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国穷》

[美] 戴维·S·兰德斯，《国富国穷》

作者兰德斯是国际知名的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从教于哈佛大学。他以历史学者的眼光，本着理性的态度，避开单纯的经济分析和经济理论框架，把地理、科技、哲学、宗教、国际政治、传统文化等因素糅和在一起，通过几百年来的大量实例，对世界各国的贫富兴衰作了多层次的论述，探讨“富国”与“穷国”形成和发展的原因。
医疗卫生的进步说明了一个更为普遍的现象：将科学和知识应用于技术，会取得回报。它使我们有理由对当前和未来一些问题的解决抱有希望，并鼓励我们追求幻想中的生命的永恒，甚或永远年轻。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不平等和多样性的世界里。这个世界上的国家粗略地分为三种类型：有些国家的国民不惜花费巨资来减肥；有些国家的国民仅能维持生计；有些国家的居民则食不果腹，吃了上顿没有下顿。
人类现在面临的巨大挑战与威胁是因贫富不均而导致的财富和健康方面的差距。它们常被称为“北方”和“南方”，这种划分主要是地理上的。
财富的吸引力是不可抗拒的，而贫穷则是有引爆危险的潜在污染源。既然不能与世隔绝，那么，从长远看，我们的和平与繁荣则依赖于他国的富足。
理解这一问题的最佳途径是探讨现状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为什么富国如此富有？为什么穷国如此贫弱？为什么欧洲（西方）在世界的变化中一路领先。
像生活一样，大自然是不平等的，有自己的偏好；进一步说，大自然的不平等是难以消除的。从产值和人均收入来看，富国位于温带，特别是北半球的温带；穷国则位于热带和亚热带。
我个人以为，地理学虽然不该声誉受损，却也丧失了声誉，这是由其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它告诉我们一个令人不愉快的真理，即：像生活一样，大自然是不平等的，有自己的偏好；进一步说，大自然的不平等是难以消除的。像我们这样的文明有着追求优胜的动力，并不希望自己的愿望被挫败，不赞成令人气馁的言辞。
世界从来不是公平的竞技场，无论做什么都要付出代价。
从理性上说，人类对困难有厌弃的倾向。只有贪婪——寻找和开发金矿和石油——和科学探究的任务能使人类克服这一倾向，并证明有必要付出代价。
在温暖的气候条件下，由害虫引起的疾病非常猖獗。且不管诗人如何评判冬季，冬天是人类的好朋友：寂静的白色杀手，害虫和寄生虫的天敌，毒虫的清洁剂。
要了解世界经济的历史就必须研究中国。中国最为早熟，在相当长时期里，中国是世界上发展最成功的国家。中国的耕地面积约占世界的7%，养活的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的21%。中国有一句老话非常简明扼要：“地少人多。”
眼睛的问题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在40岁左右时，眼睛的晶体发生硬化，出现类似远视的状况（即老花眼）。
侧重于投射能力的做法与铸钟的经验相结合（铸钟金属可转化为武器所需要的金属，两种铸造技术也是相通的），使得欧洲成为世界上火炮与军械制造技术最先进的地区。
- 1.缺少自由市场和产权制度。中国政府时常干涉私营企业——接管获利颇丰的行业，禁止另一些行业，操纵价格，索取贿赂，没收私人财富。拙劣的政府扼杀创造力，提高了交易成本，将才智从商业和工业中引开。
