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冬连 著，《筚路维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01

前言

• 我认为，从执政党的建国方略、发展模式和基本政策角度考察，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路径经历了五次选择，即实行新民主主义、仿效苏联模式、追寻赶超之路、发动继续革命和转向改革开放。这五次选择呈现两个过程，即从走入传统社会主义（或称苏联模式）到走出传统社会主义，走上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第一章 实行新民主主义

一 “新民主主义”的源流

•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任务是，在多种所有制基础上发展生产力，实现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为向社会主义转变准备条件。
• 中共二大接受列宁和共产国际的指导，确定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先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第二步再进行推翻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
• 对于这两步革命怎么衔接，革命胜利后怎样过渡到社会主义去问题，中共内部有过长时间讨论，但未有定论。
• 经过长时间思考，毛泽东提出了“联合政府”的口号。“联合政府”并不是共产党期望的理想结局，但基于时局和力量对比，这是可以去争取的目标。从策略上说，提出“联合政府”的口号，旨在联合各中间力量逼迫国民党开放党禁，承认各政党合法地位，结束一党独裁，实行民主改革，争取中共在战后重建中取得主导权。事实上，也产生了这样的效果。
• 所谓联合政府，不只是联合各中间党派，如果国共两党坐不到一起，联合政府无从谈起。为此，中共在策略上做了调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对蒋介石虽然“批评九分”，但也还“留有余地”，有些话没有说透。当时，毛泽东估计，联合政府有三种前途，一是国民党要共产党“交出军队去做官”；二是形式上民主，承认解放区，实质仍是蒋介石的独裁；第三种前途是以共产党为中心。前两种前途都是以蒋介石为首，第三种前途才是毛泽东心目中的“联合政府”。他说：“我们要建设的国家就是这样一个国家”，不过“报告不这样写”。
• 毛泽东对出现前两种前途是有所准备的，他甚至没有完全拒绝到国民政府做官的可能，认为这至少可以“做宣传工作”。当然，军队和解放区是绝对不交出的。如果联合政府能够达成，社会革命的任务推延到比较遥远的下一阶段，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二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建国构想

• 从众多资料看，中共领导人是从两个方面考虑过渡条件的：一是生产力的性质，即工业化发展阶段；一是人民是否准备好接受社会主义前途。我们不难发现，前者是一个确定的指标，是人为难以移易的历史发展阶段；而后者带有随机性，取决于力量对比和执政党的动员能力。这种过渡条件的二元视角，对后来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存废有着重要影响。

三 新民主主义纲领的实

• 延揽如此多的党外人士进入政府，曾引起中共党内许多人的不满。毛泽东解释说：这样“好处很多”，“第一，可以‘赚’人，各方面的非党人物都有当副主席、部长、司令员的，‘朝里有人’，国民党不打自垮……第二，可以‘赚’来四万万人民，‘赚’来土地改革。第三，可以‘赚’一个社会主义。这叫做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吸引很大一部分具有管理经验、专业知识和社会名望的精英进入政府，集聚到共产党周围，对于瓦解旧势力、收拢人心、治理和建设国家都有帮助。更重要的是，把民主党派精英吸纳到政府，也就使他们与共产党同在一条船上，这条船确定无疑是驶向社会主义的。

五 酝酿放弃新民主主义

• 五反运动后，在所有较有规模的私人企业中建立了中共党支部，企业内部实行“工人监督，资本公开，技术公开，财政公开”，虽然承诺资本家仍有财产所有权、经营管理权和用人权，[93]事实上资本家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受到很大限制，他们感到前途渺茫，有的请求国家“计划他”。

