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arning

最近在断断续续游泳，虽然有进步，但是总感觉和书上、视频上的动作相差不少，突然想到，要不问问AI吧，看看它们的意见，结果还真有不少信息值得反复消化。 从这件事情得到的感受是：好多事情，很可能并不是真的懂了，只是由于时间流逝，让人感觉懂了。针对游泳的一些动作，通过视频和书本提升了再多认知，没有通过琢磨和训练进行实践，还是不会有太多变化。 直接先放AI回复，再将提问也放出来。 AI回复意见 你的资料摘录得非常用心，涵盖了自由泳几乎所有的核心技术点。作为一个已入门、目标是提速+省力的泳者，你现在的问题不是"不知道技术"，而是信息过载、缺乏优先级。 我先给你一个残酷但有用的判断： 35分钟游1200米（配速约2分55秒/100米），这个速度意味着你目前的主要瓶颈是"阻力"和"划水效率"，而不是"体能"或"力量"。 所以，我们的核心策略是：先减阻，再增效，最后才谈提速。 你摘录的资料里，80%都在讲这件事，只是散落各处。下面我帮你把它们串成一条主线，并给出训练优先级。 一、先建立正确的认知框架（决定你练习的方向） 自由泳提速的公式是： 速度划水距离（每一划游多远）划水周期（划一次要多久） 你现在要提升的，是分子（划距，Distance Per Stroke, DPS），而不是盲目提高分母（划频）。 一个关键指标：数你的划手次数（Stroke Count）。 下次游泳，数你游完25米需要划几次手（单臂算一次，即左右各一次算2次）。 业余入门通常是 22-26次/25米。 目标是先降到 18-20次，高手能到 14-16次。 提速的前半段，靠的是把这个数字降下来，同时保持配速不变，甚至变快。 记住这句话，它能帮你过滤掉所有花哨的技巧。 二、你的训练优先级（严格按顺序） 🥇 第一优先级：身体位置（减阻）——你80%的提升空间在这里 你的资料里反复强调这一点，因为它是一切的基础。阻力每减少一点，你省的力气是指数级的。 核心问题：你几乎可以肯定存在"塌腰"和"抬头"。（“十个自由泳九个半塌腰"这句是对的） 怎么练： 1. 头的位置（最重要，且最容易改）： 低头看池底，不要看前方。水面大约压在你的发际线到头顶之间。 想象后脑勺有根线向前拉，脖子放长。 你资料里写"抬前额、收下巴”——这个说法要小心，对多数人来说容易导致抬头。更安全的指令是：低头、藏头、看正下方。 头抬一寸，腿沉一尺。 2. 核心收紧（像根硬棍）： 不是软趴着漂，而是轻微收腹、夹臀，让身体从头到脚是一根有张力的直线。 你资料里"核心像硬棍"“紧贴中线"说得非常对。 3. 验证方法（你资料里的登墙滑行，非常好，一定要练）： 蹬墙，双手前伸叠好夹住耳朵，不打腿，纯滑行。 看你能滑多远。目标：能无阻力滑行到5米线以上。 如果你滑不远、或者脚往下沉，说明减阻是你当前的第一课题，别急着练手。 本阶段训练建议： 每次热身后，做 4×15米蹬墙滑行，专注体会"直、平、紧”。这个投入产出比最高。 🥈 第二优先级：呼吸（决定你能否游远） “游不快是技术问题，游不远是呼吸问题”——你摘录的这句是金句。 你从1200米往1500米走，呼吸是关键门槛。 核心问题：你换气时很可能"抬头"而不是"转头"，导致身体下沉、节奏乱。 怎么练： 1. 转头，不抬头 ： 换气是靠 身体的滚动（转体） 带出来的，不是脖子发力抬起来的。 身体转到侧面时，头顺势转，露出半张嘴即可。你资料里"半镜半脸露出水面"说得很准——一个泳镜在水里，一个嘴角在水面。 换气时头贴着前伸的手臂（枕在肩上），眼睛看斜后方，不要看前方。 2. 呼气要在水下完成： 脸在水里时，持续用鼻/口缓慢吐气，转出水面时只需要快速吸气。 很多人游不远，是因为憋气——出水面时又要吐又要吸，手忙脚乱，几趟就累。 3. 双侧换气（强烈建议练）： 你资料里"三划一换、两边换气"是对的。 平时训练多用3次划手换一次气（自动双侧换气），能让你身体两侧发展均衡，游得更直、更平衡。 比赛/累的时候再切回2次一换。 🥉 第三优先级：转体（连接减阻与发力的枢纽） 这是从"入门"到"进阶"的分水岭。你资料里关于转体的描述很多，但核心就一句话： ...

《我的父亲邓小平：激情年华》 作者: 邓榕 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年: 2010-1 ISBN: 9787507327755 页数: 193 装帧: 平装 定价: 20.00元 序篇 世上发生的变革是惊心动魄的和无比宏伟的，而我的出生则毫无可以记取之处。**母亲第一眼看到的我，又小又瘦，一头稀疏的黄毛，于是，给我起名叫毛毛。**我是这个家庭的第四个孩子，我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一年半以后，又多了一个弟弟。父亲母亲带着我们五个孩子，加上从乡下老家出来的祖母（父亲的继母），便组成了我们这个家庭。 第一章 退休的这一天 **1922——1989——永远。**爸望着这一排字，脸上浮现出了深沉的笑容。 第四章 这就是我们的老家 画的两边有一副对子，曰：“政通人和千家乐，国富民强万户欢。”这副对子的字绝不是出于名家，但意思却是出于人心。 第五章 族宗寻迹 我只知道，我的祖父叫邓绍昌，字文明，一般人只知他叫邓文明。我的亲祖母姓淡，名字不详。在我们家的祖先里，有一个曾入选翰林院，人称邓翰林。可能这个翰林就是我们这个邓氏家族中祖祖辈辈最著名、最光彩的人物了。 我们家，不是邓氏的嫡传，乃系旁支，所以我们家的人都不知道邓家还有家谱。在封建社会里，正统的观念是绝对的。一个家族中，只有嫡传子孙，才能堂堂正正地记入家谱上面。也就是长子、长孙、长重孙、长重重孙的家庭，才可以记载在簿。我们邓氏的家谱，就保存在邓家老祖宗的这家嫡孙的手中。 一世祖为邓鹤轩。原籍江西吉安府庐陵县人。洪武十三年（即1380年，就是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的第十三年），以兵部员外郎入蜀，遂家广安。 明代的第八世祖，名叫邓士廉，字人麟，明朝崇祯进士。其人慷慨负气，经史子集过目不忘。曾任广东海阳令和吏部侍郎。明末随桂王入滇缅，官为吏部尚书晋大学士。清朝顺治十八年（1661年）秋，为缅人所诱，与其他四十一位大臣同时殉难。乾隆四十七（1782年）年赐谥节愍。此乃邓氏一大烈士也。 邓翰林，名时敏，字逊斋，号梦岩。据县志所载，时敏性格温恭谦退，雍正十年（1732年）中举，乾隆元年（1736年）进士及第，遂进入翰林院，授以编修。 第九章 我的爷爷 我的爷爷叫邓绍昌，字文明，一般人都只叫他邓文明。我们从未见过这个爷爷，父亲也从不提起他的爸爸，只是从奶奶的嘴里听到一星半点关于他的事情。因此对于他，我们这些孙辈并没有什么印象，只是从小听见爷爷的这个名字，觉得很好玩，尤其用四川话一叫，更觉特别可笑。 综上所述，我的爷爷共有七个子女（不算早死了的）： 邓先烈（女）、邓先圣、邓先修、邓先治、邓先芙（女）、邓先清、邓先群（女）。 第十章 父亲的少年时代 1904年农历七月十二日，也就是公历8月22日，父亲在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的牌坊村出生，取名叫邓先圣。 当时他的父亲邓文明十八岁，母亲淡氏二十岁。生了一个男孩子，一定是当时邓家最为喜庆的事情。这件事，尽管对邓家来说是件喜事，但在广安、在四川、在全国来说，却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不过是那年诞生的千千万万个婴儿中的一个。因为父亲现在著名了，所以我们家的一些亲戚和乡里的人便传说父亲出生时曾经出现过什么吉兆，其实都是一些无稽的编造。 第十二章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1918年下半年，父亲和他的远房叔叔邓绍圣及一个同乡胡明德一起，到了重庆。邓绍圣和胡明德（又名胡伦）也都是广安县中学学生。 1920年8月27日下午三时，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八十余名学生，整队出发，出太平门，搭乘开往万县的“吉庆”轮准备东下。 28日，“吉庆”轮提锚启航，徐徐向宜昌方向驶去。可以想像，当时在岸边送行的人一定为数不少，许多人饱含热泪与期望，送走了自己的子弟，很有一番此去天涯路漫漫的感叹。 第十三章 有心万里求学，不怕路远山高 一周之后，也就是1920年9月11日，八十三名四川学生于上午十一时登上法国邮船“鸯特莱蓬”（AndréLebom）号。上船那天，大雨如注。可这些年轻的学生，只盼早日得见世外新的天地，这倾盆大雨，怎敌他们万里求学之雄心！ 第十四章 从俭学到勤工之路 聂荣臻，四川江津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青年时代便接受进步思想影响，在中学时参加“五四”运动。1919年暑期，怀着变革现状的热情，筹措了三百块银元，和十来位同学一道，先到重庆，通过重庆商会会长汪云松，到法国领事馆办了护照，于1919年12月9日乘“凤凰”号（司芬克司号）赴法勤工俭学。到法后曾在施奈德的克鲁梭钢铁厂做工，1922年复进入比利时沙洛瓦劳动大学学习。聂荣臻由于先到法国，自然是学长。从法国时期开始，父亲便和他结下了战斗友情。 直到现在，施奈德工厂的档案中还保留了父亲等人的有关档案。在工厂人事处的招工登记卡上，清清楚楚地写明，邓希贤，十六岁，工人编号为07396，进厂注册日期是1921年4月2日，由哥隆勃（Colombes）中法工人委员会送派，来自巴耶中学。 第十六章 在哈金森工厂 父亲去了夏狄戎，但并没有在塞纳中学上成学，原因当然是钱不够。两个月后，也就是1923年2月1日，他又从塞纳-夏狄戎（Chatillon-sur-Seine）回到了夏莱特。 这次求学不成，使父亲想要继续读书的梦想最终破灭。除了以后曾在苏联进过“中山大学”以外，他再也没有进过任何正规学校读过书。他曾经开玩笑地跟我们说，他只有中学文化水平。父亲的知识，都是他在以后的岁月中日积月累地自学而来。他的智慧，也都是在革命斗争中和切身实践中锻炼而来。 第十八章 革命历程的起点 他在苏联学习时对自己总结道：“生活的痛苦，资本家的走狗——工头的辱骂，使我直接的或间接的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最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略有感觉，然以生活浪漫之故，不能有个深刻的觉悟。其后，一方面接受了一点关于社会主义尤其是共产主义的智识，一方面又受了已觉悟的分子的宣传，同时加上切身已受的痛苦，”于是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总上所说，我从来就未受过其他思想的浸入，一直就是相当共产主义的。” 这是父亲在1926年时对他在法国加入共产主义革命行列的一个小结，是一个二十二岁的青年对其为什么在十八岁时就选择了共产主义理想，走上了革命道路的一个如实的自我剖析。 父亲是负责刻蜡板和油印的。翻开《赤光》，你就会看到他当年那隽秀的字迹和从中反映出的认真态度。因为字迹清晰，装订简雅，大家曾赞扬他为“油印博士”。 《赤光》的封面，是一个正欲跃起的少年，他赤身裸体，无牵无挂；他手持号角，高擎旗帜；他背靠光芒四射的赤光，脚踩无边无际的山川。这个封面不知是由谁人设计的，但我认为它极好地表现出了旅法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们的风貌和气质。这群在法兰西的土地上加入共产主义战士行列的青年，正处在挥斥方遒、指点江山的意气风发之时，在他们的行列中，许许多多优秀分子经过锤炼，脱颖而出，成为改变中国面貌和人民命运的革命斗争的中流砥柱。 第十九章 党的锤炼 父亲深思了一下答道：还是周总理，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长，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间也最长。 1925年11月6日，父亲进入雷诺汽车厂做工。他被分配在钳工车间。1988年我去法国时，曾去雷诺汽车厂找寻父亲的资料。雷诺汽车厂热情地接待了我，他们带我参观了当年父亲工作过的钳工车间，还送给我一些二十年代雷诺汽车厂工厂和工人的一些图片材料。最为珍贵的，他们找到了父亲在雷诺汽车厂做工的工卡。 第二十章 告别——法兰西 从1920年10月19日到1926年1月7日，父亲在法兰西的土地上生活了五年二个月又十九天。来到法国时，他是一个十六岁的单纯的青年，经过求学、做工、参加党团组织、参加革命斗争的不平凡的经历，在他二十二岁离开法国时，已成长为一个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革命斗争经验的职业革命家。 父亲在西方共生活过六年多的时间（包括在苏联一年），他的确习惯了一些外国的生活习惯，例如爱吃土豆，爱喝法国葡萄酒，爱吃奶酪、爱吃面包、爱喝咖啡等等。与他一起留法的一些老同志们也都多有此好。1975年父亲访问法国时，和1974年他赴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途经法国时，都买一些法国的牛角面包带回国，分送给曾经留法的老同志们，有周总理，有聂荣臻，有蔡畅。每逢有人送他好的法国葡萄酒和奶酪，他也总忘不了分送给这些老友共同品尝。 第二十一章 在十月革命的故乡 在一份在莫斯科时撰写的自传中，父亲写道：“我过去在西欧团体工作时，每每感觉到能力的不足，以致往往发生错误，因此我便早有来俄学习的决心”。“我更感觉到我对于共产主义的研究太粗浅”，“所以，我能留俄一天，我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务使自己对于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

邓小平讲话实录（会谈卷、会议卷、演讲卷） 作者: 《邓小平讲话实录》编写组 出版社: 红旗出版社 出版年: 2018-6 第一部分 与外国首脑会谈录 邓小平在谈话中指出:“中国的经验第一条就是自力更生为主。”自力更生为主的经验，是对我国三十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最深刻的总结。 邓小平在会见时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绩也会失掉。” 邓小平在1985年5月20日同陈鼓应教授的谈话中也曾指出：“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这不行。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 中苏两国关系从合作到恶化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邓小平认为，讲清历史问题可能对解决和弄清“开辟未来”的某些概念有好处，所以在他与戈尔巴乔夫会见时，他特别谈到了这个问题：“从鸦片战争起，中国由于清王朝的腐败，受列强侵略奴役，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欺负中国的列强，总共大概是十几个，第一名是英国，比英国更早，强租中国领土澳门的，是葡萄牙。从中国得利最大的，则是两个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沙俄，在一定时期一定问题上也包括苏联。 邓小平表示，要采取一个行动，向苏联传递信息，争取中苏关系有一个大的改善。但是中苏关系的改善必须是有原则的，条件是苏联要解决“三大障碍”，即从中苏边境地区和蒙古撤军；从阿富汗撤军；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邓小平指出，在改善关系时，要将现实问题置于首位，要将重点从意识形态争论转向国家利益的考虑。 在邓小平看来，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 邓小平说：“列宁之所以是一个真正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在于他不是从书本里，而是从实际、逻辑、哲学思想、共产主义理想上找到革命道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干成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国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并不是在马克思、列宁的书本里寻求在落后的中国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途径。马克思能预料到在一个落后的俄国会实现十月革命吗？列宁能预料到中国会用农村包围城市夺取胜利吗？” 道理很简单：中国人这么多，底子这么薄，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什么事也干不成。稳定压倒一切。我不说西方国家的政府，但至少西方有一些人要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只能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感，使中国人奋发图强。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 邓小平说：“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有前提的，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发展经济要有一个稳定的局势，中国搞建设不能乱。