- 2.社会价值观。一位著名的社会历史学家（历史社会学家）认为，性别关系是一个重大障碍：例如，妇女基本上困于家庭事务，使得以工厂形式发展获利的机械纺织业不可能出现。
缺乏自由，习惯势力，以及被视为哲理的舆论。
正是国家控制扼杀了中国的技术进步。这不仅表现在凡是违背或似乎违背国家当局利益的事物均被扼杀于萌芽状态之中，而且也表现在一切以国家利益为重的观念所牢牢树立的习俗。墨守成规，因循守旧，对任何创新都表示怀疑，任何非奉命提出和预先经过批准的倡议都不会被接受，这种抱残守缺的氛围不利于自由探索的精神。
简言之，没有人尝试。何苦去尝试呢？
犹太教和基督教都认为自然从属于人类。这与广泛传播的泛灵论信仰及其实践有明显的不同。
犹太教和基督教对时间的思维是线式的。另一些社会却认为时间是环形的，可以回到早期状态，然后重新开始。线式时间只有进步或倒退，走向更好或从早期欢乐的状态衰落。对中世纪欧洲人而言，进步的观点占上风。
归根结底，我强调市场的价值。
华盛顿的国立美术馆决定举行其500周年画展时，平光纸印刷的厚厚的目录中竟然没有哥伦布。（5）画展包含着其他的世界，公元1492年前后发生的其他事件。最重要的事件却被刻意忽略了。历史被删改了。

战争自有办法使自己的理由合法化并庆祝其征服成果。这些新十字军也如此：诗人们赋诗赞颂他们的事迹，他们的暴力掠夺被升华为骑士风范。

战争需要金钱。这些“贵族”的探求模式是传统的、封建的“商业”企业。
种植甘蔗需要大量的集体劳动力，而这是自由民所不愿从事的，所以种植者希望能使用奴隶劳动。这正是十字军占领地中海的塞浦路斯等岛屿时所发现的：阿拉伯的制糖业使用奴隶劳动，而奴隶大多来自东非。
如果欧洲人要在甘蔗田使用黑奴劳动，他们需要在远方实现这一目的。
把行动建立在“做而后知”的基础之上，葡萄牙的这种战略收效良好。每一次航行都建立在前次航行的基础上；每次，他们都会向前推进一步；每次，他们都记下纬度，修改地图并留下他们的标记物。
首次获益（一点点胡椒）和随后更大收益的承诺，对西方冒险家而言，是强有力的刺激；而对中国人而言，金钱的计算等于零。这种考虑，与当前美国对超级对撞机和太空站等项目的态度非常相似。
向后看，我们认为自己知道发生的一切；向前看，我们就不得不考虑各种不同的可能出现的结局。这些问题关注因果关系，帮助我们区分主次、直接和间接影响，提出被忽略的可能性。
对制图者而言，地图变得短命，由于新的信息迭出，不得不一再重新绘制。地图上海怪和其他装饰性的图像不见了，新大陆的轮廓变得越来越清晰。
平静而宜人的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小岛屿最终成为西班牙、葡萄牙人的殖民地，玛雅文明和印加文明无法传承下去，而逐步成为甘蔗种植园和殖民大农场。苦难的岛屿也是黑人奴隶的劳作地，它们衰落了、贫穷了。
如果说商品上的互通有无很重要，那么思想上的互通有无要更加重要得多。
我们所说的荷兰，在当年是荷兰人所称的尼德兰联省（共和国）。它是一个邦联，其北半部的一批城市、伯国和公国曾经是北欧最有生气和早熟的城市文明的地区，后来却成为封建诸侯讨价还价和联姻买卖中的抵押品和奖品。
在这场斗争中，殿后的是阿姆斯特丹。它一直谨慎小心，对占领者采取合作态度。直到起义者已经打赢了，它才站到争取独立者的一边。靠了它的谨慎，也许正是由于它的谨慎，它径直成为独立的邦联的首都和商业中心。它在道义上不足，却靠常识得到了弥补。有时，没有原则倒得了便宜。
英国人就像波涛汹涌的潮水一样，他们是那样地锲而不舍、充满活力，并且不可抗拒。他们会使尽浑身解数去得到想要的东西，甚至不惜动用武力。荷兰人聪明能干，好静并颇有耐性。如果可能的话，他们总是通过劝说的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尽量不动用武力。爪哇很可能会有天被英国人征服。 ——爪哇王子约1780年
