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

[英] 汤姆·斯丹迪奇 著，李晓霞 译，《车轮上的历史》 今天看似可以快速解决问题的方法，很可能会在明天产生严重且出乎意料的长期后果。从马车到汽车的转变，看似是一个美妙且及时的技术解决方案，事实却并非如此，因为汽车以各种出乎意料的方式改变了世界——从城市地理到石油地缘政治——并衍生出各种各样由其自身带来的问题。 贵族在左，平民在右 从18世纪80年代开始，苏格兰工程师约翰·马卡丹进行了一系列实验，提出一项相当关键的技术改进——用边缘锋利的压碎了的岩石子铺路，而不是圆圆的鹅卵石。这些小石子笔直的边缘使它们能够在车辆经过时更紧密地贴合在一起，而不是分散开来。马卡丹的方法后来被称为“马卡丹碎石路面”，在19世纪20年代被英国正式采用，并传播到其他国家。 机械马上的动作宛若溜冰 德雷斯随后出版了一本插图小册子来描述该设计，其他人看到后也开始尝试制造自己的“德雷斯机”（在图纸中，德雷斯巧妙地将用绳子操纵的刹车机制隐藏在骑手的一条腿后面，让那些未经授权的仿制者无从发现）。 1868年，发表在《科学美国人》杂志上的一封信这样写道，让两轮自行车“保持直立的姿态，在肤浅的观察者看来，是实用力学中最惊人的壮举之一”。 与此同时，其他方面的创新也在稳步推进，成为后来众所周知的“自行车”（英文为bicycle）标准设计的一部分。这些创新包括：使用滚珠轴承来保持车轮的平稳转动；使用钢管框架减轻重量；改善刹车；采用带有钢丝辐条的轻型金属轮；采用飞轮装置，让驾驶者不需要蹬踏板就可以滑行。 给车轮外围包上橡胶圈，并由此演变出充气轮胎；采用后轮链传动技术，解决了直接蹬踏安装在前轮上的踏板所带来的影响转向的问题。到19世纪80年代末，所有这些元素都被组合在一起，构成一个耀眼的、有两个大小相同的轮子，被称为“安全双轮自行车”（safety bicycle）的现代设计。这个名字想要强调的是，自行车，曾经被认为是富有的年轻人昂贵而危险的玩具，现在已经成为普通人的选择。 汽车之路 蒸汽火车证明，不用马匹奔跑，出行也可以迅疾飞速；自行车证明，不用马车的遮篷，出行也可以私密得悄无声息。有可能二者兼有吗？有没有这样一种交通工具，可以像火车一样飞速奔驰，像自行车一样方便隐蔽，还能像马车一样在现有的道路上行驶？有一种方法发明家一直没有放弃，就是像屈尼奥和特里维西克所做的那样，在马车上安装蒸汽机。19世纪30年代，在大西洋两岸，蒸汽铁路的成功重新激发起人们对“蒸汽马车”的兴趣。英国城市甚至短暂尝试过几次提供蒸汽公共马车服务。但是出于种种原因，“蒸汽马车[1]”并没有流行起来。 一辆真正的汽车，奔驰专利机动车，诞生于1886年。 橡胶轮胎横空出世 一开始它只是一个科学实验，接着就成了冒险家的工具，然后做富人的玩具，之后又成就了穷人的野心，最后成为所有人的仆人。 世界上第一次家庭自驾游就这样发生了！这次旅行为汽车技术带来了几项改进，在妻子的建议下，卡尔·本茨额外增加了一个较低挡位，让汽车在爬坡的时候，不需要人在车后撅臀振臂，奋力推动了。因为刹车片在下坡时的减速效果不佳，本茨还改进了刹车系统，保留了伯莎的创新——在刹车片上覆盖一层皮革。最重要的，妻子的这趟旅行以及由此带来的惊喜让本茨信心爆棚，让他的发明得以继续推进，让车辆距离上市更近了。 可以说汽车时代是从一场不寻常的比赛开始的。比赛的组织者是在法国广受欢迎的《小日报》，一家在利用宣传噱头提高发行量方面颇负盛名的报纸。报社希望可以将人们对无马马车新技术日益增长的兴趣转化为商业利益。但是这些交通工具的实用性到底如何？它们有哪些局限性？哪类车的前景最为广阔？“到19世纪末，人类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创造了蒸汽、燃气、电力以及一些其他种类的驱动力，但是，这样的创造力仍然没有让人们找到以机械形式的驱动装置代替马匹的方法。”《小日报》在1893年12月写道，“《小日报》希望可以在1894年解决的正是马车的替换问题，但愿我们能够取得重大进展”。 在日内瓦和瑞士的其他地方，当地政府采取了相应措施，在道路上铺设“防尘层”，即热的煤焦油或柏油。事实证明，用这种方法铺路能有效地减少汽车扬尘，有些人甚至自己花钱在自家房前的道路上铺设“防尘层”。但是对所有现有的道路进行这样的处理似乎不切实际，因为成本太高了。因此，人们开始呼吁更严格的速度限制，或是对特定路线的限制。 改变一切的那款车 到了1908年，想买车的美国人已经有的选了。潜在的客户可以在那一年的汽车广告上看到数十家汽车制造商，品牌之多，令人眼花缭乱。这些汽车如今多数已销声匿迹。那时汽车广告的共同特点便是特别强调有车一族的社会地位。这也不奇怪，因为当时的汽车相当贵：那一年，美国自产汽车的平均售价为2 834美元（约为现在的8万美元），而一辆进口欧洲车的平均售价更是高达6 730美元（约为现在的20万美元）。 一种全新的制造方式——流水线作业，成为T型车降低生产成本的关键。T型车不仅重新定义了汽车的制造方式，还为各类消费品的大规模生产创建了20世纪的模型。 什么颜色都可以，只要是黑的 T型车的生产过程总共被拆解为7 882个独立任务。如此高的专业化程度，再加上流水装配线的有序协调，量产的效率达到了一个新水平。一辆汽车的生产时间从12小时降至93分钟，每3分钟就有一辆新车下线。 越是优化单一车型的生产，福特就越难跟上时代的步伐。作为第一辆面向大众的汽车，T型车让全世界数百万人获得了自己的汽车，成为有车一族。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T型车的比例已经占到美国道路上行驶的汽车的一半。但是，这也正是问题所在：美国人开始想要一些不同的东西。T型车便宜可靠，但买家想要更多。 与福特背道而驰 通用汽车庞大的汽车品牌组合与专注于单一车型的福特汽车形成了鲜明对比。但是市场已经发生变化。 斯隆不仅仅使通用汽车成为汽车行业的典范，还对公司进行了重组，以确保日常决策按步骤下放给每个部门的经理，但财务监督权仍集中在公司高层。每个部门以标准化的形式汇报其财务状况，获得所需资源。正如亨利·福特为高效的大规模生产制定了模式，阿尔弗雷德·斯隆为20世纪的多部门公司创建了新模式，也由此成了地球上最著名的商人。通用不仅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制造商，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公司。 通用汽车这种将汽车作为地位象征的模式，本是轮式车辆一经出现就伴随而至的一个古老概念，但是通用将它提升到了一个新水平——“开什么样的车，你就是什么样的人”——车如其人！突出设计的重要性，每年进行型号更新，分期付款，经常升级。这些始于20世纪20年代的通用汽车公司的理念，一直延续到今天。福特汽车彻底改变了汽车的制造模式，而通用汽车彻底改变了汽车的营销模式。 沉默的警察与密尔沃基蘑菇 伊诺的座右铭是“从混乱中寻找秩序”。他制定的规则主要是将现有约定俗成的一些做法正式固定下来。驾驶者被要求靠右行驶，靠左超车；转弯时使用手势；为紧急车辆让路；不要超过“安全合理”的速度（尽管没有给出实际数字）。伊诺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想法。他最重要的创新是“绕大弯”或者“更向外”的转弯概念，也就是当车辆左转时，司机不应该简单地直接转向，抄近过马路，而是应该尽可能地先向前开，晚些时候再转弯，就像开车绕过路中央一个想象中的桩子一样。 红灯停ﾠ绿灯行 1917年，底特律一位名叫威廉·波茨的警察添加了一个琥珀色的信号灯，表示信号即将改变，从而缓解了因红绿两种指示灯瞬间切换导致的交通事故。 汽车界最有效的策略，就是让政府站在自己这边。1924年12月，为了起草一套全美通用的交通安全规则，当时还是商务部长的赫伯特·胡佛组织召开了第一次全美道路与高速公路安全会议。汽车行业成功地让胡佛放下了他最初对汽车的敌意，并在一些关键委员会中安插了自己的代表，其中包括统计委员会。统计委员会开始向媒体报告事故统计数据，并将大多数事故归咎于行人。由此，这些数据现在得到了一个本应公正客观的政府机构的认可。 1934年颁布的一项新法律废除了所有城市以及新建高速公路的速度限制。新建高速公路是专为汽车使用而修建的公路网络（因此得名autobahn）。 通用汽车为你搭建的未来 “未来奇观”为决策者和美国公众普及了高速公路的概念，为战后高速公路建设的繁荣奠定了基础。1956年出台的《高速公路法》，明确了拨款数十亿美元建设州际高速公路系统，因此该法规是美国高速路建设中最闪耀的明星 。 美国城市学家刘易斯·芒福德曾经在1961年写道，郊区就是“许多统一的、不具备性格特征的房屋，在统一的道路旁，靠近没有树木遮挡的公共垃圾场，以统一的距离一成不变地排列着。房屋里住着同一阶级、同一收入、同一年龄群的人，他们观看着同样的电视节目，吃着从同样的冰箱里取出来的同样无味无趣的预制食品，从外表到内心都符合一种共同的模式”。郊区的平淡无奇被认为是孤独、疏离和青少年犯罪的罪魁祸首。小说和电影描绘了郊区在虚假的幸福快乐与循规蹈矩的外表下的黑暗现实。 从快车到快餐 如果汽车可以变成剧院的私人包厢，那么它也可以变成一家私人餐厅。公路旁的快餐店帮助人们实现了这一愿望。赶时间的司机想吃得快一些，而汽车工业正好为标准化产品的快速制造提供了模式。在美国高速公路沿线涌现的免下车餐厅，或称汽车餐厅，以快捷的服务、统一的品牌，以及对口味绝对一致的承诺，让时间紧迫又急于果腹的司机们可以迅速填饱肚子，快餐这个现代概念由此诞生。和汽车文化的许多其他方面一样，第一家汽车餐厅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美国，汽车餐厅的理念在战后得到完善，然后扩展到全球。 由汽车餐厅引导的快餐模式，可以追溯到1921年，杰西·柯比在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和沃斯堡之间的高速公路上开办了第一家汽车餐厅——“猪摊”（Pig Stand）。 麦当劳取消了“汽车应侍”，要求顾客下车，到窗口点餐。当意识到汉堡在餐厅销售的比例超过80%时，他们精简了菜单，把提供的食品从25种减至9种。餐厅里不再有托盘、盘子、玻璃器皿和餐具，因为这些东西有可能被打碎或偷走，取而代之的是一次性的纸袋、包装纸和杯子。最重要的是，他们从汽车工业的大规模生产技术中汲取了灵感，彻底改变了汉堡的制作方法。参考规模化、系统化是如何被应用到莱维敦的房屋建筑上的，他们想到，为什么不将同样的方法应用到食品加工上呢？餐厅的新运行模式要求每个员工只专注于一项任务，不管是接单，还是烧烤，或是包装汉堡。这使得新员工培训变得更容易、更迅速，也确保了员工不会浪费时间切换任务，同时意味着不再需要熟练的厨师。大部分的食物都是预先准备好的，每个汉堡用的都是同样的调味品，顾客不用再做选择，也就不会再因此耽误时间。汉堡组装并包装好后，在加热灯下保持温度。厨房也进行了重新安排，确保员工不会互相妨碍。为了优化厨房布局，两兄弟在网球场上反复用粉笔画来画去，绘制并评估厨房里不同位置的实物大小地图。 兄弟俩将这一成果命名为“快速服务系统”。 另一条没选的路 从石油中提取煤油会产生一种更轻的副产品——汽油，而汽油最初被认为几乎毫无价值。油漆店或一般日用品商店会少量出售作为溶剂和清洁剂的汽油，但是石油生产商通常只是简单地将其倾倒在地上，让其蒸发或冲入河流。（据说在主要产油区俄亥俄州，如果把滚烫的煤从汽船上扔到凯霍加河里，河水就会着起火来。）然而，19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电气化的发展，煤油作为照明燃料的需求骤减。与此同时，随着第一批汽车的出现，以及固定汽油发动机在农场和工厂的安装，人们对汽油作为发动机燃料的需求迅速增加。汽油价格从1899年的1加仑7美分涨到1902年的20美分。到1910年，它已经取代煤油成为石油工业的主要产品。 然而，通用汽车的工程师也发现了另一种防止“爆震”的方法：在汽油中加入铅。在每加仑汽油中加入3克铅与加入15%的酒精具有相同的抗爆震效果，但是便宜得多。这样一来，通用汽车就可以生产拥有更强大发动机的大型汽车，而不用担心发动机因“爆震”而损坏。 石油危机与电动汽车带来的失望 也有人曾经预测，耗油量巨大的汽车的可持续性令人担忧，人们可能因此转向电动汽车。但是，电动汽车技术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几乎没有什么进步。最大的问题依然是电池：铅酸电池仍然非常笨重，单位重量无法储存太多能量。其他不同材料（如镍氢）的可充电电池，也不比铅酸电池好，而且会更贵。 然而，电动汽车在21世纪的重新出现，依然可以追溯到石油危机时代。1972年，埃克森石油公司（Exxon）的研究员斯坦利·惠廷厄姆对一种基于锂的新电池设计进行了研究。锂是元素周期表上最轻的金属，每千克重量的锂在电池中存储的电荷是铅的15倍。 1991年，索尼公司推出了第一款商用锂离子电池，用于便携式电子设备，如便携式摄像机。索尼的工程师通过增加安全功能对原设计进行了改进。锂离子电池在过度充电的情况下，会变得过热、解体并着火。索尼为锂离子电池添加了一种多孔聚合物，如果电池过热，这种聚合物就会融化，将电池关闭。该公司还开发了一种“智能”充电器，可以在电池充满时停止充电。到21世纪初，锂离子电池已经成为笔记本电脑和移动电话的首选电源。 2003年，两人决定将一辆原型车的电池组由铅酸换成锂离子。他们用6 800个小型锂离子电池组装了新的电池组，这些小型锂离子电池原本是用于笔记本电脑、电动工具和摄像机的。小型锂离子电池比大型锂离子电池要便宜得多，因为它们被用于消费型电子产品，所以产量也大得多。新电池组比旧的轻了1/4，却可以存储三倍于旧电池组的能量，将tzero的续航里程从90英里延长到250英里左右。这辆车还可以在不到4秒钟的时间内，从0英里加速到每小时60英里。 2003年末，就在通用汽车开始回收并粉碎EV1汽车时，tzero引起了两位美国科技企业家及汽车爱好者的注意，他们就是马丁·埃伯哈德和埃隆·马斯克。两人都对tzero的表现印象深刻，同时也对EV1的终结感到愤怒，他们分别敦促科科尼和盖奇将tzero投入生产，以证明通用汽车的错误。 2006年，马斯克（2008年接替埃伯哈德担任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在一篇博客文章中称，“Tesla Roadster”是“特斯拉汽车总体计划”的第一步：我们的长期计划，是要打造多种车型，包括价格合理的家庭用车。这是因为特斯拉汽车的首要目标（也是我资助该公司的原因）是帮助促进从以开采-燃烧为模式的碳氢经济向太阳能电力经济的加速转变。我相信，这是一个主要的，但不是唯一的，可持续的解决方案……特斯拉的战略是，首先进入高端市场，客户愿意支付溢价，然后尽可能快地压低市场价格，每一款后续车型的销量都会更高，价格都会更低……在不透露过多信息的情况下，我可以说，第二款车型将是一款运动型四门家庭用车，价格约为目前89 000美元的Tesla Roadster的一半，第三款车型将更加实惠……当人们购买Tesla Roadster时，他们实际上是在帮助支付低成本家庭汽车的研发费用。 2019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了斯坦利·惠廷厄姆、约翰·古迪纳夫和吉野彰，以表彰他们在锂离子电池开发方面的工作。评奖委员会宣布：“这种重量轻、可充电、功能强大的电池现已广泛应用于从手机到笔记本电脑和电动汽车的方方面面。自1991年首次进入市场以来，锂离子电池已经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它们为一个无线的、无化石燃料的社会奠定了基础，令人类受益无穷。 电动汽车与气候变化 电动汽车将在多大程度上帮助我们应对气候变化？在全球范围内，交通运输（包括陆地、海洋和空中）占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24%，而汽车（包括货运和客运车辆）的排放量占交通运输排放的72%。总的来说，汽车的排放量占全球总排放量的17%。在这些排放中，约1/3是由主要以柴油为动力的重型车辆（如卡车和公共汽车）产生的，另外2/3是由主要以汽油为动力的轻型车辆（如轿车和厢式车）产生的。因此可以说，使用电动汽车，或减少使用汽车，将会为缓解气候变化做出重大贡献。 此外，历史经验表明，你如果认为，从一种动力形式转换到另一种动力形式，并不会影响其他方面的事情照原样继续发展，那将是幼稚的。汽车取代马车后，其他的一切也跟着发生了变化。有些人认为，现在不仅要重新思考驱动汽车的推进技术，还要重新思考“拥有汽车”这个整体概念。100年前，托马斯·爱迪生在锂离子电池技术方面的探索以失败告终；100年后，埃隆·马斯克取得了成功。如今，锂离子电池技术不仅支撑着电动汽车，也支撑着智能手机。正是由于智能手机的发展，21世纪初才出现了许多探索新型交通模式的试验，人们希望能够在私人车辆与公共交通之间找到可以交错的空间。与人们对电动汽车的思考一样，其中一些想法的根源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深。 从历史深处看拼车 小公共汽车”的吸引力在于它的灵活性，让司机可以在他们想干的时候才干，但这也意味着，“小公共汽车”司机作为一个群体，根本无法与人脉广泛的有轨电车公司及其商业和政治上的支持者较量。 今天关于网约车服务的许多争论，与一个世纪前关于“小公共汽车”的争论非常相似。私家车价格昂贵，但是灵活性更强；公共交通系统对乘客来说更便宜，但运行路线和时间表都是固定的。企业家再一次试图在这两者之间寻找到一种新的、响应更加迅速的交通方式。而反对者再一次声称，这样的交通方式在保险、安全和税务等方面都不守规矩——这样说也不无道理。但是网约车与“小公共汽车”有一个重要的不同点，那就是“小公共汽车”司机无法发出集体的声音，在与监管机构、有轨电车信托公司和出租车公司的对抗中几乎没有取胜的机会。相比之下，网约车平台拥有雄厚的资金，而且早已成为熟练的说客。网约车平台虽然做不到随心所欲，而且也不应该随心所欲，但是它们的出现却意味着，一种新的、更灵活的交通服务将会比一个世纪以前拥有更好的前景，为司机、乘客和城市本身带来更多好处。 新技术与新商业模式结合，为我们提供了越来越多的交通选择。总的来说，网约车、微移动和按需租车为越来越多的人提供了新的出行方式，为不需要自己拥有私家车的人提供了便捷。 自动驾驶汽车大赛开始了 在20世纪50年代对自动驾驶汽车进行的实验中，汽车是通过在道路上放置电线或磁铁进行引导的（贝尔·格迪斯在“未来奇观”中设想的就是一种类似的方法）。但是，DARPA想要的自动驾驶汽车，是能够像人类驾驶那样，在任何地方都能运行，且不需要任何特殊的基础设施。它希望通过设立奖金鼓励来自不同背景的创新者，而不仅仅是通常的军事供应商，去找寻制造这种汽车的方法。果不其然，申请参加比赛的团队超过了100个，其中一些来自顶尖大学、工程公司、机器人公司和初创公司，也有一些团队是由爱在自家车库里摆弄汽车的技术狂热爱好者组成的。经过严格选拔，来自21个团队的车辆进行了为期5天的资格测试。这些车需要在一条封闭的赛道上穿越一条1英里长的障碍跑道，以确保它们能够避开危险，并在没有人工协助的情况下沿着预定的路线行驶。在2004年3月13日举行的比赛中，15辆车参加了比赛。就像1894年7月在巴黎一样，在起跑线上蓄势待发的车辆各式各样，外观看起来非常不同。 塞巴斯蒂安·特龙是雷德·惠特克在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前同事，他领导了斯坦福大学的团队。他们的汽车被命名为“斯坦利”，原型是一辆蓝色大众SUV，车顶安装了一连串激光扫描仪。 两年后，也就是2007年11月，DARPA组织的第三次比赛进一步提高了标准，要求车辆在模拟的城市环境中完成任务，应对道路标志、交通信号和其他车辆。有6个团队完成了这个更复杂的挑战，卡内基梅隆大学获得了冠军，斯坦福大学位居第二。 自动驾驶汽车的工作原理 制造一辆完全自动驾驶的汽车需要解决三个彼此独立的问题：感知（弄清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什么）、预测（确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和驾驶策略（向左还是向右转弯，加速还是刹车）。 自动驾驶汽车是通过相机、雷达和激光雷达等传感器组合来感知世界的。激光雷达是一种类似雷达的技术，它利用不可见的光脉冲，而不是无线电波，来创建周围环境的高分辨率三维地图。（自动驾驶汽车车顶上的那个圆顶状或圆柱状的小设备，就是旋转的激光雷达扫描仪。）这些传感器可以说各有利弊。摄像头价格便宜，可以看到路面上的标线，但不能精准测量距离；雷达可以测量距离和速度，但无法看到细节；激光雷达可以提供细节，但价格昂贵，而且会在下雪的环境中犯糊涂。 汽车驾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常识，以及人们对这个世界运行方式的理解（例如，小孩是不会飞起来的）。人类认为这些事情是理所当然的，但计算机不这样认为。 ...