第二章 仿效苏联模式

一 优先发展重工业

• 工业化从何处起步，是一个“苦苦思索”的问题。各有关部门提出过不同的设想，经过“反复权衡和深入讨论”，最后“大家认为必须从发展原材料、能源、机械制造等重工业入手。
• 在东西方冷战白热化的1950年代，中国没有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台湾）那种在世界自由贸易体系内发挥“比较优势”的条件；很难设想，在冷战白热化的年代，以强国为目标的中共领导人能长期忍耐“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30]的局面。周恩来说：“任何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总要有一点独立的能力，更不用说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不然一旦风吹草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支援我们完全解决问题”。

三 高潮是如何出现的

• 党组织正是利用了农民的这种心态，实行“依靠贫民、下中农，团结中农，孤立、分化、改造地主富农”的阶级路线，造成“贫农下中农的优势”。这个政策十分奏效，形成“羊群效应”。
• 本来，中共没有打算急于制定宪法，因为1949年通过的《共同纲领》具有临时宪法的性质，不仅民主党派满意，共产党也认为在过渡时期仍管用。以《共同纲领》为基础，以政协为平台，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正处在一个愉快合作的“蜜月期”。1952年10月，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出访苏联，向斯大林表达了中共的这一意向。然而，斯大林建议，中国应尽快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定宪法。刘少奇解释说，我们目前使用《共同纲领》，《共同纲领》在人民及各党派中威信很好。如果两三年内制定宪法，势必重复《共同纲领》，承认资本家的财产及剥削雇佣劳动为合法。再过七八年以后又要把资本家的企业国有化，再制定社会主义宪法，似乎有些不好。然而，斯大林坚持他的看法，他提出三条理由：其一，确立中共执政的合法性。他说，未经人民选举，没有宪法，人家就可以说你们的政权是建立在刺刀上的。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就可以拿掉他们的借口。其二，防止泄密。他说，你们的政府是联合政府，不能只对一党负责而应向各党派负责，国家机密很难保障。其三，通过选举向“一党政府”转换。他说，如果选举结果共产党员占大多数，就可以组成一党政府。其他党派落选了，可以给以恩惠，在政府中任用一些其他党派的人，继续在经济上合作，不使统一战线破裂。
• 中共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议，刘少奇从苏联回国，即刻启动制宪工作，并开始筹备召开全国人大。宪法的起草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基本框架模仿苏联宪法。宪法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新民主主义制度，但明确规定了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总目标。
• 1952年6月20日，毛泽东致信斯大林，提出“我们拟参考联共（布）中央的经验加强我们党的中央机构”。随后调高岗、邓子恢、邓小平、饶漱石、习仲勋到中央，戏称“五马进京”。同时将6个行政区改为中央派出机构，不再是一级地方政府。增设国家计划委员会，与政务院平行，统管全国经济，史称“经济内阁”。后来，林彪、刘伯承、叶剑英、陈毅、贺龙等人也相继调京。据高岗秘书赵家梁观察，调各路“诸侯”进京，毛泽东是一石三鸟：一则加强中央领导力量；二则形成刘少奇（党务）、高岗（经济）、周恩来（外事及统战）三足鼎立，分解周恩来的职权，并制约刘少奇；三则“调虎离山”，削弱大区权力，防患“山头主义”于未然。鉴于20世纪中国长期分裂的教训，防范“山头”坐大，加强中央集中统一，是毛泽东考虑的重要问题。高饶事件加快了撤销大区的步伐，1954年10月，各行政大区及其相关党政机构已不复存在。
• 文化改造的重要领域是教育界。对教育的重视不言而喻，马叙伦说：教育“是一种控制人类行为和思想的有效工具”。
• 院系调整虽然适应了国家工业化对专业人才的急需，但也导致了一系列问题，诸如忽视人文学科、理工分家、专业设置狭窄、拆散名牌大学、削弱综合性大学、中断民间办学传统等。
• 院系调整的政治含义是削弱欧美教育传统，引进苏联教育模式。凯洛夫《教育学》以及大量苏联高校和中专学校的教材被引进中国，1950年创办的中国人民大学和1951年创办的哈尔滨工业大学成为仿效苏联教育的样板，从培养目标、学制、专业设置到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方法、组织机构和师资培训全部依照苏联经验，随后苏式教育的影响在全国扩展。
• 1948年当选的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共81人，去美国的12人，随国民党政府迁往台湾的9人，留在大陆或从海外回大陆的60人，占74%。
• 中国知识分子政治上有“左、中、右”的分野，但共同点是爱国，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深厚传统。他们中的多数并不了解和认同共产主义，对共产党存有疑惧，但他们痛恨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的腐败却是实情。
• 为什么发动一系列文化批判，一方面，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阶层的大多数是依附于资产阶级的，政治上难以信任他们；另一方面，他又清楚地知道，国家建设离不开知识分子的服务。因而，他的政策是改造和使用两手，通过思想改造促使知识分子皈依马克思主义，至少是拥护新政权，为国家建设出力。首先是打掉知识分子的道德优越感，使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在非党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名声扫地”。

