又将这些低息外汇，投资到发展中国家，赚取10%以上的高额回报。”这个论断被经济学界称为斯蒂格利茨怪圈。 答／学／生／问 长远看，打打停停、停停打打，今后十年二十年，会经常发生，这个是崛起的老二和守成的老大之间必然发生的一种现象。我相信，中国因为是一个和平的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用最负责任的大家互惠互利的方式来走。相信未来是好的，因为什么力量也阻挡不了中国的崛起。 近十年美国政府债务演变格局和风险含义 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表面上恢复很快，但是结构不好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在新增GDP占比中制造业一路走低，金融与房地产占比一路走高，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贫困人口占比从十年前9%上升到20%。 附录 《邓小平在上海提出的金融观点》记录了1992年2月邓小平同志视察上海时的指示。当时邓小平同志“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的论断在我的脑海里深深地扎下了根，后来成为我学习金融知识、处理金融事务的思想指引和动力源泉。

[西班牙] 奥尔特加•加塞特 著，《大众的反叛》 群体在智力和理性上总是低于个人，但在感情及其激起的行动上却要表现得比个人更好或更差。它固然常常是犯罪群体，但也常常是英雄主义群体，能创造出历史奇迹。 动员群众的手段主要有三种：一是断言，二是重复，三是传染。做出简洁有力的断言，不理睬任何推理和证据，是让某种观念进入群众头脑最可靠的办法。而且要不断地、尽可能措辞不变地重复这些断言，并使其传染开去，这样就形成某些流行意见，或者说形成一种支配性的舆论。 “大众人”有两个特点：一是由自由权利和工业技术的发展调动起来的各种生命欲望（常常只是物欲）的急剧增长；二是，他们由于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来的，也就不知道维持这种发展以及平衡需要怎样的智慧。 速度是由空间和时间构成的，它并不比其构成要素更有意义，但它可以使时间和空间归于无效，一种荒谬只有通过另一种荒谬来克服。 但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大幅度实质性扩张，最终并不在于它那越来越宽广的维度，而在于它包容了越来越多的事物。每一种事物——我们在最宽泛的意义上使用“事物”（things）一词——都是我们可以渴求、想望、使用、取消、遭遇、享受或抵制的，所有这些概念都意味着生命的活力（vital activities）。 在知识领域，他们现在发现了更多的“思维方法”（paths of ideation）、更多的问题、更多的资料、更多的学科、更多的视角。 我们的生活作为诸种可能性的复合体，是恢宏繁盛的，它优越于人类有史以来的其他一切时代。但是，恰恰由于它的范围过于宽广，故而它覆盖并溢出了传统遗留给我们的一切渠道、原则、规范与理想。它较以前所有的时代蕴涵了更多的生活，因而也就更加疑窦重重。它无法从过去获得坐标和方向 (1) ，所以，不得不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今天支配着公共生活——不论是政治的，还是非政治的——的大众人，究竟是什么样子？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也就是说，他们是如何产生的呢？ 随着一个人对生活认识程度的加深，他会越来越领略到这一点：大多数的男人和女人，除了对强加在自己身上的外部压力做出本能式的反应之外，实在无法表现出更大的努力。所以，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很少能遇到几个能够自发而欢愉地做出努力的人，在芸芸众生中，他们犹如鹤立鸡群，卓尔不凡。这些少数人就是精英，唯有他们才称得上是贵族，也唯有他们的生活才是奋发有为的，而不是消极被动的；对他们来说，生活是一个持久的奋斗过程，是一种永无止境的磨炼。所谓磨炼就是苦行（Training=askesis），他们才是真正的苦行修道者。 我们还面临着智者与愚人的永恒划分：明智之士总是感到自己有沦为愚人的可能，所以他竭力逃避这种稍有疏忽就会降至的愚蠢，他的努力取决于他的智慧；而另一方面，愚顽之人则从不怀疑自己，他总是认为自己是最明智、最谨慎的人，所以他对自己的愚蠢安之若素、怡然自得。就像一些昆虫无法走出它们安居的洞穴一样，愚顽之人无法摆脱愚蠢，走出蒙昧状态，也没有什么办法迫使他们将其钝化的视觉与其他更为敏锐的视觉比照。 大众人一旦陷入了思维定式的泥淖之中就无力自拔，各种陈词滥调、先入之见、零敲碎打的思想、空洞无物的言辞，统统胡乱地堆积在他的大脑中；他还到处贩卖、兜售这些破烂，这种厚颜无耻的虚妄行径恐怕只能由他头脑简单、智力低下来解释。 它不在于平庸的人认为自己是不平凡的，是出类拔萃的；而在于平庸的人不但承认自己是平庸的，而且还宣称平庸是一种权利，并要求执行这种权利。 我们很容易被这样的想法所欺骗：生活在一个富足的世界中，远比生活在一个需要不断与匮乏做斗争的世界中更美好。这是一个幻觉，事实并非如此。 任何一种世袭贵族制都摆脱不了循环起落的永恒悲剧。也就是说，贵族的继承人将发现他所拥有的那些身份、地位以及生活条件，其中没有一样是他自己所创造或挣得的，因此，它们无法构成他个人生命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由继承得来的“贵族”名号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生活呢？是他自己的生活，还是另一个人，即他那高贵祖先的生活？两者都不是！他注定要扮演他人，因而也就既无法成为他人，也无法成为他自己。他的生活将不可避免地失去真实，转变为他人生活的一种纯粹象征或幻影。他被迫利用的那些庞大资源容不得他过自己的生活，把握自己的命运：他的生命在萎缩、衰退。一切的生活都意味着为实现自我而奋斗、努力。（All life is the struggle, the effort to be itself.） 一个人在实现自我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那些艰难困苦，恰恰唤醒并激发了他的活力与才能：倘若没有他的躯体承载在他的身上，他将寸步难行；倘若没有空气负压着他，他就会感到自己的身体仿佛悬浮在真空中，飘来荡去，游移不定，缺乏根基。同样的道理，对那些继承的“贵族”来说，他的整个存在、他的个性将由于缺乏实际的运用和必要的努力，而变得暧昧、模糊。其结果就造成了“我们古老贵族”所特有的愚蠢，这种愚蠢与众不同，严格说来，它内在的悲剧性机制至今尚未被描述，而正是这种悲剧性机制导致一切世袭贵族制都要走向无可挽回的没落。 只有当其可利用的资源与其所面临的难题达到一种平衡时，人类的生活才会形成与拓展；不仅在物质层面是这样，而且在精神层面也是如此。譬如，以人类物质生存中一个非常具体的方面为例：我们或许会想到人类最初得以繁衍生息的地方，恰恰就是我们这个星球上炎热季节与酷寒季节交替互补的地区。 实验科学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那些资质异常平庸，甚至连平庸都算不上的人所做的工作。换言之，现代科学——我们当代文明的根基与象征——为那些智力平庸的人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使他们能够在这里富有成效地工作。这种情况得以发生的原因在于机械化，机械化主导着新的科学和文明，并成为它的象征。