兰小欢 著，《置身事内》 第一章　地方政府的权力与事务 我国规模超大，人口、面积、经济总量都与一个大洲的体量相当，各省份的规模也大都抵得上一个中型国家，且相互之间差异极大：新疆的面积是海南的47倍；广东的人口是西藏的33倍，GDP总量是后者的62倍；北京的人均GDP是甘肃的5倍。这种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远大于美国各州。美国最富的纽约州人均GDP也不过是最穷的密西西比州的2.3倍。(1)不仅如此，我国各地风俗、地理、文化差异也大，仅方言就有上百种，治理难度可想而知。 第一节　政府治理的特点 央地关系历来是研究很多重大问题的主线。一方面，维持大一统的国家必然要求维护中央权威和统一领导；另一方面，中国之大又决定了政治体系的日常运作要以地方政府为主。历史上，央地间的权力平衡需要各种制度去维护，一旦失控，王朝就可能分裂甚至覆灭。 第二节　外部性与规模经济 我国经济中有个现象：处在行政交界（尤其是省交界处）的地区，经济发展普遍比较落后。 这一俗称“三不管地带”的现象，也可以用公共物品规模效应和边界的理论来解释。这些因素在民国时期已存在，所以“三不管地带”才为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广阔空间。家喻户晓的革命圣地井冈山，就位于湖南、江西交界处的罗霄山脉之中。其他很多著名的革命根据地也在省界处，比如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鄂豫皖边区、湘鄂赣边区等。红军长征中非常重要的“四渡赤水”，就发生在川黔滇边界的赤水河地区。 第三节　复杂信息 信息复杂性和权力分配是个普遍性的问题，不是中国特色。在各国政府中，资深技术官僚都有信息优势，在诸多事务上比频繁更换的领导实权更大。 获取和传递信息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精力，上级要不断向下传达，下级要不断向上汇报，平级要不断沟通，所以体制内工作的一大特点就是“文山会海”。作为信息载体的文件和会议也成了权力的载体之一，而一套复杂的文件和会议制度就成了权力运作不可或缺的部分。 正因为信息复杂多变，模糊不清的地方太多，而政府的繁杂事权又没有清楚的法律界定，所以体制内的实际权力和责任都高度个人化。我打个比方来说明规则模糊不清和权力个人化之间的关系。大学老师考核学生一般有两种方式：考试或写论文。若考卷都是标准化的选择题，那老师虽有出题的权力，但不能决定最后得分。但若考卷都是主观题，老师给分的自由度和权力就大一些。若是研究生毕业论文，不存在严格的客观判断标准，导师手中的权力就更大了，所以研究生称导师为“老板”，而不会称其他授课教师为“老板”。 因为信息复杂，不可信的信息比比皆是，而权力和责任又高度个人化，所以体制内的规章制度无法完全取代个人信任。上级在提拔下级时，除考虑工作能力外，关键岗位上都要尽量安排信得过的人。 第四节　激励相容 如果一方想做的事，另一方既有意愿也有能力做好，就叫激励相容。政府内部不仅要求上下级间激励相容，也要求工作目标和官员自身利益之间激励相容。 上级政府想做的事大概分两类，一类比较具体，规则和流程相对明确，成果也比较容易衡量和评价。另一类比较抽象和宽泛，比如经济增长和稳定就业，上级往往只有大致目标，需要下级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调动资源去达成。对于这两类事务，事权划分是不同的。 对于更宏观的工作，比如发展经济，涉及方方面面，需要地方调动各种资源。激励相容原则要求给地方放权：不仅要让地方负责，也要与地方分享发展成果；不仅要能激励地方努力做好，还要能约束地方不要搞砸，也不要努力过头。做任何事都有代价，最优的结果是让效果和代价匹配，而不是不计代价地达成目标。若不加约束，地方政府要实现短期经济高速增长目标并不难，可以尽情挥霍手中的资源，大肆借债、寅吃卯粮来推高增长数字，但这种结果显然不是最优的。 激励相容原则首先要求明确地方的权利和责任。我国事权划分的一大特点是“属地管理”：一个地区谁主管谁负责，以行政区划为权责边界。 其次是权力和资源的配置要制度化，不能朝令夕改。无论对上级还是对下级，制度都要可信，才能形成明确的预期。制度建设，一方面是靠行政体制改革（比如前文中的工商和环保部门改革）和法制建设，另一方面是靠财政体制改革。明确了收入和支出的划分，也就约束了谁能调用多少资源，不能花过头的钱，也不能随意借债，让预算约束“硬”起来。 事权划分的三大原则：公共服务的规模经济、信息复杂性、激励相容。 第五节　招商引资 地方政府是城市土地的所有者，为了招商引资发展经济，会把工业用地以非常优惠的价格转让给企业使用，并负责对土地进行一系列初期开发，比如“七通一平”（通电、通路、通暖、通气、给水、排水、通信，以及平整场地）。 地方政府还可以为企业提供补贴和税收优惠。补贴方式五花八门，比如研发补贴和出口补贴等。 第二章　财税与政府行为 我很喜欢两部国产电视剧，一部是《大明王朝1566》，一部是《走向共和》。这两部剧有个共同点：开场第一集中，那些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人物们，出场都没有半点慷慨激昂或阴险狡诈的样子，反倒都在做世上最乏味的事——算账。大明朝的阁老们在算国库的亏空和来年的预算，李鸿章、慈禧和光绪则在为建海军和修颐和园的费用伤脑筋。然而算着算着，观众就看到了刀光剑影，原来所有的政见冲突和人事谋略，都隐在这一两一两银子的账目之中。 要真正理解政府行为，必然要了解财税。道理很朴素：办事要花钱，如果没钱，话说得再好听也难以落实。要想把握政府的真实意图和动向，不能光读文件，还要看政府资金的流向和数量，所以财政从来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了财政的定位和功能：“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 第一节　分税制改革 财政包干造成了“两个比重”不断降低：中央财政预算收入占全国财政预算总收入的比重越来越低，而全国财政预算总收入占GDP的比重也越来越低。不仅中央变得越来越穷，财政整体也越来越穷。 主席说，“手里没把米，叫鸡都不来”。 其实即使在今天，中央重大政策出台的背后，也要经过很多轮的征求意见、协商、修改，否则很难落地。成功的政策背后是成功的协商和妥协，而不是机械的命令与执行，所以理解利益冲突，理解协调和解决机制，是理解政策的基础。 广东当年提的要求中有一条，“以1993年为基数”。这条看似不起眼，实则大有文章。地方能从“税收返还”中收到多少钱，取决于它在“基年”的增值税收入，所以这个“基年”究竟应该是哪一年，差别很大。中央与广东的谈判是在1993年9月，所以财政部很自然地想把“基年”定为1992年。时光不能倒流，地方做不了假。可一旦把“基年”定在1993年，那到年底还有三个多月，地方可能突击收税，甚至把明年的税都挪到今年来收，大大抬高税收基数，以增加未来的税收返还。 企业所得税是我国的第二大税种，2018年占全国税收收入的23%。2002年改革之前，企业所得税按行政隶属关系上缴：中央企业交中央，地方企业交地方。地方企业比中央企业多，所以六成以上的所得税交给了地方。地方政府自然就有动力创办价高利大的企业，比如烟厂和酒厂，这些都是创税大户。 第二节　土地财政 给定税率的情况下，想要增加税收收入，要么靠扩大税源，要么靠加强征管。分税制改革之后，全国预算收入占GDP的比重逐步上升，部分原因可以归结为加强了征管力度，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扩大了税源。 2001年的税改中，中央政府又拿走了所得税收入的60%，加剧了地方财政压力。地方不得不另谋出路，寻找资金来源，轰轰烈烈的“土地财政”就此登场。 1998年发生了两件大事，城市土地的真正价值才开始显现。第一是单位停止福利分房，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商品房和房地产时代的大幕拉开。1997—2002年，城镇住宅新开工面积年均增速为26%，五年增长了近4倍。第二是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开始实施，基本上锁死了农村集体土地的非农建设通道，规定了农地要想转为建设用地，必须经过征地后变成国有土地，这也就确立了城市政府对土地建设的垄断权力。 所谓经济发展，无非就是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尽量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而我国是一个自然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在经济起步阶段，能利用的资源主要就是人力和土地。过去几十年的很多重大改革，大都和盘活这两项资源、提高其使用效率有关。与人力相比，土地更容易被资本化，将未来收益一股脑变成今天高升的地价，为地方政府所用。所以“土地财政”虽有种种弊端，但确实是过去数年城市化和工业化得以快速推进的重要资金来源。 经济学家张五常曾做过一个比喻：地方政府就像一家商场，招商引资就是引入商铺。商铺只要交一个低廉的入场费用（类似工业用地转让费），但营业收入要和商场分成（类似增值税，不管商铺是否盈利，只要有流水就要分成）。商场要追求总体收入最大化，所以既要考虑入门费和租金的平衡，也要考虑不同商铺间的平衡。一些商铺大名鼎鼎，能为商场带来更大客流，那商场不仅可以免除它们的入门费，还可以降低分成，甚至可以倒贴（类似地方给企业的各种补贴）。 第三节　纵向不平衡与横向不平衡 2000年初，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写信，信中的一句话轰动全国：“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个“三农问题”，就成了21世纪初政策和改革的焦点之一。 “乡财县管”和“省直管县”改革，实质上把我国五级的行政管理体制（中央—省—市—区县—乡镇）在财政管理体制上“拉平”了，变成了三级体制（中央—省—市县） 以2018年为例，苏浙粤的人均财政收入和人均GDP是云贵甘的2.7倍，但由于中央的转移支付，这些省份的人均财政支出基本持平，人均财政支出的差距在过去20年中也一直远小于人均财政收入。 **扩展阅读：**华中科技大学吴毅的著作《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2018年新版）是一份非常详细和生动的记录。这本社会学著作以50万字的篇幅记录了21世纪初中部某小镇上发生的很多事，大都围绕经济问题展开。故事本身以及作者的评论，都很精彩，能让人看到“上面”来的改革对基层个体的重大影响。 第三章　政府投融资与债务 暨南大学附近有个地方叫石牌村，是广州最大的城中村之一，很繁华。前两年有个美食节目探访村中一家卖鸭仔饭的小店，东西好吃还便宜，一份只卖12元。中年老板看上去非常朴实，主持人问他：“挣得很少吧？”他说：“挣得少，但是我生活得很开心。因为我自己……我告诉你，我也是有……不是很多钱啦，有10栋房子可以收租。”主持人一脸“怪不得”的样子对着镜头哈哈大笑起来：“为什么可以卖12元？因为他有10套房子可以收租！”老板平静地纠正他：“是10栋房哦，不是10套房哦，10栋房，一栋有7层。”主持人的大笑被这突如其来的70层楼拍扁在了脸上…… 再穷的国家也有大片土地，土地本身并不值钱，值钱的是土地之上的经济活动。若土地只能用来种小麦，价值便有限，可若能吸引来工商企业和人才，价值想象的空间就会被打开，笨重的土地就会展现出无与伦比的优势：它不会移动也不会消失，天然适合做抵押，做各种资本交易的压舱标的，身价自然飙升。土地资本化的魔力，在于可以挣脱物理属性，在抽象的意义上交易承诺和希望，将过去的储蓄、现在的收入、未来的前途，统统汇聚和封存在一小片土地上，使其价值暴增。由此产生的能量不亚于科技进步，支撑起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巨大投资。经济发展的奥秘之一，正是把有形资产转变成为这种抽象资本，从而聚合跨越空间和时间的资源。 第一节　城投公司与土地金融 苏州工业园区是规模最大也是最成功的国家级开发区之一，占地278平方公里。2019年，园区GDP为2 743亿元，公共财政预算收入370亿元，经济体量比很多地级市还大。 政府付费使用私营企业开发建设的基础设施（如产业园区），不算什么新鲜事。这种模式叫“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PPP），源于海外，不是中国的发明。如果非要说中国特色，可能有二。第一是项目多，规模大。截至2020年5月，全国入库的PPP项目共9 575个，总额近15万亿元，但真正开工建设的项目只有四成。第二个特色是“社会资本”大都不是民营企业，而是融资平台公司或其他国企，比如本节中提到的成都文旅集团、兆润集团、中新集团等。 第二节　地方政府债务 但要想在城市建设开发中引入银行资金，需要解决三个技术问题。第一，需要一个能借款的公司，因为政府不能直接从银行贷款；第二，城建开发项目繁复，包括自来水、道路、公园、防洪，等等，有的赚钱，有的赔钱，但缺了哪个都不行，所以不能以单个项目分头借款，最好捆绑在一起，以赚钱的项目带动不赚钱的项目；第三，仅靠财政预算收入不够还债，要能把跟土地有关的收益用起来。 国开行是世界上最大的开发性银行，2018年资产规模超过16万亿元人民币，约为世界银行的5倍。 第三节　招商引资中的地方官员 几年前，我参加中部某市的招商动员大会，有位招商业绩不错的干部分享心得：“要对招商机会有敏感度，要做一个执着的跟踪者，不能轻言放弃。要在招商中锻炼自己，做到‘铜头、铁嘴、顺风耳、橡皮腰、茶壶肚、兔子腿’。”铜头，是指敢闯、敢创造机会；铁嘴，是指能说会道，不怕磨破嘴皮；顺风耳和兔子腿，指消息灵通且行动敏捷；茶壶肚，指能喝酒、能社交。这些形容非常形象，容易理解。我当时不太懂什么是“橡皮腰”，后来听他解释：“要尊重客商，身段该软的时候要能弯得下腰，但在谈判过程中也不能随便让步，若涉及本市重要利益，该把腰挺起来的时候也要挺直了。 经济学家注重研究有形的“奖惩”，强调外部的激励机制和制度环境，但其实内心的情感驱动也非常重要。任何一个组织，无论是公司还是政府，都不可能只靠外部奖惩来激励员工。外部奖惩必然要求看得见的工作业绩，而绝大多数工作都不像送快递，没有清清楚楚且可以实时衡量的业绩，因此需要使命感、价值观、愿景等种种与内心感受相关的驱动机制。“不忘初心”“家国情怀”“为人民服务”等，都是潜在的精神力量。而“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干部选拔原则，也正是强调了内在驱动和自我约束的重要性。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我国的腐败现象有两个显著特点。 第一，腐败与经济高速增长长期并存。 第二，随着改革的深入，政府和市场间关系在不断变化，腐败形式也在不断变化。 第四章　工业化中的政府角色 现实世界没有黑白分明的“市场”和“政府”分界，只有利益关系环环相扣的各种组合。 第一节　京东方与政府投资 2020年“双11”期间，戴尔27寸高清液晶显示屏在天猫的售价为949元。2008年，戴尔27寸液晶显示器售价7 599元，还远达不到高清，不是窄边框，也没有护眼技术。2020年，3 000多元就可以买到70寸的高清液晶电视，各种国产品牌都有。而在2008年，只有三星和索尼能生产这么大的液晶电视，售价接近40万元，是今天价格的100倍，在当时相当于北京、上海的小半套房。 惊人的价格下跌背后是技术进步和国产替代。显示屏和电视，硬件成本近八成来自液晶显示面板。 在这一快速扩张阶段，京东方的基本融资模式都是“扩充资本金+银团贷款”。地方政府投资平台既可以参与京东方股票定向增发来扩充其资本金，也可以用土地使用权收益入股 京东方和华星光电等企业的崛起，带动了整个光电显示产业链向我国集聚。这也是规模效应的体现，因为规模不够就吸引不到上下游企业向周围集聚。一旦行业集聚形成，企业自身的规模经济效应就会和行业整体的规模经济效应叠加，进一步降低运输和其他成本。光电显示面板产业规模大、链条长，目前很多上游环节（显示材料、生产设备等）依然由国外厂商主导，利润率高于面板制造环节。但京东方等国内面板生产企业的发展，拉动了众多国内企业进入其供应链，而其中用到的很多技术和材料，也可以用于其他产业（比如半导体），从而带动了我国很多相关行业的发展。不仅如此，无论是京东方的竞争对手还是合作伙伴，诸多海外企业纷纷在我国设厂，也带动了我国上游配套企业的发展 规模经济和产业集聚也会刺激技术创新。市场大，利润就大，就能支撑更大规模的研发投入。产业的集聚还会带来技术和知识的外溢，促进创新当然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动力，但创新是买不来的，只能靠自己做。创新必须基于知识和经验的积累，所以只能自己动手“边做边学”，否则永远也学不会。只有自己动手，不是靠简单的模仿和引进，才能真正明白技术原理，才能和产业链上的厂商深入交流，才能学会修改设计以适应本土客户的要求，也才能逐步实现自主创新。 “东亚经济奇迹”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政府帮助本土企业进入复杂度很高的行业，充分利用其中的学习效应、规模效应和技术外溢效应，迅速提升本土制造业的技术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第二节　光伏发展与政府补贴 2001年，施正荣在无锡市政府的支持下创办了尚德，占股25%，无锡的三家政府投资平台（如无锡国联发展集团）和五家地方国企（如江苏小天鹅集团）共出资600万美元，占股75%。可以说无锡政府扮演了尚德“天使投资人”的角色。 所以新能源技术必须在没有竞争优势的时候就进入市场，这时候只有两个办法：第一是对传统能源征收高额碳税或化石燃料税，增加其成本，为新能源的发展制造空间；第二是直接补贴新能源行业。 无论是补贴也好、贸易保护也罢，政策最多可以帮助企业降低一些财务风险和市场风险，但政府不能帮助企业克服最大的不确定性，即在不断变化的市场中发展出足够的能力和竞争优势 所以不管有没有政府扶持，要害都不是“重复建设”，而是“保持竞争”。市场经济的根本优势不是决策优势。面对不可知的未来，谁也看不清，自由市场上，失败也比成功多得多。市场经济的根本优势是可以不断试错，在竞争中优胜劣汰。能保持竞争性的产业政策，与只扶持特定企业的政策相比，效果往往更好。 下篇　宏观现象 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这种模式的第一个特点是城市化过程中“重土地、轻人”，优点是可以快速推进城市化和基础设施建设，缺点是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推高了房价和居民债务负担，拉大了地区差距和贫富差距。 第五章　城市化与不平衡 教书久了，对年轻人不同阶段的心态深有体会。大一新生刚从中学毕业，无忧无虑，爱思考“为什么”；大四毕业生和研究生则要走向社会，扛起工作和生活的重担，普遍焦虑，好琢磨“怎么办”。大多数人的困境可以概括为：有心仪工作的城市房价太高，而房价合适的城市没有心仪的工作。梦想买不起，故乡回不去。眼看着大城市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却难觅容身之所。为什么房子这么贵？为什么归属感这么低？为什么非要孤身在外地闯荡，不能和父母家人在一起？这些问题都与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有关。 这种以土地为中心的城市化忽视了城市化的真正核心：人。地价要靠房价拉动，但房价要由老百姓买单，按揭要靠买房者的收入来还。所以土地的资本化，实质是个人收入的资本化。支撑房价和地价的，是人的收入。忽略了人，忽略了城市化本该服务于人，本该为人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更高的收入，城市化就入了歧途。 第一节　房价与居民债务 房地产常被称作“经济周期之母”，根源就在于其内在的供需矛盾：一方面，银行可以通过按揭创造几乎无限的新购买力；而另一方面，不可再生的城市土地供给却有限。这对矛盾常常会导致资产泡沫与破裂的周期循环，是金融和房地产不稳定的核心矛盾。而房地产不仅连接着银行，还连接着千家万户的财富和消费，因此影响很大。 要化解居民债务风险，除了遏制房价上涨势头以外，根本的解决之道还在于提高收入，尤其是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鼓励他们到能提供更多机会和更高收入的地方去工作。让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和收入差距成为低收入人群谋求发展的机会，而不是变成人口流动的障碍。 第二节　不平衡与要素市场改革 城市化的核心不应该是土地，应该是人。要实现地区间人均收入均衡、缩小贫富差距，关键也在人。要真正帮助低收入群体，就要增加他们的流动性和选择权，帮他们离开穷地方，去往能为他的劳动提供更高报酬的地方，让他的人力资本更有价值。同时也要允许农民所拥有的土地流动，这些土地资产才会变得更有价值。 第三节　经济发展与贫富差距 并没有什么神秘的经济力量会自动降低收入不平等，“先富带动后富”也不会自然发生，而需要政策的干预。不断扩大的不平等会让社会付出沉重的代价，必须小心谨慎地对待。 结语 我国的城市化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94年之前，乡镇企业崛起，农民离土不离乡，城市化速度不快。 第二阶段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乡镇企业式微，农民工进城大潮形成。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土地的城市化速度远远快于人的城市化速度，土地撬动的资金支撑了大规模城市建设，但并没有为大多数城市新移民提供应有的公共服务。 