今天来一个示威，明天来一个大鸣大放大字报，就没有精力搞建设。” “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中国动乱，那将是个什么局面？现在要是中国乱起来，就决不只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问题。那时还有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领导人的威信，说是‘全面内战’，到底不是大打，真正的内战并没有出现。”邓小平认为，“现在就不同了，如果再乱，乱到党不起作用了，国家权力不起作用了，这一派抓一部分军队，那一派抓一部分军队，就是个内战的局面。一些所谓民主斗士只要一拿到权力，他们之间就会打起来。一打内战就是血流成河，还谈何‘人权’？一打内战就是各霸一方，生产衰落，交通中断，难民不是百万、千万而是成亿地往外面跑，首先受影响的是现在世界上最有希望的亚太地区。这就会是世界性的灾难。” 第二部分 与记者访谈录 面对两国朋友,邓小平诚恳地分享了新中国的建设经验：“过去我们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把指标定得太高了。我们从农民身上拿走过多粮食，伤了农民的元气。搞加快工业化，伤害了基础。事实提醒了我们，于是我们搞了三年的调整。今后，在农业方面，我们要做些扎实的工作。” 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像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孩子，在黑暗中独自摸索着成长。邓小平的这段话，说的是中国刚刚经历的一场前所未有的浩劫。 在战后的世界，和平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在邓小平看来，中日两国的和平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更是和整个世界“和平”的主旋律相契合。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后，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国领导人一直致力于中日邦交的正常化。围棋外交、兰花外交、乒乓外交、芭蕾外交，一系列外交活动逐渐融化了中日关系的坚冰，直至田中首相访华而《中日联合声明》发表。 事实上，中日就《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进行得相当艰难，直到国际局势和中日两国国内形势发生了变化后，谈判才出现了转机。1978年，中日两国的《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才得以成功，反霸权主义的条款亦赫然在上。中国用自己的耐心和坚持，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毛主席有些评论，说《水浒》好就好在暴露了投降派。宋江同高俅的斗争实际上是地主阶级内部的斗争，但《水浒》中有革命派，宋江混进去篡夺了领导权，使农民运动走向投降的道路。《水浒》好就好在这里。金圣叹做了一件坏事，把一百二十回改为七十一回，把暴露宋江投降的一些情节去掉了。所以，如真正了解作者的思想，暴露宋江，应该恢复一百二十回或一百回。 邓小平为此感慨地说：“但单是大寨的经验也是不够的，主要学大寨的精神，学大寨的科学态度。既然学它的科学态度，就是要因地制宜。中国这么大，每个省的情况都不同，一个省那么大，各个地区也不同。我们搞农业，主张每个地区独立思考，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搞农业机械化，这个地区的机械同那个地区的机械不同，有它的地区特点，不然就不适用。所以，现在讲解决农业机械化问题同过去的概念不同。 我们引进先进技术，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至于怎么能发展得多一点、好一点、快一点、省一点，这更不违背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 不合适的就要改，合适的就要拿来用，这是邓小平一贯的务实风格。所以当诺瓦克问中国是否采用南斯拉夫工人自治的形式时，邓小平回答说：“国与国的情况有很多不一样，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发展体制。当然，我们要研究他们的经验，但是不能简单地吸收别人的经验，要根据自己的条件来决定。根本的一点，是要承认自己落后，承认现在很多方法不对头，需要改，要承认这一点，并且找出适当的方法。” 邓小平向罗德里克介绍了中国的领导经验：“**我们强调集体领导，是鉴于国际的经验和我们自己的经验。延安的经验是很好的，那时是集体领导。集体领导并不排除某一个主要领导人的特殊作用，毛主席就是这样突出的典型。**毛主席是非常尊重集体领导的，当然后来有某些缺点。 采访开始没多久，法拉奇便抛出一个令全场气氛凝重的问题：“我有一句话，希望您听了不要生气，这不是我说的，西方有人说您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法拉奇把话题转移到邓小平“两次遭贬”以及受迫害的历史上来：“邓先生，我确实感到困惑，因为一方面您谴责他(指毛主席)，另一方面您又维护他。而且，在他的批准下，您曾经两次被贬下台。” 邓小平指着法拉奇的笔说：“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没有。” 会见那天，查良镛郑重其事，西装革履，与妻子儿女一起，在有关同志的陪同下，来到了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彼时，邓小平已在福建厅门口迎接。一见查良镛，邓小平立即上前，握住他的手，热情地说：“欢迎查先生。我们已是老朋友了。你的小说我读过，我这是第三次重出江湖啊！你书中的主角大多历经磨难才成大事，这是人生规律。” 中国正在进行的全面经济改革。这场改革是对马克思主义教条派的挑战，是对十亿中国人的生产力的一次解放。有鉴于邓小平给中国带来了如此巨大的变革，这位中国领导人成为了《时代周刊》1985年度的新闻人物。 华莱士似乎不太明白邓小平为什么要坚持中国统一，他继续追问：“台湾有什么必要同大陆统一？” 邓小平以极大的耐心，从三个方面阐明了实现中国统一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一是民族感情问题。凡是炎黄子孙都希望中国统一；二是只要台湾不同大陆统一，说不定哪一天台湾就有可能被别的国家夺去；三是我们采取“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这对台湾人民没有损失。虽然海峡两岸经济状况有差距，但是，这是暂时的，就发展趋势和整体力量来说，大陆比台湾强得多。 华莱士又问：“现在中国领导提出致富光荣的口号，资本主义国家很多人对此感到意外，这个口号同共产主义有什么关系？” 邓小平听完提问后，喝了一口茶，然后含蓄地批评了“文革”时期“宁要穷的共产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的错误。他指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大力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为进入共产主义创造条件。因此，“致富”不是罪过，我们讲的“致富”，是指共同富裕，不会产生两极分化，与资本主义不同。 参加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939年7月3日～8月25日） 会议在8月25日结束，其后邓小平便与当时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工作的卓琳结了婚。邓小平和卓琳是由保安处的邓发介绍的，邓小平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洋溢着青春的女孩。那时卓琳23岁，还没有结婚的打算，可邓小平的诚恳打动了她。于是，他们很快恋爱结婚了。 1939年9月，邓小平带着卓琳离开了延安，回到了一二九师。他带着他的信念和新婚的喜悦，开始了他新的战斗历程。 参加八路军一二九师全师模范宣传队初赛会（1941年5月15日） 邓小平分析敌人文化侵略的阴谋，在于敌人文化侵略的方法是多样的，其特点是善于迎合落后群众与农民的心理，善于以数量掩盖其质量上的（即政治上的）基本弱点，善于不厌其烦地重复宣传某几个中心口号，善于利用时机，抓住某些具体问题来进行欺骗宣传。我们应足够估计其危险性和毒辣性，与敌展开激烈的思想战是今天的严重任务。 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1949年8月4日） 在这艰苦的准备中，最让邓小平感动的，莫过于群众的支援。他说：“有的游击区我们过去有过工作，有些地方过去没有过，但人民都一致支援我们。掘渠翻坝有一半是人民的劳作。在渡江准备的过程里，我们集结主要兵力在芜湖至安庆这个地方，所需粮食一亿五千万斤，其中80%是沿江的人民拿出来的。他们把家里的粮食尽量拿出来，并且表示只要渡江，饿着肚子也不要紧。为解决烧柴困难，人民甚至无怨言地拆房子给我们当柴烧。其他的战勤工作都很繁重，如修路、运粮、找船工。船工一半来自民间，一半是临时训练的战士。江南地下党、游击队配合了渡江作战。我们曾开过江去一支部队，埋伏了10天，敌人还不知道。” 参加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1950年5月16日） 社会秩序的巩固稍微复杂一点。**新中国的建立，不是简单地换了个朝代，更重要的是，要换一种新的思想。**于是政府开始有组织地对工人、学生、青年、妇女及其他群众开展政治学习运动，让这些深处内陆的人们了解到新的思想，学会用新的观念来看待新的中国。 主持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1981年6月27～29日） 邓小平认为中心的意思应该有三条： 第一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 第二是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进行公正的评价； 第三是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作个基本的总结。 主持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82年9月1～11日） 邓小平的开幕词第一次创造性地提出了“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通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精彩的开幕词拉开了中共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序幕，也为中国今后的发展指明了道路。 出席《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签字仪式（1984年12月19日） 1984年12月19日下午17时30分，中国政府和英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由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大厅正式签字。邓小平出席了签字仪式。 1898年6月，英国又以租借为名，与清政府签订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就此取得了新界，为期99年，至1997年6月30日期满。 香港问题是在邓小平的亲自领导下解决的。在1984年10月22日召开的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评价自己这一年的工作时说，今年他就干了两件事：一件是进一步开放沿海十四个城市，还有一件是用“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香港问题。其他事都是别人做的。 主持刘伯承的追悼会（1986年10月16日） 1986年10月7日，刘伯承走完了他94年的人生旅程。16日，刘伯承的追悼大会在首都人民大会堂举行，三千多人聚集在一起，追思缅怀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军事教育家。 刘伯承与邓小平的友谊，一直为世人津津乐道。他二人尽管同是四川人，但年龄、外表、性格和爱好却完全不同。然而共同的理想、高尚的品德和宽广博大的胸怀使他们成为举世赞誉的亲密战友。多年来，两人形影不离，情同手足，彼此尊重，留下无数佳话。很多人都说，他们二人，一个司令员，一个政委，都是团结共事，患难与共，相互谦让，亲密无间。甚至有人说，刘邓不可分，也分不清。曾任第二野战军新华社社长的李普说，在刘邓之间，是难以放进一个顿号的。 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1943年11月10日） 邓小平也清楚，要想把固有的思想习惯改正，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这时，就需要决心、坚持和帮助。他要求每个同志都下定决心把自己的思想作风整好。首先要认识一下自己，看看自己的思想意识有无毛病，毛病在什么地方，然后才会决心改造自己。整风的具体方向，不要只讲道理，应该和检查工作联系起来，才能起到作用。 在中共重庆市第二次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0年6月6日） 俗话说，打江山易，守江山难。历史上很多的新政权，都是从艰难困苦中奋斗而来的，可一旦建立了新政权，那些他们所推翻之人的陋习，就迅速出现在了新政权的功臣身上。有一些人会产生骄傲自满、脱离群众、贪图享乐等情绪。 新中国此时也开始面临同样的问题了。就在这百废待兴，更需要党员们兢兢业业建设新中国时，一部分党员却出现了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贪图享受等不良作风，在党内出现了一些错误倾向，主要是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其中更主要的是命令主义。 在接见参加组织工作会议和全国监察工作会议的同志时的讲话（1962年11月29日） 在邓小平看来，干部能上不能下、机构臃肿等问题现在已经成为我们工作中的障碍，是长期困扰我们党的一个历史性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要如何解决呢？ 从邓小平讲话可以看出，这个时候的邓小平已经觉察到了执政党面临的新考验，要经受住考验，就要从制度上建设和加强执政党，有责任管理教育、监督约束规范干部的行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党的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这是因为一个国家的革命，核心问题是党。有了一个好党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革命胜利后，搞社会主义也要靠一个好党，否则胜利就靠不住。 ...