然而，机械化却既是新科学和文明的最大福祉，同时也是新科学和文明的最大威胁。在物理学和生物学中，必定有相当数量的工作属于机械性的心智活动，这些工作几乎是任何人都可以完成的。由于无穷无尽的研究工作可以通过把科学分为若干个小的部门来进行，所以，科学家可以只关注其中的某一个部门而忽略其他的部门。方法上的可靠性和精确性允许了这种暂时的但却非常实用的知识脱节，运用这些方法进行工作就仿佛是在使用一台机器，纵使操作这台机器的人对它的意义与工作基础不甚了了，也可以取得极为丰富的成果。因此，大多数科学家一方面促成了科学的普遍进步，另一方面又把自己封闭在实验室的狭小空间内，犹如蜂房中劳作的蜜蜂与转动烤肉叉的转叉犬。所有这一切造就了一类异常怪异的人。就像自然界某一项新事实的发现者那样，他必然会从中体验到一种权力感和自我肯定感，并多少有些道理地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有知识的人”。 文明使他变成了专门人才，结果把他禁锢在自己的局限性之中，并且使他对此颇为满足；但正是这种对自己的价值及其重要性的自我肯定，同时也诱导他僭越自己的专业，妄图支配一切。 最糟糕的是，这些为科学而劳作的工蜂甚至不能保证科学的真正进步，因为科学需要对自己的发展不时做出必要的调整，不断进行重新组合；正如我已经指出的，这需要统一化的努力，但这种努力现在变得越来越困难，因为它涉及日渐拓宽的知识领域。 大众生来就是被指导、被影响、被代表、被组织的——甚至可以说就是为了不再成为大众，或者至少说以这种可能性为目标。但它来到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单靠自己就可以做任何事情的，它需要把自己的生活托付给一个更高的权威，也就是少数精英。至于谁是杰出的精英这个问题，或许可以没完没了地争论下去，但不管他们是什么人，若没有了精英，人类将丧失其本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尽管欧洲对这个问题采取鸵鸟政策已经有一个世纪了，它以为把头埋到翅膀底下就可以避开这个显白的真理，实在是自欺欺人。 由恺撒和克劳狄一手缔造的罗马帝国，毫无疑问是一架值得钦佩的机器，单单作为一个人造物来看，它比贵族世家所建立的古老共和国不知要高超多少；但历史是惊人的巧合，就在它的发展臻于巅峰的时候，社会实体随即开始解散。 不过，这一设想确实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大概的轮廓、一种观念或者说观念系统。通过这种办法，我们观察事实就像领航员借助象限仪（quadrant）一样，只能获得一个近似的印象。但这正是科学方法之所在，更准确地说，这也是整个知识之所在。 每一个概念，无论是最普通的概念还是最具技术性的概念，都有其反讽的支架，就好像切割得方方正正的钻石需要放置在金制的底座上一样。概念向我们传递的信息是极为严肃的：“这是A，那是B。”但这种严肃却是别人在和你开玩笑时装出来的那种严肃，那种紧咬着嘴唇才勉强保持住的严肃，一旦忍不住时，他就会开怀大笑。实际上，概念同和你开玩笑的人一样，都清楚地知道，事情并不那么简单，A不仅仅是A，B也不仅仅是B。 构成人类生活的现实世界实在是太浩瀚、太纷繁复杂了，以至于人们不得不借助概念来澄清自己在现实世界中的位置。生活就是一场与世界上各种事物的搏斗，以维护自己的存在，而概念就是我们为了回击进攻而制订的战略计划。 人的一生，就其本质而言，注定要奉献于某些事物：从事一项荣耀或卑微的事业；接受一种显赫或平凡的命运。我们所面临的境遇是陌生而又冷酷无情的，但它却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存息息相关。一方面，活着就是要求每一个人为自己做分内的事情；另一方面，如果我的生活只属于我自己，只关乎我自己，而不是在我的引导之下有所追求，那么，生活将会变得支离破碎，缺乏必要的张力和外在形式。 就我个人的观点而言，在欧洲的巨大潜能与其得以发挥的政治组织形式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失衡，正是这种不均衡导致了这一时期欧洲人的萎缩感、挫折感和无力感，欧洲的活力必然由此受到沉重的压制。 不管我们愿意与否，人类的生活总是始终如一地关注着未来。在当前的任何一个时刻，我们都会关注继之而来的下一个时刻。因此，生活永远是一种无休止的、绵延不绝的作为（doing）。而所有的作为无非就是要让属于未来的事物得以实现，即使当我们沉浸在对过去的回忆之中时也是如此。我们在当前这个时刻唤起的记忆就是要对接下来的时刻中出现的事物产生影响，甚至可以说，这是我们回顾过去时的唯一乐趣。这种适度但隐秘的乐趣在转眼之间就会由一种值得向往的愿望变成现实，因此，我们对过去的回忆实际上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可以断言，任何事物除非它能指向未来，否则它对人类就没有任何意义。

[英] 特雷弗·诺顿 著，《九十九种垃圾加一记妙想》 发明家的成就，应该归功于他们的智慧和顽强，或者，是他们的运气，还有“借鉴”并采纳其他发明家成果的眼光。 罗马人在英国建造了上好的马路，然而罗马灭亡之后，它们就一直荒废了。1767年，詹姆斯·瓦特骑在马背上从格拉斯哥前往伦敦，因为道路不平，马车无法行驶。到了19世纪初，终于有人想到了改良英国的道路，这都要多亏托马斯·特尔福德，他是苏格兰牧羊人的儿子，后来被称为“铺路的巨人”。到1784年，他已经铺设了1600公里道路，建造了1200座桥梁，包括威尔士的梅奈吊桥。 得益于一次意外的沥青溢出事故，埃德加·胡利想到了将沥青与碎石混合以制造坚固路面的方法，他将这样铺就的路称为柏油路面，并用“塔马克”的商标推广。 潜艇设计的先驱们遇到了两个难题：第一，他们没有在水下推进潜艇的有效手段，因为引擎会释放出有毒气体；第二，潜艇无法在水下击中远处的敌人。先进的霍兰潜艇一举解决了这两个难题：第一，它使用的是没有污染的电动马达，马达由60节电池驱动，它们都在潜艇浮出水面时由内燃机充电；第二，它还携带了5枚鱼雷。 海蒂和乔治意识到，无线电发报机和接收机需要同步调整，使得发出的信号能够从一个波长变成另一个，而接收机也要同时调到那个波长。在拦截者看来，这种变化是随机发生的，根本无法干预。 10.安全第一 如果说一知半解是危险的，那么又到哪里去找那个全知全能、脱离危险的人呢？ 重力是无情的，早期的飞机往往着陆以后就再也飞不起来。它们的强度仅相当于火柴棍搭成的模型，飞行员得不到保护，根本无法安全回到地面。轻飘飘地降落到地面是一个古老的梦想。 有人对碰撞中死难的司机做了伤口的解剖检验，结果发现一根腰带仍然是不够的。在腰带之外再加一根肩带，就能确保压力被胯部和肩部吸收，而这两处都是身体上较为强韧的部位。1959年，沃尔沃的技术员尼尔斯·布林发明了我们今天所使用的腰带和斜向肩带。 11.看见光 炼金术士发现，在琥珀上摩擦毛皮之后，琥珀就能吸起小片的羊皮纸，就像磁铁会吸附铁屑一样。摩擦会产生所谓的“静电”，就是这股能量使你在梳头的时候头发直立，或者在触摸车门的时候遭受电击——那是你自己在释放静电，不是轿车。伊丽莎白一世的御医威廉·吉尔伯特将这种吸引力命名为“electrica”，根据的是希腊语中表示琥珀的“electron”。 科学家一旦掌握了电流，许多发明家就开始设法改善人工照明了。数千年来，世界都是由蜡烛和黑漆漆的小油灯照亮的。早期的街灯只放一根蜡烛，每天都要更换。当年布鲁内尔的工人在巴斯附近挖掘3.2公里长的鲍克斯隧道，每天都要使用143000根蜡烛，一直持续了两年半。 这两个人的性格可谓天差地远。爱迪生不修边幅，研究的时候喜欢逐一尝试，直到成功。特斯拉则仪表整洁，长于思考。他有着过目不忘的本领，能够想象出一部感应电动机，并在脑海中排除一切故障，最后制造出一部无懈可击的机器。 1893年，威斯汀豪斯申办了芝加哥世界博览会的照明工程，报价只有爱迪生的一半。