罗马人有这样一句话，Pecunia non olet——钱无气味。人们也许不喜欢钱的样子或是制造钱的人，但他们喜欢钱，并且想办法去得到它。从另一种意义上讲，钱又是有气味的，而且很强烈，会把远近的人们都吸引到它身边。
与荷兰人一样，英国人在16世纪末来到了印度洋。他们就像入侵者和劫掠者，与其说他们是在做贸易，还不如说是在抢劫。只是后来他们才谨慎小心地转而经商了。
解决的办法当然是找出中国人所想要的东西。最后找到的就是鸦片，它生长于孟加拉，它让人上瘾，能打开市场。在这方面，英国人比荷兰人占有优势。原则上说，两国商人对这种商品都有竞争的权利，但是英国人利用他们在孟加拉地区日益增长的政治势力，把荷兰人挤了出去——这对荷兰人来说真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莫卧儿人是逊尼派穆斯林，不同于西邻波斯的什叶派穆斯林。他们对印度国内占多数的印度教徒一般采取宽容态度，甚至加以依靠。但是他们使印度北部具有穆斯林气质，而与南方形成差别。
从印度这张大餐桌上纷纷掉下一些面包屑，养肥一批经纪人、律师、掮客、珠宝商、证券中间人、走私者、骗子和投机商。
东印度公司把它的收获视为永久性的——“人的明智能使之保持多久就会有多久”（1766）。因此，它要“保护和珍爱居民……他们的利益和福祉如今已是我们关注的首要事情”——这也是为了公司自身的利益。印度被比作一座庄园，庄园的佃户和地主的利益是一致的。
对某些国家来说，比如西班牙，地理大发现招致财富、腐化和矫饰——这依然是旧方式的延续，但规模更为宏大。对英国、荷兰等另几个国家而言，却意味着用新方式处理新事物，抓住技术进步潮流的机会。对其余人比如美洲印第安人和澳洲塔斯马尼亚人来说，它是大灾变，是外部强加的悲惨命运。
不论他们留下来还是离去。这是市场社会的人口流动之法则：人们外出追求境遇的改善，这样会给留下的人增加讨价还价的能力；而在他们的新家，他们创造或攫取财富（食物、木材、矿物或制成品），并将它们运回或带回祖国。
意外之财对人有害无利。它表明，短期暴富将导致立即发生畸变，以后更会悔恨不已。
历史憎恶跳跃，大的变化和经济革命都不是突然来临的，它们必定是经过了周全的和长期的准备。可是，连续性并不排除变化，甚至是剧烈的变化。
由此可见，强调的重点在于深，而不在于快。工业大革命的非凡技术进步不是成就于一夜之间，这不会令任何人感到奇怪。没有什么发明是一跳出来就很成熟。相反，需要经过大大小小的许多改进，才能使一个想法转化成为一项技术。
创新之所以有感染力，是因为某一种技术所依据的原理，也可以表现为别的许多形式，找到多种用途。钻孔技术既然用于火炮，也就可以用于蒸汽机的汽缸。既然可以用滚筒给纺织品印花（代替慢得多的平板印花），那就可以用同样的办法给墙纸印花，还可以印刷文字，比一上一下的平台印刷机快得多，因而可以成千成万份（册）。
观察与精确表述的结合反过来又使复制和验证成为可能。任何其他事物也未曾如此有效地破坏过权威性。什么人说过些什么话并不重要；关键是说了些什么；重要的不是感觉，而是实际。我能看见你说你看见过的东西吗？
但是到了16世纪末叶，从伽利略开始，实验才变为一个系统。这不仅需要进行重复的和可重复的观察，而且需要深思熟虑的简化作为观察复杂事物的窗口。想要发现坠落物体的时间、速度和覆盖距离之间的关系吗？那就把这些物体从一个倾斜的平面上慢慢地滚动下来吧。