第三章 追寻赶超之路

• 1956年2月，苏共召开的二十大，引发毛泽东等领导人“以苏为鉴”、走中国自己道路的思考，并在经济改革与扩大民主两方面进行了有价值的尝试。然而，这种思考和探索后来却演绎出一场以“大跃进”和公社化为标志的乌托邦运动。其核心是双重赶超：用全民动员的办法创造增长奇迹，赶超英美；通过建立“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超越苏联，为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一种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新模式。这个运动以一场全国性大饥荒宣告失败了，它留给人们的启示是深刻的。

一 苏共二十大引出的改革思考

• 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大，揭露斯大林的错误，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转折意义。它为各国党独立思考，探索本国改革之路，提供了一个历史机遇。
• “一五”计划是毛泽东时代执行得最好的一个五年计划。但照搬别人的经验，毛泽东“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
• 据薄一波回忆，苏共二十大之前，毛泽东就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更加明确地提出了避免苏联弯路，走“中国式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不只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也都做了很多思考。这种思考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1.改革经济管理体制

• 《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今天看，毛泽东的思考走得并不远，仅限于发展经济的方法，没有涉及经济体制的两大核心：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这两条在当时是不可移易的社会主义原则。毛泽东自己也说：“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
• 在不少场合我们都可以看到，领导层总要在意识形态目标与现实之间做出权衡。即使是毛泽东本人，有时候也不得不向现实做某种妥协。
• 对于苏联式计划经济没有好感的，恰恰是毛泽东。刻板的计划平衡和照章办事，与毛泽东全民动员的思路格格不入。他认为，这限制了基层和群众的活力及创造性，并助长官僚化的趋势。[16]然而，毛泽东对计划经济的不满没有按照逻辑导向对市场的重视。我们看毛泽东讲了十大关系，却缺少市场与计划的关系，这不是疏忽。他的思路是中央向地方适当分权，更多地发挥地方积极性，在建设一批大型骨干企业的同时，更多地发展地方工业和农村中小工业，通过发动群众运动，最大限度地动员民力来突破计划的平衡和填补资金的缺口，创造高速度。这是毛泽东的工业化思路不同于斯大林的主要之点。