他用10万只灯泡呈现了一场美轮美奂的表演，一举证明了交流电才是代表未来的技术。在那之后，爱迪生只能让步，并在威斯汀豪斯的授权下用起了交流电。虽然这一役打了败仗，但爱迪生的事业依旧欣欣向荣。他一生申报了近1100项专利，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发明家。他赢得过好几项荣誉，却拒绝了诺贝尔奖，因为他事先听说特斯拉将和他一起领奖。一家报纸的民调将他评为当时最伟大的美国人。当他逝世，全美的电灯都熄灭1分钟致哀。 特斯拉总共申请了100多项专利，包括荧光灯管和垂直起降飞机。虽然全世界都是由他发明的系统照亮的，但是今天除了物理学家之外，已经没有人再记得他了。在他死后的第16年，科学界将电磁感应强度的正式单位确定为“特斯拉”。 13.电线传音 贝尔在麻省理工学院见到了声波记振仪，这种装置利用一块金属板上的碳粉表现人声的波形。他意识到，要传送说话的声音，就必须对声波加以调制，使之与人类的嗓音相配。约翰·赖斯等人已经用开/关电流制造了一个数字信号，而实际需要的却是一个连续调制电流，也就是一个模拟信号。 阿尔蒙·斯特罗格是美国堪萨斯的一位殡仪馆老板，他信不过接线员，认为她们把客人打给自己的电话都接到了竞争对手那里。偏执驱使他发明了一种“没有姑娘，不说坏话，不会出错，也不必等候”的电话。他不是机械师，却根据自己的设想制作了一台机器，它由几根大头针、一支铅笔和一只放假领子的圆形盒子构成。信不信由你：这东西实际上就是一台自动电话交换机。在制作完成的自动交换机上，你只要依照正确的顺序按键，它就会发出几个脉冲，通知一只鼓转动一定的角度，由此接上正确的线路。电话公司一旦改用了自动交换机，接线员就成了冗员，只有在客户打长途电话的时候才用得上了。 更大的难题是铺设横跨大西洋的电话线，它也因此是在很久之后才实现的。这次照例有人质疑，说海水的压力肯定会挤压电缆，把通话者的声音压成老鼠的吱吱尖叫。但实际的问题是信号会随着距离而衰减。因为这个，第一条横跨大西洋的电话电缆直到1956年才铺设完成。它一共动用了50个放大器才把信号传送过去。即便到了这时，一根电缆一次也只能负载一场通话，一个3分钟的越洋长途就要花掉当时每周平均工资的2倍。 14.在波峰上 虽然源于军事，但雷达技术已经潜入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没有雷达，机场连目前流量的一小部分都无法应付，撞机事故也将频频发生，因为现在的机场都是靠雷达波束线将飞机引上跑道，并给准备着陆的飞机排列次序的。轮船也是依靠雷达扫描避免相撞的。 1950年，斯宾塞为第一台微波炉申请了专利，它有近2米高，售价3000美元。 15.在时间中留影 随着羊皮纸、莎草纸和木浆纸取代了石板，图书管理员和读者的负担也减轻了。他们将芦苇和羽毛浸入栎瘿制成的墨水中书写，但这是一件缓慢的工作 在留声机发明之前，无线电广播的节目，包括比赛在内，都是现场直播的。BBC意识到有了录音技术就可以把节目复制下来，并传送到不同时区的国家播放了。不过他们采用的金属磁带系统可把技术员们吓坏了：这种磁带如剃刀一般锋利，而且运转极快，一旦发生断裂，它就会像空中断头台一般在房间里上下翻飞。在美国，多亏平·克劳斯贝坚持提前录制广播节目，用磁带录音成了电台和录音室的标准做法。磁带录音的好处在于录制的素材可以编辑和擦除，这对于某些现代音乐来说可真不是一件坏事。 1961年，荷兰的飞利浦公司发明了磁带较窄的迷你卡带。他们破天荒地允许其他公司使用这项专利，目的就是要使迷你卡带成为行业标准。直到1967年，索尼的“微缩式”磁带录音机依然有沉甸甸的18磅（8公斤）重。但是12年后，他们就生产出了玲珑小巧的随身听，那一副耳机，使得多少人变成了人行道上的僵尸和心不在焉的慢跑者。 照相是感光物质的化学反应，史上的第一台照相机使用的是一种出人意料的化学物质。1816年，法国化学家尼塞福尔·涅普斯用薰衣草油稀释了沥青漆，将它涂在一块白镴板上，然后在阳光下暴晒了8个小时。他接着将柔软的沥青洗掉，留下变硬的化合物，那显示了他书房窗口外面的风景。他的这幅“太阳摄影”昏暗而粗糙，但里面还是能依稀分辨出几片房顶和一株遥远的树木。他记录下了一个时刻，并为后世储存了下来。 1871年，另一个英国人理查德·麦道克斯博士把胶棉换成了明胶，这种胶体在干燥时变硬，在遇水时膨胀，使显影剂能接触到里面的银。这种“干版”法比处理湿润的负片方便得多，因而成为行业标准，同样成为标准的还有福克斯·塔尔博特的溴化银印相纸。 数码的未来是难以想象的。谁会想到在2013年，伊利诺伊州的几位研究者会发明一部可溶解相机？是的，一部可以溶解的相机，它已经作为间谍装备推向了市场。 一台电影摄影机只需要快速地拍摄图像，而对于一台电影放映机来说就有更高的要求了。如果胶片持续不断地跑过放映机，图像就会变得一片模糊。要让每一帧都被看到，胶片就必须在快门打开时在镜头后面驻留片刻。这就是电影的悖论：要让画面流动，胶片必须定格。每一幅画面必须在人的眼前呈现一段时间，这样人脑才能感觉到流畅的动态。 16.猫须接收器 平均而言，每天观看6小时电视的人比完全不看电视的人要早死5年。说来也怪：我们在耗费大段生命观看电视的同时，自己也在电视上被别人观看着。闭路电视的普及使人想起了乔治·奥威尔笔下人人受到监视的情节。 20.内部消息 X射线之后最重大的进展是计算机辅助断层摄影，也就是操纵X射线扫过身体，在不流一滴血的情况下绘制出体内组织或器官的横截面影像。这样拍摄的一张张“切片”可以在屏幕上分开观看，也可以由计算机组合成三维模型。 这项技术的发明人是高弗雷·豪斯费尔德，他当时正供职于电力及音乐集团，也就是EMI。20世纪60年代末，EMI凭借披头士乐队的唱片积累了巨大财富，并将触须伸向了高科技的医疗器械领域。豪斯费尔德的CAT（计算机轴向断层摄影术）扫描仪能够展现人体内部的非凡细节。它拍摄到的信息实在太多，以至于需要专门编写计算机程序，使之根据既有的知识猜测扫描结果，并根据新取得的信息不断修改。今天，这个巧妙的程序已经得到了广泛应用，专门处理大量数据。 25.数字骚动 人类之所以使用十进制，大概是因为我们有10个手指，但是打孔卡片据以工作的体系却只有两个答案——“是”或者“否”。这也是你的电脑所使用的二进制。

[中国] 网易人间，《在工作中，看到中国》 这是一个工作在不断侵蚀、挤压生活的时代，工作有时就像一个莫比乌斯环，人置身事外，又身处其中，工作和生活的边界似乎越发模糊，天枰两端似乎再难维持平衡。 2021年，中国股市开始复苏，大量资金涌入股票型基金，造就了“公募基金大年”。这些新入市的投资者以90后为主，大多并未经历过国内股市的高潮与低谷，他们看着身边一个个朋友晒出的盈利被诱惑入市，却不知在山崩之时有多少人能够平安离场。 “华尔街中无新事，因为投机像山一样古老，今天在市场中发生的事，过去早已发生过，未来也必将再次发生。” 回头想想，每个跑车的都像吉普赛人，去哪里是货源决定，在哪里都是外地人。每个人都想从半挂车微薄的利润中获取一点，也从不会有人想与下一秒就离开的半挂车们去建立哪怕是一丝一毫的情感。 但即便如此，依旧有无数人，一直奔波在路上。 听盛老师上课，确实是一种享受。教材里什么地方该重点讲，什么地方该略讲，什么地方该整合起来讲，用什么形式去讲，不同的老师有不同的处理方式。而盛老师总能挠着“痒处”，众口难调却能使宾客尽欢，这可是天大的本事。 遇到需要讨论的问题，就临时拉个群；有单独的话题，就再拉个群，为了搞清楚究竟遇到了什么问题，时常得前前后后翻上几十页。 没多久，我的微信和钉钉群就达到了60多个，好多甚至都是同一拨人。生活从此成功地与工作完全融为一体了。加班到晚上八九点，回到家也离不开手机——晚上九十点还有老板或其他部门的同事在群中发声，不回自然是不合适的。绝大多数时候，也并没有什么实际问题需要解决，身心却时时刻刻处在待命状态，让人着实有些疲惫。 不同类型的公司背后隐藏着不同的企业文化。而这些所谓的文化，看起来虚幻，实际上却触手可及，譬如你晚上愿不愿意依旧保持在线状态，或者能不能习惯自己20页的专业分析建议，仅仅因为某个领导的一句话就变成废纸一张……而这些，说到底只基于我们的选择而已。 决定去适应还是退出，这无关能力，只是价值选择。问题是，意义和选择，从来没有人能替你去做。人到中年，除了承受着生存压力，还要找到生活和工作的意义。是我们确实要求得太多了？还是在这个阶段注定要承受一些人生重量？我也没有答案。