第三个阶段是党的十八大以后，随着一系列改革的陆续推行，城市化的重心开始逐步从“土地”向“人”转移。 第六章　债务与风险 人们在乐观时往往会低估负债的风险，过多借债。当风险出现时，又会因为债务负担沉重而缺乏腾挪空间，没办法应对。 债务负担重的家庭也面临至少三大风险。 一是债务缺乏弹性。若顺风顺水发了财，债务不会跟着水涨船高；可一旦倒了霉，债务也一分不会少。 二是收入变化弹性很大。影响个人收入的因素数之不尽，宏观的、行业的、公司的、领导的、同事的、个人的……谁能保证自己未来几十年收入只涨不跌？就算不会失业，收入也不下降，但只要收入增长缓慢或不增长，对于高负债的家庭就已经构成了风险。既要还本又要付息，每个月紧巴巴的“月光”生活，能挺几年？ 第三个风险来自家庭支出的变动。突然有事要用钱怎么办？家里老人生病怎么办？要养孩子怎么办？ 第二节　债台为何高筑：欧美的教训 国际资本流入美国，也有美国自身的原因，否则为什么不流入其他国家？美元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储备货币，以美元计价的金融资产也是最重要的投资标的，受到全球资金的追捧，所以美国可以用很低的利率从全球借钱。大量资本净流入美国，会加剧美国贸易逆差，因为外国人手里的美元也不是自己印出来的，而是把商品和服务卖给美国换来的。为保持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美国的对外贸易可能需要常年保持逆差，以向世界提供更多美元。但持续的逆差会累积债务，最终威胁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这个逻辑也被称为“特里芬悖论”。 第四节　化解债务风险 任何国家的债务问题，解决方案都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是偿还已有债务；二是遏制新增债务，改革滋生债务的政治、经济环境。 我国目前的货币政策比较谨慎，国务院和央行都数次明确表态不搞“大水漫灌”，“不搞竞争性的零利率或量化宽松政策”。(41)主要原因可能有二：第一，政府不愿看到宽松的货币政策再次推高房价，“房住不炒”是个底线原则；第二，货币政策治标不治本，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债务负担背后的经济增速放缓问题，因为这是结构性的问题，是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问题。 好比一个人胡吃海塞成了大胖子，要想重获健康，少吃虽然是必须的，但简单粗暴的节食可能会出大问题，必须小心处理肥胖引起的很多并发症。 反过来看，当年种下的“因”，也有当年的道理，或干脆就是不得已而为之。当下债务问题的直接起因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当时金融海啸一浪高过一浪，出口订单锐减，若刺激力度不够，谁也不知道后果会如何。虽然现在回过头看，有不少声音认为“4万亿”计划用力过猛，但历史不能假设。 结语 债务问题不是简单的货币和金融问题，其根源在于我国经济发展的模式和结构，所以在降债务的过程中伴随着一系列深层次的结构性改革。然而导致目前债务问题的直接起因，却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几年后的欧债危机。这两次危机对世界格局的影响，远超“9·11”事件。为应对巨大的外部冲击，我国迅速出台了“4万亿”计划，稳定了我国和世界经济，但同时也加剧了债务负担和产能过剩。 产能过剩可以从三个角度去理解。 第一是生产效率下降。宏观上表现为GDP增速放缓，低于债务增速，所以宏观债务负担加重。微观上表现为地方政府过度投资、不断为一些“僵尸企业”输血，扭曲了资源配置，加重了政府和企业的债务负担。而且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模式过度依赖地价上涨和房地产繁荣，推升了房价和居民债务负担，也加大了银行风险。 第二个角度是国际失衡。地方政府重视投资、生产和企业税收，相对忽视消费、民生和居民收入，造成经济结构失衡，分配体制偏向资本，劳动收入偏低，所以消费不足，必须向国外输出剩余产能。我国和韩国、日本等东亚邻居不同，体量巨大，所以对国际经济体系冲击巨大，贸易冲突由此而来。 第三个角度是产业升级。因为产能过剩，我国制造业竞争激烈，价格和成本不断降低，不仅冲击了外国的中低端制造业，也冲击了本国同行。要想在国内市场上存活和保持优势，头部企业必须不断创新，进入附加值更高的环节。所以我国制造业的质量和技术含量在竞争中不断上升，在全球价值链上不断攀升，也带动了技术创新和基础科学的进步，进一步冲击了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 第七章　国内国际失衡 第二节　中美贸易冲突 美国可以吸纳其他国家的对外净输出，当然离不开美国的经济实力和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美国每年进口都大于出口，相当于不断从国外“借入”资源，是世界最大的债务国。但这些外债几乎都以美元计价，原则上美国总可以“印美元还债”，不会违约。换句话说，只要全世界还信任美元的价值，美国就可以源源不断地用美元去换取他国实际的产品和资源，这是一种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实实在在的“挥霍的特权”（exorbitant privilege）。(19)在美国的所有贸易逆差中，与中国的双边逆差所占比重不断加大，从21世纪头几年的四分之一上升到了最近五年的五成到六成。因此美国虽和多国都有贸易冲突，但一直视中国为最主要对手。 对站在科技前沿的国家来说，新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一般从科学研究和实验室开始，再到技术应用和专利阶段，然后再到大规模工业量产。但对一个后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很多时候顺序是反过来的：先从制造环节入手，边干边学，积累技术和经验，然后再慢慢根据自身需要改进技术，创造一些专利。产品销量逐步扩大、技术逐步向前沿靠拢之后，就有了更多资源投入研发，推进更基础、应用范围更广的科研项目。 第三节　再平衡与国内大循环 2019年，我国GDP相当于1960年全球GDP的总量（扣除物价因素后）。但过去的发展模式无法持续，经济结构内外失衡严重，而国际局势也日趋复杂，中央于是在2020年提出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一个发展战略上的转型。 结语 经济结构再平衡，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往往伴随着国内的痛苦调整和国际冲突。 至于说落后的工业国在崛起过程中与先进国之间的种种冲突，历史上是常态。盖因落后国家的崛起，必然带有两大特征：一是对先进国的高效模仿和学习；二是结合本土实际，带有本国特色，发展路径与先进国有诸多不同之处。虽然第一个特征也常被先进国斥为“抄袭”，但第二个特征中所蕴含的不同体制以及与之伴生的不同思想和意识，先进国恐怕更难接受 未来不可知，对中国经济的观察者而言，真正重要的是培养出一种“发展”的观念。一方面，理解发展目的不等于发展过程，发达国家目前的做法不一定能解决我们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另一方面，情况在不断变化，我们过去的一些成功经验和发展模式也不可能一直有效。若不能继续改革，过去的成功经验就可能成为负担甚至陷阱。要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抛开意识形态，不断去解决实践中所面临的问题，走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第八章　总结：政府与经济发展 有一段时间，美国经济学会年会还专门设置了脱口秀环节，供本专业人士吐槽。有个笑话是这么讲的。一个物理学家、一个化学家和一个经济学家漂流到孤岛上，饥肠辘辘。这时海面上漂来一个罐头。物理学家说：“我们可以用岩石对罐头施以动量，使其表层疲劳而断裂。”化学家说：“我们可以生火，然后把罐头加热，使它膨胀以至破裂。”经济学家则说：“假设我们有一个开罐头的起子……” 强调政府的作用，当然不是鼓吹计划经济。过去苏联式的计划经济有两大特征。第一是只有计划，否认市场和价格机制，也不允许其他非公有制成分存在。第二是封闭，很少参与国际贸易和全球化。如今这两个特点早已不复存在，硬谈中国为计划经济，离题万里。 第二节　政府的发展与转型 从国防到社会治安，从基础设施到基本社会保障，都要花钱，所以有效的政府必须要有足够的收入。可收税从来都不容易，征税和稽查能力也需要长期建设，不断完善。就拿征收个人所得税来说，政府要有能力追踪每个人的各种收入，能核实可以抵扣的支出，能追查和惩处偷税漏税行为。这需要强大的信息追踪和处理能力。即便在以个人所得税为最主要税种的欧美发达国家，足额收税也是个难题。 第三节　发展目标与发展过程 行之有效的发展战略和政策，必须符合本国国情，受本国特殊历史和社会条件的制约。哪个国家也不是一张白纸，可以随便画美丽的图画。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每个国家不一样。本书阐述的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有三大必要组件：掌握大量资源并可以自主行动的地方政府，协调和控制能力强的中央政府，以及人力资本雄厚和组织完善的官僚体系。这三大“制度禀赋”源自我国特殊的历史，不是每个国家都有的。 经济发展必然要改变旧有的生活方式，重新分配利益，所以必然伴随着矛盾和冲突。政府的关键作用之一，就是调控改变速度的快慢。社会变化过程快慢之间，对身处其中的人而言，感受天差地别。对于环境的变化，人们需要时间去适应。人不是机器部件，不可能瞬间调整，也没有人能一直紧跟时代，所以稳定的改革过程要留下足够的时间和资源去缓冲。这种“渐进性改革”中的各种缓冲机制，往往会拖低效率，所以常常被解读为“扭曲”和“资源错配”。但任何成功的转型过程都离不开缓冲机制。 结语 经济学是对经济现象的解读。现象复杂多变，偶然因素非常重要，过往并非必然，未来也不能确定。但经济学研究依然是有意义的。它能从过往事件的来龙去脉中提取一些因素，思考这些因素的不同组合，形成对事件的多种解读，给人启发。但什么是相关因素？怎么组合？又如何解读？这些都与所研究事件的所在环境密不可分。任何合格的理论当然都能自圆其说，但应用理论要跳出理论本身，才能审视其适用性和实用性，这种应用因时、因地、因人而异。 无论如何，经济学的主要作用仍是发现和提出问题，而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只能在实践中摸索和产生。学术的这一“提问”作用不应被夸大，也不应被贬低。世事复杂，逻辑和理论之外的不可控因素太多，所以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案，只能在实践中不断权衡、取舍、调整、改进。但发现和提出好的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且“提问”本身，往往已蕴含了对解决思路的探索。切中要害的问题，必然基于对现实情况的深刻理解。因此，无论是理论家还是实践者，“实事求是”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都是不会过时的精神。 **参考文献：**冯军旗（2010），《中县干部》，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美】 迈克尔·斯特雷文斯 著，任烨 译，《知识机器》 推荐序 总结一下，斯特雷文斯这部《知识机器》，依照我的理解，可以让我们看到以下几点。 一、科学是在17世纪的欧洲通过反抗宗教与哲学传统脱颖而出的。 二、铁律清理了科学研究，使其成为独立于区域文明文化的高度有效的“知识机器”。 三、非欧洲文明中不曾有过“科学”并不奇怪，而不受欧洲传统文明/文化的影响的科学可能反倒会带来比欧洲更多、更大的贡献。 四、要发展科学为社会造福，一个国家或民族只需要做好两件事情：维护铁律以提高知识机器的效率，合理管理知识机器以使其多造福、少制害。 五、发掘和发展本地域文明/文化的自然哲学，为科学家在自己的研究中“开脑洞”提供资源。 如果你穿越到人类历史上某个随机选择的地点和时间，那你很可能会住在一个没有家具的潮湿的洞穴里，靠捡拾小如针头的谷物，以及用一根一头削尖的木棍狩猎猛兽维持生活。 我认为答案就是：科学是一种陌生的思想形态。要理解它为何在人类活动领域中姗姗来迟，我们需要认识到科学方法固有的陌生性。 第一步是仔细研究一下科学方法，看看是哪些规则推动了近现代科学发展，并解释了其查明事实的强大能力。你可能觉得这是件容易的事：只要是有科学的地方，我们所讨论的原则就会发挥作用，每一所大学、每一家研究机构、每一个工业实验室都遵循着它们。去这些地方，然后提几个问题，科学家就会亲自告诉你科学是什么，以及科学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然而事实证明，要得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绝非易事。有些科学家说科学的本质是受控或可重复的实验，却忘记了实验在宇宙学或演化生物学中相对不太重要。有人说高级的数学方法至关重要，却忘记了遗传学的奠基者根本没用到复杂的数学知识。有人说重要的是观察，这是一个很有包容性的答案，它没有像其他回答那样把某个科学分支整体排斥在外，但又过于笼统了。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家试图解释自己看到的一切，但尽管他们很想认识可观察的世界，他们还是没有掌握近现代科学的秘密。 由此带来的生产力改变了一切：科学是一台机器，它激励爱争辩的人完成了他们原本不愿进行的单调乏味的测量，以及耗时费力的实验。正是这些难以收集的经验性细节从似是而非的谎言中找出了真相。最终，这样的证据积累够了之后，几乎所有的科学家，不管有怎样的怪癖、偏见和成见，都会认可真相的重要性：一种理论之所以远远优于其他理论，是因为它能最好地解释和预测所有的证据。 古希腊人有诗歌、音乐、戏剧、哲学、民主制和数学，这其中每一种都是对人性的表达和升华。而科学则与之相反，它需要其实践者从战略上压制人性，确切地说，是压制人性中最重要的元素——理性思维。有哪位古希腊哲学家会认为这是真正了解世界的途径呢？奇怪的并不是科学到来得如此之晚，而是它作为一种发现的方法，居然被人们发现了。 到本书的结尾，我将回答两个大问题，一个是哲学问题，而另一个是历史问题： 1．科学是如何运作的，它为什么如此有效？ 2．为什么科学出现得这么晚？ 对于第一个哲学问题，我要说：关键在于那条铁律。对于第二个历史问题，我要说：正是规则的非理性让它长期受到人类意识的排斥。 第一部分 方法大辩论 第1章　发掘科学方法 因此在1919年年底，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科学态度就是批判态度，不寻求证实，而是寻求决定性的检验。这些检验虽然永远不可能建立理论，但却可以反驳被检验的理论。 既要做探索新理论可能性的创新者，也要做无论在哪里都能无情揭露谎言的批评者，这就是波普尔派的理想。科学家不仅是依靠经验的战士，也是有直觉力的艺术家，同时具备独创性、对新思想的开放性以及智性上认为一切都值得怀疑的诚实。 科学家和其他人一样，在任何时候都是从某种特定的世界观出发来观察和理解事物的。这听起来可能没什么，但它却让科学家丧失了认识真正的新奇事物的能力。要想掌握一种新的世界观，你需要从另一种世界观的角度去理解它。你不可能从这种新世界观（也就是它自己）的角度去理解它，因为你还没有掌握新世界观的基本框架。但是如果旧世界观和新世界观不相容，那你也不能从旧世界观的角度去看待新世界观，因为你根本看不到它。 科学既无聊乏味，又令人沮丧。或者说至少在99%的时间里是这样的。科普读物的读者们看到的是剩余的1%：有趣的现象、引发争议的理论、让人印象深刻的实验反驳或验证。 第2章　人性的脆弱 科学家太爱争论，在道德和智性上都太过脆弱，以至于无法始终如一地遵循任何方法。 但是，科学推理本应纠正这些人类原始的倾向，而这也应当是科学取得非凡成就的原因。根据卡尔·波普尔的说法，科学知识机器是由强烈的批判精神与无情的证伪原则驱动的。 如果说从辛苦的测量和计算过程以及天文摄影弯曲值数字的公开透明中可以看出科学的系统性和客观性的话，那么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中则会看到科学的主观性和任意性：爱丁顿用几句话就把支持牛顿理论的数字排除在外，他在英国科学机构的支持者也宣称这些数字不重要，最终它们从教科书中被完全删去，只留下巴西的另一台望远镜和普林西比岛的望远镜提供的更偏向爱因斯坦的数字，然后据此做出否定牛顿，而支持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决定。 商业利益团体有时会资助独立的科学研究，希望找到有助于他们获利的事实。调查发现，如果有两组科学家在研究同一个问题，而只有一组由企业资助的话，那么受到资助的那一组更有可能得到商业上有利的结果，即使这个团队里的科学家都来自大学，与企业没有任何其他关系。 科学家个人……可能会极其固执，过分迷恋自己钟爱的理论，而对新证据不屑一顾，还无视自己的错误……但作为一项共同的事业，（科学）可以很好地进行自我修正。 第3章　科学本质上的主观性 科学推理的逻辑本质上就是主观的。 每个人都依照自己的合理性排名来估计出现故障的可能性，因此，尽管他们遵循的是完全相同的准则，但他们在准则指引下对待证据的看法是不同的。 第二部分 科学是如何运作的 第4章　解释的铁律 引入定义近现代科学并赋予它空前的知识创造力的准则。 蒙太古更在乎能被解释的证据的数量，凯普莱特则更注重解释的高品质——简洁、美观、精确。这是强度与范围、严谨性与覆盖面之间的较量。 解释的铁律”的方法论戒律。这条规则的内容很简单：它让科学家通过经验性检验来解决他们意见上的分歧，而不是通过喊叫、打斗、高谈阔论、道德说教、联姻或者请求位高权重的人介入，仅此而已。它的目的并不是解读证据、判定胜负。事实上，它的作用与其说是解决争端，倒不如说是延长争端。戏剧性冲突本身的这种永存性是科学方法的本质，作为首席永存者，这条铁律成为科学研究的心脏、灵魂与生命力。 铁律是这样的： 1．力图通过经验性检验来解决所有的争论。 2．要通过经验性检验在一对假设之间做出选择，需要进行实验或者测量，实验或测量的结果可以用某个假设（和所属的理论群）而非另一个假设来解释。 科学争论与大多数其他形式的争论不同，它会产生一种有价值的副产品，那就是数据。铁律鼓励、指示、要求，或者说强迫相互竞争的科学家仅利用可观察的事实展开争论。 科学的博弈并不总是在对抗直接的竞争对手。有时候，它更像是一屋子的单人纸牌游戏玩家，每个人都努力在竞争中超越其他人，以解决大自然带来的各种问题。但是，只有当所有人都在不变的监管制度下努力时，这场比赛才有意义。 第5章　培根趋同 《新工具》建议用同样的方法来研究从闪电到喉炎再到生命本身的所有自然现象：收集某种现象发生的条件、不发生的条件、它的变化规律，然后找到能解释所有事实——发生的情况、不发生的情况和变化——的规律。这个假设就是你要寻找的理论，就是真理。 宇宙的秘密就藏在细微的结构中，存在于几乎难以分辨的细节里，存在于只有最灵敏、最易损和最昂贵的仪器才能探测到的规律中，这个结论非常重要，因此它应该有个名字。我以16世纪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的名字，将其命名为“第谷原则”。 第6章　科学解释的原料 解释如何变得客观，如何产生锻造铁律所用的材料，从而统一所有科学家的认知（铁律的第一种创新）。 对大自然的研究就这样永远地改变了。笛卡儿体系依靠的那种深刻的哲学见解不再被当作开启知识王国的钥匙。牛顿的做法似乎是在敦促人们先不要考虑基本的问题，而是致力于构建这样一种因果原理：它们给出的预测紧紧贴着可观察世界的轮廓。与牛顿同时代以及之后的思想家们，一个个地明白了这个道理。 第7章　追求客观性 意识形态：科学争论只涉及经验性检验的客观含义。 现实：科学推理基本上依赖于对经验性检验的主观解读。 推理是科学家在头脑中进行的过程，目的是从检验结果得出观点、看法和行动计划。他们通过这种方式来判断某个理论是一定错误、可能正确，还是不太确定；判断某个研究项目是过时、愚蠢，还是有风险。 但很大胆；以及判断某种疗法或者实验步骤是可靠、徒劳，或者只是未经证实而已。合理性排名对于这个过程至关重要，它会提供科学推理依据的所有辅助假设。正是因为合理性排名本质上是主观的，所以科学推理本质上也是主观的。 科学论文的一个功能是充当科学棋局中的走子。杀菌通过限制走子的方式，会让游戏规则尽可能地简单明了，从而加强近现代科学中的程序共识。经过杀菌的论文只包含经验性检验的结果，以及对某个或其他理论群能够解释或者无法解释这些结果的证明（或者把这些结果归因于某种可能性）。所有科学家都知道并且认同解释的浅因果概念将决定怎样做才符合这套标准。因此，一篇合法论文的写作规则就像国际象棋的游戏规则一样简单。每位科学家都可以相信，他们的同行即使可能会质疑他们写作的水平，但也不会对基本的合理性产生怀疑。有了这样的认知，他们就会全身心地投入比赛中去。 科学论文的另一个功能是充当档案：它们是对科学家进行的经验性检验的永久记录。杀菌让这些档案成为一个规范化的体系，对于那些可能不太认同论文作者先入之见的读者很有帮助。经过杀菌的论文只包含经验性检验的结果以及这些结果与某个或多个理论群之间的解释关系，它就像一个建筑工具箱，其他科学家可以用它来构建自己的论证。简而言之，杀菌后的论文所具备的档案功能就是收集证据，使其处于一种随时可供子孙后代使用的不带任何预设的蛰伏状态。 科学证据和论证的提出尽管可能达不到完全客观，但仍在很大程度上发挥出了基本的功能：为子孙后代留下有关检验结果及其与理论解释关系的资料，将科学家的精力和注意力从个人看法、说服和谩骂转移到提供细致入微的经验事实上。 ...

