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李怀印 著，《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

• 尽管如此，在整个非西方世界，中国是少数几个在帝国主义冲击下得以幸存的国家（其他几个这样的国家包括日本、暹罗／泰国、波斯／伊朗以及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更令人称奇的是，晚清中国不仅幸免于列强的征服，而且开始向主权国家全面转型，且一直将自己的边疆（包括蒙古、新疆和西藏等）大体保存完好。

• 中国到底有何凭借，使其能够抵抗帝国主义的冲击，保持领土的大体完整？晚清中国当然算不上是非西方世界在卷入世界国家体系之后最为成功的国家，尤其是跟邻近的日本相比的话。不过1949年之前和之后流行于中国的民族主义历史书写只突出晚清以来的“百年屈辱”，远不足以全面概括中国在这一个世纪所经历的突破和坎坷。

• 中国从1640年代至1940年代长达三个世纪的国家转型过程，产生了这样一个政治实体，它不仅地域辽阔，而且就权力结构而言也很坚固。既“大”且“强”，亦即超大规模的领土和人口，与一个高度强势的政府体制之间独一无二的结合，乃是今日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最大特征。

• 中国和其他非西方国家的区别之处，在于其兼具幅员辽阔的国土和强大的行政力量。

• 这里的一个终极问题是，今天的中国是否为一具有历史合法性的“民族国家”？作为一个现代国家，中国为何具有如此超大的规模，且具有如此强固的组织结构？今后的中国国家是否能够维持“既大且强”的格局？进而言之，中国的国家转型过程至今有没有结束？

• 中国的国家转型是一个连贯的历史过程，包含如下三个关键环节。

  • 其一，将中国由明朝所代表的以汉人为主体的原初型族群国家，经过清朝至1750年代为止的军事征讨和行政整合，再造为一个多族群的疆域国家。
  • 其二，再将中国由一个自居于周边各国之上的疆域国家，重构为一个近代主权国家。国家重建的关键，是通过变法自强，融入世界范围的国家体系
  • 其三，将中国由一个军事上和行政上非集中化的国家，经过重建和整合，改造为一个高度集权、统一的现代国家。

• 地缘、财政、认同

• 以下三个因素是理解国家重建过程之关键所在：

  • 一是地缘政治环境。在此环境中，国家针对来自国内、国外的挑战和机会，制定相应的战略优先目标，而这些目标又进一步决定了国家对各种资源的需求程度。
  • 二是财政军事实力。它取决于经济规模的大小，经济资源在多大程度上可供国家抽取，以及国家通过税收、借贷、征用、动员或其他手段将资源转化成真正的财政收入和军事实力的能力。
  • 三是政治认同。它决定了国家对所掌握的资源进行再分配和加以使用的有效程度。

• 世界历史上各帝国的建立，其驱动力均来自宗教诉求或来自统治者对土地、人口和财富的贪得无厌，而不是出于自身防卫的需要。清朝正好相反；它之所以将外蒙古、新疆和西藏等地变成自己的边疆，并不是因为对这些地方的财富感兴趣，更不是为了传播宗教，而是由于这些边疆在地缘战略上的重要性。清朝仅仅是在其防卫受到来自外部（主要是准噶尔部落）的威胁之后，才发动一系列征讨，导致边疆的扩大。也正因为如此，清朝治理边疆的目标，并不是要那里提供贡赋或税款，以增加自身的税收，而是要确保边疆的稳定，使之对其核心地带和核心利益起到保障作用。

• 中国道路的独特性 中国迈向现代民族国家的道路，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可归诸前近代和近代的三项历史遗产。