[中国] 郭建龙，《盛世的崩塌》 在所有王朝中，最在乎人命、极力避免内斗和滥杀的王朝恰恰是宋朝，而汉、唐两朝偏偏是杀伐之气最重、内斗最激烈的朝代。这里不去说汉朝的情况，仅以唐朝为例。 唐代和宋代的区别在于，宋代正是吸取了前朝的教训，制定了严格的权力制约体系来限制某个人拥有过大的武力，使得没有人能够轻易威胁别人的生命安全。这种制约体系在很长时间内是非常成功的。久而久之，宋代就形成了这样的皇家和官僚传统：权力斗争以不威胁政敌的生命为底线，大多数时候以将对手罢官或者流放为目的。这种对生命的尊重造就了中国文治的最高峰。 但谁也没有想到，这位名声赫赫的皇帝到了晚年却差点儿因一个小国栽了跟头，明君形象险些毁于一旦。这个小国就是当年坑苦了隋炀帝和隋朝的高句丽。 唐代查不清户籍和土地造成了两方面的结果。一个结果是，由于政府查不清，反而骚扰更少，征税机器的低效让民间经济受到了保护，促成了贞观之治。但坏处则是，由于政府找不到足够的土地和人口来缴税，唐代的税收一直不够用。 唐代皇帝解决政府财政的思路是这样的：既然政府的正规税收总是收不上来，或者收不够，那么，不如把每一个衙门都变成一个自我经营式的企业，皇帝拨给每个衙门一些土地，再给他们一些现钱，让这些官府依靠经营土地和发放贷款获得收入，再利用这些收入来养活官员和维持政府运转。这样，实际上唐代的每一个政府机构都是一个可以赚钱的企业 王忠嗣的死亡，表明一个边将在功高震主之时，哪怕他表现得再忠勇，依然无法获得整个官僚系统的信任。但是，他的冤枉又是众所周知的。在他遭难前后，部下李光弼曾经劝说他随波逐流，不能只考虑国家利益而忘了自己的生死。下狱后，接替他的名将哥舒翰又以死相保。这表明在这个系统中的人们都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但仍然无法阻止皇帝对王忠嗣的打压。 事实上，他们两人都处于唐代的一张大网中，这张网决定了没有人能够获得足够的安全感，他们的生命都受到对方的威胁，除了杀死对方，没有解决办法。

[中国] 李怀印 著，《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 尽管如此，在整个非西方世界，中国是少数几个在帝国主义冲击下得以幸存的国家（其他几个这样的国家包括日本、暹罗／泰国、波斯／伊朗以及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更令人称奇的是，晚清中国不仅幸免于列强的征服，而且开始向主权国家全面转型，且一直将自己的边疆（包括蒙古、新疆和西藏等）大体保存完好。 中国到底有何凭借，使其能够抵抗帝国主义的冲击，保持领土的大体完整？晚清中国当然算不上是非西方世界在卷入世界国家体系之后最为成功的国家，尤其是跟邻近的日本相比的话。不过1949年之前和之后流行于中国的民族主义历史书写只突出晚清以来的“百年屈辱”，远不足以全面概括中国在这一个世纪所经历的突破和坎坷。 中国从1640年代至1940年代长达三个世纪的国家转型过程，产生了这样一个政治实体，它不仅地域辽阔，而且就权力结构而言也很坚固。既“大”且“强”，亦即超大规模的领土和人口，与一个高度强势的政府体制之间独一无二的结合，乃是今日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最大特征。 中国和其他非西方国家的区别之处，在于其兼具幅员辽阔的国土和强大的行政力量。 这里的一个终极问题是，今天的中国是否为一具有历史合法性的“民族国家”？作为一个现代国家，中国为何具有如此超大的规模，且具有如此强固的组织结构？今后的中国国家是否能够维持“既大且强”的格局？进而言之，中国的国家转型过程至今有没有结束？ 中国的国家转型是一个连贯的历史过程，包含如下三个关键环节。 其一，将中国由明朝所代表的以汉人为主体的原初型族群国家，经过清朝至1750年代为止的军事征讨和行政整合，再造为一个多族群的疆域国家。 其二，再将中国由一个自居于周边各国之上的疆域国家，重构为一个近代主权国家。国家重建的关键，是通过变法自强，融入世界范围的国家体系 其三，将中国由一个军事上和行政上非集中化的国家，经过重建和整合，改造为一个高度集权、统一的现代国家。 地缘、财政、认同 以下三个因素是理解国家重建过程之关键所在： 一是地缘政治环境。在此环境中，国家针对来自国内、国外的挑战和机会，制定相应的战略优先目标，而这些目标又进一步决定了国家对各种资源的需求程度。 二是财政军事实力。它取决于经济规模的大小，经济资源在多大程度上可供国家抽取，以及国家通过税收、借贷、征用、动员或其他手段将资源转化成真正的财政收入和军事实力的能力。 三是政治认同。它决定了国家对所掌握的资源进行再分配和加以使用的有效程度。 世界历史上各帝国的建立，其驱动力均来自宗教诉求或来自统治者对土地、人口和财富的贪得无厌，而不是出于自身防卫的需要。清朝正好相反；它之所以将外蒙古、新疆和西藏等地变成自己的边疆，并不是因为对这些地方的财富感兴趣，更不是为了传播宗教，而是由于这些边疆在地缘战略上的重要性。清朝仅仅是在其防卫受到来自外部（主要是准噶尔部落）的威胁之后，才发动一系列征讨，导致边疆的扩大。也正因为如此，清朝治理边疆的目标，并不是要那里提供贡赋或税款，以增加自身的税收，而是要确保边疆的稳定，使之对其核心地带和核心利益起到保障作用。 中国道路的独特性 中国迈向现代民族国家的道路，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可归诸前近代和近代的三项历史遗产。 首先是汉族人口的巨大规模和同质性。此一人群所共享的文化、族群以及疆土的归属感，带来了华夏文明之异乎寻常的生命力及强大的向心力，并驱动历代的军事竞争者致力于结束分裂、混战的局面，建立大一统国家。 第二项遗产是清代国家的边疆建设。如前所述，清朝之所以把有效治理范围扩展至外蒙、新疆和西藏，并不是觊觎其财富或者出于宗教原因，而是为了捍卫其地缘战略上的核心利益。它在治理边疆上所采取的实用主义策略，培育了边疆地区的世俗和宗教领袖对朝廷的忠诚，或者至少是使他们为了自身特权和地位合法而不得不仰赖朝廷。 第三项遗产是国家财权、军权和行政权的地方化。这首先是晚清自强新政的动力和结果，它既使清朝在太平天国之后的数十年间得以继续生存，也导致地方督抚的大权独揽，使得朝廷在清末最后十年收回权力的努力付诸东流。 第二章　早期近代疆域国家的形成：清朝前期和中期的中国 和世界历史上那些出于宗教目的或为了获得更多土地、人口和财富而进行领土扩张的帝国不同，清朝对准噶尔的军事行动基本上是防御或防范性质的，其基本的出发点是国家的战略安全；发动宗教圣战或渴望更多土地、财富，并不是出兵的原初意图。 对大清君主来说，同样具有挑战意义的是，如何治理好这个幅员辽阔且经济、人口、文化和宗教差异甚大的国家。能否将国家的不同部分凝聚在一起，使国祚延绵不断，端看统治者有无能力在如此多样的族群中间塑造自己的合法性，使之产生对朝廷的认同，这要比单纯使用暴力驱使被征服的民众更为重要。 比起历代的汉人王朝，清朝统治者更具有弘扬儒学的雄心和热忱。对于儒学精英和清朝统治者来说，落实儒家说教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施政之时努力体现出最富儒学意涵的“仁政”。轻徭薄赋因此成为清朝统治者的核心执政理念，贯彻于18和19世纪。 第四章　地方化集中主义：晚清国家的韧性与脆性 满人统治者与汉人精英之间的联手，实质上是有条件的：它建立在儒家的君臣伦常观念之上，即“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换言之，君臣关系是互惠的，君待臣以应有之道，乃是臣忠于君的前提条件。