【美】傅高义 (Ezra.F.Vogel) 著，冯克利 译，《邓小平时代》 导言 这个人和他的使命 1979年3月，港英总督麦理浩爵士（Sir Murray MacLehose）飞往北京，就香港问题作出说明。麦理浩通晓汉语，且广受敬重。他事先只被告知将与一位高级官员见面，抵京之後才高兴地获悉，即将与他会面的是刚被任命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邓小平。这次不公开的会见在人民大会堂进行，麦理浩向邓小平谈到香港正面临日益增多的困难。 邓小平深知当时的中国是一个烂摊子。在上一个十年开始的时候，大跃进已造成三千多万人死亡；国家仍因文革的混乱而步履蹒跚——在文革中，年轻人被动员起来批判高级干部，依靠毛的支持把他们拉下马，使这个接近十亿人的国家陷入一片混乱。当时占人口总数80%的中国农民人均年收入只有区区40美元，人均粮食产量还不及1957年的水平。 毛确实犯了严重的错误，但在邓小平看来，更大的问题是导致这些错误的制度缺陷。政治体系控制到每家每户的做法搞过了头，造成了恐惧和主动精神的丧失；对经济体系的控制也搞过了头，导致的是失去活力的僵化。中国的领导人究竟怎样才能做到既维持国家稳定，又为社会松绑？ 1978年时，邓小平对於如何做到民富国强并无清晰的蓝图，他承认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并且一再重复这句如今已广为人知的话。不过，他在思考如何开展工作时，确实有一个框架。 作为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并不认为自己的任务是提出新思想，他认为自己要负责的是设计和建立新体制这一颠覆性的过程。他要承担最後责任，作出正确判断。他要挑选一个与他共事的核心班子，在引导这个体制的过程中能够与他分担责任；他必须迅速建立起一套组织，使他们能够一起有效地开展工作。他要得到有关国内真实情况和国际形势的最佳信息。 虽然邓小平身材矮小，但担任最高领导人的他在房间一露面，就能展现出夺人的气势，自然而然地成为众人瞩目的中心。有不止一位观察家说过，他似乎能给房间带来电流。他在解决重大问题时专注而果断，既有战时军队司令员那种天生的沉着，又有半个世纪里接近权力中心处理重大问题养成的自信。他经历过官场沉浮，在妻子儿女和亲密同事的支持下又东山再起，所以对自己的处境已经泰然自若。 如果他不了解某事，他随时乐於承认。 最重要的是，由於邓小平从1952年到1966年一直置身於北京的权力中心，他才得以跟毛泽东近距离共事，思考有关中国发展和外交问题的战略。毛把邓小平当作自己潜在的接班人之一，让邓小平参加政治局会议，并在1956年以後与其他五位国家最高官员一起参加政治局常委会。他是筹划和建立以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国有化为特点的社会主义体制的核心人物之一，在西南区的土地改革中也发挥着核心作用。从1959年到1961年，在大跃进失败後的社会主义结构调整中，他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总之，1978年的邓小平，在思考中国最高领导人领导国家的战略方面已积累了50年的经验。 邓小平十分聪明，在班级里一向名列前茅，在1920年四川广安县赴法考试中，他是84名过关的学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个。他幼年接受儒家教育时就很优秀，学会了背诵大段的儒家经典。从事地下工作时他学会了不留下任何字迹，只把事情记在脑子里。邓小平不用稿子就能做一个小时条理分明的讲话。毛泽东曾把他称为会走路的百科全书。大事当前，邓小平喜欢独自一人静静思索，考虑他要说什麽，当时机一到，他便能作出清晰、明确的表述。 目睹过自己的同志死於战争和党内清洗，邓小平养成了一种强硬的性格。他见过许多朋友变成敌人、敌人成为朋友的事例。他曾三次受到整肃：先是在江西苏区、然後在1966年文革中受到猛烈批判，1976年又一次挨批。邓小平养成了一种刚毅的品格，能够做到不论愤怒还是受挫都不形於色，不让情绪左右自己的决策，而是把它建立在对党和国家需要的认真分析之上。 邓小平的同事们知道，他认为统治中国是一件严肃的大事，虽然他可以很风趣，但他在与同事交往时总是一本正经。他对他们的个人生活不感兴趣，也不在乎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是专注於提供大多数人认为中国最为需要的坚强领导，并使他们的共同事业有一种方向感。他头脑清醒，做事有条理，不会反覆无常。众所周知，他只抓大事，具体工作留给别人去做。他不是那种事必躬亲的人。 这个人的使命：建设富强的中国。 在1978年以前的将近二百年里，中国的其他领袖人物和邓小平一样，一直试图找到一条富民强国的道路。这个与罗马大约同时建立的帝国体制取得了不凡的成就。尽管经历过一些中断和调整，它不但在统治的人口之众、延续时间之长上超过世界上的任何政府，而且创造了一个伟大的文明。在这样偌大的一个国度里，从这头到另一头要花上一个月的时间，因而朝廷官员不可能严密监督每个城镇和乡村执行全国性法规的情况。朝廷发明了令人赞叹的科举制度，择优选出官员，培训他们，并在予以监督的同时也赋予他们很大的地方自主权。 在完成这项使命的过程中，邓小平在不同时期扮演了大不相同的角色。1949年以前他是革命家，建国以後他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者。从1967年到1973年的文革期间，他利用下放农村的时间思考改革的必要。1974年和1975年时毛泽东仍然在世，邓被委以整顿国家的职责，这为他後来的工作打下了基础。他在1977年成为改革家，先是在华国锋手下工作，然後在1978年成为最高领导人。 邓小平1974年会见一个美国的大学代表团时说：「我没有上过大学，但我一向认为，从我出生那天起，就在上着人生这所大学。它没有毕业的一天，直到去见上帝。」邓小平终其一生都在不断地学习和解决问题。他引导着中国的转型——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使得这个国家和他1978年接手时相比，变得几乎难以辨认。 第1章 革命者、建设者、改革者：1904–1969 中国学生大多来自殷实之家，因学业优异而获选留学，都是些想学习现代科技以报效国家的英才。可在法国，他们只能找到连法国工人都不愿干的工作，在重工业、化学工业的工厂和矿山做没有技术含量的苦力活。此外，中国工人最初多半只能当学徒，薪水甚至比普通工人还要低。 两个法国学者曾仔细研究过邓小平在法国五年期间的活动，他们说：「在法国，邓小平发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劳工世界、党的组织工作、中国的地位、社会和地区差别以及他的安身立命之本。」法国也影响了邓小平的嗜好，他喜欢喝红酒咖啡，吃乳酪面包。更重要的是，当邓小平在21岁那年离开法国时，他已经成了立场坚定、富有经验的革命领导人，他的自我认同已经与对党和党内同志的认同密不可分。从那时起直到70年後去世，中国共产党始终是邓小平生活的中心。 还在莫斯科时，21岁的邓小平就萌生了一些对於一个年轻人而言非同寻常的想法，而且这些想法终生未曾改变。不妨举个例子，他在1926年8月12日的课堂作业中写道：「集中的权力要自上而下地行使。服从上级命令是绝对必要的。允许多少民主，要视周围的环境变化而定。 为了避免暴露，邓小平采用各种伪装，练就了他一生都在使用的本领：从不把党内活动记在纸上，从不丢弃可能给其他党员带来麻烦的纸屑。事实上，从此以後，他总是把重要人物的姓名和地址记在脑子里，不留任何字迹。 和毛泽东一样，邓小平也认为共产党必须建立农村根据地，等到有足够的实力後再向对手发起挑战。然而中央领导却指责邓小平追随罗明（一名福建籍干部）的失败主义政策，在打击敌军上不够积极主动。在後来所谓邓小平「三起三落」的第一落中，他被撤销了会昌县委书记一职，并和三个同事（毛泽东的胞弟毛泽覃、谢唯俊和古柏）一起受到严厉批评，後被派往外地以示惩罚。 邓小平和卓琳育有三女（邓林、邓楠、邓榕）二子（邓朴方和邓质方）。除了邓在危险环境中作战时两人不在一起外，直到五十八年後邓小平去世以前，他们一直共同生活，是中共领导人中比较稳定的家庭之一。邓小平并不亲近自己的父亲，可是他的妻子儿女却是他面对繁重工作压力时的避风港。与家人的亲密关系并没有延伸到政治事务上。邓小平严守党纪，从不把党内高层的议论告诉家人。 邓小平在担任处理党内日常工作的主角时，得以亲身观察毛泽东如何判断国家面对的重大问题以及如何作出影响全国的决策。毛虽然在晚年犯下灾难性的错误，但他当时仍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杰出政治领袖。 邓小平作为执行者，要比毛泽东这个哲学家、诗人和梦想家更加务实；毛泽东看重邓小平和林彪等人，也是因为他们既能直率地向他说出自己的看法，又很少公开去讲。像党内许多忠诚的干部一样，邓小平很清楚大跃进时的毛泽东不愿听取不同意见，因此他也没有批评毛。此外，他和不少人都认为，毛泽东在内战和统一全国的过程中作出的决策往往都被证明是正确的，所以他们宁愿把怀疑放在一边，一心执行毛的命令。邓小平後来对女儿说，他很後悔自己没有作出更多的努力，阻止毛泽东犯下这些严重错误。 对大跃进的普遍不满让毛泽东怒气冲天。例如，刘少奇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指责毛泽东要为大跃进的失败负责，并且拒绝为自己当初的支持承担全部责任。这使毛泽东十分气愤，决心把他除掉。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之後继续和刘少奇一起密切工作，也让毛泽东感到不快。因此当1966年毛泽东整刘少奇时，也把矛头指向邓小平，说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第二号人物」。 1967年，毛泽东把邓小平夫妻软禁在中南海（紧邻天安门，是党的高层领导生活和办公的地方）的家中。子女被赶走以後，他们便同外界失去了联系，两年间不知孩子们的下落。他们把时间用於读报、看书和听广播，每天打扫门前的道路。他们的处境比很多挨整的干部要好得多：在中南海里，他们得以免受红卫兵的批斗，并被允许保留自己的厨师和一名警卫，还能够用节余的工资购买必需品。毛泽东既要在邓小平的个人效忠问题上给他点教训，也为日後重新启用他留有余地。 邓小平在去江西时已经深信，中国的问题不仅是由於毛泽东的错误，也是由於体制的深层缺陷——是它造就了毛泽东，导致了大跃进和文革的灾难。1949年中共掌权时，作为革命家的邓小平成了建设者，致力於建设新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当他动身去江西时，他已经开始思考中国需要进行哪些改革。此时，他已经在最高层积累了有关党政军各方面工作的不同寻常的深厚经验，熟知所有重大的内政外交问题，这构成了他反思中国如何进行改革的基础。 第2章 从放逐到返京：1969–1974 文革对国家、对邓小平本人和家庭的影响让他感到痛心。但是，据在江西最後两年的大多数时间跟父母住在一起的邓榕说：「他没有意气用事，没有情绪消沉，没有放弃哪怕是最後的一线希望。」 毛泽东曾经利用他在延安那段被封锁隔绝的时间思考中共夺取政权後全国的整体战略，邓小平也利用了他在江西的时光，思考着他所要进行的改革的大方向。 毛泽东无论作为个人还是作为领袖，都是个强势人物：他功高盖世，整起好同志来也毫不留情；他精於权谋，任何人在对他的评价上都很难做到不偏不倚。邓小平的一生与毛泽东难分难解，就更难以做到这一点。 甚至在文革期间被毛泽东留用的干部也承认，为了国家的稳定和发展，需要那些文革前任职的干部的强而有力的领导。 在罹患癌症的早期，周恩来殚精竭虑，继续想办法让不同背景的人一起工作。在需要个人高超的协调手腕才能应对的形势下，无人能够取得周恩来那样的成就。 跟善於抓大放小的邓小平不同，对细节有着惊人把握能力的周恩来是大事小事一起抓。毛泽东一给他活动空间，他便运用自己过人的记忆力，对很多文革中受到迫害的人表达了特别的关照。受迫害者及其家属都万分感激周恩来救了他们的命，减轻了他们的痛苦。 一个月後，即1973年1月，江西省委书记白栋材给邓小平带来了这个好消息。2月20日工厂的工人来给邓小平道别後，邓小平与家人乘汽车前往鹰潭，在那儿登上了返京的列车。离开江西时，邓小平说：「我还可以干20年。」确实，一直到19年又8个月以後，邓小平才在党的十四大上退出政治舞台。 毛泽东熟谙千百年来中国统治者如何处理继位的问题，并利用了这些知识谋划自己的战略。他的做法是，先不把话说死，对自己的意图给出暗示或信号，静观其变，既维持着自己的大权，又能随时改变主意。从1971年到1972年9月，他把三个有前途的省级年轻干部调到北京在党中央工作：先是华国锋，然後是王洪文和吴德。他在1972年底选中了王洪文作为最有前途的人。王洪文是个年轻力壮的造反派，对毛泽东和共产党忠心耿耿。毛泽东喜欢他是工人出身，又参过军，有大胆泼辣的领导作风。 纵观中国历史，皇帝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之後，往往不再理会朝内衮衮诸臣，只跟内宫善於阿谀奉承的太监打交道。 1956年以後邓小平成了党的总书记，他和周恩来的关系在党内事务上有时变得很尴尬：周恩来在党内排名上高於邓小平，可是他要向负责党内日常事务的邓小平汇报工作和接受指示。周恩来在文革期间也没有保护邓小平。 受到批判的周恩来癌症病情加重。为了做手术他於1974年6月1日住进305医院，之後大多数时候都住在医院一个舒适的套房里，直到1976年1月去世。周恩来很能体谅人，他知道邓小平在1973年底批他是因为有毛的压力。1974年初他已经开始和邓小平密切合作处理外交问题。 毛泽东决定派邓小平去纽约，是因为他考虑到周恩来太软弱，不是一个能让他放心的代表。王洪文则不够老练，可能会碰到难题。毛泽东一定要让一个老资格的领导人站在联合国的讲台上。 第3章 在毛泽东手下整顿秩序：1974–1975 在毛泽东看来，王洪文和邓小平是个很有前途的组合。王洪文原是造反派头头，对毛泽东感恩戴德，又没有自己独立的权力基础，因此可以认为他将领导中共继续沿着毛泽东的革命道路走下去，忠实於毛本人的路线。邓小平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又有可靠的领导能力，能够领导外交事务和复杂的政府工作。 邓小平不可能像解决徐州铁路局的问题那样，对另一些问题付出同样多的精力，但是这个案例鲜明地体现着邓小平克服混乱、为其他地方树立典型的方法：他尽量让毛泽东站在自己这一边；依靠有成功经验的干部；发文件，召开群众大会，利用军队使群众相信文革的政策不会轻易回潮；把阻碍进步的人抓起来，并督促建立新的领导班子。而且，他做起这一切来雷厉风行。 1976年10月王洪文作为「四人帮」成员之一被捕後，有人说他是个无能的激进派，既鲁莽又下流，沉溺於锦衣玉食的奢华生活。实际上，王洪文曾作过一系列的努力以承担起主持党的日常工作的职责；有些了解他的人觉得，他并没有参与「四人帮」犯下的罪行。但是北京城里有众多有经验的优秀干部，像王洪文这样一个年轻的新贵，突然之间窜升到更有经验、更能干的干部之上，很难赢得一个高层领导人不可缺少的尊重。 毛泽东打算进一步重用邓小平的第一个明确迹象出现在1975年4月18日，这一天他让邓小平陪同他一起会见金日成。他对金日成说：「我不谈政治，由他来跟你谈了。此人叫邓小平。他会打仗，还会反修正主义。红卫兵整过他，现在无事了。那个时候打倒了好几年，现在又起来了，我们要他。」 第5章 在毛时代终结时靠边站：1976 从1975年12月到1976年9月短短一年内，中国有四位高层领导人离开了人世。先是康生，秘密警察头子，专替毛泽东做见不得人的事，在他布置下有数百名被控背叛革命的干部遇害；他於1975年12月去世。接着是总理周恩来，他死於1976年1月8日凌晨。然後是朱德，红军缔造者，早期军队领袖；他死於1976年7月。1976年9月，高居万民之上的毛主席撒手人寰。随着这些人的去世和「四人帮」在1976年10月的被捕，一个被奉若神明的革命家只手就能撼动整个国家的时代结束了。 尽管如此，「四人帮」的覆灭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一种想通过不断革命和阶级斗争去改造世界的希望的破灭。中国人在这种局势的转折中表现出的兴奋和释然，後来将会变成支持改革开放务实政策的深厚基础。 第6章 在华国锋时期复出：1977–1978 华国锋是个「耳聪目明却平淡无奇的人，他的突出特点是谨慎。他对材料掌握得还算充分，但没有表现出丝毫超常的智慧或魅力。华看起来是一个理想的过渡人物，在内政外交领域都不太可能采取不同寻常的举措。⋯⋯我怀疑华缺乏长期主政必不可少的眼光和领导能力，⋯⋯我认为将会出现更有能力的新领导人，⋯⋯单调乏味的华国锋先生在完成他的历史使命之後，将被迫靠边站」。 毛泽东位居党政军之首，统治了中国27年，使别人很难向他发起挑战，但他权力的核心一直是个人性的。他的权威不是来自他的官方职位，而是源於他在领导革命取得军事胜利上的非凡成就，源於他对权力纯熟的使用、恢弘的想像以及借助於纪律严明的党和受到控制的宣传工具在人们心中激起的希望和敬畏。 华国锋缺少毛泽东和邓小平那种英雄般的革命经历、宏大的历史眼光、解决问题的稳健意识以及他们的沉着与自信。 在1949年中共掌权之前，毛泽东和他的同事已经花了20多年时间筹划掌权之後应该做什麽，华国锋却几乎没有准备的时间。过去白手起家建国和制定政策的革命家有宽广的视野，为华国锋和他这一代人所不能及，因为他们的成长过程是学习如何贯彻而不是制定大政方针。华国锋在1976年1月突然得到提拔，取代王洪文成为接毛泽东班的第一候选人之前，他对担任最高领导人毫无准备。即便是在1976年1月成为代总理之後，他也一直忙於应付一些紧迫的问题——周恩来逝世、天安门事件、毛泽东之死、逮捕「四人帮」，几乎无暇考虑重大的战略问题。 安排邓小平复出：1976年10月–1977年4月 邓小平知道中国亟须提高普通民众的文化和科学知识水平，但他关注的是更高的目标：能够取得科学突破，推动工业、农业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研究。在他看来，「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邓小平不断会见获诺贝尔奖的美国华裔科学家李政道、杨振宁和丁肇中。提问的焦点始终如一：中国能为提高自身的科学水平做些什麽？邓小平对科学在中国的复兴中所起的作用持有一种近乎着魔的信念，并因此批准了一些相关项目。有人问过他，中国的现代化努力刚刚开始，为什麽要花那麽多钱搞离子加速器？他说，为了促进中国科学的发展，必须向前看。 第7章 三个转折点: 1978 当年毛泽东谋划点燃中国革命时，曾写下着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与此相对应，胡耀邦说，邓小平的东北之行（1978年9月13日至19日）也点燃了将使中国发生巨变的星星之火，而这些变化就反映在当年秋天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或许他还应再加上一句，这些变化也包括邓小平登上头号领导人的位置。邓小平自己後来回忆说，他去各地为改革开放计划「点燃星星之火」有三个重要时刻。第一次是1977年11月在广州，他与叶剑英接见解放军和地方干部时，让他们搞活广东经济。第二次是1978年2月出访缅甸和尼泊尔时在四川停留，当时他与赵紫阳见面，讨论了农村和城市改革问题（在四川时，他曾嘲笑那些说农民养三只鸭子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的人。