一个地方所发生的事情很快就会被别的地方知道，部分是由于使用了做学问的共同语言——拉丁文；部分是由于超前发展的信使和邮递服务，而最重要的是因为人们总是四面八方地迁徙。在17世纪，这些联系被制度化了，首先是通过诸如马林·梅森（1588—1648）那种自命为人际交换机、在科学家之间不断传播信息的个人，尔后则是通过学术团体的形式，这些团体设有通信秘书，频繁举行会议，定期出版刊物。最早的学术团体出现在意大利，即1603年罗马的猞猁科学院和1653年佛罗伦萨短暂的奇门托科学院。
甚至到了17世纪末期，依然有罗伯特·胡克这样古怪的人物。他是皇家学会的积极会员，他的座右铭或许就是“那是我首先想到的”。
一般说，声誉是对科学家的激励，而且即使在那个早期的年代，科学也曾经是一种领先的比赛。
所有这一切都花费了时间。这就是为什么，从长远看，工业革命的到来还必须等待。它不可能发生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更不可能发生在古希腊。技术的基础还有待于奠定，发展进步的各个溪流还必须汇聚到一起。
从短期看，答案在于各种因素的结合，在于供求关系，在于价格和灵活性。只有技术是不够的。所需要的是起强大杠杆作用的技术性变革，它通过市场发现共鸣并且改变资源的配置。
技术革新过程总有这种情形：教新手学新招比起教老手练新把式要容易得多。
工人们喜欢摆脱纪律的约束，喜欢享有随心所欲地停机离开的特权。工作的节奏反映出这种自主性。典型的是织布工人，他们长时间歇着玩着，混上大半个礼拜，然后快到周末时，为了在礼拜六交货领取工资才最后努力工作。礼拜五，他们可以干通宵。礼拜六晚上是喝两杯的时间，而礼拜天则大喝各种啤酒。礼拜一（即所谓“神圣的礼拜一”，是很少工作的日子）同样是神圣不可侵犯，而礼拜二需要从如此多的神圣中恢复过来。
为了科学的用途，人们很需要一种好的时钟，但是造出一台时钟却曾花了约400年。科学家毕竟是具有独创性的人，终于找到了办法来提高自己那些还不具备钟摆的、还不具备游丝的精确的计时器。一种方法是使用装有非常巨大轮盘的时钟，轮盘上有几百根甚至上千根的轮齿。
早期的钟采用的是控制器（摆动杆或环），其频率随着施加的力而变化。经过改进（一切发明都需要改进），一台好的摆式钟能够保持在每天只差几秒。
在农业中，日益增高的效益的优势是很明显的。首先，粮食生产中生产率的提高可以把劳力解脱出来用于其他活动，如工业制造业和各种服务业等等。其次，这支新生的劳动大军需要越来越多的食物。如果这些食物不能从国内获得，那就只好将部分收入和财富拨付于食品的进口。
在这一点上，英格兰却从别的国家自己造成的伤痛中受益匪浅。在16世纪，来自荷兰南部的织布工到英格兰寻求避难，带来了织造“新摺饰”的秘密，而荷兰农民则给英格兰引进了排水和进一步精耕细作的技术。在17世纪，犹太人和隐瞒身份的犹太人，其中不少人是在西班牙等地受迫害的第三和第四期马兰诺，把公私理财的经验带到了英格兰；而胡格诺派教徒，包括商人和手工艺人这些做生意和理财的老手，把他们的宗教和家族关系一同带了过来。
马车客运业对这种时间敏感性作出了反应：时间表精细到以分钟安排，大做广告；到站和转乘车次的时间精密计算；车夫是否遵守时间表受到密封的钟表的核查；重视速度胜过舒适；累死了许许多多的马匹。在这一点上，请注意同法国的明显差别：在法国，政府限制了马车速度，而且为了保护道路，要求使用行驶起来沉重而又缓慢的宽缘车轮。乘客们显然不在乎。他们喜欢省钱甚于节省时间，而且十分正确地发现速度同舒适是矛盾的。
为什么他们不动呢？有些解释的根据是能量守恒的固有定律。劳力的供应有伸缩性，所以雇用额外工人比起探求技术革新更容易、更划算，例如可以从贱民和贫困妇女中间雇用纺纱工，从农业劳动者中雇用织布工。这很可能就是全部事情的来龙去脉。