2.扩大民主的尝试

• 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的种种暴行，对中共高层是有触动的。他们意识到，权力过分集中会带来弊端。李慎之当年听胡乔木讲述：“苏联揭露的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暴虐的统治。毛主席日思夜想走出一条比苏联好的路子来。”值得注意的是，一段时间毛泽东等人在苏美对比中，表现出对美国政治的某种肯定。据邓小平说，对于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美、法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
• 毛、刘、周都考虑过借鉴西方民主的“某些形式”来弥补制度上的缺陷，流露出少有的开放心态。当然，中共领导人从来没有设想过实行西方式的多党制和议会政治，他们是把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某些民主形式严格加以区别的。
• 不过，健全法制的话题没有引起广泛关注。在100多份大会发言中，很少有涉及法制问题的，甚至没有人提到1954年宪法。现在留下的毛泽东在八大筹备和召开期间的诸多文字，对于国家法制未赞一词。对于习惯于人治、习惯于政策治国的中共领袖和干部来说，从革命秩序转到法制秩序，是一个很难越过的坎。
• 对于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当时在国外引起很大反响，认为毛在搞自由化。东欧国家社会各界“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匈牙利的反对派甚至把毛泽东引为知己。但这些国家的领导层大都担心，“百花齐放”会“放”出思想混乱来。在苏联领导层更是引起“深刻的怀疑”，赫鲁晓夫深表不满和担忧，认为毛泽东是在玩火，或者是在设局。
• 毛泽东扩大民主有三层考虑：
  • 一是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动员知识分子为实现他的建设宏图出力。1956年初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其主旨是要通过调整政策，动员知识分子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离不开知识分子贡献力量。毛泽东说：“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昧无知的命，单靠大老粗，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1957年初，他仍然说：“知识分子是相当值钱的，我们一天也离不开他们。尽管他在政治上仍然不完全信任知识分子，但必须团结他们，并逐步改造他们。
  • 二是有意借助党外的批评冲击官僚机构的沉闷空气。
  • 三是希望树立一种比苏联自由、开放的社会主义新形象。然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所提倡的自由、民主，并不是基于五四宪法已经规定的公民权利，而是执政党的一个动员工具。在“双百方针”提出之日就设定了两个界限：一是“争鸣”不涉及政治问题，一是只给人民自由，不给反革命分子自由，毛泽东说：“反革命议论不让发表，这是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料定知识分子的“争鸣”不会逾越雷池。

二 1957年的“大转弯”

• 到1958年7月运动结束时，全国共划右派分子55万多人，与最初估计的4000人相比，扩大了130多倍。还有众多未戴帽子的“中右”分子，一些人虽未划为“右派”或“中右”也被处理了，伤及的人数远超于此。在这55万右派中，党外是主体，党内也不少。除了那些被广为关注的高层民主人士和著名文化人外，还有一个数量庞大的“小人物”右派群体。据有学者研究，由低层干部、中小学教师和青年学生等构成的右派分子占到70%～80%，其中中小学教师占比近50%。这些“小人物”右派往往被忽略了，他们的遭遇其实更凄惨。群众运动具有不可控和过激化的特性，而出身于工农的多数党员干部对知识分子充满不信任，对于发动知识分子鸣放更有抵触情绪，反击右派的号令一下达，自然是“奋勇战斗”。
• 反右的直接后果，不只是中国的知识精英受到整体伤害，更深远的后果在于，由此在相当一段时间阻塞了中国走向民主和法治轨道的可能性。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集体失声，共产党再也听不到党外批评。即使在1961年至1962年上半年的调整期，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仍然不置一词，“夹着尾巴做人”。另一个深远影响是，轻易地放弃了中共八大政治路线，重新强调阶级斗争是主要矛盾。

三 赶超模式的大实验

• 如果要找一个毛泽东心目中的中国模式，那就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莫属。1955年秋冬，迅猛到来的社会主义高潮曾让毛泽东欣喜，但有一点却使他不安：中国仍然“一穷二白”，经济落后，文化落后，被人瞧不起。美国人对中国的敌视和傲慢，更是强烈地刺激了毛泽东。1956年9月，毛泽东对来访的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说：“我们是弱国，不是强国。美国怕苏联，但是不怕我们，它知道我们的底子。”“我们什么也没有，只有六亿人口。人家看我们不起”。
• 各种指标层层加码、节节拔高。赶超英国的时间不断提前，从15年到10年、7年甚至二三年；赶上美国的时间，也只需要再加七八年，甚至更短。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报告则是以“一天等于二十年”来形容当前中国经历着的“伟大时期”。
• 然而，像1958年那样，把造假变成公开的理直气壮的竞赛，达到“亩产13万斤”的离奇程度，却没有人敢提出质疑，仍然是史上罕见的。从根上看，是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加码，以高压推行高指标逼出来的。上面急切想看到“奇迹”，下面便极力迎合，添油加醋；媒体推波助澜，天天放卫星，批驳各种怀疑的声音。事实上，造假者很少受到追究，说真话的干部却无一例外地受到处罚。毛泽东对造假现象虽不鼓励，但相当宽容，明确提出要保护广大干部的积极性，对说假话的干部要耐心说服，不予处分。在领导层，并不是没有人看出假来，但是谁都不愿明说。也许起初造假者只是把它看成一场数字竞赛的政治游戏，并没有想到它的后果。事实上他们也不是后果的主要承担者，最终农民为此付出了饥饿甚至生命的代价。