在双方关系遭受考验的关键时刻，如果其中一方不做出妥协，危机便会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幸运的是，对清廷而言，曾国藩毕竟是一位老谋深算的政治家，既熟谙儒家伦理传统，又具有治国才略，始终能够凭其机警和克制，驾驭一再出现的危机。在某种程度上，他对清廷的有条件的忠诚，可以被视为对清廷在过去两个世纪里尊崇儒学并且在任用官员方面缩小满汉差异的一个回报。 第五章　从内陆到沿海：晚清地缘战略的重新定向 确有部分资金被用来购置新的战舰。1875—1884年添置新战舰的资金共444万两，超出北洋水师总支出的34%（包括购置两艘铁甲舰的费用，1894年它们仍然是最重要的战舰），但是1885—1894年间，这项费用仅280万两，占这一时期北洋水师总支出的12%（主要用于购置4艘巡洋舰和1艘鱼雷艇）。同样，这些资金还被用于进口武器。 不幸的是，自1888年建成后，由于高昂的人事经费，也由于清廷挪用海防资金用于自身消遣，北洋水师便停止采购新的军舰和升级其武器系统。 清政府之所以在海防上如此吝啬，并非完全因为它缺乏财力，而是因为它缺乏加大北洋水师和其他舰队投入力度的决心，而这又可进一步归咎于清廷对地缘政治形势的认知，这才是甲午战败的最根本原因 第六章　迈向现代民族国家：清末新政时期的国家重建 不幸的是，在慈禧太后去世前后，那些有阅历、可信赖的汉人疆吏也先后谢世，其中最杰出的李鸿章死于1901年，刘坤一死于1902年，王文韶死于1908年，张之洞死于1909年。结果，1908年之后，控制朝廷的新一代清朝皇室跟各省及中央的汉人官僚均乏私交，只好将自己孤立在了满人圈子里。他们在管理国家事务上缺乏经验，又不愿轻信汉人官僚。 清末十年所发生的一切正好与这些前提背道而驰：（1）清廷力图剥夺督抚们的财权和军权，以再次集权于中央，结果侵犯了他们的利益；（2）在清末最后数年，满人亲贵所控制的朝廷与汉人官员间不再相互信任，随之而来的便是满汉鸿沟在思想意识和政治行动上进一步扩大。 第七章　集中化地方主义：民国前期财政军事政权之勃兴 皖系和直系内部之缺乏团结，与奉系的集权式行政、军事组织形成鲜明对比。事实上，阻碍皖系或直系建立起自己的集权式财政军事整体的原因之一，是这些派系所属各省在地理上分布于不同区域，与敌对派系的各省交织在一起。 简言之，奉系的强项，在于其有能力将东三省整合成一个强人集中领导下单一的行政、财政和军事实体。这个实体中的三个省，分开来看，没有一个算得上是中国的富省。例如，1925年，江苏省预算收入1660万元，远高于奉天省（东北三省中的首富）；另外两个内地省份（四川和广东）的岁入高于或接近奉天（见表8） 阎锡山之所以能长期据守山西，固然得益于阎本人在各方势力的角逐中善于骑墙、随机应变，加上该省经济落后，对省外的军事强人也没有多大吸引力。不过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他充分利用山西地理位置封闭的有利条件，在全省范围内建设和维持一个高效且高度集权的政治军事体系，使其在日本入侵之前，基本上免于社会动荡和战火蔓延。他将自己的亲信安插在关键的军事职位上，这些人多来自其故乡五台，或者至少来自省内。但是，他也注重政治和军事官员们的才能，因而也任用一些符合条件的应征人员，而不论其地域来源；其中许多人因此从普通百姓晋升高级职位，并对阎终身感戴。时人因此这样描述道，“山西省的军事和行政圈子，就像一个大家庭，阎先生是元老，所有士兵都是其弟子”（转引自王续添2000：61）。为了把乡村地区纳入其有效控制，阎推动了所谓的“村本政治”，乡村社区借此进行“编村”，每村包含约300户，分成若干闾，每闾再分成五邻，每邻为五户。 为了把山西建立成一个独立的行政和军事体系，阎锡山还投入相当大的精力，促进当地经济的持续发展和自给自足。他在山西乡村倡办“六政”（即水利、植树、蚕桑、禁烟、天足和剪辫）和“三事”（种棉、造林和畜牧），旨在增进乡村社区的文明和繁荣（贺渊1998：243）。其政府还在现代工业和交通方面进行大规模投资，并以这些投资为基础，于1930年代初成立西北实业公司，经营范围囊括采矿、冶炼、发电，以及机械、化学、建筑材料、纺织和皮革制品、消费品制造等各行业。但最重要和最成功的项目则是著名的太原兵工厂，为1920和1930年代中国三大兵工厂中最大、最先进的一所（其他两所位于湖北汉阳和奉天沈阳），生产各种枪炮和弹药。 但是有两个因素阻碍该省成为全国范围内强大的军事竞争者。第一是地缘格局。江苏地处长江下游，平原遍布，与邻近各省之间没有任何地理障碍可以用来隔绝和保护自己。作为中国最富饶的省份，它是外来军阀们争相控制的目标，但是由于各派系对该省竞相争夺，因此没有任何一个军阀能够长期独霸江苏。令军阀们无法以集权的方式控制江苏的第二个因素，是该省存在一个强有力的绅商阶层，对军阀们试图从该省榨取过多税收进行了有效抵制。 然而，导致孙失败的一个更根本的原因，是1925年前其政府没有能力创造足够的财政收入，而这又与1920年代初广东支离破碎的政治地图有关。 蒋之所以能够崛起为国民党的新领袖，并在随后的北伐中战胜华北军阀，最重要的原因是他控制了上海以及全国最富庶的长江下游地区，因而能够充分利用这一区域丰富的财政资源。 1930年以后，南京政府为统一财政所采取的最大胆和最成功的步骤，是废除厘金，代之以“统税” 第八章　半集中主义的宿命：国民党国家的成长与顿挫 无论国民党国家是又一个腐败无能、迫害异己的军阀政权，还是一支致力于现代化的力量，有两个跟它相关的基本事实是无法否认的：一是它有能力经受住日本的进攻，并在八年全面抗战中生存下来。 另一个基本事实，当然是国民党政权在内战中迅速崩溃，从而证实了其与生俱来的脆弱性。 内战的关键数年里变得不堪一击。第七章在考察1920年代国民党国家的起源时，曾把国民党在全国各地方势力的竞争中所取得的成功，归之于三个因素，即（1）苏俄的支援，促使国共合作和军队的重新组建；（2）国民党之注重意识形态的灌输，在不同社会政治背景的势力之间打造政治认同，从而提高了国民党军队的士气，在北伐战场上所向披靡；以及（3）最为重要的是国民党对其财政能力的打造。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蒋介石表示决心领导全民抗战，最终确立了自己无可争议的国家领袖地位，所有半自主地区的军事力量，包括共产党人，都一致同意团结起来，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下共同抗日。 第九章　国家建造的全面集中主义路径：一系列历史性突破之交汇 而在苏皖根据地，研究发现，在日军占领该地区和国民党政权撤退之后，中共之所以在那里获得成功，原因在于发展出一套复杂的策略，即对上层精英晓以民族大义，以赢得其支持，同时进行温和的改革和选举，以重建基层的经济和政治关系（Chen 1986）。 关于内战的传统观点，通常将共产党在1946年之后数年的成功，归因于其通过土地改革动员农村人口，招募大量农民士兵并得到村民提供的后勤服务（如Pepper 1978），同时把国民党失败归咎于政府官僚在接收沿海城市后上上下下贪腐盛行，失去斗志；蒋介石坚持发动内战，不得人心；城市物价飞涨，百姓怨声载道；而最致命的则是国民党各部队间缺乏协作（Eastman 1974，1984；Pepper 1978）。晚近的解读越来越重视军事因素，尤其是东北的战事在整个内战中的关键作用，同时也不贬低土地改革对共产党增强实力的意义（Levine 1987；Tanner 2013，2015）。也有研究强调毛泽东的高超领导和战略思维，以及其手下将领的战场经历（Cheng 2005；Lew 2009）；或只关注国民党在东北及华东战事中的战略、战术上的失误，而忽视土地改革对中共的重要性以及国民党政权的经济和金融政策失败对其合法性的破坏（Westad 2003）。 ...