书名：《高维度思考法》 作者: [日] 细谷功 出版社: 中国华侨出版社 出品方: 后浪 副标题: 如何从解决问题进化到发现问题 原作名: 問題解決のジレンマ 译者: 程亮 出版年: 2018-6 ISBN: 9787511376336 前言 现阶段，人类应该把努力的方向转换至（广义的）解决问题，即发现并定义没人意识到的新问题这一“上游部分”。在商业、教育等多种场合，均要求这种“从下游到上游”的需求转换。 以商业而言，所有业界一致要求员工以“发现问题型”的方式工作，也就是说要能够主动发现顾客的潜在需求，而不是被动应对来自顾客的交易需求；不是在其他公司的后面苦苦追赶，而是创造出业界前所未有的革新性的商品或服务；不是单纯提供个别的商品或服务，而是从需求中挖掘出顾客的根本性需求并提交方案。用河流来比喻，就是不要在下游静待顺水而下的猎物落网，而是应该站在险峻的上游，即便需要在岩石间反复搜寻，也要找出隐藏其间的猎物。 PART Ⅰ “知”与“无知、未知” 阐明其结构 思考时要将知的世界分成“三个领域”：“已知的已知”“已知的未知”“未知的未知”。 在本书中，基于对“未知的未知”所意识到的“无知之知”的思考被称为“开放性思考”。相对地，处于对“未知的未知”毫无意识的“无知的无知”状态下的思考被称为“封闭性思考” 也可以说，事实是“点”，因为“任何人从任何角度看都一样”。本书中的事实就是如此定义的（严格来说，零维的点“没有大小”，所以是无法“看”的。这里用日常所说的“点”的形象来解释）。 这里向知的世界引入了“维度”的概念。事实是“点”，是零维，也就是“没有维度”。与之相对，解释是从多个视角对事实的看法的组合，可以理解为是由“多个维度”构成的。这对于之后的讨论有重要意义。 深究起来，本书中的“解释”可称为“分”和“连”的组合。人类在认识各种事实时，首先会明确对象事象与其他事象有何不同，属于什么类别，然后将其与各种事象、事件联系起来。所谓的“分”和“连”，换言之就是“分类”和“建立关系”。 对于“解释”这一“知”的构成要素而言，“画线”是不可或缺的。要想画线，须事先明确“方向”和“长度”。 “已知的已知”就是已解决的（有答案的）问题，“已知的未知”就是未解决的问题，“未知的未知”就是连问题还未提出的事象。 PART Ⅱ “解决问题”的困境 能“解决问题”的人不能“发现问题” 所谓创新，便是找出发生在事实和解释之间的“畸变”，展示与之相对的“新画线”并使其具象化。这里“畸变”的原因主要是重大的环境变化，例如技术革新、社会潮流的变化等。世间的规则，其形式多为“○○以上适用，○○以下不适用”，而随着时间流逝，在某个位置“画过线”的事物就会发生畸变。 对于画线后的、条件和规则已经固定的世界里的解决问题而言，电脑则显得尤为重要。20世纪90年代，电脑已在国际象棋比赛中击败人类的世界冠军。在复杂性、自由度更高的将棋比赛中，电脑也几乎达到了人类的最高水平，完成国际象棋比赛般的壮举也只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 说到“双刃剑”的一面，思维中的“框架”同样如此。在一定程度的短期内，能让初学者轻松掌握某个领域的整体思维方式和总汇项目的，便是框架。从这个意义上讲，框架也是模式识别的一种。 框架能够帮助我们找出容易存在偏差的视角死角，发现容易忽视的领域。 归根结底，“线”只是人类为了脑中的认识和理解而擅自画出的。“国境”也好，“选区”也好，“业界”也好，都是人类脑中的概念上的隔墙。有个笑话讲的是，一名乘客一边望着飞机窗外，一边问机舱乘务员：“哪儿能看见国际日期变更线？” “封闭体系”源自定义问题。反过来讲，每定义一个问题，就会造成一个“封闭体系”。因为要想解决一个问题，就必须设定某种边界，明确区分“是问题”还是“不是问题”。 像这样，人类通过“画线”使工具和文明得以进化，同时因为画线，向下个世界的转变又会变得很困难。人类就是在与这种根本性矛盾的斗争中生存至今的。如此巨大的洪流，适用于国家、企业等组织及其他几乎所有体系，是不可违抗的。 新发现了“希望能让工作和生活随时随地变得丰富多彩”这一顾客需求（Why），定义“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这一新类别的产品的开发”这一新问题（What）并实现，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一广义的解决问题的流程。 换言之，在What被提出的时候将其落实到How，是解决问题；而从Why导出What本身，则是发现问题。 由于上游的工作是非定型的、创造性的，所以不论好坏，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人的能力。“属人的”自然是好事——这是上游的思维方式，而尽可能做到标准化、不依赖于人，则是下游的思维方式。 “从零开始创造新事物”的创新意向这一上游，需要的是创造性。相对地，指标已经固定、在指标中“使80分的东西变成90分或100分”的运营意向这一下游所需要的，则是以最佳方式解决既有问题、使相应指标达成最优化的效率性。 与此同时，为了实现着眼于“无知、未知”的发现问题，我们还要思考：上游的人才需要具备怎样的价值观和技能组合？社会、企业等组织要怎样做才能活用这些人才？ PART Ⅲ “蚂蚁的思维”vs.“蝈蝈的思维” 从解决问题到发现问题 众所周知，蚂蚁和蝈蝈的对比来自著名的伊索寓言。在夏天辛勤劳动“蓄积财富”的蚂蚁到了冬天也不愁，而在夏天“唱歌、跳舞、游手好闲”的蝈蝈毫无积蓄，到了冬天就会陷入困境。这则寓言通过蚂蚁辛勤劳动增加积蓄的行为，教我们知道了存量的重要性。 “重视解决问题”的蚂蚁“重视存量”，并且在“封闭体系”内以“固定维度”进行思考；蝈蝈则“重视流量”，在“开放体系”内“自由增减维度”。 与之相反，流量型的蝈蝈是“无产者”的思维，其意识始终从“现在没有的东西”出发，指向未知的事物。蝈蝈对“囤积”毫无兴趣，总是觉得“使用才有意义”。对于蝈蝈而言，存储在互联网上的海量信息大概是绝佳的“食材”吧。 “封闭体系”的思维是“将一切导向成功”，对于一种创意，会细致入微地对照过去的知识，检查逻辑匹配性。相反，“开放体系”的思维从一开始就预料到，在概率上必然发生一定数量的失败，所以会肯定“一胜九负”，重视创意的“数量”。 蚂蚁生活在只有手段、局部、具体的世界里，所以无法“跨越壁障”。相反，蝈蝈通过手段-目的-手段、局部-整体-局部、抽象-具体-抽象这样的“反复上下”，能够随意跨越壁障。 对于蚂蚁来说，最重要的是解决问题的具体化方法，也就是How。相对地，蝈蝈需要掌握的则是目的，也就是Why。因为使变量达成最优化需要问的是How，而寻找变量本身需要问的则是Why。 思考如何在同一个赛台上“战而胜之”的是蚂蚁，思考如何彻底改变赛台以便“不战而胜”的是蝈蝈。 数学家分两种：解答问题的人和构建理论的人。绝大多数数学家同时具备这两方面特性，但无论在哪一种里，都能轻易见到极端的例子 “混合”与“组合”看似一样，实则完全不同。所谓“混合”，是指无视各个体的个性，姑且先混在一起，用一个原理统括起来。这样做会抹杀所有的个性。相对地，所谓“组合”，是指在充分理解每个个体的个性的基础上，在元级上思考最佳的组合方式，以最大限度地活用各个体的个性。 人才的运用也一样。遗憾的是，有些人嘴上说着“多样性”，却只是把人才简单地“混合”起来，结果导致人才的个性遭到抹杀。这样的例子非常之多。 PART Ⅳ 发现问题所需的“元思考法” 升维发现问题 所谓目的，就是疑问词“为什么？”，即英语的Why。这个“为什么？”有两种方向，即将来（目的）和过去（原因）。换言之，“目的”和“原因”通过“为什么”或“Why”这一上位概念而得到了统一。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作者: 钱穆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年: 2001 ISBN: 9787108015280 页数: 161 装帧: 平装 定价: 12.00元 第一讲 汉代 一、汉代政府组织 讲中国传统政治，可以径从秦汉讲起，以前暂略不论。秦代只是汉代之开始，汉代大体是秦代之延续。所以秦代暂亦不讲，而只讲汉代。现在专说汉代政府究是怎样组织的？我们要看政府的组织，最重要的是看政府的职权分配。在此方面，我亦只想提出两点来加以申说。第一是皇室与政府之职权划分，第二是中央与地方的职权划分 不过在那时，还留下一个很大的问题：便是皇室和政府的关系。皇室是不是即算政府？若把皇室和政府划开，这两边的职权又怎样分？这是秦汉时代首先遇到的一个大问题，也是此下中国政治史上一向要碰到的一个大问题。拿历史大趋势来看，可说中国人一向意见，皇室和政府是应该分开的，而且也确实在依照此原则而演进。皇帝是国家的唯一领袖，而实际政权则不在皇室而在政府。代表政府的是宰相。 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称三公，丞相管行政，是文官首长；太尉管军事，是武官首长；御史大夫管监察，辅助丞相来监察一切政治设施。 再说汉代的九卿，那是：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 中国历史上的地方政府以县为单位，直到现在还没有变。汉时县的上面是郡，郡县数当然也随时有变动。大体说，汉代有一百多个郡，一个郡管辖十个到二十个县。大概汉代县数，总在一千一百到一千四百之间。中国历史上讲到地方行政，一向推崇汉朝，所谓两汉吏治，永为后世称美，这一点值得我们的注意。若以近代相比，今天的地方行政区域，最高为省。一省之大，等于一国，或者还大过一国。一省所辖县，有六七十个以至一二百个，实在太多了。但就行政区域之划分而论，汉制是值得称道的。 二、汉代选举制度 我们从此看出：这一制度在当时政治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青年跑进太学求学，毕业后，派到地方服务。待服务地方行政有了成绩，再经长官察选到中央，又须经过中央一番规定的考试，然后才始正式入仕。那是当时入仕从政的唯一正途。 三、汉代经济制度 汉武帝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讨匈奴，通西域，军费浩繁，大司农的钱用完了，连他父亲（景帝），祖父（文帝）几辈子积蓄下来的财富都花光了。政府支出庞大，陷入窘地，这又怎样办呢？农民的田租，三十分之一的定额，制度定了，又不便轻易再变更，再增加。 汉武帝不禁要想：你们的钱究竟由哪里来的呢？岂不是都由我把山海池泽让给你们经营，你们才能煮盐冶铁，发财赚钱。现在我把少府收入都捐献给国家，而你们不响应，那么我只有把全国的山海池泽一切非耕地收还，由我让给政府来经营吧！这便是汉武帝时代有名的所谓盐铁政策。 四、汉代兵役制度 于是中国的政治理论，早和现实政治融化合一了。否则为什么皇帝和宰相定要分权呢？为什么仕途必经察举和考试呢？为什么田租该力求减轻呢？为什么商业资本要加节制呢？为什么国民兵役要到二十三岁才开始呢？ 汉代的国民兵役，又分几种。一种是到中央作“卫”兵，一种是到边郡作“戍”卒。一种是在原地方服兵“役”。每一国民都该轮到这三种，只有第三种，从二十岁便开始了。 国家除了服兵役之外，还要服力役，这是春秋战国直至秦汉以下历代一向有的一个大问题，现在我们则变成历史事件来讲述了。力役是每个壮丁替国家做义务的劳工。好像现在要修飞机场，造公路，就召集民工一般。只古代是纯义务的。全国壮丁按册籍编定，每人每年一个月，替国家义务做工，这在汉代唤做更卒，更是更替轮番的意思。如是则一个农民，既要到中央当卫兵，又要到边疆当戍卒，还要在地方上服国民兵役，都试譬如我们开一个秋季运动大会，这还比较轻松，而每年一月的更役，却比较国民兵役吃力些。但若不去践更（上番），按当时规定，出两百个钱给政府，也可以代替。 当时规定，奴隶也须缴人口税，而且须加倍缴。但这是由养奴隶的主人家负担的，不干奴隶自身事。因此汉代的奴隶特别多 五、汉制得失检讨 汉光武自身是一好皇帝，明帝，章帝都好，然而只是人事好，没有立下好制度。因此皇帝好，事情也做得好。皇帝坏了，而政治上并不曾有管束皇帝的制度，这是东汉政治制度上的一个大问题。也是将来中国政治制度史上一个大问题。 惟其一切制度都不会永久好下去，才使我们在政治上要继续努力，永久改进。制度也只是历史事项中之一目，人类整部历史便没有百年不变的，哪能有一项制度经过一两百年还算得是好制度呢？ 第二讲 唐代 一、唐代政府组织 唐代政府和汉代之不同，若以现在话来说，汉宰相是采用领袖制的，而唐代宰相则采用委员制。换言之，汉代由宰相一人掌握全国行政大权，而唐代则把相权分别操掌于几个部门，由许多人来共同负责，凡事经各部门之会议而决定。 国家一切最高政令，一经政事堂会议决定后，便送尚书省执行，尚书省是政府里最高最大的行政机构。尚书省共分六部，即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此六部制度，自唐代以至清代末年，推行了一千多年，不过六部次序有时略有改动 唐代地方行政最低一级为县，和汉代一样。唐玄宗时，全国有一千五百七十三个县，比汉代多出两百多县。县级以上为“州”，唐之“州”与汉“郡”是平等的。 二、唐代考试制度 说到考试两字之原始意义，考是指的考绩，试是指的试用。 现在再说到每项制度之变，也该有一可变的限度，总不能惟心所欲地变。所贵的是要在变动中寻出它不变的本源，这便是所谓历史传统。传统愈久，应该此大本大源之可靠性愈大。换言之，即是其生命力益强。就中国以往政治论，宰相权给皇帝拿去一定坏，用人无客观标准，一定也要坏。九品中正制，本想替当时用人定出一客观标准，还是不失此项制度所应有的传统精神的。但后来却变成拥护门第，把觅取人才的标准，无形中限制在门第的小范围内，这便大错了。唐代针对此弊，改成自由竞选，所谓“怀牒自列”，即不需地方长官察举，更不需中央九品中正评定，把进仕之门扩大打开，经由个人各自到地方政府报名，参加中央之考试。 当知近代西方所谓的民主革命，乃由政权不开放而起。而中国则自唐以下，便已犯了政权开放之流毒。以水救水，以火救火，不仅是药不对病，而且会症上加症。若要解决中国社会之积弊，则当使知识分子不再集中到政治一途，便该奖励工商业，使聪明才智转趋此道。然结果又很易变成资本主义。在西方是先有了中产社会，先有了新兴工商资本，然后再来打开仕途，预闻政治。而中国则不然，可说自两汉以来，早已把政权开放给全国各地，不断奖励知识分子加入仕途，而同时又压抑工商资本。只鼓舞人为大学者，当大官，却不奖励人为大商人，发大财。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大体上是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策。政治措施，存心在引导民间聪明才智，不许其为私家财力打算无限制的发展。于是知识分子竞求上政治舞台去做官，仕途充斥，造成了政治上之臃肿病。读书人成为政治脂肪。若再奖励他们来革命，来争夺政权，那岂得了？可见任何制度有利亦有弊，并不是我们的传统政治知识专制黑暗，无理性，无法度，却是一切合理性有法度的制度全都该不断改进，不断生长 四、唐代兵役制度 后方兵员枯竭，政府有钱有势，不在乎，临时买外国人当兵。边疆上逐渐都变成外国兵。安禄山、史思明，看他们名字是中国式的，而且是中国边疆大吏，寄付与国防重任的，实际上就都是外国人。打平安史之乱的李光弼，与郭子仪齐名，其实李光弼也就是外国人。这是唐代一个特殊现象。这因唐代武功太大，四围都成中国的下属，唐太宗已被称为天可汗，这如称皇帝的皇帝，唐代实在太富太强了，他们忽忘了民族界线，他们不懂害怕外国人，不懂提防外国人，大量使用外国人当兵作将，结果才弄得不可收拾。于是唐代的府兵一变而成为藩镇，军阀割据，胡族临制。那真是惊天动地的大变迁，那何尝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的变动呢？所以我们要研究政治制度，也该放大眼光，不要单就制度来看制度才得呀！ 五、唐代制度综述 论选贤与能：结束了上半段的乡举里选制，而开创了下半段的科举考试制。论租税制度，结束了上半段的田租力役土贡分项征收制，而开创了下半段的单一税收制。 第三讲 宋代 宋代制度，一面是相权衰落，另一面则是中央集权。讲到中国的地方行政，只能说是汉代好，唐代比较还好，宋代就太差了 第四讲 明代 一、明代的政府组织 到了明太祖洪武十三年，据正史记载，因宰相胡维庸造反，明太祖受了这个教训，从此就废止宰相，不再设立。他并说以后他的子孙也永远不准再立宰相。所以明代政府是没有宰相的，清代也没有。所以我们说，中国传统政治，到明代有一大改变，即是宰相之废止。 然而明太祖规定不准立宰相，这是他后人遵守了，始终没有敢违背。至于不准太监干预政事，他后人却没有遵守。明代太监预政，就比任何朝代干预得厉害。这哪里是太祖始料所及呢？ 二、明代考试制度 汉代培养人才的是掾属。唐代培养人才在门第。宋代培养人才在馆阅校理之职。到明清两代，始把培养人才的机构归并到考试制度里. 八股文考试真是中国历史上最斲丧人才的。大家知道：八股文没有什么意思，但为什么政府偏要用此来考试呢？当然有人要说，这岂不是专制皇帝故意的愚民政策吗？ 然而明代推行八股文，早已在衰世。那时的皇帝，哪里会用心创造这样用意刻毒的制度来？当知任何一制度，很难说有一二人所发明，所制定。正因当时应考人太多了，录取标准总成为问题。从前唐代考试，一定要考律诗，就因为古诗不容易定标准，判优劣，律诗要限定字句，平平仄仄，要对得工整，一字不合法度就不取。标准较易具体而客观 三、明代赋税制度 自明迄清，国家对于赋役，都有一种重要的册籍，名叫黄册和鱼鳞册。黄册是登记户口的，鱼鳞册是登记田亩的。直到清代后期一百多年间，黄册没有了，户口很久不调查，但鱼鳞册则相沿至今，纵有许多改进，但依然还是明代创制传下。这是值得提及的。 田地以丘相挨，如鱼鳞然，故称鱼鳞图。图中田地，或官有。或民有，或是高田，或是污田，或埂或瘠，或山或荡，都详细注明，并添注上业主的姓名。其有田地卖买，则一年一注。人户纵然流动，田地则一定不移。因此，当时人称为以田为母，以人为子，子依于母，亲切可据。 四、明代兵制 专就政治讲，每一制度，只要推行到两三百年的，总不免出毛病。明代大体上已过了两三百年的太平日子，无论当初制度怎么好，也会腐化，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两三百年的长时间，人们的精神不会始终紧张，维持原状的。它也会放松一下 而且动员打仗，譬如打满洲吧，依照制度，要全国平均分调，不是随便单从某一地方调拨的。这说来并不错，但结果，全国各地的兵卒，几十万人集中到中央，早已是全国骚动了。而且他们间风俗习惯语言面貌，都是陌生的。打开武库，里面所藏兵器衣装，不知已是若干年前做好存贮在那里。拿出来，铁也锈了，缝的线也烂了。这也不能怪政府。当然不能经常隔三年两年要做二三十万套军装摆在那里让它一次一次霉烂的。纵是今天的美国人，也是临到不得已，才努力制造军用飞机的。 据说明代那时，这条牛就杀不死。为何呢？这因武库的刀藏得太久了，锈了钝了，所以杀不死一条牛。祭旗杀牛用的刀还如此，几十万士兵手里拿得更可向。我们今天却不能单凭此等事骂中国文化不好，甚至说我们民族已衰老。这实在是因于承平过久，自然把战斗生活淡忘了。 第五讲 清代 二、清代的部族政权 西方人讲政治，一定先要讲主权。他们的政治思想，很多是建立在主权观念上。所以西方有神权、王权、民权的分法，到现在便是国家主权在民众。中国讲政治，一向不讨论主权在哪里。譬如说明代的政治主权在哪里？这种思想，中国很少见。中国人讲政治，一向看重在职责。只论政府该做些什么事？它的责任该是些什么？它尽了职没有？而并不讲主权在哪里。主权的背后，则是一种自由意志。譬如这一只茶杯，若说主权属于我，便是我可自由使用此茶杯。这是权利，非道义。若不论主权而论职责，职责所在，应有尽力践行之道义，便无所谓自由。这是双方政治思想上一绝大的歧义。 三、清代部族政权下的政府 清代政权，始终要袒护满洲人，须满洲人在后拥护，才能控制牢固，这便是这一政权之私心。在这种私心下，他就需要一种法术。所以我们说，清代政治，制度的意义少，而法术的意义多。明代废了宰相，清代便把此制度沿袭下来，还是用内阁大学士掌理国政，这对于满洲人是一种方便。因为废了宰相是利于皇帝专制的。而皇帝则显然是满洲人。 ...