邓小平说，这种抱着僵化教条不放的人应该开开窍，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第三次便是这次他出席北韩劳动党建党30周年庆典後归途中的东北之行。 就像他过去多次讲过的那样，他再次建议首先看大局，然後再想局部；先讲大道理，再讲小道理。他说，在吸收外国投资和技术之前，首先需要国内的稳定。国家只有稳定了，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因此至关重要的是，要避免让群众和外界产生中国存在权力斗争的印象。 邓小平在讲话中并没有提出新的政策，因为他既没有时间，也没有人手作这样的准备。他向齐聚一堂的中共领导干部概述了他在新时代的思路。讲话反映着他对自己当时苦苦思索的一些大问题的想法：如何鼓励新思想，同时尽量减少保守派干部的抵制；如何既尊重毛泽东，又要摆脱他的路线；如何既保持乐观，又要避免以後的失望；如何既维护稳定，又开放经济；如何既给予地方干部灵活空间，又能维护国家的发展重点。 在12月13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邓小平一开口就直奔主题：「今天我主要讲一个问题，就是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邓小平充满自信，做事坚决果断，稳健踏实，因此他们害怕邓有可能变得跟他的导师毛泽东一样。於是他们决定不给他全部头衔，并在他和另一个旗鼓相当的人——陈云——之间维持权力平衡。给邓小平实际权力，却不给他正式的名衔，这种奇怪的安排能够运转，是因为大家都明白内情，也因为邓小平本人更感兴趣的是实权，而不是名衔。他愿意在没有正式名分的条件下接过工作，不要求公开张扬。 在1979年，用西方的话来说，华国锋是个不能当家的软弱的董事会主席，但他仍有一些支持者，他们的观点也不能轻视。邓小平当时还没有成为高居於华国锋之上的头号领导人，他尚未配备好自己的团队和自己的统治架构。但是邓小平有权有势，又具备削弱华国锋权力基础的政治技巧。 当三中全会上开始提升邓小平的权力时，离天安门数百米远的地方，示威者们正在往墙上贴大字报，他们直接或间接地支持邓小平，批判林彪和「四人帮」；有些人甚至大胆抨击毛泽东本人。没过多久，一些大字报甚至开始批评中共和邓小平。这些大字报不只让邓小平头痛，还迫使他处理一个在他担任头号领导人期间始终纠缠着他的问题：应当允许多大程度的自由？党和政府应当以何种尺度和方式为异见的公开表达划定界线？ 第8章 为自由设限：1978–1979 文化大革命其实是一场「反文化的革命」，它攻击了旧文化，却并没有创造出新文化 第9章 苏联和越南的威胁：1978-1979 外交一向是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核心工作。 毛泽东会见外国人时散发着帝王般的自信，谈论哲学、历史和文学，纵论天下大势。周恩来在国内外会见外宾时，则表现得博学而儒雅，他态度亲切，体贴入微，对客人照顾得十分周到。他既谈大事，也愿意讨论细节。 但是1920年他去法国时曾在新加坡停留过两天，这让他对新加坡在其後五十八年间所取得的进步大为惊叹，因为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仍在贫困中挣扎。邓小平当时尚未决定在中国实行什麽政策，但新加坡使他更加坚信中国需要进行根本性的变革。邓小平曾感慨道：「如果我只管上海，我也许能让它迅速改变面貌，可是我得管整个中国。」 第10章 向日本开放：1978 邓小平於1978年10月19日抵达日本，当时他尚未成为中国头号领导人，但已被当作中国的代言人看待。邓小平在日本的行程安排得很满。作为一个对纪律严明深信不疑的前司令员，他对於东道主为其行程所作的精心安排，不可能不留下深刻印象。他们就像日本工厂里的质量控制工程师一样，对细节的关注无微不至。 邓小平对他的东道主说，他来日本有三个目的：一是互换和平友好条约的批准文件，二是向几十年来致力於改善中日关系的日本友人表达中方的感谢，三是像徐福一样来寻找「仙草」。日本人听後都笑了起来，因为他们都很熟悉徐福的故事。传说中，两千两百多年前秦始皇曾派他东渡扶桑，寻找能使人长生不老的仙草。邓小平又说，他所说的仙草，其实是指如何实现现代化的秘密。他说，他要来学习现代技术和管理。日本国会下院议长保利茂随後善意而风趣地说，最好的仙草就是良好的日中关系。 在参观日本的现代化工厂时，邓小平意识到好的技术需要有效的管理，而出色的管理又同整个国家的制度联系在一起。他表示有兴趣学习日本的经验，即它如何从二战时期的政府指令性封闭经济向1950年代以来更开放和有活力的经济转型。 日本广播公司（NHK）全程报道了邓小平参观工厂的经过，展示了一个精力充沛、观察力敏锐而又自信的邓小平。他充满好奇和热情，但并没有对他看到的日本新技术一味说奉承话。如果过於谦恭的话，他可能会受到「崇洋媚外」的指责，因此他得把握好分寸。在邓访日之後，中国的小学生被教导说，当记者问邓小平对新干线列车有什麽看法时，他给出了完美的回答：只是简单地说了一句「快，真快！」——他既承认外国技术的价值，又没有伤害中国人的自尊。 第11章 向美国敞开大门：1978–1979 六个星期之後，邓小平和妻子卓琳、伍德科克和妻子莎朗以及邓小平的随行人员登上了飞往美国的波音707飞机。随行人员说，在这次长途飞行的大部分时间，邓小平处於清醒和警觉的状态，他既不阅读也不说话，只是沉思默想。从某种角度说，邓小平一定感到极其愉快，他不但成功地与美国建交，而且从个人角度来看，他在第三次被撤职後又重新成为中国的头号领导人，而且即将成为第一位作为美国国宾的中共领导人。 万斯在这份13页的备忘录中说，邓小平是一个「非凡人物——急躁、好胜、自信、坦率、直接、强硬、头脑精明」。 布热津斯基说，卡特要与中国恢复邦交时，遇到过美国国内亲台湾的游说团体的麻烦，他问邓小平是否在国内也有类似的麻烦。邓小平敏捷地答道：「我也有啊，台湾的1,700万中国人就反对。」 卡特对邓小平的描述是：「聪明、强硬、机智、坦率、勇敢、有风度、自信且友好。 邓小平访美对中国的作用，甚至比对美国的影响更大。邓小平的访问改变了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而在中国，他的访问使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未来观发生了一系列的巨变。邓小平访美使中国民众了解了现代生活方式，其作用甚至大於他对日本和东南亚的访问。中国电视上每天播出的新闻和邓小平访美期间制作的纪录片，展现了美国生活十分正面的形象——不仅是美国的工厂、交通和通讯，还有住着新式住宅、拥有各种现代家俱和穿着时髦的美国家庭。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被呈现给中国人，让他们趋之若鹜。 第12章 组建领导班子：1979–1980 邓小平在黄山的住处也有记者在迎候，他对记者们说：「黄山这一课，证明我完全合格。」 北京一些政治嗅觉灵敏的干部认为，邓小平登黄山，就像毛泽东着名的游长江一样，他要让人们看到一个健康的领导人，准备在国内政坛上大干一场。不过，毛泽东1966年7月畅游长江，是针对当时人们担心73岁的主席的健康而刻意安排的，且被中国的宣传报道过度渲染，精明的读者很难相信，年迈的毛泽东能够像宣传中所说的那样创下游泳速度的世界纪录。而邓小平登黄山则被当作一件平常事来看待，它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他身体非常健康，要精力充沛地做一些事情。 比邓小平小十到二十岁的那一代人几乎都没有上过大学，但邓小平选定的高层政治领导是尊重教育并能在工作中自我教育的人。邓小平为他的班子选出了三个他认为适合、并相信有能力领导中国现代化的干部：胡耀邦（1915年生）、赵紫阳（1919年生）和万里（1916年生）。胡耀邦已证明他能领导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赵紫阳在四川开展了很有前途的企业重组试验。 万里对铁路秩序进行过成功的整顿。这三人又能提携那些了解中国在现代科技和工程领域所需的年轻干部，领导他们实行管理创新。 第13章 邓小平的治国术 邓小平无法忍受令毛泽东感到陶醉的个人崇拜。与毛时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公共建筑里基本不摆放邓小平塑像，人们家中也几乎见不到悬挂他的画像。很少有歌颂他成就的歌曲和戏剧。他也从未担任过党的主席或总理。 如果说毛泽东像一个高居云端的皇帝，博通文史、签发诏令，那麽邓小平更像是一个总司令，审慎考察着自己的作战计划是否得到正确部署和落实。 邓小平的作息很有规律。他八点用早餐，九点到办公室。妻子卓琳和秘书王瑞林为他准备好要阅读的材料，包括大约15份报纸、从外国媒体翻译的参考资料、一大堆来自各部委和各省党委书记的报告、新华社搜集的内部报道以及送交他批准的文件草稿。为了解最新动向，邓小平主要依靠书记处和中共中央办公厅整理的情况汇总。邓小平阅读时不做笔记。文件在上午十点前送达他的办公室，他当天就会批覆。他不在办公室留下纸片，那里总是乾净整洁。 在上午三个小时的阅读时间里，邓小平很少会客，但中间他会花20到30分钟到院子里散步。在家用过午饭後，他一般会继续看材料，有时会让干部来家中见面。如有重要外宾来访，他会到人民大会堂的某个房间会见他们，有时也与他们一起用餐。 邓小平自早年起就享有一种声誉——他善於区分大事小事，将精力集中在能给中国带来最大变化的事情上：制定长期战略、评价可能决定长期目标成败的政策、争取下级干部和群众的支持、宣传能体现他想实行的政策的典型。在一些重要但复杂的领域，例如经济或科技领域，邓小平依靠其他人去思考战略，然後向他说明不同的选择，最後由他拍板。在另一些问题上，例如国防、与重要国家的关系和高层干部的选拔，邓小平会花更多时间摸清情况以便亲自制定战略。 邓小平晚年时尤其注意保存体力，而会见外人时，人们则看到他机警、活泼，甚至热烈。 邓小平的家人觉得他亲切宽厚、言谈风趣，但在家人之外，他不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同事和其他人都对他敬重有加，却不像对胡耀邦，或当年对周恩来那样爱戴他。他们知道，在紧要关头，邓小平会做他认为最有利於国家的事，而未必考虑这样做是否有利於自己的手下人。实际上，有些人觉得与周恩来和胡耀邦相比，邓小平待人就像对待工具，视其是否有用。邓小平16岁离开家乡後再没有回去过，他以此清楚地表明，他要报效的是整个国家，而不是任何地域、派别或朋友。与毛泽东不同，他既不心机复杂，也不怀恨报复，尽管也有极少的例外。下属认为他是一个严厉、急切、要求高但讲道理的监工，他们怀着敬畏与他保持距离。他是献身於事业的同志，不是可以违背组织需要的仗义朋友。毛泽东性情多变，而邓小平作为最高领导人则行为一贯、治国方式始终如一。 根据长远目标作出短期决策。邓小平在1978年成为头号领导人时已经70多岁了。他经历过无数变故，他领导的国家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他自然会对国力的盛衰持一种长远眼光。邓小平上台後，不必面对短期选举，因此他能着眼於长远目标，例如从1980年到2000年让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或在21世纪中叶使中国成为小康社会。他也能为香港和台湾提供回归之後实行一国两制、至少50年不变的政策。在考虑制定年度或五年计划时，邓小平也把它们放在长期目标的视野之内。 邓小平确实用很多时间分析自己的决定的潜在後果，但在重大问题上，他往往愿意在摸清全部事实之前就大胆推进。 他的「猫论」——「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就是一种很有创意的方式，它为减少毛泽东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赢得了广泛支持，它意味着干实事要比遵循某种意识形态更重要。如果他直接说「意识形态不重要」，将会引起极大争议，而他的「猫论」会让人听後付之一笑。 说到底，民主集中制要求每个人必须加入合唱，表态支持具体的政策。对於他们认为适当的政策，他们会给予认可，因为跟得不紧有可能吃亏。在邓小平看来，成功的领导人不仅要决定正确的长期战略方向，还应当知道如何去营造「气氛」，如何选准时机采取大胆的步骤，在干部群众都愿意支持时迅速采取行动。 第14章 广东和福建的试验：1979–1984 习仲勳及其同事根据谷牧的建议提出，允许广东全省实行特殊政策，使其能够采取灵活措施，吸引生产出口商品所必需的外资、技术和管理方式。国家为工厂提供必要的土地、运输设备、电力和劳动力，提供外国人所需的饭店、餐厅、住房和其他设施。北京中央政府支持广东和福建两省，除了一般工作外，集中精力抓好广东的三个经济特区（毗邻香港的深圳，与澳门接壤的珠海和广东东北部沿海地区的汕头）和福建的一个经济特区（厦门）。 对於香港的工厂主来说，中国的开放可谓恰逢其时：由於香港劳动力短缺，工资和成本上升，他们已经开始在国际市场失去竞争力。而边境另一边低成本的劳动力，不但能够挽救香港服装厂、玩具厂和电子元件厂的厂主，还可以为他们提供广阔的机会。 在整个1980年代，广东的变化步调一直领先於全国其他地方，激励着中国各地的干部继续尝试现代化的新路径。邓小平很好地利用了广东，把它作为全国其他地方仿效的标杆。1992年邓小平退休前所作的最後一次政治姿态，也是回到广东，向人们作出保证：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的南大门将继续保持开放。 第15章 经济调整和农村改革：1978–1982 邓的小儿子邓质方曾对一个美国熟人说：「我父亲认为戈巴卓夫是个傻瓜。」在邓小平看来，戈巴卓夫从政治体制改革入手，分明是误入歧途，因为「他将失去解决经济问题的权力。经济问题解决不了，人民会把他撤职的」。 和华国锋一样，邓小平内心里属於希望看到快速进步的建设派。他喜欢项目管理者，因为他们能在逆境中完成重大项目，让人看到切实的进步。对细致的计算没有多少耐心的邓小平认为，平衡派虽然必要，却很烦人。 第16章 加快经济发展和开放：1982–1989 尽管邓小平避免与陈云公开闹翻，但在华国锋失势後，邓在政治斗争中已经不需要陈云的合作，因而他开始加大推动现代化和经济扩张的力度。有一次，邓小平含蓄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实际增长率与计划增长率相差那麽大，这是不是有用？陈云则回答说，生产超过计划目标没有问题。事实上，在陈云看来，制定比较低的目标而後超越，比制定高目标要好。因为下面的干部正干劲十足，如果目标定得太高，他们会冲劲过大，超过经济能够承受的限度。结果会造成供应短缺和通货膨胀，很快就会导致混乱，并使增长受阻。 1982年12月上海全国人大代表团去陈云在上海的冬季寓所看望他时，他用黄克诚的一个比喻来说明自己的观点：「〔经济〕就好比一只鸟，鸟不能揑在手里，揑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对於那些想使经济更加开放、更快增长的人来说，陈云这种「鸟笼经济学」成了阻碍市场发展的过时思维的象徵。 当时首当其冲的大问题是，如何在维持中国经济运行的同时，使它转向更加开放、更少管制的体制。世行报告建议中国要更加注重利用价格，从价格入手促进更有效的投资决策，推进更灵活的对外贸易。它还建议让国内人口更加自由地流动，使劳动力的使用变得更有效率。但是它也主张价格变动和其他改革都不宜操之过急。 应邓小平请求，1984年世行再度派出人员齐备的代表团前往中国，仍由林重庚带队。依据中方合作者、世行人员及相关顾问的研究，世行於1985年发布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对制定「七五」计划（1986年–1990年）起了重要作用。它的结论是，20年内翻两番的目标是可行的。这无疑让邓小平感到放心。报告认为，中国通过重点抓工业生产，或者通过促进包括服务业在内的各部门平衡发展，都有望实现这一目标。中国选择了以工业作为重点的道路。 邓小平的做法是步步推进，不搞「大爆炸」（big bang，亦称「休克疗法」）式的一步到位。俄罗斯在1991年後听从了某些经济学家的建议，以「大爆炸」的方式迅速开放市场。与之相反，邓小平根据世行推荐的专家建议，接受了突然开放市场将导致混乱的观点。很多把制度视为理所当然的西方经济学家所不理解的事，他却深谙其中的道理：要建立全国性的制度，并为之配备能够适应当地文化与环境的体制、规章、法律和训练有素的人员，这是一项费时而又至关重要的工作。中国缺少必要的经验、规章、精明的企业家或私人资本，不可能突然转向市场经济。 第17章 一国两制：台湾、香港和西藏 邓小平经常说，他希望自己能活着看到香港回归，但是他在1997年2月19日去世，当时距中国恢复行使主权仅差几个月。如果他能活到1997年6月30日，他无疑会为自己在创立「一国两制」政策中所起的作用感到自豪。一国两制使香港重新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尽管它保留了另一种制度。邓小平也会同意钱其琛外长对那一天的描述：「主权交接仪式的一整天都在下雨，但是我相信普天下所有中国人都会觉得，这是为中国人洗刷耻辱的一场雨。」 第19章 政治的潮起潮落 1980年8月18日，一位中国公民对中共干部作出了严词批评，堪称邓小平时代最辛辣、最全面的批评之一。他指责他们「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陈规，机构臃肿，人浮於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这位公民是谁？邓小平。他和毛泽东一样，也希望确保中共干部能一如既往地得到人民的支持。 第22章 站稳脚跟：1989–1992 邓小平说，麻烦在於一些坏人混在学生和围观的群众中间，他们的最终目的是推翻共产党，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成为西方的附庸。邓小平问道：「以後我们怎麽办？我说，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 全会还正式批准了高层的人事变动。赵紫阳被免去一切职务，任命江泽民为党的总书记，宋平和李瑞环得到提拔，与江泽民、李鹏和乔石共同组成了政治局常委会。新的领导班子表示，要继续沿着邓小平及其同事开辟的道路前进。 邓小平还指示他的接班人如何应付西方仍在继续的制裁和可能的指责。他说：「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 在天安门悲剧之後的困难时期和苏联解体的时期，邓小平不断重复着一句口头禅：「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有所作为。 第23章 邓小平时代的终曲——南巡：1992 在20世纪後几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的不断革命断送了它的许多英雄。邓小平本人就经历过三起三落，但他在晚年要比任何一位同侪更幸运，他们中间的很多人结局凄惨甚至是悲剧。1976年「四五」示威之後，毛泽东在生前最後几个月所面对的现实是，北京的老百姓抛弃了他的文化大革命和阶级斗争，他们更喜欢周恩来的四个现代化。周恩来在去世前知道自己仍然受到毛泽东和他为之奉献了一生的党的批评。刘少奇在「文革」中受到批判，因得不到适当治疗在软禁中死去。胡耀邦被无情罢免後，最後两年受到与他共过事的领导人的冷落。赵紫阳在监禁中去世，生前官方对他闭口不谈，只允许他接待寥寥几个经过选择的客人。华国锋靠边站後受到羞辱。叶帅愉快地退了休，在他所熟悉的家乡安享晚年，但他对北京的变化已不再感到很舒心。 邓小平曾说，他要让人们记住一个真实的他。他希望人们好好地记住他，但不想让人们像吹捧毛泽东那样为他大唱赞歌。毛主席自视为功高盖世的皇帝，邓小平则从不自视为「天子」。他只想让人们记住他是一个凡人，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邓小平最後一次公开露面是1994年春节。此後他的健康状况恶化，再也没有力气参加会议了。他於1997年2月19日午夜後去世，享年92岁，死因是帕金逊综合症和肺部感染。他要求自己的葬礼简单朴素。 第24章 转型的中国 邓小平於1992年退出政治舞台时，完成了一项过去150年里中国所有领导人都没有完成的使命：他和他的同事找到了一条富民强国的道路。在达成这个目标的过程中，邓小平也引领了中国的根本转型，不论在它与世界的关系方面，还是它本身的治理结构和社会方面。在邓小平领导下出现的这种结构性转变，确实可以称为自两千多年前汉帝国形成以来，中国最根本的变化。 邓小平於1977年恢复的统一高考制度，并不是专门为选拔干部而设，而是一种为各行各业的大机构选拔最有才华的年轻人的制度。但是，所有被选为干部的人，都要首先在各级教育考试中证明自己。 有意思的是，邓小平时代开始的开放性的流动，与毛泽东那种为社会设置重重障碍的所谓革命相比，对社会结构产生了更加深远的革命性影响。从以农村为主的社会向以城市为主的社会的过渡以及共同的国家文化的传播，是中国自公元前221年统一以来发生的最根本的社会变化之一。 就像俗话所说，毛泽东时代是一切「向前看」，邓小平时代则是一切「向钱看」。 1991年8月，听到苏联领导人亚纳耶夫（Gennady Yanayev）对戈巴卓夫发动政变的消息後，王震给党中央发电报，提出中国应当表示支持亚纳耶夫的政变，邓小平回答说：「韬光养晦，绝不当头，有所作为。」在邓小平看来，中国不应插手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 从2010到2011年，经过几个月的争论——其中一些中国领导人主张更多采取攻势，这场讨论以赞成中国继续与各国保持和谐友好的关系而收场。人们无法预见中国未来的领导人将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假如邓小平还活着，他一定会说：中国绝不应当称霸，绝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应当与各国保持和睦关系，集中精力搞好国内的和平发展。