金属制品——工具、设备、机械——则当做另论。它们是工业革命所需要的，而印度当时并不具备。“在印度，人们很少试图用机器去完成任何可以靠人力做成的事情。”这种“普遍冷漠”的一个原因是：似乎谁也没有浓厚的兴趣来简化和减轻工作任务。工人和雇主都把繁重的劳动认为是工人的命运而且理应如此。
到了19世纪情况依然如此：从事印度铁路建筑的工程师们了解到，印度劳力虽然价格低廉，却是用手来搬运土和石头；但是他们却想当然地认为印度人会使用手推车。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印度人习惯于把沉重物品用筐子盛上，顶在头上进行搬运，并且拒绝改变。
英格兰的工业革命改变了世界以及民族和国家彼此之间的关系。由于力量的原因，如果不是由于财富的原因，政治经济的目标和任务受到改变。于是，世界分作了一个领先者和一大批极不相同的追赶者。对于欧洲“追随者国家”中最快的国家来说，大约花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才追赶上。
总的来说，持批评态度的外国人都谴责英国人的贪婪和实利主义。大约在1800年，有一位德国旅行家写道：“荷兰人臭名昭著的贪婪在英国人的贪婪面前变得苍白无力，就像灯前的阴影。”还有一位法国来访者米拉博男爵说道，“英国人习惯于对一切都进行计算，甚至也计算起天赋和友谊……”。
每一个后起之秀的工业化了的国家，亦即所谓的“仿效国家”，不管它受到英国经验的多少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是受到启发，在某种程度上是受到震惊或恐吓——都拓展出它自己通往现代化的道路。
历史学家自有其特殊需要：只要人们不忘记自己在做什么，一个理想的典型总是具有启发性价值的，即便是仅仅作为一个测量用的棍子和反例证。
以此为由，有些人争辩说晚了有好处：人们能够避免那些错误，用最新的技术和设备开始干起。[140]但另一方面，滞后失去的时间也是要付出代价的。所以，还是尽可能早动手为好。
最大的障碍是社会的、文化的和技术的不成熟状态——缺乏知识和技术。换言之，就是缺乏使用钱财的能力。
国家的进步和财富的增长，首先是体制和文化；其次是钱；但从头看起而且越看越明显的是，决定性因素是知识。
在这方面，法国人率先在1794年开办了“工科大学”[153]（原名为“中央土木工程学校”）。其最初设计是一所军事学校，目的是培养工程兵和炮兵军官，因为工程兵和炮兵都是关系到技术知识的兵种。
但是直到19世纪的晚期科学才走到前面而成为技术的先导。这时，想要成为发明家和难题解决者的人感到开始自己的项目之前先通读文献是有益的；或者就此而言，先读书再构思自己的目标——干什么以及怎么干。
要把工业烹调法学到手，仅仅有配方、蓝图，乃至个人的见证，还是不够。
学者们近来提出了一种更复杂的地理方面的解释，这种解释把自然条件与文化和体制结合起来考虑。（3）这种观点认为：地理状况决定了农作物和耕作方式，从而决定了土地占有权的性质和财富的分配。而这些因素又对发展的速度和特征起关键作用。
总的来说，欧洲人比美国人更难以接受无情的生产率逻辑。
“美国制度”为其他工业地区确立了生产率标准。每一项技术都成为通向其他技术的踏脚石。钟与枪为手表与缝纫机铺平了道路。割草机与收割机的发明进一步使人们制造出播种机（种植机和条播机）、捆机、脱粒机，最终发明了联合收割机。从自行车到汽车，从收款机到打字机再到计算器。某一种用途的机器很容易又用于其他用途：缝纫机既可用于布料又可用于皮革和帆布；既可用来做衣服，又可用来做靴子、鞋、帆、帐篷。
历史就像时间，有一支射出就无法回头的箭；但与时间不同的是，历史的步履不匀，它只能时断时续磕磕绊绊地前进。