《人类的终极问题》 作者: 袁越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副标题: 未来篇 出版年: 2022-9 页数: 326 定价: 59.00元 装帧: 平装 ISBN: 9787108074119 序：我也喜欢琢磨一些现实的问题 在这3个现实问题当中，我首先选择了农业，因为这是现代文明的基础，也是人类改造地球的开始。但是，如今已有超过一半的地球人离开了农村，很多人都已忘记了一日三餐是怎么来的。事实上，地球上的大部分优质土地都已被开发成了农田和草场，农业和畜牧业对地球生态环境的破坏程度一点也不亚于工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甚至有可能更高。 接下来我选择了材料，这是被很多人忽视的一种重要资源，很多可持续发展议题里都缺乏材料的身影。其实材料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基础之一，早期人类发展史的各个阶段都是以材料的名字来命名的。材料还和不同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比如瓷器和玻璃的不同性质可以部分地解释东西方文明发展的不同走向。材料还扮演了现代社会润滑剂的角色，因为不同类型的材料是很难相互替代的，人类对特殊材料（而不是食品）的需求拉开了世界贸易的序幕。 至于能源，其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事实上，生命本身即建立在能量的不断消耗之上，所有生物都是能源的囚徒。 对于人类来说，能源的消耗量更是直接决定了我们的生活质量，被誉为现代社会分水岭的工业革命正是从能源革命开始的。而这一革命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气候变化，这件事也已成为人类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最大障碍。 因为疫情的原因，我无法再出国采访，材料和能源话题的采访只能在国内完成。好在中国是世界材料大国，我们的水泥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一半以上，砂石产量也占世界的一半以上，塑料的产量和消费量的占比均超过了全球的1/3。 在能源领域，中国同样是世界第一强国，尤其在新能源领域的发展速度更是惊人。目前中国的光伏和风力发电占比分别达到了全球的1/3和2/5，中国不但拥有全球最大的电网，也是全球唯一拥有交直流混合电网的国家。中国的动力电池企业在全球十强中占据了7个席位，计划新增核电站的数量和装机容量均居世界第一。所有这一切，使得中国在材料和能源这两个领域均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中国的情况就可以近似地推导出世界的走向。 第一章 人类未来吃什么 农业一万年 古城里有价值的东西自然早就被搬进了博物馆，遗址处只剩下一个大坑，里面有一段古城墙的遗址，以及一个圆锥形的石头建筑。“这座建筑是古人建造的粮仓，这说明此处的农业很发达，粮食有了富余，这才有能力建造起一座城市。”导游指着那座圆锥形建筑对我们说，“城里养着一群不从事粮食生产的工匠和官员，这就是城市和村庄的最大区别。” 生活在21世纪的现代人很容易产生一种错觉，以为人类是这个世界的主人，我们有很强的自由意志，想干啥就干啥。其实人类一直是地球生态系统中的一员，必须遵守这个系统的基本法则，没有例外。 别看农业有那么多缺点，但农业有一项优势，那就是丰年时能够支撑的人口数量远比狩猎采集多得多。在冷兵器时代，100个老弱病残一定能打败一个强壮的猎手，这就是为什么当两个部落发生冲突时，农业部落总能获胜的原因。 稻米虽然产量高，但营养成分较为单一，缺乏一些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矿物质，比如维生素A和铁元素等，也许这就是东亚人身材普遍较矮的原因。稻米不但是所有谷物当中铁含量最低的，而且大米中含有的植酸（Phytates）能够和铁元素相结合，防止其他食物中含有的铁元素被肠胃吸收。因此，以大米为主食的儿童易患贫血症和维生素A缺乏症，后者不但会降低人的免疫力，甚至还会导致失明。科学家们曾经用转基因的方式培育出一种不含植酸，同时又富含胡萝卜素（可以在体内转化为维生素A）的“黄金大米”，能够帮助那些以大米为主食的穷人解决这两个问题。可惜因为部分发达国家的“反转”势力太过强大，这种充满人道主义关怀的新品种一直没能在全世界普及开来。 那么，古代人是如何解决大米营养缺乏这个问题的呢？答案就是多吃菜。 凡是吃米饭的地方蔬菜的品种都异常丰富，除了特别穷的人家，每顿饭都会配好几样菜，远比吃面食的地区丰富得多。所有的蔬菜当中，豆类富含蛋白质，是谷物最好的伙伴。中国人的饮食中包含大量以大豆（黄豆）为原材料的豆制品，印度人则喜欢在米饭旁边配一勺用咖喱汤煮出来的扁豆，以色列人的解决办法就是把鹰嘴豆压成豆泥，配以橄榄油和各种调味料，做成胡姆斯（Hummus）酱，搭配用面粉做成的大饼（Pita），这个吃法味道可口，营养齐全，被誉为以色列的国民饮食。 南美洲除了为人类贡献了玉米，还贡献了西红柿、土豆、辣椒和烟草，它们对于人类的重要性不必多言。值得一提的是，这四种农作物都是茄科植物。除了茄子最早是被印度人驯化的，世界上绝大部分茄科植物都是被美洲原住民驯化的，因为大部分野生的茄科植物只分布在中北美洲。这个例子充分说明了传统农业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那就是因地制宜。任何一个地方的农民，只能从当地野生植物的宝库中去寻找可被驯化的品种，没有例外。比如新几内亚岛的原住民虽然独立地发展出了农业，但因为岛上缺乏适合驯化的草本植物，当地人只有芋头（Taro）可种，这玩意儿无论营养价值还是产量都极差，岛上的原住民之所以没有发展出先进的文明，与当地的农业效率低下有着直接的关系。 正常情况下，土壤侵蚀的速度并不快，每年最多只有几毫米，一个普通农民甚至种一辈子地都不会注意到这个变化。但这个速度比土壤形成的速度快了几十倍，时间一长问题就显现出来了。事实上，凡是农业开始得早的地区几乎都存在土壤流失的问题，我们的黄河之所以叫“黄”河，就是因为曾经遍布黄土高原的农耕土壤被雨水冲进了河里。 同理，中东地区之所以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原因也是农业导致的土壤侵蚀。研究表明，自1万年前农业开始以来，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出海口向外延伸了将近200公里，形成了一个总面积高达数千平方公里的冲积平原，组成这个冲积平原的泥土全都来自上游的新月沃地，而后者则因为土壤的流失而逐渐成为不适合耕作的半沙漠地区。中东地区的政治动荡很大原因就在于环境恶化导致农业衰落，当地人养活不了自己，只能铤而走险。 有一个例外值得一提，那就是水稻产区的土壤往往保护得比较好，这是因为水稻田常年被一层水覆盖，风吹不走。稻田的灌溉系统往往也会比较健全，暴雨带来的洪水会被储存起来，以便干旱时使用。农业史研究专家罗宾逊教授认为，这一点足以解释为何种水稻的文明往往会延续得比较久，比如中国和印度就是如此。 李比希的植物营养学说否定了腐殖质理论，打开了化肥取代有机肥的大门。氮磷钾这三大营养元素当中，磷和钾的需求量相对较低，来源也比较广泛，问题还不算大，最难搞的是氮。空气中虽然充满了氮气，却都是惰性氮，植物无法直接利用。1909年，德国化学家弗里茨·哈伯（Fritz Haber）和卡尔·博世（Carl Bosch）为了生产炸药，研究出了从氮气中合成氨的方法。此法只要稍加变通就可以生产出廉价的氮肥，化肥工业由此开始腾飞，农业正式进入了工业化的时代。 未来的粮食 换句话说，化肥很像举重运动员使用的类固醇，短期内确实很有效，但长期使用对身体有害。相比之下，有机质中含有的营养元素是在微生物的作用下缓慢释放到土壤中去的，这就相当于一种缓释化肥，能够持续不断地为土壤增加肥力，还不容易污染环境，整体效果要比化肥好得多。 自从5000年前被发明出来之后，犁耕法便迅速传遍了整个世界，说明这项技术确实有很大优势。古代农民在播种前几乎都会用犁把土地翻耕一遍，一方面将土翻松，便于出苗，另一方面也可以将上一季留下的作物残茬和新长出来的杂草清理干净。有些农民还会在翻耕土壤的同时把肥料埋进土里，播种、除草、施肥三件事一起干了。 就这样，来自世界各地的农民把地球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表层土壤翻耕了无数遍，谁也没觉得不妥，直到1934年全球大旱，北美大平原爆发了严重的沙尘暴，漫天黄沙一直持续了3年，逼得当地居民不得不背井离乡，去其他州给别人打工，这就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沙碗事件”（Dust Bowl）。这次事件终于让美国科学家们开始质疑耕地的做法，怀疑这种耕作方式造成了土壤水分的丧失和耕层土壤的流失，最终引发了沙尘暴。 基于同样的理由，魏刚也不会尝试不同作物的轮作，或者在冬季休耕期间种植覆盖作物，因为这两个做法都需要钱，当地农民是不会出的。但在蒙哥马利提出的保护性耕作体系里，这是非常重要的两个环节，因为轮作（尤其是谷物和豆科植物轮作）可以增加土壤肥力，同时防止病虫害。种植覆盖作物（比如苜蓿）同样可以增加土壤的有机质含量，同时满足了土壤常年被植被覆盖的要求，减少水土流失。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可持续农业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柱，同时还要求农民们不过度追求产量。但中国人口压力太大，经济基础薄弱，这两条要求都无法满足，这就是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障碍。 “如果单纯按照土地面积来计算，我们的粮食年平均单产还是可以的，不比农业发达国家差多少。但人家每年只种一季，我们种两季，我们每季的单产只有人家的60%，两季加起来甚至还比人家多一点呢。”中国农业大学国家农业绿色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张福锁对我说，“但这么做的结果就是我们的土地一直在不停地种，地力严重透支，只能依靠化肥农药上的高投入来维持一定的产出，资源浪费严重，环境代价太大。” 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张福锁团队开始在农民中提倡“水肥后移”，即把浇水和施肥的时间都往后移。以前每个种植季要浇4～5遍水，现在只浇2～3遍就可以了。实践证明这么做既节约了成本，又解决了叶片过密致使病虫害加重和容易倒伏的问题，植株根系也长得更好，更容易吸收土壤中的营养物质，于是化肥使用量也跟着降了下来，产量反而有所提高。 “这两项技术说起来似乎很简单，但也都花了好几年时间才推广下去，因为中国农民喜欢坚持自己的老经验，什么新技术都要观望观望才敢亲自尝试。”张福锁说，“另外，中国小农户的学习能力千差万别，导致新技术的到位率较低，和试验田的差距较大。同样在华北地区，我们的玉米试验田产量已经可以达到每公顷14～15吨了，农民的产量只有6～7吨。” 未来的瓜果蔬菜 他们认为有机食品的生产过程对环境更友好。这是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认真对待。有机农场确实在很多方面值得普通农场学习，比如强调不同作物的轮作和间作，以及有机肥的广泛使用等。但与此同时，因为过于强调遵从古法，有机农场在另外一些方面却并不环保，是不可持续的耕作方式。另外，有机农业拒绝一切高科技的态度也和保护环境的初衷背道而驰，比如对转基因技术的排斥就是一例。目前广泛使用的转Bt基因技术可以减少农药的使用，而Bt基因的产物Bt毒蛋白一直是有机农业允许使用的有机杀虫剂，因此有机行业对于这项新技术的排斥是毫无道理的，反而会破坏环境。 农业从本质上讲绝不是一个天然的过程，一块地无论怎样耕种都会产生负面影响，有机也不例外。既然如此，那就应该想办法提高耕种的效率，用尽可能少的土地面积和化学品投入获取尽可能多的长期回报，这才是最环保的做法。从这个意义上讲，有机农业相当于奢侈品，少数富人愿意为此买单，这没问题，但如果强行将其推广至全世界，无论是对自然环境还是对普通消费者来说都没有任何好处。 磨皮村是个彝族村，建在一座小山之上，上山的公路显然是新修的，又宽又平。公路两边种着成片的柑橘树，叶子绿油油的，和周围的几座秃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滴灌的起源已经被写过好多次了，很多人都知道这项技术的发明人叫西姆查·布拉斯（Simcha Blass），是个出生在波兰的犹太裔水利工程师。他年轻时响应号召移民以色列，和几位同行一起开创了以色列国家自来水公司，为所有居民提供淡水。上世纪30年代时，一位以色列农民找到他，提醒他注意一棵生长在沙漠里的大树。经过一番研究，他发现原因是一根埋在地下的输水管道在那棵树附近破了个小洞，水一滴一滴地漏了出来。他把这件事记在心里，直到50年代他退休后终于有了空闲时间，这才发明出了世界上第一个滴灌喷头。 所有滴灌喷头的原理都是一样的，就是通过在主输水管旁边加一个分流装置，通过复杂的管道设计把分流装置里的水速降下来，以实现滴水的目的。 在李萨易看来，滴灌就是一项非常典型的精准农业技术。所谓“精准农业”，就是采用各种技术手段让植物始终处在最佳生长状态，同时又让所有的外部输入（比如水肥、农药等）尽可能高效地被植物吸收利用，把浪费减少到最低，上文提到的励志果业的水肥一体化系统就是精准农业的绝佳案例。 “西方国家的食品浪费主要发生在消费端，而中国主要发生在供应链的前端，所以这方面的提升空间是很大的。另外，很多食品浪费是隐性的，比如蔬菜如果采后处理不当的话，大量维生素就会损失掉。你以为买到的是营养，其实只是水而已。”刘珍对我说，“问题在于，保鲜技术的研究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技术含量却不算高，很难发论文。而中国的科研体系一直是以论文为导向的，因此没人愿意在这方面花时间。中国至今没有建立一个研究采后保鲜技术的研究机构，导致中国在这方面的技术水平非常落后。” 未来的蛋白质 从生物化学的角度讲，蛋白质贵得很有道理。三大营养物质当中，碳水化合物唯一的功能就是提供能量，脂肪的主要功能也是如此，唯有蛋白质，不但可以提供能量，还承担着很多重要的生理功能，比如酶的主要成分就是蛋白质，肌肉的主要成分也是蛋白质。另外，蛋白质不像碳水化合物和脂肪那样可以很方便地储存起来留到明天再用，所以我们每天都必须摄入一定量的蛋白质，否则就只能消化自己的肌肉了。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只能靠一种食物来维持生命，那么蛋白质是唯一合理的选择。 具体来说，要想生产出廉价肉，有3个因素必不可少。第一个因素是品种改良，这是所有农业项目的共同特征。就拿鸡来说，1957年时美国养鸡场的一只鸡养到56天时的平均体重为0.9公斤，1978年时这个数字变成了1.8公斤，2005年时这个数字又变成了4.2公斤！这个变化背后的主要原因就是科学家们培养出了速生鸡品种，饲料转化成肉的速度越来越快。这一方面节约了时间成本，另一方面也节约了饲料成本，因为鸡每多活一天就会多消耗一点饲料，这在生产商眼里属于浪费。 根据《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所做的统计，1985年大型养鸡场的饲料转化比约为2.5∶1，即每消耗2.5公斤谷物饲料才能换回1公斤鸡肉。如今这个比例已经达到了惊人的1.3∶1，快要接近理论极限了。 为了加快猪的生长速度，多长瘦肉，饲料中的蛋白质含量还必须很高才行，大豆就这样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时代。蛋白质分子的含氮量非常高，只有会固氮的豆科植物才有能力生产出那么多蛋白质。大豆榨油后剩下的豆粕蛋白质含量非常高，是最好的精饲料。中国之所以每年都要进口将近1亿吨大豆，原因就在这里。如果没有这1亿吨大豆，中国人要想维持现有的饮食水平几乎是不可能的。假如我们打算自己种的话，这1亿吨大豆将占用1/3的现有耕地，这同样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巴西人去哪里种大豆呢？答案就是亚马孙热带雨林。为了扩大大豆种植面积，这些年巴西人不断地放火清理雨林，最近爆发的亚马孙森林大火就是这一做法的必然结果。 巴西人清理雨林的另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扩建养牛场，这样就可以直接出口牛奶和牛肉了。牛本来是吃草的，1900年时的一头奶牛平均每天要吃15公斤干草，每年能产2000升牛奶。但今天一头奶牛每天吃5公斤干草，外加15公斤精饲料，每年能产1万升牛奶，这就是为什么如今就连发展中国家的孩子们都能每天喝上一杯牛奶的真正原因。 和牛、猪相比，鸡肉是最环保的肉类，不但饲料转化率高，而且碳排放和水源污染等问题也远比牛和猪要小。难怪有人将鸡比作电动车，意思是说如果你想保护环境，却又不愿放弃吃肉的话，那么吃鸡肉也许是最好的折中方案。 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全球畜牧业正面临着品种越来越单一化的问题，导致高产品种对传染病的抵抗力持续下降，最近暴发的猪瘟就是一例。以后类似这样的事情只会越来越多，未来畜牧业的不稳定性肯定要高于粮食和蔬菜。 