[新加坡] 李光耀 著，《李光耀观天下》 中国：一个强大的中央 一个强大的中央 五千年来，中国人一直认为，只要中央政权是强大的，这个国家就安全。如果中央虚弱了，国家就会紊乱。一个强大的中央会带来一个和平繁荣的中国。每个中国人都这样认为， 这是他们从根深蒂固的历史教训中吸取的基本原则。在短期内，人们不可能背离这一原则。这种心态比共产主义的历史要长，已存在数个世纪，甚至数千年了。 从“乌坎事件”可以得出两点结论：一是共产党能保持它的掌控地位，在党的支持下恢复秩序。二是共产党可以运用软硬两手控制局势。在态势还没有升级前，它可以派非常强大的国家安全机器制止动乱，将问题控制在萌芽状态。另一方面它支持村民反对腐败的地方官。那种认为共产党彻底腐败的想法是过于简单了。事实上，在整个抗议过程中，乌坎村民一直小心地在横幅上表明，他们支持共产党，反对腐败的地方官。 中共能控制腐败吗？党的最高领导人可以试图保持清廉。但他们无法控制地方上的腐败。腐败不会使这个制度垮台，但会阻碍它有效地运转。关系能决定升职或任命，还可以影响政策的执行，也使这个国家不可能得到最理想的发展。 问：中国的经济一直发展非常快，但在政治方面的变化却比较缓慢。 答：我认为，你必须从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中寻找答案。在中国历史上，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意味着一个和平的国家。一个软弱的中央意味着紊乱。在军阀时期就是这样。每个人都可以各行其是。因此，你不太可能看到他们会背离这个原则。 问：他们对新加坡政治制度的哪些方面感兴趣？ 答：他们对我们的基层经常出席接见选民活动、居民委员会、人民协会等感兴趣。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了解基层的情况，并着手解决存在的问题。我想他们已下令实施了，至于能否真正实行，那是另一回事了。但他们已下令与基层保持接触，关照他们。但是，当你与开发商勾结，迫使农民放弃农田供开发用途，也不给他们合理的补偿时，又怎么能同我们的制度相提并论呢。 韬光养晦：不露锋芒，保持谦逊 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心胸宽广的人，用中国的话说是“大气”，与之相反的是“小气”，他绝不是胸襟狭隘。他考虑问题很有深度，不愿炫耀才华。他没有江泽民那样随和，也不像胡锦涛那样拘谨。他显得很庄重，这是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再考虑到他曾受过困苦磨难，1969年他作为一个年轻人被发配到陕西省的农村生活。他从不抱怨或发牢骚，努力工作，慢慢地证明自己。因此我将他列为纳尔逊•曼德拉一级的人物。 中国的官员越来越多地接触西方的教育，了解世界，并能说写流利的英语英文。从严格的字面意义上说，他们已不再是共产党人了，而是实用主义者，决心要塑造一个富裕发达、拥有先进技术的国家。 前四位最高领导人都留下了各自独特的印记。毛泽东留下的是不断革命，邓小平是改革开放，江泽民是巩固发展，胡锦涛是和谐社会，特别是减少贫富差距。习将留下什么遗产呢？ 邓使中国进入了一个不同的轨道，他的功绩值得称颂。在他提出开放时，许多老一代领导人表示反对。但他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他不管这些人怎么说，坚持并实现了自己的主张。没有他，不可能发生这么大的转折，因为唯有他经历过长征，在资历上超过所有怀疑者。他虽然身材矮小，却是一位伟大的领导人。毋庸置疑，他是我所见过的印象最深的国际领导人。 现在很难预言习近平在掌政的10年中，会采取什么样的政策，会留下什么样的遗产。中国领导人在上台前绝不会宣布他今后的计划，他们情愿保持低调。中国正处在面临许多国内挑战的关键阶段，他希望集中精力处理这些问题。此外，许多方面还取决于他突然遇到的外部突发事件。当你面临未预料到的严峻问题时，再好的计划也会失败。然而，我相信他会沉着应对，不会惊慌失措。他是有影响力的，我相信他会得到党的支持。他的军方背景也有利于他对军队发挥影响力。 中国人知道，在这个地区他们是老大，随着其国力增强，中国可以期待邻国能更加尊重他们的利益。美国人在亚太地区保持显著的力量，以平衡中国，这符合包括东盟各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的利益，如果没有美国的制衡，亚洲小国就没有回旋的余地。当你有两棵树，而不是一棵树时，你可以选择在任何一棵树下遮阳。对美国来说，留在太平洋也是重要的，因为如果美国在这里失去了优势，在世界其他地区的优势也会失去。 在20年至30年内，双方的力量最终会对等，实现平衡。第一次平衡，中国将把美国人赶出12海里的界限，第二次平衡将把他们赶出中国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一旦他们能做到这样，他们就成为这个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了。 美中两国间会出现的最大危机是在台湾问题上。但是我认为，美国不会为了维护台湾的“独立”与中国交战，这得不偿失。你可以交战并赢得第一回合，但美国人是否准备打仗、打仗、再打仗？ 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是否最终准备付出中国愿意付出的代价？请记住，没有一位中国领导人，如果台湾在他执政期间失去，会继续掌权。因此，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课题。即使中国在第一轮打输了，也会返回来打第二轮、第三轮、第四轮，不断地打，直至胜利，这对美国来说不值得。台湾方面即使现在还不明 白，以后也会明白的。 我认为，这并不会使他感到得意洋洋，而到处耀武扬威。他是一个能缜密思考的人，懂得这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因此我对他的印象是，他将继续邓小平的不露锋芒、保持谦逊的原则，即韬光养晦。 （这种民调）是毫无意义的。如果你是一名台湾人，你是希望“独立”，还是保持现状，或者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台湾的未来能按你的想法确定吗？南部的台湾人绝对不希望与中国融合，他们将始终是这样。但是他们的 观点能得到大家的赞同吗？台湾的前途不是根据台湾人民的意愿确定的，而是由台湾与大陆力量对比的现实，以及美国是否打算进行干预来确定的。这不是以民意调查来决定的，如通过了就要实现统一，大多数反对就否决。 中国不愿意让朝鲜被韩国呑并，这将会使韩国和美国的军队逼近鸭绿江。中国认为，这不符合他们的国家利益，他们将尽力维持现状。 我们发现，美国人多少还比较仁慈，他们不会逼迫你。他们确实希望大家都成为民主国家，但他们绝对不会迫使你接受。中国人不在乎你实行民主还是专制，他们只是希望你顺应他们的要求。这是完全不同的方式。他们不相信自己的政府模式能给你带来福音，让你接受。他们是从不同的角度考虑他们所能发挥的作用。 新中国：人民、社会、经济 中国面临更为迫切的问题是如何处理那些低效的国有企业。在这方面，中国面对的是个人激励这个根本问题。 问：由于非常迅速的经济转型，您认为中国正在出现什么问题？ 答：我从两个方面看到了他们的脆弱。一是没有治理制度，个人不服从领导人。二是他们没有法治，是掌权的人在统治。因此每当领导人更换，就意味着高级领导人员的若干个层面或层级将发生变化。这是造成不安定的因素 我的意思是民主的基本原则和真正的考验是：你能否通过选举改换政府？仅此而已。他们曾研究我们是如何保持执政地位的，我们是赢了选票。当我们失去部分选票，我们不得不为下一轮做准备。我们也许会失去更多的席位，或者 稳住席位，或者收复了那些席位。换句话说，你可以通过选票改换政府。哈罗德*拉斯基曾对这个问题做过一个经典的总结：你可以通过认可或者暴力进行革命。我认为他们不会通过选票进行革命，也不会靠选票解决问题。 美国：陷入困境但优势仍在 一个例子是，越南是最不乐于看见中国势力不断扩张的国家之一。邓小平为教训越南武装入侵柬埔寨，于1979年派兵攻打了越南北部。他在摧毁了几个城镇和村庄后撤兵，目的只为了对越南发出一个严厉的警告：“我可以直捣河内，将你占领。”越南人是不会忘记这个教训的。越南政府可能已在商讨的策略，是如何开始同美国建立长期的安全关系。 最终的较量 美国的成功在于它活力十足的经济，而这活力的来源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能力，不仅能以更少资源去实现同等的产出，还能不断创新，创造出很快被世界认为有用、可取的全新商品和服务。苹果手机、苹果平板电脑、微软、互联网——这些都是在美国而非其他地方创造的。与美国相比，中国有才华的人更多，可是他们为什么就没能有类似的发明？显然的，他们缺乏美国人所拥有的火花。而这点火花，意味着美国人能够不时想出可改变游戏规则的新发明，使这个国家又走在前沿。 美国是一个会吸引并留住人才的社会。它已经吸收了亚洲最优秀的人才。看看美国的银行和大学里的印度人数量，例如花旗银行的前首席执行官潘伟迪（Vikram Pandit)。一些新加坡人到美国深造后也选择留在那里。这就是为什么我更倾向于把奖学金得主送到英国留学，因为我肯定他们会回来。在英国，你不会想要留下，因为那里不欢迎你，而且那里的经济较没活力，就业机会较少。 美国竞争力的另一来源，是有许多遍布全国各地并相互竞争的卓越中心。东岸有波士顿、纽约、华盛顿；西岸有伯克利、旧金山；中部有芝加哥和得克萨斯。这些中心十分多元化并会互相挑战，不会墨守成规。德州人发现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后，身为德州人的前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就试图在休斯敦建立一个可挑战波士顿或纽约的中心。 每个中心都认为本身能媲美其他中心，它所需要的是资金和人才，而这些都是可以募集的。没有人会认为必须惟华盛顿或纽约马首是瞻。如果你有钱，就可以建立另一个中心。正因为如此，美国社会有一定的多元性，其竞争精神可以不断产生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新思路和新产品。中国采取的当然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套方式。中国人相信的是当中央强大时，中国就会繁荣。这里有一种必须合乎习惯的态度，要求每个人都遵从于一个单一中心，要求人们不可标新立异。在这方面，就连英国和法国也无法比拟美国。在法国，所有的聪明人都进了精英学府。在英国则是牛津与剑桥。这些国家相对小、密集，因此更为相同。 债务问题 美国教育的可能失败之处，正体现在这一群学生之中，它忽视了基础教育和技术教育。在一些公立学校，为数不多的政府拨款在金融危机期间进一步削减，至今仍未恢复。有人认为财政吃紧，意味着拨款可能永远无法完全恢复。 撇开空话不谈，美国人从根本上相信明天会更好。这说明他们为何会倾向于消费，借贷，再消费。中国人和日本人却总是认为随时可能发生地震或其他灾难，所以觉得有必要储蓄以未雨绸缪。我很佩服美国社会的乐观主义：他们乐于尝试的生活态度；认为只要有了相关资源，每一个问题都可以解决；以及什么东西都可以分解、分析和重新定义。但是我可能不会想永久居住在美国。如果我是个难民，如流亡加利福尼亚州的前南越总理阮高祺，我大概会选择去英国，那里的社会压力会小些。 我所认知的美国 在这方面，中国的外交政策方针更为明智。他们不认为改变别人的制度关他们的事。制度怎么样，他们就怎么样去应对，并尽量从中获取好处，而不把自己套牢。美国人的问题是，他们带着相信自己有能力改变制度的想法介入，结果是一次又一次证明他们错了，他们没有改变世界。他们可能可以改变斐济、瓦努阿图这些新兴且文明未深的社会，并且可以通过如基督教来征服它们。但是他们可以改变中国或印度吗？它们可是本身有古老传统的国家 问：罗纳德•里根呢？您过去对他相当推崇。 答：里根，对，我很尊敬他。他没有优秀的头脑，但处事合乎情理。他总是安排能人在身边，进而制定了良好的政策。他懂得如何挑选能人，让他们为他工作。 欧洲：衰退与分歧 欧元的根本问题是，如果财政尚未整合，就不可能实行货币一体化，尤其是当一个地区同时有德国与希腊这—种消费和节俭习惯如此迥异的国家。这样的不协调最终将破坏整个制度。因此，欧元注定会困难重重，灭亡早已存于其基因。 在美国，一种货币可以在50个州使用，是因为它有一个联邦储备局和一个财政部长。一个州一旦出现经济困难，中央可以通过对该州人民的社会支出以及展开政府项目，对它实行慷慨的财政转移。 当一群杂牌军尝试听命于同一个鼓手时，结果是什么？ 这就是欧元区面临的情况：有些国家迅速发展，其他国家挣扎跟上。在经济上掉队的国家，即使政府税收减少，在选举压力下还是被迫保持甚至增加公共开支。 比较可能却不太理想的结局是欧元区解体，让各国回归本身的货币。对所有相关者来说，这将是痛苦和混乱的。假设你是个希腊人或葡萄牙人或西班牙人，而你以欧元借钱，现在你必须以欧元偿还贷款，但以什么汇率偿还呢？加盟前的旧利率？还是一些任意设定的新汇率？解体过程将是混乱而且代价高昂的。在解体之前，银行很可能面对挤兑的风险，谣言驱使一般民众由于担心积蓄在一夜之间可能被强制换成一种新的货币，而且币值可能大大不如欧元，进而促使他们涌向银行以欧元提取存款。 欧洲人如果想避免持续懒散，并恢复曾经闻名一时的活力和勤奋，就必须展开大刀阔斧并伴有痛苦的改革，简化其复杂的福利制度，放宽公司雇用和解雇员工的法规。 福利社会最坏的影响，不在于其僵化或难以为继的本质，而是它削弱人们努力奋斗的动力。如果社会保障体系设计成不管一个人努力工作还是悠闲过活都能得到同样的好处，那他为什么还要努力？他根本没有向前走的推动力。 欧洲人不如美国人那样欢迎移民，他们尚未成功地融合原有的移民。美国基本上是一个移民社会，所以更容易接受新来者；其清教徒先辈移民其实不过是约400年前才抵达的。许多移民攀上了美国社会顶层，如台湾出生的企业家、互联网公司雅虎的联合创办人杨致远。欧洲则是由古老成熟的国家组成，对自身的文学、文化和悠久历史深感自豪。 可惜，所有的迹象都指向欧洲不可能完全融合。欧洲国家迄今未能成功让单一货币行得通，要进一步发展到单一外交政策或单一军队的可能性更小。欧洲国家有各自可追溯到好多个世纪前的历史，每个国家对自身的传统深感自豪。尤有甚者，它们都想保留本身的语言，因为语言背后有着荣耀和文学。美国决定重新开始，而创建了新文学，但欧洲却无法这样做。尽管英语在其他国家已是第二语言，欧洲大陆国家永远也不会接受它作为唯一的工作语言。 如果英国留给我的新加坡是如法国或比利时那样的状况，我不确定我有能力将新加坡建设成今天的样子。英国人离开时不失风度，末任总督顾德将总统府主楼完好无缺地移交出来，一切都井然有序。他拉着我，为我一一介绍管家之后才离开。之后，他去了北婆罗洲一会儿，然后退休了。对于英国的制度及其有风度的离开，我们应该心怀感激。 问：欧洲移民不融入社会的问题之一是国内滋生恐怖主义。我们看到了这方面的一些例子…… 答：不，这跟融合没有关系。他们就是恐怖分子。即使融入了，他们还是会成为恐怖分子，因为他们是通过互联网自我激进化的。 日本：走向平庸 日本眼前最严峻的挑战是人口问题。它的人口正在迅速老龄化，生育率也达不到人口替代水平。其他如经济停滞不前及政治领导班底虚弱等问题，相比之下是小巫见大巫。日本若不解决人口问题，前景将非常黯淡。 新加坡也面对低生育率问题，情况和日本的没什么不同。但这其中有一个关键的差别：新加坡引进移民，稍微减缓了这个问题，而日本却对接纳外国移民极为抗拒。由于保持种族纯洁性的观念是那么根深蒂固，日本人从未尝试公开讨论其他选择。无论是对日本公众还是政治精英而言，一个多元种族的日本都是无法想象的。 问：您曾经说过，当日本人到了绝境的时候，作为一个民族，就会有所反应。基于文化的影响，他们会奋起反击。您为何就不认为他们能克服人口问题？ 答：你说的是他们对抗外人时的情况。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是在和自己人对抗。他们的女性和男性都得改变态度，才能提高生育率。但日本女性的生活方式已经改变，不再甘心只当父母、公公婆婆、丈夫和孩子的侍奉者。她们已群起反抗。 问：那么，日本人会紧握美国人的友谊之手？ 答：这是他们最好的选择。但与此同时，他们仍会到中国投资，和中国人交朋友，从中获得一些商机。 问：您认为20年后的日美同盟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