[中国] 罗翔，《圆圈正义》 往往是那些善良的愿望, 把人类带入了人间地狱。 几次对调, 试验者发现, 不论再用什么刺激白鼠, 它都不愿再跑——它已经疯了。老鼠之所以发疯,是因为失去了对未来的合理预期, 它不知道世界为什么突然变了。对未来的合理预期是所有生物存活的基本条件。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更是需要合理预期, 法律必须保障人们的这种需要, 让人免于恐惧。 唯有真理的光照, 才能学会谦卑, 走出自我的偏狭, 从而自由而不放纵, 独立而不狂狷, 尽责而不懈怠。 版样就是印刷的模板, 如印钞票, 就需要一个货币的“版样”。无论是作为人们效仿的“榜样”, 还是印刷钞票的“版样”, 它们的性质都是一样的, 都具有可复制性,可以批量生产。 其次, 我想对获奖的同学说, 榜样是必然会腐朽的。无论是“榜”, 还是“样”, 它都是“木”字旁, 这提醒我们,榜样是会朽坏的。无论是何种“榜样”, 何种“楷模”, 都如草上之花, 草必枯干, 花必凋败。 让幸福感持续的唯一方法就是以感恩的心、谦卑的心接受一切成功与失败。 一个朋友说, 一瓶饮料, 便利店里3元, 饭店30元。一个人的价值取决于他所在的位置。我认为这是错误的: 一个人的价值在于他处于高位, 成为30元的水, 而他自知自己本就是便利店里3元一瓶的水。 一个卓越的法大人, 并不取决于你的知识、财富、官职, 而取决于你是否坚守了良知的底线。 罗素酷爱写作。据说一个最大的原因在于他发现写作于他易如反掌, 而且可以靠此获得丰厚的收入。他每天清晨要出去独自散步一个小时, 构思出一天所要写的东西, 回来之后用早上余下的时间进行写作。他下笔非常轻松愉快, 没有丝毫的修改。 我的外公也是一位教师, 他离开这个世界快8年了。他给后世子孙留下了一纸遗嘱, 没有多少财产的分配, 主要是一些人生建议, 其中第一条就是: 你当自卑视己, 切勿狂妄自大。 但是, 动辄站在道德制高点教训他人的人, 往往自己是败类中的败类, 越高调往往越败坏。只要对历史有基本的熟悉, 就不难明白这个道理。 不要对人性抱以过高的期待, 永远要警惕人性深处的幽暗。法治的前提就是对人性败坏的假设, 所以任何人组成的权力机构都要受到法律严格的约束, 权力从来就不应被完全信任。 每个人的内心中都有邪恶的成分, 因此, 一种合理的制度一定要尽力约束人性中的邪恶, 而一种糟糕的制度则会不断激发人性深处的幽暗。 法律的训练让我对曾经的侠客梦至少有两点反思: 首先, 个体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 有许多隐秘的事情我们并不知晓, 因此个人对于正义的理解一定是片面的。凭借个体对正义的有限理解去“匡扶正义”很有可能出现灾难性的后果。其次, 正常的社会并不是黑白分明、非此即彼的, 有时善与善也会发生冲突。人的有限性很容易让我们在自己所看重的事情上附上不着边际的价值。 ...

[中国] 吴晓波，《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下）》 第三部　1993—1997民族品牌进行曲 1993 扭转战局 ”1993年上半年，全国生产资料价格总指数上涨44.7%，华西村的吴仁宝就狠狠地赚了一笔。与此同时，在供求失衡的情形下，金融秩序也变得有点紊乱，地下钱庄格外活跃，民间的资金拆借利率越来越高，官方利率形同虚设，那些有门道的人如果能以9%的利率从银行贷到钱，转手就能以20%甚至30%的利率倒出去。面对这一局势，6月，朱镕基亲自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央行下文严令“各企业单位必须把钱存进银行，要走正路，不许搞体外循环”。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央政府决心严肃处理沈太福“长城事件”——在领导者看来，如果纵容沈式融资的存在，那么金融管制根本无从谈起。 带着一片赞誉声，朱镕基回到北京。第二天他就召开全国清理“三角债”电话会议，他用长途电话、传真、电报向全国各地政府下达了一道口气强硬的“军令”：“各地务必在1991年9月20日21时以前，将你省（区、市）固定资产投资拖欠注入资金情况（银行贷款、自筹资金和清理项目数），报至国务院清欠办公室。如果做不到，请省长、自治区政府主席、市长直接向朱镕基副总理汇报，说明原因。”朱镕基还明令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给予监督，详细披露各地清欠的进展情况。在此后的半年多时间里，朱镕基限时清欠，令出必行，让各地官员无从躲避。到1992年5月，全国总计清理固定资产项目4283个，收到了注入1元资金清理3.5元欠款的效果。困扰中央和各地政府、企业数年的“三角债铁链”终于被解开。经此一役，朱镕基以前所未有的务实和强硬风格确立了自己的治理权威。 除了靠分税制拯救危机中的中央财政之外，朱镕基另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金融决策是，力排众议实行汇率改革，让人民币大幅贬值。 在朱镕基看来，中国当今的企业问题已非改革之初可比，当时只有国营企业一支力量，不把它们搞活国家当然振兴无望，而如今，乡镇企业已经异军突起，占到了半壁江山，外资企业也蜂拥而入，自是另一股可以借助的商业力量。同时，随着民间资本的日渐充沛，两大股市又可代替国家财政成为向国企输血的工具。在这种新的局势下，国营企业的改革就不应该关起门来，老是在经营体制的转变上绕圈圈，而应当将它们放到市场中去，中央政府则要在整个经济体制的重新构造上多下力气。朱镕基对陈光在山东诸城搞的企业改革十分感兴趣，专门派国家体改委副主任洪虎前往调查。也是在这一年前后，“抓住少数、放活多数”的思路开始渐渐萌芽。 周叔莲在《光明日报》撰文《关于国有企业产权的两个问题》，论述“所有制是发展生产力的手段，而不仅仅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目的”。由这个判断出发，周叔莲以及其他学者提出，不能把所有的企业都抱在怀里，这样做既不必要，也不可能。国家只要抓住关键少数，搞好500～1000家大公司、大集团，就会为众多的中小企业提供广阔的生存空间。那些没有竞争力，也无关国计民生的中小企业将被“放掉”，政府将主抓那些有成长潜力、具备资源优势的大型企业及赢利能力强的产业。周叔莲的观点得到决策层的赞赏。很显然，这是一种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改革思想，它意味着国营企业的改革从放权式的体制转换阶段进入了“重点扶持、其余放活”的结构调整阶段，同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公司的成长路径。 最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在2月的全国两会上，代表们就餐第一次不再需要缴纳粮票。5月10日，北京市政府正式宣布，从这一天起，取消粮票。从1955年开始，全国居民购买粮食都需要这种定额分配的票证。从此之后，各种带有明显计划经济色彩的票据从人们的生活中一一消失了。 1994 青春期的躁动 而商业历史实在很难以常规的逻辑来进行复盘重演，以巨人集团当时的技术储备和制造能力，能否在惨烈的电脑价格战中立足仍是一个未知数，史玉柱敢于抛弃已有的产业成就，实施产业战略转移，也需要极大的勇气和决断力。这是一个看上去文弱寡言，而内心却仿佛堆着一座枯柴山的男人，只要有一点火星，就可以燃起他的冲天激情。在他看来，迅猛成长中的国内市场，有太多比电脑业更有商业价值的暴利行业在诱惑着他。 在1994年，他首次提出了“日清日高”这个新奇的管理名词，“日清”指完成当日目标，但日清之后还有更高的目标，这就是“日高”。