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马伯庸 著,《显微镜下的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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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历史在我们脑海中的印象,是烛照万里的规律总结,是高屋建瓴的宏大叙事。这虽然是正确的,但视角实在太高了,高到没什么人情味。即使有些讲述者有意放低视角,也只停留在庙堂之上、文武之间,关心的是一小部分精英,再往下,没了,或者说记录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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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地方官员一向的治政思路是以稳定为主,不出事什么都好说,至于讲不讲道理还在其次。下头老百姓们也明白这个逻辑,所以碰到什么纠纷,甭管有理没理,先闹一阵。闹成了,官府往往就会按闹分配;闹不成,也是法不责众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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帅嘉谟到底是数学学霸,在探究人心方面不及文科学霸杨教谕。他不明白徽州知府的冷漠是考虑到稳定和仕途,跟技术性问题无关。帅嘉谟把一个战略性错误当成了战术性错误,一味钻牛角尖去查考细节,等于媚眼抛给了瞎子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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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方案是典型的和稀泥思路:它把黄册与《大明会典》抛在一边,也不去计较丝绢税的来历——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总之现在大家各退一步,各自吃了小亏,这事就算完了,别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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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里,政策的执行是有惯性的(比如说在大明)。政策一旦形成惯例,即使周围情况发生变化,官员仍旧会机械地继续执行,不会主动求变,甚至畏惧变化。所谓“祖宗成法”,就是这么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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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的正税不多,杂税和隐形税却无比繁重,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在体制内悄然形成的。积弊一旦生垢,便难以清除,积少成多,演变出无数散碎、复杂的短途税链,赋税比账面上要沉重数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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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丁丝绢6145两,仍由歙县承担,但他们负担的均平银,则减少2530两。这笔均平银怎么补足呢?由徽州府军需银抽出1950两、金衢道解池州府兵饷银抽出580两,合计2530两,转入均平银账目冲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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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知县的地位很微妙。他在一县之内并非乾纲独断的土皇帝,更像是一个“各宜体谅”的协调角色。朝廷下发的训谕政令要落实,乡宦豪强的需求要安抚,贫民寒户的生计要照顾,军队与地方的关系要斡旋,甚至连衙门里的胥吏都不得不有所顾虑——诸房小吏都是世袭职位,熟知当地情形和文牍技术,真想搞出什么猫腻,一个外来的流官很难查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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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昌言的这一篇公告文,可以说是明代知县施政思路的一个实例,体现出了高超的平衡手腕。士绅们虽然出了钱,但保住了龙脉;灰户们虽然没了营生,但得了实利;官方居中协调,分文不出,即把一大片山地收归国有,可谓皆大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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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的办事原则是:拿住首犯,略施薄惩,以吓阻压制为主,不求根治问题,只要别在我任内出事就好。仔细回想一下,历任知县——除了赵昌期之外——对待保龙的态度,实际上都未曾偏离过这条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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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武湖这个名字的来历,据传说是人们曾在湖里发现两条黑龙——其实就是扬子鳄,黑色属北方,北方有神兽曰玄武,玄武湖的方位恰好又是在建康城北方,因此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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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战略规划听着很棒,但具体怎么落地?凭什么“养其民”,凭什么“收用巴、蜀”,又凭什么定三秦、图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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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了田地数量,税赋就有了出处;确定了人口数量,徭役就有了来源。这两样掌握住,政权就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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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户帖推广这一场全国大普查的洗礼,朱元璋锻炼出了一大批精通计算又深谙基层内情的官吏。他们具备了清丈土地的能力以及丰富的地方行政经验,技术层面不存在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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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心有五座人造岛屿,号称“五洲”,分别是老洲、新洲、趾洲、长洲和麟洲,对应如今的环、樱、菱、梁、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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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古有两股力量始终在纠缠对抗。