在18和19世纪开拓边疆地区时期，技术发展的可能性几乎无穷无尽，美国的工业从一个成功走向另一个成功。别的国家可以效仿美国，有些国家确实用同样的方式作了突击。但这些古老的社会并不像美国当时那样是白板一块，也缺少美国那种乐观、开放的文化，而正是那种文化减轻了美国农场主与工厂主开拓事业的难度。
不管是好是糟，这种美国的生产体系已制造出一种永不满足的消费主义，受到那些为普通民众的灵魂和行为方式担忧的人的责难。
有些事情必须在国内办：例如，机器必须维修。但是那些维修作坊只管机器的保养，他们几乎从未进一步自己制造机器。自然和社会环境同样也不利。燃料和原材料比在欧洲和美国的价格要高，技术缺乏。这一切都很合情合理：自身的比较优势使购买洋货更容易，也更便宜。
这种合理性的问题是：今天的明智也许到明天就成了错误。发展是长期的事情；而逻辑却是暂时有效的。经济理论是静态的，基于现状。经济发展过程却是，动态的，从今天的到明天的物质上的充裕。[169]如果一个人不尝试着促成一件事情发生，那么它永远不会发生。
这样说来，阿根廷的工业不是经济增长的司机，而是一个乘客。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出现困难时期时，这位乘客便下车了。无论是工业还是农业劳动力，闷闷不乐，于是便开始运用意识形态万灵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无政府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庇隆主义——这些都是无权无势的人们的报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把这种异化归因于经济落后和社会冷漠与政治早熟之间的矛盾。
每一种工业都有对健康带来的特殊的危险。在纺织、金属、火柴以及玻璃工厂里，空气中总充满了细细的灰尘，刺激肺部。在皮革厂里，皮子硫化过程需要用硫酸、氮酸、盐酸以及砷和氨。所有这些东西都会挥发出有害气体，弥漫整个车间。
法律说是共和，但实际上却是一人专政统治——这是一种好心好意的专制主义与民粹主义暴政的杂烩。
改进，就会对人们已经感到自在的正统观念提出挑战，必然引起不服从。引进知识和思想同样也会造成这样的结果。
康熙大帝，在探求西方种种事物方面在中国人之中是最开明、好奇心最强的，仍谆谆教诲他的臣民说：“即使西方的某些方法与我们不同，甚至是对我们的方法的改进，却没有什么新颖之处，一切数学原理都来自易经，西方的方法源于中国……”。
这些人本可以成为中国的现代化推动者，但却受挫，其原因不仅在于他们地位脆弱无保障，而且还在于宫廷环境中的阴谋诡计。在这种环境中，评判革新的是非功过是以它们对社会等级制度造成的后果为标准。没有一项建议不招致反对；没有一个新颖的事物不使既得利益者感到胆战心惊。
扼杀外在的动力，鼓励人们弄虚作假，是大的官僚机构的典型弱点，不管是公共的官僚机构还是私有的商业公司官僚机构，均是如此。大家名义上是同僚，似乎应该同心同德，但实际上却是对手。他们在组织内部争名夺利，不是在一个思想的自由市场上，而是在一个勾心斗角的小圈子里竞争。身居高位的人占优势。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欧洲，科学和技术过去是（现在也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对二者中任何一种新知识的反应都是相通的，一个社会对来自其中之一的新鲜事物视而不见，就是已经把自己同来自另一面的新鲜事物封闭开来。