四 滑向大饥荒

• 毛泽东私下对田家英等人说：“大跃进和公社化，搞好了可以互相促进，使中国的落后面貌大为改观；搞得不好，也可能变成灾难。
• 一般认为，灾荒是1959年下半年以后出现的，其实1958年底，一些地方就已经出现饥馑、疾病和饿死人的现象。1958年秋天，安徽灵璧县、河北邯郸专区、云南省都有报告，已有饿死人，许多人卧床不起，云南全省浮肿病38.8万多人，死亡3.9万人。
• 1959年上半年，毛泽东感叹说：“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让陈云来主管财经工作“比较好”。
• 这件事的教训是，一个执政的大党任何时候都应保持理性，避免受突发事件的过度干扰。

五 思想和体制透视

• 对于一个后进国家的领导者来说，赶超世界先进国家，是一个无法抗拒的诱惑，只是不同国家所依托的体制和所能调动的资源差别极大。基于独特的近代历史背景，在中国推行赶超战略，有着广泛的社会认同。然而，正如许多建立伟业的历史人物都可能自我膨胀一样，毛泽东和许多领导人也过分相信改造社会的能力。他们认为，只要将亿万人动员起来，苦战几年，就可以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如刘少奇所说“几年辛苦，万年幸福”。他们自信掌握了“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和通向人类美好社会的钥匙，自信通过人民公社可以把人们带进一个理想社会。在这样一个理想社会里，人人平等、富足、高尚，商品和货币都要取消，没有工资，实行供给制，人人都到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甚至家庭也要消灭。
• 毛的个人崇拜及不受制约的权力，使他有能力在一个有960万平方公里、6亿多人口的国度里，进行一场有巨大不确定性的社会实验。薄一波回忆说：一位老战友曾不止一次告诫他：“毛主席讲的话，如果你觉得不对，千万不要讲，你回去想想，慢慢就会知道毛主席是正确的。长期以来，在我们的脑筋里，的确形成了一个思想框框：毛主席说对，就对；说错，就错，人人都以毛主席的是非为是非”。
• 我们还应看到，“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是一个集体行为。从战争中走出来的各级领导干部，大都急于建功和敢于冒险，他们往往把毛泽东的一些想法加以发挥，添油加醋，生出各种奇思妙想，做出各种标新立异的事情。如毛泽东主张深耕，就把1米以下的土翻上来；毛泽东提倡密植，就植得密不透风；毛泽东要求多积肥，就把农民的土坯房扒掉肥田；毛泽东赞扬“一大二公”，就搞一县一社。
• 理想是提升社会的明灯，现实则是一个试错改良的过程，把理想直接拿来进行社会试验，必然带来灾难。理想越崇高、目标越远大、权威越强大，带来的灾难可能就越大。

第四章 发动继续革命

一 危机下的退却与分歧

• “大跃进”失败后，许多领导人从狂热中冷静下来，回归到常识理性：社会主义首先必须发展经济，让老百姓吃饱肚子。为此，政策应当更加灵活，包括允许包产到户。按邓小平的话说：“不管黄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二 毛泽东的继续革命