  • 首先是汉族人口的巨大规模和同质性。此一人群所共享的文化、族群以及疆土的归属感，带来了华夏文明之异乎寻常的生命力及强大的向心力，并驱动历代的军事竞争者致力于结束分裂、混战的局面，建立大一统国家。
  • 第二项遗产是清代国家的边疆建设。如前所述，清朝之所以把有效治理范围扩展至外蒙、新疆和西藏，并不是觊觎其财富或者出于宗教原因，而是为了捍卫其地缘战略上的核心利益。它在治理边疆上所采取的实用主义策略，培育了边疆地区的世俗和宗教领袖对朝廷的忠诚，或者至少是使他们为了自身特权和地位合法而不得不仰赖朝廷。
  • 第三项遗产是国家财权、军权和行政权的地方化。这首先是晚清自强新政的动力和结果，它既使清朝在太平天国之后的数十年间得以继续生存，也导致地方督抚的大权独揽，使得朝廷在清末最后十年收回权力的努力付诸东流。

第二章　早期近代疆域国家的形成：清朝前期和中期的中国

• 和世界历史上那些出于宗教目的或为了获得更多土地、人口和财富而进行领土扩张的帝国不同，清朝对准噶尔的军事行动基本上是防御或防范性质的，其基本的出发点是国家的战略安全；发动宗教圣战或渴望更多土地、财富，并不是出兵的原初意图。

• 对大清君主来说，同样具有挑战意义的是，如何治理好这个幅员辽阔且经济、人口、文化和宗教差异甚大的国家。能否将国家的不同部分凝聚在一起，使国祚延绵不断，端看统治者有无能力在如此多样的族群中间塑造自己的合法性，使之产生对朝廷的认同，这要比单纯使用暴力驱使被征服的民众更为重要。

• 比起历代的汉人王朝，清朝统治者更具有弘扬儒学的雄心和热忱。对于儒学精英和清朝统治者来说，落实儒家说教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施政之时努力体现出最富儒学意涵的“仁政”。轻徭薄赋因此成为清朝统治者的核心执政理念，贯彻于18和19世纪。

第四章　地方化集中主义：晚清国家的韧性与脆性

• 满人统治者与汉人精英之间的联手，实质上是有条件的：它建立在儒家的君臣伦常观念之上，即“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换言之，君臣关系是互惠的，君待臣以应有之道，乃是臣忠于君的前提条件。在双方关系遭受考验的关键时刻，如果其中一方不做出妥协，危机便会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 幸运的是，对清廷而言，曾国藩毕竟是一位老谋深算的政治家，既熟谙儒家伦理传统，又具有治国才略，始终能够凭其机警和克制，驾驭一再出现的危机。在某种程度上，他对清廷的有条件的忠诚，可以被视为对清廷在过去两个世纪里尊崇儒学并且在任用官员方面缩小满汉差异的一个回报。

第五章　从内陆到沿海：晚清地缘战略的重新定向

• 确有部分资金被用来购置新的战舰。1875—1884年添置新战舰的资金共444万两，超出北洋水师总支出的34%（包括购置两艘铁甲舰的费用，1894年它们仍然是最重要的战舰），但是1885—1894年间，这项费用仅280万两，占这一时期北洋水师总支出的12%（主要用于购置4艘巡洋舰和1艘鱼雷艇）。同样，这些资金还被用于进口武器。

• 不幸的是，自1888年建成后，由于高昂的人事经费，也由于清廷挪用海防资金用于自身消遣，北洋水师便停止采购新的军舰和升级其武器系统。

• 清政府之所以在海防上如此吝啬，并非完全因为它缺乏财力，而是因为它缺乏加大北洋水师和其他舰队投入力度的决心，而这又可进一步归咎于清廷对地缘政治形势的认知，这才是甲午战败的最根本原因

第六章　迈向现代民族国家：清末新政时期的国家重建

• 不幸的是，在慈禧太后去世前后，那些有阅历、可信赖的汉人疆吏也先后谢世，其中最杰出的李鸿章死于1901年，刘坤一死于1902年，王文韶死于1908年，张之洞死于1909年。结果，1908年之后，控制朝廷的新一代清朝皇室跟各省及中央的汉人官僚均乏私交，只好将自己孤立在了满人圈子里。他们在管理国家事务上缺乏经验，又不愿轻信汉人官僚。