地球是不需要拯救的，环保主义者拯救地球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拯救人类自己。但是，此前已经有无数案例证明，人类是一种缺乏远见的生物，善于追求即时快感。这就好比吸烟的危害再大，也挡不住烟民们追求那种“赛神仙”的快感，因为烟草造成的危害是若干年之后才会发生的事情，烟民们没这个远见。同理，畜牧业影响的是未来的环境，但眼前这碗红烧肉实在是太香了，根本无法拒绝。因此，要想让人类为了保护未来的环境而牺牲近在眼前的幸福，简直比登天还难。 “历史证明，人类的口味是一直在变的。”这家公司的推销员对我说，“古代欧洲人不吃土豆，现在土豆成了主粮；以前人们喜欢精细的白面包，现在喜欢粗糙的全麦面包；过去很多人不喜欢绿菜花，现在很多沙拉里都有它。只要我们能把道理讲清楚，我相信未来是会有人喜欢我们的产品的。” 第二章 人类未来用什么 人类文明曾经被材料改变过很多次，未来仍然会继续如此 引言 未来的材料 钢筋混凝土、塑料和纤维是人类使用量最大的3种材料，对环境造成的污染也是最大的。人类对于材料的生产和使用方式到了必须加以改变的时候。 正常情况下，因纽特人会用海象牙或者兽皮和低纬度地区的人们交换工具，一把钢制小刀的价值要比一件毛皮大衣大多了。同理，古代社会不同部落之间最先开始交换的东西并不是美食，而是制造工具所需的特殊材料。比如，非洲最早的贸易网络就是为了交换黑曜石（Obsidian）而搭建起来的，这种石材只有在火山附近才能找到，在原始人学会提炼金属之前，黑曜石是制造切削刀具的最佳材料，无法替代。再比如，人类走出非洲之后建立的第一个贸易网络是为了交换铅和锡，这两种金属都是制造青铜所必需的原材料，同样无法替代，而且储量稀少。 人类文明曾经被材料改变过很多次，未来仍然会继续如此，因为我们本质上都是那位因纽特老人，一旦离开了材料就不再是文明人了。同理，人类对于材料的生产和使用方式也到了必须加以改变的时候了，因为如果再不改革的话，我们也不再是文明人了。 被材料改变的人类 只用一句话就足以说明材料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性：人类进化史的三大阶段都是用材料的名字来命名的。事实上，人类早期文明的每一个重大变化都可以用材料来解释，有些变化甚至就是直接源于材料的革新。 奥杜威石器（Oldowan）是一大类刀片型石器的统称，基本上只能用来切肉，没有别的功能。不过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些粗糙的石片，它们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终于从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走上了一条通往地球霸主宝座的光辉大道。 生物进化本身是有上限的，生化反应再强大也合成不出钢筋混凝土，遗传规则限制了动物们的想象力。奥杜威石器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祖先终于摆脱了生物的遗传限制，获得了近乎无限的上升空间。 人类获得的这种超能力并不完全来自工具的使用，因为人类并不是唯一会用工具的动物。一些猩猩会用石块砸开坚果，还有一些鸟类会用树枝从树洞里钓虫子吃。但几乎所有动物都只是把自然界早已存在的东西直接拿来用而已，顶多做一点简单的加工。比如某些鸟类会把太长的树枝咬断，做成长度适合的抓虫工具。奥杜威石器的制作过程则要复杂得多，需要先找到一块质地坚硬的石头当锤子，不断地敲打另一块质地较软的石头（称为石核，通常是鹅卵石），直到将石核的一侧敲出锋利的断口。整个过程耗时很长，不但需要精心挑选石材，还要耐心细致地敲打。人类是地球上唯一具备这种耐心和智力的生物，直到今天也找不出第二例。 奥杜威石器的基本形态一直保持了将近100万年，其间没有发生任何重大变化，由此可见早期人类的技术革新速度是多么地慢。直到距今170万年左右才又出现了一种新型石器，因其最早发现于法国的圣阿舍尔而取名“阿舍利石器”（Acheulean）。这也是一大类石器的总称，主要由形似水滴的手斧组成，可切可削可砸可撬，被誉为“石器中的瑞士军刀”。这种多功能石器自出现后便迅速取代了功能单一的奥杜威石器，而发明阿舍利石器的直立人很可能因为掌握了这种新式工具而终于走出了非洲，随即迅速扩散至整个欧亚大陆。 阿舍利石器的制作难度比奥杜威石器大很多，需要用不同的石锤对同一件石核做精细加工，整套工艺包含5～6个工序，很多步骤都要预先设计好，顺序不能错，对制造者的智力水平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件事充分说明，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大家能够使用的原材料都差不多，技术才是核心竞争力。 从工具制造的角度来看，无论是鹅卵石、黑曜石，还是木材或兽皮，其加工过程都是在做减法，既无法重新来过，也很难拼贴，所以这几种原始材料的使用范围非常有限，影响力也不大。 人类最早学会使用的金属大概是铜，时间大约在距今1万年前，地点是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两河流域）。这一时期人类使用的都是天然的纯铜，有很强的延展性，可以通过简单的加热和敲打改变形状，非常适合用于制造钱币和箭镞。另一种很早就被人类熟悉的金属就是金，这种稀有金属的延展性比铜还好，可以敲打成薄片，同时又不太容易被氧化，永远保持鲜艳的颜色，所以更适合用来制造高档首饰或钱币。 纯铜有个很大的缺点，那就是质地太软，所幸这个问题很快就因一次意外事故而被解决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工匠们发现，如果铜矿石中混入了一点含砷的矿石，做出来的合金铜要比纯铜坚硬很多。可惜砷有毒，不少铜匠因此死于非命，于是大家又尝试了其他金属矿石，终于发现添加10%左右的锡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就这样，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青铜在中东地区首次出现了。 最先爆发的部落战争很可能就是为了争抢制造青铜器所需的金属锡。中国境内的铜矿和锡矿都很丰富，无须担心缺少资源，对此没有切身体会，但地中海沿岸地区严重缺乏锡矿，当地人只能派出商队四处寻找，最远甚至到达过今天的阿富汗和英格兰。英格兰岛过去曾经叫作“锡岛”，原因就是英国的康沃尔地区蕴藏着储量丰富的锡矿。 钢筋水泥的功与过 石灰石的主要成分为碳酸钙，这是地球上的钙元素最常见的存在形式。如果把石灰石和木炭放在一起高温煅烧，碳酸钙中的碳元素会和氧气结合成二氧化碳并释放到大气中，剩下的白色块状物就是生石灰，其主要成分为氧化钙。生石灰是人类最早学会使用的一种凝胶建筑材料，因其加水后会变软，风干后又会变硬，因此又被称为“气硬性无机凝胶材料”。 作为一种建筑材料，石灰最大的问题就是硬度不足，只能用来刷墙或者砌砖。工业革命开始后，英国人对建筑材料的需求量暴涨，迫切需要发明一种比石灰更坚固的新材料。一位名叫约瑟夫·阿斯普丁（Joseph Aspdin）的英国建筑工人受古罗马建筑的启发，研制成功一种新型凝胶材料，凝固后无论是硬度还是颜色都很像英国波特兰地区特有的一种石材，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波特兰水泥。 自然界还有一种情况能够提供这样的高温，这就是火山爆发。意大利的波佐利（Pozzuoli）地区火山活动频繁，留下了大量火山灰，只要往里面加入石灰就制成了一种近似现代水泥的建筑材料，史称“罗马水泥”。这种水泥遇水后会逐渐变硬，不用等到风干，所以又被称为“水硬性无机凝胶材料”。 古罗马人学会了把岩石变为液体，塑形后再变回岩石的诀窍。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几种材料，无论是陶土、金属还是玻璃，本质上都是这种能够在液体和固体之间发生转变的物质。 和其他建筑材料相比，水泥最大的优点并不是坚固，而是廉价。制造水泥的主要原材料就是普通的石灰石，储量非常丰富，开采也相对容易，用混凝土盖的房子物美价廉，就连最穷的人家稍微努力一下也能住得起，古人“居者有其屋”的理想终于得以实现。混凝土不但可以盖房子，也可以用来造桥修路，于是人类的活动范围大大扩展，普通人也可以很容易地出门旅行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水泥是继铁器之后出现的第二种非常“民主”的原材料，水泥生产技术的进步使得人类的平权运动终于有了实现的可能。 单纯的混凝土有个最大的缺陷，那就是它虽然正面抗压能力优秀，但却无法承受侧向的拉扯，因此混凝土只能作为地基、廊柱或者圆屋顶的建筑材料，无法用于横梁或者悬垂楼面，因为这些部位会受到弯曲应力，一点小小的裂缝就会导致整个结构的崩塌。 最终解决这个问题的是一位名叫约瑟夫·莫尼耶（Joseph Monier）的巴黎园艺家，他用钢圈做骨架搭了个模具，再灌入水泥，做成了一个花盆，结果这个花盆既能抗压又能抗拉，是建筑师梦寐以求的绝佳建筑材料。于是，大名鼎鼎的钢筋混凝土诞生了。 钢筋和混凝土是天生的一对。钢筋出色的抗拉性能正好弥补了混凝土在这方面的先天不足，而水泥的包裹则可以防止钢筋生锈。更妙的是，这两种材料的热膨胀系数居然也完全相同，这就保证了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建筑物无论在哪种温度下都不会变形。 水泥本质上是一种黏合剂，其作用就是把掺入的骨料黏在一起。骨料的主要成分是砂石，也就是体积很小的砂子和体积稍大一点的砾石的混合物。沙漠里的砂子经过多年的风吹雨打，棱角都磨没了，对水泥的附着力太弱，没法用。海滩上的砂子因为含有氯离子，对水泥有腐蚀性，也不能用于工程建设，否则会严重降低建筑物的使用寿命。 塑料，想说爱你不容易 19世纪时的1万美元可是一笔巨款，于是一位名叫约翰·海耶特（John Hyatt）的报纸印刷工人立刻把自己的家改装成一个化学实验室，开始疯狂做实验。他用硝酸处理木浆，再把得到的硝酸纤维素溶于樟脑溶剂中，获得了一种神奇的物质，这种物质高温下会变软，塑形后再降温又会变硬，无论是手感还是硬度都和象牙相差无几，这就是全世界公认的第一种商业塑料，商品名叫作赛璐珞（Celluloid）。 作为塑料的有机大分子大都是由一个简单的单体结构不断重复扩展而成，科学术语称之为聚合物（Polymer），最常见的单体是乙烯（C2H4）、丙烯（C3H6）和氯乙烯（C2H3Cl），它们的聚合物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聚乙烯、聚丙烯和聚氯乙烯。这几种聚合物早在19世纪中期就被发现了，但因为制备方法太复杂，成本太高，并没有立刻商业化。 万绿达和某知名口罩生产商签了3个月合同，每个月帮他们处理800吨口罩边角料。这玩意儿虽然成分复杂，但也就那么几样，处理起来并不难。相比之下，塑料瓶看似简单，其实不同品牌的塑料瓶成分非常多样化，瓶身可以是聚酯、聚乙烯和聚丙烯，不同的厂家还会使用不同的增塑剂，以及其他一些添加剂。瓶子上的贴膜则主要是聚氯乙烯，绝不能和瓶身混起来用。而塑料瓶盖子有的是用低密度聚乙烯制造的，有的是用高密度聚乙烯制造的，区分起来并不容易。万一操作者不小心弄混了，做出来的再生塑料质量就会很差，卖不出好价钱。 塑料很可能是继铁器和混凝土之后人类发明的最“民主”的材料，它的主要成分是地球上最丰富的碳、氢、氧，顶多再加一点氯、氮、硫而已。人类用现代科技手段将这些最普通的元素结合在一起，变成了一种轻质、耐用、功能多样、性能优异的原材料，几乎可以取代人类已经习惯使用的绝大部分其他材料，包括木材、金属、玻璃、橡胶和纸张等等。 复杂的问题往往需要复杂的解决方案，塑料问题就是如此。我们不应指望任何一种单一方案能够解决塑料污染问题，也不应指望完全依靠技术进步来帮助人类摆脱困境，而是应该多管齐下，一方面勇敢地向消费主义宣战，主动减少塑料产品的使用，另一方面必须采取实用主义策略，针对不同的塑料分别采取替代、回收、焚烧和填埋等方法加以处理。商家也必须立即行动起来，承担起自己应负的责任，只有这样才能彻底解决塑料问题，最终和这种人类有史以来发明得最全能的材料和平共处。 穿衣服的学问 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曾经是个纺织工业极度落后的国家，直到上世纪70年代中国人买衣服还要布票，每人每年分到的布票甚至连裁一条裤子都不够，所以才会有“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说法。那个时候每件衣服都得穿到实在不能穿了才会被扔掉，自然不会有人愿意花钱买别人穿过的旧衣服，所以那段时期中国城镇居民淘汰下来的旧衣服都归民政部管，由他们统一收上来之后，经过分类整理再发给贫困地区的人。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很多贫困地区逐渐富裕起来，不太需要这些旧衣服了，于是现在的大部分旧衣服都是由环卫部门当作垃圾收上来，卫生条件和品质都无法保证，这就是为什么关于旧衣买卖的相关法规迟迟未能出台，国内二手衣市场全都处于灰色地带。其实最近几年网络上的二手衣买卖十分活跃，非正规渠道的旧衣交易市场也一直存在。那些非洲人也不要的旧衣服大都被集中到浙江温州的苍南地区，在那里被拆解成再生纤维，用于家具和建材的填充物，相当于降级使用。 请问，18～19世纪全球产量增长最快的产品是什么？答案不是钢铁，也不是混凝土，而是棉布。英国人发明的飞梭技术、珍妮纺纱机、水力纺纱机和蒸汽机极大地提高了纺织工业的生产效率，工业革命由此开端。 据统计，1815～1860年间棉花出口占全美国出口总值的一半以上，可以说是棉花为美国挣到了第一桶金。但常年无休的耕种把整个密西西比河三角洲的土地肥力消耗殆尽，土壤沙化严重，最终导致了一场席卷整个美国南方的沙尘暴，大批农民被迫流离失所，成为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批生态难民。 另一种天然纤维则在21世纪接过了棉花的班，差点儿毁掉了地球上最后一片大草原，这就是羊毛。据2019年1月30日出版的《科学》杂志的报道，因为羊绒衫（Cashmere，又名开司米）的需求量大增，蒙古人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大量饲养山羊，导致蒙古大草原严重退化。目前蒙古境内已有12%的河流和21%的湖泊完全干涸，70%的蒙古大草原很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退化成沙漠。 中国老百姓最早接触尼龙这种材料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那时中国从日本进口了一批尿素用作化肥，装尿素的袋子就是尼龙做的。当年中国纺织品奇缺，于是不少人把用完的化肥袋子洗干净后重新剪裁做成了裤子，可袋子上面的“尿”字怎么也洗不掉，于是这种特殊的裤子就成了那个年代的一个著名标志。 第三章 未来的能源 能量正是让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有趣的原动力。 引言 能源：人类想象未来的无限可能 人类存在的终极目标就是消耗更多的能量，以此来生产更多的优质信息，比如知识、创新和想象力，这就是为什么人类的能源需求是永远不会封顶的。核聚变将是人类的终极能源形式，人类对于宇宙的终极想象，将会依靠核聚变来实现。 但能源就不同了。一个人的幸福程度，几乎总是和他的能源消耗量成正比。一个生活在发达国家的现代人的营养摄入量并不比人类祖先们高多少，但他的平均能耗却是狩猎采集者的50倍以上。充足的能源供应让这个现代人能够生活在几乎恒温的房子里，随时和相隔千里的亲朋好友通话，一高兴就可以用比古时候快100倍的速度去和朋友会面。 被公认为未来经济支柱的人工智能（AI）更是潜在的电老虎，因为现阶段的人工智能仍然离不开暴力计算。当年战胜李世石的谷歌围棋程序AlphaGo是一个总功率高达100万瓦的庞然大物，而人脑的功耗仅为20瓦左右。缩小两者之间差距所需要的关键技术，距离现实还很遥远，导致任何一个基于人工智能的软件系统都耗电惊人。据一项来自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的研究显示，训练一个错误率小于5%的图像识别模型所需费用高达1000亿美元，产生的碳排放与纽约市一个月的碳排放相当。如果要想将错误率减半，理论上至少需要再增加500倍以上的计算资源，其成本将是天价，碳排放更是让人难以承受。 人类历史上发生过两次大的能源转型，分别是从木柴到煤炭，再从煤炭到石油。这两次能源转型都是因为我们找到了能量密度更高的能源形式，转换起来顺理成章，无须干预。这个规律还能延续下去吗？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我们开发出了核能。核能是宇宙间能量密度最高的能源形式，不但完全符合人类的能源发展规律，而且几乎没有碳排放，是当前最应该大力发展的新型能源。 人类能源简史 战马在战争年代虽然很有用，但在和平年代却经常被牛替代。牛的速度比马慢得多，做功效率只有马的一半，寿命也比马短5～10年，看似不是个好选择，但牛是反刍动物，可以消化普通草料，无须跟人争食，这一优势让牛比马更受农民们的欢迎，毕竟耕地不需要速度，但粮食却是非常宝贵的资源。 事实上，人类社会的很多特征都可以从能源的角度加以解释。比如，在农业时代结束之前，人口总数超过1000万的超级城市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城里人烧饭取暖都需要能源，而在工业革命之前这部分能源基本上只能从城市周围的森林中获取。干柴的能量密度不算太低，但树木的生长速度十分缓慢，因此一座城市的能源需求至少需要50～150倍的森林面积来支撑。