• 针对知识界的文化革命，1964年就提出来了。毛泽东对知识界的不信任根深蒂固，认定各个文化领域藏污纳垢，“大学、中学、小学大部分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富出身的人垄断了”。不过，毛泽东的重点不在文化界。他认为在党里、政府里、军队里都混进了一大批“走资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因此，毛泽东决心撇开党政体系，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发动群众起来造反，夺回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
• 毛泽东要通过演习达到什么目的？一则要充分揭露黑暗面，让各色人等都出来表演一番，从而鉴别谁是左派，谁是右派，谁是动摇不定的中间派。二则想“练练兵”，让没有经过战争考验的青年人“到大风大浪中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使他们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三则要改造人性，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毛泽东历来相信，人性是可以改造的，也必须改造；只有改造才能培养出“新人”，只有“新人”才能建设新社会。而人性改造一要经受体力劳动的净化，二要经受阶级斗争的炼狱。
• 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只有毛泽东说了才算。每当党内出现意见分歧，毛泽东总是把问题提到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高度，这足以让所有持不同意见者都失去自我辩驳的能力。
• 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由来已久。一般把林彪、康生视为造神运动的魁首，这不错，但更应把个人崇拜看成一种政治文化生态，所有人包括刘少奇都为此做出了“贡献”。远的不说，在庐山会议上，领导者们即便内心赞成彭德怀的看法，却都把维护毛泽东的形象和权威看成头等大事，表示对毛泽东要绝对忠诚，甚至于“驯服”，决不“犯上”“反水”。过去生死与共的战友越来越像君臣。在党内，刘、周、朱、陈、林、邓等人都有很高威望，但没有人可与毛比肩而立。刘是仅次于毛的第二号人物，但不是一位魅力型领袖。毛泽东一出现在老百姓面前，就会被山呼万岁所淹没，刘少奇却没有那么多光环，他1961年在湖南农村做调查时，甚至遇到冷眼和辱骂。在高级干部和将领中，刘似也没能让多数人服膺。党内高层没有任何人有挑战毛泽东权威的意志，更没有这种力量。所有人只能或主动或被动、或自觉或违心跟着毛泽东的决策走。
• 文化大革命被称为“史无前例”，就在于它自下而上发动群众起来造反。没有红卫兵和群众组织及其造反夺权运动，就没有文化大革命。
• 如何解释普通民众“积极”投身“文革”，有人提出“两个文革”的说法，一个是毛泽东开展权力斗争的“文革”，一个是人民的“文革”，即下层群众趁机造反。
• 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允许自由结社是有限度的。群众组织可以冲击各级党政机关，造各级领导干部的反，但绝不允许反对整个共产党，反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绝不允许反对毛泽东及其“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
• 当然，普通群众卷入运动并非都经过理性计算，群众为寻求社会承认和团体保护，摆脱恐惧、孤独、被抛弃、被歧视等心理需求，都会转化为参与群众组织的冲动。对青春躁动的学生来说，文化大革命类似一个狂欢节。停课闹革命、围观批斗、仪式化活动、冲出校园“破四旧”、全国大串连等，本身就是释放过盛激情的快事。到各地大串连的红卫兵，怀有明确政治理想的并不在多数。免费旅游，见世面，何乐而不为？
• 王力评论说，毛泽东“原想是作为一次反修防修的大演习，要让所有的人都表演一番。但魔鬼放出来以后，收不回去了”。
• 毛泽东希望，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前提下，实现“安定团结”，对老干部派与文革派左敲右打，驾驭两股力量，维持权力平衡。江青、张春桥等中央文革派扛起维护“文革”的大旗，符合毛泽东的意图；但他们借机向周、邓发难，却超出了毛泽东的限度。毛泽东并不希望再次出现大乱。
• 把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分别讲的三句话并列起来，提出“三项指示为纲”，将经济建设提升到“纲”的位置，为整顿提供依据，实际上偷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概念。