• 清末十年所发生的一切正好与这些前提背道而驰：（1）清廷力图剥夺督抚们的财权和军权，以再次集权于中央，结果侵犯了他们的利益；（2）在清末最后数年，满人亲贵所控制的朝廷与汉人官员间不再相互信任，随之而来的便是满汉鸿沟在思想意识和政治行动上进一步扩大。

第七章　集中化地方主义：民国前期财政军事政权之勃兴

• 皖系和直系内部之缺乏团结，与奉系的集权式行政、军事组织形成鲜明对比。事实上，阻碍皖系或直系建立起自己的集权式财政军事整体的原因之一，是这些派系所属各省在地理上分布于不同区域，与敌对派系的各省交织在一起。

• 简言之，奉系的强项，在于其有能力将东三省整合成一个强人集中领导下单一的行政、财政和军事实体。这个实体中的三个省，分开来看，没有一个算得上是中国的富省。例如，1925年，江苏省预算收入1660万元，远高于奉天省（东北三省中的首富）；另外两个内地省份（四川和广东）的岁入高于或接近奉天（见表8）

• 阎锡山之所以能长期据守山西，固然得益于阎本人在各方势力的角逐中善于骑墙、随机应变，加上该省经济落后，对省外的军事强人也没有多大吸引力。不过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他充分利用山西地理位置封闭的有利条件，在全省范围内建设和维持一个高效且高度集权的政治军事体系，使其在日本入侵之前，基本上免于社会动荡和战火蔓延。他将自己的亲信安插在关键的军事职位上，这些人多来自其故乡五台，或者至少来自省内。但是，他也注重政治和军事官员们的才能，因而也任用一些符合条件的应征人员，而不论其地域来源；其中许多人因此从普通百姓晋升高级职位，并对阎终身感戴。时人因此这样描述道，“山西省的军事和行政圈子，就像一个大家庭，阎先生是元老，所有士兵都是其弟子”（转引自王续添2000：61）。为了把乡村地区纳入其有效控制，阎推动了所谓的“村本政治”，乡村社区借此进行“编村”，每村包含约300户，分成若干闾，每闾再分成五邻，每邻为五户。

• 为了把山西建立成一个独立的行政和军事体系，阎锡山还投入相当大的精力，促进当地经济的持续发展和自给自足。他在山西乡村倡办“六政”（即水利、植树、蚕桑、禁烟、天足和剪辫）和“三事”（种棉、造林和畜牧），旨在增进乡村社区的文明和繁荣（贺渊1998：243）。其政府还在现代工业和交通方面进行大规模投资，并以这些投资为基础，于1930年代初成立西北实业公司，经营范围囊括采矿、冶炼、发电，以及机械、化学、建筑材料、纺织和皮革制品、消费品制造等各行业。但最重要和最成功的项目则是著名的太原兵工厂，为1920和1930年代中国三大兵工厂中最大、最先进的一所（其他两所位于湖北汉阳和奉天沈阳），生产各种枪炮和弹药。

• 但是有两个因素阻碍该省成为全国范围内强大的军事竞争者。第一是地缘格局。江苏地处长江下游，平原遍布，与邻近各省之间没有任何地理障碍可以用来隔绝和保护自己。作为中国最富饶的省份，它是外来军阀们争相控制的目标，但是由于各派系对该省竞相争夺，因此没有任何一个军阀能够长期独霸江苏。令军阀们无法以集权的方式控制江苏的第二个因素，是该省存在一个强有力的绅商阶层，对军阀们试图从该省榨取过多税收进行了有效抵制。

• 然而，导致孙失败的一个更根本的原因，是1925年前其政府没有能力创造足够的财政收入，而这又与1920年代初广东支离破碎的政治地图有关。

• 蒋之所以能够崛起为国民党的新领袖，并在随后的北伐中战胜华北军阀，最重要的原因是他控制了上海以及全国最富庶的长江下游地区，因而能够充分利用这一区域丰富的财政资源。