它的内涵是要求每一个工人和管理者学会管理自己的时间和目标。海尔的研究者们称之为“OEC管理法”（Overall Every Control and Clear），意为全方位地对每天、每人、每事进行清理控制。在人才管理上，张瑞敏提出“人人是人才，赛马不相马”。正 万科再次逃过一大劫。此事让王石刻骨铭心、终生难忘。他借用美国一本财经书的书名，将资本活动家称为“门口的野蛮人”，但在客观上，这也最终迫使他下决心走专业化的道路。以后几年，他先后卖掉了饮料公司、扬声器厂和供电服务公司，而将全部心思放在房地产上。他提出了两个后来成就万科事业的战略准则：一是“两个70%原则”，即万科集团70%的盈利必须来自房地产，而城市居民住宅项目又必须在房地产业务中占到70%，这使得万科的主业特征十分清晰；二是“高于25%利润不做的原则”。 王石后来的生意搭档、企业家宁高宁评论说：“在成长的道路上，万科几乎犯过所有可能犯的错误，可是它是幸运的。幸存者的幸运在于，他们在错误还没有把他们毁灭的时候醒悟了。” 当时中关村几乎所有的知名电脑公司都放弃了最艰难的自主品牌经营，退而做跨国品牌的代理——长城做的是IBM，方正做DEC（美国数字设备公司），四通做康柏，而业界风头最劲的史玉柱则已经宣布转战保健品，这些对联想高层的决策都有不小的影响。就是在这一点上，公司的两大灵魂人物柳传志和倪光南发生了致命的分歧。退缩或转行，都不是他们的选择，分歧发生在突围的方向上。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电脑以及家电产业一直在“贸易”、“制造”与“技术”的发展优先次序上摇摆徘徊。联想跟中关村的所有公司一样，都是靠贸易起家，逐渐形成工业制造能力，进而在技术上寻求进步，而家电业的海尔、长虹及科龙等公司都是从引进生产线起家，然后在市场营销上获得了成功。因此，“贸工技”和“工贸技”是两大成长模式，其中无一例外的是，技术都是核心能力中最薄弱和滞后的一环。而当这些企业逐渐壮大，与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上展开正面竞争的时候，技术落后的现状便非常清晰地显现出来。在此刻，何去何从，敏感又无比关键。在中国企业史上，柳倪之争带有很强的寓意。它展现了中国企业家在面临国际化竞争和技术发展瓶颈的时候，做出了怎样的思考和选择。 1995 收复之役 在产品制造上，他则强令杨元庆“必须把成本降下一半”。杨元庆团队居然做到了，他们推出的“中国第一款经济型电脑”在保证同等性能的前提下，比跨国品牌便宜40%～50%。杨元庆在一份报告中称：“我们把每台机器的组装成本由150元降到了38元。”《慧聪计算机商情》在评论中说：“新机箱的钢板很薄，工艺粗糙，但是造价只有200元，是进口机箱的1/8。” 1996 500强梦想 “抓大放小”的战略，看上去很容易理解，执行起来却绝不容易。譬如“抓大”，抓哪些大、如何抓，都是难题。在1996年，当这个战略刚刚被提出来的时候，“抓大”是跟火热蓬勃的民族企业振兴运动结合起来的，它的背后有一个光芒万丈的“500强梦想”。 三九集团的赵新先是最早嗅出“抓大放小”所蕴含的商机的企业家之一。夏天，他对部下们说：“社会上有这么多资产闲置，是三九下山摘桃子的大好机会，千万不能错过，过了这个村，就没了这个店。”三九是当时中国效益最好的中成药企业。 由于所有的企业都处在相同的技术层面上，所以“内战”的武器还是价格战，以及一轮又一轮的以“技术创新”为噱头的“概念大战”。在之后的几年里，中国家电企业不断宣布自己实现了革命性的技术突破，有人曾经将这些“新技术”做过一个黑色幽默般的描写，譬如“光触媒空调”被宣称是“21世纪空调业的重大突破”，其实就是在过滤器上加装一张含有“活性炭的过滤网”，活性炭潮湿了，拿出来晒晒太阳，其成本不到1元钱；“无菌冰箱”被宣告是“冰箱进入绿色时代的标志”，其实是在冰箱的塑料部件上注入一些药剂，成本不到10元，却可以靠这个技术概念拉抬200元的售价；采用了“数码景深电路”的“数字彩电”，其实是把彩电技术中的电子束原理进行了一个新的概念描述；“环形立体风空调”是某大型空调企业投入上亿元开发出来的专利性技术，其实就是在风叶上装了一个定时器，让它定时上下左右变换而已。 关于“一人机制”最戏剧性的一幕出现在1992年9月。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到三九集团视察，看后十分满意，临走时朱镕基提出要跟药厂的领导合影留念，他对赵新先说：“老赵，把你的那些副厂长叫来一起照。”赵新先说：“副总理，我这没有副厂长，领导就我一个人，我是厂长、书记、总工程师一身兼。” 1997 “世界不再令人着迷” 黄琳告诉他，这部电视片名叫《邓小平》，是刚刚拍摄的，有12集。他什么也不说，只一集一集地看下去。黄琳知道他耳背，听不见，就俯身靠在他的耳边把台词一一复述。每当电视里有一些颂扬他的话时，黄琳看到老人的脸上总会绽出一丝异样的羞涩。 50天后的2月19日，这个93岁的政治家走到了生命的终点。 保健品市场的信用崩盘和急速萎缩，祸及业内所有的激进企业。 当我们回望1997年的时候，总是会想起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的那句名言：“世界不再令人着迷。”（the 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中国最出色和成长最快的企业大多数出现在日用消费品和家用电器领域。1997年发生的这些崩塌，意味着这两大明星产业的“狂飙时代”已经基本结束。 当时的“抓大”思路是，“由国家主导，重点扶持若干家优势企业向财团模式发展，使之成为有国际竞争能力、代表中国实力的巨型公司”。可是日韩财团在金融风暴中暴露出的脆弱，让中央政府对这条路径彻底失去了信心。连大宇这样的企业都无法抵抗国际金融资本的袭击，那么中国的“类大宇”企业们能够逃脱这种命运吗？于是，一种新的“国退民进”的新战略出现了，它的基本思路是，国有资本从完全竞争领域中大面积退出。在一份报告中，专家们建议国有企业应该从164个竞争性行业中“坚决撤出”，同时在上游能源性行业中强势地形成垄断格局，这些行业包括钢铁、能源、汽车、航空、电信、电力、银行、保险、媒体、大型机械、军工等。在这些领域，政府将竭力排斥民间及国际资本的竞争，通过强化垄断来保证国有企业的既得利益，作为国有资本的所有者，国有企业的角色不是被削弱而是更为增强了。 在晦明不定的1997年，还是有令人兴奋的商业事件发生。值得记住的起码有两件：第一件当然还是出现在互联网产业，丁磊、王志东和张朝阳三个年轻人把中国带进了“互联网元年”；另一件也很有历史意义，那个创办了深圳华为公司的任正非搞出了一个“基本法”。 这年6月，26岁的丁磊在广州创办了网易公司，员工三人，注册资金20万元，办公面积7平方米。丁磊的想法很简单，如果人们要在互联网上联系，那一定要一个自己的“房间”和“信箱”吧。于是，他写出了第一个中文个人主页服务系统和免费邮箱系统，网站域名他想到用数字163来表示。至于网易怎么赚钱，他日后说：“如果当初就想靠做站点赚钱，我可能就把路走错了，当时我一心想着靠写软件赚钱。”丁磊无意中证明了中国互联网产业的一个“真理”——“唯有免费才能生存”。 便是在这时，任正非想出了一个外国同行做梦也不会想到的方法：他游说各地电信局，由华为与电信职工集资成立合资企业。在华为的一份内部文件中，任正非如此阐述他的策略：“通过建立利益共同体，达到巩固市场、拓展市场和占领市场之目的。利益关系代替买卖关系；以企业经营方式代替办事处直销方式；利用排他性，阻击竞争对手进入；以长远市场目标代替近期目标……” 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华为陡然做大，成为国内增长最快、暴利率最高的电信企业。