城市所在的纬度越高，所需的森林面积就越大。古代交通不便，森林面积不可能比城市大太多，所以古代社会不可能出现超级大城市。这不是因为政治原因，也不是因为粮食不够吃，而是因为城市居民的能源需求无法满足。 英国和中国一样盛产煤矿，但英国的煤质量不好，硫的含量高，烧起来呛人，所以一直没人愿意用。即使后来英国人意识到岛上的森林已经快砍光了，大家也不愿烧煤，因为森林毕竟还没有全用光，总还剩下那么一点点。这个案例充分说明，要想依靠民众的觉悟来保护环境是很不可靠的，人类基因里缺乏“未雨绸缪”这样的意识。 炼铁行业同样不喜欢烧煤，因为硫一旦掺进了铁，就会让铁变得很脆。有意思的是，铁匠和酿酒师傅们似乎从不往来，焦炭的制造工艺直到100多年后才被一个叫亚伯拉罕·达比（Abraham Darby）的人带进了炼铁厂。他早年曾经在一家酒厂工作过一段时间，亲眼看到了焦炭的制造过程。1709年，他制造了世界上第一台焦炭鼓风高炉，从此炼铁业也可以不用高价木炭了。 这两个例子充分说明，要想保护环境，不但需要开发出新的技术，还要让技术流转起来，两者缺一不可。 煤炭很重，需要解决运输问题，于是一个名叫亨廷顿·比尔蒙特（Huntington Beaumont）的人于1604年发明了用两根铁轨铺设而成的“马车轨道”（Wagon-way），方便用马车来运煤。接下来的故事顺理成章，一个名叫理查德·特里维西克（Richard Trevithick）的人把一台瓦特蒸汽机安装在了车头上，火车就这样诞生了。火车是工业革命的第三根支柱，不但节约了原材料的运输成本，提高了工厂效率，而且还极大地扩展了人类的活动范围，这一点对于提高人类生活质量的作用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1824年，27岁的卡诺将他的理论写进了《论火的动力》一书中，他也因这本书而被后人尊称为“热力学之父”。顾名思义，热力学（Thermodynamics）是研究热与力相互转换的学问，这门新学科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不同能量形式之间的换算问题，尤其是动能和热能这两个最被大家熟悉的能源形式。这个难题最终是被詹姆斯·普雷斯科特·焦耳（James Prescott Joule）解决的，他通过精密的实验发现，1磅水（约等于454克）的温度升高1华氏度所需的能量，等同于772磅重的物体下降1英尺所释放的动能。 这个实验非常难做，需要精确测量极其细微的温度变化。据说焦耳的眼力非常好，能够看出温度计上1/200华氏度的差异，这就是为什么只有他测出了这个值，而且他测的值和后来采用现代仪器测出的正确值相差不到1%。 早年的石油工业主要以生产煤油为主，其余的成分大都被当作废物倒掉了。后来一个名叫约翰·洛克菲勒（John Rockefeller）的商人学会了如何把各种长度的碳链从“废料”中分离出来，分别制成各种化工产品，一个崭新的行业——石油化工行业从此诞生了。再后来，人们又学会了如何从石油中生产合成塑料和人造纤维，人类的物质生活从此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但是，汽油和柴油这两种成分一直找不到合适的用途，被洛克菲勒当作普通燃料廉价地卖掉了。19世纪末期，德国人发明了用汽油做燃料的轻型内燃机，并把它装在了马车上。1903年，一位名叫亨利·福特（Henry Ford）的人成立了福特汽车公司，并开发出了全世界第一款面向普通民众的廉价汽车（Model T），汽油摇身一变，成为紧俏商品。原油中的汽油含量通常只有15%～18%，有人改进了冶炼方法，用高温高压来裂解长链烃，终于把汽油的产量提高到了45%以上。 虽然煤炭在取暖和发电市场仍然占有很大份额，但便利的交通对于现代人生活品质的提升作用实在是太明显了，于是大家倾向于把1859年当作人类社会正式迈入石油时代的开始。从某种角度讲，人类至今仍然生活在石油时代，下一个能源时代还没有到来。 相比于石油时代，更多的人喜欢用电气时代来定义今天的世界。其中“气”这个字指的是早年间控制电路的气动开关，后来被电磁式继电器开关取代了。 电池相当于把储存于某些特殊材料中的化学能直接转变成电能，但这个方法极为昂贵，很难大规模应用。转折点出现在1831年，英国科学家迈克尔·法拉第（Michael Faraday）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证明电能和动能可以在磁场的作用下很方便地相互转换，这就是发电机和电动机的工作原理。但因为各种技术原因，直到1878年英国人才建造了世界上第一座水电站，把水的势能转化成了廉价的电能，电这才终于走进了普通人的生活。 从这个例子看出，能量密度自始至终都是衡量能源可用性的最高标准。但来自石油的碳氢化合物已经是自然界能够提供的化学能量密度最高的物质了，要想进一步提高能量密度，必须用彻底改变能量的物理学。 研究显示，触发一次极端缺氧事件所需要的大气二氧化碳浓度是工业革命前平均水平的4倍，活跃的火山活动需要维持几千甚至上万年才能达到这一水平。如今地球二氧化碳浓度已经达到了工业革命前的1.5倍，预计到本世纪中期将会达到2倍。如果我们没有立刻开始减排行动的话，到本世纪末时地球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就将达到工业革命前的4倍，那时的人类后代便将“有幸”亲眼目睹“大洋缺氧”这一极端事件的发生。 可再生能源的未来 一群正在光伏板下吃草的羊把我拉回了现实。这里当然不是什么火星基地，而是国家电力投资集团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黄河公司）精心打造的光伏产业园。我所在的地方是园内的百兆瓦太阳能发电实证基地，148种各式各样的光伏发电产品在这里同场竞技，看看哪一种电池板发电效率最高？固定式和追踪式支架哪一种经济上最划算？到底是三元锂电池还是磷酸铁锂电池更适合作为光伏电站的储能配套设施？这些问题都是太阳能发电企业非常想知道的，但只有通过实际操作才能得知真相。 如果我们的思维再发散一点，把全中国130万平方公里的沙漠和戈壁滩全都铺上太阳能电池板的话，那么总的发电量足够全世界用的了。事实上，根据一家总部位于伦敦的新能源智库“碳追踪倡议”（Carbon Tracker Initiative）所做的研究，我们只需将总面积45万平方公里，即大致相当于摩洛哥那么大的一块热带沙漠地区铺满高效太阳能电池板，所发的电就已经够全人类使用了。 如此高额的投入必须要有巨额回报作为支撑。这个海上风场的投资额约为55亿元人民币，总装机功率为30.16万千瓦。这片海域的年均可发电小时数约为2500～2600，比陆地多1/3。算下来这个风场每年平均可以发出8亿度电，按照0.79元/度的电价计算，每年光靠卖电就可以获得6亿多元人民币的收入。海上风机的设计寿命最低也是20年起，所以这笔投资从长远来看肯定是可以赚钱的。事实上，中国已经连续3年成为全球海上风电的最大市场了，2020年新增装机超过了300万千瓦，占全球增量的一半以上。 2021年10月22日出版的《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杂志发表了一篇由中美科学家联合撰写的研究报告，作者分析了42个主要国家1980～2018年的能源和气象数据，发现即使不添加储能配套设施，仅靠风光发电就能满足绝大部分国家80%以上的用电需求，国土面积越大、纬度越低的国家在这方面的优势就越明显。按照这篇论文的分析，俄罗斯、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和中国是最适合发展风光电站的国家，而德国、韩国、瑞典和波兰等国家在风光领域的资源禀赋就要差很多。 运煤需要火车，运石油需要管道，输电只需一根电线就可以了。电能在电线中以光速传播，看似迅捷无比，但由于电阻生热而产生的能量损耗却是个大麻烦。爱迪生发明的直流系统就是在这个问题上败给了特斯拉发明的交流系统，最终由后者一统江湖。 “交流电网很像是一个弹性力学系统，节点和节点之间仿佛连着一根根弹簧，遇到冲击会缓冲和振荡起来，所以交流电网的优点是对扰动冲击的自适应性非常好，不太依赖控制，缺点是一旦遇到太强的冲击可能会把弹簧拉断，也就是电网失去稳定性。”秦晓辉对我解释说，“因此，如果要靠交流电网来做远距离大容量输电的话，必须把沿途的电网全部加强一遍，还要求沿途各节点的电压支撑都要达到一定水平，代价较大。而直流输电是相对刚性的，高度依赖精准控制。虽然它的抗扰性和交流输电相比不占优势，但它能实现点对点的大容量远距离输电。如果传输距离超过1000公里的话，经济上要比交流输电划算。” 电氢之战 根据IEA所做的统计，目前人类活动所消耗的初级能源可以按照用途的不同大致分为三大类，各占1/3左右。第一类是居住耗能，其中的23%被电灯、电话、电视、电脑等家用电器消耗掉了，其余的77%被用于调节室内温度，包括暖气、空调和风扇等。这一类能耗理论上都是可以被清洁能源所替代的，目前这个比例也已经达到了26%，而且正处在迅速增加的过程中。第二类是工农业生产耗能，其中的75%被用于各种加热过程，比如炼钢和水泥制造等等。这部分能耗比较难以解决，但起码从理论上讲也不是不可能的。剩下的25%是生产过程中的耗电，这当然是可以被清洁能源替代的。 第三类是交通耗能，占比32%。四大交通工具当中，火车的问题最容易解决，因为铁轨的位置是固定的，可以很方便地连接交流电网。事实上，如今遍布中国的动车组用的全都是来自电网的高压交流电，这部分能耗理论上完全可以用可再生能源来解决。但火车能耗只占交通耗能的3%左右，汽车、轮船和飞机才是大头。这三种交通工具没法使用交流电网，只能自带能源，而它们的移动属性对所带能源的能量密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汽油和柴油是目前最好的选择。生物质燃料（比如玉米酒精）可以替代一部分，但这需要占用宝贵的农田资源，发展潜力极其有限，因此目前交通领域的能耗有96.7%来自化石能源，这部分碳排放又很难通过碳捕捉技术被处理掉，所以交通领域被公认为是实现碳中和的最大障碍。 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于是很多行业都有属于自己的“不可能三角”。金融行业的版本是资本自由流动、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这三者之间不可兼得；医疗体系的版本是便宜、高效和服务好这三者不可兼得；电动汽车行业有点特殊，至少有三个不同的版本：续航、快充和廉价这三者不可兼得；续航、快充和安全这三者不可兼得；电网安全、出行自由和出行成本这三者不可兼得。 为了提高电池的能量密度，工程师们想尽了各种办法，但效果都不尽如人意。目前表现最好的三元锂电池也仅仅做到了单体能量密度每公斤300瓦时左右，大致相当于汽油的1/40。另一种常用的磷酸铁锂电池的能量密度大约只有三元锂电池的一半，但它不含钴这种贵金属，从而避免了很多麻烦，价格也更便宜，所以受到一部分车企的欢迎。另外，三元锂电池的安全性不好，一旦发生事故很容易发生短路并自燃，需要从电池设计、材料安排、保护电路和定期检查等很多方面提高它的安全性，这就进一步提高了三元锂电池的价格。磷酸铁锂电池虽然安全性更好，寿命也比三元锂电池长，但它不耐低温，不适合中国北方使用，这就严重限制了它的应用范围。 充电速度慢源于动力电池的第二个特性，即它的功率密度比汽油低太多了。为电池充电是一个反向的电子移动过程，我们可以将这个过程想象成一群观众进入一个空着的体育场，通道越宽敞，座位安排得越稀疏，人们找到空位子的速度就越快，但体育场能够容纳的总人数就越少，所以电池的能量密度和功率密度是成反比的，电极做得越厚，能量密度就越高，电极做得越薄，功率密度就越大。制造商只能在中间找平衡，不可能两者兼得 另一方面，观众们跑得越快，找到位置所花的时间也就越短，这就相当于充电温度越高，充电速度也就越快。但锂电池不耐高温，长时间高温充电会导致电解液分解，缩短电池寿命，所以锂电池的充电速度不可能做得太快。有一种新技术据说可以让锂电池在充电前迅速升温，快充10分钟后再迅速降温，这样可以有效地避免上述问题，不过目前该技术尚未大规模商业化，效果怎样还不好判断。 要想真正实现快充，光有好的电池还不够，还要有足够强劲的电源，这就需要克服电网的物理限制。一般家用电源插头的最大输出功率只有3千瓦，需要20小时才能充60度电。目前市面上常见的商业快充插口的输出功率大约是60千瓦，充满60度电仍然需要一个小时的时间。据说特斯拉的快充技术已经可以做到150千瓦了，但特斯拉电池比较大，充满80%的电还是需要半个小时的时间。如果将来电动车全面普及了，节假日的高速公路上肯定还是会排队。 相比之下，一般加油枪的输出功率如果换算成电的话相当于5000千瓦，这就是为什么加一次油用不了一分钟却能跑500公里的原因。电动车的补能要想做得和燃油车一样快，只有换电这一条路可走。 电动车电池也可以采用干电池模式，业内术语称之为“车电分离”。这么做有几个显而易见的好处，比如补能（换电）时间短，用户体验堪比燃油车；消费者可以通过买车租电池的方式降低一次性购车成本；电池充电可以由专业人士统一管理，延长电池使用寿命等等。但是，这么做的缺点也不少，比如电池包必须标准化，增加电动车设计难度，整车厂不满意；需要准备很多电池作为备份，盈利模式又不明确，换电站也不满意；等等。所以目前只有蔚来、北汽和奥动新能源等少数几家企业全力支持换电模式，其他企业大都持观望态度。 2021年6月30日，中电智慧综合能源有限公司在延庆的氢能产业园建成了北京市第一座对外开放的70兆帕加氢站，我专程前往参观，发现加氢口的设计和加油枪非常相似，好像是在特意提醒大家，加氢的体验和加油一模一样。 “氢燃料电池技术日本最强，他们的氢车已经不需要配锂电池了。”公司总经理张越对我说，“发展氢能是日本的国家战略，李克强总理2018年去日本考察了丰田的氢车，第二年‘发展氢能’就写进了我国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国的氢能产业终于正式启动了。” 氢燃料电池需要用到铂这种稀有金属作为催化剂，而铂的外号叫白金，价格非常昂贵，但这并不是氢燃料电池成本高的主要原因。我参观了国家电投集团下属氢能公司的膜电极中试基地，工程师祁毓俊告诉我，铂只占催化剂成本的20%～30%，其在燃料电池总成本中的占比更是不到5%，而且未来肯定还会进一步下降。 氢燃料电池贵就贵在其生产工艺特别复杂，而且很多关键设备目前都还需要进口。燃料电池的核心部件是膜电极，一个膜电极包含催化剂层、扩散层、质子交换膜和双极板等很多组件，组装过程十分烦琐，对产品质量的要求也格外地高。再加上氢能膜电极的电压太低，一个电堆需要串联几百个这样的膜电极才能达到合适的电压，这就进一步增加了氢燃料电池的生产难度。中国在这方面还是个新手，技术和经验都很欠缺。但随着产量的提升，降价空间还是很大的，中国的锂电池行业就是个好例子。 正是因为氢能起步太晚，导致国家法规严重滞后。张越告诉我，氢气一直被中国有关部门列为危化品，对氢能的发展带来了很大影响。延庆产业园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突破了法规障碍，为后来的各种氢能应用蹚出了一条路。“实际上，氢能比汽油和锂电池都要安全。”张越对我说，“一来氢气太轻了，万一泄漏出来后会立刻向高空扩散，即使着火了也烧不到下面的设备。二来氢气很容易检测，只要在加氢站周围多安装几个检测仪，再和风机做联动，一旦检测到泄漏就自动吹风，氢气很容易被吹散。 氢能发展的滞后，和电动车的“抢跑”有关。曾经电动车和氢车都被视为取代燃油车的潜力股，而电动车只需解决电池问题就可以了，因为电网是现成的，不需要操心补能的问题。但氢车除了燃料电池，还需解决氢气的制造、储存、运输和加氢等问题，产业链太长了，需要各方联动才能运转。于是电动车先行一步，迅速占领了新能源车市场，别的技术已经很难挤进来了。 如果想办法解决了“氢脆”问题（氢和钢发生的脆化反应），我们甚至可以用天然气管道来输送纯氢，彻底取代天然气的烹饪和取暖功能。 氢是最适合用于新能源大规模长期储存和远距离运输的能量载体。相比之下，电池更适合小规模短期储能，两者是互补关系，不必相互竞争。 未来氢气将有两大作用。一个是直接作为燃料，全面替代汽油和柴油。另一个是作为化工原料，全面替代石油和天然气。这两个作用不但可以帮助中国摆脱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增进中国的能源安全，而且也都是仅靠风光发电无法完全实现的，只能靠氢。 第一个作用当中，前文只提到了汽车，其实航空和航运业才是未来氢能源的主战场，因为这两个行业的碳排放各自占到全球碳排放总量的3%左右，绝对不容忽视。如果说乘用车还可以靠电池来驱动，那么航空和远洋航运都不太可能，因为电池的物理限制很难被突破，未来只能依靠绿氢驱动氢燃料电池来为飞机和轮船提供动力，或者开发出能够直接烧甲醇或者液氨的发动机。 第二个作用也绝不仅限于工业原材料，而是在炼钢的过程中代替焦炭，用作还原剂。要知道，全球钢铁产业的碳排放约占人类活动排放总量的8%，必须想办法解决。但目前氢气的价格太贵，无论是化工厂还是钢铁厂都用不起。只有当未来的绿氢成本降到足够低之后，碳中和的目标才有可能实现。 人类的能源史，可以用能量密度的增加来解释；交流电网的普及，可以用电磁定律来解释；可再生能源的兴起，可以用能量守恒定律来解释…… 既然人类一直在追求能量密度的增加，为什么能量密度极低的太阳能和风能会成为热门产业呢？这一点可以用二氧化碳的温室效应来解释。正是因为这个物理效应的存在，人类被迫中止了对能量密度的不懈追求，把目光转向了更加清洁的可再生能源。 核能：人类的终极能源 让我们再次搬出物理定律，预测一下能源的未来。我们将会发现，既然人类对能量密度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而密度最大的能源形式是核能，那么核能一定会是人类的终极能源。 ...