• 1930年以后，南京政府为统一财政所采取的最大胆和最成功的步骤，是废除厘金，代之以“统税”

第八章　半集中主义的宿命：国民党国家的成长与顿挫

• 无论国民党国家是又一个腐败无能、迫害异己的军阀政权，还是一支致力于现代化的力量，有两个跟它相关的基本事实是无法否认的：一是它有能力经受住日本的进攻，并在八年全面抗战中生存下来。

• 另一个基本事实，当然是国民党政权在内战中迅速崩溃，从而证实了其与生俱来的脆弱性。

• 内战的关键数年里变得不堪一击。第七章在考察1920年代国民党国家的起源时，曾把国民党在全国各地方势力的竞争中所取得的成功，归之于三个因素，即（1）苏俄的支援，促使国共合作和军队的重新组建；（2）国民党之注重意识形态的灌输，在不同社会政治背景的势力之间打造政治认同，从而提高了国民党军队的士气，在北伐战场上所向披靡；以及（3）最为重要的是国民党对其财政能力的打造。

•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蒋介石表示决心领导全民抗战，最终确立了自己无可争议的国家领袖地位，所有半自主地区的军事力量，包括共产党人，都一致同意团结起来，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下共同抗日。

第九章　国家建造的全面集中主义路径：一系列历史性突破之交汇

• 而在苏皖根据地，研究发现，在日军占领该地区和国民党政权撤退之后，中共之所以在那里获得成功，原因在于发展出一套复杂的策略，即对上层精英晓以民族大义，以赢得其支持，同时进行温和的改革和选举，以重建基层的经济和政治关系（Chen 1986）。

• 关于内战的传统观点，通常将共产党在1946年之后数年的成功，归因于其通过土地改革动员农村人口，招募大量农民士兵并得到村民提供的后勤服务（如Pepper 1978），同时把国民党失败归咎于政府官僚在接收沿海城市后上上下下贪腐盛行，失去斗志；蒋介石坚持发动内战，不得人心；城市物价飞涨，百姓怨声载道；而最致命的则是国民党各部队间缺乏协作（Eastman 1974，1984；Pepper 1978）。晚近的解读越来越重视军事因素，尤其是东北的战事在整个内战中的关键作用，同时也不贬低土地改革对共产党增强实力的意义（Levine 1987；Tanner 2013，2015）。也有研究强调毛泽东的高超领导和战略思维，以及其手下将领的战场经历（Cheng 2005；Lew 2009）；或只关注国民党在东北及华东战事中的战略、战术上的失误，而忽视土地改革对中共的重要性以及国民党政权的经济和金融政策失败对其合法性的破坏（Westad 2003）。

• 只有把1945年之前已经积蓄的实力（即整个共产党力量从上到下的高度政治认同，及其渗透到乡村最底层的民众动员能力）与1945年后的新发展（即地缘环境的改变和财政军事力量的重新构造）结合到一起之后，共产党力量才能够与国民党军队展开对等的较量，并转变其军事战略，从1945年之前以防守的游击战为主，转变为1947年后越来越具进攻性的正规战。

• 莫斯科还影响了中共对1936年12月12日发生的西安事变的处理。

• 然而，让毛泽东感到惊讶和受挫的是，他在1945年8月收到了斯大林的一份电报，要求他接受蒋介石的邀请，前往重庆进行组建联合政府的谈判。在斯大林看来，内战的爆发和升级将会把美国卷入进来，并使苏联不可避免地参与其中，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因此，防止内战并建立一个由蒋介石领导的联合政府，最符合苏联的利益。