第五章 转向改革开放

一 中国改革的缘起

• 据官方估计，“文革”对经济造成的损失达5000亿元，相当于建国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
• 1978年9月，邓小平对地方领导人说：“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陈云在同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建国快三十年了，现在还有要饭的。老是不解决这个问题，农民就会造反。支部书记会带队进城要饭。”
• 在邓小平主导下，历时两年制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小心地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以维护政治连续性和正当性；与此同时，对毛泽东思想做重新诠释，把“毛泽东晚年错误”与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以“科学的”毛泽东思想否定“毛泽东晚年错误”，以“发展主义”取代“阶级斗争”确立为新的意识形态，为改革提供合法性，预留了试验空间。

二 中国市场化转轨之路

• 一般都认为，中国改革与苏联东欧改革有“渐进”与“激进”之别。所谓渐进式改革，首先是先经济、后政治的改革次序选择，保证了政府控制改革进程和协调利益的政治能力。其次是经济改革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通过不断的试验逐步推进，允许不同选择进行竞争和比较，减少了掉进“理性自负”陷阱的机会。1980年代的决策者有一个指导思想，就是改革要让多数人受益。改革措施的出台考虑社会的承受力，注重照顾各方面的利益，对利益受损实行补偿，避免了可能的社会震荡，争取了支持者。有学者认为，所谓渐进改革实质是一种“增量改革”或“体制外改革”，就是在计划体制的主体部分不能做重大改革的情况下，允许和扶持集体企业、个体经济、私营企业、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的发展，这几种经济的所有制性质不同，但都处在计划体制之外，以市场为导向，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到1990年代初，体制内与体制外两块经济几乎可以“平分天下”了，这就造成了一种竞争态势，迫使受制于旧体制的国有部门不得不进行“制度创新”。这就是中国改革实际走过的路。
• 需要补充的是，改革初期并没有清晰的路线图。当时，从领导人到经济学家都意识到必须改，但谁都说不清楚究竟应当怎么改，更没有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最终目标。中国改革是一个不断试验和学习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说，“摸着石头过河”是唯一可能的选择，许多情况下是实践推动政策走。市场机制具有为自己开辟疆域的力量，观念和政策的突破往往是对事实的追认，所谓“与时俱进”也可称之为“顺势而为”。渐进式改革尽管不是一个理想的改革模式，但它是一个可行的改革模式，可以分散风险，减少阻力，同时给执政党、干部队伍和普通民众一个学习和适应的过程。真正使干部队伍观念发生转变的，是改革本身的不断发展和取得的成就。
• 计划经济消灭了竞争也就消灭了大多数人的工作动力，消磨掉了劳动者和管理者的进取心和创造力，致使经济发展失去内在动力，尤其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必须不断地进行政治的、思想的动员，以保持民众的持续热情，从外部注入经济社会驱动力，这也是为什么毛泽东时代总是运动不断的重要原因之一。
• 人类总应该从历史中学得聪明一些，不能总在两个极端之间来回摇荡。传统社会主义试验不成功，不意味社会主义追求的基本价值失去意义。
• 中国未来之路应当警惕任何一种理性自负的陷阱，如果能避免拉美一些国家总是在“两个鸡蛋上跳舞”，避免中东一些国家出现的转型乱局，那是中国之幸，百姓之幸。