此外，中国缺少发现和学习的机制——学校、学会、学术团体，挑战和竞争。诸如平等交换，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以及进步意识——这些思想都很淡漠或根本不存在。
中国前进的历史，是由亮点组成的历史。这些亮点在时间、空间上是相互分离的，没有通过复制和试验而相互联系，由于语言上使用隐喻和故弄玄虚，而变得黯淡，并且光线散布范围也很有限（印刷技术远不如欧洲）——实际上只是短暂的闪亮。很多词汇是应时而造，很快便废而不用，以至于今天的学者要花费大量精力破译这些本来曾很熟悉的汉字符号。
请记住清朝（1644-1912）最初是由满族人建立的。大约只有100万人口的这个小小的游牧民族，夺取了亿万人的泱泱大国的政权，并且统治了他们两个半世纪。
同样，当他们遇见欧洲人时，他们又继续学习别人的先进文明。他们复制欧洲人的武器；他们仿造欧洲人的钟表；他们中的很多人都皈依了基督教。而即便这样，仍旧是自以为优越。
信奉基督教的时尚几乎风行了整个日本。这种新的信仰在当地的统治者那里很受欢迎，而对于那些挣扎在生命线上的贫苦大众来说，则更具诱惑力了。这是一个阶级转化的战略：可以让领导者们从善再影响他们的属下；或是给予那些需要精神和物质帮助的人们以爱和所需营养。
穷则思变，日本在19世纪经历了一场变革，从而搭上工业化的列车，日本也成为除西方国家之外第一个实现工业现代化的国家。但由于日本的工业化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故而对它的评价有所降低。
君主世袭的朝代总有这样的弱点：尽管有神授君权的祖宗的庇佑，一个朝代总是难以无限期地保持统治能力。而握有实权的强人，不论出身如何卑贱，却早晚会罢黜合法的君主而自己登位当政。
在当时，日本人的信用不等于西方人的信用。他们的道德准则是不同的。一个人所说的话在另一个人那里就是谎言。闪烁其词，幕府也能做到这一点。它可以派下属出去谈判，下属会推托说需要上级的批准。它可以签署协议，但接着就会说这一协议没有得到天皇的认可。简而言之，就是它只是做出承诺却不保证实施；嘴巴上说是但却意指不。这很容易激化冲突。
典型的旧时农民是尽一切可能节约，并且相应地安排生活和劳作。他们活着就是为了工作，通过工作来增加自己的积蓄；这就是他们做人的目的。
历史并不是这样发展过来的。处于起跑和突破阶段的经济，在需要具备的条件方面，不同于那些已处于领先和疾驶地位的经济。日本经济的成功在于，它在德川幕府时期成功地反对了僵化和怀旧，而在明治维新及其以后时期做到了举国上下全力以赴。在不同的情况下要有不同的战略。
现今技术在不断转变，新的在经济上跟进的国家的范例告诉我们，发展晚的国家应该把握住一切机会，要有学习和借鉴的强烈动机，才可能迎头赶上。
这些国家并没有建起自己的发达经济。像昔日的西班牙一样，它们花钱购买别人的技巧和服务，却没有学会自己来做这些事情。“什么才是富有？”波斯湾的一位商业银行家问：“富有就是教育……专长……技术。富有就是知识。
日本社会也有它的男性蛮劲以及对暴力的嗜好。在侵略和压迫的战争方面，日本有一部漫长的历史，凡此种种暴力行径都是以国家民族的需要作为理由。推动日本前进者，莫过于此。使日本倒退者，亦莫过于此。
在伦敦泰晤士河沿岸有一处皇家植物园，最初是出于公主的嗜好而兴建的，后来则起到了一个先锋作用——是科学与商业相结合的模范。所有这些都要比掠夺和剥削更有益和更持久得多，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失败并不等于崩溃，这是事物的本质。一些国家利用了殖民地的遗产；利用了遗留的社会管理资本、教育、思想；甚至是有效利用了他们对殖民帝国的愤怒、抵抗和自豪感。[257]另一些国家则完全摧毁了殖民者所遗留的一切，同时又没有学会何以代替之。有一些国家里并没有留下什么东西，通常是因为殖民势力看不出在那里投资会有什么收益。还有一些国家因为太穷了，甚至都勾不起列强的贪婪欲望。