• 在1930年代后期，蒋介石和毛泽东分别成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最高领袖，但他们追求政治支配地位的道路却不同。蒋介石总是以对军队的控制支撑他的领导；是国民党军队无可匹配的财政和军事实力，使他得以在1930年代早期制服各路军阀。也正是因为有军事力量的支持，蒋介石才能战胜他在国民党内的对手。

• 因为有共产国际的支持，王明自认为要比所有其他中共领导高人一等，并因此独断专行。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1938年9月，当时王稼祥从莫斯科带回共产国际的新消息：中共的领导应该“以毛泽东为首”，并且应该营造一个“亲密团结的空气”（逄先知、金冲及2011，2：519）。王明因此失去了在党内的共产国际代表地位及与之相关的影响力。张闻天还提出要把总书记的位置让给毛，但毛并未接受（程中原2006：140）。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毛在1938年9月29日到11月6日召开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上，最终确立了中共的最高领导地位。他在会上批驳了王明的“一切为了统一战线”的口号，强调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保持独立的重要性；他进一步阐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亦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的必要性，使之成为中共思想建设的方法，从而再次挑战王明和其他在莫斯科受过训练的中共领导层“正宗”马列派地位。

• 为了使其权力合法化并赋之以坚实的意识形态基础，他进一步创建了一套新的思想，后来被称为“毛泽东思想”。这正是毛泽东与蒋介石不同的地方，也是他的高超之处。毛泽东将其政治思想变成中共意识形态的能力，加上他巩固组织的不懈努力，使党内形成了高度认同和团结，这对中共在随后几年打败国民党尤为关键。

• 1943年4月后，整风运动进入第二阶段，任务是调查每个干部的政治背景，将“不纯”成分从党的干部队伍中加以清除，以此应对国民党军队的渗透和破坏。但这种清查很快发展成不受控制的情况。仅延安一地，在约两个星期内就有1，400多人被认定为国民党特务（同上，2：663）。毛泽东后来意识到这种状况的严重后果，下令禁止对任何被迫害者执行死刑，并在1944年初为大部分被迫害者平反。彼时，毛泽东确已通过整风运动实现了他的目的：基于党内各级领导干部和普通党员对毛泽东领袖地位的认可而形成的高度政治认同和组织团结。

• 来巩固他无可争议的领导地位。一是在1943年9月7日至10月6日主持召开中共政治局的会议。在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两种“宗派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

• 毛泽东为确定自己在党内最高领导地位所采取的最后一步，是在1945年4月20日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上一致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该决议的核心是重新解读党的历史，强调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与教条主义者所坚持的错误路线之间的反复斗争。

• 东北地区与国共内战 为什么东北如此重要？

• 然而，动员农民支持共产党的战争努力，并不是中共实施土改的唯一动机。更为重要的是，土改是将其组织深入到村落的一种方式。

• 除内战爆发之初曾把征召年轻村民入伍作为头等大事外，在内战的最后两年，解放区的村政权越来越把精力集中于另外两件任务：征收公粮和为部队提供后勤。

• 在战役后期，每个士兵平均有九个民工提供后勤支持。

• 公平地说，蒋介石对东北的战略重要性并非不明白；他甚至愿意放弃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以换取苏联承诺及时撤出东北，并把该地区移交给他的部队。但是，国民党政权的经济和政治中心在长江下游地区，这意味着他必须优先考虑周边地区的防守；他对防守东北一直举棋不定，这不仅是因为它与其经济和政治中心相距遥远，运输足够的士兵前往该地区，从苏军手中正式接管东北三省，对国民党军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还因为共产党军队无视中苏协议进入了该地区，其速度之快大大出乎他的预料。

• 相形之下，共产党的策略是清晰且明智的：他们优先考虑控制东北；一旦实现了这一目标，他们很快就把战略重点改为消灭华东的国民党军队，然后回师北方，消灭平津地区以及华北和西北各省的敌军残部。因此，蒋介石对共产党军队在华东部署重大战役毫无准备，而且他在这场战役中对国民党军队的指挥大体上是一场灾难。