**历次转向都有国际背景的影响 牛大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 比如，第一次转向，1949～1956年，中国要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条道路，是因为世界在1947年出现了两大对立的阵营，共产党国家怎么办？中国卷进去选边了，选的是对苏“一边倒”，也就是联苏反美。而且，到朝鲜跟美国进行了一场战争。这种情况下，中国的选择余地就比较小，当然也不是一点余地也没有。但它选择了苏联的模式，而且是斯大林的模式。其实，即使苏联模式，也还有新经济政策模式，还有后来的赫鲁晓夫模式。后来，毛泽东认为，不能稳固新民主主义，要加快向社会主义过渡，也跟中国在国际上这次选边有关系：在两大阵营对抗、朝鲜战争的背景下，肯定要加速农业合作化，保障快速工业化，牺牲私营，以国营为主来增强国力。
• 第二次转向是在1956～1958年，这跟斯大林去世后的国际形势有关。斯大林去世的后果显现了，有了一轮“苏东波”，国际共运也出现了理论发展和权力转移的空间，这就影响了中国的那次转型。
• 外部因素的影响，体现在这几次转型都有一个大的国际背景。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感觉，得自己面临着一个外部侵略战争的压力，而且战争可能很快就要发生。这样，使中国的发展道路受到影响，要快、要抓紧、要转向，要早过渡，要“大跃进”，要抓阶级斗争，要继续革命，一直走向“文革”。最后，对战争与革命的世界形势的估计转变了，现实了，就转为改革开放。因此，外部的战争压力，是一个因素。
• 1960年代走向“文革”，背景就是中国在国际两大阵营的冷战中做了选择：要反帝反修。从1960年代开始，到“文革”结束，从高层到基层几乎完全破除了对苏联社会主义的迷信，而恰恰在“文革”后期又和美国走近了，走向了一个跟美国的关系最好的一个历史时期，走到“联美反苏”的地步了。改革开放是在中美和好、中苏决裂的国际背景下发生的。同时，还有一个国际环境，就是出现了亚洲四小龙的模式。特别是新加坡模式，给了中国一个信心——东亚后发外源型现代化是可以赶超西方先发的内源型现代化的。
• 此外，我对萧老师刚才陈述的论点，还有几点不同意见。例如，说“文革”中的群众造反是“奉旨造反”，不是“趁机造反”。这个论断是不是有些绝对了。“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也包括革命造反的积极性。对“均贫富、等贵贱”这些“理想”的追求，是几千年传下来的民粹传统，也是现代共产革命所着意点燃的激情。共产党执政以后，干部的素质、当权派的作风等变化其实是很快的，出现了变质、蜕化、腐败、脱离群众、欺压百姓等趋向。即使不用阶级斗争这套话语系统来概括和描绘，老百姓也会用自己的话语来概括，并有所诉求，会从不满走向反抗。
• 毛泽东看到了人民群众中蕴藏着这种不满和反抗，他要释放这个东西，“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没有对民意的这种准确把握，是断然不敢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放手发动群众去打烂和重建党和国家机器的。他力排众议，给了人民群众一个“造反有理”、自我表达的机会。而这么多（亿万）人民群众，能在那么短暂的动员下，那么热烈地起而响应，冲破层层压力和阻力，很快就到了“欲罢不能”的失控地步。这当然是抓住机会，释放长期怨恨的表现，是“趁机造反”。至于后果，则是后来才看清并凝聚相对共识的。如果不从民众自身寻找大革命和大动乱的动因，恐怕也是不能全面总结历史教训的。
• 又如说，邓小平这样的领导人可能对这场改革没有明确的目标，也没有路线图。对此，我有怀疑。我认为，邓小平可能心里有数，但嘴上不说。在他心目中，改革向什么方向走，至少是明确的。后来，他的做法显示，他的改革之路走得还是比较直的，一直没有变向。目标应该是，在保持共产党一党执政的前提下，使中国融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经济体系。他没明说，只有只言片语。他推行的承包、特区、证券交易、市场化等，都是向着这个目标直行。有时候，停一停，看一看，但没动摇，继续走下去。

路径选择受多重因素制约 章百家

• 前些年，我比较仔细地研究了新中国成立后前七年经济体制的演变。我发现，共产党最初设想和后来实际发生的情况差别很大。最初的设想并非如此，但最后走成了那样，其中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因素在发挥作用。研究历史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当事人的主观意愿未必有后人认定的那么大的作用，客观条件会像无形的手左右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