一股力量来自中央,千方百计想要搞清楚基层情况;另外一股力量则来自基层,千方百计不让中央知道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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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弘治十二年(1499年)开始,有疑点的黄册不再驳回重造,只把问题项单独开列成总册下发。地方只需将问题项进行改正,单造一页送至后湖。驳查人员审核无误以后,将改正后的单页补进原先的黄册中,并附页说明改正缘由,用印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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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说旧档难改吗?那么只要设法让旧档彻底消失,就没问题了。虽然后湖戒备森严,人很难进去,但不代表别的东西进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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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黄册是用糨糊,每一页的右侧刷一条浆子,逐页压实,形成一册。明代的糨糊多用鱼鳔或树胶熬制,可民间嫌麻烦,大多是用米、麦、菱藕磨碎成粉,加酸酒进去加热而成。这种淀粉质地的糨糊,加固效果还行,但特别容易招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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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德年有一位经历过数次驳查的官员史鲁,他曾经哀叹说:“承平日久,弊伪渐滋。中间埋没、诡寄、不明违例等项,一次多于一次,一年甚于一年。牛毛茧丝,不足以喻其繁;条分缕析,不足以语其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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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毛茧丝”四个字,当真是这场黄册攻防战的最好比喻。那一道道作弊手段,正是缠绕在堑壕之前的铁丝网,密不透风,滋生孽长,一处被摧毁,立刻就有好几重围堵上来。这些铁丝网把大明的阵地逐渐切割成一块块零碎的孤岛,截断流向,使之无法互相支援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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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册库投入运营之后,朱元璋是这么安排的:所有的官员和监生相关支出,由国子监负责,如果不够,则由都税司以及江宁、上元二县补足;纸墨之类的文具支出,由刑部、都察院负责,不够的话,再由应天府补足;房屋、册架、过湖船只、桌椅板凳之类,由工部负责添造修理;至于其他琐碎支出,则由户部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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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部门,在不涉切身利益的事情上都会消极怠工,所以KPI必须和他们的职责相对应。户部和国子监负责的部分还好,毕竟是本管业务。像刑部、都察院、都税司之类的机构,跟黄册库关系不大,凭什么每年给你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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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部委足球队高举着“不敷”这面大旗,开始了精妙的传球。国子监推给都税司,都税司推给江宁、上元二县;户部推刑部,刑部推都察院,都察院推应天府,应天府呢,自然也往下甩锅,又推给下辖的江宁、上元二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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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养黄册库的费用,被一层层挪移转嫁,最终尽数落到了江宁、上元两县头上。这两个县就在南京城外,离后湖最近。两县实在是推无可推了,只能含泪把负累扛下来,向基层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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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新黄册入库,不是要监生驳查吗?从前驳查出问题,会打回原籍勒令重造,现在咱们不妨多加一条规矩:凡是驳查出了问题的黄册,当地主管部门就要被罚款,叫作“赃罚纸价”,又称“驳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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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册库和地方官吏不需要面对面勾结,他们只需要在自己的位置稍做发挥,就会产生一层一层的涟漪,让利益顺着最有利的方向流动。上头得了中利,中间得了大利,底层赚点小利,大家皆大欢喜。至于倒霉的王叙一家,并没人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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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正德之后的诸代实录,荒唐与不荒唐的后湖借款事例比比皆是。黄册驳费就像是一根长长的牛尾巴,从头到尾都攀附着密密麻麻的虻虫,上至皇帝、诸部尚书,下到里长、算手,上上下下都参与到这一场盛会中来,尽情地从中吸血,无限畅饮。长此以往,虻虫们固然越来越肥硕,老牛可是日渐消瘦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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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官场有一个特点:上头重视什么,下面未必会重视,往往得三令五申;但上头如果不重视什么,下头立刻心领神会,迅速废弛,堕落速度之快,令人咂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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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有造纸甲之法,把软纸一层层相叠捶实,剪裁成甲,防御效果不错。黄册都是上好绵纸所制,正是做纸甲的好材料。另外明军装备了大量火器、火箭,将绵纸搓成细条蘸上火药,即是上好的药捻和引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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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幕极具象征意味的画面。曾令大明江山永固的黄册,在风雨飘摇中被一一扯碎。漫天的纸屑飞舞于后湖之上,万亿大明子民的户籍化为甲胄和火器,以毁灭自己的方式,试图成为挽救这个王朝的最后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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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武湖如今在梁洲上设有一栋二层小楼,里面是明代黄册库遗址文化展。虽然几乎没什么实物,但设计上颇有可观之处。当我踏入二楼时,看到册架旁立有赵官泥塑一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