• 于国民党在内战中接连失利，加上政府腐败严重，令美国观察家感到失望，美国政府拒绝了南京的多次援助请求，甚至暂停实施上面提到的1948年法案，导致1949上半年运往中国的物资急剧减少，加速了国统区通货膨胀和国民党政权的崩溃。

• 比国共双方各自所处地缘政治环境的优劣更具决定意义的，是这两支力量在其自身建设上的反差。如前一章所述，在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蒋介石将各路地方势力纳入其政府，但从未成功地将他的影响力真正扩大到这些地方实力派控制的省份。对于非黄埔毕业的将领或非嫡系的地方部队，蒋一直视为异己的杂牌力量，只可加以利用并在对敌作战中消耗掉，却从来不予信任。

• 在与共产党军队作战或撤离战场时，国民党军各师只关心自己的生存，彼此之间没有什么协调。

• 综上所述，共产党之所以在内战中取胜，是其在地缘环境、财政构造和政治认同三方面共同突破、交相作用的结果。

第十章　比较视野下的现代国家转型

• 清朝国家的治理特征，乃是君主的个人专断与职业官僚依据常规履行政府职能的矛盾结合，同时也是满人统治者沿袭自早期游牧时代的统治传统，与糅杂儒家和法家说教的汉人传统治国之道，这两者之间的结合。

• 晚清中国与奥斯曼帝国之所以在保守疆土上命运迥异，主要是因为各自独特的内部地缘政治关系。奥斯曼帝国最根本的弱项，在其首都伊斯坦布尔的地理位置；由于靠欧洲太近，帝国政权不得不把主要精力用来捍卫其欧洲属地，直至丢光巴尔干地区为止。

• 清朝的优势首先在于汉人在其人口构成以及整个社会中的绝对主导地位；而在奥斯曼帝国，居住于土耳其腹地的1700万人口，仅占帝国总人口（至19世纪末为2100万）的57%。

• 概而言之，清代中国的疆域可以通过成文的或习惯的边界，以及通过生活在其疆域上的人民及其共享的历史传统，轻易地加以定义。而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土耳其人，在认定或重新界定所欲建立的政治实体时，困难重重，面对模糊不清、变幻不定的宗教的、帝国的或族群的边界，莫衷一是，甚至在为他们所欲创设的新国家取名时，也举棋不定。

• 晚清中国制度化了的权力下移带来省级势力财政军事上的自主，在整个政府体系中打下牢固的根基，并且在清朝覆灭后继续形塑中国的政治景观。民国时期地方离心势力的存在和发展构成了国民党国家的根本缺陷，也为共产党势力的崛起提供了条件。

第十一章　历史地认识现代中国

• 研究历史最艰难也最有趣的地方，是区别历史正在发生时那些亲历者对当下事件的参与、认识和愿景，与事后人们——包括历史书写者——对往事的建构，以及他们加在历史行动者身上的各种标签以及所臆想的历史“过程”及其意图。

• 欧洲中心主义一直在变，如果说它在二战之前是一种赤裸裸的种族决定论，强调不同种族之间的反差，并据此为西方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背书的话，冷战时期则体现为一种制度决定论，强调两大阵营之间的不同政治经济制度和价值观之间的对垒，而在后冷战和全球化时代，种族决定论改头换面，以文明决定论的形式大行其道，只不过现在已经从19世纪西方白种国家对非白种的国家或群落的单向征服，变成了西方主导的“文明”世界与“非文明”势力之间的双向对抗。

• 唯一的例外是中国的近邻日本，在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其野心之大，唯有“以蛇吞象”这句中国成语可以比喻；日本可以凭借其军事实力逞凶于一时，但在中国的民族建国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条件下，两国人口、幅员和资源的不对称，注定了日本军国主义终将失败。