[中国] 大象公会 编著，《一本有趣又有料的科学书》 每个国家的国旗上面的图案都具有特别的意义，而绝大多数的欧洲国家都采用三种颜色的旗帜作为自己国家的国旗，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从总体来看，欧洲国家的三色旗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三种颜色水平排列的和三种颜色竖直排列的，两类三色旗有着不同的起源。 把条纹水平排列的国旗多是“纹章传统色旗”，国旗的颜色通常取自王室徽章的颜色。纹章标记颜色放在上方，盾的颜色放在下方。这一类旗帜在中欧尤其常见，奥地利、德国、匈牙利、卢森堡、摩纳哥、波兰、圣马力诺、西班牙、乌克兰的国旗都来源于此。 把条纹竖直排列的国旗则带有明确的革命含义，它们诞生在法国大革命以后。法国国旗是最典型、影响也最大的三色国旗，蓝白红三色被称作“法兰西色”，象征“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但这三种颜色最初结合的时候与这种象征含义无关。 革命意义的国旗喜欢带上象征，传统的水平排列旗难免也跟风“与时俱进”。比如德国国旗，黑红金三色最初取自神圣罗马帝国徽章颜色，后来固定为德意志民族的传统色，今天则解释为：黑色代表勤勉与力量，红色象征国民热情，金色代表重视荣誉。 iPad 或者其他电子设备的显示器的确能造成视觉疲劳乃至诱发近视，但是这些负面效应同等地出现在纸张等传统媒体上，用纸张取代显示器没有可取的实践意义。只有避免长时间视物过近，经常参加户外活动，才是保护视力的真正方法。 在我们年少时，有许多个“第一次”：第一次学走路，第一次挨打，第一次见到小狗，第一次考试，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恋爱……每天还要学习新知识。随着年纪的增长，对这个世界更加熟悉，一个事件成为新异刺激的门槛越来越高，于是，日常生活中能激发我们新鲜感的东西变少了。 另外，步入职场后，大部分人从事的工作在或多或少地投入时间后，都会变得以重复劳动为主。因此，我们会觉得新异刺激频繁出现的童年时期过得很慢，而缺乏刺激的成年生活则相对过得很快。 麦克林托克将这一研究成果发表在《自然》杂志上，并指出影响女性生理周期的物质是信息素。自此以后，女性生理同步的现象就被科学家们称为“麦克林托克效应”。 截至2013年，因为众多实验都无法验证“麦克林托克效应”，一篇科学评论性文章总结称，所谓月经同步不过是一个错误说法。至此，可以认为科学界主流已经否认了“月经周期趋同”的存在。 持续进食者通常能够获得充足而稳定的食物来源，即便雨旱交替的东非大草原，草食动物们也能追逐水草以保证食物供应，所以为了抵御掠食者，以极高的速度长大，在体形上压倒对方就成了一种非常可行的方案。而且个头越大越好，不但要超过所有的潜在掠食者，还要超过自己的同类，争夺交配的优先权，这就形成了非常强烈的选择压力。 突击掠食者则不然，它们没有必要对抗最大的猎物，量力而行即可。而且更大的体形意味着更大的食物需求和更大的运动负担，令捕猎收获的能量难以弥补消耗的能量，也就不得不选择更大的猎物，面对更大的狩猎风险，所以单纯的大体形对掠食者的进化优势非常有限，反而可能成为劣势。 经过不断的制冷循环，室内的温度越来越低，湿度也随之降低。干燥的室内环境和鼻腔，将使鼻病毒更容易扩散并接触上呼吸道黏膜；而使用空调需要关闭门窗，也让病毒更长时间滞留于室内，这都增加了人们在夏季接触鼻病毒的机会，尤其是在多人共用的办公室或起居室，危害更加明显。 比起感冒，更大的威胁是空调内部的各种细菌。空调滤网和散热器湿润密闭的环境能保持许多细菌的活性，使它们安全休眠甚至生长繁殖。大量细菌经过送风系统扩散到整个室内后，人们感染呼吸道疾病甚至过敏的机会自然大大增加。 那么，现代汉语中正儿八经的“黄色”是如何变成色情、淫秽的代名词的呢？中国人民大学的黄兴涛、陈鹏在其发表在2010 年第 6 期《历史研究》上的《近代中国“黄色”词义变异考析》一文中做出了详细的论述。简而言之，这是来自美国的“黄色新闻”在近代中国历史语境中流传、变异的结果。 1928年7月16日，上海的灯泡制造商亚浦耳公司向上海社会局公用局呈文，建议规定220V和50Hz分别作为中国标准电压和标准频率。 母鸡也不例外，它们在产卵期选择固定地点每一两天进去下一个蛋，下满10个左右的时候就认为数量足够，停止产卵和进食，坐在上面连续抱窝。为了保持均匀的湿度和温度还会时不时地翻动鸡蛋，直到3个星期以后雏鸡孵化。所以母鸡的特别之处不在于每天下蛋，而在于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每天下蛋。这是为什么呢？ 鸡是否开始抱窝主要由鸡蛋数量的视觉信号来调控，但在家养环境下，鸡蛋一旦产下就会被取走，母鸡迟迟得不到“一窝蛋”的视觉刺激，就会日复一日地继续产卵了。加上人类在漫长的驯化中不断选育产蛋效率高的品种，并且用高营养饲料和人工灯光延长鸡的产卵期，蛋鸡往往能以每月28颗的效率全年下蛋300颗以上。 火箭发射时使用倒计时，真正的作用在于确认火箭发射的时间零点。如果把从火箭固定上发射架到任务完成的整个任务过程，以时间轴为数轴的话，那么发射的时刻就可以作为数轴的零点，或被命名为 T0。T0 时刻对于轨道计算十分重要，当火箭发射时，T0 时刻就会自动传输到所有的测控站。 在规划完成后，负责火箭发射的所有部门就从 T0 倒推各项工序和部件的完结时间，并按各部门各自的归结时间继续前推。随后，火箭发射的各个部门在完成其任务时从数月、数周、数天开始不断归结，到发射前的数小时、一小时、半小时、一刻钟、五分钟、一分钟……直至指令员宣读 T0 之前的最后十个数，将全体工作人员的任务归结以最极端、最为具象的方式表现出来，这才是火箭发射倒计时的最完整体现。

[中国] 黄奇帆 著，《分析与思考》（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35149551/） 降杠杆与风险化解 一 关于宏观经济领域去杠杆 说到去杠杆，大家一般想到的是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还有降成本、补短板。“三去一降一补”，讲到的都是实体经济的东西。实际上去杠杆的重点在于宏观经济去杠杆，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目前的国民经济中的宏观经济杠杆率比较高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四个指标与世界各个国家相比，我们显得比较高或者说特别高。 二 关于加强金融产品创新中的风险防范问题 金融的本质就是三句话：（1）为有钱人理财，为缺钱人融资；（2）金融企业的核心要义就在于信用、杠杆、风险三个环节，要把握好三个环节的度；（3）一切金融活动的目的是为实体经济服务。 习近平总书记批评金融系统这段时间乱象横生，这个乱象主要发生在哪呢？主要发生在资管业务上、表外业务上、小银行的金融机构上，发生在这三类业务的金融产品创新上。 我们可以看到2016年初，宝能买万科股份的钱里面最底层的原始资产有70亿元万能险，这是它自己公告的，这70亿元去买每股十几块的万科股票，只能买几亿股，所以它嫌杠杆不够。它就把这70亿元放到两个基金里，跟两个私募基金合作，这就通过几个通道形成嵌套，以基金投资的名义，把这70亿元放银行，存一贷二，银行放贷200多亿元给他们，银行的200多亿元加上万能险的70亿元就280亿元了，280亿元买万科的股票，平均价格每股十六七块，买了十七八亿股，占18%，已经变成第一大股东，然后通过股权抵押融资融券变成450多亿元，占万科2000多亿元的近25%，就进一步跟万科提出董事会改组。这是第一个故事，情况就是这样。 这件事在法理上违反了几个法规。一是保险公司万能险占比70%以上是有问题的；二是多通道叠加嵌套形成高杠杆融资是穿透式违规行为；三是短期资金可以购买股票理财，但将万能险作为股权资本购买长期法人股权违反了国际资本市场规则。总之，这个案例从更深层提醒我们要加强监管，特别是跨领域的综合性监管；要加强法制建设，特别是对金融产品创新中的负面清单、法律制度的建设要加快、加大、加强。逻辑上讲，这件事把刚才说的六个要素，高息揽储、刚兑、资金池、错配、多通道叠加、多抽屉协议嵌套，六种杠杆工具统统都用上了，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跨领域、穿透式、高杠杆的投融资不规范的案例。 重庆要求的上面这五条约定他们都是遵守的，重庆的金融系统、政务系统没有任何违规，而重庆这五条都是符合中国银监会要求的。问题出在ABS发行上，蚂蚁金服把30多亿元资本金通过2.3倍的拆解融资形成了90多亿元网上小额贷款，又利用中国证监会一个金融工具ABS，一个贷款余额拿到证券市场交易所发ABS债券，90亿元进去可以发90亿元，那90亿元拿来以后又变成贷款，出去以后再发一次，这样循环了多少次呢？循环了40次。这就造成了30多亿元资本金发放3600多亿元网上小贷，形成了上百倍的高杠杆。这件事如果因其高杠杆“一刀切”停摆了，对于企业发展是严重冲击，而且证交所并没有设定ABS循环的次数，企业也没违规。事实上，常规的非网上的金融机构的贷款资产中ABS资金循环一次往往要半年到一年，一般循环三四次，底层的首次贷款已经两年时间，早就收回了。而网络贷款周转效率高，一笔债券融资，一到两周就循环了，这是老革命遇上新问题，传统ABS规则不适应网贷业务的问题。 一是网络贷款的ABS不应无限循环，可以约定转四次左右。二是贷款资本金通过银贷放大2.3倍不变，与ABS环节叠加杠杆比控制在10倍左右，30亿元资本金也就能放300多亿元贷款。三是蚂蚁金服在重庆的贷款公司资本金分三年从30多亿元增加到300亿元。 最后总结几句话。第一，全部金融的要义就是信用、杠杆、风险，不管宏观和微观都要管控风险，用足信用，合理杠杆。第二，要宏观上去杠杆和微观上去杠杆双管齐下。微观上去杠杆主要是在监管方面下功夫，主要是监管金融产品创新的风险杠杆管理，主要是把六种工具黏结剂和十八种常规金融牌照组合的时候，审查它们的杠杆率和各方面的问题。但是绝不阻止和取消金融产品创新，因为它本质上是要求在合理信用基础上把杠杆用足，然后创造新的产品方法灵活为实体经济服务，做得好是实体经济的助推剂；但做得不好就是鸡飞蛋打，需要我们引以为戒。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与实务 “三去一降一补”是当前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切入点和关键点，从长远来看，要着力从生产端入手改善供给结构，围绕具有重大潜在红利的供给侧问题，推动一批聚财型、生财型、资源优化配置型的改革事项。 美国《拜杜法案》规定，凡是使用政府科技或企业资本投入产生的成果，其获得的收益“一分为三”：三分之一归学校或公司，三分之一归研发团队，三分之一归负责转化成果的中小创新企业。 这个跟我国的不同在哪？以前计划经济的时候，一切专利归国家和集体所有；党的十五大后，成果发明人可以获得25%—50%的专利权；最近两年，进一步放开，成果发明人享有的股权可以达到50%甚至75%。政策的着力点主要是针对研发人员。仅仅这样，还是不够的。要知道，能搞出“0—1”的不一定搞得出“1—100”，设计发明人与科普转化者、生产工艺转化者、生产制造组织者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体系。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给了发明人50%、75%的股权，最后好像没看到太多的千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出来，因为他们所有的成果没有变成现实生产力，还是0。 互联网金融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原则、特征、路径和风险防范 从理论上说，五大现代信息科技在安全问题上存在“三元悖论”，即安全、廉价、便捷三者不可能同时存在。 从国际经验看，一般性互联网平台公司绝不敢随意染指金融业务，美国的Facebook、亚马逊、雅虎等平台公司都很大，股价市值可以达到数千亿、上万亿美元，但它们再大都不敢轻易染指金融业务。这至少与四个因素有关：其一，成熟的商人懂得术业专攻，懂得长期坚守自己，不断创新自己才能使自己炉火纯青，获得足够的行业地位，才有可能获得超额利润；其二，一般性的互联网商品销售平台，其底层技术的安全等级无法满足金融要求，要满足金融业务要求，必须投入巨额成本，这往往得不偿失；其三，美国对金融公司有非常严格的监管要求，一般性互联网公司从事金融业务，一旦发生风险，公司根本承担不起动辄数十亿美元的巨额罚款；其四，鉴于所有业务点的风险都可能迅速转化为金融风险，而金融风险反过来又会拖垮所有非金融业务，所以成熟商人绝不愿去冒这么大的风险。 货币的“锚”及发行制度分析 值得说明的是，“二战”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即“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双挂钩”制度，其实质也是一种“金本位”制度，而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也正式标志着美元放弃了以黄金为本位的货币制度，随之采取的是“主权信用货币制”。 与美国以金融市场为主导的金融体系不同，中国的金融体系是银行主导的。 未来十年我国房地产业发展的结构性趋势及房产企业运行和地方政府管控方式的转变 我的判断是今后十几年，中国每年的房地产新房的交易量不仅不会继续增长翻番，还会每年小比例地有所萎缩，或者零增长，或者负增长。十几年以后，每年房地产的新房销售交易量可能下降到10亿平方米以内，大体上减少40%的总量。 这个建设量、生产量主要体现在三个热点地方。一个是中心城市。所谓中心城市，除了省会城市之外也包括一些同等级别的区域性中心城市。 第二个就是大都市圈。超级大城市辐射会形成城市圈，城市圈里的那些中小城市会成为房地产发展热。 第三个热点地区是城市群。城市群里的大中型城市往往也会是今后十几年房地产开发的热点。 今后十几年，房价趋于稳定，既不会大涨，也不会大跌，房价的平均增长率将低于等于GDP的增长率。全国城市新开发房屋的平均交易价格1998年是每平方米2000元，2018年全国平均上涨到了8800元，大账上说的是翻了两番。 在这件事上，李嘉诚让我印象很深。他1993年在浦东搞了一个别墅小区世纪雅园，因为是自有资金，所以2000年造好以后也不急着卖，先租10年，到2010年，世纪雅园的房子已经从2000年的每平方米1万元变成7万元，他就把租赁合同到期的房子全部收回，然后他又去每平方米花了一万多元装修一下，统统按照每平方米8万元卖掉，立马全部卖光。500套别墅他赚了许多钱。 答／学／生／问 我们转变发展方式，如果看到今后十几年，房产发展的趋势总量是逐步在收缩的，那么政府就不能再那么依赖于房地产搞发展，政府本身就要主动地转轨，在制造业里面找税收，在新兴服务业中找效益。通过这样一个转轨过程，如果到了十年以后，房地产只占整个中国贷款资源的四分之一了，政府的财政中房地产只占15%了，这个时候，可能整个中国经济会更加的欣欣向荣。 美国搞贸易摩擦的五个谬论、六个错误和我们的应对 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有过一番评论，大概意思是说：“当今世界有个奇特的怪圈，发展中国家辛辛苦苦给发达国家打工，好不容易收入了美元，又将这些美元低利息地、上万亿美元地借给发达国家，买了发达国家的国债，而发达国家又将这些低息外汇，投资到发展中国家，赚取10%以上的高额回报。”这个论断被经济学界称为斯蒂格利茨怪圈。 答／学／生／问 长远看，打打停停、停停打打，今后十年二十年，会经常发生，这个是崛起的老二和守成的老大之间必然发生的一种现象。我相信，中国因为是一个和平的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用最负责任的大家互惠互利的方式来走。相信未来是好的，因为什么力量也阻挡不了中国的崛起。 近十年美国政府债务演变格局和风险含义 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表面上恢复很快，但是结构不好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在新增GDP占比中制造业一路走低，金融与房地产占比一路走高，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贫困人口占比从十年前9%上升到20%。 附录 《邓小平在上海提出的金融观点》记录了1992年2月邓小平同志视察上海时的指示。当时邓小平同志“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的论断在我的脑海里深深地扎下了根，后来成为我学习金融知识、处理金融事务的思想指引和动力源泉。