[美] 查尔斯·赖特·米尔斯 / 李钧鹏 闻翔 主编， 李康 译， 《社会学的想象力》，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3月，ISBN: 9787303212842 在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时，最富收益的区分或许就是“源于周遭情境的个人困扰”（the personal troubles of milieu）与“关乎社会结构的公共议题”（the public issues of social structure）。这种区分是社会学想象力的基本工具，也是社会科学中所有经典研究的共有特征。 而议题所涉及的事情，则必然会超出个体所置身的这些局部环境，超出他内在生活的范围。它们必然涉及许多这类情境是如何组合成作为整体的历史社会的各项制度，而各式各样的情境又是如何相互交叠，彼此渗透，以形成社会历史生活的更宏大的结构。议题是一种公共事务：公众觉得自己所珍视的某种价值受到了威胁。至于那种价值究竟是什么，威胁它的到底是什么，往往众说不一。 我们不妨从这些角度来看看失业问题。在一座拥有10万人口的城市中，如果只有一个人失业，那这就是他的个人困扰。要想施以救济，我们应该看看这人的性格，还有他的技能，看看他眼前有什么机会。但在一个拥有5000万就业人口的国度里，如果有1500万人失业，这就成了公共议题，我们不能指望在任何一个个人所面临的机会的范围内就能找到解决之道。因为机会的结构本身已经崩溃。要想正确地表述问题所在，并找出现实可行的解决办法，我们就必须考察整个社会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而不只是零散个体的个人处境和性格。 不仅如此，在许多人看来，所谓“科学”与其说是一种创造精神、一种定向手段，不如说是一套“科学机器”，由技术专家操作，受商界和军界的人控制，而对于作为精神和取向的科学，这些人既无法体现，也无从理解。与此同时，以科学的名义发言的哲学家们又往往把科学变成“唯科学主义”，把科学的体验视同人的体验，宣称只有借助科学方法，才能解决人生问题。以上种种使许多文化工作者越来越觉得，所谓“科学”只是一种自命不凡的虚幻的弥赛亚，充其量不过是现代文明中一种相当暧昧的成分。 所谓价值，就是共享符号系统的一个要素，充当着某种判据或标准，以便从某个情境中固有的开放可用的多个取向替换方案中做出选择。 科学的认识论依附于物理学家——无论是理论物理学家还是实验物理学家——所使用的方法。 社会科学中的混乱既是“科学性的”，也是道德性的；既是学术上的，也是政治上的。而试图对这一事实视若不见，正是这种混乱挥之不去的原因之一。 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就在于秉笔直录人间世事，但这样来陈述目标，其实过于简化，带有欺骗性。 在一个社会中，科学的技术、科学的合理性被赋予了核心的位置，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就会理性地生活，不再有任何神话、欺诈与迷信。 以合理性方式组织起来的各种社会安排并不一定是增加自由的手段，对个体来说是这样，对社会来说也是这样。实际上，倒往往有人借助这些社会安排，实施暴政和操纵，剥夺理性思考的机会，剥夺人们作为一名自由人行事的能力。

《走近钱学森》 作者: 叶永烈 出版社: 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 2016-7 页数: 560 定价: 58 装帧: 平装 ISBN: 9787220098017 小引：形形色色的评价 工程师偏重于实践，解决具体问题，不善于上升到理论高度；数学家则擅长理论分析，却不善于从一般到个别去解决实际问题。钱学森则集两个优势于一身，高超地将两只轮子装到一辆战车上，碾出了工程控制论研究的一条新途径 火箭专家返回红色中国 跟钱学森一起回到中国的，有他的夫人、歌唱家蒋英以及七岁的儿子钱永刚、五岁的女儿钱永真。 经过漫长的航行，1955年10月8日早上，“克利夫兰总统号”到达香港九龙。港英当局以所谓“押解过境”的名义，把钱学森一家送到深圳罗湖口岸。 钱学森献身于新中国的“两弹一星”这一宏伟的事业。“两弹一星”最初是指导弹、原子弹和人造卫星。“两弹”中的一弹原子弹，后来演变为原子弹和氢弹的合称。“两弹一星”的实现，是中国国力迅速崛起的标志，也是中国大国地位的象征。 “怀疑的乌云扫过我的头上” 当时，数学家华罗庚从美国回到新中国，在通过罗湖口岸前夕，发表了一封《告留美同学的公开信》，使钱学森为之动容：“中国在迅速进步着。1949年的胜利，比一年前人们所预料的要大得多，快得多……朋友们，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建立我们的工作基础，为了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 1950年2月9日，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麦卡锡在西弗吉尼亚威灵市的共和党妇女团体集会上，发表了惊人的演说，矛头直指民主党人、国务卿艾奇逊。麦卡锡扬言，手中握有“一份205人的名单”，“这些人全都是共产党和间谍网的成员”，“国务卿知道名单上这些人都是共产党员，但这些人至今仍在草拟和制定国务院的政策。”麦卡锡的演说，如同一颗猛烈的炸弹在美国政坛爆炸。尽管麦卡锡夸大其辞，在人们的追问下把“秘密名单”上的共产党员从205人减到81人，最后减到57人。然而，在麦卡锡的大声鼓噪之下，美国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清共运动”，从美国国务院扩大到方方面面，尤其是军事机要部门。麦卡锡因此一举成名，他的反共排外的政治主张被称为“麦卡锡主义”。美国著名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原子弹之父奥本海墨，也都被列进了黑名单。 6月19日，当联邦调查局干员再度光临的时候，钱学森把一份事先准备好的声明交给他们。钱学森在声明中写道：“当年我成为一位受欢迎的客人的情境已经不再了，一片怀疑的乌云扫过我的头上，因此，我所能做的事就是离开。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金贝尔在电话中说了一句“名言”：他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一个钱学森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师，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 后来，钱学森经过5年的漫长抗争，终于回到北京，金贝尔又说了一句“名言”：放钱学森回中国是美国曾做过的最愚蠢的事。 牢狱之灾突然降临 钱学森在1935年从中国到美国留学，那时候才24岁，似乎不可能是共产党员。钱学森在1947年暑假，回中国探亲，并在上海与蒋英结婚，然后返回美国。既然美国联邦调查局认定钱学森在1939年加入美国共产党，那么钱学森就犯了“在1947年进入美国的时候隐瞒共产党员的身份”的“罪行”，犯了“欺骗美国政府罪”。于是，就可以逮捕钱学森，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被监控的生活是痛苦的 得知儿子在美国遭到软禁，父亲钱均夫写信勉励他：“吾儿对人生知之甚多，在此不必赘述。吾所嘱者：人生难免波折，岁月蹉跎，全赖坚强意志。目的既定，便锲而不舍地去追求；即使弯路重重，也要始终抱定自己的崇高理想。相信吾儿对科学事业的忠诚，对故国的忠诚；也相信吾儿那中国人的灵魂永远是觉醒的……” 在足球场上，球员避开对方盯梢的办法是不断移动自己的位置。为了尽量避开美国联邦调查局监视的眼睛，钱学森不断地搬家。他的租房合同往往只签一年。到期后就搬家。那些从海关退回的总重量达800千克的8个大木箱，钱学森再没打开过，一直放在那里，以便一旦有机会离开美国，随时可以再度交船托运。夫人蒋英还准备好三个手提箱，放着随身用品，一旦获准回国，可以提起就走。 在工程控制论中闪光 失去了安全认可证，钱学森无法从事原先与军事相关的喷气推进研究工作，他改变了自己的研究方向，把目光投向一片崭新的领域——工程控制论。 控制论是法国物理学家和数学家A.M. 安培在1834年提出的，最初的定义是“管理国家的科学”。1948年，美国数学家N.维纳把控制论运用于动物体内自动调节和控制过程的研究，把控制论建立为一门新的学科。思想敏锐的钱学森，把控制论运用到工程系统的控制之中，创立了新的学科——工程控制论。钱学森把控制论概括为“一个系统的不同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的定性性质，以及由此决定的整个系统总体的运动状态”，把工程控制论定义为“研究控制论这门科学中能够直接用在控制系统工程设计的那些部分”。 中美在日内瓦的较量 1954年4月，美、英、法、中、苏五国外长在日内瓦举行会议，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以及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来到日内瓦，出席会议，象征着新中国首次以五大国的地位和身份出现在世界上。在会场，中美两国代表相遇时，冷漠而又尴尬，没有握手，没有寒暄，甚至连点一下头都没有，彼此都把对方视为陌路人。 躲过特工寄出至关重要的信 为了确保能够寄出这封信，钱学森连每一个细节都精心打理：他让蒋英用左手写，模仿儿童的笔迹，在信封上写了妹妹的地址，以使联邦调查局的特工认不出是蒋英的笔迹。 父亲是第一位老师 钱均夫按照钱家“继承家学，永守箴规”八字论辈取名，新生儿属“学”字辈。至于名字，沿用“木”字旁，因为他的同辈堂兄弟，除了都用“学”字辈之外，名字都用“木”之旁，诸如钱学榘、钱学梁、钱棠（钱棠按辈分应名钱学棠，因其母亲名字中有“学”字，为避讳取单名钱棠） 出身豪门，章家宽绰的财力，加上父亲作为教育家的指点，钱学森可以说是走过了一条最正规的循序渐进的学习途径：蒙养院→小学→中学→大学→留学→硕士→博士→副教授→教授。 一颗丰满的种子，落在肥沃的土壤和良好的气候中，茁壮成长为亭亭大树。优秀的主观条件和优越的客观环境相结合，便打造出名牌科学家钱学森。所谓十年树木，所谓百年树人，钱学森就是这样炼就的，这位导弹专家就是这样在扎扎实实的学业基础上腾飞的。 打下“基础的基础” 当时主持科技领导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方毅请出了“王牌”——钱学森的老师邓颖超。邓颖超约钱学森到中南海谈话。邓颖超说，“这好办，我告诉政协机关，叫他们平时不找你的麻烦。” “邓老师”的这番谈话，说服了钱学森。 17位深刻影响钱学森的人 钱学森曾亲笔写下一份珍贵文件，回忆在他的一生中给予他深刻影响的人，总共17位： 1）父亲：钱家治——写文言文 2）母亲：章兰娟——爱花草 3）小学老师：于士俭——广泛求知，写字 4）中学老师：董鲁安（于力）——国文，思想革命，俞君适——生物学，高希舜——绘画、美术、音乐，李士博——矿物学（十级硬度），王鹤清——化学（原子价），傅种孙——几何（数学理论），林砺儒——伦理学（社会发展）； 5）大学老师：钟兆琳——电机工程（理论与实际）、陈石英——热力学（理论与实际）； 6）预备留美：王助——经验设计； 7）留美：Theodore von Karman（引者注：即冯·卡门）； 8）归国后：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 跨进交通大学校门 虽然北京有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那样的名牌大学，但是钱学森却要报考上海的交通大学，那是因为铁道机械工程，属于铁道部主管，当时只有直属铁道部的交通大学才设有最棒的铁道机械工程专业。 1929年9月，钱学森考取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攻读铁道机械工程专业。如今，当人们称呼钱学森为中国“航天之父”、“导弹之父”的时候，几乎忘掉了钱学森当初是学铁道机械工程的。 南洋公学建校之初，从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购来成套教科书，依照美国大学课程进行教学。后来，交通大学逐渐明确“以理科为基础、工科为重点、兼有管理学科”，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为蓝本。这样，到了20世纪30年代，交通大学有了“东方的MIT”（即东方的麻省理工学院）的美誉。 伤寒突然袭来 钱学森后来回忆说：“我在上海读书时患了伤寒，请一位中医看，命是保住了，但是却留下了病根。那位中医没有办法去根，就介绍我去找铁路上的一个气功师调理，结果除了病根。练气功在屋里可以进行，很适合我，所以在美国时也没有中断。 钱学森对中医和气功产生浓厚的兴趣，最初就始于这场伤寒症。在钱学森晚年，仍坚持每日练气功。 后来，他与女高音歌唱家蒋英结为百年之好，对于音乐的共同爱好使他们成为知音。1950年至1955年，钱学森在美国遭到软禁，他常常吹木箫，夫人蒋英弹吉他，两人在家一起演奏17世纪的古典室内乐，以排遣心中的无限郁闷。 从地上跑的到天上飞的 当时，交通大学实行四年制。钱学森从1929年入学，中间因病休学一年，到193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照理，他可以顺顺当当去做铁道工程师。然而，钱学森在交通大学学习期间，却把专业志向从关注地上跑的火车，转移到天上飞的飞机。 促使钱学森在专业方向上的大转变，那是上海的上空出现了机翼上漆了红色“膏药”的轰炸机。倾泻而下的炸弹，震惊了正在埋头读书的钱学森。 在中国，最早提出“航空救国”响亮口号的是孙中山先生，而最早为“航空救国”付出心血的是中国飞机设计师冯如。 进京赶考 夏日的南京，在没有空调的岁月，热不可耐，号称中国的三大“火炉”之一。1934年8月，刚从交通大学机械系铁道工程专业毕业的钱学森，从上海乘坐火车沿沪宁铁路前往当时的首都南京。他是“进京赶考”，一年一度的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又称“官费生”）在南京的中央大学举行——虽然是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但是考试并不在清华大学。 “庚子赔款”要求赔偿的是14国军队来华所花费的军费，而中国驻美公使梁诚在1904年发现美国“浮报冒报”军费达一倍多，经过艰苦谈判，美国政府同意退还中国“庚子赔款”中超出美方实际损失的部分，用这笔钱“帮助中国办学”，并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 这“帮助中国办学”，办的就是1910年新建的“清华学堂”（即清华大学前身）。1911年，“清华学堂”更名为“清华学校”（留美预备学校），专门培养、派遣赴美留学生。1928年，“清华学校”改建为国立清华大学。这样，当时全国各地的大学毕业生想要公费留学美国，就要报考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 清华大学“航空工程组”的“二王”，成了钱学森的导师。这“二王”，即王助教授和王士倬教授。 横渡太平洋 没有出现在这张照片上的，还有一位中国学生，名叫贝聿铭，后来成为闻名世界的建筑大师。贝聿铭当时只有18岁，不是大学生，而是上海圣约翰大学附属中学毕业的高中生。他也不是公费生，而是自费生。他的父亲贝祖诒曾任中国银行行长，家境富裕，所以贝聿铭在高中毕业之后就到美国去读大学。 戴上硕士方尖帽 “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缩写：MIT）其实是清朝时的译名，那时候把马萨诸塞州译为马萨诸塞省，于是也就译为麻省理工学院。学校创建于1861年，如今拥有6个学院、8个研究所，早已是大学规模，而马萨诸塞州如今按照标准的音译应为马萨诸塞州，所以“麻省理工学院”准确的译名应是“马州理工大学”。只是“麻省理工学院”这译名用惯了，也就一直沿用至今。 冯·卡门的传奇人生 钱学森离开麻省理工学院，转往加州理工学院，是冲着冯·卡门教授而来。冯·卡门是航空动力学专家。钱学森从航空机械工程转向航空动力学，便决意拜冯·卡门教授为师。 在冯·卡门麾下 钱学森记得，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冯·卡门讲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术思想，美国人叫“good idea”（好点子）。有人问：“冯·卡门教授，你把这么好的思想都讲出来了，就不怕别人超过你？”冯·卡门说：“我不怕，等他赶上来，我又跑到前面很远去了。” 冯·卡门访华受到高规格接待 7月7日下午六时，在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兼航空研究所所长顾毓秀教授陪同下，冯·卡门乘火车刚离开北平，卢沟桥就爆发了“七七事变”。从此北平与南京之间的火车中断了12年，冯·卡门庆幸自己在无意之中赶上了最后一班列车。 “卡门-钱近似公式” 空气动力学是力学的一个分支，是航空工程的基础理论。航空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如何获得飞行器所需要的举力、减小飞行器的阻力和提高它的飞行速度，这正是空气动力学需要研究和解决的课题。 ...