• 驱动中国国家转型的，正是在这样一种地缘政治背景下国内政治和知识精英所形成的一个共同诉求，即中国必须仿照西方国家的模样，重新打造自己，首先是在枪炮、舰队以及制造和交通上向西方学习，继而在法律、外交以至整个政府体系方面，全面西化，以便使中国在国际法下受到列强的平等相待，成为由主权国家所组成的国家体系中的一员。

• 在21世纪初，尤其是在中国借助全球化获得快速的经济成长、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力量之后，对中国的责难和偏见，依然受到过去的种族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的支撑，但更多的是受到文明冲突论的驱使，并集中在支撑中国作为一个文明体系的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中国国家上面。质疑的焦点不再是国家内部各项具体的制度，而在国家本身的历史正当性、统治能力及其生命力。这种质疑背后的一个基本的假设则是，欧美国家所经历的国家构建过程，是现代国家形成的唯一正确路径；只有按照这种路径所建立的民族国家，才是具有合法性和生命力的现代主权国家；而中国在19和20世纪所走过的建国道路，与此相去甚远：今天的中国不仅在版图和族群构成上继承了一个往日“帝国”的衣钵，而且在统治形式上似乎也跟前近代的王朝没有本质上的不同。

• 中国为何如此之“大”？

• 现代中国之所以呈现出超大规模的疆域和多族群的人口构成，至少可以归结于以下四个因素：

  • 1．清代以前“原初中国”的形成，为清代国家的疆域整合和多族群疆域国家的建立，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 2．清朝前期的边陲用兵进一步拓展了中国的有效治理范围，即在内地十八省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满洲、蒙古、新疆和西藏；中国本身也被重新定义，从原来以汉人为主体的单一族群国家变成了多族群的疆域国家；现代中国国家赖以形成的地理和人口基础，也由此定形。
  • 3．现代中国赖以形成的疆域和人口基础，之所以能够保持其惊人的稳定和连续性，关键在于清朝对内地和边疆所施行的复杂而有效的治理方式。
  • 4．现代中国超大规模和多族群的疆域，还得益于晚清和民国政权在向近代主权国家转型过程中，大体上有能力捍卫领土的完整性和连续性

• 中国为何如此之“强”？

• 在20世纪前半期，无论是国民党政权，还是与之竞争二十多年并在1949年获胜的共产党政权，都力图打造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组织凝聚力强大的现代党治国家。此一发展趋势，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解释。

  • 1．首先是19世纪以前中国国家权力结构和政治文化的影响。
  • 2．进入民国以后，中国曾有两次践行代议制民主的机会，一是在民初1912和1913年北京政府时期，一是在1946年南京政府时期。两次实验均昙花一现，旋即让位于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的争斗。
  • 3．高度集中的国家权力结构在20世纪中国的最终形成，正是在解决国家权力下移的过程中，中央与地方势力之间反复博弈的结果
  • 4．20世纪中国的“强国家”（strong state），追根溯源，不得不归结到1750年代清朝鼎盛时期所形成的地缘格局和财政构造。

• 中国的国家形成路径与上述“帝国—民族国家”的规范认识完全不同。它以最接近于近代主权国家的早期近代疆域国家为起点，依靠这个疆域国家数百年来所积累的行政、财政和文化资源，缓慢、艰难但是稳步地朝着近代主权国家的方向演进，并且最终在20世纪中叶达到的主权完整、政治统一、高度集权的阶段性目标。

• 归根到底，是由中国的不断变化的地缘格局和自身的各种财政、军事和政治资源的相互作用所构成的原动力，而不是像非西方世界的绝大多数“民族国家”那样，在其形成过程中受外来影响的决定性支配。中国的建国力量，从晚清的改良和立宪派，到民初的革命党人，以及20年代以后的国民党和共产党政权，都曾一度倾心于欧美、日本或苏俄的各种建国模式，但是中国的体量太大，历史惯性太强，使那些移植自国外的任何理念和模式，最终不得不让位于植根于中国自身传统和资源的内在动力和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