[西班牙] 奥尔特加•加塞特 著，《大众的反叛》 群体在智力和理性上总是低于个人，但在感情及其激起的行动上却要表现得比个人更好或更差。它固然常常是犯罪群体，但也常常是英雄主义群体，能创造出历史奇迹。 动员群众的手段主要有三种：一是断言，二是重复，三是传染。做出简洁有力的断言，不理睬任何推理和证据，是让某种观念进入群众头脑最可靠的办法。而且要不断地、尽可能措辞不变地重复这些断言，并使其传染开去，这样就形成某些流行意见，或者说形成一种支配性的舆论。 “大众人”有两个特点：一是由自由权利和工业技术的发展调动起来的各种生命欲望（常常只是物欲）的急剧增长；二是，他们由于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来的，也就不知道维持这种发展以及平衡需要怎样的智慧。 速度是由空间和时间构成的，它并不比其构成要素更有意义，但它可以使时间和空间归于无效，一种荒谬只有通过另一种荒谬来克服。 但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大幅度实质性扩张，最终并不在于它那越来越宽广的维度，而在于它包容了越来越多的事物。每一种事物——我们在最宽泛的意义上使用“事物”（things）一词——都是我们可以渴求、想望、使用、取消、遭遇、享受或抵制的，所有这些概念都意味着生命的活力（vital activities）。 在知识领域，他们现在发现了更多的“思维方法”（paths of ideation）、更多的问题、更多的资料、更多的学科、更多的视角。 我们的生活作为诸种可能性的复合体，是恢宏繁盛的，它优越于人类有史以来的其他一切时代。但是，恰恰由于它的范围过于宽广，故而它覆盖并溢出了传统遗留给我们的一切渠道、原则、规范与理想。它较以前所有的时代蕴涵了更多的生活，因而也就更加疑窦重重。它无法从过去获得坐标和方向 (1) ，所以，不得不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今天支配着公共生活——不论是政治的，还是非政治的——的大众人，究竟是什么样子？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也就是说，他们是如何产生的呢？ 随着一个人对生活认识程度的加深，他会越来越领略到这一点：大多数的男人和女人，除了对强加在自己身上的外部压力做出本能式的反应之外，实在无法表现出更大的努力。所以，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很少能遇到几个能够自发而欢愉地做出努力的人，在芸芸众生中，他们犹如鹤立鸡群，卓尔不凡。这些少数人就是精英，唯有他们才称得上是贵族，也唯有他们的生活才是奋发有为的，而不是消极被动的；对他们来说，生活是一个持久的奋斗过程，是一种永无止境的磨炼。所谓磨炼就是苦行（Training=askesis），他们才是真正的苦行修道者。 我们还面临着智者与愚人的永恒划分：明智之士总是感到自己有沦为愚人的可能，所以他竭力逃避这种稍有疏忽就会降至的愚蠢，他的努力取决于他的智慧；而另一方面，愚顽之人则从不怀疑自己，他总是认为自己是最明智、最谨慎的人，所以他对自己的愚蠢安之若素、怡然自得。就像一些昆虫无法走出它们安居的洞穴一样，愚顽之人无法摆脱愚蠢，走出蒙昧状态，也没有什么办法迫使他们将其钝化的视觉与其他更为敏锐的视觉比照。 大众人一旦陷入了思维定式的泥淖之中就无力自拔，各种陈词滥调、先入之见、零敲碎打的思想、空洞无物的言辞，统统胡乱地堆积在他的大脑中；他还到处贩卖、兜售这些破烂，这种厚颜无耻的虚妄行径恐怕只能由他头脑简单、智力低下来解释。 它不在于平庸的人认为自己是不平凡的，是出类拔萃的；而在于平庸的人不但承认自己是平庸的，而且还宣称平庸是一种权利，并要求执行这种权利。 我们很容易被这样的想法所欺骗：生活在一个富足的世界中，远比生活在一个需要不断与匮乏做斗争的世界中更美好。这是一个幻觉，事实并非如此。 任何一种世袭贵族制都摆脱不了循环起落的永恒悲剧。也就是说，贵族的继承人将发现他所拥有的那些身份、地位以及生活条件，其中没有一样是他自己所创造或挣得的，因此，它们无法构成他个人生命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由继承得来的“贵族”名号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生活呢？是他自己的生活，还是另一个人，即他那高贵祖先的生活？两者都不是！他注定要扮演他人，因而也就既无法成为他人，也无法成为他自己。他的生活将不可避免地失去真实，转变为他人生活的一种纯粹象征或幻影。他被迫利用的那些庞大资源容不得他过自己的生活，把握自己的命运：他的生命在萎缩、衰退。一切的生活都意味着为实现自我而奋斗、努力。（All life is the struggle, the effort to be itself.） 一个人在实现自我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那些艰难困苦，恰恰唤醒并激发了他的活力与才能：倘若没有他的躯体承载在他的身上，他将寸步难行；倘若没有空气负压着他，他就会感到自己的身体仿佛悬浮在真空中，飘来荡去，游移不定，缺乏根基。同样的道理，对那些继承的“贵族”来说，他的整个存在、他的个性将由于缺乏实际的运用和必要的努力，而变得暧昧、模糊。其结果就造成了“我们古老贵族”所特有的愚蠢，这种愚蠢与众不同，严格说来，它内在的悲剧性机制至今尚未被描述，而正是这种悲剧性机制导致一切世袭贵族制都要走向无可挽回的没落。 只有当其可利用的资源与其所面临的难题达到一种平衡时，人类的生活才会形成与拓展；不仅在物质层面是这样，而且在精神层面也是如此。譬如，以人类物质生存中一个非常具体的方面为例：我们或许会想到人类最初得以繁衍生息的地方，恰恰就是我们这个星球上炎热季节与酷寒季节交替互补的地区。 实验科学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那些资质异常平庸，甚至连平庸都算不上的人所做的工作。换言之，现代科学——我们当代文明的根基与象征——为那些智力平庸的人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使他们能够在这里富有成效地工作。这种情况得以发生的原因在于机械化，机械化主导着新的科学和文明，并成为它的象征。然而，机械化却既是新科学和文明的最大福祉，同时也是新科学和文明的最大威胁。在物理学和生物学中，必定有相当数量的工作属于机械性的心智活动，这些工作几乎是任何人都可以完成的。由于无穷无尽的研究工作可以通过把科学分为若干个小的部门来进行，所以，科学家可以只关注其中的某一个部门而忽略其他的部门。方法上的可靠性和精确性允许了这种暂时的但却非常实用的知识脱节，运用这些方法进行工作就仿佛是在使用一台机器，纵使操作这台机器的人对它的意义与工作基础不甚了了，也可以取得极为丰富的成果。因此，大多数科学家一方面促成了科学的普遍进步，另一方面又把自己封闭在实验室的狭小空间内，犹如蜂房中劳作的蜜蜂与转动烤肉叉的转叉犬。所有这一切造就了一类异常怪异的人。就像自然界某一项新事实的发现者那样，他必然会从中体验到一种权力感和自我肯定感，并多少有些道理地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有知识的人”。 文明使他变成了专门人才，结果把他禁锢在自己的局限性之中，并且使他对此颇为满足；但正是这种对自己的价值及其重要性的自我肯定，同时也诱导他僭越自己的专业，妄图支配一切。 最糟糕的是，这些为科学而劳作的工蜂甚至不能保证科学的真正进步，因为科学需要对自己的发展不时做出必要的调整，不断进行重新组合；正如我已经指出的，这需要统一化的努力，但这种努力现在变得越来越困难，因为它涉及日渐拓宽的知识领域。 大众生来就是被指导、被影响、被代表、被组织的——甚至可以说就是为了不再成为大众，或者至少说以这种可能性为目标。但它来到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单靠自己就可以做任何事情的，它需要把自己的生活托付给一个更高的权威，也就是少数精英。至于谁是杰出的精英这个问题，或许可以没完没了地争论下去，但不管他们是什么人，若没有了精英，人类将丧失其本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尽管欧洲对这个问题采取鸵鸟政策已经有一个世纪了，它以为把头埋到翅膀底下就可以避开这个显白的真理，实在是自欺欺人。 由恺撒和克劳狄一手缔造的罗马帝国，毫无疑问是一架值得钦佩的机器，单单作为一个人造物来看，它比贵族世家所建立的古老共和国不知要高超多少；但历史是惊人的巧合，就在它的发展臻于巅峰的时候，社会实体随即开始解散。 不过，这一设想确实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大概的轮廓、一种观念或者说观念系统。通过这种办法，我们观察事实就像领航员借助象限仪（quadrant）一样，只能获得一个近似的印象。但这正是科学方法之所在，更准确地说，这也是整个知识之所在。 每一个概念，无论是最普通的概念还是最具技术性的概念，都有其反讽的支架，就好像切割得方方正正的钻石需要放置在金制的底座上一样。概念向我们传递的信息是极为严肃的：“这是A，那是B。”但这种严肃却是别人在和你开玩笑时装出来的那种严肃，那种紧咬着嘴唇才勉强保持住的严肃，一旦忍不住时，他就会开怀大笑。实际上，概念同和你开玩笑的人一样，都清楚地知道，事情并不那么简单，A不仅仅是A，B也不仅仅是B。 构成人类生活的现实世界实在是太浩瀚、太纷繁复杂了，以至于人们不得不借助概念来澄清自己在现实世界中的位置。生活就是一场与世界上各种事物的搏斗，以维护自己的存在，而概念就是我们为了回击进攻而制订的战略计划。 人的一生，就其本质而言，注定要奉献于某些事物：从事一项荣耀或卑微的事业；接受一种显赫或平凡的命运。我们所面临的境遇是陌生而又冷酷无情的，但它却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存息息相关。一方面，活着就是要求每一个人为自己做分内的事情；另一方面，如果我的生活只属于我自己，只关乎我自己，而不是在我的引导之下有所追求，那么，生活将会变得支离破碎，缺乏必要的张力和外在形式。 就我个人的观点而言，在欧洲的巨大潜能与其得以发挥的政治组织形式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失衡，正是这种不均衡导致了这一时期欧洲人的萎缩感、挫折感和无力感，欧洲的活力必然由此受到沉重的压制。 不管我们愿意与否，人类的生活总是始终如一地关注着未来。在当前的任何一个时刻，我们都会关注继之而来的下一个时刻。因此，生活永远是一种无休止的、绵延不绝的作为（doing）。而所有的作为无非就是要让属于未来的事物得以实现，即使当我们沉浸在对过去的回忆之中时也是如此。我们在当前这个时刻唤起的记忆就是要对接下来的时刻中出现的事物产生影响，甚至可以说，这是我们回顾过去时的唯一乐趣。这种适度但隐秘的乐趣在转眼之间就会由一种值得向往的愿望变成现实，因此，我们对过去的回忆实际上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可以断言，任何事物除非它能指向未来，否则它对人类就没有任何意义。

[英] 特雷弗·诺顿 著，《九十九种垃圾加一记妙想》 发明家的成就，应该归功于他们的智慧和顽强，或者，是他们的运气，还有“借鉴”并采纳其他发明家成果的眼光。 罗马人在英国建造了上好的马路，然而罗马灭亡之后，它们就一直荒废了。1767年，詹姆斯·瓦特骑在马背上从格拉斯哥前往伦敦，因为道路不平，马车无法行驶。到了19世纪初，终于有人想到了改良英国的道路，这都要多亏托马斯·特尔福德，他是苏格兰牧羊人的儿子，后来被称为“铺路的巨人”。到1784年，他已经铺设了1600公里道路，建造了1200座桥梁，包括威尔士的梅奈吊桥。 得益于一次意外的沥青溢出事故，埃德加·胡利想到了将沥青与碎石混合以制造坚固路面的方法，他将这样铺就的路称为柏油路面，并用“塔马克”的商标推广。 潜艇设计的先驱们遇到了两个难题：第一，他们没有在水下推进潜艇的有效手段，因为引擎会释放出有毒气体；第二，潜艇无法在水下击中远处的敌人。先进的霍兰潜艇一举解决了这两个难题：第一，它使用的是没有污染的电动马达，马达由60节电池驱动，它们都在潜艇浮出水面时由内燃机充电；第二，它还携带了5枚鱼雷。 海蒂和乔治意识到，无线电发报机和接收机需要同步调整，使得发出的信号能够从一个波长变成另一个，而接收机也要同时调到那个波长。在拦截者看来，这种变化是随机发生的，根本无法干预。 10.安全第一 如果说一知半解是危险的，那么又到哪里去找那个全知全能、脱离危险的人呢？ 重力是无情的，早期的飞机往往着陆以后就再也飞不起来。它们的强度仅相当于火柴棍搭成的模型，飞行员得不到保护，根本无法安全回到地面。轻飘飘地降落到地面是一个古老的梦想。 有人对碰撞中死难的司机做了伤口的解剖检验，结果发现一根腰带仍然是不够的。在腰带之外再加一根肩带，就能确保压力被胯部和肩部吸收，而这两处都是身体上较为强韧的部位。1959年，沃尔沃的技术员尼尔斯·布林发明了我们今天所使用的腰带和斜向肩带。 11.看见光 炼金术士发现，在琥珀上摩擦毛皮之后，琥珀就能吸起小片的羊皮纸，就像磁铁会吸附铁屑一样。摩擦会产生所谓的“静电”，就是这股能量使你在梳头的时候头发直立，或者在触摸车门的时候遭受电击——那是你自己在释放静电，不是轿车。伊丽莎白一世的御医威廉·吉尔伯特将这种吸引力命名为“electrica”，根据的是希腊语中表示琥珀的“electron”。 科学家一旦掌握了电流，许多发明家就开始设法改善人工照明了。数千年来，世界都是由蜡烛和黑漆漆的小油灯照亮的。早期的街灯只放一根蜡烛，每天都要更换。当年布鲁内尔的工人在巴斯附近挖掘3.2公里长的鲍克斯隧道，每天都要使用143000根蜡烛，一直持续了两年半。 这两个人的性格可谓天差地远。爱迪生不修边幅，研究的时候喜欢逐一尝试，直到成功。特斯拉则仪表整洁，长于思考。他有着过目不忘的本领，能够想象出一部感应电动机，并在脑海中排除一切故障，最后制造出一部无懈可击的机器。 1893年，威斯汀豪斯申办了芝加哥世界博览会的照明工程，报价只有爱迪生的一半。他用10万只灯泡呈现了一场美轮美奂的表演，一举证明了交流电才是代表未来的技术。在那之后，爱迪生只能让步，并在威斯汀豪斯的授权下用起了交流电。虽然这一役打了败仗，但爱迪生的事业依旧欣欣向荣。他一生申报了近1100项专利，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发明家。他赢得过好几项荣誉，却拒绝了诺贝尔奖，因为他事先听说特斯拉将和他一起领奖。一家报纸的民调将他评为当时最伟大的美国人。当他逝世，全美的电灯都熄灭1分钟致哀。 特斯拉总共申请了100多项专利，包括荧光灯管和垂直起降飞机。虽然全世界都是由他发明的系统照亮的，但是今天除了物理学家之外，已经没有人再记得他了。在他死后的第16年，科学界将电磁感应强度的正式单位确定为“特斯拉”。 13.电线传音 贝尔在麻省理工学院见到了声波记振仪，这种装置利用一块金属板上的碳粉表现人声的波形。他意识到，要传送说话的声音，就必须对声波加以调制，使之与人类的嗓音相配。约翰·赖斯等人已经用开/关电流制造了一个数字信号，而实际需要的却是一个连续调制电流，也就是一个模拟信号。 阿尔蒙·斯特罗格是美国堪萨斯的一位殡仪馆老板，他信不过接线员，认为她们把客人打给自己的电话都接到了竞争对手那里。偏执驱使他发明了一种“没有姑娘，不说坏话，不会出错，也不必等候”的电话。他不是机械师，却根据自己的设想制作了一台机器，它由几根大头针、一支铅笔和一只放假领子的圆形盒子构成。信不信由你：这东西实际上就是一台自动电话交换机。在制作完成的自动交换机上，你只要依照正确的顺序按键，它就会发出几个脉冲，通知一只鼓转动一定的角度，由此接上正确的线路。电话公司一旦改用了自动交换机，接线员就成了冗员，只有在客户打长途电话的时候才用得上了。 更大的难题是铺设横跨大西洋的电话线，它也因此是在很久之后才实现的。这次照例有人质疑，说海水的压力肯定会挤压电缆，把通话者的声音压成老鼠的吱吱尖叫。但实际的问题是信号会随着距离而衰减。因为这个，第一条横跨大西洋的电话电缆直到1956年才铺设完成。它一共动用了50个放大器才把信号传送过去。即便到了这时，一根电缆一次也只能负载一场通话，一个3分钟的越洋长途就要花掉当时每周平均工资的2倍。 14.在波峰上 虽然源于军事，但雷达技术已经潜入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没有雷达，机场连目前流量的一小部分都无法应付，撞机事故也将频频发生，因为现在的机场都是靠雷达波束线将飞机引上跑道，并给准备着陆的飞机排列次序的。轮船也是依靠雷达扫描避免相撞的。 1950年，斯宾塞为第一台微波炉申请了专利，它有近2米高，售价3000美元。 15.在时间中留影 随着羊皮纸、莎草纸和木浆纸取代了石板，图书管理员和读者的负担也减轻了。他们将芦苇和羽毛浸入栎瘿制成的墨水中书写，但这是一件缓慢的工作 在留声机发明之前，无线电广播的节目，包括比赛在内，都是现场直播的。BBC意识到有了录音技术就可以把节目复制下来，并传送到不同时区的国家播放了。不过他们采用的金属磁带系统可把技术员们吓坏了：这种磁带如剃刀一般锋利，而且运转极快，一旦发生断裂，它就会像空中断头台一般在房间里上下翻飞。在美国，多亏平·克劳斯贝坚持提前录制广播节目，用磁带录音成了电台和录音室的标准做法。磁带录音的好处在于录制的素材可以编辑和擦除，这对于某些现代音乐来说可真不是一件坏事。 1961年，荷兰的飞利浦公司发明了磁带较窄的迷你卡带。他们破天荒地允许其他公司使用这项专利，目的就是要使迷你卡带成为行业标准。直到1967年，索尼的“微缩式”磁带录音机依然有沉甸甸的18磅（8公斤）重。但是12年后，他们就生产出了玲珑小巧的随身听，那一副耳机，使得多少人变成了人行道上的僵尸和心不在焉的慢跑者。 照相是感光物质的化学反应，史上的第一台照相机使用的是一种出人意料的化学物质。1816年，法国化学家尼塞福尔·涅普斯用薰衣草油稀释了沥青漆，将它涂在一块白镴板上，然后在阳光下暴晒了8个小时。他接着将柔软的沥青洗掉，留下变硬的化合物，那显示了他书房窗口外面的风景。他的这幅“太阳摄影”昏暗而粗糙，但里面还是能依稀分辨出几片房顶和一株遥远的树木。他记录下了一个时刻，并为后世储存了下来。 1871年，另一个英国人理查德·麦道克斯博士把胶棉换成了明胶，这种胶体在干燥时变硬，在遇水时膨胀，使显影剂能接触到里面的银。这种“干版”法比处理湿润的负片方便得多，因而成为行业标准，同样成为标准的还有福克斯·塔尔博特的溴化银印相纸。 数码的未来是难以想象的。谁会想到在2013年，伊利诺伊州的几位研究者会发明一部可溶解相机？是的，一部可以溶解的相机，它已经作为间谍装备推向了市场。 一台电影摄影机只需要快速地拍摄图像，而对于一台电影放映机来说就有更高的要求了。如果胶片持续不断地跑过放映机，图像就会变得一片模糊。要让每一帧都被看到，胶片就必须在快门打开时在镜头后面驻留片刻。这就是电影的悖论：要让画面流动，胶片必须定格。每一幅画面必须在人的眼前呈现一段时间，这样人脑才能感觉到流畅的动态。 16.猫须接收器 平均而言，每天观看6小时电视的人比完全不看电视的人要早死5年。说来也怪：我们在耗费大段生命观看电视的同时，自己也在电视上被别人观看着。闭路电视的普及使人想起了乔治·奥威尔笔下人人受到监视的情节。 20.内部消息 X射线之后最重大的进展是计算机辅助断层摄影，也就是操纵X射线扫过身体，在不流一滴血的情况下绘制出体内组织或器官的横截面影像。这样拍摄的一张张“切片”可以在屏幕上分开观看，也可以由计算机组合成三维模型。 这项技术的发明人是高弗雷·豪斯费尔德，他当时正供职于电力及音乐集团，也就是EMI。20世纪60年代末，EMI凭借披头士乐队的唱片积累了巨大财富，并将触须伸向了高科技的医疗器械领域。豪斯费尔德的CAT（计算机轴向断层摄影术）扫描仪能够展现人体内部的非凡细节。它拍摄到的信息实在太多，以至于需要专门编写计算机程序，使之根据既有的知识猜测扫描结果，并根据新取得的信息不断修改。今天，这个巧妙的程序已经得到了广泛应用，专门处理大量数据。 25.数字骚动 人类之所以使用十进制，大概是因为我们有10个手指，但是打孔卡片据以工作的体系却只有两个答案——“是”或者“否”。这也是你的电脑所使用的二进制。

[中国] 网易人间，《在工作中，看到中国》 这是一个工作在不断侵蚀、挤压生活的时代，工作有时就像一个莫比乌斯环，人置身事外，又身处其中，工作和生活的边界似乎越发模糊，天枰两端似乎再难维持平衡。 2021年，中国股市开始复苏，大量资金涌入股票型基金，造就了“公募基金大年”。这些新入市的投资者以90后为主，大多并未经历过国内股市的高潮与低谷，他们看着身边一个个朋友晒出的盈利被诱惑入市，却不知在山崩之时有多少人能够平安离场。 “华尔街中无新事，因为投机像山一样古老，今天在市场中发生的事，过去早已发生过，未来也必将再次发生。” 回头想想，每个跑车的都像吉普赛人，去哪里是货源决定，在哪里都是外地人。每个人都想从半挂车微薄的利润中获取一点，也从不会有人想与下一秒就离开的半挂车们去建立哪怕是一丝一毫的情感。 但即便如此，依旧有无数人，一直奔波在路上。 听盛老师上课，确实是一种享受。教材里什么地方该重点讲，什么地方该略讲，什么地方该整合起来讲，用什么形式去讲，不同的老师有不同的处理方式。而盛老师总能挠着“痒处”，众口难调却能使宾客尽欢，这可是天大的本事。 遇到需要讨论的问题，就临时拉个群；有单独的话题，就再拉个群，为了搞清楚究竟遇到了什么问题，时常得前前后后翻上几十页。 没多久，我的微信和钉钉群就达到了60多个，好多甚至都是同一拨人。生活从此成功地与工作完全融为一体了。加班到晚上八九点，回到家也离不开手机——晚上九十点还有老板或其他部门的同事在群中发声，不回自然是不合适的。绝大多数时候，也并没有什么实际问题需要解决，身心却时时刻刻处在待命状态，让人着实有些疲惫。 不同类型的公司背后隐藏着不同的企业文化。而这些所谓的文化，看起来虚幻，实际上却触手可及，譬如你晚上愿不愿意依旧保持在线状态，或者能不能习惯自己20页的专业分析建议，仅仅因为某个领导的一句话就变成废纸一张……而这些，说到底只基于我们的选择而已。 决定去适应还是退出，这无关能力，只是价值选择。问题是，意义和选择，从来没有人能替你去做。人到中年，除了承受着生存压力，还要找到生活和工作的意义。是我们确实要求得太多了？还是在这个阶段注定要承受一些人生重量？我也没有答案。