1997年，华为的销售额实现41亿元，同比增长60%。 为了组建这些合资公司，任正非日夜奔波于全国。他个性内向，脾气暴烈，不喜与人交流，但是与电信部门的谈判却无往不利，其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他开出的合作条件实在让人难以拒绝。在后来的很多年里，他一直拒绝接受任何采访，屏蔽了自己与传媒界的任何关系。而在电信行业，无论是省部级官员还是一个小县城里的局长，只要是能够给华为带来业务的，他都来者不拒，亲自接待。他说：“我只见给我市场的人，因为他们是我的衣食父母。”对于竞争，他则说得更为直接：“华为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客户肯选择我们的产品而不是别人的。” 跟同时代的企业家相比，任正非的超人之处是，在从事不无争议的原始积累的同时，他也正在进行一场坚决的自我救赎。从三年前开始，他聘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吴春波等人为华为起草一个企业战略规划。它参照当时的《香港基本法》，很有想象力地被命名为《华为基本法》。任正非要求吴春波等学者弄清楚三个问题：华为是谁？华为从哪里来？华为要到哪里去？1997年3月27日，八易其稿、103条的《华为基本法》通过最后一次审稿。日后，它被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制定的第一部企业管理大纲。 在《华为基本法》中的第一条，任正非就明确提出：“华为的追求是在电子信息领域成为世界级领先企业。” 《华为基本法》还确定了两条十分惊世骇俗的原则。一是实行员工持股制度，“普惠认同华为的模范员工，结成公司与员工的利益与命运共同体。将不断地使最有责任心与才能的人进入公司的中坚层”。作为企业的创始人，任正非大量稀释自己所拥有的股份。据他自己透露，“我在公司中占的股份微乎其微，只有1%左右。华为70%的管理层和员工拥有华为的股份”。二是在技术开发上近乎偏执地持续投入，任正非坚持将每年销售收入的10%用于科研开发，这在中国著名企业中是一个无人可及、无人敢及的高比例。 2003年12月，史玉柱以11.7亿港元的价格把脑白金出售给北京四通的段永基。一个有趣的细节是，段永基在发布收购新闻的时候，竟直言“脑白金什么都不是”。他说：“脑白金就其技术含量来说，什么都不是。但是，就这么个东西他能卖得这么好，而且持续6年，现在还在持续增长。真的白金卖出白金价，不是本事；而把不是白金的东西卖出了白金价，那才是真功夫。 2004年，上海盛大游戏在纳斯达克上市，31岁的陈天桥成为中国首富。同在上海城的史玉柱大为心动，他突然决定转战网络游戏业，按他的说法，他原本就是IT中人，现在是“回归本业”。为了熟悉网络游戏，已经42岁的史玉柱通宵达旦地泡在游戏中，竟成了一个骨灰级的玩家。当时的网络游戏有两大主流趋势：一是陈天桥创造出的点卡销售模式，二是美国游戏业的3D浪潮，几乎所有中国游戏公司都在这两个方向寻求创新和突破。只有史玉柱一眼就看到了第三条道路，他一直深信“市场大于技术”，已经被很多公司抛弃的2D游戏却可能是一块刚刚肥沃起来的土地，所以他收编了一个被陈天桥抛弃了的团队，将一款不被人看好的、几乎没有任何技术优势的2D游戏定名为《征途》。接着，他又颠覆了陈天桥的赢利模式，跟当时的所有网络游戏不同的是，《征途》是一款免费游戏，只有玩家需要添置“装备”的时候才需要出钱。 史玉柱自称是“中国最著名的失败者”，因此，为了向世界证明自己，他甚至把这个目标自我崇高化，不择手段，最终蔑视社会的道德底线。这种商业成功，充满了野性的血腥、冷酷和道德麻木。史玉柱的身上，折射出这个商业年代所有的矛盾。 在纽交所上市之后，史玉柱对记者说：“退休前我只会干网游这一件事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其他所有行业的中国企业家大概都悄悄地松了一口气。 第四部 1998—2002在暴风雨中转折 1998 闯地雷阵 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 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朱镕基，1998年 吴小莉的问题是：“外界称你是经济沙皇，你喜欢这个称呼吗？”朱镕基答：“我不喜欢这个称呼。”紧接着，他讲了一番慷慨激昂、日后常常被人品味的话。他说：“这次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对我委以重任，我感到任务艰巨，怕辜负人民对我的期望。但是，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闯“地雷阵”和“万丈深渊”的形容，将中国改革推向深入的艰巨性表露无遗。朱镕基将任满一届总理，他承诺在这4年内完成三件事情：一是力保人民币不贬值；二是激活经济，启动内需；三是用三年时间让国有企业摆脱困境。 在两星期的托市行动中，中方投入资金1637亿港元。张五常教授用他惯有的语气评论说：“做衍生工具交易的，没有一家背后有无穷资本支持。假如是那样，你就肯定赢，但也没人敢和你做对家。中国政府在金融大鳄阻击港币汇率时放话力挺，最后那些投机的炒家被吓跑了。” 1998年1月，地产业的标志性人物王石突然接到通知，让他从深圳速赴北京，有中央领导人想要接见他。当他赶到北京的时候，才知道那个人居然是朱镕基总理。王石后来回忆说，“朱总理向我询问了对房地产市场走势的看法”。日后看，这是一个很有意味的细节。 如同过去的很多年一样，“国退民进”被视为拥护改革的标准动作，各地官员纷纷表态支持。在1998年年初的报刊上，处处可见官员的高调表态，江苏省省长舒圣佑提出“不求其纯，但求其佳，不要拘泥于比重问题而束缚自己”。湖北省省长蒋祝平说：“要全面摒弃那种把股份制同私有制联系在一起的传统观念，消除出售国有资产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疑虑。”安徽省省长回良玉更是催促说：“现在是早改早主动，晚改就被动，不改没有出路。”最早搞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安徽凤阳县更是在一年之内就把数百家集体企业全部卖给了私人，县委书记说，过去我们敢“包”，打破了农村的“一大二公”，现在我们敢“卖”，打破城镇里的“一大二公”，凤阳今后不再搞单一公有制的企业了。国有企业的退出速度和比例成了改革政绩考核的一个指标，很多城市将上百家企业一起“打包出售”以求其快。最轰动的新闻事件发生在2003年2月，西安市政府宣布一揽子出让600亿元的国有资产。 辛苦创业14年、没有任何理由地被宣布“辞职”，潘宁几乎没有做任何“反抗”或解释，他迅速做出了移民加拿大的决定，从此不问科龙事。为表示自己的彻底隐退，他与科龙约法三章：“不保留办公室，不拿科龙一分钱退休金，不要科龙一股股份。”他对媒体记者发表的最后一段讲话是：“现在退下来，我觉得非常荣幸。因为好多知名的企业家，有的升了官，有的没有后继力，还有的犯了错误，极个别的上了刑场。像我这样干到65岁的企业家，屈指可数。我光荣退休，确实好荣幸。”他对外宣称有6个“退休计划”：学打高尔夫，学摄影，学开车，学太极拳，读点近代史，陪太太外游。一位科龙旧部曾记录了一个细节：老潘临别科龙时，曾“口占一绝”留赠部下做纪念：“服务乡企数十年，纵横家电愤争先。闯破禁区成骏业，寄语同仁掌霸鞭。” 1999 庄家“恶之花” 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庄家这朵“恶之花”是一个制度性的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