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强者和弱者两边来看，几乎总是有少数一些人——精明强悍的商人、特许权获得者、官吏、中间人（买办）和当地的精英——发财致富。
几乎所有的帝国主义者都在物质上和心理上给殖民地人民造成伤害；但也在有意无意中给殖民地带来一些直接或间接的物质上的收益。
其他的国家则因缺乏明确的民族特性和合法性，而苦于不稳定和暴力，跌跌撞撞，从政变到政变，从爆炸到爆炸。（19）与此同时，那些先进工业国装腔作势地表示怜悯，救援受难者，扶植暴政，制造新的受难者，绞尽脑汁地插手，通常是以拙劣的手法进行干涉，起好作用也起坏作用，好坏兼有，而用来安慰自己的说法则是声称自己动机高尚，目标宏大，同时自认为道义上优越而感到满足（这正是这一套把戏的道理之所在）。
自然不是绝对的衰落，而是一个漫长的停顿和渐衰过程。
日本人像德国人一样，也是靠辛劳、教育和决心得以恢复。他们也得到美国的财政援助，其目的如同在欧洲一样，是抵御想象中的俄国威胁。日本经济是在丧失帝国种种优势之后迅速发展，这一点尤其引人注目。
泰国自豪地声称它能超越民族区别，其措施之一是强烈反对单独的华文教育。华人彬彬有礼地微笑，公开表示赞成，然而往往在接受泰文教育之外，又出国补习华文。在这个社会里，“两三种人玩一个无形的跷跷板”，保持平衡。（8）在经济事务中，这意味着华人知道自己是谁，也能与人合作。
地理大发现借助印刷机的威力得以迅速传播。世界打开了一叶窗，欧洲人的自我意识随之改变。我们是谁？他们又是谁？新大陆刺激着冒险行动，探险者变成了殖民者，土著开始了帝国时代。
历史学家们喜欢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他们力图理解和解释历史的记载。
如果说我们能从经济发展史学到什么东西，那就是文化会使局面完全不一样（在这一点上，马克斯·韦伯是正确的）。不妨看看那些移居在外的少数民族的企业精神——东亚和东南亚的华人，东非的印度人，西非的黎巴嫩人，散布于欧洲各地的犹太人和加尔文派教徒，等等。
中国看来不大可能拿掉这一只会下这么多金蛋的鹅。可是香港的蛋对于整个中国又有多大的重要性呢？此外，历史上有过类似的不理智行为的先例，而中国历史上更是多次为维护帝国的原则而牺牲贸易。
由此可见，政府干预所起的作用是好坏兼有。就像是前额正中间有一绺鬈发的小女孩：当她好的时候，她是非常非常之好；当她坏的时候，她就坏透了。
难道只有幼稚的新兴产业才该受保护？富国是否在道义上就有义务要避免发展中国家照例都采用的做法？反对穷国依附于富国的理论家们长期以来都强调说强国与弱国之间的贸易不平等，不公平。但不对称的贸易可以是双向的。
现今的技术扩散和你追我赶的经济发展格局，对于富国，尤其是经济重新组合中受害的个别富国，会有很沉重的压力，同时给某些穷国带来“好东西”和希望，给许多的另一些穷国带来失望、绝望和愤怒。
由此而来的唯一教训，是必须不断努力。没有奇迹。没有尽善尽美。没有千禧。没有天启。我们必须养成一种持怀疑态度的信仰，避免教条，善于听和善于观察，努力明确目的并使之逐渐完善，选择更好的手段以促其实现。

《国富国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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