《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 作者: [英]齐格蒙特·鲍曼 出版社: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品方: 燧石 原作名: Work, Consumerism and the New Poor 译者: 郭楠 出版年: 2021-9 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所有人都知道“有付出才有收获”，获取之前需要先给予。 在工业化的早期，工作伦理就进入了欧洲人的视野，之后则以多种形式贯穿于整个现代化的曲折进程中，成为政治家、哲学家和传教士们嘹亮的号角（或借口），帮助他们不择手段地拔除其时的普遍性恶习：大多数人都不愿被工厂雇佣，也拒绝服从由工头、时钟和机器设定的生活节奏。这种恶习被视为建立一个美丽新世界的最大障碍。 在过去，工人通过自己设定目标、自己控制进程获得工作的意义和动力，但现在，他们只能被动地完成由他人设置和控制的任务，工作对他们而言失去了意义。在这种转变之下，如何驱动工人运用自己的技能完成这些没有意义的任务，是现代化的开拓者面临的真正问题。解决方案是机械地训练工人，让他们习惯于不假思索的盲从，并且剥夺他们完善工作的自豪感。 工作伦理希望一石二鸟：解决迅速发展的工业化所需的劳动力问题，并处理后传统社会不得不面对的最令人头疼的问题——必须为那些由于种种原因无法适应环境变化、无法在新体系下维持生计的人提供生活必需品。 如果穷人生活得很痛苦，他们的数量就会大大减少。这是所有捕鼠者都知道的秘密：堵上粮仓的缝隙，用持续的猫叫声、警报声和陷阱的开关声折磨它们，这些负担就会消失，不再出现。如果被许可，更简单的方法是用砒霜，或其他一些略温和的方法。 工作伦理似乎主要是欧洲人的发明。大多数美国社会历史学家都认为，推动美国工业前进的是企业精神和跻身上层阶级的愿望，而非工作伦理。工作，专心致志地工作，越来越专心致志地工作，从一开始就被移民到美国和出生在美国的工人视为一种手段而非价值，视为一种生活方式或一种使命：工作是获得更多财富，从而更加独立的手段，是摆脱令人厌恶的必须为他人工作这种境遇的手段。 如果消费者无法对任何目标保持长期关注和欲望，如果他们没有耐心、焦躁、冲动，尤其是容易激动，又同样容易失去兴趣，“即时满足”就达到了最佳效果。 想要提高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就不能让他们休息。他们需要不断地接受新的诱惑，持续处于永不枯竭的兴奋之中，持续处于怀疑和不满之中。诱使他们转移注意力的诱饵需要肯定这种怀疑，同时提供一个宣泄的出口：“你以为这就是全部？好戏还在后头呢！ 人们常说，消费市场诱惑了消费者。但要做到这一点，成熟的、热衷于被诱惑的消费者也必不可少，就像工厂老板能够指挥工人，是因为存在遵守纪律、发自内心服从命令的工人。在正常运转的消费者社会中，消费者会主动寻求被诱惑。他们的生活从吸引到吸引，从诱惑到诱惑，从吞下一个诱饵到寻找另一个诱饵，每一个新的吸引、诱惑和诱饵都不尽相同，似乎比之前的更加诱人。他们生活于这种轮回，就像他们的先辈，那些生产者，生活于一个传送带和下一个传送带之间。 工作技能、就业场所以及职业规划是人们努力构建的社会身份中最主要的决定因素。一旦选定身份，人们就终其一生去构建这个身份，终其一生于他们的工作、职业或事业。社会身份的构建是平稳的、持续的，需要经历一系列泾渭分明的阶段（难怪要用“构建”来描述“社会身份”的实现），人们的职业生涯也是如此。职业生涯的稳定持久和人们贯穿终身的社会身份构建非常契合。 然而，稳定、持久、连续、逻辑一致、结构密实的职业生涯不再是一个普遍有效的选择。现在，只有极少数情况下，才能通过从事的工作来定义永久身份，更不用说确保这个身份。长期的、有保障的、确定性的工作已经很少见。那种古老的、“终身制”的、甚至是世袭的工作岗位，只限于少数古老的行业或职业，数量也正迅速萎缩。新的工作机会设置了期限，到期后的安排另行通知，或者干脆是兼职。它们经常和其他岗位合并，没有任何持续性保障，更不用说永久就业。 沙滩上无法建立牢固的城堡。简而言之，在工作的基础上构建终身身份，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至少在目前，除了少数高技能、高特许职业的从业者外）是死路一条。 无论人们渴望的身份是什么，都必须像当下的劳动力市场一样，具有灵活性。它必须能够适应紧急通知甚至没有通知的变化，必须遵循“拥有尽可能多的选择，最好拥有所有选择”的原则。未来必然充满不确定性，如果不这样做，就等于自己放弃机会，放弃那些未来曲折命运以及难以预料的生活带来的未知的、只能模糊感觉到的利益。 就实际意图和目的而言，重要的是手段而非到达的终点。履行消费者的责任意味着更多地做选择，无论这最终是否带来更多的消费。拥抱消费者模式意味着首先要热衷于选择，消费只能居于次席，也并非不可或缺。 生产者只能集体完成使命，生产是一种集体性事业，需要分工、合作和协调。个别情况下，某些局部可以独立运行，但是，如何与其他部分衔接以创造最终产品仍是任务的关键，常思于执行者的脑中。生产者即使彼此独立，也会聚集在一起工作。每个人的工作只有在交流、沟通、融合中才有收获。 消费者恰恰相反。消费彻头彻尾是一种个人的、独立的乃至孤独的活动。这种活动通过不断地满足和唤醒、缓释和激发某种欲望实现，这种欲望通常是一种私人的、难以言表的感觉。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集体消费”。 娱乐式工作是一种最令人羡慕的特权，那些有幸得到这种特权的人，一头扎进工作提供的强烈感官享受和令人兴奋的体验中。“工作狂”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7×24小时地专注于工作的挑战。这些人并非过去的奴隶，而是当下幸运和成功的精英。 这种新获得的全球流动自由消减了补充劳动力的经济负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新鲜、顺从、没有被宠坏的劳动力正在远方招手。 罗伯特·赖希（Robert Reich）提出，目前在劳动力市场上存在四类职业。第一类是“引导者”——发明家、广告商、推广者和商人。第二类是各领域、各层次的教育工作者， 他们积极从事于可雇佣劳动力的再生产，把劳动力塑造成可供购买和消费的商品。第三类是从事“消费市场服务”的人，他们的工作是激活他人的消费能力，大部分是产品的销售者和培养消费者购买欲望的人。第四类是“常规劳动者”（routine labourers），被配置于传统的流水线，或“新改进”的自动化电子设备终端，比如说超市收银台。 “失业者”虽然暂时没有工作，但一旦环境好转，他们就有望回到生产者的行列，一切也将回到正轨。“过剩”的人则不同，他们是多余的、编外的，不被需要。他们要么出生在一个“饱和”的社会里（即社会的续存无需更多的人从事生产），要么由于经济和技术进步（即有了新的生产力，较少的人员参与就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商品和服务需求），变得不再必要。 永远不缺少机会，我们不都是活生生的例子吗？但是，必须具备发现机会的能力，具备拥抱它们的能力：一些智慧、一些意愿和一些努力。 生存的方式多种多样，但每个社会只会选择它偏爱或容许的方式。如果我们把某个人类的集合称为“社会”，那就意味着这些人归属于同一个集合，构成了一个整体。

《数学的雨伞下：理解世界的乐趣》 作者: [法] 米卡埃尔·洛奈（Mickaël Launay） 出版社: 人民邮电出版社 出品方: 图灵新知 副标题: 理解世界的乐趣 原作名: Le théorème du parapluie: ou L’art d’observer le monde dans le bon sens 译者: 欧瑜 出版年: 2023-6 对于所有这些数据，本福特每次得到的观察结果都和我们的一样：首位数字分布不均衡。其中约有30% 的数以1开头，18% 的数以2开头，这一百分比持续下降，直到数字9，以9开头的数仅占5% 本福特定律理解起来并不复杂，但解释起来几句话说不清楚。这条定律背后的数学原理简单而深刻。我们面对的不是一道忽然间顿悟并惊呼“啊，原来如此，我明白了！”就能得出答案的谜题。需要改变的是我们对数字的理解和计数方式。如果说本福特定律在我们看来并非一目了然，那是因为我们的思维方式不对头。我们必须学会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自以为已经很了解的事物，我们必须审视自己。 那么，如何才能把这些直觉性的思考纳入数学的范畴呢？答案就在数量级这个微妙的概念之中。 基本的思路很简单，但功能非常强大。按数量级去思考，就是采取乘法思维，而不是加法思维。 在我们比较两个数时，无论比较的背景为何，大多数时候，我们会本能地以乘法思维去思考。如果在你常去的超市里，一件价格为200欧元的产品涨了8欧元，这或许会让你感到有些不快，但如果是2欧元的产品涨了8欧元，你就会感到大为不快了。因为在后一种情况中，价格变成了10欧元，相当于原来的5倍！这就不止是让人感到不快了，而是让人觉得上当受骗。但是，二者的增量却是一样的。 回过头来想想你所有的感觉：触觉、视觉、味觉、听觉、嗅觉。甚至还可以想想你对逝去的时间、通过的距离的感知，并以更为主观的方式想想你情绪的强烈程度。一旦开始以乘法而非加法的思维去思考这些事物，你就会更好地适应所有这些朝你扑面而来的感知了。 “切中要点”总会带来一种挖掘出某些深刻而珍贵之物的兴奋感、一种揭开了神秘面纱的兴奋感。不变量揭示了将不同先验事物聚集在一起的东西。这是一种共同点，就像隐藏在后台的齿轮，一旦让它露出真容，你就会因为了解了事物的运转原理而获得这种既欢欣又从容的满足感。 如果你不如鸽子灵巧，那就让鸽子变得不如你灵巧。解决重大问题并不总是得更聪明、更强大或更迅速。最重要的是找到窍门。 纳皮尔花了二十多年才发展出这一理论并制定出加法 / 乘法表。他当然是在没有计算器的情况下进行的。所有的计算都是他手工完成的。他在1614年发表了一部名为《奇妙的对数表的描述》(Mirifici logarithmorum canonis descriptio)的作品，并借机发明了“对数”这个词，用来指称乘法世界和加法世界之间的那座桥梁。更确切地说，对数是从乘法轴到加法轴的通道：8的对数是3，16的对数是4，依此类推。 在一份没有特殊风格的普通文本中，E 占去了所用字母中的15.87%，约为仅占0.24% 的字母Y 的66倍。我们可以在售卖备用部件的网店买到单个的替换键帽。你会毫不意外地看到，销售量最高的替换键帽是E 键，A 键和N 键紧随其后。 温度的例子更加引人入胜。1742年，瑞典天文学家安德斯·摄尔修斯(Anders Celsius)为自己的气象研究设计了一种新型温度计，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的名字也被用作这种温度计温标的单位，称为“摄氏度”。时至今日，绝大多数温度计以摄氏度为单位。 在接下来的路途中，我们还会用到很多雨伞。雨伞，是观点的改变，是差异，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待事物的艺术，一种更适合、更有效的角度。 为此，数学家制造出很多导航工具，其中有两个指南针：一个名叫“实用”，一个名叫“优雅”。“实用”引导我们创造出最贴近现实的抽象世界，在这些抽象世界中进行的研究能够轻松地转化为关于我们宇宙的知识。“优雅”告诉我们要完全抛开现实，并沉醉在抽象世界的奇观中。那里有许许多多美丽的事情要做——如果一件事是无用的，那它就更美了 凡旋转的都在掉落：卫星朝着行星掉落，行星朝着太阳掉落。而在牛顿之后很久，天文学家们还会发现，我们在天空中看到的所有星星都在以一种螺旋运动的形式相互掉落，就此形成了我们的星系——银河系。 这一如此简单而深奥的原理，将如此的优雅与力量集于一身。万物落在万物之上，一刻不停，一切都得到了解释。 牛顿选择用一种从未在天文学上使用过的数学概念将其模型化，而今天，我们把这一概念称为向量。向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种带有指南针的数。如果你把一个向西的数和一个向南的数加起来，就会获得一个向西南的数。很抽象，但行得通！得益于这种表述和其他一些描述，一切都奇迹般地进展顺利。牛顿成功地用简明而优雅的数学对引力做出了描述。现在，他可以计算苹果、月球、行星和所有受到引力的物体的轨道了。 事实胜于雄辩。你的理论可以富丽堂皇，满是强大而令人信服的论据，处处可见华丽的数学证明，但如果现实说了“不”，那就是“不”。 事后对失败者进行评判，总是很容易，但针锋相对的论战绝对是知识进步的必要条件。 在几个世纪中，亚里士多德的错误理论在丝毫没有受到质疑的情况下被教授和传播，这等于浪费了大量的时间。科学的进步总会伴随着令人扫兴的事情。如果一种理论能够抵御对它最为致命的攻击，那么这些攻击也会变为成就这一理论的主要推手。 《世界概况》中测得的加拿大海岸线的长度是202080千米，而世界资源研究所测得的长度则是265523千米。两个测量值之间相差了60000多千米！长度差异再一次超过了30%。而地球上几乎所有的海岸线都遇到了类似的情况。 曼德博的结论毋庸置疑，我们越是精确地测量英国的海岸线，其长度就会越长。添加越来越小的细节只会令测量值无限度地增加（图3.2）。如果我们不想做出任何让步，那么这个问题的唯一答案就是：英国的海岸线无限长。 卡斯纳决定把这个数叫作“古戈尔”(googol)。这个词是他9岁的外甥创造出来的，后来成了企业家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和拉里·佩奇(Larry Page)的灵感之源。当年，两人创建了一个用于信息搜索的网站，也就是后来的谷歌(Google)。 这些计算直捣人心，它们就艺术创造的本质向我们发出了声声考问。撰写书籍究竟是发明还是发现？一个作家能否声称自己创造了什么？因为他 / 她出版的每一本书都不过是数学的抽象巨型图书馆中业已存在的某一本书的有形实现。 我们就以图像为例。数码相机就像你的眼睛，无法捕捉到无穷无尽的不同颜色和形状。数码相机受限于像素，人眼受限于视网膜中数量有限的感光细胞。**诚然，在正常的一生中，一个人永远无法看到两次完全相同的事物，场景总会发生微小的变化。但如果你获得了永生，情况就会大不相同。**你的眼睛可能看到的潜在图像的数量会是巨大的，但仍是有限的，而当你达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年龄时，你就注定只能看到那些你已经见过的事物。 对数学界来说，这种构造犹如一种启示。就在此前几年，还没有人会相信一条线可以填满整个面。佩亚诺曲线成功地把狄多的切割推向了无穷。迦太基城创始人的牛皮条很细，但仍有一定的厚度。如果狄多能够切割出佩亚诺曲线，那么这条曲线就能把整个地球、太阳系、银河系等统统收入囊中 总的来说，我们可以把这些思考简化成一个句子：一个图形的维度是定位该图形的点的位置所需坐标的个数。一个坐标：一维。两个坐标：二维。三个坐标：三维。 模糊的关键在于不变的概念。对象各有不同，但由于存在共同点而理应具有相同的名称。情况各有不同，但可能以相同的方式运转。研究这些共同点和运转方式，相当于一下子想到千百种不同的事物，却不知所言为何物。这么做绝非徒劳之举，而是一个丰富的过程，可以引导我们对世界具有全面和深刻的了解。 我们所说的模糊、不精确或模棱两可，实际上有一个我们已经知道的名字：抽象。 平面球形图都是变形的。因为地球是圆的，或者说几乎是圆的，而地图是平的，所以必须扭曲现实才能将地球转换成地图。相等的距离在地球仪上和在地图上可能会有所不同，反之亦然。图4.14中的航线图是用墨卡托投影绘制的。在这幅图中，两极附近的区域比赤道附近的区域大。格陵兰岛看上去比美国还大，但实际上前者是后者的1/5。 小时候在坐火车时，我有时会站在列车中间的走廊里做跳跃实验。我心想，跳在空中的时候，我就不再和火车有接触了，那么它就不会再带着我一起前进了 E=mc2 老实说，卡路里是个古老的单位，现在已经被科学家们弃用。科学家们现在只使用焦耳。但由于单位的使用不总会遵循物理学家的建议，因此卡路里在营养学中仍被广泛使用，所以这两个单位一般都被标示在营养成分表中。 物理学家之所以如此青睐能量，首先是因为能量是宇宙的至高不变量。无论你做什么，一个系统的整体能量都将保持不变。 爱因斯坦的想法往往相当激进。这位德国物理学家不是一个喜欢修补蹩脚理论的人。在出现问题时，他就将一切夷为平地，以便重建其他东西。就像光速的问题，爱因斯坦将通过改变几何来彻底改变引力。他的假设很简单，但很强大：我们生活在非欧几何中会是怎样一番情形？在这样一种变形几何中，《几何原本》和《原理》中的定理将不会完全为真。 因此，时空是一种弹性物质，只要里面有质量，其几何就会发生变形。而正是在这种几何中，天体的轨迹才遵循其路线。质量改变了几何，几何改变了质量的轨迹。通过这种时空和物质之间的永恒交换，巨大的天体时钟运转不停。 时空呈现为一个二维网格，太阳的质量在这个网格中挖了一个洞，就好像它被放置在一张有弹性的画布上。其原理有点儿类似于绘制世界地图的原理：想要理解各大洲的变形和飞机的轨迹，你就得把这张地图放置在三维地球仪上。平面球形图的变形可以用我们星球的曲率来解释。同样，这种描绘通过时空的曲率解释了爱因斯坦的几何。就好像每个天体都在里面挖了一个洞，天体越重，洞就越大。因此，从太阳的一侧到另一侧，绕过它的路线确实要比进入洞内的路线要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